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26日，為紀念毛澤東127周年誕辰，美國的一些中國左翼人士在網上聚會，抒發對毛澤東的懷念之情。在會上，美國北卡羅納州華倫威爾遜大學（ University of warren-wilson）政治系教授韓東屏從他2009年親歷新疆烏魯木齊一場嚴重的維族民眾騷亂談起，比較了毛澤東時代與鄧小平走資後，中共少數民族政策的重大差異，指出「新疆的問題的核心是放棄了社會主義道路」。韓東屏接著講述了2014年他參加湖南湘潭大學為紀念毛澤東誕辰一百二十周年而舉辦的國際研討會的感人經驗，結語是：「只要堅持毛澤東思想，中國就有希望。 只要中國有希望，我們這個世界就有希望！」本文是韓東屏當天發言的文字稿，文情並茂，是值得一讀的好文。──編者
二零零九年七月五日晚，新疆烏魯木齊發生嚴重的維族民眾騷亂，大量車輛商店被毀，大量漢人被殺。 當時我正和五名美國學生在新疆旅遊。 騷亂發生時，我們正在維族聚居區的一家維族餐館吃飯，全然不覺外面正在發生的騷亂。 晚上十點等我們從餐館出來時，看到大街上被燒毀的車輛，店鋪，和到處的血跡，滿大街的武警，我們才意識到，我們無意中陷入一場騷亂中。
那年的夏天，我和五位美國學生得到《亞洲網路》的一個獎學金到中國農村做田野調查。 盛夏季節，我們在山東農村生活學習近一個月，吃住都在農民家中，我的學生在翻譯的幫助下，採訪中國農民，瞭解中國農村，進展很順利，我對他們的表現很滿意。 考察結束時，他們提出到比較涼快的新疆去看看。 我同意了。 但因為我沒去過新疆，對新疆不瞭解，對同意帶他們去新疆的決定心裡很忐忑。
去新疆的路上，我跟車上的旅客聊天，向他們瞭解新疆的情況，以及少數民族跟漢族的關係等。 這些旅客都是漢族，有的在新疆生活工作了一輩子。他們告訴我新疆很安全，特別是烏魯木齊，漢族和少數民族關係很好，那些關於漢族和維族關係緊張的傳言不準確，個別地方不是很安全，但烏魯木齊漢族占多數，絕對安全，讓我放心好了。
我們是七月三日到達烏魯木齊的。 下了火車，我們坐公車去旅館。 不錯，車上的乘客大多數是漢族，但維族乘客的眼神裡，讓我感受到他們對漢族的怨恨。 大街上的各種各樣的店面，店主都是漢族，而街上打掃衛生的環衛工人，都是維族的大媽大叔。 我問了幾位開店的老闆，發現他們都是山東，河南等地來新疆經商的漢族。 我問他們為什麼街上的環衛工人都是維族。 他們的回答是，維族人懶，笨，傻，不會做生意。 只能靠政府照顧幹一些累活髒活，而且工資很低，每月只有六七百元而已。 他們的回答讓我很不安很不自在。 因為我知道事情不是那麼簡單。
七月五日騷亂發生後，政府採取非常有效的控制措施。 對外交通被切斷，火車，飛機停運，對外的電話，電報聯絡都切斷了。 電視裡和收音機裡沒有報告發生騷亂的消息，只說發生了嚴重交通事故，有人傷亡。 我的美國學生對此多有怨言，認為中國政府撒謊。 我告訴他們， 他們不需要喜歡，只需要記住他們是在中國。 但中國政府這樣做是有原因的。
果然，七月六日早晨十點多的時候，大街上出現了大量的漢族民眾。有的人手裡拿著菜刀，鐵棒或木棒等武器，他們都已經知道了昨晚發生的騷亂。 烏魯木齊的人口是漢族占百分之九十，維族等少數民族只占百分之十而已。發生騷亂的地區是維族聚居區，維族占百分之九十，漢族只占百分十。 被殺的人都是漢族，被燒掉的店鋪，車輛，也大都是漢族的。 這是一起典型的民族騷亂。 漢族人吃了虧，理所當然要報復。 但這時大街上已經佈滿了武警，他們已經把形勢控制住了。
但是大街上還是出現了許多遊行示威的人。 他們舉著紅色的大橫幅，上面寫著“要王震，不要王樂泉，”王震是毛澤東時代在新疆主政的領導人，而王樂泉則是鄧小平改革開放後，在新疆主政的領導人，他是山東人，曾在聊城當過第一把手。 大街上還出現了許多維族老人，看上去應該都是退休的人。他們主動跟大街上的漢族人握手，說漢族維族是親兄弟，不能讓鬧事的少數壞人破壞漢維一家的兄弟情誼。 他們說的是那樣自然真誠，毫無言不由衷的痕跡。 所有這一切，讓我感慨萬千。
為什麼會有這麼多“要王震，不要王樂泉”的標語？ 王震不就是代表毛澤東時代嗎，不就是代表社會主義嗎？而王樂泉不就代表改革開放的鄧小平時代嗎？不就是代表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嗎？看來民心不可欺，正義自在人間啊。
在毛澤東時代，新疆的十三個少數民族和漢族群眾，一起建設新疆。 大家在政治上，經濟上完全平等。 國營企業在招工上傾向少數民族，少數民族的民眾會被國營企業優先招聘。 他們在政治上跟漢族完全平等，工資也跟漢族一樣，大家一起工作，一起生活，並沒有漢族維族之分。 這就是為什麼，那些經歷過毛澤東時代的維族老工人能夠在發生重大騷亂後，仍然堅信漢維是親兄弟，鬧事的只是少數壞人。
而改革開放後，國營企業都私有化了，被承包了。 而那些買下國有企業的資本家都是王樂泉的山東老鄉。 這些山東的資本家招工的時候，首先是自己家族的人，然後是自己的山東老鄉。再其次是來自其他地方的山東人，然後是其他地方的漢族人。 他們這樣做有他們的道理。 因為資本家就是以獲取最大利潤為目標的，自己的同鄉，說同一種方言的山東人，和其他的地方的漢族人，語言相同，文化相同，溝通方便，管理起來容易的多。 而以前的國營企業不僅僅是生產單位，還有維護民族團結，維護國家政治經濟穩定的功能。那都是私營企業所不能承擔的責任。
從這一點上，就不難看出為什麼毛澤東時代，中國的民族關係能夠實現各民族大團結的原因。 從國際上看，南斯拉夫，蘇聯也是如此。 南斯拉夫實行社會主義的時候，各民族能和平共處，一旦放棄社會主義，就四分五裂。 前蘇聯實行社會主義的時候，近百個少數民族能夠和平共處，而放棄社會主義後，就只能分道揚鑣了。
二零一四年，毛澤東主席誕辰一百二十周年。 湘潭大學毛澤東研究中心，中國的唯一一個，舉辦了一場國際研討會，全國各地的學者專家，還有一些外國研究毛澤東的學者受邀參會。我提交了論文，有幸受邀參會。 會前的下午有幾個鬆散的小組座談，我隨意參加了其中的一個。 有人在會上講，新疆的維族騷亂是因為經濟落後造成的，中央應該加快新疆的經濟發展步伐。 我表示了反對。 我說新疆在毛澤東時代的經濟發展水準不如現在，為什麼沒有民族騷亂？ 為什麼現在經濟發展了，反而有了騷亂。 關鍵不是經濟發展的問題，而是社會公平的問題。 新疆的問題的核心是放棄了社會主義道路。
在第二天的大會上，一共有八人在主席臺上演講。 每人只有二十分鐘。 我被排在第八，是最後一個。 第一個演講的是中共中央黨史辦主任石井泉。 他是鄧小平的前秘書。 他的發言講的是毛澤東的晚年錯誤。 讓我心裡很氣憤。 第七個發言的是北京大學的一位女教授，忘記她叫什麼名字了，她說她在頭天的小組座談會上聽到了我的發言，感覺很新鮮，很獨到。 所以她決定把她自己的二十分鐘讓給我，讓我有更多的時間發表意見。 這讓我感到很意外。 我參加了一輩子的各種各樣的學術會議，這種事情從來沒有發生過。
我感謝了那位教授，就決定不按事情準備的講稿發言。 我首先說， 我是一個農民的兒子， 解放前因為窮，父母都沒有上過學，在毛澤東時代，我的兄弟姊妹五個，除了大姐外，都高中畢業，我和弟弟還上了大學，讀了研究生。 我爺爺去世時，我爸爸沒有哭。 但毛主席去世的時候，他一路哭著回到家，把家人召集到一起，說今天我們窮人的天塌了。 今後無論發生了什麼，你們都不能忘記毛主席的恩情，你們誰背叛了毛主席，就不是我的子女。 我們都參加了毛主席的追悼會，全場一片哭聲。 今天在紀念毛主席的大會上，有人仍然在大談毛主席晚年的錯誤。 我感到由衷的憤怒。 我今天要說的是，在蔣介石反動派眼裡，在帝國主義者眼裡，毛主席不僅在晚年是錯的，他從來就沒有對過。 但在中國工人農民眼裡，毛主席從來沒有錯過，包括他的晚年。 那些說毛主席晚年犯了錯誤的人，需要考慮一下他們是站在誰的立場上說話的。
讓我沒有想到的是，在場的三千多湘潭大學的師生，和全國各地的學者，都站了起來為我熱烈鼓掌。有了聽眾的支持，我便放飛了自我，把壓在心頭多年的話，都講了出來。 我講了毛主席建立的人民共和國，是人類歷史上從來沒有過的人民政府，普通工人，農民，士兵成了政府的主體，以為人民服務為宗旨，人民政府的官員跟勞動人民同吃同住同工作，這是人類歷史上從來沒有過的。 毛主席創立的人民軍隊，人民警察隊伍，是歷史上從來沒有過的人民的子弟兵。 哪裡有困難，有危險，哪裡就有他們。當人民生命財產受到威脅的時候，他們衝在最前面，這也是人類歷史從來沒遇過的。在我演講過程中，觀眾們十幾次站起來為我鼓掌。
當我的四十分鐘到了的時候，主持大會的中央黨校的一位教授，說韓教授你可以繼續講，時間不限。 這也是我參加一輩子學術會議從來沒有遇到過的情況。 我於是就又繼續講了四十分鐘，一共八十分鐘，而且在這八十分鐘裡，沒有聽眾離開會場。 我講完後，許多年輕學者來跟我合影，讓我簽字。 讓我幾乎有突然成了網紅的感覺。 河南科技大學的一位教授告訴我，那天我成了“主流”。 因為聽眾對我的熱烈支持，我才能夠講下去。 不然他們是不會讓你那樣講的。 美國衛斯理大學的一位歷史系的教授對我說，沒想到我在中國能有如此大的能量。 他當然沒有看到問題的實質。 中國人民多麼希望會有一個人出來公開的為毛主席說一句公道話啊。 那一天，我無意中成了中國人民的代言人。
溫州大學馬列學院的任愛榮院長聽了我的演講，邀請我第二年到溫州大學演講，費用他們全出。 中山大學馬院的孫俊忠院長請我有機會到到中山大學演講。北京大學馬院程美東副院長找到我，說他沒聽到我的演講，別人告訴了他我的演講，特地找到我，問我有沒有文章他可以幫我發表。 我把我寫的“在國外親歷達賴喇嘛”的文章給了他。 他一個星期後，就給我在北大的學刊上發表了。 而我之前試圖在國內發表那篇文章，沒有人敢發。會後第二天我到了北京，在清華大學有一個演講。 我收到湘潭的一個電話，是韶山精神研究會的羅正霖會長，他說我在湘潭大學演講時，他在外地，沒能聽到我的演講，但別人告訴了他，所以他準備飛到北京來聽我在清華的演講。
河北大學歷史系的張國平教授聽了我的演講後，向河北大學的有關部門做了報告，河北大學延安精神進校園學會請我給學生做一次報告。 那天參加會議的人不光有河北大學的學生，還有校外的人，其中包括已經退休的保定軍分區前司令員屠將軍。 他在聽了我的報告後，站起來給我敬了一個軍禮。 他說他對大學教授非常不齒，特別那些留過學的，聽不慣他們的洋腔洋調。 但我的演講讓他看到希望，並說我的演講證明我是中國農民的好兒子。 他的話讓我很感慨。 我可以告慰九泉之下的老父親了。 我沒有辜負他老人家的教誨，做了一個中國農民的兒子應該做的事。
中國公知（編按：大陸對「公共知識份子」的簡稱，指自由派）們四十年來一直污蔑毛主席搞個人崇拜，但中國人民心裡有桿秤。四十年來，正反面的對比之下， 人民對毛主席的崇敬有增無減，民間的韶山精神研究會，延安精神研究會等群眾組織正走向校園，走向社會。 年輕的學子們開始研究毛澤東思想。 這次疫情各國的表現更讓中國人民看到了毛澤東思想的偉大。 今天的中國社會，可能只保留了毛澤東時代的遺產百分之十而已，但就靠這百分之十的毛澤東遺產，中國社會成功的控制了疫情，恢復了正常。 這一切必將讓中國人民更加清醒，更加覺悟。 毛澤東思想必將重新回歸中華大地。 中國精英和公知們勾結外國反動派，摧毀毛澤東思想，摧毀中國人民與毛澤東思想的聯繫的企圖失敗了。 只要堅持毛澤東思想，中國就有希望。 只要中國有希望，我們這個世界就有希望！
謹以此文紀念偉人毛澤東冥誕127 周年
附：梁東屏的學經簡歷
韓東屏，籍貫山東，1981年畢業于山東曲阜師範大學，獲英美文學學士學位，1985年畢業于河北大學，獲英美文學碩士學位。
1989年畢業於新加坡國立大學教育學院，獲教育學文憑， 1992年畢業于美國佛蒙特大學，獲歷史碩士學位。
1998年，畢業於美國布朗戴斯大學，獲政治學博士學位。
工作經歷：
在中國的鄭州大學任教：1985—1987
在美國的佛蒙特大學任教：中國歷史 和中文，1990-1992。
在布朗戴斯大學任教：亞太地區國際政治，英文，中文， 1992-1998
在西伊利諾大學任教：國際政治，政治學，美國政治，比較政治， 第三世界政治等 1998-2000
美國北卡華倫威爾遜大學政治系教授，2000—至今。教授亞太地區國際政治，第三世界國家政治，發展政治學，環境政治學，農業，社區與環境保護，中國政治，中國歷史等。
曾任河北大學歷史學院特聘教授，溫州大學兼職教授，南昌大學兼職教授。
主要研究領域是中國農村的現代化進程、中國政治、第三世界國家政治、亞太地區國際關係、中美關係等。出版有英文專著 Unknown Cultural Revolution, 中文著作 《一個海外華人的對中國的思考》及發表多篇中英文學術論文，在《中國日報》發表英文中文文章上百篇，在美國學術界有較大影響。曾受邀在美國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Santa Barbara 分校、約翰霍布金斯大學、Winthrop University、布朗戴斯大學,、華盛頓和李大學、加拿大Simon Frazer University，佛蒙特大學， 做學術講座，也受邀在中國的北京大學、清華大學、中山大學、河北大學，廣東省委黨校， 鄭州大學、湘潭大學、溫州大學、曲阜師範大學、青島大學， 曲阜師範大學日照分校， 鄭州航院， 濟寧學院，北方民族大學， 南昌大學，華北電力大學， 北方工業大學， 北京師範大學， 東北師範大學， 山西師範大學， 山西財經大學，廣州體育學院等高校做過幾十場學術演講。並多次獲得重要美國學術獎學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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