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 年 04 月 的封存

30期:我們不要一個警察世界★(下)【老石】

 

我們不要一個警察世界★(下)

──文革中的砍監放犯與毛澤東的「群眾專政」觀淺談

■老石

 

★有待修正稿

 

 

(二)群眾專政,大民主和人類的前途

1. 「要重視文革中鬥、批、改階段的研究,從這裡可以認識主席對未來的探索」——這是一位在清華經歷了文革前、中、後各個時期的教授提出的。也如《毛澤東傳》對此評論的,「怎樣建立符合他理想的新體制和新秩序」,本文主要涉及的就是毛澤東在司法領域裡的改革實踐,或者說就是他的無產階級專政理論在文革中的探索。

也應該重視毛澤東在晚年提出的涉及到我們國家基本性質等方面的理論問題,這也是他的「遺囑」,其中還應包括197312月,19758月,毛澤東兩次評《水滸》,尤其是他的「投降」物件所指,「皇帝」所指。以及他1965年那段「官僚主義者階級」的批語,為什麼在文革高潮時並沒有怎麼宣傳,而到他臨終前決定正式公佈呢?毋庸諱言,都是涉及到根本體制問題。

2. 從馬克思到列寧,在無產階級專政這個最要命的問題上,和形形色色的修正主義劃清了界限。

巴黎公社的原則是永存的。但是,僅僅「七十二天」,無論教訓和經驗都有待更大範圍的,有更廣大人民群眾直接參與的反覆實踐。

偉大的十月革命後,又在革命政權基本得到鞏固後,這個「先鋒隊」如果繼續壟斷專政的權力,他們就只能成為現代「官僚制」——這一更「龐大怪物」的又一股新鮮血液——這就是革命黨向執政黨的轉變,一一成為對立於工農的「官僚主義者階級」,這樣的變質,還是最容易成為法西斯專政的。

比較蘇聯直接奪取國家機器,中國革命在較長時間的武裝對抗中所積累的一些人民革命政權的經驗,為1949年接管這個龐大的國家機器提供了一點準備,但是,「主席還講,我們這個政府過去是上面派去少數幹部和下面大多數留用人員組成了政府,不是工人、農民起來鬧革命奪得了政府……」,同樣存在政府的性質問題,迄今為止的一切國家機器,都沒有改變壓迫人民的本質。這就是馬克思所說的必須將之砸碎的唯一選擇。問題只是從砸碎到徹底消滅國家,這樣一個漫長的歷史時期所必須實行的無產階級專政,應該是一條什麼樣的道路,或者首先要解決什麼是無產階級專政的問題。

3. 「專政是群眾的專政」,這是毛澤東對無產階級專政最本質的說明,就像他把馬克思主義的道理高度概括為一句話:「造反有理」一樣。「毛主席說還要解決誰專誰的政的問題」,就是說如果不實行群眾專政的話,就是走資派來專了群眾的政(8.4指示),我個人認為,即使在毛澤東領導的時代,也同樣存在著兩個階級的兩種專政,無產階級專政也只是在群眾運動的動態中才能體現出來。

鬥爭的實際可能,國內國際當前的需要,國家機器還要有所保留。甚至,為了對付國內外反動派的進攻,在某一個時期,在某一領域,某些國家機器暫時還要加強一些。但是,毛澤東從來不希望,更不容忍這個官僚體制的穩定,而這個體制本身的整體利益卻強烈需要穩定,從這個意義上說,穩定和不穩定,實際上就這個「紅色」官僚體制的復辟和反復辟的鬥爭。19896月鄧小平說:「我跟美國人講,中國的最高利益就是穩定」。今天美國人也搞清了這個道理,在沒有準備好解決他們的「中國問題」以前,只有暫時穩定的中國才符合美國最高利益集團以及西式「全球化」的要求。這次臺灣幾位政治家的「破冰之旅」帶來的台海局勢的緩和,就是符合美國「先中東,後中朝」的戰略計畫,它首先符合美國的利益。

削弱國家機器,主要依靠其行使的群眾化,勞動群眾必須擁有「包括管理國家、管理軍隊、管理各種企業、管理文化教育」的權力,用毛澤東主義武裝起來的革命人民一刻也不要放下大批判的武器,還必須在思想文化、體制秩序、風俗習慣等各個領域對長期壓迫勞動人民的那一整套東西實行全面的專政,不如此,人民群眾就永無出頭之日。中國的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億萬人民在人類歷史上第一次有機會全面參與的革命實踐,儘管它還比較粗糙,還不夠成熟。還有待一些制度性

30期:土地就是原因、土地就是生命【陳瑤華】

 

土地就是原因、土地就是生命(註一)

■陳瑤華

 

20051025的晚上,CATLU工會的領袖Ricado
Ramos
和十幾位工會的成員正在慶祝將近一年的罷工即將獲得最後勝利的時候,子彈打到他的腦門,Ric當場死亡。同伴們追出去,希望能當場抓到兇手,不過兇手在相當距離之外開槍,早已不見蹤影。

消息26日傳到台灣,我的眼淚無法停止,彷彿被重重打了一記。八月中旬離開Hacienda Luisita的時候,Ric還和我們一起召開記者會,控訴Tarlac地區Luisita莊園的老闆和地主Cojuangco家族,以及菲律賓國家警察及軍隊,以暴力鎮壓和屠殺當地示威罷工的農民和勞工。有好幾天,我和其他參與人權調查的各國成員,待在Ric擔任村長的辦公室,召集曾經參與罷工行動中受傷的工人,一起釐清20041116當天在罷工地點發生的血腥鎮壓行動,以及瞭解事件發生之後,工人及十個村子的村民們,如何受到湧入當地駐紮的軍人和警察監視、武力威脅和騷擾。短短兩個多月,在罷工行動即將接近尾聲,補償金和復工條件都快要談妥的情況下,Ric已經不在了。我們怎麼可能會忘記這位村長和工會領袖,曾經在暴力鎮壓事件的前一刻,以無比勇氣宣告正義一定會勝利?

 

資本全球化造成農工生計無著、流離失所

罷工的理由再簡單不過了,誰能靠一週9.5披索(台幣不到六塊錢)的工資度日呢?大老闆和地主Cojuangco 家族隨便買一匹馬就好幾億,人怎麼會比不上一匹馬的價值呢?失去了世代居住的土地,換回來沒有用的股票,工人們不就等於死路一條嗎?工廠附近開始興建大規模的高科技園區,日本三洋公司已經掛牌進駐,全球化的浪潮一波接一波臨到。沒有土地,失去工作、勞力必須外移,屈就其他國家最低薪資的工作。為了在外移的國家賺取一口飯吃,必須忍受家園荒廢、子女沒人教養的痛苦,照顧輸入國家庭的老弱成員、承擔危險、沈重的勞力工作。全球化自由市場正對過去養活國家和人民的農工展開生吞活剝的整肅行動,她們的辛酸血淚,坐享其成的地主、政府、跨國大老闆,以及那些佔盡全球化便宜的國家和人民,從何得知?

發生在Hacienda Luisita農人和工人們身上的故事,只是無數類似事件的縮影。不同的地方,在於她們無比的勇氣和毅力,在糖廠一號大門的罷工據點,掛上所有抗爭被殺伙伴的照片,誓言為這些伙伴爭得應有的正義。20041116七位伙伴被殺,其中一人的屍體還被掛在一號大門上。17日哀悼死者、撫慰家人、救助倖存者。18日大家扶老攜幼,回到一號大門的罷工據點,堅持到底。儘管在罷工據點一天吃不到兩餐飯,必須忍受寒冷與飢餓。儘管工廠保全人員經常和警方一起來「關切」、「瞭解狀況」。2005814-18日,我們在罷工據點生活的那幾天,就曾看到保全人員和警察好幾度來訪,「詢問」我們來訪的動機。18日召開記者會時,軍用的直昇機在空中盤旋不去。我們離開後,卡車載著軍隊的士兵隨後就開到罷工據點。村民們聽到消息,也都跑到罷工據點去抗議,才化解一場危機。

 

軍警血腥鎮壓罷工民眾

軍警以「新人民軍叛亂」一筆帶過Hacienda Luisita的血腥鎮壓事件,不知道的人,還會信以為真。在罷工地點被步槍子彈打到腳骨、背及手骨的人,只要秀出傷口,再多疑的人也只能啞口無聲。那些傷口只有一個解釋:在轉身逃跑時,背後被射擊的證據。有些正面的挫傷,也都是防禦性的傷口,顯示曾經遭到嚴重毆打和攻擊。受傷很嚴重的Rex一拐一拐地走進來,兩眼還是充滿驚愕和惶恐。他腿部兩處中彈時,跪倒在地不能動彈,卻仍被毆打拖行。他曾哀求對方饒他一命,卻被更為猛烈的棍棒、槍托襲擊,幾乎當場死亡。Florida 看到陌生人有些害羞,她不好意思地掀開自己的背部,露出五公分左右的子彈穿透傷,還是餘悸猶存,因為如果不是她背上的背包,她可能已經沒命。Emelita和一百多人一起在罷工地點被軍警拘捕,她當時懷孕六個月,他們不但不讓她在拘留地點上廁所,而且強制她要交出其他人的名字。十三歲的Luigi最討厭軍人和警察,因為他們很兇殘,向他及他更小的表弟妹們丟催淚瓦斯。好幾個禮拜她們都胸口疼痛,咳嗽不止,而且晚上惡夢連連。

血腥鎮壓事件過後,Hacienda Luisita十個村子的村民都被便衣的軍警嚴密監控。曾經參與罷工的工人更是不得安寧。Felix這個六十三歲的工會元老,更是一刻都不能安寧。先是在三月收到「你會死」的威脅字條,四月、五月不是有人放話要殺他,就是有人在門口開槍。Felix只好住到罷工據點,一個禮拜偷偷溜回家看家人一次,以免連累他們。我從來沒有受到死亡虎視眈眈的恐懼,也不知道那像甚麼(也許蘇建和和他的朋友可以告訴我),但當Felix謝謝我們願意從台灣來和他們在一起時,我突然很恐懼。想到半夜有槍聲,想到有人想要置他於死地。

 

為甚麼台灣人沒辦法善待移工?

在玉蜀黍田遇到一位農作班的「班長」,她抱著年幼的小孩,告訴我她的弟弟正高興等著要去台灣工作,希望還可以聯絡。我把家裡的電話給她,卻懷著更多的忐忑不安,擔心她的家人會在台灣被惡劣對待。為甚麼曾經經歷過恐怖統治的台灣人民,沒辦法同情幾乎處於同樣處境的菲律賓村民?「人生而自由,平等享有權利」,包括台灣人,也包括菲律賓、泰國、越南、西藏、印度、緬甸、印尼和中國人。歧視任何一個亞洲的窮人,就是歧視亞洲人,就是歧視人。只要有人還活在恐怖統治中而心懷恐懼,其他人也都不能倖免。這樣的事,歐洲人在經過納粹發動戰爭、屠殺猶太人,一定可以懂。美國人在種族的劇烈衝突也一定可以理解。那麼,為甚麼盧安達人還是被屠殺?南斯拉夫還是有屠城般的種族血洗?菲律賓的朋友們仍因爭取人權與尊嚴而性命不保?為甚麼以友善、好客聞名的台灣人,也沒辦法善待移工呢?

在交出調查報告後,我們一行人在馬尼拉街頭示威抗議,希望菲律賓的政府還給被迫害的人一個正義。來自十七個不同國家的人民,各自拿著自己國家的牌子走上街頭,高喊著永不屈服的口號。在那樣的時刻,我們的心中怎麼會有藍、綠?就像我寫這個稿子的同時,菲律賓的工會朋友們正在馬尼拉香港的辦事處為反全球化被拘捕的台灣人、韓國人及中國人抗議,要求他們無罪釋放!香港的移工團體,也都群起為被捕的人上街頭抗議。種族、性別、階級和物種,都曾經限制我們對個人的尊重,但也因為我們曾經犯錯,自食苦果,我們更應該償還她們應有的尊重。一定要學會相互容忍和尊重,否則未來的世界不會更好。

200511月,Hacienda Luisita的罷工行動已經正式結束,工會及工人都獲得些許的賠償,部分土地也會歸還給農民,一切似乎即將恢復平靜。在慶祝勝利之餘,工人們沒忘記每一個為此犧牲的朋友們。只是國會相關的調查竟然沒道理地中斷,也沒有還原事實的真相。也許我不該寄望菲律賓的政府揭露真相,而是全世界捍衛人權的團體和市民社會。和她們相比,我們的工作真是太微不足道!◎

 

 

註一:摘自紀錄片「Sa Ngalan ng Tubo」(製糖季)中一首菲律賓工人的歌謠。

 

 

轉載自〈人權通訊〉第五期

30期:菲律賓政權非法逮捕、暗殺異議份子【金寶瑜譯】

菲律賓的艾若育政權自21世紀以來,藉反恐怖行動之名,大肆鎮壓逮捕勞工、農民、婦女、學生、人權等社會運動的領導幹部,甚至派遣槍手製造恐怖謀殺,企圖藉此抑制反抗勢力的不斷擴大。今年224艾若育宣佈菲律賓進入「緊急狀態」,逮捕了以73歲高齡的「五一工聯」(KMU)前主席Crispin Beltron為首的5位國會議員,以「反叛罪」加以起訴。東吳大學張佛泉人權研究中心、人權學程為聲援菲律賓被迫害的人權鬥士特發起連署,各聲援團體並於331齊聚馬尼拉經濟文化辦事處,遞交請願信。我們刊出菲律賓朋友寄來的控訴信函,並轉載東吳大學人權學程的陳瑤華教授的文章,期望更多人能了解菲律賓的現況,共同支持菲律賓對抗右翼反動政權的正義行動。【編者】

 

 

 

菲律賓政權非法逮捕、暗殺異議份子

——來自菲律賓的控訴

 

著■朱麗∕譯■金寶瑜

 

梅茵:

 

謝謝你的來信。

自從我去年年底寫信給你後,菲律賓的政治情況就越加惡劣了。政治的逮捕和謀殺一直沒有停過。在過去僅僅七天之內,又有三個人被謀殺。從我們發出的通訊中,你已經知道阿若柔總統在二月二十四日用1017法令宣佈全國進入「緊急狀況」。藉此來逮捕由三個政黨(Bayan Muna, Anak Pawis Gabriela) 合法選出來的五個國會代表(即Batasan 5)。我們敬愛的Crispin Beltron Ka Bel(前KMU的主席)是被逮捕的五人之一(註一)。這五個代表被以「反叛罪」起訴,上週已經開庭審判。菲律賓軍方和司法部誣告他們要與菲律賓共產黨和軍隊中的反叛份子聯合起來趕阿若柔下台。這完全是莫須有的罪名。

如你所知,菲律賓的「反顛覆法」(Anti-Subversion Law)早在Ramos總統時就已經解除了。所以即使是共產黨員也不能被逮捕或拘留。在逮捕這五個國會議員時,軍方連逮捕證都沒有,這完全是違法的。

另外,政府要逮捕的黑名單上的新名字一直在增加。我們的朋友中(包括我自己)已經有更多的人被列入了黑名單,黑名單上的人還沒有被起訴。

我們雖上了黑名單,但完全不能和被恐怖籠罩著的農村相比。他們的領袖的生命隨時都受到威脅。常常都是被一個或兩個騎摩托車的槍手射殺而身亡。上星期我們正在去給一個被謀殺的工會領袖弔喪時,傳來一個農民被謀害的消息,他身中十四顆子彈,所幸被救活,但是他的妻子和五歲的兒子都喪命。據說他認出了其中的一個凶手。

另外,上週一(三月二十日)早上,一個年僅二十歲的「菲律賓學生聯盟」領袖Chris Hugo也被騎摩托車的殺手襲擊而死。阿若柔的最大罪行之一就是用剷除像Chris這樣的年輕領袖,要我們的下一代不再有人出來反抗,但是我們的年輕人不會因她的暴力威脅而低頭,她是不可能成功的。

每一次從簡訊傳來又有人被摩托車搶手殺害的噩耗,我的心裡總是充滿了悲痛和憤怒。特別是在夜深人靜的晚上,簡訊傳來的噩耗使人更加難受。我們的心中無比的悲傷和氣忿,因為在過去幾個月中我們經常(幾乎每天)都去祭弔我們的同志。

一個Karapatan人權組織的負責人告訴我,從今年初到三月,被謀殺的已有四十五人,這還不包括很多沒有公開報導的案子。政府如此大規模的政治謀殺,嚴重違反了基本人權。

我們所敬愛的Ka Bel至今仍然被監禁在菲律賓國家警察醫院中。他在三月二日被逮捕後,因為血壓急速升高而轉到這個最嚴密監管的醫院裡。他早就應該釋放了。如今在醫院裡,他每夜都睡不好覺。又有誰能在被敵人監視的警察醫院裡睡得好呢?他的血壓很不穩定,上週有次開庭時,曾上升到180120。去年七月他曾經微度中風,所以他真要很小心才行。他同時還要忍受風濕和痛風的折磨。明天早上開庭時我會見到他,我會告訴他你對他的慰問。他收到很多海外關心他的朋有的信,他受到很大的鼓舞但同時也會感傷。

Ka Bel的妻子Rosario也是個勇敢的鬥士。在馬可仕的戒嚴法下,Ka Bel被捕下獄。之後,他在妻子的協助下逃離到鄉間。士兵來到他們家,把她拖到他們房前的院子中,以協助逃犯的罪名將她定罪。她早就預料到軍方會如此對待她,但她卻毫不畏懼。現今她又上陣了。她每天去醫院給Ka Bel送吃的和傳遞消息。如果守衛不許訪客進去看Ka Bel,她就勇敢地跟他們爭吵。雖然她的年紀大了,又患有嚴重的風濕和痛風,使她腫痛,但是那裡需要她,她就去那裡——開大會、去法庭,到處奔走。

菲律賓今天的情況和當年實行戒嚴法時同樣糟,或許更有甚之。我們的許多朋友都不能公開自由走動。在黑名單上的人的行動受到限制。菲律賓政府將我們定了極為荒誕的罪,還謀害合法民間群眾組織的領袖。因為我們我領導人在政治上越來越有影響力,政府就用各種方法來詆毀他們,將他們逮捕下獄,僱歹徒暗殺他們,希望把我們都趕入地下。但是我們不會被嚇倒,雖然這麼多領導人遇難,但是群眾組織還是完整的,毫不動搖的。大家進進出出都非常小心,但是我們的組織工作,我們的群眾集體抗爭還是照常。走遍全國都看到這種精神,這就是我們的力量所在。

我們知道在世界各地,已經有十起由當地的菲律賓移住勞工和我們的朋友在菲律賓大使館前示威抗議:在英國、台灣、日本、南韓、荷蘭、比利時、娜威、瑞士、加拿大和美國(舊金山和紐約)各地都有活動。海外這樣的支持使我們內心充滿了喜悅。

團體和個人寫給我們的信(請寄附本給Ka BelBatasan 5),不但會給我們帶來鼓舞,而且這邊的媒體也會將海外對我們的支持報導出來給大眾看。

就像過去在馬可仕當權的黑暗日子裡一樣,我們需要你們的支持和solidarity

謝謝你的關心和支持!我會保持聯絡。

 

朱麗

 

 

註一:KMU是一個步的工運組織。

30期:法國青年反什麼?【陳瑞樺】

法國青年反什麼?★

圖文■陳瑞樺

 

 本文曾於2006.03.21以〈法國青年反什麼〉為題刊登於《中國時報》論壇版,以下所載內容除增加被刪除文字,並修訂疏誤及部分用詞。

 

 

 

法國自二月七日開始,發生了一連串反對德維爾潘政府「首次雇用契約」(CPE)就業方案的抗議遊行,許多大學生、高中生發動罷課、封鎖校門。隨著事件加溫,部分遊行者更在街頭與警方產生激烈衝突,雙方各自使用石塊、桌椅、汽油彈及警棍、催淚瓦斯、噴水車,造成多位人員受傷。即使法國總統席哈克多次出面呼籲示威抗議者與政府進行對話,但僵局並沒有打開。抗議者的訴求一貫而簡單:「撤回CPE!」。

法國青年的失業率高達百分之二十二

為什麼法國大學生及高中生要反對這項意在促進他們就業機會的法案?對這個問題的解答,不止揭示了今日法國青年世代的心理狀態,也說明了在企業普遍採取彈性雇用政策的時代,國家在促進就業與保障就業安全這兩個目標之間可能面臨的矛盾與衝突。

法國目前整體失業率為百分之九點六,其中十五到二十四歲青年的失業率高達百分之二十二,都會近郊敏感地區青年的失業率更高達百分之三十八。此外各項短期約聘職務逐漸變成青年求職必經之途,每兩位找到工作的青年,就有一位屬於無法長期任職的不穩定工作,這種不穩定狀態平均持續八到十一年。

針對青年失業問題,德維爾潘政府於今年一月向國會提交「機會平等法案」,其中包含了引發爭議的「首次雇用契約」制度。此項制度准許員工人數達二十人以上的企業在聘用二十六歲以下員工時可以有兩年的試用期,雇主在這段期間得終止契約而不需提出理由,只需付給被解雇員工簽約以來應得工資毛額的百分之八做為補償金,並支付同一母數的百分之二做為協助失業者重新就業的就業輔導捐(註一)。但在另一方面,雖然「首次雇用契約」規定的試用期長達兩年,但契約並無期限;換句話說,只要受雇者能通過兩年試用期考驗而不被解雇,就能擁有一份長期持續的工作,因此德維爾潘宣稱:「首次雇用契約」是青年「進到穩定就業狀態的直接入口」。

 

CPE成為青年就業不穩定的具體象徵

相對於目前的青年就業狀況,德維爾潘的促進就業方案提供了縮短青年在失業及短期工作間輾轉的可能性。但為什麼有這麼多大學生、高中生及工會團體要求撤回這項法案?問題癥結不在新法案是否能夠改善青年就業不穩定的現狀,而在於這項法案本身已成為青年就業不穩定的具體象徵(註二)。當十個求職青年當中有兩個找不到工作,有四個找到的是沒有保障的契約工作、短暫的代理工作,甚至是報酬極低或無報酬的實習工作,這時就業不穩定已經不只是能力與機運的問題,而是整個青年世代的就業條件。這種逐漸被固定化的不穩定就業狀態,在日常生活中不斷形塑青年世代的危機感,醞釀出一種對未來缺乏希望的普遍心理感受。

造成這種普遍心理感受的制度因素,是一九八○年代出現的人力資源管理理論「彈性雇用模式」。這種雇用模式將企業員工分為核心群體及外圍人員,外圍人員的第一類是替代性高的專職工人,第二類則是可利用約聘、轉包、人員派遣以滿足需求的職務。核心人員有最好的福利及待遇,可替代性高的人員則給予一般的福利,至於非固定人員則給予較差的福利,甚至將其排除在福利制度之外。這種人力資源運用構想以降低人事負擔、增加組織競爭力為主要考量,卻在過程中將人力資源當成組織生存的養料,而把員工生活保障當成邊緣課題。詭異的是,當企業將員工當成可以隨用隨棄的資源時,卻又在增加企業生產力的考量下運用另一種管理理論,企圖塑造企業文化、培養員工對企業的歸屬感。

在彈性雇用普遍被運用在民間企業乃至政府機構時,就業市場上已不只存在就業者和失業者兩種類別,而是有三種類別:失業者、工作不穩定者、工作固定者。在工作場域中有了兩種身份,一種是正式員工,另一種是約聘僱人員,前者工作有保障,對未來能夠有所預期;後者無保障,對未來無法預期。透過彈性雇用模式,企業所達成的不只是精簡人力成本,而且還創造了以不穩定及不安全為主要效果的三元就業結構,創造出一種對未來不確定的恐懼。正是這種恐懼,為不合理的勞動剝削提供了溫床。

 

經濟全球化造成

受雇者淪為工作不穩定者

不管是三種類別還是兩種身份,在經濟全球化的時代,受雇者都只是一種類屬:工作不穩定者。大量的失業者為企業提供了產業後備軍;彈性雇用策略讓產業後備軍彼此間的替代成為現實的夢魘;而全球產業競爭下的企業重整、遷廠外移,則讓正式員工成為潛在的失業者。在整體就業不穩定的環境中,所有受雇者共同構成了就業不穩定階層,共同醞釀出整體性的心理恐懼狀態。

面對高失業及率就業不穩定狀態,國家應該扮演什麼樣的角色?國家是否應該為了創造就業機會而在勞工保護上對企業讓步,讓已然處於就業不穩定狀態的勞動者進一步落入就業危殆狀態?這樣的讓步是否真能創造出新的就業機會?或者只是讓原本就已存在或原本就會產生的就業機會,從一種彈性雇用模式轉換成另一種彈性雇用模式?從其他世代轉換到年輕世代?國家如何在促進就業及保障就業安全之間,在左手及右手之間取得平衡?

已故的法國社會學家布迪厄認為:「工作不穩定可能不是『全球化』之經濟必然性所造成的,而是來自一種政治意願。那些看起來像是由不可改變的法則所支配的經濟體制,其實是一種政治體制,而這一政治體制之所以可行,是因為有政治權力主動或被動的勾結。」這恰恰正是法國青年及各階層抗議者的感受,在他們看來,政府所推動的,正是讓就業不穩定狀態法制化,進而讓就業危殆化,這也是他們必須走上街頭的原因。◎

 

 

註一:筆者於3.21刊載於中時論壇版的文章中,將「首次雇用契約」法條的規定誤載為「可以隨時終止契約而不需提出理由,也不需給予任何賠償。」但根據法案條文,雇主終止契約時,除了支付正文中說明的補償金及就業輔導捐外,對於工作已滿一個月者需有兩週預告期,工作已滿六個月者需有一個月預告期。謹藉此一角,向曾對原文提出指正及建議的朋友們表達謝意,並就上述錯誤及可能造成的誤解,向讀者、時報編輯及各轉載媒體致歉。

註二:一旦進入象徵政治的層次,「機會平等法案」的具體內容已經不再重要,「首次雇用契約」被總括為整個法案的代表,成為就業不穩定法制化的具體象徵。這時即使法案其他條文對就業安全及勞動剝削等問題提出改善措施,也已然無法被運動者納入考量。

 

30期【2006年4月】目錄

國際政治評析

01新日本軍國主義的新階段(一)

——從日美安保.美軍整編.惡改憲法的動態分析

著■纈 厚(日本山口大學教授)/譯■韓燕明

 

 

台灣焦點

08為什麼教改強化了

台灣社會的階級複製?(中)

■張戥

 

 

反全球化運動

17法國青年反什麼?

圖文■陳瑞樺

 

20我與百萬法國人一起上街頭

林麗雲

 

23用跨國工運對抗資本的全球化

──台南企業薩爾瓦多關廠事件中的勞工三邊聯盟

圖文■苦勞網

 

 

國際團結

32菲律賓政權非法逮捕、暗殺異議份子

——來自菲律賓的控訴

著■朱麗/譯■金寶瑜

 

35土地就是原因、土地就是生命

陳瑤華

 

 

大陸形勢

37
2004-2006
中國第三次改革論爭始末

李梁/許桐琿

 

大陸思潮

40我們不要一個警察世界(下)

──文革中的砍監放犯與毛澤東的「群眾專政」觀淺談

■老石

 

 

46反帝反封建是近代中國歷史的主題

──評袁偉時教授《現代化與歷史教科書》

張海鵬

 

 

歷史檔案

58青春戰鬥曲(一)

——光復初期台灣學生運動(1945-1949

■藍博洲

 

 

文化廣場

63霧中草叢

──焚寄呂赫若先生

施善繼

29期:為什麼教改強化了台灣社會的階級複製?(上)【張戥】

 

為什麼教改強化了台灣社會的階級複製?(上張戥

階級複製或說階級再生產(reproduction of class)的概念一直在政治、經濟、文化、教育上受到廣泛的討論,馬克斯曾說:「每一種社會生產過程,都同時也是再生產的過程」。近幾十年來,特別有許多學者專門研究這種,在教育制度裡,藉著精心安排的機制,產生階級複製的現象。葛蘭西(Gramsci, 1971)首先識破說,意識形態的霸權維繫著強勢階級的宰制,政府的學制都是階級結構,以便製造有機的知識份子(organic intellectual),作為促成資產階級文化霸權的代理人(p.3-12);伯恩斯坦(Bernstein, 1977)提出符碼理論(code theory)說,要能區分工人階級受到侷限的符碼和中產階級精緻講究的符碼,也要細究社會階級、家庭及語義架構的複製(reproduction of the structure of meaning)之間的關係。他接著努力將宏觀的權力階級關係和微觀的學校教育過程結合,結果發現工人階級小孩的談話符碼與中產階級小孩的談話符碼之間有很大差異,而這差異透過再脈絡化(recontextualising),反映在勞動力的社會分工上,也反映在家庭裡、社會中的階級與權力的關係上(引自Apple, 1982, p.304-352)。

布歐日和金提斯(Bowles & Gintis, 1976)則認為社會生產關係的再生產要靠意識的再生產(reproduction
of consciousness
),而意識在經濟體系裡再生產,是由一系列制度促成的,其中包括家庭和教育體系,他們並且提出符應原則(correspondence principle)說,教育體系的階層制與勞力市場的階層制存在著相對應的關係(p.47 & p.126-131),他們下結論說,教育體系透過這種對應關係,再生產了經濟的不平等,扭曲了個人的發展(p.48);莫理森(Morrison, 1995)在分析哈伯瑪斯的知識社會學時說,伯恩斯坦力言,學校該學什麼知識是由有權的社會菁英決定的,而哈伯瑪斯則表示,學校的知識——哈格里夫日(Hargreaves)稱之為霸權學術課程——只提供技術性的、封閉性的趣味,不提供解放性的趣味,從而促成社會現狀——一個不平等的社會——的複製(p.186)。

布迪厄(Bourdieu)(1973)另外提出文化資本(cultural capital)的概念,認為文化也是一種資產,只有識得其符碼的人,才能理解及擁有該項文化資本,它在社會不平等的複製中,發揮很重要的作用(p.73),他和帕塞隆(Bourdieu & Passeron, 1991)繼續申論說,有權勢的人,往往盡量利用他們的行為慣性(habitus)〔它是一種認知架構,吾人藉之周旋於社會,筆者註〕,佔盡符號暴力(symbolic violence)的便宜,在一向有利於他們的場域(fields)中獲取更多的權勢;依邱天助(1998)闡釋,這種強勢宰制的行為慣性,體現在學校裡,就成了理所當然的文化資本形式,使學校成了社會複製的最佳過濾器,而教育系統以其中立的外貌,卻在複製原有的社會階級結構(p.231-232),例如他們(1990)說,考試成了最靈驗的工具,方便進行灌輸強勢文化及其價值觀的功業,他們套一句馬克斯的話說,「考試只不過是官僚的知識洗禮」(p.141-142)。這與阿圖塞(Althusser, 1971)所說,學校是主要的國家意識形態機器,有異曲同工之妙。

不過,工人階級也不是任由宰割、毫無抵抗,威禮斯(Willis, 1977)研究來自工人家庭的十二個少年,發現他們有自己的對抗文化(counterculture),以拒斥隱藏於課程中的、官方的那些標籤、意義和價值觀,因而使文化複製的機制失效,可是正因為拒絕融入主宰的文化、卻淪為邊緣化,實際上反而強化了階級複製(p.171-183)。季胡斯(Giroux, 1985)批評說,凡課程都是政治性的,學校是為了複製美國生活中一般的價值觀而設,抗拒複製的概念無法適切描述或分析有助益的環境,其實人類機構在其中是可以相當自主地掙脫霸權文化的控制,因此他主張,抗拒複製應該放在政治運動中,或真實政治行動的情境中來討論,應該瞭解如何利用批判的語言(language of critique)、可以不受宰制的語言(language of
possibility
),自我反思、自我賦權及解放社會,要走出複製理論,去發展一個批判性的課程。激進教育學派(radical pedagogy)也提議,分析社會複製與文化複製,應該同時分析社會文化的產生與公共領域中反對勢力的歷史沿革之間的關係,以及它與批判運動的浮現之間的關係,這些運動正是為了提供條件,給那些有積極性的、有建設性的改造型知識份子(transformative intellectual)〔意指其思想是解放的、批判的,筆者註〕(Aronowitz
, 1993:126-130
)。

在台灣,十二年教改以前,也不乏學者研究教育機構裡的階級複製,他們的討論多半放在父母的社會經濟地位、教育水平與學生學業成績之間的正向關係;有些則是指出傳統的因素,如父母對孩子升學的期待,也就是許宏儒(2004)所說,由科舉制度衍生出來的士大夫觀念,所謂「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是屬於漢人的行為慣性,即使弱勢家庭的父母,也願接受並迎合主流文化的教育,寧可縮衣節食,堅送孩子去補習,只為了學到主流的文化資本,以通過聯考,進入上層階級(p.185-187);他引用杰尼(Geny, 2000:2)的研究以資佐證,認為「缺乏文化資本的孩子,能在學校教育中成功,是因為父母甘願投資,並認同學校的要求」,但這還是在台灣的學費遠比西方便宜,而台灣又沒有品質優良、收費昂貴的貴族學校的條件下形成的(同上,p.187-189)。當補習費加上學費已經昂貴到弱勢父母前胸貼後背都無法支撐下去的時候,當比較便宜的公立學校的招生制度明顯極不利於弱勢學生時,他們僅餘的那一點漢人的行為慣性,就無法再發揮吸收文化資本,加入上層階級的功能了,而這正是我們十二年教改所加速邁進的方向。

本文旨在觀察自1994年以後,台灣的高等教育資源供應所產生的前面學者們提到的社會不公平現象,不過要在一個更大範圍的脈絡中來討論,包括政治的、經濟的、文化的以及意識形態的來龍去脈,以便解釋原有的社會階級在十二年的教改當中,如何被加強複製,並顯現在高等教育的各種層面上。

一、走樣的環境,變調的教改

1994年至今,從表面上看,台灣教改好像是一個島內孤立事件,所提出的訴求無非是,打破過去國民黨威權時代的禁忌,要求教育從政府的控制中鬆綁、釋權、交棒給廣大人民,要求保障教育體系裡的多元、自治、與民主,賦予老師教學上自主的能力和創造的空間,開放給家長自由選擇的權利,去除一言堂、獨家攬得教科書編輯與出版,廣建高中、大學,提供更多的升學機會,舒解學生讀書、考試的壓力,減少班級人數,配備寬裕的、e化的學習環境,發展終身教育,營造學習型社會,鼓勵活到老、學到老,提升全民競爭力,最後還要打造國際一流的大學。好像只要舊政權不再專制壟斷,只要我們自己努力改革,《禮運篇》的大同世界自然水到渠成,又好像這改革與外界毫不相干,完全是自力更生、自強不息的,更好像忘了強調一個問題,就是錢從那裡來?錢又到那裡去?似乎資金不是大問題。

其實這十二年教改,既不是個別偶發的、也不是自動自發的事件,更不是簡單的政黨輪替的結果,它一方面外在受到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衝擊,一方面內部受到新興資產階級與小資產階級爭取權、利的進逼,哪兒有利潤,哪兒就得改革,所以資金才是大問題,只要追蹤錢何去何從,就可以把整個假像給拆穿,只要不斷追問,鬆綁以後誰獲利?釋權以後誰攬權?以何種方式獲利攬權?發達到什麼程度?多元入學對誰最有利?誰進入最理想的學校?課程改革有沒有新的意識霸權取代舊的意識霸權?誰接手教科書的編輯與出版?是不是完全專業的編輯?是不是完全自由的市場?誰負責設立新的高中、大學?品質如何?財務結構又如何?誰在廣開終身教育和EMBA的課程?收費如何?課程內容如何?諸如此類,那麼教改的圖像就會漸漸由模糊而變成清晰,對教改種種的紛擾,也就會了然於心。現在我們先來看看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衝擊。

(一)新自由主義的浪潮來勢洶洶

新自由主義的興起肇始於1970年代的石油危機,當時各民族國家經濟的繁榮、社會的安全及發展的機會,全籠罩在一片疑雲之下,福特主義的量產方式不再能支持工人家庭的生計,新科技的革新加上運輸成本的降低,讓西歐、北美的多國公司能將生產轉移到有利競爭的新興工業化國家,形成了布朗與勞德(Brown & Lauder, 1996:2)所說的資本、職業、及技術的「全球大賣場」(global
auction
),從而打破了各國的民族經濟。它對各民族政權的影響,根據黑歐德等人(Held et al.,1999)分析,有三派說法:(一)極端全球主義者(hyperglobalists)認為,全球化促成貨暢其流,聚攏了人類的活動,卻免不了打破國界,削弱民族國家政府的作用(同上,p.3-5);(二)懷疑論者(skeptics)認為,全球化不但沒有削弱民族國家的政府,反而被利用來增強權力,以管制經濟交流活動,不過有引起文明衝突之虞,尤其在西方國家壟斷管理之下(同上,p.6-7);(三)轉型論者(transformationalists)認為,全球化是驅動政治、經濟、社會、文化變革的力量,但會導致全球階層化,犧牲了弱國的經濟,民族國家的政府仍保有執法權力,可是得因應來自國際強權的壓力(同上,p.8-9);總之,三派都認為全球化對民族國家各個層面有一定的影響。

對歐美國家的資本家而言,一方面受制於國內的福利政策、上漲的工資及工會的力量,一方面受誘於資本能「進出」國界、跨國公司的興起及電子通訊的革新,便更加擁抱自由競爭的市場原則,在國內推動刪減社會福利,和反工會立法,因而造成貧富懸殊及非大學畢業生的收入減少(Murnane & Levy, 1988),令失業率增加,並深深波及弱勢兒童的教育(Halsey&Young,
1991
),在國外則設法去除貿易障礙,並將同一套意識形態推動到他國。到1980年代中期,蘇聯的土崩瓦解和東歐的共產政權相繼倒台,英國及紐西蘭首先推動私有化政策(Pitelis et al. 1993),帶動這些國家跟進,採取「震撼療法」(shock
therapy
),打開市場,並將國營企業私有化,以解救岌岌可危的經濟(Byocko, 1995),從而掀起了強大的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浪潮,布朗等人(Brown et al. 1997)便指出,這浪潮反映到教育層面上,除了使教師職務被無產階級化以外,在民族經濟遭到瓦解之餘,連帶也破壞了教育機會均等和社會流動的理想(p.7)。

二)中共走資,兩岸同成新自由主義的俘虜

最近中共國台辦與中台辦針對陳水扁決意廢統,聯名發表譴責的聲明中,罕見地正式提到,兩岸同胞已經結成實實在在的「命運共同體」,提法的確中肯真切,其實何止十幾年,盱衡歷史,兩岸命運從來就是很難切割的。遠的不談,從鄭成功戰敗,退守台灣;到清朝戰敗,割讓台灣;到大陸抗戰,台民抗日;到蔣介石戰敗,退守台灣;台灣簡直無役不與。政治經濟的變化,也是密切相關,國共內戰,大陸經濟惡化,台灣也跟著惡性通貨膨脹,用劉進慶(1993)的話說,不得不捲入與大陸同一命運的浪潮中(p.31);中共進行土改,國府只得推出三七五減租、耕者有其田(同上,p.286);中共搞文化大革命,國府搞文化復興運動;大陸實行共產主義,教育免費,工農階級優先,國府也讓小學教育在1964年達到95%的普及率,國中升學率到1980年達到97%,並堅守聯考的公平性,讓三級貧戶能考上台大、當上律師、最後還選上總統。

如今中共搞改革開放,要讓少數人先富起來,我們看到了大陸經濟朝向資本主義急速前進,經哈特藍司伯格與博凱特(Hart-Landsberg & Burkett, 2004)的分析,已經呈現了幾乎所有的資本主義症候群,像失業率高攀、經濟不穩定、貧富懸殊、剝削加深、健康與教育惡化、財政赤字暴增、通貨膨脹、物價上漲、外債累積、加速私有化以及工農抗爭問題等等(見《批判與再造》第101112期的連載譯文)。台灣這次當然也不會例外,李登輝政府和陳水扁政府,正好趁此機會,順勢擺脫「共產主義夢魘」,今後不再有後顧之憂,不再有來自對岸堅守平等原則的壓力,其表現在教育政策上,放手大搞階級複製,也就肆無忌憚了;如果說兩岸同胞的「命運共同體」,是這般的福禍與共的話,倒還真是諷刺。>>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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