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ormal
0
0
2
false
false
false
MicrosoftInternetExplorer4
寫給自己的悼文
—詩集自序
周良沛
一
這是零七年聖誕前的歲末了,在港島,今年一個「七」字,不知有什麼特別的意義,還是有了太多的巧合。有「九七」香港回歸之後,紀念「零七」十周年的「七一」
大慶,也有紀念「五七」五十周年的活動。「五七」是指一九五七年內地簡稱「反右」的「反『右派』鬥爭」,在這個自由港,對此可說的話自然無所禁忌。有的重 在總結歷史經驗,有的沉浸在意識形態和人權的熱議中。出版社也出版了相關的專著配合紀念。朋友們聚在一起時,少不了也有人問起:
「你不準備寫點什麼嗎?」
「我還不知寫什麼,怎麼寫?」
「這怎麼可能呢?你不是吃了很多苦,還能沒有說的?是不是有什麼顧忌?」
這有什麼可顧忌的呢?這些年以「五七」為背景,為時尚所編的小說,所拍的影視作品可沒少見。早先,有關作品還能為反對所謂的「兩個『凡是』」所用,與「傷
痕」同「熱」,贏得不少掌聲和鼓勵。「兩個『凡是』」是指十年動亂之後,時任中共中央主席的華國鋒所提出「凡是毛主席作出的決策,我們都堅決維護;凡是毛 主席的指示,我們都始終不渝地遵循」之說,以此無疑是不利於「徹底否定『文革』」的,但以此為由頭引發的鬥爭與權位的更替,更是港人膩味說的「政治」和
「意識形態」的故事了。後來,這種配合應景,對它的需要過時之後,似乎有礙和諧,未識大局了。再去搭車,不識時務。雖然此時同類題材的小說之類的文字,很難發表,影片有的是合資、外資拍的,則管不了那多,照樣出籠。國內未予公映,顯然是從意識形態考慮,正因為「國內未予公映」,在海外評價又特高,乃至獲
獎,這當然同樣也是意識形態的作用。但為各自的「意識」之需要所涉及的利害之不同,自然對它的態度也各異,乃至持以對立的立場。在這自由港,不僅正常,若 不如此,恐怕反而難以明白這一自由港的「自由」之所在。當今的日子,一碰到什麼問題,都少不了聽到反對以意識形態對待之說,冷眼一看,如此之所說所為,好
像就沒有擺脫與意識形態的幹係。
二
從原則上講,我並不完全否定唯物者對文學藝術的功利性的要求。但一部文藝作品,不論表現了怎樣的思想和藝術傾向,當讀者能將它當一部真格的文藝作品看時,那
麼,作者可以自覺出於自認應負的各種責任,卻不是對誰的「配合」;只能出於對藝術必然的真誠,卻非僅僅出於,不論是迎合或被動於某種功利性之所求;大千世 界,人們之所想,各種各樣,乃至千奇百怪都不為怪,當人世尚未「大同」之日,出現各種不同傾向的文人和作品,不僅必然,也是文藝的生態現象。但,因為相互
之間有異,既可包容,但也絕對免不了因為相異而相斥。相斥之間,自然也免不了有個誰是誰非的問題。然而,文藝現象畢竟是集人世間最複雜、豐富、多樣、多彩 的現象之現象,對此,切忌簡單化,強勢的一方,更忌粗暴。可是,其中有些相異之處,可能根本就不存在是非之爭,如各自審美的趣味、追求之所異,只要你想得
到別人的認同,你也必須能包容他人。但,如像替漢奸張目的文字,硬要以「一體化」的「地球村」之兄弟情結予以化解,那麼,對於生活在今日之現實面前的我 們,不論哪個地區哪個民族的成員,在他們還未進入「地球村」的桃花源之前,若是對 「漢奸情結」所予以的「包容」,也能「掌聲雷鳴」,大既也是這個民族將淪亡之前奏的悲劇。別的也就無需多說了。因此,在撇開這些因素之前,無論寫什麼,無論從什麼傾向對作品有所的功利要求,若不枉費心機,首先,必須像
魯迅 先生在《二心集.關於小說題材的通信》對艾蕪所言:「只要所寫的東西是可以成為藝術品的東西,」才有可能談它的功利效應。
所以說到這些,正是上述那些以「反右」為背景的文藝作品,不論是為何種需要而出籠的,這種需要常常為太功利而未能「成為藝術品」時,則難免有些簡單化,乃至
將一樁歷史悲劇寫來、演來有時則有點漫畫化的味道了。畫家通過誇張、比喻、象徵、寓意等手法,表現為幽默、詼諧的畫面,藉以諷刺、批評政治事件或生活現象 等問題。其諷刺幽默的手法,常在讓人捧腹大笑之際,辛辣它的諷刺。這自然需要高超的藝術。可是對於一個從那場歷史悲劇走過來的人,儘管事後有人可以站得更
高諷刺其時這種「運動」的荒謬可笑,「幽」它一「默」。然而,對於我這已經沒有眼淚的人,卻很難接受以這種方式去看自己浸在血淚之中的往事之創傷。
這只是就個人的心態而言,成不了什麼理由,自己對自己,也無需什麼「理由」,一場歷史悲劇所扭曲的心態,可能就無法、無需正常,雖然創作緊系大千世界,但它
的活動方式又絕對是個人化的,文藝創作也重在它的「這一個」,那麼,個人之所想,也無非用於說明對此事之所想而己,說明自己並無什麼「顧忌」可言。旁觀者 清,也許從中可以看到我的什麼病症,也可藉此求醫。當然,這也足以說明自己文藝上的沒出息,總想從別人的成敗找條路,卻沒有勇氣為自己開條路。
至於二十一年(1958~1979) 的勞改生話,即便是西方所宣稱最「人道」的,有個人的衛生間、廚具的監獄,也要度過失去自由的日子,從西式的「人道」論,這也是夠「受苦」的。何況是在極其原始的生存條件下,以極其原始的方式只有挑、抬、挖的從事流汗、流淚,有時還流血的勞役。有幾年修鐵路的時候,只要外面有月亮,月下的苦役,就無法有花
前月下之詩的浪漫了。不同的是,月亮的光,既可為管理人員有條件趕我們出工,因為勞改單位從有關部門承包下一段土石方工程後,這樣無償地使用這些勞改人員 的勞力時,月亮也可以幫他們「創收」。但月色朦朧,也為這些勞改人員增加了可以逃跑的機會,為此,也就多了許多荷槍實彈者林立的壯觀。隨著工程的流動,破廟、爛祠堂、荒野的露宿,只用以荷槍實彈者團團圍往,保證了他們所需要的「安全」就行了。這樣一批個個都像叫花子一樣破破爛爛、歪歪倒倒的老老少少,也備
有一些跑運輸、供應、為管理人員服務的馬車。每當黃昏,管理人員忙著招呼為卸鞍的馬匹擦汗、鍘草、添料、遛馬時,另一邊卻為月亮出來,只有忙著增派槍支趕 我們出工吆喝時,兩相望望,我只能心酸於自己「不是人」!
三
與我同在的人群中,多是土匪、強盜、慣偷、走私、販毒、殺人犯,還有娼妓、人販子,「盲流」也是開人類司法史所備以的一頂桂冠,將「盲目流入城市」者所簡稱
的「盲流」,明稱「內部矛盾」,但將他送回去又「慣流」回來,竟成了對之無奈而與大家同路而行的「夥計」。當然,還有連「盲流」之類的帽子也找不到戴的無 辜者,以及他們之中的「右派」一一「政治犯」,則是比他們還要低幾等的畜牲。人家可以公開說:「他們是『有期』的,『右派』是『無期』的!」當時,既不可
能知道後來公開的數字是五十多萬,也聽不到所傳的,說實際上有百萬的數字,可耳聞目睹地知道這個是「右派」,那個也是「右派」,總之也是數不盡的,咱也就 認命這樣「無期」吧。同這些盜匪並行,政治犯可以委曲、不屑於他們,可「有期」的總是優於「無期」的。對他們,只要不管他的「閒事」,對熱衷 「表 現」於「窩裏鬥」的「臭老九」,他們還會仗義助弱的,講點「義氣」的。但,從一開始,進了這道門檻,僅有這點「認命」的心結,逆來順受還是不行的。進勞改
隊的第一道關,接受問訊:「犯罪的主要事實是什麼?」「不知道!」「大膽!你翻案!」為此,腳鐐、手銬、捆綁、吊打,捆人的索子還用水泡透,緊勒索子,是 用一隻腳蹬死我的背脊往後用力扯的,叫你活不好,也死不了。這樣,先後關在小號子裏有五年之久,有時蹲在籠子裏,它的寬度既不能讓你坐下,高度也不允許你
站立,就是讓你死不了又受死罪。如今有人問到我右腿致殘的情況,它當然是多次類似的折磨所後遺的綜合症,但提到其中任何一個細節,都是不堪回首。
儘 管我常遭罪於「不認罪」而受罪,但根據二十一年之後重新解決我的所謂「右派」問題時,檔案上卻沒有任何對我定案「右派」的組織審批手續。說明我「不知道」
「犯罪的主要事實是什麼」,完全是實話實說。我所不知的「犯罪事實」,本來是該由我來問他的問題,怎麼反問起我來呢?冷眼旁觀,真會視其荒誕可笑 「幽」它一「默」,但我悶在肚子裏的淚水,還不知往哪裏流呢,無法喜歡此時此種的幽默或嘲諷的嘩笑。
是 否該找人訴苦呢?對此,內心特矛盾。我脾氣有些怪,幹工作還是很聽話的。但還沒有奴性,更不是皮肉賤,要人打了才好過。少年時在教堂的籬下孤苦無依時,我
是個非常虔誠的教徒,還沒遇過別人打了我左耳光,需要伸過右臉去給人打以示自己善良的場合。一九五八年四月十九日凌晨,昆明軍區文化部長任大衛敲了門進宿
舍通知我:當日上午政治部會有人送我上農場勞動緞練、改造,好好汲取這次「反右」中的教訓,在勞動中好好表現,爭取半年幾個月農場對你有個好的鑒定,部裏也有個說法好接你回來!在那全民都在「上山下鄉」的口號和氣氛或熱鬧或犯愁的日子,這番話聽來極為自然。雖然打入「右派」的根據就看在「大鳴大放」這一特定時空之所「鳴」所「放」之所為,而我又恰恰是沒「鳴」沒「放」,沒說過任何什麼話的人。從天津調回昆明「反右」,就為查我同雲南文化界的一個所謂的「集
團」之關係。那時,全國的人口才是現在的三分之一還不到,一個城市才那麼大,一個地區的文化人也不可能太多,這裏不見那裏見,誰記得,誰又說得清跟誰在哪 里見過面說了什麼話呢。辯白也無用,說不清也就無法「乾淨」,因此對組織的這一安排,我無權不「接受」,或有任何不愉快的表示,不想,卻「接受」到了勞改
隊。流傳得很廣的一則「反右」軼事就說,一位押送「右派」去勞改的政工幹部,在他辦完交接手續轉身要走的時候,勞改幹部立即正色道:你也要留下,名單上也 有你!那天送我的保衛幹部倒沒有這樣留下,但跟我編在一起勞動的,卻不乏為此喊冤則定為「翻案」、跟我同屬「反改造份子」並倍受折磨的難友。由此可以想
像:這還不是個別現象。四處廣為傳說的這類軼事,所根據的也不是同一個事例。由此也可以想到這個「反右」到後來是怎麼「反」的了。五七年已結束的運動,五 八年再搞「反右補課」時,機關抓「右」的硬性指標已是不得少於百分之五了,部門若完不成指標,領導若想「實事求是」說抓不出來時,那麼,對不起,你不抓別
人來,那就該輪到你自己來了。到那種時候,哪里去找「定罪根據」和「犯罪主要事實」?但勞改隊是執法單位,看你這般,只能認定你無視於法的「無法無天」, 此時要他執法,只有無辜者來承受由此而來的災禍了。
記得,有一位原來在省委組織部當過小領導的難友,一進勞改隊的門叫他首先摁下十個手指印作罪犯檔案留下時,他是幾天都不言不語,晚上蒙著被頭哭,他是做組織
工作的,平日掂量哪個可靠可用,哪個靠不住不可重用,已有一套經驗,這時叫他一摁指印,他知道:這是偵訊社會任何刑事罪犯案件的備用資料,從此你永遠都是 備查的嫌犯。事隔一年半載,他傷心地對我講:「我怎麼會落到這個地步,被這樣的看作不可信任呢?」這道門檻己是敵我的分界線,進了這道門,自我多情有何
用?我無需在乎這些人怎麼看我,重要的是我怎麼看我自己!「實事求是」的唯物原則怎麼被人撕得粉碎我管不著,我這從唯神、唯心論者為新的共和國對我命運的 改變而堅定了唯物論者,卻必須「實事求是」。我不敢說自己有什麼原則精神,即便這「唯物」已是「唯我」,也得如此。我需要保護自己,有的話可以不說,但不
能說謊;說謊、招假供,可以避開一時皮肉之苦,最後遭災的還是自己;鑄下一生永久的痛,找來心靈永遠不安的鬼;只有自己還對得起自己,心靈有方淨土,才可 以說別的。在這講「法治」,不僅今日以時尚,過去也同樣講它時,自己落入法網,不論你冤不冤,冤了也不能找到那位為「反右補課」訂下抓「右」的硬性指標不
得少於百分之五的領導論理,那麼,在這法網之中,也只能任人怎麼以「法」來「治」你了。因此,以上所述及的種種遭遇,實際上也是接受「法治」的一個過程。 進了這道門檻,你連「定罪根據」和「犯罪主要事實」都拒絕回答,他就不執他的「法」麼?他需要知道那誣害人者所要誣造的「事實」的都不告知本人的實際麼?
何況二十一年後看當年的檔案證明,整人的人要整你,連個應付走過場所搞個辦假證的手續都不需要,就可以對付你的「法治」,那麼,執法單位想「認真」地「執 法」時,凡此種種,你無視於法,還不是「翻案」、「反改造」麼?不然,你將「執法」之「法」的權威置於何地?不給你小子一點顏色看看還行麼?
四
其實,不論什麼體制的統治,不僅在當代,就是過去的封建王朝,擺在面子上的明文之法,都是反對執法中虐囚,搞逼、供、信的。當今以 「民 主」、「文明」所自炫於天下的美國,爆料虐囚之事也是層出不窮。事實上,無論誰,都無法理想主義地,將它雙向推至極致而論理。我自身並不軟弱,卻時刻未忘
自己屬於弱勢之群。胳膊擰不過大腿。無論什麼事,能過去的也就那樣過去吧。若非走出大牆,讓我還能這麼寫三十年,要是成了大牆裏的冤魂,作了鬼也得掐死一 些以整人為樂,以整人當升官的「藝術」者才能歇下這口氣的。既然走過來了,正如我說過的「棍子掄來,皮裂痛醒,世態炎良,當本書讀」,也不全是壞事。
不過,人算不如天算。進大牆時才二十四,還年輕,沒整死在超體力所能負荷的苦役中而挺了過來,體質也得到太殘酷的檢驗。當然,隨著年齡增長的衰老是註定的,
但年過古稀的癌變體切除手術後,化療十一次,也沒倒下,也沒掉頭發,北京腫瘤醫院院長告知,這在癌症病患者之中是千分之七的極個別的病例。臺灣作家,與我 互稱「階級兄弟」的映真兄,為此常以「吉人天相」相慰。人活得坦蕩,則無所累。想到一位後升至政治部副主任之成某,當年一句「周良沛不是『右派』哪個是
『右派』」的一言九鼎,我還有生路麼?他那封建家長式的威風,自是這個家長的上頭還有可以訂指標打「右派」的大家長,這種威風才能成為一時的政治氣候。不 想,前幾年的一天,竟有相關單位請我去與他「告別」,近半個世紀素無往來,且無任何可以成為「由頭」的情況之下,竟如此要「請」我去,總是他生前得知我還
沒有整死,對此有過什麼類似的示意才有此種安排。我除了哈哈一笑,豈有他哉!這是他死前還願我不忘他的「大恩」,還是「人之將死,其言也善」,望我能與之 「告別」,他也好走得安心麼?不管他怎麼樣,我都無權過問,儘管後來我也聽說他晚年雖然物質條件好得一般人形容都形容不過來,但健康情況與家庭生活都無法
幸福。也只有他走他的,我活我的。而且,我也要再說一遍:「人算不如天算」,雖然這非整人者之所願;大牆內只准,也備有完整的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毛澤 東著作,魯迅全集、中外名著供借閱。這在二十一年之中有十幾年在不流動的大牆內,是我對峙各種折磨的精神支柱。雖然二十四歲之前已被人稱之「作家、詩
人」,但《紅樓夢》讀了好多次都讀不完它,當時自己精神的「革命」狀態,很難接受那種無盡的「生活瑣事」的描寫,也只有在「世態炎良,當本書讀」之後,才 讀懂了它,感動於它的偉大所彰顯的文學民族傳統;魯迅的小說和《野草》,雖然從少年時就熟讀,到了為之「作家」後,卻很少有耐心連續讀他的雜文,也是彼時
彼地,才能有反覆通讀《全集》的熱情。同時常常沉浸在他對中國歷史和現實深刻剖析而受之啟蒙於開闊視野、明辨是非之醒悟的歡悅;對馬列主義,在中國特定的 體制下,雖然不敢說任何不敬的話,還是敬畏而遠之,認為政治、哲學,不可能讀懂它,它也不需要一個寫那麼一點小破詩的人去啃它;也是彼時彼地,一旦走近了
它,自已那種原來文章寫不成,卻曉得個什麼「形象思維」的名詞並與理論對立起來的心態,隨即煙消雲散。今日報紙大版的大談可以救世的「大愛」,似乎「只要 人人獻出一點愛,就有一個美好的人間」,可誰的「大愛」也沒法與他們為人類的解放者「在這個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鎖鏈,他們獲得的將是整個世界」的「愛」更
「大」。此種政論的文風、語言,比文學還文學,比詩更是詩。無需否認,由於知識和閱歷合一的淺薄,不少有關經濟專業性的論述,我不能全讀懂,但《論費爾巴 哈和古典哲學的終結》、《法蘭西內戰》等,正像書中所說:「理論是灰色的,生命之樹常綠。」我讀到的也是生命之樹。一些在法庭的答辯辭和調查報告,其中那
些對伍珀河及河岸森林的描述,並不是許多名家的散文可比的。彌漫令人沉醉的詩意。為抗議新普魯士書報檢查令與論敵辯論中所講的文學風格問題,更是一般所謂 的「作家」所無法企及的文學。當然,從無產階級革命到專政的理論,也更容易明白那些想用以恐嚇和加害於人的言辭之虛偽性。它堅定了自己的堅持。懂得「權」
並非真理;它可以任意擺佈弱者的命運,卻顛撲不了真理;那些在位的,不論是多大點官,乃至拿杆槍看著我的看守,叫你「愛國」,他就是「國」,叫你「聽黨的 話」,就是聽「他」的話;嚴重背叛馬克思基本原則而藉「反黨反社會主義」之名去整人的人,恰恰相反,首先他等這套德行就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可是,此
時此刻,你不叫他代表「党」,又能行麼;在推翻封建王朝近百年的中國,中國人已摸不到垂在腦後的那條辮子了;可百年也沒割掉那一條精神的辮子之痛,有時還 得躬身反問:你也夠格為此去「痛」麼?那也是被他所「代表」的全被他「代表」去了,還有你說的麼?命該被整的人,除了問心無愧,還能說什麼呢?別人能以
「活學活用」風風光光,我雖然可以公開學,卻只能私下偷偷的用作自己坦坦蕩蕩活下去的維他命。
新時期,對我所熬過的那二十一年,有些海外的朋友不可理解;其實,若無精神的維他命,那恰恰不是只想、只怕、只受不了這份苦所能挺過來的。所以,若是叫我還寫三十年前流行的「傷痕」,我還有點自知之明,知道自己確實沒有那個能耐。
五
何況,「國家三年困難時期」,也是與「大躍進」同至的大饑荒的三年,我也是隨著不是哪一個人的意志可以更改的工程路標而行的。穿山、越嶺、淌水、過河,勞改
隊不必可憐你是否承受得了,他本來就是要以此「改造」你的嘛。何況,不是廉價,而是以無酬的勞力為他「創收」呢。但,世事也不可能跟著他的算盤撥,這就無 法將他們為這些人的「安全」所備好的大牆、鐵窗,也能跟著這些人移動。由此必然出現他們最忌諱這些人與社會有所接觸的情況,而工程線路上的施工之處,也不
可能備好那多破廟、爛祠堂,有時就得以組為單元分散在村裏廄棚的頂上住。除了感受到房東對我這「政治犯」的同情與關切,以此足以看到民心之所向外,至今我 也不認為每位錯劃「右派」者之所 「鳴」 所「放」,都有可以達到為人民代言的高度,何況我什麼也沒說。所以一聽老鄉說「你們是為我們說了話才遭這份罪」我是無地自容,我哪有資格接受他們這樣的真
誠和熱忱呢?我自己即便真有什麼「定罪根據」和「犯罪主要事實」,甚至確實符合事實,可是,要看此是非,怕也只有看民心了。明白這一點,也就沒有想不開的事。
是的,執法單位無法,也無須問你是否有罪,進了他的門,只能以罪犯對待。即便此中誰家有了「錯劃」的誤會,也只能如此。可這些老鄉,對他們連這種「誤會」的「誤會」都不存在的時候,完全是工農聯盟的主力軍,是這個社會體制的統治基礎。可是在那「困難時期」,種田人也愁填飽肚子的問題時,由於我們在築路,國家
糧食的供應,是每月五十斤的標準。雜糧的比例很大,有時幾乎全是蠶豆。吃多了,氣脹得也是受威脅於饑餓的享受,可不斷放屁,日夜都是屁響、屁臭,而且屎、 尿也多,誰要「方便」,必得喊「報告大軍」,要聽到「去!」才能離去;因此,日夜都在屁響與「報告」聲的交響之中,用現代新聞的用語而言,也是「一道風
景」。如此的「勞改」,同樣有人羡慕。村民找到幹部:「讓我來『勞改』吃飽肚子嘛!」幹部相信他們的真誠,但從政策界線看,此話也問得他們十分狼狽,啼笑 皆非,無言以對。房東的老人死了,鄉下也沒有,也不興火化,好多天不抬走,在房外的廄棚頂,聞到那股氣味都受不了,大家都擔心鬧出傳染病來。有的村子也是
請不到,或請不起人(總得給人吃頓飯吧)來抬人走,於是我們請房東跟幹部打個招呼,我們會幫他家抬人的。這一來,不想他驚恐萬分,一再央求:「你們可不要 聲張,他的戶口還不能銷,等到他的口糧領到手,家裏有點補助才能抬走!」那份惶恐,那份悲戚,那份無奈,還有那份為渴求無望而需爭奪的那份陰沉的不屈之氣,不僅今世,就是來生,我也不會忘記。相形之下,我的皮肉之苦,又該怎麼訴呢?天災,人禍,人禍,天災,我們還要強國,還在造原子彈,只得個個勒緊褲帶;天災,人禍,人禍,天災,我遇橫禍,祖國、人民同樣遭災,我有什麼好說呢?
何況,當年吊打我的「大軍」,見沒有別的人了,給我鬆綁的時候,又悄悄在耳邊說:「給你松慢點,會痛,不要叫,不然,鬆快了你勒得流不動的血猛地猛流起來,這雙手就會報銷的!」他是誰?為什麼要跟我說這些呢?
何況,隔著牢牆同我談心的看守,對於他,在《附錄》中我另有記述,若是無他,眼前的這些詩稿,是不可能得見天日的!他是誰?我苦尋苦覓,都無法知道他是誰啊!
何況,最後說「反右」是正確的,只是「擴大化」了。「右派」不是「平反」,只是「改正」,這種玩漢語的文字遊戲,不僅老百姓心明眼亮,就是玩這種文字遊戲者
自身,也不會糊塗到這種地步才出此無奈之言。可是,就算只是「擴大化」了,也還有個怎麼個「擴大化」,誰來負這個責任的問題吧。雖然之後又要求對它「宜粗 不宜細」,叫人最好莫提它了,然而,你叫人「莫提」它,總還得有些叫人「不說它算了」的做法。就照這不是「平反」只是「改正」之說,那麼「改正」了,總該
賠償損失,景況總該有所「改善」才對。然而,對所謂「改正」的,可不像對所謂的「走資派」那樣,有的單位,連句道歉的話都沒有,有的農村小學教員,「錯 劃」前才三十幾塊錢一個月,當年,三十幾塊錢還能養家糊口,二十一年後,美其名恢復「原職原薪」,卻糊自己這張口都困難了。他們早是「摘帽右派」,「認
罪」,「表現好」,在勞改隊算是「留隊職工」,每月評工分之所得,也有三十幾塊錢,可水電、房租全免,地裏的瓜果,只要不是太過分,順手帶點回來,別人也 不干涉。偶爾相遇,他說,早知如此,不如留在勞改隊,沒有物質基礎,「要這自由好幹什麼」?聯想到當年村民找幹部說「讓我來『勞改』吃飽肚子嘛!」我是心
緒萬千,啞口無言。
何況,二十一年後處理「右派」時,已有未經任何組織手續報批過我為「右派」的檔案為證,而成某那一句「周良沛不是『右派』哪個是『右派』」的屁話,此時也只
能看作放屁。但是,此時若非「右派」,我又只能當作清理監獄,清理「右派」時所誤為「右派」的人員「無罪釋放」。那麼,我則是另一種景況了。當時,還給了 我到海口鄉下的一所小學去報到的通知。我理解:「右派」的人數、對統戰,對知識份子,包括國際上的影響都不小,當時解決這個問題,針對「兩個凡事」和討論
「檢驗真理的標準」的作用,不言而喻。但總不能說未被「錯劃」(這也僅僅是以檔案為據,當「右派」所受的罪都受夠了)還得比「錯劃」過的矮幾分。以此政策 看是非,則模糊了許多平日教育人的基本原則。中央文化部落實政策中,有此種情況的多達四五十人,當中的畫家黃因聰,我還認識。然而,只有當領導有那麼一句
「將人家當『右派』受了那多罪,怎麼『右派』有點好處又把他們扒開呢?先按照對『右派』的政策把大家調回北京再說!」這一來,救了好多人的命哇!我也是軍 委總政治部劉志堅將軍直接通知軍區要首批處理我的問題才免於再遭罪的。這一來,成某之類才擺不出當年封建家長的威風來對付我了。但要我寫保證:不與海外的
親友往來。我拒絕了。若為國家和工作的需要我這樣,我會無條件遵守,可落實政策是無條件的,若以此作為落實政策的條件,我絕不寫這個保證。你有權,愛怎麼都由你。好在上頭的人正派,他再歪,也得聽上頭的,才沒有鬧出什麼其他的事來。反之,這回若是上頭的人歪,我又完了。此事雖未再遭
意外,畢竟有些偶然的因素。偌大的一個部隊,下屬一個小兵,將軍無需知曉,所以出面干預,也許有僑務部門的提示,或是當時台、港的傳媒偶爾也會提到我的問 題之故,否則「無罪釋放」,己是我的最好出路了。
今年,海外關於「五七」的活動,除前述的各種情況,也涉及一些具體問題,如「改正」和「平反」之別,「錯劃」的和「文革」中受衝擊的「走資派」之別等,但「平安就是福」,能沾「錯劃」者之光,安渡晚年,對此,若不相信命運,則很難相信別的了。
六
由此,我想到另一個人:劉白羽;「五七」時,他是中國作家協會黨組書記周揚名下的副書記,這,就可以明白他扮演的角色了。零五年他去世時,我在海外寫了《今
日渤海大風浪》以悼念。對他在「反右」中所該負的責任,他從未推託,我親眼見他向丁玲、徐光耀賠禮道歉之語言、神態,尤其是在事後、人後,每觸及此事的愧 疚、傷痛,是令人感功的真誠。同時,我也親聞目睹到那極其複雜的情況中的一些具體問題運作的處理過程。有些問題,不是辯白,也無需辯白,但給他作個說明、
交待的機會都沒有,對他,是個太大的遺憾,是個太沉重的包袱,也太不公平!我寫過:
從郭小川(時為中國作家協會秘書長)的《日記》看,那不是新時期文藝圈內某些可以稱之為「人物」者,為篡改歷史,為自己樹形像而在事後藝術創作的《日記》,
是小川去世後公開他一九五七年五月十日的《日記》記述到「白羽說他將來是個悲劇,逃不出(這)工作的。」六月五日又有「到白羽處,吃了餃子,他很感慨地談
到他決心離開『作協』的工作。」
可是,從黨的紀律看,他得「服從」,頂在那兒,必須作好「馴服的工具」。以副書記作好那位書記的傳聲筒。新時期,我不知道有人向中央告了他,說「作協」的
「反右」就是他搞的,聽我同庚的老友講,他向中央說明他是奉命執行鄧小平的指示所行的經過,有人認為這是推託責任。我倒認為是實話實說。因為,當年見他每 次從中南海書記處回來,都把領導交代的話說個明白,特別講明是「小平同志」交待的。他這麼說,當時可以解讀為以此炫耀,是為自己有來頭,有靠山,台下的人
當時多數怕都是這樣想的;現在情況變了,自然可以解讀為推卸責任。可他領受誰的命令,叫他怎麼幹的話,過去,現在,他都一樣說,幾乎一個字都沒有變。往下 傳達,照本宣讀。一九九四年耶誕節前後,我在海外所能看到,所能看懂的華文報紙,都是整版對開的刊出鄧小平愛女毛毛接受美國大報採訪的長篇報導,並未為尊者諱,很明白地說她父親在「反右」中傷害了許多知識份子的感情,仍是她父親生前的一大心事。這可能是鄧小平生前有所示意,女兒才會在他身後這樣說的吧。章詒和有本暢銷海內外的《最後的貴族》(大陸版為《往事並不如煙》),有可讀性,也寫得太像小說,太「藝術化」處,有失實處。有的人還留有他父親當年說到某
些事的手跡,當局怕爭鳴起來反而擴大了此書的影響,作了冷處理。但她寫到運動運作之中的實際情況所說到的「包辦」,還是他們親身經歷的事實。若非為此,就 是公佈出來的,已遠遠少於實際的五十多萬「右派」都劃錯了,怎麼還要說「運動」正確,只是「擴大化」了,對他們不是「平反」而是「改正」呢?這在海外全是
公開的,怎麼白羽只是個人向中央稟明情況,未有任何聲張之處,就引來這多議論呢?
若不弄清這一根本情況,找誰根究下個人責任,發洩點個人情緒,這樣,對歷史,對我們自身,是否負責呢?白羽晚年同我還是有些往來,而且關係較好。十年動亂結
束,他是總政文化部長,部隊準備恢復創作組,建議調我回部隊時,是他首先否了我的。後來創作組也未重建,事情也就這樣過去了。他就是這樣以他的組織性、紀 律性要求別人,為此看不上我,我也無有怨尤。自從看了小川的《日記》後,回想當年白羽總是嚴肅、古板得讓人敬而遠之,那鄭重到如立生死狀似的,頗有心計地
做得事事有個交待、字字珠璣似的宣告他執行某某指示的神態,這既是他知道自己在扮演一個悲劇的角色,又為組織、紀律性在如此嚴肅、認真繼續他的演出。有人 議論,並不為怪,予以同情,同樣在理。他是個作家,是位有思想的人,並未糊塗「作協」這場以宗派所「反」的「右」是怎麼會事,所以內心才會明白他執行的是
「悲劇」使命。這是生存需要如此,還是如此為了生存?我不能臆斷;若只為以其「馴服的工具」之精神以示他對組織的忠誠,而組織也需要依靠如此的忠誠以取得 「作協」的「反右」之「偉大勝利」,這又是怎樣的「勝利」呢?尤其是新時期,他除了為此向人賠禮道歉,負起自己該負的責任,別的話,一句不說,真的讓人納
悶。就是有人為此向中央告了他,他除了向組織實情稟報,我想趁此機會掏點材料時,除了有一次他向光耀道過歉,用他自己的活說,是「賠罪」之後,光耀同我到 他家,還有榮勝、正忠在場,這位當年進出中南海直接聆聽鄧小平對「作協」「反右」部署的他,除了為光耀所受的磨難,聯想到毛澤東在鄧下達機關「反右」的指
標,毛令他「一個都不能殺」,說殺了人也像割韭菜,越割越發,為此光耀也避開了可能遭受的更慘之結局外,他也總是「顧及影響」,「顧全大局」,和當年事事 都鄭重告以是「小平同志指示」的神態截然相反,絕口不提「小平同志」。此時,在他面前,我對他的人格不由得有某種肅然起敬的感情,也無法不辛酸於對他這一
「悲劇」角色的同情。我不能不想,在那大時代的大背景下,他這一「悲劇」角色的「悲劇」性,其可悲的僅是他個人麼?而且,他走後,骨灰撒入渤海之日,我為 悼念他寫的《今日渤海大風浪》在內地發表時,只要有「小平」二字處,無一不遭刪除。對毛澤東的評價,不是我夠格說的。「反右」的責任,有人自己認了,怎麼
非要推在毛澤東身上才好呢?本港出的書,不乏內地以講「民主」的名人,卻在盼「清官」、「聖君」;我們講「民主」,卻以做「馴服的工具」顯示「忠誠」;我 們講「科學」,卻橫闖蠻幹於現代迷信。凡此種種,簡單的情緒發洩,顯然比辯證唯物地思考它要輕鬆得多。為此,毛,不論你怎麼罵他,歷史唯物地將他放在中國
歷史特定的發展階段,他也仍是英雄、偉人、大政治家、大詩人。連本港的計程車上,有的也貼上他的像以「避邪」和「託福」,司機以此還有可以同你有說不完 話。這絕非從本港對毛的自由於各種評議的選擇,那些書報他也不會去看,完全是出於貧富兩極分化,他處於弱勢的自覺。因此,他也需要為自己之所想找到情感的
託付,正如老百姓所說:「耗子多了,總得想到貓。」所以,不論我自已對毛有怎樣的看法,都不能不對他的選擇予以尊重。我們總不能像那些似乎是「和平主義 者」所口口聲聲講「和平」者,自己卻牢牢抓住槍桿子、核武器:別人加強防衛力量則以「暴力」、「恐怖」加害於人。可那些「槍桿子裏面」己經「出政權」的國
家,就不能聽你這些了。前幾年在英國召開世界共產黨會議,不少組織都是在他們的名稱上用括弧加個(毛)字的。他的影響不是局限在國內的,你我幾個關著門無 論說他個什麼,都不管事。這樣一位生前什麼好事都歸功於他而被高呼「萬歲」的人,大的方針有問題,不論他是否直接過問,都有責任。他無需鄧小平為之受過,
鄧小平也為他受不了過。可在具體問題上,責任還是應該分明。不然,文藝界的人都知道的,當年周恩來總理要為丁玲、艾青的「右派」問題去求情都不行呢。因為 鄧在高層揭發、打退「高崗、饒漱石反黨集團」之「反黨活動」後的聲望如日中天、灼手可熱,在黨內躍升到一種特殊的地位。之後,揭「反黨」、反「右傾」、反
「小集團」、反「個人野心」、反「分散主義」、反「地方主義」之風,一浪又一浪。然而,周恩來不是這樣,對待同一個「高崗、饒漱石」的問題,在高崗自殺 後,有檔可查的,周總理則要求予以「厚葬」,不要「火化」,以有「開棺驗屍」之備,辦事人員拿了批下的一千二百元,走遍北京城,才買來一口一千一的「六面
楠」,就是上、下、左、右、前、後六方,都是整塊的楠木,還嚴格要求密封與防腐措施。並要立碑,墓碑上不寫別的,只寫「高崗之墓」和他的生卒年份。這也是 一塊不言功、過、貴、賤、尊、卑的「無字碑」。此墓今日在北京「萬安公墓」中仍然保留這一原貌。周總理此時如此處理這一問題,則為後人對它的認識留有很大
的空間。中、外、古、今,所有的歷史在現時都不可能不受現時某些條件的制約,將什麼都可以說得那麼清楚,有時,甚至其時說得最多,加以渲染的,可能恰恰就 是謊言。只有在時光的逝去中,人們也逝去與其的利害關係後,才可能真正的客觀、公正。其時,周總理保不了丁玲、艾青,自然也不可能不考量此一問題中的問
題,不會,也不宜再說別的。當年,負責丁玲「專案」的是張際春,周總理就交代過他:討論丁玲的問題時,最好迴避周揚,莫請他參加;之前,梨園「四大名旦」 的程(硯秋)、梅(蘭芳)因为抗
戰勝利後在上海對台唱,有過程將梅「壓」了下去的恩怨,這回看到梅巡演回上海又要跟在上海唱的程撞上,總理在日理萬機中都注意到此事,趕緊派時任中國京劇 院黨組書記的馬少波去推緩梅到上海演出的時間。由此看,總理他太明白此中中國特色的人際關係中的問題和它在「運動」中關乎人之生死的利害了,在他認為方便
跟張際春交代,他就這樣交代,到了他也不方便說時,自然也得迥避。所以新時期一度的「平反」熱時,就聽到上頭發話下來:不准替高、饒和「右派」中的章(伯 鈞)、羅(隆基)講話之說。正因為鄧在此中有染。當年毛要讓他開了殺戒,恐怕此後只有讓他割不完,吃不盡的韭菜。鄧在「文革」中也受了一些罪,新時期對
「文革」中受過衝擊者是一律「解放」,連他們的子女都倍受關照,不少都是海外常議的「太子黨」。但,這位新時期從反「兩個『凡是』」開始為我們國家和民族 之未來所想的「總設計師」,若也需要今日的公民對他的「凡是」敬若神明,那麼,這又是國家和民族之福麼?也是對他真正的敬重麼?
撇開這些,一個沾了「錯劃」者之光者,要能確切就其因果回述這段往事,又該怎麼說呢?
七
所以會有以上的想法,也是國家的民主進程對許多問題有它一定的透明度後,也就無法不將自己那一時段之命運的災難和當年的「反右」的「運動」聯繫在一起思考。但新的「透明」在有的時候,是有光亮透不過去之處,問題也就只能在此無奈地打它一個結。
可是,在這之前,身在「勞改」之日,只為個人的遭遇,在大牆之內很特殊,也很怪的環境中,也會找到一些不吐不快的時機,自發地宣洩一些自己被侮辱被損害而不
平的怨憤之長短句,不僅走出大牆之後得以公開發表其中的一部分,就是在大牆之內,它也是曾被手抄傳閱的,每抄一次,都會有些改動,大的框架總是如此,可 惜,如今再也無法找到自己這些不同的抄稿,雖然上世紀八十年代「落實政策」之日也發回過一些被抄去的舊稿舊信,可很多東西都不在了,不知是否有關部門還需
要扣下部分留證。而且走出大牆之日,情緒一時衝動,將在裏頭鋪的,蓋的,穿的,用的,免得帶出晦氣,都扔了,燒了,等到清醒過來,有些不該燒的也燒了。還 是一位從小在一起的朋友,他在外當兵,老父給我藏下了小部份手稿。老人也是蒙冤在家,平反之日,早己去世。想到此事,為之泫然。為此,除了一些文字過於粗
陋之處略作修補,也有個別留有幾份底稿的可以今日之主見作出選擇,大多已無條件將自己不同的抄稿相互對照,加以認真地作次全面的修訂了。它,當年所能傳閱 的範圍,當然極小,是多年在一起受苦而相互信得過的難友之間秘密傳看。所以收錄《附錄》中的《重讀《擊鼓》》,就是以此為證。因為十年動亂後,有人事後補
寫反對「四人幫」的詩文,為自己作「秀」樹形像,結果,越說越臭。然而,彼時彼地,一個囚徒,無「秀」可做,既非有什麼鬥爭的自覺之覺悟,更非什麼好漢, 只是忍無可忍,赤條條的一個,也無什麼好牽掛的,實在容不得我,無非拉出去殺了算了,省得那麼「無期」的受罪。人逼到這個份上,無所顧忌,無須想後果。偏偏這些殘稿還這麼陰差陽錯地留了下來,偏偏我剛參加「革命」之日,接受傳統教育,說到過去先烈在反動派的牢裏寫詩明志的故事留給我極深的印象。不想,身陷
囹圄,自己竟然也寫起詩來,同樣有人為我保存、傳送了這些詩,他們,恰恰不是反動派,也是正直者為了天地之正氣。由此反思自己一生走過的路,這也是指給我 的一條大道。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口頭擁護不難,若執行得親痛仇快,它留予歷史的遺憾,也只能是親痛仇快。此時,想想這五十年的歷程,將這些也是遍體鱗傷
的殘稿重新拾掇一下,海外的朋友說是可以印個小冊子,送送朋友和留給自己及家人作個紀念。這對我,無疑是個重要的提示。尤其近幾年隨著年齡的增長,記憶力 大大衰退,幾十年的老朋友碰面,話到嘴邊了,都喊不出對方的名字來,我真擔心哪天還需要我交代歷史的時候,不僅上述那種弄不明白歷史真相,而是自己親歷的
往事也從記憶中消退,那才糟呢。何況,如今學界已經有門「五七學」,哪天還要談「五七」時,尤其對於那些對此雲裏霧裏的年輕人,固然從書本到書本也是做學 問的時尚,但從這些詩,無論藝術上怎麼看它,從它看一個當事者的心路歷程的效用,應該勝過作品本身的價值;更何況,在這最為「開放」的年月,最為「改革」
的地區,傳媒爆料:經風水師測定的那道深圳法院的大門內,已有十年之久的團夥性的貪腐、受賄,所辦之案肥了這夥人的錢,全是無錢人冤獄、冤魂的血淚、是屈 死者的喪命錢。它正是社會法治、民主、進步的傷痕;若過去寫「傷痕」可以沖擊「兩個凡是」,今日雖不見誰提「兩個凡是」,人們也更不知為它所引出的一場政
治鬥爭之實情時,卻是此時絕不應該視而不見的「傷痕」,也似我那一頁還沒翻過去的歷史。歷史就是歷史,不只在供嘲諷,不只在供怨咒,是應切記的教訓。我不 同意對此無休止的鬧鬧嚷嚷,煽動悲情、怨憤,但若只近視於眼前的實用,一味淡化,乃至閉鎖這扇認識的窗口,以求于眼前盛世的鶯歌燕舞,那麼,短線所見的太平景象是無法鞏固、長久的,它所留下的隱患,也是無法越過它而會美妙自己所設想的、同這個世界與時俱進的民主的。對歷史的看法,可以多元到無數的多,事實卻永遠只有一個;雖然也可以為客觀世界的各種變化而變化,如文件中「徹底否定」的「文革」,海外的「新左派」則要求予以「重新認識」,除了「武鬥」以及對
人權的傷害所必須的否定外,他們認為目前國內腐敗之毒己傷害到神經末梢,「打倒走資派」的方針則必須肯定。比之曾是蘇聯共產黨的領導人戈爾巴契夫一九九九年在土耳其「美國大學研討會」的演講赤裸裸地宣稱「我生活的目的就是消滅共產主義」者來,「走資派」是更危險的定時核彈。這一觀念,在今日的弱勢群體中,能接受它的,絕非個別的人了。最後,歷史怎麼說,「歷史是勝利者寫的」,那就看誰是最後的勝利者了。有一次一位計程車司機在車上告我:他夫婦都是下崗工人,並大罵賣了國有企業的政策,直指一些頂級領導人,說到某位時,出口則是「我們還不知道他的『底』,他就是五八年的『右派』嘛,對我們工人階級當然是這樣!」聽此,我幾乎要脫口說出自已就曾誤認為五八年的
「右派」了,低頭一想,緘默為好;人上一百,各式各樣,何況五十幾萬,甚至上百萬的人呢?尤其地位變了,當了官,他怎麼對待「工人階級」也是他於自由中的 自由!若下崗、失業的工人都這麼想,一個巨大的群體之所想也能成為一大思潮!無論怎麼說,一個在觀念開放為「多元」又想有價值之「核心」基礎的理論,自然
是自相矛盾,夢魘中的圓舞曲。怎麼想,怎麼說,講多元時只能任其自由。不過,對事物的看法再怎麼變,具體事實也還是,並永遠都是那個樣子的。在這裏,這些 長短句以其原生態輯錄於此,只當自己一份記憶的留存。因為「反右」運動,不論說是「陰謀」還是「陽謀」,它總是和所謂的「鳴」、「放」相繫的。為此,我也
將當年提出「百家爭鳴,百花齊放」以發展文化藝術的口號後所寫的不多幾首詩,作為思想的映照放在一起。雖然寫不了「鶯歌燕舞」式的廉價的頌歌,對勞動和勞 動者還有我永遠如此的感情。而且是在「鳴」、「放」的鼓舞下,為有那麼兩年愉快的流浪而記的。有幾首曾在一個選本中出現,很熟的朋友也看它陌生:「過去怎
麼不見你的這些詩?」只為我從來沒有處於詩的主流行列,少一些人看它,也少了一些當時可能遭受批判的威脅,只為它非詩的「主流」,反易列為「異類」。也因 為那時在學習寫小說,寫得有點眉目,有點自信,為一年之內出個短篇集而努力。這樣,詩就寫少了,就這麼二三十首,也好少些有人看不慣它的目標。雖然「反
右」時有人斥其為「現代派」的玩藝兒,這還真是抬舉我,當年我哪里去懂那些東西哇。只知「現實主義」,怎麼寫,跟著題材來。還好,沒說它「反社會主義」, 只是有點擦邊違規的風、花、雪、月,何況當時也沒全拿出來發表,即便有問題,上綱上線,也無非有「小資情調」,情感「不健康」吧。朋友講:你說了「詩就是
詩」,我還要說「我就是我」,故有這本小冊子。而這些一般素描性的文字,也不是都能達到我自己愛說「詩就是詩」的要求。只為它曾與一個人的政治命運相系, 不論以「陽謀」或「陰謀」之心計,不論以多麼靈敏於政治的嗅覺,怕也無法從它偵訊到「右」的心理敵情吧!若搞文字獄,那就誰也無需開口了。不過,事過景遷,放在這裏,就是那麼一點舊事的陳跡,己是一篇它葬於歲月的悼文;雖然那一時段,對我不乏美好的人事、人情,讓我常記憶,可紀念,但過去了的總得讓它過
去,在此,我同樣以它悼念自己那段難忘的歲月;至於它是隨花落、水流,還是難以如煙而去,則任其自然吧!
零七歲末,香港北角
近期迴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