臺灣民主的反思 (黄德北 世新大學社會發展研究所教授)

一、前言

1990年代以來臺灣政治出現民主化的轉型,先是舉行立法院(國會)全面改選,其後又在1996年實施總統直選,2000年更出現政黨輪替的政治變天以及2008年的第二次政黨輪替,如果按照已故的美國保守派主流政治學者Samuel P. Huntington(1991)的說法,出現兩次政黨輪替後的社會代表完成「民主鞏固」(democratic consolidation),這意味著臺灣民主發展的程度已經達到很高的水準。臺灣的民主表現也成為海內外許多華人稱羨的對象,咸認這是華人民主政治的典範及其他華人政權未來政治發展的主要參考對象。

但如果我們將臺灣民主放在一個比較政治發展的脈絡下來觀察,我們就會發現臺灣民主還存在許多問題,臺灣民主模式更絕不應該成為未來華人社會政治發展的典範。本文希望從一個批判的角度來探討臺灣民主化的發展過程,指出其存在的問題與侷限,並據此分析資本主義民主所存在的問題。臺灣民主發展的侷限一方面有臺灣自身的問題,同時也是資本主義代議民主所普遍存在的問題,因此我們也希望透過臺灣民主發展的分析,進而探討資本主義代議民主的發展與問題,本文第二節是對資本主義代議民主發展所做的歷史性回顧,第三節則針對1949年以後到臺灣民主化前的臺灣政治背景進行分析,第四節介紹臺灣民主化的過程及其出現的問題,第五節探討臺灣左翼在臺灣民主化過程的角色與主張,第六節提出小結與反思。

二、自由主義民主的內涵與發展

當代自由主義的民主政體是由兩種內涵所構成:即依據憲政主義(constitutionalism)所建立的法治(rule of law)政府,以及以直接普選方式產生的代議政體。從西方民主政治發展的經驗來看,憲政主義的發展是先于民主選舉之前先發展的。憲政主義的發展是與資本主義的發展有著密切的關係,蓋隨著資本主義的發展,西歐資產階級逐漸興起,開始要求與其相適應的政治權力。在與舊有的政治勢力進行不斷的衝突與對抗後,資產階級或則遭到鎮壓的命運,成為馴服的資產階級,繼續接受傳統政治勢力的統治,19世紀的德國與東歐都曾經歷過這段經歷。但新興的資產階級也可能戰勝傳統政治勢力,完成資產階級革命,掌握國家機器,並進行一連串翻天覆地的改革,將舊社會打造成一個資本主義的社會。以老牌資本主義民主國家英國為例,1688年的光榮革命就是代表資產階級革命取得勝利的開始,此後,資產階級開始要求國家機器必須遵守依法而治的統治原則。此後憲政主義的政體在西歐逐漸被建立起來。

當代代議民主政治既與資本主義發展有著如此緊密的關係,因此民主政治並不保證人民生活一定會得到改善。甚至資產階級所掌握的國家機器總是制定一系列有利於資本家的政策,使勞動者陷入生活的困境。

19世紀以來經過工人運動的長期抗爭,社會主義的主張逐漸被系統的提出,工人運動不但要求普選權的實施,以爭取工人的參政權利;同時還要求推翻資本主義的體制,使社會生產的成果能夠為全體勞動人民的分享,包含經濟民主與產業民主的社會主義民主理念成為社會主義革命運動的目標。社會主義民主不但要超越自由主義的代議民主,還要求人民生活實質改善與直接參與的人民民主。

不過,社會主義的革命後來並未能在資本主義發達國家的西歐實現,因此一次世界大戰後西歐只是將自由主義民主政治(憲政主義政府與建立在普選權為基礎上的民選代議政體)全面實施。隨著俄國社會主義革命的成功以及二次大戰後多個共党政權的建立與第三世界國家民族解放運動的興起,資本主義發達國家被迫開始引進社會福利體制以化解勞資之間的對立,有些國家甚至在工廠的管理上開放工人部分參與決策的權利,以化解勞資之間的對立 。但這些措施事實上離社會主義民主的理念還有很長的距離,自由主義代議民主終究未能與社會民主的理想完成有機的結合。

另一方面,俄羅斯與中國大陸等第三世界國家雖然完成社會主義革命,並以國家的力量將勞動人民的實質生活進行大幅的改善,社會主義民主的理念得到相當程度的落實。但社會主義國家革命之初都曾遭到帝國主義的侵略、威脅、圍堵以及內部保守的舊勢力反撲,為了抵禦外來侵略與鎮壓內部的反革命力量,因此只有採取一黨專政的統治形式,未能建立起類似自由主義民主政治的制度,「人民民主專政」這一辭彙正反映著社會主義國家政治發展上所面臨的問題與困境。

當前主流民主政治的論述只強調代議民主政治程式的重要性,忽視人民實質民主生活是否真正得到改善;另一方面,社會主義國家則只強調人民實質生活的改善程度,無法兼顧民主程序與監督的重要性,顯然都有不足之處。我們認為在評量一個社會民主政治的發展時,應該要同時兼顧代議民主程序的遵守與人民實質民主的改善,才能對民主政治有比較全面的評價。在下面探討臺灣民主發展時,我們就將秉持此一原則進行分析。

三、波拿巴國家的興衰

探討臺灣民主發展時,我們要注意到臺灣所具有的特殊性質,使它與一般資本主義發達國家的發展模式有著相當程度的差異。這個特殊性就是臺灣是在波拿巴國家(the Bonapartist state)的統治形式下進行民主化的轉型。

在一個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形成的社會,當資產階級力量日益強大後,他們要求參與政治、進入議會,進而掌握政權,建立一個屬於他們的國家政權機器,這是很自然的現象,臺灣只是沿著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已經走過的道路前進。不過,由於歷史發展的差異,臺灣資本主義國家的發展模式是與西方典型的資本主義國家(英國)發展有著很大的不同,事實上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發展的模式中,英國固然是典型的代表類型,但法國、德國卻是採取其他的方式完成,這些國家發展的差異,Barrington Moore(1966)認為,主要是與該國的階級結構有著密切關係,此外,社經發展的時序,位處的戰略位置,國家機器應付危機的能力也都是重要的因素。

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一文中提到了「波拿巴國家」的概念(馬克思,1852/1972),這本是用來描述法國資本主義國家與社會發展的過程,以對應英國資本主義社會的發展。英國主要是由資產階級在十七世紀發動革命,推翻王權,由資產階級掌控議會政權,然後推動一連串保護及促進資產階級利益的法律及政策,並在下一個世紀末終於導致產業革命發生,資本主義社會於焉誕生;法國則是更接近一種由上而下的革命,在兩位波拿巴家族成員(拿破崙一世及拿破崙三世)統治期間,大力推動各項經濟建設與制度改革,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才逐漸形成,其中法國社會轉變最重要的階段當屬拿破崙三世統治的第二帝國時期,它也構成了馬克思所謂的波拿巴國家的原型。臺灣的政治發展正是循著波拿巴國家發展的模式而演進。

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中曾對波拿巴國家有如下描述:「由於國家是從控制階級對立的需要中產生出的,同時又是在這些階級的衝突中產生的,所以,它照例是最強大的、在經濟上占統治地位的階級的國家,這個階級借助於國家而在政治上也成為占統治地位的階級,因而也獲得了鎮壓和剝削被壓迫階級的新手段。」「但也例外地有這樣的時期,那時互相鬥爭的各階級達到了這樣勢均力敵的地步,以致國家權力作為表面上的調停人而暫時得到了對於兩個階級的某種獨立性。十七世紀和十八世紀的專制君主制就是這樣,它使貴族和市民階級彼此保持平衡;法蘭西第一帝國特別是第二帝國的波拿巴主義,也是這樣,它唆使無產階級反對資產階級,又唆使資產階級來反對無產階級。」(恩格斯,1884/1972:168)

波拿巴國家是建立在小農經濟的基礎上,在農業高度發達、工商業發展還處於低水準的社會,正是波拿巴國家出現的溫床,這時不論資產階級或勞動階級的力量都很微弱,農民仍是社會的主要勞動者,因此國家只要滿足農民的需求,獲得他們的支援,就能淩駕於各階級之上,取得某種獨立性。

對於大多數開發中國家而言,英國式的資本主義發展方式並不能適用在這些地區,因為這些國家都缺乏一個強大的資產階級及其他配套的條件,反而法國的波拿巴國家模式,才比較適合他們。東亞近年經濟成功轉型的國家與地區,事實上都曾出現一個波拿巴國家的發展階段。

1948年起,國共內戰出現急轉直下的局面,國民黨在大陸各個戰場上紛紛遭到嚴重挫敗,尤其1948年底至49年初的徐蚌會戰(淮海戰役),蔣介石將他的黃埔嫡系部隊全部投入戰場,不幸卻全軍覆沒。這場戰役改變了國民黨內部的權力結構,李宗仁、白崇禧的桂系力量相對變得強大,於是出現「逼宮」的局面,蔣介石被迫於1949年1月宣佈下野,由副總統李宗仁代行總統職權。不過,在蔣介石下臺前,他先發表陳誠出任臺灣省政府主席的命令,以為今後的對抗先行鋪路。

由於臺灣已經先由陳誠有效的掌控住,因此在大陸戰局逆轉後撤退來台的軍隊都遭到有系統的改編與控制。另一方面,桂系則計畫將部隊帶往廣西與海南島,但在轉進過程中卻遭到共軍的圍勦,以致全軍覆沒。這些非黃埔嫡系的將領最終不得不被迫來台,從此完全臣服於蔣介石的領導,否則就只有流亡海外,終老異國。一個完全效忠蔣家的波拿巴主義式國家於是在臺灣誕生。

就在波拿巴國家正在形成之際,整個國際環境也發生改變,1950年6月韓戰爆發,美國開始意識到所謂的冷戰體系不只是限於西歐,開始積極介入朝鮮戰爭,並派遣第七艦隊協防臺灣,國際冷戰體系於是全面形成。在得到美國的支持下,蔣介石政權不但長期在國際上成為代表中國唯一合法的政府,擁有聯合國的中國代表權,也因為取得國際的正當性以致能在臺灣內部獲得統治正當性,隨即展開在臺灣內部的政治清洗,將所有左翼思想與相關的人士加以掃除,建立一個完全效忠蔣家的威權統治政體。隨後美國所提供的軍經援助更成為蔣介石政權維持臺灣早年穩定發展的重要經濟來源 ,1960年以後美國更透過美援以及開放美國市場的方式建立起臺灣對美國高度依附的經濟關係。

不過,在建立獨裁統治的同時,蔣介石為了消弭共黨可能產生的影響,國民黨在臺灣開始進行土地改革運動,創造了大批獨立的自耕農,也消除了農民可能的反抗。另一方面,在蔣家統治的時代,由於其政權所具有的外來性質已及早先曾經發生的二二八事件與白色恐怖的鎮壓,在臺灣社會潛藏著強烈的不滿情緒,使得蔣家對於貧富差距的問題一直比較敏感,特別重視分配的問題。因此在臺灣民主化之前,臺灣是少數能夠同時保持高度經濟成長與平等分配的地區,構成一種特殊的經濟奇跡。

不過,波拿巴國家是一個過渡性的階段,因為波拿巴國家統治期間,會致力發展經濟,資產階級力量的興起,最終導致波拿巴國家的消亡。在波拿巴國家統治的後期,隨著經濟結構的變化,政治上也將會出現一連串的鬆動與解禁,這主要是與經濟上的變化有著密切的關係。波拿巴國家統治期間會採取一連串促進經濟發展的政策,這些政策會導致經濟的快速發展,以及社經結構的改變,要求改革的聲音與力量愈來愈大,最後會迫使政府進行相應的變革。以拿破崙三世統治後期為例,許多政治上的改革紛紛出籠,言論、出版、集會、結社等方面的限制也隨之取消,以致第二帝國的後期已被人稱為「自由帝國」,它與前期的專制帝國有著很大的不同 。同樣的情形也出現在蔣經國政權的晚期。不過,臺灣的波拿巴國家面臨的處境要比法國艱難許多,因此發展的情況也稍有不同。臺灣的國際處境從1970年代開始面臨到重大的轉變,先是美國因介入越戰國勢日衰,因此不得不打中國牌,聯中抗蘇,美國與大陸關係大幅改變。在美國的默許下,大陸於1971年取得聯合國的席位,臺灣被迫退出聯合國,隨後就是大量邦交國與臺灣斷交,使臺灣在國際社會的正當性日益下降;1979年美國與大陸宣佈建立正式外交關係,更是對臺灣波拿巴國家的嚴重打擊。面對這些嚴重的危機,蔣經國政權一方面採取鎮壓的方式維持政權的統治,另一方面則採取某些改革措施,以爭取民眾的支持。1980年代以來臺灣出現了某些自由化(liberalization)現象,民眾可以透過黨外雜誌與地下電臺獲得許多批評國民黨的資訊。有些學者用軟性威權主義(soft authoritarianism)來形容蔣經國時期國民黨政權的特質,以別於蔣介石時代的硬性威權主義(hard authoritarianism)(Winckler, 1984)。

尤其從1986年以後,舊有的體制已經無法規範新興的社會力量,許多抗爭活動不斷上演,但此時波拿巴國家已經完全不能對這些違規、脫序的行動進行有效鎮壓。1988年1月蔣經國過世,象徵著強人政治時代的結束,原有的波拿巴國家也就隨之消逝,這情形正如同法國的拿破崙三世在普法戰爭中失敗被俘導致法國波拿巴國家的解體。

臺灣民主政治的發展是在波拿巴國家體制所建構的體制下發展的,因此存在著嚴重的「強國家、弱社會」以及一黨獨大的執政格局,但也因為它的「外來的波拿巴國家」特殊性,使得民間一直潛藏著一股不滿的氛圍,可以成為反對人士操控動員的動力。1985年以來部分黨外人士開始利用這一不滿的情緒,將傳統「反對國民黨威權、獨裁統治」的口號改為「反外來政權」的訴求,很快就贏得部份民眾的共鳴,卻也使得臺灣此後陷入統獨對立的民粹主義政治動員中。

當一個社會由波拿巴國家過渡到資本主義國家後,波拿巴國家的性質並不是就突然完全消失了,事實上某些波拿巴國的殘餘痕跡仍會遺留在新政權內部,特別是如果在轉型過程並未出現重大動蕩的局面,新的政權繼承了舊的國家機器,自然會帶有舊政權濃厚的色彩。不論是在統治方式及文化思想上,這些傳統因素都會影響日後臺灣民主的發展。

四、臺灣民主化的經驗與侷限

1950年代初期敗退到臺灣的國民黨政權就透過憲法解釋機關「大法官會議」作出憲法解釋宣稱:由於大陸地區淪陷無法進行改選,所以中央民意代表在大陸光復前繼續行使職權不須改選。這就使得國民黨政權可以長期壟斷中央政治權力,不必接受定期改選的政治挑戰。不過,1945年後臺灣曾經試行過地方民意代表的選舉,此一選舉在1949年後也仍然持續進行,這使得臺灣處於威權統治時期,卻留了一小扇窗容基層民主得以有所發展。

國民黨的二元統治─中央民意機關不改選、地方民意機關定期改選,使得基層民主得以得到實踐,包括鄉(鎮)長、縣(市)長與鄉(鎮)民代表、縣(市)議員、省議員都得以由人民直選產生。透過基層民主選舉的開放使得臺灣人民能夠滿足部份的政治參與的需求,同時基層民主的選舉經驗對於臺灣人民認識民主選舉的程式及透過選舉產生的效能感也都有著重要的意義。不過,國民黨也藉由基層選舉的舉辦,拉攏部分本土地方人士以國民黨籍身分參與政治,穩固國民黨的地方統治基礎。此外,國民黨透過地方公共資源的分配,對地方政治人物建立起侍從主義(clientelism)政治,使其與國民黨建立起緊密的利益關係。國民黨還會對地方政治人物採取分而治之的處理,形成地方派系政治,以利於國民黨對地方政治的掌控。這些作法都為臺灣地方民主發展埋下貪腐、賄選與分贓政治的種子 。

1971年臺灣退出聯合國,國民黨在臺灣統治的正當性遭到空前的質疑,不得不推出某些政治改革,以顯示其革新保台的企圖心,因此在臺灣進行中央民意代表增額選舉,即在保障老的中央民意代表繼續在職不改選的前提下,增加部分中央民意代表名額開放給臺灣民眾選舉。此後臺灣民眾也得以有選舉中央民意代表的權利。中央民意代表增額選舉並非一般資本主義國家的國會大選,它只開放部分名額進行定期改選,立法院等中央民意代表機構中不用改選的老代表仍然是多數,因此選舉結果並不會影響中央民意機構的權力結構,國民黨仍然能夠穩定的執政,但此一改變對於臺灣民主政治發展還是有著重要的意義。它加快了臺灣政治化的速度,並使各地的政治異議份子迅速組織與集結起來。

1979年黨外的政治力量透過「美麗島」雜誌集結已經日益組織化時,國民黨立即對黨外政治菁英進行了大規模的鎮壓與逮捕,但國民黨此舉只能暫時遏止黨外人士組黨的企圖,但並不能延後臺灣人民爭民主的浪潮。1986年9月被國民黨控制的法院判刑即將入獄的黨外年輕政治領袖林正傑發動一連串街頭示威活動,抗議戒嚴體制的不合理,得到許多民眾的支持回應,官方對此完全束手無策。同年9月28日民進党正式成立,這次國民黨並未採取任何鎮壓行動。

國民黨1986年對於民進黨的成立未採取鎮壓手段,主要是與這段期間國民黨已經面臨內外壓力與矛盾,迫使蔣經國在晚年必須進行改革。從國際環境來看,1974年以來由南歐引發的第三波民主化浪潮,成為臺灣當局被迫進行改革的重要國際因素。尤其1985年以後美蘇的和解,使美國開始改變原有對外政策,不需要再支援第三世界的獨裁政權,開始大打民主牌,並對發展中國家施壓,要求他們必須進行政治及經濟的變革。這股民主化的浪潮也朝臺灣撲面湧來,國際的壓力迫使蔣經國在採取鎮壓措施時都必須格外謹慎。

另一方面,隨著臺灣經濟的長期高速成長,民眾的生活得到改善,人民對於政治改革的呼聲也愈來愈高,但1980年代的臺灣內部卻因蔣經國晚年身體日益惡化,繼任問題持續不確定,政治繼承危機引發民眾對未來的不確定感與不安定感,並導致民間部門投資意願日益低落。國際與國內的壓力迫使蔣經國不得不從1985年以後推動一系列的改革,以避免臺灣成為另一個馬可仕統治下的菲律賓。1987年7月15日,臺灣政府宣佈解除戒嚴,11月開放民眾赴大陸探親,蔣經國在他的晚年終於將各項政治禁忌解除。

1988年1月蔣經國過世,李登輝隨即以副總統繼任總統,結束強人政治,並推動一連串民主化的改革。但為了擊敗舊有的老國民黨勢力與新興的民進黨的挑戰,李登輝加強與本土地方政治勢力與資本家的結合,依靠這些力量建立起他的權力基礎。到他的統治後期,國民黨已經被許多人批評是一個黑金結合的政權。

2000年趁著國民黨的內鬨,民進党的陳水扁在總統選舉中獲勝,臺灣出現首次政黨輪替,許多民眾都對執政的民進黨抱有高度期待,但結果卻令人失望。陳水扁的貪腐與違法亂紀情形完全不遜於國民黨,兩岸的對峙更使臺灣經濟處於空轉停滯,以致2008年臺灣再度出現政黨輪替,國民黨重新執政。臺灣政治今後顯然就將由這兩個保守的政黨輪流執政。

民主化後的臺灣,人民可以放聲批評政府,並透過選舉決定統治者的去留,但人民的實質生活卻未見改善,貧富日益拉大,經濟長期處於停滯狀態,像許多資本主義發達國家一樣,程式民主與實質民主顯然在臺灣無法兼得。

臺灣民主所出現的問題固然有著臺灣社會自身所具有的特殊因素,但它也反映著資本主義民主所存在的普遍問題。首先是資本與民主的關係,當代資本主義民主選舉是非常耗費經費的選舉,如果國家不對競選經費作嚴格規範,並且採取某些公費競選的制度設計 ,則選舉勢必需要大量經費支出,選舉將成為有錢人的玩意,美國可以說是代議民主惡質化的最典型代表。臺灣是一個高度受美國宰製的社會,因此在實施民主化改革的論辯時,美國政治體制的特質如兩黨制、總統制、美式選舉宣傳方式就成為臺灣主要的參考經驗。

依照臺灣現行選舉法律規定,臺灣各種選舉候選人都需要繳交選舉保證金,國會議員選舉的保證金為20萬元新臺幣,可能是全世界最高的選舉保證金金額,一般受薪階級根本無法負擔得起。對於選舉經費雖有上限規定,但因選務單位並不嚴格查核,所以選舉經費呈現無限制的上升,總統選舉基本是以十億元起跳,國會議員的選舉動輒要上億元,縣市議員選舉往往需要數千萬元,這樣的選舉方式使得候選人都必須向資本家進行大額募款,當選後自然也就必須向資本傾斜。

在這樣美式的選舉體制下,公共政策勢必高度向資本傾斜。以財政收入來看,臺灣目前財政收入占GDP的比例從19%下降到12%,政府財政收入的連續減少,使得政府透過財政機制進行所得重分配的功能削弱。臺灣的貧富差距愈來愈大,但政府仍然持續減稅政策,不願意調整稅收制度。同時,工薪階層的所得也長期停滯不前,在臺灣代議民主與實質民主之間顯然是無法求其兩全的。

不過,資本主義國家要同時維持資本積累與統治合法性雙重功能,資本主義國家的統治合法性是來自民主選舉的獲勝,因此為了獲得統治的合法性,政黨不得不經常開出選舉支票以吸引選民的認同與支援,並在當選後將這些社會福利的支票兌現,此舉必然導致國家財政支出的增加,James O’Connor(1973)早在1970年代就指出資本主義發達國家財政危機出現的政治經濟因素。

從1970年代以來資本主義國家的財政危機日益嚴重,只有靠濫印鈔票暫時度過難關,但累積的財政赤字卻愈滾愈大,終究有一天會面臨破產的危機。近年來發生的歐債危機,正是歐洲資本主義福利國家財政危機的顯現。這種資本主義的財政危機也在臺灣浮現,民主化後臺灣雖然也逐步建立起一套以社會保險為基礎的社會保障體制,但由於主要的兩大黨都是右翼政黨,並非根據一套社會福利的理念建立制度,完全只是想滿足選舉的短期支票,以致社會保險的準備金已經遠遠不足,潛藏的基金債務高達十餘兆新臺幣,很可能在2020年前後臺灣就會出現歐洲式的債務危機 。

五、左翼與臺灣民主的發展

臺灣的左翼在臺灣民主化期間抱持何種態度與扮演何種角色?這是一個值得關注的議題。1940年代末期,臺灣許多進步青年受到大陸國共內戰期間中共新民主主義革命理論的影響,也投入反對國民黨獨裁統治的新民主主義革命運動,希望能為中國民主社會的建設做出積極的貢獻(陳明忠,2012:239-276)。但隨著1950年韓戰的爆發及全球冷戰體系的形成,獲得美國支持的蔣介石政權開始在臺灣進行白色恐怖的全面鎮壓,所有在日據時期曾經有過農民運動與工人運動組織經驗的左翼工作者與知識份子都遭到逮捕與撲殺,臺灣左翼出現斷層。

此後直到1980年代中期臺灣民主化的前夕,才有新一代的左翼人士(包括白色恐怖鎮壓的倖存者)計畫成立左翼政黨,投入臺灣民主化的運動。1987年由民進黨籍的立法委員王義雄、1950年代白色恐怖鎮壓殘留下來的左翼人士所組成的「夏潮」 與少數留美回台的左翼知識份子共同籌建工黨,但工党成立初期就因路線問題出現分裂,留法的法律學者王義雄是一位人道主義者,對於當時頻繁的勞資糾紛力主調和方式解決,此舉引起左翼團體與知識份子的不滿,他們堅持應該以積極抗爭的方式支援各地的勞資衝突。雙方的歧異終於導致分裂,由於王義雄掌握工黨的組織,「夏潮」與左翼知識份子被迫退出工黨,「夏潮」隨後另組建勞動黨,但左翼的知識份子卻對加入新的左翼政黨裹足不前。雙方主要的歧異點之一就是如何看待鄧小平統治下的中國大陸?之二是是否應該批判中共?

勞動黨在1990年代初推出部分候選人參加選舉,但都未能贏得選舉。此後臺灣社會已經被臺灣族國主義論述所瀰漫,強調改善兩岸關係與兩岸統一的統左派主張愈來愈難獲得多數民意的支持 。但勞動黨繼續在惡劣的環境下堅持對抗主流的論述。近年來,勞動黨更將焦點集中在反對帝國主義與反戰的活動中,因為反對帝國主義與反對資本主義實際上是運動的一體兩面。

19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還有許多左翼知識份子分別投入學院左翼研究、論述與社會運動的組織、實踐工作。1990年代初部分左翼知識份子卡維波、陳光興、吳永毅、王墨林等人提出人民民主的論述,強調為弱勢與邊緣群體發聲,並以此與主流論述進行對抗。另外一些人如蔡建仁、鄭村棋與吳永毅等人則積極進行社會運動的抗爭與組訓工作,動員許多年輕人投入社會改造的行動中。鄭村棋與吳永毅等人另成立工人立法行動委員會(工委會),以工運組織的形式進行抗爭。

1987年臺灣宣佈解嚴,國民黨的威權統治逐漸鬆綁,各種社會運動如火如荼地在各地展開,民進黨新潮流系迅速潛入各個社會運動的活動中,企圖掌握運動的組織與主導,如果遇到社運內部有人反對社運為民進黨政治服務時,新潮流往往對這些運動組織者加以抹黑、打擊,若仍未能達成目的時,新潮流就另外成立一個性質相近的社運團體,透過分裂方式來掌握部分社運力量。新潮流此舉對臺灣社會運動的發展造成很大的打擊,新潮流提出的「社運政治化」口號,更使得民進黨掌握相當比例的民間社運組織,成為右翼的民進黨的周邊力量。

自從1985年林濁水提出「反對外來政權」作為反對運動的主要論述,取代原先的「反對獨裁」論述,臺灣的反對運動就逐漸以民族主義情緒來動員群眾,1988年李登輝上臺後更以此來強化他的統治權力,此後族國建構與美式的自由主義論述成為臺灣的主流論述。與此同時,1989年六四事件與蘇聯、東歐解體等一連串的衝擊,更是對全球左翼運動的沉重打擊,各國的馬克思主義運動都面臨退潮。處於當時劇變,臺灣左翼更面臨左翼典範消失與族國主義狂熱動員的雙重挑戰。

2005年國民黨與民進黨合謀將臺灣選舉制度改為日本式的單一選區兩票制,更是隊左翼政治力量發展的沉重打擊。從日本與韓國的經驗顯示,此一選制會導致政黨體制發展成英美式的保守的穩定兩黨制,排除左翼小黨生存的空間,臺灣的政治成為徹底的分贓式政治。在實施舊的選舉制度時,臺灣的立法院中還偶爾會出現一些特立獨行的立法委員能為弱勢者發言,但實施新的選制,立法院再也無法聽到這種另類的聲音。龐大的選舉經費使得政治人物必須向資本家高度傾斜,資產階級透過選舉機制得以將其意志順利貫徹。

從1990年代臺灣民主化以來,臺灣民眾多數都陷入藍綠對立的格局中,選票也向藍綠雙方集中,如何突破此一困局考驗著左翼運動的未來發展。2004年工委會發起廢票運動,主張在當年的總統大選時投廢票,並提出選制改革的主張,希望能動員民眾擺脫藍綠的宰制。隨後參與的人士組成人民火大行動聯盟,並推出個別的候選人參與政治選舉。到2012年大選時,這一運動正式登記成為「人民民主陣線」組織,以一個政治組織的形式出現。但嚴格來說,人民民主陣線目前還是以個人為主體組成的若干個小團體的鬆散組織,當前的工作重點之一是進行成員政治認識與行動能力的提高,離真正意義的左翼政黨還有一定的距離。

今天臺灣雖然有一些小型的左翼政治力量,但都缺乏群眾基礎,現行的選舉制度對左翼小黨高度不利,加上藍綠主流論述的夾擊,更使左翼政治力量在臺灣發展面臨嚴厲的考驗。如何讓臺灣左翼政治力量整合成為更強大的組織,是每一個左翼人士都應該努力的任務。

六、結論

1990年代以來臺灣歷經民主化的過程,臺灣政治上的發展使得它與其他華人政權比較起來,相對顯得更為開放與自由,以致許多人都對臺灣民主寄予厚望,甚至希望成為今後大陸政治改革的參考典範。但從前面的討論中我們也可以發現臺灣的民主發展經驗存在許多問題,它固然是臺灣人民經過數十年反抗威權統治爭取得來的政治成果,但臺灣民主發展是與資本主義發展同步發展,因此與當前資本主義發達國家民主政治發展存在著相同的問題與侷限。尤其在冷戰時代臺灣的政經發展受到美國高度的主導與宰制,因此臺灣的民主模式是與美國民主有著相當程度的類似:選舉高度昂貴、行政與立法的分立導致政府政策無法有效落實、資本對政治有著強大主導力量、缺乏左翼政治力量、主流政黨之外沒有其他政治選項、殘補式的社會福利制度等。與歐陸的資本主義民主有著長遠的差距。因此,如果臺灣民主不能進行更深化的改革,臺灣的民主絕對不是包括中國大陸在內的其他華人社會所應該效法的對象。

不過,我們在以批判的角度反思臺灣民主發展經驗及其對大陸不適用時,並不表示民主的發展不是一個重要的議題。尤其它將是中國大陸正面臨的嚴峻考驗,隨著晚近大陸的快速崛起及內部社會貧富差距的日益拉大,民主已經是一個急迫的課題。鄧小平的改革開放使得大陸正在成為一個資本主義社會,從臺灣與其他資本主義發達國家發展經驗來看,資本主義民主是會與資本主義經濟同步發展的。因此中共如果仍然堅持鄧小平的路線,則伴隨著大陸資本主義的發展,大陸今後勢必會面臨愈來愈強大要求民主的呼籲與壓力,自由主義式的民主改革勢必會在近期內提上議程,否則社會的不滿與對立將持續發展,終致社會出現不穩定的局面。

如果大陸仍然繼續試圖建立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模式,就應努力進行社會主義民主理論的探討。社會主義本應是對自由主義的超越,社會主義民主應該是超越自由主義民主的更高層次的民主發展。但從俄國革命以來,受到帝國主義的侵略與國內沙皇餘黨的叛亂干擾,社會主義政權不得不採取「專政」的方式來進行統治,走上了一條完全不同的政治發展道路,後來的馬克思主義者們對於社會主義民主模式的討論也逐漸減少,終致沉寂 。但我們認為這是當代左翼人士的重要任務,因為唯有我們能夠針對社會主義民主建設提出完整的理論與具體可行的方案,才能真正實現社會主義重建的目標。

在大陸探索社會主義民主建設的過程中,臺灣左翼人士可以將臺灣民主化的經驗,不論是正面的與負面的,整理出來供大陸關心此一議題的人參考,相信這對於兩岸民間的交流與社會主義民主建設都具有重要的意義。

引用書目:
文馨瑩,1990,《經濟奇跡的背後─臺灣美援經驗的政經分析(1951-1965)》,臺北:
自立晚報出版社。
林宗弘等,2011,《崩世代:財團化、貧窮化與少子化的危機》,臺北:臺灣勞工
陣線協會。
列寧,1923/1972,〈寧可少些,但要好些〉,《列寧選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
版社,頁698-712。
馬克思,1852/1972,〈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頁598-703。
恩格斯,1884/1972,〈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頁1-175。
陳明忠,2012,《中國走向社會主義的道路》,臺北:人間出版社。
陳明通,2001,《派系政治與臺灣政治變遷》,臺北:新自然主義。
郭華榕,1991,《法蘭西第二帝國史》,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Huntington, Samuel P. 1991. The Third Wave : Democratization in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 Norman : 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
Moore, Barrington Jr. 1966. Social Origins of Dictatorship and Democracy: Lord and
Peasant in the Modern World. Boston: Beacon Press.
O’Connor, James. 1973. The Fiscal Crises of the State. New York : St. Martin’s Press.
Winckler, Edwin A. 1984. “Institutionalization and Participation on Taiwan: From
Hard to Soft Authoritarianism?,” The China Quarterly. No.99(April, 1984),
pp.481-499.

原載:《中國左翼評論》2012年夏季號(http://chinaleftreview.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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