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 年 08 月 的封存

34期:工人自組工廠當家做主 鄭怡雯

工人自組工廠

當家做主 

—薩爾瓦多Just Garments工廠的啟示

■鄭怡雯

你想上廁所就去上廁所,你想喝水就可以喝水……」在《Producing
Just Garments
*片中,工人以素樸的語言,在鏡頭前說著Just Garments和其他工廠的不同。Just Garments,這是個約有百來位工人的薩爾瓦多成衣廠,打從踏進這工廠大門的第一步起,即可感受到這裡和此地其他工廠間截然不同的氛圍。放眼望去,這裡沒有警備森嚴的高牆和高壓的勞動管理,取而代之是安全乾淨的工作環境、完善的抽風系統、每台縫紉機旁配著符合人體工學的座椅。這是一個工人們自主營運的工廠,合作與信任不是只在生產線上,他們努力守護著這個得來不易的家園。

建立工人自主經營管理的工廠

Just Garments的前身是台南企業在薩爾瓦多的成衣廠。2000年薩爾瓦多大地震發生後,當時台南企業資方卻強制工人不許離廠回家探望家人,諸如此類不近人情的管理令工人的不滿積累日多,終於著手組織自主工會。到了2002年,加入薩爾瓦多紡織工人協會(STIT)的人數超過法定門檻,他們提出了勞資集體協商,台南企業資方卻隨即宣布關廠。於是STIT找上了薩國工運組織CEAL尋求關廠後的對策,他們聯繫在美國反血汗工廠的團體,在美國發起抵制南企代工的品牌商產品,台灣的「關注全球化資訊中心(FOG)」和南企在印尼、柬埔寨廠的工人先後也加入這個國際勞工大連線的抗議行動中,柬國工會甚至表示,他們不會接受南企把薩爾瓦多的訂單生產轉移到柬埔寨來。最後美國品牌商在一波波的壓力下,紛紛要求南企妥善處理在薩國的關廠爭議,逼使南企資方上桌談判。結果南企同意在薩國開設一個新廠,而這個廠的董事會雖然由工會與南企各推一人組成,但廠內的實際營運則交由工會主導。因此在20034Just Garments成立時,台南企業已與該廠經營無干,一個由工人自主經營管理的工廠就此誕生。〈編按:關於該廠抗爭的詳情,請參閱20064月本刊第30期的《用跨國工運對抗資本的全球化》〉

這是一個新希望的開始,但也是各種打擊紛至沓來的另個開端。打從Just
Garment
成立那天起,薩國政府就開始阻撓原台南企業的機器設備運送到新的工廠,其他的廠商也不甘願見到,更別提支持協助這麼一個擁有較佳勞動條件的工廠,而之前答應會下訂單給Just Garments的品牌商並沒有遵守原先的承諾。這些背信的品牌商如Lands
End
GAP最後以捐款給Just Garments的方式,來彌補對工人造成的傷害和損失。工人們除將這筆捐款用於購買機器設備和纖維原料,使Just Garments得以度過初期營運的階段外,他們也將用這筆款項購買更多的股份,因此現在工人們已經掌握該廠大多數的股份。但是在品牌商不願下單的情況下,Just Garments開始向薩國其他工廠尋求外包的訂單,然而這些訂單僅夠支付工人的工資,不足以支應經常性的支出,工廠債務積累一日復一日。

可能成為國際反血汗運動的新里程碑

在債務壓力下,Just Garments亟欲尋覓其他出路。鑒於抗爭期間得到國際間的團結支持,該廠決定將市場鎖定在美國、加拿大和歐洲等著重道德意識的消費者市場。Just Garments瞄準這個市場,陸續從 No Sweat ApparelCRISPAZ 和喬治城大學等團體接單生產。

在留美期間,我先後於不同的會議場合,兩次遇見Just Garments的法人代表Gilberto Garcia。過去他是CEAL的工運組織者,而今為了Just Garments的生存,在國際成衣消費市場尋找可能的利基。他談到以Just
Garments
脆弱的經濟條件,要處理多種不同要求的小批量生產訂單確實有困難,相形之下,大批量生產有利於降低纖維等原料成本,因此Just Garments目前正在推行一個試用計畫(Beta Test),在這個計畫中,除將以大規模的T恤生產為主要模式外,也同時推行自有品牌來取代對外包訂單的依賴。總部位於華盛頓的SEAC
International
Just Garments在這個計畫中的合作夥伴,除了提供財務協助和原材料外,SEAC也將成為Just Garments成衣在美國的專門經銷商,負責將該廠輸出的貨櫃成衣銷售出去,初期仍將以大學校園為主要市場。而Just Garments每月將生產一貨櫃約44000件的T恤,SEAC則以每件0.65美元支付給J廠,這樣的金額估計可以涵蓋所有的營運支出,工人薪水也將可以比之前(最低工資多5%左右)增加20%,並逐步達成生存工資(living wage)的目標。

這個計畫正在起步,Just Garments仍然生存危機四伏,儘管壓力龐大難關重重,Just Garments廠仍不斷探索著可能的出路,至今該廠的工人仍不放棄這樣的信念:一個能帶給工人尊嚴的工廠,也可以有經得起競爭的生存能力。這樣的夢想如得以成真,攸關的不只是這廠百來位工人的福祉,正如Gilberto所說,這也將為中美洲加工出口區的工人鬥爭樹下範例,更是國際反血汗運動的新里程碑。

「另一個世界是可能的!」這不光是一個口號,也不是遙遙無期的未來式,Just
Garments
工人的奮鬥歷程,正是務實地摸索、創造可能的起點之一。

*Producing Just Garments by Javier Armas,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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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期:目錄

>> 國際政治評析

 01 新日本軍國主義的新階段(四)

 ——從日美安保.美軍整編.惡改憲法

 的動態分析

 著■纈 厚

 譯■韓燕明

>> 全球化批判

 10 新自由主義的神話和現實

 Neoliberalism: Myths and
Reality

 著■馬丁·哈特·蘭斯伯格

 Martin
Hart-Landsberg

 譯■吳萬偉

>> 社會主義探索

 20 《中國與社會主義》及評論

 中文版前言

 ■杜繼平

 25 群眾組織和中國的社會主義事業

 ——文革經驗的初探

 ■陽和平

>> 帝國主義批判

 35〝美帝國主義〞正以一種新面目出現

 ——訪《新美帝國主義》作者 福斯卡斯博士

 ■薛 穎

>> 反全球化運動

 37 人民自主結盟對抗跨國公司——

 一個在菲律賓北呂宋Benguet省、

 Mankayan礦業社區的個案調查

 ■廖漢威

 46 工人自組工廠當家做主

 ——薩爾瓦多Just
Garments
工廠的啟示

 ■鄭怡雯

 >> 歷史檔案

 48 塵封的記憶

 ——1976年鄭州市的〝清明節事件〞

 ■袁庾華

 50 青春戰鬥曲

 ——光復初期台灣學生運動

 1945-1949

 ■藍博洲

>> 文化廣場

 63 南京‧兩首

 ■施善繼

33:新日本帝國主義的新階段(三)纐纈厚著 韓燕明譯

新日本帝國主義的新階段(三)

著■ 纈厚(日本山口大學教授)

譯■韓燕明

——從日美安保.美軍整編.惡改憲法的動態分析

 

Ⅱ 從歷史的角度看海外派兵國家──日本

1.由未解決的戰爭責任問題所產生出的有事國家

回顧歷史是沉重的

以一些中下階層的武士為核心透過政變建立明治政權,瓦解了長達256年的德川封建體制。在歷史上有用「明治維新」來描述這段歷史的,一些時候也曾使用過「明治革命」,不過,實際上「明治維新」只不過是一些仍舊頑固地堅持封建思想以及封建體制的中下階層武士,不希望日本落後於由西歐產業革命所發展起來的資本主義和現代化,為了建立新的政治體制進行的政變而已。開始時,由於新政權剛建立並沒有任何權威可言,於是就將天皇擡出來確立其政權的權威地位。

明治新政權打出了「富國強兵」的口號後,就感到有通過領土擴張政策來進一步強化其政策的必要性。在此,也有預見到資本主義的發展而確保其市場的目的。明治初期,為了同時鞏固在內部與外部依然極其不安定的政權,而積極採取了海外擴張的政策。明治政府於18759月就開始向朝鮮李氏政權要求開放門戶,製造了“江華島事件”從而計畫武裝佔領朝鮮。20年後的189510月又在朝鮮的王宮──景福宮,幹了刺殺被稱為朝鮮國母的閔姬的野蠻行徑,就這樣抓住了統治朝鮮的機會。

另外,日本通過從18948月起開始的中日甲午戰爭將台灣裝進囊中,次年5月台灣人為抗議日本佔領台灣而成立「台灣民主國」,宣布獨立,日本徹底加以鎮壓。原本是清朝領地的台灣,宣布獨立的時候是一個由幾個民族組成的、人口約260萬的島。台灣人民從一開始就頑強抵抗日本的軍事佔領,直到進入了大正時期,日軍對台灣的軍事佔領才暫時穩定下來。這正是台灣持續長達近20年的武裝抗日。

在這裡之所以舉出日本對朝鮮和台灣長期進行殖民地統治的事例,是因為筆者想再次強調日本無論是對朝鮮還是台灣都是由軍人做總督的總督府來進行殖民地統治,是依靠軍事力量強行鎮壓和壓迫的另一場侵略戰爭。

實際上,從朝鮮19078月開始的大規模抗日義勇運動開始,19108月日本吞併韓國,到19193月爆發有名的「三.一萬歲事件」,再到朝鮮被解放為止持續不斷發生抗日運動的這段歷史,日本戰後的歷史教育並沒有從正面進行。日本人的歷史認知頂多只不過是一般地了解當年李氏政權的朝鮮由於保守派與革新派的長期對立而造成國王失掉了權力,此時中國­、俄羅斯、日本等趁機「進入」朝鮮,最後日本獲得勝利,如此而已。完全沒有好好學習韓國.朝鮮人民抗爭以及日本鎮壓和壓迫的歷史事實。

對於台灣的歷史也是同樣的。在當今的台灣殖民地史研究方面,有的人稱日本從清朝割走台灣後,在對台灣殖民的過程中所發生的戰爭為「大殖民地戰爭」,對歷史的這種解釋蔚然成風。

在被封存的歷史記憶中

與了解朝鮮歷史的程度一樣,戰後很多日本人只知道當年日本從中國接受台灣作為戰利品,台灣從此以後成為日本新的「領土」,作為世界的砂糖和樟腦的產地給日本帶來了巨大的利益。至少可以說,從戰後的教科書中只能得到這種程度的知識而已。

這樣,日本對朝鮮和台灣殖民地不斷地徹底實施無法想像的暴行而榨取資源的這段海外直轄殖民地的歷史認知,在戰後一直被封存起來。如果不重新反思殖民地統治過程的整體歷史事實的話,至少朝鮮人和台灣人對日本的嚴厲的眼神是不會消失的。

問題是,依然有很多人不正視這樣的歷史事實,認為朝鮮和台灣由於被日本統治,在開發和現代化上都有大幅度進步,因而感謝日本的殖民地政策。的確,這兩個地方由於與日本的關係而得到好處的特權階級也不在少數,這些人依然有這種想法也是無法否認的事實。但是,絕大多數的人非常清楚地了解當年日本的鎮壓.壓迫政策的事實,透過本身的受害事實來了解帝國主義的日本的實際情況,對日本的統治絕對沒有抱持幻想。

近來,各媒體都在競相進行所謂的「拉致報導」(*註:指關於日本人被綁架到北韓的報導),的確,若站在被綁架的受害者及家屬的立場,不難想像他們有著無處發洩的憤怒,不過,我們必須要注意為什麼這些「拉致報導」被反覆不斷地播出的問題。這不得不使人感覺到這裡有某種政治企圖。日本輿論對已經承認綁架日人的事實,並做了道歉的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以下簡稱:北韓),對其國家犯罪的恐怖性,用近乎過分煽動的論調,已經不是批判,而是以接近全面否定的程度將北韓作為俎上肉加以凌遲。

日本政府本應積極肯定先前的日朝首腦會談(2002917)時所發表的「平壤共同宣言」的意義,雖然日朝之間仍有諸多問題,但不孤立北韓,將北韓帶到國際社會中來,才是真正意義上的和平,並可以帶動確立兩國的友好關係,但是日本政府非常明顯始終拒絕這樣的積極姿態。我們不得不認為那些將北韓問題作為籌碼來達到自己政治上的企圖的政客或者利益集團,是可怕的。包括被綁架的受害家屬所結成的組織,也變成了某種政治動員的對象,這樣的情況背後到底有著什麼樣的政治企圖呢?

邁向軍國主義的引誘

日本要一筆勾消過去日本殖民地統治的罪行,在大肆煽動說綁架行為是絕對不能容許的國家犯罪的氣氛中,將北韓認定是極端危險的國家,好像北韓是不能夠在這個地球上存在的國家似的,甚至某種抹殺的論調都堂而皇之地提出來了。

日本過去在朝鮮長達36年的殖民地統治犯下抹殺朝鮮文化等等的罪行,現在把生活著2700萬人民的北韓整個國家宣傳塑造成一個犯罪集團形象的意圖,第一是要將以往日本的戰爭責任,徹底拋到黑暗角落因而永遠迴避對過去歷史的追究,由此將日本從殖民地統治的犯罪中解脫出來,加快肯定戰前的國家體制。

第二是透過設定日本具體的、現實的「敵人」與「威脅」,或者說「危機」的方式來讓日美安保體制永久存續下去,同時為了確保日美安保體制存在的正當性,企圖讓日本國民認為北韓是形式上的「敵人」。在21世紀,人民已經明顯不願被禁錮在國家這個框框裡了,21世紀應該是一個超越國家界限,形成國際性的共同體的世紀。這樣的情況已經有歐洲的EU為開端,還有很多正在萌芽的例子,也就是說以往的「民族國家」的框架已經開始鬆動。

要阻止這樣事態發展的人,為了更進一步地形成堅固的「民族國家」,只有強調國家主義和民族主義。如試圖修改「教育基本法」來啟發「愛國心」,換言之就是要以此作為製造一個新的「民族國家」日本的手段。在這種情況下很有可能會走向極端狹隘的民族主義,這只會造成缺少在與異文化的交流、融合過程中形成堅定共生、共存的思想的普遍視野。

當年,納粹的希特勒在國內外將「猶太人」設定為敵人,德國在徹底抹殺猶太人的過程中形成了高舉德國人第一主義、日爾曼國家第一主義的戰爭國家。與此同樣的,日本也在戰前建構成以天皇為頂點的天皇制統治的國家,建築起非常堅固的民族國家,無所不用其極的、徹底的壓制與鎮壓不服膺這個國家體制的思想、組織、團體、個人等,這些都已由歷史證明了。

在這種情形下,多種的價值觀以及思想等受到排斥,單一的價值觀與思想卻由上至下地壓下來,國民被逼到只有甘心忍受這些情況,生活才能得到保證的地步,我們將這種情況稱為軍國主義體制。從這種角度來講,現在將北韓以及伊拉克等國設定為象徵性的「敵人」的做法,可以說是邁向極端危險的軍國主義的引誘。

正確面對負面的歷史

「抹殺」這個詞彙,曾經在日本對朝鮮的殖民地統治時期使用過,不過那時的意思不只侷限在直接奪取人的性命,還包括透過教育及法律等手段從朝鮮人那裡掠奪光朝鮮人所擁有的文化、傳統等,使之消滅的意思。例如日本在對朝鮮的殖民地統治時期,就在可以遠眺流經首爾(Seoul)的漢江以及市區的南山(現在已經是漢城的觀光景點──漢城塔的所在地)建造了東方最大的神社──朝鮮神社,並且強制朝鮮人參拜神社。

不只如此,每逢無論大小事,還要求朝鮮人必須要朝向東京皇宮的方向進行所謂的「宮城遙拜」,還要朝鮮人改日本名,進行所謂的「創氏改名」。眾所週知這些是被稱為皇民化政策。日本在台灣,實際上比朝鮮更早強制執行了皇民化政策。我國有著不只是有形的方面,在無形的方面也同樣進行了很多暴力統治的歷史。

拉致事件(即日本人被朝鮮綁架的事件)正如北韓所承認的那樣,是冷戰時期所發生的國家犯罪,當然無論是在怎樣的情形下進行的,綁架本身是絕對不能容許的。但是,因此就說可以過分地煽動日本人對北韓同仇敵愾的情緒,甚至硬說把北韓從地球上抹殺掉是一種正義,這是完全不能茍同的。

當然,說由於這個國家曾經對朝鮮進行過暴行所以就沒有譴責北韓的資格,這種說法也是不對的。應該是正確面對這個國家過去的負面歷史,徹底的反省並且從中汲取教訓,在創造和平的過程中承擔過去殖民地統治的責任、發動戰爭的責任以及強制連行(強抓外國人到日本做勞工)的責任等許許多多的責任,這才是應該有的自覺。

但是,過份煽動同仇敵愾的情緒埋葬了這樣的要對歷史承擔責任的意識。為什麼北韓的領導部門不斷製造出違反國際法的綁架事件以及不明船隻事件,我們倒是應該冷靜地思考一下。日本與美國一起,在戰後集中地經濟援助南韓,急速強化了與其的政治同盟關係,同時對北韓採取完全的歧視以及敵視政策。不僅日本、美國,包括眾多的西方各國也都對北韓一致採取了孤立政策。

只有中國等一部份國家與北韓聯合,北韓為此作為被孤立的國家被逼到了國際政治的角落裡。也可以說,是在冷戰時期遭受到陰暗的「虐待」,這樣一個不斷被虐待、被欺負的國家,雖然其經濟實力非常弱小,但還是不得不依靠所謂的軍事力量來保護自身的安全,這一點是無法否認的。即使其手段絕對無法被認同,但是同時也應該追究戰後幫助孤立北韓的日本所應承擔的責任吧。

設定威脅是為了什麼?

將上述的責任問題放在一邊卻堅持不斷反覆地敲打北韓,我認為這裡存在著日本政府的某種意圖,即以「北韓是對日本造成威脅的國家」為理由,試圖再一次將這個國家推向過去的軍國主義時期。

像這次一樣過分地動員媒體的力量,設定外部威脅的這種日本國家本質,並不是現在才有的。戰前,明治國家成立不久即把中國(當時的清國)作為「沉睡的獅子」來煽動威脅論,以防備中國為藉口而加速擴大軍備;而在日清戰爭中取得勝利後,又有煽動「世界最大的陸軍國家」俄羅斯的威脅論,以俄探(即所謂俄羅斯間諜的意思)潛伏在國內窺探向日本發動侵略的機會為由,反覆不斷地進行徹底的反俄宣傳。

之後,日本的第一假想敵國,在陸軍方面變成了俄國革命成功後的蘇聯,而海軍則是美國,自那以後日本就不斷地一面強調對紅色革命的恐怖感,另一面強調對美國走向「太平洋國家」之路的警戒心。這樣,日本軍部反覆宣傳蘇聯對日本進攻的所謂劇本「193536年危機之說」。更加在太平洋戰爭開始之前,就進行所謂的「鬼畜美英」與「ABCD(即美國、英國、中國、荷蘭)包圍網」的宣傳攻勢,在國內開始為戰爭進行物資以及人員的準備。這個國家的人民面對政府以及軍部肆意設定的「危機」與「威脅」,不得已也只好沉默,因為無論在精神還是在思想都已經沒有表達的自由了。

這樣的政治手腕可以說即使到了戰後基本上也沒有改變。例如,戰後的日本最初設定的威脅對象是中國,但是在19729月日中兩國朝向恢復邦交邁出了第一步,而這時日本隨即就將威脅對象國改為了蘇聯,後來蘇聯在1988年瓦解後,又將北韓變成了日本的威脅對象國。那麼,為什麼日本要如此不斷地肆意設定外部的威脅呢?

總之,這個國家不斷將威脅設定在外國,而切斷我們與本來可以自由交往的許多國家的人民的關係,無形中形成這樣的一種結構。而很多人支持這樣的結構、接受這樣結構的軍國主義文化,這實際上在戰後隨即就已經形成了。我認為作為這個情況的延伸,派生出北韓威脅論是有其歷史背景的。

被追究的歷史體驗

北韓所進行的綁架、不明船隻事件以及各種各樣的行為,無論是從國際法的角度來看,還是從追求和平的我們來看,當然都是絕對不能容許的。但是,不能以為這樣就可以不面對日本在過去的歷史,甚至對他人、他國家、他民族、他思想等,所謂和「他」的中間一開始就無條件地築起一道牆。這道牆無論在政策上,還是心靈當中高高築起的話,將會使原本可以看到的東西變得看不到了。在自己的內部與他人的牆築得越高就越無法與他人交往以及理解他人。

我不得不認為,現在關於綁架事件的報導雖然有助於弄清楚北韓的實際情況,但另一方面也築起這個國家無法再跨越過的高牆,這可以說正是與戰前時期的狀況相同之處吧。由於國家以鎮壓的形式將想跨越這道高牆的人或者是思想拉了下來,結果戰前的人們淪落到高高的圍牆裡。

雖然當今的社會被稱為信息化社會與國際化社會,但是我們不得不認為這個國家的人民所處的狀況與戰前在本質上卻沒有什麼太大變化。從這點來看,現在的日本與北韓人所處的位置,可以看出在某種程度上是有十分共通之處的。

那麼,為什麼會產生這樣的缺少歷史認識的問題呢?不只是在戰後的歷史教育方面,整個的戰後日本長期以來為什麼對這樣的歷史實際狀態採取不聞不問的態度呢?

原因之一是,對曾經發生的亞洲.太平洋戰爭的總結方法有極端偏向政治主義的判斷。也就是說,在先前的戰爭中在亞洲,尤其是在與中國的戰爭中消耗了國力,與中國的戰爭延伸到對英、美開戰,而在戰後許多日本人認為是敗給了美國依靠大量物資的作戰。戰後佔領日本的GHQ(同盟國軍總部),事實上就是美國,這個GHQ在日本戰敗後宣布將先前的戰爭稱之為「太平洋戰爭」。

對美國來講,為了間接統治戰後的日本,日本不是敗給同盟國,只是敗於美國,所以美國對日本有實質上的統治權,這樣的態度一直沒有鬆動過。美國為了排除蘇聯以及其他同盟國的干涉而單獨佔領日本,對國力已經疲憊,事實上戰力已經毀滅殆盡的日本投下了兩顆原子彈。美國不惜如此都要單獨佔領日本,這背後當然是意料到了美蘇冷戰時期的到來。

日本幫助美國這樣的想法,日本人仍然絕不認為之前是在亞洲戰爭中敗北,更不認為是由於在台灣與朝鮮的殖民地經營拖了後腿。在殖民地經營中也有一部分的資本家藉著所謂的國策而趁機撈取了巨大的利益,但是就國家整體而言,要支出駐紮軍隊的經費以及為鎮壓抗日運動而動員大量的警力也是不可缺少的,這樣不但無法獲取利益,反而為了經營殖民地要花掉巨額的費用,這樣的結果使得寶貴的國家資金流失,從而加快了國力的衰退。

總之,之前的戰爭與亞洲的關係是主要的原因,而與美國的戰爭只不過是最後的一擊而已,這樣的認知才是正確的。在此,我們必須要考慮的是,在這種意義上要按照歷史事實正確地認識與亞洲戰爭的起因、開展以及結果。

然而戰後的日本人並沒有真正的努力,卻忘掉亞洲,自身積極地認為美國是「戰勝國」,將目光集中在美國的大量物資方面,相信若不想再遭遇戰敗的苦惱的話,成為美國那樣的國家就是最好的辦法。也就是說,把成為一個能夠生產大量產品的工業國家作為戰後日本的目標,不只是大量生產,而且從生活方式到政治制度以及政治思想都是以美國為榜樣。

在這個過程中,日本一方面淡化對亞洲的認識,一方面將亞洲國家作為貿易輸出對象國進行集中豪雨般的輸出攻勢,卻又頑固拒絕用同樣高的視線來看待亞洲各國的人們。不知從何時開始,日本以及日本人只會從美國的背後來看亞洲了。

明治國家為了推進現代化,福澤諭吉在《西洋事情》中曾經用過「脫亞入歐」的說法,在這裡套用這個說法,戰後的日本很好地完成了所謂的「脫亞入美」的轉換。就此,完全放棄了從對亞洲的侵略戰爭以及戰敗經驗中記取教訓、清算歷史責任的努力。

2.
走向新的「準軍事體制」時代

已經走入了「準戰時狀態」的日本

我認為現在的日本已經走入了「準戰時狀態」。當然,對於戰時這個詞的理解不同,也許還不能說是戰時。在戰前也曾用過「準戰時體制」的說法,今天的狀況一定要說的話,同樣可以稱作「準戰時體制」。不管是戰時體制還是準戰時體制,指出其具體反映的是哪一個時代狀況,是比較容易的事情。

日中爆發全面戰爭是在193777,比這稍早時開始進入了「準戰時體制」,即並不是戰爭狀態,但是可以說已經接近戰爭的狀態,在爆發日中全面戰爭的第二年,國家總動員法被公佈以後,則真正進入了戰時體制。

在此要強調的是,所謂「準戰時體制」時期的狀況究竟從何時開始的呢?在1920年後半期世界性大恐慌無例外地也波及了日本,在經濟景氣惡化的情況下,軍部的實力漸漸變得越來越強,19319月爆發滿洲事變後,一下子邁入了戰爭與法西斯主義的時代。

之後於19325月犬養毅的政友會內閣由於暗殺事件而被推翻,結果政黨政治劃下了休止符(515事件)。接著,19333月日本藉退出國聯的機會,國內的「非常時期」的聲音不斷高漲,與此同時開始強調以天皇為頂點的「國家體制」,日本的國家運作完全以天皇為中心,天皇在精神方面作為價值源泉,而在軍事方面則作為最高司令官,天皇的大權被推倒了頂點。

加速這個變化的正是19362月發生的226事件。在這56年間發生了各種各樣的事件過程中,日本已經從「準戰時體制」漸漸走入了「戰時體制」。其實透過這個時期每年發生的若干事件,在某種意義上,多數的日本人應該察覺到了邁入「戰時體制」的轉變。當時任何一個人或多或少都有好像要發生什麼恐怖事情的不安感與恐怖感,但是,卻沒有人認真地把這種感覺講出來,或者,在某種意義上說,講出感受也許都已經不可能了。

為了每一天的生活都已經拼命地精疲力盡了,即使對時代狀況的惡化現象有所察覺,也沒有任何辦法解決,這恐怕是當時的人們的實際感受吧。連存在著這樣的共通認識或者說共通感覺的這樣的事情也都是難以想像的。平時就已經被逼迫到對從準戰時轉變到戰時,基本上不可能抵抗的狀態了,所以也就不得不接受這樣的時代狀況了。這種雖然可以察覺卻無力反抗的痛苦感覺,戰後深深地刻印在那些有這種感覺的民眾的心中。

歷史認識的缺乏

那麼在這裡的問題是,如果說這樣的痛苦感覺在戰後的時代狀況中有被有效地認識到,這個說法其實是很難成立的。是在怎樣的情況下從平時的狀態轉變成為戰時狀態的,本來應該更加敏感地反應,但是這個敏感度卻已經不在了。理由到底在哪裡呢?

日本以及日本人,對與中國之間前後長達15年的戰爭,即對所謂的「日中15年戰爭」的關心,在某種意義上,從當時起不就是很淺薄的嗎?換種說法,在這裡自責的想法不是很淺薄的嗎?所謂「日中15年戰爭」,是在戰後的歷史研究過程中已經固定的說法,但是當年許多的日本人則不是稱作與中國的戰爭,當時的說法是討伐不聽日本話的被稱作「暴支」的中國,總之是用有「懲罰」啦、「嚴懲」等感覺的說法。其結果事實上袒護了侵略戰爭。

在明治現代國家形成的過程中,被培養出來的對中國以及亞洲傲慢的看法,根本上形成了大的背景。另外一方面,日本是一個資源小國,從中國等處確保獲取資源是非常急的任務,最終形成了即使訴諸軍事力量也都要獲得資源的看法。而日本政府巧妙的操縱輿論以及利用圍繞日本和中國的國際形勢的現實,更進一步加深了這樣自私的看法。

例如,日本政府一直到最後都沒有向中國宣戰,那是因為如果一旦按照國際法宣戰的話,就無法仰仗來自第三國提供資源了。在美國來說,對日本政府這樣的態度也在保持沉默中一開始就給予了支持。這是因為,對於美國的資本來說日本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貿易夥伴國。

總之,對日本人而言,即使在對中國開戰後,仍然可以從美國進口石油、屑鐵以及工作機械等資源,因此極端地說,真正惡劣的敵對國家是中國,這種程度的認識事實上也袒護了侵略戰爭。由於在戰爭開始後,仍然存在著這樣的實際情況,所以日本人對與中國之間的戰爭的認識始終都是極為淺薄的。但是,當時日中戰爭陷入泥沼,已經變得無論如何也都沒辦法拔出的地步了。

輕率地認為日本會很輕鬆贏得戰爭勝利的人,在真正發生戰爭後,才開始察覺到自己已經被拋置在一個非常嚴峻的時代,自己已經處在那裡了。一分五釐錢的一張小小的紅紙(兵單)已經到了自己或者自己丈夫的手上,「戰地」或者「出征」等字眼已經飛到了現實生活中來了。在這之前,到底是如何看待戰爭的,為什麼會進入這樣的戰爭體制,仍然是有這些想法的人不得不思考的問題。

或許這都已經是過去的事了,但是,可以得到的教訓是,戰爭在平時平靜無聲的,不知何時會突然潛進來,反覆不斷地繁殖增生,當某種局面出現時它就一下子浮出來,在此之前很多人都是很難思考到的。在戰前時期的日本,相繼發生了多起前面所舉的歷史事件,這些都不斷給很多人造成了對未來的不安感,但即使如此,很多日本人還是沒有預料到會爆發與中國的全面戰爭。

這場戰爭延伸發展到日本與英美爆發戰爭,這種情況至少到1940年代之前絕大多數的日本人,即便是想像到了,也沒有人認為會變成現實。一直到聽到所謂的「帝國的陸海軍於今天拂曉,在西太平洋上進入了戰鬥狀態」這來自總指揮部大本營的廣播之前,沒有人相信戰爭會變成現實。其實所謂的戰爭以及有事狀況,本來就是這樣的。

進行中的戰爭構造的常態化

我想,倒過來看今天的情況也完全是一樣的。邁入21世紀的今天,面臨著一個經濟非常不景氣的時代,並且很多人心中存在著的閉塞感,對未來的不安感,再加上由於綁架事件以及持有大量破壞性武器的問題而深植的外在威脅感等等,可以說我們現在正處在與1920年代後期極為相似的時代環境中。

的確,也許目前發生像1931年的滿州事變和1932年的515事件以及1936年的226事件那樣的自衛隊政變的可能性很小,但是,我想也許會發生與這種激烈手段不同的手段,而在我們還沒有充分察覺的情況下,日本不知從何時開始一下子就進入「準戰時體制」了,是否會出現這樣的情況是令人擔心的。

如果說進入準戰時體制的指標是什麼的話,那麼最大的事情應該是「有事法」的出爐吧。這裡所說的「有事法」不只侷限在與有事法案相關連的三個法案,相繼於19998月的「週邊事態法」,200110月的「恐怖攻擊對策特別措施法」,同時,「市民法」也已經逐漸形成輪廓,可以看作有事法案的「有事法」實際上在這個國家已經有很多個了。

例如,大規模地震對策特別措施法,其性質已經不只是為地震對策而制定的法了,這個法以預知地震為藉口,實際上是為了用在一定的區域內出動自衛隊來進行「鎮壓」,換言之就是一種地區性戒嚴令。以確保安全為名目,隱藏起肆意擱置我們的人權的危險性的法律,是一種並非巧合地深深具有了有事法特性的法律。

所謂市民法本來應該要保護市民的人權,將市民從災害的危機中解救出來,但在這個法律中完全漏掉了這樣的想法,用一切確保安全的事務都應優先,這樣極端粗暴且粗糙的言論將人權踢到一邊,而這個國家的人民也順應了這個做法。這樣,即使是真正的軍事法案出來,為了「確保安全」也只有甘心忍受了,這樣的氣氛也蔓延成單純地支持有事立法的趨勢。

在這裡想強調的是,這個國家在戰後日美安保體制下,已經形成了隨時都會有有事法產生出的土壤,一部又一部的有事法相繼制定出來的情況,可以說是悄然無聲地透過(法律的政變)進行強化這個國家的戰爭體制。具體地分析檢討一下戰後的日美安保體制史等的話,就會更加確信這樣的說法。

就這個意義而言,對照戰前大張旗鼓地進行暴力性的軍事體制化的情況,可以說戰後只是沒有採取同樣的手段而已。企圖實現這個國家的軍事體制化的人,好好記取了戰前的教訓。像這樣的手法在戰後民主主義以及和平憲法之下

深深地潛行,一般民眾甚至沒有充分察覺到這點而導致今天這樣的事態。

強化憲法原理的方向

還有一點要指出的是,對戰後民主主義以及和平憲法過度信賴與依存,或許消解了建構真正的和平以及阻止軍事體制化的力量。在這個意義上,我本人並不是一個無條件的護憲論者,對戰後民主主義更不抱有任何的幻想,相反,倒不如說對戰後的民主主義與和平憲法的定位是站在批判的立場的。

不怕被誤解地說,我認為現行的憲法都應該調整。當然希望建構的是,不容許任意解釋憲法第9條,以絕對和平意志以及非暴力主義的理念為核心的憲法原理。在這裡,從根本上重新認知憲法「第一章 天皇」的章節內容,當然是必不可少的。

有權威的見解指出,為了把作為軍國主義溫床的天皇制保留下來,於是制定了尋求實現日本徹底的非軍事化政策的憲法第9條,而如何修改把天皇與第9條綁在一起的憲法是一個課題。就是說有這樣的歷史解釋,即英國、荷蘭、中國等曾經和美國一起對日本作戰的同盟國,認為天皇制正是產生出日本軍國主義的母體,因此對保留天皇有所批判,因為要堵住這樣的批判,所以才構想出第9條的條文,作為防止軍國主義復活的策略。

先姑且不論這樣的歷史解釋與經緯,我想強調的不是作為交易(bargaining)的一環而制定的消極性的和平條款,而是唯有將第9條本身確定成為不會寬容作為軍國主義溫床的天皇制的和平條款,這樣的和平條款應該轉換成積極且普遍主義的內容。

但是,在戰後的和平運動中,一問到進行了多少這樣的再追究時,就不禁會產生無法原諒的感覺,實際上不是沒有認真地追究嗎?和平憲法不是只是「掛」在那裡嗎?這個說法並不是我製造出來的,為了創造和平只是繼續不斷地保護和平憲法是不行的。要從這個「憲法掛著」的狀態解脫出來,最重要的就是要制定可以實踐和平憲法所明示的理想與理念的計畫,透過運動來靈活運用。

就這一點來說,憲法第9條也絕不是什麼金科玉律條文。不進行充分的再追究、補強、反覆敲打等的努力,而只站在一點上停滯不前,就像將之 “放在神龕”上一樣的狀態,那就只是一味地在幫助保留由GHQ的權力所準備的天皇了。這也許是太過嚴厲的說法,為了保護第9條,其結果卻變成了保護天皇制了,至少從將天皇與第9條綁在一起的論調來看,有不得不那樣指出的狀況。

這一點,無論是在運動的層次上,還是在研究的層次上,都是今後應該要充分討論的。

我認為無論在戰後的和平運動與護憲運動中,還是在戰後的民主主義的發展中,都培養了無法察覺現在正在滋長的戰時體制的理論與思想。所以,就漸漸放任了戰時體制化,從這點來說,為阻止戰時體制化,建構重新再定義和平憲法的作業與理論是必要的。

相繼發表過包括《吃東西的人們》等許多優秀作品的作家邊見庸曾經說過“戰爭構造的常態化”,他所指出的這個令人擔憂的情況,目前恐怕也是存在的。所謂「戰爭」不一定就是用砲彈與飛彈互射的情況,也包括政府及個人的意識中,對軍事方面的價值觀以及言論、行動的肯定。這種肯定以暴力壓制、抹殺他者(他國、他民族)的思想,把不斷產生歧視及壓制的情緒的理論合理化。

包含這樣的意思在內,我們的國家與社會已經漸漸變成開始大步向象徵著戰爭的暴力走去的地方。這不正是所謂的「戰爭構造的常態化」的意思嗎?由於戰爭狀態已經變成「構造化」,換言之從流動的狀態正進入構造化、固定化的狀態,所以這個很難察覺的狀態還會持續的。

我痛感有必要接受邊見的說法。要瓦解已經結構化的東西需要非常大的能量,因此,如果我們不去反思為何會發展到戰爭狀態變成結構化的話,就不可能尋找到從被構造化的戰爭狀態中解救出來的辦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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