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 年 09 月 的封存

47期(2007年9月)《新日本軍國主義的新階段》導讀(上 )杜繼平

《新日本軍國主義的新階段》導讀(上 

 

杜繼平

 

 

日本自幕府末期迭遭歐美列強壓迫後,日益發展出對外肆行侵略以厚植國力為對抗外侮之資的思想。明治維新後,「文明開化」、「脫亞入歐」,與歐美列強一爭長短的論調蔚為主流,優勝劣汱、弱肉強食的「社會達爾文主義」思維大行其道,更加速推進了侵略、掠奪殖民地的軍國主義。隨著日本對外擴張的節節勝利,日本軍國主義在二戰期間以古代《日本書紀》第三卷神武天皇條所載的「兼六合以開都,掩八紘而為宇」為指導思想,高唱「八紘一宇」,妄圖征服亞洲建立所謂的「大東亞共榮圈」,進而包舉宇內,稱霸世界。日本軍國主義者不自量力的野心,在同盟國聯合抵抗下遭到毀滅性的痛擊,從而給日本造成慘重的災難。二百多萬軍人戰死,國土到處斷垣殘壁,廣島、長崎還首嚐原子彈的可怕威力,二十餘萬的無辜民眾死於非命。日本實行軍國主義致使受侵略國與日本的數千萬生靈塗炭的歷史教訓不可謂不深重。

 

 然而,二戰後,日本軍國主義的幽靈死而不僵,仍潛伏滋長,伺機而動,在國際冷戰結束後的1990年代又昂首登場,再度籠罩日本的上空,給日本與亞洲投下令人憂慮的陰影。日本軍國主義何以能死灰復燃,重新構成對亞洲和平的重大威脅?纐纈厚教授這本《日本新軍國主義的新階段》站在全力維護日本憲法的和平、民主原則,以確保日本國民和平生存權的立場,從歷史、國際政治經濟與日本國內政治多方面進行了深刻的剖析與批判。

 

 

 纐纈厚教授在本書直指日本在不斷擴充軍備並修訂、出檯多項法律後,目前已進入「準戰時狀態」,是個「臨戰國家」。日本和平憲法的精神固已蕩然無存,就連已淪為形式大於實質、規定日本放棄戰爭權利的憲法第九條,右翼保守勢力也正磨刀霍霍,力圖加以修改,以使既有的軍隊合憲並可不受約束地自由使用武力。

 

 

 纐纈教授指出日本軍國主義之得以復活,推源禍始,實由於二戰後美國沒有廢黜日本天皇,二戰前的保守勢力遂托庇於天皇之下,重又掌握政權,並拜「美日安全保障條約」之賜,獲得美國在政治、經濟、軍事上的強力支持,推動經濟快速發展,再以利益分配的方式收買人心,鞏固保守體制。(3-11頁)就因為戰前日本軍國主義的禍首日本天皇未遭徹底追究罪行,保留了天皇制,日本的保守勢力與思想巋然不動,才為軍國主義毒素的再生準備了溫。這裡,有必要先從二戰末期開始的美、蘇爭雄略加說明日本違背和平憲法原則重整軍備與保守體制確立的歷史根源

 

一、美國何以保留了天皇制

 

 二次大戰的一個重大折點是1942717194322的斯大林格勒之戰。此役蘇聯軍民同仇敵愾,經過近200日的浴血苦戰,擊退由德國率領入侵的軸心國百萬大軍,殲滅數十萬德國的精銳之師,重挫法西斯集團在東線戰場咄咄逼人的氣勢,德軍元氣大傷。從此蘇聯反守為攻,連戰皆捷,英美盟軍也在西線頗有斬獲,迫使意大利於1943年十月投降。1944年至1945年初東歐的羅馬尼亞、保加利亞、匈牙利、波蘭等地相繼落入蘇聯的掌握之中,英美盟軍登陸諾曼底開闢西線第二戰場之後,也陸續逐出佔領法國、比利時、荷蘭的德軍。美、英、蘇從東西兩線夾擊德軍,德國已成強弩之末,敗象畢露。三國聯手在與法西斯主義的鬥爭中佔據上風。相對於大英帝國的衰落,美蘇在二戰中成了最具實力的兩大國。在這樣的形勢下,由美、蘇主導的雅爾達會議於19452月召開,決定了二戰後的世界政治格局。

 

 

 雅爾達會議除了討論即將建立的聯合國五大常任理事國享有否決權的問題,主要是根據英美蘇三國的佔領區與勢力所及之處,協商分割全球的勢力範圍。美國總統羅斯福深恐美日戰爭持續過久,會造成美軍的重大傷亡,殷切期望蘇聯允諾對日開戰,以早日促成日本投降,遂不惜擅自出賣中國的利益,與斯大林訂立蘇聯起草的密約,英國首相邱吉爾亦同意簽署。密約的主要內容是:蘇聯於德國投降後三個月內對日宣戰,美英則承認外蒙古獨立,千島群島歸蘇聯所有,並應允蘇聯重獲在1904年日俄戰爭中喪失的利益,即:庫頁烏南部及附近島嶼交予蘇聯、開大連為國際港而蘇聯具有特權、租借旅順予蘇聯做為海軍基地,中東鐵路及南滿鐵路由中蘇合營並保障蘇聯的特權。密約中明言,由美國運用力量使中國同意涉及中國領土的外蒙與東北部份。依靠美國生存的蔣介石政權一方面無法抗拒美國的壓力,另一方面亦因斯大林允諾支持蔣介石的統治,給予道義及經濟援助,並且不助中共與蔣對抗,遂於日本投降前夕的1945814與蘇聯簽訂同盟條約,接受了雅爾達密約喪權辱國的規定。蘇聯勢力自此得以堂而皇之地進駐中國東北,成為美蘇冷戰開始後美國改變對日政策的重要因素之一。

 

 

 法西斯主義集團企圖征服世界,同時向英、美等自由資本主義國家與社會主義國家蘇聯進攻,迫使原本對立的英美與蘇聯,在面對嚴峻的共同危機下攜手合作,雙方的主要矛盾降為次要矛盾,成了親密戰友。但隨著法西斯主義集團的趨於敗亡,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的根本矛盾重又浮出檯面。雅爾達會議既標誌了美蘇主導世界的新格局與反法西斯同盟合作的高峰,也隱伏了美蘇日後爭霸對峙的種子。雅爾達會議即將結束之際,斯大林設宴款待與會人士,氣氛極為熱烈,4個小時的晚宴中,舉杯45回,賓主杯觥交錯,迭相讚譽盟友對反法西斯主義鬥爭的豐功偉績。邱吉爾稱頌斯大林是「一個強大國家的強大領袖,這個強大國家的人民將殘暴的敵人逐出國境。」羅斯福則神采飛揚地說到美英蘇三國的團結一致,並希望日後還能維持不墜。斯大林的回答一針見血:「作戰時期團結一致並不太難,因為我們有志一同要擊敗共同的敵人,這點大家都清楚。一到戰後,分岐的利益可能會造成同盟國分裂,那時事情就難辦了。我們的責任是務必使我們的關係在和平時期與戰時一樣強固。」(Byrnes 194744)這樣的願望當然不可能實現。194558德國投降,716美國試爆原子彈成功,形勢丕變,蘇聯在美英心目中的重要性隨之大幅下降,再也不肯遷就蘇聯。717開始舉行的波茨坦會議就為波蘭邊界、德國分區佔領、羅馬尼亞與保加利亞等東歐國家政權的產生方式等等問題,發生激烈的爭執,想極力削弱蘇聯在中、東歐的影響力的美英與堅持控制東歐的蘇聯不假辭色地針鋒相對,這促使美國更加堅定了在日本投降後獨佔日本控制權的想法。

 

 

 194454美國國務院戰後規劃委員會發佈的PWC1086號文件《美國對日目標》原來主張:「所有對日作戰的聯合國家應參加對日本的佔領和管制。」(引自于群 19969)(註1)但到波茨坦會議召開時,德國已經投降,美國原子彈又試爆成功,美國所求於蘇聯者不多,不願再買蘇聯的帳,取而代之的想法是寸土不讓地與蘇聯搶佔地盤。就亞太地區來說,美國已在雅爾達密約中把日本北方沿海島嶼與中國東北的利益奉送給了蘇聯,此時他們頗為懊悔讓步過多,決意排除蘇聯勢力的進一步延伸,非把日本納入一己囊中不可。美國國務卿貝爾納斯(James F. Byrnes)說:「我必須坦白承認,鑑於我知道蘇聯在東德的行動以及雅爾達協定在波蘭、羅馬尼亞、保加利亞遭到破壞,要是蘇聯決定不參加對日戰爭的話,那我就稱心如意了。雖然日本堅拒無條件投降,但我相信原子彈會製成,這可以迫使日本依我們的條件投降。我當時就擔心一旦紅軍進入滿洲會發生的情況。蘇聯紅軍撤離滿洲前,我憂慮的事便已成為現實。」Byrnes 1947208)。美國總統杜魯門(Harry S. Truman)更明白說道:「雖然我們很希望俄國參加對日作戰,此刻在波茨坦的經驗使我下定決心,不讓俄國人參與佔領日本。我們與他們在德國、保加利亞、羅馬尼亞、匈牙利與波蘭的經驗,讓我決意絕不再冒與俄國人共同規劃的風險。我在從波茨坦返家的途中考慮到這種情勢,便決定在戰勝日本後授予麥克阿瑟將軍全部的指揮控制權。我們在太平洋地區不會受俄國策的煩擾。」(Truman 1965[1955]455

 

 

 美國既已決定改變政策,排除盟國,獨佔日本,在處理日本投降問題與佔領政策上,也就隨之有所調整。本來,美國總統羅斯福為了徹底清除法西斯主義,1943123卡蕯布蘭卡會議首先提出:「消滅德意日的戰爭力量,就是要德意日無條件投降。那意味著未來世界和平得到合理的保證。它並不表示毀滅德意日的人民,但的確意味這些國家以征服和奴役別國人民為基礎的那種哲學的毀滅。」(轉引自于群199612)從此,無條件投降的原則在19431030莫斯科中蘇美英四國外長會議宣言、同年12月的中美英《開羅宣言》、19452月的雅爾達會議被一再確認。194531羅斯福再度強調:「日本的無條件投降同德國的戰敗一樣重要。」,「日本軍國主義必須像德國軍國主義一樣被徹底鏟除。」

 

 

 無條件投降的原則雖已確定,但美國政府內部自1942年後期開始研議如何處置日本天皇,卻久經爭議而至波茨坦會議時仍未有定論。國務院內認為該保留天皇制的,以極端反共的保守派、原駐日大使格魯(Joseph C.Grew)為代表,他們力主日本天皇與軍國主義可以區別開來,日本天皇並非侵略的禍首,只是受到軍部的利用,故只要消滅軍部的勢力便可防止軍國主義,格魯甚至為天皇的罪行開脫說:「裕仁一直反對同美國作戰。」他們從美國的利益著眼,認為日本民眾對天皇的崇拜根深蒂固,若要順利佔領日本,不引起日本人民的不滿,就必須利用天皇作為穩定秩序的工具。主張廢除天皇制的官員則認為,天皇制是日本軍國主義的根源,不廢除天皇制便無法將軍國主義斬草除根。(參見劉世龍 2003349-361

 

 

1944124,格魯由遠東司司長升任副國務卿,更增大了對日本政策的影響力。1945年中期,中國瀕臨內戰,東南亞各國的民族主義者正反對殖民統治,東亞局勢混亂。而日本軍方在太平洋戰爭中雖接連失利,仍號令軍隊以「玉碎」的決心,誓死抵抗,2-3月的硫磺島之戰,美軍以傷亡27千人的慘重代價獲勝,損失還大於日軍。41開始的沖繩島戰役,日軍負嵎頑抗,美軍歷時兩月餘,傷亡近六萬人,沈艦36艘,方才攻克。這些形勢令美國外交、軍事的決策者憂心戰事久拖不決,除會造成美軍續有重大傷亡,還將使蘇聯趁參戰之便得以插足亞太地區,與美國爭逐霸權。

 

 

 極端反共的格魯對此尤感不安,要求陸軍部、海軍部與總統杜魯門重新檢討對日戰略。1945512他致函陸軍部長史汀生(Henry L. Stimson)力陳美國應廢除雅爾達協定,設法阻滯俄國參加太平洋戰爭,還指責拘執無條件投降的政策會拖延戰事,中國國民黨會因蘇聯可能協助中共而受到削弱,蘇聯也有進入日本之虞,這就不利於未來處理日本的長期政策。528,格魯再面見杜魯門,力言美國必須對東京作些讓步,戰後的佔領不可有全盤改變日本體制的規劃,強調天皇與其重臣皆為知所節制的溫文之輩,稱日本固有的保守派是建立和平前景的「柱石」,給日本的主和派留情面,美國可鞏固戰後在日本的地位。(Schaller 198510)當時美國軍方報告杜魯門,預定在1945年秋天登陸攻入日本本土,估計要到1946年秋末才能逼日本投降。面對日本當局為維護天皇制的國體而發出「一億玉碎」殊死戰鬥的號召,美國當局者深知欲以武力征服日本,必是場激烈而傷亡慘重的戰爭,估計將犧牲50萬人。杜魯門視此為「可怖」的情景。故一方面希望蘇聯參戰,牽制在中國東北的60萬關東軍並阻止其他地區的日軍調回本土增援作戰,一方面也期待能與日本談和,及早結束戰事。(註2)此際格魯向杜魯門建議,為減少美國人的犧牲,應發表公告,聲明保證維持日皇的元首地位,以去除日本投降的最大障礙。杜魯門聞後自然大悅,謂此議深得其心,頗有見地,當即命格魯把帶來的公告草案交給參謀首長聯席會議與國務院、陸軍部、海軍部合組的三部協調委員會討論作成決議。618,格魯向杜魯門報告,公告草案已獲內閣成員與參謀首長聯席會議的同意,希望能在沖繩島戰役結束之際,便發表公告。但軍方首腦在同一天向杜魯門建議,日本願否投降尚不可知,應等待作好向日本全力進攻的準備再發表,一旦日本拒絕投降,便可立即揮軍鏖戰。杜魯門遂決定在即將舉行的波茨坦會議上發佈公告。(Truman 1965[1955]459

 

 

 不過,杜魯門雖已有意保留天皇制,到1945726正式發表《波茨坦公告》時,卻刪除了草案中有關天皇地位的文字。

1:當時的美國國務卿赫爾(Cordell Hull)說明提出這個主張的用意:「我們覺得獨自承受來自日本人憤恨,殊不可取。我們認為,有其他國家的武力一起佔領、控制日本,讓日本人明白,對日本侵略行為的譴責是舉世皆然的,這會有更好的效果。我們希望看到在日本有其他國家的部隊,即使是象徵性的少量部隊也好,特別是渴望有其他亞洲民族如:中國、印度與菲律賓的部隊進駐日本,這樣日本人就會深刻感受到,這不僅是一場白種人與他們對抗的戰爭。」(Hull 19481590)美國這時的對日佔領政策會有這種考慮,是由於日本當局為了蠱惑人心,自我標榜要領導亞洲人民,對抗西方帝國主義,「共建王道樂土」,才發動太平洋戰爭。故同盟國聯合佔領日本,有助打破這個讕言。但等到美蘇矛盾上升後,這項考慮便被置諸腦後,轉而注重與蘇聯搶奪亞洲地區的主控權。

 

 

2:美國雖對原子彈的威力寄予厚望,但仍不敢確定日本會在投擲鄭原子彈後立即投降,故依然希望蘇聯對日宣戰,加強對日本的壓力,促其早日繳械,卻也擔心蘇聯趁出兵之便佔有日本原有的屬地,擴大勢力範圍,故時時準備與蘇聯爭奪在遠東地區的地盤。194586,美國於日本廣島投下第一顆原子彈,88蘇聯對日宣戰,進軍中國東北,9日美國再於長崎投擲第二顆原子彈,10日日本要求保留天皇制,始願投降。蘇聯繼續揮兵直驅朝鮮半島,希望不斷擴大戰果。12日美國駐蘇聯大使哈里曼(William Averell Harriman)致電給美國總統杜魯門說:「在波茨坦時,馬歇爾將軍與金海軍上將便告訴我,如日本在蘇聯部隊佔領朝鮮與大連之前投降,就要在這兩區登陸。鑒於斯大林對宋子文的需索日增,我建議實行登陸,至少要接受在遼東半島與朝鮮的日軍的投降。我認為我們沒有義務尊重蘇聯在任何地區的軍事行動。」(Truman 1965a[1955])478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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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期(2007年9月)《新日本軍國主義的新階段》 纐纈厚

《新日本軍國主義的新階段》

作者序

纈厚(日本山口大學教授)著

書稿《新日本軍國主義的新階段》,在臺灣受到高度評價的《批評與再造》雜誌上歷經約一年的連載。這次能夠作為單行本在臺灣出版,感到由衷地高興。在此,首先請允許我向協助為本書提供出版機會的、最尊敬的臺灣人權協會會長林書揚先生表示深摯的謝意!大約5年前,在日本京都召開的國際研討會上,我有幸結識了林先生。之後又有緣應邀去臺灣,參加了200511月在臺北召開的國際研討會,進而加深了交往。

另外,對為書稿提供連載機會的《批判與再造》雜誌社總編輯杜繼平先生表示誠摯的謝意!在長達一年的連載過程中,杜先生嚴謹不苟地審校書稿,提出許多中肯、極具參考價值的意見和建議。深感由於先生的銳敏洞見和淵博的知識,使本書內容更加充實。

承蒙韓燕明先生和我的研究助手申荷麗女史的協助完成了本書翻譯工作。在此,對為克服難解的日語表述,所付出的辛苦和努力深表感謝!

本書能承蒙出版過諸多優秀著作的「人間出版社」出版發行實感榮幸,在此向「人間出版社」的范振國先生表示誠摯的謝忱,感謝為一個日本研究者提供在臺灣出版單行本的機會。同時,也由衷期盼通過本書的出版,能同更多的臺灣讀者一起進行討論和擴大交流。

自東西冷戰構造解體後,1990年代以後美國更加恣意地推進軍事戰略、企圖獨霸國際社會的支配權。日本呼應美國,企圖復歸軍事大國之道,本書以日本的政治狀況,尤其是與美國帝國構建共同體制的日本帝國的再登場為分析視點,對其實態進行具體的分析論述。

我尚不能確切把握在臺灣對於近年日本危險動向的關心到何種程度,但是,我想,現在日本與美國聯手抑制中國,無所顧忌地朝著強化日美軍事同盟的方向大步邁進,並為此要修改被稱為和平憲法的現行憲法,這一點應該是有所瞭解的吧。

問題是,究竟為什麼日本愈益強化與美國的日美軍事同盟,並積極參與美國對中國的軍事戰略?本書通過分析戰後日本的政治過程,來解答這些問題。

日本與美國聯手,企圖貫徹其在亞洲的霸權主義,這是極其危險的選擇。一旦其目的得逞,亞洲地區定將再度出現「亞洲新冷戰構造」,成為誘發戰爭的地區。臺灣人民應該也絕不希望看到這樣的趨勢。

本書的目的是,對作為帝國主義國家企圖稱霸亞洲的美國,以及極力選擇走新軍國主義國家之道的日本,加以同時批判,並論述構築亞洲地區和平共同體,努力實現和平正是現在所需要的這一主張。

對臺灣和日本人民今後怎麼攜手努力、爭取獲得亞洲真正和平的課題,本書若能有所裨益,將不勝欣慰。

20076
日本國立山口大學教授 纈 厚

47期(2007年9月)霍米巴巴及其批評(下 ) 趙稀方

霍米巴巴及其批評(下)

趙稀方(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所研究員 博士生導師)

 

從殖民者/被殖民者的話語混雜,到闡述民族國家的事性,再到對於質疑西方單一現代性,質疑後現代性的不徹底,巴巴最後得出了自己的“文化的定位”。他強調一種“文化差異”的現實,它的歷史前提是“後殖民移居的歷史、文化與政治的離散、農民和土族社群的社會置換、流亡的詩學、政治經濟難民的控訴作品”等等。這種文化差異,首先要求打破根深蒂固的文化本質主義的觀念,即不再將文化看作固有的本源,巴巴說:“理論創新和政治關鍵所在,就是需要超越於本源事和原初主體的思考,而集中產生於文化差異的表達的時刻或過程。”其次,“文化差異”還要求與當下流的文化多元主義觀念相區別。因為所謂的文化多元強調的是異質並存的寬容原則,並存的前提是差異,而不是混合或融合。“文化差異”著眼於殖民及移民對於西方現代性觀念的衝擊,“文化差異的界線設置衝突與重合並置,它們可能會大大衝擊傳統和現代的定義,重新設置私與公、高與低之間的常規界線,挑戰發展和進步的常規經驗。”它要求確承文化混雜的現實,並把社會文化差異看作一個複雜的、持續的協商過程。它探討的問題是,“主體怎樣在差異(通常被看作種族/階級/性別等)的部分之間或之外的形成的?在剝削和歧視的歷史、價值的交換、意義和首要等方面都不能相通對話,甚至嚴重地對立、衝突,以至不能通約的情況下,表現或權力的策略怎樣進入社群思想主張的形成之中的?”具體到個人,巴巴談到後殖民文學的時候,主張作家站在一種“離家”(unhomed)的立場上。所謂“離家”(unhomed)不同於“無家可歸”,也不同於反對家的概念,而是不以某種特定文化為歸宿,而處於文化的邊緣和疏離狀態。昔日歌德提出世界文學的概念,但那仍然是歐洲中心主義的,只有今天“離家”作家才能創造於真正的後殖民文學。

 

(三)

 

對於霍米巴巴及其後殖民的批評很多,最有意思、也最有影響的,當屬於左派馬克思主義批評。關於左派的馬克思主義批評,這裏可以提到兩位。一位是阿吉茲‧阿罕默德(Aijaz Ahmad),另一位是阿瑞夫‧德里克(Arif Dirlik)。德里克是做中國研究的,在中國很有名,頗多翻譯出版,他的“The Postcolonial Aura: Third World Criticism in the Age of Global
Capitalism
”一文在中國反復翻譯,成為批判後殖民的最有影響的文章;阿吉茲‧阿罕默德是印度人,在中國默默無聞,也沒有譯本出現。但不為人知的是,德里克的後殖民批評其實基本襲用了阿罕默德的思路,深受後者影響。

在西方學界,對於後殖民批評最有名的著作,其實是出版1992年的阿罕默德的著作《在理論的內部》。阿罕默德自歷史的角度對於後殖民批評右翼性質的階級定位,是較為典型的左派馬克思主義式的批評方法。從革命的視野出發,阿罕默德很自然地要對當代帝國和殖民問題進行歷史的追溯,並在當代世界格局的框架裏定位後現代以至後殖民,這給他的批評帶來了一種前所未有的宏觀高度。

後殖民理論以1978年賽義德的《東方主義》的出版為標誌,阿罕默德認為這一時間並非偶然,它正是二次大戰以後二十年非殖民化戰爭結束的時間。這革命的二十年,在阿罕默德看來,以1954年阿爾及利亞戰爭開始,以1975年西貢解放結束。這期間還發生了中國革命、朝鮮戰爭和印度獨立等事件。其中決定性的轉捩點是1973年智利人民聯盟政府的失敗。而1978-1979年發生在伊朗和阿富汗的革命使這一轉機成為定局,它預示著後面的蘇聯解體。這期間出現了眾多反殖反帝革命的領袖,納賽爾(Nasser)、尼赫魯(Nehru)、恩克魯瑪(Nkrumah)、蘇哈托(Sukarno)和毛澤東等。但無可置疑的是,這場革命最終以帝國主義的勝利和社會主義的失敗而告終了。它帶來世界秩序的重組:在美國,雷根上臺;在英國,柴契爾上臺;在德國,社會民主黨被擊敗;在義大利,共產黨退出競爭,於1976年瓦解。對殖民革命國家而言,社會主義全面潰敗,對於帝國主義的抗爭愈來愈多地被合作所代替。國際焦點發生了變化,從革命戰爭轉向了資本主義世界內的合作,如“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世界新秩序”、“七十七國集團”、“石油輸出組織”等組織形式出現。

在這種社會主義潰敗、帝國主義勝利的形勢下,西方激進思想也發生了轉折。簡言之,馬克思主義被摒棄,尼采、福柯、德里達風行,革命鬥爭被話語實踐所代替。這些知識仍以左的面目出現,反資產階級人文主義,關注底層和第三世界,但他們與任何實際的革命運動都保持距離。簡言之,這是我們稱為後現代的思潮。阿罕默德從左派的立場出發,對這種思潮進行了激烈的批評。他認為,後現代將階級和民族視為本質主義,將歷史看作文本,貶斥物質性歷史,如此只剩下了抽象的個人,否定了歷史理解的可能性。在福柯成為時行的時候,他認為思想只能成為遊戲,“如果接受了福柯命題的極端說法:(a)所謂的事實不過是一種話語詭計的真理效應,(b)所謂對權力的抵抗已經構成了權力,因此理論真得無所作為了,除了無目的地徜徉於這種效應——計算、消費和生產它們——及順從於既是開始又是終結的話語無休止的私語過程之外。這種作為對話的理論具有很強的衡量效應。人們現在可以自由地引用馬克思主義和反馬克思主義、女性主義和反女性主義者、解構主義、現實學或隨便念頭中哪個理論家,就可以證實一個論點中的不同立場,只要你有表現良好的學術方式,有一個長長的引文和參考書目等的目錄。理論本身變成了一個思想的市場,大量的理論供應就是通常的商品一樣滿足自由挑選和新舊更替。如果誰拒絕這種晚期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模式,膽敢為一種對話下結論,或者擁護嚴格的政治理論,他將會被加罪為理性主義、經驗主義、歷史主義和其他各種毛病——歷史動力和/或智慧主體的思想——這些都是啟蒙運動犯下的錯誤。”阿罕默德將後現代思潮與市場經濟聯繫起來,並將其進行階級定位:“資產階級”,“這些大師的理想要旨的一個主要方面被利奧塔——本身也不是一個小的大師——清楚地總結出來了:馬克思主義已經結束,‘享受商品和服務的時代’已經來臨!這個世界,用其他話來說,是資產階級的。”

正是在這種西方文化背景下,後殖民理論出現了。在反殖反帝時代,被肯定的是民族自覺權,時行的是文化民族主義。在西方的知識移民中,這種民族主義得到了極大的擁護,這緣於第三世界移民身處西方的特定處境。西方的大學雖具多元性,但來自第三世界的學生學者所受到了歧視和壓力是無形的,在這種情形下,民族主義文化成為他們的精神支撐,對於民族文化的研究也有利於他們在西方大學的區域研究中佔據一席之地。在這種情形下,那些不願回國而留在西方的知識者,便不遺餘力地宣傳民族文化及“第三世界文學”。不過,這些為數不少的第三世界移民,原來在本國都處於上層,在西方則成為資產階級技術管理階層和大學教師,他們擁護第三世界民族主義,因為他們在強大的西方文化面前沒有地位,但他們並不擁護真正反帝反殖的馬克思主義,因為馬克思主義著眼於階級立場,為殖民地國家的獨立和西方國家的貧困階級呼籲,這些都不是他們的關注所在。這些移民者的目的,是在西方謀取優厚的位置,並不為他的祖國考慮,也不打算加入西方的無產階級陣營。後現代思潮在西方的風行,讓這些移民知識者有了知音之感。他們馬上將自己的立場與後現代相互協調,並宣稱自己是後結構主義的。這些西方的移民知識者批判西方的角度雖然來自民族主義,但從自己的利益出發,他們並不想加深兩者的對抗,因此後現代對於民族主義本質化的批判正符合他們的胃口。他們轉而摒棄民族主義,強調東西方的交匯和雜揉,如此最重要的人物當然是他們這些移民“混種”者。

在民族主義不再吃香,解構主義風行的時候,西方移民者迅速開始從民族主義往後現代的策略性轉變。賽義德是始作俑者,“賽義德於是機智地將古哈以至整個庶民研究計畫形容為後解構主義的。”
不過,需要說明的是,阿罕默德其實對賽義德愛恨交加,他既有批評他的一面,也有肯定他的一面。阿罕默德的批評矛頭,主要指向後殖民理論中最流行的霍米巴巴。阿罕默德認為,霍米巴巴編纂的《民族與事》(1990)一書,體現了後殖民以解構主義替代民族主義的努力。霍米巴巴在這部書的前言中宣稱,當下世界混雜的景觀已經代替了民族文化,他如此描繪這種奇觀:“美洲連著非洲,歐洲的民族和亞洲的民族相遇在澳洲,民族的邊緣代替了中心,邊緣的人開始書寫大城市的歷史和小說……”在這種情形下,我們需要的不再是民族主義,而是“後結構主義事知識的洞見”,,是他自己的概念“雜交性”、“矛盾”、“第三空間”等等。阿罕默德對於民族國家衰退及全球性文化與後殖民理論的關係,進行了階級分析。阿罕默德認為,隨著資本的全球流動,民族國家的獨立的確遭遇挑戰,但跨國資本的融合主要表現在西方內部,這是帝國的新形式。如何看待資本的全球流動呢?是全球化的狂歡,還是帝國主義對於地球空間的壓迫和滲透。正在這種全球資訊時代,全球很大一部分人連起碼的生存條件都沒有,非洲大陸陷入衰敗,人民陷入貧困,更有種族大屠殺的發生。阿罕默德認為,在這種情況下,不談階級鬥爭,而津津樂道於什麼跨文化雜交和偶然性政治,只能是贊成跨國資本主義。他認為,所謂文化雜交性只反映了霍米巴巴這種生活富裕的西方而與其故土完全失去了聯繫的貴族移民的事實,只有這種人才會沉溺於後現代而抵毀民族解放鬥爭。由此,阿罕默德認為後殖民性問題,其實仍是一個“階級問題”。

對於後殖民的左派批評,中國讀者的瞭解多數來自於德里克在1994年美國Critical Inquire冬季號上發表的大作“The Postcolonial
Aura: Third World Criticism in the Age of Global Capitalism
”一文。此文在國內頗引人注意,被多次翻譯過來。據我所知,就有三個譯本:1997年,《國外文學》第1期發表施山譯本,題為“後殖民的輝光:全球資本主義時代的第三世界批評”;1998年,三聯書店出版汪暉等人編撰的《文化與公共性》一書,其中收錄陳燕谷翻譯的《後殖民氣息:全球資本主義時代的第三世界批評》;1999年,中國社科出版社出版了德里克的論文集《後殖民氛圍》,其中包括徐曉雯翻譯的“後殖民氛圍:全球資本主義時代的第三世界批評”一文。在這三個譯本中,後兩個影響較大。德里克對於後殖民號稱批判西方卻最終與全球資本主義同謀關係的分析,頗讓中國學術界振奮。不過,如果阿吉茲‧阿罕默德在中國有翻譯的話,德里克的效果就會大打折扣,因為後者在後殖民批評框架上基本沿用了前者。

我們注意到,德里克事實上並沒有掩飾自己對於阿罕默德的效法。他在自己的文章中,多次引用的阿罕默德的觀點,在《後殖民氣息:全球資本主義時代的第三世界批評》一文的最後,德里克明確地認同阿罕默德的關於後殖民性是“階級問題”,並將其作為自己的結論。德里克說:阿罕默德的論述“堅持提醒我們階級關係在理解當代文化發展的過程中階級關係的重要性,雖然它在全球化的基礎上得以重塑。”因此,最後的結論是:知識者必須認清自己“在全球資本主義中的階級位置,從而對其意識形態進行徹底的批判,並對產生了自己的那個系統形成抵抗的實踐。”不過,德里克並非沒有自己的東西,他雖然認同阿罕默德及其階級分析,但他認為在當今新的形勢下,這種階級分析必須“在全球化的基礎上得以重塑”。德里克據此提出了“全球資本主義”的概念,從生產方式的角度對後殖民產生的全球背景進行了討論,並由此分析了後殖民的“反革命”性質。

德里克指出,後殖民理論家的一個很大的問題在於他們只將殖民帝國主義作為一個歷史遺產加以批判,而不願意正視自己在當代世界的位置。後殖民主義自身與全球資本主義關係如何呢?這個乏人問津正是德里克的興趣所在。我們知道,在左派馬克思主義者弗裏德里克‧詹明信已經令人信服地分析過“晚期資本主義”與“後現代主義”思潮的關係,德里克認為,後殖民主義同樣體現了資本主義在這個時期的邏輯,只不過它體現在第一世界的領域內。德里克的所謂全球資本主義,據他自己解釋,就是布羅代爾等人描述過的“新的國際分工”,也就是生產的跨國化。他認為,當下全球資本主義的現實導致了很多不同於從前的重大變化。跨國化並不是全新的事物,但它在近年來發展迅猛,新技術使得資本產生了前所未有的流動性,生產的範圍日益國際化,這帶來了國家意義上的資本主義“非中心化”。如此非中心化的結果,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第一次從歐洲的歷史中分離出來而成為全球的概念。非歐洲的資本主義社會開始在全球格局中佔據一席之地。如此,全球資本主義的經營者放棄了對於了民族、邊界和文化的控制,開始將地方歸入全球,按照生產和消費的要求進行重塑,以便創造出能夠回應資本運轉的生產者和消費者。如此就出現了人口和文化的流動,出現了邊界的模糊。全球資本主義要求在文化上跨越歐洲中心主義,跨國公司意識到為了經營和推銷,開始瞭解全世界的文化。《哈佛商業評論》是最早宣揚跨國主義還有多元文化主義的最重要的陣地。德里克認為,後殖民即是適應這種新的全球資本主義形勢而出現的文化理論。它處理的正是全球資本主義過程中出現的問題,諸如歐洲中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關係,邊界和疆域的模糊變化,同一性和多樣性,雜交與混合等等。在舊的理論已經捉襟見肘的情形下,後殖理論設計出了一種理解世界的新的方式,它顛覆西方中心主義,批判舊的西方意識形態,但它卻並不分析當代資本主義,卻把物質與階級的實際問題引入話語領域,從而顛覆了一切可能實際發生的反抗

如果說,後現代主義是全球資本主義的意識形態,那麼後殖民就是則是後現代在第三世界的配合者,它將後現代延伸到第三世界來了。為什麼後殖民理論會成為這個一種後現代的迎合者呢,德里克仍然從經濟的角度予以了解釋,他認為是因為全球資本主義給作為西方移民的後殖民者所帶來的機遇所致。在從前的民族國家界線分明的時代,移民被視為地位尷尬的棄兒,受到懷疑和歧視。隨著全球資本主義的展開,第三世界在全球體系中地位的重要,出現了對於流散人口的重新估價。這些西方移民抓住了這一機遇,搖身一變,成為了全球體系中的重要人物。德里克提醒我們,不要僅僅注意所謂的後殖民主義理論家,還要注意到與他們地位相當的寄生於西方的後殖民知識份子,其中包括跨國公司的經理、工程師、專家、職員以及商務的“中間人”,他們類似從前的買辦,但已經在全球流通中獲得新的面目。在這種新的形勢下,從前被視為不正宗、不地道的“混雜性”變成了最熱門的暢通於全球的資本。德里克認為,這正是批判西方中心,批判界線,強調混雜的後殖民理論出現的背景,它這第三世界的西方移民與全球資本主義的合謀。

由於這種強調混雜,反對對立的性質,德里克大膽地斷言是後革命或反革命的。從前的革命意識形態,無論馬克思主義還是民族解放運動,都認為可以理性地把握歷史,由此建構主體性和社會身份,以促進變革。後殖民理論接受了後現代的理論,反對本質主義歷史結構,本質性身份及主體性,強調“建構”的過程,認為革命的二元對立只能帶來新的強制和壓迫。如此,革命就被掃地出門了。在這種理論的指導下,德里克提到,後殖民主義理論家對從前或當代的殖民批評作了“後現代”式的篡改:如霍米巴巴“將法農挪用於他的身份政治之中,並將革命從法農的思想中抽取出來了”;斯皮瓦克也利用了《庶民研究》的成果,“以她自己的文本關注替代了他們書寫一種新的歷史的努力”。德里克認為,後殖民的問題在於,他們拒絕從流散知識份子和“地方交匯”(local interactions)以外的結構觀察世界,比如階級的結構,如此就忽視了世界上廣大的被壓迫者,並且剝奪了他們的反抗權力。

中國學者對於霍米巴巴的批評,最多的是指責批評他只注重話語實踐,而忽視政治實踐,忽視真正的反殖民革命鬥爭。這種批評,其實緣於中國學者不瞭解基本的後現代史學觀念。所謂政治實踐云云,正是巴巴所致力於批評的立場。巴巴反對民族主義的二元對立立場,認為這種政治對抗並沒有改變殖民者/被殖民者的同一思維。賽義德在批判東方主義的時候,就一再提醒不能陷入民族主義的陷阱,並贊成法儂及時將民族意識轉換為社會意識的說法。到了巴巴,他索性徹底倒向了後現代的政治文本化,強調話語的力量。不過巴巴在政治文本化的同時,也同時將文本政治化了。他在談到殖民者/被殖民者話語混雜滲透過程的時候,強調了被殖民者的接受中的抗拒及至反凝視,及至對於殖民話語權威及真實性的變形和動搖。在談到了移民和文化雜交的時候,強調了對於現代性話語的質疑和改寫。當然,我們可以懷疑混雜過程對於殖民話語的反抗效果。事實上,它可能只是一種客觀話語滲透效應,而並不是一種有意識的政治反抗。我們在前文談到,巴巴欣賞法儂黑人/白人他者在文化身份關係的心理分析,批評他最終走向了二元對立的政治對抗,也就是說,在文化混雜和政治對抗上,巴巴與法儂的分歧是有意識的,因而我們無法用後者來批判前者。

不過,在另外一點上,即在對於西方精神分析理論的運用和反省上,巴巴倒確實遜色於法儂。後殖民理論的基本立場是反省西方中心主義的現代性,但對於完全以西方為“人類”的弗洛依德、拉康等精神分析學說,巴巴卻毫無反省地運用。前面文我們已經談過,法儂一方面運用拉康,另一方面又以黑人經驗質疑了拉康,認為拉康忽略了社會和歷史的因素。巴巴言必稱法儂,但這一疏忽實在讓人有點奇怪。◎

 

 

 

47期(2007年9月)目錄

47期目錄

 

>>帝國主義批判>>

迫在眉睫的危機:威脅與機會

諾姆喬姆斯基  方聞 

 

>> 世界思潮>>

霍米巴巴及其批評()

趙稀方

 

>> 大陸形勢

中國的私有化浪潮

左大培

 

奴隸們的覺醒萬歲!——悼念毛主席逝世三十一周年

宗琪

 

>> 評論

資本主義在扼殺民主

羅伯特賴克

 

>> 書介

《新日本軍國主義的新階段》作者序

纈厚

 

《新日本軍國主義的新階段》導讀()

杜繼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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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族人民心中的毛澤東

山水雲間

 

崛起:臺灣左翼運動的1924年(11

第五章:為了臺灣的黎明而鬥爭─許乃昌(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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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問 淺觀民眾戲劇在大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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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蘋果劄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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奴隸們的覺醒萬歲!——悼念毛主席逝世三十一周年(宗琪)

大陸網友李憲源先生給我們寄來了河南二七公社宗祺先生用活生生的實例闡明馬克思主義"造反有理"精神的短文,文後並附加了評語,文簡而意深,值得一讀。

--編者 繼續閱讀 ‘奴隸們的覺醒萬歲!——悼念毛主席逝世三十一周年(宗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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