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 年 07 月 的封存

5期(42008年7月)菲律賓社會運動精神領袖:荷塞‧馬利亞‧西松(José María Sison )

菲律賓社會運動精神領袖:荷塞‧馬利亞‧西松(José María Sison 

李亮

 

1939年,荷塞˙馬利亞˙西松出生於一個地主家庭,其家族祖先是16世紀的福建移民。西松小學時念的是公立學校,而非一般地主家庭小孩念的教會學校,這是他接觸了解窮人的開始。中學念的是教會學校,學業成績優異,但宗教成績頗差,而且有帶頭對抗神職教師的紀錄。在中學時期,他已通過一些反共教材知道了馬克思主義,並且通過父親與鄰人了解了菲律賓政治的一些情況。

 

 

西松進入菲律賓大學時,他父親希望他進入菲律賓大學念新聞與法律,接著去哈佛,回國後進入政界發展,因此西松在菲律賓大學英語系主修新聞與寫作,部分符合了他父親的期望,但他也同時著手在學生與年輕教師之間組織秘密學習團體,研究馬列主義與菲律賓社會歷史。

 

 

1959-1968:合法群眾鬥爭

 

 

1959年菲律賓大學學生文化協會(Student Cultural Association of the University of the Philippines)成立,西松擔任主席。1961年,菲律賓國會成立了類似美國麥卡錫主義的「取締反菲活動委員會(Committee against Anti-Filipino Activities)」,針對各界的進步人士進行調查。菲律賓大學學生文化協會及時組織了各界的進步力量予以反擊,宣傳了反帝反封建的思想,終於迫使政府終止了調查。這一波運動成功地打破了1950年代的肅殺與沉寂,開啟了1960年代群眾運動的新頁,而且在此過程中吸引了許多知識份子,培養了許多後來運動的重要幹部。

 

 

1960年代的越戰對菲律賓的青年產生了很大的刺激。由於美國在菲律賓擁有其最大的海外基地(克拉克空軍基地與蘇比克灣海軍基地),菲律賓被深深地捲入越戰,政府甚至開始研議派兵參戰,使得青年的反戰風潮一波高過一波。1960年代同時也是菲律賓政府在美國壟斷資本的授意下,開始撤除各種經濟管制措施的時代。1962-1965年在任的總統馬卡帕加爾(現任總統阿若育的父親)不諱言,他推行的自由化措施都在事前取得了美國國務院、財政部、國際貨幣基金與世界銀行的同意。經濟自由化政策使得民族工業受到嚴重打擊,糧食生產農業轉為出口經濟作物農業,解除外匯管制更使得比索大貶,通貨膨脹率暴增。1962-1967年間,物價上升6.1%,其中米價更上升11.6%,勞工實際工資則下降了10%。根據政府統計,1957年菲律賓家庭入可敷出的有86.5%1961年減少為48.1%1965年再減少為33.3%

 

 

面對如此深刻而劇烈的矛盾,青年運動不僅將反美帝作為基本目標,整個反美民族主義運動也很快擴大為對整個菲律賓社會出路的探索。青年們如飢似渴地研讀各種左翼文獻,尤其是中國革命的經驗。當時,西松的著作在青年中間廣為流傳,成為青年運動的指導文獻。1962年開始,團結在西松周圍的一群進步青年開始走向工人與農民群眾,將新一代的運動火種傳播到全國各地。

 

 

1962年末,西松加入了菲律賓共產黨(當時與社會主義黨合併)。經過幾年的努力,在60年代中期運動終於有了較大的發展,而且在此過程中,西松一輩的無產階級革命者也試圖改造積弊甚深的菲律賓共產黨。19681226,西松領導了菲律賓共產黨的重建,制定了新黨綱,分析菲律賓社會的性質是半封建半殖民地,受到美國帝國主義以及菲律賓的官僚、買辦與地主統治,必須以新民主主義革命,透過由工人階級領導、以農民為主力的土地改革和武裝鬥爭,逐步擴大農村革命根據地,以農村包圍城市。1969329又將原本在抗日過程中形成的人民解放軍改組為新人民軍。西松自此轉入地下黨的革命武裝鬥爭。

 

 

附帶一提,這裡的兩個日期是有其深意的。1226是毛澤東的生日,新一代的菲律賓共產主義者以此表明他們拋棄當時蘇聯的修正主義路線。329則是前一代的菲律賓人民解放軍在抗日過程中成軍的紀念日,這代表他們自覺地繼承菲律賓前一代革命者通過武裝鬥爭求取解放的歷史任務。

 

 

1969-1977:地下武裝鬥爭

 

 

1965年在美國與糖業集團支持下當選總統的馬可仕,基本上延續了前任的經濟自由化政策,使得菲律賓人民的社會經濟情況持續惡化。1969年馬可仕連任,但社會經濟矛盾日益加劇。1969年,政府虧空4億美元,超過總稅收的三分之一,外匯儲備僅1.33億美元,連償還到期的外債1,92億美元都不夠,其直接後果是加強了原本就很高的通貨膨脹率,也使比索進一步貶值,外債和財政赤字進一步擴大,更惡化了工業進行生產的條件,失業率上升,民眾所得追不上物價,貧富更加懸殊。

 

 

在此情勢下,1969年大選後,馬尼拉的工人發動了一系列的罷工鬥爭,大批農民也湧向馬尼拉抗議地主壓迫與剝削,青年學生與知識份子則發起了要求降低學費、改革教育體制的罷課與示威,但皆遭到馬可仕政權強力鎮壓。1970年,青年運動逐漸與工人、農民運動合流,深化為反美、爭取菲律賓民主自由的大規模群眾運動。西松當時的一系列著作對於運動的方向有很大的影響,大量的青年在他的影響下走向農村與工廠,進行群眾組織工作。

 

 

面對一波高過一波的群眾運動,馬可仕政權炮製了一些犯罪案件,嫁禍給菲共,以此為由在1972年宣佈實施軍事管制,禁止所有集會遊行,接管新聞機構、電力、電信、鐵路等等重要公用事業,並加大對於菲共軍事掃蕩的力度。在馬尼拉的美國商界和外國投資者對於馬可仕的做法表示歡迎,幾乎一致地讚揚投資氣候的改善。美國在1969-1972年間給馬可仕政權的軍事援助是8080萬美元,軍管之後的四年(1973-1976)則躍昇到16630萬美元。

 

 

1972-1974年間,菲共遭遇了嚴重的困難,到了1975年才開始有了較大的進展,活動範圍擴大,並逐步建立一些根據地。或許正是由於這樣的進展,使得西松開始大意,疏忽了個人的保安措施,而於1977年被捕。

 

 

1977-1986:被捕入獄

 

 

西松被捕後,由馬可仕親自授意,由兩個專門負責對付叛亂份子的軍事委員會來審問西松。他戴著手銬腳鐐持續18個月,關押在單人牢房達五年之久。在獄中,毫不意外地,西松受到嚴厲的刑求、拷問與凌虐,受到各種肉體的與精神的折磨。與這種折磨同樣嚴重的,是西松被迫與菲律賓的群眾運動暫時隔絕,給運動帶來嚴重的損失。

 

 

1981年,馬可仕宣佈停止軍事管制,但實行的依然是沒有軍事管制法的軍事獨裁統治。菲律賓的政治經濟狀況持續惡化。1980年代,世界經濟危機的衝擊使得菲律賓的經濟嚴重衰退,國民生產總值的增長率屢創新低,甚至是負增長,財政赤字則屢創新高,出口產品價格暴跌,外債大增,幣值大跌。生活在貧困線以下的人口上升到70%,而馬可仕家族及其親信財團卻壟斷了菲律賓國民生產總值的80%。這一切都使得左翼的群眾運動日益壯大,對馬可仕構成越來越大的威脅。

 

 

當馬可仕的主要政敵──艾奎諾結束三年的在美流亡生活,於1983821搭乘中華航空班機回到馬尼拉時,在機場遭人槍殺身亡,一般都認為是馬可仕指令軍方所為。至此,馬可仕獨裁統治之下的政治矛盾一舉爆發。一貫反抗馬可仕獨裁統治的左翼運動首先發難,要求馬可仕下臺,右翼的反對勢力則集合在艾奎諾的遺孀──科拉蓉的旗下對馬可仕形成巨大的壓力,就連美國也告誡馬可仕要採取行動,提前舉行大選。1986年初,馬可仕透過舞弊在大選中獲勝,科拉蓉陣營拒絕承認,發起了更大規模的抗議,並取得了美國的同情。軍方的羅幕斯將軍也在這時倒向柯拉蓉陣營,發動兵變,與馬可仕決裂。眾叛親離的馬可仕,不得不在1986225搭乘美國飛機出逃夏威夷。同一天,柯拉蓉宣佈就職。

 

 

這時人在獄中的西松依舊關注著時局的發展,透過與親友的接觸傳遞出他的冷靜分析。除了一系列深化對菲律賓社會的半封建半殖民地性質分析的著作之外,西松也表達了他對當前左翼所應採取的策略的看法。比如針對1986年的大選,西松便寫了長篇分析,呼籲左翼在策略上結成廣泛的統一戰線,並與柯拉蓉批判地合作,同時提醒人們不要對柯拉蓉政權有太多幻想(不過當時西松的意見沒有被重視,左翼先是過激地抵制大選,後又期待柯拉蓉政權能打開民主空間)。

 

 

1986至今:流亡海外

 

 

柯拉蓉上台之後於198635釋放了西松。西松隨即接受菲律賓大學的教職,以教授的身分在菲律賓大學發表了系列演講,深入分析了菲律賓的社會歷史與當前的情勢,協助左翼運動認識當時的巨大變局,並在戰略上與策略上協助左翼改正一段時間以來的種種錯誤。同時,他也組織發起了一個新的左翼政黨,人民黨,該黨在1987年投入選舉,累積選舉政治經驗。隨後,西松前往紐西蘭、澳洲、泰國、日本、香港、印度、荷蘭等地進行演講,在泰國他還以其詩作獲頒東南亞筆會獎座(Southeast Asia Write Award)。

 

 

作為大地主階級的柯拉蓉政權儘管在上台之初表達過希望與菲共和談的意願,但其基礎之一──軍方勢力一直對於左翼組織抱有敵意,懷疑共產黨份子已經滲透進入柯拉蓉政府。軍方也長期與地方反共民兵合作,持續暗殺左翼群眾組織的領導人與積極份子。198611月,當西松在日本時,傳來了五一工聯(KMU)主席歐萊里亞遭到一個軍方團體RAM暗殺的消息,西松想回菲律賓,但朋友與同志基於安全理由,勸他留在海外。19872月,柯拉蓉政權宣佈與革命勢力全面開戰,以羅幕斯將軍為首的軍方針對菲共展開了一波又一波的掃蕩。柯拉蓉政權註銷西松的護照時,他人正在荷蘭,經過一段時間的考慮與評估之後,西松在19881026向荷蘭申請政治庇護。自此流亡荷蘭至今。

 

 

人在海外的西松依然密切關注著菲律賓國內的運動情勢,除了提供各種針對時局的分析批判之外,更協助推動對菲律賓左翼運動意義重大的第二次整黨運動(Second Great Rectification Movement)。同時,作為一個國際主義者,他也在國際上推動建立了人民鬥爭國際聯盟(International League of People’s Struggles),作為國際人民運動反對帝國主義全球化的聯盟組織,並擔任主席至今。

 

 

綜觀西松的革命歷程,可以知道在菲律賓人民運動的幾次轉折點上,他皆以其組織能力與理論分析發揮了不可磨滅的重大推動力,影響了幾代的菲律賓革命者。西松以其為人民服務的理念與實踐,已經成為菲律賓人民運動不倒的旗幟。

 

 

 

 

 

 

54期(2008年7月)國際人民鬥爭同盟歌曲 金寶瑜 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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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人民鬥爭同盟歌曲

寶瑜 

 

我們來自世界的每一個角落

 

我們來到了一起

 

團結在一個目標下

 

為了自由、正義、和平

 

在同盟的旗幟下結成同盟

 

人民反對剝削的鬥爭正在蓬勃的展開

 

合唱 (
) 
合唱 ( )

 

 

我們要砸碎壓迫的鎖鏈 我們要砸碎壓迫的鎖鏈

 

我們要擊敗一切侵戰爭 我們要擊敗一切侵戰爭

 

我們每走前一步,我們每一次的戰鬥 我們每走前一步,我們每一次的戰鬥

 

將改變這個世界 將改變這個世界

 

勇於戰鬥,勇於勝利 我們每走前一步,我們每一次的戰鬥

 

自由的火炬正在燃燒 將改變這個世界

 

一波繼一波的向前邁進

 

直到鬥爭的烈火燃燒到黎明

 

 

 

 

 

 

 

 

 

 

 

 

International League of Peoples’ Struggle

ILPS

 

Song of the League

Music and Lyrics by Danny Fabella

 

 

 

From every Corner of the world Dare to struggle, dare to win!

 

We have come together. The torch of freedom blazing,

 

We are bound by a great cause Wave by wave let’s all march on,

 

For Freedom, Justice and Peace. Rage and seize the dawn.

 

Under the banner of the League Repeat
Chorus 1 (same chords)

 Chorus 2

We all stand united,

 

As the struggle surges on Let us break the chain of
oppression

 

Of people against exploitation Defeat the wars of aggression

 

 With
every stride, with every fight, 

Chorus
1 

 

Let us break the chain of oppression We shall change the world.

 

Defeat the wars of aggression With every stride, with every
fight,

 

With every stride, with every fight, We shall change the world.

 

We shall change the world.

 

 

 

第53期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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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期(2008年6月)毛澤東稿費真相 陳貽林

毛澤東稿費真相 

陳貽林

    近一時期,有報刊媒體就毛澤東稿費問題捕風捉影,大做文章,竟然將毛澤東的稿費從100多萬人民幣無中生有、肆意炒作到1.3121億元人民幣,陡增了100多倍!對此,毛澤東身邊工作人員除了震驚和憤慨外,紛紛要求有關報刊媒體挽回惡劣影響,還毛澤東一個清白!

  2007年的一天上午,筆者隨同毛澤東最後的管家吳連登拜訪了長期在毛澤東身邊工作、毛澤東稿費最權威的知情者汪東興同志,請他就毛澤東億元稿費講明事實真象,以正視聽。

  汪東興同志,這位原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雖已是92歲的高齡老人,但精神很好,頭腦清醒,記憶力驚人。

  當我們說明來意後,汪東興顯得有些激動:這我知道。有些人沒事,就在那裏造謠。接著,他道出有關毛澤東稿費的來龍去脈,反駁了毛澤東億元稿費的謠言。


  1949年在莫斯科,毛著被搞得謬誤百出,毛澤東決心親自修改

  談及毛澤東的稿費,離不開毛澤東稿費的來源,即毛著的出版發行。汪東興同志用舒緩的語氣披露了這樣一段史實:

  建國初期的一天,、毛澤東對汪東興說:我想找個地方,安靜一點的,把我的著作好好地改一改,先出第一本。

  1949年,汪東興隨毛澤東、周恩來出訪前蘇聯。在莫斯科,他們發現當地出版的毛著謬誤百出,字裏行間多有與史實不符之處。從那時起,毛澤東萌生了要好好地集中精力和時間修訂自己著作的動機。

  到天津去找個地方?汪東興建議。

  天津人多,還是找個人少清靜一點的地方。毛澤東再次強調。

  到保定去?

  毛澤東想了想,搖頭否決。

  要麼到石家莊?

  毛澤東點點頭,默認了,提出一不住招待所,二不住老百姓的房子

  汪東興同志專程到石家莊看了幾處房子,有樓房、平房,有日式招待所,最後選中了幾間平房,鋪有地板,每間約20平方米的樣子。汪東興派人運來鍋爐和暖氣材料,一個星期就安裝完畢,開始供暖氣了。

  毛澤東在石家莊住了兩個月,總共花了近3個月的時間,修改好《毛澤東選集》第一卷。

  汪東興同志提供的上述史實,至少說明毛澤東著作出版前親自花費心血和精力進行了認真修改,與眾多撰稿人一樣付出了艱辛的努力。


  毛澤東稿費準確無誤的數額是124萬元

  有關毛主席稿費的事,我也聽說了,一些報刊搞得風風雨雨,說什麼:毛主席的稿費高達一億三千多萬元。這太離譜了。據我所知,毛主席的稿費肯定沒有這麼多。我記得是120多萬元,具體的數位可以到中辦特會室去查。汪東興說罷,徵詢地看了看吳連登。

   吳連登接過他的話茬,說:自從一些媒體出現了毛主席億元稿費的謠言後,我專門找到原中央辦公廳副主任、分管毛主席身邊工作的張耀祠,原毛主席的護
士長吳旭君,原毛主席的衛士周福明,原毛主席的秘書張玉鳳,原毛主席的醫生徐濤及原中南海財務處處長劉元祥等在毛主席身邊工作的人員。這些同志都知道毛主 席當年只有100多萬元的稿費。大家都很氣憤地說:毛主席也是人,也應享有做人的尊嚴和權利,不能這樣子任人怎麼糟踏就怎麼糟踏,我們有必要將親身經歷的
事實公佈於眾。為此,我現在將已經82歲的鄭長秋同志回憶的情況介紹一下。汪主任,您比我瞭解,鄭長秋從19529月直到1986年離休時,一直在中央
辦公廳專職負責毛主席和中共中央的特別財務(出納為老紅軍戰士鐘子山,專職保存財務票據),對毛主席稿費的收入、支出及究竟有多少,最有發言權

  鄭長秋聽說毛主席的稿費被造謠到1億多非常憤慨。他說:毛主席的稿費一直是我管的,就是100多萬嘛,怎麼弄到那麼多,這錢是從哪里來的呢?這謠一定要辟!接著他十分明確地向我證實了以下事實——”他說:

   毛主席的全部稿費,到他老人家19769月逝世為止,共計為124萬元人民幣。這個數字肯定是準確無誤的。197610月初,東興主任到毛家灣檢 查毛主席遺體的保護情況,順便到毛著編委會看望同志們時,還指示過,要把毛主席的稿費124萬多元人民幣用在出版毛主席著作上,並交待要把編委會人員 的生活搞好。後來沒有動用毛主席的稿費。

  記得是到了1983年底,毛主席的全部稿費為157萬多元。原因是存款利息上調了,稿費比原
來多出33萬。當時,東興同志對毛主席的稿費管理得非常嚴格,每次稿費的收入和支出由東興同志簽發,從來沒有亂批過一分錢。關於稿費使用情況,汪東興同志
每半年要向毛主席書面彙報一次。

  當時,毛主席的稿費主要用於當年資助過中國革命的黨外民主人士和特殊開支。如毛主席每年都給章士釗、
王季範各2千元,分上、下半年兩次。給王季範的那一份,幾乎都是王海容來取。遠在湖南的毛家親屬偶爾來京看望毛主席,也是從毛主席的稿費中開支食、住、行
和看病等費用。如毛澤連等。還有,不定期地給老家親戚寄點錢,數額非常有限,僅僅是作為解決臨時困難之需。再就是主席家裏因工資不夠的部分,也會從稿費中 解決,以貼補家用。但是,毛澤東對稿費的使用是很嚴格的,要由吳連登等向他老人家寫出報告,經他老人家親自批示同意後,才能從由中辦特會室掌管的毛澤東的
稿費中提出少量費用。

  “1972年,作為毛主席那裏的備用金,張玉鳳經張耀祠同志批准並報汪東興同志備案,從中辦特會室取出3萬元。但是,這筆錢一直沒有動用過。兩年後,張玉鳳將這3萬元原封不動地退回了特會室。

   “1974年,經毛主席批示,分別給賀子珍、江青、李敏、李訥各8千元,作為生活補貼之用。當時,賀子珍在301醫院住院,我把8千元送給她時,好感 動。她說:這錢就放在你那裏,我需要開支的時候再取。後來,我幾乎每週都去一次301醫院,總不見她要買點什麼,就給她買了半導體收音機、答錄機和錄
音帶和生活必需品。賀子珍在住院期間花了4千元。我就將剩下的送給她。她再三推辭,堅決不要。最後只得放回毛主席的稿費中

  吳連登說 到這裏,補充道:這四個8千元的稿費,是因為1972年,李訥生下了兒子效芝後,生活發生困難引起的。那些年,李訥的工資僅有幾十元,要買柴米油鹽、要
請保姆、要買奶粉,再怎麼省都不夠。因為毛主席早有規矩,孩子們參加工作,拿到工資,他就不再補貼。從來沒向父親伸過手要錢的李訥,實在沒有它法了,只好 找到張耀祠求助。張耀祠覺得,李訥的要求合情合理,就寫了張條子請主席批准。毛澤東閱後,不覺動了情,說:不要批了,你說該給多少錢?張耀祠哪好說個準數,就說:這回李訥開銷小不了,給個幾千塊吧。毛澤東這才同意從稿費中給8千。我沒有將這8千元全部給李訥,擔心她萬一用過了頭,再開口要就難了,就以李
訥的名義存進銀行5千元,交給她本人3千。李訥感激得連聲謝謝叔叔的安排。李訥拿到8千元後,毛主席出於對其親屬的關懷,又分別給賀子珍、江青、李敏各8 千元,作為生活補貼之用。

  吳連登還向汪東興彙報了鄭長秋披露的一件事:

  1972年的一天,身著軍裝的張玉鳳坐著華沙轎車來到中辦特會室,說明經汪東興同志批准,主席處(其實是江青)需要8千元特用,還要嶄新的大票(當時最大的人民幣面額為10元一張)。特會室一下子哪有這麼多的新票、大票?鄭長秋就對她說:我們一道去銀行取吧。

  在西單北邊一家銀行,鄭長秋自報家門:我是中辦特會室的財務,名叫鄭長秋。鄭長秋?噢,知道知道,通過不少電話,中辦特會室有這麼個人。但從來沒有見過面,今天怎麼帶著一位年輕的女軍人來?

  當時是一種什麼政治氛圍?階級鬥爭要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銀行領導覺得情況異常,穩住,先穩住他倆,連忙解釋道:我們行現在沒有這麼多的新票,要到庫裏去提。請二位稍等。說著話,已經把他倆請到客廳裏,又是敬煙又是泡茶地招待起來。

  緊接著,一個電話打到了中辦政治部查詢有關情況,待得到不知道的回復後,又撥通了汪東興的秘書孫守明這才真象大白。而此時,鄭長秋和張玉鳳已經在這家銀行被客客氣氣地軟禁了兩個小時。

  可見,當時要取出毛澤東的稿費並非易事。


  文革出版的毛著數以億冊計,但毛澤東沒有拿過國內一分錢稿費

  汪東興嚴正指出:“10年文化大革命出版的《毛澤東選集》、《毛主席語錄》、《毛澤東詩詞》等數以億冊計。但是,毛澤東沒有拿過國內一分錢稿費。現在竟有人造謠說,毛主席搞特權,以權謀私,在文化大革命中拿了多少多少稿費。這些人詆毀毛主席真是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

   吳連登補充道:網上現在有人說,毛澤東當時有一億多稿費,說是文革中,全國都沒有稿費了,就他一人還有稿費?毛主席在文革中也沒有稿費。毛主 席凡是要求黨政軍各級幹部做到的,他首先帶頭去做。如三年自然災害時,他第一個將自已的工資從一級降到三級。他老人家有個脾氣,決不摸錢,他的這些錢,我
們比他自己還清楚。但是,在國際上還是有稿費制度的,那時的社會主義國家,尤其是第三世界,翻譯出版了很多毛主席著作,經常給毛主席匯稿費過來。毛主席對於這些國家匯來的稿費,曾讓辦公廳匯回去,都是東興主任經辦。

  鄭長秋也向吳連登證實:文革中,毛主席出版的著作都沒有稿費。這期間,我所在的特會室沒有收到過毛主席的任何稿費。

  無獨有偶。有家雜誌在羅列了10年文革出版了多少多少冊毛著後,煞有介事地說什麼:

   “19673月,國務院提出了關於《毛澤東選集》、《毛主席文選》、《毛澤東詩詞》稿酬的計算標準的建議:《毛澤東選集》(14卷)平裝本、精裝本 每套稿酬1角;《毛主席文選》稿酬每本25厘;《毛澤東詩詞》每本稿酬3分;毛澤東著作單行本,不是新發表的,暫不計稿酬。最後,這一建議送毛澤東本人
審閱,毛澤東作了批示:還是以過去標準為宜,一些提議不合實際。”“後來,還是按國務院擬定的標準,並允許各省、地區可以不同,有一定的差異。《毛澤東詩
詞》的稿酬,統一提升到每本5分(當時《毛澤東詩詞》每本售價為15分)。

  汪東興、吳連登對此表示:這是有些人的胡說八道。毛主席一生痛恨腐敗、反對特權,宣導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文革中已經明確取消了稿酬,他不會也不可能一個人搞特權,接收那樣天文數字的稿費!

   汪東興接著說:不要說什麼毛主席有億元稿費,就是100多萬,他老人家就覺得太多太多了,還責怪過我。記得有一次,毛主席問我:這個稿費,你怎 麼越搞越多呀?我說:不是我搞多了,是你沒有怎麼開支,每年又有利息,當然就越來越多了。大家想想,毛主席能容許自已有那麼多的稿費?

   更加讓人大開眼界的是:這家雜誌造謠造到了當事人的頭上。說什麼:“197612月底,汪東興在清查毛澤東私人財產時發現,毛澤東存放在中國人民銀行
總行的稿酬累計存款為7582萬餘元,是用中共中央中南海第一黨小組的名義開戶的。據汪東興所述:毛澤東稿酬累計多少,以什麼名義存放,當時只有周恩 來、汪東興、張玉鳳知道。”“另外,毛澤東以個人姓名在中國人民銀行中南海支行開設的戶頭,賬上通常存有八九十萬元。

  汪東興聽罷,禁 不住氣憤地說:毛主席稿費放的地方,既不是什麼中共中央中南海第一黨小組,也不是在什麼中國人民銀行中南海支行開設的戶頭。黨小組怎麼能保存毛
主席的稿費?講不通嘛!中南海什麼時候有銀行了?這些人真會無中生有。毛主席的稿費存放的地方,事實上只有一個,那就是中辦特會室!


  毛澤東視稿費為党的錢,人民的錢。將稿費放到中辦特會室只有他一人

  汪東興動情地介紹道:這筆稿費是党的錢,是老百姓的錢。這是毛主席一貫的思想。他老人家一再聲明:我參加革命,就是解放老百姓,建立新中國,使全國人民過上好日子。我的東西,包括這個稿費都是從老百姓那裏來的,做事情來的。總有一天要取之於民,用之於民。

  汪東興還向我們談起這樣一件往事:

   這天,他到毛澤東那裏辦事談起了稿費問題。汪東興向:主席,您的稿費不能總存在特會室名下……”毛澤東毫不猶豫地回答道:這個稿費是黨的稿費,老百 姓的稿費,不是我毛澤東的稿費。”“那您的孩子怎麼辦?”“孩子們都長大了,他們為人民服務,人民給了他們一定的待遇和報酬,可以自已養活自已。

  東興同志說到這裏,不無感慨地說:毛主席就是這樣一心一德為人民。他老人家的子女也很爭氣,也很自覺,從來沒有打過毛主席稿費的主意,更沒有提出要毛主席的稿費。毛岸青沒有,李敏沒有,李訥沒有,毛遠新也沒有。

  汪東興講到這裏,話鋒一轉:吳連登同志,一些報刊,還有網上究竟是怎麼無事生非的?你說說。

  吳連登彙報說:《黨史博采》雜誌稱:李敏、李訥也申請過,也被拒絕了,其後由中辦先後給她們二人發下近200萬元,購買住宅和留作家用。這不是明擺著造謠嘛!毛澤東所有的稿費加起來也不足200萬元呀!

  汪東興肯定道:李敏、李訥生活困難時,僅補貼過很少的錢。

  還是《黨史博采》雜誌稱:江青曾先後5次聲稱她有權繼承毛澤東的遺產,並提出提取5千萬元給兩個女兒和親屬。但她的要求被拒絕了

  “5千萬!汪東興笑了,“30多年前的5千萬是個什麼概念?千萬富翁!江青會提出如此驚人的數額?我不敢相信。我只記得毛主席跟我講過的。主席他老人家說:江青以為我要死了,要辦後事了,向我要15萬元。我給了她3萬。我不會亂編,可以到特會室查嘛!

  還有的刊物說:江青通過您從毛主席的稿費中拿走了38萬元人民幣和兩萬美元。

  汪東興當即否定:沒有這回事。毛主席的稿費裏根本就沒有什麼美元。

  吳連登接著說:“‘毛主席億元稿費流傳很廣,連西南邊境的《昌都報》都登了。其中說到毛主席還先後兩次提取存款,給汪東興4萬元,其中有15千元是給汪東興家屬修理房屋用的。

  汪東興聽到這裏站了起來,一臉嚴肅地:這件事,我已經聽說了,說我從毛主席稿費中拿走了4萬元。這是有人造謠!我拿了毛主席4萬元?就是40元、4元、4角、4分也沒有!你們不要聽他們造謠。我這人在經濟上不會犯錯誤!

  造謠者如此苦心地信口雌黃,無中生有對待嚴肅的史實,卻是為何呢?答案應該是在每個人的腦海裏。


  毛澤東享有的人權不受侵犯,造謠者應受法律制裁

  毛澤東億元稿費謠言在海內外流傳很廣,造成了惡劣影響,嚴重損害了毛澤東的聲譽和形象,侵犯了作為中國公民應享有人權和尊嚴。

   有人提出:對於一貫聲稱為共產主義奮鬥終生的毛澤東來說,一輩子奮鬥的結果是把自己變成全國唯一的億萬富翁,這是不是他的悲劇?還有人提出:假如文革中毛澤東拿的這筆稿費被看作合理收入,那麼,就應該給當時全國發表文章卻拿不到稿費的所有寫作者補發稿酬。否則,就是巨大的不公平。更有人提出:
如果不給其他寫作者補發稿費,卻又把那1億多元看作毛澤東的私產,一種制度和政策怎麼能如此明目張膽地製造特權、維護特權?!

  具有諷刺 意味的是,跟著這一謠言起哄的竟然是相當一級黨委主辦下的兩家刊物和一家報紙。兩家刊物:一家是上述《黨史博采》。它的自我推介是由中共河北省委黨史研 究室主辦,全國唯一一家由世紀偉人題寫刊名的中史綜合月刊,也是全國最早公開出版的雜誌之一。另一家則是《黨史文苑》,系中共江西省委黨史研究室、江西 省中史學會主辦。一家報紙則是國內大名鼎鼎的《解放日報》,中共上海市委的機關報。夠牛、夠權威性了吧?可悲的是,這兩刊一報裏號稱黨史研究者們也 不能免俗,在對待毛澤東稿費問題上,竟取獵奇之態研究史實。

  汪東興同志嚴正指出:毛澤東享有的人權不受侵犯,造謠者應受法律制裁。毛主席的親屬、毛主席的身邊工作人員應該站出來起訴造謠者。同時,我相信一切負責任的媒體會站出來闢謠,還毛主席一個清白!

  汪東興、鄭長秋和吳連登等同志用無可辯駁的事實澄清了三個問題:一是毛澤東稿費的準確數額是124萬元人民幣;二是文革中在國內出版的所有毛著與舉國上下的著作人一樣,沒有分文稿費;三是毛澤東對待稿費的態度是明確的、一貫的。

  在這樣的事實面前,不管謠言變換什麼形式和表現手法,都將不攻自破。上面提及的完全應該理解的種種質疑,也就很容易化解了。

  當然,毛澤東既然一貫堅持他名下的稿費是黨的、人民的。無疑是他的遺願。嚴格地說,這筆稿費就應該姓公而不是姓毛,不能用來補貼家用和子女生活,接濟家鄉的親屬,還有江青的花銷等。

   但是,一個問題往往存在兩個方面。毛澤東以人民利益為重,嚴格要求自已而作以上表述。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作為組織,不能不考慮著作人的利益。畢竟毛
澤東的絕大多數著作系親自撰稿、所付出的勞動應得到尊重。有人說,毛澤東的著作不少是由秘書代勞。這能說是事實?毛澤東筆耕勤奮是黨內外很多人清楚的。可 以肯定,毛澤東的某篇文章即使是由秘書所寫,也很有限。最後還得由毛主席逐字逐句地修改。更何況一些重大軍政問題的思考與決策,如長征怎麼走,抗戰、三大
戰役怎麼打?他的秘書的資歷和經歷擺在那裏,夠不夠?又如《矛盾論》、《實踐論》、《論十大關係》,論聯合政府新民主主義論等著述怎麼構思、怎
麼寫,就是秘書想代筆,恐怕也難有這份水準和筆力。

  從這個意義上講,毛澤東將稿費用於補貼家用、子女等,於情於理,同樣無懈可擊。這裏需要指出的將稿費用於補貼家用、子女等開支,所占比例特小,大約占2%。再者說,讓一個大國的元首、執政黨的主席的收入入不敷出,捉襟見肘,怎麼說也不是中華文明古國的榮耀吧。

  20051月,由文化藝術出版社出版發行了筆者所著的人物專訪《現代誇父》。其中《毛澤東最後的管家》一文中,有這樣一段文字:

   當19769月吳連登將毛澤東遺體護送到人民大會堂供人們瞻仰時,在這位老人的身後,除有幾套毛式中山服外,沒有一分錢的存款,沒有一套高檔服裝,沒
有任何金銀珠寶,沒有給子女留下任何財產的遺囑;在這位老人的身後,只有他終生酷愛癡迷的8萬多冊書籍!只有海外出版他的著作所付、歸中辦特會室管理的稿
120多萬。後由上邊安排,他的子女每人分到8千元。

  這就是領導了近10億人口、時間長達27年的共和國領袖的家當!

   在這次反擊毛澤東億元稿費謠言中,上段文字一度被引用。筆者與吳連登交往少說也有10年,深知其為人,凡事有主見,敢於講真話,辦實事。他提供的以
上情況反映了基本歷史的真實,是可信的。如果說有什麼不同意見和看法,可以商榷和爭論。但不可不動腦子而人云亦云。否則,遲早還要上謠言的當。

  人說:謠言止於智者。筆者以為,謠言更止於動腦者。(業經汪東興、吳連登同志審定)

 

原載:wehoo-威虎網  www.wehoo.net

 

53期(2008年6月)毒蘋果札記 施善繼

毒蘋果札記

 

○○八.四.六. 政工詩人

 

一九六八年春末,我從澎湖退伍返鄉。

 

當兵其間,我一直維持寫詩的熱情不減,服役行腳遍及的虎尾、新竹、馬祖、嘉義、澎湖,我均寫下詩篇,在戰地馬祖北竿,還奇蹟般遇見了陸軍砲兵上尉,已故長沙詩人彩羽(1928-2006),一個服義務役的台籍兵員與一個離鄉背井來自湖南的軍官,在福建省連江縣的軍事前線,兩個人並肩站在碉堡前的濃霧中,共同觀望著對岸的黃歧半島。年少的無知,尚未意識到那即是民族內部的自相殺伐。

 

回家不久,在當時位居台北市鬧區西門町的城中街,與已經多年不寫詩但我依然印象深刻的瘂弦兄重逢,他剛剛留美返台,正接手一份執政黨青年文藝雜誌的編輯。他多年不再寫詩,是否與放洋留學及歸台後,上級交付的工作任務形成矛盾衝突?不得而知。

 

隨後他約我為他的雜誌《詩專輯》與《青年節特刊》寫稿,兩樣我只交了前者一首〈水鄉〉,以之紀念屈原,之後他再約為十月蔣介石先生的壽辰寫詩,我請求,可否安排在被允許距離蔣先生的保安範圍內,遠視蔣先生的幾些生活剪影,他不予回答,這個跡近天方夜譚的狂想成了我個人的呢呢喃喃,詩也終於沒有完成交稿。

 

一九七七年夏季,鄉士文學論戰發生,一家大報陸陸續續刊出攻擊鄉土文學的文章,那些文章不僅止於攻擊而已,已經是描準扣緊不同思想者的帽子,著文發動攻擊一方的人自承他們的指控並非空穴來風的恫嚇,而是顯微鏡裡被虛擬放大的頭圍尺寸適戴的首級,使之血滴落地。

 

人人熟知當時論戰的名篇,諸如〈不談人性,何有文學〉、〈卡爾說〉、〈狼來了〉,都要載入史冊永存在台灣文學史中,供後之來者研究、鑽研,這個不能視若無睹的章節,也是驅動台灣歷史走向的推手,研究這一段台灣文學史無論有意或無意的輕忽、略過,恐會褻瀆了專業的職守。

 

我四處訪探,也才悚然醒驚,這家大報副刊主編,怎麼會恰恰是離開前書文藝雜誌編輯的同一人,無需追索,只要按常識拼圖,人們皆可以認定不再寫詩的詩人,正忠實執行著他份內的工作政工

 

詩人與政工,政工與詩人,可交匯可分置,沒有受過專職訓練當絕無法臻此人格與角色渾然融於一體時的出神入化且收放自如。

 

隨著一九四九年的結束,朝鮮戰爭,美霸第七艦隊強行侵入台灣海峽,被外力扭曲的地理牽引著歷史的曲扭,兩岸分斷,KMT統治集團東挪,台灣劃歸二戰後美霸新殖民主義的勢力範疇,台灣自此臣服於美霸制定規範的國際垂直分工體系,言聽計從步上殊途甘之若飴。

 

政工詩人在台灣一地遂應運而生,詩人雖有詩證憑,政工實則方為原尊,但這兩個疊重的身份與姿影,何時并攏何時離疏,飾演者都裝扮得恰如其份,他們將在日後偏安的時局統領並傾力捍衛藝文領域裡統治集團意識形態的防護。

 

○○八.六.二十一.側邊的胡謅

 

有一個唱片(它的錄音內容正是里姆斯基.柯薩科夫的交響組曲,台灣譯名《天方夜譚》)側邊的中文推銷詞,如此信口雌黃:

 

「面對德奧博大精深的古典音樂傳統,深處邊陲的俄羅斯只能是附庸風雅,拾人牙慧的未開發國家。但就因流著伏特加般看似清淡,入口猛烈的血液,總算有人以土法鍊鋼的蠻幹精神,殺出自己的一脈風格。……

 

此類視點,原不值引。但它卻是長期以來,瀰漫島上蛙聲蛙語,在井底群體意識的集中發音,調門不能不說是壓抑的拔尖,然而拔尖中充滿無的放矢,偏執俯拾皆是,在一片虛無茫茫的泅溺中,人人耽於偏執,在無限亢奮的芳美中偏執,自憐自舔……

 

一九八年代邊陲與中心的論爭,人們老早便已健忘了吧!也兼及什麼台灣結中國結云云。

 

邊陲意識等於棄兒意識,自不待言。

 

中國自十九世紀末葉,國力疲,自顧不暇。台灣遼東半島擇一遭東洋帝國主義強行割據,兵臨城下,任人宰殺。日據下,有什麼邊陲意識?二戰結束後,國共為各自的階級存續鬥爭,至四九年中國本部政權更迭,帝國主義代理人,中國近代官僚買辦集團,盜資落荒,轉進台灣,挾西洋與東洋自重,漢賊不兩立思維,世還是自恃中心,賊為邊陲,歷史的看來誰漢誰賊,清清楚楚,即是今日,誰賊誰漢,更加清楚,毋需用科學儀器亦毋需化學試紙檢驗。

 

台灣在日據下是邊陲,工業中心,農業邊陲,工業日本,農業台灣。四九年代,台灣的宗主日美易手,台灣非美利堅邊陲是啥?難道中心不成。自甘日、美邊陲非邊陲,一旦重返中國歷史與地理的經緯,便呼天搶地的邊陲了。斯德哥爾摩症候群,確乎無可救藥。

 

等同這斑邏輯,賣古典唱片的人視德奧為中心,俄羅斯為邊陲。

 

真相果真如此?那除了中心德奧,其他邊陲地區的音樂均一概免聽。商品廣告,無所不同其極,以達商品促銷,利潤利潤,在生產與再生產的不停循環中擴大搜刮,蠶食鯨吞。資本家與資本,根本存心混淆黑白,金錢是他們最初的愛與最終的歸屬,廣告中充斥誤導、偏見,也佈滿陷阱與歧途。

 

古典德奧,專指十八世紀下半葉至十九世紀二年代,以海頓、莫札特和貝多芬為代表的音樂,即維也納古典主義音樂。它是歐美古典音樂裡的一個歷史時期,它狹義的具有德奧地理與歷史的範疇,它也僅指德奧具體的音樂風格和流派。若從古典維也納往前推移到斯卡拉蒂、韓德爾及巴赫,甚至再往前追溯到歐洲文藝復興,不同時期,各種風格及流派嬗遞。或者反過來,順著時間往後延伸到洛可可時期,十九世紀,二十紀紀等等。

 

德奧古典音樂博大精深,人們大致可以相信。但說深處邊陲的俄羅斯只能是附庸風雅、拾人牙慧……”就言過其實不知所云,而且明顯失準,顯然蓄意粗鄙與惡形惡狀的誣蔑。說話者,分明不在話語的情境中,他不在語話形塑的那個歷史裡,歷史與他無關,他處在真空狀態的壁上觀做著無氧運動。

 

古典德奧博大精深,世界上其他地區也一樣博大精深。

 

古典主義的俄羅斯音樂,發端於九十世紀三、四十年代,由被尊譽為俄羅斯音樂之父格林卡的創作確立,接續其後的五、六十年代,新俄羅斯樂派(即五人團)誔生,五人的三人:鮑羅廷、穆索爾斯基、里姆斯基.柯薩科夫,他們分別創作的《伊戈爾王子》、《圖畫展覽會》、《舍赫拉查達》無論唱片錄音或現場演出,在全球各地均歷久不衰。

 

五人團同一時期的柴科夫斯基,著作等身,婦孺皆知。十九世紀末至二十世紀初,直到社會主義革命勝利,跨進蘇維埃時期,都因為被綁架處於冷戰反共,使我們這個島自閉隔了這一段異樣多彩博大精深的樂音。

 

活躍於蘇維埃時期的作典家,此地較為熟悉的名字:普羅科菲耶夫與肖斯塔科維奇。至於也具代表性的:伊波利托夫.伊凡諾夫,格利埃爾,米亞斯科夫斯基,哈恰圖良,施尼特凱,便較乏人問津,他們的音樂也足堪博大精深。這一時期外放的格拉祖諾夫,斯特拉文斯基,拉赫瑪尼諾夫,雖身離祖國,但體內始終奔流不息俄羅斯的民族激情,雄居異邦,曲思從無間斷與祖鄉的夢牽魂繫。

 

蘇維埃時期創建的音樂公社(MK, Mezhdunarodnaya Kinga),幾乎將俄蘇音樂家創作的樂曲錄盡,錄音絕不假手他方,蘇維埃自己音樂與音響的審美觀自成體系不用旁者多慮,管弦樂團聲部配置另樹一幟,獨奏者、樂團、指揮悉由自家人擔綱扮演,何為正演?該放軟百足之蟲死仍不僵的反共身段,靜靜的聽一聽“Melodiya的蘇維埃之音

 

晚期巴羅克代表人物巴赫,他的經典曲目:六首無伴奏小提琴曲,六首無伴奏大提琴曲及四首管弦樂組曲,其中層出不窮的各式舞曲,絕不少於十種,這些舞曲不左源於法國、意大利,便右源於波蘭、西班牙,並非血統純種德奧自己滋生的素材,德奧的博大精深,也必須仰賴鄰邦襄贊有以增輝圓滿。巴赫以降,形成德奧系統的作曲家概皆如是。

 

肇始於基因被強制改造,反共的軀體身不由已,逆至魂不守舍歇斯底里,身心纏絞代代相傳,加上消費主義無邊的催趕,睜眼競說瞎話,人們全然熟習在約定俗成的語境裡以沫相濡。

 

對伏特加的認識也宜端正補充,它是一款地處寒帶北、東歐陸國家生產的佳釀,由馬鈴薯或各國特有的縠類蒸餾製成,屬中性純酒(Neutral Spirit)不添色加香,品牌繁多逾三十餘種,台灣在戒嚴年代一般坊間空聞倩名不見芳蹤,但某些大飯店的高檔餐廳有黑市的驚鴻,可得淺酌,酒經轉口貿易陳倉暗渡,一個盎斯賣價三十年前台幣二百元,故僅能淺酌。曾有醫生勸阻斷酒無方的病患,最後嚴厲下達哀的美敦書,禁喝其他花花綠綠,只許單飲唯一,即伏特加,她淨純至極。

 

 

 

 

 

 

 

 

 

 

53期(2008年6月)一條河,三瓶水,幾度滄桑——從戲劇看社會價值觀的變遷黃紀蘇

改革開放三十年,在我個人是從二十歲到五十歲,無疑是一生中最重要的一段,對於中國社會則是天翻地覆,陵谷易處。前年創作《我們走在大路上》時曾寫過段歌詞:

 

路上的軍球鞋已經不見

路上的白邊懶已經走遠

路上的齊步走已經走亂

路上的同路人已經走散,找到了新旅伴……

路上的中山裝已經變了西裝,西裝變了休閒

路上的大姐已經變了大媽,大媽柱上了拐杖,站在路邊

路上的明天已經變了今天,今年變了去年

路上的什麼都已改變,就連那長安街上直來直去的大一路,也調整了路線

路上的中國啊,三十年,三十年……

 

 

一條河,三瓶水,幾度滄桑
——從戲劇看社會價值觀的變遷

黃紀蘇

 

 

前面的話

 

 杜甫寫亂世離合有句云:"夜闌更秉燭,相對如夢寐"。回首中國以往三十年滄桑,常常給人如夢似幻的感覺。那天夜深人靜回家的路上,聽街邊有人彈琴唱歌,便停了下來。唱歌人是個光頭赤膊的北京爺們,五十歲上下。他唱的都是從前的老歌老調,從文革後期青年玩鬧的情歌到八十年代的搖滾。其中幾首,距我上一次聽到,已整整三十年了。我在一旁站了很久,然後又跟歌手聊了一陣。我很感慨:當年流裏流氣的小黃歌,今天聽著怎麼那麼純樸啊!

 三十年前的戲劇,我印象最深的是為天安門四五運動翻案的《於無聲處》。也許我記得不是太準確,那部戲的上演好像是在1977年的56月間,但作者我記得 很清楚,叫宗福先,在上海工作。之所以記得這麼清楚,是因為當時感奮之餘又感到一些遺憾:怎麼是上海作者不是北京作者呢?怎麼是宗福先不是我呢?那出戲裏 面有一位叫何為青年知識份子,他老發些看似憤世嫉俗、實則憂國憂民的議論。我這些年有時會想起何為這個人物,想他後來的人生思想軌跡。他或許今天是個博 導,在課堂上向"憤青"現身說法:不激進就不是青年,不保守就不算中年,說得既客觀又辯證。或許,他老早就厭倦了中國,跑到美國拉斯維加斯的賭場裏當發牌員,後來辦了公司,賺了大錢,買了大房這是在說"傷痕文學"的代表盧新華了。或許,何為就像我一樣,一輩子走在人生道邊,"吃嘛嘛香,瞧嘛嘛不順" 或許,何為成了先鋒藝術家,一刀把自己變成女的――以中國近三十年變數之多、變化之劇,何為變成什麼人的可能性沒有呢?

 本文是要從戲劇的角度談三十年社會價值觀的變遷。我雖然參與過有限的戲劇實踐,但戲看的不算多,當代戲劇史的書本知識也少得可憐。為寫這篇文章臨時抱佛腳,將高音女士的大作《北京新時期戲劇史》(中國戲劇出版社2006年出版)匆匆翻閱一過,這是首先需要向讀者交待的。另外,據王遠先生的統計,僅 199520055月)的十年間,北京地區正式商演的各類戲劇作品就有近四百部。這數字對戲劇事業當然是過小了,對我這樣的臨時研究者來說肯定是太大了。我只能仿效黃河水文愛好者,上游取一瓶水,中游取一瓶湯,下游取一瓶漿,然後對著三個瓶子話說黃河。

 

 三十年既不是石頭裏蹦出來的,那就需要對它的出身或來歷做個交待。中國歷史一路我行我素走過五千年,至1840被以資本主義全球擴張為核心的世界近當代史 所強行兼併。中華民族在其後的一兩百年裏掙扎摸索,"現代化"也好,"文明轉型"也好,"啟蒙""救亡""革命"也好,其首要任務就是要在資本主義世界體系死地求生,並進而恢復它作為一個偉大文明曾有的輝煌。這樣一項宏大的工程,引得近代各種社會政治力量前來競標。由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國革命,以其弘毅、清正和堅韌,借助社會主義的全球牛市脫穎而出,終於在1949年攜掃蕩天下之勢登臨天安門城頭,與歷史簽訂了承包中國的長期合同。新中國取徑社會主義向著強國的目標晝夜兼程,所創下的煌煌業績,不僅為當時人身經目驗,亦為後來的良史所正視直書。但曾幾何時,這種以經濟計畫、集權政治為基本特徵,並為世界眾多苦難民族提供過捷徑或利器的社會主義,開始因體制化官僚化而失去活力,在世界範圍內走入下坡路,到20世紀7080年代已然夕陽在山,寒鴉萬點了。面對深刻的危機,手造中國革命的毛澤東欲以猛藥收奇效,發動文革冒死一搏(後來人不知,或以"向人類理想的峰頂做最後衝刺"虛言其事)。結果大廈轟然倒塌,中國當代史在巨大的震盪、衝天的灰煙中調頭而卻走,向資本主義市場另謀出路去了。

 再看社會價值觀。近代以來,中國的總體國勢有若驚濤間的漏船。一船老少要想活下去,不可能不強調利他,弘揚家國,不可能不將捨生忘死、毀家抒難的仁人志士 奉若神明。而個人主義、精英主義這些曾為近代西方文明的興起提供了強大動力的社會價值觀,在當時的中國也只能是 "控制使用"(中國歷史上外部壓力小而內部矛盾輕的承平時期,"書中自有黃金屋"的世俗理性也相對發達),因為一條擠得滿滿的逃命船,不大有個人表演"就地十八滾、緊跟十八部步"的空間。當然,全靠犧牲奉獻也不行,人人主觀為自己客觀為全體的自由主義原則也要用,但不能悉數照搬,個人奮鬥、出人頭地的利己 主義價值觀要與利他主義愛國主義相結合,所謂"教育救國""工業救國"等曾經流行的人生抱負便是這種結合的產物。費孝通先生晚年在回憶曾昭倫先生時曾經 說,他常常想自己這一代人跟曾先生那一輩人到底區別在哪兒,想來想去想清楚了:曾先生那一代尤其愛國。費先生1910年生人,與曾先生相差十來歲,風華正茂的時候趕上了國民政府的所謂"十年黃金期",比曾先生所經歷的清末民初要"祥和"一些當然也祥和不到哪兒去。像我祖父,比曾先生還大幾歲,是 1893年生人。生下來還什麼都不知道,中國就已經被西方列強打趴在地下,訂了好些不平等條約。等長大一點,中國又被東方的"蕞爾小國"日本將整個北洋水師打沉。再長到讀書寫字的時候,八國虎狼蜂擁而至,萬民景仰的皇帝太后難民一般惶惶出逃,驢車吱吱呀呀走到青龍橋才吃上第一頓飯。在這種亡國滅種的氛圍中 長大的人,他的價值觀念不可能不滲透著強烈的憂患意識。我祖父1927年隨中瑞合組的西北科學考察團騎著駱駝走向西陲,在大漠荒沙中盤桓幾年出來,不僅我祖父,其他成員如地質學家袁復禮先生,一口牙齒全部掉光。其中幾顆為自己成名成家掉的,幾顆為中華崛起掉的當然說不清楚。但我讀他的《蒙新考察日記》,發現要在科學發現上"不輸外人""不讓外人"的詞句隨處可見;面對一路的山形水勢,他腦子裏盤算的淨是如今國土資源局或經濟開發辦的局級調研員應該操心而不一定操心的事情。

    1949年新中國成立,共產黨深知,老百姓也同意,1840年以來的大危機還沒過去。雖說毛主席宣佈中國人民從此站起來了,但中國的火柴還沒站起來,當時 "洋火";中國的汽油還沒站起來,當時叫"洋油"。所以任重道遠,中國必須在起點低、條件差的情況下,全力以赴發展國民經濟,改變一窮二白、積弱積貧的狀態。為此,克己、利群、平等、愛國的價值觀仍需發揚光大。高積累低消費的基本國策便直接或間接體現了這種價值觀,雷鋒、王傑、鐵人、焦裕祿、王國福則是活樣板。說到高積累低消費,今天的自由主義史家和業餘史家對當時農民的處境異常同情,他們的思想底色本是精英主義,關心的淨是章怡和父親、康有為女兒這樣的人,按說"愚昧落後"的農民吃得上吃不上奶油冰棍,不應該在他們操心的範圍。但不管怎麼說,他們的確說中了那個年代高積累低消費的普遍事實。其實視野再放寬一點,褲腰帶加存錢罐是中國人自古以來的傳家寶,別說農民了,從牙縫裏省錢也是不少地主的習慣。前些天晚上陪我媽出去遛彎時聊起她的三叔,是個地主,還不是乍富的地主因為他的父親即我的外曾祖父據說還是個進士,卻省吃儉用到了高老頭的地步,當地有歌謠調侃他:

 

  三老闆
  本來艱
  一碗豆渣吃三天

  吖們幹(孩子們啊)
  慢些咽
  便宜豆渣要油鹽

 

土改時鄉親們想他那樣省吃儉用,心一軟只給定了個中農。新中國前三十年,中國為救亡圖強繼續著勒褲腰帶、保存錢罐的三老闆路線。攢下的家當,被劉青山這些小倉鼠啃去了一些,但絕大部分的確用在了國家民族的整體和長遠利益上。那個時期幹部總體上的清廉程度,在歷史上並不多見。毛澤東發動文革,讓這樣一個群體站板凳做飛機,固然有防患於未然的動機,但因於事不合而於理有虧。總之,那時的價值天平跟一頭沉似地向群體傾斜。記得文革初期海淀區有片蘆葦蕩,有一天燃起了大火,附近的駐紮的子弟兵一馬當先,與烈焰搏鬥,其中一個戰士奮不顧身,表現突出,後來查出來他就是縱火犯,原來是想當英雄沒機會便創造機會。當時的風氣由此可見一斑。個人權利、個人自由之類價值則繼續"控制使用"。就說搞科研吧,黨也知道沒一點成名成家的個人欲望或"十萬個為什麼"的純粹興趣也成不了事,但信馬由韁讓個人欲望和興趣自由馳騁,有限的人力物力肯定造不出兩彈一星、萬噸水壓機。這樣就只好對個人欲求做點品種改良,把它跟"革命理想""人民利益"嫁接在一塊。嫁接的結果就是出了一大批"又紅又專"的科技人員。這些人員活躍在50607080甚至90年代的科技和生產領域。我有一個表哥是北大力學系66屆畢業生,頭幾年退而不休,現在則有更多時間讀唐詩宋詞 了。他身上就有那一代科技工作者任勞任怨的鮮明特徵。這種個人價值與集體價值的嫁接,其機制和效果我們至今並不完全清楚,它值得不帶任何偏見或成見的歷史考察。但最起碼,像鄧稼先、袁隆平等一大批人的輝煌業績,說明了這種嫁接工作的部分成功。今天的不少科技精英,他們的研發動機倒是單純多了:第一是掙錢,第二是多掙錢,第三是掙大錢,但似乎馬力也不過如此,而且還鬧出不少學術腐敗。

 但新中國在社會價值觀上也有不小的問題,那就是對個人價值過分的壓制。這除了上述大背景,還有體制上的原因。新中國的母體是解放區,解放區的母體是解放軍,軍隊的不少管理方式後來被順理成章地繼承下來,成為整個社會的管理方式。再加上幾十年間一批又一批部隊幹部轉業地方,則不斷鞏固著"全民皆兵"的社會生活。說那時全國像個兵營肯定是誇張了,但說像總後或總政機關大院則庶幾近之。國家的行政體制覆蓋了人民的全部公生活和相當一部分私生活。電影有自己買票 的,但常常由單位組織。你可以說這是社會主義的福利,但人家說你把錢給我,我買票帶女朋友遠處看去,不想讓全單位都知道,你也不能說他這點自由追求得一點沒道理。計劃生育當然要由國家來抓,但懷孕這種需要關燈拉窗簾的事情,國家好像也湊得太近了:我在工廠學工的時候一天開會,班長宣佈有一個懷孕指標,然後 指著幾個女工,讓她他們商量一下,定出一個趕緊懷上,別把名額浪費了。這事兒現在回憶起來會有親切感――社會像個大家庭一樣,大家彼此見外。但當時聽著挺 彆扭,怎麼跟配種站似的?社會管理的準軍事化,固然有集中力量應對外部壓力的長處。但問題是,你畢竟是在和平時期,美帝蘇修再猖狂,你也還是在和平時期。學校班不叫班叫排,年級不叫年級叫連,天天唱《打靶歸來》,你仍然改變不了和平時期這個基本事實。和平時期的人民對個人自由、個人權利、物質享受的追求,只要適度,都應該肯定,而且也必須肯定,這就像我們說當時克己利群的價值觀也有道理是一樣的。到了文革,己倒是克到家了,群卻沒利多少。就不舉抄家批鬥這樣的大例子了,只舉個日常的小例子:那時夜裏經常查戶口,一群大老爺們打著手電筒亂影紛紛登堂入室,不管男的女的穿多穿少,用手電筒晃著跟我爸一一核對。我有幾回是醒著的,醒了就沒睡著,我很替父親難過,因為他平時很威嚴,這時卻管不了一家老小的體面。所以到了文革末期,我們今天懷念不已的那些美好價值觀,在很多人眼裏已經醜陋不堪了,尤其遭到那個社會的未來即青年一代的不恥。1976年地震時我們中學一個平時最假招子最不嫌肉麻的同學,在郊區插隊的地方大張旗鼓地衝進豬圈"搶救"集體財產,跟如今宋莊的行為藝術似的,一度傳為笑柄。一個時代,跟它成龍配套的價值觀混到這份兒上,氣數就差不多了,該變變了。

 

第一瓶

 

 中國革命至文革物極而反,歷史的鐘擺開始沿著改革開放向另一個方向滑行。以""入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為基本內容的中國改革開放,結束了應對危亡之局的中國革命,放棄國家社會主義的政經體制,弱化克己、利群、平等、愛國的社會價值觀。取而代之的,是西方曾為殖民擴張和工業革命提供動力的個人主義價值觀。攤開中國當代戲劇史,這一軌跡清晰可見。但路是一步步走過來的,當我們取水上游,回顧改革初期、也就七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初的戲劇創作時,就會發現舞臺上所呈 現的社會價值觀,跟上一個時代的社會價值觀並沒有太大出入,簡單地說,還是"憂國憂民"那些東西那時的藝術家除了憂國憂民真的什麼都不會。隨便報幾個劇名就夠了:《報春花》(1979)、《血總是熱的》(1979)、《未來在召喚》(1979)、《不盡長江》(1982)。新時代總是從舊時代的破綻處露頭的,價值觀的變遷首先發生在政治價值觀,因為大家一致認定是它釀成了十年悲劇。《大風歌》(1979)說的是劉邦興漢呂后篡權的故事,所指一目了然– –文革的惡端若按當時的民憤編製排行榜,江青不會是榜眼,只能是狀元。《伽利略傳》(1979)把文革版的共產主義體制跟基督教神權做了相關鏈結,這肯定不是我的誤讀。當時的政治學者、後來的政治家嚴家其也曾拿基督教的宗教審判所明喻過中國的革命政治(有趣的是,若干年後,同一撥人或同一類人,又終於在基督教那兒發現了中國文明的安身立命之本)。與這位傑出科學家被神權政治壓迫成庸常之輩相映成趣的,是馬克思被思想解放的戲劇舞臺從革命導師 "還原"為食色"凡人"(《馬克思流亡倫敦》,1983),這與那時的理論思想界熱衷於人道主義的青年馬克思,可謂不約而同。《吳王金戈越王劍》 1983)據說是要復原一個真實的勾踐,一個前半截臥薪嚐膽,後半截專制殘暴的國君,這讓人聯想到晚年毛澤東對自己的一分為二。而阿Q,這個此前在中國革命的框子裏不大好擺的貧雇農,此時作為愚昧落後的典型符號,被重新放進現代化文明轉型的框子裏(《阿Q正傳》,1980)。不過,順著阿Q再往下就是八十年代中後期的文化反思熱了。到那時,阿Q所屬的底層民眾在"封建""東方""醜陋中國人"的名義下被"走向未來""走向世界"的知識精英徹底清算了一 次,那又是後話了。

 與同時期的詩歌小說相比,戲劇在反映社會價值觀的演變上似乎慢著半拍。當代中國是個劇變社會,往往一步半步就能分出新銳和遺老。得風氣之先的肯定是靈活機動的最小單位如個人。以我的印象,八十年代初的小說已經相當敢想敢說。流行歌曲就更不在話下,那是鄧麗君他們在境外製作的,目標比個人都小,在大陸的發行基本上是從私人答錄機到私人答錄機,完全繞過了國家設置的音像控制關卡。而女詩人到八十年中期就公然謳歌男性生殖器,將之比作好強上進的熱帶仙人科植物。而戲劇則不同,它要由一個固定的劇團創作,它要在一個固定的劇院上演,這樣就不可避免地背負了更多的"公共性" 。這公共性在當時是由高度統一的政治體制、尚未分化的社會結構,相對趨同的社會心理共同定義、並由中宣部文化部系統負責看管的。我記得當時對於一些比較敏感的人來說,"強者"一詞,已經開始具有了"弱肉強食"的意味,因為當時雖然還沒有九十年代下崗分流之類的經歷,但涉及千家萬戶的高考制度已經把社會競爭擺進了公眾的視野,精英特別是知識精英已經在宣揚有利於中國整體崛起但同時特別有利於他們崛起的強者哲學,即所謂拉開差距,強化激勵之類。當時的一個電視片,主人公是個自強不息的盲姑娘,她在《命運》交響曲的有力節奏中發誓"我要扼住命運的咽喉,做生活的強者",已然在滾滾紅塵道上你追我趕的時代長卷上了。而戲劇《誰是強者》(1981)顯然還是在中國革命的話語體系裏使用這個詞,戲裏有一句特別響亮的臺詞:"人民是強者!"其實那個意義上的"人民"沒過多少年就變成"弱勢群體"了。

 社會結構的變化始於私營經濟部門的興起。文革結束後大批上山下鄉知識青年回城,傳統的國有和集體工商業容納不下這麼多往屆畢業生再加應屆畢業生。"接班 ""頂替"之類的流行用語便反映了當時的困境。對這些人,國家既拿不出錢又拿不出崗位,只好拿出政策,讓他們幹個體。這樣,待業青年拉車西瓜堆馬路牙子上,支張鋼絲床披星戴月,蚊子叮太陽曬整整一夏天,終於把圓滾滾的發達夢孵成萬元戶的現實。這是中國"資本主義復辟"的第一波,說起來很值得同情。我有個朋友,是個骨子裏愛冒險的人,八十年代初大學畢業就下了海,去工商辦照的時候,負責登記的大媽瞪著這個原本時代的寵兒一聲長歎:"大學生呀,幹嗎自絕於人民啊!"我這個朋友從此混跡小販倒爺人群,感覺相當良好,因為錢來得實在太快了。記得蔣子龍的小說《赤橙黃綠青藍紫》中的主人公,也是在工廠門口支起煎餅攤,攤麵粉磕雞蛋獨領風騷,惹得廠裏的青年女工秋波蕩漾。在三輪板車那不管不顧的車鈴聲中,在"走過看過別錯過啊"的吆喝聲中,在沿街店鋪震耳欲聾的港臺歌曲聲中,充滿野性和活力的資本主義市場出現在社會主義公有體制的地平線上。社會的這一變化以及它所帶來的新氣息,戲劇也都反映了,如《哥們折騰記》 1982)、《可口可笑》(1982),但自始至終沒有出現可與小說中《頑主》比肩的作品王朔的確是為資產階級的降生、為商業時代的開場描形寫意的丹青妙手。也許85年上演的《WM(我們)》屬於這個級別的戲劇,到過現場的業內業外人士如今回憶起來都歎息不置,說是藝術表現上的難得之作,可惜被"喬木同志"點名批評腰斬了。這件事可以稍加玩味:文藝的公共性分兩頭,一頭在觀眾讀者那邊,一邊在創作生產這邊。觀眾讀者那頭,到8485年,隨著傳統計劃體制一統天下的局面悄然破碎,公眾高度同一的內心結構不復存在,文藝的公共性開始被重新定義。而創作者王朔人在社會主義計畫體制的圈外,為商業社會劈叉翻跟頭,恰恰體現了公共性兩頭的統一大勢。而由國家(院團)生產、向公眾銷售的戲劇則體現了兩端的分裂。與此同時或稍後發生的"戲劇危機",即不見了觀 眾,其原因我想有一部分正在這裏。甚至到了今天,典型的院團戲劇在題材、主題上的束手束腳,在經營推廣上的遲遲礙礙,也都跟這種分裂有相當的關係。總之,就文藝與社會的關係而言,劇場裏社會價值觀的變化上,要慢於劇場外社會價值觀的變化,不能像小說詩歌連蹦帶竄衝在頭裏。個人欲望在別處都裸奔了,在舞臺上還只是西服革履。

 上一個時代社會價值觀的傾覆,一部分是通過對其政治價值觀的否定,一部分源於商業社會及其價值觀的興起。還有一部分就是西方現代主義文化的衝擊。現代主義文藝為什麼會跟克己利群的價值觀過不去,一個值得琢磨的問題。就形式而言,它們之間並沒有不共戴天的必然性。作為新中國源頭之一的左翼文化運動,就跟現代主義過從甚密。蘇聯的瑪雅科夫斯基、愛森斯坦等人也都用他們的現代主義藝術為蘇維埃政權出過力。毛時代的百花齊放文藝方針,也是鼓勵藝術家多想出些花樣歌唱祖國歌唱黨,賀敬之的《雷鋒之歌》視覺上就很像現在正施工的中央電視臺新樓。但到後來,"革命的現實主義""革命的浪漫主義"成了這個體制的欽定的藝術形式而其他都是邪門歪道,則的確跟集權體制的強化或僵化(愈益原教旨化,即"唯我獨革")有本質的聯繫。一味強化階級鬥爭的政治,結果必然是看什麼都不順眼,瞧誰都是可疑分子,連"讓步政策""武訓辦義學"都無處容身。文藝家為證明自身的純正無邪,只好將靈動、微妙、總之是可能造成歧義誤讀的風格手法陸續放棄,而接受一種近乎決心書的表現形式。到了文革時期,文藝作品的細節都要能切實還原為革命大道理而不是相反,還原為最新的兩報一刊社論精神,就像劉心武那時寫的三突出小說,他後來的自選集想必不會收入。文藝上這種內虛外""的主義時候長了,便連皮帶肉跟整個體制長在了一塊。新中國的社會主義體制由於 "排異"機能超強,喪失了容納別樣的能力,在學術路徑、藝術風格、表現手法這些末節上廣結仇人,為日後圍殲自己的部隊招兵買馬。果然時候一到,朦朧詩、現代主義繪畫,乃至聲樂裏的氣聲、哭腔都紛紛化作顛覆社會主義體制及其價值觀的爆破小分隊。從這個角度來看《絕對信號》(1982)、《車站》(1982 以及前面提到的《WM(我們)》這類曾引起較大反響的先鋒主義戲劇,創作者主觀上瞄準的或許只是寫實主義的表現方法,客觀上擊中的卻是社會主義整體沒辦法,因為都長一塊了。主客觀統一的情況也不排除,因為"微言大義",也就是在一些看似不要緊的細節上舉事起義,也的確是中國人的老習慣了。

 

第二瓶

 

 下面再來看看三十年的中游、也就是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的戲劇。
 十年代中後期,商品經濟(當時好像是用的這個詞)開始洶湧起來。前一時期出現在傳統體制地平線上那些攤煎餅的、躉西瓜的、炒瓜子的、倒仔褲的,至此已上了一個臺階。他們雖還不像王朔筆下那麼風流或風光,確已開始領略風月了。幾年前未婚女青年嫁他們就像闖關東,屬於三十六計裏的第三十幾計。現而今不同了,我記得一個朋友傳號外似地告訴我:懷柔有個個體戶,身邊有倆女大學生,其中一位是北師大(抑或北師院也就是今天的首師大,記不清了)剛畢業的!嫁誰不嫁誰反映社會價值觀的變化最為直截了當,何況是黛玉傍上了賈芸呢。資本主義商品經濟此時已不光是小商小販以及讓城裏工程師週末掙外快的鄉鎮企業了,雙軌制還給它滾滾輸入了新鮮血液,那就是"官倒"也叫"大倒"。我們家輾轉托人買的三洋雙聲道答錄機,據說就是高幹子弟通過東海艦隊運進來的,只可恨是個舊貨。"大倒 "對於社會主義價值觀的顛覆,其烈度肯定超過了小倒。老百姓會說:領導咱們事業的核心力量都幹這個了,咱他媽就甭素著了!知識精英本來走的是"萬般皆下品 唯有讀書高"的輕車熟路,對資本主義商品經濟雖然鉤以寫龍、鑿以寫龍,但當真龍也就是大倒小倒紛紛走入他們視野、把他們的既定前程攪亂時,他們便無明火起,一怒之下湧向廣場,跟核心力量大鬧了一場。

 記得八十年代末王蒙曾作文感慨"文學失去了轟動效應"。其實王蒙他們以個人主義價值觀為旨歸、以解構中國革命為方向的文化社會動員,無論以何種形式傷痕文學也罷,朦朧詩也罷,意識流小說也罷,人道主義美學也罷都還是借助了中國革命留下的那份集體主義遺產,即高度統一的政治經濟結構和高度同一的社會心理結構。八十年代中期開始的社會分化,造成公共性的迅速萎縮,直接影響了一直以公共性為活的文藝。我幾年前曾在《3+X:國家、西方、市場間的文藝瑣談》中談到這方面的情況:

 

  「被集體主義擁上了價值觀念寶座的個人主義,一坐定就宣佈解散集體,隨之開始推動利益的分化、人群的分裂。"萬眾一心"的局面逐漸瓦解,文藝所依賴的公共性急劇萎縮。……自我感覺除了皮毛別處都已西化的知識精英,雖然仍以民意代言人自居,其實在情感上已跟民眾漸行漸遠,越活越像僑居中國的外籍人士了。他們的學術藝術大都是跟鬼(子)談心,在本土只好等於自言自語。記得有一年湧現出了上百家詩派,還都配了宣言書。讀那些玩意,感覺像是見人在公共場所摳腳。在資本主義全球化的個人主義階段,文藝和戲劇的衰落順理成章,雖然有些腳因為摳得像是幹別的,也還會有群眾好奇圍觀。要等到全球化的下一階段,等到資本主義市場出來,根據利益最大化的原則重新統一人心,整齊趣味,實行"市場集體主義",戲劇之流才有可能再鑄"輝煌"。」

 

這個時期的戲劇走的不是下坡路,而是乘電梯直落地下車庫――雖然中央書記處讓藝術家想寫什麼就寫什麼的話音剛落。戲劇的衰落當然有種種原因,其中誰都不賴的原因自然是電視的普及、公眾娛樂的多元所造成的觀眾分流。

 八九十年代中國社會在人心慌慌、不知所之中劇烈重組。哪些人看什麼,哪類人讀什麼,都在未定之天。看戲的人就算沒變,但工資變了,物價變了,單位變了,所有制變了,老婆變了,男友變了,時尚變了,昨天變了,前景變了,人心變了,世道變了,他跟戲劇的關係能維持不變麼?變的結果,就是劇場空空蕩蕩。劇場空空蕩蕩了,戲劇人當然也要跟著變。知名編劇王培公就說自己"人雖還在劇團工作,寫的卻總是電影劇本,電視劇本之類……我不寫戲,也是怕寫出來同樣沒人看。不寫還可以保留一點對自己劇作當日風光的記憶。"先鋒戲劇家孟京輝日後回憶當年時也說,聰明人都跑光了,只剩下自己堅持不懈搞戲劇。總之,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的戲劇就是以跑光的隊伍和劇場,見證了在社會主義計畫體制向資本主義市場體制大轉型期間,文學藝術前不著村後不著店的境地。

 九二年開始,市場大潮鋪天蓋地,再加上八九之後的國際環境,傳統國家體制內很有點泰坦尼克號上的光景,大家亂糟糟撲通通不是往大洋對岸遊,就是往商海裏跳,很少有人呆艙裏看書或倚欄杆看雲。當時有部話劇《鳥人》,以近乎寓言的筆法,描寫了一幫提籠遛鳥的當代名士閒人,確與股市一樣的時代氛圍形成一種奇怪的關係,那大概就是作者反覆申說的所謂"荒誕"——這是九十年代戲劇人常掛在嘴邊的一個詞。中央財政的事業費人頭費養廉辦不到,更別提養忠養義了。我記得 單位領導在會上說,本院某所的職工下海發了財,捎信說可以幫個單位十萬二十萬,但條件是領導滾蛋。領導說如果咱單位有誰能貢獻這個數並附加類似的條件,他這個領導絕不戀棧。這自然是開玩笑,但也只可能在那個時期開。這時戲劇最令人矚目的,是"小劇場運動"的興起。名字固然響亮,本質不過是逃荒。但逃荒有兩種逃法,一種倉惶沮喪,面如菜色,這樣的逃荒一般行而不遠,往往不知所終。另一種卻是打起精神,歌聲嘹亮,這樣的逃荒有可能逃出轉機,最終逃成凱旋。從現象上看,戲劇從大劇場逃進小劇場;從本質上看,是戲劇從傳統的社會主義計畫體制逃往資本主義市場體制當然不是一步完成。小劇場戲劇在創作、製作、人 員、資金、宣傳、行銷各個方面都開始突破國家院團的圍牆——北京大學扒了南牆辦公司也是在這個時候。

 院牆外冒出了"火狐狸劇社""星期六戲劇工作室""亞麻布戲劇工作室",還有什麼"93戲劇卡拉OK之夜",都可以看作計畫體制這條大船傾斜之際,戲劇人搭乘的舢板皮划艇。他們循著商業的氣息,在風波中劃向彼岸,劃向市場集體主義將要建構的新的戲劇公共性,劃向由商業運作的、三句一笑五句一爆的戲劇滿堂彩。像《留守女士》、《瘋狂過年車》等等,走的都是明確的商業路線,創作者是這麼說的:"要創作出觀眾愛看的劇碼,就不能徹底排除作品的商業品味。以前 靠國家撥款演出的劇碼,幾乎各個賠錢……不僅不讓它賠錢,還得賺錢!"(《穿幫星期六,蛙鳴火狐狸北京話劇興"結社"》,19931017《戲劇 電影報》)。院團外戲劇人眼中的錢,和今天的有所不同。這錢具體分為幾種:一是外國駐華使領館、在華商社以及福特基金會之類的外幣,二是國內發了財的朋友的本幣,這兩種錢嚴格說都屬於贊助,還不是商業運作但已經不是或不全是國家撥下來的了。這是最早的體制外資金,能""到樣資金的人,便成為後來獨立製作人的候選人。第三種錢是商業演出的票款,這種錢最富時代精神,它是未來市場社會的招手致意。稍後一點的《離了婚,就別再來找我》,從創作到製作到營銷,應該說是商業戲劇的先驅好像還是先烈。這部都市情感劇因請了當紅明星,又因當紅明星罷演而滿城風雨。老實人從滿城風雨中感到人心不古,聰明人則從其中悟到大好商機,即再過一陣便廣為流行的、只認絕對值不管正負號的"注意力經濟"。無論拉贊助還是瞄市場,小劇場戲劇已比較充分地領會商業社會的核心價值的真諦了。這期間的國家院團又何嘗不看著市場心急火燎呢,像北京人藝那些年連續推出"京味戲劇",包括前面提到的《鳥人》,用意恐怕不排除在混亂的人流中穩定住屬於自己的客流,打造商業品牌的目的或許還稍勝鞏固藝術風格的目的。《思凡》在製作推廣上還是校園戲劇,但從創作上卻是商業時代的好孩子,一個極有天分的好孩子。總之,計劃時代的公共性已是回不去的岸了,市場時代公共性卻還隔著一段煙波。作為公共藝術的戲劇,坐在小劇場的孤舟上漿不停劃,手不停扒,岸是看到了,但腳下踩的畢竟是船板而不是陸地,因而缺少一種靠岸才有的大氣勢。

 

第三瓶


   
 了世紀之交,中國的市場經濟已基本完成。市場社會則不是基本完成,而是超額完成。市場社會是市場經濟的過度膨脹或氾濫,""幾乎成了人民公私生活的唯一的、終極的尺度。《水滸》中不少好漢都放過話:"若是山東及時雨宋公明哥哥俺便拜,若是別人俺拜他個鳥!"如果把及時雨老宋換成老錢,那便是我們這個市場社會的最強音。有朋友認為這個時代缺乏社會核心價值觀,我不大同意。悠悠萬事唯利為大就是今天的核心價值觀。從源流上說,這個價值觀雖不同於八十年代興起並盛行的個人主義和精英主義,但卻是它們自然的延伸,合乎邏輯的發展,比較一下前後二三十年女大學生賣淫在數量上的天差地別,這種延續與變化的軌跡便清晰 可見。市場社會中的市場經濟有著一種綠林白溝氣質,西方發達的"文明"社會雖然對中國的市場經濟地位紛紛點頭認可,但對市場社會階段的市場經濟所富有的打砸搶特點,又處女似地大驚小怪,就好像他們不是過來人似的。

 這一時期,中國的一般商品市場經過了假酒致盲、王海打假、關閉白溝等無數買賣雙方的激烈互動,"十億人民九億騙,還有一億在鍛煉"的昏天黑地局面有所改觀,雖然黑煤窯黑磚窯事件至今層出不窮。文藝市場也大體如此,總的說來慢著半拍,不過各種藝術門類也是參差不齊。應該說電視劇已開始步入良性迴圈,為中國老百姓所喜聞樂見的健康向上產品漸漸多了起來。音樂劇的創作跟在《貓》後面亦步亦趨,全無氣象。最腐爛的當屬電影業,向所謂好萊塢看齊的官、商、洋三結合 出來的"大製做"每下愈況,幾乎無一部不掀媒體狂潮,無一部不成天下笑柄。戲劇由於地處老少邊窮,有時就像從前土匪剪徑的地方,在美學和價值上基本是" 政府"狀態。這個狀態我在《3+X》裏曾經說起:

 

「在普通商品市場上,買賣雙方的矛盾運動已讓一些孫二娘下崗歇業甚至鋃鐺入獄,但文化商品假冒偽劣卻還對它形不成硬約束:電視機用兩天出現雪花或重影可以堅決要求退貨,包裝盒上寫什麼都沒用;而一部戲出現了雪花或重影,找商店說是一種新款"主義",找廠家說是一種沒見過的"革命",你哪裏纏得過他們?所以,一樣的人在魚肉市場被工商扭住罰款,在戲劇市場卻被記者圍住訪談。」

最近又有古典紅色什麼劇,近乎三陪,放夜總會早被公安局一舉查抄了,但放在劇場裏,雖然明明是耍流氓,創作方一口咬定在搞"後現代主義",也只好由他去。

 這一時期的戲劇,商業化是主要趨勢。最能說明這種趨勢的則是先鋒戲劇的轉型。我們都知道商業化有個別名叫"媚俗",而看先鋒戲劇迎面撞上的卻正是超凡脫俗、讓人一頭霧水的現代主義、後現代主義表現形式。

 

「平心而論,先鋒戲劇對形式的探討,擴大了戲劇的表現空間。不少作品也確實表現了某種新的時代生活內容。從前看戲檢票入座,面對鏡框一樣的舞臺,尿憋著,眼瞪著,咳嗽忍著。先鋒戲劇就活泛多了,它可以讓觀眾坐在臺上,讓演員到台下耍弄;可以管第一幕叫尾聲,最後一幕叫開場;還可以用一塊超大型被面將觀眾席上的 男女統統捂在裏頭,實現別處實現不了的共產共妻——我這麼猜。於是關於人、時間、歷史、藝術、心、境等觀念就像中了魔法的靜物,開始東顛西跑,上下翻飛。 換個角度看,這也未嘗不是全世界中產階級都喜愛的那種既安定又淘氣、既富足又另類的生存狀態。我嘗想,中國要是有朝一日真成了西歐北美那樣的橄欖型社會,終年海晏河清,夜夜酒足飯飽,對於幸福得不知所措的居民來說,去先鋒劇場真是個"貝斯特"best)選擇,如果他們不想吃搖頭丸,也不打算去窮國鬧 NGO的話。但問題是,成為這麼一個夢幻橄欖,中國行麼?世界讓麼?」(黃紀蘇:《3+X:國際、西方以及市場間的戲劇瑣談》)

總之,先鋒戲劇的基本任務就是為中國新興的中產階級或新型小市民提供精神小吃,如跳跳糖、老鼠屎以及其他意外的驚喜。在這方面,它是大有可為還是小有可為,首先取決於中國沿著全球化這條路能走多遠,能造就多大的、看完戲回家不用擔心被搶的中間階層。

 就價值觀而言,中國的先鋒主義源自八十年代的精英主義、強者哲學,是中國的知識精英從西方弄來的一張身份證有點類似今天富豪們的高爾夫會員卡。所謂" 先鋒"的社會本質無非是把老百姓甩在後面,自己獨佔鰲頭。八十年代整個社會在經濟上的分化並不太大,效益好、獎金多的企業員工或許掙的比文人學者還多些, 因此精英們要甩老百姓便只好更多地在文化、觀念上做文章。批判國民性,數落老百姓或"中國人"的各種不治之症如"窩裏鬥"" 紅眼病""圍觀他人繫鞋帶"等等,成了一時的風尚。到《河殤》,則不止是甩改革"絆腳石"老工人了(見蘇小康90年代初發表在海外《中國之春》上的文章),而是要把一片枯黃的中國歷史中國文明通通甩掉。但甩老百姓是件有利有弊的事:老百姓畢竟是市場中的最大多數,甩了老百姓也就等於甩了市場,甩了最大 的公共性。八十年代後期起,精英們的藝術全線萎縮,根本原因便在於此。前面說過,八十年代後期開始,老百姓退出了劇場,因為面對不知所以的舞臺,觀眾只有兩個選擇:或是否定舞臺,或是否定自己。我妻子是一個普通的機關幹部,年輕時經常看實驗話劇院的演出,後來不大看了,原因當然不止一端,但主要原因,我想還是不能老花錢買困惑吧。其結果,先鋒劇場裏的觀眾席上除了聽不懂中國話的外國人,就是正苦練外國話的中國人。

 當先鋒戲劇幹不下去時,先鋒戲劇家便面臨幾種選擇。一是不幹戲劇幹別的,這些人就不說他們了。二是硬著頭皮幹,觀眾愛懂不懂,這樣的先鋒戲劇家越幹越形單影隻,沒倒下就已經是烈士了。三是把先鋒戲劇幹成別的,在這方面,幹得最好的當推孟京輝:他把先鋒戲劇幹成了商業戲劇。

 

「在真正的市場環境下,形式主義實驗戲劇的無病呻吟,就算哼出C大調E小調,只要不賣錢,都得取締。市場實行起專政來是不下於日丹諾夫的。實驗戲劇家見勢不妙 許多轉了業。剩下還想繼續呻吟的只好兼學化緣,用行話就是"紮錢"。據我猜測,洋鬼子正巴不得中華舉國呻吟,土財主也樂見別人半死不活,所以明知有去無回 他們也能佈施若干,算是補上了捉襟見肘的劇團財政撥款。與計畫體制邊緣處的托缽僧們相比,孟京輝稱得上當代英雄。他蹲在熙熙攘攘的市場裏面,盯著小康青年上下打量,琢磨著隔衣提款之術,隨後一個空翻紮進他屢屢要劃清界限的大眾文化,跟傳媒混得如膠似漆。終於,他確立了孟式商標,炒紅了孟式品牌。用品牌把大眾拉回劇場,實在是近兩年最有意思的戲劇事件。孟京輝在這方面功不可沒。」(黃紀蘇《天下第一裙》)

孟京輝把現代藝術那誰也不明白為什麼的"反叛""憤怒",成功地改造成讓新興中產階級男女又驚又喜的調皮搗蛋,從而盤活了先鋒戲劇,他在這方面的天分接近民間藝人,比那些蠻幹硬上的強出不少。在《思凡》、《我愛XXX》、《無政府主義者》、《戀愛犀牛》的舞臺上,先鋒與商業在交股接吻、顛鸞倒鳳中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頭一段上演的《兩隻狗的生活意見》,可以說代表了商業戲劇的功德圓滿。這齣血肉豐滿甚至血肉橫飛的喜劇讓觀眾服了搖頭丸似地前仰後合。與此同時,夜色中的北京各個劇場中的觀眾也都在幅度不一地前仰後合。中國經濟的持續上升所造就的年輕中產階級人群需要消費笑,需要用大笑來慶祝大好的人生,用狂笑來遮罩不詳的音色這種需求甚至大到臺上明明要哭台下也非笑不可的地步。先鋒戲劇循著新興中產階級的笑聲從高處回到實處,從就那麼回事的西方回到真還成了事的中國。它和人氣,和掌聲久別重逢,破鏡重圓,不知有多親熱。它們把眉花眼笑的當代及時雨人民幣大哥擁在當間,讓閃光燈記下大團圓的泡絲(pose)。在這張全家福照片上,國家院團的表情比較複雜像今年中央財政光新增就是一萬個億,生存是不成問題了;國家把豪宅都蓋了,藝術陳設總是要的;但要歸要,多寶格上的維納斯怎麼比得了席夢思上生香活色的小妖精呢?

 總之,隨著市場化的深入,戲劇開始重新獲得公共性。只是這公共性的基礎,已不再是傳統社會主義的計劃經濟、中央集權的政治制度以及高度同一的社會心理了。它的基礎是一種"市場集體主義":「市場不僅要圖利,而且圖利益的最大化,這就需要以流行統一人心,以時尚整齊趣味,讓大眾像草原上的牛羊一樣,被牧羊犬似的明星領著趕著東奔西走,否則形不成規模效益。規模效益需要一種市場集體主義,這種主義兇起來比過去的群眾運動有過之無不及。真正特立獨行的個人主 義萬萬要不得,那些貌似出格的張狂之行、奇怪之狀,都是再家常不過的行銷手段,賣冰棍的一看就明白。」(黃紀蘇:《3+X:國際、西方以及市場間的戲劇瑣談》)這個市場集體主義似乎正在終結一百年來話劇作為知識份子戲劇進行文化批評和社會動員的傳統。話劇的批判、啟蒙功能來自中華民族的近代大危機。隨著中國的崛起、危機的化解,戲劇理應淡化批判社會的任務而突出娛樂人生的功能。但這樣的轉型發生在今天似乎還太早了,因為宏觀地看,中國還沒有來到星垂平野、月湧大江的地域,還有不知多少變數和危機潛伏在前面,遊蕩在世界歷史尚未翻到冥冥中。中國戲劇應該有比尋歡作樂更光榮的工作。
(本文是為一本反思三十年價值觀論文集撰寫的文章,該文集將由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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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期(2008年6月)從「一中一台」到「兩個中國」 陳立人

從「一中一台」到「兩個中國」 

 陳立人

 

今年3月以來,台灣政局與兩岸關係都有了重大的變化。在總統大選中,馬英九獲得7百多萬張選票,以58.4%的高得票率大贏民進黨2百餘萬票,取得執政權;民進黨則自1月的立委選舉慘敗後,再受重挫,聲勢大跌,氣息奄奄,結束了台灣八年來豎子當政,小丑跳樑,群魔亂舞的局面。兩岸在蕭萬長赴海南參加博鰲論壇,國民黨主席吳伯雄率團至北京訪問後,化解了自1999年李登輝提出「兩國論」以來的緊張對峙關係。而兩岸包機直航、大陸人民赴台觀光、開放大陸資金投資台灣、解除台資投資大陸的40%資本額上限等等一連串鬆綁政策亦將陸續付諸實行,兩岸關係的前景看似一片大好,在不少人中因此瀰漫著一股樂觀的氣氛,甚至有人幻想著和平統一的鴻鵠將至,水到渠成指日可待。這其實是惑於表象不明本質的誤解。

馬英九虛晃「一個中國」,落實「兩個中國」

馬英九得以高票當選並非台灣多數民眾都認為馬英九與國民黨有何可寄予厚望的高明之處。民進黨主政8年,貪腐無能,敗德亂政,不守憲政法治原則,對經濟滑坡、貧富差距擴大、失業率上升,亦乏有效對策,卻日以挑動島內省籍對立,激化兩岸矛盾為能事。多數民眾對此深惡痛絕,亟思嚴懲民進黨,給予當頭棒喝,才投票給馬英九,也有部份分離派的選民在對民進黨的政績、作風不滿之餘,看到馬英九向拒統的立場靠攏而改變支持對象。

 

從馬英九個人與國民黨當權派這兩年來公開發表的言論與實行的政策可以明顯看出,馬英九政權是玩虛晃「一個中國」,落實「兩個中國」的策略,走的是不明言的李登輝「兩國論」路線。

 

2006年以來,馬英九與國民黨不斷提出「中華民國台灣」論,把「中華民國」的符號與台灣重疊起來。2006214,國民黨刊登廣告稱,統一、獨立、維持現狀都是台灣未來的選項,立場如同民進黨的《台灣前途決議文》。200723,當時擔任國民黨主席的馬英九接受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專訪表示,國民黨現階段不謀求中國統一,台灣未來的前途應由台灣二千三百萬人民決定。這是公開主張與台灣分離主義者同調的「台灣自決」論。今年314日,在大陸的「反分裂國家法」公佈三周年之際,國民黨由主席吳伯雄率立法院長王金平等黨內要員與立委、縣市長共同反對「反分裂國家法」,馬英九還發表聲明,堅持反對「反分裂國家法」,「堅決主張台灣的前途必須由台灣人民自己決定」。同日,民進黨的總統候選人謝長廷聞言,當即表示,民進黨主張台灣「自決」,已獲國民黨認同,「歡迎馬英九不斷靠近」。318,溫家寶在人大閉幕記者會上表示反對台灣加入聯合國,認為台灣前途應由兩岸人民共同決定,馬英九立即發出強硬聲明,稱「台灣前途必須由2300萬的台灣人民來決定,不容中共的干預!中共總理溫家寶的說法,蠻橫無理、自大愚蠢、自以為是」。

 

這些論調僅僅是馬英九與國民黨為贏回政權的選戰權宜策略嗎?當然不是!這明示了國民黨自李登輝以來在統獨立場上的根本轉變,由原本明確主張統一的原則,轉向分離傾斜。或者用陳水扁在313接受英國《金融時報》專訪時的話來說,:「民進黨把藍營綠化了,這是我們8年來最大的成就。」

 

國民黨在蔣氏父子當權時期標舉的「反共復國」、「三民主義統一中國」,固然是華而不實的政治宣傳口號,並無實質意義,甚至可以說,台灣分離運動的產生與茁長,國民黨難辭其咎,但在態度上,國民黨主張「一個中國」,反對台獨的原則卻是毫不含糊的。這正是中共自1955年開始提出和平統一主張的基礎。1958年毛澤東甚至用金門炮戰支持蔣介石維護一個中國原則的立場,與蔣介石聯手抵制美國製造「兩個中國」的圖謀,並表示只要蔣介石仍堅持「一個中國」,可以慢慢等待和平統一,不急於一時。在毛澤東時期,兩岸未全面開戰,與國共共同維持「一個中國」原則密不可分。

但自李登輝上台主政,國民黨由「一個中國」立場逐漸倒退,到1999年正式提出兩岸為「特殊國與國關係」的「兩國論」,丟棄了「一個中國」原則,兩岸關係急遽惡化。李登輝的「兩國論」在北京通過美國施壓下,吞了回去,沒有付諸修憲。其後,民進黨執政8年更積極推動分離政策,朝「一中一台」方向邁進,兩岸關係更形緊張,不但大陸海協與台灣海基兩會的協商機制中斷未續,北京在東南沿海佈署的飛彈更與年俱增,已逾千枚。不過,兩岸經貿關係在李登輝、陳水扁刻意壓抑下,對大陸(含香港)的出口依存度仍年甚一年,達到近40%的高度,大陸遠超美國,成了台灣最大的出口市場,投資的情況亦然,形成政治冷、經濟熱的極大反差。值得注意的是,台灣屬於資源短缺型的海島經濟,長期靠對外貿易帶動經濟增長。自1990年後,台灣出口大陸的貿易對台灣經濟增長的貢獻大幅上升。2002年台灣3.59%GDP增長率,其中竟有9成是依靠對大陸與香港的貿易,後來雖有所回降,但到2005年,台灣3.8%GDP增長率,仍有三成多有賴兩岸貿易,總計歷年台灣對大陸的貿易順差高達45百多億美元。換句話說,這十多年來,台灣若沒有兩岸貿易,經濟早已劇烈衰退,失業人口大增,社會不安加劇。而正如著名的民主理論家史密特(Philippe C.
Schmitter
)在《民主的危機與兩難困境》(Dangers and
Dilemmas of Democracy
)一文所言,經濟危機對鞏固民主統治是個凶兆,台灣整套虛假而脆弱的資本主義形式民主體制也必然因此喪失基礎,隨之崩塌。

兩岸關係為何政治冷而經濟熱?

兩岸這種政治敵對而經濟密切的奇特關係,主要是大陸放棄社會主義融入資本主義的世界經濟體系後,在經濟全球化下,資本主義的規律對兩岸經濟起了主導作用。大陸想要台灣的資金、技術,台灣資本家則貪圖大陸廉價的勞動力、土地與廣大的市場。大陸那廂在大搞基礎建設,施行投資優惠政策,掃塌以待,台商這邊則受寵若驚,趨之若騖,喜迎第二春。雙方在汲汲求利這點上水乳交融,忒煞情多。從李登輝到陳水扁及其御用的一幫蠢才根本不知資本主義為何物。一方面盲目跟隨美、英1980年代主導的新自由主義經濟思維,順應資本的邏輯叫嚷著「國際化、自由化、民營化」,解除對資本流動、商品貿易的管制,將官營事業私有化,以利私人資本在台灣內外的快速積累,一方面又出於想脫離中國而與大陸政治對抗的意圖,對兩岸的投資貿易重重設限。台灣的經濟政策與法令總體上都在按照「全球化」的無上律令修正,卻獨獨在兩岸經貿關係上妄想以政治力逆反市場經濟規律,加以阻滯,這完全是自相矛盾,徒勞無功之舉。一百多年前,英國的《評論家季刊》早說得明明白白:「資本害怕沒有利潤或利潤太少,就像自然界害怕真空一樣。一旦有適當的利潤,資本就會大膽起來。如果有10%的利潤,它就保證到處被使用;有20%的利潤它就活躍起來;有50%的利潤,它就鋌而走險;為了100%的利潤,它就敢踐踏一切法律;有300%的利潤,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絞首的危險。」資本家老爺們是逐利潤而居的,中國的俗諺也把這個道理說得很生動:「殺頭的買賣有人幹,賠本的生意沒人做。」資產階級經濟學理論的立足點便是自利的「經濟理性人」,徹底反共的台灣分離主義者一向奉此為槼蘗,在兩岸經貿政策上卻離經叛道,大反起「經濟理性」了。

台灣的企業二十多年來大量出走至大陸,不是因什麼祖國情懷,特別有所愛於大陸,而是利之所趨。台灣1980年代之前,搞的是短視近利的經濟發展策略,以勞力密集的加工出口經濟起家,沒有厚植科技研究發展的基礎,不能自行開發關鍵技術,也無自創的國際品牌,靠的就是從歐美日經濟發達國家輸入二、三手的技術,以代工或仿冒賺辛苦錢。不單低級的民生消費品如此,所謂高科技的資訊電子業也不例外,都不脫向國際名牌大公司要訂單分點殘羹冷炙的小夥計角色。但到了1980年代,大陸、東南亞等地以更廉價的勞力、土地、原料成本、仿效起台灣的加工出口模式,而台灣卻面臨各項生產成本不斷上升的問題,台灣企業的國際競爭力大幅下降,在「全球化」的壓力下,台灣許多企業再不出走,不是等死便是提心吊膽地眼看著利潤日薄,原有的優勢逐漸喪失。此所以儘管台灣政府三令五申,煞費周章,力圖管制,但從傳統產業到資訊電子業的台商依然前仆後繼競奔大陸的原因。

李登輝與陳水扁執政時期,限制台商投資大陸與阻擋大陸資金、人員自由進入台灣的政策,一則迫使大量台商違法改道進軍大陸,往返大陸的資金只能透過地下通匯或海外帳戶流動,許多台商在大陸的投資利潤無法正大光明地回流,台灣政府既抽不到該有的營利所得稅,也不利於資金回台投資;再則大陸資本家已握有的豐沛資本及大陸各類勞動力、專業人員進不了台灣,就無法稍解台灣投資不足的困境,而不開放大陸觀光客至台,也無法幫助提高台灣的消費需求。至於以所謂「國家主權」、「安全」為名,遲遲不願直航,造成兩岸各項交流在時間、金錢上的虛擲,更無庸多言。由於上述原因,不少台商乾脆把在台灣的企業連根拔除,轉移大陸,外商也紛紛撤離台灣移往上海等地。凡此種種當然對台灣經濟構成不利的影響。

國民黨搞「兩個中國」的總體策略

國民黨雖也不想統一,但看出了以台灣經濟對大陸倚賴之深,在「全球化」下,要與大陸政治對抗必須付出重大代價,故亟思扭轉局面。其總體策略是:在國際政治軍事上,拉往美日軍事同盟為後盾,以利保持兩岸分離的現狀;在兩岸政治上,否定民進黨「一中一台」的主張,祭出自行定義的所謂「一個中國各自表述」的「九二共識」,施行虛懸「一個中國」,實踐「兩個中國」的欺敵障眼法,誘北京入殼,以緩和過去十餘年兩岸的緊張氣氛;在經濟上,充份利用大陸的資源,力挽台灣下墜的經濟頹勢,意圖使台灣成為「亞太營運中心」或「全球運籌中心」,厚植繼續維持分離的本錢。這就是馬英九一再提出的「不統、不獨、不武」政策的實質內涵。整套策略既符合美日帝國主義的利益,也利於國民黨在台灣執政。馬英九在200723日接受CNN專訪時說:「經濟上,大陸是個機會,但政治上會是個威脅,我們該做的是,把機會放大到極致,把威脅降至最低。」在200729日台灣《自由時報》的專訪中,馬英九說得更明白:「台灣地理位置在東亞中間,可以好好利用,將大陸視為腹地,例如愛爾蘭拿歐洲當腹地,新加坡將東南亞當腹地。台灣生存之道,應該是運用大國之間可能的友好與矛盾,發展自己的力量,而不是與所有大國為敵。」

國民黨所提的「兩岸共同市場」,構想出自李登輝的愛將蕭萬長。主張「中華民國就是台灣」的蕭萬長為因應經濟全球化的競爭壓力,善用大陸的資源與市場,挽救日趨衰落的台灣經濟,意圖仿效歐盟各國在不觸動國家主權下,共組關稅同盟,並形成商品、勞動力、資本自由流動的共同市場。事實上,就是想在「兩個中國」的框架下,組成大陸、港、澳、台灣的「大中華經濟圈」,在催化大陸加速徹底資本主義化的過程中,也分享龐大的經濟利益,並期待大陸的政治形態從而演變為資本主義的形式民主體制,以邦聯或其他模式安排兩岸關係。此即蕭萬長412在海南博鰲論壇提出「正視現實、開創未來、擱置爭議、追求雙贏」的真義。

 

所謂「攘外必先安內」,台灣多年來因國族認同嚴重分岐,政治鬥爭惡化到不問是非,只論立場,幾同內戰,政治擾攘不安,經濟亦連帶受累,馬英九便企圖以「兩個中國」模式取代民進黨的「一中一台」主張,用「中華民國台灣」的政治符號在台灣內部凝聚共識,儘量化解島內紛爭,再一致對付大陸的統一壓力。他首先與已和民進黨反目的李登輝合作。2000年李登輝下台後另組台聯黨,本來企圖在台獨陣營與民進黨分庭抗禮,甚而取得主導地位,故擺出激進台獨的姿態,大肆鼓吹「正名」、「制憲」,在幾次立委、縣市長的選舉中與民進黨搶食獨派票源。但終不敵民進黨的執政優勢,一路潰敗,至今年1月的立委選舉,連一席也沒有撈到,台聯黨已陷於分崩離折,名存實亡。李登輝見勢不可為,又變回到「兩國論」的立場,聲稱中華民國早已是主權獨立的國家,沒有獨立的問題,台灣的統獨之爭純屬虛假議題,並大肆抨擊民進黨的貪腐無能,旗下多名子弟兵在總統選舉中,亦公然為馬英九助選。馬英九、蕭萬長從選舉期間到選後,幾次拜會李登輝,共商合作大計,雙方在「兩個中國」上達成共識。馬英九還接過謝長廷的「和解共生」論,力求討好獨派民眾。在人事佈局上,馬英九招納台聯黨的賴幸媛擔任大陸委員會主委把關,防止大陸政策推進過速,雖遭各界強烈反對,仍不為所動,並提名多位綠營人士為監察委員與考試委員候選人,引起軒然大波。甚至對追查陳水扁、謝長廷等人的貪瀆弊案與撤換民進黨酬庸派任的公職人士,也因顧忌被獨派指為清算鬥爭而縮手縮腳,不敢依法行事。馬英九這種取媚台獨陣營的鄉愿作風,未必能贏得獨派民眾的好感,卻已大失反台獨選民的人心,目前看來是得不償失。

中共的對台政策助長「兩個中國」

馬英九將中華民國台灣化的「兩個中國」政策,並非其首創。國共內戰期間曾任「政治協商會議」秘書長的國民黨自由派雷震,於194911月聯合台灣內外的親美自由派人士創辦《自由中國》雜誌,在美國支持下,鼓吹美式民主,標榜「民主反共」,反對蔣介石的「法西斯反共」,1960年因籌組反對黨,遭蔣介石下獄十年。1971年中華民國被逐出聯合國,甫出獄的雷震便於1972年上書蔣介石,建議放棄一個中國原則,融合「中華民族」與「台灣」兩個要素,成立「中華台灣民主國」,以免台灣被中共統一。這個比照當時東西德「一個民族,兩個國家」(One Nation, Two
States
)模式的建議,未被蔣介石採納。直至李登輝當政才以「中華民國在台灣」的說法,提出「兩國論」,馬英九不過是以比較隱而不顯的方式表達了同樣是「一個民族,兩個國家」概念的內涵。本來依據中華民國憲法,大陸與台灣同屬中國的領土,台灣的前途理應取決於兩岸全體中國人的意志。馬英九曾說要按照中華民國憲法的「一個中國」原則,主張「一中各表」,然而實際上又把蔣氏父子不曾否定的「一中」立場,棄若敞屣,三番五次不斷重彈「台灣自決」論,強調台灣前途由台灣的二千三百萬人決定。甚至指責溫家寶所說的台灣前途由兩岸人民共同決定是「蠻橫無理、自大愚蠢、自以為是」。顯然「一中」是虛,「兩國」是實。但北京對此卻熟視無睹,國共雙方你儂我儂,相互唱和起「擱置爭議,共創雙贏」。

 

細加分析,虛有其表的「中華民國」之得以維繫,從李登輝、陳水扁到馬英九之得以一直拿自鳴得意的「民主自由」做為主導台灣民意拒絕統一的意識形態,主要還是得益於北京的對台政策。中共的鄧小平路線自我否定社會主義的優越性與正當性,仿效東亞四小龍模式,以威權體制推行犧牲工農的資本主義發展策略,無異坐實了國民黨數十年的反共宣傳,證明了資本主義制度的優越與正當,尤其台灣自1980年代末開始民主化後,更加強了台灣是所謂「民主燈塔」的意識形態宣傳效果。在此基礎上,李登輝自1990年代開始加工製造與「中國意識」對立的「台灣意識」,台灣民眾的國家認同更快速向兩岸一邊一國發展。大陸自1980年代積極招引包括台灣在內的外資,使得面臨經濟困境的台商有了絕處逢生的機會。在投資帶動貿易的效果下,台灣從兩岸經貿關係中獲得越來越多的挹注,緩解了台灣的經濟危機,從而讓台灣的民主體制不受重大的衝擊,而這又反過來加強了分離主義者振振有辭地以「民主的台灣」之名鼓動民眾對抗「專制的中國」的效果。北京既以武力相脅遏阻了分離主義者「正名」、「制憲」的圖謀,保住「中華民國」的招牌,復讓台灣從兩岸經貿中獲利,維繫台灣的資本主義民主體制,鞏固台灣抗拒統一的基礎。以此養癰貽患之策而圖中國統一,不啻緣木求魚。

 

目前國共當局合唱的「擱置爭議、共創雙贏」,實質上便是雙方共同棄置「一個中國」原則,幻想在形成兩岸資本主義共同市場後,再各自討價還價,處理最終的政治關係。其背後的思維基礎乃庸俗的機械唯物論,以為經濟的下屬建築會直接反映、決定政治的上層結構。國民黨方面的主觀設想是「以我為主」,維持「兩個中國」,站穩在台灣執政的腳跟,進可攻,退可守,必待大陸的政治經濟體制俱與台灣同化於資本主義模式,才謀求最有利的時機與方式,解決兩岸的政治爭議。中共方面則忙於持續推進資本主義化的進程及處理隨之而來的成堆政治、經濟、社會問題,在兩岸關係上,防堵「一中一台」重於促進真正的統一。馬英九在200723CNN專訪中把這點說得很清楚:「很明顯,在大陸變得民主、自由、繁榮之前,台灣人民對統一的議題不會有興趣。甚至大陸現在也沒興趣推動統一,因為他們知道還沒準備好。沒人準備要統一,他們現在做的是防止台灣進一步走向獨立,而不是要求統一。所以,目前台灣與大陸的共同利益是維持現狀,不要片面改變現狀。在這基礎上,我認為可達到和平。」

資本義世界體系的危機與兩岸關係的前景

然而,國共當局以事實承認「兩國中國」,共謀日後在資本主義政治經濟制度的基礎上,最終解決兩岸主權爭議的設想,能夠如願嗎?從整個資本義世界體系的變化來看,這恐怕只是空中樓閣。正如世界體系理論家華勒斯坦(I.Wallerstein)今年2月所言,自1980年代開始的新自由主義的經濟全球化已到了末路。實行經濟自由化、國際化、私有化的國家無不遭受失業率上升、貧富差距擴大、通貨膨脹加劇的難題,社會日益不安。資本主義世界體系正面臨前所未有的金融危機、能源危機、糧食危機同時並發的嚴峻局面。同樣實行新自由主義政策的兩岸當然也無法倖免。馬英九政權現正被投資不足、通貨膨脹上升、股市暴跌搞得焦頭爛額,苦無良策。大陸在勞力、土地、資金各項生產成本上升之外,通貨膨脹率與股市、房地產的跌幅更甚於台灣,也必然產生財富大量緊縮的效果,情況比台灣還糟。國民黨原本寄望引入大陸的投資與消費充當台灣經濟活水的企圖,已不可樂觀。

 

不論左右各派的經濟學者都認為,當前整個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危機不是短期之內可以解除,甚至可能陷入更大的混亂。中國大陸的新自由主義經濟路線看來已走到了盡頭,錯誤的兩岸政策也必須隨之改弦更張。對此中國的有識之士責無旁貸,應早為之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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