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 年 02 月 的封存

51期(2008年1月)從卡斯楚跟布希的南北對話看活化燃油的未來

從卡斯楚跟布希的南北對話看活化燃油的未來  (大觀系列一﹕人類之能源使用及油峰現象)

 

李良

 

二○○七年三月二十九日, 古巴革命英雄和領導者, 無產階級正義的代言人費特爾卡斯楚, 因北方(代表歐盟及美加澳日等國)國家無節制的開發農業燃油(Agro-fuel, 即產自農業作物的所謂活化燃油, Bio-fuel)一事, 在機關報 Granma 上發表了一篇社論, 向那剛跟巴西簽訂以農作物提煉乙醇(Ethanol)協約, 世界資產階級既得利益集團的頭頭之一喬治布希放了一炮, 明言如果不加節制, 將會有三十億人類因飢饉而死,

為佔地球人口大多數的南方(包括第三世界跟未開發及開發中國家)人民請命. 其聲鏗鏘,正氣懍然
依稀還可看出費特爾當年為了古巴人民的解放事業, 率領一百古巴好漢夜襲哈凡那港, 雄姿英發氣吞萬里如虎的情景. 費特爾卡斯楚今日廉頗雖老, 而寶刀實仍未老也!

 

費特爾卡斯楚喬治布希的空中交鋒情節跟後續發展, 因時間和篇幅關係不在此詳述, 有心的朋友自可查查新聞. 現在只在這把環繞於這個題目的因果拉雜地談談, 並以源自農業產品如玉米, 甘蔗, 大豆, 和其它作物如薯類, 甜菜, 棕櫚等的活化燃油為主; 一位在俄亥俄州大執教的老友, 熱衷於用非農業產品麻風子樹 (Jatropha) 製作活化燃油, 問題多多, 將另作討論, 不在本文範圍之內,

 

我這兒將 Bio-fuel 譯成活化燃油, 是相對於石化燃油(Fossil-fuel,
即石油)一詞而來. Bio-fuel 目前流行的譯名是生物燃油生質燃油, 我都認為有失信達雅的原則. 讀者若有異議, 則請隨意, 只要知道是怎麼回事就成.

 

目前有關活化燃油的研發和活化燃油工業的建立, 可說是有如雨後春筍. 一時蔚為大觀, 儼然二十一世紀人類工業進化史的主流. 幾乎所有北方世界有關國家都參與其中, 開發中國家如中國, 印度, 印尼, 馬來西亞, 泰國, 巴西, 巴拉圭, 海地, 墨西哥等等等等, 都紛紛跳入, 為人作嫁, 甘附驥尾. 

 

人們如此地熱衷於活化燃油, 原因不外有三:

 

. 活化燃油豐盛而可以再生, 而且綠色而潔淨; 無論從生產的程序或技術的層面上看, 都可保證它的永續性, 有如蘇東坡的名句  是造物者之無盡藏也!

 

. 由於一的那種清純形象, 因此, 北方世界的工業界和政客, 世界銀行, 聯合國, 甚至聯合國裡的國際氣像變化諮議小組, 都異口同聲地認為使用源自玉米, 甘蔗,
大豆, 和其它作物如薯類, 甜菜, 棕櫚等的活化燃油, 由於上述農作物生長過成中吸取大氣裡的二氧化碳, 相對地來說, 不但可以減輕由於使用
石化燃油而生出的溫室效應, 從而舒減氣像變化的壓力, 也可為油峰(Peak
Oil
)之後的燃油短缺問題, 提供了一個合理而可行的過渡. 於是,
懷有不同動機的團體, 竟都產生了相同的結論.

 

. 以資本主義為主導的市場經濟, 每隔一段時間, 就要推出一種高投資,
高回收, 資本集中卻又高度勞力密集的獨佔性工業. 如由紡織工業, 汽車工業, 半導體和計算機工業, 網路工業, 到方今跟生物科技息息相關的活化燃油工業. 資本主義仰賴市場經濟的陣地得以存活,
但其宿命就是重複事物盛極而衰的周期. 不久前網路工業股票價格的天堂與地獄, 就是市場經濟的最好寫照. 可如果沒有每隔一段時間的推陳出新, 市場經濟就無所施其技, 資本主義就難以活命. 但資本主義跟市場經濟有它的阿契利斯的腳後跟, 就是資源跟環境的極限 (
冰凍英國跟資本主義的宿命!大觀系列四:人類及其命運, 李良書簡二零零五年十一月四日之二), 因此, 於有如造物者之無盡藏的活化燃油工業. 市場經濟一眾混混們豈有不加以蠶食鯨吞之理?

 

我們不是不應該發展活化燃油, 可目前活化燃油發展的論點, 其實是建立於一種似是而非的詭論上. 活化燃油的推手們, 只給我們描繪了一幅美麗的圖畫, 卻迴避了與日俱增的南北食物的供求跟能源分配的不平等可能導致的災難, 這就是老英雄費特爾卡斯楚給了小喬治布希當頭一棒的原因.

 

問題的關鍵是, 活化燃油的發展, 是個有關整個人類生活大觀上的系統工程問題, 不是一個只須解決局部能源短缺或改善局部環境的頭痛醫頭問題. 它牽涉到整個人類的土地, 食物, 資源, 人口等的政治和經濟的交錯關係. 現在北方國度對活化燃油工業發展的鼓吹, 並沒有觸到它將引起有關它對人類食物跟能源的深層影響. 因此無法為它可能帶來的負面影響加以理性解決. 不是凡抓到老鼠的都是好貓, 要看它抓到老鼠的過程跟結果, 更不能摸著石頭過河.

 

北方的工業化國家, 早已設定了活化燃油的進度. 歐盟諸國在二零一零年的指標是, 包括乙醇(Ethanol)活性柴油(Bio-diesel)在內,

活化燃油要佔交通用燃油的百分之六; 二零二零年前, 要達到百分之十. 美國則要在短期內年產活化燃油三百五十億加侖, 佔年消耗量的百分之十二. 可是, 羊毛出在羊身上! 這些生殖活性原料來生產活化燃油的羊兒們, 到底在那兒呢?

上述北方工業化國家設定的目標, 大大的超過了它們本身的農業作業能力. 照那種目標來進行, 歐洲將要用上它農業用地的百分之七十, 美國呢? 就要賠上全國玉米和大豆年生產量的總和. 所以如在原地生產, 北方工業化國家裡的農地就要全體報消. 於是這些參與國際經濟合作跟發展組織 (Organization of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國家的腦筋, 就動到南方的頭上來了.

 

在過去短短的三年裡, 投資於建立活化燃油公司的原始資金就增加了八倍. 大利之所在, 資助研發活化燃油的私資也是蜂湧如潮. 而在市場經濟的運作之下, 為著活化燃油工業的發展, 資本跟權力的集中既迅速而又極端.
大型石油業, 汽車業, 以及基因工程業等公司, 以合作名義, 巧妙的躲過了政府反壟斷法的監督, 把食品跟活化燃油的研發, 製造, 包裝, 以及運送批發等一系列過程都包辦了, 變成了一個巨大的新興利益團體.

 

為了利益所在, 這個巨大的新興利益團體, 無不宣傳著活化燃油對環境是怎樣的友好, 怎樣的可再生, 怎樣的促進農村發展,
還有, 怎樣的可以降低地球暖化跟氣像變化的危機. 是這樣的嗎?

 

由於活化燃油公司巨大的市場獨佔性以及各國政府形同虛設的所謂監督, 就讓我們來探究一下這類的詭論.

 

環保天使? 

 

活化燃油果然是清潔跟綠色的嗎? 表面上看, 活化燃油的原料是植物性的, 它們生長期間, 由於光合作用, 把空氣中的溫室效應氣體如二氧化碳吸收了; 另一方面, 活化燃油燃燒時雖也舒出二氧化碳, 可一吸一放, 兩相抵消. 雖然總的來說, 減少的二氧化碳的排放是有限的, 但不似石化燃油把遠古以來內藏的碳, 都全體的於燃燒時作單方面的散發. 從這來看, 活化燃油果然是清潔跟綠色的, 無誤.

 

可是, 如果我們從活化燃油的生命周期系統而大觀地來看, 事實就不會是這樣的了. 因為我們首先要清出用來種植活化燃油原料用的土地, 包括去林時的燃燒, 整土養殖, 跟這過程裡原藏在土壤裡碳的釋出, 加上大量使用氮肥跟除虫劑, 因而引起有毒氮化物的污染. 曾有人估計, 製成一噸以棕櫚為原料的活化燃油, 會產生三十三噸的二氧化碳, 石化燃油的提煉, 要高出十倍; 清除熱帶雨林來種植甘蔗製造乙醇, 生出的溫室氣體, 要教石化燃油的提煉, 高出百分之五十! 而有毒氮化物的污染引起好一部份的墨西哥灣變成死水, 也不是新鮮事了.

 

這個巨大的新興利益團體, 認為開發活化燃油不會去林化; 他們說, 活化燃油的原料是種植在環境上棄置之地, 不但不會有害於環保, 還會有利於水土保持. 這根本是個神話, 就拿巴西而論, 為了要種植活化燃油的原料, 它重新劃定沿著大西洋岸 名叫Cerrado Pantanal 的森林地帶兩億英畝的乾熱帶森林, 草原, 和沼澤地為棄置地. 可那兒卻是印第安原住民跟以農為生的農莊和牧場, 是個本就自足的多元生態系統. 巴西政府這麼一來, 它們就跟那早已被去林化的阿馬蓀河流域的農地沒甚兩樣. 在巴西, 目前年產百分之四十的大豆被用來做活化燃油的原料, 代價是每年毀了三十萬英畝阿馬蓀河流域的雨林. 而在非洲, 類似的情況正將出現. 前所提到的用非農業作物麻風子來製活化燃油, 中國就揚言要清出一個英國大小的棄置地來種植麻風子樹, 而且已正式實行; 在雲南一地, 就毀了以萬畝計的原始森林. 我看著痛心, 可 生產活化燃油以供世界工廠之用, 不正是鄧小平摸著石頭過河的經濟發展藍圖的演譯嗎?

 

變相的大型奴工種植場

 

另外, 有關南方世界人民經濟上的影響呢?

 

在雨量跟陽光兩相充足的熱帶地區, 每百畝以家庭式經營的農耕地, 可提供三十五個工作機會. 可用來種棕櫚和甘蔗的話, 則只有十個; 種大豆呢, 就只有半個了. 不但使落後而貧苦地區的僱用機會減少, 而且都是低到不堪的工資. 於是, 這個巨大的新興利益團體所控制的大型活化燃油的原料種植場, 也就必然地變成了一種變相的大型奴工營, 就跟當年帝國主義的東西印度公司經營的農場, 或美國早年以黑奴為主的棉花和煙草種植場沒甚麼兩樣.

 

因為所須土地跟市場的廣泛, 這個巨大的新興利益團體在資本主義的市場運作之下, 將會吸收跟消化了現存所有的製作活化燃油的小型資本跟農莊, 跟現在的石油公司一樣, 成為一個超巨大的養殖怪物. 他們將獨佔壟斷了包括育種, 進出口買賣, 製造, 跟有關的服務業. 小型資本跟農莊將在市場跟種地兩方面全被肅清. 在這個巨大的新興利益團體運作之下, 南巴西, 北阿根庭, 整個的巴拉圭, 以及東波利維亞, 整個約佔五千萬畝的土地, 早已無聲無息的被轉換成了一個土廣奴多的大豆共和國(Republic of Soy).

 

未來的大飢荒?

 

活化燃油原料的價格, 因供求的市場關系將必然上漲, 而農產食品跟活化燃油的原料作物也在土地跟資源上互相競爭, 於是兩者互為因果, 價格均會節節上漲.
據報載, 過去一年間棕櫚油的價格飛漲, 今年夏天, 意大利通心粉價格將上昇百分之二十, 麵包跟牛奶? 早就漲了!

 

眾所周知, 美國是世界玉米和大豆作為人畜食物的主要供應國, 不要說全部了, 只一小部分移作活化燃油的原料, 我們吃的麵包, 喝的牛奶, 盤裡的牛羊豬雞鴨肉, 它們的價格都會節節上漲. 而大量種植用來製造活化燃油的原料, 還會相對地引起肥料跟用水的緊張.

 

要知, 這世界上屬所謂南方的貧困國家佔大多數, 那些地區的人們為了購買充飢的食物, 要化掉他們年均收入百分之五十到八十. 要理解那些地區窮人們的匱乏, 只需舉一個小例子; 如我們用淨水每沖一次馬桶, 那水量就足夠他們一人一日的用度!

 

根據國際食品政策研究所的調查, 日常食物的價格, 保守的估計, 將在二零一零年前漲 百分之三十; 在二零二零年前, 漲幅會超過百分之一百. 在北方國度裡, 即使一漲到此, 人民還可東挪西挖, 將就過活; 可南方窮國家裡的人民, 本就已化掉他們年均收入百分之五十到八十來裹腹. 食品漲價的結果, 就意味著在二零二零年前, 南方人民日進的熱量將要起碼減少一半, 勢將引起史無前例的末日型的大規模飢荒. 殘酷的是, 北方國度對這未來的南方世界人民滅種式的大飢荒, 只會抽手旁觀, 有如當年發生在非洲盧安達的大屠殺.

 

小結

 

方今的形勢是, 北方國度為解決自身的能源跟環保上的危機, 要發展活化燃油工業. 可 一方面要保存己方的農地, 另方面就看上了南方世界的沃地, 雨水, 和陽光. 於是新帝國主義者就有了一個新的使命, 就是要把發展活化燃油工業的代價跟可能導致的災難, 轉嫁到南方人民身上, 這是決不允許的.
而老英雄費特爾卡斯楚為此奮起攘臂高呼, 提醒世人, 這就是他值得我們尊敬的地方.

 

當今之世, 能源(油峰)跟環保(地球暖化)已是走到圖窮匕見的境地, 我們無處可以躲避. 真正一勞永逸的處理, 是澈底檢討當今那衍生於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 重新整理出一個以節約能源為主的社會制度跟行為模式. 可面對著那已飽受市場經濟意識型態所洗腦和夾持的社會大眾, 這真是談何容易? 那佔世界人口三分之一強的中國和印度, 不正都追逐在那早已不可收拾的市場經濟屁股之後, 幹著那買櫝還珠的勾當, 迫不及待地走上自我毀滅之途嗎?

 

發展活化燃油一途, 以因應目前困於既定經濟模式的北方國度裡人類所需, 也已如脫弦之箭. 在這個活化燃油工業的巨大的新興利益團體還沒有完全定形之前, 怎樣加以節制, 降低它可能帶來的禍害,
以迎合全人類的生存需要, 或許是南北雙方之間最須要的對話吧! 要知, 如我從前一篇文裡所說,
窮人死光之後, 就要輪到富人了. 富人不過拖多幾年而已!

 

幾千年前中國的智者呼喊著﹕

 

故人不獨親其親, 不獨子其子!

 

幾千年後古巴的勇者費特爾卡斯楚高呼﹕

 

救救世界上的窮人和弱者!

 

想來都是殊途而同歸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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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期(2007年12月)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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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期(2007年12月)一個頂天立地的真英雄!

一個頂天立地的真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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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711,解放軍301醫院,一個身患肺癌的病人在昏迷中不停地喊著:“首長,我被包圍了,向我開炮。”“連長犧牲了,戰士們全犧牲了,請求支援。”“報告首長,我突圍了……”見此情景,圍在他身邊的親人和總政的領導都哭了。

病人叫張國福,40年前,他是全軍聞名的特級戰鬥英雄。他參加過“三下江南”、“四保臨江”、“遼瀋戰役”、“平津戰役”、“渡江作戰”、“進軍四川”、 “湘西剿匪”和“抗美援朝”等眾多戰役,因作戰勇敢,屢建奇功,張國福先後榮立特等功一次、大功兩次、小功五次,並榮獲“四野”授予的“孤膽英雄”、“開路先鋒”、“青年戰鬥英雄”等榮譽稱號。他曾獲得東北人民解放軍英雄獎章兩枚、全國戰鬥英雄代表大會紀念章一枚、毛澤東獎章一枚、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獨立獎章一枚……19509月,張國福出席了第一次全國戰鬥英雄代表大會,當時19歲的他是眾多英雄中最年輕的一位。會議期間,張國福受到了毛澤東、周恩來、朱德等親切接見。

但是,這樣的一位英雄人物,復員回到地方,對赫赫戰功隻字不提,甚至連他的家人也無從知曉。他甚至將原名“張國富”中的“富”改為“福”,在地方一家火藥廠默默埋頭工作40載,直到女兒一次路過西安,順道到父親所在的47軍軍部打探父親的過去,才發覺她的父親非同一般的經歷。

參軍僅半年,16歲的張國福就在一次戰役中孤身活捉了國民黨軍隊一名中將

張國福是吉林榆樹縣新立鎮人。1946年,他從家鄉參加中國人民解放軍47軍,1948年入了黨,先後任班長、排長、副連長等職。參軍僅半年,16歲的張國福就在一次戰役中孤身活捉了國民黨軍隊一名中將。

那是19475月,我軍向東北國民黨部隊發起夏季攻勢,張國福所在的獨立三師九團負責攻打吉林市北面的江密峰。雙方激戰到下午3點多,還有345.6高地難以拿下。此時,一營長、三營長、一連長和三連指導員都犧牲了,戰友們也成批地倒下,張國福也打紅了眼,趁我軍炮火暫時壓住對方火力,突地從掩體裏躍起,不顧一切地沖到了對方指揮所面前,舉著手榴彈,大喊一聲:“投降不殺”!國民黨指揮所裏的人都嚇傻了,乖乖地當了這個16歲的小戰士的俘虜,這其中就包括國民黨中將趙伯昭。指揮所被佔,剩下的敵人亂了陣腳,我軍則一鼓作氣攻上山頭,全殲江密峰守敵。戰後,《猛進報》以《16歲放牛娃張國富活捉國民黨中將趙伯昭》為題,報導了這段傳奇的戰鬥故事,一下子使張國福成了獨立三師的名人,並且被記大功一次。

“快命令你的部隊放下武器,不然我就與你們同歸於盡”

張國福最大的一次戰功是在解放東北全境的遼瀋戰役中攻打胡家窩棚廖耀湘司令部的戰鬥中。


遼瀋戰役從1948912開始發動,在毛澤東“這次決戰不能讓蔣軍出東北”的指示下,林彪、羅榮桓率領的東北野戰軍連克昌黎、北戴河、綏中、興城、義縣、錦州等地,蔣介石急調廖耀湘指揮5個軍12個師共10萬人的“西進兵團”前來助戰,被我軍攔截在黑山、大虎山一帶,雙方短兵相接,又一場惡戰開始了。


戰鬥打到“膠著”狀態時,張國福所在的部隊知道敵軍司令部就在他們戰鬥的一帶,但會不會碰上,能不能拿下,他們也無法預測。在攻打一個叫“胡家窩棚”的地方時,敵人的阻擊炮火十分猛烈,幾十次的衝鋒,都因戰士傷亡慘重,進攻無果。又一次衝鋒被敵炮火擋住後,張國福假裝被擊中,伏在一片陣亡的戰友身旁,沒有退回陣地。當部隊再一次吹響衝鋒號,距離敵人最近的張國福投出一顆手榴彈後,借著手榴彈爆炸的短暫片刻,手持爆破筒一躍而起,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沖進敵指揮所,向敵指揮官大喊:“快命令你的部隊放下武器,不然我就與你們同歸於盡!”就在敵指揮官被嚇得不知所措的時候,身後的戰友們已經沖了上來,敵指揮官一看大勢已去,當即命令士兵停止抵抗。


“胡家窩棚”戰鬥一舉摧毀了廖耀湘的司令部,使廖耀湘的指揮部失去指揮能力,大大加快了整個戰役的前進速度。張國福手持爆破筒沖入敵人陣地被指揮戰鬥的師領導在望遠鏡中看得清清楚楚,戰後,師長誇張國福是個“小英雄”。評功時,張國福被評為了特等功臣。


遼瀋戰役是我軍對國民黨軍隊進行的戰略決戰的第一個戰役,歷時52天,殲敵47.2萬,一舉解放東北全境。這一勝利加速了全國解放的進程。多年以後,在電影《大決戰》之《遼沈戰役》中,他們沒有忘記那場對遼瀋戰役勝利起到特殊作用的“胡家窩棚”戰鬥;而在那場戰鬥中,只有張國福的戰友們才知道,起著關鍵作用的,是張國福。

 

全國解放以後,張國福作為全軍78位特級戰鬥英雄之一,光榮地出席了19509月召開的第一次全國戰鬥英雄代表大會。會議期間,毛澤東、周恩來、朱德挨個與英雄們敬酒,親切勉勵他們“好好學習,艱苦奮鬥,再立新功。”張國福的戰友回憶說,會議期間,毛澤東還接了張國福、郭俊卿等四位英雄到他住處去吃飯呢。


1951年,張國福隨47軍入朝作戰,正值敵軍發動大規模的“秋季攻勢”,在臨津江一帶向我軍進攻。當時參加進攻的“聯合國軍”有美騎一師、美三師、美二十五師,英聯邦師、李承晚軍第九師、泰國團、土耳其旅及希臘營,還有200餘輛坦克,300餘門火炮。每一場戰鬥都像“上甘嶺”一樣殘酷。張國福所在的連在345.6高地上堅守七天八夜,在敵人日夜輪番狂轟濫炸下,全連戰士除了張國福,全部陣亡,但就在張國福一人堅守的陣地上,也未讓敵人攻上高地。
這次戰鬥中,胸部負重傷的張國福被轉回國內,在長春療傷。

幾十年間,不要說單位的同事,就連他的兒女,只知道父親是一名退伍軍人,別的都一無所知

從長春治療康復後,張國福回到部隊後就被送到湖南衡陽軍校深造,但培訓還沒結束,張國福就提前結束了軍校的深造,復員回了地方。

張國福回到原籍吉林榆樹後,當地政府對家鄉的戰鬥英雄非常重視,經常請他作報告,講述戰鬥經歷,還準備安排他到縣機關領導崗位工作。張國福卻一心只想在家務農,不想做官,看看每天都生活光環中,在家鄉實現不了自己的願望,他就將原名“張國富”改為“張國福”,到了需要工人的鶴崗,在礦務局消防隊幹起了消防員。消防隊解散後,他便留在礦務局所屬的火藥廠當了20多年的火藥工,不是製造火藥,就是坐悶罐車押運火藥,再不就是裝卸火藥,直到1986年退休。

張國福到鶴崗時,檔案、戶口什麼都沒帶,更別提復員證、立功證了。正是“悄悄合上功勞簿,隱瞞了累累戰功”,做一名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勞動者。幾十年間,不要說單位的同事,就連他的兒女,只知道父親是一名退伍軍人,別的都一無所知。

後來他對兒子解釋說他回來的動機,他說曾經與他一同出生入死的戰友都不在了,他不想借犧牲的戰友們的光留在部隊享受他們給我帶來的榮譽。戰爭的勝利不是一人之功,合上功勞簿,我就是一個普通的勞動者,我要用自己的雙手去勞動,去創造和平生活。

在軍校深造時,張國福收到許多各地的女大學生給他寫的信,表達了對英雄的愛慕之情,但樸實的張國福還是與同一村的鄰家漂亮姑娘任寶蓮結了婚,過起了平凡的生活。很長一段時間,張國福一家7口擠在12平米的平房裏,從進廠到退休,他都是四級工,從未漲過。5個兒女大多自謀職業,最困難的時候,張國福就帶著十幾歲的兒子天不亮撿煤矸子,省下班上發的飯拿回家給孩子吃。

張國福說,他哭,是因為他怕那些捨生忘死的戰友打下的江山就這麼被貪官蝕空、糟毀啊

一直覺得父親有著不平凡的經歷的四女兒一次路過西安,聽父親說47軍軍部駐紮在那裏,就抱著試試看的心理,到西安47軍軍部探訪,瞭解一下父親的過去。在 47軍部的榮譽室裏,當講解員向他講起“孤膽英雄”張國富時,她驚呆了,牆上光榮榜那張照片那麼熟悉,多麼像父親年輕時的照片。講解員告訴她,張國富的英雄事蹟不光47軍史上有記載,還以《孤膽英雄張國富》為題上過小學課本呢。女兒經過仔細辨認,最後確認英模榜上的張國富就是自己默默無聞的父親張國福。

從朝鮮戰場回來的張國福只所以再也不向人提起他的過去、他的經歷,實在是那場戰鬥在他心中留下太深的記憶。兒女們知道了他的輝煌過去,他再也不能隱瞞了,但他一提在朝鮮的那次戰鬥就哭,身邊的人全沒有了,槍林彈雨中,屍肉橫飛,全連戰友都犧牲了,他爬著回來向師長報告,說他們連基本完成了任務,師長指揮員們都哭了。

再後來,兒女們也就知道每次看到電影電視中戰士犧牲的場面時父親為什麼哭了;看到賀龍、陳毅等軍隊高級將領挨整遭辱時父親為什麼哭了;但張國福看到高級幹部貪贓枉法受處理時他也哭,兒女們就不明白了。最終,女婿忍不住去問他。張國福說,他哭,是因為他怕那些捨生忘死的戰友打下的江山就這麼被貪官蝕空、糟毀啊。

張國福的多年軍人生涯,即使當了百姓,也沒有泯滅他對國家、對軍隊的熱愛,對軍人的關心。退休後,有一段時間他在山東生活,有一次過年時逛農貿市場,發現一個採購的戰士的車不小心碰到菜堆上,菜場上人一看是個當兵的,覺得有油水可撈,糾纏著他,要他賠整攤子的菜,張國福大喝一聲:“幹嘛,你們想幹嘛?孩子出來當兵,大年三十回不了家,為的是什麼?你們誰敢動一下看看。讓他走,你們有什麼損失我替他陪。”人們一看是個威武的老者,也不敢再存非份之想,都散了。那名士兵很感激,看一身正氣非同一般的張國福,忙問:“大爺,你是?”“甭問,跟你吃過一碗飯。”張國福自豪地說。

張國福住院期間,部隊領導多次問他對組織上有什麼要求,張國福回答只有一句話:“希望我們黨和國家好”

1997年,張國福經常咳嗽不止,到醫院檢查後發現,胸部已有積水。當時他的幾個子女都已下崗,家庭經濟拮据,很難拿出一筆錢為父親治病。這時,兒女偷偷瞞著張國福找到父親原部隊的老上級、老戰友,而40年間,張國福原團政治部主任、國家核工業部總公司核動力研究室設計院原黨委副書記穆建華和老團長、基建工程兵副主任黎原以及47軍編寫軍史的同志也都在苦苦地尋找這位戰功卓著、卻突然消失了的戰鬥英雄。

穆建華、黎原聞訊後,迅速將張國福接到北京,安排他住進解放軍301醫院。專家打開張國福的胸腔後很是吃驚,張國福的肺由於長年在火藥廠工作,再加上多年戰場上炮火薰染以及朝鮮戰場上那七天八夜彈火下戰鬥,吸入大量的火藥煙塵,他的肺膜厚得難以想像。

總政的領導來了,總參的領導來了,他們多次前來看望這位高風亮節、不居功、不自傲的特級戰鬥英雄。張國福流著淚說:“40年了,我就是想讓大家忘了我,可你們還是沒有忘記我。領導還記住我,我十分感激。”別的,他像從前一樣,就不知道說什麼好了。

張國福住院期間,部隊領導多次問他對組織上有什麼要求,張國福回答只有一句話:“希望我們黨和國家好。”

1998711,享受副師級待遇沒多久的張國福在301醫院永遠合上了雙眼。

張國福去世後,部隊領導把他5個子女找到一起,問他們有什麼要求和幫助。英雄的兒女像他們父親一樣,沒有提出任何要求,甚至把部隊寫給當地政府請求對張國福子女予以照顧的信函也壓了下來,沒給各級政府添加任何負擔。

張國福的骨灰按照解放軍三總部的意見,準備安放在八寶山革命公墓,但張國福臨終時說:“我在鶴崗搞了一輩子火藥,還是讓我回鶴崗吧。”他的骨灰被放到了第二故鄉鶴崗殯儀館烈士陵堂。

張國福身上有中國人最樸實的本質,成為特級戰鬥英雄後,每次接受記者採訪就臉紅,作報告,站起來敬個禮就完了。去作報告時,因山路崎嶇,部隊給他配一匹馬,前面有個領馬人,但張國福讓領馬人坐,他跟著走。他說他腿快,“不能讓腿閑著,多練它,我還指望它以後打仗呢。”張國福對領馬人說。

正是這不滅的英雄情懷,在張國福彌留之際,他仿佛又回到了戰火紛飛的年代,軍號響了,奮不顧身衝鋒陷陣,捨生忘死喊出“向我開炮”的可歌可泣感人場景。

張國富,一個屬於戰爭年代的特級戰鬥英雄;張國福,一個在和平年代所作所為並不遜色於他在戰爭時期壯舉的英雄。

一個頂天立地的真英雄!

轉載自環球網20071211

 

50期(2007年12月)新自由主義和階級權力的復辟(一) 大衛 • 哈維(David Harvey)

新自由主義和階級權力的復辟(一) 大衛哈維(David Harvey 李度文譯

 

摘要: 本文首先從歷史的角度描述了新自由主義的代表形式。1960 代末,資本積累的危機造成凱恩斯主義的破產。資產階級力圖以新自由主義的改革來重獲階級統治權。此即:按新自由主義的原則重新改造政府結構,對抗工會權力,向有礙於競爭彈性的所有社會結合的方式進攻,取消社會福利措施或使之倒退, 把公共企業私有化,創造有利於企業的環境以促進國際貿易、大量引進外國投資。新自由主義表明了統治精英建立起對抗工人和社會反抗的階級權力。結果,新自由主義讓統治精英得以恢復階級權力,在刺激經濟增長上卻乏善可陳。新自由主義當道之日,資本積累更帶有剝奪的特點。也就是新自由主義的主要成就是財富的再分配而不是生產新的財富。新自由主義有許多內在的衝突,如個人自由與專制傾向之間的衝突,誘人的口惠而實不至的衝突。因此新自由主義在自身內部產生廣泛的反對文化。被主流社會用來應對這些內在矛盾的新保守主義,看來僅是剝除了新自由主義想隱身其中的威權主義的惟幕。最後文章分析應對這些衝突的不同方案,並指出對新自由主義的抗擊複雜多樣、無處不在。但一般說來,階級戰鬥是關鍵,自由的要求則是核心。

 

布希總統再三重申美國送給了伊拉克人民自由這份珍貴的禮物。「自由,他說,「是全能的上帝給全世界每個人的禮物,「我們是地球上最強大的力量,有促進自由擴展的義務。」(註1政府和軍方反覆提說先制侵入伊拉克的非凡成就已使伊拉克自由,這套官方的禮讚,美國媒體與之唱和者甚眾,許多輿論看來也認為這是繼續支持戰爭的有說服力的說法,雖然官方開戰的理由(如:薩達姆與拉登有關聯,存在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及直接危及美國的安全)已被察覺站不住腳。然而, 自由的字義多詭。如多年前·阿諾德(Matthew Arnold所言:自由是匹良駒,但看騎往何處。(註2)那麼,給這麼慷慨饋贈自由之馬的伊拉克人民被期望騎前往何處呢?

2003919美國詳答了這個問題,當天伊拉克「臨時聯合管理委員會」(Coalition
Provisional Authority
的首腦保羅·布雷默(Paul Bremer發佈了四條指令,其中包括:公共企業的全部私有化,外國公司有權利掌握伊拉克公司的所有權,外資利潤可全部匯出外資可控制伊拉克銀行,外國公司的國民待遇,以及取消幾乎所有的貿易壁壘 (註3 這些指令適用於所有的經濟領域,包括:公共服務、媒體、製造業、服務業、交通、金融和建築業。只有石油豁免(推測是由於它的特殊地位以及作為特由美國控制的武器在地緣政治上的重要性)。不消說,這些指令也觸及勞動市場。禁止罷工,組織工會的權利受到限制。還強加了美國保守派早就夢寐以求的高度累退的統一稅率。如克萊因(Naomi
Klein
所指出的,這些指令違反了日內瓦和海牙公約,這些公約規定佔領勢力必須保衛被佔領國家的財產而無權出售。(註4)再者,把倫敦《經濟學家》雜誌所稱的資本主義夢想 強加在伊拉克頭上,招致很大的抵制。甚至由美國指派在伊拉克「臨時聯合管理委員會」任職的臨時貿易部長,也抨擊強加的自由市場基本教義,稱之為不顧歷史的謬誤邏輯(註5如克萊因也已指出的,伊拉克也許再兩年便可建立的直選民主政體幾乎肯定會拒絕自由市場的改革,美國抵制伊拉克的直接選舉即是想要在民選政府產生之前,與由它指派、奉命唯謹的臨時政府一起把自由市場的改革牢牢固定住,這點幾乎可以肯定。布雷默的指令如由佔領勢力強加,可能會被判定為非法,如經臨時政府(即使非由選舉產生)認可的話,則在國際法下也可被視為合法。20046月底接掌政權的臨時政府雖據稱具有主權,卻只有認可現存法律的權力。它不能修改現存法律或再訂新法(雖則臨時政府人員也不可能根本偏離布雷默的指令)。依伊拉克的條件爭取伊拉克的選舉自由並建立民主制度的鬥爭,與保護伊拉克資產不受外國掠奪者侵佔的鬥爭顯然是一致的。

一、轉向新自由主義

美國顯然想以主力部隊在伊拉克強加一個徹底的新自由主義國家機器,其基本任務就是促進有利於資本積累的條件。布雷默所勾勒的那類措施,根據新自由主義理論,是創造財富從而改善全民福祉的必要且充分條件。政治自由和市場與貿易自由的融合長期以來都是新自由主義政策的基本要義,並已多年主導美國對世界其他國家的立場。例如,在9.11一周年之際,布希總統在《紐約時報》中聲稱,「我們將運用我們具有無與倫比的力量和影響的地位,建立一種有序和開放的國際環境,許多國家能從中滋長進步和自由。一個不斷增加自由的和平世界符合美國的長期利益,表現美國經久的理想,並團結美國的盟邦…我們在壓迫、憎恨和貧窮被民主、發展、自由市場和自由貿易的希望取代的地方,謀求公正的和平」,自由市場和自由貿易「已證明能讓整個社會脫離貧窮」。他總結說,今天,「人類手中掌握了使自由戰勝它所有的長年宿敵的機會。美國樂於挑起領導這一偉大使命的責任。」同樣的論調出現在不久後出版的《國防戰略報告》序言中。(註6正是這種被解釋為自由市場和自由貿易的“自由”要強加於伊拉克和全世界。

第一次組成新自由主義政府的大實驗是1973年皮切特(Pinochet在智利發動“小型911政變之後進行的,這距布雷默在伊拉克宣佈建立新自由主義體制大約30年,在此回顧一下,不無裨益。這次推翻·阿連德(Salvador Allende的民選左派社會民主主義政府的政變,有美國中央情報局(CIA)的強大後援和美國國務卿季辛吉(Henry Kissinger)的支持。它用暴力鎮壓了所有的社會運動和左派政治組織,瓦解了所有形式的人民組織(如窮困住宅區的社區健康中心)。勞動市場從管制或制度性的限制(例如工會權力)中 “自由化”了。但到了1973年,先前拉丁美洲國家試圖復興經濟而盛行的進口替代政策,在1964年軍事政變後的巴西雖有些成效,此時卻已聲名掃地。在世界經濟處於嚴重衰退的情況下,另闢蹊徑的要求就明白提出來了。一群信奉當時在芝加哥大學任教的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
)理論,因而被稱為“芝加哥小兔崽”( “the Chicago boys”)的美國經濟學家,給召去幫助重建智利的經濟。他們按照自由市場的路線,把公共資產私有化,開放自然資 源給私人勘採,促進外國直接投資和自由貿易。外國公司從智利分公司匯回利潤的權利獲得了保障。出口導向的增長受到勝過進口替代的偏好。唯一還留給政府經營的 部門是關鍵資源─銅(頗類乎伊拉克的石油)。智利的經濟增長率、資本積累隨之復振,外資的投資報酬率也上揚,這為其後撒切 爾夫人主政的英國和雷根當家的美國轉向更加開放的新自由主義政策提供了可資仿效的證據。在世界體系的外圍國家實行的參殘酷實驗成為中心國家形成政策的範例,這並不是第一次(如今非常類似於在伊拉克實驗的統一稅率已有建議提出來了)。(註7

然而,智利的實驗顯示,經濟增長的利益並沒有好好分配。國家與其統治精英連同外國投資者受惠良多,而人民一般處境不佳。這些經久連續不斷出現的新自由主義政策的後果,已足可視為是整個規劃的結構組成部份。達姆尼爾和李維(Dumenil and Levy)甚至認為新自由主義從一開始就是個讓人口中最富裕階層重掌階級權力的謀劃。在評論美國最高收入的1%人口是怎麼獲利時,他們寫道:

「二戰前,這些家庭的收入得到總收入的16%。戰爭期間這一比例急遽下降,1960年代縮減至8%,就此停滯了30年沒有變動。1980年代中期,這個數字突然躥升,到20世紀末已達15%。觀察總體財富,趨勢也大致雷同(註8

其他資料顯示,收入最高的0.1%人口在國民收入中的份額從1978年的2%增加到1999年的超6%。幾乎可以肯定的是,隨著布希政府的減稅政策現在開始生效,財富向社會上層集中仍持續快速進行。達姆尼爾和李維也注意到,「1970年代的結構危機,由於利率鮮能高過通貨膨脹率,公司發放的紅利低,股市低迷,在那些年中進一步侵蝕了最富裕階層的收入和財富」。1970年代不僅有全球滯脹危機的特徵,這也是社會上層階級的權力受到最嚴重威脅的時期。他們繼續論證說,新自由主義便是針對這一威脅而興起。(註9

 

但要證實階級權力復辟回朝這個論點,就得查證出一組特定的階級力量聚集在轉向新自由主義政策的背後,因為無論英國還是美國都不可能訴諸像智利那種暴力而須靠建構共識。我們必須回到1970年代這關鍵的十年,以瞭解這是怎麼做到的。

歐洲的社會民主政府和奠定美國資本與勞動的社會協定基礎的凱恩斯主義,在19501960年代的高增長時期暢行無礙。在大部份的發達資本主義國家,財富再分配的政綱、對資本自由流動的控制、公共支出和福利國家的建立,與較高的資本積累率和足夠的盈利攜手並進。但到了1960年代末,不論是國際還是國內經濟,這種好景不再。1973年,甚至在阿拉伯以色列戰爭和0PEC石油禁運之前,本來一直規範國際經濟關係的布雷頓森林體系就瓦解了。一場嚴重的資本積累危機的跡象到處顯而易見,開啟了一個全球滯脹和許多國家財政危機的階段(英國在1975-6年須靠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資助才脫出困境,紐約市同年也技術性破產,而政府支出的縮減則幾乎處處可見)。凱恩斯主義的妥協對策顯然失效,不再能讓資本積累與社會民主政綱協調一致了。(註10(待續)

 

‧大衛哈維(David Harvey)英國著名的馬克思主義學者,現為美國紐約市立大學傑出教授。著有The Condition of Postmodernity (1989)〔有中譯本〕,The
New Imperialism
(2003)Paris, Capital of Modernity (2003) 〔有中譯本〕,A
Brief History of Neoliberalism
(2005)Spaces of Global Capitalism: Towards a
Theory of Uneven Geographical Development (2006)
The Limits to Capital New Edition (2006)等書。

 

 

50期(2007年12月)《色•戒》:歷史批評與美學批評 李雲雷

《色·戒》:歷史批評與美學批評

 

李雲雷

 

 

最近圍繞著電影《色戒》,出現了不少評論,這些文章大體可以分為兩個傾向,一是在藝術上加以肯定,認為這部片子寫出了“人性”的複雜與永恆,是2007年度最佳“華語片”,或成為“票房冠軍”,這是在主流媒體上經常見到的聲音;另一方面,則對電影、以及張愛玲的原著小說對鄭蘋如烈士的污蔑而憤慨,將這部片子定位為政治電影或“漢奸文藝”,認為它觸犯了中華民族的民族情感,有激進者甚至呼籲對這部影片加以禁映。

 

 

如果作為一個“文化研究”的個案,我們還應該注意到有關這一影片的其他事實:在2007年威尼斯電影節上,這部影片獲得了金獅獎,這是否意味著它在“藝術”上獲得了承認,而這藝術又是一個怎樣的標準?這部影片在美國被列入NC17級,並被拒絕作為奧斯卡最佳外語片提名,是否意味著它在情色上的大膽突破不被美國人接受,或者它的“藝術”不被奧斯卡接受?在臺灣首映時,國民黨2008年參選人馬英九“熱淚盈眶”,這與70年代小說《色戒》在臺灣發表時青年學生的反應大向逕庭,這是否意味著國民黨已經在向民進黨的“殖民史觀”靠近?在大陸放映時,該片被刪減了7分鐘,主要是三次男女主人公的激情段落,但也有一處將關鍵的“快走,快走”改為“走吧,走吧”,模糊了女主人公放走漢奸的事實,這是否意味著色情的禁忌更重於意識形態的禁忌?可以說,圍繞著《色戒》這部電影、小說及其所由來的歷史事實,在政治、性、藝術與商業各個層面的張力中,我們可以窺見一種複雜的情態。

 

1、歷史、小說與電影

 

 

在鄭蘋如烈士刺殺汪偽特務丁默村這一歷史事實,與張愛玲的小說《色戒》、李安的電影《色·戒》之間,存在著巨大的縫隙,我們首先應該進行區分,哪些是張愛玲的加工,哪些是李安的再加工,只有在這個基礎上,我們才可以進一步分析這些加工意味著什麼。

 

張愛玲的小說《色戒》,在對鄭蘋如烈士的故事原型改動之間,雖然故事的內核“刺殺”沒有改變,但有三處重要的改動,一是故事的結局,由鄭蘋如烈士的壯烈犧牲,轉變成王佳芝放走敵人、叛變事業;二是主人公的身份,小說將職業特工轉換為了一個女大學生;三是故事的色調,從一個慷慨激昂的刺殺故事,轉變成了一個世俗的情愛故事。

 

《色戒》並非張愛玲小說中的重要作品,但正如有人指出的那樣,這部創作時間逾20年的作品,確實體現了她自我認同的一種焦慮,小說中的王佳芝與其說像鄭蘋如烈士,不如更像一種她想像中的“自我”,是她釋放內心焦慮的一種想像性解決。此外,我們還應該意識到,張愛玲之所以創作這樣一篇作品,不僅與她的世界觀有關,也與她的藝術觀有關。她更重視“人生安穩的一面”而不重視“飛揚的一面”,她所擅長的便是在社會動盪中描繪世俗生活中兒女情長的心思,小說《傾城之戀》所寫的,便是香港淪陷成全了一對互相算計愛情得失的男女,在這個意義上,《色戒》則可以說是“傾國之戀”,在民族國家與世俗生活之間,或者說在民族大義與世俗情愛之間,張愛玲天然地傾向於後者,這構成了她藝術上獨有的特色,也形成了她的局限,當處理像《色戒》這樣涉及到民族節義的題材時,就難免逾越了必要的界限。

 

而李安的電影與張愛玲的小說又有不同,一是李安強化了小說中性的作用,二是李安強化了對汪偽特務頭子“易先生”這一角色的認同。這使此部影片在性與政治兩方面都挑戰著當代中國人的禁忌。

 

張愛玲的小說雖然對性有所暗示,如“權勢是一種春藥”,“通往女人的內心的路通過陰道”,但並沒有具體的性描寫,李安則以出人意料地將性愛場面直接呈現了出來,這使得有人批評李安展現的不是“人性”而是“動物性”,龍應台也指出,“如果王佳芝背叛了她的同志,是由於她純純的愛,她還可能被世俗諒解甚至美化,但是,她卻是因為性的享受,而產生情,而背叛大義,這,才是真正的離經叛道,才是小說真正的強大張力所在。”她以讚賞的口吻肯定“導演完全看見了性愛在這出戲裏關鍵的地位”,其實是一種雙重誤解,她誤解了李安,而李安也誤解了張愛玲,或者說李安在張愛玲的故事中加入了他的理解。性在張愛玲的小說中並不是一個中心話題,她所關心的是世俗小男女在愛情上的算計與得失,而李安則不同,從《喜宴》到《斷背山》,性的焦慮與認同一直是他關心的焦點,即使在《冰風暴》這樣描寫中產階級兒女的“成長電影”中,或者在《臥虎藏龍》這樣描寫江湖恩怨的“武俠影片”中,情與欲,或理智與情感——的衝突,都是他所集中表現的。

 

對“易先生”角色認同的強化,我們可以舉一個例子,在張愛玲的小說中,王佳芝只去過一次首飾店(在鄭蘋如烈士的故事原型中,則是皮衣店),是與易先生一起去的,而在李安的電影中,則先寫了王佳芝單獨去,而後是兩人一起去,而在王佳芝單獨去之前更鋪敍了一些細節與謎團(送一封信),這些增加的細節與鋪排,加強了易先生“重情重義”的形象。日本酒館裏的唱歌與流淚也是如此。

 

敍述視角上的轉換也是一個可以注意的問題,在電影前面的大部分,敍述的視角都是王佳芝,以她的眼光來看周圍的世界,隨著她不斷向易先生靠近,敍述的重心也在向易先生轉移,最後當她死後,則重點表現易先生的心理,電影的視角與易的視角完全融為一體,觀眾的同情也完全在易這一邊,而這是很有衝擊力的。如果最後的視角轉向鄺裕民(王力宏)的角色,則會完全是另外一個故事,另外一種感情。而電影的政治性或意識形態性,也正是通過這些來實現的

 

2、政治、“人性”與藝術

 

 

然而僅僅指出影片的意識形態性是並不夠的,與《色戒》在張愛玲小說中的位置不同,電影《色戒》在李安的電影中是頗為重要的一部,因而我們應該做更為深入的分析。

 

在我看來,《色戒》在藝術上是一部較為成功的電影,這主要體現在:1)影片在自身故事的邏輯之內“很妥貼”,沒有讓人覺得有過火或不到的地方,故事講得很自然、流暢,人物性格鮮明,內在的感情世界也挖掘得比較深,並具有節奏感與層次感;2)影片是以一種隱蔽(或者說“藝術”)的方式來傳達其觀念的,是“莎士比亞化”而並非“席勒化”的,也即是通過對人物、場景、故事、細節以及敍述角度的選擇,來闡釋、暗示個人的歷史觀或世界觀,而並非將簡單地藝術作為傳達個人理念的傳聲筒;3)李安對“世道人心”、“人情世故”有所體貼,能夠進入並理解影片中人物的內心,不僅主要人物是這樣,一些次要人物也是如此,同時他對人物之間的關係也有恰如其分的把握,這在當代的中國導演裏是很少見到的,很多人只注重個人觀念的表達,卻似乎缺乏理解他者(影片中人物)的能力,在張藝謀、陳凱歌到姜文最近的電影中都是這樣,但李安似乎能進入他人的世界,這也是一種難得的能力。當然這也是相對而言。

 

在這裏,引起爭議的是所謂的“人性”,與張愛玲相似,李安似乎對人類情感中曖昧、幽微、細緻的一面頗感興趣,正是在這一點上集中了不少人的讚揚與批評,譽之者認為他寫出了真的“人性”,而批評者則認為這些與民族大義是對立的而加以撻伐。筆者認為,探索人類情感的豐富複雜性及其幽微細致處,不獨是張愛玲、李安的專利,而是一切藝術都應該追求的,張愛玲、李安的錯處不在於表現了人性的幽微,而在於將之與“殖民史觀”的意識形態聯繫在了一起。

 

一切優秀的藝術作品都在探索“人性”,左翼文藝亦不例外,比如瞿秋白的《多餘的話》中彷徨、無奈而又毅然赴死的內心矛盾,加繆《局外人》中莫爾索開槍時的那一“恍惚”,以及路翎《初雪》、《窪地上的戰役》等作品中體現出的情感與使命矛盾的細微曲折處,最能打動人心,也最能見出作者的藝術功力,如果我們忽略了這些,以為文藝只能表現“民族大義”,或者將革命與“人性”簡單地對立起來,必將會走到公式化、概念化的道路上,正如胡風當年所預言的那樣。

 

但現在的問題在於,一些“人性”論者往往以“人性”為唯一尺度,以此抹殺了民族性、階級性與性別差異,他們以為“人性”探索沒有必要的邊界,挑戰的禁忌越多,描寫的情感越離奇古怪,越具有“藝術性”,這同樣,甚至是更加不對的,對《色戒》極力肯定者,往往逾越了作為一個中國人必要的邊界。

 

另一種說法認為,小說在古代是一種“野史”,或者按巴爾扎克的說法是“一個民族的秘史”,既然是“野史”、“秘史”,正應該與“正史”有所區別,那麼小說、電影《色戒》所呈現出來的歷史觀,也應該有其存在的理由。然而現在,首先不是是否允許《色戒》的歷史觀存在的問題,而在於《色戒》是否還允許其他歷史觀存在的問題,這部影片在歐洲、臺灣、大陸風靡一時,超高的票房、鋪天蓋地的讚揚幾乎淹沒了一切,以政治、性或藝術的名義,獲得了商業上的巨大成功,只有少數有良知的知識份子加以批評。其次,這部影片正是體現了臺灣、美國主流歷史觀或中國觀的一部作品,並佔據了輿論與文化的領導權,並不那麼“野”,也不那麼“秘”,而是文化政治的一種現實體現。

 

 

3、歷史批評與美學批評

 

 

然而我們不能將鄭蘋如烈士的事蹟,簡單地作為批評《色戒》的理由,在歷史原型與藝術作品之間,應該有一個仲介,一個相對獨立的藝術空間。作為一種意識領域的複雜現象,我們應該對藝術加以審慎的分析,並力求將歷史分析與美學分析結合起來。

 

雖然《色戒》由鄭蘋如烈士的原型改編而成,但既然是改編,必然融入了作者個人的思想感情,而這種融入,不僅體現在某一兩個人物上,而體現在更多人物以及人物的相互關係之中,我們不能將作品中主要人物中體現出來的思想情感,簡單地認為是作者的,就《色戒》來說,易先生、王佳芝等人固然體現了李安的部分思想,但鄺裕民和他的上級、同志也體現了李安的部分思想,乃至打牌的幾個闊太太和她們的閒言碎語,也體現了他的部分思想。這幾種思想相互衝突,我們可以說李安的同情更多在於王佳芝、易先生,但並不能因此就認為李安對鄺裕民、闊太太沒有理解與同情。一個典型的例子是,電影中鄺裕民的上級對王佳芝斥責的那一段話(“他殺了我全家,我還可以和他隔著桌子吃飯!”),就很鮮明地將這個人物忍辱負重而又刺殺心切的心態塑造了出來,忍辱負重是通過他說的內容,而刺殺心切則是通過他的語速、語調表現出來的。有人認為李安將革命者“小醜化”,我認為這樣的說法有些簡單,我認為他對汪偽的邏輯、革命者的邏輯、世俗者的邏輯都有較為充分的理解和表現,而問題只是在當這三種邏輯相互衝突時,他更傾向於認同汪偽的邏輯,而並沒有以更開闊、深刻的眼光表現出真正的悲劇。比如以鄺裕民的角度看待整個事件,將會是一個更大的悲劇,如果增加鄺裕民的分量,將鄺裕民的悲劇與易先生的悲劇、王佳芝的悲劇更深入地融合在一起,影片將會成為一種“大悲劇”,顯然正是在這裏,影片的意識形態性傷害了其藝術性。

 

如果說在影片呈現的故事中,鄺裕民的角度是缺席的,那麼在抗戰時期的整個歷史中,缺席的不只是鄺裕民,還有共產黨。整個故事,我們可以說是一個“國民黨特務刺殺汪偽特務頭子”的故事,而與共產黨無關,這自然與鄭蘋如烈士的原型以及張愛玲的小說有關,但作者認同於這一故事本身,就與其歷史觀有著密切的關係。按照馬歇雷的說法,一個作品的意識形態性不只在於它表現了什麼,更在於它省略了什麼。無疑,就李安投入的程度以及影片呈現出的歷史觀來說,他更加認同於汪偽,其次是國民黨,而共產黨是不在其中的。這與李安在臺灣的成長環境、海外華人導演的身份及其所蘊育的思想意識有關。

 

但如果我們聯繫到這部影片在威尼斯獲獎(張藝謀任評委會主席),以及馬英九“潸然淚下”,即可看出在歐洲、大陸與臺灣,“殖民史觀”佔據著主流,而這種美化與認同則挑戰著國共兩黨的合法性,可以說更接近於臺灣民進黨的主張。這在李安或許是無意識的,但從佔據媒體主流的溢美性的評論來看,這些吹捧者顯然並沒有意識到影片的政治意識,而只是為其故事、“人性”或演員的表演所打動。我並不否定影片在藝術上的一些成功之處,但單純從所謂“藝術本身”是無法理解、認識這部影片的。

 

如果從激進左派(而不是“統一戰線”)的視角來看,影片呈現的故事不過是蔣汪之間“狗咬狗的鬥爭”,而在民族主義者看來,則忽略了刺殺者的黨派差異,是“一個革命者刺殺民族的背叛者”的故事,目前黃紀蘇、祝東力、王小東等人對《色戒》所持的批評態度,更接近於民族主義的立場。我對於他們打破烏雲遮天一樣的“輿論一律”表示欽佩,但對他他們以歷史直接批評藝術,而忽略了藝術“相對的獨立性”則持不同的意見。

 

在這裏我所批評的兩種傾向,一是將藝術視為與政治無關的一種消費與娛樂,二是將藝術直接等同於意識形態的傳聲筒,而希望在“相對獨立的藝術空間”內,使討論能讓我們更深入地瞭解世界、藝術以及我們自身。我們不應該只停留於簡單的批判,而應該探討如何將歷史批評與美學批評結合起來,形成一種較為辨證的藝術觀,如何將相關各方的反應容納進來,使具有“時代症候”性的精神事件得以凸現。

轉載自烏有之鄉(電子月刊)二零零七年 第十二期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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