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 年 02 月 的封存

28期:對「台灣併發症」(Taiwan syndrome)的反思【周健】

 

對「台灣併發症」(Taiwan syndrome)的反思

■周健(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系副教授)

 

夜郎國的草民,猶如「七月半的鴨子」——不知死活。每個時代均會有一群居心叵測的政客,制定意識形態的遊戲規則,以便創造另一個「夢幻島」,而與政敵大打出手。政治人物不是天使,但要防範變成魔鬼,因各種形式的政治均以悲劇告終。暴政必亡,仁政亦必亡,其因在遲早會被暴政所取代,「仁者無敵」並非帝國主義侵略擴張的圭臬。

二十世紀的黑死病——電視,所產生的低級文化病毒,使人成為植物人。離開電視,重獲新生。

國文差、英文爛、數學死、自然破、社會遜,在速食文化充斥的教育體制下,成績不如人就代表你是個廢物。而成績優異者,通常是一群自私自利的K書蟲,放牛班(後段班)比升學班(前段班)更洋溢濃郁的人情味。

「松柏老而健,芝蘭清且香」,讓則廣闊,少則豐富。在國編本的淫威之下成長的學子,腦中除卻分數一無他物,如隨處覓食的饑餓雄獅,任意吞噬獵物,最後變成高學歷、低能力的稻草人。

七八年級生對演藝人員的私生活如數家珍,砸下大筆銀子瘋狂採購紀念品,種種奇特的行徑猶如中邪,卻無法描繪台灣在世界的正確位置。全身穿戴名牌服飾,亦掩飾不住內心的虛空及焦慮。人若喪失一些崇高的理想。則易感覺度日如年。生命無價,但所能確實掌握者甚鮮。

包裝精美如自我膨脹的氣球,往往一戳即破,虛有其表的高等教育,除去美輪美奐的硬體設施,實質上的改變有限,即使掛上「國立宇宙大學」的招牌,亦無助於競爭力的提昇。

昔日作為「天下第一院」的文學院,如今已沒落成裝飾性的系所。許多學子身上(包括資優生)窺見嶄新的「三位一體」(trinity——知識天才、生活白痴、道德淪喪,成為無思想的機器人,此乃操短線追求現世報的教育所造成的惡果。目睹追求吃喝玩樂,對知識的不感興趣,如豆腐渣的大學生,台灣的遠景焉在?

如果視貞潔為資產,婚姻豈不是一種交易。愛情可增進市容美觀,因約會者皆會打扮得亮麗光鮮。親子問題永無徹底的解決之道,可供依此維生的教育專家作誇大的詮譯。家庭乃「講情」而非「說理」之處,中國人的人際關係乃由血親而衍生——「一表三千里」,但在高度工業化的社會脈絡中,家庭已沒落成空殼子,每個成員皆各有其生活圈兒,貌合神離、漠不關心,家暴及離婚案作頻仍,自屬意料之中。

古波斯人視稅吏為天下第一惡人,畏懼彼等造訪,總覺有所虧欠。今日的貪官污吏,何嘗不是稅吏的化身?律師已變形為「法律猿人」,為政治服務五體投地,視正義、公平為兒童式的道德,根本不適用於爾虞我詐的成人世界。

Better late than never.」知識分子的冷漠間接助長擅權者的胡作非為。學而優則仕,但仕而優則不學,視知識分子的諍言為書生之見,不知自己已面目全非。

民意代表在議會及媒體上義正辭嚴、唱作俱佳,越來越像職業演員,下班以後,看似劍拔弩張、水火不容的敵對議員,卻會一起花天酒地,凡此種種不過是演給選民觀看的一場鬧劇。

「流水深處坦,博學音不昂」(西夏諺語),一知半解常比無知更會鑄成大錯。不學有術者一旦當權,乃災難之始,只有九品官的能耐卻出任一品大員的職位。其結果不言而喻。

不論人是非,只看花開落。「法律是遠離激情的理性。」(亞理斯多德名言),創造風格,建立典範。「沒有更好,不要改變。」(美國諺語),選前夢相隨,選後淚相垂。

亞細亞的孤兒+國際棄嬰,台灣已成「化外」之地,醉生夢死的島民何時才能覺醒?◎

 

 

 

周先生這篇來文對台灣的怪亂之象,頗多感時憂世的悲憤之言,很能道出台灣社會不少人的心境。但我們覺得文中透露的意味不免消極了些,故願以魯迅先生在1934年國事蜩螗、民不堪命之際寫的《無題》一詩相贈:

萬家墨面沒蒿萊,敢有歌吟動地哀

心事浩茫連廣宇,於無聲處聽驚雷

嚴寒之後,往往是春雷初動的驚蟄。我們期望周先生以及與周先生有同樣感觸的人,能與全世界追求社會正義的慷慨之士,共同化為穿破罩頂烏雲、蕭瑟寒風的聲聲驚雷,鼓之以雷霆,奮之以風雨,共創一個萬民齊歡,歌遏行雲的新時代,以體現生命的真正價值。【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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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期:我們不要一個警察世界(上)【老石】

28期:毛澤東對西方文化政治的影響【ANDREW ROSS】(鄭洛譯)

 

毛澤東對西方文化政治的影響

 MAO ZEDONG’S IMPACT ON CULTURAL
POLITICS IN THE WEST

 

著■ANDREW ROSS(美國紐約大學美國研究教授)∕譯■鄭洛∕校譯■吳一慶

 

 

摘要

在中國,人們對於毛澤東遺產的保存和記憶是帶有選擇性的,尤其是對「晚年的毛澤東」——他被官方定性為「錯誤地」發動了文化大革命。在西方,我們記得毛的思想對冷戰時期左派和1968年這一代人令人激動的衝擊,但是我們很少理解其對1970年代以來文化政治格局的影響。70年代以來西方左右翼之間的文化鬥爭(Cultural Wars)開展得轟轟烈烈,有著一系列引人注目的運動和事件。本文將通過考察歷史的案例,嘗試描繪毛澤東對教育改革、文化和社區的社會運動以及立法變遷的潛在影響。毛的教誨,如自我批評、青年造反、提高覺悟,在西方有著比中國更長久且深遠的發展。目前仍在進行的一系列左派辯論,諸如提倡文化正義還是社會正義更為優先的問題,其實亦帶有毛澤東思想的色彩。本文的結論是毛澤東思想的輸出,無論在文化大革命中還是在文化戰爭中,對於我們如何全面理解文化與政治的關係的變化有著重大貢獻。

 

在中國大陸,每過10年,在偉大舵手誕辰紀念日都會爆發一陣毛澤東熱。中國領導人舉辦紀念活動蘊釀出毛澤東熱,然後又小心翼翼加以控制防範,以防其擴展太大而不可收拾。1993年,民眾藉慶祝毛澤東百年誕辰大肆購買印有毛澤東肖像的消費品,包括打火機、錶面以及鑰匙圈。有些商品具有公開嘲諷的意味。毛的肖像充斥世俗的劣品市場,瓦解了其偉大人格對一般民眾的魅力。權延赤寫的暢銷書,書名就是「走下神壇」的毛澤東。那些在毛時代長大的人們正面臨令人迷惑的社會變遷,毛的百年誕辰則是他們表達對五十年代社會和諧與國家穩定的懷念的大好機會。重溫新生社會主義國家的榮光(或對長輩而言,社會解放本身的艱辛過程),讓人可以略過毛晚年熱衷於糾正錯誤的運動這一棘手問題。

 

不研究文化大革命

就不可能正確對待中國革命歷史

儘管時間一晃已十來年,但如何認識晚年毛澤東仍是一個極富於爭議的問題。比如,對於文化大革命(官方定性為主席的「錯誤」)的獨立研究仍舊或多或少屬於政治禁區。毫無疑問的是,這有助於讓人們把眼光望向未來,把心思放在照耀中國前程、如氣球般日益增大的GDP統計數字。但這一道禁令對於國民心理有很不利的影響。只要這個議題被視為禁忌,中國就不可能正確對待其革命歷史,亦或是現代化。下鄉知青(被送到農村接受農民再教育的知識市民和紅衛兵學生)用誇張的修辭語言要求討回他們的青春——或要求從年齡中「扣除十歲」是一回事,而把整個十年從中國人民的歷史中刪去則是完全另外一回事。

2003/2004年冬,毛澤東一百一十周年誕辰紀念有了似乎更富於人情味的焦點。一大批傳記與電視紀錄片將毛澤東描繪為家中凡人或是內心充滿掙扎的領袖(至少在官方看來,毛僅有七分正確,毛對史達林的評價是七分功三分過,中國目前的統治者為了方便也依樣畫葫蘆,把毛的功過三七開)。一首饒舌歌(rap songs)的作者試圖把毛澤東的教誨傳達給年輕人。在今天胡亂盲目消費文化氛圍下,這是一項很困難的工作,特別是因為這首歌提倡毛的「兩要」,原意是要保持「謙虛謹慎,艱苦奮鬥」。中共中央黨史出版社出版了四卷本的以毛澤東思想為基礎的企業管理和商戰教程,這充分體現了商業文化在中共黨內的普遍影響。這套書吸取了毛在哲學,政治,軍事策略上的著作思想,為如何管理商業專案,簽訂協約,調動員工積極性和扶持新公司獻策獻計。

另一方面,胡錦濤上台後,實行稍加重視人民利益的政策,普遍認為當前領導階層之所以熱衷於紀念毛澤東的誕辰,是胡錦濤有意藉此更加顯示他有別於前任的主席江澤民。一些沒有變節的毛主義者則趁此大好時機要求將毛澤東誕辰定為國家紀念日。他們所建立的」毛澤東旗幟」網站(http://www.maoflag.net)吸引了眾多的人流,公開宣稱「高高舉起毛澤東這面偉大旗幟,為建設一個真正獨立、安全、統一、民主、文明、富強的社會主義中國而盡自己一份力量」。 我休假到中國待的一年期間,平常幾乎看不到毛澤東的信息,卻在網路上突然爆發出如此超乎常態的熱烈關注。

200312月末,我受邀在武漢召開的毛澤東紀念會上演講。武漢是毛73歲時暢遊長江之地,毛在這裡有一處居所。當時,我對於中國年輕一代對文革的瞭解之少而感到震動,當然,我對此並不覺得非常吃驚。聽眾中有些是來自武漢地區高校的研究生,當我問及武漢720事件(這次造反派與當權派的衝突對文化大革命的走向起了重大影響)的時候,他們坦承對於此事毫無所知。毫無疑問,官方阻攔人民對於那騷動年代的記憶應對青年人的知識缺口付大部分責任,但中國當前的政治與社會氣氛亦無助於歷史記憶的復原和充實。

 

「毛澤東思想」為何在文革後

仍深深影響 西方學術文化界?

今日,民眾支持中國的現代化政策與文革領袖們斥為「經濟主義」的物質欲望和需求密切相關。這個官方名為「小康社會」的目標之能廣被接受,靠的是社會主義不必等同於匱乏與貧窮的想法。這種想法與當年激勵學生成立紅衛兵把地方黨幹部趕下臺和效法他們的工人造反組織的政治精神,有天壤之別。由經濟主義驅動的社會與由政治掛帥的社會,其間的差異可概括在鄧小平於1978年給中國人民提出的「新政」;你可以有經濟自由,但任何其他形式的自由則免談。今天政府最熱衷的工作便是定期發佈外國直接投資或是貿易數額的增長,這就使毛澤東下令造反的浪漫詩情不能不激發一些青年人的心靈。

青年人激發的熱情將把中國未來導向何方?這不是本文所要討論的問題。自1989年天安門事件之後,中國的統治者花了很大力氣儘量削弱學生與工人之間的聯繫。這種聯繫對於現有的統治格局具有潛在的威脅。我也不想效西方的左翼東方主義者們(Orientalists)之所為,令人厭煩地為浪漫理想化的共產主義消逝而感傷不已。相反,我將集中討論毛澤東思想的輸出,特別是毛思想對西方社會思潮與教育的影響。因為「毛主義」一辭包含了至少跨越三個不同歷史時代的政策與傾向——延安時代的具有鋼鐵般紀律的共產黨先鋒隊,國家社會主義的英雄時代,與文化大革命運動時期——在此我不能一一闡述每一時期毛對西方的影響。我將著重討論毛澤東的思想創新對廣義的文化政治的影響。

儘管「毛澤東思想」在中國仍是大學必修課程,但大部分毛所提倡的政治、經濟、文化政策在今天的中國是無法想像的。今天中國的發展方向,與50-60年代毛主義鼎盛時期所堅持的共產主義信仰、獨立自主發展經濟、蔑視市場力量截然相反。在西方,我們亦鮮少知道毛思想對於我們政治文化的影響。

十多年前,在我經手主編的一套叢書中,一位在美國大學教書的華裔影視學者周蕾(Rey Chow)提出了一個令人深思的批評觀點。她指出,在全世界,文革至今只有在美國文學與文化批評界中生機勃勃。文革中周蕾女士在香港長大,曾親眼見到屍體不時從中國內陸飄浮至珠江口。她很難以理解在美國學院批評家中竟然存在文革紅衛兵式的思想習慣和方式。這些包括對一切西方事物未經思考即反射式的懷疑,道德指控的本能,以及堅信唯有受害者才能說真話。(註一)我仔細思考了這些問題,覺得周蕾的批評或許是有道理的,但未見得是因為她所引用的那些理由。中國的文化大革命之所以在西方人文學術界受到歡迎,原因並不只是因為西方學者對於文革真實面貌的無知。下面我將說明原因。

沒有人會否認西方當年所接觸到的毛澤東思想是以高度理想化的面貌出現的。事實上,我們所理解的毛主義與中國所經驗到的不斷變化的毛主義有著非常大的不同,尤其在農村集體化運動、大躍進與文革方面。因此,瞭解接受毛主義的時代背景和歷史條件有時比瞭解其主義體系本身的說服力和邏輯性更來得重要。在19501960年代的西方社會,頗不乏理由認為,只要駕御得法,這陣東風可成為一股掃除資本主義社會結構性腐敗的偉大力量。在某種程度上,他們賦予新中國的活力僅僅是馬克思有關「亞細亞生產方式」概念的反面。在這一概念的想像中,一個死氣沉沉、生產力低下的「亞細亞社會」從俄羅斯東岸一直延伸到阿拉伯海的封建體制。現有的歷史研究證據表明,一直到19世紀,中國繁榮昌盛,城市化和技術水準都很高,這很難不讓人下結論說,所謂靜止的「亞細亞生產方式」其實是馬克思主義所有基本概念中最富有歐洲中心主義色彩(Eurocentric)、最可笑的一個。馬克思認為亞細亞生產方式長年昏睡不醒,西方的中國專家則認為,中國經毛澤東「喚醒」後,生機勃發,無可限量,兩者所見截然不同,其實只是同一種東方主義(Orientalism 思維相反的表述方式而已。

儘管如此,要不是在1960年代末的文革進程中一波方平一波又起,反復循環地發生造反和鎮壓的派系鬥爭,讓西方那些真想追隨毛澤東路線的人摸不清實際情況,毛獨特新穎的思想對他們的吸引力,本應該快速退潮了。

把毛的吸引力濃縮於年輕一代人所喜聞樂見的媒體意象中則要相對容易得多。在貝托魯其(Bertolucci)〈譯按:義大利著名導演,有「末代皇帝」等作品 〉最近導演了一部 「夢想者」(The Dreamers),用苦中帶樂的方式讚頌19685月的反叛運動,電影裡的一位主角說毛澤東是一個把中國當作大舞臺來上演一齣波瀾壯闊的歷史劇的天才導演。哇!導演讓我們自己來判斷這部電影究竟是他對這位主角的天真幼稚所發的嚴峻評論,還是反映1968年西方社會氛圍的令人亢奮的樣本。

不論如何,貝托魯奇的回顧反思情緒在今日相當普遍。今天大家通常認為,西方青年對毛澤東、格瓦拉以及胡志明之類的第三世界領袖偶像的著迷只是一時的喜好罷了,與第一代崇拜搖滾明星的人同調。那麼,在毛澤東熱的最高潮過去了30年之後,像周蕾所說的毛澤東的精神仍主導西方文學與文化批評家的心理,這又究竟為何呢?這難道僅僅是塞義德(Edward Said)所稱的「理論旅行」(traveling theory)〈即一些思想在某個特定的歷史環境中發芽成長,但隨著時間的流逝,卻在另一個新環境中獲得了完全不同的意義〉的另一個例子嗎?或者,我們能從過去幾十年來對政治和文化的關係的認知中,學到一些更經久的教訓?

 

「毛澤東思想」

影響西方人文學術界的歷史背景

讓我們先來回顧一下歷史背景。1960年代初,毛澤東與莫斯科決裂,大略反映了他逐漸把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這在世界的許多地方受到讚揚,認為這是把共產主義理想從史達林體制死氣沈沉的官僚統治中拯救出來的大好機會。毛澤東愛走基層民眾路線,熱衷發動民眾繼續革命,亦被視為明顯不同於蘇聯依賴由科技精英指導的都市工業化道路。毛澤東會對中國共產黨的同志們說「我是中國土產的哲學家,你們都是外國哲學家」,尤其對莫斯科妄自尊大自以為在馬克思列寧主義發展上的各方面都是權威,更會這麼說。他的這種思想傾向深獲西方那些反對其自身社會由好戰的的專家官僚嚴密管控的人們歡迎。同時,毛強調自力更生,力主區域平衡發展,提倡來自農民生活中的「有機專家 organic
experts
)」,這與當時新興獨立的第三世界國家力圖不僅擺脫舊有的殖民霸權,也要破除冷戰架構下美蘇主控的體制,正相合拍。毛主義對第三世界左派的影響最為持久。但是,對西方工業社會那些正尋找取代冷戰的生死鬥爭的異議者,中國社會主義的另類發展模式與他們自己另擇發展道路的追求不謀而合。

在西方,毛澤東反蘇聯的形象日益受歡迎,這主要是因為他終身信奉矛盾。外國人以為毛想固守田園式的社會,其實不然,他從未停止鼓勵發展斯達漢諾夫式(Stakhanovite)生產力與快速工業化(他疾呼:我們必須兩條腿走路)。他也從未忽視那些通商口岸(例如上海),但卻同時力促其他內陸地區的城市化以共享發展的利益。他虔信農村大眾的革命潛能,同時又堅持列寧主義的政黨中央集權。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正是在他偏離自身信念,與黨的官僚體制對抗而激發文化大革命之時,樹立了在異國的偶像地位。

逸離蘇聯的經濟模式使毛澤東贏得外國人士的讚美,幾年後他轉而關注文化則真正點亮了全世界的燈塔。1949年中國戰勝封建主義與帝國主義,1950年代將資本主義企業國有化,深刻改變了中國的經濟基礎結構。但毛堅持認為經濟變革是遠遠不夠的。舊體制的思想殘餘仍存在社會的許多部門——被剝奪的地主、資本家,小農、買辦、流氓、官僚、教師及從民國遺留下來的職員和專業人士。毛認為最大的威脅來自於「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他們許多人在政府,工業界和其他國家機關佔居高位。總而言之,中國的大多數人仍舊傾向依照革命前的舊意識形態與思想方式來打造新中國。所以,決定中國革命方向的殊死戰可能會發生在意識形態領域內,將在那些對下一代人的成長具有影響力的人們中展開。

從理論上說,這場鬥爭可以有許多戰鬥方式,毛澤東選擇了特別震動人心、激起年輕人熱情的途徑——炮打司令部!他宣稱,真正的進步必須以公開的批評作為條件,必須打倒和取代那些佔據黨內、教育界及文化界高位、對年輕人施行反動教育的那些人。我們今天回頭來看,當時這些學生——當中許多僅是中學的青春少女——接受毛的指示的熱情是相當驚人的。在一個盲目服從老師的文化中,質疑師長的權威、甚至對其施予體罰,這大大的違反了原有的社會習俗。相形之下,同時期西方年輕人的激進主義則是比較謹慎的(儘管有許多令人驚異的新形式),因為他們大可從波西米亞式(Bohemian)的異議傳統汲取經驗。

 

「毛澤東思想」對西方的重要影響

儘管如此,文革的範例給了西方學生將目光轉向學校權威與課程設置的額外理由(當然這不是唯一的理由)。炮打司令部以及課程的政治化成為大學校園運動的日程,結果是鼓舞了一連串延續至今的改革浪潮。同時,毛澤東的文化革命概念的理論內涵和新興的西方馬克思主義的影響亦相輔相成,最明顯者如法蘭克福學派的教誨。毛批評蘇維埃經濟模式的目的雖與西方激進思界不同,但亦獲得那些長期質疑正統馬克思主義的機械經濟決定論的思想家的回應。有些西方馬克思主義者超越傳統的經濟基礎——上層建築的僵硬決定論,發展出對權力與抵抗更縝密更複雜的分析,毛澤東強調文化的重要性,與他們有如同聲相應。儘管發生的理由和背景全然不同,在西方激進學界,文化與媒體機構——即阿爾都塞(Althusser)著名的意識形態國家機器(Ideological State Apparatuses),成為爭論與衝突的目標。

對毛而言,轉向文化完全是策略性的手段。面對走資派暗地助長資本主義復辟,發動文化大革命保衛中國共產黨取得政權後的革命果實是完全必要的。人們期待立竿見影的成果,經此形成新型的社會主義品格、社會習俗以及日常生活作風。至於在西方,向文化的轉向則處於完全不同的歷史環境。它召喚對抗那些確保民眾同意社會和國家中的掌權者統治的機構。在中國,毛主義的運動由超越國家權力的最高魅力型領袖所發動,對國家和官僚政治的堅固堡壘發起攻擊。西方青年爆發的異議運動則是由一群將接掌國家權力卻不屑於社會既定工作的年輕人所促成。這兩種環境上的差異或許可以部分地幫助我們理解文化政治後來在中國以及在西方所展現出來的差異。

除了對權威的攻擊之外,毛澤東思想的許多方面在西方也受到廣泛歡迎。例如「自我批評」就成為白人對自身特權的反省,進而快速擴大引用至個人對自身階級、性別與性向特權身分的反省。這甚至成為一種慣例,演說者在演說前先為自身可能因此種身分特權而受到限制的觀點而致歉。漸漸地,自我批評成為大眾心理療法與自助(self-help)當中重要的懺悔儀式,由此可見其已深入主流生活。同樣,文革對青年運動的注重,亦與所謂的嬰兒潮一代(baby boomers,即二戰後出生的一代)的代際政治(generational politics)產生共鳴。對年輕人而言,反叛成為一種「權利」。雖然它今日可能在對商業品牌的選擇中更為重要,但這一潮流仍很有生命力,也再次證明其對主流的影響力。在中國農村推動的「憶苦思甜」運動中所常用的提高覺悟方式,對第二波女權運動(second-wave feminism)有重大的影響力,從此其影響亦擴展到其他社會運動。而成為提升弱勢階級自尊的有效方法。總之,這些以及其他毛思想的原則在西方有著比在中國更長久與更有成效的發展。

至於毛澤東本人,你可以從他身上幾種不同的引人之處選擇。對西方知識份子而言,毛吸引人之處在他應付時事的善於謀劃。毛制訂策略的原則不是直接引用馬克思主義的經典,生搬硬套到所有事物上。這是一套富有創造性的策略原則,目的是打敗相繼而至的不同敵人(殖民主義者、蔣介石國民黨、日本佔領軍、蘇聯霸權以及中國共產黨內的走資派),這套原則出自一位從戰場上獲得軍事戰略家聲譽的詩人、哲學家。對中國作家與藝術家而言,亦正是毛的實踐精神部分地防止了把毛式美學完全變成「為人民服務」的僵硬教條。這種情形,在毛著名的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被奉為國家文化政策之後,尤其在他的妻子江青積極推廣樣板藝術形式(如樣板戲)之時,是很有可能發生的。

對外人來說(甚至對很多中國人自己來說),如何理解此類實踐的具體中國環境不是一件那麼容易的事情。鮮有人可以完全瞭解「兩條路線的鬥爭」的複雜性,這是毛主義的政治核心,也是理解路線變化的關鍵。「兩條路線的鬥爭」這個辭通常被毛用來描繪黨內階級鬥爭的表現,亦即走社會主義道路者與走資本主義道路者的持久鬥爭。由於長期受到辨證法的影響,毛澤東的理論常常被刻意拿來解釋或強調表面上的二元對立或矛盾。

以早期的延安時代為例,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區分了解放區與國統區的文化政策。這主要是是一個策略上的區分,而非提供給士紳文人「為人民與革命服務」的普遍指導方針(後來魯迅評論道,「為革命服務的作家就像是一個人兩腳踩在兩隻船上」,即一隻是「革命」,一隻是「文學」(註二)。更較為人知的例子是毛澤東的矛盾論,最早(1930年代末)是為了適應黨內政策由國共對抗轉向國共合作抗日。在1956年的赫魯雪夫報告之後,這個理論出於對蘇聯的敵意升高,又重新解釋,最後導致中蘇分裂。從1957年的反右運動開始(此運動打擊了「百花齊放」中「背叛」毛的知識份子),乃至到文革之末,這一理論都用來證明發動全國運動以解決「人民內部矛盾」是正確的。因此辨證唯物法的核心論述——毛總結為「一分為二」——越來越只用來區分忠誠的人與走資本主義復辟道路的人。

 

西方左派對待毛主義的態度各有不同

除了一些宗派團體戮力理解並捍衛毛式教義內涵的每一次變動外,大部分西方的詮釋者比較喜歡根據自身的需要來靈活理解和闡述毛澤東思想。西方對待毛主義的態度也並不一致。例如在我出生並成長的英國,托洛斯基主義在學生與工人的政治先鋒中有更大的影響力。在法國,廣大的左翼深受毛主義的影響,一些組織例如「革命萬歲」(Vive la Revolution)和「無產階級左派」(Gauche Proletarienne),其宗旨則是典型的反對任何威權、反對官僚,其實或許與中國事務全然無關。從根本而言,盧梭、普魯東和索列爾(Georges Sorel)(註三)的思想遺產決定了法國對毛思想的接受方式。

與此相反的是,美國的一些毛派團體例如激進勞工黨 Progressive
Labor Party
),革命共產黨(
Revolutionary Communist Party
)以及馬列共產黨(Communist Party ML))則相當強調道德和等級。他們的組織基本上是列寧主義式的,他們的爭論往往反映或折射出中國的政治派別鬥爭。法國的毛派較受無政府主義與自由主義傳統影響,因而接受文化激進主義。美國的毛派則常常與處於萌芽期的社會和文化運動相左——如反主流文化運動 counterculture)、女權主義、同性戀運動、與種族分離主義等等。美國毛派人士往往向他們所認為的無產階級的文化保守主義看齊,所以他們的服飾打扮、行為方式和宣傳模式皆與此一致。對毛主義的許多更富創見的解釋其實主要來自少數族群的民族主義者,例如黑豹黨(the Black Panther)以及亞裔、拉美裔以及印地安原住民。在「內部殖民地」(internal colonialism)理論的指導之下,他們認為黑色,黃色和紅色美國人實質上是不發達殖民地的居民,與第三世界人民相似。他們選擇性的運用和發展毛澤東思想,例如自力更生,「為人民服務」,文化建設,以及對抗行動等等。

 

毛主義對美國教育、學術、文化與社會運動的影響

在美國,這些民族主義團體有著明顯的分散化和以社區為組織基礎的傾向。這意味著新毛主義為人民服務的觀點已滲透到社會之中,已被本土化,不再只是精英知識份子或先鋒隊專有的。這樣的思想擴散,其影響比中產階級出身的幹部到工廠當組織者,更為深遠,尤其那些工廠組織者往往如同中國文革中下鄉或去工廠的城市知青對其努力感到挫折。在美國這一實踐主要為大學生民主社會協會(Students for a Democratic Society)(註四)學生所採納。正如在中國,其中一個最主要的目標是為了打破腦力勞動與體力勞動的區分。但在美國,這個理論在經濟快速變遷的汪洋大海中擱淺。1970年代早期,發達西方社會進入了一個走向後工業生產形式的長時期結構調整時期。製造業生產逐步下降,非物質形態的附加價值勞動則越益重要。因此,傳統的工人自我認同受到侵蝕,無法再宣稱自身為邁向更美好社會的發動機。中國要到1990年代「鐵飯碗」被打破之後,類似的情況才發生。但在中國,工人群體及其利益對國家政策有相對比較強勁的影響力。

在教育領域則是另一番情況。大多因為文革中斷了一整代人的教育與學習,毛被認為是反教育,就像他現在被認為反知識份子一樣。這兩種看法都不準確。文革開始後兩年,大學重新開放,教育制度的變革開始了,一切都在變化,從學校管理到教科書、課程準備,以及招收工人農民入學等等。總而言之,這些變革是在實踐中進行的,而非僅是受抽象理論的指導。在西方,儘管沒有建立起工人大學,但中等和高等教育的改革致力於使課程與教學方法盡可能的大眾化,更可理解,更實際,更符合社會弱勢群體的需求。毛的教育思想與杜威和Paolo Freire(註五)是同條共貫的。

更重要的是整個一代的左翼運動積極分子進入大學教職的行列。和那些進入工廠的幹部相比,更多學生運動的積極分子進入了專業工作的行列,選擇1970年代初期稱為「體制內長征」(the long march through the institutions)的道路。他們下決心進入「上層建築的專業工作」——例如教育、法律和藝術等那些對於重塑國家和民族文化最為重要的領域。

正是在這些人文學科領域——尤其是在其中最精英的地方——新毛澤東主義的脈搏持續跳動逾三十年,在文革熱潮早已退去之後依然不衰。在這個圈子內,法國知識份子諸如薩特(Sartre)、阿爾都塞( Althusser)、羅蘭.巴特(Barthes)和傅科(Foucault)等享有巨大影響。這些思想家的思想成長曾深受毛主義的影響。他們的思想對美國的文化批評界有著深遠的影響。當年在美國,許多人把法式的毛主義口號和教誨視為神聖律令。回顧起來,這種現象在今日已難以令人置信。

與此同時,新毛澤東主義的影響逐漸滲入社區生活,開始以代表大眾要求文化認同的面目出現,涵括種族、族群、女權主義、同性戀及環境保護運動等各方面。這些社會運動各有各的訴求,但又互相聯繫,可謂是百花齊怒放。這些運動對立法的影響並非立竿見影,而通常須歷經數十年的司法訴訟。但它們在教育界的變革卻有著直接的影響。文化批評家以及歷史學者站在鬥爭的前線,努力修改各類教科書,提倡新的文化認同觀念。最終結果是大大翻修了構成國家文化核心的半官方準則。在多元文化論者大幅改寫了歷史書籍中的白人男性精英觀點後,一些新興的批評學派,如酷兒批評(queer criticism)、生態批評與後殖民批評等等,也加入戰鬥陣容。教科書為了跟上不斷更新的的認同典範而一次又一次的修改。這個過程遠遠沒有結束,在某些未顯示的方面,已體現毛澤東思想中「不斷革命」論的精神。就如同我先前舉過的西方的大部分例子,影響它們發展的有幾種思想,毛主義只是其中的一系,但我要說的是,毛主義的重要性卻一直受到忽視。就最低限度而言,這些批評家的主將自認為他們所作的這些「上層建築」的改革是激進的、甚至革命性的,本質上,這就有著很明顯的新毛澤東主義熱情的痕跡。

 

美國新保守派

發動「文化戰爭」攻擊進步思潮

並不是每個人都將這些變化視為進步的,事實上,有些人將此視為破壞力量,聯想起文化大革命中的的黑暗面。這樣的反挫不只來自右翼,也來自左翼。自1980年代晚期開始,美國新保守主義者發動了所謂的「文化戰爭」(Culture Wars),直至90年代中期,左右翼在文化問題上的爭端吸引了全國極大的政治關注。在有關國民道德的辯論中,美國的「文化戰爭」為其他國家的保守主義者們提供了一個可效法的模式。爭論最初係針對學校該教授何種教科書,但很快地擴展到社會和文化生活的每個角落,挑起對「少數族裔優待計畫」(affirmative action)、性騷擾、同性戀權利以及各種工作場所歧視的爭辯。這樣,衝突從通常處於非政府領域的文化政治問題,逐漸擴展到我稱之為文化正義(Cultural Justice)的範圍。在這些方面,爭取承認公民權的鬥爭需要有國家行動的介入。

因為左翼文化改革者對主流歷史觀念的修正方便煽情報紙的炒作,因此改革者粗糙的漫畫式形象在媒體中廣為流傳。新保守派分子將 「政治正確」(political correctness 重新定義的策略奏效〈編按:美國多元文化運動主張尊重多民族的語言文化,反對西方白人男性中心,要求不得使用歧視婦女、有色人種的措辭,謂之「政治正確」,但保守派刻意扭曲其意旨,攻擊「政治正確」論有違言論自由,具極權思想,更把「政治正確」搞成譏嘲的貶詞〉。連某些左派人士也發言反對保守派所說的「政治正確」。他們大部分是某一代的白人男性,認為自己過去左派主將的身分被剝奪或取代。就像保守派的文化戰將一樣,他們始終懷戀著從前的年代——在那個時代,政治目標清楚,而群眾基礎亦大致穩定〈這其實大部分不實在〉。這些左翼老將斥責今日年輕人僅有短視的政治熱情。在他們寫的某些逸聞掌故中,要求改革的學生被形容成像當今的紅衛兵,懷著自以為正確的狂熱,激動地追擊犯了政治不正確的罪孽的倒楣老師。

如果我們能撇開這些是是非非暫且不論,這中間的確有非常嚴肅的問題值得左派深思。對文化改革的熱情是否真的分散了本來可以用來變革社會和經濟不平等的精力?或者說,文化變革是否是社會經濟變革的必要條件?那些持否定意見的人士認為,由於「上層建築」的變革並不紮根於經濟基礎之土壤,因而不足以改變廣大無產階級的生存狀態。此外,他們認為文化更多的是導致人們的分裂而非導向團結。另一陣營的擁護者則堅持認為社會與文化認同是在收入、醫療、教育、自由結社、宗教自由、住房與工作上獲得平等機會的條件。從這一觀點出發,文化自尊是言論、集會與社會良心自由等基本人權的必要補充。許多人認為獲得社會承認的權利與獲得社會薪資幾乎同等重要。

 

文革的目的在創造「社會主義新人」

無論你我的立場為何(我傾向後者——雖然我認為不可能,至少也是浪費時間,去區分這些政治的差異),整場辯論都可得見毛主義的味道。在完全不同的環境下,中國的文革批評者也做出類似的批評——文化不能當飯吃,而文革的擁護者則堅持革命不能被貶低到追求增加薪資或物質利益的經濟主義。有人回顧文革甚至還認為文革走得不夠遠,認為毛澤東過早的收住了革命風暴的韁繩(這一觀點對現在的某些讀者來說可能無法理解,因為許多人在文革派系鬥爭中喪生)。儘管在文革中毛將中國的知識份子作為打擊對象,但作家與文化批評家在事件的進展中仍扮演了極為重要的角色。雖然西方的知識份子在文化戰爭中不至於像中國知識份子那樣有生命危險,但文化工作者與管理者亦嘗到第一線的痛苦、甚至殘酷的反控。

這些日子來,已慣於把保守派運用文化戰爭的策略看成右派如何挪用左派政治策略的一個例證。換言之,新右派把握了葛蘭西有關文化霸權(hegemony)理論的精義,掌握主動權,奪回失去的陣地。在這種情況下,右派的文化戰將實則是真正的毛派,他們是政治上的功利主義者,狡猾的利用文化議題以達到自身利益。畢竟,難道毛澤東不正是利用文化來發動一場不久即失控的整風運動,以重新奪回黨中央的至高無上的權力?

這一說法乍看似有說服力,然其分析的論證依據是假設毛澤東將文化視為工具,即毛將文化視為權力遊戲的載體。對那些念念不忘文革褻瀆文物和機構與迫害妨礙文革的文化工作者的人們而言,看不出毛澤東對文化的觀點與納粹主義有何不同。但是,文革所指稱的「文化」主要並不是指書本或藝術家,它與改造人的主體性更有關聯。培育新的社會人格和心態的努力取決於是否能徹底清除自身內部的資產階級思想。在這方面,毛的先輩是如葛蘭西這樣的思想家。葛蘭西提出社會主義的目標是創造「新人」。與毛同時代的格瓦拉也提出類似的「社會主義新人」的概念。

 

西方可以充分運用毛主義的遺產

如果正如本文所力圖證明的那樣,西方左翼文化政治的道路的確受毛主義宏偉的抱負影響,它卻只能在一個備受限制的環境下始終謹慎將事。但令人可喜的是,整個社會變革和改造規劃的精神不僅保留下來,更延伸到清除資產階級思想以外的新領域,如廢除家長父權和異性戀霸權,以及白人中心主義等等。除了那些由基督教原旨教義派所驅動的人(那種也許才是最純潔的認同政治形式), 右派的文化鬥士並沒有可堪與毛主義比擬的藍圖,他們最主要是受反動的精神驅動。

我之所以提出前述的觀點,並不是說我們可以或應該把西方文化戰爭的環境和中國的文革直接加以比較。這種比較是毫無意義的。但是,中國的文革對西方的文化政治的確有著實質性的影響,可悲的是這種影響常常被忽視不見。全面研究理解文革對中國的學者有極大的價值,對於中國學者來說,文革年代還是一個禁區,有待來日檔案解密之後,才能充分探究。

這樣看來,思考中國的文革如何進入世界思潮,改變我們對文化事務的社會政治意義的思考,這遠比將其視為中國共產黨的黨內爭執來得有意義多了。從某種意義上說,文革對世界政治文化情勢的影響以地下潛行的方式持續著,儘管在其原誕生地中國,它的聲音已相當微弱。今日中國的官方觀點認為有關文化政治的爭辯已不再重要(特別是在1980年代的「文化熱」消退之後)。大體而言,文革被中國主流話語視為純粹是一個對外封閉的國家內部的產物,當今的全球化之風早把它吹得無影無蹤。今天的中國知識份子很可能難以理解西方對文化政治的熱烈辯論竟然會與毛澤東有關。但是在中國成為西方衣櫃中衣物的主要出口商之前,毛澤東主義就已經先出口到世界人們的心靈衣櫃。相較於中國的武漢,今日在西方我們卻擁有更多空間可能充分運用毛主義的遺產。◎

 

註一:Rey Chow, Writing Diaspora: Tactices of Intervention in
Contemporary Cultural Studies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3
.

註二:魯迅的原文是,「有些『革命文學者』的本身裡,還藏著容易犯到的病根。『革命』和『文學』,若繼若續,好像兩隻靠近的船,一隻是『革命』,一隻是『文學』,而作者的每一隻腳就站在每一隻船上面。當環境較好的時候,作者就在革命這一隻船上踏得重一點,分明是革命者,待到革命一被壓迫,則在文學的船上踏得重一點,他變了不過是文學家了」(見《上海文藝之一瞥》),校譯者注。

註三:Georges Sorel 1847-1922),法國社會理論家,主張工團主義、無政府主義、和暴力哲學,校譯者注。

註四:Students for a Democratic Society SDS),60年代末70年代初美國新左派運動和民權運動中最重要的左翼學生團體,校譯者注。

註五:Paolo Freire 1921-1997),巴西教育思想家和社會實踐家,其「被壓迫者的教育學」(Pedagogy of the Oppressed)一書對西方新左翼運動有很大影響,校譯者注。

 

譯自:《Cultural Politics2005年第一卷第一期

28期:《中國與社會主義》出版前言【鄭國棟譯】

本刊已取得美國《每月評論》社授權出版《中國與社會主義》中譯本,在全面修訂譯文後,近期將連同評論文章一起出版。【編者】

 

 

《中國與社會主義》出版前言

著■Harry Magdoff
& John Bellamy Foster
∕譯■鄭國棟

 

 

當今並不乏論述毛澤東過世後中國市場改革的書籍。然而,這本由馬丁.哈特-蘭茲柏格〈Martin Hart-Landsberg〉與保羅.柏克特〈Paul Burkett〉所撰寫的研究有其獨特之處,這本書紮實地根據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一個主要的後革命社會(post-revolutionary society),是怎麼從社會主義轉向資本主義經濟的。此外,目前中國的轉型說明了何以資本主義依其本質在經濟增長的過程中會產生貧困、不平等和生態的破壞。

 

建成社會主義須經過漫長艱辛的歷程

社會主義不可能在一夕之間創造出來。要建立社會主義的政治、人與經濟的基礎需要長期的過渡階段。如果我們要從過去的經驗受教,就得對後革命社會的成敗得失加以冷靜嚴格的批判分析。階級權力的轉移可造成真正的差異,這點現在應該是很明確了。這在建立一個新社會體系的早期階段已顯示出來:消除饑餓、創造充分就業、提高識字率、實施全民教育與全民健康醫療,並擺脫了帝國主義的支配。這些朝向社會主義的步驟行之不易。更有甚者,暗藏的陷阱可能會妨礙乃至改變更進步、更往前進的徹底變革的方向。

過渡到充分發展的社會主義必須走過一條漫長崎嶇、佈滿陷阱與矛盾的道路。要完成下列任務需要時間:(a)把現有的生產力轉化成由工人與農民控管的企業,(b)為滿足所有人口的基本需求而創造新的生產力,(c)建立適應於協調合作的社會的法律—政治—文化的上層建築。這些都沒什麼捷徑可抄。也沒有辦法設計出適用於每個國家並預見歷史進程中每個曲折變化的萬用妙方。必須給嘗試錯誤的過程留下餘地,意即讓群眾知情並參與其事,包括賦予群眾權力以罷免行政官員,糾正錯誤。

社會主義的遠景包含一個沒有等級差別的平等社會,這個社會力求改善生活水平與生活品質,優先考慮最貧窮、最受岐視與無權力者的利益。因此,中國在革命後的約30年中,主要的趨勢就是傾注資源,努力達到平等,並滿足人民的基本需求,特別是那些被壓迫者的需求。到了1970年代末(大約涵蓋了革命黨掌權後的前三十年),中國已成了高度平等的社會,就收入分配與滿足基本需求而論,可說是全球最平等的社會。然而,此後從事實到理論都發生了令人震驚的轉向。黨政領導人鼓勵經由國內與國外投資大肆發展私有產業,宣稱要轉向所謂的市場社會主義,主導的意識形態來了個U字型的大轉彎。據稱,市場社會主義會讓物質的生產快速增長,增長的財富必然會向下涓涓滴漏,惠及社會的所有部門。

 

中國走向資本主義道路

造成巨大的社會不平等

中國的新路線確實造成生產與國民總收入極度的快速增加。然而,創造出來的財富並未惠及多少人。結果,出現了一個非常富有的上等階層與一個生活舒適的中等階級,至於其他人則是:貧困、生活無保障、失業以及教育和醫療機會下降,官方終於承認轉向的後果,中國財政部的政治部門去年發表了針對這一問題的報告。2003619的《人民日報》網站登載了一篇內含這個報告主要內容的文章。文章一開頭就承認這份政府報告揭示了:(1)「收入分配的差距不斷擴大,貧富懸殊惡化」;(2)「積聚起來的財富越來越集中,家庭財富的差距越來越大。」

從中國的經驗明顯可見,即使在工商業國有化後,依然存在階級鬥爭的基礎。在革命的變革之後,舊社會的意識形態並沒有煙消雲散,舊思想仍盤旋不去,與社會主義道路扞格不合。而官僚精英集團潛在與實際的頑抗,尊卑等級制度的延續,創建人民民主制度的複雜因素等等,也都造成緊張對立的關係。官僚精英與其他的特權群體堅持一種與社會主義道路對抗的意識形態,這種意識形態為他們有違人民群眾需求的特權合理化。精英集團的成員念茲在茲者是把他們的優勢地位傳給子女,這是階級社會的常態。階級利益的衝突一代接一代。這樣一來,階級鬥爭的形式雖與過去有所不同,卻持續不斷。如毛澤東所指出的,共產黨內甚至有些身居高位者心裡也想走「資本主義道路」。

意識形態的鬥爭與經濟增長的速度、方向的爭論連繫在一起,不幸的是,增長本身成了「走資派」供奉膜拜的神祗,然而至關緊要的問題卻是:什麼樣的增長?增長的目的是為了誰?為誰的利益而增長?增長該用來滿足知識份子、經理、企業主與官僚政治群體的慾望嗎?或者,增長的方向應該朝向改善人民大眾的生活水平與生活品質?

在這兒我們無法充分討論這些問題。但有些方面應先提及。經濟增長可能迫切需要用來為無家可歸者提供住房、建立醫療中心、供應每個人一日三餐、在貧民窟建設排水道與自來水。然而,增長過快可能對人與環境有害。這些都是區別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的基本問題。在資本主義下,為少數人的利潤所驅動,在全世界範圍產生資本的積累,而全世界大多數的民眾則陷入悲苦之境。如哈特-蘭茲柏格與布克特所揭示的,中國的情況證明了這樣的事實:為不斷增加利潤的增長或僅僅為了增長而增長,必定導致全然的社會不平等。

 

批判「市場社會主義」具有重要意義

左翼圈子裡流行一種看法,相信「市場社會主義」是取代資本主義適當且有效的方法,哈特—蘭茲柏格與布克特的著作大無畏地對抗這種信念,也具有重要意義。據稱,經濟計劃已證明失敗,根本行不通。這個問題給看成了找出正確的機制(計劃或市場)的技術問題,而不是階級或滿足人最迫切需求的問題。技術專家被以為有了解答,在上述的問題上,即是依賴市場的魔力。但瞧瞧中國成功的故事!理論家們對市場社會主義的熱衷與今天中國市場所激起的興奮之情相比簡直是小巫見大巫。囿於傳統觀念的學者與滿懷貪欲、只見到中國創造出的巨大財富而見獵心喜的公司總裁,都無視於人民大眾的真正處境。總裁們為大發其財的機會而心馳神迷:中國一方面既有超乎尋常的大批低工資的產業後備軍,另一方面還有多得數不清的數以千百萬計的具有潛力的消費者。左派與右派都迷醉於中國仍在持續的異常經濟增長率。沒有人考慮到這種扭曲的經濟增長體制持續付出的巨大的人的代價。

這個論題可以簡化的方式來處理。一個國家的經濟有兩部分:消費與投資。花在投資上的較多,可用於消費的就會較少。經濟增長有賴投資的增君,得益於勞動生產力的提高。但增加投資,特別是極其快速的增加投資,會減緩民眾消費的增長。雖然整體的消費可能增加,但如權力與財富的差距很大,富人的消費不免要犧牲窮人。一部分人的花費能比其他人多得多,投資與生產就會集中於為富人享用的奢侈品與設施。上面提到的中國政府報告(摘要於《人民日報》網站)承認階級的差距與不尋常的快速增長俱增:「收入分配的差距不斷擴大,貧富懸殊惡化。」

中國超高速增長的負面效果並不止於收入財富日益兩極分化與民眾消費的增長(就算低層民眾也有增長的話)日益減緩。中國轉向所謂的市場社會主義亦步亦趨地跟隨資本主義全球化所規定的路徑。根據200454的《金融時報》(Financial Times):「中國已準備加入最大的國外投資聯盟」。2004526《人民日報》網站報導,副總理吳儀「在由商務部贊助的中國企業〈走向全球〉的論壇上,發表一篇書面講話說,這個戰略不僅有利於中國的發展,也有利於全世界的繁榮。」再者,同一報導說,中國正扶助它的跨國公司:「高級官員說,中國將進一步促進「走向全球」的戰略,培植更多跨國企業。」2003年政府核准的中國企業海外投資超過20億美元,預計還會快速增加。

 

中國生態的大災難 

崇拜快速增長的偶像造成的另一後果就是生態的大災難。如中國國家環境保護總局副局長潘岳所說:「如果我們繼續走傳統工業文明的路子,就沒有可持續發展的機會……中國的人口、資源、環境已到了所能承受的極限。」(《紐約時報》,2005524)由於沒有或者未適當處理工業與人的廢棄物,長江的堤壩已成了污物與有毒物的淵藪。根據外交事務委員會的亞洲研究中心主任兼高級研究員伊麗莎白.伊卡諾密(Elizabeth Econmy)的研究:

「中國對水、土地與能源等所有各種自然資源的需求急遽增加。森林資源已然耗盡,引發了接踵而來的一系列破壞性衝擊,如:沙漠化、洪水泛濫與物種滅亡。同時,水與空氣污染的程度猛然大增。……流經中國城市地區的河流的水有75%以上已不適於飲用或捕魚。六千萬人用水有困難,幾乎三倍於此的人每天飲用遭污染的水。中國有四分之一的土地沙漠化,迫使每年數以萬計的人民遷移。……」(http://www.fas.harvard.deu/ffiasiactr/haq/20030I/030Ia00I.htm

全世界空氣污染最嚴重的十個城市,中國有其七,大約300個城市的懸浮微粒總量未達「世界衛生組織」所訂下的可接受標準。

總結我們的論點:一旦一個革命後的國家開始走上資本主義發展的路子,尤其在力圖達到很快的經濟增長時,就會一步接一步直到最終重現所有資本主義體制有害與破壞性的特點。中國今天令人注目的並不是它顯示了一個大有希望的「市場社會主義」新世界,而是它抹除過去人人平等的成就、製造巨大的不平等,對人與環境的破壞速度之快。在我們看來,哈特—蘭茲伯格與布克特的這本書破除了這個不實的虛構,即:中國的社會主義在中國實行一些最無節制的資本主義做法之際,依然倖存,故本書值得仔細研讀。如果經由市場通向社會主義意指把最迫切的人類需求與人類平等的承諾丟置一旁,那麼這就是條走不通的死路。◎

28期目錄

社會主義探索

01《中國與社會主義》出版前言

著■Harry Magdoff & John Bellamy
Foster
/譯■鄭國棟

 

 

世界思潮

04毛澤東對西方文化政治的影響

 MAO ZEDONG’S IMPACT ON
CULTURAL POLITICS IN THE WEST

著■ANDREW ROSS(美國紐約大學美國研究教授)/譯■鄭洛/校譯■吳一慶

 

 

國際政治評析

13拉丁美洲左翼政治力量大躍進

 林深靖

 

 

大陸形勢

16中國農民怎能不貧困?

李昌平

 

 

大陸思潮

26我們不要一個警察世界(上)

──文革中的砍監放犯與毛澤東的「群眾專政」觀淺談

老石

 

 

讀者來論

39對「台灣併發症」(Taiwan syndrome)的反思

周健

 

 

歷史檔案

41在二.二八綻放與飄零的台灣野百合(上)

藍博洲

 

 

文化廣場

56毒蘋果札記

施善繼

 

61《野草天堂──Screen Memory》序文

──「髒」他個昏天暗地,何所懼!

櫻井大造

譯■胡冬竹

圖■差事劇團(提供)

 

63文字之咒

鍾喬

27期:台灣民族主義、民主與自決【杜繼平】

台灣民族主義、民主與自決Perry
Anderson
的<南中國海上的藍與綠>(上)
杜繼平

培里‧安德森(Perry Anderson)為何在2004年突發興致寫了<南中國海上的藍與绿>?我們不得而知。但不論就其分析或判斷來看,這都是篇不很高明的文章。培里曾寫過Passages from AntitquityLineages of the Absolutist State這類出色的著作,這回卻犯了大忌,在沒有深入研究之前就率爾對他所不熟悉的問题發

表議論,完全喪失他平素治學嚴謹的態度。由於這不是一篇正式的學術論文,培里沒有註明所用資料的來源,但從內容來看,我推測他所根據者是有關台灣歷史與所謂台灣民族主義的二、三手英文材料,外加一些耳食之言,因此造成他在事實的認知與分析上都有不少錯誤,加以他對北京與華盛頓的對台政策及中美關係所知有限,這就不能不使他這篇文章的立論與判斷失之淺薄。

 

培里文章的重點有五:一、他認為台灣人民正在形成明確以台灣為本位的國族認同,並將其歸為他的兄長班乃迪克(Benedict
Anderson
所提出的海外移民社會脫離母國的類型;二、指出台灣本位的國族認同在上述類型中的特殊之處;認為台灣分離派是依據民主的政治原則而不是訴諸言語、族裔或文化來建構國族,並探討台灣分離派想用公投自決來達到獨立的目的所遭遇到的實際困難;四、分析兩岸與中美關係,認為北京對台用武的說詞不過是虛張聲勢的嚇,在美國保護台灣的承諾下,北京既無能力也無決心冒與美國直接對抗的危險,實行武力統一,而美國在一個中國原則與《台灣關係法》的雙重制約下,也只能力求維持台海現狀,因此兩岸長期維持不統不獨的僵局,北京與華盛頓既對此僵局皆束手無策,就只有台灣民族主義是生機盎然可以推動事態變化的力量,故台灣分離派即便利用公投宣布獨立,北京仍將坐視,不敢採取重大的報復手段,打破僵局;五、最後,培里討論了兩個可能使兩岸將持的現狀脫軌的意外,一是綠營過於急切粗暴地推動「閩南化」,加深島內的〝族群〞分裂與兩極對立,二是按照目前狀態看來極不可能的情況下,北京突然態度轉硬,以象徵性的軍事行動向美國施壓,讓台灣接受「一國兩制」的安排。

一、史實糾謬

 在評論培里的分析與論點之前,我要先指出文中除譯者已糾正的兩個錯誤之外,還存在的幾個基本事實的謬誤:一、他說國民黨實行35年的戒嚴,實則台灣的戒嚴時期是1948.5.31987.7.15,達38年;二、他誤信台獨派捏造的政治宣傳,將吳淑珍的單純車禍說成是國明黨故意行兇;三、誤算大陸與台灣人口的比例為5001,實則大陸人口若以13億計,約為台灣的60倍;四、蔣經國過世是1988113而不是他所說的1987年。這些無關宏旨的小錯誤,只反映了培里對台灣與兩岸關係的生疏、隔膜。但另一些歷史事實的謬誤則嚴重影響了他對所謂台灣民族主義的分析與論證。  

 培里在同意他的兄長班乃迪克(Benedict
Anderson
)將台灣民族主義歸類為「海外移民型(creole type)」之餘,還提出台灣民族主義不同於其他海外移民型民族主義的四個特點。他認為,日本併吞台灣,使台灣與祖國分離後固然實行了專制的殖民統治,卻不同於它侵略大陸時的大肆屠戮、破壞,而讓台灣的經濟、教育有所發展,從而使台灣與大陸有了截然不同的經歷,迄今仍為台灣生活的基本要素,構成了第一個特點。他說:「日本帝國主義在台灣建立了較有秩序、和平、卓著成效的統治體制:雖與所有歐洲殖民政權一樣專制,但所統治的是一個更為“落後”的農業社會,終究沒有在朝鮮或滿州那麼嚴酷,而且造就了優於中華民國所有地區的經濟與教育發展。只是到了太平洋戰爭末期,才有大批人飽受困苦,而在此期間許多台灣人自願加入皇軍,忠心耿耿,效死疆場。」培里在這裡要說的是,日本的殖民統治雖專制,卻也促進了台灣的發展,令不少台灣人感恩戴德,誓死效忠,因此日本在台灣的殖民統治不單只有罪惡這一面,它還有功,其意義不只一端,功過曖昧難分(ambiguity),台灣在日據時期的這段經歷完全不同於大陸的日本佔領區。培里的這個觀點我們知之甚稔,並不陌生。這其實就是日本右派與台獨派經常鼓吹的「日本是台灣近(現)代化的奠基者」、「日本殖民台灣有功」的論調,我相信培里的論據也是取自台灣分離派的歷史敘述。但是事實根據何在?日本對台灣的殖民統治比在朝鮮溫和嗎?我們先引述兩段材料來檢證一下:

 台灣的經濟制度已與日本同化,又其教育亦採同化政策,只有政治則放棄了 “日本延長主義”。

蓋在經濟與教育,同化是日本及日本人的利益;擁護這種利益的武器,則在政治的不同化,即專制政治制度的維持。在這地方存在著台灣政治機構之帝國主義的意義。而以台灣的情形,比較朝鮮,則在財政上,朝鮮每年尚須國庫補助,反之,台灣早已財政獨立;又在經濟上,比較朝鮮,則台灣不論就資本家企業的發達或住民的富裕來說,都是勝過多多的;又在教育上,住民初等教育的普及程度,朝鮮為人口的千分之一九點六,台灣則為千分之五八點六(一九二五年三月末):懂得日本語的原住者,朝鮮為人口的千分之二一•七,台灣則為千分之二八•六(一九二0年):即教育程度也是台灣高過朝鮮。至於政治的情形,則台灣比朝鮮差了。即總督為陸軍武官時,乃有軍隊指揮之權;這種官制,台灣有,朝鮮無。地方制度上的選舉制度,朝鮮有,台灣無。官吏特別任用範圍,朝鮮廣,台灣狹;在朝鮮,從朝鮮人的總督府局長開始,還有許多行政長官是朝鮮人;此外,還有朝鮮人的推事檢察官,其權限自一九二0年起,完全與日本人的推事檢察官相同;至在台灣,台灣人的地方理事官只有三人,司法官完全沒有。台灣有保甲制度,朝鮮沒有;朝鮮有數家朝鮮人發行的朝鮮語報紙,台灣沒有一家台灣人發行的日報。不論是統治的制度、原住者的官吏任用、言論的自由,顯然都是台灣的政治情形比較朝鮮尤為專制。台灣完全沒有政治的自由,甚至其萌芽胚種都難發現。財政經濟豐富,教育比較進步,但政治專制的程度特別高。這看來雖是奇怪的事實,但因專制的警察政治,其本身是使台灣財政經濟得有顯著的帝國主義的發展之一主因,故在台灣,牢固的帝國主義的實力及其傳統,不易容納台灣人的政治自由的要求。又,朝鮮原為獨立國,台灣則為清朝的一省;朝鮮是在國際交通路口,受世界輿論的監視,台灣的地位則否;凡此,想來都為台灣與朝鮮的政治情形不同的原因。要之,台灣人的政治情形,所以說是“超過朝鮮,比起朝鮮尤苛”,是因日本帝國主義在台灣的勢力,不論歷史的或現實的,都比在朝鮮來的強固。」(矢內原忠雄 1985167-168

「更根本的問題是中央集權色彩濃厚的台灣總督政治,對於民意完全隔膜。一九二年,田總督雖曾設置“台灣總督府評議會”這一組織,但並沒有給以絲毫權限,這只是“御用紳士”的所謂“儀禮的集會”而已。台灣的“議會設置運動”,以林獻堂、蔡培火諸氏為中心,備受彈壓;自一九二一年第四十四屆日本帝國議會至一九三四年第六十五屆日本帝國會議,前後凡十五次,提出請願,始獲通過。過程之難,情況之慘,也是各文明國各殖民地所罕見的。這樣獨特的官治行政制度,結果所致,自然造成了“由日本人獨佔官吏”這一極端偏狹的人事任用方法。這一情形,不但為各國殖民地所無,及同屬日本殖民地的朝鮮,亦遠勝過台灣。就戰爭結束之時而論,台灣人在一六七名“敕任官”中祇有一名,而此一名僅有的“敕任官”,還是與行政無關的醫學博士杜聰明。“奏任官”為兩千一百二十名中的二十九名;絕大部分都是技術人員。“判任官”為兩萬一千一百九十八名中的三千七百二十六名,也祇為總數的百分之十四。這就是說:台灣人被任何行政部門所排擠。這正是“勇猛果敢”的日本人之唯我獨尊、亦為我獨善之道。……這樣的行政制度,首先造成統治民族與被統治民族的明顯對立。日本的統治目標雖然是同化政策,雖然是皇民化政策,但是這類政策本身,即在日本人與台灣人之間劃成了明顯的民族鴻溝。即行使統治權的,都是日本人;台灣人在任何情形之下,都是服從日本人的。被統治的台灣人一旦有了這一認識,積極者革命反抗,消極者陽奉陰違,大多數人則不得以屈服於權力之下;另一方面,日本人則以統治民族自負,對台灣人抱著優越感。因此,各種統治政策的推行,都不能獲得被統治者的衷心合作,除恃力強行外,別無他道。在此情形之下,警察權之被全面利用於擁護政權,勢所必然。故在台灣各種經濟政策的實施,常是露骨地利用警察;而警察也認為這是他們的天職。(鹽見俊二 1985123-124

矢內原忠雄一針見血地指出,日本在台灣發展經濟與教育是有利於日本,而專制統治則是推動經濟與教育發展的武器,台灣的經濟得以有所發展,靠的就是嚴酷的警察統治。矢內原忠雄比較了朝鮮與台灣同在日本殖民統治下的不同政治遭遇,結論是日本對台灣的政治壓制比朝鮮尤為苛酷。鹽見俊二(按:鹽見是日據時代在台灣的財經專家)更指出,台灣請求設置議會的「過程之難,情況之慘,也是各文明國各殖民地所罕見的」,而由日本人獨佔官吏「不但為各國殖民地所無,即同屬日本殖民地的朝鮮,亦遠勝於台灣」。處在這種境遇下,台灣人「積極者革命反抗,消極者陽奉陰違,大多數人不得已屈服於權力之下」。矢內與鹽見根據事實而來的論述徹底駁斥了培里所謂日本對台灣的殖民統治沒有對朝鮮那麼嚴酷的說法。

那麼,日據時期台灣經濟與教育的發展又對台灣人具有什麼意義呢?日本「工業日本、農業台灣」的殖民地經濟政策的目的在於榨取台灣農業的剩餘,提供日本物廉價美的米、糖,以降低工資,促進資本的積累,加速日本的工業化。但日本右派與台獨派卻津津樂道日據時期台灣人民的生活水平有所提高,歌頌日本殖民統治的「德政」,對此日本學者西野英禮有這樣的評析:

「日本統治時代,日本人曾經使台灣人的生活水準提高了這種說法,通常是出於一些人的假定:如果沒有殖民地化,台灣就沒有發展;即有了發展,也不會有很大發展,這種說法是多麼地獨斷。這是以台灣被佔領為殖民地當時的台灣住民之生活水準為基準,來衡量殖民地結果的生活水準。這也是只以絕對的生活水準為問題,不以相對性的當作問題。因此,這種情形是由於支配關係,台灣人民在本質上的苦痛,在意識上就被遠遠地隔開了;而對殖民地者的日本所加予台灣的恩惠方面,在意識上格外地加強了。殖民地的結果,也有善的,也有惡的這種曖昧的見解,留在意識裏幫助了日本殖民者。關於台灣住民的生活水準也提高了的事情,是配合日本隨時在進步的高級的生產技術,為了使榨取關係能夠更圓滑地進行以增進自己的利益而說出來的,實際上,日本人只不過是支給生活上,最起碼的必須條件之最低限度而已,其實日本人是在掠奪其勞動力剝削其當然應得的代價。然而,這些卻被當作在實行日本統治的恩惠,所以至今仍有“日本恩惠”的錯覺之習性,遺留在一部份的日本人及台灣人的腦海裡。(西野英禮 19851961

西野英禮這篇論文寫於1961年,但他指責「殖民地的結果,也有善的,也有惡的,這種曖昧的見解,留在意識裡幫助了日本殖民者」,卻好像是針對培里而發。

對日本在台灣發展教育的動機與後果,西野英禮也很透闢地指出:

「其次所謂“開發台灣”這句話裏,不能不特別指出來討論的室友關於日本在台灣的制度的確立。這是日本人在開發意識之中,認為也是日本人開發的,內心最為誇耀的事情。固然對於這個意義的檢討,將會觸及開發意識之中最重要的部分。

從教育制度確立的動機看來,與一般開發事業的動機沒有什麼分別。唯有日本人不能當的下級官吏,要從住民中來選任,這才是日本人在台灣實施教育的真正目的。

所以,問題在於教育的普及是否真正為了台灣人民的利益。台灣殖民化以前,台灣和大陸一樣,是書房式的教育。到了日本人的統治,有了學校,使比較多的人能夠進入學校。表面上看來,都是為了住民的利益,這就變成殖民者的功勞了。

但是在學校裡只教日本語,母國語文就被禁止了。在學校說一句母國話要罰金一錢。這種滑稽,而且是殘酷的罰則也都設立了!這種教育上的強制與差別,若要舉私人刊行的作品來作證,則有前引小泉信三的文章。其中這麼說:“本島人要保持對岸的語言和習慣,在今日對他們沒有什麼利益,恐怕更要使他們子孫的地位增加困難。……然而使用本島話及隨著因使用本島話而懷著思想祖國及懷念祖國的感情,那麼他們在政治上就不能不受到不利的處置”。底上這段文章可以說是典型的說明。

學校以外的流通語也是日本語,因此台灣人只有在家庭或同胞之間使用母國話,暗中使用母國話只是為了抵抗感之寄託。

受了這些強制與束縛的結果,留給台灣人民的是重大的傷害。由支配者給與的語言,被支配者若是使用,則變為奴隸的語言。語言不單是表現的工具,也是思惟的工具。當作社會語言的日本話語當作血所流通的母國話之分開使用,是使思想或思考分裂成奴隸性與人性的兩者,而致使格格不入。輕視母國話的風潮,是日本統治時代的延長,然而至今還存在於台灣人之中,台灣人的學者也為此感嘆。這是當然的!藉著教育制度的確立或同化教育的美名的所謂“教育”是使在日本統治時期長成而被剝奪以母國語表現的台灣人,現在無法用母國語來寫文章,只能寫日本語。台灣的新文化就在胎兒時的情形被絞殺了。由於日本人的教育,台灣人民的精神負擔與被破壞的情形很大,是無可比喻的;企圖使台灣人忘掉民族性的白癡化教育的弊害,不知自此之後還要使台灣民眾的痛苦再挨幾十年?我以為在日本的台灣殖民地化之中,最受誇耀的教育制度的確立,不就對於原住民最為野蠻的行為嗎?我以為這是比任何血腥的彈壓,還要來的野蠻!‧‧‧‧‧‧‧‧‧殖民地化的結果,不可以說是惡的也有,善的也有。看起來只有善的,但其善在結構上可以產生巨大的惡,這就是殖民地制度。(西野英禮 19851961

  西野英禮痛切指陳,最受誇耀的日本殖民教育制度,其實是「企圖使台灣人忘掉民族性的白痴化教育」,是「對於〈台灣〉住民最野蠻的行為」,「比任何血腥的彈壓,還要來得野蠻」!。但是,這樣的洞見,培里完全付諸闕如,他只是毫無批判地襲取日本右派與台獨派的謬論。西野英禮的洞見正是近二十年來致力清理殖民主義遺毒的後殖民主義的主旋律。後殖民主義先驅法農〈Frantz Fanon〉曾深刻地指出:

 

「壓迫者並不力圖讓自己相信被壓迫民族及其文化在客觀上不存在,而是盡其所能地想方設法要被殖民者承認業已化成其本能的行為模式的本國文化是劣等的文化,要被殖民者認為他的『民族』是不真實的,最終更要被殖民者自認連他自己的生理結構也是混雜不清、滿是缺陷的。」(Fanon 1966190)

 

「殖民主義不會只滿足於統治被支配社會的現在與未來。殖民主義不會僅是緊緊掌握一個民族,徹底挖空當地人的腦袋,就甘心罷手。殖民主義還會依據邪惡的邏輯,把魔掌伸向被壓迫人民的歷史,加以扭曲、變形乃至摧毀。……殖民時期的特徵就是殖民者力圖使被殖民者疏遠本身的文化,看看殖民者的所作所為就可知道他們幹得十分徹底,殖民統治所希望做到的,實際上就是要當地人相信殖民主義是為照亮身陷黑暗的他們而來的。殖民主義者有意造成的效果是,讓當地人以為,要是殖民者離開,他們馬上就會重新淪入粗野、墮落、野蠻的狀態。……在這樣的情況下,……凡是拿起武器捍衛本民族存在的價值,凡是要拿出證據證實本民族存在的價值,願意坦露胸懷研究本身歷史的殖民地知識份子,就必須剖析他的人民的心靈。」(Fanon 1966170-171)

 

 日本帝國主義在台灣發展殖民教育的目的正是法農所說的:「徹底挖空當地人的腦袋,……把魔掌伸向被壓迫人民的歷史,加以扭曲、變形乃至摧毀……使被殖民者疏遠本身的文化,……」。日本的同化教育,特別是1930年代的皇民化教育的重點,就在醜詆中國的歷史、文化,頌揚日本的崇高、偉大,力圖讓台灣漢人鄙視乃至忘卻自己的民族傳統與身分,在自卑的心理下,仰望、崇拜日本文化,從而以晉身為「皇民」為榮,以具備「日本精神」為傲。這種奴化教育在1930年代成長的台灣青少年(也就是李登輝這一代)的心靈上產生了一定的影響。這種被奴化的思維通過親日派台獨王育德等人的影響,構成了台灣分離意識的一個要素。(註1)培里說「許多台灣人自願加入皇軍,忠心耿耿,效死疆場」,這所謂「自願」參軍,其實一部分是「皇民化」教育的效果,一部分則是鹽見俊二所說的「大部分人不得已屈服於權力之下」。

 

 培里又說,在日本殖民統治下,台灣的經濟和教育發展「優於所有中華民國地區」,也一樣不合事實。中國大陸自民國建立後,歷經袁氏稱帝、軍閥混戰、日帝入侵、國共內戰,兵連禍結,政局長期動盪不安,復有歐美帝國主義的經濟剝削,經濟建設受到嚴重影響,進步遲緩,而日據時期的台灣在日本帝國的卵翼下,未遭大規模戰亂,確有利於經濟發展,但在「工業日本、農業台灣」的殖民地經濟政策下,台灣工商業並不發達,仍屬農業社會。培里忘了:一、資本主義的發展本來就是不平衡的,在一國以至世界的不同地區與部門之間會形成資源不均等的配置,二、中國地域極為遼闊,不同區域因歷史、地理、資源等因素在發展程度上本就有極大的差異。說日據時期台灣的經濟、教育優於整個大陸〈包括上海、南京、北京等通都大邑〉是缺乏常識的說法。這裡引一段「上海幫」的資本家遠東紡織企業創辦人徐有庠的回憶以見其概:

 

〈民國〉三十八年五月……從十里洋場的上海突然來到台灣,第一個感覺是太荒涼。嚴格說,這種印象並不準確。因為,上海很早就闢為中國對外通商港埠,而且,長期作為西方國家租界地,現代化得早,洋化的程度也很深;這樣比較,當然不公平。習慣了那裡的繁華與熱鬧,突然間來到台灣,難免覺得好像缺少了什麼。

 事實上,如果拿台灣和我們的家鄉海門或啟東之類的江南城鎮比較,台灣又顯得不錯。這裡有便利的鐵路,有完整的水利系統,有普遍的電力網,有有效的農會組織,有嚴密的戶政制度,這些,都構成台灣後來發展的重要條件。

 由於日本長期的佔領,台灣在經濟上還維持著殖民地經濟的色彩,基本上是農重於工,集中生產供日本本土使用的物資。因此,工業方面僅有極簡單的加工業。我記得,遠東針織廠開工之前,要採購一些剪刀,結果,找遍了台北市,就找不到銳利而經久的剪刀,最後,還得從香港採買。 (徐有庠 199499-100)

 

以上我之所以不憚詞費,又大幅徵引史料,糾正培里的錯誤,主要是培里從台獨派照單接受的觀點,謬種流傳多年,在台灣有相當的市場,不少人盲從其後,以訛傳訛,造成認識上的混亂,有必要加以釐清。但這並不是本文評論的重點。

   二、 方法批判

 培里對所謂台灣民族主義的分析,歷史知識的貧乏還在其次,要害在於方法的錯誤。培里在《君主專制國家的系譜》(Lineages of the Absolutist State)的序言裏,批評許多馬克思主義的著作把抽象的普遍模式與具體的地區個案打成互不相涉的兩橛,也就是在普遍與特殊、必然與偶然之間挖下了難以跨越的鴻溝,因而他力求彌合這道鴻溝,既顧及〝純粹〞的結構模式,又研究〝駁雜不純〞的具體、特殊的歷史變體,以恢復歷史唯物論在歷史領域該有的解釋威力(Anderson 19871974﹞:78)。在形式上,培里按照他結合普遍模式與具體實際歷史的方式,既把台灣民族主義歸類為「海外移民型」,又指出其獨有的特點。然而,實質上他違反了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即:必須先全面研究特殊、具體的事物,建立起普遍的規律、模式,才能再反過來將普遍的規律、模式運用到具體事物的解釋上。培里的兄長班乃迪克在《想像的共同體中》中,把民族主義分類成三種典型模式:以美洲殖民地的獨立革命為代表的「海外移民型」民族主義(creole nationnlism) 以歐洲十八、十九世紀的民族國家為代表的「語言民族主義」(linguistic
nationnlism)
以及十九世紀沙俄政權為代表的「官方推動的民族主義」(official
nationnlism)
,而尤其強調「海外移民型」民族主義為濫觴。班乃迪克認為,日後世界其他地區的民族主義基本上是仿造、組合這三種民族主義模式發展起來的,也就是說,參照這三種由美洲與歐洲起源的基本模式就可很恰當地解釋後來在亞、非洲澎湃洶湧的民族主義浪潮。培里本身並未對世界各地的民族主義作全面的了解,也沒有深入研究台灣的歷史與統獨之爭,便想當然耳地把班乃迪克的分類當成普遍適用於全球的模式,套用在對台灣分離主義的分析上,遂造成了根本的錯誤。

   美國獨立革命時已形成想像的政治共同體嗎?

 班乃迪克不同於許多由自由主義立場貶斥民族主義的著作,另闢蹊徑探討了民族主義的起源與傳布,使他在民族主義的研究上自成一說,佔有一席之地,但《想像的共同體》一書的不少論證卻是問題重重的,絕稱不上台灣出版商所誇張宣傳的所謂「經典鉅作」(2)。就以他刻意強調為民族主義起源的美洲「海外移民型」民族主義來說,就缺乏站得住腳的歷史根據。且不談拉丁美洲的獨立革命運動,美國獨立革命之際,北美十三洲殖民地的人民並沒有如班乃迪克所想像的那樣,把彼此想像成休戚與共的政治共同體,甚至在獨立建國後的數十年中,也沒有形成鞏固的國族認同。正如美國歷史學家艾波比(Joyce Appleby)所說:「美國革命並沒有創造出一個民族,更別提團結一致的人民。(Appleby et.al.
1994
96)
 艾波比還指出,美國人的國族認同是直到1790年代中期之後,靠一些愛國的史家編造美國歷史神話,把追求自由、平等、民主說成是美國人從移民到革命建國的動力,才逐漸形成的。事實上,要求獨立的革命運動是少數精英發動的,並沒有獲得多數人的支持。當時教育普及率不高,大多數人受財產資格的限制,不具投票權,難以直接表達意志,甚至在地主、商人、富農及律師等專業人士的有產階級之間,對是否需要搞獨立革命的意見也極其分歧,整個社會嚴重分裂,用美國史學家卡爾曼等人的話說就是:「美國的革命是場雙重的鬥爭,既是反對帝國的權威,影響國際權力均勢的叛亂,又是愛國與忠皇兩黨或兩派的對抗。(Carman et.al.1967194)雙方的衝突極為尖銳,「忠皇派不像革命黨人那樣具有組織與進擊心,而愛國派卻對他們發動比對抗英國更加兇猛無情的戰鬥。在衝突的過程中,大量的忠皇派人士投入英軍或自己組織英王授命的軍事團體。……那些沒有受到英軍直接保護的忠皇份子處境極其悲慘。早在獨立宣言簽署之前,每一個殖民地的革命委員會就警告忠皇派人士不得異議,沒收他們的武器,強迫他們支持抵制對英貿易的協會。隨著双方鬥爭的進展,革命黨人眼見一些忠皇人士顯然不會為威脅所迫而支持愛國派的目標,遂採取更激烈的手段。凡拒絕宣示效忠革命者皆不准享有公民權,不能投票、擔任公職或受法庭保護。在許多情況下,他們還不得自由擇業或獲取、處置財產。他們沒有言論自由,不准旅行或與英軍貿易。在這些禁制的法令多無法奏效時,比較熱衷於支持英國的人則遭放逐。(Carman et.al 1967199)一場不具全民共同意志、社會內部極度分裂對立的革命,民心士氣自然渙散不堪,當時各州願受召入伍者寡,兵源嚴重不足,勉強入伍者亦復散漫怠惰,只顧私利,且時有逃亡之意。革命軍總司令華盛頓極為憤慨地指責說:「對公共利益這麼漠不關心,德行如此之差,投機倒把,使盡各種下流技倆謀取這樣那樣的利益的風氣如此之盛,………實我生平所未見,祈求上帝別讓我再遭遇這種景況,全軍瀰漫這樣卑劣、自私自利的精神,來日若有慘敗,我一點兒都不會訝異。(引自Carman et.al 1967203)這樣的烏合之眾,要想戰勝英軍當然是不可能的,美國獨立戰爭最終獲勝,其實主要是拜法國派遣陸軍、海軍參戰挫敗英軍所賜〈3

 

 上面引述的這些美國革命史料,不但可用來證明班乃迪克認為美國的獨立革命是由於當時北美十三州人民已具備禍福相倚的手足之情,形成政治共同體的民族意識,是沒有事實根據的,對當前台灣因統獨之爭而產生的國族認同分裂,社會內部尖銳對立的亂象,也頗有借鑑意義。

 東西方的民族主義有重要差異嗎?

 班乃迪克在《想像的共同體》的第二版序言中,雖然很謹慎地說:「我對西歐與〈美洲〉新世界的知識仍相當膚淺」,「我的分析能否令人信服地應用於全世界,尚屬未定。」(Anderson 1991XV)但實際上,他2000年在台北的演講卻很武斷地公然宣稱東西方的民族主義並無重要的差異,把台灣、新加坡都劃為所謂「海外移民型民族主義」的類型,並反駁東西方民族主義有重要差異的論點,進一歩強調他在《想像的共同體》中的分類模式(Anderson 2001)

 班乃迪克沒有對世界各地區的民族主義做過紮實而全面的研究,即提出海外移民、語言與官方三種民族主義的基本模式,並貿然認為日後產生的民族主義皆是模仿、修改、改進這三種基本模式,以不同方式加以揉合組成的(Anderson 1991140)。對此印度著名的反殖民主義學者恰太吉(Partha Chatterjee)深表不能苟同:

 西方的大眾傳媒極其無知地把民族主義說成是奇特的異物。安德森所代表的理論傾向與之相反,試圖把民族主義現象視為近代世界全史的一部份。

我反對安德森的論點有個最重要的理由。如果世界其他地區的民族主義必須從歐洲與美洲巳備好的某些“模範”形式中取材,選擇它們的想像共同體,它們還留有什麼想像的餘地?這看來就像是歷史已注定,身處後殖民世界的我們就只能永遠充當現代特性的消費者。歷史僅有的兩個真正主體―歐洲與美洲,不僅已代我們編好了通過殖民來啟蒙與剝削的劇本,連我們反對殖民的抗爭與後殖民時期的苦難也得照他們的劇本演出。甚至我們的想像力也必須永遠處於被殖民的狀態。

我反對安德森的論點一點也不是感情用事。我反對是因為安德森的論點無法與反抗殖民的民族主義的證據吻合。亞洲與非洲民族主義最有力也最有創造性的成果並不是靠與近代西方傳佈的民族社會“模範”形式一致得來的,恰恰相反,是因為與其不同(按:黑體字為原文所有)而有的。忽視了這一點,怎麼可能不把反殖民的民族主義的經驗貶低成滑稽可笑的漫畫呢?」(Chatterjee 1996)(4

培里直接根據班乃迪克缺乏堅實基礎的分類方式與論證,用「海外移民型」民族主義的模式來分析所謂的台灣民族主義,進而評論兩岸關係,焉有不流於膚淺、錯亂之理?

三、台灣民族主義巳蔚為主流?

 培里與班乃迪克一樣認為台灣民族主義蔚為台灣主流,勢不可擋,「一種明確和台灣國族認同正在凝聚成形中」,根據是2000年與2004年的兩次總統大選,陳水扁的得票大幅上升,以及民調統計數字所顯示的,只認為自己是台灣人的已達40%以上,這完全是皮相之見。何謂民族與民族主義?在紛雜不一,尚乏定論的各種定義中,我們且用班乃迪克的說法來檢證一下培里(以及班乃迪克)的判斷。在《想像的共同體》中,班乃迪克用純主觀意志來界定民族與民族主義,即一群人只要他們相互想像成同屬一個共同體,形成手足般的深厚情誼,並願為共同體的主權而甘冒鋒鏑,萬死不辭,就構成一個民族,具備民族主義的情操(Anderson 1991:5-7)。如果國族認同可以依照得票率來測度,那麼去年底的立委選舉有四成左右的選民放棄投票,泛綠的得票數較總統大選大幅下滑二百多萬票,泛藍以及具反獨立場的無黨籍立委則取得立院席次的絕對多數,不過短短九個月的時間,在未發生重大事故下,台灣選民的投票行為竟可有如此巨大的變化,那麼得票率能說明什麼?意味台灣民族主義陡然下墜嗎?深厚、堅定的台灣國族意識、情感又在那裡?台灣投票行尚且如此,真要到必須為建國而戰時,不要說台灣多數民眾,即連長期支持泛綠的選民,會悍不畏死,挺身浴血奮戰,毀家紓難,表現出所謂台灣民族主義的情操嗎?
至於用民調統計數字來測度台灣民族主義,就更難以準確了。除了技術上的樣本選擇問題之外,主要是台灣民眾的政治認知水平普遍不高,通常易受政治領袖、政黨、媒體的誘導、影響,對比較抽象或複雜的概念並無明辨的能力,碰到必須在短時間內回答的電話或問卷調查,往往憑直覺或感情作答。「中國人」可以是歷史文化意義上的概念,也可以是指涉國籍的政治概念,在兩蔣時期,以中華民國為中國正統,因而一般的認知上中華民國國民即是政治涵義的中國人,但自李登輝主政後,漸放棄中華民國的正統定位,把「中國」、「中國人」的稱號搞成對岸的專利。陳水扁當政後更變本加厲,一些分離派媒體也大加配合。「台灣」、「台灣人」本是地域、省籍的概念,但在分離主義者多年刻意偷換概念,極力宣下被賦予了「台灣國」、「台灣國人」的政治涵意,造成許多人認知上的混淆。若說代表地方意與地域情感的「台灣(本位)意識」、「台灣人意識」在這樣的政治操作下逐年有所提高,或可成立。但要說,自認是「台灣人」的都已具備堅定的台灣民族主義意識,肯為台灣國效死而弗去,則是過度的跳躍推論。且舉一個實例,去年中在授課的大學課堂曾作過一次關於兩岸關係的調查,有自認是台灣人的學生卻認為兩岸應該統一,也有自認是中國人的學生則認為台灣應獨立。像這種認知上的混亂,其實並非特例。以台灣民眾的政治的水平之低下,從政治上來說可謂民智未開,論語所言:「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用來概括形容台灣的政治氣候,仍很恰當。許多民眾缺乏足夠的政治判斷力,往往跟著政治領袖、政黨的言論、政見隨之俯仰,或者如股市股民般,易受消息面影響而改變投資決定,這就是施啟揚那句:「民意如流水」的現象屢屢在台灣發生的緣由,流動不居這才是台灣民眾意識真正的主流狀態。台灣這種流動不居的主流民意,反映出來的就是所謂「維持現狀」論。對簡單、明確的統、獨與維持現狀三種選項,多次民調顯示了六成以上的民眾選擇「維持現狀」,這中間當然還有等待時機再統一或獨立的區別,但都共同表現了這樣的心理:一、對中共的一黨專政仍有疑慮,二、不願冒兩岸發生戰爭,危及生命、財產的風險。

培里用投票率與含意不明確的民調統計來判定台灣民族主義凝聚成形,實乃不明就裡的浮薄之見。其實,果真台灣民族主義已是台灣主流,陳水扁這次的總統大選大可穩操勝券,根本犯不著玩法弄權,搞公投綁大選與槍擊詐術的卑劣伎倆(5)。

  四、獨立與民主的矛盾

 

 培里根據班乃迪克的《想像的共同體》說:「海外移民型民族主義並不必在語言或族裔上與本國故土有重大的差異。反之,新生的國族認同是由地域與歷史來標誌的:地理的距離與殖民的體制造成不同於本國的文化與自我意識,由此而形成集體的認同,構成獨立國家的基礎。」培里把台灣類比於原為英國殖民地的加拿大、紐西蘭、澳大利亞等國,認為所謂的台灣民族主義也屬海外移民型:「就血緣與語言而論,他們是華人,就如同紐西蘭人是不列顛人一樣。但地理的分隔與歷史的經驗經久已使一個移民社會具有了自身的國族認同。」培里又強調台灣民族主義的國族認同是以民主為基礎,而非族裔、語言、文化。

  台灣分離主義與海外移民型民族主義無共通之處

 我們先不談班乃迪克所分類的「海外移民型」民族主義缺乏堅實的歷史事實基礎,即使按照班乃迪克的定義,台灣分離主義與海外移民型民族主義也無共通之處。培里與班乃迪克對台灣的歷史與政治現實並無深入的了解,因而只能把從美洲歷史抽象概括出來的未必正確的概念類型,生搬硬套在台灣上。台灣的分離主義運動不是以語言、族裔為基礎嗎?民主真是台灣分離主義的核心價值嗎?那麼今天台灣極其嚴重的所謂「族群對立」,社會高度分裂,又是怎麼來的?如果「民主」真是台灣分離主義的核心價值,民進黨政權何以會視憲法總綱如無物?何以敢為在總統大選獲利而肆意曲解公投法,搞出公投綁大選的卑劣把戲?何以會鬧出行政部門公然對立法院決議成立的「真相調查委員會」行使「抵抗權」的笑話?這都是任何一個真正具備憲政民主法治精神的政權所不會做,也不敢為的違憲亂法之舉,而民進黨政權俱優為之。而從攸關台灣前途的統獨爭議到重大的公共政策,在民進黨主政下,又何嘗進行過全面、廣泛而理性的辯論?反之,我們所看到的是獨斷專行,毫無證據的「賣台」、「政變」等嚴重的政治指控,漫無節制的肆意人身攻擊與栽贓、誣陷。這是真把「民主」當成核心價值所應有的作為嗎?

 

 從族裔上看,台灣的漢人不論是閩南、客家或外省都是漢族,而就語言而論,閩南語、客家語與作為國語的北京話也都是中國原有的地方語言,但以閩南人為主體的台灣分離運動卻從一開始就宣傳「台灣人」是不同於中國人的「台灣民族」,把國民黨政權視為外來的中國殖民政權,又把國民黨、外省人、中國人三者劃上等號,而北京國語則成了壓迫「台灣話」的中國話。於是,本應沒有根本矛盾的族裔與語言卻成了具有重大差異的對立根據。台灣分離主義雖然也打著「民主」的旗號,但其根本的動力則是以閩南沙文主義為核心的台灣民族建國意識,所謂「民主」不過是用來內而奪權建國,外而爭取國際同情支持的工具、手段。台灣分離主義運動數十年來,宣傳鼓動的主調就是通過曲解「二二八」事變,把「二二八」說成是外來的中國政權屠殺台灣人的「國殤」,又把國民黨的高壓統治扭曲成外省人、中國人壓迫台灣人的殖民統治,煽動台灣人反國民黨政權、反中國與中國人的情緒,大肆鼓吹「台灣人意識」,高喊「台灣人出頭天」,挑動省籍矛盾,以獲取政治資本。這種奪權策略背後的邏輯其實很簡單:閩南人既佔台灣人口的百分之七十以上,只要一方面標榜追求「民主」,一方面以閩南語為「國語」,直接訴諸閩南人的情緒,製造出閩南人的「台灣民族」意識,那麼依照民主政治「多數統治」的原則,便可通過普選取得多數選票,順理成章地取得政權,再以所謂「主權在民」〈人民主權〉的名義,實行公民自決,達到台灣建國的最後目的。但這套策略並沒有完全奏效。原因是:在國民黨統治下,統治階級不都是外省人,有一大批台籍人士被納入了統治集團中。在國民黨用高度集權的國家機器發展經濟,使台灣獲得長期經濟增長的過程中,亦培植了大量的台籍資產階級,也就是說,在國民黨執政期內,獲利者不論在數量上或比例上台籍人士都遠過於外省籍人士。日本殖民統治時期,日本人是統治民族,徹底壟斷了政治、經濟利益,台灣人則是被統治民族,在政治、經濟、教育、就業各方面都受到高度的壓迫、剝削與歧視,兩者涇渭分明,判然二分。國民黨政權的統治與此有絕大的不同。台灣分離主義者擴大省籍矛盾,將之上綱為虛構的「民族矛盾」,用來劃分敵我,根本不符台灣社會的現實,自然無法以此獲得絕大多數閩南人的支持,加以運動中充斥著閩南沙文主義的氣息,不僅外省人,連客家人與原住民也深表不滿(這觀諸客家人聚居的桃園、新竹、苗栗與原住民聚居的花蓮、台東始終是支持泛藍的民眾居多數便可明白),加以北京不斷宣告若台灣正式實行與中國脫離的舉措,必將以武力統一,許多台灣民眾唯恐引發戰禍,對民進黨的台獨主張也深抱疑慮,致使民進黨長期未能突破發展的瓶頸以獲得台灣多數民眾的支持。1996年彭明敏代表民進黨參選總統,高喊「台灣人的尊嚴」,旗幟鮮明地標舉台獨立場,卻遭慘敗,激起民進黨內一些新生代要求重新檢討用省籍矛盾動員群眾獲取選舉利益的做法,並質疑「大福佬沙文主義」、「台獨法西斯」的作風。其後並出現「公民民族主義」〈civic nationalism〉論,主張所有台灣住民不論省籍、身分都具有平等的公民政治權力,力圖用「民主」、「自由」、「人權」的價值取代前此具有濃厚族裔民族主義〈ethnic nationalism〉特點的「台灣民族」論。「公民民族主義」的論述雖然有利於民進黨以「民主」、「改革」的姿態,爭取省籍觀念比較淡薄又受到自由主義觀念影響的知識份子及青年的支持,但實際上並沒有主導台灣分離勢力的政治操作方式。一到重要選舉,擬似族裔的省籍與國族認同問題必被台灣分離主義者拿來充當最有效的動員工具,造成台灣社會內部的尖銳對立與緊張不安。之所以如此,除了因訴諸不用理性思維的地域意識與情感在激發支持情緒上極為省事、有效,還因為即使要建立民主國家,單憑抽象的「自由」、「民主」、「人權」價值觀並不足以構成充分要件,必須要有歷史、語言、文化的認同作為凝聚人心,形成政治共同體的基礎。用哈伯馬斯〈J.Habermas〉的話來說就是:「公民身份是用雙重符碼拼寫成的,它不僅是用公民權利界定的法律身份,而且還是用文化界定的共同體的成員。」〈Habermas 1996285-286〉(6因而強調擬似族裔的「台灣人意識」,力圖區隔「中國人」與「台灣人」,積極推動在歷史、文化上「去中國化」一直是台灣分離運動的著力所在。這就不能不造成客觀上本無族裔差別的台灣漢族內部以及分離派閩南人與原住民之間產生尖銳的「族群」對立(7)。在「台灣人」建國的最高目標下,所謂「民主」、「人權」其實已被置於次要的工具性地位。

  台灣分離勢力未能全面推動族裔沙文主義,是不能也,非不為也

 2004年的總統大選之爭所以會如此激烈,兩岸關係之所以瀕臨戰爭一觸即發的危境,都與此有關,正如王文光對2004年大選的分析所言:

 

台灣分離勢力多年來一直力圖建構一個與中國、中國人對立的台灣國族認同,其手法是曲解台灣歷史、虛構台灣人四百年來歷史的神話,透過選舉與政治集會訴諸台籍人士的直覺感情,大肆混淆「台灣」與「台灣國」、「台灣人」與「台灣國人」的概念區別,利用台籍人士對台灣鄉土的情感,將之轉化為政治性的台灣國族認同,並以「本土化」之名將「中華民國」混同於「台灣國」,力圖除台灣居民原有的中國認同,而為了便於贏得選舉掌握政治權力,每至選舉必以煽動省籍情結,強化省籍矛盾與國族認同分歧為主要手段,把不支持台灣建國者打為「不愛台灣」、「出賣台灣」的非我族類,於是台灣內部的國族認同分歧日益嚴重,對立之勢日益惡化。由於台灣分離勢力深恐中國大陸經濟、軍事實力增強,兩岸經濟文化交流持續加深,將不利於分離建國,於是訂出2008年制憲建國的時間表,視這次總統大選為攸關台獨成敗的關鍵之戰,卻因選情不利,終於圖窮匕見,卸下戴了多年的民主假面具,演出一幕幕明目張膽的反民主醜劇。」〈王文光 2004

 

培里既不了解台灣的政治實情,生搬硬套班乃迪克「海外移民型」的模式來解釋所謂的台灣民族主義,分析上當然難免錯亂。培里在分析中一方面提到了台灣民族主義不同於典型的的海外移民型民族主義的幾個特點,如:要求獨立卻完全依賴一個外國的強權,使用閩南語(台灣話)來形成有別於中國的台灣認同感,在公務、教育或文化上推動「台灣化」與「去中國化」。這些特點其實都已說明所謂台灣民族主義根本不符合班乃迪克所定義的「海外移民型」民族主義。作為美國獨立主體的盎格魯撒克遜人在革命建國之際並沒有刻意另創一種區別於英語的語言,沒有宣稱自己是「美國民族」,沒有搞「去英國化」,也沒有完全受一個外國強權支配。但培里既昧於台灣的政治現實,又蔽於套用班乃迪克很成問題的模式,卻把上述特點置於次要地位,而突出民主在台灣國族認同上的首要作用,認為與「海外移民型」民族主義並無不合。培里說民進黨想用「民主」團結台灣人心,並爭取國際支持,故出於策略上的考量,沒有全面推動「本土化」、「去中國化」,讓妄自尊大的族裔沙文主義(ethnic
jingoism)
在民進黨的全套戲碼中擔綱演出,這也是受到誤導的判斷。可用來證明這點的最新例證就是,2004年總統大選造成台灣社會內部高度分裂,民進黨在各界交相指責其操作省籍意識,擴大「族群」對立,撕裂台灣社會下,於2004926在第11屆黨員代表大會通過等同於黨綱的《族群多元、國家一體決議文》。在這篇違背史實、邏輯不通的決議文中,標榜要超越「省籍意識」,以「公民意識」作為建立國家認同的基礎。但不旋踵,由陳水扁掛帥指揮的2004年底立委大選中,民進黨視這篇決議文的主張如敝屣,挑動省籍矛盾的惡習依然未改,致使立委選舉後,立場絕不偏藍的「外省台灣人協會」召開記者會痛切懇求民進黨不要再刻意操作省籍對立,以獲取政治利益。然則,「民主」云乎哉?(8)其實,民進黨之所以尚未全面進行「本土化」、「台灣(閩南)化」、「去中國化」,是不能也,非不為也。「不能」是因為立法院的多數還掌握在反獨勢力手中,無法突破強大的抵制力量。2004年底的立委選舉,泛綠之所以卯足了勁衝刺,目的就在全面掌握立法與行政大權,以便放手大搞「本土化」、「去中國化」的「正名」、「制憲」。然而,事與願違,立委選舉受到重挫,建國大業被迫推遲。

  五、民主自決論的謬誤

培里認為台灣民族認同的論述主要不是強調語言、族裔、文化的差異,而是以政治上的民主為立論依據,「台灣獨立的權利來自民主的成就,大陸顯然尚未實現民主。這樣的要求既能統合明確深愛民主的島內居民,又可號召世界輿論支持台灣獨立」。台灣分離主義真正的動力不是民主,以及光憑民主不足以建構國族,也無法統合台灣人心,這在上述的分析中已有所論列,剩下的一個很重要,也很值得深入探討的問題就是國際社會會因為台灣實行民主制度就支持台灣從中國分離嗎?

台灣分離主義長期來用民主包裝與中國分離的訴求:獨立是為了民主,要民主就必須獨立,而通過公民投票,實行自決獨立就是體現民主的原則。自冷戰結束,1990年初東歐、蘇聯的共黨政權相繼垮台,全世界掀起所謂第三波「民主化」的浪潮,原有的蘇聯、南斯拉夫聯邦、捷克也紛紛裂解。美國保守派學者福山(F.Fukuyama)揚言自由經濟、民主政治已大獲全勝的「歷史終結」論風行一時。台灣分離主義者自然也隨之歡欣鼓舞,高唱「民主、自由、人權的普世價值」,大肆宣傳「我們站在歷史正確的這一邊」,「世界站在我們這一邊」,力圖結成「民主─自由」的國際連線,支持台灣的分離運動。這些關於民主、自決的自欺欺人的論調,半是緣於對國際政治、國際法與自由主義理論的膚淺認知,半是出於政治宣傳的需要。除了對台灣島內產生了一些迷惑人心的作用外,卻沒在國際上得到什麼有力的支持。

關於自決、獨立或分離的問題,培里從國際政治的角度比較實際地分析了台灣通過自決從中國分離的可能性,結論是「從民族國家的立場來說,與大多數人口並無族裔差別的原有省份想要獨立就是分離。迄今沒有一個民族國家允許這種事。更何況,實際上國際間有反對承認這種分裂的協定,許多國家深恐承認分裂的先例一開,本身可能就會首先受害。」培里有關這些問題的分析與判斷頗有見地,惜乎未能從理論上進一步闡明。

多年來,台灣分離主美者皆高唱以公民投票,住民自決,完成獨立建國的論調,其藍本其實來自1940年代末的美國對台政策。1949年初,當中共在中國大陸以摧枯拉朽之勢擊潰國民黨軍隊,國民政府節節敗退,台灣也將不保之際,美國對蔣介石政權喪失信心,唯恐台灣、澎湖落入中共手中,成為中、蘇共的軍事基地,遂圖謀利用台獨運動,控制台灣。美國國家安全會議在1949119提出的對台方案中指出:「美國不能忽視台灣人民,及彼等因國府治理不當和壓迫,而強烈反對國府統治的心理。台人之不滿使得中共有機滲透、利用;美國應有準備,如果符合美國國家利益,即應利用台灣自主運動。」194931的國家安全會議375號文件、194969美國國務院遠東司長巴特沃思致國家安全委員會的備忘錄與1949623國務院政策計劃處主任喬治.肯楠(George
Kennan)
向國務卿提出的《台灣意見書》,都主張將台灣問題提交聯合,或由美國佔領,再舉行公民投票,決定台灣前途。此後,台灣分離運動即忠實地執行美國這一反中國的對台政策。〈待續〉

 

 

 

表單的頂端

註釋

 

1國民黨政權遷台後與日本右翼政權同在美國庇護下,結成親密的反共盟友,自然不可能徹底清算日本軍國主義的餘孽,在島內亦復優容日據時期的台灣御用紳士,台灣的皇民化思想遺毒因而也就不可能徹底肅清,成了台灣分離主義親日勢力發展的溫床。值得注意的是,王育德之流的親日系分離派所謂的「日本是台灣現代化的奠基者」的論調,正迎合了日本極右派的「日本殖民有功」論,使在亞太地區到處受到唾罵的日本極右派卻在台灣喜出望外地找到全世界唯一的「知音」。日本極右派既得到這批自失尊嚴、自甘卑賤的台灣奴才的背書,意氣自然更為囂張,更為振振有辭地大彈其「大東亞戰爭肯定論」。這實際上是在為日本軍國主義的幽靈招魂。有關這些問題,請參閱拙著〈從《台灣論》風波剖視台灣分離主義的奴才意識〉,收於《階級、民族與統獨爭議》(2002375-401)

 

2時報出版公司在中譯本的封底把Neal
Ascherson
對該書的評語〝a brilliant little book〞,譯為「一本殊為難得的經典好書」,在英國人眼中的〝little book〞,到 了台灣卻被奉戴冠冕,身價暴漲成「經典好書」,這麼荒唐離譜的刻意曲譯,不是出於商業利益,就是盲目崇拜的心理作祟。

 

3關於美洲殖民地發起獨立革命的原因及其過程,請參閱(Carrman et.al 1967,第67)。

4班乃迪克不僅對印度反殖民的民族主義的認識有誤,他尤其是個中國史盲,他在《想像的共同體》和〈西方民族主義與東方民族主義〉中涉及中國的部分,幾乎無不錯得離譜。因本文評論的重點不是班乃迪克,故此處不予細論。

5培里的文章開頭便用不算短的篇幅來描述、分析槍擊案,說來说去,卻未有定論。其實,不用細究槍擊是否自導自演這類技術性問題。光憑陳水扁與保安單位對槍擊現場與事後的處置方法、態度便可確認其中有詐。古今中外沒有元首真遭刺殺而不立即封鎖現場,緊急緝凶,雷厲風行地徹查刺客,並嚴懲有誓死護衛之責的隨扈者。從整個槍擊案來看,陳水扁身為總統的性命,竟被視如草芥,受重視的程度,還不如一遭砍殺的普通路人,天下寧有此等不合情理的怪事!民進黨為抹除槍擊案的政治色彩,始終堅持此案是一單純的刑事案件,但刑事警察局卻遲遲無法查出真兇,在各方的強大壓力下,檢察署與刑事警察局竟於2005年3月7日聯合召開記者會宣稱槍擊案兇手為已畏罪自殺的陳義雄,企圖以死無對證的把戲,遮掩天下人耳目,成了中外媒體訕笑的拙劣謊言。不唯一般人難以置信,就連當事人之ㄧ的呂秀蓮也不能接受,認為有栽贓無辜之嫌,強調應繼續偵辦,不可就此草草結案。剩下的問題便是,陳水扁為何懼怕全面深入調查真相?個中玄機豈不昭然若揭?

6對台灣分離主義較詳細的批判性分析及民族主義與民主的關係的闡述,請參閱拙著〈做一個理直氣壯的左翼統一派〉,收於《階級、民族與統獨爭議》。只有理解這一點,才能明白何以不少具有自由主義思想的人也反對台灣與中國分離。

7 培里在分析台灣的「族群」對立的原因時,也犯了錯誤。一、他說外省人主要講國語,其實第一代外省人來自中國各省份,講的是南腔北調的各省方言,而不是國語。第二代外省人在台灣同樣接受國語教育,絕大部分也已不會說他們父母的「母語」。最能說明語言問題的是,蔣介石、蔣經國是浙江人,但蔣家的第三、四代使用的也不是浙江話,而是國語了。外省人第二代,除了北京人,在台灣也都不能在學校、正式場合使用父母親的語言,這與台灣人並無二致。二、培里認為南綠北藍的現象部分是因工業化發展程度不同,造成南北差距,因而也有階級的成份,這是站不住腳的說法。北部的桃、竹、苗地區(尤其是苗栗)會比高雄市、台南市的工業化、都市化程度更高嗎?東部的發展比南部還落後得多,為何花蓮、台東也是泛藍天下?原住民又為什麼要如培里所說,害怕綠營而投給藍營?這不都證明台灣分離勢力閩南族裔沙文主義的排斥作用嗎? 

8 值得注意的是,每當民進黨違背所請「公民民族主義」的基本精神,仍大肆操縱省籍矛盾之際,卻鮮見曾主張要以「公民意識」取代「省籍意識」的黨員或親綠的知識份子發出強烈的譴責聲浪加以糾正,而像沈富雄這種敢於冒泛綠之大不韙,公開要求泛綠陣營不可以「愛台灣」之名,任意質疑、攻擊競爭對手為「賣台」、「中共同路人」的人,卻慘遭圍剿,被泛綠選民遺棄,在這屆立委選舉中落選。台灣分離主義到底是以「民主」、「公民意識」為主軸,或是以省籍、「族裔」為基礎,豈不彰彰明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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