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 年 03 月 的封存

41期(2007年3月)毛澤東在「大躍進」時期 真的讓千百萬人喪生嗎?(上) Joseph Ball

 

毛澤東在「大躍進」時期

 真的讓千百萬人喪生嗎?(上)

Joseph Ball 張星戈 譯

近二十五年來,一些極端過度估 計據云是由毛澤東造成的死亡數字,嚴重損害了毛澤東的聲譽。毛澤東終其一生高度受人尊敬的是,他的社會主義政策增加了中國人民的福祉,大大降低了中國貧窮
與飢餓的水平,並提供免費的醫療照顧與教育。毛的理論也大大鼓舞了全世界對抗帝國主義的人們。這或可解釋何以右派對他視如寇仇。隨著近年毛派運動的聲勢在 印度及尼泊爾的明顯增長,以及毛派運動對世界其他地區的持續影響,右派很有可能變本加厲地敵視、詆譭毛澤東。

大多數詆譭毛澤東聲譽的做法,都集中在攻擊1958年開始的「大躍進」。本文主要關注的正是這段時期。1950年代中國農民就已經開始了合作社式的耕作,到「大躍進」時期,他們加入了由數千人或數萬人組成的大型公社,從事大規模的灌溉計畫,以提高農業生產力。毛的計畫就是要大幅增加農業及工業的生產。有人說,這些政策導致了19591961年的飢荒(雖然有些人認為飢荒始自1958年)。用來解釋飢荒的理由形形色色,諸如政府徵購糧食過多,或公社食堂讓農民放開肚皮吃飯,造成浪費等等,也有人聲稱,農民顧著搞灌溉工程或忙著搞有名的「後院煉鋼爐」(鄉間建造的小型煉鋼爐),而怠忽農耕。

毛澤東承認這段期間的確出了問題,但他把絕大多數的困難歸咎於惡劣的氣候和自然災害,他承認也有他該負責的政策失誤。

毛死後,中國官方發佈的資料意指,有 一千六百五十萬人死於「大躍進」。這些數據是在鄧小平政府發動批判「大躍進」與「文化大革命」的意識形態運動期間發佈的。然而,這些數據怎麼得來的,又怎
麼保留了二十年之久才公諸於眾,卻疑雲重重,也就無從公正地確認這些數據可靠。美國研究者結合中國的證據與他們自己由中國1953年和1964年的人口普查數據的推估,將死亡數字加大到約三千萬。不久之前,張戎和哈利迪(Jon
Halliday
)在他們的「毛澤東:不為人知的故事」(Mao: The Unknown Story)一書中說,有七千萬人被毛殺害,包括「大躍進」時期的三千八百萬人。

西方作者研究這個主題,往往對這段時期採取十分偏頗的態度,好像被來源可疑的大量死亡數字所催眠。他們只注意政策的失當,從而可能大大誇大了政策失當所造成的損害。他們一直無法瞭解,「大躍進」的一些政策,初期的混亂一過之後,實際上是有利於中國人民的。

美國政府從二戰後至今一直在協助反毛澤東思想的學者(也涵括反共學者)。例如,1960年代主編《中國季刊》(The China Quarterly)的老牌毛澤東思想史學家麥克法夸爾(Roderick MacFarquhar)〔譯按:著有《文化大革命的起源》,該書已譯成中文,由河北人民出版社發行〕。該雜誌所刊登未經證實的大量餓死的數字,至今一直被人引用。後來,這份刊物從CIA的外圍組織拿錢的證據曝了光,前些時候麥克法夸爾在寫給《倫敦書評》(The
London Review of Books
)的信中對此坦承不諱(他說,他在編《中國季刊》時,不知道這錢來自CIA)。

有些學者雖提供實質的證據,例如貝克爾(Jasper Becker)寫「大躍進」的名著《餓鬼》(Hungry Ghosts)引用了目擊者的說法,卻沒提供足夠的旁證加以證實。張戎和哈利迪引證的有關「大躍進」的重要文件資料,一望即知是以誤導的方式呈現的。

鄧小平政權提供的數據說,有千百萬人死於「大躍進」時期,是不可靠的。農民的證詞駁斥了所謂毛要為此時期確實發生的死亡人數負主要責任的說法。

美國人口學家向來想用得自中國官方的 死亡數據,以及其他人口統計數據,證明一項假設,認為「大躍進」期間有「大量死亡人數」(也就是說,「史上最大飢荒」或「史上最大飢荒之一」發生在「大躍
進」期間),但其證據間缺乏一致性,且證據來源整個疑點重重,削弱了「大量死亡人數」這項假設。

關於「大躍進」較為可能的事實

「毛澤東該為種族屠殺負責」的看法,一直被用來作為蔑視中國人民在毛統治期間所獲得的一切成果的起點。然而甚至像貝妮斯特(Judith Banister)這種為「大量死亡人數」假設力辯的人口學家,也不得不承認毛時代的諸項成就。她寫道,中國在19731975年間,平均壽命高於非洲、中東、南亞及許多拉丁美洲國家。(註11981年她與人合寫一篇文章說,就減少死亡人數而言,中華人民共和國可稱「超級成就者」,從1949年共產黨開始統治以來,平均壽命每年增加將近一歲半(註2),由1949年的35歲增加到1970年代毛統治結束時的65歲。(註3

讀一讀現代許多評論毛統治的中國的作家(註4),你會以為,毛的農業及工業政策導致絕對的經濟災難,甚至比較有節制的評論家,如經濟學家諾蘭(Peter Nolan)(註5)都聲言,革命後中國的生活水平要到鄧小平掌權才有所提升。固然,生活水平提高並非平均壽命增加的唯一理由,但若說在毛時代平均壽命能增加這麼多,而生活水平卻沒提高則是很荒唐的。

例如,許多學者讀了鄧小平在毛死後發佈的數據,就聲稱整個毛治時代,每人平均糧食產量沒有增加(註6)。但是這樣的統計數字,又怎麼可能與同一批作者所引用的平均壽命的數據協調一致呢?除此之外,這些數字也與其他數據相互牴觸;後毛時代的中國農業部前法政局長郭書田(Guo Shutian)(譯音),對鄧小平改革前中國農業的整體表現,提出了非常不同的看法。確實,他寫到,由於「自然災害與工作失誤」,19491978年間,農業產量有五年是減少的,可是他也說,1949─ 1978年期間,播種穀糧的土地,每公頃平均產量增加145.9%,而糧食總生產量上升了169.6%,同時中國人口則增加77.7%;依此算來,中國每人平均糧食產量,在這段時期,從204公斤增長到328公斤。(註7)就算依據鄧小平政權所發佈的數字,工業生產也從1952年到1976年每年增加11.2%(所謂的文革浩劫期間還每年增加10%);1952年工業產品佔全國總產值的36%,到1975年,工業產品則佔72%,農業產品佔28%。十分明顯,毛被誤認為禍害深重的社會主義經濟政策,為後毛時代快速(卻既不平等又不均衡的)經濟發展鋪好了坦途。(註8

我們很有理由認為,「大躍進」的各項政策在經過初期的混亂後,實際上對支撐中國整體的經濟增長頗有貢獻。中國得運用自己的資源發展,不能再利用由蘇聯輸入的大量機械設備與科技知識,這點在1950年代末已明顯可見。

1950年代晚期,中國與蘇聯漸漸分道揚鑣,這有一部分是因史達林死後發生的意識形態爭論。史達林與毛澤東有許多不同,尤其毛認為史達林不信任農民,而且過度強調重工業的發展。不過,毛認為赫魯雪夫利用譴責史達林主義,掩護他在蘇聯逐步背離社會主義的意識形態與實踐。

兩國分裂也因為赫魯雪夫總愛將蘇聯自己的做法強加於盟國身上。赫魯雪夫不依照社會主義的國際主義精神行事,反而把經濟較不發達的國家當成附庸國。對中國這樣曾為擺脫外國支配而艱苦奮戰的國家,絕無法接受這種主從關係。毛即使想,也不可能說服人民。

1960年兩國衝突達到了頂峰。蘇聯過去曾經為中國的工業化計畫提供大量協助,此時則撤走所有蘇聯的技術顧問,並隨身帶走正計畫建造的各類工廠藍圖。

毛從一開始就清楚表明,「大躍進」的各項政策是關於中國要發展更獨立自主的經濟的政策。中國不依賴蘇聯,就得改採農業與工業並舉的計畫。毛這麼做就是要集中中國豐富的勞動力與人民的熱情,運用這些資源可補資本與先進科技之不足。

雖然「大躍進」出現了問題與轉折,持平而論,它對農業的繼續發展有很重要的作用。每當欠收期過後,蓄水與灌溉的措施使農業產量可以持續增加,也幫助農村抗旱防洪。梯田的開闢更有助於逐漸擴大耕地。(註9

工業發展在「兩條腿走路」的口號下推 行,意思是指中、小規模的鄉村工業與重工業齊頭並進。煉鋼爐以外,許多別的車間及工廠也在鄉間設立,旨在使鄉村工業滿足當地人民的需求。鄉村車間支援了公
社使農業耕作方法現代化的努力,它們很有效地供給了公社肥料、工具、其他農業裝備和蓄水計劃所需的水泥。(註10

比起蘇聯日益僵化而集權的經濟體制, 「大躍進」是不循舊套的偉大創舉。一般情況下,像水泥、肥料等,均會在離有需求的鄉村地區很遠的都市大工廠生產。窮國家很難獲得必要的資金與機械設備,用
最現代的技術來生產這類產品。一旦這類產品生產出來,也必須要有連接都市到鄉鎮的道路來運輸,這些基礎建設本身牽涉到很大的支出,許多較窮的國家遭遇這類 問題,結果不是發展很慢,就是根本沒有發展。

「大躍進」時期建立的農村工業,採用勞力密集而非資本密集的方法。在滿足地方需求時,農村工業並不依靠所費不貲的全國鐵、公路建設,來運輸製成品。

事實上,經過初期遭遇的問題後,「大 躍進」這些被以為亂無章法的政策,配套得相當好。地方的水泥生產讓蓄水的規劃得以進行。更大範圍的灌溉使肥料可以更大範圍地施放,而這些肥料又由地方工廠
提供。農業生產力提高會釋出更多農業勞動力給工業製造部門,有助國家的全面發展。(註11)這個發展途徑常被引述為毛澤東對分工與區域生產專業化等等的經濟效益無知的例子。然而從毛的政策對人的福祉和經濟發展所顯示的積極效果來看,這是中國正確的途徑。

在中國的社會主義時期,並不是只有農業及小規模的農村工業獲得增長,重工業也大幅增長。像「大躍進」時期建立的大慶油田就大大推進了重工業的發展。一片盛產的油田在中國被開發出來(
12)。這是1960年之後利用本國技術發展出來的,而不是靠蘇聯或歐洲的技術。(精確地說,工人藉助地底的壓力來抽取石油,而不像一般油田,靠建造大量的鑽井平台)。

有關產量數字的爭論掩蓋了一項事實, 即「大躍進」對改變中國人思考方式的影響不下於對工業生產的影響。所謂「後院煉鋼爐」是農民設法生產鋼鐵的小型土法煉鋼爐,因生產低品質鋼鐵而惡名在外,
但是這些煉鋼爐替中國工業生產了鋼鐵,也同樣程度地教給了農民一些工業生產的方式。應該記得,毛最常談到的躍進,不是生產數量的躍進,而是人民意識與認知 的躍進。錯誤犯了,而人民一旦知道了「躍進」的某些結果令人失望,許多人必然大為沮喪。但中國經濟往後幾年的成就卻證明,並非所有的教訓全都白費。

大躍進與實質的證據

當然,要建立這樣的看法,等於要對抗西方認為「大躍進」可列為世界史上的大災難的主流觀點。然而西方觀點的根據又何在?那些相信「大量死亡人數」論點的人可以證明其論點的一種方法就是,找來可信的實質證據,諸如見證人或文件資料等。然而,確切存在的實質證據並不令人信服。

中國史的學者李斯金(Carl
Riskin
) 相信有非常嚴重的饑荒發生,但他說:「總的看來,飢餓與困乏的各種跡象,尚未趨進可與其他大量餓死的飢荒比擬(如果不是同等規模)的實質證據,包括中國早
年的飢荒。」他指出,許多當代西方提出的證據,來自右派沒什麼說服力的資料,往往該大打折扣。他考慮到,中國政府的壓制政策是否讓饑荒資料無法外傳?不過 他說,「這樣的解釋是否充分,仍很可疑,此處還存有難解之謎。」(
13

像麥克法夸爾、貝克爾和張戎這些作者,當然認定他們所見到的證據證明了大量餓死的論點,他們論述這些問題的主要著作也的確引用資料來證明,但仍不足以釐清何以他們在書中相信這些資料是真實可信的?

因而,這些學者所提出的說明何以在西方該被視為確鑿的事實?仍是待解的問題。格林( Felix Greene )在他1965年那本談中國的名著《無知的帷幕》(A Curtain of Ignorance)中說,1960年 他走遍嚴格實施糧食配給的中國,卻沒看見大量挨餓的事,他也引述一些親眼見證的人相同樣的說法。事實上有可能某些地方真的發生飢荒,但是格林的觀察顯示,
飢荒並非全國性的現象,沒大到如貝克爾及其他人所暗示的大災難的地步。大量民眾挨餓並未發生在格林所到過的地方,不過饑荒也許曾發生在其他地方。請問何以 貝克爾這類人的說法就那麼輕易被相信,而格林本人及他所引述其他人的說法就被打折扣?當然,有人可能會提出格林對毛政權的同情,來解釋這個問題,並可能指
他為了政治目的扭曲事實。但是麥克法夸爾、貝克爾和張戎這些人對「大躍進」也有他們自己的視角,請問可有人認真懷疑這些作者不是相當堅定的反共人士?

在處理資料來源的證實問題之 前,有必要先弄清討論有關「大躍進」這些議題的背景。共產主義是個招致強大反對的運動,西方國家發動炮火密集的反共宣傳戰。共產黨政府掌權後,剝奪了大量
人數的資本與土地,橫跨歐亞大片地區的地主及商人階級被奪走了社會權勢與地位,難怪招致極大憤恨。許多受過良好教育的人出生在這些國家,至今仍有詆毀共產 主義的動機。我們對這些寫共產統治時代的人,要求他們花功夫求證以確保資料來源是報導事實,而非提供已經被反共偏見所扭曲或偏頗的證言,其實並不偏執。

除此之外,美國政府的確有興趣提出對中國共產主義和全世界共產主義的負面宣傳。司空見慣的是,這種求證的討論往往被貶為「陰謀論」置之不顧,而有關真相的證據也未獲廣泛討論。

不過美國公然力圖詆毀共產主義乃是斑斑可考,美國情報機關常想方設法與那些出書討論共產政權的人連繫。千萬不要以為這些他們想聯繫的人僅僅是文化打手,付了錢就可以攪和出廉價的聳動故事,絕非如此。例如,1960年代《中國季刊》所登出的許多文章,至今仍經常被引用來證明中國的生活狀況,以及中國政府政策的成功或失敗。該刊1962年一篇由艾索普(Joseph Alsop)所寫的文章聲稱,毛試圖藉飢餓掃除全國三分之一人口,以促成他的經濟計畫!這篇文章之後被非常認真地引用在許多討論這個主題的著作中(例如下面要討論的《中國的飢荒》這篇文章),作為「有大量死亡人數」這項假設的當代證據。

《中國季刊》的編輯是麥克法夸爾,他寫了許多論述中國共產黨政府的重要著作。麥克法夸爾所編的《劍橋中國史》(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第十四冊涵蓋19491965年這段時期。他還寫了《文化大革命的起源》(The Origin of the
Culture Revolution
),其中有一冊討論19561957年的事件,也有一冊討論「大躍進」,提出「大量人口死亡」的說法。他也編了一本《毛澤東的秘密談話》。《中國季刊》內頁明載,該刊由代表「文化自由委員會」(Congress for Cultural FreedomCCF】)的「資訊公報有限公司」(Information Bulletin Ltd)出版。1967513日「文化自由委員會」在遭《壁壘》(Ramparts)雜誌揭發之後,發佈新聞稿承認,該委員會由 CIA提供資金。(註16

  麥克法夸爾被我問到時說:

我受邀擔任《中國季刊》(CQ)的創刊編輯時,他們對我說明,「文化自由

委員會」的任務是,鼓勵西方知 識份子組成致力自由交換意見的學社。蘇聯想方設法吸引西方知識份子進入其各類外圍組織,「文化自由委員會」旨在提供組織性的對抗。關於資助刊物的事,我 只被告知,「文化自由委員會」有廣大的各方基金會支持,包括有名的「福特基金會」,而這些基金會中,「遠野基金會」(Farfield Foundation)是CIA外圍組織的事實則並未透露。

麥克法夸爾在2006126日出版的《倫敦書評》中寫道,「《中國季刊》在1960年創刊,當時我是編輯」,他又寫說,「來自CIA的秘密款項(由「遠野基金會」藉出版《中國季刊》、Encounter和許多其他雜誌的「文化自由委員會」轉手)提供《中國季刊》部分的資金 - 我是直到1960年代末,事情公開披露後才知道的。」

問題還不僅止於像麥克法夸爾這種為「文化自由委員會」發行的期刊工作的人。據稱其他雜誌更經常從CIA接受資助,例如曾在CIA局長辦公室工作的前任官員馬切逖(Victor Marchetti)就寫說,CIA成立「亞洲基金會」每年資助高達八百萬美元,支持「各亞洲國家反共學者的工作,在全亞洲傳佈中國大陸、北越、北韓的負面形象。」(註17

當然這問題不是黑白分明的。例如,麥克法夸爾就指陳,他容許來自政治光譜上各界的百家觀點在他的期刊上鳴放,並辯說,即使他拒登艾索普的文章,別家也會登,而他也刊登了反駁艾索普論點的回應稿。

這也許是真的,但麥克法夸爾這類人所刊登的是CIA一般樂見的那類東西(否則CIA何以會給錢支持?),且重點在於這些人擁有西方國家的資金來源,而其他持不同觀點的人卻沒有。

最近這幾年,一些新一代的作者發表了據稱是親眼目擊或文件的證據,來證明「大量人口死亡」論點。主要問題還是在如何證實資料來源,這些作者在本文所引述的著作中,並沒有提出足夠的證據顯示其來源確鑿。

貝克爾在他論述「大躍進」的《餓鬼》一書中,引用一大堆證據說,中國在「大躍進」期間有大量人民餓死和人吃人現象。應該注意的是,這些證據只在1990年代才出現。當然那些更聳人聽聞的食人故事,沒有被「大躍進」期間實際出現的任何證據證實,其實許多年後也沒有這樣的證據。許多貝克爾所引用的大量人民餓死及人吃人的說法,是來自一份600頁的文件《鄉間三十年》(Thirty Years in the
Countryside
),貝克爾說那是1989年由中國走私出來的秘密官方文件。他寫道,《餓鬼》的資料來源包括1989年流亡海外的知識份子偷運出來的文件。對此讀者有必要被告知,何以那些明顯是異議份子的人在鎮壓期間逃離國門,卻能偷運出有關30年前事件的官方文件?

貝克爾本來也應該更全面地探討,為何他相信《鄉間三十年》及其他文本是證實無誤的。2001年他在《倫敦書評》中評論《天安門文件》,(註18) 該書聲稱是黨的內部文件,由一位異議份子偷運出國。據云那些文件顯示了天安門廣場屠殺期間黨領導階層的想法。在他的評論中,貝克爾很認真地論斷,這些記錄
可能是贗品。那麼同一個貝克爾就有必要在《餓鬼》中談談,何以他認為自己書中所引述的文件是真實的,卻判定別人所走私的官方文件可能是不真實的?

同樣,貝克爾還引述一份聲稱是中國解放軍自1961年以降的內部期刊,作為「大躍進」期間眾多不人道禍害的證據,這份雜誌的報導的確提及有相當重大的災難影響中國軍隊的士氣。但這份期刊是真實的資料嗎?它是1963年由美國國務院發佈,收在「胡佛研究所」(Hoover Institution 1996年出版的《中國紅軍政治》。根據英國《每日電訊報》(註19)說,「它們(這些期刊)已經在美國手裡有一段時間了,不過不會有人透露資料是如何獲得的」。貝克爾和許多研究「大躍進」的作者引述了這些刊物,就有必要說明為什麼他們認為這些資料是真實的。

貝克爾書中還用了「大躍進」時饑民的親身說法。1990年 代中期,他在中國大陸與香港訪問了一些人,在西方國家也訪問了華僑。他說他在中國大陸「很難得(如果有的話)被允許與農民暢談」,當地官員在訪談前先「輔
導」了農民,訪談時陪在一旁,有些問題還替他們回答。既然這些官員很有可能設法使證據偏向「大躍進」的非鄧小平路線,那麼告知讀者書中哪些訪談是在這種情 形下進行的,而哪些不是,當然就很重要。貝克爾在《餓鬼》中沒這樣做,全書他都沒有向讀者詳細證明他所引用的說法真實可靠

有好幾年的時間,批評毛的人認為《餓鬼》是本出色的著作。但是《毛澤東:不為人知的故事》2005年 在西方出版,且被極力促銷。書中的說辭甚至比貝克爾更加極端。該書把七千萬人的死亡歸咎給毛澤東,而其中三千八百萬人說是應該死於「大躍進」。此書取材極
為依賴一套非官方出版的毛澤東談話記錄與聲明,據稱是由毛的隨員紀錄,經不明的管道轉至西方。作者常取用談話記錄中的材料,試圖證明毛澤東的狂熱和不恤人 命。這批談話記錄在1980年代由美國的「中國研究資料中心」(Center of Chinese
Research Materials
CCRM】)贊助結集成冊,供人研究,有些原文已經被翻譯成英語,以《毛的秘密談話錄》(Maos Secret Speeches)之名出版。(註20

契克(Timothy
Cheek
)在這部書中寫了一篇論文,評估這些材料的可靠性。他寫道:「這幾冊材料來自各類不同的路徑,其精確出處無可考」,他論說,有兩個理由相信原文可能是真的,首先,「中國研究資料中心」(CCRM)所收到的部分原文,早先曾刊登在中國大陸的其他版本上;其次,在CCRM所收到的某一冊材料中出現的內容,也在其他至少一冊裏出現。我無法明顯看出,何以這兩項事實足以作為有力證據,證實書中所有材料都是真實的?

也許更重要的是,張戎和哈利迪在敘述「大躍進」的章節裡,用誤導的方式,從談話記錄中斷章取義。張戎聲稱,1958年 毛澤東嚴加處置他所謂的「不受管制到處亂跑的人」。接著作者稱,「以前饑民流往有糧食的地區逃荒的機會被堵死了」。但這段誤以為毛抱怨人民「不受管制到處
亂跑」的「秘密」談話,根本與防止人民在國內流動無關。讀完被作者斷章引用的整段話,就可以明白作者是在誤導,毛其實意思如下:

【有人】從邯鄲農業生產合作社開車到鞍山鋼鐵廠,不給鐵就不肯走,每個地方都有很多人到處亂跑不管,這要完全禁止。【我們】各級必須井然有序,逐級上報
- 公社報告縣,縣報告地區,地區報告省 - 這就叫做社會主義秩序。(註21)(譯按:這段話未找到原文,根據英文直譯)

此處毛是在講增產鋼鐵的運動,部分利 用小規模的農村工業生產,有人未經授權到鞍山鋼廠要鐵,幫助他們合作社達到鋼鐵生產的配額。看來毛是在說,這種自行其是的方式是錯的,他似乎在主張一種層
級比較嚴明的社會主義計畫體制,人民必須向上級申請完成生產目標所需的原料。很清楚,他並沒有在這裡主張全面禁止所有中國人在全國走動!

第二項嚴重誤導的引述,出自討論「大 躍進」那一章的結尾處。首先張戎
和哈利迪寫道,「我們現在可以打包票說毛當時準備犧牲多少人」。然後該段引了一些據云是毛說的,關於戰爭時期死多少中國人是可以接受的話作為例證,緊接著 那一段劈頭就說,「毛考慮的不僅是戰爭的情況」,然後引用毛在武昌會議中的談話,「像這樣子幹法,要完成這些計畫,中國非死一半人不可」。這一段話出現在
該章的標題上,作者引用這段話的方式,彷彿毛在說,中國可能真的需要死一半人,來實現他增加工業生產的計畫。然而從真正的談話原文來看,毛很明顯是用很誇 張的說法在警告「大躍進」期間過度勞動與勁頭過熱的危險。毛是明白表示,他不要任何人死於他所推動的工業化。毛在這部分的討論中談到,要一舉完成發展所有
工業與農業主要項目的想法。被作者斷章引述的全文如下:

「這樣一來,我看中國非死一半人不可,不死一半,也要死三分之一,或者十分之一,死五千萬人,廣西死了人(作者按:1955年),陳漫遠不是撤了嗎?死五千萬人,你們的職不撤,至少我的職要撤,頭也成問題。安徽要不要搞那麼多,你多了也可以,以不死人為原則。」(註22

幾句話後,毛說,「明年三千萬噸鋼,究竟要不要定這麼多?搞不搞得出?要多少人上陣?會不會死人?」

全面檢查張戎和哈利迪用以寫書的資料是非常重要的,別處早有人提出這樣的要求。克里斯托福(Nicholas D. Kristof)在《紐約時報》上評論此書時提出一些有趣的問題。他談到毛的英文老師章含之(毛晚年曾嘗試學英文),張戎和哈利迪說他們為寫此書訪問了章含之,可是章含之告訴她的朋友克里斯托福說,雖然她與兩位作者見了面,但她不願受訪,也沒提供他們什麼材料。(註23)克里斯托福呼籲兩位作者在網上公佈他們的資料來源,以便讓人公正評估。>> 待續

譯自http://monthlyreview.org/comment.htm

 

註釋:

  1. J. Banister, Chinas Changing
    Population
    ,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2. J. Banister and S. Preston ‘Mortality in China’ in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Volume 7, No. 1, 1981.
  3. M. Meissner, The Deng Xiaoping Era. An Inquiry into the Fate of
    Chinese Socialism, 1978-1994
    , Hill and Way 1996.
  4. For example see J. Becker, Hungry Ghosts. China’s Secret Famine, Murray 1996.
  5. see J. Eatwell, M. Milgate, P. Newman (eds) Problems of the
    Planned Economy
    , Macmillan Reference Books 1990.
  6. ibid
  7. see Guo Shutian ‘China’s
    Food Supply and Demand Situation and International Trade’ in Can China
    Feed Itself? Chinese Scholars on China’s Food Issue.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2004.
  8. M. Meissner, The Deng Xiaoping Era. An Enquiry into the Fate of
    Chinese Socialism, 1978-1994
    , Hill and Wray 1996.
  9. see for example the report of the American Rural Small-Scale Industry
    Delegation, Chair Dwight Perkins, Rural Small-Scale Industry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7 and E.. Wheelwright and B. McFarlane The Chinese Road to Socialism,
    Penguin 1973.
  10. ibid
  11. ibid
  12. see W. Burchett with R. Alley China: the Quality
    of Life.
    Penguin, 1976.
  13. C. Riskin. ‘Seven Questions About the Chinese Famine of 1959-61’ China
    Economic Review
    , vol 9, no.2. 1998.
  14. see R. MacFarquhar The Origin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3 vols, 1974, 1983, 1997, J. Becker 1996 and J.
    Chang and J. Halliday Mao :The Unknown Story, Johnathan Cape,
    2005.
  15. J. Alsop ‘On China’s
    Descending Spiral’ in The China Quarterly, No. 11,
    (July-September 1962)
  16. F. Saunders Who Paid the Piper? The CIA and the Cultural Cold War.
    Granta, 1999.
  17. V. Marchetti, The CIA and the Cult of Intelligence, Johnathan Cape, 1974.
  18. London Review of Books, Volume 23, no. 10, 24
    May 2001.
  19. Daily Telegraph 06/08/63.
  20. R. MacFarquhar, T. Cheek and E. Wu (eds) The Secret Speeches of
    Chairman Mao. From the Hundred Flowers to the Great Leap Forward.
    The
    Council on East Asian Studie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21. ibid.
  22. ibid.
  23. New York Times 23.10.05.

 

 

41期(2007年3月):毛澤東主義 的革命論證 胡思民

毛澤東主義

 的革命論證

胡思民

近年來,隨著末期資本主義也就是帝國主義尤其是美英帝國兄弟邦到處張牙舞爪的發動先發制人的侵略戰爭,亞非拉人民群起反抗。當美歐宣傳媒體以及他們在亞非拉的應聲筒到處蓄意的高喊「反恐防恐」的時候,南亞次大陸的工農群眾在幾個毛澤東主義共產黨領導下卻牽起一場類似中國1920年代末至1940年代末的巨大武裝革命浪潮。2006年8月,這些毛主義共產黨還在一次區域會議中誓言要把南亞「變成人民革命鬥爭高潮的火海來把帝國主義尤其是美帝、印度擴張主義以及所有反動派都燒成灰」。

南亞人民的革命群眾高舉的是毛澤東主義而現在的中共當權派卻陽奉陰違地協助創造有利的條件來讓一群死硬右翼分子挖空心思地貶低中國人民尤其是年輕一代人對毛澤東的歷史定位。但是隨著美英帝國聯盟剝下假仁假義的面具到處發動侵略戰爭,世界人民包括中國人民越發聯想起毛澤東革命路線的一些革命論證。最近一些帶左翼色彩的媒體如英國的《衛報》(Guardian)刊登了一些文章來推出毛澤東對中國「改革開放」有奠基的功勞之類的論調,但還是維持否定毛澤東發動的三面紅旗至文化革命的一連串群眾大運動的必要性。歐美媒體和他們的大部分學術界精英刻意貶低與抹黑毛澤東的歷史定位已經有20來年了,但近年來毛澤東越被精英貶低,在人民群眾之中的形象反而越被人民群眾抬高,形成了鮮明的對台戲。究竟毛澤東革命路線(被歐美媒體簡稱為毛澤東主義或毛主義)的革命論證何在?為什麼毛澤東主義這麼耐貶?

毛澤東主義或毛主義的首要論證是:歷史的所有壯舉都是由人民群眾創造的,不是什麼偉人或神仙更不是只靠一小撮躲進金字塔裡閉門造車的精英分子。記得1949年10月1日,毛澤東宣告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創立後,天安門廣場的人民群眾歡呼起「毛主席萬歲」而他的回應就是「人民萬歲」。人民指的是勞動人民群眾尤其是絕大多數的勞苦工人與農民群眾;從這個出發點,毛澤東領導的每項社會運動都是扎根於工農群眾。無論是打硬戰或斗筆墨,抓生產或搞文藝,他都堅持離不開「依靠人民群眾,發動群眾和組織群眾」來群策群力地解決所有重大問題乃至關係到人民群眾的日常生活的一些瑣事。由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工農紅軍就是靠毛澤東主義的「群眾路線」從蔣介石的第5次圍剿包圍圈裡,歷經艱險萬分的二萬五千里長征,打出一條生路,來到了西北的黃河流域,領導人民群眾抗日,重建和擴建革命根據地而解放了中國並創立了人民共和國。完成了中國人民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歷史重任後,毛澤東又領導革命群眾掀開了下一個階段的歷史重任:社會主義革命。

就是因為有1960年代的社會主義革命高潮包括中蘇論戰和緊跟著來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才能把毛澤東主義的精髓散播到世界各地並促進了當時在亞非拉各國所引發的人民反抗帝國列強和充當帝國走狗的買辦官僚與封建土豪勢力的各種解放運動。目前在南亞各國包括印度,尼泊爾,孟加拉以及在東南亞的菲律賓,由毛澤東主義共產黨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群眾也是受1960年代的中蘇論戰和文化革命的衝擊才開始重建和校正革命路線的;確立了新民主主義方針後,就發動以農村包圍城市的工農群眾武裝革命鬥爭。1967年在印度的那撒爾笆裡地區由毛主義分子領導的農民起義吹響了當時在亞非拉各國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的號角。而1969年在菲律賓呂宋島的一些鄉區由重建後的共產黨領導創立的新人民軍發動與開展的人民戰爭更震撼了世界各地的帝國主義、修正主義與反革命勢力。從1960年代至今,南亞次大陸的各國和東南亞的千島國所引發的新民主主義武裝革命的火焰越燒越烈。

這些正在燃燒南亞次大陸和東南亞千島的革命火焰是南亞和東南亞的革命群眾擁護毛澤東革命路線或毛澤東主義的最貼切的革命論證,也道出了毛澤東胸懷裡的肺腑之言:

只有人民群眾才能創造歷史所有的壯舉而「 … 唯有犧牲多壯志,敢教日月換新天 … 」。

41期(2007年3月)目錄

>> 國際政治評析

 01 喬姆斯基訪談:

 應由中國牽頭抗衡美國霸權

 ■《人物週刊》
訪問

 

>> 大陸形勢

 06 中國農業與中國農民

 ——長期可持續發展之研究(下)

 ■金寶瑜

 ■黃國治

>> 社會主義探索

 21 毛澤東主義的貢獻

 ■薩米爾‧阿明(Samir Amin)著 

 ■胡思民

 24 毛澤東在「大躍進」時期真的讓數

  百萬人喪生嗎?(上)

 

 Joseph Ball  

 ■張星戈

 32 毛澤東主義的革命論證

 

 ■胡思民

>> 歷史檔案

 34 青春戰鬥曲(十二)

 ——第四章:一九四九年四六慘案

 ■藍博洲

 48 重慶文革口述史(四)

 ■老田 整理

>> 文化廣場

 59 國境邊陲:海洋民族的吟唱

 ——訪關曉榮

  ■鍾喬

 62 燃燒的記憶

 ■鍾喬

 63 毒蘋果札記

 ——聽傅聰

 ■施善繼

41期(2007年3月):毛澤東主義的貢獻 Samir Amin 著 胡思民 譯

 

  毛澤東主義的貢獻

薩米爾‧阿明(Samir Amin )著   胡思民 

本文發表於香港從2006年6月9日至10日由China Study Group,
Monthly Review
和香港城市大學的當代中國研究中心一同贊助舉辦的《40年回顧:重新思考文革的歷程和遺產》會議。

 資本主義的全球擴張必然造成兩極分化 

 第二國際的馬克思主義(以無產階級和歐洲為中心)和當時歐洲主流思想有著共同的歷史直線發展觀,那就是認為所有的社會都得先經過資本主義階段才有希望發展社會主義,而因為資本主義的種子是由殖民主義播散到世界各地的,故歐洲殖民主義就歷史的發展來說,具有正面的意義。當時的馬克思主義完全沒有認識到某些地區(支配中心)的“發展”和其他地區(被支配地區)的“欠發展”是一個硬幣不可分離的兩面,都是資本主義在全世界擴張的必然結果。

但是資本主義全球化所固有的兩極分化對全世界的社會和政治都有重大的影響,這個重要的事實對任何想要超越資本主義的構想都是一個嚴峻的挑戰。佔支配地位的國家其發展得益於它們在世界體系的中心地位,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兩極分化是中心國家工人階級的大部分,尤其是中產階級,可能傾向社會殖民主義的根源。同時這個兩極分化使邊緣地區成為自然和永久地反抗世界資本主義秩序的“風暴地帶”(借用一個中文表述)。當然,反抗並不等同於革命,只是後者的可能性。同時,在資本主義中心也不乏反抗資本主義模式的因素,1968年的運動尤其證明了這一點。中國共產黨在某個時期形成的「農村包圍城市」鬥爭策略,過於極端,無法派上用場。一個超越資本主義轉向全球社會主義的全球戰略必須明白確定世界體系中心國家的鬥爭和邊緣國家的鬥爭之間的關係。

中俄兩國革命的比較   

起初列寧並不很贊同第二國際的主流理論,並且還在離資本主義中心區比較遠的俄羅斯這一個脆弱環節領導革命成功,但總認為繼俄國革命之後歐洲將會爆發一連串的社會主義革命。期待落空後,列寧轉而認為東方殖民地的反帝運動轉化為革命更加重要。但這一新的觀點靠中國共產黨和毛澤東才得以形成有系統的理論。

 

領導發動俄羅斯十月革命的是紮根於工人階級和激進知識份子的黨組織。隨後與原由社會主義革命黨代表的農民士兵很自然地聯合起來。俄羅斯農民久有自擁土地的心願,革命後的徹底土地改革,終於圓了他們的夢想。但這個歷史性的妥協內在也帶有限制自身的種子,「市場」按其本性註定總會在農民內部日益產生分化(即廣為人知的富農化現象)。

中國革命從一開始(至少從1930年代起)就從其他的基礎確保與貧農和中農的堅強聯合。同時,抵抗日本侵略的戰爭也讓中共領導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得以在大小資產階級中廣泛吸收對國民黨的軟弱和背叛感到失望的人士。中國革命由此呈現了與俄國革命後的不同局面。激進的農民革命壓抑了土地私有的觀念,並保證凡是農民都有使用土地的權力。到今天為止,這個關鍵的革命優勢(全世界只有越南同樣取得了這份革命成果)構成了阻止為禍深重的農業資本主義擴張的重大屏障。目前中國的爭論大都集中在這個問題。請讀者參考我的《面向一個多極化的世界》(Pour un Monde Multipolaire2005年出版於巴黎)有關中國的那一章和我一篇題為〈中國邁向社會主義的理論與實驗〉(Alternatives Sud, vol VIII, N· 1, 2001)的文章。但是從其他方面來看,眾多資產階級民族主義者入黨以後必定對意識形態產生影響,有利於支持那些毛澤東稱為走資派的人背離社會主義道路。

 毛澤東時代的中國的卓越成就

 革命後的中國政權不但在政治、經濟、文化和其他領域成就卓越(國家的工業化和中國現代政治文化的徹底變革,等等)。毛澤東主義的中國解決了農民問題,亦即中央帝國在兩個關鍵世紀悲慘衰落的核心問題(1750-1950)。

請參考我寫的《毛澤東主義的道路》(L’avenir du
maoïsme
1981) 57頁。不僅如此,毛澤東時代的中國取得這些成就,卻避免了蘇聯犯下的一些慘痛的錯誤:農業集體化沒有像史達林主義那樣用兇殘的暴力強制,中共並沒有因為黨內反對派的出現而實行恐怖統治(鄧小平只被解職靠邊站了,後來又復出掌權)。毛時代的中國堅決執行在工農之間,在工人內部以及農民內部,以及在工農與統治階層之間,收入分配方面無與倫比的相對平等,並且通過選擇與蘇聯相反的發展策略將之形成制度 (這些發展策略形成於1960年代初期毛澤東的《論十大關係》裏)〔編按:毛澤東《論十大關係》的講話發表於1956425,不是1960年代初期〕;正是這些成就構成了1980年以來後毛時代的中國發展有成的原因。與印度相較,就因印度沒經歷過革命的洗禮,這項因素不僅對解釋兩國從1950至1980年之間的不同發展軌道,也對解釋將來構成兩國歧異的可能前景的特點,具有最關緊要的意義。這些成績也說明了為什麼後毛時代的中國把發展付諸向新一波的資本主義全球化開放,能免於遭逢像蘇聯崩潰後的毀滅性震蕩。

 

但是同樣地,毛主義的成就也沒能“確定無疑地”(即無可逆轉地)解決中國長遠的前景會否朝向有利於社會主義發展的問題。第一是因為1950至1980年之間的發展戰略已耗盡了潛力。開放,即使是有管制的開放,已不得不然(參看《毛澤東主義的道路》,59-60頁),如隨後所顯現的,開放必然會有加強朝向資本主義演變的風險。其二是中國的毛主義制度包含了兩個矛盾的傾向,那就是既強化又削弱人們對社會主義的擁護。

毛澤東意識到矛盾所在,力圖以發動文化革命(1966-1974)來強化有利於社會主義的發展;他鼓動人們炮打司令部[黨中央],而中央就是有資產階級傾向的當權派的所在地。毛以為他能依靠青年來協助他糾正路線(這也部分鼓舞了1968年發生於歐洲的青年造反運動―― 請參看哥達德(Godard)一部叫《中國人》的電影]。事情的發展證明了毛的判斷是錯誤的。一旦文化革命結束,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就士氣大振乘機反攻倒算了。

 “國家要獨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 

中國漫長而艱巨的社會主義道路和目前當道的資本主義路線之間的鬥爭當然尚未決出最後的勝負。就像世界其他地區一樣,持續擴展資本主義與不懈力求實現社會主義的鬥爭構成我們當代真正的文明衝突。在此鬥爭中,中國人民從文革和毛澤東主義繼承了一些重要的遺產。這些遺產在社會生活的各個層面發生作用,有力地表現在像農民維護農地的國有財產和確保人人有權使用農地上。

 

毛澤東主義的貢獻在於以極具關鍵意義的方式明確無誤地弄清了在全球擴張的資本主義/帝國主義中的重大利害關係所在及其帶來的挑戰。“確實存在的”資本主義的擴張具有帝國主義和造成兩極分化的本性,中心/邊緣的對比是其不可分割的一環,毛澤東主義使我們可以把中心/邊緣的對比放置在我們對資本主義全球擴張的挑戰的分析的中心,並從中學習我們在中心國家和邊緣國家的社會主義鬥爭所需要的所有教訓。這些結論已概括在一句“中國風格”的名言中:“國家要獨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國家,指世界上所有國家中不充當外國勢力走狗、買辦的統治階級,都想要在(資本主義)世界體系裏擴展他們能機動伸展的餘地,並從註定要屈服於支配的帝國主義國家片面安排的被動客體,提升為參與塑造世界秩序的主動主體。民族是指歷史上有進步傾向的階級以及階層集團,他們要解放就是指“發展”和“現代化”。人民是指被壓迫和剝削的各人民階級,他們要社會主義。這一表述能讓人們洞悉錯綜複雜的真實世界,從而能夠制訂出有效的行動策略。毛澤東主義立足於全球從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過渡是個長遠─非常長遠─過程的觀點。因此,這種歷史觀與第三國際“短暫過渡”的觀念徹底決裂。(完)

 

 

 

  

“國家要獨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已成為不抗拒
的歷史潮流”

「中國方面聲明,哪裏有壓迫,哪裏就有反抗。國家要獨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已成為不抗拒
的歷史潮流。國家不分大小,應該一律平等,大國不 應欺負小國,強國不應欺負弱國。中國決不做超級大 國,並且反對任何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

 中國方面表示:堅決支持一切被壓迫人民和被壓 迫民族爭取自由、解決的鬥爭;各國人民有權按照自 己的意願,選擇本國的社會制度,有權維護本國獨立
、主權和領土完整,反對外來侵略、干涉、控制和顛 覆。一切外國軍隊都應撤回本國去。中國方面表示: 堅決支持越南、老撾、柬埔寨三國人民為實現自己的 目標所作的努力,堅決支持越南南方共和臨時革命政
府的七點建議以及在今年二月對其中兩個關鍵問題的 說明和印度支那人民最高級會議聯合聲明;堅決支持 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政府一九七一年四月十二日 提出的朝鮮和平統一的八點方案和取消「聯合國韓國
統一復興委員會」的主張;堅決反對日本軍國主義的 復活和對外擴張,堅決支持日本人民要求建立一個獨 立、民主、和平和中立的日本的願望,堅決主張印度 和巴基斯坦按照聯合國關於印巴問題的決議,立即把
自己的軍隊全部撤回到本國境內以及查謨和克什米爾 停火線的各自一方,堅求支持巴基斯坦政府和人民維 護獨立、主權的鬥爭以及查謨和克什米爾人民爭取自 決權的鬥爭。」──中華人民共和國和美利堅合眾國聯合公報(上海公報)(19722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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