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著名收藏家劉德保談文革

劉德保（劉文林）先生是上海著名的收藏家，收藏了大陸的報紙50萬份，電影膠片3600部，宣傳畫、電影海報1萬多份，其中尤多文化大革命時代的材料，成為了解文革的重要史料，因而屢受外國邀請展覽收藏品。今年二月，劉先生赴泰國參加王希哲先生主辦的曼谷座談會，述說了他在新加坡、奧地利等國展覽文革史料所遇到的熱烈迴響，也譴責了中共走資派否定文革所造成的危害，內容頗多足資參考者。──編者

曼谷座談會上海左翼團體代表劉文林／劉德保發言（田葭據會議錄音整理）：

我最近跑了柬埔寨、奧地利、匈牙利和俄羅斯，想到一些事情。

今天在座的年輕人很多，其實我不年輕了，六十六歲了，但是我把自己看作年輕人。我搞了五十年的收藏，三十年的紅色收藏的傳播。我大概是在十六歲，和在座很多同志、戰友一樣去了北京，串聯。毛主席說的，你們要關心國家大事，要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現在文化大革命幾個字很敏感，被邊緣化、標籤化，那我就少提文化大革命，但是我心裡沒有放棄過對理想的追求。我經常說，我們要把文化戰線的革命進行到底，這個話和把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沒有什麼區別，但是便於年輕人接受。我們現在要講事實、講真話。現在中國什麼都有，但就是缺講真話。我們這一代人要為青年做個榜樣出來。必須講真話，實事求是，這樣革命精神才能傳承下去。現在話語權不在人民手裡，問題太多，積重難返。1988年到1993年之間，我很失落，我本來是工人階級的一員，搞宣傳，寫大字報，貼大標語，喜歡文化藝術，但是中國南斯拉夫大使館被炸，我作為一個中國的男人，良心觸痛。這是中國人最大的悲哀。剛才有人說毛澤東這樣那樣，肖老師，你瞭解多少？當你瞭解很多，你就沒有發言權了。毛澤東所作所為，是中國人的驕傲。我走遍全世界很多地方，我從來到哪裡都不反毛。

文革實踐是世界性命題（曹征路）

背叛了社會主義革命的中共走資派聞「文革」而色變，一看到肯定「文革」歷史意義的文章就心虛膽顫。大陸左翼作家曹征路這篇新作剛在微信上發表，便遭官方刪除。

曹征路：文革實踐是世界性命題

毛澤東給江青的信（1966年7月8日）

10月21、22日我們將主辦「人類可以擺脫資本主義嗎？─反思俄國革命百年來的社會主義歷史經驗」座談會，鋻於台灣絕大數人在半個多世紀的反共宣傳洗腦下，對社會主義的思想與革命運動充滿錯誤的認知，我們選刊若干重要的歷史資料，供想參加座談會的朋友們參考，以利於理解座談會的發言內容。這封毛澤東給江青的信是在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之後兩個多月寫的，信中表達了他對林彪大講「毛主席的話，句句是真理，一句超過我們一萬句」，在報刊上大肆宣傳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頗不以為然，但為了能發動群眾批判控制了黨政機構的劉少奇、鄧小平等中共走資派，又不得不違心地批准下發林彪在政治局會議上的講話。尤其重要的是，這封信透露了毛澤東的自剖、發動文革的目的，以及對右派上台後的形勢發展的估計，是了解毛澤東的思想與文革不可不知的材料。──編者

毛澤東給江青的信（1966年7月8日）（註1）

六月二十九日的信點收到。你還是照魏、陳二同志（註2）的意見在那裏住一會兒為好。我本月有兩次外賓接見，見後行止再告訴你。自從六月十五日離開武林以後，在西方的一個山洞（註3）裏住了十幾天，消息不大靈通。二十八日來到白雲黃鶴的地方，已有十天了。每天看材料，都是很有興味的。

天下大亂，達到天下大治。過七、八年又來一次。牛鬼蛇神自己跳出來。他們為自己的階級本性所決定，非跳出來不可。我的朋友（註4）的講話，中央催著要發，我準備同意發下去，他是專講政變問題的。這個問題，像他這樣講法過去還沒有過。他的一些提法，我總覺得不安。我歷來不相信，我那幾本小書，有那樣大的神通。現在經他一吹，全黨全國都吹起來了，真是王婆賣瓜，自賣自誇，我是被他們逼上梁山的，看來不同意他們不行了。

在重大問題上，違心地同意別人，在我一生還是第一次。叫做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吧。晉朝人阮籍反對劉邦，他從洛陽走到成皋，嘆到：世無英雄，遂使豎子成名。魯迅也曾對於他的雜文說過同樣的話，我跟魯迅的心是相通的。我喜歡他那樣坦率。他說，解剖自己，往往嚴於解剖別人。在跌了幾跤之後，我亦往往如此。可是同志們往往不信，我是自信而又有些不自信。

毛澤東的教育奇謀（伍迪希）

文革結束後，中共走資派與反共右派對文革極盡污衊、醜化之能事，這篇文章雖發表於十餘年前，文中提供的數據與分析仍具參考價值，對認識文革很有幫助，我們特予轉載。──編者

有關毛澤東及文化大革命，中外都有許多不同的論述，大體來說，70至90年代，中國知識分子（尤其港、台），對文革都抱全面否定態度。他們的著作多針對文革的過程及鬥爭的殘酷。而外國著作則對毛晚年政績及文革有褒有貶，並非一面倒的批評，著作多論及當時政治權力轉變過程及後果。究其原因，相信因為中國知識分子階層是文革及毛晚年各項政策的受害人，文革對他們大部分人來說是橫禍一埸，基於自身及家人、朋友等不幸遭遇，難對毛晚年政績作全面客觀分析。

批《蒯大富在清華大學64社區校友聚會上的講話》（王希哲）

王希哲與蒯大富兩位先生都是中國文化大革命中的名人，文革結束後，他們一個成了社會民主改良派，一個成了護黨改良派，我們並不贊同他們的立場，但在王希哲先生這篇針鋒相對的評論中，他們對毛澤東與文革的看法仍有參考價值，故除了改正個別錯字外，我們全文登載。──編者

2014年4月25日（修改版）

老王社長：蒯大富是當年文革紅衛兵第一領袖。近年，網間有關“蒯大富說過什麼”的資訊不少。這篇“蒯十條”，是大富先生直接向希哲發來的。可以為據。老王細讀閱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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蒯：

一，我完全不同意中國已經全面資本主義復辟的觀點。中國還是共產黨掌權。這個共產黨還是以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和毛澤東思想為指導思想，還是堅持走社會主義道路，還是人民福祉當成自己的宗旨。雖然目前有腐敗現象而且已經涉及到高層，但是總體上共產黨沒有變質。

王批：中國“已經全面資本主義復辟”。它的經濟基礎和社會服務無論已經實現的全面私有化還是孑然危存的國營經濟，都已經以市場和利潤為導向，而不是以人民的利益，為人民服務為導向，都在按資本的基本經濟規律運轉，它要求西方承認它的國家的“市場經濟地位”。這是“中國已經全面資本主義復辟”的本質特徵。其他現象，都是掩飾。中國的執政黨，中國共產黨，本源性質是“無產階級政黨”，它的最高領袖群直至它的中基層幹部基層黨員，必須是無產者，不得擁有資本，即不得擁有可以投入市場按資本法權獲取利潤和財富增值的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如房產！請閱恩格斯《論住宅問題》）。今日如何？因此，不是這個黨的高層或低層幹部崩堤式的“腐敗現象”有多少的問題，而是中國共產黨已經全黨地“合法”資本化，去無產化！中國共產黨已經是資產者黨，有產者黨而不是無產者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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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家兄妹”的《出身論》與馬曉力胡德平們的《出身論》（王希哲）

坎培拉的會上，又見遇羅文先生。自然，他的發言又談起了他的哥哥，著名的遇羅克。

遇羅克著名，因為他1966年寫了篇《出身論》，反對家庭出身決定一切，反對“自來紅”。他是從反對“一幅流毒極廣的對聯”開始的。這對聯是：

“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基本如此。”

老王早說過，撇開“好漢，混蛋”那兩個刺激眼睛帶侮辱性的價值評判用詞，讓這副對聯中性化，改成：

“老子跟共兒擁共，老子反共兒反共，基本如此”，對不對呢？遇羅克先生反不反對呢？可以肯定，遇羅克也一定反對的。他的立論是：

“（對聯）錯誤在於：認為家庭影響超過了社會影響，看不到社會影響的決定性作用。說穿了，它只承認老子的影響，認為老子超過了一切。實踐恰好得出完全相反的結論：社會影響遠遠超過了家庭影響，家庭影響服從社會影響。”（《出身論》）

出身紅的可以黑，出身黑的可以紅，不能歧視。遇羅克要為“黑”爭取“紅”的權利：

“同志們，（血統論）這樣可惡的東西，不打倒它，如何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不打倒它，哪裡去培養和造就千百萬無產階級的接班人？不打倒它，中國的顏色就必將發生改變！”

為中國勞工階級的權利永遠奮鬥（王希哲）

（澳洲“紀念文革全紅總五十周年研討會”的書面發言）

最近讀戚本禹回憶錄，裡面記錄了一段江青對維權工人群眾深厚感情的章節：

“那時有臨時工、外包工起來造反，這些人的生活處境困難，而且也確實因為政策上的原因，造成了對他們的待遇不公平。江青聽了他們的訴說，看了他們的材料，難過得哭了。江青有個優點，她對普通的工農群眾都很愛護，對他們很有感情。她就對總理說，他們也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為什麼不能公平對待他們？總理說，國家財政實在有困難，他一一列舉國家財政用度上的缺口，說暫時實在是拿不出錢來解決這些問題。江青聽了也沒有辦法。”（戚本禹回憶錄675頁）

這裡所指的，就是江青文革中曾支持的“全國紅色勞動者造反總團”（全紅總）。全紅總成立五十周年了。為結合今天中國各界勞動人民新時期的維權鬥爭，我們很有必要開個會提出來紀念它。對全紅總，我過去寫過不少文章，這篇《為中國勞工階級的權利永遠奮鬥》，是前年在曼谷中國工黨第三次代表大會上的講演。沒有過時，我將它獻給這個全紅總成立五十周年討論會。

“改開”近四十年來，中國社會階級分野急劇擴展，貧富鴻溝急劇加深。千千萬萬的失業工人，背井離鄉的農民工，基層的教師知識份子，復員退伍的老兵日趨下沉地掙扎在困苦竭蹶的生活環境中，全盤的資本主義私有化剝奪了社會主義曾給予他們的利益。他們的維權鬥爭一波高於一波，風起雲湧。但他們也許不知道，文革中的“全國紅色勞動者造反總團”（全紅總），正是這一維權運動的濫觴。那時，面對勞動群眾的維權鬥爭，江青雖然同情，沒有辦法，因為“國家財政實在有困難，拿不出錢來”。但現在的國家財政，還拿不出一點錢來，或拿不出一點政策辦法來解決勞動群眾合理的權利要求嗎？僅貪官貪去的錢財就千億萬億！非不能也實不為也。中國的天已經變了。中國的統治集團早已是大資產權貴階級集團，哪裡還能有一絲如周總理、江青般對勞動群眾的階級感情。他們連他們集團中稍保存了一點對勞動群眾的良心和情感，願出手多少維護一點工農民眾利益的薄熙來都容忍不下，嫉如寇仇，視為“餘孽”，非要拿下送進監獄永不許翻身後快。不能再幻想他們。中國勞工階級要爭取和維護自己的權利，就要向文革中的全紅總學習，不畏強權，靠自己串聯起來，組織起來的鬥爭。

《毛澤東年譜》：毛澤東談文化大革命摘錄

這篇摘錄簡明扼要地顯示了毛澤東為何發動文化大革命以及他對文革中出現的錯誤的態度，很有助於理解文革，我們特予轉載，黑體是我們附加的。──編者

1966年

3月30日下午 在上海同康生、趙毅敏、魏文伯、張春橋、江青等談話。毛澤東說：文化大革命能不能搞到底，政治上能不能頂住?中央會不會出修正主義?沒有解決。我們都老了，下一代能否頂住修正主義思潮，很難說。文化大革命是長期艱巨的任務。我這一輩子完不成，必須進行到底。

4月14日至月底 多次審閱修改周恩來、鄧小平、彭真送審的《中央關於撤銷<文化革命五人小組關於當前學術討論的彙報提綱>通知稿》。

4月16日至24日 在杭州主持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

5月4日至26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在北京舉行，劉少奇主持會議。會議對彭真、羅瑞卿、陸定一、楊尚昆進行批判，決定停止或撤銷他們的職務。會議通過《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通知》(通稱“五一六通知”)，決定撤銷《彙報提綱》，撤銷“文化革命五人小組”及其辦事機構，重新設立文化革命小組，隸屬于政治局常委之下。

5月5日下午五時 在上海會見由謝胡率領的阿爾巴尼亞黨政代表團，周恩來、林彪、鄧小平、伍修權參加。毛澤東說：…鑒於這些情況，我們這批人一死，修正主義很可能起來。我們是黃昏時候了，所以現在趁著還有一口氣的時候，整一整這些資產階級復辟。

沒有堅持巴黎公社原則是文革失敗又一重大原因（夏寧 原上海市紅代會常委，上海市革命委員會成員）

夏寧先生這篇反思文革的文章與王希哲先生的按語引發了激烈的爭論，爭論的癥結在於對1966年8月8日《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簡稱十六條）提出的所謂「巴黎公社原則」的認識。「十六條」的第九條針對群眾的革命組織「文化革命小組、文化革命委員會、文化革命代表大會」說：「文化革命小組、文化革命委員會和文化革命代表大會是群眾在共產黨領導下自己教育自己的最好的新組織形式。它是我們黨同群眾密切聯繫的最好的橋樑。它是無產階級文化革命的權力機構。」「文化革命小組、文化革命委員會、文化革命代表大會不應當是臨時性的組織，而應當是長期的常設的群眾組織。它不但適用於學校、機關，也基本上適用於工礦企業、街道、農村。」「文化革命小組、文化革命委員會的成員和文化革命代表大會的代表的產生，要像巴黎公社那樣，必須實行全面的選舉制。候選名單，要由革命群眾充分醞釀提出來，再經過群眾反覆討論後，進行選舉。」夏寧先生認為第九條就是「文革十六條的主要精神」，並擴大解釋為「也是以巴黎公社原則來改造我們國家的政治制度形式，以為向共產主義過渡準備精神和物質條件」，王希哲先生也持同樣的看法，並據此批評毛澤東否定上海人民公社，是犯了沒有落實民主的錯誤。但值得深究的是，第九條說「要像巴黎公社那樣，必須實行全面的選舉制」的是「文化革命小組、文化革命委員會、文化革命代表大會」，並非夏寧先生認為的所有「國家的政治制度形式」，而「文化革命小組、文化革命委員會、文化革命代表大會」則「是群眾在共產黨領導下自己教育自己的最好的新組織形式。它是我們黨同群眾密切聯繫的最好的橋樑。它是無產階級文化革命的權力機構。」第九條其實仍強調了共產黨的領導，並沒有說黨和所有政權機構都「要像巴黎公社那樣，必須實行全面的選舉制」。從總結革命的歷史經驗以重建中國社會主義的立場來說，全面深入、實事求是地反思文革是無可迴避的工作，如果能弄清陳伯達起草的十六條為什麼會提出所謂的「巴黎公社原則」？毛澤東後來又為什麼否定了上海人民公社？將大有裨益。

一般對巴黎公社革命的肯定，都是通過閱讀馬克思的《法蘭西內戰》，而鮮少探究巴黎公社失敗的原因。1872年1月14日，恩格斯在回覆卡·特爾察吉的信中，痛斥一貫反權威、反權力集中的無政府主義者時，道出了箇中原因：「我認為，“權威”和集中這些字眼用得太濫了。我不知道什麼東西能比革命更有權威了，如果用炸彈和槍彈把自己的意志強加於別人，就像在一切革命中所做的那樣，那末，我認為，這就是在行使權威。巴黎公社遭到滅亡，就是由於缺乏集中和權威。勝利以後，你們可以隨意對待權威等等，但是，為了進行鬥爭，我們必須把我們的一切力量擰成一股繩，並使這些力量集中在同一個攻擊點上。如果有人向我說，權威和集中在任何情況下都是兩種應當加以詛咒的東西，那麼我就認為，說這種話的人，要麼不知道什麼叫革命，要麼只不過是口頭革命派。」（《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一版，第32卷，378頁，黑體為附加）恩格斯對巴黎公社覆亡原因的看法，也應是我們看待巴黎公社的革命史時，值得思考的問題。當然，我們還可以提一問：是不是全面實行了「巴黎公社原則」就不會有造成文革大混亂的「無原則的派性鬥爭」？更根本的問題是：選舉能不能等同「民主」？人民又怎麼樣才能明智地判斷公共事務，形成有利於社會整體長遠利益的決定，而不致淪為資本主義社會中一大幫帶著「民主」的幻覺，名曰主人，實為奴隸的愚民？──編者

紅衛兵整體退出是文革失敗重大原因之一（夏寧）

1966年8月曾以紅衛兵代表的身份受毛澤東接見的夏寧先生，在文革發動五十年後寫的這篇反思文章，連同王希哲先生的按語，都是顯現文革歷史意義的好材料，我們特予轉載。──編者

老王社長：

這裡推薦夏甯先生《紅衛兵整體退出是文革失敗重大原因之一》。

這篇文章提出的意見是很可以討論的，老王社長並不完全贊成它，介紹它，是因為文革五十周年之際，向全國當年的老紅衛兵們，推薦一顆對國家和人民前途的責任心。

老紅衛兵們都知道，依據文革綱領《十六條》，文革的目標是要通過廣泛的全民動員的群眾運動改造我們國家的政權形式和政治體制，使之按照“巴黎公社原則”民主化，走出一條制度性的由人民管理國家的中國社會主義民主道路來。但這個目標最終沒有實現，所以說“文革失敗”了。為什麼失敗？有說，是官僚體系力量太強大了，毛澤東也無力戰勝；有說，是毛澤東“欺騙”，他根本就沒有真想去實現“巴黎公社原則”，等等不一。這些原因都可以爭論，但問題在，改造我們國家的政權形式和政治體制，使之按照“巴黎公社原則”民主化，走出中國模式的民主道路來，這個文革的目標本身，是對的嗎？如果是對的，那麼，不管文革失敗的原因究竟是什麼，責任究竟在誰人，我們眼光向前，繼續朝前走，朝那個民主目標走就是。這是我們整整幾代人的歷史責任。不僅是今日中國青年的責任，更是中國當年老紅衛兵一代的責任！

曹孟德有詩雲：“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壯心不已”。但既然志在千里，你“伏櫪”幹什麼？既然壯心不已，你就應越過那“櫪”，繼續朝那“千里”奔去。氣力不濟麼，便跑慢些，但總要向千里跑去，至死方休。

夏甯先生是當年上海市中學紅衛兵代表大會常委之一，“一月革命”後的上海革命委員會成員。年七十餘了。他就是這樣一位半世紀不息肩，牢記著老紅衛兵對國家人民的責任只管朝向中國千里的民主目標奔去的“烈士”，雖古稀暮年，仍青春永在。

推薦夏先生，就是為了呼喚和鞭策更多的老紅衛兵“烈士”們，越過“櫪”來，再肩起責任，伴隨今天的千千萬萬青年，繼續朝著中國民主化的“千里”目標奔去。

老王社長

2016年8月13日（68歲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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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著毛主席繼續革命——紀念文化大革命50周年（大陸南開大學經濟學院退休副教授 迎春）

        目錄

前言

一，參加“四清”運動

1，開始接觸繼續革命的理論與實踐

2，改造世界觀

二，文化大革命起來造反

三，五.七幹校鍛煉和接受審查

1，勞動鍛煉

2，接受審查

四，回大學研究人民公社和參與反對包產到戶的戰鬥

1，研究人民公社

2，反對把包產到戶作為農業經濟發展的方向

五，離休後反對修正主義的鬥爭

 

前言

毛澤東創建的繼續革命理論，起始於黨的十屆八中全會“重提階級鬥爭”。在重提階級鬥爭問題以後，毛澤東首先在農村開展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簡稱“四清”運動）。1964年初我參加了“四清”工作隊，幾乎經歷了運動的全過程；1966年文化大革命開展以後，我回機關參加了文化大革命，奮起反對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成了造反派頭頭；以後，到五.七幹校勞動鍛煉；改革開放前，我轉入大學從事理論研究，課題就是人民公社，而改革開放的私有化變革，首先就是從推行“包產到戶”開始，我參與了“包產到戶”的理論鬥爭；離休以後，陸續購買了毛澤東的一些著作，如《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13冊、《毛澤東文集》、《毛澤東年譜》等，以及有關毛澤東的一些著作如《憶毛主席》、《十年論戰》、《毛澤東傳（1893——1949）》、《毛澤東傳（1949——1976）》和《毛澤東讀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批註和談話》等，對毛澤東建國以後的理論與實踐進行了再學習，並在這一理論指導下寫了一些批判修正主義和有關世界經濟危機、我國經濟狀況的文章。總之，50多年來，我基本上是在毛澤東繼續革命理論指引下與修正主義作鬥爭，雖然沒有取得什麼成就，但是，鬥爭的大方向沒有變。所以，從我個人的經歷，大體上可以看到繼續革命理論和實踐的發展歷程，就像從一滴水中可以看到整個河流的奔騰一樣。回顧這段歷程，對於一些沒有實際經歷的年輕人來說，可能會有所啟迪；另一方面對於我自己，用繼續革命理論重新審視自己的這一段生活，也是一次自我檢討，是認識的再提高。總之，寫這樣一個資料的目的，是想通過我這個具體人的實踐和思維活動，來宣傳繼續革命理論，這樣比直接講道理可能更便於人們接受和理解。

中國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發動五十週年紀念 (荷蘭阿姆斯特丹2016年5月29日，金寶瑜演講稿)

親愛的同志們和朋友們:

1966年5月16日，由毛主席領導的中國共產黨發動了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我們今天集聚在這裡慶祝這個重要的歷史事件。為什麼我們要慶祝半世紀前發動的文化大革命？原因當然是在今天文化大革命的重要性比起五十年前來絲毫沒有減退。

首先，如果沒有文化大革命，劉少奇和鄧小平很可能會在1966年就開始了他們的資本主義改革。文化大革命阻止他們推行資本主義，給社會主義多了十年的發展，使得社會主義可以進一步表現出它的優越性。中國從1956年到1976年的社會主義建設告訴我們社會主義不再只是一個抽象的概念，而是一個可以炫耀給世人看的具體事實，說明了當一個國家在無產階級掌權下，在僅僅二十年中就完成了不起的驚人建樹。

在1966年文化大革命發動之前，中國的修正主義者鼓足力量全面攻擊社會主義。他們對大躍進和人民公社進行惡意的毀謗，在1958年人民公社成立之後，他們想盡了辦法來破壞集體農業，用“三自一包”的伎倆來鼓勵農民分田單幹。在1956年組成的公有制的工業企業中，修正主義者用各種伎倆來取消工人在工廠里的終身制，並且用物質刺激（像計件工資）來分化工人的團結。修正主義者認為中國的農村有大量的剩餘勞動力，如果工業企業能夠取消工人的終身制，這些企業就可以用低工資來僱用農村釋放出來的剩餘勞動力，使得企業可以提高利潤，增加積累。修正主義者並鼓勵個別企業使用嚴厲的規章制度來增加工人的勞動強度，以便提高勞動生產力和利潤。

文革真像鄧矮抹黑的那樣糟糕嗎？(金復新)

出身滿清皇族的金復新先生眼見中共走資後，大陸舊社會的沉渣泛起，城狐社鼠遍於市鄉，魑魅魍魎橫行無忌，憤而主張恢復滿清帝制，多年來抒發了頗多憤世嫉俗之言。今天給我們寄來他站在勞動人民立場對文革的反思與評價，文中並附上他製作的1966年5月16日《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簡稱516通知)的錄音視頻網址，值得參考。 ──編者

這幾天，為了紀念毛發動文革50周年，支持者和反對者又爆發了大辯論，把個習總也搞得左右為難。在香港，也有60餘名“毛思想學會”的成員，冒著35℃的酷暑高熱上香港中心街區舉著標語，振臂遊行，大呼“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批臭死不悔改的走資派鄧矮子”。

文革似乎並不像鄧矮子向年輕人宣傳灌輸的那樣不得人心。那麼文革究竟是怎麼回事？究竟要達到什麼目的？初衷是什麼？我們要學會不聽一面之詞，尤其是不聽那些所謂在文革期間“受到迫害”的那些人口中的說法，因為那肯定是不公正的。不同階級的人，在其中恩怨不同，立場自然不同。我們每個人雖然都是普通人，但也要避免皇帝最容易犯的錯誤，懂得“兼聽則明，偏信則暗”，都要學會做個好皇上好法官，要學會站在公正的立場上，不以當事人身份，不陷入其中，不帶成見地分析問題，不單聽任何一方的抹黑。

連我在生活中也能發現，絕大多數中國人是極為相信別人的抹黑的，有的時候，我到一個新的環境，哪怕我與那裡的人從無交往，但只要有人在那些人面前無中生有地編造一些故事抹黑我，十之八九這些人會不假思索，信以為真。我就在想，世人還在嘲笑古代的皇帝如何昏庸，如何偏聽偏信，被奸臣誤導，好似自己很清醒的樣子，可要是這些人當政，恐怕還遠不如那些皇帝呢，國家只要三天就亡了。

荷蘭革命組織舉辦中國文化大革命發動五十周年紀念會（金寶瑜）

今年5月16日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發動五十週年紀念，在網上看到中國國內的各種紀念活動，5月29日那天在荷蘭也舉行了一場慶祝文化大革命發動五十週年的紀念會，有六十多人參加，這些與會者來自法國、德國、比利時、英國、菲律賓、尼泊爾和荷蘭當地的革命組織或政黨。這次紀念會由兩個組織合辦：一個是《國際團結與群眾運動資訊中心》另一個是荷蘭的《革命統一聯合》的組織。（註一）

第一個發言者是金寶瑜，她講的題目是：文化大革命發動五十年後在今天的重要性（附上英文演講稿）。 金寶瑜談到文革不但將中國資本主義復辟延後了十年因此給社會主義多了十年的發展，證明了社會主義的優越性，而且文化大革命完成了幾個劃時代的突破，她舉了三個例子，一個就是在毛澤東領導下文化大革命中的工人管理工廠的創舉，另一個是文化大革命中的教育改革，還有一個就是文化大革命中人民實踐的大民主。第二個發言者是菲律賓共產黨創始人希松（Jose Ma. Sison) ，希松講了在蘇聯走向修正主義之後，中國文化大革命對菲律賓革命和全世界共產主義革命的深遠影響。他說，蘇聯變修之後，不再反對帝國主義，它主張與美國帝國主義“和平共存”分享霸權，也就是說要世界其他國家放棄革命鬥爭，因此使世界各國的共產黨都迷失了方向。此時，在毛澤東領導下建立起全世界的反對修正主義運動，並在中國發動了文化大革命來預防中國的資本主義復辟，給全世界各國的革命者帶來希望，他們紛紛脫離了他們的修正黨，另自成立了革命共產黨，菲律賓的新共產黨在1968年誕生，直到今天領導著菲律賓的武裝革命。

在演講結束後，聽眾提出問題討論之前，穿插了文藝節目，除了革命歌曲外，有年輕人的舞台表演，他們的表演非常有創造性，幾個年輕人配合了當場放映的《東方紅》舞台劇中的紅軍渡長江的一段偉大的場面，他們配合了影片中的音樂和舞蹈，在觀眾前揮起紅旗和舉起槍桿與劇中紅軍一起英勇戰鬥。這時在場的觀眾們的情緒都非常激動，高呼革命萬歲！

文藝節目之後，聽眾們踴躍發言，他們提出很多有關中國文化大革命和當今中國的政治和社會問題，之後大家一起用自己國家的語言一起高唱國際歌，在英勇的、壯麗的歌聲結束後散會。

註一：《國際團結與群眾運動資訊中心》的英文名字是PRISM (People’s Resources for International Solitary and Mass Mobilization) , 《革命統一聯合》的英文名字是：Revolutionary Unity, 它是在荷蘭成立不久的一個年輕人的革命組織。

附：金寶瑜英文演講稿

放手讓全國人民來“反思”文革，以紀念文革五十周年（王希哲）

1966年5月16日發出的《中共中央委員會通知》正式揭開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今年的5月16日正逢文革五十周年，王希哲先生在文革時期曾與李正天、陳一陽共同發表了轟傳國內外的李一哲大字報《關於社會主義的民主與法制——獻給毛主席和四屆人大》，因此而獲罪下獄。本文是王希哲先生站在他的社會主義民主立場對文革的深刻反思，值得一讀。本刊在文革四十周年之際，曾刊載《「文革」發動四十周年的回顧與反思座談會》https://critiqueandtransformation.wordpress.com/2010/01/06/%E3%80%8C%E6%96%87%E9%9D%A9%E3%80%8D%E7%99%BC%E5%8B%95%E5%9B%9B%E5%8D%81%E5%91%A8%E5%B9%B4%E7%9A%84%E5%9B%9E%E9%A1%A7%E8%88%87%E5%8F%8D%E6%80%9D%E5%BA%A7%E8%AB%87%E6%9C%83/有興趣的讀者可參考。本月底荷蘭亦將有一場紀念文革五十周年的國際討論會，本刊屆時會有記念會內容的報導──編者

“反思文革”“反思文革”…..幾十年右派天天喊。最近，他們的同盟軍馬曉力們因一台《大海航行靠舵手》上書中共中央，要“嚴查”“追究”文革翻案，還問，“反思文革你準備好了嗎？”

早準備好了！請中共中央放手讓全國人民來“反思”文革，以紀念文革五十周年。

反思文革，首先有個立場。明白了立場，才有反思的標準。

以中共那個否定文革的《決議》立場？憑什麼？為什麼不能根據中共開展文革的《516通知》和《十六條》立場？你是反共的，兩個決議都不足憑，你是擁共的，憑什麼只能擁鄧小平的決議，不能擁毛澤東的決議？

我認為，反思文革，不必黨的立場，只有一個立場，人民立場，中國最大多數人民利益的立場。

據此，我們以三個層次來反思文革：

一，文革的宗旨和總目標正確嗎？

二，毛澤東和中央文革責任；

三，文革中發生的壞事都是文革嗎？究竟是誰幹下的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