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有堅持巴黎公社原則是文革失敗又一重大原因(夏寧 原上海市紅代會常委,上海市革命委員會成員)

夏寧先生這篇反思文革的文章與王希哲先生的按語引發了激烈的爭論,爭論的癥結在於對1966年8月8日《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簡稱十六條)提出的所謂「巴黎公社原則」的認識。「十六條」的第九條針對群眾的革命組織「文化革命小組、文化革命委員會、文化革命代表大會」說:「文化革命小組、文化革命委員會和文化革命代表大會是群眾在共產黨領導下自己教育自己的最好的新組織形式。它是我們黨同群眾密切聯繫的最好的橋樑。它是無產階級文化革命的權力機構。」「文化革命小組、文化革命委員會、文化革命代表大會不應當是臨時性的組織,而應當是長期的常設的群眾組織。它不但適用於學校、機關,也基本上適用於工礦企業、街道、農村。」「文化革命小組、文化革命委員會的成員和文化革命代表大會的代表的產生,要像巴黎公社那樣,必須實行全面的選舉制。候選名單,要由革命群眾充分醞釀提出來,再經過群眾反覆討論後,進行選舉。」夏寧先生認為第九條就是「文革十六條的主要精神」,並擴大解釋為「也是以巴黎公社原則來改造我們國家的政治制度形式,以為向共產主義過渡準備精神和物質條件」,王希哲先生也持同樣的看法,並據此批評毛澤東否定上海人民公社,是犯了沒有落實民主的錯誤。但值得深究的是,第九條說「要像巴黎公社那樣,必須實行全面的選舉制」的是「文化革命小組、文化革命委員會、文化革命代表大會」,並非夏寧先生認為的所有「國家的政治制度形式」,而「文化革命小組、文化革命委員會、文化革命代表大會」則「是群眾在共產黨領導下自己教育自己的最好的新組織形式。它是我們黨同群眾密切聯繫的最好的橋樑。它是無產階級文化革命的權力機構。」第九條其實仍強調了共產黨的領導,並沒有說黨和所有政權機構都「要像巴黎公社那樣,必須實行全面的選舉制」。從總結革命的歷史經驗以重建中國社會主義的立場來說,全面深入、實事求是地反思文革是無可迴避的工作,如果能弄清陳伯達起草的十六條為什麼會提出所謂的「巴黎公社原則」?毛澤東後來又為什麼否定了上海人民公社?將大有裨益。

一般對巴黎公社革命的肯定,都是通過閱讀馬克思的《法蘭西內戰》,而鮮少探究巴黎公社失敗的原因。1872年1月14日,恩格斯在回覆卡·特爾察吉的信中,痛斥一貫反權威、反權力集中的無政府主義者時,道出了箇中原因:「我認為,“權威”和集中這些字眼用得太濫了。我不知道什麼東西能比革命更有權威了,如果用炸彈和槍彈把自己的意志強加於別人,就像在一切革命中所做的那樣,那末,我認為,這就是在行使權威。巴黎公社遭到滅亡,就是由於缺乏集中和權威。勝利以後,你們可以隨意對待權威等等,但是,為了進行鬥爭,我們必須把我們的一切力量擰成一股繩,並使這些力量集中在同一個攻擊點上。如果有人向我說,權威和集中在任何情況下都是兩種應當加以詛咒的東西,那麼我就認為,說這種話的人,要麼不知道什麼叫革命,要麼只不過是口頭革命派。」(《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一版,第32卷,378頁,黑體為附加)恩格斯對巴黎公社覆亡原因的看法,也應是我們看待巴黎公社的革命史時,值得思考的問題。當然,我們還可以提一問:是不是全面實行了「巴黎公社原則」就不會有造成文革大混亂的「無原則的派性鬥爭」?更根本的問題是:選舉能不能等同「民主」?人民又怎麼樣才能明智地判斷公共事務,形成有利於社會整體長遠利益的決定,而不致淪為資本主義社會中一大幫帶著「民主」的幻覺,名曰主人,實為奴隸的愚民?──編者 繼續閱讀 ‘沒有堅持巴黎公社原則是文革失敗又一重大原因(夏寧 原上海市紅代會常委,上海市革命委員會成員)’

紅衛兵整體退出是文革失敗重大原因之一(夏寧)

1966年8月曾以紅衛兵代表的身份受毛澤東接見的夏寧先生,在文革發動五十年後寫的這篇反思文章,連同王希哲先生的按語,都是顯現文革歷史意義的好材料,我們特予轉載。──編者

老王社長:

這裡推薦夏甯先生《紅衛兵整體退出是文革失敗重大原因之一》。

這篇文章提出的意見是很可以討論的,老王社長並不完全贊成它,介紹它,是因為文革五十周年之際,向全國當年的老紅衛兵們,推薦一顆對國家和人民前途的責任心。

老紅衛兵們都知道,依據文革綱領《十六條》,文革的目標是要通過廣泛的全民動員的群眾運動改造我們國家的政權形式和政治體制,使之按照“巴黎公社原則”民主化,走出一條制度性的由人民管理國家的中國社會主義民主道路來。但這個目標最終沒有實現,所以說“文革失敗”了。為什麼失敗?有說,是官僚體系力量太強大了,毛澤東也無力戰勝;有說,是毛澤東“欺騙”,他根本就沒有真想去實現“巴黎公社原則”,等等不一。這些原因都可以爭論,但問題在,改造我們國家的政權形式和政治體制,使之按照“巴黎公社原則”民主化,走出中國模式的民主道路來,這個文革的目標本身,是對的嗎?如果是對的,那麼,不管文革失敗的原因究竟是什麼,責任究竟在誰人,我們眼光向前,繼續朝前走,朝那個民主目標走就是。這是我們整整幾代人的歷史責任。不僅是今日中國青年的責任,更是中國當年老紅衛兵一代的責任!

曹孟德有詩雲:“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壯心不已”。但既然志在千里,你“伏櫪”幹什麼?既然壯心不已,你就應越過那“櫪”,繼續朝那“千里”奔去。氣力不濟麼,便跑慢些,但總要向千里跑去,至死方休。

夏甯先生是當年上海市中學紅衛兵代表大會常委之一,“一月革命”後的上海革命委員會成員。年七十餘了。他就是這樣一位半世紀不息肩,牢記著老紅衛兵對國家人民的責任只管朝向中國千里的民主目標奔去的“烈士”,雖古稀暮年,仍青春永在。

推薦夏先生,就是為了呼喚和鞭策更多的老紅衛兵“烈士”們,越過“櫪”來,再肩起責任,伴隨今天的千千萬萬青年,繼續朝著中國民主化的“千里”目標奔去。

老王社長

2016年8月13日(68歲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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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著毛主席繼續革命——紀念文化大革命50周年(大陸南開大學經濟學院退休副教授 迎春)

        目錄

前言

一,參加“四清”運動

1,開始接觸繼續革命的理論與實踐

2,改造世界觀

二,文化大革命起來造反

三,五.七幹校鍛煉和接受審查

1,勞動鍛煉

2,接受審查

四,回大學研究人民公社和參與反對包產到戶的戰鬥

1,研究人民公社

2,反對把包產到戶作為農業經濟發展的方向

五,離休後反對修正主義的鬥爭

 

前言

毛澤東創建的繼續革命理論,起始於黨的十屆八中全會“重提階級鬥爭”。在重提階級鬥爭問題以後,毛澤東首先在農村開展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簡稱“四清”運動)。1964年初我參加了“四清”工作隊,幾乎經歷了運動的全過程;1966年文化大革命開展以後,我回機關參加了文化大革命,奮起反對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成了造反派頭頭;以後,到五.七幹校勞動鍛煉;改革開放前,我轉入大學從事理論研究,課題就是人民公社,而改革開放的私有化變革,首先就是從推行“包產到戶”開始,我參與了“包產到戶”的理論鬥爭;離休以後,陸續購買了毛澤東的一些著作,如《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13冊、《毛澤東文集》、《毛澤東年譜》等,以及有關毛澤東的一些著作如《憶毛主席》、《十年論戰》、《毛澤東傳(1893——1949)》、《毛澤東傳(1949——1976)》和《毛澤東讀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批註和談話》等,對毛澤東建國以後的理論與實踐進行了再學習,並在這一理論指導下寫了一些批判修正主義和有關世界經濟危機、我國經濟狀況的文章。總之,50多年來,我基本上是在毛澤東繼續革命理論指引下與修正主義作鬥爭,雖然沒有取得什麼成就,但是,鬥爭的大方向沒有變。所以,從我個人的經歷,大體上可以看到繼續革命理論和實踐的發展歷程,就像從一滴水中可以看到整個河流的奔騰一樣。回顧這段歷程,對於一些沒有實際經歷的年輕人來說,可能會有所啟迪;另一方面對於我自己,用繼續革命理論重新審視自己的這一段生活,也是一次自我檢討,是認識的再提高。總之,寫這樣一個資料的目的,是想通過我這個具體人的實踐和思維活動,來宣傳繼續革命理論,這樣比直接講道理可能更便於人們接受和理解。 繼續閱讀 ‘跟著毛主席繼續革命——紀念文化大革命50周年(大陸南開大學經濟學院退休副教授 迎春)’

海行動聯盟迎接南海護土勇士歸來新聞稿

南海行動聯盟今日(7月31日)早上前往屏東鹽埔港迎接南海護土歸來的漁民,向這些護土勇士致上最高敬意與謝意。保釣先驅林孝信遺孀、也是聯盟創立人之一的成功大學公衛所陳美霞教授在隨後召開的記者會上提出「要主權、要尊嚴、要團結」的呼籲,她希望政府要捍衛南海的主權,不要再隨美國外交起舞,以維護國家基本尊嚴,她更呼籲全民應該不分黨派團結起來維護南海權益,並大聲疾呼,政府不可以對太平島歸來的勇士秋後算帳,不要再犯下1970年代保釣運動時對保釣留學生迫害的錯誤。農運詩人詹澈也在記者會上朗誦新詩「給你們樹與土」,肯定護土漁民的壯舉。

7月20日前往太平島進行「保祖產、護主權」宣示行動的船隊於今天順利返航,早上十點抵達屏東鹽埔漁港,參加南海行動聯盟的台灣釣魚台光復會、中華保釣協會、台灣農民聯盟、全國教師工會總聯合會、勞動人權協會與中華全球華人琉球之友會等社運團體與老保釣、學者專家與社會人士都在碼頭熱烈迎接船隊歸來。 繼續閱讀 ‘海行動聯盟迎接南海護土勇士歸來新聞稿’

用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總結毛澤東時期經濟發展(大陸南開大學經濟學院退休副教授 迎春)

習近平在7月8日的《經濟形勢專家座談會》上,提出“要以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為指導,總結和提煉我國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偉大實踐經驗”。這是一個非常好的命題,是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學領域的一個進步。

承認存在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是一個進步

改革開放以來,西方經濟學逐漸在我國經濟學界佔據統治地位,以至一些領導人和所謂的經濟學專家講的全是西方經濟學,什麼凱恩斯主義、雷根主義等等,在他們眼裡根本就不存在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因而,在主流經濟學領域幾乎就沒有馬克思主義經濟學一說。這次習近平提出“要以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為指導”,承認了在西方經濟學之外,還存在著一種叫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理論,先不說“以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為指導”能否成為現實,提出這個命題本身就是一種進步。

眾所周知,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與西方經濟學是根本對立的兩種經濟理論。從基本內容看,主要存在著兩大根本區別:首先是哲學指導思想的不同: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哲學基礎是歷史唯物主義,而西方經濟學的哲學基礎是歷史唯心主義;其次,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認為,人類歷史上存在不同的社會形態,有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和社會主義社會,不同的社會形態就有不同的經濟運動規律,必然有相應的經濟學,如封建主義經濟學、資本主義經濟學和社會主義經濟學等等。而西方經濟學則否定存在著不同社會形態的經濟,否定有不同社會形態的經濟學,只承認有統一的經濟學等。

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與西方經濟學的這些區別是由經濟學的階級屬性決定的。西方經濟學是資產階級的經濟學,它的歷史使命和“全部智慧”就是“證明現存社會關係(指資本主義——引者注)永存與和諧”。(參看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導言   《馬恩選集》第二卷    第88頁)它當然不可能提出探討經濟發展客觀趨勢(或者說規律)的問題,不可能揭示資本主義必然滅亡的歷史命運;也必然要千方百計掩蓋資產階級剝削無產階級的階級本質;而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則是無產階級的經濟學。無產階級代表了歷史發展的方向,因此,它可能也必須揭示經濟發展的客觀規律,揭示資本主義滅亡的客觀趨勢,揭示資本主義週期性爆發生產過剩經濟危機的必然性等等。所以,馬克思主義經濟學不斷強調揭示經濟運動的客觀必然性,而西方經濟學則反復說什麼“不確定性”。最近李克強總理在2016年夏季達沃斯論壇上還說:“國際金融危機爆發以來——-8年過去了,世界經濟復蘇遠不及預期,全球貿易投資增長低迷,大宗商品和金融市場不時動盪,發達國家和新興經濟體走勢分化,地緣政治風險加大,不穩定因素增多——世界經濟新的不確定性還在增加。”這裡所謂的“不確定性”,就是表明西方經濟學不能說明、揭示這種經濟現象的本質和發展趨勢,只好用“不確定性”搪塞。而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則能夠、也必須揭示這種經濟現象的本質及其發展規律,這才是科學的經濟學。

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與西方經濟學之間的區別於對立,是根本性的對立,揭示這兩者的區別是一門專門的學科,這裡只能初略地涉及。我們的重點是要運用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總結毛澤東時期經濟發展的實踐。 繼續閱讀 ‘用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總結毛澤東時期經濟發展(大陸南開大學經濟學院退休副教授 迎春)’

三十年後,杜邦真的消失了 ──為「反杜邦三十年」序(陳信行)

多年之後,二氧化鈦(鈦白粉)終於從被認為「絕對安全」,轉而在2010年被國際癌症研究組織(IARC)列為2B類,可能的人類致癌物。

多年之後,當初執意要在鹿港旁邊蓋超大型二氧化鈦廠的美國杜邦化學公司,由於開始輸掉它的另一個重大產品──鐵氟龍──的環保訴訟,眼看可能必須賠償大量罹癌勞工與居民,而在2015年初先改名分割、後與道氏化學公司(Dow Chemicals)合併,並計畫把合併的公司再拆成三份,讓「杜邦」這個風光兩百餘年的金字招牌,在法律上神奇地消失無蹤,從而使得受害者求償無門。

被鹿港人趕走,最後落腳在桃園觀音的杜邦二氧化鈦廠,究竟有沒有嚴重污染環境,還沒有人清楚。但是,杜邦在美國密西西比州海濱的同型工廠,已經有數千居民與勞工提出求償訴訟,至今未決。杜邦2004年提案要設在中國大陸山東東營市黃河三角洲海濱的同型工廠,環境風險受到高度的質疑,至今建廠工程還沒下落。

至於鹿港人,雖然沒有在1986年趕走杜邦後「從此過著幸福快樂的日子」,但是,至少需要擔心的事少了二氧化鈦廠這一件。而且,在一場更盛大持久、更受到社會各界廣泛支持的抗爭之後,彰化居民在2011年又趕走了國光石化設廠計畫,避免走上雲林麥寮的厄運。環境運動,已經是台灣社會最成熟的民間力量之一,而這段歷史必不可免地會從鹿港反杜邦說起。

但是,在1986年1月5日,當鹿港居民第一次舉辦反杜邦座談會的那天,恐怕只有具有最狂野的想像力的人,才會預料到今天這種發展。 繼續閱讀 ‘三十年後,杜邦真的消失了 ──為「反杜邦三十年」序(陳信行)’

歷史浪濤的召喚-《巨浪的起點》自序 (范綱塏)

這幾千個字,要說的,是一個因為偶然而開啟的旅程。

嚴格來說,1986年發生在彰化縣鹿港鎮的「反杜邦運動」,對我而言,是極為遙遠而陌生的。

說它遙遠,那一年我還沒出生。等我來到這個世界,開始有比較清楚的記憶時,台灣社會已經進行了總統直選、政黨輪替,社會的氛圍已經不如歷史課本上說的那樣高壓而肅殺;說它陌生,即便這個運動在台灣歷史有著標誌性的意義,在我的求學歷程之中,對於這一事件的了解,可以說是微乎其微-至少在正規的教育中,我不曾聽過「反杜邦運動」對台灣社會的影響。

我對於「反杜邦」的認識,大半還是來自於曾經作為參與人的父親,還有父親過去結交的諸多「豪傑」們,在他們言談之中的浮光掠影:那些年在街頭的聲嘶力竭、斗室中的振筆疾書、面對警力的劍拔弩張…。孩提時期,跟隨父親出席與叔伯們的酒宴上,觥籌交錯間,總會談起過往在街頭奮鬥的那段熱血的歲月。當回憶著每個為生民請命的片段,「反杜邦」這個名詞不時的會出現在對話之中。小時候不懂,只知道,那是大人們的話題之一。 繼續閱讀 ‘歷史浪濤的召喚-《巨浪的起點》自序 (范綱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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