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2期（2008年5月）美國一九三零年代股市大崩盤產生經濟大蕭條後的民生慘狀

美國一九三零年代股市大崩盤產生經濟大蕭條後的民生慘狀

李良

  美國一九三零年代的股市崩盤，經濟大蕭條時民生社會悲慘。那時，羅斯福總統不得不起用凱因斯的經濟干涉理論，實行新政(New Deal)，挽狂瀾於既倒。現在全世界資本主義經過兩百年的無限發展，已變成一個危在旦夕的不穩定大泡泡；光是衍生金融債卷(Derivatives)就有三十多兆美元，目前只是挖東牆以補西牆， 正所謂搶了彼得來付保羅 (Robbing Peter to pay Paul)！ 而今天殘酷的事實浮現， 就是資源(如 Peak Oil)跟地球環境(如 Global
Warming)都令眼下的資本主義市場經濟難以為繼！ 

美國中產階級以上的人民生活當然好，可那是美國以強權佔用了全世界將近一半的資源。問題是，世界六十億人口至少五十億人日子怎麼過的，你知道嗎?你知不知道美國的窮人們日子是怎麼過的?

據1932年9月《幸福》雜誌估計，美國有3400萬成年男女和兒童，約佔全國總人口的28%的人無法維持生計(1100萬戶農村人口未計在內)，流浪人口達200萬，僅紐約一地1931年一年中記錄在案的餓斃街頭的案件就有2萬余起。這一時期出生的兒童身材矮小，后來被稱作“蕭條的一代”。全美有330萬兒童失學，女孩子為了養家糊口冒著懷孕的危險以10美分一次的價格到街上賣淫。由於長期的營養不良，當美國參加二戰需要補充大量兵員時，因體質不合格遭淘汰的達40%！ 

 胡佛總統曾經要求喜劇演員通過給人們歡笑來減輕大家的心理壓力。紐約大街流行這樣一首兒歌：

梅隆拉響汽笛，胡佛敲起鐘。

華爾街發出信號，美國往地獄裡沖！

——摘自《富蘭克林•羅斯富全傳》

美國大飢荒餓死人慘狀

 1932年是最黑暗的一年。當年10月，即大選前一個月，紐約市衛生局報告說：公立學校的小學生有50%的學生營養不良。美國友誼服務委員會的秘書對國會一個委員會說，在俄亥俄、西弗吉尼亞、伊利諾伊、肯塔基和賓夕法尼亞各州的礦區，營養不良的兒童有時達總數90%以上，他們的症狀是“思睡、發懶、困倦、智力發展受阻”。

 有一位教員勸一個小女孩回家去吃點東西，她回答說：“不行啊，我家是輪流吃飯的，今天該我妹妹吃。”又有一個小男孩讓人看他心愛的小兔子，他姐姐悄悄地對來客說：“弟弟以為我們不會把小兔子吃掉的，可是我們今天就要這樣做啦。”

 一個名叫莉蓮•沃爾德的社會工作者感到十分不忍，她問道：“為了讓孩子們吃飽，有些家長自己一連餓幾個星期，餓得直打哆嗦，骨瘦如柴，你看見了沒有?”

一個有兒女的人滿腔怨氣地說：“咱們工人再也沒有養孩子的權利了。”

馬薩諸塞州有一個牧師說：“我認得一家人，他們今年只吃小扁豆過活，買不起面包啊！我們的孩子怎麼辦呢?”

 可是，就在這種情況下，胡佛總統仍對記者們說：“我們美國根本就沒有誰真正挨餓。拿那些流浪漢來說，他們吃的就比過去什麼時候都好。紐約有一個流浪漢，一天吃了十頓飯。 

  1932年9月號的《財富》雜誌說：“應該說，至少有7500萬人(佔美國總人口的60%)衣食不周，這才是美國經濟狀況比較准確的描寫。” 

胡佛總統在任時根本沒有看到人民的痛苦！不過，他卸任以後就免不了見識一下了—有一次，他在落磯山區釣魚，有個本地人把他領到一間茅屋裡；他看到一個孩子已經餓死，另外七個也餓得奄奄一息了。 

千百萬人只因為願意像畜生那樣生活，才免於死亡。賓夕法尼亞州的鄉下人吃野草根、蒲公英；肯塔基州的人吃紫蘿蘭葉、野蔥、勿忘我草、野萵苣以及一向專給牲口吃的野草。城裡的孩子媽媽在碼頭上徘徊等待，一有腐爛的水果蔬菜扔出來，就上去同野狗爭奪；蔬菜從碼頭裝上卡車，她們就跟在后邊跑，有什麼掉下來就撿。中西部地區一所旅館的廚師把一桶殘菜剩羹放在廚房外的小巷裡，立即有十來個人從黑暗中沖出來搶。加利福尼亞州長灘市有一個名叫弗朗西斯•埃弗雷特•湯森的66歲的內科醫生，臨窗刮臉，往外一看，竟有“三個乾瘦憔悴、老態龍鐘的婦女趴在幾個垃圾桶上，從裡邊掏東西” (這是他后來的描述)。人們還看到，有人全家走進垃圾堆，撿骨頭和西瓜皮來啃。因為蛆蟲多，芝加哥市有一個寡婦在撿東西吃時總是先把眼鏡摘掉，眼不見為淨。小說家托馬斯•沃爾夫晚上在紐約街頭留神細看一群“無家可歸的人在飯館附近來回躑躅，把泔水桶的蓋子掀開，找腐爛的東西吃”；這樣的人，他“早已到處看見，可是后來到了悲慘絕望的1932年，人數更是與日俱增了”。

 那年頭，富裕的美國人認為把吃剩的施舍給沒飯吃的同胞，就算是大發善心了。紐約吉斯科山的麋鹿會(一個美國慈善機關，1876年成立)和普林斯頓大學聚餐會吩咐仆人，要把殘羹剩飯送到窮人手裡。《布魯克林之鷹》報建議設立一個總站，請慈善的市民把吃剩的殘湯剩菜送到那裡，讓窮人分享。俄克拉何馬市有一個名叫約翰•B•尼科樂斯的煤氣公司經理草擬了一份計劃，呼吁飯館、市民俱樂部和旅館的廚師把殘羹剩菜裝進“容量五加侖的干淨鐵桶，標明裡面有‘肉、豆、馬鈴薯、面包等等’”。這些鐵桶由救世軍收集，分餉失業者。與此同時，農民還送來了木柴，由失業者自己去劈(捐獻柴火的偏偏又是農民!)。這位經理給陸軍部長赫爾利寫信說：“我們預料，有些不值得照顧的人有時會來找點麻煩，但是我們必須不怕麻煩，因為只有這樣，那些值得照顧的人才能得到照顧。”赫爾利認為這個主意很好，力勸政府採納。但是胡佛屬下的緊急就業委員會主任認為這樣做可能造成誤解，便把方案否決了。

 托萊多市長在1932年說過：“我見到成千上萬的山窮水盡、灰心絕望的男男女女前來請求救濟。他們低聲下氣，苦苦哀求。此情此景，真是丟盡了美國的臉。”再說，即使列入救濟名冊，也並非就此萬事大吉，有希望，有奔頭了。有人反對辦救濟事業，說人們領了救濟金便大吃大喝。可是以費城而言，四口之家每周只領五元五角的救濟金，怎樣去揮霍呢？不過此數雖小，比之紐約市(救濟金二元三角九分)、密西西比州(一元五角)、底特律市(六角)，已經很慷慨了。

 阿克倫市拖欠教員工資多至30萬元，揚斯頓市欠50萬元，底特律市80萬元，而芝加哥市竟超過2000萬元。談到芝加哥的學校，那倒是大蕭條中的一段佳話。當地的教師因為不忍眼看50萬兒童失學，於是沒錢坐車就搭過路便車到學校上課，沒有薪水也堅持工作(至 1932年為止，在13個月當中，只有五個月發過薪)，市政府發的欠條規定大蕭條時期過後才能兌現，銀行不肯收兌，教師們也收下了。不知怎的，市政府居然還有辦法籌備下年的芝加哥博覽會(在博覽會期間，色情舞星薩莉•蘭德的每周進款是6000元)，可是教育局要經費，市政府卻充耳不聞。有1000個教員乾脆裁掉了，未被辭退的只好忍受巨大犧牲，繼續工作。在全市1400個留用教師中，有759個被房東攆走。

 弗吉尼亞州裡奇蒙市有一個失業工人委員會的代表團在感恩節過後幾天拜訪市長富爾默•布賴特，市長吩咐警長：“給我揪住他們的領子、褲襠，把他們扔出去！

 

52期（2008年5月）讀書人”：把兩條腿人讀成五條腿驢？黃紀蘇

“讀書人”：把兩條腿人讀成五條腿驢？

 

黃紀蘇

 

一個社會要想往更理想的方向走，需要有人經常出來說公道話。要保證說的是公道話，需要說話人有公心，把自己尤其是自己的利益暫時放一放。普天之下，最有可能說公道話的，要算讀書人也就是知識份子了。

我讀過一點中國革命史，中共幾位領袖面對生死時的表現值得玩味。李大釗在待死的日子裏寫下《獄中自述》數千言，娓娓道來，從容不迫，沒有一點張惶失態的意思。陳獨秀1932年被國民黨捕獲，由上海解往南京，以當時的情形，此行料必凶多吉少。而幾個小時的滬甯車上，他居然鼾聲大作，悠遊了黑甜鄉。瞿秋白犧牲前寫了很盧梭氣的《多餘的話》，這跟標準的董存瑞、邱少雲就義模式有些出入，曾讓人懷疑到他的堅貞。其實要拿“慷慨赴死易，從容就義難”的尺子去量，秋白的難度係數也許還要大於董、邱，更何況他也臨命放歌，仰天而眠，結束得極富美感。再看流氓無產者出身的顧順章，就另是一番光景了。按說這麼個平日往來三教九流、又會變魔術又能搞暗殺的人物，什麼沒見過，什麼放不下？但被國民黨特務抓住後沒一會兒功夫，他又大變了回活人，把自己變成國民黨特務，領著弟兄們殺奔中共中央機關。還有向中發，共產國際可能是嫌中共的書生們老也成不了事，於是讓這位鬚髮飄然的老工人來做總書記。總書記身在虎口卻捨不得女色，結果暴露了目標。被捕後又捨不得老命，於是把同志們的命湊齊了去贖自己的命。

從諸如此類的事例中，我得到一點感想：理想主義也許更是知識份子文化的一部分——雖然我很清楚，捨生取義的文盲，滿腹詩書的草包比比皆是。我是這樣想的：知識份子成天抱本書，讀的不是別人就是別家，不是別時就是別處，總之淨是與己無關的東西；他們通過閱讀和寫作出入古今中外各種角色，體驗四面八方各樣人生——我的一個朋友從哪個角度看都不像楊白勞的閨女，但有一陣子她就覺得自己是喜兒；經過對“虛擬他人”和“超越自我”的反復預習、溫習、復習還有總復習，“別人”的利益有可能轉變為“自己”的立場，別人的喜怒哀樂有可能內化成自己的價值尺度；腦袋與屁股的分裂其實代表了人類的自我超越，更是“知識份子”的題中之義；這種看似“虛假”的身份認同和角色扮演，充分顯示了人類的“文化”特色；“偽君子”有時不妨看作真小人向真君子的過渡。讀書人比不讀書人有更多一些機會溜出自己的身體存在和社會存在，跟上下古今好心、好樣的人混在一起，混時間長了，便混為了一談，成為“精神貴族”。孔子誇他徒弟住在陋巷而不改其樂，我想這位徒弟不會真把自己等同于棚戶區的普通居民，他一定跟伊尹之流做了友情鏈結。當文天祥“風簷展書讀”、默念《正氣歌》中那些擲地有聲的名字時，他的精神蕩悠悠加入了冥冥中那支高貴的行列，至於這副皮囊是早一天還是晚一天被收走，就不怎麼在話下了。而那些平日沒有“展書”習慣、缺少自我超越訓練的人，他們的人生意義之錨死死鉤住眼前的紅燒豬蹄、酥胸玉腿不放，別說收他命了，多收他一毛錢都未必幹。

見賢思齊、法古今完人是一個慢性的改良過程，其間磨磨蹭蹭、偷工減料都屬正常。一夜間發生革命性變化的事例聽說過，但沒見過——想想真見了也夠嚇人的。通過讀好人好事，我們給自己定個稍高的標準，仿佛毛驢嘴前懸根老玉米，就算不能至，也心嚮往之。在惡欲熏天的世界裏能在存一點善念，有一點善行，總比早出晚歸坑蒙拐騙強。熟讀屈原的人，關鍵時刻未必真敢投河——無論是救人還是殉國，但他只要不乘亂在河邊偷東西，那麼從《楚辭章句》、《楚辭別注》到郭譯《離騷》就算沒白出。熟讀《岳陽樓記》的人，未必真能後天下之樂而樂，等單位所有人都有了地方住他才填寫《職工住房申請表》，但只要他稍知謙讓，就不算枉讀詩書。只要走的是道德上坡路，坡度不必太大，向長度慢慢求高度可矣。順便說一下，“讀書”不僅有狹義，也有廣義。廣義的讀書包括看戲看電影、聽音樂聽評書、背兒歌玩遊戲——尤其是電腦遊戲。也就是說，街上烤白薯的保不齊也是“讀書人”，如果他一邊烤一邊哼著《霍元甲》主題歌搖頭晃腦。當然，如果工商執法人員巡邏過密，讓他未成曲調就狼奔豕突鑽小胡同，時候長了，就真可能把他還原成一個寸步不離自我的動物或本能人。本能人跟世界的關係只有“利益博弈”或“階級鬥爭”。利益博弈或階級鬥爭是人類社會的基本現實，要建設一個更理想的社會沒有它肯定不行，但光靠它也肯定不夠。我從前在一篇文章裏說過，未來世界既是老闆面對此起彼伏的反抗拿出算盤權衡利弊，劈裏啪啦扒拉出來的，也是詩人悲天憫人，於半醒半睡間做詩做出來的。

說到這裏，一個垃圾堆似的問題便兀立眼前：眼下的讀書人為什麼給人越讀越壞而不是越讀越好的印象呢？這印象當然過於籠統，不乏誇大的成份，但不少知識份子就仿佛二惡英或綠膿桿菌的形象代言人，恐怕也是一個事實。那天在網上讀到一貼：學界某名流在別人招待他的宴席上將眾女賓當醬香羊蠍子拿著左吸右啃，就“真”性情這一點說，堪比過去街上公驢見母驢時的反應——我當時人小，直納悶怎麼會有五條腿的驢呢。讀書可以把人讀得格外好些，同樣也可以把人讀得格外壞些，關鍵是看讀的什麼書。想想過去二三十年的書，應該說勸兩條腿人改當五條腿驢的書，占了社會人生類書籍（廣義）的不小比例。這麼說並不意味著三十年前的“紅寶書”時代就沒問題，紅寶書講“下定決心不怕犧牲排除萬難去爭取勝利”，雖然比許三多的“不拋棄不放棄”還要勵志，但因為標準定得過高，普通人難以達標，達不了標就特別愛看標兵的笑話，特別容易對五條腿的驢發生親近感。那時靠手抄流傳的地下文學如畢汝詼諧的《九級浪》，就是面對這種民間需求唱出的五條腿驢頌——畢君至今以名驢自得。後來——也就是最近——的二三十年裏，學五條腿驢成了廣泛持久的讀書運動，這運動跟其他社會過程協作聯動，對一兩代人進行了深刻的社會化，結果把不少大學教授洗得不知像什麼，反正不像教書的。我有個朋友，歲數不小了，就因為讀王朔、王小波上了癮，生怕別人說他不機靈，跟著電視裏上的葛優、梁天勤學苦練，終於把一個本來挺忠厚的書生；練得跟小胡同裏的“二兒”“三兒”似的。知識份子不但通過讀書被傳染，還通過寫書成為傳染源。當過文化高官的某位著名作家，我偶爾翻閱他年近古稀時的作品，也是一臉過了油的壞相，好像在少年管教所集中培訓了個把月剛放出來。由這樣的讀書人直接掌握或間接影響的絕大部分媒體，向社會大氣層盡情排放五條腿價值觀。籠罩在這樣大氣中的世界，無論聽著、聞著還是看著，都越來越像野生動物園。其實，這場讀書運動本身也是歷史的一定之數。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薩特在中國流行一時，那一代中國讀書人對“二十世紀的良心”的諸多警世恒言、勸世良言視若無睹，只是讀到“他人是你的地獄”眉下刀光一閃，才算洞徹了世界的本質。無獨有偶，那時的馬列主義史學家也從馬克思的著作裏重新讀出“歷史由惡推動”的道理。所以，讀什麼，讀出什麼，本身也是時代變遷的產物。“紅寶書”的末頁，其實就是《上海寶貝》的首頁。還是舉畢某的例子吧，他的回憶錄述及與哲學家賀麟的交遊，時間為中國革命氣數已盡的文革末期：

我拿出伯恩斯坦關於“人的本性是自私自利”的論斷及列寧的評語“百分之百的唯物主義！”與毛澤東“要鬥私批修”的最高指示並列；賀老伯與我面面相對，會心微笑。

今天的社會已經百分之百“唯物”主義了，而那些極具示範意義的五條腿讀書人，更是百分之一百二十五地“圍物”——圍著基、股、房、車、乳、臀諸物五蹄生風，忙得恨不立地成佛——千腿千眼佛。以這樣的身體構造和社會環境，是不可能指望他們說公道話了。社會要想往好裏走，需要開展新的讀書運動，造就新的讀書人。

52期（2008年5月）西藏暴亂事件專輯：（八）汪暉談西藏：多元民族一體並存的中國

（八）

汪暉談西藏：多元民族一體並存的中國

吴铭
目 前中國和一些西方國家圍繞"藏獨"問題和奧運火炬傳遞的衝突，不僅是一個現實政治問題，而且是一個深刻的文化問題。西藏"3·14事件"之後，美、英、 法、德等西方國家的一些政要聯繫西藏事件和北京奧運做文章，奧運聖火傳遞在倫敦、巴黎、三藩市等地受干擾，部分西方媒體屢有歪曲事實的報導和侮辱中國人的
言論，這種種海內外中國人感受到的風波，既是西方世界對中國復興進程的一種政治反應，同時也顯示西方和中國對漢藏關係、民族—國家模式等問題的理解存在巨
大的文化差異。
目前，中國民眾和海外華人的抗議往往被批評為有欠理性的民族主義，人們擔心中國大眾特別是青年的民 族主義情緒會阻礙中國向西方的開放進程。但矛盾的是，從CNN主持人卡弗蒂的種族主義言論或者西方人的其他一些言行中，中國大眾感受到的甚至是更為強烈的 民族主義或種族主義情緒，如果說中國人應該拒絕民族主義，那麼如何理解西方人的民族主義和種族主義？西方人支持"藏獨"分子的"民族主義"的道理又在哪 裏？中國的國家制度的基礎就是現代民族國家體系中的民族主義知識嗎？有必要換個角度，把中國和西方對多民族國家的民族關係的態度放在相互平等的位置上，來
觀察中國和西方在這一重大問題上的文化差異。這場衝突，提供了一個全面反思現代民族國家體系和民族主義的契機。

西方民族主義視野中的西藏問題

當 代最重要的民族主義研究者（比如佩里·安德森、霍布斯鮑姆、帕爾塔·查特吉等）大都認為，民族主義是近代以來形成的民族國家的產物。只要今天的國際體系的 基礎仍然是民族國家，每個國家必然會有自己的民族主義。不先把民族國家給去掉，不可能去除民族主義。不過今天大概很難看到這樣的前景，因此還不如首先去了
解民族主義在不同國家和地區的歷史。

最近筆者曾就西藏問題與清華大學中文系和歷史系教授汪暉有過一次長談。他曾多次去藏區調查。他的四卷
本《現代中國思想的興起》（北京三聯書店，2004年第一版，2008年第二版）深入解釋了中國如何從"中華帝國"轉化為一個現代的民族國家，在這個轉化 的過程中，因為以前的歷史傳統，作為現代民族國家的中國又有哪些不太一樣的地方。書中指出，在處理國內不同民族之間的關係方面，中國和西方有非常不一樣的
傳統。

汪暉認為，今天很多西方人支持西藏獨立，除了現實政治原因之外，與西方人的民族主義知識有非常深刻的關聯。民族主義的一個源頭就是 十七世紀以來的西歐民族國家。這些主權國家的基礎，是從神聖羅馬帝國分裂出來的相對單一民族的君主國。基於這樣的歷史，歐洲的民族主義知識主要是，一個擁
有自己獨特文明的民族，應該建立一個國家，不要和其他有獨特文明的民族混在一起。這後來也是西方最主要的民族主義知識。

早些年薩義德的 《東方主義》對歐洲東方學、尤其是阿拉伯研究做了深入分析，但沒有涉及歐洲東方學中的藏學問題。事實上，歐洲藏學也同樣包含了東方主義的邏輯。東方主義一
方面將其他文明看作是自己的他者，另一方面又按照自身的邏輯重構其他文明的形象。在這種東方主義和民族主義的知識框架下，擁有獨特文明的族群不可能與其他 文明和族群構成一個政治共同體，他們對政治共同體的理解其實深深地植根於民族主義知識內部。這種文明主義和民族主義的知識，無法理解亞洲地區複雜的族群關
系，也無法理解完全不同於歐洲民族主義的內外關係。這是許多西方人認為中國和西藏應該分為不同國家的主要理由。

另一方面，支持"藏獨"的 西方人當中，有相當部分其實是在道義上同情弱小民族、在政治上反對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他們也瞭解，近代中國的民族矛盾和內外關係深受殖民主義歷史的影
響，而西藏問題與殖民主義歷史、與冷戰時代西方的對華戰略也有深刻的關係。但是為什麼他們在這個潮流中也難以發出獨立的聲音？汪暉認為，這多少也說明他們 並沒有形成區別於歐洲民族主義知識的深入思考。他們對於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的批判，並未提供解決中國民族關係問題的建設性思考。由於缺少對中國的歷史關係
和傳統的具體深入的理解，像民族區域自治這種不同於多元民族國家模型的獨特制度，很難得到他們的理解。

中國是當今世界唯一一個將以往帝國 的地域、人口、文化和政治統一保留下來的主權國家，對於西方人來說，這一直都是難以理解的"例外"。按照西方建立民族國家的邏輯，中華帝國或者現在的中國
應該裂解為不同民族分別建立的多個民族國家。其實，如果一個人訪問過中國的西南地區，親身體驗過多族群共存、融合並保持著各自的民族特性的現實，這種族裔 民族主義的信念就會受到深刻挑戰。
費孝通的困惑與"中華民族多元一體"
中 國之所以能成為世界史中的"例外"，靠的是與西方大不一樣的制度文化傳統。汪暉認為，以中國文明為中心的亞洲區域，在向現代國家轉型之前，並不是簡單的現
代國家關係，也不存在西歐式的簡單的內外區分問題。中國歷史上存在一套多元性的制度模式，對夷夏內外沒有絕對區分，這些模式使得不同的族群能夠長期共存。 在從中華帝國向現代民族國家的大轉變過程中，這種各個民族長期交融的歷史，不僅提供了一些特別的制度思路，而且意味著多民族混雜相處的基本民情。

要在這種多民族混雜相處的傳統和民情中切分不同民族，是非常困難的事情。晚清革命家章炳麟在民國建立之前曾受歐洲民族主義知識影響，主張將滿清驅除出中國，建立一個漢民族國家，並且試圖到古代文獻中尋找一個純粹的漢民族，找來找去，發現都是和其他民族混在一起的。

辭 世不久的著名社會學家費孝通則在為少數民族撰寫歷史的過程中遭遇了類似的尷尬。他在1999年底寫就的《簡述我的民族研究與思考》中提到，1950年代中 央曾組織編寫55個少數民族的簡史，每個民族一本，但是寫來寫去執筆人都感到很困惑，如果撇開漢族，以任何一個少數民族為中心來編寫它的歷史，都很難周
全。1960年代初期，許多學者呼籲著重研究"民族關係"，認為中國歷史研究不適合從一個個民族來入手。但是費老對這種補救分族寫志的辦法還是不滿意，但 是他又一直反感以漢族為中心來寫歷史，真可謂左右為難。

後來費老為這個問題整整思考了20餘年，到1989年在香港中文大學發表題為《中
華民族的多元一體格局》的時候，初步走出了困惑，提出中華民族、漢族和少數民族都各得其所，分屬於不同層次的認同體。儘管我們在語言中都用"民族"這同一 個名詞，但它可以指不同層次的實體。他認為，中華民族並不是56個民族的總稱，而是中國境內56個民族這個總體，因為這56個民族已經結成相互依存、統一 而不可分割的整體，在這個民族實體中所有歸屬的成分，都已具有高一層次的民族認同意識。在這個共同體的形成過程中，漢族是把多元凝聚為一體的核心。

章 太炎和費老的困惑，從不同的側面說明了中國多民族混雜相處的歷史和基本民情。20世紀中國史學的開創性學者顧頡剛甚至曾指出，"中國無所謂漢族，漢族只是 用一種文化統一的許多小民族"。這一歷史、民情和文化傳統，也必然會深刻影響中華帝國向現代民族國家的大轉變，以及這個大轉變過程中的制度設計。
"宜合不宜分"的中國模式
歐 洲民族國家的民族主義知識及其建國模式，曾對現代中國的建國道路產生大小不一的影響。章太炎的排滿革命理論和漢民族主義的建國方案，對推翻滿清統治有重要
影響，這一方案基本上是試圖以一個有獨立文化的民族為基礎建立一個國家，比較接近歐洲民族國家理論的思路。如果沒有章太炎的排滿革命理論的傳播，武昌起義 大概只是一次普通的兵變而已。但是，在辛亥革命成功推翻滿清政府之後，孫中山等革命者馬上發現，不能真的把滿族排除出中國，否則蒙、回、藏都會脫離中國，
中國必將土崩瓦解，為列強瓜分，因此提出漢滿蒙回藏"五族共和"的理論，來維護中國的統一。

"五族共和"理論與列寧的民族自決權思想有著 密切的關聯。1916年3月，列寧發表《社會主義與民族自決權》一文，指出世界各民族都應該享有決定自身命運的權利，被壓迫民族應從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宗
主國中解放出來。列寧雖然沒有明確說"民族自決權"要求"民族"和"國家"一一對應，但從日後蘇聯憲法賦予各加盟共和國"退出權"來看，列寧的確認為每個 民族都有建立自己國家的權利。列寧的民族自決權理論，和歐洲民族主義有一個共同之處，就是認為一個民族應該成為一個國家。孫中山在五四運動之後，開始明確
主張民族自決，以建立各民族自由聯合的中國。

在紅軍長征之前，中共也曾試圖按照列寧的民族自決思想來建國，但在長征的過程中，紅軍經過很 多少數民族聚居地區，發現中國有很多不同民族，而且這種民族的多樣性並沒有妨礙各民族和諧共處。於是中共意識到，雖然少數民族聚居區並不是沒有民族矛盾，
但民族矛盾並不是少數民族聚居區最重要的問題。如果刻意去把已經混居的不同民族分開，反而會人為激化民族矛盾。

到建國之後，中央政府設計 民族區域自治制度的時候，對中國的民族狀況已經比較瞭解。由於中國各民族之間長期交叉流動和相互交往，中國各民族居住的界限並不分明，處於一種"大雜居、 小聚居"的狀態。比如，1950年代中期籌備成立西藏自治區的時候，自治區籌備委員會所管轄的地區，藏族只有一百多萬，另外一百多萬藏族人口都與其他民族
混居在青海、甘肅、四川、雲南的藏族自治州、自治縣。而這些省區的分別建制，比如青海和四川的區分，也不是新中國建立之後才有的事情。這樣一來，要改變這 種多民族混雜相處的現狀和民情，制度成本將非常高昂。

但各少數民族還是分散在各地的主要聚居區，那麼，在建立民族自治制度的時候，是否只 是將某個少數民族的主要聚居區分出來作為自治區域呢？在1957年建立廣西壯族自治區的時候，決策者及廣西各界曾就這一問題有過大辯論。一是分的意見，把 廣西省分為兩部分，把壯族主要聚居的桂西分出來成立壯族自治區，而把東部仍舊保留為廣西省建制；二是合的意見，即把廣西省改建為廣西壯族自治區。

當 時周恩來和李維漢對為什麼要"合"的解釋非常重要。周恩來表述的主要理由是，劃定自治的區域時必須首先著眼于自治民族的發展前途，如果壯族自治地方只限於
壯族聚居的桂西地區，"壯族自治區就很孤立了，不利於發展經濟"。這一理由有一個前提性的原則，那就是，漢族和壯族在歷史特別是革命歷史中有合作的意願，
國內民族"宜合不宜分"。

"宜合不宜分"的原則，是將區域自治和民族自治結合起來的關鍵所在，否則無法理解為什麼不讓單個少數民族自己
玩，而要不同民族特別是漢族和其他少數民族相互合作。這一思路，與西方民族國家強調"分"的民族主義知識，有著根本的區別。在一些按照"宜合不宜分"的原 則組建的自治州或自治縣，主體的少數民族甚至只占總人數的少數，按西方民族國家理論的邏輯，這很難理解。這是民族區域自治制度的要害所在，也是這一多民族
國家建構的"中國模式"的精髓所在。
民族區域自治制度的文明內涵
民族區域自治制度的"宜合不宜分"，與西方民族主義知識包含的不斷拆分的原則，這兩者的區別不是治理策略和政治策略的區別，而是文明傳統的重大差異。

中 國領導人在確立民族區域自治制度的過程中，非常明確地在理論上與民族自決權理論做了區分。區分的主要依據就是中國有特殊的歷史文明傳統。周恩來1957年 8月4日《關於我國民族政策的幾個問題》是非常重要的一篇理論文獻。他在這篇文章中指出，蘇聯的建國基礎是殖民帝國，在俄羅斯帝國進行革命動員，需要打破
原有的殖民關係，所以列寧要主張民族自決，以號召被殖民的民族起來革命；但中國則有各民族雜居的歷史傳統，與這種完全不同的歷史條件相配合，應該建立一種 促進民族合作的制度。"宜合不宜分"的源頭活水，在於中國的歷史文明傳統；沒有民族大融合的歷史文明傳統，要想抵抗西方民族主義知識的強大吸引力而有所創
新，會非常困難。

當年曾參與民族區域自治制度創設的費孝通，一直注意比較中國的民族區域自治制度與西方國家的民族政策及民族國家理論之間的差異。他所分析的差異，要點也是中國的不同民族之"合"與西方不同民族之"分"。

一 個例子是，費老1979年訪問加拿大的時候，曾探訪兩處印第安人保留地。加拿大政府給聚居在保留地的印第安人提供生活保障，他們在物質上並不匱乏，居住地
也不是貧民窟，但問題在於，他們居住的區域並不具備自力更生地發展經濟的條件，在與白人的競爭中又處於劣勢，因此雖然福利很有保障，但整個保留地都沒有希 望、頹廢憂鬱、死氣沉沉。費老認為，保留地制度的根本問題是民族和區域的狹隘結合。如果自治區域裏沒有不同民族之間的交融聚合，少數族群很難不死氣沉沉。

北 美的印第安人保留地模式的歷史根源在於種族主義的血淚史，歐洲殖民者步步緊逼，印第安人步步退縮。如果中國採用這種模式，將每個少數民族分別遷入一塊固定
地域，用周恩來當年的話說，"很多人就要搬家"，其實也意味著其他民族會被清洗出去。著眼於激發少數民族活力的中國民族政策，目標與拓殖者的種族主義思維
沒有多少交集。

另一個例子是，費老在上述1999年的文章中指出，中國民族區域自治制度強調的是"民族聚居區"，尊重各民族混雜居住的曆 史和現實；西方民族理論則把"共同地域"作為民族的特徵，就像國家要和領土結合在一起。按照西方這一邏輯，有獨立文化的民族要和國家結合為民族國家，進而
要求國家領土的完整，這樣必然會導向暴力（民族衝突和戰爭）。這也是當前歐洲民族糾紛連綿不斷、民族戰爭至今未息的重要原因。

1990年 代前南斯拉夫的不斷拆分是費老這番話的最好例子。1991年6月25和26日，南斯拉夫經濟最發達的斯洛汶尼亞和克羅地亞兩共和國自行宣佈獨立，標誌著南
斯拉夫解體的開端。隨後，"波黑共和國"也宣告獨立。接著波黑境內的克族和塞族又進一步自行成立獨立的"波黑克族共和國"和"波黑塞族共和國"，穆斯林原 教旨主義者則要求成立獨立的"波黑穆斯林共和國"，三方不斷交火，各方都出現了嚴重的非人道暴行和對它方的種族清洗(強迫人口轉移)。

整 個西方受自己的種族主義知識和民族主義知識的影響，不太能理解中國曾經有過的非常獨特的民族關係傳統，也不太能理解，由於這種關係而形成的民族區域自治制
度。達賴喇嘛的"大藏區"方案，沿用的正是這種西方的民族國家理論邏輯。西方的這一邏輯，更可能激化民族衝突和民族主義。

中國的歷史傳統 和民族區域自治制度的意義則在於，它事實上避免了西方民族主義知識和種族主義知識引向暴力的重大弊病，意味著多民族國家的另一種制度可能，意味著人類完全
能夠擁有一種多民族多文明和平共存的生活方式。西藏事件以及這一中西文化差異的顯現，提供了一個反思目前的民族國家體系和西方民族主義知識的契機。

就 西藏問題而言，汪暉認為，首先就要避免按照西方人的民族主義和種族主義知識，迅速地把所有的社會問題都投射到族群問題上去。如果按照西方的方式來敍述西藏
事件，過分挑動族群問題，將會非常危險，也不符合實際。不能把西藏事件說成一個民族壓迫另一個民族，西藏事件也絕對不能等同於近年來巴黎的騷亂。

目 前看來，"藏獨"有走向有組織的暴力化的傾向，這對中國的民族政策將是一個重大考驗。一方面，要繼續傳承多元一體的民族關係傳統，促進各民族之間的交流融
合；另一方面，必須看到民族問題背後的社會問題，從更廣泛的社會政策入手，縮小藏區居民之間的社會差距，保護藏民的傳統生活方式，以和諧的社會關係和民族 關係，削弱"藏獨"的社會基礎。

轉載自當代文化研究網：http://www.cul-studies.com

毛澤東關於西藏問題的談話[1] 

 (一九五九年五月十日)

 　現在開始解決西藏問題。西藏面積不小，有一百二 十萬平方公里，相當於十二個民主德國。可是西藏地區的人口只有一百二十萬。有人問中國共產黨為什麼長久不解決西藏問題，這主要是因為我們黨過去很少與藏族接觸，我們有意地把西藏的社會改革推遲。過去我們和達賴喇嘛達成的口頭協議是，在一九六二年以後再對西藏進行民主改革。過早了條件不成熟，這也和西藏的農奴制有關。西藏勞動群眾占百分之九十五，剝削者占百分之五，也就是說有六萬人是剝削者。我們要分化他們，爭取一部分。現在條件成熟了，不要等到一九六三年了。這就要謝謝尼赫魯和西藏叛亂分子。他們的武裝叛亂為我們提供了現在就在西藏進行改革的理由。叛亂分子拿起槍來打我們，這樣就可以看清，他們誰是站在我們這邊的，誰是搞叛亂的。

　　全部藏族人口不是一百二十萬，而是三百萬。一百二十萬在西藏，一百八十萬分佈在川西、甘南、雲南及青海北部。這一百八十萬人中也有過叛亂，我們進行了平叛，現在已經基本上解決了問題。外國人武裝了藏族反動統治者，很多喇嘛廟都曾經是叛亂者的根據地。現在在這一百八十萬藏民聚居的地區建立了黨組織，進行了土地改革，解放了農奴，建立了農業生產合作社。過去喇嘛不參加生產，現在百分之九十的喇嘛都參加生產了。人民組織了武裝自衛隊。

　　現在西藏問題好解決了，第一步是民主革命，把農奴主的土地分給農奴，第二步再組織合作社。六萬農奴主中約有一萬人逃到印度了，其餘沒有走的可分為左、中、右三派，我們將根據他們不同的政治態度來區別對待。對有些人，還要看他們究竟如何，我們可以在鬥爭中觀察他們。總之，我們
要爭取多數人，使他們贊成改革。
　　我們在西藏的農村和城市中建立了黨組織。藏族人民很好，很勤勞，和人民解放軍一起同叛亂分子鬥爭，很快就能組織起來。我們已培養了近萬名藏族幹部。過去十年中，我們培養了青年藏族幹部，他們學了漢語。在西藏工作的漢族的幹部也學了藏語。在西藏，馬列主義者和勞動者可以合作，而且合作得很好。

[1]這是毛澤東同德意志民主共和國人民議院代表團談話部分。 

 

 

52期（2008年5月）西藏暴亂事件專輯：（七）《拉薩騷亂紀實》摘錄

（七）

《拉薩騷亂紀實》摘錄  劉偉

1987年10月1日，西藏首府拉薩爆發自1959年中共全面接管西藏後的首次騷亂，亂事平息後不久，《人民日報》記者劉偉先生至拉薩採訪了各方人士，撰成《拉薩騷亂紀實》的長文，對事件作了翔實、深入的調查報導，從中點出了藏獨運動得以在西藏潛藏滋長、日益擴展的癥結。劉偉先生在文章末尾不無憂慮地問了一句：「長此下去，拉薩會不會再有騷亂呢？」。不幸的是，當時所指明的問題非但沒有根本改善，反而於今為烈，終釀成此次規模更大，範圍也更廣的藏區暴亂。我們特選刊最能反映西藏問題實質的段落，重點部份以黑體標示，供讀者參考。有興趣閱讀全文的讀者請上《人民日報》的電腦網絡版一覽。──編著

 

 ──「 “政府太無能了，”一個民警說，“衝擊公安機關，燒房子，燒汽車，明顯是犯法嘛，按刑法，治安條例辦，什麼事也沒有，到關鍵時候，法律沒用了，我們公安也沒用了。八角街沒人管了，事實上獨立了三天嘛，是共產黨的恥辱，也是我們公安的恥辱。”

    “好幾年來八角街不時就有反標，寫‘西藏獨立’之類的內容。可是沒有重視，總以為群眾在我們一邊。既然讓信教，又讓批宗教的領袖，感情說不過。上邊看來不了解民情，光報喜不報憂。如果真是政府說的形勢那麼好，那麼團結，騷亂根本不會鬧起來嘛。光是喊請示中央，請示中央，自治區是幹什麼吃的？地方政府的作用呢？不過是怕自己烏紗帽掉了，誰也不明確表態。”

“鬧了這麼大事，政府應該反省一下自己的工作，反省一下西藏的政策。笑臉總對著上層人士，老百姓的苦處很少有領導來過問，寒了群眾心。騷亂可以說原因很多，當然，一九五九年以來，達賴喇嘛在國外就一直在搞分裂。有些群眾信教很虔誠，達賴喇嘛說什麼都相信。”

 “要改革開放搞活經濟，又突出宣揚信教，這本身就矛盾。恢復寺廟可以適當一點，現在不光是信仰宗教自由，而是政府在組織了，有大的宗教節日，自治區領導都要參加，公安人員很多，幹什麼嘛，政權和宗教本身就是分開的嘛。年青人打石頭，跟著騷亂分子跑，為什麼？有些還是小孩子，還不是家庭和社會的不正常影響。有個小女孩講，我不知道舊社會，也不知道新社會，抓喇嘛反正不對。”」

──「 隨著中國的改革開放，不僅是藏族人，整個中國人的民族意識復蘇了。民族政策、宗教政策、統戰政策在西藏得到廣泛的落實，藏族人更多地是以異民族的眼光來看待漢族人。以前向心力極強的政治權威不存在了，人們更多地注意到自己的利益，並且以一種新的價值觀來掂量現實的生活。當一九八五年生活在國外的藏胞大量回歸故鄉，國外一些主張西藏獨立的觀點迅速在西藏的知識階層傳播，大量的達賴喇嘛照片回到了寺廟、街頭和居民、幹部的家中。原先掛毛澤東、華國鋒相片的地方現在換上了達賴喇嘛照片，又一種權威悄悄地重新在藏族人心中樹立。」

──「那位老同志對我說，西藏當年文化革命破四舊時，燒寺廟砸菩薩大都是藏族人，這和內地紅衛兵一樣，西藏紅衛兵也分兩大派，民族之間的隔閡在派性面前蕩然無存。“農奴戟”和“紅司”都是真心地在破四舊，捍衛他們的信仰。現在拉薩騷亂發生，一些參與者和持支持態度的人，竟是當年的藏族紅衛兵。他感嘆地說，西藏在走怎樣的怪圈呀。」

──「一個晴朗的下午，我和公安廳一位姓王的主任聊天。 這位年富力強的中年警官，在西藏工作多年，他憂心重重，似乎有很多話，對騷亂也有一些自己的看法。．．．．

他說，西藏是民族自治區，但各種法律條文不健全，有些條文模糊，語義不明確。中央政府的一些法律法規，在這裏可以
變通執行，治安當然復雜化，也困難。騷亂中許多參與者可以說是法盲，有的幹脆就是發泄平時的不滿情緒。當然不能否認，我們公安隊伍裏，有些幹警素質差，執法犯法現象時有發生。在西藏要考慮到特殊的民族關係，執法的警察應該有較高的道德修養、政治觀念和文化素質。

 王主任嘆一口氣，煽動騷亂的背景當然是國外西藏人的組織，他們利用了藏族的宗教感情和民族心理，手腕很高明，而我們總是一股勁批達賴，搬出文革的宣傳詞藻，“憤怒聲討滔天罪行”，“堅決不答應恢復農奴制。”可以說國外藏獨組織鑽了我們工作中的空子，為什麼不反省一下我們自己這幾年政策的失誤？我們的政策得民心、順民意，騷亂恐怕也鬧不起來。」

 

 ──「八角街某居民辦事處負責人在接受我們採訪時，總是不斷嘆氣，瘦瘦的臉上是十分沮喪的神色。“想不通”。他低低地反復說。

 下面記錄的是他的談話內容片斷。

    “參加這次騷亂的人成份很復雜，有商人，有待業青年，有流浪在拉薩的朝佛人，有居 民，還有一些年青的幹部、工人，退休的也有。哦，還有個別的外國旅遊者。我想不通，中國有法律，連外國也不準燒汽車、燒房子。這麼多警察看著大街上鬧事，
明明是犯罪嘛，拉薩是西藏的首府，市裏領導都給打跑了，想不通。

    “我們辦事處給洗劫一空，文件給搶了，燒了，有的外國人還拍照片，連居民身份 證都拍，拍完就丟到火裏。辦事處公章也沒有了。有些人純粹就是發泄個人仇恨。那天早上，有些喇嘛，還有穿幹部服的人，到處敲門，‘出來，出來，吃糌粑的站 出來，跟我們走！’‘趕走漢人，西藏要獨立！’有個戴眼鏡的老喇嘛，起早轉經，他說，不，不去。一個年青人就給他臉上一拳，眼鏡掉了，又給踩一腳。有個退 休模樣的人，脫下身上的警服上裝丟在火裏，旁觀的人就喝彩，他說：‘我就想有這麼一天，該出出氣了！’有些康巴人公開在街上叫賣搶來的東西。

“現在是鬧事的人不孤立，孤立的是我們幹部。你們問為什麼？有些群眾說，共產黨變了，五十年代要我們，八十年代
要貴族，有個說法，上層人士的石頭和狗都落實了政策，而老百姓呢？退休的工人、幹部？沒有錢，沒有房子住。昨天去辦事處，有的市民就罵我們幹部，連家屬也遭受鄰居冷眼。唉，在社會上孤立，在家裏也孤立。像我們辦事處，四個居委會，管五千多居民，有六十多個黨員幹部，騷亂以後，只有一個居委會幹部來反映了一下群眾的情況。基層政權基本上是不起作用了。

    “一些商販對稅收太高，稅收人員態度粗暴不滿，跟著打石頭，有一些純粹是趁火打劫的不法分子。有的公安平時對群眾態度兇狠，動不動就打人，去飯館、酒店、茶館吃喝常常不交錢，有些市民趁亂也用石頭打警察。一些市民住房條件非常不好，而有職位的幹部，有錢人在郊區修了一幢又一幢小樓，心裏當然不滿意，沒錢嗎？每年國家把幾十萬幾百萬丟給寺廟，老百姓得到什麼呢？”」

──「 某居民委員會座談會，有居民在發言。

居民乙（四十多歲，男）：

 “我不愛舊政府，也不愛共產黨，那些當官的只想著自己，只想討好過去的貴族，還有收稅的，兇得就像老爺打僕人，有什麼好愛的。不管哪個來，我都能生活。

 現在拉薩被漢人佔了，滿街的飯館、小攤，縫褲子、釘皮鞋、補自行車，還有賣身子的女人，都是漢人，他們除了唸經和天葬，什麼都要搶著幹。修了那麼多房子，都是外國人和漢人住。他們西郊燈火通明，我們八角街晚上一片黑暗。我不喜歡他們，又偷又搶，不像內地的漢人。來拉薩的漢人都是被內地趕出來的，就跑到拉薩來了。“

 有一次和幾個藏族朋友聊天，他們都有專長，是知識分子。有個搞文字工作的說， 西藏總是跟在內地後面，原因是我們的領導水平太低，沒有魄力。達賴喇嘛那邊廣播說，他們在國外培養了四千碩士、博士，我們的報導就談“民族幹部茁壯成 長”，說我們有四千縣以上民族幹部。民族政策，重用民族幹部是對的，但只求數量，不求質量。很多提拔的藏族幹部文化素質差，更沒有管理水平，沒有學會技術和領導水平，倒學會了內地幹部的官僚作風。廢除農奴制，西藏人民是高興的，等級制沒有了，現在又形成了封建社會的等級制，變形的。

 過去的十幾年，西藏處在相對的封閉狀態中，西藏開放以後，再加上西藏建設的發展，各個地區建立了電視臺，大部分縣也修建了衛星轉播站，信息的溝通，使西藏對外界有了廣泛的了解。拉薩街頭外國人多了，電視裏西方國家的先進使看電視的
人目瞪口呆。以前在西藏，藏族人參照對象只有漢人，良莠並收，現在呢，參照對象由單一的漢人變為多元係數，有外國遊客，有香港人和明顯富有的印度、尼泊爾 商人以及歸國藏胞。於是一些藏族人把怨氣出在了拉薩的漢人身上。我認識一個年青的藏族大學生，他給我說，如果當年十三世達賴喇嘛和英國簽約，西藏就歸東印度公司了，西藏會和印度一樣發達起來。漢人的政治災難害了你們漢人，也害了我們藏人。

 在一次座談會上，一個漢族青年發言說，拉薩騷亂從另外角度來講，也許是好事， 可以引起中央重視，在西藏的政策究竟對不對？對少數民族實行優待政策是應該的，但不能是保姆政策，這樣的話年青的一代將會出現畸型。上學有獎學金，升學降低分數線，上大學六門考試一百多分就入學，結果幾年出來素質極差。招幹招工也照顧，結果是欲望很高，實際工作能力很低，這樣做會害了這個民族。加上民族政策一味像哄小孩子，不啟發他的創造力，不培養他的反省能力，一些早該揚棄的陋習作為民族傳統保留下來，更不用說培養少數民族的競爭心理了。藏漢民族沒有和諧的氣氛，漢族同志很難在西藏工作生活。

 長此下去，拉薩會不會再有騷亂呢？」

 

」

52期（2008年5月）西藏暴亂事件專輯 ：（六）不可淡化的農奴社會的歷史

（六）

西藏暴亂背後的思考：不可淡化的農奴社會的歷史

雲淡水暖

達賴分裂勢力策劃下，西藏一小撮受到唆使、誘騙的僧侶、暴徒在拉薩搞打、砸、搶、燒、殺，以此紀念40年前的那次可恥的失敗的叛亂。恰逢今年是中國舉辦全 球矚目的2008奧運會的年份，如果把視野放寬一點，人們會發現有一系列的“巧合”，其一，臺灣的陳水扁借選所謂“總統”之機，在3月22日捆綁搞“以台 灣名義加入聯合國”的所謂“公投”，實際就是造成一種形態，中國的一個部分的居民，要以當地的名義加入只有主權國家才有資格加入的國際組織，造成“獨立” 的“民意訴求”；其二，新疆的疆獨恐怖勢力企圖製造突發恐怖事件，策劃在民航客機上引燃汽油，發動“自殺式”空難襲擊。
這 些勢力一起上陣、鼓噪，目的是共同的，就是搞出點聲勢來，以中國期望辦一個祥和、盛大、安全、公平的奧運的心理為籌碼，借助西方、特別是美國的反共、反華 政客和輿論歪曲，要脅中國人民和中國政府，要麼拿到一些“實質性”的東西，要麼賺個要喝，造個聲勢，起碼噁心中國一把。
明明是一小撮暴徒、不明事 理的僧侶在拉薩街頭進行有組織的殺人、放火、搶掠，而我公安、武警極為克制，境外媒體卻大肆炒作什麼中國政府“鎮壓”了所謂“和平請願”的所謂“僧侶”。 可笑的是，“神通廣大”的境外媒體們，竟然沒有拿出半點證據證實什麼人在“和平請願”，怎麼在被“鎮壓”，境外報刊、網站上發表的有人用手機或者相機拍的 相片，除了兇神惡煞的暴徒在燒國旗，甩石頭，手持明晃晃的鋼刀的形象之外，就是我員警呈被動防禦狀態，用盾牌擋石頭，還有武警在暴亂後開進清理一片狼藉的 街道。
更為可笑的是“民主自由”的“楷模”，手持“普世價值觀”大旗的美國政府和國會政客，立馬迫不及待地為暴徒們和被分裂勢力指使的少數僧侶 “站臺”，美國白宮14日發表“措詞強硬”的聲明，要求中國應該尊重西藏的文化。指出，“美國政府對西藏和中國之間關係緊張感到遺憾”，“美國國會眾議院 議長佩洛西星期三強烈譴責中國政府逮捕並關押在西藏進行和平示威的喇嘛。”
連日本人也跑出來插一腳，香港報紙報導“美國國務卿賴斯發表聲明，呼籲 北京以克制的態度處理西藏示威，並釋放被關押的西藏僧侶。美國國務院向國民發出旅遊警告，指使館人員無法入藏提供協助，呼籲國民避免前往西藏。日本政府亦 表示，如果歐美對中國採取嚴厲態度，日本也不得不同調，並可能會影響國家主席胡錦濤五月訪日行程。”
草民以為，撇開政治目的，僅就那一小撮暴徒的 行徑，在哪一個國家都都是標準的刑事犯罪，都必須受到法律的嚴懲，都必須為其殘暴、無知、犯罪付出代價。美國和西方政客、西方輿論又在搞他們駕輕路熟的雙重標準了，大談什麼“和平”。據西藏自治區主席向巴平措的介紹，暴徒手段之殘忍，令人髮指：“有1名無辜群眾被暴徒澆上汽油活活燒死，有1名執勤武警被暴 徒打暈之後又被用刀子在臀部剜出拳頭大的一塊肉。”，這就是美國、西方、日本政客們所認同的“和平示威”？在任何一個國家，襲警已經是重罪，何況在光天化 日之下在員警的身體上活活地“剜出拳頭大的一塊肉”，這叫做禽獸不如，天理難容。草民以為，要不是我武警戰士們克制，那幾個暴徒、痞子、混混並非是對手， 美國、西方的員警在執行公務的時候，容忍這樣駭人聽聞的殘害行為麼。
有意思的是，美國一提起西藏問題，就大談“文化”，而他們眼中的“文化”，其 實就是達賴喇嘛，而真實的情況是，美國、西方對所謂“文化”的關注，不如說是對政治的關注，達賴的政治主張一直是堅定的，美國、西方對達賴“文化”的支 持，是基於其西藏獨立的政治背景的，且這種支持是長久的，美國中央情報局甚至對達賴的分裂武裝進行了長期的軍事支持，擱今日，1949年至1969年，美 國對達賴進行了20年的軍事援助，就叫做恐怖武裝。媒體報導過，2001年5月，布希在“和平解放西藏日”明目張膽會見達賴；達賴在1989年獲發所謂 “諾貝爾和平獎”；2007年10月17日，達賴獲得了美國國會授予的美國國會金質獎章，而之前，布希總統在白宮“私下”會見了達賴。正是在如此的百般寵 愛下，達賴的分裂行為一天也沒有停止過。美國的一位國會議員說，“在美國領導人看來，達賴是在我們需要時隨時可以出現的宗教領袖”。
拉薩街頭暴徒 和鬧事僧侶們的所謂“紀念”，就是要“紀念”美國眼中的那種“西藏文化”，那種文化叫做“農奴制”，史料記載，處在封建農奴制度下的西藏，占總人口不到 5%的官家、貴族、上層寺院幾乎佔有了西藏全部的土地、草原、山林和絕大部分牲畜。一份歷史檔案記載，1950年的西藏有100萬人口，其中沒有住房的就 達90萬。當時的拉薩城區只有2萬人，而露宿街頭的貧民和乞丐就達1000多人。農奴的人身為領主所佔有，農奴主可以把農奴用於租讓、轉讓、賭博、抵押、 贈送或出賣給其他領主。
一些外國的旅行家、藏學家等曾經記錄了那種“文化”，“強大的僧侶勢力掌管一切，但僧侶也有高低之分，過著天上地下的生 活。即使是在寺院裏，普通僧人也隨時面臨著刑罰，甚至死刑”（ 崔比科夫《佛教香客在聖地西藏》）、“西藏沒有強大的中產階級。控制著封建領主的是僧侶。因為西藏人虔信他們那種形式的佛教，強大的僧侶勢力掌管一切。即 使是佛陀本人，沒有僧侶也無能為力。這個地方實行的是封建制度。喇嘛是太上皇，農民是他們的奴隸。”（艾德蒙·坎德勒《拉薩真面目》）、“終身不娶之僧侶 貴族，大都另有所歡，而低級軍人僧侶生活之放蕩，尤不堪問。普通迎神賽會之場，直是人欲橫流之所。…高級僧侶生活極安適，各有私人第宅或庵堂，且有雇傭僕 役七八十人者。低級僧侶生活殊惡劣”（ 日僧川口《旅藏三年記》）、“舊西藏，所有農民都是終身負債的農奴，他們身上還有著苛捐雜稅和沉重的徭役：‘完全失去了一切人的自由，一年更比一年窮 ‘。”（ 法國藏學家亞歷山大·達維·尼爾《古老的西藏面對新生的中國》）
在關於那種“文化”的典籍中，有這麼一段「為達賴喇嘛念經祝壽，下密院 全體人員需念忿怒十五施回遮法，為切實完成此事，需當時拋食，急需濕腸一付、頭顱兩個，各種血、人皮一整張，望即送來」（西藏自治區檔案館：50年代初舊 西藏地方政府有關部門致《熱不典頭目》的一封信），自詡信奉“人權”、“民主”、“自由”至高無上的美國“信善”們，不會還想讚頌和支持這種剝人皮、砍頭 顱的“文化”吧。

在參與打砸商鋪、學校、醫院，殺人放火的暴徒中，相信有一部分是受到蠱惑煽動的不明真相的青 年，這恐怕與他們是在一個越來越物欲化，功利化的年代所受到的訊息扭曲有關，不瞭解自身家族（如果是農奴的後代）的歷史傳承，輕信了達賴之流在宗教信仰掩 護下的復辟幻覺。時間過去40年了，達賴之流及其後代，忘記了、淡化了、消融了其復辟變天，重新成為西藏至高無上的農奴領主的美夢了麼，沒有。
達賴之流沒有忘記領主夢，農奴的後代們也不應該忘記農奴史。淡化、忘記、切割、歪曲歷史，對青少年的誤導是深遠的，以至於可能農奴的後代還以為達賴統治的年代是“天堂”了。忘記了歷史，也就背叛了歷史。
過去看過一部影片《農奴》，劇中的男主角強吧的扮演者旺堆本身就是農奴出身，農奴的女兒才旦卓瑪演唱了其中的插曲《共產黨來了苦變甜》：
喜馬拉雅山再高也有頂
雅魯藏布江再長也有源
藏族人民再苦啊再苦也有邊啊
共產黨來了苦變甜喲
苦變甜嘍

 

轉載自烏有之鄉網站http://www.wyzxsx.com

52期（2008年5月）西藏暴亂事件專輯 ：（四）警惕落入美國的“西藏陷阱”

（四）

警惕落入美國的“西藏陷阱”

于爾根·羅澤（德國聯邦國防軍中校）班瑋/編譯

西藏事件升級背後是否可能有美國插手？鑒於美國一直對中國可能崛起為其競爭對手抱有戒心，再加上利用民族或宗教問題挑起別國內亂、消耗對手是美國慣用的手法，這種可能性是完全存在的。

 利用別國少數民族和宗教勢力來達到自己強權政治目標是美國歷來慣用的手法。如果說美國偏偏這次沒有像一貫所做的那樣幕後插手，這簡直可以說國際政治發生了哥白尼提出“日心說”那樣天翻地覆的變化。

 １９７９年７月，前美國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布熱津斯基出於地緣政治考量，曾向卡特總統建議誘使蘇聯出兵阿富汗，使其陷入一場“越戰”式的遊擊戰。這樣可以大量消耗蘇聯軍事資源，與此同時，美國也可通過煽動蘇聯南部幾個加盟共和國中的穆斯林鬧獨立，使蘇聯南部失去穩定。後來這一構想果然實現了。布熱津斯基
在１９９８年接受記者採訪時曾承認：“在（蘇聯）入侵之前，我們的確向阿富汗遊擊隊提供了某種支持……我們沒有逼迫蘇聯人入侵，但我們的確通過我們的行動 有意識地提高了蘇聯人採取入侵行動的可能性。”布熱津斯基還說，“這種秘密行動的確是個絕妙的主意，它成功地透使蘇聯人落入了阿富汗陷阱。”

 西藏事件升級很自然讓人想到：美國人是否也想以同樣的方式誘使中國落入西藏陷阱？畢竟利用他國少數民族或宗教勢力來達到自己的強權政治目標是美國的慣用手
法。對美國來說，要對付中國這樣一個各方面實力不斷增長的多民族大國，促使其內部民族矛盾激化實在是個很有成功希望的選項，尤其是美國人已意識到中國人為保持經濟發展總是想儘量避免與美國直接對抗。在這種情況下，只存在一種可能的對策，那就是讓中國發生內耗。對美國來說，中國西部發生內亂不僅可以消耗中國 的實力，而且可以很有效地達到醜化中國形象的目的。

 還可以從這樣一種地緣政治的視角去解釋這個問題。據德國基督教民主黨政治家維利·維默爾透露，阿富汗總統卡爾扎伊曾跟他談到，美國人要想在阿富汗實現和平，三年前就可以做到，但美國人不願這麼做。再看看英國軍方是怎麼說的：我們要考慮在未來４０年在阿富汗一直保持駐軍。再看看阿富汗地圖：阿富汗首都喀布爾東北面有伯尼爾山谷，再往東北延伸便是在阿富汗東北角與中國接壤的瓦罕走廊。萬一西藏發生游擊戰，西藏叛亂者可以通過這條通道得到後勤支援。要實現這一
點當然要看誰在阿富汗擁有軍事基地和駐軍。(原文發表於德國freitag.com網站，譯文轉載自2008年4月18日《國際先驅導報》 )

 

52期（2008年5月）西藏暴乱事件专辑 ：（三）冒险的地缘政治游戏：华盛顿和北京玩“西藏轮盘赌”

（三）

冒險的地緣政治遊戲：華盛頓和北京玩“西藏輪盤賭”

威廉·恩道爾 著 邱東 譯

通過在雙方關係敏感領域和奧運會即將開幕之時煽動西藏暴力活動，看得出華盛頓已下定決心要和北京玩一次高風險的地緣政治遊戲。這是美國擾亂中國國家穩定活動的一次升級。

 這次“喇嘛革命”幕後的演員表明華盛頓正積極策動另一次臭名昭著的“顏色革命”。這些台前幕後的黑手都是此間老手。他們和美國國務院過從甚密，包括國家民主基金會和中情局的“非政府組織自由之家”等。

 逃到達蘭薩拉至今，達賴集團收到數百萬美元資金支持，不是從中情局，而是從不太惹人注意的國家民主基金會——一個美國國會資助的中情局週邊組織。該基金會一手操辦了每一次美國支持的“顏色革命”，從塞爾維亞到格魯吉亞，從烏克蘭到緬甸。

　　西藏這次“顏色革命”中，又是國家民主基金會在煽風點火。

 從1994年開始，國家民主基金開始提供資金給“國際西藏運動”。它還支持達蘭薩拉的《西藏時報》，提供資金給“西藏多媒體中心”和“西藏人權民主中心”。

　　美國國務院和美國情報界的身影出現在所謂西藏獨立起義和針對漢族居民攻擊行為的方方面面，這都是為了什麼？

　　西藏重要的戰略意義不僅在於地理位置，西藏也是礦產和石油的寶庫。支配西藏水源的人擁有能撬動整個亞洲的強大地緣政治杠杆。

　　但對華盛頓而言，西藏的主要價值在於顛覆和勒索北京的巨大潛力。

 西方媒體關於西藏事件的報導既不準確也未經獨立復查。西方媒體的沆瀣一氣更表明圍繞西藏的一系列事件是由華盛頓精心組織的又一次顛覆活動。

　　華盛頓在西藏的顛覆活動無疑得到了英國以及其他“友好”情報機構幫助。

　　這都是為了全球霸權，而非民主。毫不奇怪，中國不認為讓華盛顛得到這樣的霸權符合中國國家利益。

 美國在西藏進行的顛覆活動是一次重大戰略轉變。這些都發生在美國經濟和美元處於1930年以來最大危機的同時。值得注意的是，美國一邊在西藏讓中
國難堪，一邊派財長保爾森去北京。華盛頓實際上在玩火。中國早已取代日本成為世界最大外匯儲備國，北京只要拋售一小部分美國公債就能使美元崩潰。

（原文為加拿大全球研究組織(智庫)網站4月10日文章，譯文轉載自《環球時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