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 年 01 月 的封存

39期(2007年1月):重慶文革口述史(黃廉訪談錄)(二)〔老田 整理〕

重慶文革口述史(黃廉訪談錄)(二)

老田 訪問整理

四、在北京的經歷

北京南下的學生一批批地來,又一批批地去。第一批紅衛兵來重慶之後耀武揚威,行為非常過激,砸這砸那,陳伯達又把他們召回去了;第二批南下的學生比較講政策,國際關係學院的孟憲成他們的宣傳,就與第一批很不相同,他們很虛心、也很講道理,主要是宣傳毛主席的指示。他們說第一批大多數是幹部子弟,有些人是西城糾察隊的成員,不少人是「保爹保媽派」。

我心裏也很苦悶,群眾響應中央的號召,為什麼總是受打擊?為什麼地方上毛主席的指示總是貫徹不下來?那個時候我們已經體驗到李井泉確實是個土皇帝,很霸道,在重慶魯大東他們竟然組織起那麼大的保守勢力來對抗學生運動,這是怎麼回事?這些重大問題,造反軍總部想直接聽聽中央的聲音,經商量,由我親自去一趟北京,去的時候還有幾個文藝界的人跟我一道,幾個南下回京的學生護送著我去到北京,記得其中一個是清華附中的一個女同學名叫林懷。

到北京之後,我就想著要找周總理和文革接待站。到接待站,我填表的時候老老實實把自己的履歷和所寫的大字報都寫上了,是一個姓田的幹部接待我的,他說「你是一個最正規的上訪者」。他首先給我提了三個問題:你們說李井泉是土皇帝,他對毛主席的指示有那些很明顯的違背?李大章是老幹部,解放後一直在四川工作,你對他是什麼看法?重慶的情況我們基本瞭解,工糾是不是在積極抓生產?他們又是如何生產、如何革命的?我說工糾幾十萬人整天著裝整齊遊行示威,不准革命,他們既不革命也沒有搞生產。我說我到北京來想要搞清楚,工人響應毛主席的號召,起來關心國家大事對不對?為什麼總是挨批挨鬥?受壓的工人在重慶完全無路可走,這是為什麼?我說自己對李井泉瞭解不多,省委的大字報揭露他生活腐化搞特權,重慶市委派工作組到重大,鄭校長自殺,文革目標是要清黨內的走資派,這些問題恐怕都是要搞清楚的。

田幹部回答我說,現在是要把北京打掃乾淨,這恐怕不是對待上訪者的措施,下面各個地方都混亂起來了,不可小看,十月份可能會有些決策出來。然後他就按照對口接待的原則,安排我住在物資部接待站,位址是在天壇公園裏面。第二天林懷等幾個學生帶我去見蒯大富,清華和人民大學一起在北京體育館主持大會批判餘秋裏、林楓執行資反路線的錯誤,會上揭發林楓派工作組到學校鎮壓學生,說他們對文革很不理解,批判很文明,林楓等坐在臺上接受批判,學生們依次上臺去發言。有人把蒯大富請下來做了介紹,他請我上臺去坐,問了一些重慶的情況。當時我最關心的是工人起來關心國家大事,參加文革運動對不對?是不是反革命?蒯大富說最近毛主席就要在天安門接見革命群眾,到時候你就明白了。

一天晚上,王力、關鋒、戚本禹和林傑來看我們,王力講了幾句話,說毛主席發動文革,就是發動廣大群眾反修防修,要我們中國千秋萬代高舉紅旗,有人說感謝王力同志代表毛主席來看我們,王力趕緊聲明:「我沒有資格代表毛主席,我們代表中央文革來看你們,你們是毛主席請來的客人,毛主席更想念你們,明天要在天安門接見你們。」戚本禹說:「你們被打成‘假左派、真右派’,遭到關押,你們受苦了,下面的幹部對文革還很不理解,你們回去之後要幫助他們理解,也是幫中央文革的忙。」第二天早上六點鐘出發,等到十點鐘,整個天安門廣場人潮湧動,毛主席坐吉普車過來的時候,一個廣西的年輕人在那裏哭哇哭,最後昏過去了。遊行隊伍過來的時候,也是不斷地有人昏倒,解放軍抬著擔架把他們送走。毛主席下車,走上天安門城樓,一邊跟群眾握手,想跟毛主席握手的人太多,到下午就傳出消息說毛主席的手被爭著跟他握手的認的指甲劃破,我們是在離毛主席很遠的觀禮臺上,只看見他老人家,沒有機會湧上去握手,時間大概是十一月份上旬或者中旬的樣子。

這次赴京,我才大致弄懂了五十多天的問題是全國性的。對北京紅衛兵中有三個司令部的情況也瞭解一些。我到文化宮去,看到紅衛兵第一司令部的牌子已經被人砸了,我的好朋友孟憲成說自己是二司的,他不保守,對工人也很客觀,他說:我們也造了一司的反,因為他們是保工作組的,搞打砸搶,到處東砸西砸,是受工作組的指派,西糾犯了錯誤,我們「二司」就不當保爹保媽派,要跟著毛主席繼續幹革命。到地質學院「三司」去一看,司令部裏全部是首都各個大學派去的人,一看就知道是真正的群眾組織,是真正的造反派,這一次我沒有單獨見到王大賓同志,是司令部負責人趙文明同志接待的。

文革接待站又來找我,對我說:「你來北京半個月了,也見了毛主席,應該早點回去。」我正要準備回重慶,第二天文革接待站的工作人員又找到我,要我快去煤炭部第二招待所做造反軍的工作,並說原來的問題已經解決了,不可能再遭鎮壓和打擊,要大家回去就地鬧革命。他們用車子把我送到煤二所,我才知道造反軍有250多人北上,起初他們是步行北上,走了一百多裏,到了永川才上火車。我向北上告狀的同志們轉達了中央文革接待站的意思,他們說你的問題解決了,我們還沒有解決呢,全市各單位的造反派被批鬥、遭打擊、扣工資、被關押、打成右派等等,你知道嗎?國務院天天來聯絡員,還派記者來接待同志們,聽大家的反映,同時也催我們早點回去。

在那裏我又聽到一曲重慶工人造反軍北上告狀的悲壯故事,參加北上告狀的有各個行業的人。在我們造反軍正式成立之後,舊市委的走資派害怕工人形成的組織,開始是千方百計地阻止工人造反軍召開成立大會,我們也採取了相應的防範措施。在正式成立之後,不但舉行了國慶遊行,而且還在大街小巷裏做了兩天的宣傳,市里當權派很惱火,下令各工礦企事業單位瘋狂地打擊參加了造反軍的工人和幹部,各個單位受到打擊的同志深感事態嚴重,因此雲集到六中和市總工會等地,舉行遊行抗議,印發傳單、尋找當權派理論,還到市委去靜坐都無濟於事,許多工人回不了單位,生活無著,一頂頂反革命帽子壓下來,怎麼辦?造反軍總部的勤務員和首都串聯紅衛兵一起分析了形勢,決定各個單位排除造反軍代表組織北上告狀,向毛主席和中央文革匯報重慶的文化大革命情況,弄清楚工人參加文化大革命是否有罪,工人該不該參加?

領導這次進京告狀的總部勤務員有葉祖祿、朱正坤、楊國成、周世成、陳松柏、哈爾濱(趙勳忠)、張厚貴等,北京南下學生隨同一路支持的有孟憲成、李揚快,北上告狀團出發時有400餘人,時間是196610月中旬的樣子。他們臨行時在菜園壩火車站受阻,大家無比氣憤,決定不步行上京,他們打著旗子,一路上散發傳單,沿途演講宣傳,從重慶步行到永川。沿途一帶,老百姓有議論,有掌聲,有人送茶送水,還有人民日報和新華社記者來問長問短。市委當權派派大車小車尾追,來回隊伍前後,步行的第一天只到達壁山縣。不知道是出於什麼原因,市委派出副秘書長許佳陸坐著小車追到壁山縣,與造反軍勤務員談判,最後答應由市委派軍用卡車將他們送去永川火車站登車,不存在什麼「造反軍在小南海強行攔火車,使鐵路停運3小時」的事情,這是出於走資派的編造。

造反軍中間有人認為勤務組的人有右傾思想,說葉祖祿右傾思想嚴重,說不定是市委派來的;他們又在永川召開了「遵義會議」性質的會議,重新選舉了勤務員,還承認我,其他幾個選出來的負責人是楊國成,402工區的工人;張厚貴,重慶鍋爐廠工人;朱正坤,四建公司的工人蔣兆林等。他們到北京之後,文革接待站的趙文成要他們找黃廉。

他們在京期間,天天到各個歸口部去反映問題,揭露重慶的走資派抗拒文革的種種情形,控訴走資派怎麼迫害批鬥他們,還召開記者座談會。還在北京人民公園召開一次四川赴京工人聯合控訴李井泉的大會,北京各個部委和各大群眾組織都派人參加了,各個報紙都派了記者,瞭解西南走資派對群眾的鎮壓情況。各個部委的造反派,都支持四川赴京造反派,幫助解決吃穿,由於天氣轉冷,還支持了大衣什麼的。

其間我去人民日報編輯部,見到了當時的總編唐平鑄,他是一個軍人。我要求他派人派記者去重慶,他送了一張毛主席的大像片給我們。他向我瞭解了一些四川和重慶的情況,唐總編說:我們看了你寫的大字報,覺得有一定的理論修養和認識高度,毛主席和中央文革都知道你們工人來北京和你們的大字報,建議你儘快把大家帶回去就地鬧革命,把重慶工人造反軍帶好,這是毛主席和江青同志的希望,要拿出工人階級的責任心。他還告訴我最近中央文革要召開一次會議,由人民日報和紅旗雜誌舉辦舉辦會議,準備請中央文革的人來作報告,專門講抓革命促生產的問題,還有工人參加文化大革命的問題,全國各地都有代表參加,聽了這個報告之後希望你們重慶工人造反軍帶個頭回去,你們200多人不能全部參加,問給你們20張票怎麼樣?我要了40張入場券,他開玩笑說沒有座位不要造反啊。會議地點是總後勤部在王府井的帥府園禮堂召開的,時間大概是十一月十五號或者十六號的樣子。王力、關鋒、戚本禹、林傑出席大會,王力做抓革命促生產的報告,戚本禹講粉碎走資派反撲的新勝利,關鋒講以革命促生產,以生產激勵革命的辯證關係,講了中央文革的意見。最後是說,情況已經清楚,線路已經明確,走資派各種伎倆都已經破產了,現在是我們努力把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的時候了,要大家回去就地鬧革命,給毛主席爭氣。末了還問重慶工人造反軍什麼時候回去,有人回答說見了毛主席就回去,後面的人也跟著喊,一陣掌聲過後,戚本禹說這也有可能嘛,不過要由毛主席來安排。

這一次我們是要參加毛主席倒數第二次接見紅衛兵了,給我們安排的地方是廣場西側、靠近人民大會堂的地方,工人造反軍說不想站在那裏看別人,我們要參加遊行。因為不讓外地人參加遊行,我們就把隊伍帶到清華大學參加了他們,大家湊錢做了一個20多公尺的橫幅和重慶工人造反軍的旗幟,比哪個的橫幅都大,十多個人拉著平面通過天安門,希望毛主席能夠看得見。毛主席接見之後,大家受到極大的鼓舞,第二天我們就趕著回去。那個時候革命的政府,辦事效率真是不一樣,在大家的要求下,中央文革聯絡員同意給重慶工人造反軍刻制了兩枚白色塑膠公章,還有一枚造反軍駐京辦事處的公章,此前造反軍沒有公章,只用了一個金石藝術家刻的「幹革命靠毛澤東思想」的藝術章代替公章使用。車廂已經幫我們包好了,票也已經買了,我們什麼時候走,車廂就什麼時候掛上去。我們心裏充滿著勝利的喜悅,大家趕著買了主席像章,要買上一大包回去作為禮品,檔和傳單也是幾大包,吃的東西一點都沒有準備。看到重慶工人這種精神面貌,煤二所的工作人員都很感動。

戚本禹說你們回去就是宣傳隊,我早就想好了要在成都下車,給李井泉示個威。我們到成都火車站下車之後,安排所有的造反軍有秩序地坐在車站,我去給省委打電話要他們幫助我們找住的地方,接電話的是工交政治部主任張敏,他們怕我們分散下去了在成都造成影響,迅速就來了五台公車,把我們拉到財貿幹校住下。還來了兩個幹部,要求我們不要上街,還很關心我們好久離開,說我們有什麼要求他們都一一記下來,這個時候省委正在召開擴大會議,討論貫徹八屆十一中全會的事情,我們就說要列席省委擴大會議,看他們到底是怎麼貫徹落實毛主席的戰略部署的,還要給成都的造反派戰友彙報中央文革關於抓革命促生產的講話。沒想到李大章竟然同意了,他說你們送上門來,我們歡迎,既然是中央的聲音,工人有意見,我們應該直接聽你們講,聽你們的觀點。

第二天下午,就派車把我們重慶工人造反軍200多人拉到錦江賓館禮堂,群眾坐在三樓靠欄杆的地方,頭頭就坐在樓下第一排。李大章說他們老了,願意來聽聽工人的意見,他說:我們還講不到王力那個好,聽聽中央的聲音,你們回去重慶再去跟魯大東講。參加這個會議的還有川大826、紅衛兵成都部隊和兵團的前身成都工人硬骨頭戰鬥團等。李大章是省長,一副學者氣派,這時省委主管工作的還是廖志高,四川省委省政府的部、廳、局長都在會上。

開頭我還很擔心,準備去念王力的講話,底下的群眾講,黃老總你不要講了,下面排隊等著講話的有十幾個。我要朱正坤去念,朱正坤根本不念這個,他上臺講自己怎麼見了毛主席,然後控訴了重慶當權派怎麼迫害他,還說王力那個講話你們下去自己看,要四川日報印刷廠幫助印五萬份發給大家,李大章說「跟他們印,跟他們印」。我感到在成都做事,比重慶還方便。控訴完之後,一些幹部說以前我們真的不知道,做官當老爺慣了,恐怕我們成都也好不到哪里去。結果匯報會變成了批鬥會,一些成都造反派又把楊超推上去,站在第一排交代問題。

會議結束後,李大章在錦江賓館禮堂後臺休息室召見我們,問我們幾時回重慶,是坐火車還是汽車?有人要李大章給經費,有的要他給重慶下指示。他說傳單印刷好辦,他可以解決裝車運回重慶去,至於說給重慶下指示,我找一個人來,你們跟他談,省裏面還是志高同志負責。廖志高過來給我寫了兩封信,一封是寫給魯大東的,還有一封是給軍分區的,要他們幫助解決受資反路線迫害的遺留問題。寫完之後,還問我滿意不滿意?對工人造反軍的工作,他也表示支持,同意2030個人脫產,其他人回單位,原來扣的工資要補發,挨批判的同志要道歉。輕工廳還支持我們十輛自行車,成都的造反派還列隊歡送我們,紅衛兵成都部隊雖說是保守的,但他們對外地造反派也沒有什麼偏見,對我們也很友好,這更鼓舞了我們的士氣,一路上就散發傳單。

我們乘坐的列車是晚上半夜到重慶,市委沒有人出來接待,群眾出來接待的很多,我們就半夜扭起秧歌。幾百人沒有地方落腳,有建議說回六中,有人說乾脆全部住進總工會。第二天滿街都是造反軍勝利歸來的大字報和中央文革的講話,許多同志就分別回到自己的單位去發動群眾,組織自己的隊伍。我們在總工會要了兩間辦公室,當時完全沒有想到以後怎麼工作,一天都有上萬人來訪問、串聯、交流,總工會的地毯都踩壞了,結果只好收起來。食堂說吃飯的人太多,完全承受不了,造反軍總部就出一個通知,說往來串聯人員不能在總工會食堂進餐,那個時候的革命權威完全依賴群眾的自覺,外地來串聯的紅衛兵也不去食堂打飯了,本來是食堂是給他們準備飯菜的。造反派都是很講道理遵守紀律的,並不是走資派及其御用文人所攻擊的青面獠牙的妖魔。

那個時候,群眾確實都發動起來了,真是一派革命洪流不可阻擋的勢頭,工會的幹部也有一部分傾向我們,那些老保幹部連班也不上了。

我們在內部就開始健全組織造反軍的組織機構,總部下設宣傳部由唐工、陳未友負責、聯絡部是朱正坤、保衛部徐傳弟、辦公室羅哲光、還有一個關係調解部;作戰部是楊國成負責,主要收集情報,比如魯大東在哪里,李井泉過重慶準備去上海的消息,都是他收集的,準備跟走資派鬥。大家都很注意自己的革命氣質和作風,如辦公室的王英衣服穿得比較好,就有人說不合適,她第二天就換上工作服來上班。總負責人是黃廉、葉祖祿、張厚貴、蔣兆麟、朱正坤、楊國成,機構健全之後,我就把事情交給他們,自己獨立想些事情,聽匯報,有時還要下工廠去作報告,有時候一天好幾場。

這個時候,市委多次派人來找我要廖志高的信,我們不想理他們,因為工廠裏面打個招呼,印刷什麼的,自己就能夠解決,不再有求於他們了,基本上是半奪權狀態。社會上支援革命的人已經很多了,我們的影響已經很大了,工人有什麼事情也已經不去找他們,而是來找工人造反軍解決了,市委基本上是出於半癱瘓狀態。到九月底的時候,市委又來找我們,要拿廖志高信,我不需要他們幫助解決什麼問題,所以我就一直把廖志高的信揣在身上,不給他們。魯大東這個時候來找我們,是想借機搞好關係,我們理都不理,也不想見魯大東了。這是社會上出現傳單說:黃廉原來是幹部,是任白戈的警衛員,我也不屑于去辯白。總部的工作人員拿中央文革給我們刻的公章,在重慶市公安局批准又去做了一架製工作證的鋼印,上面是「重慶無產階級革命工人造反軍」。公章和鋼印在解散群眾組織的「倒旗」運動之後,都上交給重慶軍分區保存。

五、與老保的最後一戰

重慶工人造反軍北上告狀的勝利,大大鼓舞了工人、農民、機關幹部和教育戰線的工作者,解除了參加文化大革命的許多顧慮,群眾組織宛如雨後春筍一樣成長起來。此間魯大東和他操縱的保守組織都感到很惱火,不少老保、工糾開始反戈,加上我們在大字報裏猛烈抨擊走資派和保守組織在五十多天的錯誤,反覆申說走資派才是運動的鬥爭對象,保守組織想要再轉移運動方向、阻擋革命已經不可能了。重慶的「工糾」、「毛澤東思想紅衛兵」他們也感到受了蒙蔽,但是也還不服氣,他們心裏有失落感。但那些老保的出身好,大多數也是些正統的優秀工人,有些還是勞動模範,市委號召他們起來反對「假左派」,防止「右派翻天」,他們很多人確實是一些有樸素感情、熱愛黨的人,只是盲目地聽從上級的調度,這樣的挫折對他們在精神上是一個重大的打擊,在路線上站錯了隊,他們批判牛鬼蛇神、搞抄家破四舊,亂打人,都是幹部動員的結果。重慶執行抄家、傷害那些出身不好的人,都是在市委的統一部署下,由街道辦事處、派出所和單位保衛科、黨委安排的,目的是轉移運動的大方向,重慶執行這些路線的人,就是市委組織起來的赤衛軍、毛澤東思想紅衛兵和工糾,正是因為各地的當權派都是這個搞法,毛主席在他的大字報裏把這些稱為「白色恐怖」。結果對方卻是受到中央文革和毛主席的支持的「真左派」,他們深感自己犯了錯誤,但又不服氣,有怨氣,魯大東等人想開個大會示威,利用他們的特權再與造反派較量一次,以便穩住陣腳。

124這一天,由市委支持,在重慶市體育場召集全市的保守組織開會,有「工人糾察隊」「赤衛軍」「毛澤東思想紅衛兵」等30萬人開會。為了幫助穩定保守派的人心,據說魯大東親自出席他們的示威大會,準備在會上講話。妄圖繼續挑起他們對造反派的新仇恨,因為他們原來的名字已經很臭了,就準備在124這天在大田灣體育場召開改名大會,統一改名為「重慶工人戰鬥軍」,我們八一五派就決定到場造反,工人造反軍、北京南下支隊和大專院校八一五造反派三股力量,聯合衝擊了這個號稱是30萬人的大會場。

保守派開會,市委要給他們發幾塊錢的補貼,「124」這天還給他們發麻餅,最後保守派就被人們稱為「麻子兵」,成為老保的代名詞。造反派去衝擊他們的會場,衝突的開始是他們不讓造反派入場,不准我們在大會上宣讀中央文件,主席臺上開始搶喇叭,會場上傳出周家喻被老保從主席臺上推下來了。因此體育場外就開始沖大門,保守派就動用他們事先準備拿了扁擔和棒棒打人,造反派在憤怒之下都赤手空拳沖進去,結果被他們打傷了不少人,造反軍的鄧勝利、彭韌等30餘人傷勢嚴重而住院。儘管如此,造反派還是不惜一切地沖上主席臺,保守派作鳥獸散都跑掉了,旗子、袖章丟了一地,有字的衣服都勒令他們脫下來。造反軍抓獲了30多人,送進總工會,經過詢問之後都釋放了。老保沒有造反派那樣的拼命精神,雖然他們準備了武器,結果還是被赤手空拳的造反派沖得人仰馬翻。一個南下紅衛兵說他親眼看到魯大東在臺上臉色鐵青,坐在那裏直搖頭,造反派上去的時候他被保鏢擁著出去上車走了。造反派歡呼雀躍,我登上檢閱台撕毀了保守派的會標和宣傳標語,拔掉工糾的旗幟,看到現場一片人潮滾滾的場景,氣魄非常大。我感到這就是人民群眾的力量,這就是革命的洪流,這就是眾怒!

工糾的鐵旗杆是用大鋼管電焊做出的,有20多公尺長,說他們是鐵杆老保就是這麼來的。這個旗杆沉重無比,四十多個工人才抬回去,放在總工會造反軍總部門口,上面就有很多人貼上紙條,有的寫著「向造反軍的戰友致敬」,有的是給造反軍獻計獻策,還有的是「歡呼鐵杆保皇派倒了」。我在這裏再次體驗倒革命的怒潮和群眾運動的力量,只有這樣的群眾怒潮才能征服修正主義和特權官僚勢力。

124」這一天具體打傷了多少人,我不清楚,當時傳說有人被老保打死了,魯大東也很慌張,唯恐出了大事情不好向中央交代,因此市委一聲令下,保守派就不再公開活動了。許多傳言說當權派把死人放在重鋼的高爐裏燒了毀屍滅跡,因此一些造反派就要查封火葬場,要各個單位注意當權派的動向,防止他們轉移屍體,掩蓋事實。一些人甚至說,醫院不准收治老保,我說這個不行,我挨個醫院打電話過去,要他們不能拒絕任何一個傷患。還有一位女同志拉著我的手哭,說一定要向老保討回血債!當時是一片傳言四起,北京國務院也打電話來問,外地群眾組織也問到底死了人沒有?全市人民都很關心,但是誰也說不清楚。

這時我感到走資派的狡猾和鬥爭的複雜性,造反派不是一個嚴密的組織,工人造反軍一無權二無錢,只局限在一腔熱血上,怎麼能夠把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呢?124這個事件在表面上是我們勝利了,保守組織也被我們衝垮了,但是我們工人造反軍能夠拿出什麼決策?能回答群眾的問題嗎?我們有能力在全市範圍內組織清理排查嗎?當時造反派許多人在體育場的主席臺上討論,如何鑒別屍體來源和真假,以及是否進行抬屍遊行等等,哈軍工的周闖、毛琦堅持要搞抬屍遊行,我勸他們要把事情搞清楚,周闖說我右傾,是個小官僚。張金根說老黃主張慎重一些,我認為是恰當的,他不同意小官僚的說法,還有重大的「左左派」徐光明也極力支持,南下的串聯學生幾乎是一手包辦決策,他們在火葬場找了幾具屍體,要通過抬屍遊行去控訴走資派對造反派的迫害。他們拿了三具屍體,也不知道死者得單位和名字,連我都不讓去看。羅廣斌也說要謹慎,同時也勸我說,你也沒有什麼權力去調查,又說大方向是不能過分去給學生們潑冷水。文藝界的人還編了一首歌《親愛的戰友你在哪里》,後來調查證明,拿來的那幾具屍體都不是造反派,老保和當權派就借著這個造輿論對我們進行反擊。造反派有革命熱情,但是沒有統一堅強的領導核心,很多人自以為是,基本上是處於一種無政府主義狀態,有著自由主義的本能缺點,不會思前想後,我提出謹慎的建議,被一些人取笑為膽小怕事和右傾,遭人轟了。火葬場和醫院都是走資派控制的,學生能夠找到什麼樣的屍體?最後竟然拿了一具犯人的屍體,是什麼人決定拿的,也不清楚,市委很快就拿這個事情大做文章。今天還聽到有人唱那首歌,我聽後心裏不是滋味,覺得教訓極為深刻。

以前赤衛軍和工糾,都是明的,是公開地反對文革。在一二四那天工糾打傷了很多人,造反派拼死一沖,雙方以血相見,在這樣的精神壓力之後,保守派組織在表面上是自行瓦解,實際上也是魯大東害怕死人,一紙令下的結果。而且在一二四事件之後,整個重慶談到「工糾」就是一種恥辱,輿論氛圍變換就是如此徹底,公開的保守派已經不可能繼續活動了。

造反軍受到廣泛支持之後,大家的膽子就大了,農民也成立了造反組織。市委說跨行業的組織他們不歡迎,還說造反軍裏面牛鬼蛇神多,我說要他們那些當官的說你好,文革就不要搞了,我們自己回去按照毛主席說的進行批判,運動矛頭就是指向官僚主義。

那個時候雜七雜八的事情不少,什麼兩口子打架了,也跑到造反軍總部來離婚,完全是應接不暇。我們因此下了五條規定,對於反對幹部官僚主義和腐敗、反對幹部特殊化的要支持,抓革命促生產要支持,一切破壞社會治安、不利於文革深入進行的要反對,對於製造干擾的行為要批判和加以限制,其他的事情一律不要去管。

124事件之後,我曾經和一些造反派頭頭、各界的有識之士磋商,要將重慶的文化大革命搞好,憑現在的組織展開是不行的。老保已經垮了,為何我們還是這這樣「內亂」?除了一些客觀因素之外,我們自身的嚴重問題是團結不夠、統一不夠、聯合不夠,只有把左派團結和聯合起來,成立一個「八一五派聯合指揮部」,更好地把全部八一五的力量凝聚起來。一些同志要我來承頭召集,先與八一五派的代表人物周家喻商量。我們在重慶少年宮找到了他,我把124事件之後出現的一些問題作了分析,提出實現大聯合實現統一指揮的建議。周家喻說你們工人有責任感,提出的這個建議也很重要,很有價值,這麼大的問題要向總團彙報,集體研究之後再決定。

兩天之後我們在六中見面了,周家喻說學校總團原則上同意,你看怎麼個搞法?我提出的建議是:名稱就叫「重慶八一五派聯合指揮部」,由八一五總團和造反軍先承頭搭架子,總團和造反軍各派39人出來參加聯合辦公,其他群眾組織用召開聯席會議的方式,請來參加商議,清他們逐步聯合、逐步完善,在工作中間形成信任、責任、地位。我們先進入工作。周家喻認為是大範圍的工作機構,辦公地點要單獨地點,而且要有比較好的獲得場所,方便群眾往來,最後就選在市文化宮。與文化宮協商之後,確定了文化宮圖書館的一棟房子作為辦公地點。

重慶大學除了周家喻之外,還派出了師專的聶珍榮、趙雲生等九名老師和同學參加聯合指揮部,造反軍派出了黃廉、陳發榮、張勇、劉忠海等九位同志。二七工人造反團的王庭學也曾經在總部工作過。成立聯合指揮部的消息傳出之後,深受八一五派群眾的擁護。指揮部也很受大家尊敬,辦事很有威信。一些群眾組織主動找我們協調關係,向指揮部通報情況。我向文聯借了一輛吉普車,在大遊行的時候逆著隊伍,去重慶大學印刷工作證書,車子上僅僅是貼了一個聯合指揮部的標記,街上的群眾看到是指揮部的車子,都要停下來讓路,遊行隊伍就自動分開一條路,讓我們過去。我們去重慶大學印刷廠辦指揮部的工作證,工人都是加班加點趕工。

這樣很快就左右了重慶的局勢,市委感到很恐慌,對於工人和學生的團結,他們千方百計地加以破壞。「市委文革會」連續發了三個簡報,還特意把簡報送到八一五總團。他們散佈謠言,說「學生打了天下,輕輕鬆松讓給工人了。」市委連續發了三個簡報,說黃廉何許人也,他不姓黃而是姓白,是打入造反派內部的黑手,以前是任白戈的秘書,在本單位是一個流氓,曾經打傷過三個情夫,我對這些鬼蜮伎倆嗤之以鼻,根本不屑去辯解。「黃廉是壞人」怎麼能當指揮部政委?重大內部發生了分歧,市八一五總團就給周家喻施加壓力,市委又說黃廉有問題,真要有問題朗個承擔得起;有些人認為他們最先起來造反,讓黃廉去當政委也不舒服,要求解散聯合指揮部。

在一月奪權的前夕,我與羅廣斌討論關於抓革命促生產告全市人民書的時候,造反軍說重大來了幾十個人,包圍了辦公室勒令秘書陳發榮把公章交出來,熊代富拿到公章之後親手一劈兩半,留一半給我們,宣佈解散聯合指揮部。羅廣斌試著問我,你回去是不是也帶幾十個人去把八一五砸掉,如果是這樣的話,就把前頭的文革都抹黑了。我說還是要顧大局,不能去砸八一五。當時造反軍和一些群眾組織都恨氣憤,要我集中幾十個人去砸八一五總團,我制止了他們的衝動情緒,我深知熊代富個人的思想、行為、膽略,他不敢作這樣的決策,此舉的背後有著重大的黑影。我說還是要把矛頭對準走資派,不能去做走資派高興的事情,不能給造反派丟人。

從熊代富砸了聯合指揮部之後,重慶造反軍工人和八一五學生就再也沒有聯合起來過,埋下了後來分裂乃至武鬥的種子,後來熊搞武鬥也很積極,一切有利於造反派分裂的事情,他都很積極。熊代富在粉碎四人幫之後,一點都不曾觸動他,有人說他是市文革委派進來的,市委也確實一直在保護他,現在也是發了大財。

>> 待續

39期(2007年1月):《大路》上的左右各自表述 〔 冼岩 〕

《大路》上的左右各自表述

冼岩

《切.格瓦拉》的作者黃紀蘇擅長用藝術形式表達左翼思想的最強音,他的新劇《我們走在大路上》(簡稱〈大路〉)從歷史回歸現實,直接對撼作為主流的右翼話語對現狀及其成因的解釋。毫無疑義,在這種對曾經之路的不同解說背後,是對當下不同利益之合理性的堅持,是對未來路徑走向的爭奪。

中國社會的精神面貌正在悄然改觀

思想界右翼的反應不出所料。由於《大路》所反映的左翼價值無法歸集到右翼早已固定好的精神刻度上,徐友漁聲稱《大路》「沒有任何思想價值」,「跟計程車司機聊天的水平沒有差距」。吳思則認為,《大路》的社會批判搞錯了對象,現實中的不公正、不合理是權力造成的,資本同樣只是被決定者——對於現狀成因當然可以有不同解釋,但《大路》表現的是「心理史」。從民眾心理的角度而言,遭受不公正對待的人無疑認為,造成他們不公境遇的就是那麼一群人,其中既有官、也有商、還有為其鼓吹吶喊的知識精英。《大路》批判的鋒芒所向,並非專指某一群體,而是指向這樣一個利益共同體。難道那些與權力交纏在一起盤剝大眾的奸商,就可以獨免於道德批判之外?其實,《大路》最令右翼感覺不爽的,並不是它沒有批判官權,而是沒有遵循自由主義的邏輯將批判引申到制度與政權。

《大路》在學界與網絡引發的激烈爭議,甚至兩面不討好,較之此前左翼表達的應者寥寥,證明了中國社會的精神面貌正在悄然改觀,思想界不同力量正在消長,左翼的影響力逐漸增強,左右力量趨於某種平衡。在此次爭論中,右翼一方發出的最強音是楊鵬的《告別革命而無路可走的戲劇天才》一文。這篇嚴格遵循自由派邏輯的文章,集中反映了當今思想與學術界主流對中國社會的理解:近30年的經濟增長、社會進步源於自由增進,貧富分化及社會不公則源於公權力對私人領域的入侵,出路在於進一步增進自由,實現政治民主化,制衡權力;左翼對改革過程中受傷害群體的關懷雖富於人道精神,但其價值取向不能為改變現狀提供出路;按照左翼邏輯,不是訴諸武力就是訴諸人心,前者只會使歷史重入輪迴,後者在普遍人性面前蒼白無力,社會進步只有「自古華山一條路」,只能訴諸制度。

但是,楊鵬苦口婆心試圖用以說服黃紀蘇的這種「現實主義」,正是黃紀蘇在《大路》一劇中濃墨重彩力圖解構的「只能這樣」。左與右在此陷入「各自表述」,都以為自己已經駁倒對方。《大路》集中展現了對社會現狀及主流話語的左翼解讀:掌握了話語權的既得利益精英總是宣稱「路只能這樣走」、「人只能這樣活」、「現實只能這樣」,在這條別無選擇的「西方成功經驗」之路徑上,精英們擁有了一切,壟斷了主要資源,而佔人口多數的弱勢群體除維持勞動力簡單再生產外,幾乎一無所有;對此,精英們的解釋是,這條路中國只走了一半,在道路的另一端,一切都會美好,但現行體制卻不讓中國接著往前走,於是大家都卡在這個不上不下的地方,大家都被「強制」了,只是有些人被強制著「朱門酒肉臭」,另一些人被強製成「路有凍死骨」;精英們表示,他們也對這種現狀強烈不滿,願意和大家一起改變現行體制,把這條路走到底,還人間一個朗朗乾坤。

右翼精英們的理想是「錢主導錢」,使錢權學真正一體

以平等、公正為最高理想訴求、以維護弱勢群體權益為自我定位的左翼,理所當然對這種主流解釋與精英表白表示置疑:既然精英們已承認「道德無力」,人們憑什麼相信只要改變了體制,精英們就會把今天捂在懷裡的烙餅拿出來分給大家?該不是又瞧上哪件希罕物了吧?精英們主導的市場化改革走到今天,由增量到存量,基本上把有價值的東西都「化」到自己口袋裡了,只有兩件東西是例外:一是國有壟斷企業,二是公權力。前者是現行體制維持穩定的經濟基礎,後者是其政治基礎。改變現行體制,實現民主化,當然可以順便把這兩件東西也「化」了。精英們似乎從沒有想過,應該從自己口袋裡拿出東西來補償利益受損者;他們指著國有壟斷與公權力說:那兒還有兩塊烙餅沒分呢,大家趕快「搶灘」。市場機制是最適於競爭搶灘的機制,其規則是汰弱存強,所以精英們不用擔心自己不能把剩下兩塊餅之大多數也攫入囊中,他們注定要再一次主導「改革」,其他人注定只能再次為其火中取栗。壟斷企業自不待言,公權力他們也不願放過,否則自覺「道德無力」的他們,憑什麼還要改革政治?現在權錢早已打得火熱,美中不足的只是「權主導錢」,精英們的理想是「錢主導錢」,使錢權學真正一體,從而可以將自身優勢長期固定化。現在的右翼很少講具體條件約束,他們把一切不如意都歸結到政府頭上,一切苦難都是權力惹的禍,一切好事都沒有政府的份。例如吳敬璉即認為:經濟增長是市場的功勞,貧富分化卻是權力造的孽,壟斷與腐敗是貧富分化的最大原因。秦暉似乎比較「講邏輯」,他將上述禍害與功勞都歸結到政府頭上,不過,他對政府功勞的肯定也是姍姍來遲,是在形勢已經表明這種增長方式導致了貧富分化與環境破壞、並且難以為繼,換言之功勞幾已等於禍害之時才慷慨給予的。按照右翼現在的邏輯,大有「體制一變,天下大吉」之概,但等到體制真的變化了,公權力換手後,真正需要直面大眾訴求時,會否具體約束條件、制度有限性等等,又從精英們的嘴中冒出來呢?

可以暢想的未來三部曲

左翼對道路取捨的看法是:人心不可期,但制度的有效性也是建立在力量對比的基礎上。在現有具體條件約束下,中國的民主化不但遙不可期;即使有一天能到達,也未必能改善弱勢群體處境。只能說自由民主自有其內在價值,不能說它們是通往平等公正的不二法門。因此,左翼一般並不將政治民主化作為優先目標,反之他們將理想寄托在輿論人心的改變、甚至政府的良治上。他們一般也不會全面批判、徹底否定政府的作用及用心。與右翼「政府是必要的惡」之定位不同,左翼認為「政府是可能的善」:弱勢者的命運注定要被主宰,不是被市場,就是被政府;市場沒有善意可言,而政府卻可能從平衡與穩定的自我需要出發,使被主宰者的命運得到改善。

作為「近30年的社會心理史」,《大路》一劇將社會變遷歸結為人心變異,將出路也定位在「一塊走」的精神涅媻。從某種意義上說,正如楊鵬所言,這是一種「無路可走」時的無奈。左與右都不能為未來設計一條皆大歡喜的凱旋之路。每個人都活在這個充滿具體約束的矛盾世界,每個人都被鎖定了具體的位置與環境,誰都不能自由選擇面對球門直接發點球。但左右雙方都習慣用現實主義評判對方,用理想主義推介自己。如果右翼說現狀不如人意是因為缺少自由與民主,左翼也可以說那是因為缺少公正與平等;如果右翼說出路是當權者把權力讓出來,那麼左翼會問:為什麼有錢人不能把錢讓出來?

真正的現實主義是直面現實,在充滿殘缺與遺憾的條件下爭取現狀的點滴改進,既不諉責於某種缺陷,也不空待未來。如果說社會公正、弱勢群體的苦難是社會存續必須優先解決的難題,那麼解決途徑不外有二:一是掌權者把權分出來,二是有錢人把錢分出來。掌權者分出權力後未必即能解決問題,但現狀無疑會有所改觀,風險是政治轉型所釋放的能量可能衝垮社會基本秩序的欄杆;有錢人分出財富雖也能解一時之渴,但也可能從根本上瓦解市場遊戲規則,使來之不易的財富增長機制毀於一旦。

因此,左右各有其局限性,最好的選擇是左右融合,以長補短。對左翼來說,右翼解決方案的合理性不在道義,只在「不講道德」的經濟效率。左翼老祖宗馬克思也說了,物質是第一位的,存在決定意識。明乎此,即明白人往往是歷史的奴隸,而非主人;在全球化競爭大背景下,今日中國人的選項其實不多。迄今為止,我們可以暢想的未來三部曲是:首先,在現行體制下進行左翼所主張的、右翼部分人讚成的面向公平的調整,在調整過程中,富人與效率不能被過度損傷,但也不可能全無損傷;其次,進一步擴展自由,在經濟持續增長、分配相對公平、社會矛盾緩和的基礎上,亦即在保持基本秩序穩定的前提下,爭取實現政治民主,同時防止強勢既得利益集團扭曲民主;最後,在物質極大豐富的基礎上,實現社會主義的平等理想。◎

39期〔2007年1月〕:《大路》的起點和延伸 〔祝東力 〕

《大路》的起點和延伸

——史詩劇《我們走在大路上》的前世今生

祝東力

一、緣起

1992年以後,中國經濟高速成長,連同市場經濟、私有化、吏治腐敗、全球化、貧富差別、城市化和消費主義等一起,構成了90年代的特徵。在經濟總量持續增長的同時,官、產、學、媒等各路精英高視闊步。一方面資本集團迅速崛起,另一方面勞動階層大面積淪落。進入新世紀,這些特徵依舊延續,形成「延長的90年代」。

2003年初,楊平找到黃紀蘇,希望他寫一部回顧和反思改革開放20多年歷史的作品。楊平是原《戰略與管理》雜誌執行主編,作為80-90年代改革的一名積極參與者,在時過境遷、塵埃落定之後似乎懷有一種莫名的惆悵和失落感。

春節後,楊平組織了幾次小範圍討論,參加者有黃紀蘇、王煥青、海波、梁小燕、沈林、黃以明、張天蔚、史航、祝東力等人,討論涉及未來作品的思想主題和藝術形式。期間,還特別約請了劉力群、王力雄、曹錦清三位學者座談改革開放的始末源流。

作為過來人,黃紀蘇對當代史有其既定的思路和感受,討論中呈現的各種觀點只是提供了某種思想素材而已。一度成為難點的是未來作品的樣式或形態。經過反覆醞釀和比較,黃紀蘇選擇了目前的形式:「把滄海桑田的歷史過程寄寓於行走、道路的意象」,即語言、形體、音樂、投影等舞台媒介的綜合表達。這就是我們看到的史詩劇《我們走在大路上》。

二、30

一個時代也如同生命體,有其生、老、病、死或啟、承、轉、合的週期。而在現代社會,一個時代的壽命似乎是30年左右。在30年裡,一種動力機制和發展模式從確立到成熟,再到失衡、異化和扭曲,最後消耗殆盡,並為下一種機制和模式所替代,形成歷史的更替和延續。

以毛澤東時代為例。該時代有三大歷史任務:第一,快速工業化;第二,打破美國的戰略包圍;第三,探索中國社會主義道路。

首先,到毛澤東逝世前後,正如美國學者莫理斯·邁斯納指出的,經過20多年的快速發展,到1975年,中國工農業生產總值的比例是工業占72%,農業占28%。也就是說,中國已基本建立了獨立完整的現代工業體系。第二,經過從抗美援朝到援越抗美戰爭的反覆較量,1972年前後,美國被迫承認了新中國的合法性;同時中國重返聯合國,恢復「五常」之一席位。第三,從1956年建立社會主義制度,到「文革」發動基層群眾,全面改造上層建築和意識形態,毛時代的制度探索歷經曲折,其中對精英集團的持續批判運動傷害了大面積人群。與此同時,在准戰爭體制下,以強行軍方式完成工業化並打破美帝的戰略包圍,也使民生長期未能根本改善。因此,到70年代中後期,大量社會矛盾和問題沉澱積累,不得不留待下一個時代解決。

總之,到毛時代結束之際,准戰爭體制面臨向和平體制轉軌,以重工業和國防工業為中心的產業結構行將調整,長期盛行的意識形態動員機制已日趨乏力,大面積的政治創傷也亟需撫慰和康復。中國社會將歷史性地過渡到下一個未知的時代。這個「未知的時代」,在70年代中後期中國社會各種政治力量形成的合力中,合乎邏輯地演變為「改革開放」。

在改革開放時代,「現代化」取代「革命」成為核心概念,統攝一切,並在隨後不同階段被轉換為「以經濟建設為中心」、「GDP總量」和「小康社會」等概念。改革開放近30年,從初期的包產到戶,到80年代中期的城市改革,到80年代後期的價格闖關引發社會動亂,到治理整頓,再到1992年後的第二輪改革開放……,一方面GDP總量和製造業產能迅速擴張,另一方面數以億計的貧困人口卻被甩出了國民經濟循環;一方面政治控制逐漸寬鬆,另一方面社會關係和社會生態卻日趨惡化;一方面文化消費豐富而多元,另一方面精神世界卻蒼白而空洞。總之,無論是經濟、政治,還是社會、文化,都呈現出歧異複雜的局面和態勢。

這個近30年的歷史跨度,正是《我們走在大路上》回望、反思和歎息的對象。說到這裡,需要簡單交代一下編劇黃紀蘇在當代中國藝術格局中的位置。

三、當代藝術與黃紀蘇

當代中國的藝術站在一個十字路口,面臨四種選擇。在它身後,是藝術自身,藝術可以退回到自身,「為藝術而藝術」;另外,藝術也可以同外部世界發生這樣那樣的關聯,於是就有了藝術的其他三種選擇:國家、市場、社會。

80年代以來,一方面,由於革命理念瓦解,許多藝術家反抗原國家體制對藝術的統轄,熱衷於純藝術概念,同時也連帶地放棄了與革命相關的一系列價值,例如黨、國家、民族、人民和社會;另一方面,由於市場體制的建立,資本邏輯逐步支配了很大一部分藝術生產。這兩種藝術,都不可能有什麼主動、正面的社會關懷。與此同時,另一部分由國家主導的主旋律藝術被納入到國家意識形態宣傳的框架,它們與社會之間,最多也只是一種相當間接或者扭曲的關聯。

因此,在中國當代藝術的格局中,特別是自90年代以來,我們很少能看到有深刻社會關懷的作品。社會、人民、民族、國家、階級、革命等多少有些沉重的題材,已經被許多藝術家作為一種多餘的負擔丟棄掉了。而與此同時,自「文革」結束以來,中國的社會結構和社會生態,或者說廣大人群的命運和生存狀態,已經發生了滄桑劇變。在這方面,主流藝術家當然交了白卷——我們看不到他們有什麼值得我們認真對待的關於上述主題的探索和思考,他們甚至已經徹底喪失了處理嚴肅主題所需要的思想視野和思想能力。藝術在他們手中,越來越接近於一種或者華麗或者簡陋的娛樂和雜耍。真正包含社會價值、具有深廣思想內涵的當代藝術,我們似乎只能期待在這個藝術家群體之外,或它的邊緣地帶產生。

黃紀蘇就站在這個藝術家群體之外。他是《國際社會科學》雜誌的編輯,一名社會科學工作者。由於中央戲劇學院沈林博士的關係,他偶爾以業餘身份涉足戲劇,編譯了《愛情螞蟻》,重寫了《一個無政府主義者的死亡》,創作了《切·格瓦拉》。特別是《切·格瓦拉》,這部在2000年橫空出世的戲劇作品,超越了狹義的戲劇圈,轟動了中國思想界,成為當年左右翼交鋒辯論的思想平台。

6年過去了,當年小劇場舞台上的余響尚未退盡,黃紀蘇又和導演王煥青一起帶著《大路》走進了隱含著一股火藥味的朝陽區TNT劇場。

四、從劇本到舞台

理論界對改革開放的反思始於90年代中葉,那正是自70年代末改革開放,特別是自1992年第二輪改革開放啟動以來社會矛盾和問題日益積累和暴露的時期。實際上,據《鄧小平年譜》記載,早在19939月,在生前最後一次重要談話中,鄧小平就已著重談到了貧富差距——這一改革開放以來帶有根本性、全局性的社會矛盾和問題。貧富差距導致內需不足,造成國內產能過剩,大批職工下崗;由此社會矛盾加劇,動搖社會穩定;同時引發出口導向政策,使中國經濟嚴重依賴國際市場;而由於海外市場和海外交通線大多在中國控制範圍之外,因此外向型經濟已影響到中國的國家安全。

2004-05年,理論界對改革開放的反思在「新改革開放觀」的概念下形成了高潮,作為一名社會科學工作者,黃紀蘇也參與其中。這構成了他創作的另一個背景。

理論界的反思側重於資料、數據和邏輯,而《大路》呈現的則是人民感性的生存體驗和命運遭際,是被忽略和掩蓋的集體情感和記憶。它們被壓抑在歷史的底層,同時也積蓄為力量,蓄勢待發。《大路》在北京的秋冬之際公演。這是一部久違了的恢宏敘事。黃紀蘇把改革開放的30年放到1949年以來、1840年以來、乃至3000年以來中國歷史的視野中,以大觀小,俯瞰蒼生。他打碎了繁華的表象,其語言之犀利,憂憤之深廣,為中國當代文藝所僅見。黃紀蘇在30年的跨度內以億萬人民為主人公,為時代寫真畫骨,窮形盡相。他追溯了當初天真的出發,歎息了中途的趑趄踉蹌;描寫了中國社會的疾行、跨越與徘徊;講述了希望、失望,幻滅、憧憬。他提示我們的初衷,細數我們的旅程,眺望我們的結局。中國在這條路上走近又走遠,悲欣交集。

在舞台呈現上,導演王煥青找到了特定的形式。值得一提的是,他以凝重的群塑造型使喜劇風格得到了平衡,使舞台上的靜與動、歷史與當下、思辨與現實等因素構成了一種既相互對峙又彼此轉化的關係。舞台上貫穿始終的「慢走」動作則暗示:在綱紀不存、舉世若狂的時代,時間和規律仍按其既有的、恆久不變的節奏和姿態在行走,天道既隱,但絕未消亡。◎

39期(2007年1月)目錄

>> 社會調查報告

 01 大同:從國貨第一品牌到外移(下)

 ■蔡志杰

 

>> 時局評論

 17 台灣分離主義與民主的根本矛盾

 ■李弘毅

>> 大陸思潮

 20 「大路」的起點和延伸

 ——史詩劇《我們走在大路上》的前世今生

 ■祝東力

 23 《大路》上的左右各自表述

 ■冼岩

>> 歷史檔案

 26 青春戰鬥曲(十)

 ——第三章:二.二八之後的台北學運(續)

 ■藍博洲

 33 重慶文革口述史

 ——黃廉訪談錄(二)

 ■老田 整理

 41 崛起:台灣左翼運動的1924年(5

 ■邱士杰

>> 文化廣場

 52 毒蘋果札記

 ■施善繼

 56 霓虹(中)

 ■曹征路

39期〔2007年1月〕:台灣分離主義與民主的根本矛盾 李弘毅

台灣分離主義與民主的根本矛盾 李弘毅  

台灣自1987年解嚴,開始正式進行了資本主義的民

主化,不少人為此沾沾自喜,夸夸其談所謂的「台灣政治奇蹟」。然而,回顧近二十年來的台灣民主政治,特別是半年來由陳水扁貪腐集團引發的一連串政治事件,卻充分證明了台灣的所謂民主不過是假冒偽劣的冒牌貨。 

「民主」的本義即人民統治。由洛克與盧梭奠基的西方近代資本主義民主理論,從反對專制王權侵害個人生命、自由與財產出發,提出社會契約論,主張生而自由、平等的人民為了保護個人的生命、財產與自由,通過理性的集體決議制訂法律,授權給由人民同意產生的政府執行法律,管理公共事務。故政府只是人民維護本身基本權利的工具,人民是主人而由人民通過選舉產生的官員則是為人民利益服務的僕從,而違背人民授權的初衷,侵害人民利益的政府,人民有權加以推翻,不適任的官員人民有權撤換、罷免。

這套民主理論的前提假設是:人人生而自由、平等且具有明辨是非的理性思考能力。由此衍生出來的要求就是生活在一個共同體內的合法公民,都具有平等的自由與政治權利,所有公民都有參與立法、選舉(與被選舉)、議決政策的平等資格,經過人民理性討論共同通過的法律,所有成員都應一體遵守,無人可凌駕於法律之上,政府官員尤當奉公守法。

民主程序的五項標準

美國當代的民主理論家達爾(Robert Dahl)根據上述原則,提出了民主政治程序必須符合的五項標準:

一、有效的參與(effective participation):在議決有約束力的決定的整個過程中,公民必須有適當且平等的機會表達他們對最終決策結果的偏好,以及對有待議決的事項提出質疑並表達支持此一結果而非另一結果的理由。

二、在定案階段的平等投票(Voting equality at the decisive stage):在集體決策的定案階段,必須確保每個公民有平等的機會表達與其他公民同等份量的抉擇。在決定定案階段的結果時,只有這些抉擇必須列入考量。

三、明晰的了解(enlightened understanding):每個公民應該有適當與平等的機會發現並確認對有待決定的事項何種抉擇最符合公民的利益。

四、議題的控制(control of the agenda):只有人民有權決定哪些事項該排入由民主程序決定的議程內。

五、普及的公民權(inclusiveness):除了過客與確實精神失常的人,所有成年人都應具有公民資格。

達爾提出這五項民主政治程序的標準,旨在說明要落實由具有平等的政治權利的自主公民實行當家作主的自治權力所需具備的條件。比如,如果沒有充分的知識與資訊,公民就會受到蒙蔽無法對公共事務作出最符合本身利益的判斷。如果公民不能最終決定哪些事項該由自己投票定案,「人民當家作主」就成了一句空話。

在存在結構性的社會經濟不平等的資本主義制度下,當然不可能實質上做到真正的人民作主,但根據符合這些形式要件的程度,仍可判斷出民主水平的高下。

 政體的良寙取決於能把公民的道德與智識提高到何種程度 

為代議民主制奠立理論基礎的英國思想家彌爾(John Stuart Mill 18061873),除了與洛克、盧梭一樣從保護個人利益的角度鼓吹民主政治外,還強調民主政治對促進人民智識與道德的進展有很大的作用。彌爾在他的經典名著《論代議政體》中認為,在民主政治中,公民通過關心國事,參與公共事務、既可保衛自己的利益,同時也可擺脫消極被動的心態,培養出積極進取、自立自治的自主精神,在與他人共同從事社會活動時,可學習到更多知識,提高慎思明辨是非的能力,並超越個人狹隘的私利觀點,關切集體的公共利益,進而促進整個社會的繁榮,因此,民主的政治參與即是公共精神的學校,極有利於增進公民的智能與公共道德。彌爾認為:「優良政體的第一要素是構成共同體的成員的德行與明智,因而任何形態的政體所能具有的最重要優點就是促進人民本身的德行與智識。任何政治制度的首要問題就是它們能培育共同體成員的道德與智識等各種可取的品質到什麼程度;或者(用邊沁更為完整的分類)能把道德、智識與主動的品質提高到何種程度。在這方面做得最好的政體,在所有其他方面也極有可能最好,因為政體的實際作為要有良好的表現,端賴公民具有這些品質。」

  台灣分離主義者把「民主」作為建國的工具

我們根據上述資本主義民主政治的原理、原則與判斷標準,來檢驗台灣分離主義的主流勢力多年來的所作所為,對台灣這些年何以頻頻演出荒腔走板的所謂「民主」荒謬劇,台灣政治長期動盪難安的癥結又何在?不就可瞭然於胸了嗎?

台灣分離運動本質上是閩南裔小資產階級主導的革命建國運動,飽含了類似族裔民族主義的閩南沙文主義。但為了賦予分離建國的正當性,並擴大群眾基礎,多年來,台灣分離主義者高舉「民主」、「自由」、「人權」的旗幟招搖撞騙,獲得頗大的成果。不少長期被美國式資本主義民主的意識形態洗腦的知識份子及民眾,因支持民主的價值觀,進而淪為分離主義的俘虜。這些支持分離主義的所謂知識份子與蚩蚩之氓,根本不知真正的民主為何物,膚淺地以為有了選舉、政黨政治、言論自由等形式,就是民主政治,人民就真的當家作主,成了頭家了。完全不知道,公民要真正做到政治的自主自治,首先本身要有高度理性思考、慎思明辨的能力與重視公益的公共精神,立法與政策的制訂過程也要力求透明,政府資訊必須公開,不得隨意假機密之名隱匿,公民才可在充分掌握信息之下,監督立法與施政,評斷官員與民意代表的表現,從而可避免政客、政黨的操縱,正確判定哪些法律、政策須修正,哪些民選官員與民代須撤換、罷免,務使法律、政策、公職人員的存廢真正掌握在公民手裏。而政府的施政與憲政、法制的制度設計也都須著眼於促進公民的公共道德與智識,提高公民的素質,這樣才可望不斷趨向人民真正當家作主的民主政體。

然而,以分離建國為最高目標的台灣分離運動,由於小資產階級特有的短視近利、投機、軟弱、妥協的性格,雖有革命建國之心,卻害怕付出革命高昂的犧牲代價,遂改走選舉路線,利用編造的台灣歷史神話,泡製歷史悲情,煽動「台灣人意識」,來凝聚基本群眾。這些被非理性的激情所蒙蔽的群眾成了台灣分離主義政客選舉的投票部隊,構成台灣分離勢力的基本盤。在台灣分離主義者的心目中,選舉不過是服務於分離建國的工具,並非落實公民自主自治的必要條件,只要能通過選舉獲勝的方式取得權力,選舉過程所用的手段是否公平、合法、正當,都不是問題,而對政策與政治人物、黨派的評價也不是從公共利益出發,根據事實與是非作出理性的論斷,只問政治立場,不顧事理邏輯。故而在台灣也就沒有對公共議題理性論辯的餘地。

  台灣分離主義者為奪權保位屢屢破壞民主原則

我們看看主導台灣分離運動的民進黨在選舉中屢屢破壞選舉的公平原則,不擇手段地使用詐術,徹底踐踏了民主選舉由公民掌握透明、充分的資訊來選賢與能的本義。1998年謝長廷利用變造的錄音帶誣指對手吳敦義與女記者有婚外情,復由台大副教授江文儀出面背書,蒙騙選民,得以些微票數僥倖勝選;2004年陳水扁以槍擊詐術竊取總統職位;最近的高雄市長選舉,陳菊再以虛假的「走路工」事件,由陳水扁以總統身份在投票當天一早帶頭配合造謠,三立、民視兩家御用電子媒體不斷播放傳送這一捏造的信息,終以空前微小的一千多票騙贏選舉。這些公然違背公平選舉原則,欺詐選民,觸犯選舉法規的齷齪技倆,台灣分離主義陣營非但未見質疑之聲,還恬不知恥地為勝之不武的選舉結果額首稱慶。而陳水扁爆發國務機要費案後,分離主義的主流勢力公開放言維護本土政權是最高的道德,訴諸省籍情結與國族認同,煽動基本教義派的群眾對倒扁運動的支持者暴力相向,一逕曲意維護陳水扁家族貪贓枉法的敗德劣行。民進黨且悍然違逆多數民意,三度阻止立法院通過罷免陳水扁的公投案,剝奪了公民自主決定統治代理人的權利,無異自己戳穿了所謂「人民當家作主」的謊言。迨國務機要費案遭起訴後,陳水扁假借「機密」之名,拒交法庭證據,一些無恥的御用學者、法官與文痞又刻意曲解憲法52條欲為陳水扁夫婦免除罪責,民進黨立委甚至毫無根據地攻擊公訴檢察官張熙懷為中共同路人,引起法界公憤。民進黨立委此舉其實是想藉國家認同問題,剝奪張熙懷訴究陳水扁家族罪責的公權力。如果民進黨真正信仰民主的價值,真把他們黨綱所提的統獨公投當一回事,則主張統一的人與支持分離者理當有平等的公民政治權利,絕不應橫加所謂「賣台」之類的帽子,作粗暴的人身攻擊,甚至侵犯其公民權,然而多年來分離主義者最慣用的技倆卻是毫不講理地動輒祭出「愛台灣」、「不愛台灣」來劃分敵我,搞政治鬥爭,完全一副法西斯主義的醜惡嘴臉。這種法西斯作風發展至今,甚至連民進黨內稍有異議者,也被冠以「寇」名,欲除之而後快,令新潮流系的段宜康慨嘆台灣已解嚴二十年,而民進黨竟回到戒嚴時代,已淪為民進黨邊緣人物的前立委沈富雄也公開批評黨內的這股「妖風」不可長。台灣所謂的「民主」政治,至此已淪落到不堪聞問的地步。

 統獨之爭的陰影不散,台灣不住沉淪

台灣從農業社會轉型為工業社會的時期不長,傳統的封建文化、思想積習仍深,尤其推動所謂「民主化」的主力是帶著濃烈族裔民族主義色彩的台灣分離運動,本質上水火不容的國族認同問題成為政治對抗的主要訴求,民主政治被惡化為選舉掛帥的權力分配鬥爭,使得一般人民本已低下的民主政治文化素養,非但無法逐步提升,反而因分離主義的政客為奪權保位刻意強化非理性的省籍情結而更加衰退,導致台灣的政治亂象日甚一日。彌爾在《論代議政體》中曾明白指出,構成良好統治的最主要因素與條件就是共同體成員的素質,「如果政治代理人或選出代理人的那些人,或代理人必須對其負責的那些人,乃至他的意見對代理人及其支持者都應該有影響與制衡作用的旁觀者,都只是一群蒙昧、愚蠢和帶著有害偏見的人,那麼統治的每一作為都會出錯。」用彌爾的這段話來觀察目前台灣的政治亂局當可窺見箇中因由。

可以預見,統獨之爭的陰影不散,非但民主政治永無發展之日,台灣整個社會的政治、經濟狀態還將不住沉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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