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釣50周年紀念研討會

五十年來保衛釣魚台運動的理念與堅持,已然成為台灣社會三代人之間最重要的精神傳承。釣運走過半個世紀之後,讓我們一起坐下來認識漁民如何以自身之力捍衛釣魚台海域的漁權與主權、共學釣魚台爭議的歷史緣由、共思釣魚台運動傳承的可能性。讓我們一起,從漁民的角度認識釣魚台問題的歷史與現況,從國際政治的視野反思釣魚台問題的本質,最後以釣運精神轉身面向台灣社會當代處境,跨越代間鴻溝,思索釣運傳承的可能。保釣五十周年當天,一連三場「漁民保釣:為生存、護漁權」、「從中美關係看釣魚台問題的根本」、「鼓浪前進:保釣運動的台灣進行式」,場場深刻精彩,重量級來賓,絕對不容錯過!

時 間:2021年4月10日 上午9:00至下午5:30(8:30報到)

地 點:台灣師範大學圖書館校區教育大樓二樓國際會議廳(教202)

主辦單位:釣魚台教育協會、中華民國全國漁會、蘇澳區漁會、頭城區漁會、琉球區漁會、臺灣師範大學國際與社會科學院

09:00-09:30【開幕式】與漁民攜手 團結保釣

09:30-10:10【研討會緣起】保釣種籽在台灣生根發芽:漁民保釣與知識分子保釣的匯流

10:10-12:10【論壇一】漁民保釣:為生存、護漁權

12:10-13:00 午休

13:00-15:00【論壇二】從中美關係看釣魚台問題的根本

15:00-15:15 茶敘15:15-17:15【論壇三】鼓浪前進:保釣運動的台灣進行式17:15-17:35

【閉幕式】釣運精神承先啟後 共同保釣討海護漁

►報名須知

1. 本活動完全免費,欲報名者請詳細填寫以下欄位。

2. 主辦單位將於每周五以mail通知當週完成報名的朋友,沒有mail者,敬請來電查詢,不另行通知。

3. 截至3/27(六)中午12點前報名成功名單公告請見 https://reurl.cc/xgoVkN4. 現場與線上參與錄取者將於4/6(二)統一寄發行前通知 。

►更多訊息請關注釣魚台教育協會FB粉絲頁:https://www.facebook.com/DiaoYuTaiEd釣魚台教育協會官方網站:http://diaoyutai.tw釣魚台教育協會line社群:https://reurl.cc/bz3KWl

從一位上海知青的經歷看上山下鄉運動的歷史意義(韓東屏)

發生在文化大革命前後的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製造了一個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社會大氣候,推動了一個也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最終有一千七百多萬城市知識青年下放到農村,為中國農村的發展,做出了巨大的貢獻。 那些城市知識青年在農村少者待了一兩年,多者待了八九十來年,還有的人則在農村邊疆生活了一輩子。 他們經歷農村艱苦生活的磨練,瞭解了農村和農民的現狀,跟農民和農村建立了割不斷的聯繫和感情。 今天中國,特別在這次疫情中,相對比較團結,沒有像美國那樣因為城鄉差別,分成藍州和紅州,互相敵視,也沒有像法國那樣因為精英跟普通民眾的分歧出現橘衫抗議運動,跟中國當年的文化大革命,跟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有很大的關係。

 一般來講,人往高處去,水往低處流。 六十年代的中國農村,是艱難困苦的代名詞。 那個時候的中國農村,大部分沒有電,沒有自來水,沒有室內廁所,廁所是院子裡的一個茅房。 中國農民對此習以為常,並不以為苦。 但對城市人來說,要適用起來就很難。 那時農村磨麵都是石碾石磨,吃水要到很遠的地方的河裡或井裡去擔。 下地幹活,要走上幾十分鐘,播種收割,全是用簡單古老的農具,沒有拖拉機,沒有卡車,都是用手推車和肩膀挑。 那個時候,中國年輕人都嚮往城裡人的生活,夢想著脫離農村。 據我對老家即墨縣的研究,文革前全縣一共只有一千五百多名高中畢業生,其中約有八百人考上大學,一去不復返。 有的人考上大學後就再沒有回過老家,甚至都沒有回來看望自己的父母。 剩下的七百多人,有的當了兵,有的到縣政府的各個部門或工廠去工作,幾乎沒有人回到農村。(山東) 即墨縣當時有一千零五十個村子,大部分村子沒一個高中畢業生。 像全世界大多數國家一樣,中國農村遭受著嚴重的人才流失,這也是農村落後的最主要原因。

毛澤東主席看出了問題的所在,號召城市的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鍛煉,幫助農村發展。 因為毛澤東主席的巨大感召力,造成了中國知識青年踴躍報名上山下鄉的運動,這當中大部分人是自願的,也有很多人不是自願的。但火大沒濕柴,這就是社會大氣候的作用。 人的行為基本上都是受社會大氣候左右的,也就是人們今天所說的政治正確。 無論什麼時候,大部分人都會順著社會大氣候走,也就是做政治正確的事,這也是社會大氣候形成的原因,也是為什麼社會大氣候強大的原因。

我在美國布朗戴斯大學念書時,在學校的圖書館做兼職週末監工。 我手下有三十多個學生,他們負責圖書館各個部門的工作,我的責任是開門,關門,回答學生工的問題,幫助他們解決工作中出現的問題。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工作,也很適合我的工作,我可以在沒有事的時候,看書做研究寫論文。

布朗戴斯大學圖書館裡有兩個全職中國員工,一個男的,一個女的,都是上海人。 他們是為圖書編目的,是比較專業的工作,都有圖書館學的碩士學位。 那位李先生,大我幾歲。 我們經常在圖書館的餐廳裡一起吃午餐。 一起交流對一些問題的看法。 那個時候我吃午飯的時候,經常看華文《世界日報》,那份報紙是國民黨(人士)辦的,總部就在波士頓。 那個報紙上有中國的版面,關於中國的新聞和民運,反共人士寫的文章。 九十年代初,《世界日報》的中國版面上有很多討論中國政治以及文化大革命和知識青年下鄉的文章。 李先生有一天說,他自己在安徽農村下鄉八年。 可惜自己文筆不好,不然他的故事寫出來要比《世界日報》登出來的動人得多。 我於是就問李先生有什麼經歷,能不能說給我聽聽。 李先生就跟我說了。

李先生是一個很有造詣的小提琴演奏者,他上高中的時候的夢想是要做專業的小提琴表演藝術家。 他當時已經參加上海市的一些業餘表演。 到布朗戴斯大學工作後,他還是布朗戴斯大學業餘樂團的小提琴演奏者。 但是文革開始後,他和同學受當時社會大氣候的影響,都報名上山下鄉。 被安排到了安徽績溪縣下鄉。 他說剛到農村時,一切都很新鮮。 安徽的農村很美麗,山清水秀,有很多城市人不知道的新鮮事。 農村的人對他們知識青年像對待親人一樣,那種一家人的感覺,現在人沒法想像。 村裡給他們專門蓋的新房子,還雇了人給他們做飯,吃的都是新鮮米,新鮮菜,在吃的方面,不比在上海差多少。安徽離上海不遠,早年許多安徽人到上海打工創業,兩者的文化差異不是很大。

李先生說有一天夜裡刮颱風。 風聲很大。 他們被驚醒後,發現院子周圍站滿了村裡的農民,屋頂上竟有十幾個人趴在上面,為的是壓住房頂,不讓大風吹走。 農民們為了他們知青的安全,冒著生命危險來給他們壓屋頂。 他說他們當時感動得都哭了。 平時農民耐心的教他們幹各種農活,儘量讓他們幹一些輕活。 知青跟村裡的農民和村幹部的關係非常好。有什麼困難,只要說出來,村裡都會千方百計幫他們解決。 他自己因為下鄉八年的緣故,想當專業小提琴表演藝術家的夢落空了,每天幹農活,手變得粗糙了,而且因為勞累,他也顧不上練習小提琴了。 但在農村的經歷卻是讓他一輩子不能忘記,也徹底改變了他對人生的態度。人生只有一條路可走,走了這一條,就不能走另一條。 這就是人生。 大家都是這樣走過來的。 他並不認為自己選擇下鄉有什麼不好,或有什麼可後悔的。

最讓李先生感動的一件事還在後邊。李先生說的時候,眼裡還流著淚花。我是聽故事,也被他感動得流出了熱淚,產生強烈的共鳴。 一年夏天在地裡幹活的時候遇到雷電天氣,兩位女知青被雷擊中,失去了性命。 這是了不得的大事故。村裡的幹部不知道如何向這兩位知青的父母交代。  因為怕兩位知青的父母受不了喪女的打擊,他們只對父母講他們女兒病了,需要他們來探視。 兩位女知青的父母收到電報,以為孩子只是生病,就從容地給孩子準備營養品和藥品,沒有立即趕來。 當時天熱,村裡有沒有冷凍設備,為了防止女知青的遺體變質,全村人動員起來,在放女知青遺體的房間裡,擺滿從井裡提上來的涼水桶,並不停更換新的水桶,因為夏天井水是冰涼的,用這個土法,降低室內溫度,較好的保留了女知青的遺體,為的是讓他們的父母趕來見自己女兒最後一面。

當兩位女知青的父母趕到了村子,他們驚呆了。他們為失去自己的孩子悲痛欲絕,但他們也被村民努力保護女兒遺體的做法所感動。他們從來沒有想到在他們到來前的五天裡,村裡人輪流晝夜不停的從井裡提上涼水,換掉已經不涼的井水。 這種樸素的真情,把兩個女知青的父母徹底的感動了。 他們為失去親人難過,但好像又在村民身上找到新的親人。

村幹部哀求兩位知青父母,允許把他們女兒的遺體,埋在村子中央的廣場旁。他們的女兒活著的時候,為改變他們村的面貌,改變他們的生活,做出了巨大的貢獻,她們就是他們村的親人,她們曾經跟村民一起在村子的廣場上看露天電影,他們希望她們以後還能跟村民一起看露天電影,要讓她們看著他們村的發展和進步。 兩位知青的父母被村民的要求感動了。 他們答應了村民的要求。於是 兩個女知青的墳墓就建在了村中廣場的南部,面對放露天電影的螢幕方向。 這兩個去世的女知青,永遠成了村子的一部分,村裡人給他們掃墓,村裡的孩子們在她們的墓前玩耍,聽村裡長輩講述她們在村子裡的故事。 而兩個知青的父母,因為女兒埋在這個村裡,也跟這個村子結下了緣,他們來給女兒掃墓,也來看望曾經給他們女兒關愛的村民。他們工作的工廠也主動幫助這個村子發展。通過下鄉知青,中國的城鄉之間,城裡的工人和農村的農民有了有機的聯繫。

我高中畢業的時候,農村來的同學,直接回農村參加農村建設。城鎮戶口的同學就下鄉到了邊遠的農村。 這些同學的父母都是縣城裡的幹部和工廠的工人。 這些幹部和工人,因為自己的子女下鄉到了農村,就定時到鄉下去看望子女,他們自己,同時也通過他們工作的單位,開始説明自己子女所在的農村發展。 即墨的許多村辦企業就是這樣建立起來的。 毛澤東主席不正是期望通過文革,通過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達到減少城鄉之間,工農之間,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之間的三大差別嗎? 今天的中國人,有多少人能真正意識到毛澤東主席的遠見卓識?

“要王震,不要王樂泉”(韓東屏)

12月26日,為紀念毛澤東127周年誕辰,美國的一些中國左翼人士在網上聚會,抒發對毛澤東的懷念之情。在會上,美國北卡羅納州華倫威爾遜大學( University of warren-wilson)政治系教授韓東屏從他2009年親歷新疆烏魯木齊一場嚴重的維族民眾騷亂談起,比較了毛澤東時代與鄧小平走資後,中共少數民族政策的重大差異,指出「新疆的問題的核心是放棄了社會主義道路」。韓東屏接著講述了2014年他參加湖南湘潭大學為紀念毛澤東誕辰一百二十周年而舉辦的國際研討會的感人經驗,結語是:「只要堅持毛澤東思想,中國就有希望。 只要中國有希望,我們這個世界就有希望!」本文是韓東屏當天發言的文字稿,文情並茂,是值得一讀的好文。──編者

二零零九年七月五日晚,新疆烏魯木齊發生嚴重的維族民眾騷亂,大量車輛商店被毀,大量漢人被殺。 當時我正和五名美國學生在新疆旅遊。 騷亂發生時,我們正在維族聚居區的一家維族餐館吃飯,全然不覺外面正在發生的騷亂。 晚上十點等我們從餐館出來時,看到大街上被燒毀的車輛,店鋪,和到處的血跡,滿大街的武警,我們才意識到,我們無意中陷入一場騷亂中。

那年的夏天,我和五位美國學生得到《亞洲網路》的一個獎學金到中國農村做田野調查。 盛夏季節,我們在山東農村生活學習近一個月,吃住都在農民家中,我的學生在翻譯的幫助下,採訪中國農民,瞭解中國農村,進展很順利,我對他們的表現很滿意。 考察結束時,他們提出到比較涼快的新疆去看看。 我同意了。 但因為我沒去過新疆,對新疆不瞭解,對同意帶他們去新疆的決定心裡很忐忑。

去新疆的路上,我跟車上的旅客聊天,向他們瞭解新疆的情況,以及少數民族跟漢族的關係等。 這些旅客都是漢族,有的在新疆生活工作了一輩子。他們告訴我新疆很安全,特別是烏魯木齊,漢族和少數民族關係很好,那些關於漢族和維族關係緊張的傳言不準確,個別地方不是很安全,但烏魯木齊漢族占多數,絕對安全,讓我放心好了。

我們是七月三日到達烏魯木齊的。 下了火車,我們坐公車去旅館。 不錯,車上的乘客大多數是漢族,但維族乘客的眼神裡,讓我感受到他們對漢族的怨恨。 大街上的各種各樣的店面,店主都是漢族,而街上打掃衛生的環衛工人,都是維族的大媽大叔。 我問了幾位開店的老闆,發現他們都是山東,河南等地來新疆經商的漢族。 我問他們為什麼街上的環衛工人都是維族。 他們的回答是,維族人懶,笨,傻,不會做生意。 只能靠政府照顧幹一些累活髒活,而且工資很低,每月只有六七百元而已。 他們的回答讓我很不安很不自在。 因為我知道事情不是那麼簡單。

七月五日騷亂發生後,政府採取非常有效的控制措施。 對外交通被切斷,火車,飛機停運,對外的電話,電報聯絡都切斷了。 電視裡和收音機裡沒有報告發生騷亂的消息,只說發生了嚴重交通事故,有人傷亡。 我的美國學生對此多有怨言,認為中國政府撒謊。 我告訴他們, 他們不需要喜歡,只需要記住他們是在中國。 但中國政府這樣做是有原因的。

果然,七月六日早晨十點多的時候,大街上出現了大量的漢族民眾。有的人手裡拿著菜刀,鐵棒或木棒等武器,他們都已經知道了昨晚發生的騷亂。 烏魯木齊的人口是漢族占百分之九十,維族等少數民族只占百分之十而已。發生騷亂的地區是維族聚居區,維族占百分之九十,漢族只占百分十。 被殺的人都是漢族,被燒掉的店鋪,車輛,也大都是漢族的。 這是一起典型的民族騷亂。 漢族人吃了虧,理所當然要報復。 但這時大街上已經佈滿了武警,他們已經把形勢控制住了。

但是大街上還是出現了許多遊行示威的人。 他們舉著紅色的大橫幅,上面寫著“要王震,不要王樂泉,”王震是毛澤東時代在新疆主政的領導人,而王樂泉則是鄧小平改革開放後,在新疆主政的領導人,他是山東人,曾在聊城當過第一把手。 大街上還出現了許多維族老人,看上去應該都是退休的人。他們主動跟大街上的漢族人握手,說漢族維族是親兄弟,不能讓鬧事的少數壞人破壞漢維一家的兄弟情誼。 他們說的是那樣自然真誠,毫無言不由衷的痕跡。 所有這一切,讓我感慨萬千。

為什麼會有這麼多“要王震,不要王樂泉”的標語? 王震不就是代表毛澤東時代嗎,不就是代表社會主義嗎?而王樂泉不就代表改革開放的鄧小平時代嗎?不就是代表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嗎?看來民心不可欺,正義自在人間啊。

在毛澤東時代,新疆的十三個少數民族和漢族群眾,一起建設新疆。 大家在政治上,經濟上完全平等。 國營企業在招工上傾向少數民族,少數民族的民眾會被國營企業優先招聘。 他們在政治上跟漢族完全平等,工資也跟漢族一樣,大家一起工作,一起生活,並沒有漢族維族之分。 這就是為什麼,那些經歷過毛澤東時代的維族老工人能夠在發生重大騷亂後,仍然堅信漢維是親兄弟,鬧事的只是少數壞人。

而改革開放後,國營企業都私有化了,被承包了。 而那些買下國有企業的資本家都是王樂泉的山東老鄉。 這些山東的資本家招工的時候,首先是自己家族的人,然後是自己的山東老鄉。再其次是來自其他地方的山東人,然後是其他地方的漢族人。 他們這樣做有他們的道理。 因為資本家就是以獲取最大利潤為目標的,自己的同鄉,說同一種方言的山東人,和其他的地方的漢族人,語言相同,文化相同,溝通方便,管理起來容易的多。 而以前的國營企業不僅僅是生產單位,還有維護民族團結,維護國家政治經濟穩定的功能。那都是私營企業所不能承擔的責任。

從這一點上,就不難看出為什麼毛澤東時代,中國的民族關係能夠實現各民族大團結的原因。 從國際上看,南斯拉夫,蘇聯也是如此。 南斯拉夫實行社會主義的時候,各民族能和平共處,一旦放棄社會主義,就四分五裂。 前蘇聯實行社會主義的時候,近百個少數民族能夠和平共處,而放棄社會主義後,就只能分道揚鑣了。

二零一四年,毛澤東主席誕辰一百二十周年。 湘潭大學毛澤東研究中心,中國的唯一一個,舉辦了一場國際研討會,全國各地的學者專家,還有一些外國研究毛澤東的學者受邀參會。我提交了論文,有幸受邀參會。 會前的下午有幾個鬆散的小組座談,我隨意參加了其中的一個。 有人在會上講,新疆的維族騷亂是因為經濟落後造成的,中央應該加快新疆的經濟發展步伐。 我表示了反對。 我說新疆在毛澤東時代的經濟發展水準不如現在,為什麼沒有民族騷亂? 為什麼現在經濟發展了,反而有了騷亂。 關鍵不是經濟發展的問題,而是社會公平的問題。 新疆的問題的核心是放棄了社會主義道路。

在第二天的大會上,一共有八人在主席臺上演講。 每人只有二十分鐘。 我被排在第八,是最後一個。 第一個演講的是中共中央黨史辦主任石井泉。 他是鄧小平的前秘書。 他的發言講的是毛澤東的晚年錯誤。 讓我心裡很氣憤。 第七個發言的是北京大學的一位女教授,忘記她叫什麼名字了,她說她在頭天的小組座談會上聽到了我的發言,感覺很新鮮,很獨到。 所以她決定把她自己的二十分鐘讓給我,讓我有更多的時間發表意見。 這讓我感到很意外。 我參加了一輩子的各種各樣的學術會議,這種事情從來沒有發生過。

我感謝了那位教授,就決定不按事情準備的講稿發言。 我首先說, 我是一個農民的兒子, 解放前因為窮,父母都沒有上過學,在毛澤東時代,我的兄弟姊妹五個,除了大姐外,都高中畢業,我和弟弟還上了大學,讀了研究生。 我爺爺去世時,我爸爸沒有哭。 但毛主席去世的時候,他一路哭著回到家,把家人召集到一起,說今天我們窮人的天塌了。 今後無論發生了什麼,你們都不能忘記毛主席的恩情,你們誰背叛了毛主席,就不是我的子女。 我們都參加了毛主席的追悼會,全場一片哭聲。 今天在紀念毛主席的大會上,有人仍然在大談毛主席晚年的錯誤。 我感到由衷的憤怒。 我今天要說的是,在蔣介石反動派眼裡,在帝國主義者眼裡,毛主席不僅在晚年是錯的,他從來就沒有對過。 但在中國工人農民眼裡,毛主席從來沒有錯過,包括他的晚年。 那些說毛主席晚年犯了錯誤的人,需要考慮一下他們是站在誰的立場上說話的。

讓我沒有想到的是,在場的三千多湘潭大學的師生,和全國各地的學者,都站了起來為我熱烈鼓掌。有了聽眾的支持,我便放飛了自我,把壓在心頭多年的話,都講了出來。 我講了毛主席建立的人民共和國,是人類歷史上從來沒有過的人民政府,普通工人,農民,士兵成了政府的主體,以為人民服務為宗旨,人民政府的官員跟勞動人民同吃同住同工作,這是人類歷史上從來沒有過的。 毛主席創立的人民軍隊,人民警察隊伍,是歷史上從來沒有過的人民的子弟兵。 哪裡有困難,有危險,哪裡就有他們。當人民生命財產受到威脅的時候,他們衝在最前面,這也是人類歷史從來沒遇過的。在我演講過程中,觀眾們十幾次站起來為我鼓掌。

當我的四十分鐘到了的時候,主持大會的中央黨校的一位教授,說韓教授你可以繼續講,時間不限。 這也是我參加一輩子學術會議從來沒有遇到過的情況。 我於是就又繼續講了四十分鐘,一共八十分鐘,而且在這八十分鐘裡,沒有聽眾離開會場。 我講完後,許多年輕學者來跟我合影,讓我簽字。 讓我幾乎有突然成了網紅的感覺。 河南科技大學的一位教授告訴我,那天我成了“主流”。 因為聽眾對我的熱烈支持,我才能夠講下去。 不然他們是不會讓你那樣講的。 美國衛斯理大學的一位歷史系的教授對我說,沒想到我在中國能有如此大的能量。 他當然沒有看到問題的實質。 中國人民多麼希望會有一個人出來公開的為毛主席說一句公道話啊。 那一天,我無意中成了中國人民的代言人。

溫州大學馬列學院的任愛榮院長聽了我的演講,邀請我第二年到溫州大學演講,費用他們全出。 中山大學馬院的孫俊忠院長請我有機會到到中山大學演講。北京大學馬院程美東副院長找到我,說他沒聽到我的演講,別人告訴了他我的演講,特地找到我,問我有沒有文章他可以幫我發表。 我把我寫的“在國外親歷達賴喇嘛”的文章給了他。 他一個星期後,就給我在北大的學刊上發表了。 而我之前試圖在國內發表那篇文章,沒有人敢發。會後第二天我到了北京,在清華大學有一個演講。 我收到湘潭的一個電話,是韶山精神研究會的羅正霖會長,他說我在湘潭大學演講時,他在外地,沒能聽到我的演講,但別人告訴了他,所以他準備飛到北京來聽我在清華的演講。

河北大學歷史系的張國平教授聽了我的演講後,向河北大學的有關部門做了報告,河北大學延安精神進校園學會請我給學生做一次報告。 那天參加會議的人不光有河北大學的學生,還有校外的人,其中包括已經退休的保定軍分區前司令員屠將軍。 他在聽了我的報告後,站起來給我敬了一個軍禮。 他說他對大學教授非常不齒,特別那些留過學的,聽不慣他們的洋腔洋調。 但我的演講讓他看到希望,並說我的演講證明我是中國農民的好兒子。 他的話讓我很感慨。 我可以告慰九泉之下的老父親了。 我沒有辜負他老人家的教誨,做了一個中國農民的兒子應該做的事。

中國公知(編按:大陸對「公共知識份子」的簡稱,指自由派)們四十年來一直污蔑毛主席搞個人崇拜,但中國人民心裡有桿秤。四十年來,正反面的對比之下, 人民對毛主席的崇敬有增無減,民間的韶山精神研究會,延安精神研究會等群眾組織正走向校園,走向社會。 年輕的學子們開始研究毛澤東思想。 這次疫情各國的表現更讓中國人民看到了毛澤東思想的偉大。 今天的中國社會,可能只保留了毛澤東時代的遺產百分之十而已,但就靠這百分之十的毛澤東遺產,中國社會成功的控制了疫情,恢復了正常。 這一切必將讓中國人民更加清醒,更加覺悟。 毛澤東思想必將重新回歸中華大地。 中國精英和公知們勾結外國反動派,摧毀毛澤東思想,摧毀中國人民與毛澤東思想的聯繫的企圖失敗了。 只要堅持毛澤東思想,中國就有希望。 只要中國有希望,我們這個世界就有希望!

謹以此文紀念偉人毛澤東冥誕127 周年

附:梁東屏的學經簡歷

韓東屏,籍貫山東,1981年畢業于山東曲阜師範大學,獲英美文學學士學位,1985年畢業于河北大學,獲英美文學碩士學位。

1989年畢業於新加坡國立大學教育學院,獲教育學文憑, 1992年畢業于美國佛蒙特大學,獲歷史碩士學位。

1998年,畢業於美國布朗戴斯大學,獲政治學博士學位。

工作經歷:

在中國的鄭州大學任教:1985—1987

在美國的佛蒙特大學任教:中國歷史 和中文,1990-1992。

在布朗戴斯大學任教:亞太地區國際政治,英文,中文, 1992-1998

在西伊利諾大學任教:國際政治,政治學,美國政治,比較政治, 第三世界政治等 1998-2000

美國北卡華倫威爾遜大學政治系教授,2000—至今。教授亞太地區國際政治,第三世界國家政治,發展政治學,環境政治學,農業,社區與環境保護,中國政治,中國歷史等。

曾任河北大學歷史學院特聘教授,溫州大學兼職教授,南昌大學兼職教授。

主要研究領域是中國農村的現代化進程、中國政治、第三世界國家政治、亞太地區國際關係、中美關係等。出版有英文專著 Unknown Cultural Revolution, 中文著作 《一個海外華人的對中國的思考》及發表多篇中英文學術論文,在《中國日報》發表英文中文文章上百篇,在美國學術界有較大影響。曾受邀在美國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Santa Barbara 分校、約翰霍布金斯大學、Winthrop University、布朗戴斯大學,、華盛頓和李大學、加拿大Simon Frazer University,佛蒙特大學, 做學術講座,也受邀在中國的北京大學、清華大學、中山大學、河北大學,廣東省委黨校, 鄭州大學、湘潭大學、溫州大學、曲阜師範大學、青島大學, 曲阜師範大學日照分校, 鄭州航院, 濟寧學院,北方民族大學, 南昌大學,華北電力大學, 北方工業大學, 北京師範大學, 東北師範大學, 山西師範大學, 山西財經大學,廣州體育學院等高校做過幾十場學術演講。並多次獲得重要美國學術獎學金。

出版信息:重病的美國:大疫情時代的關鍵4堂課,我們如何反思醫療、人權與自由

作者:提摩希.史奈德(Timothy Snyder)

原書名:Our Malady: Lessons in Liberty from a Hospital Diary

譯者:廖珮杏

出版:聯經出版公司

出版日期:2020/12

定價:320 元

劃撥帳號:01005593    戶名:聯經出版公司    電話:(02)2362-0308

推薦序:

重病的美國:美國良心知識分子對醫療體系的控訴(陳美霞)

新冠病毒(COVID-19)2019年年底肆虐中國大陸之後,流行全球,目前全世界已經有5,200萬確診病例,死亡人數129萬。美國、印度、巴西、英國、義大利、法國、西班牙……等等,有成千上萬的人感染新冠病毒、有成千上萬的人因此死亡。這樣的全球性災難對人類來說,是多麼巨大的打擊,又造成多大的損失呀!

我們作為這個密切相互牽連的世界地球村的一員,更該關注:各國負責防治傳染病及維護人民健康的公共衛生與醫療體系,為何無法有效保護人民的健康與生命?提摩希.史奈德這本書關注的正是這個問題,他說的是與自身相關的:美國醫療體系。

史奈德在他的「致謝」中自謙:這本書是他「從充斥種種問題的美國醫療體系逃出來的故事」。然而,以筆者多年對美國醫療體系及其與世界其他國家比較研究的了解,我卻認為,這本書是從更積極的角度,是作者身為一個良心知識分子對美國醫療體系的控訴。

身為最富強的國家之一,卻有如此「不文明」的醫療體系

讓我們先簡單分析美國醫療體系。美國雖是世界最富強的國家,醫療體系卻是最沒效率的:美國人口占全世界人口的4%,全國總醫療保健支出卻占全世界總醫療保健支出的幾乎一半!在2018年,他們的醫療保健支出已經是3.6兆美元這樣的天文數字。

美國醫療體系是世界上市場化程度最深的。本該是治病救人的場域,變成醫療商品買賣、醫療資本家賺取利潤、華爾街投資家的最愛。美國也是西方已開發國家中唯一沒有全民健保的。醫療資本不斷擴張的結果,使得人們的醫療費用異常高,保險費也水漲船高,許多美國人買不起醫療保險。

10年前,美國沒有醫療保險的人有4,600多萬。歐巴馬上台後,推出「歐記健保」(Obamacare),協助美國人買保險,但目前仍有2,800多萬美國人沒有醫療保險。沒有醫療保險的美國人不敢生病,因為一旦生病就很可能傾家蕩產;有醫療保險的人也終日惶惶不安,因為保險不見得給付所有的醫療費用。

美國的醫療科技在西方國家首屈一指,但醫療體系無論在服務的價格、品質,還是可近性、公平性、安全性等等方面,卻是二流的。美國人的健康以嬰兒死亡率及平均餘命評估,在已開發國家中敬陪末座。過去5年來,美國人平均餘命處於停滯狀態,其中兩年甚至不升反降。

接著,讓我們將美國醫療體系與世界各國做個比較。醫療體系分兩大面向:財務支付制度及醫療服務提供系統。就此兩大面向再分類,大致有三大類:國家健康服務體系(National Health Service)、全民健康保險體系(National Health Insurance)、市場主導的醫療體系(Market-driven Medical Care System)。

擁有國家健康服務體系的國家包括英國、丹麥、挪威、瑞典等。這個體系最大的特色,是國家健保財務支出主要來自政府稅收,醫療服務提供系統也大多是公部門。這些國家的健保體系提供的醫療是一種社會福利、不是商品,人民不需繳保費,看病時基本上不需自掏腰包,也沒有部分負擔。這樣的體系把人民的醫療視為政府的責任,是人權,不是特權。因此,以多數人民的立場來看,此醫療體系是最文明的。

擁有全民健康保險體系的國家/地區包括加拿大、德國、法國、日本、韓國與台灣。這個體系主要以社會保險支付人民的醫療,確保全民或大多數人民生病時可以得到基本的醫療支付,不至於傾家蕩產。但是,這些國家/地區的醫療院所基本上是市場化、是要賺取利潤的,因此,它提供給人民的醫療,不是像第一類國家是免費服務,而是商品;除了少數低收入戶及殘障者以外,民眾生病必須以事先繳健保費、直接支付部分負擔以及自費支付全民健保不給付的醫療服務的方式,購買他們需要的醫療商品。在這些國家/地區,醫療不是人權,是商品。這一類醫療體系的文明程度比第一類國家稍差,但比接下來要談的第三類好。

我在前文提過,西方已開發國家中,美國是唯一沒有全民健保或全民免費醫療的國家。美國的醫療體系是完全市場化的,醫療是一種買賣關係,有錢人可以買到好的醫療商品,沒錢的人不但買不到可以治療他們疾病的醫療商品,還可能會因為支付極高的醫療費用而破產。醫療在美國是一項特權,不是人權。以大多數(尤其中下階層)美國人的立場來說,美國的醫療體系可以說是全球最差、最不文明的。

我一直認為,生活在全世界最貴、最沒有效率、最不文明,醫療品質又是二流的醫療體系之下,美國人民在尋求醫療服務的過程中,必然會遭遇諸多困難與挫折,也必然因而怒火中燒。然而,我過去居住美國20年的經驗裡,幾乎沒見過美國人集體反抗這個體系的不合理、不公義,因此常禁不住在心底嘀咕:「美國人民,你為什麼不生氣?」

由知識分子說出美國人的怒火

千禧年代末,自美返台後的我在任教的成功大學公共衛生研究所開課,其中兩堂談美國醫療體系的政治經濟學分析。我想要以影片教學引發修課同學的興趣,在搜尋素材時,找到了美國著名導演麥克.摩爾(Michael Moore)的紀錄片《健保真要命》(Sicko)。這部紀錄片把美國草根人物受健康問題、疾病所苦,尋求醫療服務過程中的挫折、痛苦、無奈、憤怒,展現得淋漓盡致。看完這部紀錄片,我才猛然醒悟:原來美國人並不是不生氣,事實上,他們的怒火一直悶燒,有如活火山,只要有良心的人起來組織他們,隨時可以爆發!

距離《健保真要命》2007年在美國轟動推出後13年,2020年,新冠病毒肆虐全球,美國的確診病例數及死亡人數高居世界之首。全世界的人萬分驚奇與不解:美國公衛醫療體系怎麼了?

就在此時,本書作者史奈德不幸得了闌尾炎,接著又因美國醫療體系的種種錯誤與缺陷得了敗血症、命在旦夕,他在短短3個月間進出5家醫院,重病3個月,在幾乎是災難性的醫療過程中撿回一條命、「歷劫歸來」。

重病時,他「一邊感到強烈的憤怒」、一邊寫下筆記,「試圖理解所發生的一切」。正是這個強烈的憤怒(與《健保真要命》中生病的美國人同等強烈的憤怒!)和書寫支持他活下去,並在「逃離美國醫療體系」之後,寫出這本書。

史奈德是美國耶魯大學傑出的歷史學者,鑽研東、中歐及納粹大屠殺歷史,著作等身,他的書得過許多學術獎項。從這本書可看出,他是一位有敏銳觀察力與深刻分析力的知識分子,而且更重要的是,他有反省力、有良心。

史奈德家第一個小孩誕生時,他正在維也納做研究,與妻子一起上當地福利體系提供的免費生產課程。當奧地利人告訴他們,奧地利人有「兩年有薪育兒假」時,史奈德防衛性地回以美國大學也給予他「相對不錯的」一學期育嬰假,又談到美國的「無薪育嬰假」,沒想到對方聽了很吃驚,認為這根本不夠,似乎覺得美國福利制度不太文明。

史奈德於是突然覺得「很丟臉」,羞愧地反省:他覺得自己在美國反正沒有比別人差,就心滿意足,於是看不到美國醫療體系有多糟糕,更看不到它其實可以變得更好。他又進一步自省:就是這種遍及美國的心態,使得美國的福利制度、醫療體系的問題長久無法改變。

正是史奈德的反省力、知識分子的良心,督促他有系統地寫出自己在醫療體系的經歷並出版。他知道,雖然自己「從充斥種種問題的美國醫療體系逃出來」,但還有許多人「至今仍深陷其中」,而且在新冠疫情下,這個惡劣環境可能變得更糟糕。

分析美國醫療體系的關鍵四堂課

史奈德根據他在美國醫療體系的親身經歷,加上對照在美國與在國外生產的經驗,用關鍵四堂課的方式闡述、分析美國醫療體系:

第一堂論醫療應該是人權還是特權?第二堂質問在利潤至上的醫療體系下,美國小孩從出生到長大成人的過程中,到底有沒有自由?(他指出,沒有好的醫療照護、沒有健康,就沒有自由。)第三堂則指出,國家假如沒有提供人民應有的資訊及知識,甚至掩蓋真相,則人民沒有自由可言,更揭露川普總統許多掩蓋真相、隱瞞新冠疫情嚴重度的行徑,嚴厲批判他以威權主義治理美國,進而威脅到人民的自由,甚至生命。最後一堂課,他以美國總統富蘭克林的話「社會的病,就藏在大官的巨額薪酬和贊助之中」為引,批判在利潤與市場主導的美國醫療體系下,醫師地位大幅下降,再也沒有發言權與決定權,被保險公司及私人資本左右。史奈德認為,一個好的醫療體系,必須把醫療重新交給醫師。

美國在二戰後一直是資本主義世界中的霸主,再加上西方主流意識形態的影響,多數人對美國的想像是:「美國方方面面都強,醫療體系也必然超好。」然而,在新冠疫情下,美國醫療體系幾乎完全無力保護人民的健康與生命,讓人們開始反思:原來自己過去對美國的想像,與現實的差距如此巨大。正是在此時刻,聯經出版公司團隊有眼光與格局,理解到史奈德這本書的重要性,在美國出版後數個月內火速將之翻譯出版,為台灣公衛與醫療的民眾教育做了令人激賞的功德。

本書短小精悍,中文翻譯順暢,只要撥出週末一天半天的時間,就可以閱讀完畢。讀者們若想更進一步了解美國人在醫療體系中的掙扎,看完本書,不妨再觀賞《健保真要命》這部在坎城電影節首映時,獲得2,000位觀眾起立鼓掌長達17分鐘的紀錄片。《重病的美國》與這部紀錄片,都代表美國草根民眾對醫療體系的悲歌與控訴,透過它們,我們能破除誤解與想像,更全面、真實地理解美國醫療體系,也更了解美國的問題。

(作者為成大公共衛生研究所特聘教授、台灣公共衛生促進協會常務理事。)

出版信息:《重思社會主義 何為社會主義過渡?》中譯本出版

1996年,金寶瑜與許登源合寫了Rethinking Socialism: What is Socialist Transition? 2017 年,法國巴黎的「外文出版社」(Foreign Languages Press)再版此書,並由金寶瑜寫了新序言;2018 年被譯成法文,由法國Soleil Rouge出版社印行;今年,巴黎的「外文出版社」又出版了中譯本,有意購買者請聯繫Foreign Languages Press,該社網址:https://flpress.storenvy.com/products/31252750-

出版信息:《中國革命的道路》(批判與再造社)

《中國革命的道路》已印出,190頁,定價新台幣150元,在網路拍賣平台銷售,訂購者可選定住家附近的便利商店,加付60元運費,即可取貨。網購平台網址:https://goods.ruten.com.tw/item/show?22028845454622&fbclid=IwAR00kTUvlkwcK9wqhjCjnl7Tqm6e0XpfCGa8JYh5Q6R1Pw9HJiPw59AEeq4

https://shopee.tw/%E3%80%8A%E4%B8%AD%E5%9C%8B%E9%9D%A9%E5%91%BD%E7%9A%84%E9%81%93%E8%B7%AF%EF%BC%8D%E8%AB%96%E8%A7%A3%E6%94%BE%E5%BE%8C%E5%85%A9%E6%A2%9D%E8%B7%AF%E7%B7%9A%E7%9A%84%E9%AC%A5%E7%88%AD%E3%80%8B%E9%87%91%E5%AF%B6%E7%91%9C-%E8%91%97-%EF%BC%8F%E6%89%B9%E5%88%A4%E8%88%87%E5%86%8D%E9%80%A0%E7%A4%BE-i.98134322.7041422800?fbclid=IwAR2R1heyJEQvwUPG1q4-Lt2Rs4y2Py3a-hL41HrPE8qyQ-TPn_3TLG0hWEs

《中國革命的道路─論解放後兩條路線的鬥爭》(金寶瑜)

金寶瑜《中國革命的道路─論解放後兩條路線的鬥爭》一書的pdf電子版已編製完成,現貼上網站,以饗讀者。印刷版在端午節後即可出書。──編者

《中國革命的道路─論解放後兩條路線的鬥爭》出版序(杜繼平)

2008年資本主義世界經濟爆發危機以後,十二年來,非但沒有脫出經濟持續衰退的困境,反而愈陷愈深,舉世政治經濟的動蕩不安有增無已,氣候變化的劫難日益嚴重,生態環境不斷惡化造成土地、空氣、水的大範圍污染對人類生存的威脅更為巨大,與此相聯繫的是新型病毒層出不窮,不僅肆虐荼毒人類、牲畜,還使本已衰弱不振的經濟雪上加霜,更為危殆,凡此種種都已彰明顯著地擺在當今世人面前。可以毫不過甚其辭地說,人類再不擺脫資本主義改走社會主義道路,就只有死路一條。

但是,二十世紀追求人類解放的社會主義革命未竟全功,留下不少疑難問題有待解決;蘇聯先是在赫魯曉夫上台後變質為修正主義,至1991年,如毛澤東所預料的,全面垮台崩潰;中共則自鄧小平上台後,背棄社會主義,大搞資本主義,也正如毛澤東所預料的,「我們的國家,如果不建立社會主義經濟,...就會變成南斯拉夫那樣的國家,變成實際上是資產階級的國家,無產階級專政就會轉化成資產階級專政,而且會是反動的、法西斯式的專政。」中國大陸的社會主義成果,在中共走資派當權下,被摧毀殆盡,億萬工農勞動人民「辛辛苦苦三十年,一朝回到解放前」,飽受官僚、資本的殘酷壓迫、剝削。面對這樣的大變局,右派額手稱慶,雀躍歡呼,幼稚地誤以為資本主義已大獲全勝,人類別無選擇,資本主義的自由民主制是唯一的出路;全世界許多左派或灰心喪志,流於虛無;或倒退右轉,充當資產階級的奴僕,成了反共份子;或淪為無政府主義者,從事無望的抗爭。因此,要重新走社會主義道路,就必須正視社會主義實踐的歷史經驗,認真、徹底地總結社會主義實踐的得與失,實事求是地鑒別出成功與失敗之處,有理有據地反駁各式各樣關於社會主義的奇談怪論;而在馬克思主義者的陣營中,也必須展開開誠布公的深入討論,力求釐清問題,化解分歧,或最少將不必要的誤解降到最低,從而在實際的鬥爭中,逐步形成越來越強大的力量與更加緊密的團結。

社會主義革命要面對的既有數千年私有制所積澱的舊思想、舊道德、舊習慣、舊文化的頑固傳統,又有五百年來資本主義發展所形成的資產階級強大的政治、經濟、軍事、文化力量,本非易舉;在人類歷史中,一個新時代、新制度的開創、變革,絕非一蹴可及,一帆風順的,總會遭到舊勢力的抵抗與反覆的反撲,力圖復辟,法國大革命後的資產階級革命歷史,就證明了這一點。社會主義革命要求解放全人類的目標要比資產階級宏大得多,遭遇的困難當然也艱鉅得多。一九四九年八月十四日,毛澤東在《丟掉幻​​想,準備鬥爭》中,總結了馬克思主義的一條定律說:「帝國主義者的邏輯和人民的邏輯是這樣的不同。搗亂,失敗,再搗亂,再失敗,直至滅亡——這就是帝國主義和世界上一切反動派對待人民事業的邏輯,他們決不會違背這個邏輯的。這是一條馬克思主義的定律。我們說“帝國主義是很兇惡的”,就是說它的本性是不能改變的,帝國主義分子決不肯放下屠刀,他們也決不能成佛,直至他們的滅亡。

  鬥爭,失敗,再鬥爭,再失敗,再鬥爭,直至勝利——這就是人民的邏輯,他們也是決不會違背這個邏輯的。這是馬克思主義的又一條定律。俄國人民的革命曾經是依照了這條定律,中國人民的革命也是依照這條定律。」

1960年代,中蘇論戰時,中共中央於1963年6月14日發表《關於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總路線的建議》答覆蘇共中央的來信,其中有段話說:「歷史證明,革命沒有不通過一些曲折的道路,也沒有不遭受某些犧牲而能夠取得勝利的。...如果誰認為只有革命一帆風順,事先得到不會遭受犧牲和失敗的保票,才可以進行革命,那他就根本不是革命者。」

所以,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既不會為一時的勝利沖昏了腦袋,也不會被一次,甚至多次的失敗所嚇倒;對馬克思主義者來說,失敗與錯誤都不足懼,正如恩格斯所說:「(無產階級)要獲取明確的(革命)理論認識,最好的道路就是從本身的錯誤中學習,“吃一塹,長一智”。」明代大儒王陽明也說:「今日之失,未必不為後日之得。」關鍵在於要能夠善於不斷總結實踐經驗,屢仆屢起,終底於成。但要作好總結經驗的工作,首先必須掌握好馬克思主義的唯物辯證法,而不是用形而上學的抽象思維方法,不顧客觀發展、變化的現實,直接套用既有的馬列理論;也不能僅依自以為道德、正義的立場,詛咒資本主義,主觀巴望資本主義的崩潰,而是必須深入研究客觀現實,掌握資本運動規律的必然性,再加以自覺地運用,充份、有效地發揮人的主體能動性。。

恩格斯晚年針對馬克思主義盛行後,大量誤解、濫用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現象,再三提醒馬克思主義不是教條、公式,他說:「我們的理論是發展著的理論,而不是必須背得爛熟並機械地加以重複的教條。」;「馬克思的整個世界觀不是教義,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現成的教條,而是進一步研究的出發點和供這種研究使用的方法。」一九四一年,毛澤東在《改造我們的學習》,也根據馬克思《資本論》的研究方法指出,想取得引導革命行動的正確理論,「我們要從國內外、省內外、縣內外、區內外的實際情況出發,從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規律性,即找出周圍事變的內部聯繫,作為我們行動的嚮導。而要這樣做,就須不憑主觀想像,不憑一時的熱情,不憑死的書本,而憑客觀存在的事實,詳細地佔有材料,在馬克思列寧主義一般原理的指導下,從這些材料中引出正確的結論。」

關於當前的世界形勢與中國社會主義革命的現實可能性,2019年5月25日,我接受香港《懷火》網站訪問,談大陸佳士工人運動的鬥爭,在題為〈革命的道路是艱難曲折的〉訪問稿中,曾有些簡要的分析,現轉錄部份內容如下:

「從客觀現實來看,整個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政治經濟形勢是有利於左翼革命的。資本主義世界經濟危機無法脫出泥淖,從歐洲到亞、非、拉丁美洲的政治動盪層出不窮,此起彼落,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政治、經濟基礎都在晃動不已。

整個資本主義的世界體系如同組成它的每個資本主義社會,是一個不平等的層級結構,由少數幾個依據實力爭逐霸主地位的強權支配;在經歷四十年的新自由主義經濟全球化後,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格局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全球的政治、經濟秩序現正處在一個劇烈的重構過程之中,最顯著的變化是:美國霸權的衰落與中國大陸的崛起。這個變化有很可笑、深具諷刺意味的一面:資本主義的霸主美國現在違背自由貿易這條資產階級經濟學的基本教義,大搞貿易保護主義;而掛著社會主義招牌的中共走資派則成了自由貿易論最忠實的信徒,習近平近幾年在重要的世界經濟論壇上頻頻大聲疾呼資本全球化,取代美國成了鼓吹貿易自由化的旗手。

這次資本主義世界體系重構的特點是:美國總統川普為挽回日趨衰頹的美國霸權,採取極度自利的經貿、軍事政策,不再打腫臉充胖子,提供歐、日廉價的軍事保護,同時也對歐、日施壓,要求減少貿易逆差,導致世界體系中原本以美國為首、緊密結合的美歐日統治集團出現裂痕;於是,歐、日與中國大陸一起反對川普的貿易保護政策;但美歐日也共同與新崛起的中國大陸有矛盾,都想削弱大陸資本對外擴張的力道,也都想打破仍被大陸國家壟斷資本封鎖的基本工業、金融、通訊、傳媒等重要的經濟部門,而聯手對中共走資派施壓。大陸走資後,也就不能不依循資本必須不斷擴張的邏輯,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必然要對外擴張(現在主要是通過「一帶一路」的方式),這就會損及美歐日的資本主義大國的利益。於是幾股支配世界體系的勢力,為了重新分割世界市場,各憑經濟、政治、軍事的綜合實力,激烈爭奪,構成多重的矛盾鬥爭關係,因而世界出現了高度不穩定的混亂狀態。」;「中美貿易戰的本質是美國要極力打擊對它最具威脅的中國大陸,以維護它在資本主義世界體系中的霸權,於是從經濟、軍事上圍堵大陸(包括挑動台灣與大陸對抗),阻擋大陸爭逐霸權。...隨著整個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危機不斷加深,國際經濟、政治的矛盾、衝突日益擴大,世局的動盪有增無已,這些變化遠非中共走資派所能掌控;大陸的經濟惡化、資本外移、失業率上升是必然的趨勢。」

金寶瑜這本書的主旨在總結1949年後中國社會主義革命的經驗,以促進中國社會主義的再革命。中國大陸是當今世界最具社會主義革命潛能的地區,也是重振世界社會主義革命最重要的關鍵所在。中國大陸的革命潛能在於它有舉世所無的社會主義革命的豐富遺產,更重要的是,由於毛澤東對中國革命的偉大貢獻深植大陸人心,毛澤東的形象與思想已在大多數人民中樹立了無可動搖的崇高地位;中共黨內外的右派曾聯手合作,想效前蘇聯的赫魯曉夫鞭屍斯大林、走向修正主義之所為,處心積慮,極盡所能地造謠誣蔑毛澤東,妄圖徹底摧毀毛澤東形象及其思想,為快速、全面地大搞資本主義開闢康莊大道,但終未能得逞。2011年6月,我在答覆一位參加過朝鮮戰爭的老戰士易衍文先生的來稿時,曾說:「也不用怕會天下大亂,中國與蘇聯東歐的情況有根本的不同,那就是毛澤東思想這個主心骨依然堅不可摧,而且隨著社會矛盾的加深,威望越來越高,凝聚人心的作用越來越大,只要善加清理歷史問題,因應新的客觀形勢與條件,重樹毛澤東思想的指導地位,便不致出現潰散局面。」這個看法,隨著這些年大陸許多民眾主動把毛澤東的生日定為「人民節」,年年舉辦集會慶祝紀念而更加確信,尤其最近經新冠病毒的肆虐荼毒,大陸青年認同社會主義者大量增加,益發令人欣喜。以中國的人口之眾、幅員之廣及在世界政治、經濟、軍事的重要地位,如果重建了社會主義,無疑會像1949年那樣再度震撼世界,鼓舞全世界的左派力量,喚起各國久受壓迫剝削的廣大勞動人民熱烈響應,成為全世界社會主義革命最強大的推動力。毛澤東在生時常說,中國身為世界人口最多的大國,對世界人類應盡更大的責任,作更大的貢獻。中國果能重建社會主義,帶動世界社會主義革命的革命,挽人類於危亡之際,既能自救,也為人類作出最大的貢獻,比起中共走資派出於狹隘民族主義,高唱所謂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這才是中國人最責無旁貸、也最光榮的偉業。

金寶瑜這本書總結了她數十年來積極參與左翼運動的經驗與深入研究社會主義革命歷史的心得,廣泛運用了客觀證據,對中國與世界的社會主義運動、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深重危機,提出了材料豐富、見解深刻的分析;她對中共走資派何以能奪權成功與兩條路線鬥爭的解釋或不無可商榷之處,但如她在本書自序中所言:「寫這本書的目的就是想將我所了解的中國解放後實行社會主義的歷史寫出來,以便供大家批評、討論和補充。」她並沒有視自己的觀點為定論,而是本諸一個真誠的馬克思主義者的立場,提出認識、反思社會主義實踐經驗的有用材料與見解,供各方人士參考,為重建社會主義貢獻一己之力。我們期望本書的出版能引發嚴肅、認真的批評,乃至論辯,從而有益於尋求社會主義革命的最好方案,那麼金寶瑜以年逾八旬的高齡,仍費數月之久,勉力完成這本著作的苦心,就沒有白費了。

2020年6月16日於新北市新店

《中國革命的道路─論解放後兩條路線的鬥爭》自序(金寶瑜)

為什麼要寫這本書?
到了二十一世紀二十年代的今天,我們都看到美國這個大帝國內外都面臨著各種嚴重的危機,因此,在客觀情勢上,現在應該是美國左派挑戰資本主義體制和改變這個社會的一個很好的機會。如果美國左派能夠起來反對美國政府在與壟斷資本結合下對人民的各種欺壓和剝削,將會對全世界反對帝國主義的運動產生非常積極的作用。但是很不幸,雖然美國左派在歷史上曾經有過一段輝煌的歷史,他們站在工人階級的立場與資本頑強地鬥爭,對改變勞工的工作條件和生活條件作出很大的貢獻,包括廢除童工、減少每天的勞動時間、改善工廠裡的工作環境、提高工資和福利等等,和在上世紀三十年代,左派成功地組織了工會。在與資本不斷地抗爭中,犧牲了生命,在美國勞工史裡有數不清的英雄。
但是自從二戰之後,美國的左派發生很大的變化,變化的原因很多,重要原因之一,是左派之前成功地組織工人應該歸功於勞動階級有它自己的政黨,美國共產黨成立於1919年,是由一些仰慕蘇聯共產革命的人組成的,美國共產黨在組織工人上有很大的成就,但是它缺少自主性,一切都是跟著蘇共走,因此不能團結到更多的左派。到了蘇聯共產黨走向修正主義時,它就完全迷失了方向。之後,五十年代在美國瘋狂反共下,右派進一步奪取了工會的領導權。美國的工會轉變了方向,成為只為工人爭取經濟利益的組織,在政治上則完全依賴資產階級的政黨,工會用工人的選票換取民主黨對工會的支持。
在新自由主義下,隨著美國的工業一步步的外移,居住在美國老工業城市的人民遭遇到前所未有的困境。在這樣的困境下,左派反對的力量變得非常被動,並且十分的無力。這裡我舉出一些具體的事件來,從左派對這些事件的反應和所採取的行動,我們可以對美國左派的力量作一個評估。雖然這樣的敘述將會把問題扯遠了,但是我認為會有助於認識美國的真實,然後再回去看我為什麼要寫這本書。
我在密西根州的底特律城住了30多年,我的工作就是在這個城的一所大學教書。底特律裡所有的事都離不開資本與勞工之間的矛盾,二十世紀初,底特律城的居民大部份是來自歐洲各國移民,上世紀二十年代有大批南部的黑人北上,加入工人的隊伍。二次大戰時,底特律的汽車廠積極地投入了軍事用品的生產,它們從製造汽車轉為生產坦克、軍用卡車、飛機等。大戰時生產大量增加,雇用的工人也大量增加,因為很多男的被徵去打仗,所以女性開始在生產線上生產。二次大戰結束了三十年代的經濟大恐慌,戰後五十年代是美國經濟最繁榮的日子,底特律汽車生產達到頂峰,人口達到一百八十五萬 (今天人口下降了一半,只剩下九十萬人)。這時新的公路的建設便利了新的工廠和住家從底特律城裡搬去郊區,郊區的興建也是戰後美國經濟進入極盛的原因之一,大量的投資投向郊區新建的工廠、住家、學校、商場、大型購物中心等等,從投資和消費的增加提高了GDP和就業。二戰後,汽車的生產和底特律的居民逐漸移向底特律的郊區,移居到郊區的人大部份是白人,這些白人的工作集中在工程師、醫生、教師、律師和大公司的管理階層,他們多屬於小資產階級,留在市區的多半是勞工階級,因為種族歧視,很多黑人都無法搬去郊區。底特律城和郊區的居民之間黑白分明,不同的階級階級分明。底特律和郊區在行政上屬於不同的城市,各有自己財政的稅收和開支,各自有自己的學校。學校的開支來自房地產稅的收入,郊區的學校有各種課外活動(球隊、音樂、美術等等),底特律的學校連教科書都買不起。
郊區的繁榮的另一面就是底特律城的蕭條和人口逐漸下降。之後,汽車生產更進一步從底特律的郊區搬到美國南部工會力量比較弱的一些州去生產。七十年代後半我搬去時,底特律的城裡已經很蕭條,市政府的財政困難,入不敷出,因此,必須大幅削減各種開支,其中包括公共教育的開支,在貧窮住宅區為了節省開支,連讀書館都被關閉;另一方面,將一些公共設施,像水、交通和收垃圾費等加價。除此之外,底特律市政府更增徵城裡居民的房屋稅。到了八十年代時,更多的汽車生產從美國南部移到墨西哥,底特律失業的居民再度增加,城市的情況更進一步衰退。
1980年左右,正是汽車工廠搬離美國時,通用汽車(GM)突然宣佈要在底特律城裡建一個新的汽車工廠,消息傳來底特律市政府和居民都非常驚喜。通用汽車要底特律城給它一塊建廠的地。底特律城裡有許多的空地,但是通用汽車則堅持要一塊住滿居民的土地。這塊地是早年波蘭移民的住宅區,也有不少後來從南部移民過來的黑人,這個叫波蘭城(Pole Town)的小區有1500住家,144家小生意,和16所教堂。底特律這樣的有人有生意的小區已經不多。但是底特律的市政府還是把它讓給GM。市政府借用一條法律(Eminent Domain,這條法律規定如果因為需要,政府有權強迫居民遷移,但是這裡的需要是指用地建學校或是道路,而不是為私人牟利公司要用地。)為了GM建廠市政府趕走了這裡的居民和小生意,拆毀了教堂,然後把廠地清掃乾淨,交給GM。而且所有的花費都由底特律市政府負擔,在與GM的協議裡,市政府還在GM開始生產後減免它應付的所得稅。在達成協議的過程中,底特律和美國其它地方的左派認為這樣專橫無理的做法對居民太不公平,於是聯合起來反對,在整個拆遷的過程中進行干擾,當推土機已經開到教堂門口時,天主教神父還帶領著信徒們在教堂裡祈禱。這是我搬到底特律後(我住在郊區)看到左派起來反抗的第一次。
GM獲勝後在波蘭城蓋了一個新汽車工廠。三十幾年後,2018年底GM宣布它將關閉美國的三家工廠,其中一個就是底特律波蘭城工廠。GM同時宣布要關閉加拿大的一家工廠,GM一步步將汽車生產撤出美國和加拿大。1980 年GM毀掉了一個熙熙攘攘很有人氣的社區,今天工廠關閉後留下一大片死寂的空間,底特律又多了一個被遺棄的工廠。回頭來看,1980年反對GM在波蘭城建廠是對的,但是也是完全沒有用的,你要反對,讓你去反,我要建廠,照樣建,按照資本的規律,建建關關是合理的,不用的工廠留在那邊不去處理也是合理的。三十年後我們看到這一次左派正義的反對完全失敗。
底特律已經有太多被遺棄的工廠,不用調查,也不用統計,我保證底特律被遺棄的工廠,以平方公里來算,一定是世界第一。所有的汽車公司每次建新廠就把舊廠廢了,但是因為拆毀工廠太花錢,所以就留在那邊不去作任何處理。我還住在底特律時,每次有朋友來看我,我都帶他們在城裡走一圈來參觀這些被遺棄的工廠。我教書的時候,跟兩個同事,每隔一個學期合教一門底特律的課,我教經濟,另外一位老師教勞工史,第三位老師教底特律的詩詞,詩詞中很多都是工人自己寫的形容做工時的情形。每次這門課結束前我們都帶學生去底特律城參觀,很多參觀點都是工廠的“遺址”。底特律被遺棄的工廠已經相當的有名。如果有興趣,可以去網上看看這些被遺棄的工廠。(https://jalopnik.com/the-ruins-of-detroit-industry-five-former-factories-5110995)
底特律有一個很有名的棒球隊叫老虎棒球隊(Detroit Tiger),這個球隊的棒球場(老虎棒球場)已經有一百年的歷史,很為一般市民喜愛,它有很多便宜的硬板凳的座位,一般人可以負擔得起,過去看棒球是一個夏天的娛樂休閒活動。1992 年老虎棒球隊被一個作披薩生意發家的馬克伊利區(Mike Ilitch) 買去,老虎隊的新老闆認為原來的棒球場已經老舊,要求市政府補助來建造一個新的棒球場。在美國很多城市的球隊(棒球隊、足球隊、籃球隊)對它們所在的城市都有同樣的要求,因為新的球場會吸引更多的顧客,而且新的球場可以只留少數硬板凳的便宜座位,設立更多舒服的高票價座位,賺更多的錢。如果市政府不答應他們的要求,這些球隊的老闆就用要將球隊搬走作為要脅。有名球隊多半是在比較老的城市裡成名的,這些老城市一般都是因為工廠搬走,稅收不夠而財政拮据,像底特律還有一些其它的老工業城,都是這樣的情況。但是另一方面,隨著工業遷移,人口減少,一些商業也跟著離開,如果連球隊都留不住,那就真正到了末路,所以最終市政府總是答應球隊的要求,就算是用發債券來借錢,也得為球隊建新的球場,底特律的新棒球場就是在這樣的情況下建成的。底特律的一些市民反對將老虎棒球場拆毀,他們組織起來反對,這是我看到在底特律城左派反對運動的第二件,他們的反對也是正義的、合理的,底特律市的財政已經如此拮据,市民連最基本的需要都無法滿足,這時政府卻要拿錢給棒球老闆建新球場,實在說不過去。反對建新球場的運動堅持了整整十年(1987-1997)而告失敗。新的棒球場1999年建成,位於底特律的城中心,在棒球場的附近又蓋了一個新的足球場,圍著這兩個新球場,有飯館、酒吧,音樂廳,把所有的活動都集中在這幾里路的城中心,來供郊區收入較高的居民來這邊消費。之後,左派在市民支持下,反對在底特律蓋賭場,仍然是反對歸反對,1999年底特律建了三個賭場。美國本來只有兩個州允許設立賭場,到上世紀九十年代時增加到23個州。雖然大家都知道用設賭場來“發展”經濟絕對不是上招,但是每個州都在就業減少,稅收下降的情況下,用藉建賭場來增加就業和稅收。
2001年911 之後,美國進軍阿富汗,2002年美國進一步發動侵略伊拉克的戰爭,我也跟著參與反侵略戰爭的活動,在學校裡宣傳反戰,請了一位天主教神父演講,在街上參加示威遊行。到今天戰爭已經進行近20年,阿富汗和伊拉克被破壞得滿目瘡痍,人民受到極端的苦難,當年的反戰卻半點用都沒有。
到了2008年的房貸危機,底特律的市民遭遇到最嚴重的浩劫。2008年的房貸危機是因為美國的幾個大銀行和一些房貸公司的投機引起的。這些金融機構,在房價一起一落間賺了大錢,但是在這房價一漲一落間,底特律的居民失去了他們最值錢的財產,更失去了他們住了幾十年有感情的家,失去了這個他們在這城市裡唯一可以落腳的地方。上世紀末,房價上漲時銀行和房貸公司把握住賺錢的機會,放寬了房貸的標準,根據房屋估價公司高的估價貸款給屋主。譬如說一所原來值六萬元的房子漲價到十萬元,按照十萬元,銀行貸款八萬元給屋主。等到房價跌回六萬元或者更低時,屋主支付貸款有困難時,銀行就將住屋收回,把原屋主趕出家門。銀行將收回了的房子拍賣,當房子在市場上拍賣多了,房價就更往下跌。到2009年和2010年時,原來價值幾萬元的房子跌到幾千元,這時許多外地投機的人就來買去。這些房子原來的屋主都是多年之前買下來為自己退休時居住的,在房貸危機中,他們失去一切。
金融風暴發生得如此之快,左派連反對的機會都沒有。這下可好,風暴過了,左派只能留下來收拾殘局。我認識的一個研究底特律勞工的學者,他實在看不下去這些屋主受到的苦難,把拯救他們看為自己的責任。他組織了居民,在銀行收回房屋,警察來要把屋主的傢俱、用具、衣服丟到街上時,這些居民就把車道擋住,使得車子開不出去;他更帶著一些房子被沒收的屋主去法庭向銀行起訴,因為許多被没收的房子是違法的,但是抗爭了多年,能夠把房子討回來的只是極少數。
房貸危機將底特律城進一步推向崩潰的邊緣。底特律城多年來財政收支的不平衡到了2013年7月終於支持不下去而宣布破產。破產數額達180億到200億美元之大,是美國有史以來最大城市的破產事件。破產的細節這裡無法多說,底特律把所有值錢的東西都賣了還債。那一次金融危機,美國總統奧巴馬救銀行、救汽車公司,就是不救底特律的貧困的黑人居民,要救誰?不是個種族問題,是個階級問題。
我寫了幾千字就是想說明從我看到的近四十年的美國左派的具體抗爭中,顯示出今天美國的左派的力量非常薄弱,他們無法對美國的資本主義提出挑戰,只是看到不公平的事憑著正義感一件件地反對。美國的左派敗退到今天的樣子,原因很多,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美國左派除了短暫的工人運動之外,他們沒有自己的信仰,沒有自己的政黨,在政治上完全依靠資產階級的政黨,在這樣的情況下,他們失去了一切,其實,說他們失去了一切並不正確,因為他們並沒有真正的自己的鬥爭歷史,並沒有真正建立起自己的階級意識,因此,到今天連如何去反省都很困難。
反過來看,中國左派有自己的革命歷史,中國革命的歷史是革命前輩用他們的血和生命寫下來的,是我們極為珍貴的遺產,中國的革命史是我們未來發展的依據。寫這本書的目的就是想將我所了解的中國解放後實行社會主義的歷史寫出來,以便供大家批評、討論和補充。其實,我並不適合來作這項工作,因為我並沒有直接參與解放後建設社會主義的實踐,但是我的有利條件是因為我在美國帝國主義下生活多年,對資本主義有相當的了解,因此,可以借對資本主義的批判來了解社會主義。
附:金寶瑜簡歷

1936 生於北平(今日北京)1950 隨父母遷居台北,同年考入北一女初中1956 考入東海大學生物系,後轉學至經濟系1961 赴美就讀於 Bryn Mawr 大學經濟系研究所,接觸民權運動和反越戰運動,1979年獲Bryn Mawr 大學經濟學系,博士學位。1965在5 移居紐約,參加從台灣到美國留學生的海外台灣人左派讀書會,學習中國歷史,讀《毛澤東選集》1968 先後移居巴爾提摩和田納西,兩個女兒相繼出生1976 移居底特律1977 在底特律城 Marygrove 大學任教1979 初次到大陸各地參觀訪問1981 參與在美國美國進步華人發行的《台灣思潮》雜誌1994 於東海大學擔任客座教授1997 於世新大學社會發展研究所擔任客座教授2003 以 Marygrove 大學榮譽教授頭銜退休,參與台灣左翼發行的《批判與再造》雜誌2013 移居加州灣區至今
自1993起開始積極參與國際左翼運動,先後於德國、菲律賓、加拿大、馬來西亞、印度、香港、巴西、阿根廷、荷蘭等地參與反帝國主義以及反全球化集會遊行並發表演說。
金寶瑜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資本主義全球化的論述、美國宰制下的帝國主義經濟批判,以及中國社會主義經驗的探討,她的主要著作包括:1,《全球化與資本主義危機》台北:巨流出版社,2005。2,《Revolution and Counterrevolution: China’s Countinuing Class Struggle since Liberation》《革命與反革命─中國自解放後繼續的階級鬥爭》菲律賓: IBON 出版社,2012。3.《Rethinking Socialism》:Paris, Foreign Language Press, 2018, 與已過世許登源合著。法文版,Soleil Rouge, 20184.《From Victory to Defeat: China’s Socialist Road and Capitalist Reversal》Paris: Foreign Language Press,2019。土耳其文版(Onurcan Ulker 翻譯):Patika Kitap, 2019。

李登輝出賣釣魚台的鐵證

李登輝是典型的、最具有代表性的日本皇民走狗!

台灣保釣人士至日本交流協會抗議日本侵佔釣魚台

6/9上午共赴日本在台交流協會抗議日本侵害我釣魚台主權漁權(台灣釣魚台教育協會)

釣魚台教育協會函:

「這兩天想必大家一定注意到日本又大動作要挑戰釣魚台的主權問題,新聞報導請參考網路新聞https://money.udn.com/money/story/5599/4617749https://times.hinet.net/news/22928353

昨日下午公視晚間新聞緊急採訪了美霞理事長, 理事長表達日本此舉故技重施的十分惡劣,以及台灣民間不排除再次進行保釣抗爭的決心。可參考視頻https://youtu.be/zxhEmMzDTE8 (請從44分38秒處開始看,報導時間兩分鐘),或https://news.pts.org.tw/article/481966(文字報導)。  

值此保釣五十年的歷史之際,我們對日方如此惡行應該團結國內各支持保釣的團體共同強力譴責,因此今天理事長與秘書處快速地與釣魚臺光復會以及中華保釣協會的朋友們緊急協商,決定在6/9(二)當天上午十點共赴日本在台交流協會表達抗議,並遞交抗議聲明,目前也正在召集國內各友好團隊 (包括漁民團體以及相關團體)及個人共同前往。期盼各位可以一起前來,共壯聲勢。
當日會有呼口號、宣讀抗議聲明以及遞交抗議信等活動,以下是集合訊息。
集合時間:6/9(二)上午9:40 (抗議活動10:00開始)集合地點:日本在台交流協會 (台北市松山區慶城街28號)注意事項:近日天氣不穩定,請自備雨具,建議以雨衣為佳

社團法人釣魚台教育協會》秘書長  陳慈立電話:02-22362656mail :diaoyutai.dou@gmail.com 網站:http://diaoyutai.tw/ 臉書:https://www.facebook.com/DiaoYuTaiEd/支持我們很簡單!<銀行轉帳-台灣>銀行:004台灣銀行文山分行戶名:社團法人釣魚台教育協會帳號:165-001005859<郵政劃撥>戶名:社團法人釣魚台教育協會

帳號:50404598

淺談生產過剩與資本主義經濟危機(杜繼平)

金寶瑜在她新書的附錄二:晚期帝國主義中,寫道:「1929年的經濟大恐慌是世界資本主義到那時為止最嚴重的危機,每個資本主義大國都無法解決自己國家與生產相比較需求不足的嚴重矛盾。像美國糧食生產大量過剩,一方面糧倉裡的糧食堆積如山,另一方面人民卻吃不飽飯,只能在街上討一碗稀湯。 生產豬肉的農人把豬仔養大賣不出去,乾脆就先把豬仔給殺了埋起來。牛奶賣不出去就倒在水溝裡。為了解決這樣的矛盾,每個資本主義大國都想用出口來解決自己的生產過剩,和因生產過剩引起的失業問題。於是,由美國領先,一方面提高進口關稅,另一方面,將自己的貨幣貶值。」這段話很生動地描繪了資本主義制度「富饒中的貧乏」這種極不合理的特點,即:許多人陷於貧困,食不裹腹,流離街頭,卻不是社會總體的生產過少,不敷所需,而是相反,整個社會生產出的商品、財富極為富饒,然而因存在階級的不平等,社會的財富集中在少數人手裏,多數人的收入過低,沒有能力購買足夠的生活必需品,不足以消費掉生產出來的大量商品,於是造成社會的總需求不足,形成商品的相對生產過剩,資本主義的經濟危機於焉爆發。資本主義的經濟危機,簡略說來,便是:社會的總需求不足,導致供給過剩,使得企業與各類生產者的商品銷售困難,無法回收成本,更遑論取得利潤,於是企業先減薪裁員以減縮成本支出,在情況更惡化下,則宣告倒閉,失業率再攀升,從而使總需求更為下降,形成惡性循環的螺旋形下降;因此,經濟危機的因果鏈條是:需求不足─商品過剩─生產停滯─失業率上升─進一步的惡性循環。何以資本主義的總供給與總需求必然不可能平衡,總要出現周期性的經濟危機?這需要更深入的政治經濟學分析,此處無法詳論。一九三零年代的世界經濟大蕭條證明了自由經濟理論的破產,反自由經濟論的凱因斯主義應運而生。凱因斯不同意亞當‧斯密開創的自由經濟論所說的市場會自動調節商品生產的供給與需求,使供求達到平衡,從而不會產生經濟危機的論調;他認知到資本主義經濟有其結構上的內在缺陷,僅靠市場機制並無法平衡總供給與總需求,故主張必須擴大政府支出(其中包含給失業勞工救濟金等社會福利政策)、增發貨幣、促進出口,其目的都在刺激總需求的回升,使企業能消化生產過剩的商品,出清存貨,從而得以重置生產設備,重新僱工,恢復生產,降低失業率。凱因斯主義在二戰後支配了歐美經濟發達國家的經濟政策,長達三十年左右,但這種不觸及資本主義根本結構問題的改良方案,有其無法長期持續的局限,故而到了七零年代中期難以為繼,出現對付不了的「滯脹」危機(即經濟停滯與通貨膨脹同時並存的前所未有的頑症),於是反凱因斯主義的新自由主義論崛起,在七零年代末、八零年代初,取代凱因斯主義橫行至今,歐美的社會福利體制也隨之崩塌,真可謂「人老去,西風白髮,蝶愁來,明日黃花」。社會福利體制的興起與崩塌不僅僅有經濟因素,還涉及全球階級鬥爭的形勢變化,這裏就不細談了。
金寶瑜今天來信並寄來了一部影片,信中說:「在我教書時,我跟我的兩個同事教一門Detroit的課,每次第一堂課都放這部電影。這電影是一系列經濟大恐慌影片的第一部。1920年代,美國的工業發展很快,福特就是在那時創業的。大批人從南部移民到Detroit 。福特是最早將工資提高到每天5元的工廠。(其實有很多條件才能拿到5元一天的工資)影片中可以看到福特廠裡工人趕工的情形。那時美國共產黨做了好多事,在經濟大恐慌時,共產黨組織Unemployment Council 幫助失業工人,組織工人反飢餓的遊行。很是可惜,美國共產黨,沒有獨立自主,完全跟著蘇聯走,蘇聯變修後,他們也就跟著節節敗退。
這個個片子你可以看到街上施捨湯的景象。值得一看。」
美國在這次的新冠病毒肆虐中又重現了一九三零年代一方面大量傾倒牛奶、樸殺豬牛,另一方面同時有數千萬人無食無屋的不合理現象,雖然導致的直接成因與大蕭條時期不同,但都與市場經濟的私有制有關。現在轉貼這部歷史記錄片,讓大家來個今昔對照,對資本主義制度有直接的感性認識。

略談中美矛盾與新冠病毒疫情的影響(杜繼平)

昨天金寶瑜來信談到:「我在想到(美國)今天還是繼承了凱恩斯的政策用赤字來支持總需求。但是我想如果凱恩斯今天還在世的話,他也會認為這樣作的不可持續性。(這次因病毒而發的救濟全靠印鈔票)其實中國和美國在貿易上的矛盾,認真說來是因為中國是生產國,美國是消費國,除了糧食和豬肉等一些食物外,美國生產的東西已經不多,美國人的消費是靠中國和許多其它國家的出口來維持的。」
我回覆說:「川普與他的主要經濟顧問如納瓦羅之流的蠢貨,根本不懂資本主義的運行機制與經濟規律,只感覺到美國的霸權正快速衰落,中國大陸緊追在後;在高度恐慌下,不擇手段,大搞什麼經濟民族主義,這其實是在搬石頭砸自己的腳,不僅會自受重創,還會惡化本已極為嚴重的資本主義世界體系危機。中美矛盾的深化有其必然性,這不過是再度印證了列寧帝國主義論的論斷:在壟斷資本主義的階段,各大國的資產階級及其國家機器的代理人必然要 為爭奪瓜分世界的市場與利潤而不斷鬥爭和達成協議,並根據其經濟、政治、軍事等諸方面綜合實力的變化而改變鬥爭的形式與協議的條款。2008年以來的資本主義世界危機,加劇了這樣的矛盾。美國霸權的衰落與自私自利,不惜以犧牲盟國的利益自保,使世界政治的格局發生重大的變化,冷戰結束後,美國獨霸而其盟國追隨其後的局面已一去不復返了。
這次新冠病毒大肆蔓延,美國和歐盟先是掉以輕心,以為這只會威脅到亞洲人(《華爾街日報》在中國大陸初爆疫情時,還發文譏嘲中國人是「亞洲病夫」),沒想到隨即快速肆虐美歐,在公共衛生體系本已破敗不堪下,猝不及防,造成目前民命、經濟俱受重創卻難以收拾的悲慘局面,全是咎由自取。美國大印鈔票、猛發國債,動用三萬多億美元,力圖挽救疫情對經濟的重大衝擊,只是在飲鴆止渴,效果有限,前兩天美聯儲主席在電視上也憂心忡忡地表示,光靠貨幣政策並不足以濟危急的經濟之困。美國目前的國債已高達前所未有的二十多萬億美元,而美元的霸權也在衰落中,已不可能再像從前那樣把大部份債務轉嫁給持有美元外匯的國家來幫它負擔了,這在未來必成美國的難治重症。中國大陸的情況也好不到哪裏去,在世界經濟危機加重、中美矛盾惡化與新冠病毒疫情的威脅下,中國的各種矛盾也會隨之激化(包括台灣問題),中共走資派再不回頭,就只有垮台一途了。」

做好社區防疫,不只為了防堵新冠病毒( 陳美霞)

https://www.coolloud.org.tw/node/94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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