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寶瑜的《革命與反革命─中國自解放後持續的階級鬥爭》 (Revolution and Counterrevolution─China’s Continuing Class Struggle Since Liberation)於2011年初版;2021年末,法國巴黎「外文出版社」(Foreign Languages Press)又印了第二版。大陸的左翼朋友最近譯出了該書第四部份中的〈不再撐起半邊天── 從社會主義到資本主義:中國婦女地位的日益下降〉。這篇文章簡明扼要地勾勒了中共革命成功後,大陸在經濟、社會和文化上的一些重大成就,又特別比較了社會主義時期與中共搞了資本主義後,大陸婦女地位的巨大反差,對我們了解大陸自1949年以來的歷史沿革很有幫助。文末附錄了大陸中共黨史研究專家馬社香的《從西溝看中國農村婦女60年社會地位的變化——中國唯一1至11屆全國人大代表申紀蘭訪談錄》。
我們對譯文有所修改,也請金寶瑜提供了馬社香的訪問稿原文。──編者
不再撐起半邊天── 從社會主義到資本主義:中國婦女地位的日益下降(金寶瑜)
這篇文章的最初版本是提交給2010年5月22日在阿根廷布宜諾斯艾勒斯舉行的第二屆國際婦女大會的。在此發表的是經過些許修改的版本。附錄文章是武漢市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研究員馬社香所寫,包括了對申紀蘭廣泛的訪談。這篇文章也提交給了布宜諾斯艾勒斯的大會。馬社香的文章是對本文很好的補充,敘述了近六十年來中國婦女地位的變遷。──作者誌
2009年10月1日,中國慶祝人民共和國成立六十周年。在共和國的最初三十年裡,中國婦女從封建制度的束縛中解放了自己,她們的地位與工農男同胞一起以驚人速度上升。但是,自現政權1979年的資本主義「改革」以來,婦女的地位如她們的工農男同胞一樣急劇下降——只是婦女在總體上遭受著比男性更嚴重的下降。這篇文章聚焦於社會主義時期中國婦女的大踏步躍進和1979年資本主義正式復辟後她們地位的快速惡化。
我們考察中國婦女在過去六十年的經濟、社會、政治和文化地位,需要檢視中國社會自1949年以來的所有變化——特別是革命如何賦予工人和農民力量,決定推動世界前進並改變他們自身的生活。之後,1979年開始,資本主義「改革」倒轉了工人和農民在之前三十年裡取得的所有進步。與佔人口大多數的工農地位緊密聯繫在一起的婦女地位也因此一道變化。
封建制度下的中國婦女
在1949年新民主主義革命全國勝利之前,中國的大多數農民過著極端貧窮和受壓迫的生活。佔農村人口不到10%的地主佔有65%的土地,佔70%多的貧農、下中農和農業工人沒有或只有一丁點土地,不得不租佃地主的土地。在歉收、自然災害或突然變故(如家庭成員患病)的年份,農民仍不得不支付相同數額的糧租。如果他們支付不起,就被迫不得不借高利貸——通常是向他們自己的地主。
農民還不起債時,通常會把女兒賣給地主當僕人,她們中的許多人受到了欺辱和虐待。如果地主想要農民的妻子當小老婆,在絕大多數情況下,丈夫因害怕嚴酷的報復而不敢反抗。許多的農民母親不得不離開她們繈褓中的嬰兒,當城市富裕家庭嬰兒的奶媽。在上世紀30年代,這些婦女一個月掙一個銀元,她們的家庭要免於挨餓,迫切需要這點錢。
在南方,農民婦女通常在地裡幹活,而北方農村婦女則鮮少下田。但是即使這些不幹農活的婦女也要幹家務勞動,如照顧兒童和老人、做飯(包括拾柴火、挑水、碾米、磨麵、去皮)、洗衣服和做鞋。有時她們還從事副業,如編籃子和其他手工業。
農民婦女雖在家忙裏忙外地辛苦操勞,卻無權對影響她生活的決定置喙。在有一些土地的上中農和富農家庭,婦女不能擁有土地,也不能繼承土地或其他財產。年輕婦女不得不服從她父親包辦的婚姻;嫁到丈夫的家後,又不得不忍受她婆婆經常嚴苛無理的對待,特別是如果她沒有生下男孩。寡婦照例不能再婚。
她們在城市的姐妹大多也貧窮,並沒有過得更好。只有在大城市才有某些類型的工廠可以讓女性工作,如紡織廠和食品加工廠。女工不得不長時間艱苦勞動,但只能得到比男工更低的工資。其他的貧窮婦女則是在富裕家庭當僕人或在街邊賣些食物、小雜貨。許多貧窮婦女被賣為娼。
在解放之前,窮人實際上得不到醫療救護。30年代,中國的粗略死亡率是千分之二十七,全國的嬰兒死亡率是千分之一百五十六,在農民中可能高達千分之二百。近三分之一的兒童在5歲之前死亡。對農民來說,出生時的預期壽命低於30歲。 〔見Dwight Perkins and Shahid Yusuf ,Rural Development in China , World Bank Publication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 1984,pp.133-134〕
健康狀況不佳和缺乏醫療保健對婦女的影響比男性更嚴重,因為缺乏醫療幫助的懷孕和分娩往往會無可挽回地損害婦女的健康。嬰兒的高死亡率使得家庭想要更多的孩子,這樣至少其中一些孩子特別是一個男孩能夠活下來,完成繼承家族姓氏和贍養年邁父母的期望。另一方面,婦女要照顧家裡生病的孩子、多病的成人和老人。因此,糟糕的健康狀況給婦女帶來了沉重的負擔。
在解放之前,中國的識字率非常低,在某些地方是20%到40%。 農民中的識字率更低,農民婦女的識字率甚至更低。佔中國婦女絕大多數的農民婦女在解放之前是文盲,對她們家庭和村莊之外發生的事情知之甚少。她們被置於無知和順從的地位,因此她們不會質疑諸如纏足之類的不人道做法。農村(城市裡也是如此)的年輕婦女不得不經歷極痛苦的腳部特定骨折,她們的腳趾被折到腳下,束縛在極小的鞋子裡,這實際上使她們終生殘疾。大多數婦女只把這種殘酷的折磨當做婦女的命運。
在1911年的革命推翻清朝後,一些對婦女最惡劣的病態對待,如纏足和包辦婚姻,被宣佈為非法(儘管許多地區仍在實行)。然而,貶低婦女價值的封建制度和儒家教義的漫長傳統依然如故。西方現代婦女的思想影響非常有限,因為只有城市的富裕家庭能把他們的女兒送到高中或大學。
在解放之前,少數受過大學教育的婦女在科學和文學上出人頭地,但是大多數得以接受高等教育的婦女未能靠自己有所成就,而是與經濟、社會和政治地位相似或更高的人結婚。
社會主義革命與婦女解放
在1949年最後勝利之前,中國共產黨人已經在中國農村的許多地區建立了大小不一的解放區或根據地。組織婦女的工作最早在這些地區開始。貧農會組織婦女改善她們的生活,鼓勵她們為戰爭做出貢獻。識字運動教婦女讀書寫字。婦女為革命士兵做衣服、鞋子來支援人民軍隊。一些婦女(雖然數量不多)做政治工作,之後成為政治領導人。其他人甚至加入人民軍隊成了游擊戰士。
在江西的老革命根據地,黨領導的政府當局頒佈了1931年婚姻法和1934年婚姻法,處理婚姻、離婚和其他家庭事務。這些仿效蘇聯法令的法律法規宣佈,婚姻是男女之間的自由結合,不受其他人的干涉;也允許在相互協商的基礎上離婚。 後來,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新的婚姻法在1950年通過。這部法律廢除了包辦婚姻,禁止用錢或貨物買媳婦,宣佈一夫多妻、納妾和童養媳為非法。這部法律也保證了夫妻雙方的離婚權利,禁止了對寡婦再婚的任何干涉。
婦女從最惡劣的封建宗法虐待和束縛下解放出來,與勞動群眾的解放密切相關。1949年後,眾多的社會變革通過動員群眾而實現。例如,在土地改革時,無地農民被鼓勵訴說他們痛苦的經歷,控訴他們的壓迫者。在土地改革的群眾運動中,農民開始認識到,他們掌握了變革的力量——翻身,農民婦女也是如此。
消滅文盲的群眾運動在城鄉開設學堂,教普通工農讀書寫字。識字班尤其有助於婦女的解放,因為婦女一旦學會了讀書寫字,她們就開始閱讀報紙、文件和其他印刷品,相互分享信息,與外界交流。她們的世界從先前狹隘地集中於自己的家庭,擴大到更為廣闊的她們所在的社區、全國甚至世界。為掃盲而組織的課堂後來演變成政治學習小組。她們在小組裡瞭解和討論國內外新聞,討論政府政策。
在增進健康和消滅傳染病的群眾運動中,人民群眾被鼓勵積極參加提高個人衛生、清理他們的生活環境,宣傳不同的傳染病因及預防的知識。這類運動和配置更多資源來改進衛生的結果,令人驚嘆。隨著人們日常飲食的改善,人民的健康有了大幅的提高。僅僅在解放後的十五年內,中國就消滅了困擾人們數個世紀的絕大多數傳染病。革命前,這些疾病的爆發和營養不良是中國高嬰兒死亡率和短命的主要原因。
在上世紀五十年代,隨著中國工業化的騰飛和輕重工業工廠的湧現,男女產業工人的數量增加,他們的地位提升到很高的水準。在城市地區,絕大多數工廠為國有,男女工人得到了足夠的工資,同工同酬,國家保障終身工作和福利。儘管工廠工人的工資並不高,但是工廠提供住房,房屋租金和水、電、暖氣等公共設施的費用低,工人與其家庭又享有免費及低價的醫療照護,因而他們的生活所費不多。小孩的照顧與教育也是免費的,只須交點伙食費給學校。此外,女工會因懷孕和分娩獲得額外的福利。這些包括了懷孕期間分配到更輕鬆的工作、56天帶薪產假,新媽媽還可有多些離崗時間在附近的工廠育嬰室裡照顧嬰兒。工人也能選擇在工廠食堂吃飯,只收食物費,不計伙食烹調的成本。
女工在五十歲時退休,男工在五十五歲時退休,養老金是他們工資的70%,再加上原享有的全部福利。
土改後,五十年代中期的合作化是提升婦女地位重要的另一步。在高級合作社階段,所有土地和其他生產工具都歸合作社集體所有。個別的家戶不再控制生產資料。同時,婦女開始掙工分,以更有組織的方式參加生產。結果,延續許多世紀的封建家長制(男性統治)的物質基礎被大大削弱。
不過,在中國大多數的農村地區是在人民公社成立後,婦女掙得的工分才記在自己的名下,而不是記在家庭的名下。這意味著婦女被當作生產隊中的個體勞動者對待,她們而非她們的家人得到了她們從積累的工分中獲得的現金或糧食。農民婦女第一次顯現出了她們生產勞動的價值。隨著她們把現金和糧食帶回家,她們在家庭中的地位幾乎立即上升。婦女也在爭取同工同酬的鬥爭取得了成果,儘管男性在一天的勞動中仍然比女性獲得更多的工分,這是因為一天的勞動中,重體力的勞動傳統上都分配給了男性,男性也就分得更多的工分。 漸漸地,隨著機器開始取代人工,減少了執行不同任務所需的體力,從而有助於縮小男女在工分上的差距。
但是,在處理由誰接受駕駛拖拉機或其他技能的培訓時,仍然偏愛選擇男性而不是婦女。這是因為在絕大多數公社,生產隊是核算單位。如果婦女接受培訓,一旦她和另一個生產隊的男性結婚,培訓的好處就會和她一起到另一個生產隊去。我們在這裡看到了生產關係以及婦女對生產資料的關係的積極變化,提高了她們的經濟、社會甚至是政治地位。我們也看到除非這些新的生產關係繼續發展,農業生產的核算單位也繼續擴大,否則婦女地位的進一步提高將遇到困難。
家務負擔減輕,婦女參加農業勞動就變得更加容易。生產大隊有機器穀物加工站,減少了婦女準備食物的工作。婦女聚在縫紉站,用機器而非手工縫製衣服;也能得到更多做好的衣服和鞋子。婦女還能把年幼的孩子放在兒童保育機構。
解放後,中國婦女地位與其他的工農整體的健康福利指標同步提高。到七十年代末,即使中國仍是貧窮國家,但它的健康福利指標超過了印度、巴基斯坦、海地這些人均GDP相當的國家。嬰兒死亡率從每1000個新生兒156降到了56。出生時的預期壽命翻了一倍,達到64歲。兒童的小學入學率達到了92%,成人識字率達到了66%。 婦女從健康增進和養育健康的孩子中獲益巨大。
因她們在工作中的熱情、奉獻、能力、技能和領導能力,許多中國婦女被選為模範農民和勞動模範。在社會主義時期,婦女和男子在勞動中深感光榮,勞動模範、模範農民被光榮地公認為“鐵漢子”和“鐵娘子”。
儘管人民共和國的頭十五年取得了巨大的進步,但是仍有許多需要改變。到六十年代中期,中國仍在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十字路口。中國社會仍有許多沒有解決的問題,包括與性別相關的問題。
最重要的問題之一是中國是否繼續集體農業。黨內的主要走資派劉少奇鼓吹把土地和生產工具返還給各家農戶,個體農民與國家簽訂合同,確定產量和賣給國家的份額。劉少奇及其支持者(包括鄧小平)也企圖取消國有企業工人終身就業的地位。
1966年毛澤東領導的文化革命阻止了劉少奇及其支持者當時企圖實行的許多資本主義方案。如果沒有文化革命,1979年開始的資本主義轉向將提前十年發生。文化革命期間,億萬男女起來揭露黨內走資派,包括電影在內的新藝術將婦女描繪成領袖和英雄,標誌著中國婦女地位的進一步提升。最終,文化革命沒能阻止中國翻轉向資本主義,但是它的許多遺產加強了工農繼續爭取社會主義的鬥爭的可能。
從1958年到1978年,中國把工業和農業現代化,提高了絕大多數人的生活。億萬男女勞動者攜手建設了完整的工業體系,為城鄉居民提供消費品,為交通通訊系統提供服務,為農業提供有益的工業產品。許多在1958年出現的公社,億萬中國農民(婦女和男性)花費大量勞動時間來改善和保護土地並建設基礎設施。 他們的艱苦勞動和中國的社會主義發展戰略改變了中國農村的整體面貌,取得了農業生產的現代化。這樣的變化必然對農村婦女產生巨大的影響。
在1949年到1979年的三十年裡,中國婦女的地位急劇提升。最重要的一些原因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在1949年的全國勝利,把人民從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壓迫下解放出來;接著是社會主義革命;以及也由中共領導的反帝國主義和反修正主義鬥爭。
在黨的領導下,中國工農一起改變了他們周圍的世界,顛覆了舊的封建秩序,在這個過程中也改變了他們自己,變革了他們與自然和彼此的關係,包括了男女性別之間的關係。此外,中共有意識地持續推動旨在實現男女平等的政策和不懈的努力。這種變革奠立在這個堅定的信念上:沒有婦女的解放,社會就不能從舊思想、舊風俗習慣的枷鎖下解放出來。換言之,在社會主義新社會,婦女解放必須和從所有形式的壓迫下解放出來的持續階級鬥爭一起進行。
改革後婦女地位的退步
1979年開始的中國資本主義改革由兩個密切的部分組成——改革和開放。這兩個宣傳口號意味著中國要發展本土資本主義,同時把其經濟與世界資本主義體系緊密聯繫起來。
「改革派」對中國工業的目標是把國有企業轉變成盈利企業,再加以私有化,把工人變成權利受損的雇傭工人。八十年代早期,國家給工廠廠長自主的經營管理權,正是沿著這種思路,工人與之進行了一場失敗的戰鬥。九十年代早期,「改革派」翻修了中國的就業體系,大量工人下崗;到2005年,前國有企業就業的工人數量減少至不到「改革」開始時的一半。 數千萬下崗工人變成了失業的產業後備大軍,在非正規部門打零工,靠貧困水準的工資維生,過著朝不保夕的生活。
隨後,改革者在1984年解散了公社,重新把土地和生產工具分給個體農戶,敦促這些農戶分別與國家簽訂合同。九十年代開始,許多農村家庭陷入困境,數億年輕農民被迫到城市打工。許多年輕婦女在富裕家庭裡當僕人,或者在賓館、飯店當服務員。許多人紛紛湧向珠江三角洲和上海附近的昆山,在組裝電腦和其他電子產品的工廠工作。這些年輕工人被迫每天工作13到14小時,暴露於損害肝臟和肺部的劇毒物質,例如含有苯和三氯乙烯的溶劑。
工農(男性和女性)的地位下降到以前難以想像的低水準。此外,在過去的三十年裡,婦女遭受了比她的男性同事更多的痛苦。正如解放前一樣,大量的農村年輕婦女表面上被城市裡的飯店和賓館招聘,但最終被迫賣淫。別的年輕婦女直接被綁架或販賣。農村的父母妄想男兒可為父母晚年的社會保障,重男輕女的傳統捲土重來。中國媒體把婦女包裝成商品,以此來剝削她們。現在「婦女聯合會」由出自中國新精英統治者的婦女控制,對婦女的商品化不提出異議。它現在更關心專業婦女的地位,而不是女工和農民婦女的福利。
總之,六十年來,中國婦女的地位繞了整個圓圈,又回到了起點——在社會主義時期快速提升,然後在資本主義復辟下以同樣快的速度下降。這必然使我們回到婦女解放和整體工農解放相互聯繫的要求。這樣的解放只有在我們為社會主義而鬥爭的勝利之日,才能到來。
《不再撐起半邊天》補篇:中國農民婦女地位的變遷
馬社香就過去六十年山西省西溝村婦女社會地位的變遷採訪了申紀蘭。
馬社香簡介:
知名的歷史學家馬社香是武漢市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研究員,出版過十二本著作,包括敘述文化革命前夕毛澤東重要事跡的《前奏:毛澤東1965年重上井岡山》。她關於農業合作化運動的口述歷史計畫,日後將結集成書。──作者(《批判與再造》編者按:馬社香根據她的口述歷史資料已出版了兩本書,《中國農業合作化運動口述史》, 中央文獻出版社 , 2012;《農業合作化運動始末─百名親歷者口述實錄》,當代中國出版社,2012。)
西溝村簡介:
西溝村座落在山西省太行山中,是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中的革命根據地。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前,西溝就組織了互助組。西溝村在1950年成立了金星農林牧生產合作社。這是當時中國成立的第一批合作社之一。
從西溝看中國農村婦女60年社會地位的變化
——中國唯一1至11屆全國人大代表申紀蘭訪談錄
馬社香
申紀蘭,全國著名勞動模範。1950年代全國典型農業合作社——山西平順西溝金星農林牧合作社副社長,新中國全國婦聯第二屆執行委員,全國唯一的第一屆至十一屆人大代表。今年中華全國總工會“時代領跑者——新中國成立以來最具影響的勞動模範”候選者。 2008年6月和12月,筆者在西溝調研期間,多次採訪申紀蘭和西溝鄉親們,同時,在中國九省農村做過一些田間調查。在此,特以申紀蘭的訪談為切入點,從西溝一個典型村莊婦女狀況,來透視中國農村婦女60年來社會地位的變化,以一斑而窺全貌。
筆者:2009年10月是新中國成立60周年,您從1947年18歲就嫁到山西省平順縣西溝村,1951年23歲擔任全國最有名的典型農業生產合作社金星社的副社長,1954年9月,您就被選為全國第一屆人大代表,當時您感到最深的是什麼?
申老:我被推選為全國第一屆人大代表那一年25歲,今年我整整80歲。解放前在中國山區農村,我和千千萬萬勞動姐妹一樣,沒有上過學,大字不識一個。當時西溝村沒有一個婦女識字。我是1952年掃的盲。那時平順縣組織了一批識字人下鄉做教員,我們村是兩個男教員,平順五井鄉就有一個女教員,叫張改苗,是個高小畢業生。他們都是志願者,不拿工資。張改苗1972年擔任了平順縣公安局局長,1982年擔任平順縣副縣長,是平順縣第一個女縣長。在掃盲時,西溝成立了燈下掃盲小組,每晚四五個人圍著煤油燈學認字,學讀報紙。西溝40歲以下的男人和婦女都參加了。我就是這樣打下的文化基礎。那時候,在西溝在平順在全國,有很多人通過掃盲識字看報學習。上個世紀五十年代我們縣的的女勞模,幾乎都是掃盲識的字,上個世紀六十年代的女勞模,都是解放後男女平等的宣傳和低廉的學費,使不少女孩子上小學初中,畢業後又回到農村幹得好被評上勞模。在毛澤東時代,我們平順山區 縣,就出現了幾十個全國、省、地區、縣各級女農業勞模,出鄉跨省,抛頭露面,都是建國前農村婦女不能想像的事。就拿我來說,你想想,沒有共產黨,我和祖祖輩輩山溝婦女一樣,只能圍著鍋臺轉,難見外面的天。有了党的培養,有了黨組織對農業對西溝的重視,才會有我這個大山溝的人大代表。再往深一點說,沒有社會主主義,沒有農業合作化,也不可能發現和培養我這個女社員人大代表。
筆者:您說得對。建立新中國後,共產黨通過掃盲,開闊了廣大農民特別是農村婦女的精神世界,同時通過參加集體勞動,提高廣大農村婦女的社會地位。聽鄉親們反映,也看過一些歷史資料,您1950年代初期帶領西溝女社員爭取男女同工同酬,全國很有影響。可以詳細講講整個經過嗎?
申老:可以。我們西溝屬太行山革命老區,成立互助組和合作社都比較早。1943年共產黨員李順達帶領村民成立了全國第一個模範互助組。那時候我還是平順山南底村的小女孩。我是1946年嫁到西溝的。丈夫張海良是個革命軍人。西溝是1951年12月成立的初級社,26戶。李順達被選為社長,我被選為副社長,是社員用豆子一人一顆放在我身後碗裡選上的。
西溝合作社剛成立時男勞力只有22人,女勞力24人,不發動婦女幹農活,整地、增產、廣開門路增收,都會成為一句空話。村黨支部要求我這個副社長把婦女帶動起來參加勞動。西溝媳婦幾千年都是“好女不出院”,不離鍋臺、炕台、碾台“三台”轉。互助組後雖有所改變,但一直沒有從同工同酬上考慮,開始動員婦女下地幹活盡碰鼻子。我進東家門,東家媳婦說婦女幹活從互助組到合作社都是老五分,不如在家納鞋底。進西家門,西家提意見,幹活都記在自己男人工分本上,婦女怎麼勞動都顯不出來。說新社會西溝爭先進,婦女下地勞動,也要和男人一樣同工同酬。那一年李順達隨中國農民參觀團到蘇聯訪問去了,我向黨支部委員宋金山作了彙報。宋金山一聽有道理,黨支部應該支持。可男人不談體力,光農活技術就比婦女高得多。怎麼同工同酬?我建議,能不能派幾個技術好的男社員教教婦女,縣裡新技術培訓班,也讓婦女參加。正好平順辦支農新技術學習班,村黨支部就派我和呂桂蘭等人到縣裡培訓。回來趕上鋤麥,社裡分配35畝麥地由婦女負責。一鼓動,有7位婦女願意參加。人不夠,我又到從不參加開會的李二妞家,二妞正為丈夫沒有好臉色煩惱了。我說下地可以多分糧食,丈夫就會待見自己了。二妞一想有道理,第二天拿著鋤頭上了地。當天被婦女們推選為婦女勞動模範,吃晚飯時,村裡廣播員播送了這個新聞。全村都震動了。第三天,我後面跟著19個婦女下地,35畝麥田3天鋤完了。
社裡緊接發動老年婦女成立農忙托兒組,解決有孩子婦女後顧之憂。婦女一心撲在下地上,勞動技術提高得很快。社裡最反對男女同工同酬的人也服了氣,說應該提高婦女底分了。這一來,男女社員一起下地幹活,收工回家後一個燒火,一個做飯,夫妻關係融洽許多。西溝女社員人人都成了香餑餑。在西溝合作社社章上,特別新增一條:“婦女月經期間五天不上地。”每月給每個婦女發兩條月經帶。社裡添置了新法接產箱。我擔任義務新法接生員,宣傳推廣新法接生新法餵養。過去幾個月娃娃只知喂清米湯,現在改喂稠米湯還加一個雞蛋煮成羹,娃娃吃了長得結實,媽媽都能抽時間下地了。男女同工同酬改變了西溝婦女的經濟地位社會地位,促進了大山溝男女平等的社會改革,當然對全國農村婦女爭取同工同酬也是一個推動。在上個世紀大集體時期,西溝的婦女都願意出工,參加集體勞動。婦女們在一起說說笑笑,比在家裡圍著鍋臺轉,舒心多了。現在還在世的馬俊召,比我還大4歲,當時天天下地幹活,唱著歌,渾身都是幹勁。
筆者:在西溝之前,其他合作社婦女參加勞動不是同工同酬嗎?
申老:據當時記者和有關農業領導介紹,應該不是。河北省有個很著名的農業合作社,在饒陽縣五公村,社長是耿長鎖,人們就叫它耿長鎖土地合作社。婦女參加勞動也比較早,他們社也是一個典型,但婦女勞動報酬一直比男社員低,同工不同酬,因婦女幹不過男人,她們也習慣了這樣分配,沒有提出意見。我們村革命老區,接受男女平等的教育比較早,黨支部又鼓勵男女社員同工同酬,我們就帶頭爭取男女同工同酬了。
筆者:西溝男女同工同酬第一次對外界宣傳,是什麼時候?
申老:1952年12月初,長治地委召開農村互助合作會議,平順縣委李琳書記鼓勵我把西溝男女同工同酬的事講一講。我從來沒有在大場合講話,心裡害怕。可一想實話實說,就請李琳書記站到會場外面,以免自己講砸了害羞。李書記理解地笑了笑,走出去了。我抬臉一見滿會場都是生面孔,放開膽子竹筒倒豆子,一五一十將村上男女同工同酬經過全部講出來,掌聲如雷。過了幾天,記者下村調查。1953年1月25日《人民日報》,登出了《勞動就是解放,鬥爭才有地位——西溝農業社婦女爭取同工同酬的經過》長篇報導,是記者藍邨寫的,也是一個女記者。全國婦女界展開了討論。1953年4月15日我出席了全國第二次婦女代表大會。緊接參加中國婦女代表團,前往丹麥出席世界婦女大會。一個大山溝女社員獲得這麼多的榮譽,這裡面的政治意義可不是一個人的啊!
筆者:作為一個農民婦女代表,出席全國和國際性的婦女大會,都是了不得的事情,可以具體講一講經過嗎?
申老:1953年全國第二次婦女代表大會大多數都是工農代表,都是像我這樣的勞動婦女。在這次婦代會開的中途4月22日,大會推選出席丹麥世界婦女大會的代表35名,因為我是典型農業合作社的代表,在大會上作了西溝男女同工同酬的報告,也被大會推選了,還被推選為全國婦聯第二屆執行委員會125位執委之一。隨後,我參加中國婦女代表團經蘇聯、民主德國、波蘭,於6月4日到達了開會地點丹麥首都哥本哈根城。
世界婦女大會從6月5日開幕到6月10日閉幕,整整開了6天。參加這次大會的有70多個國家的代表和列席代表,共1865人。朝鮮、越南、馬來西亞3個為保衛祖國獨立和世界和平而英勇奮鬥的婦女代表團,沒有得到丹麥政府的入
境簽證,不能參加大會,所有的婦女代表都很氣憤。一齊向丹麥政府提出了堅決抗議。各國代表大會上都互贈禮物。日本代表著名的畫家赤松俊子獻給大會一隻和平鴿。希臘和土耳其代表獻出的禮物都是愛國婦女在監牢裡製作的手工織品。中國婦女代表團送給與會者每人一條真絲圍巾,上面繡著全世界婦女大團結的圖案,各國代表高興得捧著圍巾一個勁地親吻。1953年7月4日,中國婦女代表團回到了北京。
筆者:當年您在婦女界獲得這麼多榮譽,又被選為全國第一屆人大代表。參加全國第一屆人大的婦女代表多嗎?
申老:不多。在我印象中,可能是十一屆全國人大女代表中最少的一次。山西代表團26名代表中僅有4個女性,一個是劉胡蘭的母親胡文秀,一個是著名歌唱家郭蘭英,還有就是革命老區臨汾的婦女幹部李輝。我和英雄母親胡文秀晚上住一個房間。她從報到第一天就念叨想見毛主席。我是在1953年全國第二次婦女代表大會上見到的毛主席。這次會上我和胡文秀都見到了毛主席,很激動,胡文秀高興哭了一個晚上。邊哭邊和劉胡蘭講話。說,好孩子,你從小就聽党的話,毛主席的話,我今天看見毛主席了。他叫我們都向死去的烈士敬禮(默哀)了,他記著你,會上的人都記著你。你光榮了,我跟著光榮了。第二天胡文秀眼睛紅紅的,見人又高興地露出笑臉。令每一個和她接觸的人都很感動。
筆者:您參加歷屆全國人大會議中,有哪些印象深刻的基層女代表?
申老;印象深刻的基層女代表多了。像下鄉女知青代表邢燕子當時很有影響,她是第三屆全國人大代表,1964年人大開會時毛主席請她吃過飯。呂玉蘭在人大代表中也是很有代表性的。她高小畢業回家務農,15歲擔任農業社社長,是全國最年輕的社長。30歲時被提拔為河北臨西縣委書記,提出著名的“農業要上去,幹部要下去”的口號。她是第四屆、第五屆全國人大代表,全國人大常委。瀋陽模範營業員李素文是第三屆、第四屆全國人大代表,她年輕時還擔任過農村高級社副社長。全國第四屆人大李素文被選為全國人大副委員長。李素文沒有架子,樸實得很,聽說改革開放後又重新回到基層當了副廠長,幹得很不錯。這些女代表的根一直都紮在基層,當黨需要她們從領導崗位重新回到基層工作時,又高高興興回去了。人民代表啊,我也有這樣的經歷。
筆者:您曾經被選拔為山西省婦聯主任?
申老:是。那是“文化大革命”中的1973年。中國共產黨第十次全國代表大會召開以後。一天,我在地裡幹活,接到一個縣委組織部送來的通知,上面蓋著中共山西省委組織部的紅印章,要我去太原參加山西省婦聯籌備委員會,出任省婦聯主任。自己能吃幾碗飯還不清楚?當時我打定了主意,我是勞模不勞動不行,我是西溝人民代表,離開西溝不行。我當選省婦聯主任後,立馬和省委談了自己的想法,不領工資,不轉戶口,不定級別,不坐專車。省委很快答應了,說省裡根據中央安排,正在培養一批不脫產紮根基層的領導幹部。四屆人大中一批不脫產的高層婦女幹部,可能就是這樣產生的。1983年我堅決不當省婦聯主任,當然這和上級安排也比較吻合,全國各地勞模就是勞模,不兼任什麼領導職務。我堅決要求回到西溝,重新像過去一樣天天勞動,繼續發揮勞模的作用。
筆者:改革開放後,像您來自基層的農村婦女代表是多了還是少了?
申老:實事求是地說是少了。否則,我也不可能做了十一屆全國人大代表。現在,全國農村集體經濟保持得很少了。即使保存下來的,也不是像毛澤東時代那麼認真地培養農村女勞模了。那時候全國各地的女勞模比較多,各級人大代表多來自于基層,現在全國人大代表擔任領導職務的多了,他們不是先當勞模再當全國人大代表,而是反過來。這樣,工人農民中婦女實際地位沒有繼續提高,有的地方還下降了。就拿我們西溝來說吧。原來西溝農業合作社男女同工同酬,現在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土地都是一小塊一小塊的,不可能有全面的合理的分工,不少家庭男的都出去打工掙錢,女的就留在家裡幹農活,年輕的家中有老人的有的也出去打工。村裡村外男女再很少有同工了,同酬成了空話,農村婦女更談不上社會地位的提高。就說村裡的馬俊召吧。她84歲,有一個閨女兩個兒子,在大集體時代全家在集體勞動都是先進,丈夫是模範飼養員,她是社裡的老黨員,兒子閨女參加集體勞動都是積極分子。報社的記者還來照過像上過報。分田到戶後,閨女和兩個媳婦都重新圍著三台轉,到自家地裡幹點農活,都沒有過去村裡婦女那種精神氣了。兩個媳婦都沒有和馬俊召一起過,馬俊召是解放前的老黨員,每月有政府下發的幾十元錢,但生活沒有人照護,過得不算好。馬俊召的兒媳婦也過得不太好,生活圈子都很小。馬俊召的孫子孫女輩,比兒子輩讀書讀的少。馬俊召的兒子是毛澤東時代西溝上的高中,她的孫子輩唯讀了初中。村上有的人家女孩唯讀了小學就不讀了,因西溝不設中學了,上初中要到縣裡和鎮裡,費用太高。這樣下去,農村婦女的地位怎麼提高呢?
筆者:近年我走訪全國其他農村,包括現在樹為大包乾和包產到戶典型的安徽小崗村和小井莊,也出現了女孩子輟學現象,新的讀書無用論在農村重新抬頭。直接影響到農村婦女社會地位的提高和整個社會的均衡發展。
申老:是的。西溝由於種種原因,改革開放後女孩子上大學還沒有,這是一件很遺憾的事情。女青年出外當公務員、正式老師的也沒有。老黨員李才伏的兒媳婦張書英是個鄰鄉高中生,當了二十幾年民辦老師也沒有轉正。當然,現在女青年出外和在本地打工的都漸漸多起來,南方稱打工妹。但有發展的太少了。相反,不少女孩子出外打工身體還受到一些損害。我們西溝村過去有個很有名的老社員叫馬海興,他的媳婦是個黨員叫宋仁嬌。他們的第二代都是西溝村樸實的農民,馬海興的第三代馬勇慶參軍數年回鄉,主要以打工維持家計,他打工時認識了一個河南的打工妹叫劉紅玲,兩人戀愛結婚,生小孩時劉紅玲檢查出來患有乙肝,卻沒有錢醫治,只是將孫女由婆婆,馬海興的兒媳婦帶養。
從西溝看全國,現在還缺少一種在普通工人農民中培養人才的制度和機制。西溝在毛澤東時代經常有推薦女青年當工人參軍的,想讀書也不要花很多錢。農民都負擔得起。那時農村的女孩子女青年很有理想和前途,只要你好好幹好好學習。她們和現在女青年打工者社會地位不同,因為她們融入了當時社會培養和重視普通勞動者婦女的一種制度,一種機制。我可能就是毛澤東時代那種制度和機制培養的婦女。
筆者:最近幾屆全國人大代表中,還有那些比較突出的農村婦女代表?
申老:像山西大寨的郭鳳蓮就是一個,現在還是大隊黨總支書記,全國人大常委。我們的聯繫比較多,除了全國人大一起開會,她來過西溝不止一次,我也多次去大寨。郭鳳蓮的文化也不高,她唯讀過小學,但在長期工作中鍛煉,寫了一手好字,講幾個小時的報告,不用講稿,口才好,也有領導能力。大寨現在搞得不錯。她們和西溝有所不同,她們還保留了集體經濟,責任田是集體機械化耕作,集體企業是村裡經營,全村窮富區別不大。過去的鐵姑娘隊的人都老了,還經常搞一些公益活動,村裡女幹部也得到重視和培養,村辦企業,不少都是女同志搞管理,去年汶川地震,也是兩個女同胞代表大寨送去村民捐獻的48萬元錢。但就全國來說,像大寨那樣依然保持勞動婦女實際平等地位的並不太多。因為人們的經濟地位決定社會地位。一家一戶的小農經濟,婦女從事勞動就不如男人了,在集體經濟中,由於男女社會分工可以調劑和互補,勞動婦女的社會地位就會比包產到戶的農村高得多。大寨勞動婦女地位較高,我想與這一點有很大的聯繫。
筆者:和過去相比,現在全國人大婦女代表有什麼特點?
申老:年輕化、知識化比較突出。全國人大中,像我這樣掃盲學歷的婦女再也沒有第二個了。當然,山西大寨郭鳳蓮的文化也不高,她唯讀過小學,但實踐出才幹出真知。其他人大代表,稍微瞭解一下代表的文化程度,一般都是大專以上。民營企業的女代表在增加。在我印象中,除了1954年全國第一屆人大、1959年第二屆人大有民族資產階級代表外,榮毅仁當時就是以大資本家的身份參加全國第一屆人大的,大家對他的進步,主動捐獻工廠給國家(筆者注:政府仍堅決執行了贖買政策)給予了熱烈歡迎。第三屆人大這些有影響的進步資本家都作為統戰代表參加的。但這群人中,女性代表在我印象中不多或沒有。現在不同了,女民營企業家代表在不斷增加。
筆者:您是全國人大歷屆農村代表,我在西溝居住期間,看到不少農民都來西溝找您,請您向上級反映他們的意見。您將這些意見帶上去作用大嗎?
申老:應該說有作用。歷屆黨中央和全國人大常委會,都將農民放在一個重要的位置。歷屆黨中央領導人,都注意聽取我們農民代表的意見。因為我是一個老代表了,江總書記、胡總書記都不忘特地過來,問一問我們有什麼意見和看法。我們也注意將周邊的農民意見提交上去。平順緊鄰河南,附近幾個縣包括河南林縣經常有人到我家來送材料,請轉達。我沒有什麼文化,但都耐心瞭解,有的解釋,有的上下溝通,有的據情陳述。譬如退耕還林,1990年代有一條政策就是25坡度以上全部退耕還林。我們西溝大多數土地都在25坡度以上。怎麼退,農民吃什麼。前幾年在全國人大小組討論時,我就提出這一點,說了自己的看法。胡錦濤總書記提出科學發展觀,作為山區來講既要因地制宜。也要保證糧食自給,這一點很重要。後來中央下達的檔就同時強調因地制宜,25度坡地退耕還林不講一刀切了。特別是近年反復強調糧食安全問題。黨中央是重視農民代表,特別是女性農民代表意見的。
筆者:您當了半個多世紀的全國人大代表,在全國是唯一,我想在世界各國也是罕見的。總結過您一生的成功之處嗎?
申老:對我個人來講,沒有什麼成功和失敗。從我當全國人大代表第一天起,不,從我加入中國共產黨的那天起,我的生命追求就和黨的需要連在了一起。現在這些說法可能很落伍了,可我真的是這樣想的,也這樣做。黨給了我一切,西溝土地給了我一切。我只不過是認真按照黨的要求,在西溝做一個真正有社會主義覺悟的農民代表罷了。如果說,個人有什麼值得總結的地方,那就是“虛心使人進步,驕傲使人落後,我們要永遠記住這個真理。”這是毛主席教導我們每一個共產黨員每一個中國人的。
出處:《革命與反革命:中國自解放後持續的階級鬥爭》(修訂版),金寶瑜,2021年,巴黎,外文出版社,第335-35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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