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京審判
由此，在從來的“通例的戰爭犯罪”的處罰條款上，增加了認定計畫、準備、開始施行侵略戰爭為“對和平的犯罪”，以及戰前或戰爭中殺害、虐待平民等非人道行為的“對人道的犯罪”，這兩種罪行被認定為新的國際法上的犯罪。根據這一框架，紐倫堡法庭和遠東軍事法庭（東京審判）進行開庭審判。
第四章、日本是“敗給”中國、“投降”於美國嗎？
1．戰敗的不同表現
成長的背後
所謂亞洲太平洋戰爭，究竟是怎樣的一場戰爭，是為誰而戰的一場戰爭呢？同時，從這場戰爭中可以汲取怎樣的教訓呢？這是戰後反覆不斷被提起的問題。但是，對日本究竟敗給了誰這一問題，一直是避免回答。在日本無條件投降的文書中，確實寫有日本無條件向美國、英國、蘇聯、以及中國等諸同盟國家投降。暫不提“日本戰敗”這一歷史事實，在此想指出的是存在於戰後日本人意識中的，“敗給了誰”這一問題。恐怕大多數日本人持有難以改變的認識，也就是認為日本戰敗最終是由於美國投下兩顆原子彈，是敗給了美國的戰力。戰後，美國對日本的佔領政策，儘管不能說完全是按照其所期待而進行的，但也完全是任由勝利者美國的強大氣勢來推進。加之，日本正是由於美國的援助，才從戰爭的破壞中重新站立起來，並且迅速走上了經濟大國之路。戰後的日本由於追隨迫使日本戰敗的美國，從軍事上的“敗者”，變身為經濟上的“勝者”。從戰敗的歷史事實中解放出來，在成為“勝者”的過程中，戰後許多日本人，對於在過去的那場戰爭中究竟“敗給了誰”這一問題，顯得漠不關心。即便如此，如果要問起“日本敗給了誰”這樣的問題，也許大多數的日本人會回答說“日本是敗給了美國”。但是，我對這樣的回答，以及同樣的論調，無論如何也難以贊同。我的回答是，“日本敗給了中國，是向美國投降的”。這個回答包含有象徵性的意思。歷史事實是，日本敗給了所有同盟國，是同時向他們宣佈投降的。我認為，戰後日本人開始過度崇尚美國的傾向，是得出“敗給了美國”這一戰敗總結的原因。日本跟美國發展成為休戚相關、榮辱與共的關係。的確，戰敗後日本歷時6年處在同盟國軍佔領下，至1951年三藩市（舊金山）和會才解除了佔領而恢復獨立。但是，與此同時，由於日本與美國締結的《日美安保條約》，日本被更深地納入了美國的陣營。為了不再遭受第二次戰敗，與美國締結了安保條約，保持事實上的同盟關係，成為戰後日本保守層的基本外交路線。該安保條約的確是依據美國的亞洲戰略而締結的，但是，日本積極接受了這一條約，不僅僅是因為從經濟上可獲得極大利益，也是出於戰後日本人的功利主義判斷。由於該安保條約，日本人從亞洲脫離開來，而向美國靠攏，由此抹殺掉了戰敗的記憶。直率地說，由於對投降對手大加頌揚，“成功地”從戰敗的創傷中掙脫了出來。並且，為了確保繼續“成功”地發展，構築安保體制，即明顯形成了所謂強調日美同盟路線的日本戰後的體制。高度的經濟成長使日本登上了經濟大國的地位。但是，另一方面，經濟成長的過程，同時又是對過去不屑一顧，充滿了機會主義的歷史認識的過程。應該指出的是，戰後日本人在經濟成長的時代，忘記了面對過去，失卻了反省的機會。事實上，自從佔領期開始，依據由美國獨家支配的盟軍總司令部（GHQ）的指令，形成了日本戰後國家的基本框架。本來必須由日本國民獨自進行的戰爭總結，也受到了某種外力的強制。比如，將過去的戰爭命名為“太平洋戰爭”，日本發動戰爭的戰場，不是以中國為中心的亞洲大陸，而成為了西太平洋海上的島嶼。從而，戰爭的敵方也不是亞洲諸國人民，而是美國以及美國的士兵。由於日美同盟，在戰後日本人的意識中形成了極其扭曲的歷史認識。
138萬兵力，415億軍費
戰爭總結給戰後日本人的歷史認識帶來很大的影響。毫無疑問，誰都知道亞洲太平洋戰爭是以日本戰敗而告終的。但是究竟是如何總結這一戰敗的呢？我認為，由此產生的認識上的錯誤，嚴重阻礙著加深歷史認識，可以說是決定性的錯誤。再次重覆指出，大多數日本人認為過去的戰爭是敗給了美國。的確，日本於1945年8月15日，接受了《波茨坦公告》(ThePotsdamDeclaration)，向同盟國軍隊無條件投降，事實上是向盟軍的主力美國投降的。但是，從歷史事實來看，日本是在對亞洲的戰爭中，尤其是在對中國的戰爭中戰敗了。也就是說，日本的戰敗，根本上是由持續不斷的、所謂“中日15年戰爭”（1931年9月—1945年8月）的長期戰爭所決定的。做出這種斷定的理由，可以通過具體數字來加以說明。統計數字出自第一復員局編著的資料，題為《支那事變大東亞戰爭期間動員外史》（同名不二出版，1988年作為《15年戰爭機密資料》之一復刊）。據資料記載，1941年，包括向中國東北、中國關內地區，投入中國本土的日本陸軍兵力約為138萬名，實際上是當時陸軍動員總兵力的65%。當時，日本本土的配置兵力約為56萬5000名，這相當於整個兵力的27%。另外，派往中國南方地區的兵力約15萬5000名（約占總兵力的7%）。從該數字不難看出，向中國戰線投入的兵力占了多麼高的比率。這一兵力配置比率，即使在對英美開戰以後也沒有變化。在1943年美國發起真正的對日反攻以後，從投入中國戰線的兵力中抽出來一部分轉到了太平洋戰線，為此1943年在中國的兵力減少到128萬名（全部兵力的44%）。進而，翌年的1944年，在華兵力為126萬名（總兵力的31%），南方戰線的兵力為163萬名（占40%）。此時，投入中國戰線的兵力的比率首次開始降低。但是，在日本戰敗的1945年，再次增長到198萬名（占總兵力的31%）。這也是由於隨著戰局惡化而強行動員國內兵力的結果，使得絕對兵力數增大。向中國戰線投入198萬兵力這一數目，與同一年和美國作戰的南方戰線的陸軍兵力164萬名（占總兵力的26%）相比，超出34萬。總之，直到日本戰敗為止，中國戰線的兵力配置一直都佔據極大的比重。侵華日軍在陷入了沼澤化的中國戰場，迫不得已極度消耗著兵力和國力。如此，日本在對中國的戰爭中豈能說取得完全勝利？即便是說取得過部分勝利，也決不是在主導戰爭全局的優勢下進行的。在長期持續的“沒有勝利的戰鬥”中，隨著時間的流逝，超出了國力的限界，只是一味拖延、維持現狀。在此過程中，一步步地加劇國力消耗、疲憊殆盡。以上，主要從對投入中國戰線絕對兵力的數量之多、以及對兵力配置比率之大進行了分析。若僅僅是這些，也許會被指責為偏頗的認識觀點。接下來，再從投入各戰線的軍費比率的角度進行考察分析。大藏省財政史室編的《昭和財政史》（東洋經濟新報社，1955年）第四卷中顯示的軍事費用的變化，很有典型意義。引發中日15年戰爭（1931—1945年）的滿洲事變是1931年，當年陸軍省、海軍省費用和徵兵費用共計直接軍事費用為4億6129萬8000日元，占國家預算（14億7687萬5000日元）的31.2%。這之後，在中日戰爭全面開始的1937年，日本的軍費開支高達32億7793萬7000日元，占國家預算的比例也高達69%。在日美開戰的1941年，軍費已高達125億342萬4000日元，儘管國家預算的規模擴大，占國家預算的比率仍高達75.7%。日本的軍事費用占國家預算的比率，在甲午戰爭時（1894年）為69.2%，1895年為65.5%；日俄戰爭時（1904年）為81.8%，1905年為82.3%。雖然有所例外，但即使在所謂平時，軍費開支一般也占到國家預算25%—40%的高比率。但是，中日15年戰爭開始以後，國家預算中的軍費比率，1937年為69%，1938年為76.8%，1939年為73.4%，1940年為72.5%。也就是說，由於中日戰爭，日本的軍事費用極大地增加。如此龐大的軍事費用，真正投入到中國戰線上去了嗎？根據同一資料，比較和美國進行戰鬥的南方戰線，來看一下日美戰爭開始的1941年以後的實際軍費開支狀況。在對中國戰爭和對英美戰爭同時並存的1941年，除了滿洲地區以外投入中國戰線的軍事費用為10億6200萬日元（占全部費用的36%），南方戰線為3億2100萬日元（占11%）。其後，隨著與英美戰爭的激化，自然增大了南方戰線的軍費開支。但是，僅僅從占全部軍費支出的比率來看，1942年中國戰線占32%、南方戰線占29%；1943年中國戰線44%、南方戰線34%；1944年中國戰線64%、南方戰線28%；1945年（4—10月）中國戰線54%、南方戰線10%。自1941年開始到1945年之間投入中國戰線的軍費總計為415億4100萬日元（占該期間軍事費用支出的57%），而南方戰線合計為184億2600萬日元（占該期間軍事費用支出的25%）。從按地域和年度統計的軍費支出數字來看，事實上日本投入中國戰線的軍費是對英美戰爭的南方戰線費用的2倍以上。很明顯，與南方戰線相比，中國戰線所占的比例之大，投入軍費方面的差距甚至超出了兵力方面的差距。前述的直接軍事費用的情況，畢竟是作為預算列出的數字，並非是全部投入軍備的擴充。即使作為軍事費用列入預算，儲蓄在陸軍省內的事例似乎也並非少見。在這一點上，根據按地區支出的實際數字來判斷是比較確切的。在以滿洲事變為起點的中日15年戰爭中，特別是由於自1931年到1941年大約10年間投入巨大的戰爭軍費致使國力大為耗竭，而另一方面軍部掌握了擴充軍備的機會，由此，自對英美開戰以後的一年多南方戰線連戰連勝，有足夠的軍備實力來迎擊英美攻勢作戰。即便是中日戰爭為後發的日美戰爭作了準備，但是對中國戰爭的投入比率之大仍是極其重大的問題。在此，再次想要強調的是，因對中國的戰爭迫使國家財政支出巨額軍費，結果為日本軍部開始對英美的戰爭打下堅實的物質基礎，但是由此也使日本財政陷入了瀕臨崩潰的困境。向中國戰線投入如此大量的兵力和巨額軍費這一事實，足以說明最終日本是敗給了中國。根據以上的數字分析，能夠再次清楚看到中日之間15年的戰爭在整個亞洲太平洋戰爭中所佔據的重要位置。從以上統計數字可知，當時日本所處的現實，按照實際財政狀況根本不可能承擔如此高額的戰爭費用。雖然深知戰爭必將導致大量財力消耗帶來財政困境，但是仍然以國家意志發動了戰爭，對這一歷史教訓，如今是否能引起足夠的思考和反省呢？雖然負債嚴重，仍然持續和徒勞地投入大量軍費，其結果走向自我耗盡、自我毀滅，自然是不言而喻的。即使從實際的戰爭進展情況來看，1937年（昭和12年）12月雖然南京陷落，但是在中國政府將首都移到重慶之後，沒能夠對中國實行最後的攻擊。雖然發動了諸多大規模作戰，但在造成中國方面巨大損害的同時，中國戰線上的日本官兵也損失慘重。可以說中日兩國應對戰爭的方式有很大的不同，在中國各地展開了大量的游擊戰、消耗戰。日本侵略軍直到最後也沒有取得勝利，而是被動捲入中國方面的攻勢作戰中，吞食著事實上的戰敗苦果。可以說當時的處境是，面臨註定的戰敗雖想要撤軍，但已深深陷入沼澤而欲拔不能，以至陷入了持續損失兵力、加劇國力耗竭的困境。中日15年戰爭自以柳條溝事件為起因發生的滿洲事變開始，經盧溝橋事件而發展為中日全面戰爭，耗盡了日本的主要戰力，國力亦疲憊不堪。在戰爭開始之初，中國不堪一擊以及壓制論充滿了日本政府和軍部，輿論界和媒體也大肆宣揚對中國戰爭必勝，在這樣的國內輿論形勢下發動了侵華戰爭，陷入了如同美國對伊拉克戰爭一樣的沼澤狀態。為了打破這一困境，當時採取了對東南亞地區強行武力進攻的對策，並由此引發了對英美戰爭。總之，對英美戰爭，可以說是作為中日戰爭的延伸而啟動的。在對中國戰爭的勝利感到絕望之時，日本政府以及軍部加緊掠取東南亞地區的戰略資源，不得不採取無限期作戰的打算。日本進行長期作戰的姿態，必然發展成與英美等國在東南亞地區的利權之爭，其結果就是對英美戰爭。如果對中國之戰如願取得勝利的話，或者可以預見勝敗結局的話，也許就不會發生對英美的戰爭了。侵華戰爭事實上的失敗，是導致對英美戰爭的主要原因。換句話說就是，在對中國之戰的勝利期望消失的時候，日本尋求利用所有的戰機，以圖延遲戰敗的到來。
戰爭的連鎖
在過去的那場戰爭中，如果是日本敗給了中國的話，那麼，為什麼日本人不願意承認戰敗的事實呢？這是否與戰後沒有充分闡明對中國戰爭的實情有關？或者，美國投下的兩顆原子彈對於日本人來說，那種被害的體驗是如此鮮明，是否正是由此而對中國的戰爭記憶變得模糊，甚至消失了呢？或者假設，是由於中國在戰後建立了社會主義體制，從意識上就對其輕視、而將其拋諸腦後了嗎？再進一步說，是因為對中國戰爭勝利已成了許多人頭腦中冥頑不化的認識嗎？可以說理由是多種多樣的。但是，可以確切地說，戰後大多數日本人，對中國的戰爭無論是勝利也好，失敗也好，他們並不想仔細考慮這一問題。南京大屠殺事件以及“三光”作戰所暴露的侵華日軍的野蠻暴行長期被塵封的很大原因，可以說也是因為對中國戰爭實情的關心表現淡漠的緣故。確實在東京審判時，已經明確了戰敗的歷史事實。應該說戰後日本人都有瞭解事實的機會。但是，正視對中國侵略戰爭的加害責任這一態度是極其欠缺的。如前所述，對於投入了巨大軍費和兵力的侵華戰爭表現出視而不見的態度，與此相反，對軍費兵力投入相對較低的英美戰爭卻給予極大的評價。即使能夠理解和認同這些數字統計所表明的事實，但是，東京灣上漂浮的美國戰艦密蘇里號上投降簽字儀式的照片已深深地刻記在人們的記憶裏，敗給美國的鮮明印象和痛切感受實難忘卻。在戰後日本人中，即使是不願意承認敗給了中國的人，也可以大致分成兩類。一類是，無論事實如何，堅決抱定日本沒有敗給中國的信念。他們認為，雖然對中國戰爭投入了超過對英美戰爭的大量兵力和軍費，但日本攻破了中國主要都市也是確鑿無疑的事實，並且在一些重大戰役中也多次取得了勝利。雖然也承認在一些小規模的戰鬥有出乎意料的損失，但是，從戰爭整體來看，日本決不是對中國作戰的戰敗者。抱有這種認識的舊軍人，也結合自身的戰鬥體驗，雖然抱有加害中國的自責，但無論如何卻極力否認敗給中國這一事實。另一類人是，即使能夠理解日本最終是敗給了中國，但是，堅持採取拒不認同的態度。不過，其中有些人也認為，因為最終日本是接受了美國，英國、蘇聯和中國等發佈的《波茨坦公告》而投降的，那是確切的事實，故抱有承認對中國“戰敗”也未嘗不可的態度。在中國戰場一些重大戰役取得勝利，並不能標示全部戰爭的勝利，所以認為是敗給了同盟國軍隊。看上去，這種判斷本身似乎是合理的。但是，這裏隱藏著一個重要的問題。那就是，雖然承認敗給同盟國軍隊，但不承認敗給中國，這樣一種矛盾心態。無論如何，戰後日本人不願承認對華戰爭失敗，存在有諸多歷史認識上的問題。為什麼戰後日本人不願意承認對華戰爭戰敗的歷史事實呢？對此，透過戰前戰後積極活躍的知識份子的言行，或許可以尋出這一問題的答案。
“不認為支那擊潰了日本”
在戰後的日本，罕有以戰敗的感覺談論有關對華戰爭的知識份子。例如，從明治到昭和期間的著名言論家、曾在亞洲太平洋戰爭期間擔任大日本文學報國會會長以及大日本言論報國會會長的德富蘇峰，在日本戰敗第二年的1946年（昭和21年）8月2日，發表了如下講話。在他看來，首先，涉及對中國的戰爭，假定日本戰敗了的話，那是因為“為世界所憎恨的日本，要擊敗支那成為亞洲的霸主，對此許多國家決不會坐視旁觀。至少英、美、蘇三國會反對日本，站在支那的立場上是很自然的”（德富蘇峰《終戰後日記》，講談社，2007年）。在日本決定發起對華戰爭時，沒有料想到與這三個國家的戰爭，認為是當時政府和國民缺乏預見的問題。德富得出如下的結論：“如此這樣，最終，日本受到支那的牽制，以至進退兩難，最終無條件投降。雖說如此，我們不認為支那擊潰了日本。適當地說，只能說是天助支那來滅亡日本。”德富不承認日本敗給了中國，而認為是由於政府和國民缺少預見，或者是本不希望發生的與美、英、蘇的戰爭而導致了戰敗。德富的這種對中國戰爭的認識觀，蘊涵有其一向持有的中國否定論，或者蔑視感。即使沒有這些，我認為，這一論點也表現出不能徹底反省日本侵略行徑的姿態。但是，德富的這一觀點，確實反映了戰後大多數日本人所共有的對侵華戰爭的認識。總之，在中日兩國的戰爭中，由於英美蘇三國全都參與了中國一方，從而導致了日本的戰敗；如果是純粹中日兩國間的戰爭的話，應該出現完全不同的結果。這是一種強詞奪理的對戰敗的辯解。我認為，這裏所表明的認識，也與戰後日本人的“脫亞”觀有關。與日本同是戰敗國的德國，根據在歐洲諸國的攻勢下投降的戰敗總結，決心“重返歐洲”，如今成為EU的中心國。這與日本形成了鮮明的對照。日本由於沒有總結敗給中國以及亞洲諸國的事實，無論是在姿態上還是政策上都沒有“回歸亞洲”的意願。日本不反省對亞洲的戰爭，而是一味緊追美國，甚至可以說將亞洲不屑一顧地拋在了腦後。從這一點上可以說，戰敗後，在輿論界就已經表現出日本人崇尚美國和盲目追隨的姿態。例如，我手頭有《國際檢查局扣押檔戰敗時全國治安資訊》（日本圖書中心，1994年）的資料。現將其中第7卷的有關內容引用如下。這是一份鳥取縣員警總部部長給內務省警保局科長以及中國地方總監府第一部長的檔，題為《關於針對投降書簽字儀式發表後的民心動向》（昭和20年9月5日）。其中寫道：“美國考慮到將來的對蘇關係，應該在政治上不會採取太強硬的態度吧。”“就日本科學的問題，限於美國對武器方面抱有警戒，但在其他方面應該會獎勵的吧。”如此等等，記載了美國對日政策的樂觀論。與在英美戰爭時期所表現出的對美國的認識截然不同，這種易如翻掌般的轉變令人稱奇。在日本投降之前，美國飛機進入日本上空，在全國各地進行狂轟亂炸，並投下原子彈，使日本遭受了巨大破壞和損失。在日本人的心目中，對美國既抱有仇視和恐懼感，又充滿崇拜和嚮往，是一種矛盾混雜的感情，而在戰後則很容易地轉變成了單純的崇拜和嚮往問題是，這樣的認識培植了“敗給了美國”這一感情認識。這種感情認識沉積得越深，敗給中國以及亞洲諸國的意識和感情就會變得愈加淡薄。
甚至丸山真男也抱有的意識
下面看一下有關戰後日本人對中國認識方面具有代表性的言論。其中以戰後日本學者丸山真男的言論最值得玩味。丸山在1968年（昭和43年）1月召開的研討會上作了如下演講：“我認為中日關係的未來，是非常令人擔憂的問題。雖然恐懼中國並非有益，但是今後中國的工業化發展，即使在這一意義上說，如果發展成為大國，日本必須要拼命努力。也正是為此，動不動就依賴美國和蘇聯這種‘傍靠大樹好歇涼’的想法不改變的話，無論到何時都會是惡性循環。”（丸山真男《丸山真男座談》第7卷，岩波書店，1998年）在這裏可以窺見今日愈加擴大的“中國威脅論”、“中國警戒論”的思想。丸山的這一演講顯然是一種內心想法的自然流露。所以真的很想知道丸山先生對於中日戰爭持有怎樣的認識。也就是說，既然抱有中國大國化的恐懼感並非有益，那麼為什麼又認為“中國成為大國的話，日本必須要拼命努力”呢？以及，為什麼發表這樣的演說。如果將此與中日戰爭聯繫起來說的話，就是由於日本侵略過中國，因為給中國帶來巨大犧牲這一歷史事實而背負著某種壓力，而由於日本並沒有認真清算這一歷史，意識中似乎潛伏著某種不安。如果日本清算過侵略中國的歷史，並從中汲取深刻的教訓，不斷努力鋪設歷史和解道路的話，日本即使不“拼命努力”，依然可能與中國建成互利互惠的關係。產生恐懼感和警戒感，與其說這是來自對方的態勢，不如說是出於自身沒有清算過去的歷史和不能贏得對方信賴，由此感到的不安和自疑的心態。所以，為了不用依賴“日本必須拼命努力”就可以心中坦然，不再愧怍，中日歷史和解是面臨的緊要課題。在丸山演講中所顯示的中國大國論，或者社會主義國家中國的發展帶給日本的壓力，更加抵消了戰後日本人對加害中國的認識，或者加害的記憶。也就是說，故意製造輿論，明示現在的中國不是過去與日本進行戰爭時的中國這種掩耳盜鈴的做法，其實是極力弱化自身的加害體驗和加害事實，是罔顧歷史的自欺欺人意識的表現。故意將戰前中國和戰後中國加以區別，我感到這是無意識中逃避加害中國的意識。無論如何，日本帝國主義所傷害的是在中國這塊土地上生活的中國人民，而加害的對象和歷史事實不會因該國體制的變化和時間的流逝而隨之改變的。
欠缺的視點
包括知識份子在內的日本人對中國的認識，大都缺乏一種從正面去看待中國的觀點，故客觀地看待歷史尚做不到，談何深入、公正？而這主要有以下幾個原因。第一個原因是，強詞奪理的歷史解釋依然盛行。這是狹隘的一國主義觀在起作用，是排外的國家主義。解讀歷史，不是將我們的思維陷入閉塞的觀念之中，而是應該汲取過去的教訓，找出有益於現在和實現未來的素材。在這方面，特別是戰後日本人，在解釋中日戰爭這一點上，狹窄的一國主義歷史觀表現得非常明顯。第二個原因是，戰後許多日本人對中國的觀念並未從以前的錯誤認識回到正軌，對中國向來的偏見以及主觀的評價仍佔據主導地位。第二章介紹的從幕府末期到明治時期的思想家們所論述的中國觀，從敬畏與學習到輕蔑和歧視的轉變，其後果在中日戰爭期間更加突出地表現出來。即使在日本戰敗之後，也幾乎沒有什麼改變。這種在日本人意識中日漸固化的偏見，甚至在中日兩國邦交正常化以後，雖說有糾正這種觀念的意向，但是似乎需要花費相當的時間。進而，在當今中國越來越明顯的“大國化”這一新的形勢中，顯而易見對中國的觀念又揉雜進了其他因素，也就是說，開始對中國的強大抱有恐懼感或警戒感的複雜感情。不可否認，這將有可能成為阻礙加深歷史認識以及增進中日歷史和解的障礙。在這裏所說的歧視意識並不是僅僅從存有偏見的意義上來講的。即有些看法並不是毫無根據，不必無條件地美譽中國的抗日戰爭，其中，也必定有許多中國人之間的醜惡爭鬥以及非人道的行為事例。雖然這一類的指責或埋怨的確事出有因，但是中國人民在抗日這一大目標面前團結一心，集合全體人民的力量構築抗日統一戰線，阻止並最終打敗了侵華日軍，這是無可爭辯的歷史事實。中日戰爭是日本所發動的以壓制中國為目的的侵略戰爭，當然，從中國方面來說就是阻止和反抗侵略的抗日戰爭，這是鐵定的歷史事實。由此，中國人民便通過抗日戰爭愈加團結，而侵入中國的日本士兵，對中日戰爭的目的和性質等抱有懷疑，便逐漸變得厭戰情緒增大，由此，發生了諸多如上所述的軍內暴力事件。在日本士兵中，確有許多人和部隊體驗到了在一些具體戰鬥中的勝利。但是，即使在諸多戰鬥中獲勝了，日本最終戰敗卻是歷史事實。不想承認戰爭中敗給了中國，實際上仍然是不願正視中國，或者說，因為有不想面對的創傷。像這樣的日本人，恐怕其內心是百感交錯、十分複雜的。戰敗是誰也無法挽回的事實，必須要接受它。但是，將自己的戰爭體驗全部僅僅作為戰敗體驗銘記和回味，依然難以接受。總的來說，即使不將痛苦的戰爭體驗加以美化，將自己人生中十分珍貴的一個時期濃縮到戰敗體驗中是難以忍受的。那麼，各個戰鬥中的勝利體驗，以及通過相信“聖戰”這樣的戰爭大義，想要肯定自己的出征體驗，這樣的心情也是情有可原的。與美國的戰爭也同樣，不願以完全的戰敗來否定那一時期的經歷。那時，由於抱有對中國之戰“勝利”了這種實際感受，從而能夠尋到一條彌補戰敗創傷的心理安慰。但是，這是一種虛構的“勝利”體驗，是一種精神勝利法。第三個原因，與中日戰爭的性質和表現形式有關。由於中日之間是一場極其漫長的戰爭，在戰爭狀態趨於常態化的情況下，有很多日本人認為中日戰爭本身不像是戰時，而是近乎平時的感覺。與戰地相隔遙遠，只是通過報紙等媒體傳來的戰況以及中國方面的信息，像日常生活內容的一部分。在這樣的情況下，愈加釀成了厭戰情緒，與此同時，戰時和平時的感覺變得曖昧。對於戰後日本人來說，將與中國的戰爭劃分戰時與平時的界限並不容易，一直是十分曖昧的。到迎來了“終戰”為止，究竟日本何時與中國開戰的，又是怎樣結束的戰爭，並沒有清晰而統一的認識。與美國的戰爭是因襲擊珍珠港事件引發的。在軍艦鳴笛的迴響中，“本日拂曉，帝國陸海軍在西太平洋進入戰鬥狀態”，聽到這一大本營開戰速報的日本人，應該有一種接觸到戰爭開始瞬間的實感。因美國投下兩顆原子彈帶來的精神上的巨大衝擊，以及廣播中日本天皇宣佈“終戰”的聲音，這同樣也是有切身感受的。與這種鮮明的開戰和終戰的形式相反，標誌著中日戰爭開始的滿洲事變，是在相對久遠的1931年9月18日的事情。因為並不是持續處於交戰狀態,所以很難將從1931年到1945年的中日戰爭看作是與對英美戰爭同樣的戰爭。由於長期戰爭而形成一種“習慣了戰爭”或無關痛癢的心態，這也是直到戰後對侵略中國的戰爭極不關心的原因之一吧。第四個原因，也是我最想強調的，這直接關係到對中國的戰爭最初究竟為何引發的問題。如果先說其結論的話，由於是“大義之戰”，在日本戰敗的同時，開始有意無意地將中日15年戰爭忘掉了。至少，與明治國家近代化政策同時進行的、為確保對中國統治權而採取的國家行動，最後是承受了全盤失敗這樣的歷史體驗。戰前國家與明治國家內在的暴力和壓迫論一脈相承，對內強行對“臣民”進行呵斥以至壓制，對外大力推行殖民地統治，奴役別的民族。這種狀況持續演進，一直憑藉著戰爭這一國家暴力行為。對中國的侵略，可以說是自明治國家開始的病理的發展。戰後，我們用法西斯主義以及軍國主義等用語來對這樣的病理加以批判。日本軍國主義的最大受害者是中國人民，有關中日戰爭史和關係史的研究都在證明這一點。而另一方面，在各項領域中也總是有人試圖忘卻或掩蓋過去的歷史，反覆不斷地對歷史事實進行淡化和曲解，甚至乾脆否認。中國從1945年到1949年之間，陷入了內戰狀態，這對於戰後的日本人來說倒是有利可圖的。之所以這麼說，因為日本軍國主義需要面對被害者的問題被擱置起來，確認加害意識的機會如同完全消失了一樣。對於曾為侵略者和加害者的日本人來說，好像加害對象不那麼明確了，從視野中消失了，從而獲得了從加害體驗中解脫的機會。反過來，由於廣島和長崎遭受原子彈襲擊，自身抱有強烈的被害體驗，進一步助長了日本從加害體驗中得以解脫。這也是消除了敗給中國這一認識的原因之一。認為日本原本不是對中國的加害者，故也不是“戰敗者”，這樣的認識深植於戰後日本人的心中。由此，無法達成敗給了中國這樣的認識。
2.德國和日本
“原子彈是神的保佑”
這句話可以與戰後日本人象徵戰爭記憶的、遭受原子彈襲擊的體驗聯繫在一起考慮。例如，在廣島和平公園裏銘刻著“不再犯第二次過錯”這樣的話，頗值得玩味。語句表示的“犯過錯”，是句曖昧的和典型的不確切表述。“過錯”是誰的？讓人感到這裏脫落了主語。不能確定這種無主語的表現是不是故意所為，並且也故意不明說是什麼“過錯”。這裏是說侵略戰爭的“過錯”嗎？或者還是說日本戰敗了的“過錯”？或者是在說投下原子彈的“過錯”呢？還是在意指整個戰爭的“過錯”？寓意費解，卻又引人思索。很可能是有意選用了曖昧的語句。在這樣的地方刻下這樣的句子，有一點是可以明確的，那就是遭受原子彈轟炸的遇害者，肯定是由於某種“過錯”被殘害的。問題是，“過錯”的主體、原因以及對象全都是曖昧的，這是不願意講述自身也要擔負的加害責任。這種曖昧的深處也隱含有這樣一種認識，那就是日本是遭受到美國原子彈轟炸而戰敗的。美國最終決定投下原子彈，其原因有迫使日本軍國主義儘快投降、防備蘇聯對日本的進攻和佔領，以便單獨佔領日本的考慮。這些已在有關歷史文獻中得到證實。另一方面是，從日本的角度來看，導致最終遭受原子彈轟炸的境地，毫無疑問也是日本軍國主義一手製造的悲劇。可以說原子彈受害者同時也是日本軍國主義的犧牲品。但是對於遭受日本軍國主義的侵略戰爭而犧牲的以中國為首的亞洲各國人民來說，同時也包括日本的原子彈受害者們，將日本國家視為加害者是極其自然的。在此舉一個新加坡的事例。1942年2月15日，新加坡（當時的英屬馬來亞）落入日本軍手中。在日本的佔領政策下，打著“肅正”旗號進行了侵掠。也就是對那些被視為支援中國抗戰的住在新加坡的許多華人和當地人民進行的“肅正”，據記載有6萬新加坡人犧牲。在位於新加坡的聖陶沙島（Sentosaisland）的戰爭資料館裏，通過各種各樣的陳列品展示，表明了從佔領到解放的歷史過程。我去那裏參觀已是20年前的事情。那是1988年春天，我到聖陶沙島訪問時，專門參觀了戰爭資料館。在陳列品的最後，有一幅起到裝飾作用的巨大的蘑菇雲照片，照片中央印有用漢語和日語寫的“原子彈是神的保護”。據說現在已經去掉了。對於新加坡人民來說，只有對日本投下原子彈，自己國家的人民才能從強盜佔領以及恐怖的“肅正”中解放出來。“原子彈是神的保護”，正是表明了新加坡人民的這種真情實感。在此所表現的是將日本國和日本人視為加害國與加害者。如果追究投放原子彈的原因，從根本上說是由於日本軍國主義。因為遭受原子彈而僅僅聲稱被害者的體驗，卻忘記了自身的加害責任，這樣下去只是更加矮化貶低自己。軍國主義是導致了廣島、長崎遭受原子彈的根本原因，如同文字表述所形容的一樣，日本人用自己的手向自己的身體“投下了原子彈”，我認為，這種形容是極其正確的。應該與亞洲太平洋戰爭作為一體考慮的中日戰爭，其起點毫無疑問是1931年9月18日發生的滿洲事變。英美戰爭是由滿洲事變開始的中日15年戰爭的延續，這兩場戰爭雖然展開的地域不同，實屬同一場戰爭。承認敗給中國的事實，也就意味著導致投放原子彈的政治判斷的問題要受到追究。戰後日本人，在談論和承認侵略戰爭的加害責任的人中，難道有誰將投放原子彈的責任作為問題焦點來談論的嗎？的確，投放原子彈是美國不加區別的狂轟濫炸的結果，是慘無人道的暴行。在這方面，毫無疑問應該追究決定投放原子彈的美國政府的責任。但是，為美國投放原子彈提供藉口和理由的，是日本軍國主義者和他們發動的侵略別國的戰爭。承認過去的戰爭首先是敗給了中國，繼而踏入了對英美的戰爭，最後導致引發美國向日本投放原子彈，這應是順理成章的事情，必須正視這一系列的歷史事實。若不如此，“不要重演廣島慘劇、不要重演長崎慘劇”的口號，將不能夠超越時間和空間，沒有持久的意義。這一口號，不僅是由於被害體驗，同時也作為包含有更多的加害體驗、加害事實和希望世人從中汲取教訓、實現恒久和平的口號，引發了世人共鳴，刻記在人們心中。不願承認敗給中國的人們，同時也不願以真誠的態度看待投放原子彈的真正原因。承認敗給中國，馬上聯繫到追問日本軍國主義的戰爭責任，同時也會追問導致投放原子彈的根本原因，即所謂“原子彈投放責任”。將過去的戰爭說成是“正義的戰爭”、是為了亞洲解放的“聖戰”的人們，其持有的歷史認識中是否也包括日本軍國主義和原子彈投放責任的問題呢？正因為他們從未有這樣的認識，所以不願承認日本軍國主義的戰爭責任，不願正視敗給中國的歷史事實。在亞洲民眾的抗日戰爭和反殖民地運動中，日本整體上敗給了中國。這是由於明治近代國家步入歧途所導致的惡果。只有確認這一歷史事實，才能夠期待深化歷史認識，汲取歷史教訓。針對日本歷史認識這一點上，包括中國、韓國、朝鮮等諸多的亞洲國家及民眾，都提出了嚴厲的責問。
隱瞞和否定歷史
不願承認敗給中國，與不願承認日本軍所犯下的諸多戰爭罪行是同出一轍的。如上所述，其典型的事例就是再三提起的南京大屠殺事件（1937年12月）。圍繞該事件有各個方面的爭議。首先，是對有關事件本身的真實性的爭議；其次是即使承認確屬真實事件，也對事件發生的原因及受害的中國人數量等持有爭議（或強調其不可避免性，或認為受害者數量被誇大）。在大量事實面前，對南京大屠殺事件本身完全持否定論者已經完全站不住腳。有關犧牲者人數的統計，中國方面發表的數字和日本研究者（雖說是研究者，也因站在各種不同的立場上數字差異很大）之間依然有很大差距。我個人開始著手研究南京事件是在1986年9月訪問南京時，當時參觀了南京事件紀念資料館，以及在市內各地屠殺現場建成的紀念碑。1937年12月7日蔣介石逃出了南京，據查證，當時南京有警備軍約15萬名，南京城內外住有約40—50萬名普通市民。進行南京掃蕩作戰的中支那方面軍，根據“對待捕獲的俘虜，可以在當地作出處決”的命令（南京戰史編集委員會編《南京戰史資料集中島今朝吾日記》偕行社，1993年增補改訂版）進行掃蕩。第16師團長中島中將按這一方針，實行徹底殲滅俘虜、屠殺市民，這是確鑿無疑的事實。事實上，駐紮在南京的國際紅十字會的有關人員，通過美國以及印度的媒體迅速將事件傳向國際社會。當時，日本國內對此一無所知，大部分國民是在戰後才獲悉南京屠殺的事實真相。日本對於南京大屠殺事件，在戰爭期間和戰後通過各種各樣的方式加以隱瞞，因此，有關查明真相的措施和研究十分落後。如今，對南京大屠殺事件殘殺的中國人達20萬已經開始達成共識。另一方面，與日本陸軍有關的偕行社，為了證明南京大屠殺是虛構事件，要參與南京作戰的原出征士兵寫手記，編輯發行了《南京戰史》（偕行社，1989年）。然而弄巧成拙，結果適得其反，收集到的許多手記內容揭發並指責了侵華日軍的野蠻暴行。在偕行社的《南京戰史》中，提到南京事件受難的中國人為6—7萬人。雖然事實上承認了日本軍違反國際法的殘忍暴行，但是過低估計犧牲者人數，試圖減輕和遮掩這一重大殘暴的犯罪事實。在缺少充分證明南京事件真相的客觀資料下，想要過於強調事件的重大程度，對一些沒有經過充分查證的資料及證言濫加引用的情況不在少數，這也會令人疑惑，反而引發南京事件虛構說的輿論。誠然，人們必定期待資料本身以及引用是確鑿無疑的。但如果僅僅因為資料方面的某些瑕疵，或因查證過程中有誤，就顛倒黑白想要否定南京事件的做法，可以說是完全不合乎倫理的。既然如此，為什麼一部分人要如此固執地堅持否定南京事件呢？那是由於南京事件是日本對中國戰爭的一個重要部分，從事實上提供了那場侵略戰爭的性質的充分證明，所以必須加以否定或者修正。正如中島第16師團長的日記中所記述的，無視《日內瓦協定》，對於自我解除了武裝的中國士兵也不按俘虜待遇，“可以在當地作出處決命令”，也就是由現場軍人的命令來決定殺害。所以，南京事件從一開始就是殘殺包括一般市民在內的中國人民的戰爭暴行。關於一般士兵虐殺中國人的事情不僅僅是傳聞，參與侵佔南京的士兵自身留下寫實記錄，現對其中一部分加以介紹。《記錄南京大屠殺的皇軍士兵們第十三師團山田支隊的戰中日記》（小野賢二、藤原彰、本多勝一編，大月書店，1996年）中，刊載了與南京事件有關士兵的戰中日記。下面引用日期為1937年12月的幾篇日記的摘要。順便提一下，所謂第13師團是屬於上海派遣軍指揮下的師團，山田支隊，是隸屬於該師團步兵第103旅團的步兵第65聯隊基幹部隊，在攻佔南京的戰鬥中，是極其殘暴、有組織地殺害俘虜數量最多的部隊。12月15日午前9點開始與伍長兩個人外出徵發，沒有發現任何異常，拿到一冊唐詩三百首，已經5點。看到在長江沿岸對俘虜執行槍決，一次處決三四十名。（堀越文男戰中日誌）12月16日警戒愈加嚴密，儘管如此，午前10點第二中隊和衛兵換崗，稍微安心。但是在午飯期間發生火災引起極大躁動。午後3點大隊決定最後執行，將俘虜的3000士兵帶至長江岸邊射殺，這是在戰場上做不到、也看不到的景象。（宮本省吾戰中日記）12月18日午前零時，接到了進一步消滅殘兵支隊的出動命令。輕裝上陣，沿途遍地屍體，我們在數不清的敵兵的屍體上行進，迎面吹來的陣風多少帶有血腥味、充滿了殺氣。對長江沿岸捕獲的一批俘虜執行槍決。（齊藤次郎戰中日記）將中日15年戰爭，認為是中日兩國間的事變或者紛爭，而不是戰爭，因此不受國際法以及國際社會的規則和道德的制約，這種自我判斷和認識在南京大屠殺中暴露得淋漓盡致。同時，在日本近代化過程中，教育和宣傳一貫對日本人灌輸對中國人蔑視和歧視的感情，這次事件也是長期以來對中國人蔑視感情的一次爆發。歸根結底，承認南京事件，同時也就是承認了近代化過程中日本人接受灌輸的暴力性和壓迫性等,承認日本的近代化是一種排外民族主義。南京事件否定論者所懼怕的是，這是涉及有可能全部否定戰前期國家，或者天皇制國家的重大問題。在此想要提示的是，南京事件所表現出來的是近代日本國家的本質，南京事件可以說是日本作為國家犯罪的重大事件。
謝罪要到什麼時候為止？
在考慮中日戰爭方面，總是纏繞著“日本謝罪要謝到什麼時候為止”的疑問。雖然向包括中國在內的曾被侵略過的各個國家及其人民，反覆不斷地以言語及行動“謝罪”，但究竟何日方休呢？一定要持續下去嗎？這種疑問產生了某種逆反心理。從宮澤喜一內閣開始的謝罪一詞，到所謂的“村山談話”為止，持續進行了一系列的謝罪。令人遺憾的是，似乎這些謝罪並沒有充分傳達給對方。為了將謝罪真實地傳達給對方，僅僅靠言語和單憑文書有時是極其困難的。在此，感情和實際行動是必不可少的。所謂感情，就是加害者要能夠面對被害者一方，撫平被害者心靈的創傷，使其確信不會再重覆受到傷害的經歷。所謂實際行動，意味著為了使這種確信和安心永久持續下去所採取的具體措施或者政策。謝罪者，即加害者的日本政府及其國民，的確到目前為止不斷重覆地通過言語、談話以及文書表達謝罪。即便如此，由於不能夠反省過去和承擔戰爭責任，因此也就不能讓被害者在感情上認同和接受。例如，一方面宣言不再成為侵略國家，卻又依然參拜軍國主義思想再生之源的靖國神社。作為日本軍國主義象徵的東條英機等戰犯合祀在那裏，這種不顧中國等遭受侵略國家人民的感情的做法，給被害一方帶來不信任和不安。還有企圖修改基於反省侵略戰爭而制訂的日本國憲法的活動。一邊發誓不再保有軍隊，而事實上卻又擁有名曰“自衛隊”實則數量之巨也為世界少有的軍隊；以及可以說是強制愛國主義的“教育基本法”的改正等等。觀察一下最近日本的動向，從亞洲諸國來看，難免要憂慮日本企圖再次成為軍事大國。我認為，如果真正想要從過去的戰爭中汲取教訓，日本就不應該推行實施上述的一系列政策，不應該高揚排外主義和民族主義。我曾再三比較德國，同是戰敗國的德國，戰後努力反省過去，排除對侵略戰爭的自我肯定，可以說徹底追究了侵略責任以及納粹所犯下的罪行，這種從實際行動上表現的謝罪體現了深深的誠意。因為德國完全接受這樣的現實，那就是若不如此，歐洲各國將不會原諒德國所犯下的暴行。再者，如果德國不能如願加入北大西洋公約組織（NATO）、融入西方陣營的話，那麼戰後將不可能獲得經濟發展和政治穩定。鑒於這樣的形勢，德國向以往被侵略過的國家進行了徹底的謝罪，做出防止再次發生戰爭的宣言。從其背景來看，德國人通過大選合法地承認納粹黨為第一黨，納粹黨的黨首希特勒發動戰爭，給歐洲諸國造成巨大損害，德國人必須將此視為自己的責任。由於事實上擁護和助長了納粹的犯罪，其國民已深刻認識到戰爭的危害或者加害責任。在德國，比起對於一般戰爭的責任意識，人們對於納粹犯罪的責任意識負疚感更深，正因如此，這種非常具體的戰爭認識極其深刻。戰後德國領導層和人民能夠首先做到反省侵略戰爭或者戰爭犯罪這一問題，將納粹的犯罪作為自身的問題來對待，勇敢面對歷史。因此，德國對過去的戰爭認識基本表現為既具有身為加害者的自覺意識，同時抱有對被害者進行補償的真誠感情。即使在今日，德國依然注意保持徹底的反納粹思想，即使在法律方面也有嚴格限制，以杜絕納粹思想和軍國主義的再生萌芽。戰後德國一直堅持不斷地自我揭露戰爭犯罪和戰爭責任。例如，清算以虐殺猶太人為主的納粹犯罪，在西德聯邦補償法（1956年制定，1966年修訂）中制定了支付總額達796億馬克的補償費，並制定了德國、波蘭和解補償法（1991年制定）等，依據這些法律，一直持續補償戰爭受害者。這樣的戰爭補償，即使在進入21世紀的今日仍在繼續進行。據說補償總額已累計達1223億馬克（相當於9兆7840億日元）。但是，雖說德國從國家整體上對侵略罪行及戰爭責任進行了謝罪，並不意味著在德國國民之間，圍繞戰爭總結只是同一種意見。事實上，在反覆不斷地追究希特勒犯罪的同時，企圖美化希特勒的功績或相對減輕希特勒罪責的也大有人在。在這些人看來，希特勒建設了德國無限速高速公路（Autobahn）等，對國家的基礎設施投入了大量公共資金，促進了社會福利，對德國社會的近代化做出了貢獻。此即所謂的“近代化的相對化”，這方面的爭議，已經在1980年前後悄然開始了（WolfgangWippermann著、增谷英樹譯《德國戰爭責任論爭德國‘再’統一和納粹主義的‘過去’》，未來社，1999年）。即使在日本，也出現同樣的傾向，即在“殖民地近代化”論中，反覆強調殖民地統治促進近代化的評價，從而相對地減少對殖民地的加害責任。在這樣的動向中，1986年夏，在德國發生了社會學者尤爾根•哈伯瑪斯(JürgenHabermas)和歷史學家恩斯特•諾爾特（ErnstNolte）之間的所謂“歷史家爭論”。諾爾特提出了對納粹的犯罪德國人要謝罪到何時為止的疑問，並為許多人所接受。哈伯瑪斯則強調戰爭責任的無時效性，認為如果不堅持追究納粹的犯罪，就是允許納粹再次復活抬頭。最終絕大部分德國人接受了哈伯瑪斯的主張。總之，對於德國人來說，深感應從正面接受納粹的犯罪，正視這一問題，加深認識並決心不再重蹈戰爭覆轍。也許是作為對過去的戰爭反省的一環，2006年6月，在德國召開世界盃足球賽（W杯）之際，在紐倫堡的弗蘭肯體育場(Frankenstadion，Nürnberg)日本隊對克羅地亞的比賽的賽場，周邊有23處設置了展示過去德國犯罪歷史的實物。不必說，紐倫堡市曾以判定德國犯罪的紐倫堡審判而聞名，是審判戰犯的法庭所在地。在該市擔任廣播宣傳的茨厄魯漢法，在比賽之前談到舉辦這次展示的目的時說，“為了不再給法西斯主義第二次機會，W杯是向下一代傳播歷史的絕好機會。”（《中國新聞》2006年4月21日）。與此相比，日本由於在戰後與美國簽署了安全保障條約，建立了與美國的親密關係，加入了美國陣營，所以不急於通過亞洲外交來修復與亞洲國家之間的關係。日本在從屬美國的情況下，開始了戰後的國家再建，並且取得了高度經濟成長。這種從屬於美國的政經架構，使日本減少了與亞洲的接觸。日本一直沒能夠認識和感受敗給中國這一歷史事實。1972年9月29日中日兩國發表共同聲明，恢復中日兩國邦交正常化，實現邦交正常化更讓日本人產生一種對中國的戰爭責任問題由此終結的錯覺。加之在日本從屬於美國的背景下，日本人自身的戰爭責任意識，以及反省過去都變得更為困難。像這樣的戰後政治過程，為日本創造了一種不反省戰爭責任、無視亞洲人民感受的大環境。由此，雖然在中國及亞洲諸國人民的反對和抗議下，現任首相依然強行公開參拜被稱為日本軍國主義思想再生之源的靖國神社。面對參拜靖國神社招致的亞洲各國的反對和抗議，表現的反應僅僅是“干涉內政”論，以及應堅持“日本固有的文化和傳統”這種強詞奪理的辯解。所以，有必要對戰後日本政治和歷史總結的狀況，再次返回原點加以梳理和反省。
東京審判和帕爾（Pall）審判員
東條英機在東京審判上
“沒有敗給中國”這一認識，同時也與否定東京審判將中國作為戰勝國、東京審判否定論或無效論的觀點聯繫在一起。有關東京審判否定論的產生背景，可以列舉出各種各樣的理由。在東京審判的過程中，作為裁判管轄權（裁判被告的權利以及範圍），規定了“對和平的犯罪”、“通例的戰爭犯罪”、“對人道的犯罪”，這些是眾所周知的。所謂“通例的戰爭犯罪”，是指虐待俘虜、殺害平民、掠奪財物等行為的犯罪，而其他另外兩項犯罪在當時接受《波茨坦公告》時尚不存在。對此，有人便指責說，這兩項犯罪是同盟國為了對日本進行審判而任意制訂的法律。從法理上來說，的確後來制訂的法律用來追究過去的行為，是與“法不溯及既往”這一近代法的大原則相違背的。但是，對事實加以深入整理分析可知，這一論調也犯有決定性的錯誤。同盟國的戰爭犯罪處罰政策，由於融合了同盟國諸國的認識觀點，只能是達成基本戰略上的一致。對同盟國來說，出於反法西斯戰爭這一共同的目的，在德國戰敗後的大戰末期引入統一的戰爭犯罪處罰政策是必要的。也就是說，與美英蘇三國的波茨坦會議並行，1945年6月26日起在倫敦召開了美英蘇加上中國參加的倫敦會議，8月8日締結了“關於歐洲各軸心國的主要戰爭犯罪人的追究及處罰協定”（倫敦協定）。由此，在從來的“通例的戰爭犯罪”的處罰條款上，增加了認定計畫、準備、開始施行侵略戰爭為“對和平的犯罪”，以及戰前或戰爭中殺害、虐待平民等非人道行為的“對人道的犯罪”，這兩種罪行被認定為新的國際法上的犯罪。根據這一框架，紐倫堡法庭和遠東軍事法庭（東京審判）進行開庭審判。
發佈《波茨坦公告》是在7月27日，日本最終接受《波茨坦公告》是在8月14日，在此時，“對和平的犯罪”以及“對人道的犯罪”已經制訂出來了。因此，東京審判的審判員中，只有1人主張被告全體無罪，這就是來自印度的帕爾審判員。他指責起訴書違反了“法不溯及既往”這一近代法大原則的觀點，不能據此判被告犯罪。這是圍繞法理問題的辯論，也是關於國際法上的合法性的問題。憲法學者橫田喜三郎等，承認純從裁判觀點而論以事後訂立的法律溯及既往固有可議，但同時強調了東京審判是為防止侵略戰爭的“國際法上的革命”，故主張與其論述東京審判依據的是否為原有的法律，更重要的是在審判終了的今日，應慮及進行合乎法理的審判的國內以及國際的條件是否成熟。進而，關於東京審判的國際意義，橫田論述道“給世界歷史帶來劃時代的一頁，將對未來人類產生絕對的影響”（《中央公論》1948年9月號）。在明確這種具有權威性見解的情況下，依然無視“倫敦協定”的存在，過高評價帕爾審判員的意見是值得質疑的。顯而易見其中所掩飾的真正意圖，就是通過闡述東京審判的不正當性，對東京審判所判定的日本侵略行動進行自我赦免。即使是帕爾審判員本人，也只不過是依據法理上的觀點主張被告無罪，從帕爾留下來的著作中可以明確，他完全沒有否定日本侵略戰爭的意圖。另外，有時可以看到“將中國作為戰勝國的東京審判無效”的意見。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毫無疑問蔣介石代表的中國是同盟國成員，是參與倫敦協定審議的一員。另外，中國有各種統計數字表明,在這場戰爭中,中國約有1500萬人的犧牲者,可以說是在迫使日本走向戰敗中發揮巨大作用的國家。在此想看一下另外一個與東京審判有關的問題。那就是作為東京審判否定論的理由而提出的“合夥共謀”的問題。在東京審判中，認為日本侵略中國大陸是共謀行為，對此指出了“滿洲國”建國（1932年）這一侵略中國大陸的典型事例。東京審判否定論者，將日本“進入”中國大陸，看作只不過是為了附和在中國東北地區實行清朝復辟的愛新覺羅•溥儀的強烈願望，而提供的援助行為。對此，在東京審判開庭之時，同盟諸國中美國提出“合夥共謀”罪的建議，在倫敦協定中被採納。所謂“合夥共謀”罪，就是有關侵略戰爭以及戰爭犯罪，“不需要有犯罪全體過程中每個犯罪行為的主觀要件，只要是參與犯罪的全體計畫，僅此一項就可認定犯罪成立”。（照片说明：接受审判的东条英机）。
根據歷史事實，日本的意圖是通過滿洲事變開始發動侵略戰爭。也就是說，讓中國領土一部分的中國東北部（滿洲）獨立，在此把握實權以作為進攻蘇聯的橋頭堡及壓制中國的據點。東京審判將日本這種具體的擴張計畫以及侵略計畫判定為“合夥共謀”罪。在日本領導層中，雖然不能說共同且一貫地持有徹底的侵略思想和擴張政策，但是至少從1931年以後日本對中國的整體政策上來看，可以確認其行為符合在此所說的“合夥共謀”罪。在此，從政治上利用清朝末代皇帝愛新覺羅•溥儀的復辟願望，即使表面上“滿洲國”實行獨立，但日本把握了“滿洲國”的實權，這是無可辯駁的事實。中國革命勝利後，在記述中國共產黨革命歷史時，確實將抗日戰爭勝利大部分歸功於共產黨領導的成果，內容引人注目。其目的是為了向全國人民普及革命思想，為了捍衛社會主義國家而進行必要的政治教育。針對日本現任首相公開參拜靖國神社的行為，曾經在中國國內激起強烈的反日運動。尤其是，2003年3月，在當時的首相小泉純一郎參拜後，中國各地爆發反日示威遊行，這再次證明了日本政府以及戰後日本人對有關歷史認識和戰爭責任問題依然是懸而未決的問題。在靖國神社，東條英機等被處以絞刑的甲級戰犯合祀在那裏。將這些侵略戰爭的大戰犯作為英靈來祭拜這一情景，對於大多數中國人來說，無論如何也是難以接受和認同的。而另一方面，在日本國內，許多日本人對中國反日示威的本意不得其解。如此下去，不得不使人感到中日和解之路前途茫茫。為了打破困難局面，創造和解和共生的關係，我認為，首先日本政府以及日本人應從正面接受過去的戰爭教訓，承認敗給了中國這一儼然的事實。若不如此，實現歷史和解將是前景渺茫的。在某種意義上說，如果能夠確保相互經濟利益的政治解決方式失敗的話，我們必須對歷史認識的狀況進行自問反省，從而向對方顯示充分的誠意，在真正理解和諒解的基礎上達成共識。必須通過具體的行動來推動歷史的和解。現在，通過重新思考《何謂中日戰爭？》，希望能夠解決戰後日本人在歷史認識方面有所蒙蔽的問題。我希望通過堅持推進這一工作，努力開創中日兩國歷史和解的未來。通過不斷努力加深歷史認識，我們才能獲得正確地引用歷史和以史為鑒的資格。歷史認識是對過去事實的把握和反省，同時又是對未來方向的啟示。在這一意義上，《何謂中日戰爭？》所探究的不僅是過去的史實，而且是認真探討“應該怎樣發展今後的中日關係”。通過長期的歷史研究，我深切感到，
後記
我有兩個恩師。一個是日本軍事研究的開拓者藤原彰先生，藤原先生患病中躺在病床上完成了《餓死的英靈們》的書稿（大月書店，2001年）。另一個是引導我對廣義上的軍事問題產生興趣的作家五味川純平先生。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說，兩位恩師對工作的執著精神，支援我完成了本書的撰寫。藤原先生，在中日戰爭期間作為中尉帶兵參與對中國軍隊的作戰，並在戰爭中負傷。復員後，他從事軍事史研究，著重探討中日戰爭的本質。藤原先生根據戰場上的個人體驗，並通過豐富的資料調查以及現地考察，在撰寫的諸多著作中，論述了對中國的戰爭對於近代日本國家來說是極為愚蠢、強行投入的侵略戰爭，是徹底消耗了日本國力的總體戰、損國傷民的耗竭戰。五味川先生在中日戰爭期間也曾就任於滿鐵經營的昭和煉鋼廠，切身體驗了日本侵略戰爭的蠻橫魯莽和慘重後果，對此撰寫了《人的條件》、《戰爭和人》、《虛構的大義》等諸多作品。在五味川先生所著的諸多著作中，我再次重讀了《極限狀態的人》（三一書房，1973年發行）一書，該書的第二部“精神癌症——日本人和對華戰爭”，由評論以及與橋川文三氏等人的對談構成，字裏行間抒發著作者的內心感受，我在本書撰寫中也抱有同感。五味川先生這麼寫道，“正如常說的，對華戰爭無計劃地開始，進而擴大，最終敗北。在國民的意識中，也許認為最終是敗給了英美，絕不是敗給中國的這一認定的看法是不會丟棄的。”五味川先生認為，存在於日本人意識中的“絕不是敗給了中國”這一確信不疑的感情，其背景中具有對中國缺少“敵”的意識。也就是說，長久養成的對落後的中國的蔑視感，或者說歧視意識，在表現對中國和中國人的憎恨之前，對中國有憐憫感以致沒有萌生“敵”的意識。這裏所說的缺少“敵”的意識，產生了南京事件以及“三光”作戰（燒光、搶光、殺光）這種殘暴的掠殺行為。在本書中所闡述的，不願接受“敗給了中國”這一歷史事實，決定了日本和日本人戰後對中國的認識以及對亞洲的認識。在另外一段中，五味川先生這麼寫道，“其實日本就是敗給了中國，正因在中國大陸失敗、由此也在太平洋戰爭中戰敗，如果日本國民能這樣認識過去的那場戰爭的話，那麼我們戰後政治思想運動的狀況一定會與現在有極大的不同。”對“日本敗給了誰？”這一問題，只簡單地解答為“敗給了美國”，而迴避更深刻的原因，那麼這等同於我們不能從歷史中學到任何東西。因為那只是封殺歷史的行為。解除封殺了的歷史，從被掩埋了的歷史事實中重新吸取歷史的教訓，進而努力地運用好歷史。若不如此，今後的中日關係，以及日本對亞洲諸國的歷史和解將是極為困難的。2007年9月17日，我第二次訪問了在旅順關東軍司令部遺址開設的資料館。當天，正值“九•一八事件”（滿洲事變）的前一天。我與許多來參觀的中國人一起觀覽資料圖片說明，心中不禁思索，中國人將以怎樣的心情來面對76年前發生的“九•一八事件”呢？結束參觀返回入口時，在入口的左正面牆壁上有數行大字，書寫堅韌有力格外醒目。因為接下來有預定的安排，就匆忙地將以歷史認識為題的內容拍了下來，是以下的4句話。人們不能拒絕歷史，因為歷史給我們以智慧，人們不能忘記歷史，因為忘記歷史就意味著對事業的背叛，人們不要漠視歷史，否則將受到歷史的懲罰，人們更不要割斷歷史，因為否定昨天就將失去明天。
近年我多次去中國大陸、臺灣、韓國等地訪問，與東亞諸國的研究者以及學生們的持續交流也是我撰寫本書的一大動機。另外，我指導的一些來自東亞諸國的留學生，通過日常與他們的交流，也得到諸多有益的啟示，豐富了寫作素材。在此也表示由衷的感謝。
追記
2008年4月初春，正值春假，我攜帶家屬去大連再次順便參觀了旅順資料館，意外地發生了這麼一件事情。當時我和家人並排參觀資料館的陳列品，從後面進來一個中國人參觀團體，有的衝著我們氣洶洶地問，“為什麼這裏會有日本人？！”從那說話的方式和態度表露了被害者內心的感情。一時間，充滿了緊張、沉重、鬱悶的氣氛。當時我止不住想回答說，“正因為我知道日本人對中國人民犯下的罪行，所以才來到這裏，想在戰爭現場重新認識歷史”。而正在這時，館員和陪同我們的中國人為打破這異常沉悶的氣氛，馬上走到我們中間說：“這裏的展覽不單單是為中國人的，也是為讓日本人不忘記歷史而設立的”。也許是接受了館員的解釋勸說，我望著退去的參觀團體的背影，禁不住再次深深感到，通過中國人我不僅僅確認記憶了被害的事實，加害者也有必要在同一現場接觸領悟加害的事實。無論是被害還是加害，只要將兩國人民共有的歷史事實銘刻心中，我相信兩國歷史和解的大門必將會慢慢地打開。2008年12月 纐纈 厚
倭畜裕仁狗雜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