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曹征路來台參加「人類可以擺脫資本主義嗎？─反思俄國革命百年來的社會主義歷史經驗」座談會，10月22日的第二場座談由曹征路主講「我的社會主義經驗」，第二場座談的錄影當年考慮到曹先生的情況，並未像第一場座談的錄影放到youtube對外公開。現曹先生既過世，已無顧慮，故放上youtube公諸大眾。這場座談會的主要內容已整理成文字記錄，刊登在《人間思想》2018年夏季號第十七期。https://www.youtube.com/watch?v=a7luRgb643w
金寶瑜的《革命與反革命─中國自解放後持續的階級鬥爭》 （Revolution and Counterrevolution─China’s Continuing Class Struggle Since Liberation）於2011年初版；2021年末，法國巴黎「外文出版社」（Foreign Languages Press）又印了第二版。大陸的左翼朋友最近譯出了該書第四部份中的〈不再撐起半邊天── 從社會主義到資本主義：中國婦女地位的日益下降〉。這篇文章簡明扼要地勾勒了中共革命成功後，大陸在經濟、社會和文化上的一些重大成就，又特別比較了社會主義時期與中共搞了資本主義後，大陸婦女地位的巨大反差，對我們了解大陸自1949年以來的歷史沿革很有幫助。文末附錄了大陸中共黨史研究專家馬社香的《從西溝看中國農村婦女60年社會地位的變化——中國唯一1至11屆全國人大代表申紀蘭訪談錄》。
我們對譯文有所修改，也請金寶瑜提供了馬社香的訪問稿原文。──編者
不再撐起半邊天── 從社會主義到資本主義：中國婦女地位的日益下降（金寶瑜）
這篇文章的最初版本是提交給2010年5月22日在阿根廷布宜諾斯艾勒斯舉行的第二屆國際婦女大會的。在此發表的是經過些許修改的版本。附錄文章是武漢市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研究員馬社香所寫，包括了對申紀蘭廣泛的訪談。這篇文章也提交給了布宜諾斯艾勒斯的大會。馬社香的文章是對本文很好的補充，敘述了近六十年來中國婦女地位的變遷。──作者誌
2009年10月1日，中國慶祝人民共和國成立六十周年。在共和國的最初三十年裡，中國婦女從封建制度的束縛中解放了自己，她們的地位與工農男同胞一起以驚人速度上升。但是，自現政權1979年的資本主義「改革」以來，婦女的地位如她們的工農男同胞一樣急劇下降——只是婦女在總體上遭受著比男性更嚴重的下降。這篇文章聚焦於社會主義時期中國婦女的大踏步躍進和1979年資本主義正式復辟後她們地位的快速惡化。
我們考察中國婦女在過去六十年的經濟、社會、政治和文化地位，需要檢視中國社會自1949年以來的所有變化——特別是革命如何賦予工人和農民力量，決定推動世界前進並改變他們自身的生活。之後，1979年開始，資本主義「改革」倒轉了工人和農民在之前三十年裡取得的所有進步。與佔人口大多數的工農地位緊密聯繫在一起的婦女地位也因此一道變化。
封建制度下的中國婦女
在1949年新民主主義革命全國勝利之前，中國的大多數農民過著極端貧窮和受壓迫的生活。佔農村人口不到10%的地主佔有65%的土地，佔70%多的貧農、下中農和農業工人沒有或只有一丁點土地，不得不租佃地主的土地。在歉收、自然災害或突然變故（如家庭成員患病）的年份，農民仍不得不支付相同數額的糧租。如果他們支付不起，就被迫不得不借高利貸——通常是向他們自己的地主。
農民還不起債時，通常會把女兒賣給地主當僕人，她們中的許多人受到了欺辱和虐待。如果地主想要農民的妻子當小老婆，在絕大多數情況下，丈夫因害怕嚴酷的報復而不敢反抗。許多的農民母親不得不離開她們繈褓中的嬰兒，當城市富裕家庭嬰兒的奶媽。在上世紀30年代，這些婦女一個月掙一個銀元，她們的家庭要免於挨餓，迫切需要這點錢。
在南方，農民婦女通常在地裡幹活，而北方農村婦女則鮮少下田。但是即使這些不幹農活的婦女也要幹家務勞動，如照顧兒童和老人、做飯（包括拾柴火、挑水、碾米、磨麵、去皮）、洗衣服和做鞋。有時她們還從事副業，如編籃子和其他手工業。
農民婦女雖在家忙裏忙外地辛苦操勞，卻無權對影響她生活的決定置喙。在有一些土地的上中農和富農家庭，婦女不能擁有土地，也不能繼承土地或其他財產。年輕婦女不得不服從她父親包辦的婚姻；嫁到丈夫的家後，又不得不忍受她婆婆經常嚴苛無理的對待，特別是如果她沒有生下男孩。寡婦照例不能再婚。
她們在城市的姐妹大多也貧窮，並沒有過得更好。只有在大城市才有某些類型的工廠可以讓女性工作，如紡織廠和食品加工廠。女工不得不長時間艱苦勞動，但只能得到比男工更低的工資。其他的貧窮婦女則是在富裕家庭當僕人或在街邊賣些食物、小雜貨。許多貧窮婦女被賣為娼。
在解放之前，窮人實際上得不到醫療救護。30年代，中國的粗略死亡率是千分之二十七，全國的嬰兒死亡率是千分之一百五十六，在農民中可能高達千分之二百。近三分之一的兒童在5歲之前死亡。對農民來說，出生時的預期壽命低於30歲。 〔見Dwight Perkins and Shahid Yusuf ,Rural Development in China , World Bank Publication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 1984,pp.133-134〕
健康狀況不佳和缺乏醫療保健對婦女的影響比男性更嚴重，因為缺乏醫療幫助的懷孕和分娩往往會無可挽回地損害婦女的健康。嬰兒的高死亡率使得家庭想要更多的孩子，這樣至少其中一些孩子特別是一個男孩能夠活下來，完成繼承家族姓氏和贍養年邁父母的期望。另一方面，婦女要照顧家裡生病的孩子、多病的成人和老人。因此，糟糕的健康狀況給婦女帶來了沉重的負擔。
在解放之前，中國的識字率非常低，在某些地方是20%到40%。 農民中的識字率更低，農民婦女的識字率甚至更低。佔中國婦女絕大多數的農民婦女在解放之前是文盲，對她們家庭和村莊之外發生的事情知之甚少。她們被置於無知和順從的地位，因此她們不會質疑諸如纏足之類的不人道做法。農村（城市裡也是如此）的年輕婦女不得不經歷極痛苦的腳部特定骨折，她們的腳趾被折到腳下，束縛在極小的鞋子裡，這實際上使她們終生殘疾。大多數婦女只把這種殘酷的折磨當做婦女的命運。
在1911年的革命推翻清朝後，一些對婦女最惡劣的病態對待，如纏足和包辦婚姻，被宣佈為非法（儘管許多地區仍在實行）。然而，貶低婦女價值的封建制度和儒家教義的漫長傳統依然如故。西方現代婦女的思想影響非常有限，因為只有城市的富裕家庭能把他們的女兒送到高中或大學。
在解放之前，少數受過大學教育的婦女在科學和文學上出人頭地，但是大多數得以接受高等教育的婦女未能靠自己有所成就，而是與經濟、社會和政治地位相似或更高的人結婚。
社會主義革命與婦女解放
在1949年最後勝利之前，中國共產黨人已經在中國農村的許多地區建立了大小不一的解放區或根據地。組織婦女的工作最早在這些地區開始。貧農會組織婦女改善她們的生活，鼓勵她們為戰爭做出貢獻。識字運動教婦女讀書寫字。婦女為革命士兵做衣服、鞋子來支援人民軍隊。一些婦女（雖然數量不多）做政治工作，之後成為政治領導人。其他人甚至加入人民軍隊成了游擊戰士。
在江西的老革命根據地，黨領導的政府當局頒佈了1931年婚姻法和1934年婚姻法，處理婚姻、離婚和其他家庭事務。這些仿效蘇聯法令的法律法規宣佈，婚姻是男女之間的自由結合，不受其他人的干涉；也允許在相互協商的基礎上離婚。 後來，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新的婚姻法在1950年通過。這部法律廢除了包辦婚姻，禁止用錢或貨物買媳婦，宣佈一夫多妻、納妾和童養媳為非法。這部法律也保證了夫妻雙方的離婚權利，禁止了對寡婦再婚的任何干涉。
婦女從最惡劣的封建宗法虐待和束縛下解放出來，與勞動群眾的解放密切相關。1949年後，眾多的社會變革通過動員群眾而實現。例如，在土地改革時，無地農民被鼓勵訴說他們痛苦的經歷，控訴他們的壓迫者。在土地改革的群眾運動中，農民開始認識到，他們掌握了變革的力量——翻身，農民婦女也是如此。
消滅文盲的群眾運動在城鄉開設學堂，教普通工農讀書寫字。識字班尤其有助於婦女的解放，因為婦女一旦學會了讀書寫字，她們就開始閱讀報紙、文件和其他印刷品，相互分享信息，與外界交流。她們的世界從先前狹隘地集中於自己的家庭，擴大到更為廣闊的她們所在的社區、全國甚至世界。為掃盲而組織的課堂後來演變成政治學習小組。她們在小組裡瞭解和討論國內外新聞，討論政府政策。
在增進健康和消滅傳染病的群眾運動中，人民群眾被鼓勵積極參加提高個人衛生、清理他們的生活環境，宣傳不同的傳染病因及預防的知識。這類運動和配置更多資源來改進衛生的結果，令人驚嘆。隨著人們日常飲食的改善，人民的健康有了大幅的提高。僅僅在解放後的十五年內，中國就消滅了困擾人們數個世紀的絕大多數傳染病。革命前，這些疾病的爆發和營養不良是中國高嬰兒死亡率和短命的主要原因。
在上世紀五十年代，隨著中國工業化的騰飛和輕重工業工廠的湧現，男女產業工人的數量增加，他們的地位提升到很高的水準。在城市地區，絕大多數工廠為國有，男女工人得到了足夠的工資，同工同酬，國家保障終身工作和福利。儘管工廠工人的工資並不高，但是工廠提供住房，房屋租金和水、電、暖氣等公共設施的費用低，工人與其家庭又享有免費及低價的醫療照護，因而他們的生活所費不多。小孩的照顧與教育也是免費的，只須交點伙食費給學校。此外，女工會因懷孕和分娩獲得額外的福利。這些包括了懷孕期間分配到更輕鬆的工作、56天帶薪產假，新媽媽還可有多些離崗時間在附近的工廠育嬰室裡照顧嬰兒。工人也能選擇在工廠食堂吃飯，只收食物費，不計伙食烹調的成本。
女工在五十歲時退休，男工在五十五歲時退休，養老金是他們工資的70%，再加上原享有的全部福利。
土改後，五十年代中期的合作化是提升婦女地位重要的另一步。在高級合作社階段，所有土地和其他生產工具都歸合作社集體所有。個別的家戶不再控制生產資料。同時，婦女開始掙工分，以更有組織的方式參加生產。結果，延續許多世紀的封建家長制（男性統治）的物質基礎被大大削弱。
不過，在中國大多數的農村地區是在人民公社成立後，婦女掙得的工分才記在自己的名下，而不是記在家庭的名下。這意味著婦女被當作生產隊中的個體勞動者對待，她們而非她們的家人得到了她們從積累的工分中獲得的現金或糧食。農民婦女第一次顯現出了她們生產勞動的價值。隨著她們把現金和糧食帶回家，她們在家庭中的地位幾乎立即上升。婦女也在爭取同工同酬的鬥爭取得了成果，儘管男性在一天的勞動中仍然比女性獲得更多的工分，這是因為一天的勞動中，重體力的勞動傳統上都分配給了男性，男性也就分得更多的工分。 漸漸地，隨著機器開始取代人工，減少了執行不同任務所需的體力，從而有助於縮小男女在工分上的差距。
但是，在處理由誰接受駕駛拖拉機或其他技能的培訓時，仍然偏愛選擇男性而不是婦女。這是因為在絕大多數公社，生產隊是核算單位。如果婦女接受培訓，一旦她和另一個生產隊的男性結婚，培訓的好處就會和她一起到另一個生產隊去。我們在這裡看到了生產關係以及婦女對生產資料的關係的積極變化，提高了她們的經濟、社會甚至是政治地位。我們也看到除非這些新的生產關係繼續發展，農業生產的核算單位也繼續擴大，否則婦女地位的進一步提高將遇到困難。
家務負擔減輕，婦女參加農業勞動就變得更加容易。生產大隊有機器穀物加工站，減少了婦女準備食物的工作。婦女聚在縫紉站，用機器而非手工縫製衣服；也能得到更多做好的衣服和鞋子。婦女還能把年幼的孩子放在兒童保育機構。
解放後，中國婦女地位與其他的工農整體的健康福利指標同步提高。到七十年代末，即使中國仍是貧窮國家，但它的健康福利指標超過了印度、巴基斯坦、海地這些人均GDP相當的國家。嬰兒死亡率從每1000個新生兒156降到了56。出生時的預期壽命翻了一倍，達到64歲。兒童的小學入學率達到了92%，成人識字率達到了66%。 婦女從健康增進和養育健康的孩子中獲益巨大。
因她們在工作中的熱情、奉獻、能力、技能和領導能力，許多中國婦女被選為模範農民和勞動模範。在社會主義時期，婦女和男子在勞動中深感光榮，勞動模範、模範農民被光榮地公認為“鐵漢子”和“鐵娘子”。
儘管人民共和國的頭十五年取得了巨大的進步，但是仍有許多需要改變。到六十年代中期，中國仍在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十字路口。中國社會仍有許多沒有解決的問題，包括與性別相關的問題。
最重要的問題之一是中國是否繼續集體農業。黨內的主要走資派劉少奇鼓吹把土地和生產工具返還給各家農戶，個體農民與國家簽訂合同，確定產量和賣給國家的份額。劉少奇及其支持者（包括鄧小平）也企圖取消國有企業工人終身就業的地位。
1966年毛澤東領導的文化革命阻止了劉少奇及其支持者當時企圖實行的許多資本主義方案。如果沒有文化革命，1979年開始的資本主義轉向將提前十年發生。文化革命期間，億萬男女起來揭露黨內走資派，包括電影在內的新藝術將婦女描繪成領袖和英雄，標誌著中國婦女地位的進一步提升。最終，文化革命沒能阻止中國翻轉向資本主義，但是它的許多遺產加強了工農繼續爭取社會主義的鬥爭的可能。
從1958年到1978年，中國把工業和農業現代化，提高了絕大多數人的生活。億萬男女勞動者攜手建設了完整的工業體系，為城鄉居民提供消費品，為交通通訊系統提供服務，為農業提供有益的工業產品。許多在1958年出現的公社，億萬中國農民（婦女和男性）花費大量勞動時間來改善和保護土地並建設基礎設施。 他們的艱苦勞動和中國的社會主義發展戰略改變了中國農村的整體面貌，取得了農業生產的現代化。這樣的變化必然對農村婦女產生巨大的影響。
在1949年到1979年的三十年裡，中國婦女的地位急劇提升。最重要的一些原因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在1949年的全國勝利，把人民從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壓迫下解放出來；接著是社會主義革命；以及也由中共領導的反帝國主義和反修正主義鬥爭。
在黨的領導下，中國工農一起改變了他們周圍的世界，顛覆了舊的封建秩序，在這個過程中也改變了他們自己，變革了他們與自然和彼此的關係，包括了男女性別之間的關係。此外，中共有意識地持續推動旨在實現男女平等的政策和不懈的努力。這種變革奠立在這個堅定的信念上：沒有婦女的解放，社會就不能從舊思想、舊風俗習慣的枷鎖下解放出來。換言之，在社會主義新社會，婦女解放必須和從所有形式的壓迫下解放出來的持續階級鬥爭一起進行。
改革後婦女地位的退步
1979年開始的中國資本主義改革由兩個密切的部分組成——改革和開放。這兩個宣傳口號意味著中國要發展本土資本主義，同時把其經濟與世界資本主義體系緊密聯繫起來。
「改革派」對中國工業的目標是把國有企業轉變成盈利企業，再加以私有化，把工人變成權利受損的雇傭工人。八十年代早期，國家給工廠廠長自主的經營管理權，正是沿著這種思路，工人與之進行了一場失敗的戰鬥。九十年代早期，「改革派」翻修了中國的就業體系，大量工人下崗；到2005年，前國有企業就業的工人數量減少至不到「改革」開始時的一半。 數千萬下崗工人變成了失業的產業後備大軍，在非正規部門打零工，靠貧困水準的工資維生，過著朝不保夕的生活。
隨後，改革者在1984年解散了公社，重新把土地和生產工具分給個體農戶，敦促這些農戶分別與國家簽訂合同。九十年代開始，許多農村家庭陷入困境，數億年輕農民被迫到城市打工。許多年輕婦女在富裕家庭裡當僕人，或者在賓館、飯店當服務員。許多人紛紛湧向珠江三角洲和上海附近的昆山，在組裝電腦和其他電子產品的工廠工作。這些年輕工人被迫每天工作13到14小時，暴露於損害肝臟和肺部的劇毒物質，例如含有苯和三氯乙烯的溶劑。
工農（男性和女性）的地位下降到以前難以想像的低水準。此外，在過去的三十年裡，婦女遭受了比她的男性同事更多的痛苦。正如解放前一樣，大量的農村年輕婦女表面上被城市裡的飯店和賓館招聘，但最終被迫賣淫。別的年輕婦女直接被綁架或販賣。農村的父母妄想男兒可為父母晚年的社會保障，重男輕女的傳統捲土重來。中國媒體把婦女包裝成商品，以此來剝削她們。現在「婦女聯合會」由出自中國新精英統治者的婦女控制，對婦女的商品化不提出異議。它現在更關心專業婦女的地位，而不是女工和農民婦女的福利。
總之，六十年來，中國婦女的地位繞了整個圓圈，又回到了起點——在社會主義時期快速提升，然後在資本主義復辟下以同樣快的速度下降。這必然使我們回到婦女解放和整體工農解放相互聯繫的要求。這樣的解放只有在我們為社會主義而鬥爭的勝利之日，才能到來。
《不再撐起半邊天》補篇：中國農民婦女地位的變遷
馬社香就過去六十年山西省西溝村婦女社會地位的變遷採訪了申紀蘭。
馬社香簡介：
知名的歷史學家馬社香是武漢市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研究員，出版過十二本著作，包括敘述文化革命前夕毛澤東重要事跡的《前奏：毛澤東1965年重上井岡山》。她關於農業合作化運動的口述歷史計畫，日後將結集成書。──作者（《批判與再造》編者按：馬社香根據她的口述歷史資料已出版了兩本書，《中國農業合作化運動口述史》, 中央文獻出版社 , 2012；《農業合作化運動始末─百名親歷者口述實錄》，當代中國出版社，2012。）
西溝村簡介：
西溝村座落在山西省太行山中，是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中的革命根據地。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前，西溝就組織了互助組。西溝村在1950年成立了金星農林牧生產合作社。這是當時中國成立的第一批合作社之一。
從西溝看中國農村婦女60年社會地位的變化
——中國唯一1至11屆全國人大代表申紀蘭訪談錄
馬社香
申紀蘭，全國著名勞動模範。1950年代全國典型農業合作社——山西平順西溝金星農林牧合作社副社長，新中國全國婦聯第二屆執行委員，全國唯一的第一屆至十一屆人大代表。今年中華全國總工會“時代領跑者——新中國成立以來最具影響的勞動模範”候選者。 2008年6月和12月，筆者在西溝調研期間，多次採訪申紀蘭和西溝鄉親們，同時，在中國九省農村做過一些田間調查。在此，特以申紀蘭的訪談為切入點，從西溝一個典型村莊婦女狀況，來透視中國農村婦女60年來社會地位的變化，以一斑而窺全貌。
筆者：2009年10月是新中國成立60周年，您從1947年18歲就嫁到山西省平順縣西溝村，1951年23歲擔任全國最有名的典型農業生產合作社金星社的副社長，1954年9月，您就被選為全國第一屆人大代表，當時您感到最深的是什麼？
申老：我被推選為全國第一屆人大代表那一年25歲，今年我整整80歲。解放前在中國山區農村，我和千千萬萬勞動姐妹一樣，沒有上過學，大字不識一個。當時西溝村沒有一個婦女識字。我是1952年掃的盲。那時平順縣組織了一批識字人下鄉做教員，我們村是兩個男教員，平順五井鄉就有一個女教員，叫張改苗，是個高小畢業生。他們都是志願者，不拿工資。張改苗1972年擔任了平順縣公安局局長，1982年擔任平順縣副縣長，是平順縣第一個女縣長。在掃盲時，西溝成立了燈下掃盲小組，每晚四五個人圍著煤油燈學認字，學讀報紙。西溝40歲以下的男人和婦女都參加了。我就是這樣打下的文化基礎。那時候，在西溝在平順在全國，有很多人通過掃盲識字看報學習。上個世紀五十年代我們縣的的女勞模，幾乎都是掃盲識的字，上個世紀六十年代的女勞模，都是解放後男女平等的宣傳和低廉的學費，使不少女孩子上小學初中，畢業後又回到農村幹得好被評上勞模。在毛澤東時代，我們平順山區 縣，就出現了幾十個全國、省、地區、縣各級女農業勞模，出鄉跨省，抛頭露面，都是建國前農村婦女不能想像的事。就拿我來說，你想想，沒有共產黨，我和祖祖輩輩山溝婦女一樣，只能圍著鍋臺轉，難見外面的天。有了党的培養，有了黨組織對農業對西溝的重視，才會有我這個大山溝的人大代表。再往深一點說，沒有社會主主義，沒有農業合作化，也不可能發現和培養我這個女社員人大代表。
筆者：您說得對。建立新中國後，共產黨通過掃盲，開闊了廣大農民特別是農村婦女的精神世界，同時通過參加集體勞動，提高廣大農村婦女的社會地位。聽鄉親們反映，也看過一些歷史資料，您1950年代初期帶領西溝女社員爭取男女同工同酬，全國很有影響。可以詳細講講整個經過嗎？
申老：可以。我們西溝屬太行山革命老區，成立互助組和合作社都比較早。1943年共產黨員李順達帶領村民成立了全國第一個模範互助組。那時候我還是平順山南底村的小女孩。我是1946年嫁到西溝的。丈夫張海良是個革命軍人。西溝是1951年12月成立的初級社，26戶。李順達被選為社長，我被選為副社長，是社員用豆子一人一顆放在我身後碗裡選上的。
西溝合作社剛成立時男勞力只有22人，女勞力24人，不發動婦女幹農活，整地、增產、廣開門路增收，都會成為一句空話。村黨支部要求我這個副社長把婦女帶動起來參加勞動。西溝媳婦幾千年都是“好女不出院”，不離鍋臺、炕台、碾台“三台”轉。互助組後雖有所改變，但一直沒有從同工同酬上考慮，開始動員婦女下地幹活盡碰鼻子。我進東家門，東家媳婦說婦女幹活從互助組到合作社都是老五分，不如在家納鞋底。進西家門，西家提意見，幹活都記在自己男人工分本上，婦女怎麼勞動都顯不出來。說新社會西溝爭先進，婦女下地勞動，也要和男人一樣同工同酬。那一年李順達隨中國農民參觀團到蘇聯訪問去了，我向黨支部委員宋金山作了彙報。宋金山一聽有道理，黨支部應該支持。可男人不談體力，光農活技術就比婦女高得多。怎麼同工同酬？我建議，能不能派幾個技術好的男社員教教婦女，縣裡新技術培訓班，也讓婦女參加。正好平順辦支農新技術學習班，村黨支部就派我和呂桂蘭等人到縣裡培訓。回來趕上鋤麥，社裡分配35畝麥地由婦女負責。一鼓動，有7位婦女願意參加。人不夠，我又到從不參加開會的李二妞家，二妞正為丈夫沒有好臉色煩惱了。我說下地可以多分糧食，丈夫就會待見自己了。二妞一想有道理，第二天拿著鋤頭上了地。當天被婦女們推選為婦女勞動模範，吃晚飯時，村裡廣播員播送了這個新聞。全村都震動了。第三天，我後面跟著19個婦女下地，35畝麥田3天鋤完了。
社裡緊接發動老年婦女成立農忙托兒組，解決有孩子婦女後顧之憂。婦女一心撲在下地上，勞動技術提高得很快。社裡最反對男女同工同酬的人也服了氣，說應該提高婦女底分了。這一來，男女社員一起下地幹活，收工回家後一個燒火，一個做飯，夫妻關係融洽許多。西溝女社員人人都成了香餑餑。在西溝合作社社章上，特別新增一條：“婦女月經期間五天不上地。”每月給每個婦女發兩條月經帶。社裡添置了新法接產箱。我擔任義務新法接生員，宣傳推廣新法接生新法餵養。過去幾個月娃娃只知喂清米湯，現在改喂稠米湯還加一個雞蛋煮成羹，娃娃吃了長得結實，媽媽都能抽時間下地了。男女同工同酬改變了西溝婦女的經濟地位社會地位，促進了大山溝男女平等的社會改革，當然對全國農村婦女爭取同工同酬也是一個推動。在上個世紀大集體時期，西溝的婦女都願意出工，參加集體勞動。婦女們在一起說說笑笑，比在家裡圍著鍋臺轉，舒心多了。現在還在世的馬俊召，比我還大4歲，當時天天下地幹活，唱著歌，渾身都是幹勁。
筆者：在西溝之前，其他合作社婦女參加勞動不是同工同酬嗎？
申老：據當時記者和有關農業領導介紹，應該不是。河北省有個很著名的農業合作社，在饒陽縣五公村，社長是耿長鎖，人們就叫它耿長鎖土地合作社。婦女參加勞動也比較早，他們社也是一個典型，但婦女勞動報酬一直比男社員低，同工不同酬，因婦女幹不過男人，她們也習慣了這樣分配，沒有提出意見。我們村革命老區，接受男女平等的教育比較早，黨支部又鼓勵男女社員同工同酬，我們就帶頭爭取男女同工同酬了。
筆者：西溝男女同工同酬第一次對外界宣傳，是什麼時候？
申老：1952年12月初，長治地委召開農村互助合作會議，平順縣委李琳書記鼓勵我把西溝男女同工同酬的事講一講。我從來沒有在大場合講話，心裡害怕。可一想實話實說，就請李琳書記站到會場外面，以免自己講砸了害羞。李書記理解地笑了笑，走出去了。我抬臉一見滿會場都是生面孔，放開膽子竹筒倒豆子，一五一十將村上男女同工同酬經過全部講出來，掌聲如雷。過了幾天，記者下村調查。1953年1月25日《人民日報》，登出了《勞動就是解放，鬥爭才有地位——西溝農業社婦女爭取同工同酬的經過》長篇報導，是記者藍邨寫的，也是一個女記者。全國婦女界展開了討論。1953年4月15日我出席了全國第二次婦女代表大會。緊接參加中國婦女代表團，前往丹麥出席世界婦女大會。一個大山溝女社員獲得這麼多的榮譽，這裡面的政治意義可不是一個人的啊！
筆者：作為一個農民婦女代表，出席全國和國際性的婦女大會，都是了不得的事情，可以具體講一講經過嗎？
申老：1953年全國第二次婦女代表大會大多數都是工農代表，都是像我這樣的勞動婦女。在這次婦代會開的中途4月22日，大會推選出席丹麥世界婦女大會的代表35名，因為我是典型農業合作社的代表，在大會上作了西溝男女同工同酬的報告，也被大會推選了，還被推選為全國婦聯第二屆執行委員會125位執委之一。隨後，我參加中國婦女代表團經蘇聯、民主德國、波蘭，於6月4日到達了開會地點丹麥首都哥本哈根城。
世界婦女大會從6月5日開幕到6月10日閉幕,整整開了6天。參加這次大會的有70多個國家的代表和列席代表，共1865人。朝鮮、越南、馬來西亞3個為保衛祖國獨立和世界和平而英勇奮鬥的婦女代表團，沒有得到丹麥政府的入
境簽證，不能參加大會，所有的婦女代表都很氣憤。一齊向丹麥政府提出了堅決抗議。各國代表大會上都互贈禮物。日本代表著名的畫家赤松俊子獻給大會一隻和平鴿。希臘和土耳其代表獻出的禮物都是愛國婦女在監牢裡製作的手工織品。中國婦女代表團送給與會者每人一條真絲圍巾，上面繡著全世界婦女大團結的圖案，各國代表高興得捧著圍巾一個勁地親吻。1953年7月4日，中國婦女代表團回到了北京。
筆者：當年您在婦女界獲得這麼多榮譽，又被選為全國第一屆人大代表。參加全國第一屆人大的婦女代表多嗎？
申老：不多。在我印象中，可能是十一屆全國人大女代表中最少的一次。山西代表團26名代表中僅有4個女性，一個是劉胡蘭的母親胡文秀，一個是著名歌唱家郭蘭英，還有就是革命老區臨汾的婦女幹部李輝。我和英雄母親胡文秀晚上住一個房間。她從報到第一天就念叨想見毛主席。我是在1953年全國第二次婦女代表大會上見到的毛主席。這次會上我和胡文秀都見到了毛主席，很激動，胡文秀高興哭了一個晚上。邊哭邊和劉胡蘭講話。說，好孩子，你從小就聽党的話，毛主席的話，我今天看見毛主席了。他叫我們都向死去的烈士敬禮（默哀）了，他記著你，會上的人都記著你。你光榮了，我跟著光榮了。第二天胡文秀眼睛紅紅的，見人又高興地露出笑臉。令每一個和她接觸的人都很感動。
筆者：您參加歷屆全國人大會議中，有哪些印象深刻的基層女代表？
申老;印象深刻的基層女代表多了。像下鄉女知青代表邢燕子當時很有影響，她是第三屆全國人大代表，1964年人大開會時毛主席請她吃過飯。呂玉蘭在人大代表中也是很有代表性的。她高小畢業回家務農，15歲擔任農業社社長，是全國最年輕的社長。30歲時被提拔為河北臨西縣委書記，提出著名的“農業要上去，幹部要下去”的口號。她是第四屆、第五屆全國人大代表，全國人大常委。瀋陽模範營業員李素文是第三屆、第四屆全國人大代表，她年輕時還擔任過農村高級社副社長。全國第四屆人大李素文被選為全國人大副委員長。李素文沒有架子，樸實得很，聽說改革開放後又重新回到基層當了副廠長，幹得很不錯。這些女代表的根一直都紮在基層，當黨需要她們從領導崗位重新回到基層工作時，又高高興興回去了。人民代表啊，我也有這樣的經歷。
筆者：您曾經被選拔為山西省婦聯主任？
申老：是。那是“文化大革命”中的1973年。中國共產黨第十次全國代表大會召開以後。一天，我在地裡幹活，接到一個縣委組織部送來的通知，上面蓋著中共山西省委組織部的紅印章，要我去太原參加山西省婦聯籌備委員會，出任省婦聯主任。自己能吃幾碗飯還不清楚？當時我打定了主意，我是勞模不勞動不行，我是西溝人民代表，離開西溝不行。我當選省婦聯主任後，立馬和省委談了自己的想法，不領工資，不轉戶口，不定級別，不坐專車。省委很快答應了，說省裡根據中央安排，正在培養一批不脫產紮根基層的領導幹部。四屆人大中一批不脫產的高層婦女幹部，可能就是這樣產生的。1983年我堅決不當省婦聯主任，當然這和上級安排也比較吻合，全國各地勞模就是勞模，不兼任什麼領導職務。我堅決要求回到西溝，重新像過去一樣天天勞動，繼續發揮勞模的作用。
筆者：改革開放後，像您來自基層的農村婦女代表是多了還是少了？
申老：實事求是地說是少了。否則，我也不可能做了十一屆全國人大代表。現在，全國農村集體經濟保持得很少了。即使保存下來的，也不是像毛澤東時代那麼認真地培養農村女勞模了。那時候全國各地的女勞模比較多，各級人大代表多來自于基層，現在全國人大代表擔任領導職務的多了，他們不是先當勞模再當全國人大代表，而是反過來。這樣，工人農民中婦女實際地位沒有繼續提高，有的地方還下降了。就拿我們西溝來說吧。原來西溝農業合作社男女同工同酬，現在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土地都是一小塊一小塊的，不可能有全面的合理的分工，不少家庭男的都出去打工掙錢，女的就留在家裡幹農活，年輕的家中有老人的有的也出去打工。村裡村外男女再很少有同工了，同酬成了空話，農村婦女更談不上社會地位的提高。就說村裡的馬俊召吧。她84歲，有一個閨女兩個兒子，在大集體時代全家在集體勞動都是先進，丈夫是模範飼養員，她是社裡的老黨員，兒子閨女參加集體勞動都是積極分子。報社的記者還來照過像上過報。分田到戶後，閨女和兩個媳婦都重新圍著三台轉，到自家地裡幹點農活，都沒有過去村裡婦女那種精神氣了。兩個媳婦都沒有和馬俊召一起過，馬俊召是解放前的老黨員，每月有政府下發的幾十元錢，但生活沒有人照護，過得不算好。馬俊召的兒媳婦也過得不太好，生活圈子都很小。馬俊召的孫子孫女輩，比兒子輩讀書讀的少。馬俊召的兒子是毛澤東時代西溝上的高中，她的孫子輩唯讀了初中。村上有的人家女孩唯讀了小學就不讀了，因西溝不設中學了，上初中要到縣裡和鎮裡，費用太高。這樣下去，農村婦女的地位怎麼提高呢？
筆者：近年我走訪全國其他農村，包括現在樹為大包乾和包產到戶典型的安徽小崗村和小井莊，也出現了女孩子輟學現象，新的讀書無用論在農村重新抬頭。直接影響到農村婦女社會地位的提高和整個社會的均衡發展。
申老：是的。西溝由於種種原因，改革開放後女孩子上大學還沒有，這是一件很遺憾的事情。女青年出外當公務員、正式老師的也沒有。老黨員李才伏的兒媳婦張書英是個鄰鄉高中生，當了二十幾年民辦老師也沒有轉正。當然，現在女青年出外和在本地打工的都漸漸多起來，南方稱打工妹。但有發展的太少了。相反，不少女孩子出外打工身體還受到一些損害。我們西溝村過去有個很有名的老社員叫馬海興，他的媳婦是個黨員叫宋仁嬌。他們的第二代都是西溝村樸實的農民，馬海興的第三代馬勇慶參軍數年回鄉，主要以打工維持家計，他打工時認識了一個河南的打工妹叫劉紅玲，兩人戀愛結婚，生小孩時劉紅玲檢查出來患有乙肝，卻沒有錢醫治，只是將孫女由婆婆，馬海興的兒媳婦帶養。
從西溝看全國，現在還缺少一種在普通工人農民中培養人才的制度和機制。西溝在毛澤東時代經常有推薦女青年當工人參軍的，想讀書也不要花很多錢。農民都負擔得起。那時農村的女孩子女青年很有理想和前途，只要你好好幹好好學習。她們和現在女青年打工者社會地位不同，因為她們融入了當時社會培養和重視普通勞動者婦女的一種制度，一種機制。我可能就是毛澤東時代那種制度和機制培養的婦女。
筆者：最近幾屆全國人大代表中，還有那些比較突出的農村婦女代表？
申老：像山西大寨的郭鳳蓮就是一個，現在還是大隊黨總支書記，全國人大常委。我們的聯繫比較多，除了全國人大一起開會，她來過西溝不止一次，我也多次去大寨。郭鳳蓮的文化也不高，她唯讀過小學，但在長期工作中鍛煉，寫了一手好字，講幾個小時的報告，不用講稿，口才好，也有領導能力。大寨現在搞得不錯。她們和西溝有所不同，她們還保留了集體經濟，責任田是集體機械化耕作，集體企業是村裡經營，全村窮富區別不大。過去的鐵姑娘隊的人都老了，還經常搞一些公益活動，村裡女幹部也得到重視和培養，村辦企業，不少都是女同志搞管理，去年汶川地震，也是兩個女同胞代表大寨送去村民捐獻的48萬元錢。但就全國來說，像大寨那樣依然保持勞動婦女實際平等地位的並不太多。因為人們的經濟地位決定社會地位。一家一戶的小農經濟，婦女從事勞動就不如男人了，在集體經濟中，由於男女社會分工可以調劑和互補，勞動婦女的社會地位就會比包產到戶的農村高得多。大寨勞動婦女地位較高，我想與這一點有很大的聯繫。
筆者：和過去相比，現在全國人大婦女代表有什麼特點？
申老：年輕化、知識化比較突出。全國人大中，像我這樣掃盲學歷的婦女再也沒有第二個了。當然，山西大寨郭鳳蓮的文化也不高，她唯讀過小學，但實踐出才幹出真知。其他人大代表，稍微瞭解一下代表的文化程度，一般都是大專以上。民營企業的女代表在增加。在我印象中，除了1954年全國第一屆人大、1959年第二屆人大有民族資產階級代表外，榮毅仁當時就是以大資本家的身份參加全國第一屆人大的，大家對他的進步，主動捐獻工廠給國家（筆者注：政府仍堅決執行了贖買政策）給予了熱烈歡迎。第三屆人大這些有影響的進步資本家都作為統戰代表參加的。但這群人中，女性代表在我印象中不多或沒有。現在不同了，女民營企業家代表在不斷增加。
筆者：您是全國人大歷屆農村代表，我在西溝居住期間，看到不少農民都來西溝找您，請您向上級反映他們的意見。您將這些意見帶上去作用大嗎？
申老：應該說有作用。歷屆黨中央和全國人大常委會，都將農民放在一個重要的位置。歷屆黨中央領導人，都注意聽取我們農民代表的意見。因為我是一個老代表了，江總書記、胡總書記都不忘特地過來，問一問我們有什麼意見和看法。我們也注意將周邊的農民意見提交上去。平順緊鄰河南，附近幾個縣包括河南林縣經常有人到我家來送材料，請轉達。我沒有什麼文化，但都耐心瞭解，有的解釋，有的上下溝通，有的據情陳述。譬如退耕還林，1990年代有一條政策就是25坡度以上全部退耕還林。我們西溝大多數土地都在25坡度以上。怎麼退，農民吃什麼。前幾年在全國人大小組討論時，我就提出這一點，說了自己的看法。胡錦濤總書記提出科學發展觀，作為山區來講既要因地制宜。也要保證糧食自給，這一點很重要。後來中央下達的檔就同時強調因地制宜，25度坡地退耕還林不講一刀切了。特別是近年反復強調糧食安全問題。黨中央是重視農民代表，特別是女性農民代表意見的。
筆者：您當了半個多世紀的全國人大代表，在全國是唯一，我想在世界各國也是罕見的。總結過您一生的成功之處嗎？
申老：對我個人來講，沒有什麼成功和失敗。從我當全國人大代表第一天起，不，從我加入中國共產黨的那天起，我的生命追求就和黨的需要連在了一起。現在這些說法可能很落伍了，可我真的是這樣想的，也這樣做。黨給了我一切，西溝土地給了我一切。我只不過是認真按照黨的要求，在西溝做一個真正有社會主義覺悟的農民代表罷了。如果說，個人有什麼值得總結的地方，那就是“虛心使人進步，驕傲使人落後，我們要永遠記住這個真理。”這是毛主席教導我們每一個共產黨員每一個中國人的。
出處：《革命與反革命：中國自解放後持續的階級鬥爭》（修訂版），金寶瑜，2021年，巴黎，外文出版社，第335-359頁。
2021年法國巴黎「外文出版社」（Ｆoreign Ｌanguages Ｐress）出版了金寶瑜的英文書《革命與反革命》第二版，第二版的序言評價了中共走資本主義道路後，對中國與世界的影響，並展望中國人民反資本主義鬥爭的前景。近日中國大陸的左翼青年將第二版的序言譯成中文，我們特予登載，以饗讀者。──編者
2012年，菲律賓政治經濟學研究所出版了《革命與反革命》第一版。這本書收錄了我在1991年至2010年寫的關於中國為解放和新的社會主義經濟與社會主義社會的建設所作鬥爭的文章。在新社會的建設中，中國共產黨內部有著社會主義路線和資本主義路線的激烈鬥爭。工人、農民和知識份子都積極地參加到這些鬥爭中。在毛澤東的領導下，社會主義路線取得了勝利，中國能夠進行二十年的社會主義建設。在1976年毛主席逝世後，黨內積極推行資本主義發展路線的領導者篡奪了政權。這本書解釋了反革命是如何逐步破壞社會主義經濟和社會主義社會，並代之建立資本主義的。甚至在中國於2001年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之前，資本主義的“改革開放”就基本完成。因此，如果我們從中國共產黨開始改革算起，那麼中國資本主義已存在四十多年。
在社會主義時期，中國推行自力更生的社會主義經濟發展。這種發展為城鄉所有的中國人民提供了糧食、醫療保健（特別是預防）、教育和更好的生活條件。在農村，公社體制下的農民使中國稀少的可耕土地得到了顯著的質的改善，用他們巨大的勞動力建設了農業基礎設施，改良了土質。在城市，大多數工廠的工人能夠完成初步的工業化。在二十年的短暫時間裡，中國在農業生產上完成了部分機械化，實現了糧食自給自足，為工業化初期階段的工業生產需要生產了足夠的原料。中國人民在經濟上和政治上保持獨立，不受外國資本或權力的干涉。
到20世紀70年代末，中國為經濟的進一步發展奠定了堅實基礎，中國人民期望著更加發展、安全和繁榮的未來。中國人民在社會主義時期取得的這些成就在這本書中得到了很好的記錄。此外，社會主義不只是更好的物質福利。隨著生產關係的改變和剝削與壓迫的消除，人們體驗到平等相待和相互尊重。隨著中國進入新的社會主義社會的初始階段，特別感謝了為新中國建立貢獻體力勞動的工農。
中國革命和社會主義的發展為世界其他欠發達國家的工農提供了令人鼓舞的示範。他們遭受著來自本國政府和外國帝國主義的無情剝削和壓迫。中國作為獨立的社會主義國家而崛起為其他人民和民族提供了希望。同時，它在建設社會主義上的成功顯示出對帝國主義列強及其附屬國不斷的威脅。因此，帝國主義列強熱切渴望著與中國新的資本主義政權合作的機會。
中國資本主義四十年——評價
中國資本主義的四十年為我們的評價提供了大量的具體事例。這個評價包括了四十年的資本主義對中國這個國家及其人民的影響，特別是對工農的影響。它也包括了中國四十年的資本主義對全球壟斷資本、帝國主義各國和這些國家的工人的影響。考察中國四十年的資本主義對馬克思主義者、列寧主義者和毛主義革命者的觀點，以及未來的社會主義革命的影響也很重要。我們對中國資本主義四十年的認識、評價和分析將幫助我們更好地理解中國社會、它在過去的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以及它的未來發展。
第一，中國資本主義四十年對中國這個國家及其人民的影響
當鄧小平為中國的資本主義改革而實施他的計畫時，他的一句話眾人所知：“不管黑貓白貓，捉到老鼠就是好貓。”他的意思是說，不管是社會主義制度還是資本主義制度，只要能發展中國的生產力就行。在社會主義時期，鄧小平及其前任劉少奇對中國發展生產力的速度趕到非常不滿。他們把中國的“低”發展速度歸結為資本積累的“低”水準。從他們的觀點看，資本積累是生產力發展的關鍵。他們認為，在社會主義時期，國有企業的資本積累太低，因為這些企業的工人工資“太高”了，他們的福利“太豐厚”了。鄧小平認為，如果調低國有企業工人的工資，削減他們的福利，那麼資本積累就能加快。鄧小平認為，這可以通過釋放農村的大量勞動力來實現，這是鄧小平解散人民公社的關鍵原因。如果沒有了公社，那麼農民將被迫到城裡去與工人競爭，從而壓低了工資和削減了福利。
毋庸置疑，鄧小平過去四十年的資本主義改革發展了中國的生產力。自20世紀70年代末直到近二十年，真實GDP每年平均10%。但是，鄧小平從最開始就沒有解釋，誰會享受GDP快速增長的成果——他也沒有解釋發展的到底是哪種生產力。他只是宣佈：“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四十年後，大多數中國人都知道誰從資本主義改革中受益，誰被拋在了後面。下面將從中國的資源——土地、礦產和能源資源及其環境——的角度考察資本主義四十年對中國這個國家的影響。之後我將概述資本主義改革是如何在總體上影響人們和社會的。
大宗商品的快速生產加劇了世界產能過剩問題。這本書於2012 年首次出版時，距離最嚴重的全球金融危機已經過去了四年。我在《後記》中寫道：
“2007年開始的全球經濟危機對隨後兩年的中國出口增長產生了消極影響。但是，儘管它的增長率下降了，但出口增長仍在繼續……這些資料表明，2009年上半年政府4萬億元的刺激方案和7.3萬億元銀行信貸的增加在短期內起到了穩定經濟的作用。但經濟的長期問題仍未改變。”
此後，在2013年，中國推出了一帶一路倡議，包括了在亞洲、歐洲和非洲超過68個國家投資1萬億美元，用於建設新的道路、港口、鐵路和發電廠的計畫。這個倡議被宣傳為幫助欠發達國家發展必要的基礎設施的人道主義倡議，但它的實際意圖是使中國從這些國家獲取資源。它也意欲通過花費中國多年來從出口順差中積累的大量外匯儲備，來加強中國的國外影響。除了一帶一倡議（也被稱為“新絲綢之路”），在新冠疫情大流行之前，中國正逐步化解包括煤炭、鋼鐵、水泥、玻璃等多個部門的產能過剩。2014年至2016年，中國關停了工廠和讓工人下崗。但是，中國的產能過剩不僅是在生產設施上，也在交通運輸、其他基礎設施以及商品房和居民住宅上。之後，新冠疫情大流行襲來，造成了出口和消費支出的下降。許多企業被迫關門。（注釋1，李克強總理回應稱，要通過鼓勵街頭小販的擴張來增加就業和鼓勵消費。一時間，整個國家看起來都參與到所謂的“地攤經濟”中——但這並沒有持續多長時間。）到2020年底，由於全球大流行，國外需要進一步放緩。但是，在2020年末，中國的出口略有回升，主要是由於大流行對其他國家生產的影響。儘管有大流行，但中國的GDP（據報導）在2020年仍然勉強實現了2.1%的增長。但是，隨著大流行的高峰過去，有跡象表明，由於過去四十年的不斷擴張，中國可能正走向經濟危機和金融危機。
中國因出口擴張而實現的GDP增長的成功正迎來結束。隨著商品堆積和世界產能過剩問題變得愈加嚴重，中美之間在過去三年裡已經發生的貿易衝突將加劇。鄧小平去集體化之後，超過兩千萬農民到城市裡生產衣服、鞋子、電子設備、汽車、玩具和其他勞動密集產品的出口工廠打工。在最初的數十年裡，這些工廠（大多位於廣州、深圳、東莞附近的珠三角和上海、蘇州附近的長三角）支付很低的工資，幾乎沒有五險一金。大多數人只能通過每天加班12個小時甚至更長時間來糊口。當前，農村大約有九千萬的“留守兒童”，他們的父母在城市打工。在中國的歷史上，戰爭使家庭分離，但在今天則是經濟遷移使家庭成員分隔兩地。
過去幾十年裡，這些遭受屈辱和在危險的工作場所掙得很低工資的農民工進行鬥爭，提高了工資，有了一些極低的保險金，改變了工廠和工作場所不公正的規章條例。他們的鬥爭大多是通過短暫的野貓罷工（指突然而自發的罷工，譯者注）和談判來進行的。只要有工作崗位，就不乏農民工遠途而來以維持生計和養家。
許多“留守兒童”長大後成為了下一代農民工。新生代農民工對工作有著不同的態度；他們中的大多數拒絕像他們的父輩那樣辛苦的工作。一些人認為，不斷地在工廠裡加班太困難了。他們中的大多數沒有結婚，一些人選擇單身，因此他們沒有養家的負擔——這是中國一個全新的現象。他們中的一些人更喜歡日結，這樣他們就能工作幾天，然後玩上幾天。他們認為，不管怎麼努力工作，他們都沒有足夠的錢來買像汽車這樣的奢侈品。對農民工來說，在他們工作的城市裡有住房幾乎不可能。因此，他們中的一些人採取了時下流行的“躺平”哲學，也就是說用盡可能少的工作來掙剛剛夠吃飯和睡覺的地方的錢。這種“低欲望”的生活方式第一次出現是在90年代後繁榮時期的日本。現在它漸漸傳播到中國——不僅是在農民工中間，也在城市的正式工中間。這種怠工可以被看做是一種抵抗，而政府強烈反對這種生活方式，批評這種態度是懶惰和缺乏職業道德。
在帝國主義世界，鄧小平的資本主義改革找到了中國的資本主義者與全球壟斷資本合作並分享利潤的途徑。中國的戰略是向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和世界其他地區出口勞動密集型產品。三十多年裡，這個戰略為中國提供了巨大的出口市場。出口的迅速擴張是中國GDP增長的動力。但是，中國出口大量勞動密集型產品的結果嚴重影響了中國的自然資源，破壞了中國的環境。
在資本主義改革之前，中國有著豐富的資源，如煤炭、化石燃料和鐵礦石，但是它們大多埋藏在地下，作為未來使用的儲備，同時一些資源出口。甚至在改革初期，中國仍然出口一些資源。現在，四十年之後，這些資源已經枯竭，中國不得不依賴進口。與此同時，中國向其他帝國主義國家一樣，正尋找途徑從其他國家掠奪資源，如先前提到的“新絲綢之路”。
在最近的資本主義四十年裡，住房（包括商品房和住宅，大部分用於了投機）和基礎設施的建設以驚人的速度進行，造成了本已稀缺的可耕用地進一步減少。此外，兩百多個城市的居民不再有足夠的新鮮飲用水。在污染方面，像中國這樣通過出口密集勞動產品來推動經濟增長的國家，一直在相互競爭，用降低環境要求來吸引外國投資。後面的章節詳細介紹了因出口擴張而來的GDP增長對中國的自然資源和環境的影響。該資料證明，在短短幾十年之後，利用出口刺激經濟增長是不可持續的。
由於工資和製造成本（原材料、租金和運輸）的上漲，中國正失去在出口勞動密集產品上的競爭力。各種勞動密集型產品的利潤率已經下降，早在2005年就開始生產外移。數家知名的境外公司，如裕元鞋業（臺灣）、富士康（臺灣蘋果產品加工商）、三星（南朝鮮電子公司）已經部分或全部把它們的生產轉移到了越南。其他工資比中國低的潛在國家是孟加拉、印尼和/或印度。此外，中國人口正迅速老化；出生率已經停止甚至下降。儘管政府在2016 年結束了獨生子女政策，並且最近又鼓勵家庭生育三孩，但這種情況還是發生了。中國年輕人不願結婚，或者一旦結婚，不願要孩子，因為撫養孩子的成本太高。
當像深圳、東莞、廣州等城市的工廠停業，特別是在2020年開始的大流行期間，城市居民數量急劇下降。許多因2021年春節而回家的工人沒有再回來。很多企業尤其是曾經人滿為患的小餐館也紛紛倒閉，很多大大小小的房東都失去了租客。此外，曾經繁榮的購物中心現在幾乎空無一人，這些城市的一些中轉站甚至關閉。
中國的貧富收入差距極大。在幾十年的私有化之後，中國的私人資本成長的非常巨大和強大，如阿裡巴巴的馬雲，中國最富有的人（許多億萬富翁）之一。富裕的政府官員與私人資本家分享財富，過著奢侈的生活，並將大部分資金運往國外，購買美國、加拿大和歐洲城市的精品房地產。根據胡潤全球富豪榜，中國有著世界上最多的億萬富翁——2021年的1058 VS 美國的696。私人資本家現在是統治精英的一部分。2018年，13屆人大的當選代表中有104位億萬富翁。上層的資本家、大型私營企業的負責人擁有經濟權力，而他們的合作夥伴、高級政府官員則控制著政治權力。眾所周知，生活在國外的超級富豪子女開著豪車，喝著昂貴的葡萄酒，穿著最新的時裝，過著與所在國富豪的奢侈生活相媲美的生活。
當然，絕大多數中國人不得不為了生活而工作，他們的收入有很大不同——從一個月數千元到一個月數百元不等。中國總理李克強最近披露，有6億人——幾乎占總人口的一半——月收入在1000元以下。大多數高收入群體都擁有大學學位，許多人在高科技行業工作。特別是超長工作時間的程式師。他們在兩年之前開始了抵制“996”——早九點上班，晚九點下班，一周工作六天——的運動。但他們的抵抗只有微乎其微的影響。由於就業市場趨緊，工作時間進一步延長，這些工人每天工作十二小時、沒有休息日並不罕見。他們的人數約占工薪階層人數的5%，每月工資在10 000-20 000元及以上，能買得起汽車，有一套公寓，能送孩子去私立學校，但也以抵押貸款、汽車貸款和信用卡的形式背負著大量債務。雖然他們擁有大量的物質財富，但他們醒著的時候幾乎都在工作，很少有時間陪伴家人或照顧自己的健康。此外，高科技工人不得不因為年齡而擔心失業。在這些行業，35-40歲的人被認為太老了，如果一個人在這個年紀失業，那麼他/她在找到一份類似工資的工作極其困難。
近些年，大學畢業生總體上更難找到工作。當下，大學畢業生太多，工業、政府和服務業難以吸納下。在過去，努力學習，經過高考在知名大學學習是年輕人唯一的夢想，這使他們能成為小資產階級的一份子。現在，這僅僅是個夢想，即使他們從大學畢業。據報導，有多達7萬名外賣員擁有碩士學位，許多人當計程車司機，而一些受過大學教育的年輕女性做保姆。這在過去完全沒有聽過。
直到最近，不需要大學學歷的工作，月薪在2000-6000元或者更多，而大多數人的收入在4000-5000元左右。日結工一小時20-25元，或者一天200元左右。但是，就業形勢在近幾年惡化了。據估計，失業率高達20%。李克強稱，大約1億人屬於“靈活就業”。這一類是轉業和離職的工人。
在出口加工城市景氣的年月裡，一些人又可能省下一點錢，或者從家人/親戚那裡借錢幹小買賣，來賣食物和其它消費品。一些人甚至能開小餐館。這些小老闆工作時間很長，成功的人有能力購買一套公寓供自己居住，甚至可以購買更多的公寓出租。但是，由於工人離開了這些製造業城市，這些小老闆不再有足夠的消費者來維持生計。大量的小老闆和小房東破產了。
對於仍在農村和需要他們的孩子往家裡寄錢的農民來說，生活也更加困難。每戶農民每年可以從他們的小塊土地上獲得幾百元。他們中的一些人年紀太大了，不能下地，有太多的土地撂荒。越來越多的年輕人回到了農村，失業（隱藏的和公開的）急劇增長。在城鎮工作的人沒有幹農活的經驗，即便如此，他們離開的首要原因是，他們的小塊土地無法維持他們的生計。這就是鄧小平的資本主義改革破壞公社後中國農民的真實情況。
第二，中國資本主義四十年對世界壟斷資本、帝國主義及先進資本主義國家工人階級的影響。
中國資本主義的“改革開放”對全球壟斷資本和帝國主義大為有利。在20世紀70年代末，產能過剩問題廣泛存在於帝國主義國家的所有主要行業，從汽車到鋼鐵及通訊等。全球壟斷資本迫切地需要擴張的地方。解決方案是美國總統羅奈爾得·雷根和英國首相瑪格麗特·柴契爾在80 年代初上臺時所宣導和追求的新自由主義。他們共同發起了一場意識形態運動，積極推進新自由主義議程，宣告社會主義失敗、資本主義勝利的歷史終結。新自由主義議程迫使各國為帝國主義國家的投資開放邊境。
壟斷資本的新自由主義策略建立了新的國際分工。在舊的分工下，壟斷資本在先進資本主義國家生產工業品，把它們出口到欠發達國家。一個說明性的例子就是大英帝國強迫印度進口英國機器製造的紡織品。欠發達國家出口農產品、礦產資源、能源和用以交換的初級產品。這是一項關鍵的帝國主義策略，因為它阻止了欠發達國家開啟自己的工業化進程。但是，這個策略阻止了欠發達國家的人口消費帝國主義國家的大量商品。
在這種新的國際分工下，先進資本主義國家為了利用欠發達國家的低工資勞力和把產生污染的生產轉移到這些新的生產場所，在這些國家投資工業生產，特別是勞動密集和產生污染的工業生產。這些低工資工人也購買在他們國家生產的由壟斷企業控制的公司出售消費品——鞋子、衣服、其他耐用消費品，甚至是汽車。現在，中國銷售的大多數汽車是日本、美國和歐洲的汽車公司生產的。20世紀70年代末，國際汽車市場（美國、歐洲國家和日本）的產能都無可救藥地飽和了。今天，汽車市場大大擴張了。例如，今年中國的新車登記數是1979萬輛，超過了美國的1446萬輛，或歐洲的1196萬輛新車銷量。日本的新車銷量僅有381萬輛。
這不是誇張地說，中國過去幾十年的資本主義發展幫助全球資本主義（帝國主義）延長了生命。中國為世界過剩資本提供了另外的空間。而且，隨著生產轉移到中國，先進資本主義國家的壟斷資本權力加強了對工人的反對。在美國，美國產業轉移到中國對勞工的影響是顯著的。在戰後早期，美國汽車工人聯合會在勞工問題上是反對三大汽車企業的強大力量。為了擺脫汽車工人聯合會的影響，汽車企業首先是把生產從底特略重新安置在工資更低、勞工組織更弱的美國南方。之後它們又利用克林頓政府時期推動的“北美自貿協定”，把生產轉移到墨西哥。美國政府資助汽車工業和其他製造業，把生產安置在境外，那裡的工人工資是美國非工會會員工資的一部分，環境法也更寬鬆。
之後，中國在鄧小平的改革下開放邊境，美國以及歐洲、日本的公司的投資湧向中國。除了低工資和寬鬆的環境法，中國也有完備的基礎設施和高教育的、守紀律的勞動力——所有這些都是在社會主義時期艱難發展起來的，成熟到足以剝削。
美國北卡羅來納州和南卡羅來納州以及東北部的紡織公司在80 年代初期開始轉移。然後汽車、電子產品、玩具甚至自行車等其他產業也開始轉移。美國、歐洲和日本的公司也從中國進口大量商品。因此，帝國主義國家的工人被置於較弱的競爭地位，並且與雇主談判的能力變弱。此外，帝國主義國家自動化程度的提高也使許多工人被機器取代。正是在這幾十年期間和之後，製造業工人失去了工作，別無選擇，只能在服務業找到工作。服務業的工資低於生活工資，而且往往很少或根本沒有福利。
但是，中國數十年的資本主義在絕大多數產業創造了大量的生產能力。這只能意味著一場甚至更大的生產過剩危機正在逼近——不只是在中國，而且是在整個帝國主義世界。
第三，中國四十年的資本主義對馬克思列寧主義者和毛主義者，以及世界社會主義革命的影響。
在短期內，中國的資本主義政變對全世界的共產主義者、共產主義運動和組織產生了較大且消極的影響。蘇聯的整個解體已經造成震驚，而中國轉向資本主義則更具破壞，在許多方面造成了更多的混亂。蘇聯早已轉向修正主義，但是許多在50年代社會主義陣營的分裂中與中國“站在一邊”的人並未當然地理解中共的路線鬥爭。結果，大多數人沒有認出鄧小平改革是什麼：資本主義路線的決定性勝利和社會主義被擊敗。
這種認識上的不足甚至造成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分裂為數個“陣營”。像追隨阿爾巴尼亞的恩維爾·霍查的一些人無法辨別路線的改變，把鄧小平改革下的中國的行動當做原因，全面否定中國現代史，包括毛主席特別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另一些人緊隨其後，放棄中國作為對抗西方的象徵性灘頭陣地，繼續捍衛它和鄧小平的資本主義改革和政策——也包括它對文化革命的完全否定。（許多採取這條路線的人在1989年天安門六·四大屠殺後放棄了它，但也有許多人堅持保衛中國，甚至在屠殺發生後也是如此。）
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少數人花費一些時間來整理混亂，分析發生了什麼。正如我所做的，他們看到社會主義在中國被擊敗了。這不是社會主義某些固有缺陷的結果——這不是社會主義的終結——而是資本主義者在長期的路線鬥爭（在文化大革命中達到高潮）中奪得政權的結果。這少數人在分析和吸取了鬥爭和被擊敗的教訓後，繼而建立了我們今天在菲律賓和印度看到的最強大、最有韌性的革命運動。
即使中國國家不斷地企圖抹去和改寫中國革命史和社會主義史，但是那段歷史還在。革命者能從中吸取的教訓是極寶貴的，它是人民反對資本主義的強大武器。同樣的，鄧小平及其同夥是如何擊敗社會主義路線的，他是如何和為什麼能從經濟基礎到上層建築上攻擊和破壞社會主義的，這對於那些仍然尋求理解而不僅僅是站在一邊攻擊或捍衛中國的人來說，同樣重要。
有理論上的和抽象的社會主義，有在中國具體實施的社會主義。因此，中國人民將繼續與他們近四十年經歷了的東西戰鬥。雖然我們還沒有看到有較高組織的努力，但是他們在高潮和低谷中反對中國資本主義的所有鬥爭，與歷史上贏得社會主義的鬥爭同樣重要；他們的經歷對於中國以外的人來說也很重要，以便更深入地瞭解資本主義、帝國主義和人民爭取社會主義的鬥爭。
向前看：中國人民反對資本主義的鬥爭
正如到目前為止的分析所表明的，資本主義四十年後，中國可能正面臨一場以已經正在發生的金融危機為開始的相當嚴重的經濟危機。正如我之前提到的，中國的住宅和商業房地產市場擴張過快，房地產領域出現了很多投機行為。此外，房地產公司都有非常高的杠杆，押注在房價的繼續上漲上。房地產的建設、交易和融資合計約占中國GDP經濟活動的30%。最近，中國最大的房地產公司恒大難以履行其金融義務，預計其破產將對世界金融市場產生嚴重影響。
因為中國失去了它在出口勞動密集產品上的競爭力，它不能再繼續利用出口戰略來增加GDP。同時，中國也不能與其他帝國主義國家在絕大多數的先進科技產品上順利競爭。有建議稱，中國需要擴大內迴圈；但是，中國在擴大國內消費需求方面一直存在問題。因此，這就意味著中國的增長將減速，失業將繼續上升。中國國家最大的恐懼就是失業。
資本主義四十年後，中國面臨許多矛盾。今天中國的主要矛盾是資本主義當局和廣大勞動人民的矛盾。“共產黨”掌握著政治和經濟權力，代表著資本利益。它推行政策控制、剝削和壓迫中國勞動階級：工人和農民。
除資本與勞動的主要矛盾外，資產階級內部也有矛盾。而且私人資產階級和政權內部也有矛盾。最近的一個例子是2020年11月馬雲“失蹤”三個月。馬雲是阿裡巴巴和許多其他大公司，包括媒體和房地產公司的創始人和現任首席執行官。當馬雲批判地評論中國的銀行體系，同時他的資產越來越多時，他惹上了該黨的麻煩。結果，他被禁止他的金融業務螞蟻金服上市。在他再次出現後，顯而易見，他對政府做出了一些讓步。（注釋2，馬雲和其他螞蟻金服的董事以低利率從國有銀行借款，並以較高利率向消費者提供貸款。最近，中國強制對螞蟻金服進行大規模重組計畫。）在中國，掌握經濟權力的人（如馬雲和其他大資本家）和那些掌握著政治與經濟權力的人（即“共產黨”）存在矛盾，而經濟權力不能單獨取勝。
該黨內部也存在矛盾。周所眾知，國家主席習近平發起“反腐運動”的目的是為了打擊他的一些對手；該黨的不同派別定期為了獲得更多的控制而相互鬥。中央政府和許多地方政府（省、市、鎮）也存在矛盾。中央政府控制稅收，但是地方政府必須負責官僚管理和地方基礎設施建設的成本。地方政府控制土地，賣地是近年來的主要收入來源。這與國家保持足夠農用土地的國民目標相矛盾，因為中央政府負責供給中國大量的人口。此外，地方政府通過形成民營企業身份向銀行過度借貸，而中央政府必須保證這些銀行的安全。地方黨員的晉升往往取決於他們在任期內在住房和基礎設施建設方面的“成績”。結果是過度建設與當地目前甚至未來的需求幾乎沒有聯繫。地方政府日益無法支付貸款，成為了對銀行體系安全的潛在威脅。對這個資本主義政權來說，所有這些矛盾都很難解決——更不要提現政權、私人資本家與廣大工農群眾的矛盾了。
在過去的四十年裡，大多數工農都辛苦工作，但他們的生活並不安定。公正地說，他們中的大多數人能夠購買更多的新商品，例如手機、衣服、鞋子，並享受了一些其他的生活便利。但是工人的工資往往太低，無法在不擔心健康（或其他危機）和支付醫療費用的情況下生活，他們有時被迫借入數萬元人民幣。農民工的工資通常不能在他們工作的城市租一個地方來供家庭居住，更不用說存夠錢到退休的那一天了。隨著經濟走向嚴重衰退，許多已經失去工作的農民工別無選擇，只能返回農村，他們在農村的選擇極其有限。
在更大的圖景中，通過革命和在社會主義時期建設現代中國的人看到他們的土地被浪費了，環境被污染，資源枯竭。同樣重要的是，他們目睹了曾經位於他們生活中心的社會主義價值的退化，以至於人們不僅對政府失去信心，而且彼此也缺乏信任。如果一個老人在大街上跌倒，許多人不願幫助他或她，因為害怕被起訴。人們不再信任被用來保護他們的員警，因為員警往往與黑社會有聯繫，濫用權力、恐嚇和勒索。員警無故攔車要求給錢——在很久之前的中國社會主義過去，“為人民服務”真正被踐行，那些“公共安全”的人真正保護公眾。作為循規蹈矩之人，普通人非常憤恨和反感的許多犯罪活動捲土重來，如賣淫和性交易、賭博、非法毒品，更重要的是，數百萬數百萬地賄賂官員。也有報導稱，醫生與其患者、大學教授與其主管之間或商業夥伴之間爆發了暴力事件。有時，他們之間的這些爭執嚴重到甚至涉及公開殺害。這些事件展示了社會主義時期從未聽聞過的人民間的矛盾種類。
目前，“共產黨”的領導人不再討論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不同；相反，他們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來模糊一切事物。政府的當前策略是用強調中國傳統的文化價值、淡化革命和社會主義時期人民的英勇鬥爭，來推動中國的民族主義。現政權利用一切機會來誇耀其作為一個崛起大國的成就。例如，中國吹噓其高鐵建設，不只是在中國，也在其他數個國家。但是，中國仍然沒有掌握高鐵技術的最關鍵部件；它不得不從德國、法國和日本的公司那裡購買這些部件。普通人和知識份子繼續將當前的發展與社會主義時代進行比較，並提出尖銳的和批判性的分析。這種強烈的社會主義傳統將證明人民當前和未來反對資本主義和爭取社會主義的鬥爭至關重要——就像人民反對資本主義和爭取社會主義的鬥爭將證明，全世界人民打敗資本主義和建設社會主義的鬥爭的至關重要性一樣。
這本書試圖提供對1956-1976年中國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分析。它表明了工人和農民是如何從社會主義中獲益的，中國是如何在短短二十年的時間裡奠定獨立經濟發展的基礎，為社會主義社會留下極其重要的基礎設施的——包括了工人的工廠管理，這是最終建立工人國家的第一步。在帝國主義時代，欠發達國家的勞動人民該如何為自身的解放而戰，中國建設社會主義的鬥爭為他們提供了榜樣。在我最新的著作《從勝利到挫折——中國的社會主義道路和資本主義復辟》（外文出版社，巴黎，2019年）（該書相似內容可見《中國革命的道路——論解放後兩條路線的鬥爭》，批判與改造社，臺灣，2020年，譯者注）最後一章提供了對該書2012年後記至2019年間更詳細的概述和分析。
1949年中國解放後，中國人民鬥爭了三十年來建設社會主義。在毛主席于1976年逝世後，中國勞動人民又與資本主義鬥了四十年。七十年的鬥爭很長——兩代革命者的一生。但是從150年前的巴黎公社開始，世界無產階級不斷為擺脫資本無情地控制他們的鎖鏈而鬥爭。1917年俄國十月革命和1949年的中國革命是兩場勝利的革命，無產階級從資產階級那裡奪得了政權，建立了社會主義國家和社會。150年反對資本主義和爭取社會主義的鬥爭沒有停止。現在，菲律賓人民和印度人民正勇敢地為反對資本主義（帝國主義）的戰爭而戰。他們的鬥爭和其他民族與人民的鬥爭將繼續，直到資本主義被最終打敗。
在過去的幾十年裡，帝國主義國家大多數工人的生活變得更加困難。在當下的新冠大流行中，許多人第一次不得不去食品銀行，許多新失業的工人被驅逐，被迫流落街頭或住在自己的車裡。帝國主義國家的大多數人並不相信他們的政府能夠有效地應對環境危機，也不相信他們的政府能夠結束對其他民族的政治和軍事干涉。最近，美國從阿富汗撤離佔領軍，只是突出了該國二十年戰爭後的矛盾和問題。
不幸的是，帝國主義國家的許多工人被資本主義意識形態困住了；他們被告知決不能要求更高的工資和更好的福利，因為他們的要求只會使公司搬遷。他們相信這些威脅，因為他們看到許多的公司已經這樣做。資本主義意識形態迷惑工人，讓他們相信其他國家的工人是他們的敵人。只要工人還相信這些謊言，他們就不能與他們的共同敵人作戰，“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就還是個空談。
中國正走向經濟危機和潛在的政治危機。由於源自70 年代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的政策已經窮盡所有選擇，其他帝國主義國家，如美國、歐盟國家和日本，很可能會發現它們面臨著類似的危機。但是，只要如印度、巴西和拉美及東南亞的其他國家排著隊，熱切地像中國曾經做的那樣發揮作用，那麼壟斷資本就能把新的國際分工延長一點。因此，重要的是，這些國家的工農要明白，他們沒有得到任何東西，即使他們的政府能夠在全球壟斷資本控制的新分工中贏得地位。更重要的是，他們的國家將在此過程中遭受蹂躪，損害子孫後代的發展條件。這種認識在反對帝國主義和社會主義的鬥爭中是至關重要的。
重刊前言
恩格斯曾說過，對資本主義的選舉投票不應估計過高，但還是可以看做測量民情的溫度計。民進黨這個恬不知恥的政治詐騙集團行騙多年，卻屢屢得逞，這有力地證明台灣多數的民智之低，已近乎病入膏肓，令人慨嘆。民進黨針對這次四項公投所宣傳的狡辯之辭，無不是違背科學證據與理性思考的胡說八道。歷來會接受或配合民進黨詐騙技倆的，不外三種人：一蠢，二壞，三則是既蠢又壞。今天的公投又是一次對台灣民智的測驗，從公投的結果便可略窺這三種人目前所佔的比例。
不少盲從民進黨的愚民主要是被所謂「民主、自由、人權」這套資產階級的意識形態所惑，根本沒有弄懂當年鼓吹自由民主制的思想家倡導民主制的真義，膚淺、幼稚地以為具備政黨政治、選舉、投票與集會、結社自由等形式條件就是民主。2007年1月我曾在《批判與再造》第39期以李弘毅的筆名發表〈台灣分離主義與民主的根本矛盾〉，剖析了台灣分離主義者滿口民主自由，所作所為實則大違資本主義民主理論的要件。因台灣分離主義者的本質未變，這篇評析的框架與論點依然站得住腳，只要再補充十多年來，台灣分離主義者的斑斑劣跡，便可適用於當前情況。故再次重刊，或可多激起一些有益的反思。
這篇舊文的重點雖然放在引用自由主義理論家的經典論述，揭露台灣的假民主，但其中僅略為帶過的一句話：「在存在結構性的社會經濟不平等的資本主義制度下，當然不可能實質上做到真正的人民作主」，才是真正的要害所在。也就是說，在資本主義制度下，侈談真正「人民作主」的民主，根本是可望不可即的空中樓閣，這點連德國贊成民主共和制的自由主義哲學家康德早在十八世紀末也已慨乎言之。再觀諸如今美、英、法等所謂民主先進國家破敗的政治現狀，亦可思過半矣。原因何在？這還得從政治哲學、政治經濟學、道德哲學的各個方面深加探究，才能究其根柢，希望不要太久，便能陸續推出相關的論述。
台灣分離主義與民主的根本矛盾 （李弘毅 〔杜繼平〕）
原載《批判與再造》39期〔2007年1月〕
台灣自1987年解嚴，開始正式進行了資本主義的民主化，不少人為此沾沾自喜，夸夸其談所謂的「台灣政治奇蹟」。然而，回顧近二十年來的台灣民主政治，特別是半年來由陳水扁貪腐集團引發的一連串政治事件，卻充分證明了台灣的所謂民主不過是假冒偽劣的冒牌貨。
「民主」的本義即人民統治。由洛克與盧梭奠基的西方近代資本主義民主理論，從反對專制王權侵害個人生命、自由與財產出發，提出社會契約論，主張生而自由、平等的人民為了保護個人的生命、財產與自由，通過理性的集體決議制訂法律，授權給由人民同意產生的政府執行法律，管理公共事務。故政府只是人民維護本身基本權利的工具，人民是主人而由人民通過選舉產生的官員則是為人民利益服務的僕從；而違背人民授權的初衷，侵害人民利益的政府，人民有權加以推翻，不適任的官員人民有權撤換、罷免。
這套民主理論的前提假設是：人人生而自由、平等且具有明辨是非的理性思考能力。由此衍生出來的要求就是生活在一個共同體內的合法公民，都具有平等的自由與政治權利，所有公民都有參與立法、選舉與被選舉、議決政策的平等資格，經過人民理性討論共同通過的法律，所有成員都應一體遵守，無人可凌駕於法律之上， 政府官員尤當奉公守法。
民主程序的五項標準
美國當代的民主理論家達爾(Robert Dahl)根據上述原則，提出了民主政治程序必須符合的五項標準：
一、有效的參與(effective participation)：在議決有約束力的決定的整個過程中，公民必須有適當且平等的機會表達他們對最終決策結果的偏好，以及對有待議決的事項提出質疑並表達支持此一結果而非另一結果的理由。
二、在定案階段的平等投票(Voting equality at the decisive stage)：在集體決策的定案階段，必須確保每個公民有平等的機會表達與其他公民同等份量的抉擇。在決定定案階段的結果時，只有這些抉擇必須列入考量。
三、明晰的了解(enlightened understanding)：每個公民應該有適當與平等的機會發現並確認對有待決定的事項何種抉擇最符合公民的利益。
四、議題的控制(control of the agenda)：只有人民有權決定哪些事項該排入由民主程序決定的議程內。
五、普及的公民權(inclusiveness)：除了過客與確實精神失常的人，所有成年人都應具有公民資格。
達爾提出這五項民主政治程序的標準，旨在說明要落實由具有平等的政治權利的自主公民實行當家作主的自治權力所需具備的條件。比如，如果沒有充分的知識與資訊，公民就會受到蒙蔽無法對公共事務作出最符合本身利益的判斷。如果公民不能最終決定哪些事項該由自己投票定案，「人民當家作主」就成了一句空話。
在存在結構性的社會經濟不平等的資本主義制度下，當然不可能實質上做到真正的人民作主，但根據符合這些形式要件的程度，仍可判斷出民主水平的高下。
政體的良寙取決於能把公民的道德與智識提高到何種程度
為代議民主制奠立理論基礎的英國思想家彌爾(John Stuart Mill 1806－1873)， 除了與洛克、盧梭一樣從保護個人利益的角度鼓吹民主政治外，還強調民主政治對促進人民智識與道德的進展有很大的作用。彌爾在他的經典名著《論代議政體》中認為，在民主政治中，公民通過關心國事，參與公共事務、既可保衛自己的利益，同時也可擺脫消極被動的心態，培養出積極進取、自立自治的自主精神，在與他人共同從事社會活動時，可學習到更多知識，提高慎思明辨是非的能力，並超越個人狹隘的私利觀點，關切集體的公共利益，進而促進整個社會的繁榮，因此，民主的政治參與即是公共精神的學校，極有利於增進公民的智能與公共道德。彌爾認為：「優良政體的第一要素是構成共同體的成員的德行與明智，因而任何形態的政體所能具有的最重要優點就是促進人民本身的德行與智識。任何政治制度的首要問題就是它們能培育共同體成員的道德與智識等各種可取的品質到什麼程度；或者（用邊沁更為完整的分類）能把道德、智識與主動的品質提高到何種程度。在這方面做得最好的政體，在所有其他方面也極有可能最好，因為政體的實際作為要有良好的表現，端賴公民具有這些品質。」
台灣分離主義者把「民主」作為建國的工具
我們根據上述資本主義民主政治的原理、原則與判斷標準，來檢驗台灣分離主義的主流勢力多年來的所作所為，對台灣這些年何以頻頻演出荒腔走板的所謂「民主」荒謬劇，台灣政治長期動盪難安的癥結又何在？不就可了然於胸了嗎？
台灣分離運動本質上是閩南裔小資產階級主導的革命建國運動，飽含了類似族裔民族主義的閩南沙文主義。但為了賦予分離建國的正當性，並擴大群眾基礎，多年來， 台灣分離主義者高舉「民主」、「自由」、「人權」的旗幟招搖撞騙，獲得頗大的成果。不少長期被美國式資本主義民主的意識形態洗腦的知識份子及民眾，因支持民主的價值觀，進而淪為分離主義的俘虜。這些支持分離主義的所謂知識份子與蚩蚩之氓，根本不知真正的民主為何物，膚淺地以為有了選舉、政黨政治、言論自由等形式，就是民主政治，人民就真的當家作主，成了頭家了。完全不知道，公民要真正做到政治的自主自治，首先本身要有高度理性思考、慎思明辨的能力與重視公益的公共精神，立法與政策的制訂過程也要力求透明，政府資訊必須公開，不得隨意假機密之名隱匿，公民才可在充分掌握信息之下，監督立法與施政，評斷官員與民意代表的表現，從而可避免政客、政黨的操縱，正確判定哪些法律、政策須修正，哪些民選官員與民代須撤換、罷免，務使法律、政策、公職人員的存廢真正掌握在公民手裏。而政府的施政與憲政、法制的制度設計也都須著眼於促進公民的公共道德與智識，提高公民的素質，這樣才可望不斷趨向人民真正當家作主的民主政體。
然而，以分離建國為最高目標的台灣分離運動，由於小資產階級特有的短視近利、投機、軟弱、妥協的性格，雖有革命建國之心，卻害怕付出革命高昂的犧牲代價，遂改走選舉路線，利用編造的台灣歷史神話，泡製歷史悲情，煽動「台灣人意識」，來凝聚基本群眾。這些被非理性的激情所蒙蔽的群眾成了台灣分離主義政客選舉的投票部隊，構成台灣分離勢力的基本盤。在台灣分離主義者的心目中，選舉不過是服務於分離建國的工具，並非落實公民自主自治的必要條件，只要能通過選舉獲勝的方式取得權力，選舉過程所用的手段是否公平、合法、正當，都不是問題，而對政策與政治人物、黨派的評價也不是從公共利益出發，根據事實與是非作出理性的論斷，只問政治立場，不顧事理邏輯。故而在台灣也就沒有對公共議題理性論辯的餘地。
台灣分離主義者為奪權保位屢屢破壞民主原則
我們看看主導台灣分離運動的民進黨在選舉中屢屢破壞選舉的公平原則，不擇手段地使用詐術，徹底踐踏了民主選舉由公民掌握透明、充分的資訊來選賢與能的本義。1998年謝長廷利用變造的錄音帶誣指對手吳敦義與女記者有婚外情，復由台大副教授江文儀出面背書，蒙騙選民，得以些微票數僥倖勝選；2004年 陳水扁以槍擊詐術竊取總統職位；最近的高雄市長選舉，陳菊再以虛假的「走路工」事件，由陳水扁以總統身份在投票當天一早帶頭配合造謠，三立、民視兩家御用電子媒體不斷播放傳送這一捏造的信息，終以空前微小的一千多票騙贏選舉。這些公然違背公平選舉原則，欺詐選民，觸犯選舉法規的齷齪技倆，台灣分離主義陣營非但未見質疑之聲，還恬不知恥地為勝之不武的選舉結果額首稱慶。而陳水扁爆發國務機要費案後，分離主義的主流勢力公開放言維護本土政權是最高的道德，訴諸省籍情結與國族認同，煽動基本教義派的群眾對倒扁運動的支持者暴力相向，一逕曲意維護陳水扁家族貪贓枉法的敗德劣行。民進黨且悍然違逆多數民意，三度阻止 立法院通過罷免陳水扁的公投案，剝奪了公民自主決定統治代理人的權利，無異自己戳穿了所謂「人民當家作主」的謊言。迨國務機要費案遭起訴後，陳水扁假借「機密」之名，拒交法庭證據，一些無恥的御用學者、法官與文痞又刻意曲解憲法52條欲為陳水扁夫婦免除罪責，民進黨立委甚至毫無根據地攻擊公訴檢察官張熙懷為中共同路人，引起法界公憤。民進黨立委此舉其實是想藉國家認同問題，剝奪張熙懷訴究陳水扁家族罪責的公權力。如果民進黨真正信仰民主的價值，真把他們黨綱所提的統獨公投當一回事，則主張統一的人與支持分離者理當有平等的公民政治權利，絕不應橫加所謂「賣台」之類的帽子，作粗暴的人身攻擊，甚至侵犯其公民權，然而多年來分離主義者最慣用的技倆卻是毫不講理地動輒祭出「愛台灣」、「不愛台灣」來劃分敵我，搞政治鬥爭，完全一副法西斯主義的醜惡嘴臉。這種法西斯作風發展至今，甚至連民進黨內稍有異議者，也被冠以「寇」名，欲除之而後快，令新潮流系的段宜康慨嘆台灣已解嚴二十年，而民進黨竟回到戒嚴時代，已淪為民進黨邊緣人物的前立委沈富雄也公開批評黨內的這股「妖風」不可長。台灣所謂的「民主」政治，至此已淪落到不堪聞問的地步。
統獨之爭的陰影不散，台灣不住沉淪
台灣從農業社會轉型為工業社會的時期不長，傳統的封建文化、思想積習仍深，尤其推動所謂「民主化」的主力是帶著濃烈族裔民族主義色彩的台灣分離運動，本質上水火不容的國族認同問題成為政治對抗的主要訴求，民主政治被惡化為選舉掛帥的權力分配鬥爭，使得一般人民本已低下的民主政治文化素養，非但無法逐步提升， 反而因分離主義的政客為奪權保位刻意強化非理性的省籍情結而更加衰退，導致台灣的政治亂象日甚一日。彌爾在《論代議政體》中曾明白指出，構成良好統治的最主要因素與條件就是共同體成員的素質，「如果政治代理人或選出代理人的那些人，或代理人必須對其負責的那些人，乃至他的意見對代理人及其支持者都應該有影響與制衡作用的旁觀者，都只是一群蒙昧、愚蠢和帶著有害偏見的人，那麼統治的每一作為都會出錯。」用彌爾的這段話來觀察目前台灣的政治亂局當可窺見箇中因由。
可以預見，統獨之爭的陰影不散，非但民主政治永無發展之日，台灣整個社會的政治、經濟狀態還將不住沉淪。
五十年來保衛釣魚台運動的理念與堅持，已然成為台灣社會三代人之間最重要的精神傳承。釣運走過半個世紀之後，讓我們一起坐下來認識漁民如何以自身之力捍衛釣魚台海域的漁權與主權、共學釣魚台爭議的歷史緣由、共思釣魚台運動傳承的可能性。讓我們一起，從漁民的角度認識釣魚台問題的歷史與現況，從國際政治的視野反思釣魚台問題的本質，最後以釣運精神轉身面向台灣社會當代處境，跨越代間鴻溝，思索釣運傳承的可能。保釣五十周年當天，一連三場「漁民保釣：為生存、護漁權」、「從中美關係看釣魚台問題的根本」、「鼓浪前進：保釣運動的台灣進行式」，場場深刻精彩，重量級來賓，絕對不容錯過！
時 間：2021年4月10日 上午9:00至下午5:30(8:30報到)
地 點：台灣師範大學圖書館校區教育大樓二樓國際會議廳(教202)
主辦單位：釣魚台教育協會、中華民國全國漁會、蘇澳區漁會、頭城區漁會、琉球區漁會、臺灣師範大學國際與社會科學院
09:00-09:30【開幕式】與漁民攜手 團結保釣
09:30-10:10【研討會緣起】保釣種籽在台灣生根發芽：漁民保釣與知識分子保釣的匯流
10:10-12:10【論壇一】漁民保釣：為生存、護漁權
12:10-13:00 午休
13:00-15:00【論壇二】從中美關係看釣魚台問題的根本
15:00-15:15 茶敘15:15-17:15【論壇三】鼓浪前進：保釣運動的台灣進行式17:15-17:35
【閉幕式】釣運精神承先啟後 共同保釣討海護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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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生在文化大革命前後的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製造了一個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社會大氣候，推動了一個也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最終有一千七百多萬城市知識青年下放到農村，為中國農村的發展，做出了巨大的貢獻。 那些城市知識青年在農村少者待了一兩年，多者待了八九十來年，還有的人則在農村邊疆生活了一輩子。 他們經歷農村艱苦生活的磨練，瞭解了農村和農民的現狀，跟農民和農村建立了割不斷的聯繫和感情。 今天中國，特別在這次疫情中，相對比較團結，沒有像美國那樣因為城鄉差別，分成藍州和紅州，互相敵視，也沒有像法國那樣因為精英跟普通民眾的分歧出現橘衫抗議運動，跟中國當年的文化大革命，跟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有很大的關係。
一般來講，人往高處去，水往低處流。 六十年代的中國農村，是艱難困苦的代名詞。 那個時候的中國農村，大部分沒有電，沒有自來水，沒有室內廁所，廁所是院子裡的一個茅房。 中國農民對此習以為常，並不以為苦。 但對城市人來說，要適用起來就很難。 那時農村磨麵都是石碾石磨，吃水要到很遠的地方的河裡或井裡去擔。 下地幹活，要走上幾十分鐘，播種收割，全是用簡單古老的農具，沒有拖拉機，沒有卡車，都是用手推車和肩膀挑。 那個時候，中國年輕人都嚮往城裡人的生活，夢想著脫離農村。 據我對老家即墨縣的研究，文革前全縣一共只有一千五百多名高中畢業生，其中約有八百人考上大學，一去不復返。 有的人考上大學後就再沒有回過老家，甚至都沒有回來看望自己的父母。 剩下的七百多人，有的當了兵，有的到縣政府的各個部門或工廠去工作，幾乎沒有人回到農村。（山東） 即墨縣當時有一千零五十個村子，大部分村子沒一個高中畢業生。 像全世界大多數國家一樣，中國農村遭受著嚴重的人才流失，這也是農村落後的最主要原因。
毛澤東主席看出了問題的所在，號召城市的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鍛煉，幫助農村發展。 因為毛澤東主席的巨大感召力，造成了中國知識青年踴躍報名上山下鄉的運動，這當中大部分人是自願的，也有很多人不是自願的。但火大沒濕柴，這就是社會大氣候的作用。 人的行為基本上都是受社會大氣候左右的，也就是人們今天所說的政治正確。 無論什麼時候，大部分人都會順著社會大氣候走，也就是做政治正確的事，這也是社會大氣候形成的原因，也是為什麼社會大氣候強大的原因。
我在美國布朗戴斯大學念書時，在學校的圖書館做兼職週末監工。 我手下有三十多個學生，他們負責圖書館各個部門的工作，我的責任是開門，關門，回答學生工的問題，幫助他們解決工作中出現的問題。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工作，也很適合我的工作，我可以在沒有事的時候，看書做研究寫論文。
布朗戴斯大學圖書館裡有兩個全職中國員工，一個男的，一個女的，都是上海人。 他們是為圖書編目的，是比較專業的工作，都有圖書館學的碩士學位。 那位李先生，大我幾歲。 我們經常在圖書館的餐廳裡一起吃午餐。 一起交流對一些問題的看法。 那個時候我吃午飯的時候，經常看華文《世界日報》，那份報紙是國民黨（人士）辦的，總部就在波士頓。 那個報紙上有中國的版面，關於中國的新聞和民運，反共人士寫的文章。 九十年代初，《世界日報》的中國版面上有很多討論中國政治以及文化大革命和知識青年下鄉的文章。 李先生有一天說，他自己在安徽農村下鄉八年。 可惜自己文筆不好，不然他的故事寫出來要比《世界日報》登出來的動人得多。 我於是就問李先生有什麼經歷，能不能說給我聽聽。 李先生就跟我說了。
李先生是一個很有造詣的小提琴演奏者，他上高中的時候的夢想是要做專業的小提琴表演藝術家。 他當時已經參加上海市的一些業餘表演。 到布朗戴斯大學工作後，他還是布朗戴斯大學業餘樂團的小提琴演奏者。 但是文革開始後，他和同學受當時社會大氣候的影響，都報名上山下鄉。 被安排到了安徽績溪縣下鄉。 他說剛到農村時，一切都很新鮮。 安徽的農村很美麗，山清水秀，有很多城市人不知道的新鮮事。 農村的人對他們知識青年像對待親人一樣，那種一家人的感覺，現在人沒法想像。 村裡給他們專門蓋的新房子，還雇了人給他們做飯，吃的都是新鮮米，新鮮菜，在吃的方面，不比在上海差多少。安徽離上海不遠，早年許多安徽人到上海打工創業，兩者的文化差異不是很大。
李先生說有一天夜裡刮颱風。 風聲很大。 他們被驚醒後，發現院子周圍站滿了村裡的農民，屋頂上竟有十幾個人趴在上面，為的是壓住房頂，不讓大風吹走。 農民們為了他們知青的安全，冒著生命危險來給他們壓屋頂。 他說他們當時感動得都哭了。 平時農民耐心的教他們幹各種農活，儘量讓他們幹一些輕活。 知青跟村裡的農民和村幹部的關係非常好。有什麼困難，只要說出來，村裡都會千方百計幫他們解決。 他自己因為下鄉八年的緣故，想當專業小提琴表演藝術家的夢落空了，每天幹農活，手變得粗糙了，而且因為勞累，他也顧不上練習小提琴了。 但在農村的經歷卻是讓他一輩子不能忘記，也徹底改變了他對人生的態度。人生只有一條路可走，走了這一條，就不能走另一條。 這就是人生。 大家都是這樣走過來的。 他並不認為自己選擇下鄉有什麼不好，或有什麼可後悔的。
最讓李先生感動的一件事還在後邊。李先生說的時候，眼裡還流著淚花。我是聽故事，也被他感動得流出了熱淚，產生強烈的共鳴。 一年夏天在地裡幹活的時候遇到雷電天氣，兩位女知青被雷擊中，失去了性命。 這是了不得的大事故。村裡的幹部不知道如何向這兩位知青的父母交代。 因為怕兩位知青的父母受不了喪女的打擊，他們只對父母講他們女兒病了，需要他們來探視。 兩位女知青的父母收到電報，以為孩子只是生病，就從容地給孩子準備營養品和藥品，沒有立即趕來。 當時天熱，村裡有沒有冷凍設備，為了防止女知青的遺體變質，全村人動員起來，在放女知青遺體的房間裡，擺滿從井裡提上來的涼水桶，並不停更換新的水桶，因為夏天井水是冰涼的，用這個土法，降低室內溫度，較好的保留了女知青的遺體，為的是讓他們的父母趕來見自己女兒最後一面。
當兩位女知青的父母趕到了村子，他們驚呆了。他們為失去自己的孩子悲痛欲絕，但他們也被村民努力保護女兒遺體的做法所感動。他們從來沒有想到在他們到來前的五天裡，村裡人輪流晝夜不停的從井裡提上涼水，換掉已經不涼的井水。 這種樸素的真情，把兩個女知青的父母徹底的感動了。 他們為失去親人難過，但好像又在村民身上找到新的親人。
村幹部哀求兩位知青父母，允許把他們女兒的遺體，埋在村子中央的廣場旁。他們的女兒活著的時候，為改變他們村的面貌，改變他們的生活，做出了巨大的貢獻，她們就是他們村的親人，她們曾經跟村民一起在村子的廣場上看露天電影，他們希望她們以後還能跟村民一起看露天電影，要讓她們看著他們村的發展和進步。 兩位知青的父母被村民的要求感動了。 他們答應了村民的要求。於是 兩個女知青的墳墓就建在了村中廣場的南部，面對放露天電影的螢幕方向。 這兩個去世的女知青，永遠成了村子的一部分，村裡人給他們掃墓，村裡的孩子們在她們的墓前玩耍，聽村裡長輩講述她們在村子裡的故事。 而兩個知青的父母，因為女兒埋在這個村裡，也跟這個村子結下了緣，他們來給女兒掃墓，也來看望曾經給他們女兒關愛的村民。他們工作的工廠也主動幫助這個村子發展。通過下鄉知青，中國的城鄉之間，城裡的工人和農村的農民有了有機的聯繫。
我高中畢業的時候，農村來的同學，直接回農村參加農村建設。城鎮戶口的同學就下鄉到了邊遠的農村。 這些同學的父母都是縣城裡的幹部和工廠的工人。 這些幹部和工人，因為自己的子女下鄉到了農村，就定時到鄉下去看望子女，他們自己，同時也通過他們工作的單位，開始説明自己子女所在的農村發展。 即墨的許多村辦企業就是這樣建立起來的。 毛澤東主席不正是期望通過文革，通過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達到減少城鄉之間，工農之間，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之間的三大差別嗎？ 今天的中國人，有多少人能真正意識到毛澤東主席的遠見卓識？
12月26日，為紀念毛澤東127周年誕辰，美國的一些中國左翼人士在網上聚會，抒發對毛澤東的懷念之情。在會上，美國北卡羅納州華倫威爾遜大學（ University of warren-wilson）政治系教授韓東屏從他2009年親歷新疆烏魯木齊一場嚴重的維族民眾騷亂談起，比較了毛澤東時代與鄧小平走資後，中共少數民族政策的重大差異，指出「新疆的問題的核心是放棄了社會主義道路」。韓東屏接著講述了2014年他參加湖南湘潭大學為紀念毛澤東誕辰一百二十周年而舉辦的國際研討會的感人經驗，結語是：「只要堅持毛澤東思想，中國就有希望。 只要中國有希望，我們這個世界就有希望！」本文是韓東屏當天發言的文字稿，文情並茂，是值得一讀的好文。──編者
二零零九年七月五日晚，新疆烏魯木齊發生嚴重的維族民眾騷亂，大量車輛商店被毀，大量漢人被殺。 當時我正和五名美國學生在新疆旅遊。 騷亂發生時，我們正在維族聚居區的一家維族餐館吃飯，全然不覺外面正在發生的騷亂。 晚上十點等我們從餐館出來時，看到大街上被燒毀的車輛，店鋪，和到處的血跡，滿大街的武警，我們才意識到，我們無意中陷入一場騷亂中。
那年的夏天，我和五位美國學生得到《亞洲網路》的一個獎學金到中國農村做田野調查。 盛夏季節，我們在山東農村生活學習近一個月，吃住都在農民家中，我的學生在翻譯的幫助下，採訪中國農民，瞭解中國農村，進展很順利，我對他們的表現很滿意。 考察結束時，他們提出到比較涼快的新疆去看看。 我同意了。 但因為我沒去過新疆，對新疆不瞭解，對同意帶他們去新疆的決定心裡很忐忑。
去新疆的路上，我跟車上的旅客聊天，向他們瞭解新疆的情況，以及少數民族跟漢族的關係等。 這些旅客都是漢族，有的在新疆生活工作了一輩子。他們告訴我新疆很安全，特別是烏魯木齊，漢族和少數民族關係很好，那些關於漢族和維族關係緊張的傳言不準確，個別地方不是很安全，但烏魯木齊漢族占多數，絕對安全，讓我放心好了。
我們是七月三日到達烏魯木齊的。 下了火車，我們坐公車去旅館。 不錯，車上的乘客大多數是漢族，但維族乘客的眼神裡，讓我感受到他們對漢族的怨恨。 大街上的各種各樣的店面，店主都是漢族，而街上打掃衛生的環衛工人，都是維族的大媽大叔。 我問了幾位開店的老闆，發現他們都是山東，河南等地來新疆經商的漢族。 我問他們為什麼街上的環衛工人都是維族。 他們的回答是，維族人懶，笨，傻，不會做生意。 只能靠政府照顧幹一些累活髒活，而且工資很低，每月只有六七百元而已。 他們的回答讓我很不安很不自在。 因為我知道事情不是那麼簡單。
七月五日騷亂發生後，政府採取非常有效的控制措施。 對外交通被切斷，火車，飛機停運，對外的電話，電報聯絡都切斷了。 電視裡和收音機裡沒有報告發生騷亂的消息，只說發生了嚴重交通事故，有人傷亡。 我的美國學生對此多有怨言，認為中國政府撒謊。 我告訴他們， 他們不需要喜歡，只需要記住他們是在中國。 但中國政府這樣做是有原因的。
果然，七月六日早晨十點多的時候，大街上出現了大量的漢族民眾。有的人手裡拿著菜刀，鐵棒或木棒等武器，他們都已經知道了昨晚發生的騷亂。 烏魯木齊的人口是漢族占百分之九十，維族等少數民族只占百分之十而已。發生騷亂的地區是維族聚居區，維族占百分之九十，漢族只占百分十。 被殺的人都是漢族，被燒掉的店鋪，車輛，也大都是漢族的。 這是一起典型的民族騷亂。 漢族人吃了虧，理所當然要報復。 但這時大街上已經佈滿了武警，他們已經把形勢控制住了。
但是大街上還是出現了許多遊行示威的人。 他們舉著紅色的大橫幅，上面寫著“要王震，不要王樂泉，”王震是毛澤東時代在新疆主政的領導人，而王樂泉則是鄧小平改革開放後，在新疆主政的領導人，他是山東人，曾在聊城當過第一把手。 大街上還出現了許多維族老人，看上去應該都是退休的人。他們主動跟大街上的漢族人握手，說漢族維族是親兄弟，不能讓鬧事的少數壞人破壞漢維一家的兄弟情誼。 他們說的是那樣自然真誠，毫無言不由衷的痕跡。 所有這一切，讓我感慨萬千。
為什麼會有這麼多“要王震，不要王樂泉”的標語？ 王震不就是代表毛澤東時代嗎，不就是代表社會主義嗎？而王樂泉不就代表改革開放的鄧小平時代嗎？不就是代表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嗎？看來民心不可欺，正義自在人間啊。
在毛澤東時代，新疆的十三個少數民族和漢族群眾，一起建設新疆。 大家在政治上，經濟上完全平等。 國營企業在招工上傾向少數民族，少數民族的民眾會被國營企業優先招聘。 他們在政治上跟漢族完全平等，工資也跟漢族一樣，大家一起工作，一起生活，並沒有漢族維族之分。 這就是為什麼，那些經歷過毛澤東時代的維族老工人能夠在發生重大騷亂後，仍然堅信漢維是親兄弟，鬧事的只是少數壞人。
而改革開放後，國營企業都私有化了，被承包了。 而那些買下國有企業的資本家都是王樂泉的山東老鄉。 這些山東的資本家招工的時候，首先是自己家族的人，然後是自己的山東老鄉。再其次是來自其他地方的山東人，然後是其他地方的漢族人。 他們這樣做有他們的道理。 因為資本家就是以獲取最大利潤為目標的，自己的同鄉，說同一種方言的山東人，和其他的地方的漢族人，語言相同，文化相同，溝通方便，管理起來容易的多。 而以前的國營企業不僅僅是生產單位，還有維護民族團結，維護國家政治經濟穩定的功能。那都是私營企業所不能承擔的責任。
從這一點上，就不難看出為什麼毛澤東時代，中國的民族關係能夠實現各民族大團結的原因。 從國際上看，南斯拉夫，蘇聯也是如此。 南斯拉夫實行社會主義的時候，各民族能和平共處，一旦放棄社會主義，就四分五裂。 前蘇聯實行社會主義的時候，近百個少數民族能夠和平共處，而放棄社會主義後，就只能分道揚鑣了。
二零一四年，毛澤東主席誕辰一百二十周年。 湘潭大學毛澤東研究中心，中國的唯一一個，舉辦了一場國際研討會，全國各地的學者專家，還有一些外國研究毛澤東的學者受邀參會。我提交了論文，有幸受邀參會。 會前的下午有幾個鬆散的小組座談，我隨意參加了其中的一個。 有人在會上講，新疆的維族騷亂是因為經濟落後造成的，中央應該加快新疆的經濟發展步伐。 我表示了反對。 我說新疆在毛澤東時代的經濟發展水準不如現在，為什麼沒有民族騷亂？ 為什麼現在經濟發展了，反而有了騷亂。 關鍵不是經濟發展的問題，而是社會公平的問題。 新疆的問題的核心是放棄了社會主義道路。
在第二天的大會上，一共有八人在主席臺上演講。 每人只有二十分鐘。 我被排在第八，是最後一個。 第一個演講的是中共中央黨史辦主任石井泉。 他是鄧小平的前秘書。 他的發言講的是毛澤東的晚年錯誤。 讓我心裡很氣憤。 第七個發言的是北京大學的一位女教授，忘記她叫什麼名字了，她說她在頭天的小組座談會上聽到了我的發言，感覺很新鮮，很獨到。 所以她決定把她自己的二十分鐘讓給我，讓我有更多的時間發表意見。 這讓我感到很意外。 我參加了一輩子的各種各樣的學術會議，這種事情從來沒有發生過。
我感謝了那位教授，就決定不按事情準備的講稿發言。 我首先說， 我是一個農民的兒子， 解放前因為窮，父母都沒有上過學，在毛澤東時代，我的兄弟姊妹五個，除了大姐外，都高中畢業，我和弟弟還上了大學，讀了研究生。 我爺爺去世時，我爸爸沒有哭。 但毛主席去世的時候，他一路哭著回到家，把家人召集到一起，說今天我們窮人的天塌了。 今後無論發生了什麼，你們都不能忘記毛主席的恩情，你們誰背叛了毛主席，就不是我的子女。 我們都參加了毛主席的追悼會，全場一片哭聲。 今天在紀念毛主席的大會上，有人仍然在大談毛主席晚年的錯誤。 我感到由衷的憤怒。 我今天要說的是，在蔣介石反動派眼裡，在帝國主義者眼裡，毛主席不僅在晚年是錯的，他從來就沒有對過。 但在中國工人農民眼裡，毛主席從來沒有錯過，包括他的晚年。 那些說毛主席晚年犯了錯誤的人，需要考慮一下他們是站在誰的立場上說話的。
讓我沒有想到的是，在場的三千多湘潭大學的師生，和全國各地的學者，都站了起來為我熱烈鼓掌。有了聽眾的支持，我便放飛了自我，把壓在心頭多年的話，都講了出來。 我講了毛主席建立的人民共和國，是人類歷史上從來沒有過的人民政府，普通工人，農民，士兵成了政府的主體，以為人民服務為宗旨，人民政府的官員跟勞動人民同吃同住同工作，這是人類歷史上從來沒有過的。 毛主席創立的人民軍隊，人民警察隊伍，是歷史上從來沒有過的人民的子弟兵。 哪裡有困難，有危險，哪裡就有他們。當人民生命財產受到威脅的時候，他們衝在最前面，這也是人類歷史從來沒遇過的。在我演講過程中，觀眾們十幾次站起來為我鼓掌。
當我的四十分鐘到了的時候，主持大會的中央黨校的一位教授，說韓教授你可以繼續講，時間不限。 這也是我參加一輩子學術會議從來沒有遇到過的情況。 我於是就又繼續講了四十分鐘，一共八十分鐘，而且在這八十分鐘裡，沒有聽眾離開會場。 我講完後，許多年輕學者來跟我合影，讓我簽字。 讓我幾乎有突然成了網紅的感覺。 河南科技大學的一位教授告訴我，那天我成了“主流”。 因為聽眾對我的熱烈支持，我才能夠講下去。 不然他們是不會讓你那樣講的。 美國衛斯理大學的一位歷史系的教授對我說，沒想到我在中國能有如此大的能量。 他當然沒有看到問題的實質。 中國人民多麼希望會有一個人出來公開的為毛主席說一句公道話啊。 那一天，我無意中成了中國人民的代言人。
溫州大學馬列學院的任愛榮院長聽了我的演講，邀請我第二年到溫州大學演講，費用他們全出。 中山大學馬院的孫俊忠院長請我有機會到到中山大學演講。北京大學馬院程美東副院長找到我，說他沒聽到我的演講，別人告訴了他我的演講，特地找到我，問我有沒有文章他可以幫我發表。 我把我寫的“在國外親歷達賴喇嘛”的文章給了他。 他一個星期後，就給我在北大的學刊上發表了。 而我之前試圖在國內發表那篇文章，沒有人敢發。會後第二天我到了北京，在清華大學有一個演講。 我收到湘潭的一個電話，是韶山精神研究會的羅正霖會長，他說我在湘潭大學演講時，他在外地，沒能聽到我的演講，但別人告訴了他，所以他準備飛到北京來聽我在清華的演講。
河北大學歷史系的張國平教授聽了我的演講後，向河北大學的有關部門做了報告，河北大學延安精神進校園學會請我給學生做一次報告。 那天參加會議的人不光有河北大學的學生，還有校外的人，其中包括已經退休的保定軍分區前司令員屠將軍。 他在聽了我的報告後，站起來給我敬了一個軍禮。 他說他對大學教授非常不齒，特別那些留過學的，聽不慣他們的洋腔洋調。 但我的演講讓他看到希望，並說我的演講證明我是中國農民的好兒子。 他的話讓我很感慨。 我可以告慰九泉之下的老父親了。 我沒有辜負他老人家的教誨，做了一個中國農民的兒子應該做的事。
中國公知（編按：大陸對「公共知識份子」的簡稱，指自由派）們四十年來一直污蔑毛主席搞個人崇拜，但中國人民心裡有桿秤。四十年來，正反面的對比之下， 人民對毛主席的崇敬有增無減，民間的韶山精神研究會，延安精神研究會等群眾組織正走向校園，走向社會。 年輕的學子們開始研究毛澤東思想。 這次疫情各國的表現更讓中國人民看到了毛澤東思想的偉大。 今天的中國社會，可能只保留了毛澤東時代的遺產百分之十而已，但就靠這百分之十的毛澤東遺產，中國社會成功的控制了疫情，恢復了正常。 這一切必將讓中國人民更加清醒，更加覺悟。 毛澤東思想必將重新回歸中華大地。 中國精英和公知們勾結外國反動派，摧毀毛澤東思想，摧毀中國人民與毛澤東思想的聯繫的企圖失敗了。 只要堅持毛澤東思想，中國就有希望。 只要中國有希望，我們這個世界就有希望！
謹以此文紀念偉人毛澤東冥誕127 周年
附：梁東屏的學經簡歷
韓東屏，籍貫山東，1981年畢業于山東曲阜師範大學，獲英美文學學士學位，1985年畢業于河北大學，獲英美文學碩士學位。
1989年畢業於新加坡國立大學教育學院，獲教育學文憑， 1992年畢業于美國佛蒙特大學，獲歷史碩士學位。
1998年，畢業於美國布朗戴斯大學，獲政治學博士學位。
工作經歷：
在中國的鄭州大學任教：1985—1987
在美國的佛蒙特大學任教：中國歷史 和中文，1990-1992。
在布朗戴斯大學任教：亞太地區國際政治，英文，中文， 1992-1998
在西伊利諾大學任教：國際政治，政治學，美國政治，比較政治， 第三世界政治等 1998-2000
美國北卡華倫威爾遜大學政治系教授，2000—至今。教授亞太地區國際政治，第三世界國家政治，發展政治學，環境政治學，農業，社區與環境保護，中國政治，中國歷史等。
曾任河北大學歷史學院特聘教授，溫州大學兼職教授，南昌大學兼職教授。
主要研究領域是中國農村的現代化進程、中國政治、第三世界國家政治、亞太地區國際關係、中美關係等。出版有英文專著 Unknown Cultural Revolution, 中文著作 《一個海外華人的對中國的思考》及發表多篇中英文學術論文，在《中國日報》發表英文中文文章上百篇，在美國學術界有較大影響。曾受邀在美國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Santa Barbara 分校、約翰霍布金斯大學、Winthrop University、布朗戴斯大學,、華盛頓和李大學、加拿大Simon Frazer University，佛蒙特大學， 做學術講座，也受邀在中國的北京大學、清華大學、中山大學、河北大學，廣東省委黨校， 鄭州大學、湘潭大學、溫州大學、曲阜師範大學、青島大學， 曲阜師範大學日照分校， 鄭州航院， 濟寧學院，北方民族大學， 南昌大學，華北電力大學， 北方工業大學， 北京師範大學， 東北師範大學， 山西師範大學， 山西財經大學，廣州體育學院等高校做過幾十場學術演講。並多次獲得重要美國學術獎學金。
作者：提摩希．史奈德（Timothy Snyder）
原書名：Our Malady: Lessons in Liberty from a Hospital Diary
譯者：廖珮杏
出版：聯經出版公司
出版日期：2020/12
定價：320 元
劃撥帳號：01005593 戶名：聯經出版公司 電話：(02)2362-0308
推薦序：
重病的美國：美國良心知識分子對醫療體系的控訴（陳美霞）
新冠病毒（COVID-19）2019年年底肆虐中國大陸之後，流行全球，目前全世界已經有5,200萬確診病例，死亡人數129萬。美國、印度、巴西、英國、義大利、法國、西班牙……等等，有成千上萬的人感染新冠病毒、有成千上萬的人因此死亡。這樣的全球性災難對人類來說，是多麼巨大的打擊，又造成多大的損失呀！
我們作為這個密切相互牽連的世界地球村的一員，更該關注：各國負責防治傳染病及維護人民健康的公共衛生與醫療體系，為何無法有效保護人民的健康與生命？提摩希．史奈德這本書關注的正是這個問題，他說的是與自身相關的：美國醫療體系。
史奈德在他的「致謝」中自謙：這本書是他「從充斥種種問題的美國醫療體系逃出來的故事」。然而，以筆者多年對美國醫療體系及其與世界其他國家比較研究的了解，我卻認為，這本書是從更積極的角度，是作者身為一個良心知識分子對美國醫療體系的控訴。
身為最富強的國家之一，卻有如此「不文明」的醫療體系
讓我們先簡單分析美國醫療體系。美國雖是世界最富強的國家，醫療體系卻是最沒效率的：美國人口占全世界人口的4％，全國總醫療保健支出卻占全世界總醫療保健支出的幾乎一半！在2018年，他們的醫療保健支出已經是3.6兆美元這樣的天文數字。
美國醫療體系是世界上市場化程度最深的。本該是治病救人的場域，變成醫療商品買賣、醫療資本家賺取利潤、華爾街投資家的最愛。美國也是西方已開發國家中唯一沒有全民健保的。醫療資本不斷擴張的結果，使得人們的醫療費用異常高，保險費也水漲船高，許多美國人買不起醫療保險。
10年前，美國沒有醫療保險的人有4,600多萬。歐巴馬上台後，推出「歐記健保」（Obamacare），協助美國人買保險，但目前仍有2,800多萬美國人沒有醫療保險。沒有醫療保險的美國人不敢生病，因為一旦生病就很可能傾家蕩產；有醫療保險的人也終日惶惶不安，因為保險不見得給付所有的醫療費用。
美國的醫療科技在西方國家首屈一指，但醫療體系無論在服務的價格、品質，還是可近性、公平性、安全性等等方面，卻是二流的。美國人的健康以嬰兒死亡率及平均餘命評估，在已開發國家中敬陪末座。過去5年來，美國人平均餘命處於停滯狀態，其中兩年甚至不升反降。
接著，讓我們將美國醫療體系與世界各國做個比較。醫療體系分兩大面向：財務支付制度及醫療服務提供系統。就此兩大面向再分類，大致有三大類：國家健康服務體系（National Health Service）、全民健康保險體系（National Health Insurance）、市場主導的醫療體系（Market-driven Medical Care System）。
擁有國家健康服務體系的國家包括英國、丹麥、挪威、瑞典等。這個體系最大的特色，是國家健保財務支出主要來自政府稅收，醫療服務提供系統也大多是公部門。這些國家的健保體系提供的醫療是一種社會福利、不是商品，人民不需繳保費，看病時基本上不需自掏腰包，也沒有部分負擔。這樣的體系把人民的醫療視為政府的責任，是人權，不是特權。因此，以多數人民的立場來看，此醫療體系是最文明的。
擁有全民健康保險體系的國家／地區包括加拿大、德國、法國、日本、韓國與台灣。這個體系主要以社會保險支付人民的醫療，確保全民或大多數人民生病時可以得到基本的醫療支付，不至於傾家蕩產。但是，這些國家／地區的醫療院所基本上是市場化、是要賺取利潤的，因此，它提供給人民的醫療，不是像第一類國家是免費服務，而是商品；除了少數低收入戶及殘障者以外，民眾生病必須以事先繳健保費、直接支付部分負擔以及自費支付全民健保不給付的醫療服務的方式，購買他們需要的醫療商品。在這些國家／地區，醫療不是人權，是商品。這一類醫療體系的文明程度比第一類國家稍差，但比接下來要談的第三類好。
我在前文提過，西方已開發國家中，美國是唯一沒有全民健保或全民免費醫療的國家。美國的醫療體系是完全市場化的，醫療是一種買賣關係，有錢人可以買到好的醫療商品，沒錢的人不但買不到可以治療他們疾病的醫療商品，還可能會因為支付極高的醫療費用而破產。醫療在美國是一項特權，不是人權。以大多數（尤其中下階層）美國人的立場來說，美國的醫療體系可以說是全球最差、最不文明的。
我一直認為，生活在全世界最貴、最沒有效率、最不文明，醫療品質又是二流的醫療體系之下，美國人民在尋求醫療服務的過程中，必然會遭遇諸多困難與挫折，也必然因而怒火中燒。然而，我過去居住美國20年的經驗裡，幾乎沒見過美國人集體反抗這個體系的不合理、不公義，因此常禁不住在心底嘀咕：「美國人民，你為什麼不生氣？」
由知識分子說出美國人的怒火
千禧年代末，自美返台後的我在任教的成功大學公共衛生研究所開課，其中兩堂談美國醫療體系的政治經濟學分析。我想要以影片教學引發修課同學的興趣，在搜尋素材時，找到了美國著名導演麥克．摩爾（Michael Moore）的紀錄片《健保真要命》（Sicko）。這部紀錄片把美國草根人物受健康問題、疾病所苦，尋求醫療服務過程中的挫折、痛苦、無奈、憤怒，展現得淋漓盡致。看完這部紀錄片，我才猛然醒悟：原來美國人並不是不生氣，事實上，他們的怒火一直悶燒，有如活火山，只要有良心的人起來組織他們，隨時可以爆發！
距離《健保真要命》2007年在美國轟動推出後13年，2020年，新冠病毒肆虐全球，美國的確診病例數及死亡人數高居世界之首。全世界的人萬分驚奇與不解：美國公衛醫療體系怎麼了？
就在此時，本書作者史奈德不幸得了闌尾炎，接著又因美國醫療體系的種種錯誤與缺陷得了敗血症、命在旦夕，他在短短3個月間進出5家醫院，重病3個月，在幾乎是災難性的醫療過程中撿回一條命、「歷劫歸來」。
重病時，他「一邊感到強烈的憤怒」、一邊寫下筆記，「試圖理解所發生的一切」。正是這個強烈的憤怒（與《健保真要命》中生病的美國人同等強烈的憤怒！）和書寫支持他活下去，並在「逃離美國醫療體系」之後，寫出這本書。
史奈德是美國耶魯大學傑出的歷史學者，鑽研東、中歐及納粹大屠殺歷史，著作等身，他的書得過許多學術獎項。從這本書可看出，他是一位有敏銳觀察力與深刻分析力的知識分子，而且更重要的是，他有反省力、有良心。
史奈德家第一個小孩誕生時，他正在維也納做研究，與妻子一起上當地福利體系提供的免費生產課程。當奧地利人告訴他們，奧地利人有「兩年有薪育兒假」時，史奈德防衛性地回以美國大學也給予他「相對不錯的」一學期育嬰假，又談到美國的「無薪育嬰假」，沒想到對方聽了很吃驚，認為這根本不夠，似乎覺得美國福利制度不太文明。
史奈德於是突然覺得「很丟臉」，羞愧地反省：他覺得自己在美國反正沒有比別人差，就心滿意足，於是看不到美國醫療體系有多糟糕，更看不到它其實可以變得更好。他又進一步自省：就是這種遍及美國的心態，使得美國的福利制度、醫療體系的問題長久無法改變。
正是史奈德的反省力、知識分子的良心，督促他有系統地寫出自己在醫療體系的經歷並出版。他知道，雖然自己「從充斥種種問題的美國醫療體系逃出來」，但還有許多人「至今仍深陷其中」，而且在新冠疫情下，這個惡劣環境可能變得更糟糕。
分析美國醫療體系的關鍵四堂課
史奈德根據他在美國醫療體系的親身經歷，加上對照在美國與在國外生產的經驗，用關鍵四堂課的方式闡述、分析美國醫療體系：
第一堂論醫療應該是人權還是特權？第二堂質問在利潤至上的醫療體系下，美國小孩從出生到長大成人的過程中，到底有沒有自由？（他指出，沒有好的醫療照護、沒有健康，就沒有自由。）第三堂則指出，國家假如沒有提供人民應有的資訊及知識，甚至掩蓋真相，則人民沒有自由可言，更揭露川普總統許多掩蓋真相、隱瞞新冠疫情嚴重度的行徑，嚴厲批判他以威權主義治理美國，進而威脅到人民的自由，甚至生命。最後一堂課，他以美國總統富蘭克林的話「社會的病，就藏在大官的巨額薪酬和贊助之中」為引，批判在利潤與市場主導的美國醫療體系下，醫師地位大幅下降，再也沒有發言權與決定權，被保險公司及私人資本左右。史奈德認為，一個好的醫療體系，必須把醫療重新交給醫師。
美國在二戰後一直是資本主義世界中的霸主，再加上西方主流意識形態的影響，多數人對美國的想像是：「美國方方面面都強，醫療體系也必然超好。」然而，在新冠疫情下，美國醫療體系幾乎完全無力保護人民的健康與生命，讓人們開始反思：原來自己過去對美國的想像，與現實的差距如此巨大。正是在此時刻，聯經出版公司團隊有眼光與格局，理解到史奈德這本書的重要性，在美國出版後數個月內火速將之翻譯出版，為台灣公衛與醫療的民眾教育做了令人激賞的功德。
本書短小精悍，中文翻譯順暢，只要撥出週末一天半天的時間，就可以閱讀完畢。讀者們若想更進一步了解美國人在醫療體系中的掙扎，看完本書，不妨再觀賞《健保真要命》這部在坎城電影節首映時，獲得2,000位觀眾起立鼓掌長達17分鐘的紀錄片。《重病的美國》與這部紀錄片，都代表美國草根民眾對醫療體系的悲歌與控訴，透過它們，我們能破除誤解與想像，更全面、真實地理解美國醫療體系，也更了解美國的問題。
（作者為成大公共衛生研究所特聘教授、台灣公共衛生促進協會常務理事。）
1996年，金寶瑜與許登源合寫了Rethinking Socialism: What is Socialist Transition? 2017 年，法國巴黎的「外文出版社」（Foreign Languages Press）再版此書，並由金寶瑜寫了新序言；2018 年被譯成法文，由法國Soleil Rouge出版社印行；今年，巴黎的「外文出版社」又出版了中譯本，有意購買者請聯繫Foreign Languages Press，該社網址：https://flpress.storenvy.com/products/31252750-
《中國革命的道路》已印出，190頁，定價新台幣150元，在網路拍賣平台銷售，訂購者可選定住家附近的便利商店，加付60元運費，即可取貨。網購平台網址：https://goods.ruten.com.tw/item/show?22028845454622&fbclid=IwAR00kTUvlkwcK9wqhjCjnl7Tqm6e0XpfCGa8JYh5Q6R1Pw9HJiPw59AEeq4
金寶瑜《中國革命的道路─論解放後兩條路線的鬥爭》一書的pdf電子版已編製完成，現貼上網站，以饗讀者。印刷版在端午節後即可出書。──編者
2008年資本主義世界經濟爆發危機以後，十二年來，非但沒有脫出經濟持續衰退的困境，反而愈陷愈深，舉世政治經濟的動蕩不安有增無已，氣候變化的劫難日益嚴重，生態環境不斷惡化造成土地、空氣、水的大範圍污染對人類生存的威脅更為巨大，與此相聯繫的是新型病毒層出不窮，不僅肆虐荼毒人類、牲畜，還使本已衰弱不振的經濟雪上加霜，更為危殆，凡此種種都已彰明顯著地擺在當今世人面前。可以毫不過甚其辭地說，人類再不擺脫資本主義改走社會主義道路，就只有死路一條。
但是，二十世紀追求人類解放的社會主義革命未竟全功，留下不少疑難問題有待解決；蘇聯先是在赫魯曉夫上台後變質為修正主義，至1991年，如毛澤東所預料的，全面垮台崩潰；中共則自鄧小平上台後，背棄社會主義，大搞資本主義，也正如毛澤東所預料的，「我們的國家，如果不建立社會主義經濟，．．．就會變成南斯拉夫那樣的國家，變成實際上是資產階級的國家，無產階級專政就會轉化成資產階級專政，而且會是反動的、法西斯式的專政。」中國大陸的社會主義成果，在中共走資派當權下，被摧毀殆盡，億萬工農勞動人民「辛辛苦苦三十年，一朝回到解放前」，飽受官僚、資本的殘酷壓迫、剝削。面對這樣的大變局，右派額手稱慶，雀躍歡呼，幼稚地誤以為資本主義已大獲全勝，人類別無選擇，資本主義的自由民主制是唯一的出路；全世界許多左派或灰心喪志，流於虛無；或倒退右轉，充當資產階級的奴僕，成了反共份子；或淪為無政府主義者，從事無望的抗爭。因此，要重新走社會主義道路，就必須正視社會主義實踐的歷史經驗，認真、徹底地總結社會主義實踐的得與失，實事求是地鑒別出成功與失敗之處，有理有據地反駁各式各樣關於社會主義的奇談怪論；而在馬克思主義者的陣營中，也必須展開開誠布公的深入討論，力求釐清問題，化解分歧，或最少將不必要的誤解降到最低，從而在實際的鬥爭中，逐步形成越來越強大的力量與更加緊密的團結。
社會主義革命要面對的既有數千年私有制所積澱的舊思想、舊道德、舊習慣、舊文化的頑固傳統，又有五百年來資本主義發展所形成的資產階級強大的政治、經濟、軍事、文化力量，本非易舉；在人類歷史中，一個新時代、新制度的開創、變革，絕非一蹴可及，一帆風順的，總會遭到舊勢力的抵抗與反覆的反撲，力圖復辟，法國大革命後的資產階級革命歷史，就證明了這一點。社會主義革命要求解放全人類的目標要比資產階級宏大得多，遭遇的困難當然也艱鉅得多。一九四九年八月十四日，毛澤東在《丟掉幻想，準備鬥爭》中，總結了馬克思主義的一條定律說：「帝國主義者的邏輯和人民的邏輯是這樣的不同。搗亂，失敗，再搗亂，再失敗，直至滅亡——這就是帝國主義和世界上一切反動派對待人民事業的邏輯，他們決不會違背這個邏輯的。這是一條馬克思主義的定律。我們說“帝國主義是很兇惡的”，就是說它的本性是不能改變的，帝國主義分子決不肯放下屠刀，他們也決不能成佛，直至他們的滅亡。
鬥爭，失敗，再鬥爭，再失敗，再鬥爭，直至勝利——這就是人民的邏輯，他們也是決不會違背這個邏輯的。這是馬克思主義的又一條定律。俄國人民的革命曾經是依照了這條定律，中國人民的革命也是依照這條定律。」
1960年代，中蘇論戰時，中共中央於1963年6月14日發表《關於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總路線的建議》答覆蘇共中央的來信，其中有段話說：「歷史證明，革命沒有不通過一些曲折的道路，也沒有不遭受某些犧牲而能夠取得勝利的。．．．如果誰認為只有革命一帆風順，事先得到不會遭受犧牲和失敗的保票，才可以進行革命，那他就根本不是革命者。」
所以，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既不會為一時的勝利沖昏了腦袋，也不會被一次，甚至多次的失敗所嚇倒；對馬克思主義者來說，失敗與錯誤都不足懼，正如恩格斯所說：「（無產階級）要獲取明確的（革命）理論認識，最好的道路就是從本身的錯誤中學習，“吃一塹，長一智”。」明代大儒王陽明也說：「今日之失，未必不為後日之得。」關鍵在於要能夠善於不斷總結實踐經驗，屢仆屢起，終底於成。但要作好總結經驗的工作，首先必須掌握好馬克思主義的唯物辯證法，而不是用形而上學的抽象思維方法，不顧客觀發展、變化的現實，直接套用既有的馬列理論；也不能僅依自以為道德、正義的立場，詛咒資本主義，主觀巴望資本主義的崩潰，而是必須深入研究客觀現實，掌握資本運動規律的必然性，再加以自覺地運用，充份、有效地發揮人的主體能動性。。
恩格斯晚年針對馬克思主義盛行後，大量誤解、濫用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現象，再三提醒馬克思主義不是教條、公式，他說：「我們的理論是發展著的理論，而不是必須背得爛熟並機械地加以重複的教條。」；「馬克思的整個世界觀不是教義，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現成的教條，而是進一步研究的出發點和供這種研究使用的方法。」一九四一年，毛澤東在《改造我們的學習》，也根據馬克思《資本論》的研究方法指出，想取得引導革命行動的正確理論，「我們要從國內外、省內外、縣內外、區內外的實際情況出發，從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規律性，即找出周圍事變的內部聯繫，作為我們行動的嚮導。而要這樣做，就須不憑主觀想像，不憑一時的熱情，不憑死的書本，而憑客觀存在的事實，詳細地佔有材料，在馬克思列寧主義一般原理的指導下，從這些材料中引出正確的結論。」
關於當前的世界形勢與中國社會主義革命的現實可能性，2019年5月25日，我接受香港《懷火》網站訪問，談大陸佳士工人運動的鬥爭，在題為〈革命的道路是艱難曲折的〉訪問稿中，曾有些簡要的分析，現轉錄部份內容如下：
「從客觀現實來看，整個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政治經濟形勢是有利於左翼革命的。資本主義世界經濟危機無法脫出泥淖，從歐洲到亞、非、拉丁美洲的政治動盪層出不窮，此起彼落，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政治、經濟基礎都在晃動不已。
整個資本主義的世界體系如同組成它的每個資本主義社會，是一個不平等的層級結構，由少數幾個依據實力爭逐霸主地位的強權支配；在經歷四十年的新自由主義經濟全球化後，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格局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全球的政治、經濟秩序現正處在一個劇烈的重構過程之中，最顯著的變化是：美國霸權的衰落與中國大陸的崛起。這個變化有很可笑、深具諷刺意味的一面：資本主義的霸主美國現在違背自由貿易這條資產階級經濟學的基本教義，大搞貿易保護主義；而掛著社會主義招牌的中共走資派則成了自由貿易論最忠實的信徒，習近平近幾年在重要的世界經濟論壇上頻頻大聲疾呼資本全球化，取代美國成了鼓吹貿易自由化的旗手。
這次資本主義世界體系重構的特點是：美國總統川普為挽回日趨衰頹的美國霸權，採取極度自利的經貿、軍事政策，不再打腫臉充胖子，提供歐、日廉價的軍事保護，同時也對歐、日施壓，要求減少貿易逆差，導致世界體系中原本以美國為首、緊密結合的美歐日統治集團出現裂痕；於是，歐、日與中國大陸一起反對川普的貿易保護政策；但美歐日也共同與新崛起的中國大陸有矛盾，都想削弱大陸資本對外擴張的力道，也都想打破仍被大陸國家壟斷資本封鎖的基本工業、金融、通訊、傳媒等重要的經濟部門，而聯手對中共走資派施壓。大陸走資後，也就不能不依循資本必須不斷擴張的邏輯，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必然要對外擴張（現在主要是通過「一帶一路」的方式），這就會損及美歐日的資本主義大國的利益。於是幾股支配世界體系的勢力，為了重新分割世界市場，各憑經濟、政治、軍事的綜合實力，激烈爭奪，構成多重的矛盾鬥爭關係，因而世界出現了高度不穩定的混亂狀態。」；「中美貿易戰的本質是美國要極力打擊對它最具威脅的中國大陸，以維護它在資本主義世界體系中的霸權，於是從經濟、軍事上圍堵大陸（包括挑動台灣與大陸對抗），阻擋大陸爭逐霸權。．．．隨著整個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危機不斷加深，國際經濟、政治的矛盾、衝突日益擴大，世局的動盪有增無已，這些變化遠非中共走資派所能掌控；大陸的經濟惡化、資本外移、失業率上升是必然的趨勢。」
金寶瑜這本書的主旨在總結1949年後中國社會主義革命的經驗，以促進中國社會主義的再革命。中國大陸是當今世界最具社會主義革命潛能的地區，也是重振世界社會主義革命最重要的關鍵所在。中國大陸的革命潛能在於它有舉世所無的社會主義革命的豐富遺產，更重要的是，由於毛澤東對中國革命的偉大貢獻深植大陸人心，毛澤東的形象與思想已在大多數人民中樹立了無可動搖的崇高地位；中共黨內外的右派曾聯手合作，想效前蘇聯的赫魯曉夫鞭屍斯大林、走向修正主義之所為，處心積慮，極盡所能地造謠誣蔑毛澤東，妄圖徹底摧毀毛澤東形象及其思想，為快速、全面地大搞資本主義開闢康莊大道，但終未能得逞。2011年6月，我在答覆一位參加過朝鮮戰爭的老戰士易衍文先生的來稿時，曾說：「也不用怕會天下大亂，中國與蘇聯東歐的情況有根本的不同，那就是毛澤東思想這個主心骨依然堅不可摧，而且隨著社會矛盾的加深，威望越來越高，凝聚人心的作用越來越大，只要善加清理歷史問題，因應新的客觀形勢與條件，重樹毛澤東思想的指導地位，便不致出現潰散局面。」這個看法，隨著這些年大陸許多民眾主動把毛澤東的生日定為「人民節」，年年舉辦集會慶祝紀念而更加確信，尤其最近經新冠病毒的肆虐荼毒，大陸青年認同社會主義者大量增加，益發令人欣喜。以中國的人口之眾、幅員之廣及在世界政治、經濟、軍事的重要地位，如果重建了社會主義，無疑會像1949年那樣再度震撼世界，鼓舞全世界的左派力量，喚起各國久受壓迫剝削的廣大勞動人民熱烈響應，成為全世界社會主義革命最強大的推動力。毛澤東在生時常說，中國身為世界人口最多的大國，對世界人類應盡更大的責任，作更大的貢獻。中國果能重建社會主義，帶動世界社會主義革命的革命，挽人類於危亡之際，既能自救，也為人類作出最大的貢獻，比起中共走資派出於狹隘民族主義，高唱所謂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這才是中國人最責無旁貸、也最光榮的偉業。
金寶瑜這本書總結了她數十年來積極參與左翼運動的經驗與深入研究社會主義革命歷史的心得，廣泛運用了客觀證據，對中國與世界的社會主義運動、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深重危機，提出了材料豐富、見解深刻的分析；她對中共走資派何以能奪權成功與兩條路線鬥爭的解釋或不無可商榷之處，但如她在本書自序中所言：「寫這本書的目的就是想將我所了解的中國解放後實行社會主義的歷史寫出來，以便供大家批評、討論和補充。」她並沒有視自己的觀點為定論，而是本諸一個真誠的馬克思主義者的立場，提出認識、反思社會主義實踐經驗的有用材料與見解，供各方人士參考，為重建社會主義貢獻一己之力。我們期望本書的出版能引發嚴肅、認真的批評，乃至論辯，從而有益於尋求社會主義革命的最好方案，那麼金寶瑜以年逾八旬的高齡，仍費數月之久，勉力完成這本著作的苦心，就沒有白費了。
2020年6月16日於新北市新店
為什麼要寫這本書？
到了二十一世紀二十年代的今天，我們都看到美國這個大帝國內外都面臨著各種嚴重的危機，因此，在客觀情勢上，現在應該是美國左派挑戰資本主義體制和改變這個社會的一個很好的機會。如果美國左派能夠起來反對美國政府在與壟斷資本結合下對人民的各種欺壓和剝削，將會對全世界反對帝國主義的運動產生非常積極的作用。但是很不幸，雖然美國左派在歷史上曾經有過一段輝煌的歷史，他們站在工人階級的立場與資本頑強地鬥爭，對改變勞工的工作條件和生活條件作出很大的貢獻，包括廢除童工、減少每天的勞動時間、改善工廠裡的工作環境、提高工資和福利等等，和在上世紀三十年代，左派成功地組織了工會。在與資本不斷地抗爭中，犧牲了生命，在美國勞工史裡有數不清的英雄。
但是自從二戰之後，美國的左派發生很大的變化，變化的原因很多，重要原因之一，是左派之前成功地組織工人應該歸功於勞動階級有它自己的政黨，美國共產黨成立於1919年，是由一些仰慕蘇聯共產革命的人組成的，美國共產黨在組織工人上有很大的成就，但是它缺少自主性，一切都是跟著蘇共走，因此不能團結到更多的左派。到了蘇聯共產黨走向修正主義時，它就完全迷失了方向。之後，五十年代在美國瘋狂反共下，右派進一步奪取了工會的領導權。美國的工會轉變了方向，成為只為工人爭取經濟利益的組織，在政治上則完全依賴資產階級的政黨，工會用工人的選票換取民主黨對工會的支持。
在新自由主義下，隨著美國的工業一步步的外移，居住在美國老工業城市的人民遭遇到前所未有的困境。在這樣的困境下，左派反對的力量變得非常被動，並且十分的無力。這裡我舉出一些具體的事件來，從左派對這些事件的反應和所採取的行動，我們可以對美國左派的力量作一個評估。雖然這樣的敘述將會把問題扯遠了，但是我認為會有助於認識美國的真實，然後再回去看我為什麼要寫這本書。
我在密西根州的底特律城住了30多年，我的工作就是在這個城的一所大學教書。底特律裡所有的事都離不開資本與勞工之間的矛盾，二十世紀初，底特律城的居民大部份是來自歐洲各國移民，上世紀二十年代有大批南部的黑人北上，加入工人的隊伍。二次大戰時，底特律的汽車廠積極地投入了軍事用品的生產，它們從製造汽車轉為生產坦克、軍用卡車、飛機等。大戰時生產大量增加，雇用的工人也大量增加，因為很多男的被徵去打仗，所以女性開始在生產線上生產。二次大戰結束了三十年代的經濟大恐慌，戰後五十年代是美國經濟最繁榮的日子，底特律汽車生產達到頂峰，人口達到一百八十五萬 (今天人口下降了一半，只剩下九十萬人)。這時新的公路的建設便利了新的工廠和住家從底特律城裡搬去郊區，郊區的興建也是戰後美國經濟進入極盛的原因之一，大量的投資投向郊區新建的工廠、住家、學校、商場、大型購物中心等等，從投資和消費的增加提高了GDP和就業。二戰後，汽車的生產和底特律的居民逐漸移向底特律的郊區，移居到郊區的人大部份是白人，這些白人的工作集中在工程師、醫生、教師、律師和大公司的管理階層，他們多屬於小資產階級，留在市區的多半是勞工階級，因為種族歧視，很多黑人都無法搬去郊區。底特律城和郊區的居民之間黑白分明，不同的階級階級分明。底特律和郊區在行政上屬於不同的城市，各有自己財政的稅收和開支，各自有自己的學校。學校的開支來自房地產稅的收入，郊區的學校有各種課外活動（球隊、音樂、美術等等），底特律的學校連教科書都買不起。
郊區的繁榮的另一面就是底特律城的蕭條和人口逐漸下降。之後，汽車生產更進一步從底特律的郊區搬到美國南部工會力量比較弱的一些州去生產。七十年代後半我搬去時，底特律的城裡已經很蕭條，市政府的財政困難，入不敷出，因此，必須大幅削減各種開支，其中包括公共教育的開支，在貧窮住宅區為了節省開支，連讀書館都被關閉；另一方面，將一些公共設施，像水、交通和收垃圾費等加價。除此之外，底特律市政府更增徵城裡居民的房屋稅。到了八十年代時，更多的汽車生產從美國南部移到墨西哥，底特律失業的居民再度增加，城市的情況更進一步衰退。
1980年左右，正是汽車工廠搬離美國時，通用汽車（GM）突然宣佈要在底特律城裡建一個新的汽車工廠，消息傳來底特律市政府和居民都非常驚喜。通用汽車要底特律城給它一塊建廠的地。底特律城裡有許多的空地，但是通用汽車則堅持要一塊住滿居民的土地。這塊地是早年波蘭移民的住宅區，也有不少後來從南部移民過來的黑人，這個叫波蘭城（Pole Town）的小區有1500住家，144家小生意，和16所教堂。底特律這樣的有人有生意的小區已經不多。但是底特律的市政府還是把它讓給GM。市政府借用一條法律（Eminent Domain，這條法律規定如果因為需要，政府有權強迫居民遷移，但是這裡的需要是指用地建學校或是道路，而不是為私人牟利公司要用地。）為了GM建廠市政府趕走了這裡的居民和小生意，拆毀了教堂，然後把廠地清掃乾淨，交給GM。而且所有的花費都由底特律市政府負擔，在與GM的協議裡，市政府還在GM開始生產後減免它應付的所得稅。在達成協議的過程中，底特律和美國其它地方的左派認為這樣專橫無理的做法對居民太不公平，於是聯合起來反對，在整個拆遷的過程中進行干擾，當推土機已經開到教堂門口時，天主教神父還帶領著信徒們在教堂裡祈禱。這是我搬到底特律後（我住在郊區）看到左派起來反抗的第一次。
GM獲勝後在波蘭城蓋了一個新汽車工廠。三十幾年後，2018年底GM宣布它將關閉美國的三家工廠，其中一個就是底特律波蘭城工廠。GM同時宣布要關閉加拿大的一家工廠，GM一步步將汽車生產撤出美國和加拿大。1980 年GM毀掉了一個熙熙攘攘很有人氣的社區，今天工廠關閉後留下一大片死寂的空間，底特律又多了一個被遺棄的工廠。回頭來看，1980年反對GM在波蘭城建廠是對的，但是也是完全沒有用的，你要反對，讓你去反，我要建廠，照樣建，按照資本的規律，建建關關是合理的，不用的工廠留在那邊不去處理也是合理的。三十年後我們看到這一次左派正義的反對完全失敗。
底特律已經有太多被遺棄的工廠，不用調查，也不用統計，我保證底特律被遺棄的工廠，以平方公里來算，一定是世界第一。所有的汽車公司每次建新廠就把舊廠廢了，但是因為拆毀工廠太花錢，所以就留在那邊不去作任何處理。我還住在底特律時，每次有朋友來看我，我都帶他們在城裡走一圈來參觀這些被遺棄的工廠。我教書的時候，跟兩個同事，每隔一個學期合教一門底特律的課，我教經濟，另外一位老師教勞工史，第三位老師教底特律的詩詞，詩詞中很多都是工人自己寫的形容做工時的情形。每次這門課結束前我們都帶學生去底特律城參觀，很多參觀點都是工廠的“遺址”。底特律被遺棄的工廠已經相當的有名。如果有興趣，可以去網上看看這些被遺棄的工廠。（https://jalopnik.com/the-ruins-of-detroit-industry-five-former-factories-5110995)
底特律有一個很有名的棒球隊叫老虎棒球隊（Detroit Tiger)，這個球隊的棒球場（老虎棒球場）已經有一百年的歷史，很為一般市民喜愛，它有很多便宜的硬板凳的座位，一般人可以負擔得起，過去看棒球是一個夏天的娛樂休閒活動。1992 年老虎棒球隊被一個作披薩生意發家的馬克伊利區（Mike Ilitch） 買去，老虎隊的新老闆認為原來的棒球場已經老舊，要求市政府補助來建造一個新的棒球場。在美國很多城市的球隊（棒球隊、足球隊、籃球隊）對它們所在的城市都有同樣的要求，因為新的球場會吸引更多的顧客，而且新的球場可以只留少數硬板凳的便宜座位，設立更多舒服的高票價座位，賺更多的錢。如果市政府不答應他們的要求，這些球隊的老闆就用要將球隊搬走作為要脅。有名球隊多半是在比較老的城市裡成名的，這些老城市一般都是因為工廠搬走，稅收不夠而財政拮据，像底特律還有一些其它的老工業城，都是這樣的情況。但是另一方面，隨著工業遷移，人口減少，一些商業也跟著離開，如果連球隊都留不住，那就真正到了末路，所以最終市政府總是答應球隊的要求，就算是用發債券來借錢，也得為球隊建新的球場，底特律的新棒球場就是在這樣的情況下建成的。底特律的一些市民反對將老虎棒球場拆毀，他們組織起來反對，這是我看到在底特律城左派反對運動的第二件，他們的反對也是正義的、合理的，底特律市的財政已經如此拮据，市民連最基本的需要都無法滿足，這時政府卻要拿錢給棒球老闆建新球場，實在說不過去。反對建新球場的運動堅持了整整十年（1987-1997）而告失敗。新的棒球場1999年建成，位於底特律的城中心，在棒球場的附近又蓋了一個新的足球場，圍著這兩個新球場，有飯館、酒吧，音樂廳，把所有的活動都集中在這幾里路的城中心，來供郊區收入較高的居民來這邊消費。之後，左派在市民支持下，反對在底特律蓋賭場，仍然是反對歸反對，1999年底特律建了三個賭場。美國本來只有兩個州允許設立賭場，到上世紀九十年代時增加到23個州。雖然大家都知道用設賭場來“發展”經濟絕對不是上招，但是每個州都在就業減少，稅收下降的情況下，用藉建賭場來增加就業和稅收。
2001年911 之後，美國進軍阿富汗，2002年美國進一步發動侵略伊拉克的戰爭，我也跟著參與反侵略戰爭的活動，在學校裡宣傳反戰，請了一位天主教神父演講，在街上參加示威遊行。到今天戰爭已經進行近20年，阿富汗和伊拉克被破壞得滿目瘡痍，人民受到極端的苦難，當年的反戰卻半點用都沒有。
到了2008年的房貸危機，底特律的市民遭遇到最嚴重的浩劫。2008年的房貸危機是因為美國的幾個大銀行和一些房貸公司的投機引起的。這些金融機構，在房價一起一落間賺了大錢，但是在這房價一漲一落間，底特律的居民失去了他們最值錢的財產，更失去了他們住了幾十年有感情的家，失去了這個他們在這城市裡唯一可以落腳的地方。上世紀末，房價上漲時銀行和房貸公司把握住賺錢的機會，放寬了房貸的標準，根據房屋估價公司高的估價貸款給屋主。譬如說一所原來值六萬元的房子漲價到十萬元，按照十萬元，銀行貸款八萬元給屋主。等到房價跌回六萬元或者更低時，屋主支付貸款有困難時，銀行就將住屋收回，把原屋主趕出家門。銀行將收回了的房子拍賣，當房子在市場上拍賣多了，房價就更往下跌。到2009年和2010年時，原來價值幾萬元的房子跌到幾千元，這時許多外地投機的人就來買去。這些房子原來的屋主都是多年之前買下來為自己退休時居住的，在房貸危機中，他們失去一切。
金融風暴發生得如此之快，左派連反對的機會都沒有。這下可好，風暴過了，左派只能留下來收拾殘局。我認識的一個研究底特律勞工的學者，他實在看不下去這些屋主受到的苦難，把拯救他們看為自己的責任。他組織了居民，在銀行收回房屋，警察來要把屋主的傢俱、用具、衣服丟到街上時，這些居民就把車道擋住，使得車子開不出去；他更帶著一些房子被沒收的屋主去法庭向銀行起訴，因為許多被没收的房子是違法的，但是抗爭了多年，能夠把房子討回來的只是極少數。
房貸危機將底特律城進一步推向崩潰的邊緣。底特律城多年來財政收支的不平衡到了2013年7月終於支持不下去而宣布破產。破產數額達180億到200億美元之大，是美國有史以來最大城市的破產事件。破產的細節這裡無法多說，底特律把所有值錢的東西都賣了還債。那一次金融危機，美國總統奧巴馬救銀行、救汽車公司，就是不救底特律的貧困的黑人居民，要救誰？不是個種族問題，是個階級問題。
我寫了幾千字就是想說明從我看到的近四十年的美國左派的具體抗爭中，顯示出今天美國的左派的力量非常薄弱，他們無法對美國的資本主義提出挑戰，只是看到不公平的事憑著正義感一件件地反對。美國的左派敗退到今天的樣子，原因很多，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美國左派除了短暫的工人運動之外，他們沒有自己的信仰，沒有自己的政黨，在政治上完全依靠資產階級的政黨，在這樣的情況下，他們失去了一切，其實，說他們失去了一切並不正確，因為他們並沒有真正的自己的鬥爭歷史，並沒有真正建立起自己的階級意識，因此，到今天連如何去反省都很困難。
反過來看，中國左派有自己的革命歷史，中國革命的歷史是革命前輩用他們的血和生命寫下來的，是我們極為珍貴的遺產，中國的革命史是我們未來發展的依據。寫這本書的目的就是想將我所了解的中國解放後實行社會主義的歷史寫出來，以便供大家批評、討論和補充。其實，我並不適合來作這項工作，因為我並沒有直接參與解放後建設社會主義的實踐，但是我的有利條件是因為我在美國帝國主義下生活多年，對資本主義有相當的了解，因此，可以借對資本主義的批判來了解社會主義。
附：金寶瑜簡歷
1936 生於北平（今日北京）1950 隨父母遷居台北，同年考入北一女初中1956 考入東海大學生物系，後轉學至經濟系1961 赴美就讀於 Bryn Mawr 大學經濟系研究所，接觸民權運動和反越戰運動，1979年獲Bryn Mawr 大學經濟學系，博士學位。1965在5 移居紐約，參加從台灣到美國留學生的海外台灣人左派讀書會，學習中國歷史，讀《毛澤東選集》1968 先後移居巴爾提摩和田納西，兩個女兒相繼出生1976 移居底特律1977 在底特律城 Marygrove 大學任教1979 初次到大陸各地參觀訪問1981 參與在美國美國進步華人發行的《台灣思潮》雜誌1994 於東海大學擔任客座教授1997 於世新大學社會發展研究所擔任客座教授2003 以 Marygrove 大學榮譽教授頭銜退休，參與台灣左翼發行的《批判與再造》雜誌2013 移居加州灣區至今
自1993起開始積極參與國際左翼運動，先後於德國、菲律賓、加拿大、馬來西亞、印度、香港、巴西、阿根廷、荷蘭等地參與反帝國主義以及反全球化集會遊行並發表演說。
金寶瑜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資本主義全球化的論述、美國宰制下的帝國主義經濟批判，以及中國社會主義經驗的探討，她的主要著作包括：1，《全球化與資本主義危機》台北：巨流出版社，2005。2，《Revolution and Counterrevolution: China’s Countinuing Class Struggle since Liberation》《革命與反革命─中國自解放後繼續的階級鬥爭》菲律賓： IBON 出版社，2012。3.《Rethinking Socialism》：Paris, Foreign Language Press, 2018， 與已過世許登源合著。法文版，Soleil Rouge, 20184.《From Victory to Defeat: China’s Socialist Road and Capitalist Reversal》Paris: Foreign Language Press，2019。土耳其文版（Onurcan Ulker 翻譯）：Patika Kitap, 2019。
李登輝是典型的、最具有代表性的日本皇民走狗！
批判與再造(復刊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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