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 年 07 月 的封存

45期(2007年7月)

大陸《工人詩歌》集()

 

 

沉戈 

吳季的詩三首

 

《每一個人,每一道光》

 

苦雨澆淋著大地。

他們集結在鐵門前,他們呼號,他們唱。

他們是誰?顫抖的雙肩警惕的眼神,

他們勇敢的聲音能傳出多遠——

是瘋人的遺囑,每天把我們撕碎一點點。

每天的勞作把地獄掘得更深。

每一次呼喊,都用深深的苦痛來造成。

啊,每一個人,每一道光!

是多麼昂貴的政府,爬滿了蛆蟲的

屍身,一場風暴統治著悲傷的流域!

每一個微笑都是摧毀,都是震懾,

啊,每一個人,每一道光!

我客居過的每顆星球都擠滿孤單的人,

直到有一天突然潮水般的怒吼喊出了正義……

當腳步疾馳過昔日戰鬥的地方,

啊,每一個人,每一道光!

那是不可阻擋的漸增的反抗。

那是,在工業的硝煙中應聲僕倒的人,

是一個肩挨緊了另一個肩

啊,每一個人,每一道光!

苦雨澆淋在東方的海岸。

黑夜,冷漠,揪緊的心。

這些未來的希望,這些

無望的人!他們集結在馬路上,他們呼號,他們唱——

 

《新聞價值》

 

你輟學,讓弟弟能夠繼續讀下去

你在家幫忙父母親種地

今年收了幾千斤糧食,賣不到幾個錢

你納悶,為什麼村裏越來越多的人得癌症

你盤算著過完年就出門打工

你走在霓虹燈下心裏面很清楚

這繁華,根本不關你的事

直到今天,你還沒找到工作

但你的痛苦,說來說去

一點兒新聞價值也沒有

你險些進了一家黑工廠

你找到一份工作,薪水不高先慢慢做吧

他們還動不動罰你的款

你擰鏍絲的速度賽過《摩登時代》裏的卓別林

你忍不住打了個盹被阿頭逮個正著

他們說現在不好招人,不讓你辭工

要走就得搭上兩個月工資

你站在宿舍陽臺上,望著通向你家鄉的列車和鐵軌

但你的痛苦,說來說去

一點兒新聞價值也沒有

一天比一天逼近的婚齡讓你苦惱

你想了又想,愛情怎麼會是

一件讓人又渴望又絕望的事啊

在剛剛掛斷的電話裏爸和媽

輪著催你:過年相親啊

年底要完婚。你的頭開始大起來

而且,他們怎麼也不同意你跟

那個人好下去你的心越想越痛了

但你的痛苦,說來說去

一點兒新聞價值也沒有

你結婚了,肩頭一下子重起來

你生了個胖娃娃,是帶在身邊,還是留在家裏?

本來就不多的工資裏竟然有一張還是假幣!

你存了些錢想回家做點

小生意可生意越來越難做了

你被拖欠了三個月工錢

你在想應該找勞動局投訴呢還是去爬樓頂

你的堂哥,在一次不起眼的礦難中死去

但你的痛苦,說來說去

一點兒新聞價值也沒有

你每天干10個鐘頭,12個鐘頭,16個鐘頭

你貧血,你肩周炎,你腰椎間盤突出

你大口大口呼吸著有毒化學品

有時你突然要獨自對付某個不加班的

白天和黑夜的寂寞

你的手被機器軋傷了

沒錢治,老闆也不理你

你的父母為此花光了所有積蓄

但你的痛苦,說來說去

一點兒新聞價值也沒有

他們逼你交幾十塊治安費、衛生費

他們抓你到派出所、計生辦

要查你的暫住證、准生證……

食堂裏的飯菜真難吃,沒營養,又沒有油

無論如何今年要回一趟家雖然

這得花掉兩三個月的收入……

你一隻手按著酒瓶子對我說:

“有些時候,我真想找個人來聊一聊……”

“可說來說去,你的痛苦真是

一點兒新聞價值也沒有……”

 

《向韓國農民致敬》

 

向勞動者致敬!

向光明的新世界致敬!

向勇於抗暴的

韓國農民致敬!

向蔑視法律和員警

用激越的鑼鼓聲

扭緊香港高官眉頭的

韓國農民致敬!

向整齊的佇列,雄壯的

腳步聲和口號致敬!

還有你們的歌聲

你們的舞蹈——

啊,人民是多麼美!

向你們的團結精神致敬!

向你們嚴格的紀律

那是你們自己

抗爭者的紀律啊!

維多利亞港的水有多冷

你們勇敢地游向前

拉開橫幅……向你們

無窮的創意

和剛毅的表情致敬!

向你們摔在報紙

電臺評論員和學者

臉上清脆的耳光致敬!

向你們,男子和婦女,致敬!

向勞動者致敬!

向新世界的曙光致敬!

由於的詩一首

 

《青果巷》

 

C城你不知道青果巷

就不是地道的C城人

八十年前

有人將資本從歐美搬回來

開辦紗廠

使C城有了最初的民族工業

還是八十年前

有人將資本論從俄國搬回來

C城及以外的地方

傳播馬列主義

那時我祖母還是少婦

侍弄著幾個繞膝的兒女

有時在鄰家打打骨牌

她的丈夫是一位服裝師

C城小有名氣

他們都住在青果巷

應該抬頭不見低頭見

也許偶爾打個招呼

也許向來熟視無睹

辦紗廠的人生意越來越大

有了一分廠 二分廠 三分廠

傳播馬列主義的人名氣越來越響

《中央日報》都登上了他的通緝令

服裝師的手藝越來越高

只是他不明白生意為什麼更加難做

有一天早上 服裝師的妻子

去警署討回被借的骨牌

卻發現警署已經打烊

青天白日換成了五星紅旗

這可是幾十年頭一遭

她急忙回家告訴服裝師

服裝師訓斥道 真是婦道人家

骨牌算什麼 改朝換代了

辦紗廠的人 廠沒有了

傳播馬列主義的人 頭沒有了

服裝師卻多了一頂“小業主”的帽子

青果巷沒有了從前的熱鬧

過了許多年 辦紗廠的後人

從國外捐資百萬

C城重修一座頹塌的寶塔

沒有人問為什麼 卻有

許多人來登高望遠

過了許多年 C城政府籌資百萬

為傳播馬列主義的人建一座紀念館

每年都有人來參觀 也有些人

看看門票價格就轉身走了

服裝師的帽子戴了幾十年

一下被摘掉 還真有些不習慣

他的妻子卻還習慣地念叨起

那副有借無還的骨牌

又過許多年

服裝師的孫子來到C

試圖考證八十年前發生的故事

卻發現青果巷早已徒有虛名

寬闊的水泥大道中間

有一行平平仄仄的石徑

是青果巷殘留的惟一真跡

 

 

 

明天朔的詩三首

 

簡歷:明天朔,真名魏偉,山東肥城人,1968年生於福建。

 

《矮個子女工》

 

一塊纖弱嶙峋的青石

靠近鐵器

融入工廠的時間

勞動就是她美麗的生活

她多麼瘦小

米黃色的著裝遮掩過膝蓋

帽沿貼近鼻樑

她站得筆直

仔細聆聽傳輸皮帶的轉動

她的話語太少

她的沉默只與龐大機群

心領神會

風雨在摩擦工業的齒輪

刻畫出

她的勤懇她的執著

 

《黑色礦工》

 

——讀一幅畫有感而發

煤是黑的,咱們的肌膚是黃色的

礦井是黑的,那裏面的燈光

應該比咱們的眼睛還暗

煤是黑的,咱們在井下一起黑了

礦井是黑的,咱們在裏面

應該比燈光還亮

煤是黑的,咱們的肌膚也是黑的

這是大地深層的顏色,也是咱們

生存的色彩

礦井是黑的,可咱們的心裏明亮

煤礦沒有眼睛,而咱們的目光

始終穿越了黑暗

咱們的頭部就是一塊煤

咱們的身軀就是一座煤礦

咱們的黑在陽光裏,就是一朵無色花

可以有月亮

有星星

有在夜空上的無限遐思

雖然,許多人還看不懂咱們的黑色

雖然,咱們寧願可以或者可能

放棄這黑色

 

《噪音之亡》

 

噪音,仍像喉嚨

在發炎

如街尾處閑坐著兩三個老頭

時常沙啞的咳嗽

一夥頭戴安全帽的技工

 他的身邊而過

向戶外

那綠色深處走去

其實,噪音的粗氣

是掙扎

也是竭力站好最後一班崗的沉默

聽,他的巨響

分明是在接受死亡

技工們,以高效率的速度

返回

他們的帆布袋裏

竟是大把大把的寧靜

噪音微笑

那粗糙的目光

手掌般,拍拍

這些悄悄的因素

很深情

 

45期(2007年7月)網──北島一字詩 四水那兒

──北島一字詩

四水那兒

孟廣美女士是台灣女演員,但在台灣知名度並不高。
她主要還是在大陸的鳳凰衛視和中央電視台作了一些節目因此積聚了一點人氣。年前孟廣美在台灣電視上批評大陸落後愚昧,尤其對大陸民族主義青年表示不滿,說他們太狹隘,南京事件不過一個歷史事件而已,都過去那麼多年了他們卻念念不忘。消息既出,大陸網友對孟廣美呼籲抵制,更有好事網友去翻孟小姐的履歷,發現她曾經在電影 Red
Corner
中飾演一個小角色,有少量和男主角Richard Gere的床戲和一個全裸鏡頭。Red Corner 是一部批評中國司法的電影,由國際著名影星Richard Gere 擔綱主演,好萊塢著名導演Jon Avnet 執導。後來曾經擔任柏林電影節評委的中國女星白靈女士當年是該片女主角,這也是白靈進入好萊塢後第一部和國際影星合作的大片,白女士由此敲開了自己的星運之門。Red
Corner
為中國大陸所禁演,Richard Gere 也一直不能獲得進入中國大陸的簽證。 因此有網友說,孟廣美的反華是一貫的。反華不反華且不說,這個電影的確串起很多有趣的名人。Richard Gere 是達賴喇嘛的學生,跟隨達賴學佛多年。他經常批評中國政府的人權紀錄,曾經在奧斯卡頒獎典禮上呼籲國際社會對中國侵犯人權的重視。魏京生先生則擔任了此片顧問。而達賴喇嘛和魏先生也有不錯的工作關係和私人關係。除了一些議題上的合作外,魏先生早年的戀人平妮女士是達賴喇嘛的追隨者和私人朋友。除Richard Gere外,達賴喇嘛還和許多國際電影明星都有合作關係,包括“西藏七年”的男主角Brad Pitt 先生。該片根據達賴喇嘛家庭教師的回憶錄改編。

白靈女士以性解放著名,最近剛剛完成德國人出資的“上海寶貝”的拍攝,白女士擔任女主角是原書作者周衛慧女士挑選的。周女士和白女士很合得來,周女士專門寫過文章,’聲稱白靈女士“不象中國人想像的那麼壞。” 白靈女士是第一位上了美國雜誌“Playboy”封面的中國女郎,同時也是第一位被美國雜誌“Peoples Magazine”評為”全球最美麗的50人“之一的中國女郎。 白女士還曾經3次受邀參加 Larry King Alive 的訪談,席間多次提到其在大陸受到的不人道待遇。白女士緋聞很多,曾一度和國際著名影星
Mat Damien
拍拖;也曾數次參加Playboy 老闆Hefner舉辦的私人派對。Hefner先生和Kinsey博士是戰友,而Kinsey博士又是李銀河女士的”精神導師“。李銀河女士又是性自由戰士衛慧女士的戰友。衛慧女士因為上海寶貝而受大眾嘲笑的時候,著名自由派經濟學家張五常先生挺身而出為衛慧女士辯護。

伯恩斯坦先生(美國藍燈書屋老闆,國際商界和人權界名流)是魏京生先生書信集“傲然獨立的勇氣“的出版人。當年傲然獨立的勇氣在全球以10種語言同步首發,伯恩施坦先生主持的首發式上可謂群星璀璨,由美國著名劇作家Arthur Miller領銜,數位著名美國作家接力朗誦了該書片斷。伯恩斯坦先生是中國民運的主要贊助商之一,也曾是中國人權的董事和主席。曾經和劉賓雁先生有工作上的合作關係。伯恩斯坦先生和紐約時報集團關係也很密切,所以時報記者有次對於伯先生不甚有利的新聞感興趣,也不知誰一個電話就讓報導一風吹了(當時是因為伯先生擔任主席的中國人權鬧出劉青醜聞)。伯恩施坦先生交遊甚廣,所以雖然劉青徹夜賭博以至大西洋城賭場的工作人員都認識他了,許多其他民運人士想炒劉青的尤魚卻就是炒不掉,因為劉青先生有伯恩施坦先生護著,而中國人權的主要經費來源多和伯恩施坦先生直接間接有關。伯恩施坦先生也是柴玲女士和李錄先生的師長,人稱柴女士和李先生是”伯恩斯坦先生的明星組合“。柴玲女士的丈夫是美國麻州前財長和國際諮詢界重量級選手Bain公司曾經的合夥人和創始人之一喬治馬金先生(國際諮詢界的頭把交椅是麥肯錫公司,但Bain後來居上,甚至成為一個trend setter – 如果說麥肯錫的座右銘是“我們絕不介入客戶內部事務,Bain的成功之道則在於”我們必須介入客戶內部事務”。) 馬金先生和前美國民主黨總統侯選人杜卡基斯先生是工作上的拍檔,此外還和美東波士頓數家財團關係密切。李錄先生現在是華爾街新生代的金融家,旗下已經有三家基金。李錄先生早年好像擔任過美國著名歌星Sting夫婦的私人理財顧問,Sting夫人在其影響下也曾經贊助過中國人權事業。劉賓雁先生和國際金融界鉅子索羅斯(Soros)先生也有過合作關係和比較友善的私人關係。索羅斯先生也曾經是中國民運早期贊助商之一。中共曾一度指控索羅斯先生是CIA 特務,劉賓雁先生曾經代為闢謠,稱以他和索羅斯先生的交往來看,索羅斯先生絕對不可能是CIA 特務。

劉賓雁先生是劉衡女士的老同事和老朋友。劉衡女士是李克林女士的下屬和朋友,也是劉荻女士的祖母。李克林女士的女兒是李銀河女士,劉荻女士則是新一代的”自由戰士“,如今常和劉曉波聚在一起。餘傑余傑先生被小布接見過,正如魏京生先生和達賴喇嘛被小克接見過。最近小布也和熱比婭會見並稱頌其為 ”維吾爾族最優秀的代表“。王若水先生也是劉賓雁先生的老同事和老朋友,同時又是李銀河女士的“夢中情人“。(這是李女士在自己的博客中陳述的)

王小波先生是李銀河女士的丈夫。其恩師許倬雲先生是自由派史學的代表人物,當年曾在王小波先生最潦倒的時候幫助王小波先生在美國混文憑。許倬雲先生又是李銀河女士的論文委員會的成員,許先生回憶說,當年許多大陸留學生和台灣教授往來不多,但王李夫婦卻是例外,和台灣教授來往很多。看來這樣的來往給王小波先生帶來了一定的收穫,除了混到了美國文憑以外,王小波先生走向成名的第一本書“黃金時代“當年獲得聯合報文學獎也是出於許倬雲先生的推薦。許倬雲先生是克魯茲獎獲得者余英時先生的老朋友。而余英時先生也是中國民運的同情者,和劉賓雁先生曾經有工作上的合作關係。

索羅斯先生曾經和趙紫陽先生的身邊人有過工作往來,給他們經費作專案。而李銀河女士也和趙紫陽先生的身邊人關係密切,當年李王夫婦自美國歸來後在北京找工作沒少請智囊團推薦。

索羅斯先生的前助手Goldfarb先生現在是國際人權協會的主席,而國際人權協會則由俄羅斯金融寡頭別列佐夫斯基先生出錢創辦。別列佐夫斯基先生是普金先生的死對頭,同時又是車臣獨立運動領袖紮卡耶夫先生的贊助人。別列佐夫斯基先生的新聞發言人是貝爾爵士,而貝爾爵士則曾經擔任柴契爾夫人的顧問。

讀者,尤其是沒織過毛衣的男性讀者,看到這裏肯定覺得有點亂——“關係學”據說是中國的,但學科帶頭人淨是跨國的。那我就再把這張網的經線和緯線抽出數條,平行線似地陳列在下面。

1) 性自由線(上海寶貝)——衛慧、白靈、 HefnerKinsey、李銀河、王小波;

2) 反共電影線(Red
Corner
)——Richard GereJon Avnet、魏京生、孟廣美、白靈

3) 上海寶貝線——白靈、衛慧、張五常、德國電影公司

4) 中國人權—民運線——Richard
Gere
、魏京生、劉荻、劉曉波、余傑、柴玲、李錄、伯恩斯坦、索羅斯、劉賓雁、趙紫陽的前助手們、余英時

5) 好萊塢和美國流行文化線——Richard Gere、白靈、Joe AvonetSting 夫婦、Brad Pitt
Playboy, Larry King Alive, Peoples
Magazine

6) 美國精英文化線——伯恩施坦、藍燈書屋、紐約時報系、 Arthur Miller

7) 宗教線——Richard
Gere
、達賴喇嘛

8) 美國商業和金融線——索羅斯、伯恩施坦、馬金、柴玲、李錄

9) 海內外的自由派史學和輿論線——王小波、許倬雲、余英時、聯合報系,孟光美

10)國際反共產國家和前共產國家線——索羅斯、伯恩施坦、Goldfarb、國際人權協會、別列佐夫斯基、貝爾爵士

11)美英政界線——小布、小克、柴契爾夫人、美國政府、英國政府

12)共產國家和前共產國家民族分離運動線——達賴喇嘛、紮卡耶夫、
熱比婭

至於這幾條線之間的節點或聯絡人,讀者自己找著玩吧,看誰快。

網即組織,就像剛才說過的織毛衣。其組織化程度高可以高到設組織委員甚至組織部,低可以低到BBS上的打招呼。至於本文所涉及的這張網,其中線民之間的關係究竟密切到什麼地步,那只有線民們自己才清楚。如果哪位讀者往紅槍會黑手黨那上面想,你肯定有點可笑。誠然有不少線民是基於理念認同而走到了一起,但你要以為他們都是君子之交,那他們會笑,放心地笑。

國有國歌,校有校歌,網也該有網歌。這張網還沒聽說有網歌,替他們想了一段兒歌:

公社是個啊,常青藤啊——

社員啊,都是藤上的瓜

瓜兒連著藤,藤兒連著瓜

不怕風吹和雨打——

最後舉個例子:

話說柴玲女士和李錄先生流亡到美國,得到了伯恩施坦先生的青睞——也就是說“上”“網”註冊了ID。當時就有網路專家預言:“因為獲得了伯先生的青睞,柴女士和李先生就此走上通向成功的星光大道”。如今10多年過去了,柴玲女士和李錄先生果然成為美國商界的新星,在事業上取得了絕大多數留美學人做夢都不敢想的成就。

讀者看到這裏,也許會以為筆者在指責眾線民。其實筆者對上面提到的許多人,比如金融家索羅斯先生,劇作家Arthur
Miller
先生,劉賓雁先生,Sting 夫人…都充滿敬意。但所謂網路者,牽一髮而動全身,所謂綱舉而目張,線民個人的理想和操守並不能改變整張網的某些屬性,即便這些屬性和線民的初衷並不一致。北島當年感歎過網一般的生活,其實網裏許多還不都是善良小百姓,但纏一起就讓詩人不得自由。而今天筆者所說的這張網,撒下去,拉起來,所謂仁者見仁智者見智貪財者看到滿眼魚兒蝦兒活蹦亂跳的利益。然而作為居住在中國的中國人,我卻不能不想,撒下這張網,拉起來的會是一個怎樣的中國?

(相信筆者看到的只是這張網的一小部分,歡迎各位朋友繼續補充。)◎

45期(2007年7月)斯皮瓦克與後殖民批評 趙稀方

 

斯皮瓦克與後殖民批評

 

 

趙稀方

(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所 趙稀方 100732

 

提要:在方法上,斯皮瓦克以“女性主義、馬克思主義的解構主義者”自居,這既顯示了她的犀利,也構成了她的障礙。在後殖民理論上,斯皮瓦克“殖民話語”和“反話語”兩個方面都有貢獻。在殖民話語分析上,斯皮瓦克的貢獻主要在於對西方女性主義的後殖民批判上;在反殖民話語方面,她的貢獻也許更大,她參予了印度的“屬下研究小組”,《屬下能說話嗎?》(1988)等文對於殖民統治下的屬民的發聲問題的討論很引人矚目。

關鍵字:斯皮瓦克,“女性主義、馬克思主義的解構主義者”,反殖民話語。

 

 

(一)

斯皮瓦克(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以其獨特的“女性主義、馬克思主義的解構主義者”的身份,在西方學術界素享盛名。需要糾正的是,論者在引用這一稱呼的時候,總認為這一說法來自于柯林·麥肯比(Colin MacCabe)為斯皮瓦克的《在其他的世界裏》(1087)一書所作的“前言”[1]。其實不然,柯林·麥肯比的說法事實上來自于斯皮瓦克本人早年的表述。在發表於1979年的《解釋與文化:旁注》一文的結尾,斯皮瓦克說:“作為一個女性主義、馬克思主義的解構主義者,我對於教學實踐理論的理論實踐感興趣,它會讓我們在解釋產生的時候,建設性地質疑它的特權。”[2] 在我看來,“女性主義者、馬克思主義者、解構主義者”的確構成了斯皮瓦克的獨特之處,足以成為本文論述斯皮瓦克思想的起點。正是這多重立場讓斯皮瓦克能夠從不同的角度看問題,從而從多方面拓進後殖民理論。應該說明的是:第一,人們似乎沒有注意到,斯皮瓦並非一開始就是一個“女性主義者、馬克思主義者的解構主義者,而是經歷了一個過程;第二,斯皮瓦克的這三種思想並非僅僅相得益彰,而是彼此詰問,不斷衝突的。

斯皮瓦克早年畢業于英美文學專業,博士論文做的是葉芝,1974年此書以《重塑自我:葉芝的生平與詩歌》為名出版,這是斯皮瓦克的第一部著作。不過,在依阿華大學讀博士期間受到保羅·德曼指導的斯皮瓦克最早成名于翻譯介紹德里達的解構主義。1976年,斯皮瓦克在美國翻譯出版了德里達的《語法學》,她在此書的長篇前言中首次向美國人詳細介紹評論了德里達及其解構主義。在解構主義的背景下,宥於本人的性別,斯皮瓦克感興趣於女性主義的立場。她發表了“女性主義與批評理論”(1978)、《三個女性主義讀本:瑪克勒斯,瓦伯勒,哈貝瑪斯》(1979)等文章。如此,一方面在尚對解構主義陌生的美國學術界介紹德里達及解構主義,另一方面進行女性主義批評實踐,構成了斯皮瓦克在學生時代英美文學專業之後早期學術批評的主要內容。解構主義和女性主義是兩種不同的理論,有相互排斥也有相互發明之外,從我們在上面提到的《解釋與文化:旁注》一文中,我們可以看到斯皮瓦克交叉使用這兩種理論的魅力。

關於“公”與“私”,傳統的解釋是,政治、文化、社會、經濟等屬於“公”的領域,而感情、性、家庭等屬於“私”的領域,宗教、心理、藝術等在寬泛的意義上也屬於“私”的領域。這種分類的前提不言而喻,“公”的領域較“私”的領域更為重要。在女性主義看來,這種分類是男性政治的結果,是女性歧視的表現。女性主義運動致力於顛覆這樣一種等級秩序,強調“私”的領域才是更為重要的。在斯皮瓦克那裏,女性主義的駁詰固然有力,但僅僅是批判的第一個層次。自解構主義觀之,女性主義顛倒“公”“私”不過是翻轉的二元對立,在方式上並無改變。斯皮瓦克首先解構“公”與“私”之間的截然分明的界線。她認為:既然女性主義已經指出,每一個“公”的領域其實都離不開感情和性,而家庭的空間也不僅僅完全是私人性的,如此交織不清,“公”“私”如何進行翻轉呢?斯皮瓦克認為,阻止這種女性主義顛倒‘公’‘私’等級的教條做法的方法,是解構主義,“解構讓我們質疑所有的先驗的觀念論。基於這種解構的特別之處,男/女、公/私的置換標誌著一種轉換的界線,而非徹底顛倒的欲望。”[3]由此出發,斯皮瓦克對於自己的女性主義立場有著超越性的自覺反省,她認為:“指出女性主義的邊緣位置,並不意味著我們要去為自己贏得中心地位,而是表明在所有的解釋中這種邊緣的不可化約性。不是顛倒,而是置換邊緣和中心的差別。”[4]

可能與解構主義的解構界線的特徵有關,斯皮瓦克不願固守某種理論,而喜歡嘗試不同角度和立場的觀察。據斯皮瓦克自述,到了19791980年,“種族”和“階級”的思想開始侵入她的思想。這裏的“種族”與“階級”,都與馬克思主義相關。在與馬克思主義的關係上,斯皮瓦克與賽義德形成了奇妙的對比。在賽義德那裏,馬克思主義被當作西方東方主義話語的一個組成部分;對斯皮瓦克來說,恰恰是馬克思主義啟發她對於新的歷史條件下西方殖民主義的批判。作為一個來自於印度的亞裔女性,斯皮瓦克發現,西方女性主義理論在處理東方女性的問題時具有很嚴重的盲視之處,而馬克思關於階級關係特別是資本主義國際分工的觀點,卻啟發了她對於處於世界資本主義殖民體系中的東方女性的真正的處境的認識。這時候,斯皮瓦克對於自己早期的文章開始感到不滿,認為它們僅僅局限於女性主義和解構主義,而忽視了了種族和階級的維度。她對自己寫於19781979年寫的兩篇文章《女性主義與批評理論》和《三個女性主義讀本:瑪克勒斯,瓦伯勒,哈貝瑪斯》進行了重新改寫[5],於1985年以“女性主義與批評理論”為名重新發表。在這篇文章中,斯皮瓦克象模像樣的演繹了馬克思主義的資本主義國際分工理論,以此論述此前不久發生的韓國女工事件。

19823月,在韓國首都首爾,一家名為Control Data美資跨國企業的237名女工舉行罷工,要求增加工資。結果6名罷工領導被開除和監禁。7月,女工挾持兩名來訪的美方副總裁作為人質,要求釋放罷工領導。美方公司願意放人,但遭到韓國政府的阻撓。716,企業裏的韓國男性工人毆打女工,使很多婦女受傷,兩名婦女流產,以此結束了爭端。女性主義通常認為:女性走出家門,參加社會工作,是獲得解放的途徑,這種理論在此顯然遠遠不夠。另外,毆打女工的韓國男工是直接元兇,但直接將批判物件變成韓國男權主義似乎也沒有抓住要害。看起來“慈善”的美資,事實上至關重要,它們在這裏起到了什麼樣的作用呢?斯皮瓦克覺得馬克思主義給我們提供了一個觀察跨國資本問題的理論框架,她說:“在工業資本主義的早期階段,由於殖民地提供了原始材料,殖民宗主家得以發展他們的工業基地。殖民地本地的生產由此受到削弱和破壞。為了減少周轉的時間,工業資本主義需要建立適當的配套,如鐵路、郵局和教育的單一分級系統等文明設施就這樣出現了。如此,伴隨著第一世界的工人運動和福利國家機制,它們也逐漸地生長於第三世界的土壤裏。工人可以提出更多的要求,而當地政府得到貸款。使舊的機器製造業迅速過時的電訊業,尤其如此。”[6]這種經典馬克思主義論述,讓斯皮瓦克看清了在第三世界女性困境中國際資本的位置。她談到,韓國本國買辦企業雖然是韓國女工的迫害者,但他們本身並不是利潤的主要獲得者,剩餘價值的獲得者在美資,他們才是事情的操縱者,“美方的經理們監視著韓國男人殺害他們的婦女。” 美方的管理者否認對於他們的指控,有人居然說:“的確,Chae失去了她的孩子,但‘這並不是她的第一次流產,此前她已經流產兩次了。’” 斯皮瓦克憤怒地認為:這種資本主義生產較之古代的奴隸制生產相去不遠。令斯皮瓦克失望的是,西方女性主義居然站在美國資本家的一方,為其歌功頌德,“我要讚揚Control Data公司致力於雇用和促進婦女……”[7],這一事件,讓斯皮瓦克對於西方女性主義的局限有了認識。在階級地位上,西方女性主義處於資產階級位置,不願同情下層;在種族上,西方女性主義又是西方中心主義的意識形態的體現者,故而對於非西方的女性難以認同。如此,才會順理成章地出現西方女性主義對於韓國女工的令人憤慨的評論。

這是不是意味著斯皮瓦克就此成為了馬克思主義者而拋棄了女性主義呢?否!在這篇題為“女性主義與批評理論”的文章裏,斯皮瓦克一方面既用馬克思主義批判女性主義,另一方面又反過來以女性主義質疑了馬克思主義。斯皮瓦克認為,馬克思和弗洛依德一樣,在理論上具有性別的盲點,“他們似乎只是從男人的世界及男人自身獲得依據的,因而證實了有關他們的世界和自身的真理。我冒險斷言,他們對於世界和自身的描繪建立在不適當的根據上。”[8] 此時對馬克思主義頗有熱情的斯皮瓦克,在文中又演繹了一番馬克思的使用價值、交換價值和剩餘價值的經典理論。不過此番引用目的卻不在參照,而在質疑。斯皮瓦克的問題是:“一個女性無報酬地為丈夫和家庭工作,這裏的使用價值何在?”“男人普遍認為工資是價值生產的唯一標誌,我們應該如何與這種觀念鬥爭?”“否認女性進入資本主義經濟的含義是什麼?” 斯皮瓦克更有興趣的是馬克思的“客觀化”和“異化”的概念。馬克思曾談到:在資本主義體系中,勞動過程使其自身及工人客觀化為商品,由此造成人與自身關係的斷裂。在此,斯皮瓦克認為馬克思忽略了婦女的生產:生產的場所“子宮”及產品“孩子”。她認為,離開了這一點,對於資本主義生產及其與人的關係的分析顯然不全面。斯皮瓦克的野心頗大,她強調,不能僅僅滿足於在男性的法權中指出女性的例外,或者從女性主義的角度抵制馬克思主義,“我們必須著手糾正馬克思主義者的文本得以建立和運行的生產和異化的理論。”馬克思的文本,包括《資本論》,預設了一種道德理論:勞動的異化必須取消,因為它損壞了主體對於工作和財產的擁有;斯皮瓦克指出,“如果從婦女和生育的角度,重新審視異化、勞動和財產的生產的性質和歷史,它會讓我們超越於馬克思之上來解讀馬克思。”[9]

斯皮瓦克以解構主義、馬克思主義質疑女性主義,以女性主義質疑馬克思主義,對於解構主義,她也毫不例外地加以質疑。斯皮瓦克認為,解構理論對於女性主義實踐應有助力,但當德里達本人卻近乎性別歧視主義者,他在涉及女性時候,書寫立即變得自我中心和不著邊際,難以看到父權制對於女性的壓制。于此,斯皮瓦克感到,在以解構主義批評女性主義的同時,必須同時以女性主義啟示解構主義。她說:“近年來,我同樣開始看到,與其說解構主義為女性主義打開了方便之門,不如說女性話語同時也為德里達打開了一條通道。”[10] 1990年,斯皮瓦克在接受採訪的時候說,“有一段時間,我對於解構主義非常惱火,因為德里達看起來既不夠馬克思主義者,同時還似乎是個性別歧視主義者。但那是因為我想讓解構主義做它做不了的事,我通過瞭解它的局限發現它的價值——不是讓它承擔一切。”[11] 這話語表明,斯皮瓦克一方面毫不留情地從馬克思主義、女性主義等角度批判解構主義,另一方面又努力地發現運用其長處和價值。

賽義德重福柯輕德里達,斯皮瓦克正相反。賽義德有一句名言:“德里達的批評讓我們陷入文本之中,福柯則使我們在文本內進進出出。”在斯皮瓦克看來,賽義德未能理解德里達要取消文本和語境之間的差別的意圖。不過,斯皮瓦克對於福柯的批評和對於德里達的褒揚,主要是從西方中心主義的角度著眼的。斯皮瓦克同意賽義德對於福柯的批評,認為福柯過於注意微型權力而忽視了諸如階級、經濟、反抗等大的結構,不過她主要從種族的角度解讀這問題,“診所、精神病院、監獄、大學——所有這些看起來都是被遮蔽性的寓言,它們掩蓋了對於更大的帝國主義敍事的閱讀。”[12]但她認為,福柯的問題在於,他沒有認識到非西方世界的方面,因而自己事實上站在“國際勞動分工的剝削者的方面”。斯皮瓦克感歎:“讓當代法國知識份子想像可以容忍歐洲的他者世界裏的無名主體,這是不可能的。”[13] 面對這種批評,斯皮瓦克調侃地說,福柯可能會嘀咕“對於不知道的事最好閉嘴”。不過,斯皮瓦克認為,可以作為比較的是,德里達要好得多。斯皮瓦克發現,早期德里達曾對於歷史上的歐洲中心主義做過分析。德里達談到,在1718世紀的歐洲,存在著三種歧視:神學歧視,中文歧視和象形文字歧視。這種“歐洲意識”認為,只有希伯萊和古希臘才是上帝的真跡,中文適合於哲學,但它僅僅是一個將被取代的藍圖,埃及文字則過一尖端而難以破譯。德里達將這種“書寫的歐洲科學中的種族中心主義”,稱為“歐洲意識危機的症狀”[14]。在斯皮瓦克看來,這是歐洲從封建主義向資本主義轉型時期的產物,在此考察歐洲殖民主義經由他者認識構造自己的過程是十分有趣的。

面對女性主義、馬克思主義和解構主義,斯皮瓦克可謂各取所需。據斯皮瓦克自述,她從馬克思那裏取來是全球的視野和資本的動作,從女性主義那裏取來的是女性主體性的理論,從解構主義那裏得來的卻是處理前兩者的方法,它不是一個“做”的理論,而是一個“看”的方法。面對這樣一個“女性主義、馬克思主義的解構主義者”,人們自然而然的疑問是斯皮瓦克如何能夠將這三種立場不同的理論融為一體,形成自己的思想呢?斯皮瓦克的回答出人意料:她不認為需要將三者融匯起來。他欣賞福柯的“非連續性”概念,認為:“與其尋找一個雅致的一致性,或者製造一個結果衝突的連續性,還不如在某種意義上保留這些非連續性,這就是我想做的。”[15] 她甚至認為,尋找一個連續性的體系的想法本身就是殖民主義影響的結果。

斯皮瓦克的說法未免有點聳人聽聞,事實上,她在運用女性主義、馬克思主義和解構主義等不同的方法的時候固然常常相得益彰,但有時卻自相矛盾,這並非保持“非連續性”可以輕易打發。譬如,以解構主義起家的斯皮瓦克固守話語理論,堅持歷史和文本的同一性,她批評包括馬克思主義在內的一切脫離文本的“真實”觀;然而她在論述當代資本主義問題時,卻因為運用馬克思的國際分工的經濟理論,由此獲得了銳利的後殖民性視野,她據此批評如福柯等人的西方中心主義。在歷史與文本的關係上,解構主義的歷史文本同一性和馬克思主義經濟基礎上層建築的觀點水火不容,斯皮瓦克分別以A的標準批評B,又以B的標準批評A,她自己在這一點上到底持何種看法呢?我們不知道。斯皮瓦克似乎沉溺於批評的快感之中,有時忘記了基本的形式邏輯。在我看來,斯皮娃克是一個非常犀利的批評家,她在女性主義、馬克思主義和解構主義三個領域都卓有成就和影響,但信奉“非連續性”卻讓她未能成為一個傳統意義的自成體系的更大的思想家。

 

(二)

關於斯皮瓦克在後殖民理論方面的貢獻,我們可以從“殖民話語”和“反話語”兩個方面進行討論。在殖民話語分析上,賽義德對於東方主義已有過深入的討論,但男性身份讓他在性別上成為盲點,斯皮瓦克的貢獻主要在於對西方女性主義的後殖民批判上,她在這個方面的著名文章有《一種國際框架裏的法國女性主義》(1981)和《三個女性的文本與帝國主義批判》(1985)等。在反殖民話語方面,賽義德基本上無所建樹,他的東方主義論述完全限制於西方話語,而將東方看作沉默的他者一直成為批評家的詬病所在。斯皮瓦克在這方面也許貢獻更大,她參予了印度的“屬下研究小組”,致力於討論殖民統治下的屬民的發聲問題,寫出了很有影響的如《屬於能說話嗎?》(1988)等文章。

來自第三世界的女性主者的斯皮瓦克,在省察到後殖民的視角後,自然而然地首先對西方女性主義中的西方中心主義傾向予以了批評。斯皮娃克的這種批評,既體現在對於西方女性主義的東方論述的解剖上,也體現在對於西方女性主義自身經典論述的分析上。

《一種國際框架裏的法國女性主義》一文中對於克利斯蒂娃《關於中國婦女》的分析,可以體現斯皮瓦克對於西方女性主義東方論述的後殖民批評。克利斯蒂娃是當代法國最為知名的女性主義者,她於197445月間訪問中國,回國後寫下《關於中國婦女》一書。這部書稱讚了中國文化和婦女,認為中國的革命給1968年五月革命後的歐洲帶來了新的希望。面對這樣一本看起來對於中國和東方世界十分友好的著作,斯皮瓦克發現了人們未曾注意的問題。在斯皮瓦克看來,克利斯蒂娃對於中國的稱讚,事實上站在西方立場上“他者化”中國的行為。斯皮瓦克在文章中引證了克利斯蒂娃《關於中國婦女》一文的開頭:“一大群人坐在太陽下面,她們無言地等待我們,一動不動。她們眼神鎮定,一點好奇都沒有,或許有輕微地愉悅和擔心:無論如何,她們絕對屬於一個與我們毫無關係的群體。”[16] 斯皮瓦克以此引述說明克利斯蒂娃與中國戶縣農民的距離,她的引述到此為止,實際上這段話的下文也許能夠更為形象地說明兩者的差距,讓我從《關於中國婦女》一書中把這段引出來:“她們分不清我們的男或女、金色或褐色,臉部或身體的特徵。她們仿佛發現一些奇怪特別的動物,無害但錯亂。沒有進攻性,卻在遙遠的時間和空間的深淵的那一邊。我們組裏的一位說:‘不同的物種——在她們眼裏,我們是不同的物種。”[17] 從這種友好戲謔的近乎面對動物式的觀摩中,我們很容易發現背後隱含著西方女性的優越。面對如此陌生的中國女性,克利斯蒂娃居然敢於根據很有限的西方漢學資料大膽地展開她的論述或者想像。斯皮瓦克說:“談到古代中國,她發現了一種更古代的母系和婚姻社會(資料來自於Marcel Granet的兩兩本書——開始於2030年代,建立在‘民間舞蹈和傳說’(P47)之上,還有列維斯特勞斯關於親屬結構基本結構的一般性的書),並將這種儒家傳統延續至今。開始這只是一種有趣的推論,但十頁之後這種推論就轉變成了心理因果關係。”克利斯蒂娃以女媧補天等傳說推論出中國古代“陰性”文化的特徵,並將此延伸至現代中國。她甚至斷言:“如果有一天問題(在社會主義社會家庭之外的各種昇華形式中尋找一條性能量的管道)必須被提出來,如果中國傳統的分析(批林批也運動似乎正在著手)不被打斷,中國可能會不加拘謹和充滿崇拜地達到這一點,更甚於基督教西方的追求‘性自由’。”在斯皮瓦克看來,克利斯蒂娃的言論不過是西方18世紀對中國文化熱的延續,她僅僅從自己的文化系統出發看待中國。克利斯蒂娃的問題不僅僅在於資料粗糙,更重要的是其背後的西方本位和優越感。她指出:“無論‘基督教西方’作為一個整體是否追求性自由,對於中國的預言肯定是一種慈善行為。我以為,它起源於殖民主義樂善好施的症狀。”中國古代文化無疑同樣存在著嚴重的男權中心傾向,克利斯蒂娃對於中國的讚賞等於把中國排擠出“女性主義”的視野之外。

斯皮瓦克認為,法國與英美女性主義無論有多少區別,她們的問題焦點應該是:“不僅僅問我是誰?而是問誰是他者婦女?我怎樣命名她?她怎樣命名我?這不就是我要討論的問題嗎?事實上,正是這種難以處理卻又很關鍵的問題的缺席,使得作為主體的‘被殖民婦女’將(西方女性主義——引者注)調查者們看作來自其他星球自由來去的可愛的富於同情心的生物,或者看作這樣一種人:她們依賴自己在殖民論中的位置,將‘女性主義’看作是先鋒階級的獨有,將其為之奮鬥的自由看作侈奢品,最終等同於某種‘自由的性’。這當然是錯的,我們觀點是,在我們最為複雜的研究中,在我們最為慈善的衝動中,仍有一些東西是錯的。”[18] 斯皮瓦克的意思是,西方女性主義最需要反省的問題是種族的他者問題,她們將“女性主義”“自由”等看作西方世界的產物,與第三世界女性並無關係。儘管克利斯蒂瓦論述中國婦女採取的是表面上稱讚的立場,實際上她們甚至並沒有把第三世界婦女看作同類;當然,第三世界婦女也並沒有將她們當作同類。斯皮瓦克由此激進地說:西方女性主義走出教室後,對於第三世界女性沒有什麼用處,或者有害無益。“有害無益”的說法看起來有點過激,但斯皮瓦克自有解釋:“舉個最簡單美國的例子:即使更多的婦女被雇用,或者在會議上增加女性主義議題,這種天真的勝利也會導致欠發達國家的婦女的無產階級化,因為金多數美國大學都有可疑的投資,多數會議旅館都以極其無情的方式雇用第三世界婦女。”[19]

斯皮瓦克自第三世界的角度對於西方女性主義的後殖民批判,十分犀利,當然也不無偏激。這裏不妨為克利斯蒂娃說幾句話。《關於中國婦女》一書對於中國的表現自然是東方“他者”化的產物,不過需要指出的是,作者對於這一點並非沒有自覺。《關於中國婦女》一書明確地分為兩個部分:“從這一方面”(From this side)和“中國婦女”(Chinese women)。作者明言就是從西方的角度觀察中國,為1968年五月革命之後的歐洲、特別為西方女性主義尋找參照。克利斯蒂娃對於自己的西方位置其實是有察覺的,他在書中的第一章就聲稱:中國戶縣農民是被她這樣的“普遍的人文主義者,無產階級兄弟之情和(為什麼不?)虛假的殖民文明”所塑造的。她還明確談到,發現東方“他者”是為了質疑西方自己。在1974年還沒有後殖民主義這個辭彙的時候,克利斯蒂娃就能夠反省到自己的“殖民性”及其與“他者”的關係,是難能可貴的。就此而言,斯皮娃克對於克利斯蒂娃的批判顯然過於嚴厲。其實,在“東方”他者化這個問題上,西方批評家克利斯蒂娃固然應該檢討,斯皮娃克自己其實也難逃其咎。斯皮瓦克以第三世界的身份批評克利斯蒂娃,但這一身份事實上是可疑的,因為她本人是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的教授。斯皮瓦克出身於第三世界的印度,後來受到西方教育,留在西方工作,這種人能否作為第三世界的代言人實在是個問題。事實上,真正的第三世界批評家常常批評斯皮瓦克這種類型的學者,他們以“第三世界”代言人的身份在西方謀利,兩邊沾光,這並非毫無道理。對此,斯皮瓦克本人對於自己的特殊地位也供認不諱,並有反省。

《三個女性的文本與帝國主義批判》對於《簡愛》的分析,可以體現斯皮瓦克對於西方女性主義經典文本的後殖民批評。在該文的開始,斯皮瓦克就指出:“如果不記住作為英國社會使命的帝國主義曾經是英國構建其文化的一個關鍵部分,那麼我們便無從解讀10世紀英國文學。文化表現中的文學的功能,是不可忽視的。在19世紀英國文學的閱讀中,這兩個明顯的‘事實’一直被漠視,它本身就證明了不斷向演進為現代形式的帝國主義的持續成功,”[20]我們知道,指出西方經典文本的“不清白”,揭示其在西方帝國主義意識構成中的作用,從種族角度對其進行文化清理,這是賽義德繼東方主義論述之後另一本著作《文化與帝國主義》(1993)的主要內容。賽義德在《文化與帝國主義》的“導言”中對於敍事與帝國主義關聯的強調,是我們所熟知的。看來,斯皮瓦克很早就意識到了這一點,而她對於西方經典文體的帝國主義分析主要側重於女性主義方面。

夏洛蒂·勃朗特的《簡愛》是西方女性主義的一個“崇拜文本”,小說的女主人公簡愛是女性主義個人主義追求的典範。斯皮瓦克自後殖民的角度進行觀察,發現了其中的種族問題。在她看來,簡愛的成功,其實是建立在對於來自加勒比海的殖民地女性伯莎的壓抑的基礎之上的。簡愛在和男主公羅切斯特結婚的時候,才發現他原來已經是有婦之夫,他的太太就是被關在家裏樓上的伯莎。為合理化羅切斯特和簡愛之間的崇高愛情,小說竭力為羅切斯特開脫,證明他的無辜和清白。書中交代,羅切斯特的父親把財產全部給了哥哥,而為了不讓羅切斯特過於貧窮,就讓他娶了富有的加勒比海商人的女兒伯莎,婚後羅切斯特才發現伯莎家有精神病史。在簡愛等人眼裏,伯莎不過是一個瘋狂的野獸,“在房間的深處,一個人在黑影裏來回竄動。那是什麼?是野獸還是人?分不清楚:它匍匐著,似乎用四肢;它抓著、嗥叫著,像奇怪的野獸;但它披著衣裳,馬鬃般的黑中帶灰的密密的長髮遮住了她的頭和面孔。”[21] 羅切斯特和這樣一個“人”生活在一起,自然令人同情。伯莎後來成功地點燃了房子,把自己燒死了;羅切斯特為了救伯弄莎瞎了自己的眼睛,而簡愛不計較羅切斯特的殘廢而嫁給了他。這是一幅合理又感人的設計:伯莎自取滅亡,讓出了新娘的位置;羅切斯特不但因為伯莎的自殺而得以開脫,還因為救伯莎時弄瞎了眼睛而贏得了道德上的同情;簡愛也用自己的犧牲精神驗證了愛情的純潔;最終於羅切斯特的眼睛逐漸痊癒,結果皆大歡喜,他們一家裏過著幸福的生活。在這裏,一切都建立在伯莎之死的基礎上。在西方的語境裏,伯莎的犧牲被視為理所當然,小說的合理化敍事從來沒有遭到過懷疑;但在後殖民的語境裏,伯莎卻成為一個問題。出生于加勒比海的作家潔恩·瑞絲在讀到《簡愛》的時候,即被伯莎的命運所吸引,後來寫下了關於伯莎的小說《寬闊的藻海》。斯皮瓦克在文徵引了《寬闊的藻海》中克利斯蒂芬批評羅切斯特、為伯莎辯解的一段話:“說實話,她並沒有去人們說的你的英格蘭的家裏,並沒有去你那漂亮的房子裏懇求娶她。不!是你千里迢迢來到她家向她求婚。她愛你,給了你一切。現在你不愛她了,你毀了她,你拿她的錢怎麼辦?”多少年來,我們已經習慣於西方經典的傳統詮釋,來自於第三世界的後殖民視野的確啟人深思。可以補充的是,據小說交待,羅切斯特之娶伯莎並非出於強迫,他在第一見到伯莎的時候就被她吸引了,認為她很漂亮,並明確承認自己愛上了她。另外,羅切斯特與簡愛的愛情是否那麼崇高也值得懷疑。在小說中,羅切斯特開始並沒有看上簡愛,而是迷戀美貌的布蘭切·印格若(Blanche Ingram),並準備和她結婚,在受挫之後,才注意到簡愛。也就是說,從伯莎,到印格若,到簡愛,羅切斯特可能不過是一個後見異思遷的公子哥而已。斯皮瓦克精闢地指出:“在這個虛構的英格蘭,她(伯莎)必須扮演她的角色,扮演自我向‘他者’的轉變,放火燒屋並且殺掉自己,由此簡愛才能成為英國小說中的女性主義個人主義女英雄。我只能將此讀為一般的帝國主義認識論暴動的寓言,殖民地主體為了殖民者的社會使命的榮光而自我犧牲的建構。”[22]她甚至認為伯莎之死是殖民者將其作為“好妻子”的有意識安排,她提醒讀者,如果明白了英國殖民政府對於印度寡婦殉葬的合法操控,就會理解這一點。

在西方,女性主義本來是一種激進批判理論,它從女性性別的立場上批判男權中心主義。出人意料的是,這種激進批評理論在維護女性的時候卻將非西方的土著女性排除在外了。也就是說,西方主義的“男性/女性”仍然建立在“西方本位/東方他者”這一種族主義框架之下,西方女性主義與西方男性共用了西方中心主義的殖民性立場。作為女性主義者斯皮瓦克對此感到遺憾,“當女性主義批評的激進視角,又重新產生了帝國主義的公理後,似乎特別地不幸。”[23]

上文提到的《在國際框架裏的法國女性主義》一文,主要內容是批評以克利斯蒂娃為代表的法國女性主義,卻是以第三世界的批評開頭的。斯皮瓦克在文章的一開始提到,一位沙烏地阿拉伯大學的年青蘇丹女士告訴她:“我寫了一篇關於蘇丹女性割禮的結構功能主義的論文。”這一做法頗讓斯皮瓦克心有戚戚。她引用了Nawal El Saadawi對於阿拉伯世界婦女陰蒂切除過程的描繪,讓我們目睹這一血淋淋的殘忍過程。然後指出,西方的結構功能主義所採用的客觀分析立場,無非是對於現有社會(性別)體制的擁護。如此,我們就不能不感到將兩者拉在一起是如何的荒謬。這裏談論的,事實上是賽義德在《東方學》一書的後面所涉及的東方世界“自我殖民化”的問題。即西方的東方主義式論述已經影響以至主宰了東方人對於世界及對於自己的想像。正是在這種背景下,蘇丹年青女學者才會將西方的結構功能主義視為普遍、高級的理論形式,以之規範阿拉伯世界的女性經驗。斯皮瓦克由此聯想到,自己目下在美國大學教授的位置同樣是一個尷尬的問題。她自我剖析道:一個印度加爾各答上層社會的女性接受西方教育,成為美國的大學教授,選擇女性主義,這一事實本身就是意味深長的;的確,西方女性主義通過德里達的解構主義等已經明白無誤了,但在面對第三世界女性的問題時,它卻像結構功能主義一樣構成了一道障礙網。由此,斯皮瓦克覺得最好的方法是給自己提出一個問題:“我能為她們做什麼?”[24]

賽義德僅僅用“自我東方化”就將第三世界打發了,斯皮瓦克卻不願意這麼簡單,她接下來對於“第三世界”究竟能否發聲及知識份子如何表現“第三世界”等問題進行了深入的探討。斯皮瓦克發表了一系列的關於“屬下”的文章,其中包括1985年發表的標誌著她與“屬下研究小組”建立了合作關係有文章“屬下研究:解構主義歷史學”,及1988年發表後來被反復轉引的“屬下能說話嗎?”等。福柯和德努茲認為:如果被壓迫者得到機會、或者通過聯盟政治團結起來的會,他者能夠表述自己。斯皮瓦克從西方之外提出了問題:第三世界的被壓迫階級能表述自己嗎?以古哈等人為代表的印度“屬下研究小組”注意到,關於印度的表述長期以來被殖民者和本地精英所壟斷。關於印度民族及其意識的形成發展,殖民主義歷史學歷史認為應該歸功於英國殖民統治,而本地民族主義者則認為應該歸功於印度資產階級,唯廣大的被壓迫階級沒有發言的空間,處於沉默的狀態。“屬下研究小組”打算通過對於被壓迫階級歷史的研究,釋放廣大的人民的聲音,形成古哈所謂“人民的政治”。斯皮瓦克對於“屬下研究小組”的工作是欣賞的,她本人也參予了其間的工作,但她卻從方法上對於“人民的政治”提出了的質疑。

就研究物件而言,斯皮瓦克認為被壓迫階級很難精確定義,所謂“精英之外的大眾”的說法並不周延,殖民統治者、本土精英與下層大眾之間其實存在著一個廣大的模糊不清的地帶。而且,大眾之間也存在性別、職業等完全不同的情形,由此產生的意識也不盡相同。如此,就很難說有一個清晰整齊的大眾意識。而就真正的下層而言,斯皮瓦克認為,他們根本沒有機會發出自己的聲音,即使發出聲音,也沒有聽到。在1993年的一次採訪中,斯皮瓦克舉了一個例子說明底層的聲音無法被聽到。18世紀的孟加拉原有完整的管道澆灌系統,土地領主支配他們的農奴進行管理。英國人來了之後,解散了封建體制,把領主變成了納稅人,農奴也不存在了,水渠就沒人管了。英國不明白水渠的用途,以為是運輸水道或其他什麼,也不派人管理。天長日久,水渠臭了,英國人就把它們拆毀了。後來一個稍稍精明的英國水利檢察官偶然發現水渠的用場,英國統治者才意識到最好的方法就是恢復荒廢的水渠。斯皮瓦克說:“我們不斷地聽到農民反抗失敗的故事,一直持續到今天。這是一個底層階級不能‘說話’的例子。”有人可能會說,底層並非不能發出自己的聲音。斯皮瓦克解釋說,“屬下不能說話”的意思是,即使百姓能夠說話,也沒人能夠聽得到。或者這種聲音會被一種“精神感應”的東西所主宰,轉變成了另外的聲音。

這就牽涉到另一個重要問題,即“屬下研究小組”能否反映底層階級聲音?斯皮瓦克的答案是否定的,她認為,“屬下研究小組”雖然希望站在底層的立場上,表達大眾的聲音,但他們也沒有代表被壓迫階級的專利,這些知識者只能“表現”底層大眾。“屬下研究小組”的成員,多是受西方教育的知識者,他們能夠在多大程度上代表大眾肯定是個問題,而他們與西方知識的關係肯定又是暖昧不清的。斯皮瓦克本人坦認:作為一個後殖民知識份子,自己處於全球資本主義所提供了西方學院的特權位置上,與西方話語事實上是一種“協商”的關係。她認為,試圖通過借助於第三世界的背景從而獲得一個清白的論述立場的想法是不現實的。這樣一種自我反省的視野,在我看來是斯皮瓦克較賽義德以至霍米巴巴高明的地方。

值得一提的,斯皮瓦克在談到底層階級被壓抑的時候,特別突出底層階級中女性被壓迫的地位,“屬下能說話嗎?”事實上主要討論印度寡婦自焚(Sati)的情形。斯皮瓦克強調,如果說底層階級受到了統治階級的遮蔽,那麼同時受到男權壓迫的底層女性則可以說受到了雙重遮蔽。整體上說,無論在殖民話語和反話語的分析方面,斯皮瓦克都著重於女性。如此看,斯皮瓦克大約可以算得上是一個女性主義的後殖民理論家。 

 

 


[1]  Moore-Gillert, B.J. Post-colonial Theory: Contexts, Practices,
Politics
1997), Stephen Morton, 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P202003等书均持这一说法。

[2] 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 In Other World: Essays in Cultural
Politics
, P117.First published in 1988 by Routledge.

[3] 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 In Other World: Essays in Cultural
Politics
, P103.First published in 1988 by Routledge.

[4] 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 In Other World: Essays in Cultural
Politics
, P107.First published in 1988 by Routledge.

[5] 改写文章后来成了斯皮瓦克的习惯,随着思想的变化,她不断地改写自己从前的文章。在她最新的著作“A Critique of Postcolonial Reason: Toward a History of the Vanishing
Persent”(1999)
, 斯皮瓦克收入改写了从前的多篇文章,如 Can the Subaltern Speak?”, “The Rani of Sirmur: An Essay in Reading
the Archives”, “ Three Women’s Texts and a Critique of Imperialism”,
“Imperialism and Sexual Difference”, “ Versions of the Margin: J.M. Coetzee’s
Foe reading Defoe’s Crusoe/Roxana”, “Time and Timing: Law and History”
,因此在研究斯皮瓦克的时候,要注意她的文章版本及思想的前后变化。 

[6] 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 In Other World: Essays in Cultural
Politics
, P90.First published in 1988 by Routledge.

[7] 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 In Other World: Essays in Cultural
Politics
, P91.First published in 1988 by Routledge.

[8] 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 In Other World: Essays in Cultural
Politics
, P78.First published in 1988 by Routledge.

[9] 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 In Other World: Essays in Cultural
Politics
, P79-80.First published in 1988 by Routledge.

[10] 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 In Other World: Essays in Cultural
Politics
, P84.First published in 1988 by Routledge.

[11] 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 The Post-colonial Critic:
Interviews, Strategies, Dialogues
, P133-134. Edited by Sarah Harasym, Published in 1990 by
Routledge.

[12] 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 A Critique of Post-colonial Reason:
Toward A History of the Vanishing Present
. P279. Published in 199 b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3] 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 A Critique of Post-colonial Reason:
Toward A History of the Vanishing Present
. P263. Published in 199 b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4] 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 A Critique of Post-colonial Reason:
Toward A History of the Vanishing Present
. P263. Published in 199 b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5] 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 The Post-colonial Critic:
Interviews, Strategies, Dialogues
, P13. Edited by Sarah Harasym, Published in 1990 by Routledge.

 

[16] 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 In Other World: Essays in Cultural
Politics
, P137.First published in 1988 by Routledge.

[17] Kristeva, Julia, About Chinese Women, First British
hardvover edition published by Marion Boyars publishers Ltd, 1977.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France
in 1974 as Des Chinoises by Edition des Femmes.

[18] 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 In Other World: Essays in Cultural
Politics
, P150.First published in 1988 by Routledge.

 

[19] 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 In Other World: Essays in Cultural
Politics
, P291.First published in 1988 by Routledge.

 

[20] Bart Moore-Gilbert, Gareth Stanton,
Willy Maley, Postcolonial Criticism, P146, Published by Addison Wesley
Longman Limited 1997.

[21] Bart Moore-Gilbert, Gareth Stanton,
Willy Maley, Postcolonial Criticism, P150, Published by Addison Wesley
Longman Limited 1997.

[22] Bart Moore-Gilbert, Gareth Stanton,
Willy Maley, Postcolonial Criticism, P154, Published by Addison Wesley
Longman Limited 1997.

[23] Bart Moore-Gilbert, Gareth Stanton,
Willy Maley, Postcolonial Criticism, P146, Published by Addison Wesley
Longman Limited 1997.

 

[24] 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 In Other World: Essays in Cultural
Politics
, P135.First published in 1988 by Routledge.

 

45期(2007年7月)目錄

>> 世界思潮

斯皮瓦克與後殖民批評

趙稀方

 

>> 帝國主義批判

「國際貨幣基金」

才是最凶惡的經濟殺手()

金寶瑜

>>
大陸形勢

山西奴工事件專題:

山西黑磚場工人過著“奴隸”生活

400位父親發出泣血呼救:救救我們的孩子!

被拐孩子的家長講述黑窯場歷險

一個所謂中產階級精英關於

 山西黑奴事件的思考和懺悔

 

>> 書介

鄭重推介「新日本軍國

 主義的新階段」中譯本

林書揚

 

>> 歷史檔案

武漢“七·二○事件”實錄

徐海亮

崛起:台灣左翼運動的1924年(10)第四章:蠹魚的旅行日記──連溫卿(續)

邱士杰

 

>> 文化廣場

網──北島一字詩

四水那兒

 

兩個舞臺上的國話──看《失明的城市》

黃紀蘇

 

大陸《工人詩歌》集()

沉戈 輯

 

 

 

 

一個所謂中產階級精英關於山西黑奴事件的思考和懺悔(洗心)

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

當包產到戶把農民重新打回成一盤散沙的時候,為今日之事埋下了一粒種子。

當工人罷工的權力靜悄悄的從82年憲法中消失的時候,也為今日之事埋下了一粒種子。 繼續閱讀 ‘一個所謂中產階級精英關於山西黑奴事件的思考和懺悔(洗心)’

山西奴工事件專題

6月初,山西驚爆慘無人道的奴隸工場事件。眾多被拐騙到沒有營業執照的磚窯場的農民工,被限制人身自由,每天被迫勞動超過14小時,動輒遭毒打到遍體鱗傷,甚至致死,卻領不到一分工錢,其中大多為15歲以下的童工,最小的只有7、8歲,還包括智能不足者。這重黑幕緣於河南數百位家長苦尋失蹤多時的小孩不得,向媒體投訴而告揭發。這些遭拐騙販賣的民工被牛馬不如地奴役、凌辱,磚窯場簡直成了人間煉獄,其殘酷無人性的程度震驚了整個中國大陸,民情反應至為激烈。這次事件雖在中共中央政治局4名常委做了重要批示,下令嚴查究辦後,暫告一段落,但根本問題遠遠沒有解決。這次事件所暴露的童工、奴工、幹部受賄與地方政府的包庇縱容,都不是單一孤立的情況,而是普遍存在於大陸各地的現象。鄧小平路線不但復辟了資本主義,還一併讓奴隸制在中國還了魂,現代的雇佣奴隸勞動與前現代的無人身自由的奴隸勞動並存。中國大陸用底層勞動人民的血河淚海與森森白骨堆起了看似眩目耀眼的高速經濟增長的七寶樓台,然而,地火正在潛行,警鐘聲四處迴盪,為鄧小平路線發喪、寫墓誌銘的日子已經不遠了。我們選刊幾萹相關的報導,讓讀者了解山西奴工事件的概要,並轉載一位從鄧小平路線的迷夢中驚醒的有良知的知識份子由此引發的深刻反思,以見大陸知識界氣候轉換的一斑。 ──編者 繼續閱讀 ‘山西奴工事件專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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