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 年 11 月 的封存

2007年10月(48期)中國已然站著,李安他們依然跪著 黃紀蘇

中國已然站著,李安他們依然跪著

 

黃紀蘇

 

 

一百年前,中華民族匍匐在地,任人踐踏欺凌。一百年來,中華民族掙扎於地,輾轉於途,左突右沖,上下求索。經歷了一百年山重水複的中華民族,如今是一個站著的民族。

 

趴著和站著之外,還有一個跪著的的狀態。但這狀態不屬於自強不息、勤勞不輟的廣大民眾,不屬於取經求法、蹈火赴湯的志士仁人,而專屬於一部分失心喪志、依草附木的政治文化精英。這些人不光雙腿跪著,雙臂還抱著,抱著一條腿,一條西方的腿。跪抱在這一百年裏既是一個事業,也是一個產業。李安執導、取材張愛玲同名小說的《色戒》,就是近代跪抱業的最新作品。

 

近代的跪抱業源於中國對西方的暫時劣勢,興於清王朝的腐朽沒落,至抗戰而進入第一個黃金期。面對西方的高徒日本,汪精衛抗著抗著膝關節一松,雙臂一張,變為跪著抱著。陳公博、周佛海這些原本就東抱西抱的人物,也紛紛化作藤類植物,盤繞在東洋的軍靴上、挺進在中華的大地上。周佛海後來發表的日記中隨“汪主席”訪問滿洲國的兩則非常有趣。汪主席青年反滿,“慷慨歌燕市,從容做楚囚”,險些側身中華英烈。中年以兒主席見兒皇帝,想必不勝今昔、夷夏、主奴之慨,日記寫汪回旅館“大哭一場”。而陳本人則感歎當年與溥儀有雲泥之隔,如今幾把椅子平起平坐,還談笑風生呢!小人得志之態躍然紙上。對於周,抱日本腿相當於乘電梯,跪就是飛。汪偽其他角色也都因跪得抱,因抱而飛。那個丁默邨一抱共產黨沒抱出名堂,再抱國民黨沒抱出起色,三抱日本褲管就抱得青雲直上了。還有胡蘭成,從妻兒都養不活的落魄窮書生一躍而成了“和平運動”的高幹。只是勢比人強,日本戰敗,放下軍刀,軍靴還沒脫,纏繞在上面的植物就競相化作動物,“起義”的起義,奔竄的奔竄。其下場或綁赴刑場,或瘐死獄中。陳公博逃到日本原打算做賴昌星,結果被引渡回來,臨刑前向兔死狐悲的獄友們拱手:兄弟先走一步了。忘了是赭民宜還是梁鴻志,大概是悔不當初一念之差沒將文人進行到底,在刑場上做起了絕命詩,最末一句沒出口子彈就到了。《色戒》中男主人公的原型丁默邨,本來是一頭殺人不眨眼的類人獸,過不慣大牢的圈養生涯而想往自然野生環境,保外就醫去遊玄武湖,蔣介石聞訊大怒,下令給斃了。

 

屬胡蘭成運氣最好,他一面逃死覓生,一面沾花惹草;收下張愛玲送來的扶貧款後便把張從“他的女人們”中做了末位淘汰。張也不怨胡——胡跪日,她抱胡,都是跪抱業中的同事,如今雙雙下崗,都屬弱勢群體,該同病相憐才是。到了1950

年代初,張準備赴香港而抱美國,胡則二抱已跪了美國的日本。張在這承先啟後的日子裏撫今思昔,創作了小說《色戒》。在小說中,她將男女流氓的感受和本人附逆的體會做了整合,形成日後聞名遐邇的張氏定律。根據這個定律,女人若被男人經暗道取了芳心,愛情就會昇華,升到不論是非、不辨忠奸的恍兮惚兮之境。這個定律實際是要說:跪抱集團的利益大於中華民族整體的利益。但小大的道理很難說通,厲以甯、吳敬璉他們說到今天也沒多少人相信。沒人信那就換個說法,說下半身高於上半身的道理。下比高高聽著彆扭,那就說下比上沉或下比上重。這個道理從管仲到馬克思無數先哲都講過,而且也比較符合人們的日常感受。豬肉價格比民主社會主義理論重要的道理,就算豬不承認但民主社會主義理論家肯定會承認。那麼好,中國近代的跪抱集團就從這兒說起:八年浴血抗戰,中國並沒中斷傳宗接代也就是性交吧?再說,沒抗戰也會有性交,可見性交比愛國、民族大義、“心的長城”更長久、更基本、更普適吧?我們這次跟日本方面性交,說到底也不過就是性交,禁止我們性交就是否定人類的基本價值吧?還有,生殖器只是下半身的一部分,對下半身其他“小我”即私心雜念,也應該一視同仁吧?這樣的歪理不適於直說,所以跪抱集團的理論家在這方面沒什麼建樹。但該集團的文藝戰士就不一樣了。通過把一個捨生取義的烈女子改造成一尊以陰道/陰莖為軸心的歡喜佛,小說家張愛玲自己解放了自己,同時也解放了小我掛帥的其他跪日同志——跪抱業的死難烈士如丁默邨雖然沒有徹底解放,但也從寬處理了。藝術的力量還不止於“解放”,張從漢奸婆娘的木籠升遷到永恆情愛的祭壇,成了一隻潔白的羔羊。當鮮血像詩句一般從羔羊顫抖的身體裏汨汨流出時,當張愛玲、胡蘭成之流的作品紅遍大江南北時,歷時八年、陷中華民族於血海的那段痛史慘然失色――中國近代的大是大非在乳房屁股的熱烈翻滾或翻騰中化作孤魂野鬼,黯然退席。

張愛玲這篇萬把字小說創作於1950年,發表於1978年。其龜縮蟄伏的時間與新中國嚴絲合縫。這也許是巧合,但也許不是。新中國有百端不是,但新中國腿是直的,胸是挺的,頭是昂的。她不但讓欺我辱我的西方強盜欲近不敢,欲遠又不捨,而且一舉查抄、取締了近代跪抱行。新中國以文革失敗而落幕,當大幕再啟時,中華民族改變了發展路線,但沒改變民族復興的目標,沒改變萬馬奔騰的氣勢。借鑒西方先進經驗的改革開放是一個辨證過程,無血性、無志氣、無眼光的三無一族也乘時而起,松膝而跪,向著正西張臂合抱,頂禮膜拜,使一度倒閉的近代跪抱業再度中興。張的《色戒》在這節骨眼上問世具有象徵意義:近代的跪抱業要繼往開來,實現新老交接。

 

大陸八十年代的跪抱新一輩,因有三十年的斷檔,缺乏與西腿互動的經驗,基本等於白手起家,像袁偉時教授雖已頗有了年紀,論跪齡卻不比小餘傑大多少。這些人幹勁有餘而技法不足,毛手毛腳,往往過猶不及。西腿固然肯定其動機,但未必受用其效果,一踢腿揚塵而去、重整褲線的情況時有發生。因此,新一輩迫切需要老一輩的傳幫帶。可大陸上的老跪抱,經鎮反肅反好多已不在人世,在人世的或改行燒鍋爐,或轉業收破爛,多年不實踐,膝蓋都僵了。在這種情況下,四五十年代飄洋過海的華裔跪抱,便以其久磨久練的精湛膝藝,責無旁貸地為大陸的跪抱後學傳道授業解惑。如夏志清,膝蓋上的老繭足有半本《中國現代小說史》厚,藝高而膽大,竟用一根英制皮尺將張愛玲吊上了中國現代文學的頂峰;如今又論證唐詩不如英詩,嫌四行八句太短,就好像他是為芝加哥公牛隊在中國物色球員。夏志清、余英時這些老先生說來也是飽學之士,怎奈知識為姿勢所誤,一葉之障,學問到老未近中和之境,一崴一崴倒像中風後的偏癱。但這一點也不妨礙他們發揮餘熱,出任大陸跪抱幫的海外親友團。海外親友團的助力並不來自學養,而是來自美元跟人民幣18甚至110的比例。

這個親友團裏有位龍應台女士值得提及。龍女士嫁了德國男人因此成了最最幸福的中國女人,她明白大陸不幸姐妹不可能人人拷貝她的幸福人生,因此她隨身帶著U盤,隨時準備讓中國拷貝她老公的幸福國家。龍處在熱力超常的年紀,四海之內只要事關跪抱,她就事事關心。前年袁偉時教授由於跪得太猛將《冰點》跪破,只見龍女一躍而至,殺聲震天,就好像李鐵牛劫法場。以龍的淺薄造作、好生事又不懂事,本來最適合婆媳相爭或妯娌相撲,居然就做了大陸的現代文明教練員和民主政治督查員。原因無他:臺灣跪得早、龍女抱得早。

 

有了海外親友團的輔導呵護,再加上自身的天分和分外的努力,中國的跪抱新一輩很快實現了從急於跪抱、勇於跪抱向善於跪抱、巧於跪抱的轉型,並以此將近代跪抱事業推向第二個高峰。這次沖頂的核心力量是文化知識精英——官僚和資本家還真沒他們鍥而不捨、喪心病狂。這些人密切配合,此呼彼應,雖然不一定設了組織部,但組織化程度卻接近紅槍會。歷史和影視是他們的兩個主要工作坊。在史學工作坊,他們以“五十六個民族五十六支花”為由,為歷史上的侵略者漢奸逐一落實政策,對於民族英烈則不斷打各種小報告。他們還以講述老百姓的故事為名,把歷史“還原”為吃喝拉撒的起居注,將涉及歷史本質的大是大非排擠出局。歷史的大是大非排擠走了,現實的大是大非無依無傍,孤掌難鳴,只好看著他們把跪抱三十六式增訂為七十二式而乾瞪眼。在影視工作坊,已跪出世界水準的導演們,他們的生產流水線川流不息,把舊家庭亂倫、共產暴政、破壞惡化之類組裝成各類東方的奇形怪狀,抱往嘎納、威尼斯和奧斯卡。不斷推陳出新的東方美妞更是他們的拳頭產品。銀幕上,由於中國男人老在吃補藥,中國婦人渴了三千年的陰道,盼什麼似地盼著“大得出奇”的傢伙來解救。可以說,這樣的中國電影已成為西方的另類偉哥,想必是刺激了旅遊或“春遊”產業的發展繁榮。這幫電影人或精神咸水妹為世界杜撰了一個跪著的中國,一個在進化階段、道德水準、精神風貌各方面全都低三下四的中國。而現實中,中國勢不可擋的雄起正在挑戰作威作福、高高在上了三百年的西方。我看這些導演不像是在為國分憂,以“新和親”電影反擊“中國威脅論”——鬧“中國崩潰論”的時候,他們也是這套東西。兩個工作坊還常常聯手,推出亡國亂史的影視作品。以前有痛哭中國跪晚了的《河殤》;後來有替中華民族另認始祖的《神舟》;如今我們又看到了《色戒》。《色戒》重複了跪抱集團的歷史觀和價值觀,它用肉色混淆了中國近代的大是非,用肉色呈上西方主子喜愛的小貢品,如此而已。李安這個我以前覺得或許比張藝謀、陳凱歌境界高些的華人導演,如此而已。

 

《色戒》從寫作到發表到搬上銀幕,前後近六十年,整整一部中國現當代史。六十年歷史相對於漫長的地質年代只是一瞬,卻見證了人類社會一次壯觀的造山運動,即中國大地的再次隆起。在隆起的大地上,希望屬於站著的事業。跪是沒有前途的,跪抱業屬於夕陽產業。一些人站不起來了,因為跪抱已經成為他們的生存方式。那就讓他們趁著夕陽在山,抱著閃閃金熊閃閃金獅繼續跪吧。

2007年10月(48期)偽統獨與假民主的鬧劇 陳宗佑

 

偽統獨與假民主的鬧劇

 

陳宗佑

 

 

台灣的選舉熱季一到,照例總要上演連台假民主的下三濫戲碼。這次的總統大選加演一齣所謂「加入」、「重返」聯合國的公投,成了選戰的主軸。民進黨又是群眾集會,又是路跑,又是百萬人連署,節目繁多,花招百出。國民黨則跟在屁股後面,假惺惺地依樣畫葫蘆,也搞了四不像的「重返」聯合國活動,雙方都互控弄虛作假,但戲碼照搬,並未停歇,台灣一句俗語說:「演戲的瘋,看戲的憨」,真是淋漓盡致地說活了這場鬧劇。

 

 

然而,民進黨不惜非法挪用數以億計的巨額公帑,陳水扁率全黨上下賣力演出,當然也不是毫無緣由地真瘋了。他們有一套自以為高明的謀略。就陳水扁個人來說,在卸任前來番「愛台灣」、搞台獨的大表演,既可藉此凝聚台獨群眾,充當包庇家族貪腐弊案的鐵衛軍,以保身家,又可在下台後鞏固台獨教主的地位,積累日後東山再起的政治資本,即使冒著得罪美國、激怒中共,把海峽兩岸拖向戰爭邊緣的風險,就個人利益而計,也是值得的。更何況,多年來打「反中國」牌以刺激民氣、拉抬選情一向是民進黨狗改不了吃屎的老技倆,此回焉能例外?在謝長廷及民進黨公職人員來說,民進黨執政七年餘,不但政績乏善可陳,經濟情況日益惡化,社會治安不斷敗壞,自殺人數有增無已,兼且朝中高官貪瀆弊案頻傳,連遭起訴,謝長廷本人就是個多件弊案纏身的大戶,這時除了請出台獨神主牌,高高供起,廣燒台獨迷魂香,召集台獨的蝦兵蟹將,背水一戰,以求倖勝外,也沒有其他的妙招了。

 

 

所謂「入聯」也罷,「返聯」也好,在國際政治上根本是毫無意義的假議題,純粹是專供台灣島內政治鬥爭用的消費品。台灣能否進入聯合國,與台灣民意毫無關係,而是取決於在國際政治中的實力。台灣分離主義者胡扯什麼中共費時20餘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始得進入聯合國,故有為者亦若是,不該因以台灣名義加入聯合國暫時受挫而氣餒。中華人民共和國遲至1971年才進入聯合國,主要原因是毛澤東堅持一個中國原則,絕不同意「兩個中國」的雙重代表權。早在1956年印尼總統蘇加諾便殷切期盼中華人民共和國加入聯合國,以增強亞、非、拉丁美洲國家反對美、英等帝國主義國家企圖控制聯合國的力量,建議毛澤東暫以「兩個中國」為過渡的辦法,申請進入聯合國,將可獲多數國家支持,毛澤東答曰:「聯合國只能有一個中國,不能有兩個中國,而那個中國是我們。……只要在聯合國有個小小的台灣,我們就不進去。」中共為此寧願遷延多年,直到取得聯合國多數國家支持中華人民共和國代表中國,突破美國設置的「重要問題案」障礙,將中華民國代表逐出聯合國,同時粉碎美國的「雙重代表權」案,才進入聯合國。在美國力勸下,當時蔣介石未嘗沒有接受「雙重代表權」的念頭,然而此案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取得中國代表權案通過後,根本連進入大會討論的機會都沒有,中華民國只有黯然退出。如今要以中華民國名義「返聯」固絕無可能,而意圖改以台灣之名用新會員國身份加入,因屬「重要問題案」,也必須獲三分之二會員國,即約130個國家的同意,以目前中華民國僅有20多個邦交國且還會陸續減少的情況,這無異是痴人說夢的一廂情願妄想。這些事實真相,不論是國民黨或民進黨,從未向台灣民眾說清楚,講明白。被蒙在鼓裡的絕大多數台灣民眾因無知於這段歷史與國際政治的實況,猶幻想有朝一日可再入聯合國,而贊同「返聯」或「入聯」,是理有固然的。這也就成了長期來台灣朝野政客藉此議題撈取政治利益的本錢。

 

 

值得一談的是,國民黨在目前的總統選舉熱身戰中,充份顯露了從「一個中國」原則退卻,滑向「兩個中國」甚至「一中一台」的傾向。從5月份研擬修改黨章,進行所謂的「本土化」,到甘為民進黨尾巴,在74的中常會通過「返聯公投」案,以至馬英九諱言「一個中國」與統一,大談台灣就是中華民國等等論調,無不顯示立場的變化。國民黨當局的表面理由是,為了爭取所謂中間選民,以求勝選,必須向「本土」力量靠攏,多年來,民進黨以「本土」之名包裝「台獨」,藉此喚起台籍民眾的地方情感,轉成支持台獨的意識「本土政權」的內涵即台籍政客當家的台獨政權。故所謂「本土

2007年10月48期:《新日本軍國主義的新階段》導讀(中) 杜繼平

 

 《新日本軍國主義的新階段》導讀(中) 

 

 杜繼平

 

 

前國務卿赫爾阻止列入保留天皇條款

 

起關鍵作用的是1944年末離任的前美國國務卿赫爾(Cordell Hull)。赫爾主持國務院期間,在19431944年花費許多時間討論戰後如何處置日本。天皇制的存廢問題自然是其中的要項,陸軍部與海軍部也屢屢詢問國務院對天皇制的處理意見。由於無法準確預知廢除天皇制的後果,國務院內為此爭議不已,成了棘手的難題。直至194459才作成結論,提出建議案。要旨是:盟軍當局應採取盡可能靈活的策略,不對天皇制的存廢作左右袒,「我們不要公開表示反對天皇制,以免給日本軍國主義者提供可煽風點火的燃煤,撩起誓死扺抗、戰至最後一人的火焰。我們也不希望公開表示贊成天皇制,以免挫傷日本可能產生的廢除天皇制的人民運動。」(Hull 19481593)國務院認為,鑒於日本人對天皇的狂熱信仰,從外部廢除天皇制可能無效。如果日本人決意維持天皇制,僅僅逼天皇退位,並無法根除天皇制,盟國若要防止天皇復辟便可能須無限期軍事佔領日本。因此,上策是先不明確表示對天皇制的態度,而把盟軍佔領當局的權威置於天皇與日本政府之上,暫時利用天皇在日本的威望幫助盟軍佔領統治日本,以俟佔領當局能有效治理日本,降低對天皇制有限度的利用。若日本人民興起廢除天皇制的大規模運動,只要不危及法律與秩序,盟軍當局便不要加以制止,並不再利用天皇作為政治工具。(Hull 19481591-1592

 

 

不過,到了1945年中期,陸軍部長史汀生與格魯同調,為了避免因攻佔日本本土而造成大量傷亡並遏阻蘇聯藉對日作戰之際擴展勢力,希望在進攻日本本土之前對日本讓步,以同意日方要求的保留天皇制來與日本謀和。194572,史汀生與當時代理國務卿的格魯、海軍部長弗瑞斯特(J.V. Forrestal)共同商定,根據格魯原先提交給杜魯門的底稿加以修訂,重擬一份《公告》草案,其中明言:若日本能保證不再有發展軍國主義的侵略意圖,盟國便可允許由當前天皇領導的君主立憲。這事實上就把原本要求日本無條件投降改成了有條件投降。76,甫接任國務卿的貝爾納斯臨赴波茨坦會議之前,以電話告知赫爾草案的要點,徵詢他的意見。赫爾當即表示反對保留天皇制,並說這個主張「太像在姑息日本,尤其在我們堅決維持無條件投降的立場之後。……這看來是在保證天皇繼續在位,也確保了天皇座下的統治階層的封建特權。……必須剝奪天皇與統治階級的所有特權,在法律之前與平民一律平等。」716,赫爾又打電報給在波茨坦的貝爾納斯說,沒有人能確知答應日本保留天皇制就一定可讓效忠天皇的日本官民鬆懈鬥志,減少盟軍的犧牲,並縮短戰爭。萬一此計不售,反倒使日本人以為盟軍示弱,更激勵其士氣,那麼美國國內就會隨之引發可怕的政治影響。(注3)因此,他建議待盟軍大肆轟炸日本與俄國參戰後再發表公告。第二天,貝爾納斯馬上告知赫爾,公告推遲發表,並且刪除保留天皇制的承諾。(Hull 19481593-1594

 

 

《波茨坦公告》未提及天皇制的存廢問題,僅表明應「依日本人民自由表達的意志建立傾向和平且對人民負責的政府」(第十二條)。其他的重點是:永遠清除欺騙、誤導日本人民妄圖征服世界的當權者與有影響力者,徹底根絕軍國主義(第六條);佔領日本,直至建立和平、安全與正義的新秩序以及摧毀日本發動戰爭的力量為止(第七條);貫徹實施《開羅宣言》的條款(第八條);審判戰犯,掃除不利於日本人民恢復並加強其民主傾向的所有障礙,確立言論、宗教、思想的自由,以及尊重基本人權(第十條)。這些條款日後成為盟軍佔領日本的基本政策。

 

日本重臣的謀和行動

 

在日本方面,自1944年後半期,能否捍衛天皇制國體已成和戰決策的關鍵。主戰派與主和派就維護天皇制的有效方法展開了激烈的爭論。早在19426月日本於中途島戰慘敗,聯合艦隊的骨幹遭到摧毀後,日本海軍在太平洋上連嘗敗績,喪失了海權,戰局急轉直下,日本已呈頹勢。而在歐洲戰場上,19432月德軍於斯大林格勒之役重挫,10月義大利投降,法西斯軸心集團可謂全面由盛而衰。日本統治階級中,憂心戰事不利,危及天皇制國體者日多,停戰謀和之議漸興。其中最具份量也最積極者為曾在1937年後三次組閣擔任首相、發動侵華戰爭的近衛文(麻呂)
公爵。
19446月,盟軍在諾曼地登陸後,勢如破竹,德軍無招架之力,敗戰可期,同時日軍則在太平洋的戰略要地塞班島失利,日本本土完全暴露在美軍的空襲區內,再無扭轉戰局反敗為勝的可能,日本軍方大本營見大勢已去,做出「迅速結束戰爭」的結論,寄希望於與日本訂有《日蘇中立條約》而尚未對日宣戰的蘇聯出面斡旋求和,惟一條件就是必須捍衛天皇制的國體,若天皇制不能維繫則「唯有一億人戰死」(信夫清三郎 1982411;栗原健 2000[1985]150-151)。近衛文(麻呂) 見戰敗之勢已不可挽,遂於72把對時局的見解撰述成文,交給裕仁天皇信任最專的皇宮內大臣木戶幸一,文謂:為了維護國體,必須迅速停戰,否則在內外瀕危下,終將發生共產革命。木戶閱後深有同感,兩人聯合曾任首相的若槻禮次郎、岡田啟介(海軍大將)、米內光政(海軍大將)、廣田弘毅、平沼騏一郎等重臣與財閥代表藤山愛一郎於718共同推倒了強硬主戰的東條英機內閣。東條雖倒,但近衛立即停戰以維護國體的主張仍未獲得日本統治階級大多數人的支持。軍方的強硬派認為要捍衛天皇制只有誓死決戰一途,而主和派也大多仍期望在獲得一定的戰果後再謀求較好的停戰條件,天皇亦持此議。近衛將19447月的見解與親信吉田茂等人商議修改後,寫成奏摺,於1945214晉見裕仁天皇時上呈,此即著名的近衛奏摺。奏摺劈頭便說「戰敗勢不可免」,接著從避免共產革命,以確保國體的角度,析論盡速停戰的必要:「戰敗應該說是我國體的一大污點,但美英的輿論迄今還沒有發展到要變更我國體的程度(當然,在一部份人當中有過激言論,而且將來如何變化也難以預測)。因此假如只是戰敗,國體上尚無須憂慮。從捍衛國體的立場來看,比戰敗更值得憂慮的是伴隨戰敗可能發生的共產主義革命。細細想來,我國內外的形勢,現在正向共產主義革命方向迅速發展。……在戰敗必至的前提下,把沒有勝利希望的戰爭繼續下去,那就完全上了共產黨的當。因此,從保住國體的立場出發,深信應當儘快設法結束戰爭。」近衛在奏摺中指控,喊出「一億玉碎」的軍部好戰派受到名為「右翼」實為「披著國體外衣的共產主義」左派的煽動,「企圖由此使國內陷入混亂,最終達到革命的目的」,因而要求天皇果斷肅清軍部的好戰派,以「從共產革命下拯救日本」。(升味準之輔 1997[1988a]809-811;栗原健 2000[1985]171-172)然而,裕仁並未接受近衛的意見,他告訴近衛:「參謀總長梅津美治郎(按:即日本戰敗後向盟國投降的軍方代表)上奏稱,今日日本如有乞和那樣的事,美國將大膽要求廢除天皇制,故也危及國體,結果是即使乞和也危及國體之繼續存在,如果作戰,則萬一找到活路亦未可知。」近衛答稱:「格魯及美國領導機構的想法,並非持皇室取消論,但如果戰爭仍繼續進行,國內外形勢惡化,則將會觸及天皇制。」但裕仁回以,無論如何「須獲得一次戰果,否則就很難說了。」(信夫清三郎 1988[1982]424-425

 

 

美日主和派互通聲息

 

從近衛向裕仁報告格魯等人有意維持天皇制,可知美日的主和派雙方有密切的連系。事實上,自19449月以近衛文 (麻呂)為首的日本主和派便通過瑞典駐日公使巴格(Wider Bagge與美國駐外使節洽淡停戰條件。19454月起日本派駐瑞士的海軍武官藤村義一與陸軍中將岡本清福、駐瑞士公使加瀨俊一等人也先後跟美國「戰略事務局」(The Office of Strategic Services)在歐洲的負責人艾倫.杜勒斯(Allen Dulles)(按:即1953-1959年擔任美國國務卿、主導美國冷戰戰略的約翰.杜勒斯的胞弟,1953年任美國中央情報局局長)積極接觸,探詢停戰方案,希望早日止戈,以解日本內外交困的危局。美國國務院也授權艾倫.杜勒斯與日本主和派商談和平條件。(栗原建 2000[1985]180-181Toland 1977[1970] 213-217)艾倫.杜勒斯從中力促其事,向國務院、白宮報告日方的意見。1945512,也就是前述格魯致函陸軍部長史汀生為日皇與主和的重臣美言,要求改變對日戰略,與日皇、重臣合作,鞏固美國戰後在日本的地位,以防止蘇聯勢力擴展之日。艾倫.杜勒斯報告白宮說,格魯的主張可為與日本談判之資,日本駐瑞士公使加瀨俊一稱日本願在蘇聯攻擊之前與美、英和談,唯一的前提條件是,盟國同意「保留天皇為防止日本轉向共產主義的唯一屏障」,加瀨表示,美國最精通日本事務的格魯與他的觀點一致。(Schaller 19851072,岡本清福中將透過第三者探詢艾倫.杜勒斯美國會給日本什麼條件。杜勒斯答以盟國會允許保留天皇制。(Bergamini 197276)杜勒斯透露的正是史汀生、格魯與海軍部長弗瑞斯特商定的《波茨坦公告》草案內容。但日本主和派藉由杜勒斯的管道談和的努力,並未成功。日本強硬主戰的海軍軍部總長豐田貞一大將認為杜勒斯的謀和舉動是美國企圖削弱日軍鬥志的謀略,不足采信。裕仁天皇及其親信內大臣木戶幸一與外長東鄉茂德則因不知美蘇在19452月訂有雅爾達密約,蘇聯已決定對日宣戰,猶幻想利用美蘇矛盾,並讓出1905年在日俄戰爭獲得的利益,以力止蘇聯參戰,故採取請蘇聯出面斡旋停戰的決策,不考慮與美國和談。(Bergamini 197275Toland 1977[1970]215-217;栗原健 2000[1985]182)美國方面亦有赫爾的阻攔,此議遂胎死腹中。美、日兩國的反共保守派為減少各自人員、物資的損失與反蘇防共而共謀保留天皇制的意圖雖未在二戰期間得逞,但隨著戰後時局的變化,他們終於能夠攜手合作,在反共的共同利益下把保留天皇制的共識化為現實。

 

 蘇俄參戰加速日本投降

 

 《波茨坦公告》雖未明確同意維持日本當局最關切的天皇制,但主和派的外相東鄉茂德看出其中藏有玄機,主張暫不表態,本有議和傾向的首相鈴木貫太郎在主戰派的強大壓力下,卻悍然表示《公告》不過是《開羅宣言》的翻版,不值一顧,繼續號召進行本土誓死決戰。(栗原健 2000[1985]216)自1944年末,日本已失去制海、制空權,美國的B29轟炸機長驅直入,用破壞力強大的燃燒彈先大肆轟炸東京、橫濱、名古屋等政治、經濟、軍事重鎮,再及於中小城市,日本全國的大片地區被夷為平地,化成焦土,人民死傷枕藉,數百萬幢房屋遭毀,流離失所者逾一千三百萬,兼且工業生產大幅下降、糧食嚴重短缺,物資極端匱乏。人民受戰火荼毒,已至於此極,但此際以天皇為首的日本統治階級念茲在茲者唯確保天皇制,仍置生民疾苦於不顧,妄圖作無望的困獸之鬥,終於引來194586美軍在廣島投下第一顆原子彈的慘禍。(注4)接著,蘇聯於88對日宣戰,89出動百萬大軍進逼中國東北,日本關東軍岌岌可危。廣島原子彈的威力固然驚人,但真正震憾日本當局的是原本寄予調停戰爭厚望的蘇聯竟然參戰,以重兵相脅,日本完全陷於孤立無援,有條件和談的希望頓然徹底破滅,成為泡影。1945年5月11-14日日本戰爭最高指導會議的決議就說:「當日本現正傾賭其國力與英美作戰之際,果若有蘇俄之對日參戰,則將制帝國之死命,故不論帝國對英美之戰爭局勢如何,帝國有努力防止蘇俄參戰之必要。」(服部卓四郎 19561953〕:244)蘇聯既已參戰,這時除了投降,已別無他途。(注589上午,驚悉蘇聯宣戰的日本首相鈴木貫太郎為議決投降事宜,召開戰爭最高指導會議。代表主和派發言的外相東鄉茂德主張在不變更天皇制國體的前提下,接受《波茨坦公告》的全部條件,原本要求進行本土決戰的強硬派則堅持必須加上軍隊自主徹退、日本自行處理戰犯與盟軍不保證佔領三項條件。會議尚未結束,美國又於長崎投下第二顆原子彈。但意見對立的雙方猶爭持不下,只得在當日晚上近十二點由日皇主持御前會議,經爭議兩個多小時,才由裕仁於810淩晨二點三十分親自裁斷,支持了主和派的意見。(栗原健 2000[1985]2-6217-218

 

 杜魯門為反蘇聯而軟化投降條件

 

 810日清晨,日本外務省向美、英、中、蘇四國發出電文,重點謂:「日本政府準備接受1945726在波茨坦發佈的聯合公告條款……據日本政府的理解,上述公告並不要求損害天皇身為最高統治者的權利。日本政府誠願此一理解確實無誤,切望迅速明示。」杜魯門當天上午九點便把國務卿貝爾納斯、陸軍部長史汀生、海軍部長弗瑞斯特、海軍上將李海等人召至白宮,詢以:「我國有許多人認為日皇是我們承諾要加以摧毀的日本體制不可分的一環。我們能保留天皇制卻期望消除日本的好戰精神嗎?我們曾為日本的無條件投降奮戰,附有這麼大的但書的信息,也能看做是無條件投降嗎?」一向主張保留天皇制對美國有利的史汀生,重申此議,李海上將也認為僅就利用日皇以促日本投降而論,應接受日本的意見。貝爾納斯則反對說,在目前的情勢下,該提條件的是美國而不是日本。弗瑞斯特提出折衷案說,可答覆願接受投降,但定下明確可實現波茨坦公告意旨的投降條件。杜魯門同意弗瑞斯特的意見,請貝爾納斯起草覆文。(Truman 1965a[1955]471-472Byrnes 1947:209)杜魯門解釋說,他之願與日本人妥協是恐怕再遷延時日,俄國部隊會向中國東北推進太遠。當時美國認為蘇聯的力量深入中國後會支持中共助其打敗國民黨政府,取得政權,沒有料到蔣介石與史達林最後完成交易,取得史達林支持其主政中國的承諾,雙方於814簽訂了《中蘇同盟條約》。與聞此次會議的美國副總統華萊士(Henry A. Wallace)在日記中說,這次會議的整個論調看來在決意遏阻蘇聯擴張勢力,其他考慮皆屬次要。(Schaller 198517-18

 

 

  對日本要求保留天皇制的投降聲明,在同盟國中以英國的態度最為積極。英國外交部的日本專家桑姆森爵士(Sir George Samson)自1942914便被派任駐美大使館的公使,負責與美國協調東亞政策,他與美國國務院的日本派格魯、博頓(Hugh Borton)關係密切,意見相近,且更為保守,力主若要維持日本戰後秩序的穩定,必須保留天皇制與明治憲法的框架。英國外交部採納他的主張做為對日政策的依據,不但支持保留天皇制,甚至反對美國將日本改造為英美式民主政體的政策。(Buckley 198210-1154-70)(注6)但屬英國聯邦的澳大利亞則與英國迥不同調。澳大利亞深受日本侵略之害,在太平洋戰爭中與美國並肩作戰,出力甚多。澳國政府獲悉日本聲明後,即刻致電英國堅持要求廢黜侵略的禍首日皇,倫敦敷衍以對後,澳國再急電華盛頓:「……日本人以天皇的名義幹了許多令人髮指的暴行,毫不含糊地廢除天皇制是動搖日本人以為天皇具有神格的信念的根本之道,天皇制不除,日本人會依然故我,只不過把再度在太平洋發動侵略,推遲到下一代罷了。……我們反對接受日本企圖附加在波茨坦條款上的投降條件。」(Bergamini 197290-91)但美國並未接受澳大利亞的意見。如前所述,赫爾主持國務院時便有利用天皇為佔領統治日本的政治工具的建議,貝爾納斯據此與《波茨坦公告》的精神寫成答覆日本的照會,要點是:「自投降之時起,天皇與日本政府統治國家的權力就聽命於盟軍的最高統帥,最高統帥將採取他認為宜於實施投降條款的措施。……日本政府的最後形式,將根據《波茨坦公告》,由日本人民自由表達的意志確立。」(Truman 1965a[1955]473)覆文經英、蘇、中三國同意後,於811發出。

 

 

  《波茨坦公告》沒有明言廢黜天皇,事實上已為保留天皇制留下餘地。正如美國國務院遠東司的報告所說:「由於《公告》沒有規定廢黜天皇,可以假定他尚能繼續當天皇。」(引自劉世龍 2003371)美國的覆文重申《公告》對日本制體的立場,主和的日本外務省官員心領神會其中奧妙。812獲悉貝爾納斯覆文的外相東鄉茂德雖覺得覆文的條件嚴苛,頗感為難,但針對「人民之意志」的提法說:「從實際的觀點來看,這並不是跨越不了的問題,但感情上難以接受。我認為人民不會在全民投票中反對天皇,到時天皇統治國家的權力就會得到明確的認可。……我認為天皇會拋掉個人的情緒,接受被宣告“聽命”於一個外國人的屈辱。」(Bergamini 197293)日本主和派勉強接受了覆文的條件,但主戰派則甚為激憤,主張再發照會力爭,若盟國不同意,不惜再戰。和戰雙方在81213兩日,幾經激烈爭執,末能定案,直到14日上午才由裕仁召集全體閣員與統帥部首腦等人開御前會議,裁斷接受覆文,並於15日正午宣讀投降詔書,正式結束了日本的侵略戰爭。(栗原健 2000[1985]8-19

 

注釋:

 

 

3:赫爾所指的是,由於日本偷襲美國珍珠港及在中國、南洋等地濫殺平民、虐待戰俘的殘酷暴行,令美國人對日本天皇及人民深惡痛絕,許多人認為日本人是毫無人性的野蠻民族,該當滅絕。19456月的一次美國蓋洛普民意測驗,有三分之二的人主張把日本天皇列為戰犯,其中的三分之一甚至要求處死天皇。(Schaller 1985316)這股怨氣直至日本戰敗,美國佔領日本後,仍未消歇。故若對日本天皇的處置失當,必將在美國國內遭受嚴重的抨擊。

 

4:美國對日本投放原子彈固有在登陸日本本土之前逼日本投降以減少傷亡之意,但另一重要考慮便是想獨佔戰後對日本的控制權,不願讓蘇聯在對日作戰中取得太多地盤,步德國分區佔領的後塵,故搶在蘇聯宣戰前先於廣島投第一顆,蘇聯出兵後,不給日本考慮投降的餘裕時間,便立即又在長崎投下第二顆,以免給蘇聯乘勝追擊的機會。(參考:Horowitz 19741969〕:34-35

 

5:日本主戰派的要角海軍軍令部總長豐田貞一大將在戰後說:「加速日本投降的,俄國對日參戰的成份比原子彈要大。」英國官方編寫的戰史《對日戰爭》(The War Against Japan),也支持這種看法。(見Toland 1977[1970]329-330

 

 

6:麥克阿瑟在《回憶錄》中說:「有些盟國,特別是俄國與英國,要求將日皇列入戰犯的呼聲甚囂塵上。事實上他們最初提出的戰犯名單,日皇名列第一。」(Mac Arthur 1964288)這個說法是錯誤的。

 

 

 

 

 

 

 

 

 

 

 

 

 

 

 

 

 

 

 

 

 

 

 

 

 

 

 

 

 

 

 

 

 

 

 

 

 

 

 

 

 

 

 

 

 

 

 

 

 

 

 

 

 

 

 

 

 

 

 

 

 

 

 

 

 

 

 

 

 

 

 

 

 

 

 

 

 

 

 

 

 

 

 

 

 

 

 

 

 

 

 

 

 

 

 

 

 

 

 

 

 

 

 

 

 

 

 

 

 

 

 

 

 

 

 

 

 

 

 

 

 

 

 

 

 

 

 

 

 

 

 

 

 

 

 

 

 

 

 

 

 

 

 

 

 

 

 

 

 

 

 

 

 

 

 

 

 

 

 

 

 

 

 

 

 

 

 

 

 

2007年10月48期

200710月目錄

 

>> 時局評論

 

01偽統獨與假民主的鬧劇

 

陳宗佑

 

 

>> 帝國主義批判

 

04能源戰略.經濟霸權.帝國主義三重奏下的石油煙硝

 

廖漢威

 

 

>> 書介

 

13《新日本軍國主義的新階段》導讀()

 

杜繼平

 

 

>> 大陸形勢

 

18 170名黨員、幹部對黨的十七大的獻言書

 

李成瑞 等

 

>> 歷史檔案

 

41 從抗日義士到國民黨的「叛亂犯」

 

── 綠島歸人呂華璋

 

藍博洲

 

47 崛起:台灣左翼運動的1924年(12

 

第五章:為了台灣的黎明而鬥爭─許乃昌(續)

 

邱士杰

 

 

>> 文化廣場

 

58 中國已然站著

:活動廣告:2007兩岸思潮論壇

:2007岸思潮論壇

  時間:20071110下午1點至5

 地點:師大綜合大樓509國際會議廳(臺北市和平東路一段129-1號)

  主辦單位:夏潮聯合會.世新社發所.人間出版社.人間學社.跨界文教基金會.辜金良文教基 金會.台灣社會科學研究會

  第一場:(1點至3)

 主持人:黃德北(世新大學社會發展研究所所長)

 主講人:賀照田(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所教授.東海大學社會學系客座教授)

  :從中國近現代史的基本主題看1940年代國共鬥爭的成敗

 講評人:杜繼平(《批判與再造》總編輯)

 第二場:(3點至5)

 主持人:呂正惠(淡江大學中文系主任)

 主講人:趙稀方(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所教授.成功大學台文所客座教授)

  :後殖民批判

講評人: 陳巨擘(政大出版社總編輯 譯有《後殖民主義歷史的引導》)

 

47期(2007年9月)臺上的“我們”,台下的我們 黃紀蘇

臺上的我們,台下的我們

 

黃紀蘇

 

 

  我參加過一些作品的討論會,覺得特別像大年初四或初五的客廳,當媽的摟著濃墨重彩的女兒一條條數落她那些別提多氣人的地方,例如本來應該考全年級前五 名,可這回楞給考了個第六。來客群起反擊:您可真行,這樣的閨女還不知足,那M回頭可領家去啦!《我們走在大路上》2006年秋冬之交在朝陽文化館TNT 場演了十五場,演出期間和之後,我參加了四五個關於它的討論會,經歷了不太一樣的場面。對於這些年從西方引進的那套規矩,什麼keynote發言、十分鐘 點評、五分鐘回應、不許質疑作者人格以及學術能力之類,我老希望有薛蟠、焦大站出來矯枉過正。所以,當見到大漢拍桌子指責《大路》睜眼瞎一個,看不見餓死幾 千萬人的歷史時,當見到本來挺文靜的學者說它弱智,一點不含蓄不藝術時,當見到名山的散人罵它純粹B時,我收穫了快感。歷來有一種喜歡衝撞社 會、同時也喜歡被社會衝撞的文藝。我參與過的幾次戲劇活動恰巧都屬於這路文藝。

 

  但每次都不是我衝在最頭裏——創意或發起都是別人。1998年的《一個無政府主義者的意外死亡》是沈林和孟京輝。2000年的《切·格瓦拉》是沈林—— 還記得1997年那個藍得徹頭徹尾的秋日下午,在中戲佈滿爬牆虎的老樓,在老樓他那間老有茶香的辦公室。這次的《大路》則是楊平、祝東力,好像是2003 年最冷的一天夜裏,他們約我在一家飯館商量此事。東力是位富於家國情懷的學者,情感熾熱,思路整潔,文筆收束,三項加一塊就相當於北京西邊的運河,平平順 順反到容易淹著人。2000年他以亞子筆名寫的《切》劇評,就讓楊平撲騰著四處打聽誰是祝東力,誰有他的電話號碼。我認識楊平是在那年的人藝小劇場, 他剛在《切》劇演出後的觀演交流會上痛哭流涕過。這樣一個性情人,難得又是位凡事能迅即123化的事務人。九十年代中國最重要的思想雜誌《戰略與管理》就 是他的主編。作為學術思想組織者,楊平那幾年的一項事業就是把民間左中右各路思想的代表人物燉八寶粥似地集中在某處旅館,強迫他們彼此入味,三教合流,通 過回顧現當代史整理出中華民族未來發展的共識。他後來掀開鍋蓋卻發現米還是米,棗還是棗,豆還是豆,一個個都坐懷不亂,守身如玉。估計他不等洩氣就有了新 主意:理性的路不通,那就向情感的道上走走看。於是他起意搞一系列文藝活動以反映當代的社會進程,計畫書寫了好幾頁,戲劇是其中一個單元。這是《大路上》 創作的直接起因。

 

  楊平先後請來劉力群、曹錦清、王力雄幾位幫著梳理這段歷史的基本脈絡。劉力群是位元奇人,記憶體也不知有多少G,反正無數大事小事都滾瓜爛熟在肚裏。 他說天下興亡就像集郵的說郵票,玩鴿子的說鴿子,而且說得生動有趣跟數來寶似的。記得一上來他問準備讓他講幾天,楊說只半天,只講這二十五年。他吹鬍子瞪 眼不幹,堅持從西周講起,血統、法統、道統浩浩蕩蕩講了七個小時。曹錦清從對馬克思主義的重新認識入手,分析中國的社會變遷,他視野開闊思想深邃,所謂登 高望遠,山河歷歷。我第一次見老曹是在上文提到的某處旅館,小屋裏的三張床分別橫陳著高華、蕭功秦還有他。曹的諸多身份裏有一個歷史學家,對於歷史學家來 說,似乎每張眼前的照片都有一張過去的底版。說起中國當前的階級形勢,他走到窗前,望著窗外17891871年動盪的巴黎感慨道:以自己的社會類別,會 推開窗戶對民眾歡呼,但下樓加入他們就有一定困難了。王力雄以社會政治預言小說聞名,他那篇《毛澤東主義與人間天堂》所發的議論,我未必十分同意,但十分 同情,因為其中流露出的情感美好而純粹。他對問題的分析非常透徹,但談著談著就要談他的逐層遞選制。雖然海外有朋友斷言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只 有逐層遞選制才能救社會主義,但作為一幅距理想近離現實遠的政制藍本,逐層遞選制跟毛的人間天堂一樣,在可行性上面臨著根本的質疑。

 

  在《大路》之前,我已寫過兩部社會政治劇。我需要考慮幾部戲在思想內容上的異同,這部戲能講出什麼新東西。我只是一個知識份子,戲劇在我只是一件發言工 具,如果沒什麼話可講,我寧願讓這工具呆門後面,跟氣筒子什麼的在一起。幾部戲所依託的時代背景是同一個,即世界社會主義陸沉、資本主義世界體系洪波接天 的二十世紀末大變局。所面對的基本問題是同一個:已經下了病危通知書的資本主義居然活得好好的,這難道是一種偶然麼?難道沒有在社會、歷史以及人性的深處 埋下什麼根據麼?所具有的內在緊張是同一個:就算人類社會只能這樣,可很多人包括我自己偏就不喜歡這樣。身處這樣一個大變局,我從八十年代中期起開始閱讀 思考它的來龍去脈,記了幾大盒子卡片,對人類不平等的起源、社會不平等與經濟經濟不平等以及私有制的關係、平等與不平的對立統一、比較性競爭、比較性競爭 在意義體系中的位置、比較性競爭與物質生產的關係、相對平等與絕對平等的辯證統一、歷史必然性與能動性等等方面,進行了閉門探討,其中的基本觀點後來裝進 了在中央財經大學的一次演講《高高低低話平等》。這個探討到八十年代末完成後,我感到釋然:既然理解了這個變局的深層原因,知識擺平了價值,從此就可以心 平氣和,與世俯仰了。沒想到數年後劇烈的社會分化,把本已河水不犯井水的事實與價值又放到冤家路窄的位置上;姓這麼一個曾經骨瘦如柴的問題 忽然變得血肉豐滿甚至血肉橫飛;自己的水流雲在心情也於不知不覺間換成一股無名火,不用照鏡子也知道跟槓頭似的。

 

  這個時候,遇上了《一個無政府主義者的意外死亡》。《無》劇的作者達里奧·福是義大利活躍的左翼戲劇家。資產階級分子恨他不過就把他夫人輪奸了;他夫婦一不做二不休,佔領了一處劇場用左翼戲劇輪奸起資產階級國家;因為幹得格外漂亮,資產階級社會 床之餘把1997年的諾貝爾文學獎贈給了他。作者的這段人生故事為資本主義神秘的生命力提供了一個別致而有說服力的個案。資本主義這種除了撞過來的飛機什 麼都能收編的能力真令人歎為觀止,它能把炸彈收編為禮花,強盜收編為民團,先鋒後現代調皮搗蛋分子以及各路慌不擇路人員收編為明星小丑芙蓉姐姐——相比之 下,國家社會主義的禁書封刊就太像坐月子了。這是98年改寫《無》劇(取名《一個無政府主義者的意外死亡,一個左派藝術家的意中死亡》)時最讓我起創作衝 動的主題。可惜這個主題只能躺在文本裏而沒能走到舞臺上。這遺憾大概為後來寫作《切·格瓦拉》提供了一點動力。《切》劇更正面、更集中地談論了人類社會最 核心的不平等問題以及與之相關、被當代史重又反芻了的歷史必然性、權力異化、義利關係、革命等問題。八十年代孤燈下的社會哲學思考淌著九十年代的社會血跡 來到劇場,那躍然而起的歌聲、橫衝直撞的臺詞把藝術殿堂的門窗一腳踢開,放時代的風雲長驅直入。被盡情延伸的時空、在事與理之間來回跳躍的敍事,使這 部戲在洋溢強烈現實感的同時,更具有一種抽象、純粹的寓言詩氣質。那艘挑戰汪洋一般歷史必然性的小遊艇,那些眼中閃耀著遙遠星光的奴隸,那位向未來跋涉不 停、把自己告別舊世界的身影定格在地平線上的使徒,其實跟宗教繪畫中王子、耶穌、老虎一類形象相去不遠,都是理想的隱喻和價值的符號。與這種表現手法相適 應的,按說應該是愚公移山農夫與蛇式的解讀。無奈現實矛盾已到了劍拔弩張的地步,既得利益的哨兵面對風聲鶴唳不免疑心生暗鬼,立即把這部戲定性 極左新動向,說是要在中國煽動暴力革命。

 

 

  與《無》、《切》兩劇借屍義大利、拉丁美洲不同,《大路》直接將二十世紀末大變局的最重要部分,中國當代史,搬上了舞臺。不過,這齣戲最突出的還不是中國 場景,而是中國認同,中國立場。近代以來,中國認同和中國立場不斷流失。這流失,若在跨國跨民族正常交往、融合的範圍之內本來無可厚非,但它在最近二三十 年常常過分到荒誕的地步。一些手頭並不算緊的政治精英、文化精英,他們出賣國家利益(包括情報)售價之低,就好像扔破爛時正巧碰上蹬三輪收破爛的——那爛糊 糊的毛票他們一不嫌髒,二不嫌少。列強炮口上的硝煙還沒飄太遠,學者們就召開研討會反思受害者情結,反思完了趕緊打車去地球村貼面舞大賽做嘉賓。

 

  遙望齊州九點煙,我已經在這片煙水城郭間活了大半輩子,已經隨億萬男女走過了很長的路途。我當然不止一種身份,但第一身份肯定是中國人。這個中國 可以說是出生前的宿命,出生後的習慣,說它是老湯慢火煨成的惰性也不妨。我也明白哪國飯都好吃,但就愛吃中國飯。我也明白外國的詩歌也挺有講究,但只 樵客初傳漢姓名,居人未改秦衣服,只有千古興亡多少事,悠悠,不盡長江滾滾流這樣的詞、句、聲、義、境才讓我有讀詩的感覺——你可以說我外文水 平低,但我應該高麼?西方的美女我也得承認她漂亮,但不覺得可人,覺得像塑膠的,而且是軍轉民廠子出產的。有朋友問我,美國的海灘你不覺得很美麼,離開不 覺得可惜麼?當然美,就像畫裏,而中國的景物美或不美,都在夢裏。還是說得理性人一點,民族國家迄今仍然是這個世界劃分利益的最基本單位,中國迄今仍然是 絕大多數中國人所能搭乘的唯一一趟車。

 

  這趟發自上古的客車,一路山重水覆走了幾千年。就像侯牧人在《大路》中唱的:

 

我們走過中原、四夷、八荒,走過三千大千世界

我們走過二十四時辰、二十四節氣,二十四史,走過上下五千年

我們走過淚光中的血光、火光、刀光,走過杜甫的詩篇

我們走過讀書聲、歡笑聲、鐘鼓聲組成的和聲,走過孔子的理想

我們經過了經過的,一輪又一輪,我們是自己的時間

我們看過了看過的,一遍又一遍,我們是自己的指南

 

  1840年是一個根本轉捩點,中華民族在巨火濃煙中轉入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跑道:

 

五千年從此改走你的道,一八四零年,沒有人知道哪裏是終點

走過救亡走過革命,走不出一八四零年

走向崛起走向騰飛,走不完啊,走不完一八四零年……

 

  資本主義四百年全球擴張所造就的世界等級體制,至今並沒有本質上的改變。這座大廈的彩旗緞帶上印著生而平等,石柱鋼樑上卻刻著弱肉強食。雖然不叫 上國”“下國都叫共和國,但上頭共和國的垃圾、核廢料與下頭共和國的礦產、美人之間的對流川流不息,從來沒有流亂過。對於這個世界秩序,中國的知識精英按 說最有體會:他們在國內都跟豌豆公主似的,渾身上下沒一處不委屈;可一到紐約、東京就顛撲不破,比鉛球還皮實。總之,在這樣一座世界大廈中站起來、走上去, 就成為1840年以來中華民族的首要任務。這個任務至今還沒有徹底實現,哪個體制、政黨、路線、政策、文化、價值、審美最有可能實現,那它就中標,否則就 出局。以這樣的歷史觀來看待三十年的前身,《大路》對中國革命給予了深切的同情,因為它結束了百年危局,為中華民族的大發展提供了空前的機會:

 

一隻腳、兩隻腳,背上踩了八隻腳

五千年趴在地上

一座山、兩座山,身上壓著三座山

五千年爬在路上

……

爬呀,爬過了整整一百年

一九四九,五星出東方

站起來,終於又站起來了,五千年……

 

  以這樣的歷史觀來看待三十年當代史,《大路》對改革開放同樣給予了充分的理解,因為它引導中華民族走出上一個體制的困境,取徑市場,鼓勵個人,在資本主義世界大廈中更上層樓,如戲中群誦所道:

 

眼,就這麼尖起來;手,就這麼快起來;胸,就這麼挺起來

藥,就這麼熬出來;鐵,就這麼打出來;路,就這麼踩出來

樓,就這麼蓋起來;家,就這麼發起來;國,就這麼強起來

江河如練,就這麼流過來,歲月如煙,就這麼飄過來……

 

  但國家的壯大,不全在經濟總量,也在張弛有度的社會關係。社會關係合理的緊張當然會產生強勁的激勵,七十年代後期開始的、以拉開差距為基本手段的改革,確 曾將億萬個體的你追我趕累積昇華為整個民族的日新月異。但效率與不平等的關係並非一味的二律背反,適當的社會差距可以成全跨欄動作,而巨大的社會鴻溝 卻只適合跳樓行為。把社會關係這匹驢往死裏抽是盛行於1990年代的做法,現已開始得到糾正,因為抽得驢打滾,拉動的就不是經濟而是革命了。改革思想家們 的眼睛好像不帶餘光,他們只看得見革命耽誤經濟,卻看不見鴻溝滋生革命。由於認識上的這種局限性或強迫症,他們為劇變中國所開的處方幾十年不變,永遠是反 絕對平均主義大鍋飯。這處方既不中醫也不西醫,只有胡萬林一類的醫才開得出來。對於中華民族這個生命共同體,神醫和他們所代言、所加盟的非法 暴富集團,已不再是領跑這個生命的肌肉了,算不算脂肪都難說,他們中的一部分已癌變為吞噬這個生命的惡勢力。《大路》為這個集團做了一些繪影描形的工作:

 

 

我直截了當告訴他們:別給臉不要臉,趁那什麼主義還沒涼透,趕緊領倆錢走人,往後下崗,可都扒了工作服光著滾蛋!

 

我們廠有倆戇頭跟我論領導階級這個理兒,我說哎呀呀,咱就別撒泡尿照照了,咱還是拿份報瞧瞧吧,自己扒開眼兒好好瞧瞧,名兒都改啦:—”我沒造謠吧?哈,領導?還真拿小雞雞當高射炮了!(天津口音)

 

公安局長過命的交情道兒上的兄弟

市委書記給把米就點頭丫整個一雞

別看咱一無所有咱就兒有錢

別看咱啥不是咱就兒一牛B

我這兒還沒脫褲子呢一個個就緊著劈腿

我這兒還沒點票子呢一個個就爭當咱的代理

撞死丫白撞!弄幫記者學者說的說的然後擩進法律

鳳凰26永久28的傻B東西也敢跟賓士六零零起膩

 

知識的價值終於實現了/這兜股票這兜黨票/又獨立董事又人大代表/剛更新老 婆正裝修townhouse/我倒想窮困潦倒呢,無奈機率太小啊/還有馬克還有美元/還有因私因公兩本護照/還有哈佛劍橋的邀請信/誰還想跑啊,哪片國土 有這片熱土好啊/推出過力作多篇為剝削正名/working on一部專著證明腐敗之必要/邊緣知識份子要盯緊/社會公正大旗要抓到/就衝咱這色毛,投奔哪張皮,哪張皮不要啊/就衝咱這雙捷足,踩哪兒,不是金光大道 

 

我不關心誰三尺三誰二尺一,我只歡呼中國平均褲腰已突破二尺七!

 

聽著聽著,天下沒有免費午餐

不聽不聽,經濟學不關心道德

 

走罷走罷,得承認遊戲規則

散啦散啦,改革就是獨木橋,都過去那叫通往奴役之路

 

 

  他們所分裂的,是全體人民的改革之路;所劫持的,是中華民族的共同行走: 

 

就這樣,一條路走成兩條

你把世界分成了黑白

就這樣,一顆心切成兩半

你把人間隔成了天壤

 

就這樣,一聲霹靂就能成真的噩夢

在你頭上遊蕩

就這樣,一個踉蹌就能應驗的詛咒

在你腳下潛藏

 

  他們的所作所為,就連一些幫腔看了都發毛:

 

兩條腿當四條腿,一個個跑得跟活驢似的;高一聲接低一聲,一個個聽著跟叫床似的;想謳歌他們開不了口,就跟我白拿錢不給人辦事似的。這麼個跑法,感覺怎麼跟奔喪似的?!

 

  但狼吞虎嚥的癌細胞們哪裏肯住嘴:

 

科學行走?那我就不可能走到今天嘛!科學行走觀?那你倆撂蹶子就很不好看嘛!光走不說的優惠政策,要維持一百年不變嘛!

 

堅持四蹄生風不動搖,狂奔中出現的問題,只能用飛奔來解決!

 

  《大路》對社會分化所表現出的激憤,我也分不清哪些算社會主義,哪些算民族主義。中華大家庭的共同屋簷下,個別哥們弟兄為獨得財產,六親不認,夥同婆娘大 打出手,把好好一個家搶得雞飛狗跳,跟鬼子進莊似的。這不僅讓一奶同胞心寒齒冷,還讓義律、阪垣、汪精衛的後人心喜歡生”——最近大齡男女找到另一半時 的蜜樣感覺。就算世道真如社會達爾文們所言,分化把老體殘軀悉數淘汰出局後,快腿捷足就可以奔騰886,運行得比電驢還快,代表龍的傳人全力衝頂,勝出資 本主義全球擴張的歷史。問題是,到那時國家減去國家隊所剩下的其他傳人都在溝壑裏苟延殘喘,他們還會有力氣跟健兒同唱《義勇軍進行曲》麼?就算勉力唱了, 唱到我們萬眾一心,冒著敵人的炮火——”他們還會有心情接著往下唱麼!民族本位有一個的前提,有一個的內核:這個共同體的成員要以 律,以相待,自己做人,也把別人當人,別老打著六畜的旗號幹豬狗不如的事。能夠在苦旅中相互扶助、在涸轍中相濡以沫、能夠以相互的微笑為微笑,以 共同的行走為行走的民族,才不光好用而且好看——看著有美感,有尊嚴,有信心,看了就願意以我們自居,看了就願意生生世世一起走。那馬路上擠做一團 哄搶飛來鈔票的鳥男女,搶完了是不會願意合影留念的——更別提交換電話尤其是家庭住址了。

 

  這個道與中華民族天下為公的大同理想一脈相承,與世界各處對普遍公平正義的追求同氣相求。它不應侷限於一國一族,而應像陽光普照四方。中華民族完成 了在資本主義世界體系中死地求生、後來居上的大業之後,我想不會沾沾自喜於做虎狼世界的新星新秀,而會生發與其人口規模、歷史儲備、文明境界相適應的宏遠 抱負。這個既能強悍又懂仁愛、古老而長新的主體不但要打倒拳王,還要會同所有舊世界的起義者,打碎拳壇,沿著美的規律,在社會叢林之外為人類另闢蹊 徑,為歷史別開生面。這當然又是一段漫長的路程,它的終點與現世遠隔千山萬水,在我們目力不及、聽力不達的未來深處。我們這一代甚至十代生也有涯,看不到 拳壇改花壇的那一天,只能跟泰森、霍利菲爾德相周旋於塵土腥膻之中。但我們瞭解人類對於解放的渴望,這渴望如溪之赴河,河之赴江,江之赴海,雖然百折千迴, 卻定然不是什麼規律”“法則”“看不見的手所能遮擋得了的。這遙遠的曙色,構成了《大路》的一層底色以及對腳下道路評判的一種標準,就像《大路》面對 世界社會主義大廈轟然倒塌時的詠唱:

 

七十年大廈倒下時,風雨蒼黃,風雨蒼黃

五千年大夢醒來時,山河浩蕩,山河浩蕩

但你聽我講:夢是託付給未來的孩子

過去被埋葬,她卻在明天成長,在後天歌唱

大路雖然走出夢境,但還會再走進夢鄉

 

 

  三十年歷史是一個矛盾的過程,帶給作者的是一種矛盾的感受。劇本一上來就做了如下交代:

 

三十年間億萬人民穿越風朝雨夕、水覆山重的悲壯行旅,無疑是作為一個生命共 同體的中華民族在現代資本主義虎狼世界中左突右衝、圖存救亡的繼續。而這一路的滾滾埃塵中又是幾家夢圓幾家夢碎……總之,三十年的道路以及行走展示了民族 復興與階級分化正負兩種價值。二者間的對立與糾纏是作者對這段如煙歲月的基本感受,因而也構成了本劇的基本認識脈絡以及亦喜亦悲、欲歌還歎的總體氛圍。

 

  這樣一部表達複雜感受的作品引起觀眾各樣的反應,是很正常的事情。孫歌女士在社科院文學所的討論會上說她看戲時緊繃著神經,看完後有散架的感覺;有個年輕 記者看完戲發來短信說心裏很疼;幫我們做音樂的小毛說看了心裏堵得荒。徐友漁先生看見在幕間休息時有人憤然退場,同時也聽到熱烈的掌聲和叫好 。各種反應中最讓我關注的,自然還是觀眾對我們即中國認同或中國立場的態度。《大路》的主題歌是這樣唱的:

 

我們是姐妹弟兄,我們是一個家族,我們是一個血緣

我們是曠野上的一趟車,我們是苦海中的一條船

握著他的手,不管他智商多低,能力多差,模樣多慘

我們是曠野上的一趟車,我們是苦海中的一條船

我們一起死,我們一起生,我們一起唱,我們走在大路上

 

  這二三十年裏,我們是被主流意識形態清算得比較徹底的一個價值,小到早已解散的我們社,剛剛倒閉的我們廠,大到被當成痰桶的瞧他媽那中國 人!《大路》的我們果然引起一些人的強烈不滿,其中以張君耀傑表達得最為直截,他在《政治鬧劇與左右對決》中質問道:你有什麼權力和資格要求我和你 那個我們在一條船並一起走呢?我有沒有像兩千年前的孔老二一樣道不行,乘桴浮於海的自由選擇之普世人權呢?張君此問有相當代表性,而且問得特別在點 子上,我多年前寫《切·格瓦拉》時曾試著回答過:

 

五個偉大:路口把牢了,破衣服舊褲子都可以過去;騷乾兒零碎兒勾兒梆旮雜子,一個也別放過來!

 

  前面說過,絕大多數中國人乘中國這條船,是周口店就定了的事,這事連父母都沒法怨;而換乘其他豪華遊艇的機會不是沒有,但名額特別少,這又是資本主義世界 秩序定了的事,只能找美國簽證處去理論。張君可以不跟我們一起唱,但恐怕只能跟我們一起走。既然如此,何不跟我們一起去爭取社會公正,包括他 特別提到的、該解決不給解決的職稱問題?公平地說,普世一族雖然全盤西化的音量超大,但從各項日常指標看,他們對中國的認同其實接近24K 包括打算替美國導彈帶路直搗中國命門的壯士,這些除了嘴別處哪兒都不普的同胞,他們哪一粥哪一飯離得了我們

 

  隨著跨國跨文化往來的熙熙攘攘,以及社會經濟的日益多元化,中國的確分化出一小部分貨真價實的普適人群。這些人從收入到交友、到人生觀、到休閒、到趣 味,在諸多人生細節上喪失中國的身份認同,他們很像暫住中國的外國僑民。《大路》演出期間,我見過被戲中觀點氣退場的,我聽到過不依不饒叫駡而且罵出小胡 同公廁味的,但也奇怪,他們跟那些熱淚盈眶的一樣讓我感到親近,因為這畢竟是中國人在爭中國的事。而那些海外飛回的淑女,她們的莫名其妙、中途退席以及西 式客套,卻讓人感到一種星際的隔膜。我很遺憾她們進錯了劇場,甚至懷疑他們進錯了國家。這部分世界公民真的不指望我們什麼,中國對於他們也真的不 算什麼,不過多了個去處,一個潘家園那樣的去處。

 

  輕輕底走,又輕輕底來,輕輕底揮手的對過兒,在普嘴幫的旁邊,蹲著黑壓壓的中下層群眾。對於他們,中國是天地,是一切,是唯一。比起那些在中國 盈多少利他都報虧損的各路精英,國家民族要得到這個階層的認同幾乎不需要什麼成本——別太欺負他們就行了。但他們中許多人在1990年代所體驗的就是被拋 棄的感覺。我認識的一位農村青年,曾對我講述他們父子擺攤賣苦煙葉被抓去遊街示眾的經歷,為扭轉風水他家把祖墳都遷了,最後只好信佛。他當然沒有機會來到 劇場,但在網上讀了劇本或有關報導,對我們一起走的主題異常抵觸,發了不少帶髒字的短信給我這個總還算幫過他的長者。我的社科院同事陶慶梅為這部戲收 集過觀眾回饋,她很納悶為什麼國家民族不能成為許多人考慮問題的尺度。不過她也慨歎:就是嘛,我們憑什麼跟他們一起走啊!曠新年更使用了我們不是一 個人類這樣的激憤之語。《中國青年報》2006年年終結合《大路》一起走的主題在新浪等媒體所做問卷,也多少印證了這一點:認為國內的貧富分化問 嚴重的,佔回答的90.7%;認為我們的確已經分裂了,不可能一起走了的,佔39.7%;認為不管我們分沒分裂、是中國人就必須一起走的,佔 29.9%;認為就算我們已經分裂了、下一步也要千方百計一起走的,佔19.4%必須一起走29.9%千方百計一起走19.4%,且 不說因為有所重疊不能簡單相加,就是加一塊比例也沒多大。可以說,社會的分化與不公已嚴重傷害了作為社會核心價值的國家民族認同。社會公平感當然還不等於 國家民族認同感,但卻是它的支柱或承重牆,而福娃娃、月餅、升旗之類只相當於壁紙或立邦漆。

 

  將國家民族認同感釜底抽薪的社會分化,反映在觀念形態上,就是思想界的左右對壘。曾有學者把這譏笑為茶壺裏的風暴”——他說這話時也正在橫渡茶壺。讀書 人確有放大社會感受的毛病,但縮小的時候也不少。大體說來,思想界對立的程度與現實社會分化的程度成正比。思想界的尖銳對立有時差不多取消了思想:信號過 來,口號過去,基本是條件反射,沒腦子什麼事。七年前上演的《切》劇就遭遇過極簡主義的標準化定義,被不由分說扣上窮人一切都好、富人一切都壞 帽子,跟文革中黑五類似的。以《大路》對近三十年歷史及其前身的矛盾態度,本來並不適合的帽子,但無奈人家手裏沒別的帽子。周舵先生七年前 曾在BBC上就《切》劇進行過交流,他當時說自己是個死不改悔的理想主義者給我留下很深的印象。我最近在《藝術評論》上讀到周先生對《大路》的批評, 他照例把這部戲劃入極左民粹主義,並用三句話概括這種主義:窮人萬歲,富人該死……”。坦率地說,這種主義者我生活中還從沒見過,舞臺上也不記得誰 是,沒曾想自己就是。不過周先生文章中最後講的自己活也讓對方活即競爭又合作的基本格局政府適度干預的市場經濟加民主法制,我絕無反感, 對於中國社會可預見的未來,這應該是上上籤了。還有何清漣女士,也早是左右辯論會上的老相識了。她在《改革神話的終結與重塑社會認同的困境》一文中有專門 一節批評《大路》,認為它不肯正視中國社會失去政治共識亦即改革共識原因在權力與資本中,選擇了較弱的一方本國的富裕階層作為僅次於西方資本主義 的批判對象。這是自由主義對所謂新左派的標準化指責——吳思先生那天在演後交流中用了更形象的 打狐狸不打老虎”——可以依此意畫幅武松滅狐新左圖示。就這齣戲而言,它並沒有忽略權力,而是用了相當的筆墨刻畫權力與資本形影不離、水乳交 融的關係。可按他們的認知標準,權力和資本,只能光說左邊這個;如果左右兼說,就等於光說右邊那個;而光說右邊那個,他們認為太超前了,等於給少年兒童發 西馬牌避孕套。他們大概沒想到,中國的兒童資本服了權力的三鞭振雄異常早熟,小煤窯磚窯的黑老闆們一個個都在錦陣花營裏趕超西門慶。其實,這個事實 自由主義也不是絕對不承認,何女士在同篇文章中一扭臉就誇獎歐美發達國家NGO幫助中國勞工維護權益,一點也沒嫌他們幫早了。楊鵬先生是我老朋 友,平日交流多些,對《大路》的評論實事求是的含量也相對高些。但對中國問題的基本認識,依然是咬定權力不鬆口,抱定自由不撒手,表現出中國自由 主義思想上上銅牆鐵壁般的剛硬,缺少道家為天下穀虛而能容的開放性。平心而論,自由的確是重要的社會人生價值之一,能有人祥林嫂似地天天念叨,並不是 件壞事。但自從盤古開天地,還沒有哪樣價值的正負大小不是因時而轉、隨境而遷的,平等如此,自由也不例外。在《中國改革雜誌》社座談《大路》時,袁緒程先 生表示很難理解作者對自由的厭惡,因為《大路》在前半段以喜迎朝陽的情緒歡呼一個朝代結束所帶來的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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