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生在文化大革命前後的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製造了一個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社會大氣候，推動了一個也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最終有一千七百多萬城市知識青年下放到農村，為中國農村的發展，做出了巨大的貢獻。 那些城市知識青年在農村少者待了一兩年，多者待了八九十來年，還有的人則在農村邊疆生活了一輩子。 他們經歷農村艱苦生活的磨練，瞭解了農村和農民的現狀，跟農民和農村建立了割不斷的聯繫和感情。 今天中國，特別在這次疫情中，相對比較團結，沒有像美國那樣因為城鄉差別，分成藍州和紅州，互相敵視，也沒有像法國那樣因為精英跟普通民眾的分歧出現橘衫抗議運動，跟中國當年的文化大革命，跟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有很大的關係。
一般來講，人往高處去，水往低處流。 六十年代的中國農村，是艱難困苦的代名詞。 那個時候的中國農村，大部分沒有電，沒有自來水，沒有室內廁所，廁所是院子裡的一個茅房。 中國農民對此習以為常，並不以為苦。 但對城市人來說，要適用起來就很難。 那時農村磨麵都是石碾石磨，吃水要到很遠的地方的河裡或井裡去擔。 下地幹活，要走上幾十分鐘，播種收割，全是用簡單古老的農具，沒有拖拉機，沒有卡車，都是用手推車和肩膀挑。 那個時候，中國年輕人都嚮往城裡人的生活，夢想著脫離農村。 據我對老家即墨縣的研究，文革前全縣一共只有一千五百多名高中畢業生，其中約有八百人考上大學，一去不復返。 有的人考上大學後就再沒有回過老家，甚至都沒有回來看望自己的父母。 剩下的七百多人，有的當了兵，有的到縣政府的各個部門或工廠去工作，幾乎沒有人回到農村。（山東） 即墨縣當時有一千零五十個村子，大部分村子沒一個高中畢業生。 像全世界大多數國家一樣，中國農村遭受著嚴重的人才流失，這也是農村落後的最主要原因。
毛澤東主席看出了問題的所在，號召城市的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鍛煉，幫助農村發展。 因為毛澤東主席的巨大感召力，造成了中國知識青年踴躍報名上山下鄉的運動，這當中大部分人是自願的，也有很多人不是自願的。但火大沒濕柴，這就是社會大氣候的作用。 人的行為基本上都是受社會大氣候左右的，也就是人們今天所說的政治正確。 無論什麼時候，大部分人都會順著社會大氣候走，也就是做政治正確的事，這也是社會大氣候形成的原因，也是為什麼社會大氣候強大的原因。
我在美國布朗戴斯大學念書時，在學校的圖書館做兼職週末監工。 我手下有三十多個學生，他們負責圖書館各個部門的工作，我的責任是開門，關門，回答學生工的問題，幫助他們解決工作中出現的問題。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工作，也很適合我的工作，我可以在沒有事的時候，看書做研究寫論文。
布朗戴斯大學圖書館裡有兩個全職中國員工，一個男的，一個女的，都是上海人。 他們是為圖書編目的，是比較專業的工作，都有圖書館學的碩士學位。 那位李先生，大我幾歲。 我們經常在圖書館的餐廳裡一起吃午餐。 一起交流對一些問題的看法。 那個時候我吃午飯的時候，經常看華文《世界日報》，那份報紙是國民黨（人士）辦的，總部就在波士頓。 那個報紙上有中國的版面，關於中國的新聞和民運，反共人士寫的文章。 九十年代初，《世界日報》的中國版面上有很多討論中國政治以及文化大革命和知識青年下鄉的文章。 李先生有一天說，他自己在安徽農村下鄉八年。 可惜自己文筆不好，不然他的故事寫出來要比《世界日報》登出來的動人得多。 我於是就問李先生有什麼經歷，能不能說給我聽聽。 李先生就跟我說了。
李先生是一個很有造詣的小提琴演奏者，他上高中的時候的夢想是要做專業的小提琴表演藝術家。 他當時已經參加上海市的一些業餘表演。 到布朗戴斯大學工作後，他還是布朗戴斯大學業餘樂團的小提琴演奏者。 但是文革開始後，他和同學受當時社會大氣候的影響，都報名上山下鄉。 被安排到了安徽績溪縣下鄉。 他說剛到農村時，一切都很新鮮。 安徽的農村很美麗，山清水秀，有很多城市人不知道的新鮮事。 農村的人對他們知識青年像對待親人一樣，那種一家人的感覺，現在人沒法想像。 村裡給他們專門蓋的新房子，還雇了人給他們做飯，吃的都是新鮮米，新鮮菜，在吃的方面，不比在上海差多少。安徽離上海不遠，早年許多安徽人到上海打工創業，兩者的文化差異不是很大。
李先生說有一天夜裡刮颱風。 風聲很大。 他們被驚醒後，發現院子周圍站滿了村裡的農民，屋頂上竟有十幾個人趴在上面，為的是壓住房頂，不讓大風吹走。 農民們為了他們知青的安全，冒著生命危險來給他們壓屋頂。 他說他們當時感動得都哭了。 平時農民耐心的教他們幹各種農活，儘量讓他們幹一些輕活。 知青跟村裡的農民和村幹部的關係非常好。有什麼困難，只要說出來，村裡都會千方百計幫他們解決。 他自己因為下鄉八年的緣故，想當專業小提琴表演藝術家的夢落空了，每天幹農活，手變得粗糙了，而且因為勞累，他也顧不上練習小提琴了。 但在農村的經歷卻是讓他一輩子不能忘記，也徹底改變了他對人生的態度。人生只有一條路可走，走了這一條，就不能走另一條。 這就是人生。 大家都是這樣走過來的。 他並不認為自己選擇下鄉有什麼不好，或有什麼可後悔的。
最讓李先生感動的一件事還在後邊。李先生說的時候，眼裡還流著淚花。我是聽故事，也被他感動得流出了熱淚，產生強烈的共鳴。 一年夏天在地裡幹活的時候遇到雷電天氣，兩位女知青被雷擊中，失去了性命。 這是了不得的大事故。村裡的幹部不知道如何向這兩位知青的父母交代。 因為怕兩位知青的父母受不了喪女的打擊，他們只對父母講他們女兒病了，需要他們來探視。 兩位女知青的父母收到電報，以為孩子只是生病，就從容地給孩子準備營養品和藥品，沒有立即趕來。 當時天熱，村裡有沒有冷凍設備，為了防止女知青的遺體變質，全村人動員起來，在放女知青遺體的房間裡，擺滿從井裡提上來的涼水桶，並不停更換新的水桶，因為夏天井水是冰涼的，用這個土法，降低室內溫度，較好的保留了女知青的遺體，為的是讓他們的父母趕來見自己女兒最後一面。
當兩位女知青的父母趕到了村子，他們驚呆了。他們為失去自己的孩子悲痛欲絕，但他們也被村民努力保護女兒遺體的做法所感動。他們從來沒有想到在他們到來前的五天裡，村裡人輪流晝夜不停的從井裡提上涼水，換掉已經不涼的井水。 這種樸素的真情，把兩個女知青的父母徹底的感動了。 他們為失去親人難過，但好像又在村民身上找到新的親人。
村幹部哀求兩位知青父母，允許把他們女兒的遺體，埋在村子中央的廣場旁。他們的女兒活著的時候，為改變他們村的面貌，改變他們的生活，做出了巨大的貢獻，她們就是他們村的親人，她們曾經跟村民一起在村子的廣場上看露天電影，他們希望她們以後還能跟村民一起看露天電影，要讓她們看著他們村的發展和進步。 兩位知青的父母被村民的要求感動了。 他們答應了村民的要求。於是 兩個女知青的墳墓就建在了村中廣場的南部，面對放露天電影的螢幕方向。 這兩個去世的女知青，永遠成了村子的一部分，村裡人給他們掃墓，村裡的孩子們在她們的墓前玩耍，聽村裡長輩講述她們在村子裡的故事。 而兩個知青的父母，因為女兒埋在這個村裡，也跟這個村子結下了緣，他們來給女兒掃墓，也來看望曾經給他們女兒關愛的村民。他們工作的工廠也主動幫助這個村子發展。通過下鄉知青，中國的城鄉之間，城裡的工人和農村的農民有了有機的聯繫。
我高中畢業的時候，農村來的同學，直接回農村參加農村建設。城鎮戶口的同學就下鄉到了邊遠的農村。 這些同學的父母都是縣城裡的幹部和工廠的工人。 這些幹部和工人，因為自己的子女下鄉到了農村，就定時到鄉下去看望子女，他們自己，同時也通過他們工作的單位，開始説明自己子女所在的農村發展。 即墨的許多村辦企業就是這樣建立起來的。 毛澤東主席不正是期望通過文革，通過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達到減少城鄉之間，工農之間，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之間的三大差別嗎？ 今天的中國人，有多少人能真正意識到毛澤東主席的遠見卓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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