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 年 12 月 的封存

38期:情緣《批判與再造》 周良沛

情緣《批判與再造》

周良沛

春明的聲音,在電話裏也有他小說裏的那種幽默感所滾動笑語的聲調,高亢、激越,第一句話就是:

「嘿,老周(喂),我讀了你的《天安門風波的風波》,大陸能讓你寫這樣的作品,真是個大變化,了不起——」

這「了不起」之所指,之涉及的,之可以聯想的,應該是很廣闊的,而且春明說到它,倒沒有他小說中的幽默,而是出於草根作家的草根性。這位既可到「總統府」給高官上課講文化,又到鄉下跟農民滾在一起的台灣作家,立足草根而視野很廣,思想傾向極其鮮明。對大陸的瞭解,自然明白於他的耳聞目睹,可也難免受點早期某些頗戲劇化的「傷痕文學」影響,似乎我們每個字,都是在別人眼睛盯住下寫出來的。其實,作家想寫、要寫、能寫的,不論個人的空間多麼狹小,別人也不可能拉屎撒尿都跟著你,睡覺也鑽進你的被窩。「反右」後,我在勞改隊呆過二十一年,裏面不時還有點「廁所文學」,它倒不是香港同一名稱下所指的那種淫穢下流的東西,是些打油之類的文字,有些發泄不滿的,涉及政治,也會當「反標」(反動標語)追查。晚上熄燈了,蒙著被子,還可以用手電筒看點東西嘛,若要記點什麼短東西,也可如此照辦。雖然有時也會搞點突然襲擊的搜查,大家都有心眼,是搜不到什麼東西的。這樣說,也不是要在今日重寫一段「傷痕文學」,只是想說明,大牆之內都無法叫人在允許不允許的範圍內寫作,別處就更加沒法說了,倒是發表和出版,只要掌握得牢,恐怕就沒有那麼好說話了。所以我特別著重地說:

「首先是臺北的《批判與再造》發表它的!」

「哈,你跟《批判與再造》還有這樣的緣分!」

是啊,一般說,生硬地用說文解字的辦法,很難說清中國人用「緣分」二字所表達的那份特別的意味。若是沒有刊物先發表過它,出版社可能都無須考慮這個題材的出版。因為它不是「反共」可以發財的書,這在海外,倒不愁沒有市場。在它背後有著非同一般的國際背景。同時,它寫的又是大陸很迴避的話題。

這個問題要說起來,肯定需要一篇專題的長文,這裏若用幾筆帶過,只會越鬧越說不清楚。我這一輩子,只要沒忘記身處在一個階級社會,常常牢記恩格斯那句「統治階級的意志就是統治意志」的名言。遇到好多事都容易想得開。勞改隊的日子當然不好過,只要進去了,執法單位也不能好過你(不論怎麼講「人道」),否則還能叫「專政」,一個階級壓迫一個階級嗎?自己有氣,既然生存在還沒「大同」的世界,也怨不了當今的世道還有階級、國家、政權、員警、監獄,怨氣只能出在將「反右」拼命擴大化的狗養的王八蛋身上!這筆帳,對於我們這種小百姓,具體該找誰算,只有天知道。「六四」的事,也少不了一些官場上透明不了的事。聽說鄧小平都問「誰叫開的槍」,連他都這麼問,別的人,若說什麼,不如不說,否則,不是說瞎了,就是瞎說。社會主義國家,畢竟不像西方的兩黨制,反對黨唯恐天下不亂,在野的好在兩黨上臺下臺之間,作他拉選票,揭對方短的資本,而是要講團結,講政策的連續性與傳承性,自然包括開創共和國的先烈、先輩對百姓的公信力。照到一般的情況,多少年過去,民眾對有些問題的情緒,總是該淡化下去的。何況,新官不理舊事。看來,這與上述的「連續性」 是矛盾的,事實上往往會有不便插手之難,這樣,是否屬上策,不好說,免得節外生枝,也好理解。

可是,在國外,海外,情況就不同了,你不說,別人偏要說,還要無中生有的說。那些反華、反共的,有國際背景,有輿論陣地,有金庫作靠山的職業化幹將已沒有必要理它,而不少大都會市場經濟中的小市民,還愛說,愛打聽,愛傳這些被人講得充滿血腥,很刺激的流言。也就有它不可小視的市場了。本來,有些事並不是說不清,譬如那個台灣歌星侯德健,在「風波」中是個很活躍的人物,他硬是挺到天安門清場時,硬是被清場部隊掃了出去的。這事,我在書裏也寫到。他是兩岸開放前對台灣現狀不滿,可以看作近乎某種義舉似地到了大陸,還跟一個當時風頭很盛的女人結了婚,也是報紙上的花邊新聞。這回,趁當時情況的混亂,又跟當時所稱的那些「精英」們跑了出去,再回臺北,也風光不再了。可他的回憶錄寫到這事,還算老實,對和平清場的描述沒有造謠或添油加醋。他不可能是「親共」的,更不可能出自中共的什麼「御用輿論」,所以,不說不「親共」的,就是「反共」的,也該尊重他所說的事實。可是,他們所需要的本意不改,硬要說成「血洗天安門」,還要說得血盈幾寸,若是冷靜地想想,這種語言,即便是真事,都可以給它說假了。而且,偏有人信。更怪的是,香港特區立法委員的選舉,有人就是以此作他選戰中攻擊北京的絕招,竟能高票當選。搞得一切都怪怪的,匪夷所思。

對此,稍稍正派的人,都看不下去,別說左派了。在這裏,左派的「左」字,可不是這些年有的人所說的那個意思,它跟解放前一樣,是指不義的權利之下正派的進步人士。這多年,他們就是不問當年的那些情況,僅看事後今日它在不同人群的反應,影響,也是不得不為之思考和研究的。有心人也迴避有所忌諱的「六四」而稱它為「一九八九年事件」。二○○四年,《批判與再造》為「一九八九年事件」十五周年開專欄紀念,這裏用「紀念」二字,並非照一般常規,從正面視其對民族,對國家為可慶祝的歷史事件。雖非可慶祝,也是不可忘記的歷史,從中有太多可深思的問題。《批判與再造》本著辦刊宗旨所堅持的歷史唯物主義和辯證唯物主義,聽取各方意見,先把問題理明白,說清楚,不是忙去貼卷標,作結論。此時,他們社務委員施善繼為他一九九一年看過我記實於那段時日的散記,還有那份沒有忘記它的印象,便要我重看一遍,整理一下,而且讓我很感動地由他夫人淑霞在電腦上又列印了一遍,分別傳回給我和介紹給總編杜繼平。這位出於禮貌當叫他「先生」,實際上更合適稱為「同志」的「杜」,我不僅跟大家一道喊他「小杜」,而且比他癡長幾十歲,對我,也是當然的「小杜」。那時,《批判與再造》才創刊,我還沒有見過這份期刊,更不可能認識總編。事後才知道,他年紀「小」,讀的書可不少,很用功地研讀過馬克思主義,以及與它有各種淵源關係的黑格爾和德國古典哲學終期的各位大家,並始終關注、結合世界各地勞工階層生存現狀和群眾運動的起伏,以及各種正面、負面的有關文獻和資料。絕非那種空有虛名,文憑即使不是買來的也無異於買來的頭銜,真是一位名符其實的「博士」。這從刊物後來針對新自由主義以全球經濟「一體化」為名所謀求的全球霸權化之討論、分析,比那些口口聲聲講國家「獨立」,事實上又跟在人家屁股後頭顛的一些大人物、領導人要清醒多了。一介書生,其中並無任何個人的利益、利害可言,全為自己的學術良心,以他之所信而為信仰所堅定,所堅持。比之那些口頭「馬列」,另幹一套的,清醒多了。是一位更應稱他「同志」的人。在文化圈內,認人不如認作品,因此,雖然不曾見過面,倒有不淺的忘年之交。六月,他上香港開會,有天他來看我,約了在地鐵接他,他一眼就在遊人如織,後人推前人的無數陌生面孔之前認出沒有見過面的,卻當眾喊著名字所叫的我,真是有份馬克思所賜的情緣。陪他上書店,他一坐下來就翻書、選書,吃飯時找他,他也顧不了饑渴,要走的下午,硬是在書店磨得誤了機票上那班回臺北的班機而再另簽。此事留給了我一個對他特深的印象。他在這之前,他為「六四」十五周年所闢的專欄所寫的編者按語道:

一九八九年的「六四」是樁舉世震驚、評價不一的歷史公案。二月初,北京全國「人大」、「政協」召開前夕,退休軍醫蔣彥永上書中共中央要求為「六四」平反,近來前總理李鵬準備出版三十萬言的「六四」日記《關鍵時刻》為自己辯誣,卻因為書中披露了當時中共上層的分岐為中南海所阻,於是沈寂了一段時日的「六四」,重又引起世人注目。對這樁影響深遠、過程複雜的歷史事件,十多年來,港、台與西方主流媒體的報導與評論甚夥,但多流於片面、浮淺,充斥著自由主義的意識形態,亦鮮見深層次的分析,本刊特轉載習東先生論述一九八九年事件的成因、意義與影響的長文,為讀者提供另一視角。大陸作家周良沛先生在「六四」周年之際曾撰有記述見聞與心境的未刊稿,作者自述說:「此文是十幾年前留給台灣故交所讀過的一篇舊文,屬於‘出土文物’。它既非簡單、粗暴地將那場‘風波’描述為‘暴亂’,也沒跟著西方輿論嚷嚷‘鎮壓民運’或抖出什麼犯忌的‘內幕’以驚俗,亦無個人利害於其中,只是動情、客觀地以那幾日‘事件’己波及全國時,自己在北京之外的幾個城市於光天化日之下同眾人同樣親聞目睹又個人化的體察與感悟,思及國家、民族的命運及國民性格所湧流的心潮。對紀念這一‘事件’,它該是份受到尊重的,有意義的一家之言。」 周良沛先生的記述,從一個測面反映了「六四」當時的情景,對瞭解「六四」有其參考價值,爰予全文刊出。

這則按語,明白無誤地重申他們是不同意「西方主流媒體」對「一九八九年事件」所「充斥著自由主義意識形態」而有的意見。至於我的「未刊稿」,人在大陸,倒是為海外專寫的。開初,是「六四」周年前夕,海外的攻擊性的宣傳越演越烈,北京華僑出版社的小楊(靈芝),她是三十年代的詩人甘永柏的兒媳,我們還熟,她代美國一家華文刊物向我約寫一篇既不同於那種惡毒攻擊,也不是粉飾太平,能老老實實的讓人看到當時一些真實的紀實之作。因為我一家人都在國外,也瞭解些外面的情況,對此也頗多感觸,於是也就很樂意作這事。不想,約稿的刊物因經濟困難而停刊了。稿子只能丟在抽屜裏放著。二個月後,我在台灣住了幾個月,特地到台中參觀所謂的「自由女神」號,這是一艘原先計畫環中國海域而行,專為挑動大陸人的「六四」情結而對抗當局的宣傳遊艇。也是為經濟問題開動不了,國民黨當局就在它泊錨的台中賣下它,為遊人提供一個反共的「景點」。然而,上了船就甭想看點什麼,一直是轟炸性的,以強烈的音像效果宣傳反共。但任何宣傳一弄到邪乎的程度,看得人就不免生疑了。有人知道我是「大陸客」,也就圍上來問東問西的。我又將這之前所寫的個人之所見重述一遍,不想,反應蠻好。十幾年過去,老問題又提出來了,老文章也就可以再拿出來了。

這是應海外報刊之約而寫的,既然不方便在內地,最後在海外發表、出版,也很自然。但是,若非《批判與再造》首發了它,有所反映,出版家才注意它。否則,叫我自己拿著稿子像小商小販似地去兜售,那怕不是適合我做的事。原先也有中資公司考慮過這部稿子,因為是「中資」,涉及「中」方的事,考慮也就多了。最後,「香港人世間出版社」不是沒有自己審稿的標準,但稿子發表後聽到的反映卻是納入他們不能不考慮的問題。因此,要講春明說的「大變化,了不起」,則不能不從《批判與再造》的情緣說起。

過去,蘇聯作家也有作品在國內發表不了弄到國外發表的。如帕斯捷爾納克,因此生活極其困苦,雖然《日瓦戈醫生》獲得一九五八年的諾貝爾文學獎,卻貧病交加死於莫斯科郊外的家中。這裏,首先得說明的,不論過去從正面或負面看這位元作家和作品,兩者都無法、無需相比,但我們紀實散文所觸及的足以使人尷尬的敏感題材,既非「御用宣傳」卻沒使我尷尬,這也是應該看到和不該忘記的,這也可以納入春明所說的「大變化,了不起」。

千說萬說,還當從情緣《批判與再造》說起。

38期:三十年道路的若干問題 黃紀蘇

三十年道路的若干問題

——在公民半月談的演講

黃紀蘇

大陸劇作家黃紀蘇2000年創作了《切.格瓦拉》話劇,引起熱烈反應,被稱為中國知識界十大事件之一,今年10月推出新作《我們走在大路上》,以戲劇形式闡發大陸改革開放以來社會的心理變化歷程,再獲各方矚目。黃紀蘇先生在劇中所表達的新左派觀點也引發了不少爭論。11月初,黃紀蘇先生應北京三味書屋之邀發表演講,比較完整地表述了他創作《我們走在大路上》的思想。黃先生的這篇演講,很能反映大陸新左派知識份子的心境與觀點,也提出了一些值得討論的問題,我們歡迎關注中國前途的朋友們一起來參與討論。編者。

很高興能跟大家交流一下對三十年改革開放歷史的感受,在寫《我們走在大路上》這個戲的過程中,尤其是演出來之後,總會被人問到這樣那樣的問題,你表達的這三十年是不是這麼回事?你說的這些問題是不是真正重要的問題?你說的這個走向是否真是這個走向?你下的這些判斷能否經得住考驗?我這兩天在家裡經常思考這些問題,今天能來跟大家交流真是一個難得的機會。特別感謝邀請我來的趙暉和小殷。我記得大概是五六年前,演完《切格瓦拉》之後不久,小趙還有范亞峰還有另外一個朋友,我們在王府井街上的一個小飯館裡見面。當時小趙說了句話,我聽了心裡很有觸動。我當時跟他們說社會主義是人類一次偉大的出走,試圖擺脫古老社會原則的悲壯出走。小趙說,改革開放也是一次悲壯的出走。這些年我經常想到他這句話,在寫這個劇本的時候也經常想到這句話。

1840年到1976年的歷史總結

我想改革開放三十年的歷史有它的前身它的母體,那就是新中國的頭三十年,這頭三十年又有它的母體,那就是1840年以來的100年。1840年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年頭,以我個人很粗淺地看,中國歷史分成兩段,一段是1840年以前,那時是中國人自己的歷史,我們四周被大漠高山汪洋所包圍,基本處在一個封閉的環境裡,地理上自居一隅,文化上自成一格,不像地中海文明各個部分之間發生充分的交流。在農業簡單再生產的基礎上,王朝此興彼替,緩緩走過數千年。有些後來的價值觀在那個時候是沒有的。1840年以後,中國歷史匯入了世界歷史,這個歷史的核心就是資本主義的全球擴張。我們戲裡有一首歌這樣說:

一八四零年/夢得到這麼凶的炮,這麼快的船/夢不到資本要全球擴張,這擴張勢不可擋/No more一生二二生三/No
more
三省吾身三代聖王/No more四體書四言詩四聲猿/No
more
五經六藝七步詩八卦圖九天玄女十方洞天/五千年從此改走你的道,一八四零年,沒人知道哪裡是終點/走過救亡走過革命,走不出一八四零年/走向崛起走向騰飛,走不完啊,走不完一八四零年。

為什麼要不厭其煩地把這首歌給大家背誦一遍呢?在我看來1840年以後的歷史至今沒有完結,我們還在這段歷史當中。1840年絕不僅僅是一次鴉片戰爭,1840意味著中華民族從此進入一個世界跑道。這個跑道有它的尺度,有它的標準,有它的規則。我們民族的一切東西都要適應這個標準,這個規則。這條跑道也可以理解為一個全球等級體系,一個全球價值體系。在這個體系裡活下來,混下去,強起來,就成為中華民族的基本任務。當我說到強起來的時候,大家不要誤會,好像是要有一個強大的軍事力量。是要有強大的軍事力量,但不僅僅如此。我剛才說到的尺度標準,其核心是經濟的發展——也就是我們常說的「發展主義」。如果你達不了標,那對不起,你這種政體,政權,路線,乃至文化審美等等,都要靠邊站。資本主義全球體系的跑道一眼望不到頭,所以我們民族的這個基本任務到今天也沒算大功告成。在這個民族基本任務的背景下看改革開放的前身也就是中國革命,我們會得出同情、肯定的結論。那天我們演完戲跟眾學者交流——楊鵬請來了一些跟我們思想觀點不太一樣的學者及方方面面的朋友。其中好幾位都對戲裡的「中華民族站立在1949年」這樣的判斷進行旗幟鮮明的抨擊,說你這是大錯特錯,不是站起來了,是趴下去了。關於這個問題,我在這裡解釋一下我的思路。我說的那個基本任務,從晚清到民國北洋政府,到國民政府,基本上沒有完成。是中國革命初步完成了這個任務。第一,民族獨立;第二,經濟發展。當然了,有的朋友會說中國人民是站起來了,但那是在1945年站起來的,是在國民黨蔣委員長領導下站起來的。他們還會說,抗戰勝利後共產黨把槍都上交,跟著國民黨風雨同舟,榮辱與共,好好發展經濟,實行憲政,今天我們在小馬哥的領導下好著呢。這種可能性當然是有,但對不起,共產黨沒繳槍。你可以說國民黨的命不好,抗戰8年把國力都給消耗盡了,你也可以說一個大便宜被共產黨揀了——國民黨收拾完各路軍閥,最後被共產黨收拾了。怎麼說都沒關係。但事實是,共產黨滅了國民黨,完成了社會的整合,民族的獨立,為日後的經濟發展,工業化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機會。我們看建國後,經濟上的發展包括50年代(聽眾插話:你說的包括大躍進嗎?大躍進餓死幾千萬人)我等會就說這個問題,好吧?(插話:你講事實講道理,你弄一大堆什麼——以下錄音不清)(插話:你叫人家先講)你要插話也可以,但你說的那個問題我等會兒是要談到的。這是近百年以來非常好的機會。共產黨建政之後,在發展經濟完成初步工業化這些方面做的相當不錯,雖然後來犯了重大錯誤。就中華民族的基本任務而言,第一條民族解放,第二條經濟發展,它都辦到了。但大家會問了,尤其是我們知識分子朋友會問了,那自由民主呢?我坦率地說,在那個階段,在近代百年痛苦掙扎的階段,自由民主憲政這些東西的確排行靠後。但請注意,當年靠後並不意味著今天依然靠後。因為從那以來,我們國情發生了不小的變化。現在回答你說的那個問題,57年反右,大煉鋼鐵,大躍進餓死人,還有66年文化大革命等等,這些都是共產黨犯下的錯誤,我在這個戲裡也沒有否認。但是我同時還想說,剛才我說上了資本主義全球體系這麼一個跑道,這個跑道是以物質生產為尺度為標準的,與它相匹配的還一種進步的觀念,為中國以往歷史所沒有價值觀。平心而論,共產黨毛澤東打心眼裡贊同這種價值觀,承認發展主義,尤其在50年代,超英趕美大煉鋼鐵就是明證。甚至可以說,從初級社到高級社到人民公社的躍進,背後也是這樣的進步價值觀在起作用,這跟我們今天上氣不接下氣地更新電腦手機,其實很有相近之處。所以我們在反思那一段歷史的時候,也不妨加進一層理解。新中國的三十年,應該說在相當程度上完成了中華民族的基本任務,雖然出了很多岔子,包括你剛才說的餓死人。到了文革時期,毛澤東的路線偏離中華民族的基本任務,偏離了發展的路線。關於文革,大家會從暴政極權的角度來理解,我的看法有所不同,我認為毛澤東的確有宏大抱負,他的思想超越了發展主義,超越了中華民族的基本任務,這種東西不一定合時宜,但肯定是有價值的。但不管怎麼說,到了文革的後期,買肉要票,買花生油要本,別說四季毛料了。記得文革之前,家裡給我買了一個口琴,當時國產的口琴我記得是四塊多錢,英雄牌、蜜蜂牌質量非常好,家裡沒給我買,就給我買了個日本口琴,日本口琴質量差價格低。但10年一過,人家日本跑前面了。我記得在文革後期看一些內部片,介紹現代西方工業的,比如說介紹菲亞特公司的,那其實是一次啟蒙運動。通過這類啟蒙,我們發現誰是世界上三分之二,忽然成了問題。人家菲亞特的汽車從飛機上扔下來,摔扁了,人進去後照樣開。而我們這運動那運動還階級鬥爭沒完沒了,滿街看去不是藍就是綠就是灰。到了開四屆人大,提出四個現代化的目標,深得民心,那是對毛澤東路線的一次糾正,要重新回到經濟發展,回到中華民族的歷史任務上來。再往後就是天安門四五運動,可以看作一次全民公投,投票結果是別走毛澤東路線了。當年的四五運動我也參加了,《天安門詩抄》還收我兩首呢。這就說到改革開放30年的起點了。這30年的起點放在中華民族基本任務的大的背景之下,應該得到充分的肯定,這是中國人民的一次歷史選擇,因為十幾年你偏離了這個東西,停下來忙別的,使我們在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跑道上落在人後,那對不起,請重新回到這條道上四蹄生風。這就是我們改革開放的起點。我記得當時粉碎四人幫普天同慶大遊行時,我站在天安門廣場北側路邊,眼前人潮滾滾的,高音

38期:重慶文革口述史(黃廉訪談錄)(一)老田 訪問整理

重慶文革口述史(黃廉訪談錄)(一)

■老田 訪問整理

黃廉自述:在毛澤東逝世之後不到兩個月,197611月在沒有履行任何法律手續的情況下,我就被非法關押了接近五年半,當時在專案人員的巨大壓力之下要我交代與“四人幫”的關係問題,我沒有寫過一個字的「交代材料」;今天我已經年逾古稀,越來越迫切感到:需要就自己的經歷對歷史、對人民寫出我自己的交代。今天我把自己的這一段歷史如實地留給青年人,以佐證歷史之一角,至於是非功過,那就任人評說了。

黃廉1949年入伍,1956年轉業到地方工作,後因為參加了史無前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擔任群眾組織的勤務員,從此人生波瀾起伏。在文革期間黃廉最為特殊的經歷是:毛澤東曾經為他落選省革委會副主任鳴不平,江青在1976年「打招呼會議」上親自關心他的入黨問題,曾經作為毛江關心造反派政治上成長的一個範例。在文革運動初期,黃廉被重慶市木材公司當權派以「一貫反黨」的罪名批鬥、關押,後來是在北京南下串聯學生從老保手上「搶」出來參與文革運動的。他於19669月最早參與組織重慶無產階級革命工人造反軍,擔任總部勤務組長;最初重慶造反派都是八一五派觀點,他曾與周家喻一起籌畫成立重慶八一五派聯合指揮部,周家喻是總指揮,黃廉擔任政委;在奪權前夕,聯合指揮部被重大八一五總團熊代富帶人將聯合指揮部公章一劈兩半,指揮部因此解體。在一月奪權之時,由於駐渝的7788部隊偏向以八一五為主的革命造反聯合會(簡稱「革聯會」),對反對他們的人大搞打、砸、抓,許多人被他們抓進監獄,重慶就產生反抗者——「砸派」(主張砸爛革聯會的這一方,即反到底前身);在19672月發生的「二月鎮反運動」期間,黃廉被抓入獄;周總理親自點名要五十四軍從監獄裏把黃廉接出,去北京參加解決四川問題的會議;1968年成立四川省革委會,黃廉擔任省革委會委員,重慶市革委會副主任,此後黃廉算是十年不倒。在周恩來的親自指示之下,1970年黃廉和周家喻一同下放長安機器廠三車間勞動;19715月清查五一六運動中間,黃廉又回木材公司被當做「五一六骨幹分子」辦「四不准學習班」,據說還與拉美國際遊擊縱隊和格瓦拉有關係,被關押審查了半年多;1975年依然是周恩來提名當選為四屆人大代表的候選人而出席大會;是年在鄧小平主持的治理整頓期間,趙紫陽去四川發起「批派」運動,黃廉又被作為「四大名旦」(鄧興國、黃廉、周家喻、楊志誠)之一;19764月入黨;趙紫陽在「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期間,有省委下文安排黃廉分管重慶市計委工作;197610月隨著中央有變,黃廉又成了四人幫在四川的黑幹將,關押審查了五年多,輪流在全市各單位批鬥了四年多,1982年以「陰謀顛覆政府罪、策動武裝叛亂罪、反革命宣傳煽動罪、反革命殺人傷人罪」等駭人聽聞的大罪名,被判處18年有期徒刑、剝奪政治權利5年,19941114受刑期滿釋放;現黃廉已是年過古稀的老人,居重慶,是「無房子無家庭無醫保無工作」的「四無」流浪者。

一、童年和早期的工作經歷

1933年出生于銅梁土橋鄉,隨父親自幼在重慶謀生,我父親解放前先在望龍門小學當校工,以後在東林煤礦當工人。母親是家庭婦女。本人7歲到重慶,讀過小學,初中二年級之後因為家裏貧困,輟學後曾在又新川劇學校當學生,後進入重慶小米市群豐商行當見習生,相當於學徒。

194911月重慶解放,二野十一軍招收軍政大學學員,在求精中學報名,我考入二野軍政大學三分校四中隊,校址在萬縣高級農校。我作為預科學員,學習的是社會發展簡史,辯證唯物主義和毛主席的一系列政治和軍事著作。

19565月,從部隊轉業到重慶木材公司,任政治部辦公室當宣教幹事、秘書等,直到66年參加文革。此間最難忘的是1957年參加的反右鬥爭。在反右期間,我先是木材公司黨組織選的戰鬥組成員,每天的工作就是在理論上和右派作鬥爭。其間許多人頭天還是我的朋友,就因為在社會上說了一些「不當」言論,第二天就被交到戰鬥組受批判。我當時認為言語過激批判一下也是可以的,怎麼他們就劃成「右派」了當敵人處理那呢?有個同事名叫姜雲萍,是行政秘書,我們關係尚好,被劃成極右派,一下子成了敵人。還有一個南下幹部名趙春元,別人說同樣的話沒有事,而他說了同樣的話就脫不到手,就要查他的歷史,還說他是反革命。

因此我對黨支部包辦的反右運動有些想法,就在會上講,我認為民主集中制的關鍵在於是誰在那裏集中,誰來集中民主就在誰手上,我曾提出質疑:黨委第一書記有了問題,誰來監督?我認為中國的前景還是要發揚民主,要讓群眾講話才能監督領導,畢竟上級領導不是天天在書記身邊。我還說到人事安排上也有問題,在戰爭年代黨叫幹啥就幹啥是對的,和平時代還是要發揮個人特長,應該讓自己選擇工作合適的工作崗位,我自己只適合當教師,不適合搞宣傳工作。我還說我們的工會工作是虛設,工會最好是民辦,官辦工會沒有作用。

我這樣一講就不得了,先要我離開戰鬥組,反右結束後又找我談話,說「你的出身成份好,但是你的觀點是中偏右,知不知道?」我生病住院的時候,他們在公司裏用我的放大照片,缺席開批判會。在文革期間,當權派還以此誣我是「內控右派」,不是好人,這在群眾組織中間曾引起過幾次辯論。我被木材公司背地裏劃為中間偏右,可是後來為右派平反的時候,木材公司主持工作的當權派又不認帳了。

二、文革初期的感受

四清運動的時候,23條明確指出運動的重點是針對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我很贊同。文革開初的時候,重慶大學的學生寫了很多大字報,揭露西南局和市委的官僚主義,尖銳批評他們把運動矛頭對準一般群眾,我就認為大學生的做法和提法合乎23條,覺得他們是對的。可是四清一開始,就是把矛頭指向生產隊長和一般農民,工廠裏也是把車間主任和一般工人作為物件,我們木材公司是重點把矛頭對準向領導提意見的人,其他單位也差不多。

文革初期,重慶市委跟隨省委猛烈批判早已垮臺的幹部張黎群就是轉移方向,因為張黎群並不在重慶工作,而是在西南局工作。回想起來,四清運動在他們領導下也是走過場,把矛頭對準農民的投機倒把什麼的,而不是清查公社書記以上的當權派。重慶也和外地一樣,把打擊矛頭轉移到文化教育單位,文革一開始市委就派工作組去重慶大學,不幾天,一個好端端的校長鄭思群就自殺了,轉移鬥爭大方向和以假亂真是走資派的慣用伎倆。

當時印象最深的是大學生遊行,遭到赤衛軍的圍攻,工廠裏面也組織工人糾察隊,學校裏面組織「毛澤東思想紅衛兵」,這些都是各單位市委組織下幹的。我當時感到很奇怪,市委為什麼要派學生中的保守組織去抄老百姓的家呢?還有學生在街上剪褲管,剪頭髮,都是根據市委和各單位走資派的安排,由中學生裏面的保守組織出面搞的。不時還有消息傳過來,說北京「西糾」可以隨便打死人。當權派安排中學生保守組織到處搞打砸搶,起了很壞的作用,後來的「文革史家」們卻一致說這些都是造反派幹的。

另外一方面,在文革初期五十多天的反動路線裏,根據市委和工作組的佈置,在大學生裏面抓所謂的「假左派、真右派」,在工廠裏抓「危險分子」。運動按照市委文革小組的部署,矛頭下指,在群眾中間大搞「橫掃」,而且糾纏許多過去的歷史問題,本來按照政策都是過去解決了的,又唆使保守派組織翻出來整。我在一次本單位的學習會上提出:這些搞法難道還要給地主找接班的嗎?把矛頭指向「黑五類」(就是指出身不好的任),按照中央精神,鬥爭矛頭應該指向搞特權和官僚主義的書記局長才對。我這麼一說,就不得了了,非要我在會上講清楚,他們還明裏暗裏翻出我在57年所謂「右傾言論」的舊帳,說我當時就是為右派為反革命說話,觀點一向是很右的,還捏造說我在北海艦隊曾經和文工團一個反革命家庭出身的女孩戀愛。

我說「本人」不僅自己的出身很好,歷史上也沒有「黑巴巴」,「紅巴巴」倒是有幾個,自己是解放軍轉業,還是共青團員,不是什麼反革命。我接著就舉例揭發,公司建造了一棟新房子,我看那些沒有住房、幾世同堂的人都沒有住到,都是科長以上的幹部分了,工作上書記也是一天到晚養尊處優,不讀書不看報,依我看,公司經理以上的,雖不是走資派,已經有一個特權階層的問題,你們不要把鬥爭目標轉移到我身上。

會後我到市委去看了大字報,半夜我回到家裏剛剛把女兒哄睡了。這個時候房門打開了,進來八個人,要我回公司裏去開會,他們就這樣把我綁架回去,後來才知道他們就是公司黨委組織的保守派。回公司之後連夜開批鬥會,說我一貫反黨,還要我交代去市委看大字報的事情,說市委已經發佈了「四不准」,在非常時期,不准抄大字報,不准看大字報,不准跟學生往來,不准去外面發表演講。我說大字報上說,你們搞特權,你們鎮壓群眾運動,你們怕革命,你們心有鬼,毛主席就是這麼講的。

第二天開始就不讓我上街,關押在公司地下室裏。我索性寫了一張揭露公司黑暗的大字報,題目是「為有犧牲多壯志、敢教日月換新天」,內容是:你們讀過關於國際共產主義總路線的建議嗎?現在修正主義就在我們眼前,你們害怕群眾起來揭你們的問題,你們怕群眾起來造你們的反,你們想壓制這場文化大革命!你們想錯了,共產黨員、共青團員,我們不是你們的奴隸,工人再不起來反對走資派,黨會不會變色,國家將走向何方?我們工人階級應該起來,保衛毛主席的革命路線和毛澤東思想,「頭可斷,血可流,毛澤東思想不可丟」,現在再不造反,更待何時?……最後是三個口號。

我被公司裏保守派關押的事情,被公司工人越明祥等傳出去了,把我寫的大字報給了八一五和南下串聯的學生。南下串聯的學生就跑到木材公司來調查,公司裏的保守派不讓他們進來,他們就約本地的學生一起行動,那一天來的人很多,把整個中興路都紮斷了,最後沖了進來,找到了我,將我擁著出了木材公司。出來之後就到了市委,外面已經是大變樣了,滿街都是大字報,十六條也已經發佈了,到處還張貼著轉抄過來的北京傳單,還有一些江青在北京一些大學的講話什麼的,同時也有打到劉少奇鄧小平的傳單,我感到自己好像是外星人下了凡,驚奇不已。我最開始接觸的是北京國際關係學院德法系的孟憲成,華東政法學院的張金根等外地串聯學生,我感到他們很有水準。

後來才聽說,我的那張大字報傳播得很廣,成都的一些學校造反派、硬骨頭造反團等也轉抄過去了。學生們對我說,你寫的大字報首先是題目很好,引導工人衝破黑暗,預言了運動的展開,幫助人們衝破思想禁錮,以滿懷悲壯的語言去迎接運動高潮的到來。接著就有很多人,給我送毛主席語錄,不少人爭著要我簽名,許多工廠的工人也邀請我去廠裏串聯、支持、講話等,我就到處講要勇敢跟著毛主席參加造反,對修正主義和走資派不要怕,工人們覺得我講的好,與他們的感受和心靈相通。當時我也自認是與八一五的心靈相通的。

我看到一些學生搞抄家破四舊,完全沒有章法,例如砸佛教羅漢寺、損壞老君洞、到渣滓洞去砸什麼陵墓,我十分反感。更不要跟著搞什麼戴高帽遊街,走資派就是希望造反派破壞政策,失去運動大方向。我感到當今中國的問題是毛主席的正確路線不能順利貫徹,中間受到走資派的歪曲,毛主席發動文革的目的是對準走資派,要反修防修,避免党變修國變色。文革的對象不是群眾中間的一些雞毛蒜皮的小事,也不是打死老虎,而且過去的剝削階級在新中國已經成了勞動者,我們也不能讓他們的子女再接班當剝削者,所以我堅決反對譚力夫提出的「血統論」。

三、醞釀成立工人造反組織

這個時候舊市委已經被學生、工人、起來造反的教師、幹部沖得人仰馬翻,政府某些部門已經處於癱瘓狀態。工人也起來了,但是還沒有人去組織,也有亂貼大字報。革命高潮確實到來了,走資派被衝擊,這個時候更需要有工人的組織,把運動引導到搞大批判、大揭發的大方向上來,真正實現靈魂深處的大革命,當時我們根本沒有奪權這個概念,根本不敢想到這個方面去。

在南下學生的幫助和主持下,造反的工人在六中高二教室開了三次會。第一次是孟憲成提議成立重慶工人造反軍,來支持重慶大學八一五學生的運動,也支持各地來串聯的造反派學生,到工廠宣傳。第一次推舉我先承頭,還有印製二廠的工人王文華,長安廠的幹部郎伯靈,男男女女總共七個人,當時大家都不敢當頭,頭天選了第二天就不知去向了;只好第二天晚上又重新選舉,這一次有重慶鍋爐廠的老陳,402工區建築工人朱正坤,楊國成等,也是七個人,後來又有幾個自行消失了。

工人造反軍成立勤務組,選舉我當組長,在六中借了兩間教室辦公。對外發傳單,也收集情況,與各廠建立聯繫,各個單位自己成立組織進行選舉,選後到六中來與我們總部掛鉤,由於大串聯在全國開展,《紅旗》雜誌的文章和北京的傳單不斷有好消息,各界的人士都來支持。當時的情景,就象紅軍佔領冬宮一樣,人潮湧動,招呼都來不及,什麼事情一個招呼都有人積極地去辦。在孟憲成、吳有義的幫助下,在北大、清華串聯學生的幫助下,我們正式定名為「重慶無產階級革命工人造反軍」,並寫了《造反宣言》,這大概是八九月之間的事情。

造反軍成立不久,由畫家正威居間聯絡,文聯的羅廣斌(著名小說《紅岩》作者)約我去談談,我當時以為他是作協主席,我當時看到是他在文聯主持工作。我從六中走過去,許多工人說你現在需要人保護,自發地跟著我走。從上清寺走到文聯,路上就看到一隊隊保守組織「工糾」在街上遊行,他們穿著整齊的新工作服,頭戴鋼盔,腳穿長統膠靴,列隊整齊、口號統一,產業大軍上街了!喊的口號是:只許左派造反,不許右派翻天;打到任白戈;勒令市委交出黃廉。針對我的傳單也很多,有的說我是右派,是反革命份子,曾經受過軍法處置,還有的說我是任白戈的警衛員,受命打入造反派的;我看到自己也感到好笑。有一位元穿著軍裝的新華社記者,問我:你看到關於你的大字報沒有?我說他們花這麼多錢印傳單,詆毀我這樣一個普通人,真是浪費,要是把錢節約下來給我多好哇。

羅廣斌見到我之後,問我為什麼有那麼大的勇氣,站出來領導造反軍,你到底是怎麼想的。我說很多革命前輩都為建立新中國而犧牲了,我要跟著毛主席走革命道路,江姐的革命犧牲精神還是鼓舞教育著我們。我問他是咋個想的,他說我們文聯是搞意識形態工作的,我們覺悟不及工人農民,我的主管願望是永遠跟著毛主席跟著共產黨走,支持革命派反對走資派,當一個人民的好作家。我說還是要大膽地為工農寫出好的作品,要當跟工人一條心的作家,楊益言插話說絕對是應該跟工人一條心。羅廣斌最後對我說,要注意政策,問我懂不懂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的繼續革命理論,我回答說就是在共產黨執政的條件下,有些官僚不執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線,不為我們工農大眾掌權,而是披著共產黨外衣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文化大革命就是為了純潔黨的路線,要從共產黨內清除他們打到他們。他說你這麼說也對,要我多注意學習毛主席著作。

19668月份,「十六條」已經發佈了,市里走資派利用手中的權力進行鎮壓造反,假手保守派對造反派的壓制還很厲害,為了防止工人參加運動,凡支持八一五的人就被打成「危險分子」,各個單位造反的人被打成「牛鬼蛇神」。要不要搞文化大革命?支持八一五學生造反對不對?全市的爭論都很激烈,在市中心區解放碑,很多的工人農民都自發出來參加辯論,六七十歲的老太太都參加。人民群眾是一片沸騰,起來揭發自己單位領導的人很是不少,在公路上、在廣場上有人寫出了大字標語「八一五好得很」,一個字有幾米見方,還有標語「保衛毛主席的革命路線」,打倒李井泉等等,運動進行得如火如荼。

在舊市委走資派的指使下,在江北上橫街的一個小學裏,舉辦了「八一五」罪行展覽,說造反派學生都是流氓無賴,我們有工人去該校調查過,發現都是保守組織造謠,根本沒有用門板給女教師正駝背那麼回事。他們就是用造謠手段鎮壓起來參加文革的學生、工人和教師。在一些工廠裏,就更厲害了,有的造反派被開除、有的人遭到關押、批鬥,動不動就說你破壞生產,扣工資,他們就是利用手中的權力撲滅運動的烈火,有的單位造反派被逼得跳樓,有的人被當權派逼瘋,被遊街批鬥的更是尋常事。造反派的每一次鬥爭,幾乎都要與當權派組織的保守派發生衝突。我們單位是把我關押在公司裏批判鬥爭,甚至是深夜搞車輪戰批判,不敢把我弄出去遊街,因為我有一定的影響,他們怕遊街的時候被學生搶走。那個時候很多參加了文化大革命運動的工人,都不敢回單位,大家都雲集在重慶大學或者六中,這就是毛主席在他的一張大字報裏所說的「白色恐怖」現象。

我們當時明顯感覺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線,要落實到基層確實是困難重重,真切感覺到共產黨裏頭有兩股絕然不同的勢力:一是以毛主席為代表的真正的中國共產黨人,這些同志是為人民服務的,是代表工人農民和一切勞動者利益的;劉少奇和鄧小平等人,他們總是干擾毛主席的革命路線,篡改黨的政策,任何一次運動他們都是顛倒黑白、矛頭向下,打擊工人農民和一般群眾,這一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關係到黨和國家命運的一場生死存亡的大革命。既然如此嚴肅,如此嚴重,如此殘酷的鬥爭,沒有團結,沒有組織,沒有戰鬥堡壘,是絕對不行的,烏合之眾是不堪一擊的,一盤散沙去講階級鬥爭,完全是兒戲。為了戰鬥,為了保衛毛主席的革命路線,我們決心把重慶願意跟隨毛主席繼續革命的工人組織起來,把重慶工人造反軍準備正式成立起來。

930下午二時,我們借禮堂召開成立大會。這是雲集在六中的造反軍3000多名代表,列隊、舉旗,雄糾糾氣昂昂地開進市大禮堂,裏面不僅是座無虛席,而是連巷道都占滿了造反軍代表。工人造反軍自己的糾察隊立即封鎖了各條通道,守住大門,與會者自己動手掛上橫幅,貼上標語,宣言人手一份,會上笑聲、歌聲、掌聲不斷,由造反軍總部楊國成主持大會,宣佈大會開始,黃廉宣告「重慶無產階級革命工人造反軍響應毛主席的偉大號召,經過血與火的大搏鬥,今天正式宣告成立了。」北京南下的紅衛兵、各地來渝串聯的同學代表,都前來表示祝賀。我們以無比自信和自豪的聲音宣讀了《重慶無產階級革命工人造反軍宣言》,每讀完一段就是一陣熱烈的掌聲,這是工人們看到自己的力量,嘗試自己把我自己的命運的信念在起作用,這個場景我至今難忘。在後來風激浪高的艱險戰鬥征途中,在走資派施展縱橫捭闔的手段的離間和破壞下,工人造反軍和勤務組也曾經有過沙浪沉浮,但總的看來還是穩定的,始終保持著工人階級的堅貞、純樸、誠實和革命堅定性。

1966930晚,重慶無產階級革命工人造反軍成立大會結束之後,三千多名參加成立大會的代表又迎來了共和國17周年的曙光。我們和重大八一五戰鬥團一起,在解放碑市區中央遊行,高呼「共產黨萬歲」「毛主席革命路線萬歲」「革命無罪、造反有理」的口號,向全市民眾宣傳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遊行隊伍所到之處,群眾無不報以熱烈的掌聲。◎

38期:目錄

>> 社會調查報告

 01
大同:從國貨第一品牌到外移(上)

 ■蔡志杰

 

 

>> 歷史檔案

 15
青春戰鬥曲(九)

 ——第三章:二.二八之後的台北學運(續)

 ■藍博洲

 22
重慶文革口述史

 ——黃廉訪談錄(一)

 ■老田 整理

 28
崛起:台灣左翼運動的1924年(4

 ■邱士杰

 

>> 文化廣場

 39
三十年道路的若干問題

 ——在公民半月談的演講

  ■黃紀蘇

 46
情緣《批判與再造》

 ■周良沛

 50
毒蘋果札記

 ——二○○六‧十一‧二十八‧《鄉

 土文學論戰》三十年

 ■施善繼

 53
霓虹(上)

 ■曹征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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