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
汪暉談西藏:多元民族一體並存的中國
吴铭
目 前中國和一些西方國家圍繞"藏獨"問題和奧運火炬傳遞的衝突,不僅是一個現實政治問題,而且是一個深刻的文化問題。西藏"3·14事件"之後,美、英、 法、德等西方國家的一些政要聯繫西藏事件和北京奧運做文章,奧運聖火傳遞在倫敦、巴黎、三藩市等地受干擾,部分西方媒體屢有歪曲事實的報導和侮辱中國人的
言論,這種種海內外中國人感受到的風波,既是西方世界對中國復興進程的一種政治反應,同時也顯示西方和中國對漢藏關係、民族—國家模式等問題的理解存在巨
大的文化差異。
目前,中國民眾和海外華人的抗議往往被批評為有欠理性的民族主義,人們擔心中國大眾特別是青年的民 族主義情緒會阻礙中國向西方的開放進程。但矛盾的是,從CNN主持人卡弗蒂的種族主義言論或者西方人的其他一些言行中,中國大眾感受到的甚至是更為強烈的 民族主義或種族主義情緒,如果說中國人應該拒絕民族主義,那麼如何理解西方人的民族主義和種族主義?西方人支持"藏獨"分子的"民族主義"的道理又在哪 裏?中國的國家制度的基礎就是現代民族國家體系中的民族主義知識嗎?有必要換個角度,把中國和西方對多民族國家的民族關係的態度放在相互平等的位置上,來
觀察中國和西方在這一重大問題上的文化差異。這場衝突,提供了一個全面反思現代民族國家體系和民族主義的契機。
西方民族主義視野中的西藏問題
當 代最重要的民族主義研究者(比如佩里·安德森、霍布斯鮑姆、帕爾塔·查特吉等)大都認為,民族主義是近代以來形成的民族國家的產物。只要今天的國際體系的 基礎仍然是民族國家,每個國家必然會有自己的民族主義。不先把民族國家給去掉,不可能去除民族主義。不過今天大概很難看到這樣的前景,因此還不如首先去了
解民族主義在不同國家和地區的歷史。
最近筆者曾就西藏問題與清華大學中文系和歷史系教授汪暉有過一次長談。他曾多次去藏區調查。他的四卷
本《現代中國思想的興起》(北京三聯書店,2004年第一版,2008年第二版)深入解釋了中國如何從"中華帝國"轉化為一個現代的民族國家,在這個轉化 的過程中,因為以前的歷史傳統,作為現代民族國家的中國又有哪些不太一樣的地方。書中指出,在處理國內不同民族之間的關係方面,中國和西方有非常不一樣的
傳統。
汪暉認為,今天很多西方人支持西藏獨立,除了現實政治原因之外,與西方人的民族主義知識有非常深刻的關聯。民族主義的一個源頭就是 十七世紀以來的西歐民族國家。這些主權國家的基礎,是從神聖羅馬帝國分裂出來的相對單一民族的君主國。基於這樣的歷史,歐洲的民族主義知識主要是,一個擁
有自己獨特文明的民族,應該建立一個國家,不要和其他有獨特文明的民族混在一起。這後來也是西方最主要的民族主義知識。
早些年薩義德的 《東方主義》對歐洲東方學、尤其是阿拉伯研究做了深入分析,但沒有涉及歐洲東方學中的藏學問題。事實上,歐洲藏學也同樣包含了東方主義的邏輯。東方主義一
方面將其他文明看作是自己的他者,另一方面又按照自身的邏輯重構其他文明的形象。在這種東方主義和民族主義的知識框架下,擁有獨特文明的族群不可能與其他 文明和族群構成一個政治共同體,他們對政治共同體的理解其實深深地植根於民族主義知識內部。這種文明主義和民族主義的知識,無法理解亞洲地區複雜的族群關
系,也無法理解完全不同於歐洲民族主義的內外關係。這是許多西方人認為中國和西藏應該分為不同國家的主要理由。
另一方面,支持"藏獨"的 西方人當中,有相當部分其實是在道義上同情弱小民族、在政治上反對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他們也瞭解,近代中國的民族矛盾和內外關係深受殖民主義歷史的影
響,而西藏問題與殖民主義歷史、與冷戰時代西方的對華戰略也有深刻的關係。但是為什麼他們在這個潮流中也難以發出獨立的聲音?汪暉認為,這多少也說明他們 並沒有形成區別於歐洲民族主義知識的深入思考。他們對於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的批判,並未提供解決中國民族關係問題的建設性思考。由於缺少對中國的歷史關係
和傳統的具體深入的理解,像民族區域自治這種不同於多元民族國家模型的獨特制度,很難得到他們的理解。
中國是當今世界唯一一個將以往帝國 的地域、人口、文化和政治統一保留下來的主權國家,對於西方人來說,這一直都是難以理解的"例外"。按照西方建立民族國家的邏輯,中華帝國或者現在的中國
應該裂解為不同民族分別建立的多個民族國家。其實,如果一個人訪問過中國的西南地區,親身體驗過多族群共存、融合並保持著各自的民族特性的現實,這種族裔 民族主義的信念就會受到深刻挑戰。
費孝通的困惑與"中華民族多元一體"
中 國之所以能成為世界史中的"例外",靠的是與西方大不一樣的制度文化傳統。汪暉認為,以中國文明為中心的亞洲區域,在向現代國家轉型之前,並不是簡單的現
代國家關係,也不存在西歐式的簡單的內外區分問題。中國歷史上存在一套多元性的制度模式,對夷夏內外沒有絕對區分,這些模式使得不同的族群能夠長期共存。 在從中華帝國向現代民族國家的大轉變過程中,這種各個民族長期交融的歷史,不僅提供了一些特別的制度思路,而且意味著多民族混雜相處的基本民情。
要在這種多民族混雜相處的傳統和民情中切分不同民族,是非常困難的事情。晚清革命家章炳麟在民國建立之前曾受歐洲民族主義知識影響,主張將滿清驅除出中國,建立一個漢民族國家,並且試圖到古代文獻中尋找一個純粹的漢民族,找來找去,發現都是和其他民族混在一起的。
辭 世不久的著名社會學家費孝通則在為少數民族撰寫歷史的過程中遭遇了類似的尷尬。他在1999年底寫就的《簡述我的民族研究與思考》中提到,1950年代中 央曾組織編寫55個少數民族的簡史,每個民族一本,但是寫來寫去執筆人都感到很困惑,如果撇開漢族,以任何一個少數民族為中心來編寫它的歷史,都很難周
全。1960年代初期,許多學者呼籲著重研究"民族關係",認為中國歷史研究不適合從一個個民族來入手。但是費老對這種補救分族寫志的辦法還是不滿意,但 是他又一直反感以漢族為中心來寫歷史,真可謂左右為難。
後來費老為這個問題整整思考了20餘年,到1989年在香港中文大學發表題為《中
華民族的多元一體格局》的時候,初步走出了困惑,提出中華民族、漢族和少數民族都各得其所,分屬於不同層次的認同體。儘管我們在語言中都用"民族"這同一 個名詞,但它可以指不同層次的實體。他認為,中華民族並不是56個民族的總稱,而是中國境內56個民族這個總體,因為這56個民族已經結成相互依存、統一 而不可分割的整體,在這個民族實體中所有歸屬的成分,都已具有高一層次的民族認同意識。在這個共同體的形成過程中,漢族是把多元凝聚為一體的核心。
章 太炎和費老的困惑,從不同的側面說明了中國多民族混雜相處的歷史和基本民情。20世紀中國史學的開創性學者顧頡剛甚至曾指出,"中國無所謂漢族,漢族只是 用一種文化統一的許多小民族"。這一歷史、民情和文化傳統,也必然會深刻影響中華帝國向現代民族國家的大轉變,以及這個大轉變過程中的制度設計。
"宜合不宜分"的中國模式
歐 洲民族國家的民族主義知識及其建國模式,曾對現代中國的建國道路產生大小不一的影響。章太炎的排滿革命理論和漢民族主義的建國方案,對推翻滿清統治有重要
影響,這一方案基本上是試圖以一個有獨立文化的民族為基礎建立一個國家,比較接近歐洲民族國家理論的思路。如果沒有章太炎的排滿革命理論的傳播,武昌起義 大概只是一次普通的兵變而已。但是,在辛亥革命成功推翻滿清政府之後,孫中山等革命者馬上發現,不能真的把滿族排除出中國,否則蒙、回、藏都會脫離中國,
中國必將土崩瓦解,為列強瓜分,因此提出漢滿蒙回藏"五族共和"的理論,來維護中國的統一。
"五族共和"理論與列寧的民族自決權思想有著 密切的關聯。1916年3月,列寧發表《社會主義與民族自決權》一文,指出世界各民族都應該享有決定自身命運的權利,被壓迫民族應從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宗
主國中解放出來。列寧雖然沒有明確說"民族自決權"要求"民族"和"國家"一一對應,但從日後蘇聯憲法賦予各加盟共和國"退出權"來看,列寧的確認為每個 民族都有建立自己國家的權利。列寧的民族自決權理論,和歐洲民族主義有一個共同之處,就是認為一個民族應該成為一個國家。孫中山在五四運動之後,開始明確
主張民族自決,以建立各民族自由聯合的中國。
在紅軍長征之前,中共也曾試圖按照列寧的民族自決思想來建國,但在長征的過程中,紅軍經過很 多少數民族聚居地區,發現中國有很多不同民族,而且這種民族的多樣性並沒有妨礙各民族和諧共處。於是中共意識到,雖然少數民族聚居區並不是沒有民族矛盾,
但民族矛盾並不是少數民族聚居區最重要的問題。如果刻意去把已經混居的不同民族分開,反而會人為激化民族矛盾。
到建國之後,中央政府設計 民族區域自治制度的時候,對中國的民族狀況已經比較瞭解。由於中國各民族之間長期交叉流動和相互交往,中國各民族居住的界限並不分明,處於一種"大雜居、 小聚居"的狀態。比如,1950年代中期籌備成立西藏自治區的時候,自治區籌備委員會所管轄的地區,藏族只有一百多萬,另外一百多萬藏族人口都與其他民族
混居在青海、甘肅、四川、雲南的藏族自治州、自治縣。而這些省區的分別建制,比如青海和四川的區分,也不是新中國建立之後才有的事情。這樣一來,要改變這 種多民族混雜相處的現狀和民情,制度成本將非常高昂。
但各少數民族還是分散在各地的主要聚居區,那麼,在建立民族自治制度的時候,是否只 是將某個少數民族的主要聚居區分出來作為自治區域呢?在1957年建立廣西壯族自治區的時候,決策者及廣西各界曾就這一問題有過大辯論。一是分的意見,把 廣西省分為兩部分,把壯族主要聚居的桂西分出來成立壯族自治區,而把東部仍舊保留為廣西省建制;二是合的意見,即把廣西省改建為廣西壯族自治區。
當 時周恩來和李維漢對為什麼要"合"的解釋非常重要。周恩來表述的主要理由是,劃定自治的區域時必須首先著眼于自治民族的發展前途,如果壯族自治地方只限於
壯族聚居的桂西地區,"壯族自治區就很孤立了,不利於發展經濟"。這一理由有一個前提性的原則,那就是,漢族和壯族在歷史特別是革命歷史中有合作的意願,
國內民族"宜合不宜分"。
"宜合不宜分"的原則,是將區域自治和民族自治結合起來的關鍵所在,否則無法理解為什麼不讓單個少數民族自己
玩,而要不同民族特別是漢族和其他少數民族相互合作。這一思路,與西方民族國家強調"分"的民族主義知識,有著根本的區別。在一些按照"宜合不宜分"的原 則組建的自治州或自治縣,主體的少數民族甚至只占總人數的少數,按西方民族國家理論的邏輯,這很難理解。這是民族區域自治制度的要害所在,也是這一多民族
國家建構的"中國模式"的精髓所在。
民族區域自治制度的文明內涵
民族區域自治制度的"宜合不宜分",與西方民族主義知識包含的不斷拆分的原則,這兩者的區別不是治理策略和政治策略的區別,而是文明傳統的重大差異。
中 國領導人在確立民族區域自治制度的過程中,非常明確地在理論上與民族自決權理論做了區分。區分的主要依據就是中國有特殊的歷史文明傳統。周恩來1957年 8月4日《關於我國民族政策的幾個問題》是非常重要的一篇理論文獻。他在這篇文章中指出,蘇聯的建國基礎是殖民帝國,在俄羅斯帝國進行革命動員,需要打破
原有的殖民關係,所以列寧要主張民族自決,以號召被殖民的民族起來革命;但中國則有各民族雜居的歷史傳統,與這種完全不同的歷史條件相配合,應該建立一種 促進民族合作的制度。"宜合不宜分"的源頭活水,在於中國的歷史文明傳統;沒有民族大融合的歷史文明傳統,要想抵抗西方民族主義知識的強大吸引力而有所創
新,會非常困難。
當年曾參與民族區域自治制度創設的費孝通,一直注意比較中國的民族區域自治制度與西方國家的民族政策及民族國家理論之間的差異。他所分析的差異,要點也是中國的不同民族之"合"與西方不同民族之"分"。
一 個例子是,費老1979年訪問加拿大的時候,曾探訪兩處印第安人保留地。加拿大政府給聚居在保留地的印第安人提供生活保障,他們在物質上並不匱乏,居住地
也不是貧民窟,但問題在於,他們居住的區域並不具備自力更生地發展經濟的條件,在與白人的競爭中又處於劣勢,因此雖然福利很有保障,但整個保留地都沒有希 望、頹廢憂鬱、死氣沉沉。費老認為,保留地制度的根本問題是民族和區域的狹隘結合。如果自治區域裏沒有不同民族之間的交融聚合,少數族群很難不死氣沉沉。
北 美的印第安人保留地模式的歷史根源在於種族主義的血淚史,歐洲殖民者步步緊逼,印第安人步步退縮。如果中國採用這種模式,將每個少數民族分別遷入一塊固定
地域,用周恩來當年的話說,"很多人就要搬家",其實也意味著其他民族會被清洗出去。著眼於激發少數民族活力的中國民族政策,目標與拓殖者的種族主義思維
沒有多少交集。
另一個例子是,費老在上述1999年的文章中指出,中國民族區域自治制度強調的是"民族聚居區",尊重各民族混雜居住的曆 史和現實;西方民族理論則把"共同地域"作為民族的特徵,就像國家要和領土結合在一起。按照西方這一邏輯,有獨立文化的民族要和國家結合為民族國家,進而
要求國家領土的完整,這樣必然會導向暴力(民族衝突和戰爭)。這也是當前歐洲民族糾紛連綿不斷、民族戰爭至今未息的重要原因。
1990年 代前南斯拉夫的不斷拆分是費老這番話的最好例子。1991年6月25和26日,南斯拉夫經濟最發達的斯洛汶尼亞和克羅地亞兩共和國自行宣佈獨立,標誌著南
斯拉夫解體的開端。隨後,"波黑共和國"也宣告獨立。接著波黑境內的克族和塞族又進一步自行成立獨立的"波黑克族共和國"和"波黑塞族共和國",穆斯林原 教旨主義者則要求成立獨立的"波黑穆斯林共和國",三方不斷交火,各方都出現了嚴重的非人道暴行和對它方的種族清洗(強迫人口轉移)。
整 個西方受自己的種族主義知識和民族主義知識的影響,不太能理解中國曾經有過的非常獨特的民族關係傳統,也不太能理解,由於這種關係而形成的民族區域自治制
度。達賴喇嘛的"大藏區"方案,沿用的正是這種西方的民族國家理論邏輯。西方的這一邏輯,更可能激化民族衝突和民族主義。
中國的歷史傳統 和民族區域自治制度的意義則在於,它事實上避免了西方民族主義知識和種族主義知識引向暴力的重大弊病,意味著多民族國家的另一種制度可能,意味著人類完全
能夠擁有一種多民族多文明和平共存的生活方式。西藏事件以及這一中西文化差異的顯現,提供了一個反思目前的民族國家體系和西方民族主義知識的契機。
就 西藏問題而言,汪暉認為,首先就要避免按照西方人的民族主義和種族主義知識,迅速地把所有的社會問題都投射到族群問題上去。如果按照西方的方式來敍述西藏
事件,過分挑動族群問題,將會非常危險,也不符合實際。不能把西藏事件說成一個民族壓迫另一個民族,西藏事件也絕對不能等同於近年來巴黎的騷亂。
目 前看來,"藏獨"有走向有組織的暴力化的傾向,這對中國的民族政策將是一個重大考驗。一方面,要繼續傳承多元一體的民族關係傳統,促進各民族之間的交流融
合;另一方面,必須看到民族問題背後的社會問題,從更廣泛的社會政策入手,縮小藏區居民之間的社會差距,保護藏民的傳統生活方式,以和諧的社會關係和民族 關係,削弱"藏獨"的社會基礎。
轉載自當代文化研究網:http://www.cul-studies.com
毛澤東關於西藏問題的談話[1]
(一九五九年五月十日)
現在開始解決西藏問題。西藏面積不小,有一百二 十萬平方公里,相當於十二個民主德國。可是西藏地區的人口只有一百二十萬。有人問中國共產黨為什麼長久不解決西藏問題,這主要是因為我們黨過去很少與藏族接觸,我們有意地把西藏的社會改革推遲。過去我們和達賴喇嘛達成的口頭協議是,在一九六二年以後再對西藏進行民主改革。過早了條件不成熟,這也和西藏的農奴制有關。西藏勞動群眾占百分之九十五,剝削者占百分之五,也就是說有六萬人是剝削者。我們要分化他們,爭取一部分。現在條件成熟了,不要等到一九六三年了。這就要謝謝尼赫魯和西藏叛亂分子。他們的武裝叛亂為我們提供了現在就在西藏進行改革的理由。叛亂分子拿起槍來打我們,這樣就可以看清,他們誰是站在我們這邊的,誰是搞叛亂的。
全部藏族人口不是一百二十萬,而是三百萬。一百二十萬在西藏,一百八十萬分佈在川西、甘南、雲南及青海北部。這一百八十萬人中也有過叛亂,我們進行了平叛,現在已經基本上解決了問題。外國人武裝了藏族反動統治者,很多喇嘛廟都曾經是叛亂者的根據地。現在在這一百八十萬藏民聚居的地區建立了黨組織,進行了土地改革,解放了農奴,建立了農業生產合作社。過去喇嘛不參加生產,現在百分之九十的喇嘛都參加生產了。人民組織了武裝自衛隊。
現在西藏問題好解決了,第一步是民主革命,把農奴主的土地分給農奴,第二步再組織合作社。六萬農奴主中約有一萬人逃到印度了,其餘沒有走的可分為左、中、右三派,我們將根據他們不同的政治態度來區別對待。對有些人,還要看他們究竟如何,我們可以在鬥爭中觀察他們。總之,我們
要爭取多數人,使他們贊成改革。
我們在西藏的農村和城市中建立了黨組織。藏族人民很好,很勤勞,和人民解放軍一起同叛亂分子鬥爭,很快就能組織起來。我們已培養了近萬名藏族幹部。過去十年中,我們培養了青年藏族幹部,他們學了漢語。在西藏工作的漢族的幹部也學了藏語。在西藏,馬列主義者和勞動者可以合作,而且合作得很好。
[1]這是毛澤東同德意志民主共和國人民議院代表團談話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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