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2期（2008年5月）美國一九三零年代股市大崩盤產生經濟大蕭條後的民生慘狀

美國一九三零年代股市大崩盤產生經濟大蕭條後的民生慘狀

李良

  美國一九三零年代的股市崩盤，經濟大蕭條時民生社會悲慘。那時，羅斯福總統不得不起用凱因斯的經濟干涉理論，實行新政(New Deal)，挽狂瀾於既倒。現在全世界資本主義經過兩百年的無限發展，已變成一個危在旦夕的不穩定大泡泡；光是衍生金融債卷(Derivatives)就有三十多兆美元，目前只是挖東牆以補西牆， 正所謂搶了彼得來付保羅 (Robbing Peter to pay Paul)！ 而今天殘酷的事實浮現， 就是資源(如 Peak Oil)跟地球環境(如 Global
Warming)都令眼下的資本主義市場經濟難以為繼！ 

美國中產階級以上的人民生活當然好，可那是美國以強權佔用了全世界將近一半的資源。問題是，世界六十億人口至少五十億人日子怎麼過的，你知道嗎?你知不知道美國的窮人們日子是怎麼過的?

據1932年9月《幸福》雜誌估計，美國有3400萬成年男女和兒童，約佔全國總人口的28%的人無法維持生計(1100萬戶農村人口未計在內)，流浪人口達200萬，僅紐約一地1931年一年中記錄在案的餓斃街頭的案件就有2萬余起。這一時期出生的兒童身材矮小，后來被稱作“蕭條的一代”。全美有330萬兒童失學，女孩子為了養家糊口冒著懷孕的危險以10美分一次的價格到街上賣淫。由於長期的營養不良，當美國參加二戰需要補充大量兵員時，因體質不合格遭淘汰的達40%！ 

 胡佛總統曾經要求喜劇演員通過給人們歡笑來減輕大家的心理壓力。紐約大街流行這樣一首兒歌：

梅隆拉響汽笛，胡佛敲起鐘。

華爾街發出信號，美國往地獄裡沖！

——摘自《富蘭克林•羅斯富全傳》

美國大飢荒餓死人慘狀

 1932年是最黑暗的一年。當年10月，即大選前一個月，紐約市衛生局報告說：公立學校的小學生有50%的學生營養不良。美國友誼服務委員會的秘書對國會一個委員會說，在俄亥俄、西弗吉尼亞、伊利諾伊、肯塔基和賓夕法尼亞各州的礦區，營養不良的兒童有時達總數90%以上，他們的症狀是“思睡、發懶、困倦、智力發展受阻”。

 有一位教員勸一個小女孩回家去吃點東西，她回答說：“不行啊，我家是輪流吃飯的，今天該我妹妹吃。”又有一個小男孩讓人看他心愛的小兔子，他姐姐悄悄地對來客說：“弟弟以為我們不會把小兔子吃掉的，可是我們今天就要這樣做啦。”

 一個名叫莉蓮•沃爾德的社會工作者感到十分不忍，她問道：“為了讓孩子們吃飽，有些家長自己一連餓幾個星期，餓得直打哆嗦，骨瘦如柴，你看見了沒有?”

一個有兒女的人滿腔怨氣地說：“咱們工人再也沒有養孩子的權利了。”

馬薩諸塞州有一個牧師說：“我認得一家人，他們今年只吃小扁豆過活，買不起面包啊！我們的孩子怎麼辦呢?”

 可是，就在這種情況下，胡佛總統仍對記者們說：“我們美國根本就沒有誰真正挨餓。拿那些流浪漢來說，他們吃的就比過去什麼時候都好。紐約有一個流浪漢，一天吃了十頓飯。 

  1932年9月號的《財富》雜誌說：“應該說，至少有7500萬人(佔美國總人口的60%)衣食不周，這才是美國經濟狀況比較准確的描寫。” 

胡佛總統在任時根本沒有看到人民的痛苦！不過，他卸任以後就免不了見識一下了—有一次，他在落磯山區釣魚，有個本地人把他領到一間茅屋裡；他看到一個孩子已經餓死，另外七個也餓得奄奄一息了。 

千百萬人只因為願意像畜生那樣生活，才免於死亡。賓夕法尼亞州的鄉下人吃野草根、蒲公英；肯塔基州的人吃紫蘿蘭葉、野蔥、勿忘我草、野萵苣以及一向專給牲口吃的野草。城裡的孩子媽媽在碼頭上徘徊等待，一有腐爛的水果蔬菜扔出來，就上去同野狗爭奪；蔬菜從碼頭裝上卡車，她們就跟在后邊跑，有什麼掉下來就撿。中西部地區一所旅館的廚師把一桶殘菜剩羹放在廚房外的小巷裡，立即有十來個人從黑暗中沖出來搶。加利福尼亞州長灘市有一個名叫弗朗西斯•埃弗雷特•湯森的66歲的內科醫生，臨窗刮臉，往外一看，竟有“三個乾瘦憔悴、老態龍鐘的婦女趴在幾個垃圾桶上，從裡邊掏東西” (這是他后來的描述)。人們還看到，有人全家走進垃圾堆，撿骨頭和西瓜皮來啃。因為蛆蟲多，芝加哥市有一個寡婦在撿東西吃時總是先把眼鏡摘掉，眼不見為淨。小說家托馬斯•沃爾夫晚上在紐約街頭留神細看一群“無家可歸的人在飯館附近來回躑躅，把泔水桶的蓋子掀開，找腐爛的東西吃”；這樣的人，他“早已到處看見，可是后來到了悲慘絕望的1932年，人數更是與日俱增了”。

 那年頭，富裕的美國人認為把吃剩的施舍給沒飯吃的同胞，就算是大發善心了。紐約吉斯科山的麋鹿會(一個美國慈善機關，1876年成立)和普林斯頓大學聚餐會吩咐仆人，要把殘羹剩飯送到窮人手裡。《布魯克林之鷹》報建議設立一個總站，請慈善的市民把吃剩的殘湯剩菜送到那裡，讓窮人分享。俄克拉何馬市有一個名叫約翰•B•尼科樂斯的煤氣公司經理草擬了一份計劃，呼吁飯館、市民俱樂部和旅館的廚師把殘羹剩菜裝進“容量五加侖的干淨鐵桶，標明裡面有‘肉、豆、馬鈴薯、面包等等’”。這些鐵桶由救世軍收集，分餉失業者。與此同時，農民還送來了木柴，由失業者自己去劈(捐獻柴火的偏偏又是農民!)。這位經理給陸軍部長赫爾利寫信說：“我們預料，有些不值得照顧的人有時會來找點麻煩，但是我們必須不怕麻煩，因為只有這樣，那些值得照顧的人才能得到照顧。”赫爾利認為這個主意很好，力勸政府採納。但是胡佛屬下的緊急就業委員會主任認為這樣做可能造成誤解，便把方案否決了。

 托萊多市長在1932年說過：“我見到成千上萬的山窮水盡、灰心絕望的男男女女前來請求救濟。他們低聲下氣，苦苦哀求。此情此景，真是丟盡了美國的臉。”再說，即使列入救濟名冊，也並非就此萬事大吉，有希望，有奔頭了。有人反對辦救濟事業，說人們領了救濟金便大吃大喝。可是以費城而言，四口之家每周只領五元五角的救濟金，怎樣去揮霍呢？不過此數雖小，比之紐約市(救濟金二元三角九分)、密西西比州(一元五角)、底特律市(六角)，已經很慷慨了。

 阿克倫市拖欠教員工資多至30萬元，揚斯頓市欠50萬元，底特律市80萬元，而芝加哥市竟超過2000萬元。談到芝加哥的學校，那倒是大蕭條中的一段佳話。當地的教師因為不忍眼看50萬兒童失學，於是沒錢坐車就搭過路便車到學校上課，沒有薪水也堅持工作(至 1932年為止，在13個月當中，只有五個月發過薪)，市政府發的欠條規定大蕭條時期過後才能兌現，銀行不肯收兌，教師們也收下了。不知怎的，市政府居然還有辦法籌備下年的芝加哥博覽會(在博覽會期間，色情舞星薩莉•蘭德的每周進款是6000元)，可是教育局要經費，市政府卻充耳不聞。有1000個教員乾脆裁掉了，未被辭退的只好忍受巨大犧牲，繼續工作。在全市1400個留用教師中，有759個被房東攆走。

 弗吉尼亞州裡奇蒙市有一個失業工人委員會的代表團在感恩節過後幾天拜訪市長富爾默•布賴特，市長吩咐警長：“給我揪住他們的領子、褲襠，把他們扔出去！

 

52期（2008年5月）讀書人”：把兩條腿人讀成五條腿驢？黃紀蘇

“讀書人”：把兩條腿人讀成五條腿驢？

 

黃紀蘇

 

一個社會要想往更理想的方向走，需要有人經常出來說公道話。要保證說的是公道話，需要說話人有公心，把自己尤其是自己的利益暫時放一放。普天之下，最有可能說公道話的，要算讀書人也就是知識份子了。

我讀過一點中國革命史，中共幾位領袖面對生死時的表現值得玩味。李大釗在待死的日子裏寫下《獄中自述》數千言，娓娓道來，從容不迫，沒有一點張惶失態的意思。陳獨秀1932年被國民黨捕獲，由上海解往南京，以當時的情形，此行料必凶多吉少。而幾個小時的滬甯車上，他居然鼾聲大作，悠遊了黑甜鄉。瞿秋白犧牲前寫了很盧梭氣的《多餘的話》，這跟標準的董存瑞、邱少雲就義模式有些出入，曾讓人懷疑到他的堅貞。其實要拿“慷慨赴死易，從容就義難”的尺子去量，秋白的難度係數也許還要大於董、邱，更何況他也臨命放歌，仰天而眠，結束得極富美感。再看流氓無產者出身的顧順章，就另是一番光景了。按說這麼個平日往來三教九流、又會變魔術又能搞暗殺的人物，什麼沒見過，什麼放不下？但被國民黨特務抓住後沒一會兒功夫，他又大變了回活人，把自己變成國民黨特務，領著弟兄們殺奔中共中央機關。還有向中發，共產國際可能是嫌中共的書生們老也成不了事，於是讓這位鬚髮飄然的老工人來做總書記。總書記身在虎口卻捨不得女色，結果暴露了目標。被捕後又捨不得老命，於是把同志們的命湊齊了去贖自己的命。

從諸如此類的事例中，我得到一點感想：理想主義也許更是知識份子文化的一部分——雖然我很清楚，捨生取義的文盲，滿腹詩書的草包比比皆是。我是這樣想的：知識份子成天抱本書，讀的不是別人就是別家，不是別時就是別處，總之淨是與己無關的東西；他們通過閱讀和寫作出入古今中外各種角色，體驗四面八方各樣人生——我的一個朋友從哪個角度看都不像楊白勞的閨女，但有一陣子她就覺得自己是喜兒；經過對“虛擬他人”和“超越自我”的反復預習、溫習、復習還有總復習，“別人”的利益有可能轉變為“自己”的立場，別人的喜怒哀樂有可能內化成自己的價值尺度；腦袋與屁股的分裂其實代表了人類的自我超越，更是“知識份子”的題中之義；這種看似“虛假”的身份認同和角色扮演，充分顯示了人類的“文化”特色；“偽君子”有時不妨看作真小人向真君子的過渡。讀書人比不讀書人有更多一些機會溜出自己的身體存在和社會存在，跟上下古今好心、好樣的人混在一起，混時間長了，便混為了一談，成為“精神貴族”。孔子誇他徒弟住在陋巷而不改其樂，我想這位徒弟不會真把自己等同于棚戶區的普通居民，他一定跟伊尹之流做了友情鏈結。當文天祥“風簷展書讀”、默念《正氣歌》中那些擲地有聲的名字時，他的精神蕩悠悠加入了冥冥中那支高貴的行列，至於這副皮囊是早一天還是晚一天被收走，就不怎麼在話下了。而那些平日沒有“展書”習慣、缺少自我超越訓練的人，他們的人生意義之錨死死鉤住眼前的紅燒豬蹄、酥胸玉腿不放，別說收他命了，多收他一毛錢都未必幹。

見賢思齊、法古今完人是一個慢性的改良過程，其間磨磨蹭蹭、偷工減料都屬正常。一夜間發生革命性變化的事例聽說過，但沒見過——想想真見了也夠嚇人的。通過讀好人好事，我們給自己定個稍高的標準，仿佛毛驢嘴前懸根老玉米，就算不能至，也心嚮往之。在惡欲熏天的世界裏能在存一點善念，有一點善行，總比早出晚歸坑蒙拐騙強。熟讀屈原的人，關鍵時刻未必真敢投河——無論是救人還是殉國，但他只要不乘亂在河邊偷東西，那麼從《楚辭章句》、《楚辭別注》到郭譯《離騷》就算沒白出。熟讀《岳陽樓記》的人，未必真能後天下之樂而樂，等單位所有人都有了地方住他才填寫《職工住房申請表》，但只要他稍知謙讓，就不算枉讀詩書。只要走的是道德上坡路，坡度不必太大，向長度慢慢求高度可矣。順便說一下，“讀書”不僅有狹義，也有廣義。廣義的讀書包括看戲看電影、聽音樂聽評書、背兒歌玩遊戲——尤其是電腦遊戲。也就是說，街上烤白薯的保不齊也是“讀書人”，如果他一邊烤一邊哼著《霍元甲》主題歌搖頭晃腦。當然，如果工商執法人員巡邏過密，讓他未成曲調就狼奔豕突鑽小胡同，時候長了，就真可能把他還原成一個寸步不離自我的動物或本能人。本能人跟世界的關係只有“利益博弈”或“階級鬥爭”。利益博弈或階級鬥爭是人類社會的基本現實，要建設一個更理想的社會沒有它肯定不行，但光靠它也肯定不夠。我從前在一篇文章裏說過，未來世界既是老闆面對此起彼伏的反抗拿出算盤權衡利弊，劈裏啪啦扒拉出來的，也是詩人悲天憫人，於半醒半睡間做詩做出來的。

說到這裏，一個垃圾堆似的問題便兀立眼前：眼下的讀書人為什麼給人越讀越壞而不是越讀越好的印象呢？這印象當然過於籠統，不乏誇大的成份，但不少知識份子就仿佛二惡英或綠膿桿菌的形象代言人，恐怕也是一個事實。那天在網上讀到一貼：學界某名流在別人招待他的宴席上將眾女賓當醬香羊蠍子拿著左吸右啃，就“真”性情這一點說，堪比過去街上公驢見母驢時的反應——我當時人小，直納悶怎麼會有五條腿的驢呢。讀書可以把人讀得格外好些，同樣也可以把人讀得格外壞些，關鍵是看讀的什麼書。想想過去二三十年的書，應該說勸兩條腿人改當五條腿驢的書，占了社會人生類書籍（廣義）的不小比例。這麼說並不意味著三十年前的“紅寶書”時代就沒問題，紅寶書講“下定決心不怕犧牲排除萬難去爭取勝利”，雖然比許三多的“不拋棄不放棄”還要勵志，但因為標準定得過高，普通人難以達標，達不了標就特別愛看標兵的笑話，特別容易對五條腿的驢發生親近感。那時靠手抄流傳的地下文學如畢汝詼諧的《九級浪》，就是面對這種民間需求唱出的五條腿驢頌——畢君至今以名驢自得。後來——也就是最近——的二三十年裏，學五條腿驢成了廣泛持久的讀書運動，這運動跟其他社會過程協作聯動，對一兩代人進行了深刻的社會化，結果把不少大學教授洗得不知像什麼，反正不像教書的。我有個朋友，歲數不小了，就因為讀王朔、王小波上了癮，生怕別人說他不機靈，跟著電視裏上的葛優、梁天勤學苦練，終於把一個本來挺忠厚的書生；練得跟小胡同裏的“二兒”“三兒”似的。知識份子不但通過讀書被傳染，還通過寫書成為傳染源。當過文化高官的某位著名作家，我偶爾翻閱他年近古稀時的作品，也是一臉過了油的壞相，好像在少年管教所集中培訓了個把月剛放出來。由這樣的讀書人直接掌握或間接影響的絕大部分媒體，向社會大氣層盡情排放五條腿價值觀。籠罩在這樣大氣中的世界，無論聽著、聞著還是看著，都越來越像野生動物園。其實，這場讀書運動本身也是歷史的一定之數。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薩特在中國流行一時，那一代中國讀書人對“二十世紀的良心”的諸多警世恒言、勸世良言視若無睹，只是讀到“他人是你的地獄”眉下刀光一閃，才算洞徹了世界的本質。無獨有偶，那時的馬列主義史學家也從馬克思的著作裏重新讀出“歷史由惡推動”的道理。所以，讀什麼，讀出什麼，本身也是時代變遷的產物。“紅寶書”的末頁，其實就是《上海寶貝》的首頁。還是舉畢某的例子吧，他的回憶錄述及與哲學家賀麟的交遊，時間為中國革命氣數已盡的文革末期：

我拿出伯恩斯坦關於“人的本性是自私自利”的論斷及列寧的評語“百分之百的唯物主義！”與毛澤東“要鬥私批修”的最高指示並列；賀老伯與我面面相對，會心微笑。

今天的社會已經百分之百“唯物”主義了，而那些極具示範意義的五條腿讀書人，更是百分之一百二十五地“圍物”——圍著基、股、房、車、乳、臀諸物五蹄生風，忙得恨不立地成佛——千腿千眼佛。以這樣的身體構造和社會環境，是不可能指望他們說公道話了。社會要想往好裏走，需要開展新的讀書運動，造就新的讀書人。

52期（2008年5月）西藏暴亂事件專輯：（八）汪暉談西藏：多元民族一體並存的中國

（八）

汪暉談西藏：多元民族一體並存的中國

吴铭
目 前中國和一些西方國家圍繞"藏獨"問題和奧運火炬傳遞的衝突，不僅是一個現實政治問題，而且是一個深刻的文化問題。西藏"3·14事件"之後，美、英、 法、德等西方國家的一些政要聯繫西藏事件和北京奧運做文章，奧運聖火傳遞在倫敦、巴黎、三藩市等地受干擾，部分西方媒體屢有歪曲事實的報導和侮辱中國人的
言論，這種種海內外中國人感受到的風波，既是西方世界對中國復興進程的一種政治反應，同時也顯示西方和中國對漢藏關係、民族—國家模式等問題的理解存在巨
大的文化差異。
目前，中國民眾和海外華人的抗議往往被批評為有欠理性的民族主義，人們擔心中國大眾特別是青年的民 族主義情緒會阻礙中國向西方的開放進程。但矛盾的是，從CNN主持人卡弗蒂的種族主義言論或者西方人的其他一些言行中，中國大眾感受到的甚至是更為強烈的 民族主義或種族主義情緒，如果說中國人應該拒絕民族主義，那麼如何理解西方人的民族主義和種族主義？西方人支持"藏獨"分子的"民族主義"的道理又在哪 裏？中國的國家制度的基礎就是現代民族國家體系中的民族主義知識嗎？有必要換個角度，把中國和西方對多民族國家的民族關係的態度放在相互平等的位置上，來
觀察中國和西方在這一重大問題上的文化差異。這場衝突，提供了一個全面反思現代民族國家體系和民族主義的契機。

西方民族主義視野中的西藏問題

當 代最重要的民族主義研究者（比如佩里·安德森、霍布斯鮑姆、帕爾塔·查特吉等）大都認為，民族主義是近代以來形成的民族國家的產物。只要今天的國際體系的 基礎仍然是民族國家，每個國家必然會有自己的民族主義。不先把民族國家給去掉，不可能去除民族主義。不過今天大概很難看到這樣的前景，因此還不如首先去了
解民族主義在不同國家和地區的歷史。

最近筆者曾就西藏問題與清華大學中文系和歷史系教授汪暉有過一次長談。他曾多次去藏區調查。他的四卷
本《現代中國思想的興起》（北京三聯書店，2004年第一版，2008年第二版）深入解釋了中國如何從"中華帝國"轉化為一個現代的民族國家，在這個轉化 的過程中，因為以前的歷史傳統，作為現代民族國家的中國又有哪些不太一樣的地方。書中指出，在處理國內不同民族之間的關係方面，中國和西方有非常不一樣的
傳統。

汪暉認為，今天很多西方人支持西藏獨立，除了現實政治原因之外，與西方人的民族主義知識有非常深刻的關聯。民族主義的一個源頭就是 十七世紀以來的西歐民族國家。這些主權國家的基礎，是從神聖羅馬帝國分裂出來的相對單一民族的君主國。基於這樣的歷史，歐洲的民族主義知識主要是，一個擁
有自己獨特文明的民族，應該建立一個國家，不要和其他有獨特文明的民族混在一起。這後來也是西方最主要的民族主義知識。

早些年薩義德的 《東方主義》對歐洲東方學、尤其是阿拉伯研究做了深入分析，但沒有涉及歐洲東方學中的藏學問題。事實上，歐洲藏學也同樣包含了東方主義的邏輯。東方主義一
方面將其他文明看作是自己的他者，另一方面又按照自身的邏輯重構其他文明的形象。在這種東方主義和民族主義的知識框架下，擁有獨特文明的族群不可能與其他 文明和族群構成一個政治共同體，他們對政治共同體的理解其實深深地植根於民族主義知識內部。這種文明主義和民族主義的知識，無法理解亞洲地區複雜的族群關
系，也無法理解完全不同於歐洲民族主義的內外關係。這是許多西方人認為中國和西藏應該分為不同國家的主要理由。

另一方面，支持"藏獨"的 西方人當中，有相當部分其實是在道義上同情弱小民族、在政治上反對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他們也瞭解，近代中國的民族矛盾和內外關係深受殖民主義歷史的影
響，而西藏問題與殖民主義歷史、與冷戰時代西方的對華戰略也有深刻的關係。但是為什麼他們在這個潮流中也難以發出獨立的聲音？汪暉認為，這多少也說明他們 並沒有形成區別於歐洲民族主義知識的深入思考。他們對於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的批判，並未提供解決中國民族關係問題的建設性思考。由於缺少對中國的歷史關係
和傳統的具體深入的理解，像民族區域自治這種不同於多元民族國家模型的獨特制度，很難得到他們的理解。

中國是當今世界唯一一個將以往帝國 的地域、人口、文化和政治統一保留下來的主權國家，對於西方人來說，這一直都是難以理解的"例外"。按照西方建立民族國家的邏輯，中華帝國或者現在的中國
應該裂解為不同民族分別建立的多個民族國家。其實，如果一個人訪問過中國的西南地區，親身體驗過多族群共存、融合並保持著各自的民族特性的現實，這種族裔 民族主義的信念就會受到深刻挑戰。
費孝通的困惑與"中華民族多元一體"
中 國之所以能成為世界史中的"例外"，靠的是與西方大不一樣的制度文化傳統。汪暉認為，以中國文明為中心的亞洲區域，在向現代國家轉型之前，並不是簡單的現
代國家關係，也不存在西歐式的簡單的內外區分問題。中國歷史上存在一套多元性的制度模式，對夷夏內外沒有絕對區分，這些模式使得不同的族群能夠長期共存。 在從中華帝國向現代民族國家的大轉變過程中，這種各個民族長期交融的歷史，不僅提供了一些特別的制度思路，而且意味著多民族混雜相處的基本民情。

要在這種多民族混雜相處的傳統和民情中切分不同民族，是非常困難的事情。晚清革命家章炳麟在民國建立之前曾受歐洲民族主義知識影響，主張將滿清驅除出中國，建立一個漢民族國家，並且試圖到古代文獻中尋找一個純粹的漢民族，找來找去，發現都是和其他民族混在一起的。

辭 世不久的著名社會學家費孝通則在為少數民族撰寫歷史的過程中遭遇了類似的尷尬。他在1999年底寫就的《簡述我的民族研究與思考》中提到，1950年代中 央曾組織編寫55個少數民族的簡史，每個民族一本，但是寫來寫去執筆人都感到很困惑，如果撇開漢族，以任何一個少數民族為中心來編寫它的歷史，都很難周
全。1960年代初期，許多學者呼籲著重研究"民族關係"，認為中國歷史研究不適合從一個個民族來入手。但是費老對這種補救分族寫志的辦法還是不滿意，但 是他又一直反感以漢族為中心來寫歷史，真可謂左右為難。

後來費老為這個問題整整思考了20餘年，到1989年在香港中文大學發表題為《中
華民族的多元一體格局》的時候，初步走出了困惑，提出中華民族、漢族和少數民族都各得其所，分屬於不同層次的認同體。儘管我們在語言中都用"民族"這同一 個名詞，但它可以指不同層次的實體。他認為，中華民族並不是56個民族的總稱，而是中國境內56個民族這個總體，因為這56個民族已經結成相互依存、統一 而不可分割的整體，在這個民族實體中所有歸屬的成分，都已具有高一層次的民族認同意識。在這個共同體的形成過程中，漢族是把多元凝聚為一體的核心。

章 太炎和費老的困惑，從不同的側面說明了中國多民族混雜相處的歷史和基本民情。20世紀中國史學的開創性學者顧頡剛甚至曾指出，"中國無所謂漢族，漢族只是 用一種文化統一的許多小民族"。這一歷史、民情和文化傳統，也必然會深刻影響中華帝國向現代民族國家的大轉變，以及這個大轉變過程中的制度設計。
"宜合不宜分"的中國模式
歐 洲民族國家的民族主義知識及其建國模式，曾對現代中國的建國道路產生大小不一的影響。章太炎的排滿革命理論和漢民族主義的建國方案，對推翻滿清統治有重要
影響，這一方案基本上是試圖以一個有獨立文化的民族為基礎建立一個國家，比較接近歐洲民族國家理論的思路。如果沒有章太炎的排滿革命理論的傳播，武昌起義 大概只是一次普通的兵變而已。但是，在辛亥革命成功推翻滿清政府之後，孫中山等革命者馬上發現，不能真的把滿族排除出中國，否則蒙、回、藏都會脫離中國，
中國必將土崩瓦解，為列強瓜分，因此提出漢滿蒙回藏"五族共和"的理論，來維護中國的統一。

"五族共和"理論與列寧的民族自決權思想有著 密切的關聯。1916年3月，列寧發表《社會主義與民族自決權》一文，指出世界各民族都應該享有決定自身命運的權利，被壓迫民族應從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宗
主國中解放出來。列寧雖然沒有明確說"民族自決權"要求"民族"和"國家"一一對應，但從日後蘇聯憲法賦予各加盟共和國"退出權"來看，列寧的確認為每個 民族都有建立自己國家的權利。列寧的民族自決權理論，和歐洲民族主義有一個共同之處，就是認為一個民族應該成為一個國家。孫中山在五四運動之後，開始明確
主張民族自決，以建立各民族自由聯合的中國。

在紅軍長征之前，中共也曾試圖按照列寧的民族自決思想來建國，但在長征的過程中，紅軍經過很 多少數民族聚居地區，發現中國有很多不同民族，而且這種民族的多樣性並沒有妨礙各民族和諧共處。於是中共意識到，雖然少數民族聚居區並不是沒有民族矛盾，
但民族矛盾並不是少數民族聚居區最重要的問題。如果刻意去把已經混居的不同民族分開，反而會人為激化民族矛盾。

到建國之後，中央政府設計 民族區域自治制度的時候，對中國的民族狀況已經比較瞭解。由於中國各民族之間長期交叉流動和相互交往，中國各民族居住的界限並不分明，處於一種"大雜居、 小聚居"的狀態。比如，1950年代中期籌備成立西藏自治區的時候，自治區籌備委員會所管轄的地區，藏族只有一百多萬，另外一百多萬藏族人口都與其他民族
混居在青海、甘肅、四川、雲南的藏族自治州、自治縣。而這些省區的分別建制，比如青海和四川的區分，也不是新中國建立之後才有的事情。這樣一來，要改變這 種多民族混雜相處的現狀和民情，制度成本將非常高昂。

但各少數民族還是分散在各地的主要聚居區，那麼，在建立民族自治制度的時候，是否只 是將某個少數民族的主要聚居區分出來作為自治區域呢？在1957年建立廣西壯族自治區的時候，決策者及廣西各界曾就這一問題有過大辯論。一是分的意見，把 廣西省分為兩部分，把壯族主要聚居的桂西分出來成立壯族自治區，而把東部仍舊保留為廣西省建制；二是合的意見，即把廣西省改建為廣西壯族自治區。

當 時周恩來和李維漢對為什麼要"合"的解釋非常重要。周恩來表述的主要理由是，劃定自治的區域時必須首先著眼于自治民族的發展前途，如果壯族自治地方只限於
壯族聚居的桂西地區，"壯族自治區就很孤立了，不利於發展經濟"。這一理由有一個前提性的原則，那就是，漢族和壯族在歷史特別是革命歷史中有合作的意願，
國內民族"宜合不宜分"。

"宜合不宜分"的原則，是將區域自治和民族自治結合起來的關鍵所在，否則無法理解為什麼不讓單個少數民族自己
玩，而要不同民族特別是漢族和其他少數民族相互合作。這一思路，與西方民族國家強調"分"的民族主義知識，有著根本的區別。在一些按照"宜合不宜分"的原 則組建的自治州或自治縣，主體的少數民族甚至只占總人數的少數，按西方民族國家理論的邏輯，這很難理解。這是民族區域自治制度的要害所在，也是這一多民族
國家建構的"中國模式"的精髓所在。
民族區域自治制度的文明內涵
民族區域自治制度的"宜合不宜分"，與西方民族主義知識包含的不斷拆分的原則，這兩者的區別不是治理策略和政治策略的區別，而是文明傳統的重大差異。

中 國領導人在確立民族區域自治制度的過程中，非常明確地在理論上與民族自決權理論做了區分。區分的主要依據就是中國有特殊的歷史文明傳統。周恩來1957年 8月4日《關於我國民族政策的幾個問題》是非常重要的一篇理論文獻。他在這篇文章中指出，蘇聯的建國基礎是殖民帝國，在俄羅斯帝國進行革命動員，需要打破
原有的殖民關係，所以列寧要主張民族自決，以號召被殖民的民族起來革命；但中國則有各民族雜居的歷史傳統，與這種完全不同的歷史條件相配合，應該建立一種 促進民族合作的制度。"宜合不宜分"的源頭活水，在於中國的歷史文明傳統；沒有民族大融合的歷史文明傳統，要想抵抗西方民族主義知識的強大吸引力而有所創
新，會非常困難。

當年曾參與民族區域自治制度創設的費孝通，一直注意比較中國的民族區域自治制度與西方國家的民族政策及民族國家理論之間的差異。他所分析的差異，要點也是中國的不同民族之"合"與西方不同民族之"分"。

一 個例子是，費老1979年訪問加拿大的時候，曾探訪兩處印第安人保留地。加拿大政府給聚居在保留地的印第安人提供生活保障，他們在物質上並不匱乏，居住地
也不是貧民窟，但問題在於，他們居住的區域並不具備自力更生地發展經濟的條件，在與白人的競爭中又處於劣勢，因此雖然福利很有保障，但整個保留地都沒有希 望、頹廢憂鬱、死氣沉沉。費老認為，保留地制度的根本問題是民族和區域的狹隘結合。如果自治區域裏沒有不同民族之間的交融聚合，少數族群很難不死氣沉沉。

北 美的印第安人保留地模式的歷史根源在於種族主義的血淚史，歐洲殖民者步步緊逼，印第安人步步退縮。如果中國採用這種模式，將每個少數民族分別遷入一塊固定
地域，用周恩來當年的話說，"很多人就要搬家"，其實也意味著其他民族會被清洗出去。著眼於激發少數民族活力的中國民族政策，目標與拓殖者的種族主義思維
沒有多少交集。

另一個例子是，費老在上述1999年的文章中指出，中國民族區域自治制度強調的是"民族聚居區"，尊重各民族混雜居住的曆 史和現實；西方民族理論則把"共同地域"作為民族的特徵，就像國家要和領土結合在一起。按照西方這一邏輯，有獨立文化的民族要和國家結合為民族國家，進而
要求國家領土的完整，這樣必然會導向暴力（民族衝突和戰爭）。這也是當前歐洲民族糾紛連綿不斷、民族戰爭至今未息的重要原因。

1990年 代前南斯拉夫的不斷拆分是費老這番話的最好例子。1991年6月25和26日，南斯拉夫經濟最發達的斯洛汶尼亞和克羅地亞兩共和國自行宣佈獨立，標誌著南
斯拉夫解體的開端。隨後，"波黑共和國"也宣告獨立。接著波黑境內的克族和塞族又進一步自行成立獨立的"波黑克族共和國"和"波黑塞族共和國"，穆斯林原 教旨主義者則要求成立獨立的"波黑穆斯林共和國"，三方不斷交火，各方都出現了嚴重的非人道暴行和對它方的種族清洗(強迫人口轉移)。

整 個西方受自己的種族主義知識和民族主義知識的影響，不太能理解中國曾經有過的非常獨特的民族關係傳統，也不太能理解，由於這種關係而形成的民族區域自治制
度。達賴喇嘛的"大藏區"方案，沿用的正是這種西方的民族國家理論邏輯。西方的這一邏輯，更可能激化民族衝突和民族主義。

中國的歷史傳統 和民族區域自治制度的意義則在於，它事實上避免了西方民族主義知識和種族主義知識引向暴力的重大弊病，意味著多民族國家的另一種制度可能，意味著人類完全
能夠擁有一種多民族多文明和平共存的生活方式。西藏事件以及這一中西文化差異的顯現，提供了一個反思目前的民族國家體系和西方民族主義知識的契機。

就 西藏問題而言，汪暉認為，首先就要避免按照西方人的民族主義和種族主義知識，迅速地把所有的社會問題都投射到族群問題上去。如果按照西方的方式來敍述西藏
事件，過分挑動族群問題，將會非常危險，也不符合實際。不能把西藏事件說成一個民族壓迫另一個民族，西藏事件也絕對不能等同於近年來巴黎的騷亂。

目 前看來，"藏獨"有走向有組織的暴力化的傾向，這對中國的民族政策將是一個重大考驗。一方面，要繼續傳承多元一體的民族關係傳統，促進各民族之間的交流融
合；另一方面，必須看到民族問題背後的社會問題，從更廣泛的社會政策入手，縮小藏區居民之間的社會差距，保護藏民的傳統生活方式，以和諧的社會關係和民族 關係，削弱"藏獨"的社會基礎。

轉載自當代文化研究網：http://www.cul-studies.com

毛澤東關於西藏問題的談話[1] 

 (一九五九年五月十日)

 　現在開始解決西藏問題。西藏面積不小，有一百二 十萬平方公里，相當於十二個民主德國。可是西藏地區的人口只有一百二十萬。有人問中國共產黨為什麼長久不解決西藏問題，這主要是因為我們黨過去很少與藏族接觸，我們有意地把西藏的社會改革推遲。過去我們和達賴喇嘛達成的口頭協議是，在一九六二年以後再對西藏進行民主改革。過早了條件不成熟，這也和西藏的農奴制有關。西藏勞動群眾占百分之九十五，剝削者占百分之五，也就是說有六萬人是剝削者。我們要分化他們，爭取一部分。現在條件成熟了，不要等到一九六三年了。這就要謝謝尼赫魯和西藏叛亂分子。他們的武裝叛亂為我們提供了現在就在西藏進行改革的理由。叛亂分子拿起槍來打我們，這樣就可以看清，他們誰是站在我們這邊的，誰是搞叛亂的。

　　全部藏族人口不是一百二十萬，而是三百萬。一百二十萬在西藏，一百八十萬分佈在川西、甘南、雲南及青海北部。這一百八十萬人中也有過叛亂，我們進行了平叛，現在已經基本上解決了問題。外國人武裝了藏族反動統治者，很多喇嘛廟都曾經是叛亂者的根據地。現在在這一百八十萬藏民聚居的地區建立了黨組織，進行了土地改革，解放了農奴，建立了農業生產合作社。過去喇嘛不參加生產，現在百分之九十的喇嘛都參加生產了。人民組織了武裝自衛隊。

　　現在西藏問題好解決了，第一步是民主革命，把農奴主的土地分給農奴，第二步再組織合作社。六萬農奴主中約有一萬人逃到印度了，其餘沒有走的可分為左、中、右三派，我們將根據他們不同的政治態度來區別對待。對有些人，還要看他們究竟如何，我們可以在鬥爭中觀察他們。總之，我們
要爭取多數人，使他們贊成改革。
　　我們在西藏的農村和城市中建立了黨組織。藏族人民很好，很勤勞，和人民解放軍一起同叛亂分子鬥爭，很快就能組織起來。我們已培養了近萬名藏族幹部。過去十年中，我們培養了青年藏族幹部，他們學了漢語。在西藏工作的漢族的幹部也學了藏語。在西藏，馬列主義者和勞動者可以合作，而且合作得很好。

[1]這是毛澤東同德意志民主共和國人民議院代表團談話部分。 

 

 

52期（2008年5月）西藏暴亂事件專輯：（七）《拉薩騷亂紀實》摘錄

（七）

《拉薩騷亂紀實》摘錄  劉偉

1987年10月1日，西藏首府拉薩爆發自1959年中共全面接管西藏後的首次騷亂，亂事平息後不久，《人民日報》記者劉偉先生至拉薩採訪了各方人士，撰成《拉薩騷亂紀實》的長文，對事件作了翔實、深入的調查報導，從中點出了藏獨運動得以在西藏潛藏滋長、日益擴展的癥結。劉偉先生在文章末尾不無憂慮地問了一句：「長此下去，拉薩會不會再有騷亂呢？」。不幸的是，當時所指明的問題非但沒有根本改善，反而於今為烈，終釀成此次規模更大，範圍也更廣的藏區暴亂。我們特選刊最能反映西藏問題實質的段落，重點部份以黑體標示，供讀者參考。有興趣閱讀全文的讀者請上《人民日報》的電腦網絡版一覽。──編著

 

 ──「 “政府太無能了，”一個民警說，“衝擊公安機關，燒房子，燒汽車，明顯是犯法嘛，按刑法，治安條例辦，什麼事也沒有，到關鍵時候，法律沒用了，我們公安也沒用了。八角街沒人管了，事實上獨立了三天嘛，是共產黨的恥辱，也是我們公安的恥辱。”

    “好幾年來八角街不時就有反標，寫‘西藏獨立’之類的內容。可是沒有重視，總以為群眾在我們一邊。既然讓信教，又讓批宗教的領袖，感情說不過。上邊看來不了解民情，光報喜不報憂。如果真是政府說的形勢那麼好，那麼團結，騷亂根本不會鬧起來嘛。光是喊請示中央，請示中央，自治區是幹什麼吃的？地方政府的作用呢？不過是怕自己烏紗帽掉了，誰也不明確表態。”

“鬧了這麼大事，政府應該反省一下自己的工作，反省一下西藏的政策。笑臉總對著上層人士，老百姓的苦處很少有領導來過問，寒了群眾心。騷亂可以說原因很多，當然，一九五九年以來，達賴喇嘛在國外就一直在搞分裂。有些群眾信教很虔誠，達賴喇嘛說什麼都相信。”

 “要改革開放搞活經濟，又突出宣揚信教，這本身就矛盾。恢復寺廟可以適當一點，現在不光是信仰宗教自由，而是政府在組織了，有大的宗教節日，自治區領導都要參加，公安人員很多，幹什麼嘛，政權和宗教本身就是分開的嘛。年青人打石頭，跟著騷亂分子跑，為什麼？有些還是小孩子，還不是家庭和社會的不正常影響。有個小女孩講，我不知道舊社會，也不知道新社會，抓喇嘛反正不對。”」

──「 隨著中國的改革開放，不僅是藏族人，整個中國人的民族意識復蘇了。民族政策、宗教政策、統戰政策在西藏得到廣泛的落實，藏族人更多地是以異民族的眼光來看待漢族人。以前向心力極強的政治權威不存在了，人們更多地注意到自己的利益，並且以一種新的價值觀來掂量現實的生活。當一九八五年生活在國外的藏胞大量回歸故鄉，國外一些主張西藏獨立的觀點迅速在西藏的知識階層傳播，大量的達賴喇嘛照片回到了寺廟、街頭和居民、幹部的家中。原先掛毛澤東、華國鋒相片的地方現在換上了達賴喇嘛照片，又一種權威悄悄地重新在藏族人心中樹立。」

──「那位老同志對我說，西藏當年文化革命破四舊時，燒寺廟砸菩薩大都是藏族人，這和內地紅衛兵一樣，西藏紅衛兵也分兩大派，民族之間的隔閡在派性面前蕩然無存。“農奴戟”和“紅司”都是真心地在破四舊，捍衛他們的信仰。現在拉薩騷亂發生，一些參與者和持支持態度的人，竟是當年的藏族紅衛兵。他感嘆地說，西藏在走怎樣的怪圈呀。」

──「一個晴朗的下午，我和公安廳一位姓王的主任聊天。 這位年富力強的中年警官，在西藏工作多年，他憂心重重，似乎有很多話，對騷亂也有一些自己的看法。．．．．

他說，西藏是民族自治區，但各種法律條文不健全，有些條文模糊，語義不明確。中央政府的一些法律法規，在這裏可以
變通執行，治安當然復雜化，也困難。騷亂中許多參與者可以說是法盲，有的幹脆就是發泄平時的不滿情緒。當然不能否認，我們公安隊伍裏，有些幹警素質差，執法犯法現象時有發生。在西藏要考慮到特殊的民族關係，執法的警察應該有較高的道德修養、政治觀念和文化素質。

 王主任嘆一口氣，煽動騷亂的背景當然是國外西藏人的組織，他們利用了藏族的宗教感情和民族心理，手腕很高明，而我們總是一股勁批達賴，搬出文革的宣傳詞藻，“憤怒聲討滔天罪行”，“堅決不答應恢復農奴制。”可以說國外藏獨組織鑽了我們工作中的空子，為什麼不反省一下我們自己這幾年政策的失誤？我們的政策得民心、順民意，騷亂恐怕也鬧不起來。」

 

 ──「八角街某居民辦事處負責人在接受我們採訪時，總是不斷嘆氣，瘦瘦的臉上是十分沮喪的神色。“想不通”。他低低地反復說。

 下面記錄的是他的談話內容片斷。

    “參加這次騷亂的人成份很復雜，有商人，有待業青年，有流浪在拉薩的朝佛人，有居 民，還有一些年青的幹部、工人，退休的也有。哦，還有個別的外國旅遊者。我想不通，中國有法律，連外國也不準燒汽車、燒房子。這麼多警察看著大街上鬧事，
明明是犯罪嘛，拉薩是西藏的首府，市裏領導都給打跑了，想不通。

    “我們辦事處給洗劫一空，文件給搶了，燒了，有的外國人還拍照片，連居民身份 證都拍，拍完就丟到火裏。辦事處公章也沒有了。有些人純粹就是發泄個人仇恨。那天早上，有些喇嘛，還有穿幹部服的人，到處敲門，‘出來，出來，吃糌粑的站 出來，跟我們走！’‘趕走漢人，西藏要獨立！’有個戴眼鏡的老喇嘛，起早轉經，他說，不，不去。一個年青人就給他臉上一拳，眼鏡掉了，又給踩一腳。有個退 休模樣的人，脫下身上的警服上裝丟在火裏，旁觀的人就喝彩，他說：‘我就想有這麼一天，該出出氣了！’有些康巴人公開在街上叫賣搶來的東西。

“現在是鬧事的人不孤立，孤立的是我們幹部。你們問為什麼？有些群眾說，共產黨變了，五十年代要我們，八十年代
要貴族，有個說法，上層人士的石頭和狗都落實了政策，而老百姓呢？退休的工人、幹部？沒有錢，沒有房子住。昨天去辦事處，有的市民就罵我們幹部，連家屬也遭受鄰居冷眼。唉，在社會上孤立，在家裏也孤立。像我們辦事處，四個居委會，管五千多居民，有六十多個黨員幹部，騷亂以後，只有一個居委會幹部來反映了一下群眾的情況。基層政權基本上是不起作用了。

    “一些商販對稅收太高，稅收人員態度粗暴不滿，跟著打石頭，有一些純粹是趁火打劫的不法分子。有的公安平時對群眾態度兇狠，動不動就打人，去飯館、酒店、茶館吃喝常常不交錢，有些市民趁亂也用石頭打警察。一些市民住房條件非常不好，而有職位的幹部，有錢人在郊區修了一幢又一幢小樓，心裏當然不滿意，沒錢嗎？每年國家把幾十萬幾百萬丟給寺廟，老百姓得到什麼呢？”」

──「 某居民委員會座談會，有居民在發言。

居民乙（四十多歲，男）：

 “我不愛舊政府，也不愛共產黨，那些當官的只想著自己，只想討好過去的貴族，還有收稅的，兇得就像老爺打僕人，有什麼好愛的。不管哪個來，我都能生活。

 現在拉薩被漢人佔了，滿街的飯館、小攤，縫褲子、釘皮鞋、補自行車，還有賣身子的女人，都是漢人，他們除了唸經和天葬，什麼都要搶著幹。修了那麼多房子，都是外國人和漢人住。他們西郊燈火通明，我們八角街晚上一片黑暗。我不喜歡他們，又偷又搶，不像內地的漢人。來拉薩的漢人都是被內地趕出來的，就跑到拉薩來了。“

 有一次和幾個藏族朋友聊天，他們都有專長，是知識分子。有個搞文字工作的說， 西藏總是跟在內地後面，原因是我們的領導水平太低，沒有魄力。達賴喇嘛那邊廣播說，他們在國外培養了四千碩士、博士，我們的報導就談“民族幹部茁壯成 長”，說我們有四千縣以上民族幹部。民族政策，重用民族幹部是對的，但只求數量，不求質量。很多提拔的藏族幹部文化素質差，更沒有管理水平，沒有學會技術和領導水平，倒學會了內地幹部的官僚作風。廢除農奴制，西藏人民是高興的，等級制沒有了，現在又形成了封建社會的等級制，變形的。

 過去的十幾年，西藏處在相對的封閉狀態中，西藏開放以後，再加上西藏建設的發展，各個地區建立了電視臺，大部分縣也修建了衛星轉播站，信息的溝通，使西藏對外界有了廣泛的了解。拉薩街頭外國人多了，電視裏西方國家的先進使看電視的
人目瞪口呆。以前在西藏，藏族人參照對象只有漢人，良莠並收，現在呢，參照對象由單一的漢人變為多元係數，有外國遊客，有香港人和明顯富有的印度、尼泊爾 商人以及歸國藏胞。於是一些藏族人把怨氣出在了拉薩的漢人身上。我認識一個年青的藏族大學生，他給我說，如果當年十三世達賴喇嘛和英國簽約，西藏就歸東印度公司了，西藏會和印度一樣發達起來。漢人的政治災難害了你們漢人，也害了我們藏人。

 在一次座談會上，一個漢族青年發言說，拉薩騷亂從另外角度來講，也許是好事， 可以引起中央重視，在西藏的政策究竟對不對？對少數民族實行優待政策是應該的，但不能是保姆政策，這樣的話年青的一代將會出現畸型。上學有獎學金，升學降低分數線，上大學六門考試一百多分就入學，結果幾年出來素質極差。招幹招工也照顧，結果是欲望很高，實際工作能力很低，這樣做會害了這個民族。加上民族政策一味像哄小孩子，不啟發他的創造力，不培養他的反省能力，一些早該揚棄的陋習作為民族傳統保留下來，更不用說培養少數民族的競爭心理了。藏漢民族沒有和諧的氣氛，漢族同志很難在西藏工作生活。

 長此下去，拉薩會不會再有騷亂呢？」

 

」

52期（2008年5月）西藏暴亂事件專輯 ：（六）不可淡化的農奴社會的歷史

（六）

西藏暴亂背後的思考：不可淡化的農奴社會的歷史

雲淡水暖

達賴分裂勢力策劃下，西藏一小撮受到唆使、誘騙的僧侶、暴徒在拉薩搞打、砸、搶、燒、殺，以此紀念40年前的那次可恥的失敗的叛亂。恰逢今年是中國舉辦全 球矚目的2008奧運會的年份，如果把視野放寬一點，人們會發現有一系列的“巧合”，其一，臺灣的陳水扁借選所謂“總統”之機，在3月22日捆綁搞“以台 灣名義加入聯合國”的所謂“公投”，實際就是造成一種形態，中國的一個部分的居民，要以當地的名義加入只有主權國家才有資格加入的國際組織，造成“獨立” 的“民意訴求”；其二，新疆的疆獨恐怖勢力企圖製造突發恐怖事件，策劃在民航客機上引燃汽油，發動“自殺式”空難襲擊。
這 些勢力一起上陣、鼓噪，目的是共同的，就是搞出點聲勢來，以中國期望辦一個祥和、盛大、安全、公平的奧運的心理為籌碼，借助西方、特別是美國的反共、反華 政客和輿論歪曲，要脅中國人民和中國政府，要麼拿到一些“實質性”的東西，要麼賺個要喝，造個聲勢，起碼噁心中國一把。
明明是一小撮暴徒、不明事 理的僧侶在拉薩街頭進行有組織的殺人、放火、搶掠，而我公安、武警極為克制，境外媒體卻大肆炒作什麼中國政府“鎮壓”了所謂“和平請願”的所謂“僧侶”。 可笑的是，“神通廣大”的境外媒體們，竟然沒有拿出半點證據證實什麼人在“和平請願”，怎麼在被“鎮壓”，境外報刊、網站上發表的有人用手機或者相機拍的 相片，除了兇神惡煞的暴徒在燒國旗，甩石頭，手持明晃晃的鋼刀的形象之外，就是我員警呈被動防禦狀態，用盾牌擋石頭，還有武警在暴亂後開進清理一片狼藉的 街道。
更為可笑的是“民主自由”的“楷模”，手持“普世價值觀”大旗的美國政府和國會政客，立馬迫不及待地為暴徒們和被分裂勢力指使的少數僧侶 “站臺”，美國白宮14日發表“措詞強硬”的聲明，要求中國應該尊重西藏的文化。指出，“美國政府對西藏和中國之間關係緊張感到遺憾”，“美國國會眾議院 議長佩洛西星期三強烈譴責中國政府逮捕並關押在西藏進行和平示威的喇嘛。”
連日本人也跑出來插一腳，香港報紙報導“美國國務卿賴斯發表聲明，呼籲 北京以克制的態度處理西藏示威，並釋放被關押的西藏僧侶。美國國務院向國民發出旅遊警告，指使館人員無法入藏提供協助，呼籲國民避免前往西藏。日本政府亦 表示，如果歐美對中國採取嚴厲態度，日本也不得不同調，並可能會影響國家主席胡錦濤五月訪日行程。”
草民以為，撇開政治目的，僅就那一小撮暴徒的 行徑，在哪一個國家都都是標準的刑事犯罪，都必須受到法律的嚴懲，都必須為其殘暴、無知、犯罪付出代價。美國和西方政客、西方輿論又在搞他們駕輕路熟的雙重標準了，大談什麼“和平”。據西藏自治區主席向巴平措的介紹，暴徒手段之殘忍，令人髮指：“有1名無辜群眾被暴徒澆上汽油活活燒死，有1名執勤武警被暴 徒打暈之後又被用刀子在臀部剜出拳頭大的一塊肉。”，這就是美國、西方、日本政客們所認同的“和平示威”？在任何一個國家，襲警已經是重罪，何況在光天化 日之下在員警的身體上活活地“剜出拳頭大的一塊肉”，這叫做禽獸不如，天理難容。草民以為，要不是我武警戰士們克制，那幾個暴徒、痞子、混混並非是對手， 美國、西方的員警在執行公務的時候，容忍這樣駭人聽聞的殘害行為麼。
有意思的是，美國一提起西藏問題，就大談“文化”，而他們眼中的“文化”，其 實就是達賴喇嘛，而真實的情況是，美國、西方對所謂“文化”的關注，不如說是對政治的關注，達賴的政治主張一直是堅定的，美國、西方對達賴“文化”的支 持，是基於其西藏獨立的政治背景的，且這種支持是長久的，美國中央情報局甚至對達賴的分裂武裝進行了長期的軍事支持，擱今日，1949年至1969年，美 國對達賴進行了20年的軍事援助，就叫做恐怖武裝。媒體報導過，2001年5月，布希在“和平解放西藏日”明目張膽會見達賴；達賴在1989年獲發所謂 “諾貝爾和平獎”；2007年10月17日，達賴獲得了美國國會授予的美國國會金質獎章，而之前，布希總統在白宮“私下”會見了達賴。正是在如此的百般寵 愛下，達賴的分裂行為一天也沒有停止過。美國的一位國會議員說，“在美國領導人看來，達賴是在我們需要時隨時可以出現的宗教領袖”。
拉薩街頭暴徒 和鬧事僧侶們的所謂“紀念”，就是要“紀念”美國眼中的那種“西藏文化”，那種文化叫做“農奴制”，史料記載，處在封建農奴制度下的西藏，占總人口不到 5%的官家、貴族、上層寺院幾乎佔有了西藏全部的土地、草原、山林和絕大部分牲畜。一份歷史檔案記載，1950年的西藏有100萬人口，其中沒有住房的就 達90萬。當時的拉薩城區只有2萬人，而露宿街頭的貧民和乞丐就達1000多人。農奴的人身為領主所佔有，農奴主可以把農奴用於租讓、轉讓、賭博、抵押、 贈送或出賣給其他領主。
一些外國的旅行家、藏學家等曾經記錄了那種“文化”，“強大的僧侶勢力掌管一切，但僧侶也有高低之分，過著天上地下的生 活。即使是在寺院裏，普通僧人也隨時面臨著刑罰，甚至死刑”（ 崔比科夫《佛教香客在聖地西藏》）、“西藏沒有強大的中產階級。控制著封建領主的是僧侶。因為西藏人虔信他們那種形式的佛教，強大的僧侶勢力掌管一切。即 使是佛陀本人，沒有僧侶也無能為力。這個地方實行的是封建制度。喇嘛是太上皇，農民是他們的奴隸。”（艾德蒙·坎德勒《拉薩真面目》）、“終身不娶之僧侶 貴族，大都另有所歡，而低級軍人僧侶生活之放蕩，尤不堪問。普通迎神賽會之場，直是人欲橫流之所。…高級僧侶生活極安適，各有私人第宅或庵堂，且有雇傭僕 役七八十人者。低級僧侶生活殊惡劣”（ 日僧川口《旅藏三年記》）、“舊西藏，所有農民都是終身負債的農奴，他們身上還有著苛捐雜稅和沉重的徭役：‘完全失去了一切人的自由，一年更比一年窮 ‘。”（ 法國藏學家亞歷山大·達維·尼爾《古老的西藏面對新生的中國》）
在關於那種“文化”的典籍中，有這麼一段「為達賴喇嘛念經祝壽，下密院 全體人員需念忿怒十五施回遮法，為切實完成此事，需當時拋食，急需濕腸一付、頭顱兩個，各種血、人皮一整張，望即送來」（西藏自治區檔案館：50年代初舊 西藏地方政府有關部門致《熱不典頭目》的一封信），自詡信奉“人權”、“民主”、“自由”至高無上的美國“信善”們，不會還想讚頌和支持這種剝人皮、砍頭 顱的“文化”吧。

在參與打砸商鋪、學校、醫院，殺人放火的暴徒中，相信有一部分是受到蠱惑煽動的不明真相的青 年，這恐怕與他們是在一個越來越物欲化，功利化的年代所受到的訊息扭曲有關，不瞭解自身家族（如果是農奴的後代）的歷史傳承，輕信了達賴之流在宗教信仰掩 護下的復辟幻覺。時間過去40年了，達賴之流及其後代，忘記了、淡化了、消融了其復辟變天，重新成為西藏至高無上的農奴領主的美夢了麼，沒有。
達賴之流沒有忘記領主夢，農奴的後代們也不應該忘記農奴史。淡化、忘記、切割、歪曲歷史，對青少年的誤導是深遠的，以至於可能農奴的後代還以為達賴統治的年代是“天堂”了。忘記了歷史，也就背叛了歷史。
過去看過一部影片《農奴》，劇中的男主角強吧的扮演者旺堆本身就是農奴出身，農奴的女兒才旦卓瑪演唱了其中的插曲《共產黨來了苦變甜》：
喜馬拉雅山再高也有頂
雅魯藏布江再長也有源
藏族人民再苦啊再苦也有邊啊
共產黨來了苦變甜喲
苦變甜嘍

 

轉載自烏有之鄉網站http://www.wyzxsx.com

52期（2008年5月）西藏暴亂事件專輯 ：（四）警惕落入美國的“西藏陷阱”

（四）

警惕落入美國的“西藏陷阱”

于爾根·羅澤（德國聯邦國防軍中校）班瑋/編譯

西藏事件升級背後是否可能有美國插手？鑒於美國一直對中國可能崛起為其競爭對手抱有戒心，再加上利用民族或宗教問題挑起別國內亂、消耗對手是美國慣用的手法，這種可能性是完全存在的。

 利用別國少數民族和宗教勢力來達到自己強權政治目標是美國歷來慣用的手法。如果說美國偏偏這次沒有像一貫所做的那樣幕後插手，這簡直可以說國際政治發生了哥白尼提出“日心說”那樣天翻地覆的變化。

 １９７９年７月，前美國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布熱津斯基出於地緣政治考量，曾向卡特總統建議誘使蘇聯出兵阿富汗，使其陷入一場“越戰”式的遊擊戰。這樣可以大量消耗蘇聯軍事資源，與此同時，美國也可通過煽動蘇聯南部幾個加盟共和國中的穆斯林鬧獨立，使蘇聯南部失去穩定。後來這一構想果然實現了。布熱津斯基
在１９９８年接受記者採訪時曾承認：“在（蘇聯）入侵之前，我們的確向阿富汗遊擊隊提供了某種支持……我們沒有逼迫蘇聯人入侵，但我們的確通過我們的行動 有意識地提高了蘇聯人採取入侵行動的可能性。”布熱津斯基還說，“這種秘密行動的確是個絕妙的主意，它成功地透使蘇聯人落入了阿富汗陷阱。”

 西藏事件升級很自然讓人想到：美國人是否也想以同樣的方式誘使中國落入西藏陷阱？畢竟利用他國少數民族或宗教勢力來達到自己的強權政治目標是美國的慣用手
法。對美國來說，要對付中國這樣一個各方面實力不斷增長的多民族大國，促使其內部民族矛盾激化實在是個很有成功希望的選項，尤其是美國人已意識到中國人為保持經濟發展總是想儘量避免與美國直接對抗。在這種情況下，只存在一種可能的對策，那就是讓中國發生內耗。對美國來說，中國西部發生內亂不僅可以消耗中國 的實力，而且可以很有效地達到醜化中國形象的目的。

 還可以從這樣一種地緣政治的視角去解釋這個問題。據德國基督教民主黨政治家維利·維默爾透露，阿富汗總統卡爾扎伊曾跟他談到，美國人要想在阿富汗實現和平，三年前就可以做到，但美國人不願這麼做。再看看英國軍方是怎麼說的：我們要考慮在未來４０年在阿富汗一直保持駐軍。再看看阿富汗地圖：阿富汗首都喀布爾東北面有伯尼爾山谷，再往東北延伸便是在阿富汗東北角與中國接壤的瓦罕走廊。萬一西藏發生游擊戰，西藏叛亂者可以通過這條通道得到後勤支援。要實現這一
點當然要看誰在阿富汗擁有軍事基地和駐軍。(原文發表於德國freitag.com網站，譯文轉載自2008年4月18日《國際先驅導報》 )

 

52期（2008年5月）西藏暴乱事件专辑 ：（三）冒险的地缘政治游戏：华盛顿和北京玩“西藏轮盘赌”

（三）

冒險的地緣政治遊戲：華盛頓和北京玩“西藏輪盤賭”

威廉·恩道爾 著 邱東 譯

通過在雙方關係敏感領域和奧運會即將開幕之時煽動西藏暴力活動，看得出華盛頓已下定決心要和北京玩一次高風險的地緣政治遊戲。這是美國擾亂中國國家穩定活動的一次升級。

 這次“喇嘛革命”幕後的演員表明華盛頓正積極策動另一次臭名昭著的“顏色革命”。這些台前幕後的黑手都是此間老手。他們和美國國務院過從甚密，包括國家民主基金會和中情局的“非政府組織自由之家”等。

 逃到達蘭薩拉至今，達賴集團收到數百萬美元資金支持，不是從中情局，而是從不太惹人注意的國家民主基金會——一個美國國會資助的中情局週邊組織。該基金會一手操辦了每一次美國支持的“顏色革命”，從塞爾維亞到格魯吉亞，從烏克蘭到緬甸。

　　西藏這次“顏色革命”中，又是國家民主基金會在煽風點火。

 從1994年開始，國家民主基金開始提供資金給“國際西藏運動”。它還支持達蘭薩拉的《西藏時報》，提供資金給“西藏多媒體中心”和“西藏人權民主中心”。

　　美國國務院和美國情報界的身影出現在所謂西藏獨立起義和針對漢族居民攻擊行為的方方面面，這都是為了什麼？

　　西藏重要的戰略意義不僅在於地理位置，西藏也是礦產和石油的寶庫。支配西藏水源的人擁有能撬動整個亞洲的強大地緣政治杠杆。

　　但對華盛頓而言，西藏的主要價值在於顛覆和勒索北京的巨大潛力。

 西方媒體關於西藏事件的報導既不準確也未經獨立復查。西方媒體的沆瀣一氣更表明圍繞西藏的一系列事件是由華盛頓精心組織的又一次顛覆活動。

　　華盛頓在西藏的顛覆活動無疑得到了英國以及其他“友好”情報機構幫助。

　　這都是為了全球霸權，而非民主。毫不奇怪，中國不認為讓華盛顛得到這樣的霸權符合中國國家利益。

 美國在西藏進行的顛覆活動是一次重大戰略轉變。這些都發生在美國經濟和美元處於1930年以來最大危機的同時。值得注意的是，美國一邊在西藏讓中
國難堪，一邊派財長保爾森去北京。華盛頓實際上在玩火。中國早已取代日本成為世界最大外匯儲備國，北京只要拋售一小部分美國公債就能使美元崩潰。

（原文為加拿大全球研究組織(智庫)網站4月10日文章，譯文轉載自《環球時報》）

 

52期（2008年5月）西藏暴乱事件专辑 ：（二）德國網站爆驚天黑幕：西方勢力與達賴集團策劃西藏事件

（二）

德國網站爆驚天黑幕：西方勢力與達賴集團策劃西藏事件

據德國外交政策網站日前報導，柏林外交政策的一個前沿組織起決定作用地參與了當前的反華“西藏運動”的準備工作。這是從會議報告和一名加拿大記者的調查中得出的結論。

 根據會議報告和記者調查，這個運動受設在華盛頓的一個總部的操縱。2007年5月，這個總部在弗里德里希–瑙曼基金會的一次會議上受委託組織全球"抗議活動"。

    "抗議"計畫是在美國國務院和自我任命的"西藏流亡政府"的協助下制定的。它們計畫在奧運火炬傳遞期間採取能產生公眾效應的行動，並使抗議活動在8月北京奧運會期間達到高潮。

 這個運動在去年夏天已經啟動，現在它從中國西部發生的動亂中得到好處。這場動亂是從一群暴徒兇殘和大屠殺式的襲擊開始的。

根據這名加拿大記者的調查，當前的反華舉動—如在巴黎用暴力迫使奧運火炬傳遞中斷—的起點是弗里德里希–瑙曼基金會的一次會議。這次會議是第五次"支援藏人國際大會"，它於去年5月11日至14日在布魯塞爾舉行。

 根據基金會提供的情況，這次會議與其前四次會議一樣"應該協調國際西藏支援組織的工作，加強其與‘西藏流亡政府’的聯繫"。這個在很大程度上由國家提供資金的德國基金會在2005年3月開始籌備這次會議，並與待達蘭薩拉(印度)的達賴喇嘛協調行動。最後有來自56個國家的300多 人參加了這次會議，36個西藏團體和145個西藏支援組織也派代表出席。

"國際會議"制定破壞奧運"路線圖"

 這次會議經過多天商談後，以達成一份"行動計畫"而告終。這份計畫被視作"未來幾年的西藏運動路線圖"。它涉及四個議題："為談判提供政治支援"、"人權"、"環境與發展"和"2008年北京奧運會"。

 據弗里德里希–瑙曼基金會的負責人羅爾夫·貝恩特解釋說，奧運會是公開為"西藏運動"做宣傳的"極好機會"。與會者就此達成一致，
即在未來15個月裏，使奧運會成為其行動的主要攻擊點。他們為這個運動聘用了一名專職人員，從那以後，這名專職人員從設在華盛頓的總部指揮世界範圍的西藏
行動。

 由弗里德里希–瑙曼基金會籌備的布魯塞爾會議決議被賦予了特殊意義，原因不僅是參與者人數多，還因為這些決議的誕生離不開富有
影響力的政治家的參與。在分裂主義者當中享有很高聲譽的"西藏流亡政府"的代表是"總理"桑東仁波切。在場的還有來自印度喜馬偕爾郡的一位知名政治家。特別是美國副國務卿寶拉·多布里揚斯基也出席了布魯塞爾會議，她屬於布希政府中新保守派核心圈內的人物，被視為有能力達到目的的強硬派。

 據記者調查，一名女性成員早在2007年8月初，就在北京北部遊客眾多的長城邊上組織了一次吸引公眾眼球的行動。她與西藏"流
亡政府"保持著緊密的聯繫。另一名成員不久前指揮了對希臘聖火採集儀式的破壞活動。設在華盛頓的運動總部也在操縱其他破壞火炬傳遞的"抗議"。該運動的行動將在8月奧運會期間到達高潮。一名活動分子說："我們決心每天都在北京市中心開展活動。"

有意將報導加工成"中國鎮壓"

 這個反華西藏運動在德國弗里德里希–瑙曼基金會的一個前沿組織和美國國務院的一名高級代表的指導下成立，直到火炬傳遞開始前幾天，中國西部爆發騷亂，該運動才開始發揮其全部影響。

 英國《經濟學家》週刊記者詹姆斯·邁爾斯當時逗留在拉薩，他描述了藏人團夥大屠殺式的襲擊。邁爾斯說，一些商店被打上了標記，沒受到破壞，其他所有店鋪都遭到搶劫、破壞或被點燃。僅在一幢被大火燒毀的建築中，就有5名女店員死去。

 除邁爾斯之外，西方遊客也描述了受到的殘忍攻擊。一位加拿大人看到，多名藏人痛打一名騎摩托車的漢人，並用石塊"毫無仁慈心地"折磨他。這名遊客說："他們最後把他推倒在地，用石塊擊打他的頭部，直到他失去意識。我認為這個年輕人被打死了。"

 邁爾斯在接受美國有線電視新聞國際公司訪談時，描述中國公安民警、武警官兵的反應相對克制，而德國媒體卻把這些騷亂當作展示中國殘
暴鎮壓的背景。在這裏，事實顯然退居次要角色。電視臺和日報在此期間不得不承認在畫面上做了手腳：尼泊爾員警揮舞棍棒驅散示威者的鏡頭被說成所謂中國員警 施威的文獻資料。中國安全部隊將一名男孩解救出來的照片，被嚴重誤導成暴力逮捕。甚至對邁爾斯的報導也如此做了編輯加工，以使這些報導朝中國“鎮壓”當地 民眾的和平示威方向引導。

抵制奧運可能是西方"最後手段"

 柏林利用中國西部地區的騷亂開展其削弱北京的運動。自去年以來，德國政治家一直利用奧運會作為施加壓力的手段，想要迫使中國改變對西藏的政策並動搖北京對中國西部地區的控制。這一計畫是弗里德里希–瑙曼基金會和一個德國議會工作小組去年組織的活動的重點。

 德國政治家目前對中國內政的干預，基於中國西藏地區最近的動亂。柏林試圖利用這場衝突削弱中國。默克爾總理要求北京和達賴喇嘛直接"對話"，她在去年秋天邀請達賴舉行會談，從而親自奠定了基礎。

 柏林有目的地利用中國籌辦奧運會一事。去年5月，應弗里德里希–瑙曼基金會的邀請，"支援藏人國際大會"在布魯塞爾舉行。這是迄今為止有關西藏問題"最具有政治意義的"會議。"這也是由於奧運會對藏人提供的機遇，布魯塞爾的會議也對這個問題進行了討論。"

 幾個月之後，即去年11月，"德國聯邦議院西藏討論小組"組織召開了一個關於"西藏和奧運會"的會議。據關於此會的一份報告說，會議集中討論了"奧運會是否可以成為影響中國對西藏政策的一個工具"的問題。達賴喇嘛駐歐洲的代表稱："這是很有可能的。"在柏林的會議上，德國議員們聽取了"西藏隊計畫"的情況介紹。該計畫"旨在向北京奧運會派出‘西藏隊’"。這是一個公開的挑釁，目的是把一個與政治無關的體育賽事作為討論西藏主權的平台。

 奧運會被當作向北京施壓、迫使其顧不上崛起成為世界強國的目標而採取守勢的一個工具。一名德國政府官員去年11月就推測，奧運會將向世人暴露"中國的苦難"，這將損害而不是有利於中國。黑森州州長羅蘭·科赫說，如果中國政府壓制“藏獨”分子，抵制奧運會可能是西方"最後的手段 "。

轉載自2008年4月15日新華網

52期（2008年5月）西藏暴亂事件專輯 ：（一）西方陰謀家百年“藏獨”真相

西藏暴亂事件專輯

 

今年3月14日西藏發生了藏獨集團與西方反華的國際勢力合謀策動的暴亂，引發了全球矚目的軒然大波。美國的《紐約時報》、CNN，英國的BBC，德國的N─TV、N─24、RTL電視台等西方主要媒體紛紛刻意變造新聞、造謠誣衊，自行揭下久經偽裝的假面具，徹底暴露了帝國主義傳聲筒的本來面目。美、英、德、法的反動政客們當然也忙不迭地重彈「人權帝國主義」的陳腔濫調，滿口假仁假義的所謂「自由」、「民主」、「人權」，賣力聲援藏獨的行動。一貫親美反共的台灣朝野政客與主流媒體照例充當西方帝國主義的應聲蟲，隨之起舞，又表演了一次奴才附和主子的反中醜劇。西方主流媒體在這次藏獨暴亂中無恥的反華表現，激怒了全球的大多數中國人，起而在世界各地憤怒聲討，唯獨台灣一片默然。藏獨的產生本為達賴為首的西藏封建農奴主不甘喪失既得利益，而寧當西方帝國主義反華的鷹犬所致。但其勢力得以在近三十年來大有增長，卻是由於中共錯誤的鄧小平路線，就如大陸內地的資產階級在鄧小平路線背離社會主義下重新興起，西藏的封建奴隸主集團也必然因此而增加了復辟之機，其間有不可分割的關聯。鑒於半個多世紀來，台灣民眾在官方反共八股的洗腦下，對西藏問題的真相毫無所知，充滿了錯誤的印象，我們特製作專輯，選載若干文章，從歷史、國際軍事政治與思想理論各個角度，探討西藏問題，期能使讀者有全面的基本認識。──編者

 

 

（一）

西方陰謀家百年“藏獨”真相

《環球人物》雜誌

2008 年3月14日，不法分子在拉薩縱火300餘處，908戶商鋪、7所學校、120間民房、5座醫院受損，10個金融網點被砸毀，至少20處建築物被燒成廢
墟……18名無辜群眾被燒死或砍死，受傷群眾達382人，其中重傷58人。拉薩市直接財產損失達2.4億多元。拉薩“3·14”打砸搶燒事件令人髮指！

　　與此同時，中國18個駐外使領館相繼遭受暴力衝擊，一些設施遭到破壞。北京奧運會火炬在海外傳遞過程中遭到阻撓，甚至有人企圖撲滅聖火火種…… “藏獨”分子及支持他們的一些陰謀家裏應外合，在海外製造了一系列鬧劇。他們的行為已引起國際社會的廣泛關注，並受到主持正義的人們的強烈譴責。

　　上述一系列事件的發生並非偶然，既有達賴集團把北京奧運會看成是他們“最後的機會”的現實需要，也有其國外背景，更有歷史原因。

　　在達賴集團分裂祖國的活動中，我們始終能看到某些海外勢力的熟悉身影。 多年來，那些一直要分裂中國、對西藏心懷鬼胎的外國政府和所謂組織，從未停止對達賴集團的支持。

　　新中國成立以來的幾十年裏，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反華勢力，為達賴集團發動叛亂、騷亂、暴亂出謀劃策，培訓人員，提供軍火和財力。

　　而在新中國成立前的幾十年裏，一直對西藏垂涎三尺的英國曾侵略過西藏，分裂過西藏，並最早提出要讓“西藏獨立”。

　　那麼，這100多年來，英美等外國勢力究竟是如何分裂西藏或在“西藏問題”上大做文章的呢？這裏有幾個代表人物，看看他們的所作所為就明白了。

美國中情局特工麥卡錫 謀劃“藏獨”50年

　　對於達賴集團在中國西藏和境外發動的一系列暴力事件，有不少輿論認為，這些事件的發生都有某些國際背景。

　　3月26日，香港《亞洲時報》記者理查·M·貝內特在《西藏、“大陰謀”和中情局》一文中分析稱：“考慮到中情局一直與‘自由西藏運動’等 ‘藏獨’組織保持聯繫，並且出錢資助，出人參與培訓‘藏獨分子’，中情局的特工不可能不事先知道拉薩‘3·14’打砸搶燒暴力事件，甚至還很有可能是事先
獲得中情局秘密行動處的同意。因為達賴與美國情報部門已密切合作了50多年。”（注：十四世達賴，1940年舉行坐床儀式，1959年叛逃印度。） 那麼，中情局與達賴之間是怎麼合作的呢？看看中情局老特工羅傑·E·麥卡錫的所作所為吧……

　　打造“西藏特遣隊”

　　麥卡錫，1955年加入中情局，那年他才25歲。這個生長在內華達沙漠地區的年輕人，之所以被中情局選中，是因為他當時在美國特種部隊中表現出色，不僅有豐富的特種作戰經驗，而且“反共意志堅定”。

　　加入中情局兩年後的一天，麥卡錫突然接到一項密令：立即與在西藏活動的“藏獨”分子取得聯繫，為他們訓練一支“西藏遊擊隊”。

　　為什麼要訓練“西藏遊擊隊”？麥卡錫在他1997年出版的《蓮花淚》一書中，詳細透露了背景：“在新中國成立前的幾十年甚至上百年的時間裏，美
國從來沒有公開放棄過西藏是中國一部分的立場。然而1955年12月，（美國總統）艾森豪授權中情局開展秘密行動，以顛覆‘國際共產主義’。他認為， 西藏問題有宣傳上的感召力，中國人的行為可以被看成是共產黨想統治世界的證據。”

　　1957年，艾森豪政府派出密使，遊說西藏地方政府請求美國提供援助。然而，西藏方面並沒有理會美國密使。在尷尬的等待中，艾森豪決定
孤注一擲，密令中情局直接插手西藏事務，為“西藏遊擊隊”提供援助，包括訓練叛亂人員和空投武器裝備。
麥卡錫接到密令後，立即同在西藏活動的“藏獨”分子取得了聯繫。

　　當時，“藏獨”勢力的高層決定將阿塔、洛才、旺堆等6人送給中情局訓練。在一切謀劃妥當後，1957年3月21日晚，夜幕下，達賴集團的一名高層成員親自駕車，將6名“藏獨”分子悄悄送到邊境。隨後，6人打扮成錫克人的模樣，潛入東巴基斯坦（今孟加拉）的達卡。

　　兩天后又一個漆黑的夜晚，在達卡，麥卡錫焦急地等在一架飛機旁。當6名“藏獨”分子走過來時，他才松了一口氣。

　　麥卡錫看著眼前的這6個西藏人，眼神裏流露出一絲不屑——他們從未見過飛機，看到這個“怪物”時甚至有些恐懼；當他們被告知將被送往太平洋上的塞班島時，他們接連問塞班島是個什麼地方，他們要到那裏幹什麼……但老牌中情局特工麥卡錫，就是看中了他們的這種無知。

　　在書中，麥卡錫回憶道：“受訓的藏人旺堆剛見面就告訴我：‘我活著就是為了殺漢人。我們的期望非常高，真應該給我們超級炸彈，那樣的話一次就能
炸死成百上千的漢人！’中情局當然不會把超級炸彈給西藏人，但我發現，他們的學習熱情非常高，他們很快就成了迫擊炮和爆破專家。”

　　此前，中情局從未培訓過西藏人，也沒人通曉藏語。怎樣才能將6名“藏獨”分子培訓成“精英”呢？麥卡錫絞盡腦汁，從一些學術研究機構請來專家給 他們上課，最終教會了他們英語會話、使用無線電、識別地圖及組織遊擊隊等。這些“初級課程”完成後，麥卡錫又親自帶著他們，趕往日本沖繩，進行跳傘訓練。

　　1957年9月中旬，麥卡錫終於完成了對6名“藏獨”分子的訓練，隨後又悄悄把他們帶到菲律賓的克拉克空軍基地，開始實施代號為“守門人”的秘 密行動計畫——按照麥卡錫的要求，中情局在臺灣的一家掩護公司，派一架“處理過的”B-17運輸機飛到了菲律賓。這架運輸機卸掉了所有武器，鏟掉了所有標
識，並將整機漆成黑色，發動機上也裝了消音裝置。10月的一個夜晚，麥卡錫與“藏獨”分子阿塔和洛才，悄然登上這架運輸機，飛抵東巴基斯坦達卡郊外的一個 秘密基地。隨後，在麥卡錫的目送下，兩個“藏獨”分子又坐著這架飛機，向西藏飛去……

　　空投兩枚“棋子”

　　那架幽靈般的B-17運輸機，很快就飛到了西藏上空。兩個早已諳熟跳傘技巧的“藏獨”分子，同樣如同幽靈般從高空飄然墜地。為了防止被別人發現，全身“美國造”的他們，一落地就換上當地的衣服，並趕往藏南四水六崗軍的駐地。

　　四水六崗軍，是西藏和平解放後，由極少數不願接受中央政府領導的商人糾集起來，企圖以軍事手段對抗中央的部隊。兩名“鍍過金的‘藏獨’分子”的 到來，受到了四水六崗軍的追捧。麥卡錫通過無線電臺收到這一消息的一刹那，大喜過望。他知道，這意味著他在西藏的行動已經“成功”了一大半。他立即就將這 些“一手資料”上報給白宮，並著手部署下一步的行動。1958年1月，在麥卡錫的指令下，兩個“藏獨”分子潛伏到達賴的夏宮羅布林卡，與達賴的管家接上了
頭……

　　麥卡錫連連得手，中情局高層“非常滿意”。不久，中情局決定授予麥卡錫更大的許可權，命其組建一支“西藏特遣隊”——一個由“藏獨”分子組成，受中情局培訓，以爭取“西藏獨立”為目標的武裝組織。

　　接到上級指令的麥卡錫立即採取行動。不久，潛伏在西藏的兩個“棋子”，給他發了一份從四水六崗軍及其他“藏獨”分子中挑出的“高素質人才”名 單。 幾個月後，一群“藏獨”分子出現在美國科羅拉多州的一個訓練基地內。這裏海拔約3000米，空氣稀薄，植被低矮，環境與西藏非常相似。

　　麥卡錫再次當起了教官，開始對這群“藏獨”分子進行“角鬥士”般的嚴酷訓練。訓練結束時，麥卡錫親自給每個“藏獨”分子分發武器、無線電臺以及被俘時自殺用的氰化物膠囊！

　　據不完全統計，麥卡錫先後訓練了400余名“藏獨”分子，其中40餘名骨幹被空降回西藏。

　　麥卡錫不僅向“藏獨”組織空降“西藏特遣隊”隊員，還空投了大批武器。他在《蓮花淚》一書中承認，在他1961年年底離開“西藏特遣隊”訓練基
地之前，中情局在西藏上空進行了35-40次秘密空投行動，空投的武器包括英制來福槍、美制步槍、美制迫擊炮、印度造滑膛槍、輕機槍、火箭炮、衝鋒槍、手
雷和炸藥等。

　　挾達賴叛逃印度

　　麥卡錫將“西藏特遣隊”成員空降到西藏後，搜集西藏及中國內地的情報，便成了中情局交給他們的首要任務。為了完成美國“老闆”交給的任務，這些“藏獨”分子頻繁製造流血事件，並為中情局“挖”到了不少重要情報。

　　不過，這些對麥卡錫來說都是“小菜一碟”。他所做的最具轟動性的一件事，是指令“西藏特遣隊”挾達賴叛逃印度。

　　1959年3月17日，達賴在叛亂失敗後離開拉薩。麥卡錫最早安插在西藏大地上的兩個“棋子”——阿塔和洛才，立即將這一情報報告給麥卡錫。麥卡錫意識到此事事關重大，馬上致電華盛頓。華盛頓告訴麥卡錫：“讓阿塔立即去見達賴”，轉告美國“願意提供幫助”。

　　正不知所措的達賴，就像見到救命稻草一般，接見了阿塔。他告訴阿塔，他想建立一個“臨時政府”。阿塔立即通過電臺向麥卡錫作了彙報。而麥卡錫又 在第一時間讓阿塔向達賴轉達美國政府的意思：美國可以進一步在西藏組建遊擊組織網；如果達賴提出請求，美國願意負責達賴的安全，甚至可以向西藏空降美軍！
美國政府還建議達賴與印度政府接觸，以尋求避難。

　　在美國的慫恿下，達賴決定逃往印度。1959年3月18日午夜，白宮收到了這一情報，並當即通報了印度政府。時任印度總理的尼赫魯立即決定接受
達賴的避難請求。此時，達賴已接近中印邊境；麥卡錫在此之前派往印度的兩個密探，十萬火急地迎上了達賴，告訴他印度方面已做好了一切準備，以打消達賴的顧 慮。麥卡錫還授權最早潛伏在西藏的阿塔和洛才，拿出20萬印度盧比給達賴一行。3月26日，達賴到達印度，開始了流亡生涯。

　　其間，麥卡錫還親自出馬，在邊境地區，與四水六崗軍總指揮貢布紮西會面，動員他也叛逃。4月28日，貢布紮西越過邊界逃到印度。

　　幕後作祟數十年

　　1961年年底，“功成名就”的麥卡錫離開了“西藏特遣隊”訓練基地。但是，他對“西藏特遣隊”的影響力和實際指導，卻始終沒有中斷。1962 年中印邊境爆發戰爭後，麥卡錫向中情局建議：儘快與印度建立“夥伴關係”；與印度情報機構通力合作，訓練和裝備“西藏遊擊隊”……同年，中情局認為“繼續 向西藏空降特工風險太大”之後，麥卡錫又建議：可在中國的鄰國組建“遊擊訓練營”。中情局果然言聽計從，在尼泊爾建立了多個培訓“藏獨”分子的“遊擊訓練 營”，人數最多時曾達2000之眾，對西藏的安全和穩定造成了嚴重威脅。

　　1972年2月，尼克森總統與中國領導人進行了歷史性的會面。此後，美國政府對“西藏特遣隊”支持的熱情開始降溫。兩年後，尼泊爾政府派兵包圍了“遊擊訓練營”，清剿了拒降的“藏獨”分子……麥卡錫謀劃的“西藏獨立”企圖受到了嚴重打擊。

　　1995年，老邁的麥卡錫終於幹不動了，他退休離開了中情局。不過，他並沒有就此在“西藏問題”上收手，除了出書鼓吹“西藏獨立”，他還頻頻發表演講，鼓動一些所謂的民間機構出錢出力，支持“西藏獨立”。

　　但麥卡錫也許心裏最清楚，“西藏獨立”跟他一樣，正在一步步走向湮滅。(特約記者 王樹軍)

英國殖民主義者柏爾 “藏獨”的始作俑者

　　中情局、“記者無國界”組織和“國際援藏網”等外國勢力，在所謂“西藏問題”上的所作所為，並非一時心血來潮。它們企圖分裂中國，搞“西藏獨立”的險惡用心由來已久，有其深刻的歷史原因。

　　3月27日，中國外交部發言人秦剛在答記者提問時嚴肅地說：“所謂的‘西藏獨立’是怎麼產生的？大家可以去查一查有關歷史檔案。在100多年以 前，還沒有‘西藏獨立’這個辭彙。‘西藏獨立’的始作俑者是誰？你們也可以查一查歷史檔案，做一做調查，這樣也有助於你們更加真實、更加客觀地報導西藏以
及達賴的有關問題。”

　　那麼，所謂的“西藏獨立”到底是何時、何地、如何出現的呢？追溯其源頭，最終在英國，而第一個提出“西藏獨立”的英國人叫查理斯·阿爾弗雷德·柏爾。

　　“西藏？這是個什麼地方？”

　　英國人柏爾出生時離西藏很“近”。他的父親老柏爾是英國派駐印度的殖民政府的一名官員。印度炎熱的天氣，使老柏爾經常感到心情煩躁，動不動就拿
身邊的印度僕人出氣。 1870年10月31日，柏爾在加爾各答呱呱墜地。也許是繼承了父親的壞心情，柏爾從小就脾氣暴躁。不過，在他的身上，父親發現了一種冒險精神。於是，在
柏爾到了入學年齡的時候，他被送回英國，開始接受“正宗教育”。

　　柏爾似乎沒有辜負父親的期望。中學畢業後，他考進了牛津大學。一天，他正在校園裏閒逛，突然聽到旁人在談論一個消息：英國軍隊首次攻打西藏！“西藏？這是個什麼地方？英國為什麼要往那裏派兵？”18歲的柏爾不解。這些疑問，伴隨著他走進了大學。

　　1891年邁出牛津大學校園後，柏爾靠著父親的關係網，回到印度，在殖民政府裏謀到一份差事，一干就是9年。其間，他的足跡幾乎踏遍了印度，卻 很少到過接近西藏的地方。不過，柏爾知道自己終有一天會踏上西藏的土地。因為這時的他已很清楚，英國有一個已經存在了幾十年的計畫：把廣闊的青藏高原納入
英國的勢力範圍，將其作為保住英國在南亞次大陸戰略利益的“後花園”。

　　心懷鬼胎結識藏族人

　　1900年，30歲的柏爾終於迎來了直接接觸西藏的機會——他被調派到印度與中國西藏接壤的大吉嶺地區任職。大吉嶺地區生活著很多藏族人，藏文 化氣息濃厚。瞭解英國政府野心的柏爾，刻意與一些藏族人交朋友，潛心研究藏文化。他瘋狂地學習藏語，很快就成了一個“西藏問題專家”。

　　在大吉嶺任職僅三年，柏爾就通過廣交“西藏朋友”，對西藏的情況已瞭若指掌。於是，一起震驚世界的事件不可避免地發生了——英國軍隊第二次入侵西藏。

　　柏爾知道，這一次，英軍不到拉薩不會甘休。

　　早在1773年，英國駐印度總督就曾派秘書到拉薩，要求與西藏簽訂通商條約，但遭到了拒絕。隨後，英印政府改變策略，逐步控制尼泊爾、不丹和錫
金，完成對西藏的“包圍”。1888年，英軍首次入侵西藏，但在西藏地方武裝的抵抗下，慘遭失敗。11年後，英印政府致信十三世達賴（1878年舉行坐床 儀式，1933年去世），再次要求開通西藏和印度、錫金的邊境貿易。但十三世達賴原封不動地退還了這些信件，並回復說，中國中央政府不喜歡達賴喇嘛和英國
人通信……在英印政府看來，這簡直就是對大英帝國的“侮辱”，不打下拉薩咽不下這口氣。

　　1903年12月12日，從英國本土調來的3000名遠征軍士兵，悄無聲息地潛入西藏，與西藏地方政府的軍隊發生交火。英國發動的第二次侵藏戰
爭爆發了。那時，藏族士兵手中的武器極為簡陋，必須近身搏鬥才能打敗敵人；而英軍士兵卻拿著長槍，不等藏軍士兵靠近就開火射擊。很多勇敢的藏族士兵還沒看 清敵人的面目，就已中彈身亡……戰鬥持續了數月之久，西藏軍隊最終被打敗。1904年8月3日，英軍佔領拉薩，十三世達賴被迫逃離拉薩。英軍迫使達賴的留
守官員簽署了所謂的《英藏條約》。這份只有西藏地方官員和英國遠征軍司令簽字的條約，同意英印政府有權派商貿官員在西藏的江孜、噶大克和亞東三個城市開設 商埠；西藏要支付給英國56.25萬英鎊的戰爭賠款；英軍佔領毗鄰錫金的一部分西藏地區，也就是亞東的春丕穀，直到西藏將賠款付清。

　　消息傳來，柏爾與幾個朋友湊到一起開懷暢飲，醉醺醺地朝著拉薩方向高喊“大英帝國萬歲！”

　　厚顏無恥的“麥克馬洪線”

　　《英藏條約》剛一簽訂，年僅34歲的柏爾就被任命為亞東春丕谷的第一任“政治專員”。在長達兩年的時間裏，他成了春丕谷的“太上皇”，什麼都由他說了算。1908年，他再次受到提拔，成為英印政府的“錫金、不丹和西藏政治專員”。

　　獲得“高位”的柏爾，決心在“西藏問題”上實現“突破”。他將“突破口”放在了十三世達賴身上。此時，逃亡的十三世達賴正避居錫金。作為負責該地區的“政治專員”，柏爾對達賴“照顧有加”，兩人最終成了“親密的朋友”。

　　1913年11月，英國為了攫取西藏，主動召集中國中央政府代表、西藏地方政府代表和英國代表，在印度的西姆拉舉行會議。在歷時8個月的會議上，柏爾一直是英方首席代表、英印政府外交大臣麥克馬洪的助手。

　　開會之前，在柏爾的要求下，十三世達賴派西藏地方政府的與會代表夏紮倫青，與他進行秘密會面。柏爾要求夏紮收集中國中央政府與西藏地方政府在領土問題上的有關文件。此後，二人又在亞東住了三個月，密謀如何在西姆拉會議上共同對付中國中央政府。

　　會議開始後，此前對夏紮等人彬彬有禮的柏爾，立刻露出了猙獰的面目。他在地圖上畫了一條線（即所謂的“麥克馬洪線”），要求將西藏東南門隅、洛 隅、察隅地區約9萬平方公里的土地劃歸印度。柏爾要求西藏方面的代表承認這條線，還引誘說，英國人將在會議中支持西藏對中央政府提出領土要求；英方提出將
西藏劃分為內、外藏，在內藏，中國中央政府擁有主權，而在外藏，中央政府則只擁有宗主權，這將使西藏實現實質上的“獨立”。柏爾就此成為第一個提出“西藏 獨立”的人。

　　由於事關重大，夏紮等西藏地方政府代表遲疑不決，不敢在協議上簽字。見狀，“一向友好”的柏爾馬上變了臉色，威脅說“英國可能再次兵臨拉薩城下”……1914年3月24日，西藏地方政府代表在柏爾的威脅利誘下，在英國單方面提出的“麥克馬洪線”協議上簽了字。

　　陰謀策劃“大西藏國”

　　西姆拉會議結束後，柏爾仍然與已回到西藏的十三世達賴保持著“不間斷的聯繫”。他知道這層關係對他及英國仍十分重要。

　　1920年，北洋政府派人進藏，會見達賴喇嘛。達賴表示：“他親英非出本心，因欽差逼迫過甚，不得已而為之……至於西姆拉會議草案，亦可修改。”

　　這番話迅速傳到了英國人的耳朵裏。英國政府擔心達賴有變，立即派柏爾趕到拉薩。十三世達賴給了他特殊的禮遇，“首次接見，居然就邀請柏爾到自己
的寓所，與自己一起坐在一張小桌子前，並且不允許外人在場。這在西藏被視為莫大的榮幸，就連西藏地方政府高官也無人享受過這一待遇。”

　　在之後近一年的時間裏，柏爾向西藏地方政府提出了增加稅收、擴編藏軍至1.5萬人以及最終建立“大西藏國”的建議。當時，西藏的人力財力都很有 限，要擴充軍隊，勢必向寺廟徵兵；要增加稅收，就要減少寺廟的收入。這自然引起了僧俗民眾的反對。1921年，在拉薩傳昭大會上，西藏僧人就要趕走柏爾， 結果使僧人與藏軍發生了衝突。隨後，有人在柏爾住所門前貼“速行離藏，免遭性命”的字條。柏爾既害怕又不願離開，只得請達賴幫他另找住所。但達賴也不敢同
意，說藏民對柏爾仇恨已深，不走難以保全性命。就這樣，柏爾被迫狼狽地離開了西藏。

　　逃出西藏後，柏爾正式離開了英印政府，開始撰寫有關西藏的書籍——1920年出版《西藏：過去與現在》，1928年出版《西藏人民》，1931年出版《西藏宗教》……他推出的一系列有關西藏文化與歷史的書籍，只有一條主線，即所謂的“西藏獨立”。

　　在寫書期間，柏爾仍與達賴保持著密切的聯繫。1934年，他帶著妻子重返西藏。但這一回，他未能見到十三世達賴，因為後者已於1933年去世。1945年，已經移民加拿大的柏爾寫成了《達賴畫像》一書，但書稿剛一完成，他自己也一命嗚呼了。

　　儘管柏爾已死去60餘年，但他留下的“藏獨”流毒並未消盡。他生前也許已知道會有一批追隨者，但他想不到的是，他去世幾十年後，中國會變得如此強大，他的罪惡目的永遠不會得逞。(《環球人物》雜誌特約記者 王樹軍)

專家解讀西方“藏獨”陰謀

　　3月14日，在拉薩發生的打砸搶燒暴力事件中，少數“藏獨”分子和暴徒向手無寸鐵的群眾瘋狂施暴的場面，令人震驚。然而，西方主流媒體卻顛倒黑
白，混淆是非，掀起指責中國政府的浪潮。十四世達賴喇嘛借機辯稱，他“絕對沒有分裂西藏或是在漢藏民族間製造矛盾的圖謀”。那麼，為什麼會發生如此令人憤 慨的暴力事件？帶著這一問題，記者採訪了中國藏學研究中心歷史研究所所長周源研究員。

　　《環球人物》雜誌：此次發生在西藏的“3·14”打砸搶燒事件有什麼特點？

　　周源：最突出的特點是，這是一次達賴集團有組織、有預謀、精心策劃的暴力事件。這次暴力犯罪事件不單出現在拉薩，在甘肅南部、四川甘孜等藏區也
相繼發生，再聯繫到3月10日以來，中國有18個駐外使領館相繼遭到暴力衝擊。同時發生這樣的事，怎麼可能是沒有任何組織、沒有任何人策劃的呢？!

　　《環球人物》雜誌：達賴集團為何選擇在此時策動暴力事件？他們想達到什麼目的？

　　周源：在達賴集團看來，今年的形勢與往年不同。首先，中國人期盼已久的北京奧運會即將舉行，達賴早在去年訪問歐洲時就曾多次說：“北京奧運會也 許是藏族人的最後機會。”他呼籲有關國家在與中國打交道時，把“西藏問題”與北京奧運會聯繫起來。其次，十四世達賴今年已經73歲了，用他自己的話說， “今年是解決‘西藏問題’的關鍵一年”。達賴集團之所以製造“3·14”暴力事件，不過是垂死掙扎，企圖以此吸引國際社會的注意，為日暮途窮的“藏獨”勢 力打一支強心劑。

　　《環球人物》雜誌：有分析說，在包括“3·14”暴力事件在內的達賴集團分裂祖國的活動中，某些國際勢力在其中起到了很大作用。請問這些勢力究竟起了怎樣的作用，它們想達到什麼目的？

　　周源：的確如此。在達賴集團分裂祖國的活動中，我們始終可以看到某些國際勢力的熟悉身影。這些歷來拿“西藏問題”說事的國際勢力，對支持達賴集 團可謂不遺餘力：一方面，幾十年來，它們直接為達賴集團發動叛亂、騷亂、暴亂出謀劃策，培訓人員，提供軍火和財力、物力支援；另一方面，它們又肆意歪曲 “西藏問題”的真相，妖魔化中國，向中國政府施壓，為達賴集團助威打氣。這些國際勢力想要達到的目的只有一個：利用所謂“西藏問題”，遏制中國的發展，直至分裂、肢解中國。

　　《環球人物》雜誌：外國勢力對“西藏問題”的介入，經歷了哪幾個階段，分別有什麼樣的特點？

　　周源：外國勢力插手“西藏問題”，大體可分為兩大階段：第一階段是從19世紀末期至新中國成立前夕，英國通過發動侵藏戰爭和扶植西藏上層親英分
裂勢力等方式，插手西藏事務，否認中國對西藏的主權，試圖把西藏作為其獨佔的勢力範圍和保證英屬印度安全的“戰略緩衝區”。第二階段則是從新中國成立至今，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反華勢力，一直支持達賴集團，企圖把西藏作為遏制中國、“分化”中國的突破口。居心叵測，不可不察。

　　《環球人物》雜誌：從過去到現在，在“西藏問題”上指手畫腳的外國勢力主要有哪幾類？

　　周源：大概有四類：以美國中央情報局為代表的情報機構，主要採取培訓“藏獨”分子，通過提供顧問與物質支援等手段，扶植“藏獨”勢力；以美國國會為代表的西方議會，通過形形色色的涉藏決議，向中國政府施壓，為達賴集團撐腰；以“記者無國界”組織為代表的國際組織，為“藏獨”活動造勢，爭取國際空間；以“自由西藏運動”為代表的國際“援藏”組織，主要為“藏獨”集團聯絡國際政要，擴大影響，並負責籌錢。

　　《環球人物》雜誌：圍繞所謂“西藏問題”的鬥爭未來將會如何？

　　周源：我認為，達賴集團和西方反華勢力的“藏獨”陰謀絕不能得逞。正如鄧小平同志1987年10月16日在接見外國客人時所說的：“有人想把西藏從中國大家庭中分裂出去，把西藏拿出去，我看他們沒有這個本事。”

　　在我看來，達賴集團製造的“3·14”暴力事件，影響不了包括西藏自治區在內的我國的大好形勢，只能再一次暴露他們圖謀“藏獨”的本質。歸根結底，“藏獨”集團的搗亂和破壞成不了什麼大氣候，動搖不了我國的發展大局。

　　但是，我們也要清醒地認識到，達賴集團和西方反華勢力絕不會就此善罷甘休，一有機會，他們還會興風作浪。我們與他們的鬥爭是長期的、複雜的，有時會十分尖銳。(《環球人物》雜誌記者 陳小茹)

 

52期（2008年5月）新自由主義和階級權力的復辟 （三）大衛 • 哈維（David Harvey）著 李度文 譯

新自由主義和階級權力的復辟 （三）

大衛 • 哈維（David Harvey）著 李度文 譯

 

稍早前貨幣學派轉向了新自由主義，但徒此不足為功，還必須有政治上的轉向來支持，雷根的當選啟動了鞏固政治轉向的長期過程。當時艾德索指出，雷根的政策集中在：

“從範圍和項目，全面減少聯邦政府對產業、環境、職場、醫療保健和買賣雙方關係的管制。雷根政府用以下的手法完成推動解除管制的工作：大幅削減預算降低政府執行管制的能力；任命反對管制、著眼產業發展的官員；最後，賦予白宮的「管理與預算辦公室」前所未有的權力來推遲實施主要的管制法規、大幅修改管制的建議案，還以長期的成本收益分析有效否決多方面的管制創議。”（註16）

然而，同時另有一項轉變也驅動著走向新自由主義對策的運動，不過這回的轉變卻發生在1970年代的全球層次上。1973年「石油輸出國家組織」（OPEC）實施石油禁運，OPEC的石油價格飆升，像沙烏地阿拉伯、科威特、阿布達比這些石油生產國便握有了龐大的金融權力。我們現在從英國的情報報告知道，1973年美國曾積極準備入侵這些國家以恢復石油的流動並壓低石油價格。我們也知道，那時沙烏地阿拉伯人若不是受到美國的公開威脅，據推測也是在軍事壓力下，同意把他們的所有石油美元經由紐約的投資銀行循環回流。（註17）紐約的投資銀行突然發覺他們一下子掌握了大量資金，必須尋找獲利的出處。1970年代中期，美國經濟衰退，投資回報率低，沒什麼好的投資選項，得到國外尋找更有利的投資機會。但要美國控制的資金能在外國及國際間運營，就必須要求外國開放門戶並提供適度的保障條件。紐約的投資銀行為獲取新開放的投資機會、保護國外的交易活動，便想求諸美國的帝國主義傳統。

美國的帝國主義傳統已發展有年，且在很大程度上自命有別於英國、法國、荷蘭以及其他歐洲強權的帝國主義傳統。（註18）美國雖在19世紀末也玩票式地搞點殖民征服，但在20世紀它發展出一個沒有殖民地的比較開放的帝國主義體系。1920年代和30年代，美國在尼加拉瓜搞出一個美國帝國主義的標準模式，當時美國派遣海軍陸戰隊至尼加拉瓜保護美國的利益，卻深陷由桑地諾（Sandino）領導的的游擊抗戰，久拖難決。脫困的對策是找出一個當地的強人——此即蘇莫查（Somoza），提供經濟與軍事援助給他、他的家族和現有的盟友，讓他們得以鎮壓或收買反對派，並為自己積累相當大的財富和權力。蘇莫查等人則報以始終支持美國（必要時還促進）在尼加拉瓜和整個中美洲地區的利益。二戰後美國堅持要歐洲強權放棄在全球的殖民統治，自己則採取尼加拉瓜模式維持帝國主義的體系。例如，1953年美國中央情報局（CIA）在伊朗策劃政變推翻了民主選出的莫薩德克（Mossadeq）政府，扶植伊朗國王復辟，伊朗國王給了美國公司開採石油的合同，卻沒有歸還被莫薩德克收歸國有的英國公司的財產。伊朗國王也成了保衛美國在中東石油地區利益的重要人物。在戰後時期，美國用這種手法得以控制許多非共產主義世界的國家。但這也讓美國經常必須採取反民主（特別是反人民和反社會主義/共 產主義）的戰略。這有個走向反面的效應，美國越來越和發展中國家的高壓軍事獨裁政權與威權政府結盟（當然，最顯而易見的是在整個拉丁美洲）。結果，美國的利益在與國際共產主義的鬥爭中變得更易受損，而不是相反。支持更為高壓的政權總有適得其反的危險。雖然很輕易便可收買到統治精英的附和，但要對抗人民或社會民主的運動就必須採取強制力，於是美國就與大多暗地使用暴力反對民眾運動的長期歷史脫不開關係。

經由紐約的投資銀行循環回流的盈餘資金，正是在這種背景下分散到世界各地。到現在為止，戰後流向發展中國家的美國投資大多為直接投資，主要與利用開發原料資源（石油、礦產、農產品）或培育特定市場（如電訊等）有關。紐約的投資銀行在國際上向來活躍，1973年後雖然比較不再集中在直接投資，但更加生龍活虎。（註19）這就必須要讓國際信貸和金融市場自由化，美國幾乎在「弗克爾震盪」後便立即積極推進支持這種個策略。紐約的投資銀行起初集中於直接貸款給外國政府。渴求信貸的發展中國家實際上被誘入了債務/信貸陷阱，有美國帝國權勢支持的投資銀行藉此得以要求比國內更有利的收益率。（註20）由於貸款指定要以美元給付，只要美國利率溫和上升（更別提高漲）就輕易能讓外匯短缺的弱國還不了債務。這時紐約的投資銀行便大有蒙受損失的風險。「弗克爾震盪」沒一會兒，就首次出現了這樣的重大實例，墨西哥受美國利率飆升的衝擊，在1982─-4年間幾近付不出債款。雷根政府上台的第一年曾認真考慮過不再支持「國際貨幣基金會」（IMF），這時則想出結合美國財政部和IMF的力量的方法，允許債務國借新債還舊債，但要求債務國必須實行經濟結構改革，冀此解決這個難題。當然，這必須要IMF從凱恩斯主義轉向貨幣主義的理論框架，這種轉變很快便完成，IMF成了經濟理論中的新正統──貨幣主義發揮全球影響力的中心。墨西哥在獲准重新安排債務償還方式下，被要求實行制度改革，如削減福利開支，放鬆勞工法令，進行私有化，這些步驟日後謂之“結構調整”。於是在日益加長的新自由主義政權行列中，墨西哥也部分地給擺了進去，從此，IMF成了在世界各地推動新自由主義政策的關鍵工具，有許多情況還用強制的手法。（註21）

墨西哥的實例說明了自由主義與新自由主義之間的一個重大差異：在自由主義下，貸款人要承受不良投資決定的損失，而在新自由主義下，借款人卻被國家和國際勢力強迫全部承受償還債務的代價，不論這對當地人民的生計和福祉會有什麼影響。如果償債的安排要求把資產按火災後的倖存品價格廉價交給外國公司，那也得幹。金融市場在全球範圍的這些變革，使新自由主義經濟體制基本上完備了。如達姆尼爾和李維所言，結果是讓美國的上層階級從世界其他地區汲取很高的收益率。（註22）

美國階級權力的復辟也依階級權力本身重組其構成的形態而定。所有者與經營者（或說賺取紅利和利息的貨幣資本與想從組織生產中獲取企業利潤的生產/製造資本）之間的分離多次造成資產階級內部金主與生產者之間的衝突。例如，在英國，政府政策長期主要迎合倫敦市金融家的要求，經常損及製造業的利益，1960年代美國也經常浮現金融家與製造業主之間的衝突。1970年代許多這類衝突消失了。大公司即使仍從事生產，也越來越注重金融領域，如汽車部門便是這樣。所有者與經營者的利益用發配股票選擇權給經營者當報酬的方式交融起來。股票價值而非生產成了經濟活動的指示燈，由此滋生的投機誘惑也就變成勢不可當了，這點在日後如恩榮（Enron）之類的公司破產後，即顯而易見。普遍的結果就是金融界（會計師而非工程師的權力）在統治階級和統治精英內部佔了上風。簡言之，新自由主義也就是一切事物的金融化，以及損害其他部門資本的利益將資本積累的權力中心轉到所有者及其金融機構。因此，支持金融機構和金融體系的整合就成了日益主導全球政治的新自由主義政權集團（如七大國G7）最主要的關注所在。

二、以概念類型（ideal type）考察新自由主義政權

 

且拿新自由主義政權當成概念類型加以考察。用概念類型來建構論證有眾所周知的危險，但在初步探討新保守主義的政權是徹底背離新自由主義政權或者僅是以其他方法加以延續的問題時，使用概念類型卻有利於釐清新自由主義政權和前此的社會民主政權的不同之處。

新自由主義政權的根本任務就是從基礎上創造一個“良好的商業氣氛”，從而使資本積累有最佳的條件，不論這對就業或社會福利會有什麼後果。這和社會民主的政權大相逕庭，社會民主的政權是在維持適當而穩定的資本積累率的條件下，致力於所有公民的充分就業和最大福利。

新自由主義政權設法促進所有企業團體的事業，用免稅和其他優惠並在必要時以國家支出提供基礎設施來加惠和激勵企業團體，力言這將促進增長和創新，是消除貧困且終究會提高民眾生活水平的唯一方法。新自由主義政權尤其孜孜於國家資產的私有化，以此為資本積累開疆闢土。以前由政府經營或管理的部門（運輸、電訊、石油及其他自然資源、公用事業、社會住宅、教育）均被轉交到私人領域或取消管制。資本在部門間和地區間的自由流動被視為恢復利潤率的關鍵，凡有礙於資本自由流動的障礙（如計畫控制）都必須徹除，除了那些攸關 “國家利益”的領域（但所謂“國家利益”可依需要改變定義）。因此，新自由主義政權的口號就是“彈性”（勞動市場和投資資本的配置）。它大吹競爭好處的法螺，實際上卻把市場開放給集中的資本和壟斷的勢力。

在國內，新自由主義的政權對限制資本積累的社會團體（如工會或其他在社會民主政權下佔有相當勢力的社會運動）無不敵視，在有些情況下還公然鎮壓。它撤消提供福利，在醫療保健、公共教育以及社會民主政權列為中心事務的各類社會服務方面，盡量降低政府的作用。社會安全網給減至無可再減。這當然不是說一概撤除管制行動或政府干預。為了確保無法私有化的公共部門 能“負責”和具“成本效益”，由官員管理這些部門的規章大量制訂出來（例如，撒切爾力求而且也達成了強力管控英國的大學）。公共部門承擔所有風險而公司部門獲取一切利潤的公私合夥關係受到青睞。企業界參與立法和決定公共政策以圖利本身。如有必要，國家還會訴諸制訂強制鎮壓的法令和實行監管的策略（如反勞工圍廠抗爭的法規）以驅散和鎮壓集體形式的反抗。監視和督管的形式大為增加，在美國，關押成了處理被解雇工人和邊緣人口滋生的問題的主要國家戰略。

對國外，新自由主義政權力求減少資本跨國流動的障礙，也力求對資本積累的全球勢力打開商品和貨幣資本的市場，這些得以進入當地市場的勢力有時是競爭性的資本，但經常是壟斷資本（雖然開放市場的規定總會附上“違反國家利益”者不得進入的條款）。在國外打開獲利高的新地盤（在某些情況下甚至是新殖民主義的資本主義活動）時，為了堵住國內反對派的口，所謂提高國際競爭的能力和全球化的意識形態就給抬了出來。在這方面，大公司的資本家集團也照樣與政府權力一起制定政策，合力安排創造像「世界貿易組織」（WTO）、「國際貨幣基金會」（IMF）與「國際清算銀行」這類新的國際機構。

新自由主義政權尤其關切金融機構。它不僅設法助其擴張影響力，而且不惜任何代價確保金融體系的完好無損和清償能力。國家權力給用來解救或防止金融破產（如1987-8年的美國儲貸危機與1997-8年對沖基金「長期資本管理公司」三萬億美元的暴跌）。國際上它用IMF之類的機構避免讓投資銀行有要不回債務之虞，實際上盡其所能使金融界在國際市場上免遭風險和不確定的局面。新自由主義政權致力於保護金融界，既促成也表現了資產階級的權力在金融化過程中的鞏固。一旦保全金融體系與人民福祉發生了衝突，新自由主義政權會選擇前者。

最後，新自由主義政權是極其反民主的，雖則它經常設法掩蓋這個事實。精英統治受到支持，以前的決策主要是以民主的方式，由議會討論定案，在新自由主義政權下，則捨此而強烈偏好以行政命令和司法判決實行管治。代議制民主尚殘留下來的部份，如果不是像在美國那樣被金錢的威力藉政治獻金法完全敗壞掉的話，也抵擋不了金錢的優勢，被壓得奄奄一息。強有力的機構如：國內的中央銀行（像美國的聯邦儲備銀行）、準政府機構和國際上的IMF和WTO，給建立了起來，這些機構完全不受民主力量的影響、審計、究責和控制。在新自由主義的觀點，大眾民主等於“暴民統治”，往往造成資本積累的所有障礙，這在1970年代危及上層階級的權力。新自由主義者鍾意的管治方式是“公私合夥”，政權和主要的商業集團緊密合作，就促進資本積累的目標協調彼此的行動。結果，被管理者得以制定管理規則，而所謂的“公共”決策則變得更為隱諱難明。

新自由主義政權強調個人和個體的自由、不受管制和責任的重要性，特別是在市場方面。因而就以個人是否具有創業的才幹來解釋在社會上的成敗，而不是溯因至資本主義特有的階級排斥這類體系的特性。在新自由主義政權統治下出現的反抗言行往往局限於個體人權的問題，結果，大約自1980年始，“激進”的政治觀點和反對派的政見紛紛以個體的人權為主要著眼點，各式各樣的“權利論述”花繁葉茂，粲然大備。遇有問題就得由個體（individuals）（回想一下，公司在法律上也被界定為個體）訴諸法院謀求解決和補救之道。名義上，人人有平等的權利向法院申告，但實際上不論是個人為過失行為興訟，還是一個國家控告美國違反WTO規則，訴訟費用都極為昂貴（打WTO的官司，費用可達一百萬美元，等於一些小的窮國的一年預算），於是訴訟結果就會對握有財勢的人極度有利。無論如何，在司法體系的判決中，階級偏見即使不是必不可免，也是所在多有的。在新自由主義體制下，為爭取多種不同的權利而採取的重大集體行動的方式，是由非經選舉（許多情況下是精英領導）的倡導團體規劃並闡述的，對這點絲毫不必驚訝。非政府組織（NGO）在新自由主義體制下大量發展，讓人產生幻覺，以為在國家機器之外的一些所謂“公民社會”的分立團體內動員起來的反對行動，是反抗的政治鬥爭和社會改造的強大動力。

從上述的說明，我們清楚知道，國家政權或法院之類的特定政權機構，並沒有如近幾年右派和左派的許多論客所言，因新自由主義而變得無關緊要。然而，政權的機構與行事常規確有根本的改變，特別是在強迫與贊同之間的平衡，資本勢力與民眾運動力量之間的平衡，行政及司法權力與議會民主權力之間的平衡這幾個方面。

以上的“概念類型”說明有太濃厚的功能論色彩。因此考察新自由主義內部的基本結構矛盾，以使論述完整而全面是很重要的。支配的階級關係的再生產是社會秩序的基本要件，深植在這種關係中的威權體制與個體自由的理想扞格不合。雖然保持金融體系的完好無損可能至關緊要，但金融體系內部的經營者只圖私利、不住橫流的個人主義卻造成投機的劇烈波動和長期的不穩定。競爭的優點給吹得神乎其神，事實卻是一小撮資本集中的跨國公司的壟斷權力日益鞏固。然而，在民眾方面，強烈要求個人自由的欲望極為容易脫韁失控，造成社會分崩離析。因此，為了永保支配的權力關係就必然要建立可制止要求個人自由的衝勁的壓迫關係。在國際對抗的舞台，由於新自由主義強調競爭而造成的形勢變幻難測，危及霸權的穩定和地位。像美國這樣的霸權就可能因此採取壓制措施和行動，以護衛使其霸權得以存在的不對稱經濟關係。在這些矛盾之外，我們還必須加上一種可能性：新自由主義公開宣告的目標——所有人的福祉與實際後果——階級權力的復辟之間的落差迅速擴大。

後面我們會討論這些矛盾的因素。但顯然，新自由主義必須視為一個不穩定且在演變中的資本積累體制，而非一個已固定下來、功能協調發展的政治經濟權力的組合體。這樣就便於把新保守主義看成對新自由主義固有矛盾的可能反應。

三、植入、擴散與演變

 

接著考察1970年代中期以後新自由主義的政治觀和政策實際上紮根於全球資本主義的歷史─地理環境的方式。顯然，英國和美國帶頭領路。但在英國與美國轉向新自由主義都不是沒有問題的。在英國，新自由主義的政治改革歷經長達十年的階級對抗和鬥爭方克有成，1984-5年長期而艱苦的礦工罷工是階級鬥爭的中心主題。撒切爾雖順利把社會住宅和公共事業私有化，但國家醫療保健體系和公共教育這類核心的公共服務部門卻除了在邊緣小敲小打外，沒有傷筋動骨。而由於她自己黨內有許多人一開始並不贊同她選擇的方向，什麼障礙都給丟出來阻擋她實現目標。福克蘭/馬爾維納斯群島戰爭（the Falklands/Malvinas war）發生時她大肆鼓動民族主義，1983年她獲得連任，得益於民族主義的高漲者，遠過她沿新自由主義道路取得的任何真正成功。在美國，雷根年代的轉軌衝突較少，而且更為重要。1960年代的“凱恩斯主義妥協”政策不可與歐洲社會民主政權的成就同日而語，對新自由主義的反抗也沒那麼鬥志昂揚。雷根也極度專注於冷戰，發動了一場軍備競賽，這場軍備競賽造成某種由財政赤字挹注的軍事凱恩斯主義，給了他在南部和西部的大多數選民特有的利益。上升的聯邦赤字則為削除社會福利方案提供了方便的藉口。（註23）

儘管大吹特吹新自由主義是治療病魔纏身的經濟的靈丹妙藥，但不論是英國還是美國在1980年代的經濟表現都不佳，這表示新自由主義大有可能不是合乎資本家祈求的對策。的確，通貨膨脹降低了，利率也下降了，但這都是用高失業率（例如，在雷根年代裏平均7.5%）換來的。另一方面，法國社會主義/共產主義者聯手企圖以銀行國有化加強政府控制和用佔有國內市場來促進經濟增長，並未如願，也表明在1980年代中期以後任何左派的替代方案亦無可指望。那麼，合宜的選擇方案又在何方？（待續）

 

51期（2008年1─4月）目錄

《批判與再造》51期目錄

小啟

自2008年起本刊因故延期出刊，為使雜誌內容能與時局變化同步，1月-4月僅出51期一本，自5月開始恢復每月出刊一期，訂戶到期日順延三個月，謹向讀者致歉，敬祈諒解。

《批判與再造》社敬上

51期（2008年1-4月）新自由主義和階級權力的復辟 （二）大衛 • 哈維（David Harvey）著 李度文 譯

新自由主義和階級權力的復辟 （二）

大衛 • 哈維（David Harvey）著 李度文 譯

 

左派的對策是加強政府對經濟的控制和管理（如果必要的話，還包括用緊縮財政支出與管制工資、價格來抑制勞工和民眾運動的想望），卻不正面否定資本積累的能力。這個對策是由歐洲的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政黨聯盟提出的，在像意大利北方“紅色博隆納”（ “Red
Bologna”）的地方寄望於嘗試以革新的方式駕馭管理資本的積累，或如意大利和西班牙轉向更開放的市場社會主義和“歐洲共產主義”的思想。在這樣的規畫下，左派號召了相當的民眾力量，在意大利幾近當權，在法國和西班牙則實際已獲得國家政權。即使在美國，1970年代初期民主黨控制的國會也制訂了一大串改革法案，由共和黨總統尼克森簽署，來管治環境、勞動、消費者和公民權利的問題。（註11）但左派大體上並沒超出傳統社會民主派的對策多少，而在1970年代中期這些社會民主方案即已證明不能符合資本積累的要求。結果造成兩極對立的爭論，一方是經常採取實用政治策略抑制自己選民的想望的社會民主勢力，另一方則是力謀為勃發的資本積累重建更為開放的環境的所有利益集團。

新自由主義過去早就給備好要用來當成公共政策，處理那些危及資本主義社會秩序的事物，並醫治資本主義的疾病。但只是在陷入困境的1970年代，才登上舞臺中心，尤其是在美國和英國，經諸如倫敦「經濟事務研究會」（Institute for
Economic Affairs）、芝加哥大學這些智庫的培育、鼓吹而得勢。新自由主義的兩位要角，哈耶克（von Hayek）與弗里德曼分別於1974年和1976年獲頒諾貝爾經濟學獎，新自由主義也得到了尊崇，逐漸發揮實際的影響力。例如，在卡特總統任內，為處理美國延續整個1970年代的長期滯脹，提出多項對策，其中就有取消經濟管制一項。但要到1979年美國和英國加以採用，新自由主義才大大鞏固，成為資本主義發達國家管理經濟的新正統政策。

那年5月，撒切爾（Margaret
Thatcher）在英國當選首相，獲得有力的授權改革經濟。在凱思‧約瑟夫（Keith Joseph）和「經濟事務研究會」的思想影響下，她接受了這樣的觀點：凱恩斯主義必須拋棄，改以貨幣學派的「供給面」（“supply-side”）藥方為治療1970年代英國經濟滯脹的根本之道。她明白，這不啻是要實行在財政和社會政策上的革命，毫不遲疑便表示出強烈的決心，要廢除英國自1945年以來確立的社會民主政府的各種制度和政治措施。也就是對抗工會的權力，攻擊有礙於競爭彈性（包括許多專業人員及其協會的權力）的所有形式的社會結合（如藉由市政管理表現者），取消福利國家的措施或使之倒退，把公共事業（包括社會住宅）私有化，減稅，鼓勵企業創新，並創造有利的企業環境以吸引外國投資（特別是日本）大量流入。

皮諾切特用強制的國家暴力做到的事情，撒切爾則以組織民主共識來完成。葛蘭西（Antonio Gramsci）認為，進行革命行動之前，必須先形成共識和思想文化的主導權，而撒切爾確實自稱為革命者，就此而言，葛蘭西的觀點切中肯棨。在1970年代經濟停滯的黯淡時期，針對工會權力與政府官僚顢頇刻板令人氣悶的作風而來的個人主義、擺脫管制、自由作主的思想，在越來越曲意迎合大資本利益的媒體樂於宣傳下，蔚為洶洶巨流，在英國大行其道。資本主義的危機被詮釋成資本主義體系治理失靈的危機。而卡拉漢（Callaghan）領導的工黨政府為得到彌平長期債務的貸款，1976年在「國際貨幣基金會」要求下，同意實施遵循企業路線卻違反傳統支持者利益的緊縮財政支出計劃，也有助於為撒切爾所說的思想掃除障礙，即：捨新自由主義方案“別無他途”（ "there
is no alternative"）。一定程度的政治共識的形成，特別是在中產階級內部，使撒切爾的選舉獲勝，撒切爾革命就這樣做好了準備。按照規劃，她握有選舉的授權去削減工會權力。但要對付在教育、醫療保健和市政管理等領域有很大權力的專業人員協會，則完全是另一回事。她的內閣（及支持者）在這點上分裂，鬧得沸沸揚揚，黨內和媒體為新自由主義路線的內涵吵得不可開交，大傷和氣，費了好幾 年工夫才弄清楚。後來她有一段著名的談話說：“沒有所謂社會這種玩意兒，只有個人”，隨後她補充說，“以及他們的家庭”。所有社會結合團結的形式都要打散，以利於個人主義、私有財產、個人責任以及家庭價值。意識形態的攻擊根據撒切爾的說辭所表露出的路線，持續不懈地進行，大體上最終奏效。（註12）“經濟是方法”，她說，“但目標是改變靈魂”。她的確改變了靈魂，雖然所用的方法絕非沒有政治代價，也絕非沒有我們後面會看到的相互矛盾的衝力。

1979年10月，美國聯邦儲備銀行主席保羅•弗克爾（Paul
Volcker）讓美國的貨幣政策有了嚴酷的轉變。（註13）美國長期遵行的「新政」原則，大體依據凱恩斯的財政和貨幣政策，以充分就業為主要目標，此時給丟棄了，為的是要有利於降低通貨膨脹的政策，卻不管這種政策對就業會有什麼影響，也不管對高度依賴美國經濟條件並對美國利率變動敏感的經濟體（如墨西哥和巴西) 會造成什麼後果。在1970年代通貨膨脹率急劇上升至兩位數的時期，經常為負的實際利率，在聯邦儲備銀行的政令下轉而為正。名義利率一夜之間提高至近20%（這一舉措後來以 “週末夜特價品”著稱），這是刻意讓美國和世界其他許多經濟體陷入衰退和失業。這個政策轉變據云是擺脫滯脹危機的不二法門，整個1970年代美國和全球多數經濟體的特徵就是滯脹危機。

這種此後名為「弗克爾震盪」的做法，若沒有政府政策在所有其他方面並行的轉變是無法鞏固的。朗納德•雷根（Ronald Reagan）選贏卡特具有關鍵作用。雷根的顧問相信弗克爾的“處方” 是對病懨懨的停滯經濟對症下藥。弗克爾獲得支持，再被任命為聯邦儲備銀行主席。雷根政府的任務就是以進一步解除管制、減稅、削減預算和攻擊工會、專業人員的社團來提供必要的政治支持。雷根氣勢汹汹地鎮壓了空運管理人員工會組織（PATCO）一場長期而艱苦的罷工。這表示對有組織的勞工勢力發動全面進攻，而時機正當弗克爾政策引起的衰退造成10%或以上的高失業率之際。但PATCO不是普通工會，它也是個具有專業技術工人協會性質的白領工會，因而毋寧說是個中產階級而非勞動階級工會的標誌。這對勞動條件的全面影響頗為嚴重，也許最能說明情況的是這個事實：1980年的聯邦最低工資與貧困線齊一，到了1990年則比貧困線還低30%。雷根任命主管環境管制、職業安全和健康醫療等問題的官員把反對大政府的運動推到更高的水平。從航空、電子通訊到金融，每一方面的解除管制都為強大的公司利益集團打開了不受束縛的市場自由的新領域。市場被以意識形態宣傳的方式描述成促進競爭和創新的重要方法，實際上卻成了鞏固壟斷企業和跨國公司勢力作為階級統治核心的主要工具。對富人減稅同時也促動了朝向加劇社會不平等和上層階級權力復辟的重大轉變。

1984年，多年報導華盛頓事務的記者湯瑪斯•艾德索（Thomas Edsall）發表了一份預見到上述所有變化背後的階級力量的報告：

“在1970年代，企業界加強了以一個階級來行動的能力，潛藏起競爭的本能，以利於在立法上聯合協作。企業界政治戰略的主題不再是個別公司僅追求本身的特殊利益，而是在擊敗諸如消費者保護和勞動法改革等法案上，在通過有利的稅收、管制和反托拉斯立法上共蒙其利。”（註14）

為了實現這個目標，企業界需要一個階級的政治工具和民眾基礎。因此他們力求掌握共和黨來充當自己的工具。成立強大的政治行動委員會以獲得古 諺所云的「金錢能收買的最好政府」，是一個重要的步驟。1974年通過的資助競選活動的相關法律，被誤認為是「進步」的，實際上是使政治活動的金錢腐敗合法化。此後政治行動委員會確保了兩大政黨在財務上受公司與有錢的專業協會利益集團的控制。公司的政治行動委員會在1974年有89個，到1982年大增至1467個。若他們的利益得到滿足，這些政治行動委員會樂意資助兩黨中在位的當權者，但他們也有意地傾向於支持那些右翼的競選者。法律規定每個政治行動委員會對每個候選人的獻金不得超過5000美元，這迫使不同公司和不同行業的政治行動委員會合作：意即根據階級利益建立聯盟。在這段時期，共和黨願意成為「支配階級的選民」的代表，而與民主黨「意識形態上不明確的態度」形成對比，民主黨的這種態度源於「它與社會中各種團體的聯繫是分散的，而婦女、黑人、勞工、老年人、西班牙裔人、城市政治組織，這些團體沒有那個明顯地比其他團體大。」再者，民主黨人依賴“大筆”獻金使得許多黨員極易受企業利益的直接影響。（註15）國內製造業、採礦業、林木業和農業公司在當時展開的階級戰爭中居領導地位。

然而，共和黨如果要有效地拓展權力，需要一個穩固的選民基礎。大約在此時，共和黨人尋求與基督教右派的“道德多數”結成聯盟。它訴諸白人工人階級的文化民族主義與纏繞著他們的道德正當感（被纏繞的原因是，這個階級生活在長期經濟無保障的條件下，又感覺無福享受許多〔照顧被歧視者的〕積極行動及其它政府計畫所分配的利益）。這種“道德多數”可用暗示的種族歧視、厭惡同性戀情緒以及反女權運動加以動員，若不便直接露骨表現的話。在歷史上，一個社會群體出於文化、民族和宗教的原因而投票反對本身物質的、經濟的和階級的利益，這已經不是第一次，恐怕也不會是最後一次。從那時起，大公司與保守基督徒之間的不神聖的聯盟穩定地鞏固起來，最終把1960年代還很重要且有影響力的自由派分子從共和黨中全部清除出去，將共和黨轉變成當今比較同質的右翼選舉勢力。（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