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慶文革口述史：黃廉訪談錄[一]（老田訪問整理）

重慶文革口述史（黃廉訪談錄）（一）

■老田 訪問整理

黃廉自述：在毛澤東逝世之後不到兩個月，1976年11月在沒有履行任何法律手續的情況下，我就被非法關押了接近五年半，當時在專案人員的巨大壓力之下要我交代與“四人幫”的關係問題，我沒有寫過一個字的「交代材料」；今天我已經年逾古稀，越來越迫切感到：需要就自己的經歷對歷史、對人民寫出我自己的交代。今天我把自己的這一段歷史如實地留給青年人，以佐證歷史之一角，至於是非功過，那就任人評說了。

黃廉1949年入伍，1956年轉業到地方工作，後因為參加了史無前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擔任群眾組織的勤務員，從此人生波瀾起伏。在文革期間黃廉最為特殊的經歷是：毛澤東曾經為他落選省革委會副主任鳴不平，江青在1976年「打招呼會議」上親自關心他的入黨問題，曾經作為毛江關心造反派政治上成長的一個範例。在文革運動初期，黃廉被重慶市木材公司當權派以「一貫反黨」的罪名批鬥、關押，後來是在北京南下串聯學生從老保手上「搶」出來參與文革運動的。他於1966年9月最早參與組織重慶無產階級革命工人造反軍，擔任總部勤務組長；最初重慶造反派都是八一五派觀點，他曾與周家喻一起籌畫成立重慶八一五派聯合指揮部，周家喻是總指揮，黃廉擔任政委；在奪權前夕，聯合指揮部被重大八一五總團熊代富帶人將聯合指揮部公章一劈兩半，指揮部因此解體。在一月奪權之時，由於駐渝的7788部隊偏向以八一五為主的革命造反聯合會（簡稱「革聯會」），對反對他們的人大搞打、砸、抓，許多人被他們抓進監獄，重慶就產生反抗者——「砸派」（主張砸爛革聯會的這一方，即反到底前身）；在1967年2月發生的「二月鎮反運動」期間，黃廉被抓入獄；周總理親自點名要五十四軍從監獄裏把黃廉接出，去北京參加解決四川問題的會議；1968年成立四川省革委會，黃廉擔任省革委會委員，重慶市革委會副主任，此後黃廉算是十年不倒。在周恩來的親自指示之下，1970年黃廉和周家喻一同下放長安機器廠三車間勞動；1971年5月清查五一六運動中間，黃廉又回木材公司被當做「五一六骨幹分子」辦「四不准學習班」，據說還與拉美國際遊擊縱隊和格瓦拉有關係，被關押審查了半年多；1975年依然是周恩來提名當選為四屆人大代表的候選人而出席大會；是年在鄧小平主持的治理整頓期間，趙紫陽去四川發起「批派」運動，黃廉又被作為「四大名旦」（鄧興國、黃廉、周家喻、楊志誠）之一；1976年4月入黨；趙紫陽在「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期間，有省委下文安排黃廉分管重慶市計委工作；1976年10月隨著中央有變，黃廉又成了四人幫在四川的黑幹將，關押審查了五年多，輪流在全市各單位批鬥了四年多，1982年以「陰謀顛覆政府罪、策動武裝叛亂罪、反革命宣傳煽動罪、反革命殺人傷人罪」等駭人聽聞的大罪名，被判處18年有期徒刑、剝奪政治權利5年，1994年11月14日受刑期滿釋放；現黃廉已是年過古稀的老人，居重慶，是「無房子無家庭無醫保無工作」的「四無」流浪者。

一、童年和早期的工作經歷

我1933年出生于銅梁土橋鄉，隨父親自幼在重慶謀生，我父親解放前先在望龍門小學當校工，以後在東林煤礦當工人。母親是家庭婦女。本人7歲到重慶，讀過小學，初中二年級之後因為家裏貧困，輟學後曾在又新川劇學校當學生，後進入重慶小米市群豐商行當見習生，相當於學徒。

1949年11月重慶解放，二野十一軍招收軍政大學學員，在求精中學報名，我考入二野軍政大學三分校四中隊，校址在萬縣高級農校。我作為預科學員，學習的是社會發展簡史，辯證唯物主義和毛主席的一系列政治和軍事著作。

1956年5月，從部隊轉業到重慶木材公司，任政治部辦公室當宣教幹事、秘書等，直到66年參加文革。此間最難忘的是1957年參加的反右鬥爭。在反右期間，我先是木材公司黨組織選的戰鬥組成員，每天的工作就是在理論上和右派作鬥爭。其間許多人頭天還是我的朋友，就因為在社會上說了一些「不當」言論，第二天就被交到戰鬥組受批判。我當時認為言語過激批判一下也是可以的，怎麼他們就劃成「右派」了當敵人處理那呢？有個同事名叫姜雲萍，是行政秘書，我們關係尚好，被劃成極右派，一下子成了敵人。還有一個南下幹部名趙春元，別人說同樣的話沒有事，而他說了同樣的話就脫不到手，就要查他的歷史，還說他是反革命。

因此我對黨支部包辦的反右運動有些想法，就在會上講，我認為民主集中制的關鍵在於是誰在那裏集中，誰來集中民主就在誰手上，我曾提出質疑：黨委第一書記有了問題，誰來監督？我認為中國的前景還是要發揚民主，要讓群眾講話才能監督領導，畢竟上級領導不是天天在書記身邊。我還說到人事安排上也有問題，在戰爭年代黨叫幹啥就幹啥是對的，和平時代還是要發揮個人特長，應該讓自己選擇工作合適的工作崗位，我自己只適合當教師，不適合搞宣傳工作。我還說我們的工會工作是虛設，工會最好是民辦，官辦工會沒有作用。

我這樣一講就不得了，先要我離開戰鬥組，反右結束後又找我談話，說「你的出身成份好，但是你的觀點是中偏右，知不知道？」我生病住院的時候，他們在公司裏用我的放大照片，缺席開批判會。在文革期間，當權派還以此誣我是「內控右派」，不是好人，這在群眾組織中間曾引起過幾次辯論。我被木材公司背地裏劃為中間偏右，可是後來為右派平反的時候，木材公司主持工作的當權派又不認帳了。

二、文革初期的感受

四清運動的時候，23條明確指出運動的重點是針對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我很贊同。文革開初的時候，重慶大學的學生寫了很多大字報，揭露西南局和市委的官僚主義，尖銳批評他們把運動矛頭對準一般群眾，我就認為大學生的做法和提法合乎23條，覺得他們是對的。可是四清一開始，就是把矛頭指向生產隊長和一般農民，工廠裏也是把車間主任和一般工人作為物件，我們木材公司是重點把矛頭對準向領導提意見的人，其他單位也差不多。

文革初期，重慶市委跟隨省委猛烈批判早已垮臺的幹部張黎群就是轉移方向，因為張黎群並不在重慶工作，而是在西南局工作。回想起來，四清運動在他們領導下也是走過場，把矛頭對準農民的投機倒把什麼的，而不是清查公社書記以上的當權派。重慶也和外地一樣，把打擊矛頭轉移到文化教育單位，文革一開始市委就派工作組去重慶大學，不幾天，一個好端端的校長鄭思群就自殺了，轉移鬥爭大方向和以假亂真是走資派的慣用伎倆。

當時印象最深的是大學生遊行，遭到赤衛軍的圍攻，工廠裏面也組織工人糾察隊，學校裏面組織「毛澤東思想紅衛兵」，這些都是各單位市委組織下幹的。我當時感到很奇怪，市委為什麼要派學生中的保守組織去抄老百姓的家呢？還有學生在街上剪褲管，剪頭髮，都是根據市委和各單位走資派的安排，由中學生裏面的保守組織出面搞的。不時還有消息傳過來，說北京「西糾」可以隨便打死人。當權派安排中學生保守組織到處搞打砸搶，起了很壞的作用，後來的「文革史家」們卻一致說這些都是造反派幹的。

另外一方面，在文革初期五十多天的反動路線裏，根據市委和工作組的佈置，在大學生裏面抓所謂的「假左派、真右派」，在工廠裏抓「危險分子」。運動按照市委文革小組的部署，矛頭下指，在群眾中間大搞「橫掃」，而且糾纏許多過去的歷史問題，本來按照政策都是過去解決了的，又唆使保守派組織翻出來整。我在一次本單位的學習會上提出：這些搞法難道還要給地主找接班的嗎？把矛頭指向「黑五類」（就是指出身不好的任），按照中央精神，鬥爭矛頭應該指向搞特權和官僚主義的書記局長才對。我這麼一說，就不得了了，非要我在會上講清楚，他們還明裏暗裏翻出我在57年所謂「右傾言論」的舊帳，說我當時就是為右派為反革命說話，觀點一向是很右的，還捏造說我在北海艦隊曾經和文工團一個反革命家庭出身的女孩戀愛。

我說「本人」不僅自己的出身很好，歷史上也沒有「黑巴巴」，「紅巴巴」倒是有幾個，自己是解放軍轉業，還是共青團員，不是什麼反革命。我接著就舉例揭發，公司建造了一棟新房子，我看那些沒有住房、幾世同堂的人都沒有住到，都是科長以上的幹部分了，工作上書記也是一天到晚養尊處優，不讀書不看報，依我看，公司經理以上的，雖不是走資派，已經有一個特權階層的問題，你們不要把鬥爭目標轉移到我身上。

會後我到市委去看了大字報，半夜我回到家裏剛剛把女兒哄睡了。這個時候房門打開了，進來八個人，要我回公司裏去開會，他們就這樣把我綁架回去，後來才知道他們就是公司黨委組織的保守派。回公司之後連夜開批鬥會，說我一貫反黨，還要我交代去市委看大字報的事情，說市委已經發佈了「四不准」，在非常時期，不准抄大字報，不准看大字報，不准跟學生往來，不准去外面發表演講。我說大字報上說，你們搞特權，你們鎮壓群眾運動，你們怕革命，你們心有鬼，毛主席就是這麼講的。

第二天開始就不讓我上街，關押在公司地下室裏。我索性寫了一張揭露公司黑暗的大字報，題目是「為有犧牲多壯志、敢教日月換新天」，內容是：你們讀過關於國際共產主義總路線的建議嗎？現在修正主義就在我們眼前，你們害怕群眾起來揭你們的問題，你們怕群眾起來造你們的反，你們想壓制這場文化大革命！你們想錯了，共產黨員、共青團員，我們不是你們的奴隸，工人再不起來反對走資派，黨會不會變色，國家將走向何方？我們工人階級應該起來，保衛毛主席的革命路線和毛澤東思想，「頭可斷，血可流，毛澤東思想不可丟」，現在再不造反，更待何時？……最後是三個口號。

我被公司裏保守派關押的事情，被公司工人越明祥等傳出去了，把我寫的大字報給了八一五和南下串聯的學生。南下串聯的學生就跑到木材公司來調查，公司裏的保守派不讓他們進來，他們就約本地的學生一起行動，那一天來的人很多，把整個中興路都紮斷了，最後沖了進來，找到了我，將我擁著出了木材公司。出來之後就到了市委，外面已經是大變樣了，滿街都是大字報，十六條也已經發佈了，到處還張貼著轉抄過來的北京傳單，還有一些江青在北京一些大學的講話什麼的，同時也有打到劉少奇鄧小平的傳單，我感到自己好像是外星人下了凡，驚奇不已。我最開始接觸的是北京國際關係學院德法系的孟憲成，華東政法學院的張金根等外地串聯學生，我感到他們很有水準。

後來才聽說，我的那張大字報傳播得很廣，成都的一些學校造反派、硬骨頭造反團等也轉抄過去了。學生們對我說，你寫的大字報首先是題目很好，引導工人衝破黑暗，預言了運動的展開，幫助人們衝破思想禁錮，以滿懷悲壯的語言去迎接運動高潮的到來。接著就有很多人，給我送毛主席語錄，不少人爭著要我簽名，許多工廠的工人也邀請我去廠裏串聯、支持、講話等，我就到處講要勇敢跟著毛主席參加造反，對修正主義和走資派不要怕，工人們覺得我講的好，與他們的感受和心靈相通。當時我也自認是與八一五的心靈相通的。

我看到一些學生搞抄家破四舊，完全沒有章法，例如砸佛教羅漢寺、損壞老君洞、到渣滓洞去砸什麼陵墓，我十分反感。更不要跟著搞什麼戴高帽遊街，走資派就是希望造反派破壞政策，失去運動大方向。我感到當今中國的問題是毛主席的正確路線不能順利貫徹，中間受到走資派的歪曲，毛主席發動文革的目的是對準走資派，要反修防修，避免党變修國變色。文革的對象不是群眾中間的一些雞毛蒜皮的小事，也不是打死老虎，而且過去的剝削階級在新中國已經成了勞動者，我們也不能讓他們的子女再接班當剝削者，所以我堅決反對譚力夫提出的「血統論」。

三、醞釀成立工人造反組織

這個時候舊市委已經被學生、工人、起來造反的教師、幹部沖得人仰馬翻，政府某些部門已經處於癱瘓狀態。工人也起來了，但是還沒有人去組織，也有亂貼大字報。革命高潮確實到來了，走資派被衝擊，這個時候更需要有工人的組織，把運動引導到搞大批判、大揭發的大方向上來，真正實現靈魂深處的大革命，當時我們根本沒有奪權這個概念，根本不敢想到這個方面去。

在南下學生的幫助和主持下，造反的工人在六中高二教室開了三次會。第一次是孟憲成提議成立重慶工人造反軍，來支持重慶大學八一五學生的運動，也支持各地來串聯的造反派學生，到工廠宣傳。第一次推舉我先承頭，還有印製二廠的工人王文華，長安廠的幹部郎伯靈，男男女女總共七個人，當時大家都不敢當頭，頭天選了第二天就不知去向了；只好第二天晚上又重新選舉，這一次有重慶鍋爐廠的老陳，402工區建築工人朱正坤，楊國成等，也是七個人，後來又有幾個自行消失了。

工人造反軍成立勤務組，選舉我當組長，在六中借了兩間教室辦公。對外發傳單，也收集情況，與各廠建立聯繫，各個單位自己成立組織進行選舉，選後到六中來與我們總部掛鉤，由於大串聯在全國開展，《紅旗》雜誌的文章和北京的傳單不斷有好消息，各界的人士都來支持。當時的情景，就象紅軍佔領冬宮一樣，人潮湧動，招呼都來不及，什麼事情一個招呼都有人積極地去辦。在孟憲成、吳有義的幫助下，在北大、清華串聯學生的幫助下，我們正式定名為「重慶無產階級革命工人造反軍」，並寫了《造反宣言》，這大概是八九月之間的事情。

造反軍成立不久，由畫家正威居間聯絡，文聯的羅廣斌（著名小說《紅岩》作者）約我去談談，我當時以為他是作協主席，我當時看到是他在文聯主持工作。我從六中走過去，許多工人說你現在需要人保護，自發地跟著我走。從上清寺走到文聯，路上就看到一隊隊保守組織「工糾」在街上遊行，他們穿著整齊的新工作服，頭戴鋼盔，腳穿長統膠靴，列隊整齊、口號統一，產業大軍上街了！喊的口號是：只許左派造反，不許右派翻天；打到任白戈；勒令市委交出黃廉。針對我的傳單也很多，有的說我是右派，是反革命份子，曾經受過軍法處置，還有的說我是任白戈的警衛員，受命打入造反派的；我看到自己也感到好笑。有一位元穿著軍裝的新華社記者，問我：你看到關於你的大字報沒有？我說他們花這麼多錢印傳單，詆毀我這樣一個普通人，真是浪費，要是把錢節約下來給我多好哇。

羅廣斌見到我之後，問我為什麼有那麼大的勇氣，站出來領導造反軍，你到底是怎麼想的。我說很多革命前輩都為建立新中國而犧牲了，我要跟著毛主席走革命道路，江姐的革命犧牲精神還是鼓舞教育著我們。我問他是咋個想的，他說我們文聯是搞意識形態工作的，我們覺悟不及工人農民，我的主管願望是永遠跟著毛主席跟著共產黨走，支持革命派反對走資派，當一個人民的好作家。我說還是要大膽地為工農寫出好的作品，要當跟工人一條心的作家，楊益言插話說絕對是應該跟工人一條心。羅廣斌最後對我說，要注意政策，問我懂不懂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的繼續革命理論，我回答說就是在共產黨執政的條件下，有些官僚不執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線，不為我們工農大眾掌權，而是披著共產黨外衣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文化大革命就是為了純潔黨的路線，要從共產黨內清除他們打到他們。他說你這麼說也對，要我多注意學習毛主席著作。

1966年8月份，「十六條」已經發佈了，市里走資派利用手中的權力進行鎮壓造反，假手保守派對造反派的壓制還很厲害，為了防止工人參加運動，凡支持八一五的人就被打成「危險分子」，各個單位造反的人被打成「牛鬼蛇神」。要不要搞文化大革命？支持八一五學生造反對不對？全市的爭論都很激烈，在市中心區解放碑，很多的工人農民都自發出來參加辯論，六七十歲的老太太都參加。人民群眾是一片沸騰，起來揭發自己單位領導的人很是不少，在公路上、在廣場上有人寫出了大字標語「八一五好得很」，一個字有幾米見方，還有標語「保衛毛主席的革命路線」，打倒李井泉等等，運動進行得如火如荼。

在舊市委走資派的指使下，在江北上橫街的一個小學裏，舉辦了「八一五」罪行展覽，說造反派學生都是流氓無賴，我們有工人去該校調查過，發現都是保守組織造謠，根本沒有用門板給女教師正駝背那麼回事。他們就是用造謠手段鎮壓起來參加文革的學生、工人和教師。在一些工廠裏，就更厲害了，有的造反派被開除、有的人遭到關押、批鬥，動不動就說你破壞生產，扣工資，他們就是利用手中的權力撲滅運動的烈火，有的單位造反派被逼得跳樓，有的人被當權派逼瘋，被遊街批鬥的更是尋常事。造反派的每一次鬥爭，幾乎都要與當權派組織的保守派發生衝突。我們單位是把我關押在公司裏批判鬥爭，甚至是深夜搞車輪戰批判，不敢把我弄出去遊街，因為我有一定的影響，他們怕遊街的時候被學生搶走。那個時候很多參加了文化大革命運動的工人，都不敢回單位，大家都雲集在重慶大學或者六中，這就是毛主席在他的一張大字報裏所說的「白色恐怖」現象。

我們當時明顯感覺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線，要落實到基層確實是困難重重，真切感覺到共產黨裏頭有兩股絕然不同的勢力：一是以毛主席為代表的真正的中國共產黨人，這些同志是為人民服務的，是代表工人農民和一切勞動者利益的；劉少奇和鄧小平等人，他們總是干擾毛主席的革命路線，篡改黨的政策，任何一次運動他們都是顛倒黑白、矛頭向下，打擊工人農民和一般群眾，這一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關係到黨和國家命運的一場生死存亡的大革命。既然如此嚴肅，如此嚴重，如此殘酷的鬥爭，沒有團結，沒有組織，沒有戰鬥堡壘，是絕對不行的，烏合之眾是不堪一擊的，一盤散沙去講階級鬥爭，完全是兒戲。為了戰鬥，為了保衛毛主席的革命路線，我們決心把重慶願意跟隨毛主席繼續革命的工人組織起來，把重慶工人造反軍準備正式成立起來。

9月30日下午二時，我們借禮堂召開成立大會。這是雲集在六中的造反軍3000多名代表，列隊、舉旗，雄糾糾氣昂昂地開進市大禮堂，裏面不僅是座無虛席，而是連巷道都占滿了造反軍代表。工人造反軍自己的糾察隊立即封鎖了各條通道，守住大門，與會者自己動手掛上橫幅，貼上標語，宣言人手一份，會上笑聲、歌聲、掌聲不斷，由造反軍總部楊國成主持大會，宣佈大會開始，黃廉宣告「重慶無產階級革命工人造反軍響應毛主席的偉大號召，經過血與火的大搏鬥，今天正式宣告成立了。」北京南下的紅衛兵、各地來渝串聯的同學代表，都前來表示祝賀。我們以無比自信和自豪的聲音宣讀了《重慶無產階級革命工人造反軍宣言》，每讀完一段就是一陣熱烈的掌聲，這是工人們看到自己的力量，嘗試自己把我自己的命運的信念在起作用，這個場景我至今難忘。在後來風激浪高的艱險戰鬥征途中，在走資派施展縱橫捭闔的手段的離間和破壞下，工人造反軍和勤務組也曾經有過沙浪沉浮，但總的看來還是穩定的，始終保持著工人階級的堅貞、純樸、誠實和革命堅定性。

1966年9月30日晚，重慶無產階級革命工人造反軍成立大會結束之後，三千多名參加成立大會的代表又迎來了共和國17周年的曙光。我們和重大八一五戰鬥團一起，在解放碑市區中央遊行，高呼「共產黨萬歲」「毛主席革命路線萬歲」「革命無罪、造反有理」的口號，向全市民眾宣傳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遊行隊伍所到之處，群眾無不報以熱烈的掌聲。◎

重慶文革口述史（黃廉訪談錄）（一）
■老田 訪問整理
黃廉自述：在毛澤東逝世之後不到兩個月，1976年11月在沒有履行任何法律手續的情況下，我就被非法關押了接近五年半，當時在專案人員的巨大壓力之下要我交代與“四人幫”的關係問題，我沒有寫過一個字的「交代材料」；今天我已經年逾古稀，越來越迫切感到：需要就自己的經歷對歷史、對人民寫出我自己的交代。今天我把自己的這一段歷史如實地留給青年人，以佐證歷史之一角，至於是非功過，那就任人評說了。

黃廉1949年入伍，1956年轉業到地方工作，後因為參加了史無前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擔任群眾組織的勤務員，從此人生波瀾起伏。在文革期間黃廉最為特殊的經歷是：毛澤東曾經為他落選省革委會副主任鳴不平，江青在1976年「打招呼會議」上親自關心他的入黨問題，曾經作為毛江關心造反派政治上成長的一個範例。在文革運動初期，黃廉被重慶市木材公司當權派以「一貫反黨」的罪名批鬥、關押，後來是在北京南下串聯學生從老保手上「搶」出來參與文革運動的。他於1966年9月最早參與組織重慶無產階級革命工人造反軍，擔任總部勤務組長；最初重慶造反派都是八一五派觀點，他曾與周家喻一起籌畫成立重慶八一五派聯合指揮部，周家喻是總指揮，黃廉擔任政委；在奪權前夕，聯合指揮部被重大八一五總團熊代富帶人將聯合指揮部公章一劈兩半，指揮部因此解體。在一月奪權之時，由於駐渝的7788部隊偏向以八一五為主的革命造反聯合會（簡稱「革聯會」），對反對他們的人大搞打、砸、抓，許多人被他們抓進監獄，重慶就產生反抗者——「砸派」（主張砸爛革聯會的這一方，即反到底前身）；在1967年2月發生的「二月鎮反運動」期間，黃廉被抓入獄；周總理親自點名要五十四軍從監獄裏把黃廉接出，去北京參加解決四川問題的會議；1968年成立四川省革委會，黃廉擔任省革委會委員，重慶市革委會副主任，此後黃廉算是十年不倒。在周恩來的親自指示之下，1970年黃廉和周家喻一同下放長安機器廠三車間勞動；1971年5月清查五一六運動中間，黃廉又回木材公司被當做「五一六骨幹分子」辦「四不准學習班」，據說還與拉美國際遊擊縱隊和格瓦拉有關係，被關押審查了半年多；1975年依然是周恩來提名當選為四屆人大代表的候選人而出席大會；是年在鄧小平主持的治理整頓期間，趙紫陽去四川發起「批派」運動，黃廉又被作為「四大名旦」（鄧興國、黃廉、周家喻、楊志誠）之一；1976年4月入黨；趙紫陽在「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期間，有省委下文安排黃廉分管重慶市計委工作；1976年10月隨著中央有變，黃廉又成了四人幫在四川的黑幹將，關押審查了五年多，輪流在全市各單位批鬥了四年多，1982年以「陰謀顛覆政府罪、策動武裝叛亂罪、反革命宣傳煽動罪、反革命殺人傷人罪」等駭人聽聞的大罪名，被判處18年有期徒刑、剝奪政治權利5年，1994年11月14日受刑期滿釋放；現黃廉已是年過古稀的老人，居重慶，是「無房子無家庭無醫保無工作」的「四無」流浪者。
一、童年和早期的工作經歷
我1933年出生于銅梁土橋鄉，隨父親自幼在重慶謀生，我父親解放前先在望龍門小學當校工，以後在東林煤礦當工人。母親是家庭婦女。本人7歲到重慶，讀過小學，初中二年級之後因為家裏貧困，輟學後曾在又新川劇學校當學生，後進入重慶小米市群豐商行當見習生，相當於學徒。
1949年11月重慶解放，二野十一軍招收軍政大學學員，在求精中學報名，我考入二野軍政大學三分校四中隊，校址在萬縣高級農校。我作為預科學員，學習的是社會發展簡史，辯證唯物主義和毛主席的一系列政治和軍事著作。
1956年5月，從部隊轉業到重慶木材公司，任政治部辦公室當宣教幹事、秘書等，直到66年參加文革。此間最難忘的是1957年參加的反右鬥爭。在反右期間，我先是木材公司黨組織選的戰鬥組成員，每天的工作就是在理論上和右派作鬥爭。其間許多人頭天還是我的朋友，就因為在社會上說了一些「不當」言論，第二天就被交到戰鬥組受批判。我當時認為言語過激批判一下也是可以的，怎麼他們就劃成「右派」了當敵人處理那呢？有個同事名叫姜雲萍，是行政秘書，我們關係尚好，被劃成極右派，一下子成了敵人。還有一個南下幹部名趙春元，別人說同樣的話沒有事，而他說了同樣的話就脫不到手，就要查他的歷史，還說他是反革命。
因此我對黨支部包辦的反右運動有些想法，就在會上講，我認為民主集中制的關鍵在於是誰在那裏集中，誰來集中民主就在誰手上，我曾提出質疑：黨委第一書記有了問題，誰來監督？我認為中國的前景還是要發揚民主，要讓群眾講話才能監督領導，畢竟上級領導不是天天在書記身邊。我還說到人事安排上也有問題，在戰爭年代黨叫幹啥就幹啥是對的，和平時代還是要發揮個人特長，應該讓自己選擇工作合適的工作崗位，我自己只適合當教師，不適合搞宣傳工作。我還說我們的工會工作是虛設，工會最好是民辦，官辦工會沒有作用。
我這樣一講就不得了，先要我離開戰鬥組，反右結束後又找我談話，說「你的出身成份好，但是你的觀點是中偏右，知不知道？」我生病住院的時候，他們在公司裏用我的放大照片，缺席開批判會。在文革期間，當權派還以此誣我是「內控右派」，不是好人，這在群眾組織中間曾引起過幾次辯論。我被木材公司背地裏劃為中間偏右，可是後來為右派平反的時候，木材公司主持工作的當權派又不認帳了。
二、文革初期的感受
四清運動的時候，23條明確指出運動的重點是針對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我很贊同。文革開初的時候，重慶大學的學生寫了很多大字報，揭露西南局和市委的官僚主義，尖銳批評他們把運動矛頭對準一般群眾，我就認為大學生的做法和提法合乎23條，覺得他們是對的。可是四清一開始，就是把矛頭指向生產隊長和一般農民，工廠裏也是把車間主任和一般工人作為物件，我們木材公司是重點把矛頭對準向領導提意見的人，其他單位也差不多。
文革初期，重慶市委跟隨省委猛烈批判早已垮臺的幹部張黎群就是轉移方向，因為張黎群並不在重慶工作，而是在西南局工作。回想起來，四清運動在他們領導下也是走過場，把矛頭對準農民的投機倒把什麼的，而不是清查公社書記以上的當權派。重慶也和外地一樣，把打擊矛頭轉移到文化教育單位，文革一開始市委就派工作組去重慶大學，不幾天，一個好端端的校長鄭思群就自殺了，轉移鬥爭大方向和以假亂真是走資派的慣用伎倆。
當時印象最深的是大學生遊行，遭到赤衛軍的圍攻，工廠裏面也組織工人糾察隊，學校裏面組織「毛澤東思想紅衛兵」，這些都是各單位市委組織下幹的。我當時感到很奇怪，市委為什麼要派學生中的保守組織去抄老百姓的家呢？還有學生在街上剪褲管，剪頭髮，都是根據市委和各單位走資派的安排，由中學生裏面的保守組織出面搞的。不時還有消息傳過來，說北京「西糾」可以隨便打死人。當權派安排中學生保守組織到處搞打砸搶，起了很壞的作用，後來的「文革史家」們卻一致說這些都是造反派幹的。
另外一方面，在文革初期五十多天的反動路線裏，根據市委和工作組的佈置，在大學生裏面抓所謂的「假左派、真右派」，在工廠裏抓「危險分子」。運動按照市委文革小組的部署，矛頭下指，在群眾中間大搞「橫掃」，而且糾纏許多過去的歷史問題，本來按照政策都是過去解決了的，又唆使保守派組織翻出來整。我在一次本單位的學習會上提出：這些搞法難道還要給地主找接班的嗎？把矛頭指向「黑五類」（就是指出身不好的任），按照中央精神，鬥爭矛頭應該指向搞特權和官僚主義的書記局長才對。我這麼一說，就不得了了，非要我在會上講清楚，他們還明裏暗裏翻出我在57年所謂「右傾言論」的舊帳，說我當時就是為右派為反革命說話，觀點一向是很右的，還捏造說我在北海艦隊曾經和文工團一個反革命家庭出身的女孩戀愛。
我說「本人」不僅自己的出身很好，歷史上也沒有「黑巴巴」，「紅巴巴」倒是有幾個，自己是解放軍轉業，還是共青團員，不是什麼反革命。我接著就舉例揭發，公司建造了一棟新房子，我看那些沒有住房、幾世同堂的人都沒有住到，都是科長以上的幹部分了，工作上書記也是一天到晚養尊處優，不讀書不看報，依我看，公司經理以上的，雖不是走資派，已經有一個特權階層的問題，你們不要把鬥爭目標轉移到我身上。
會後我到市委去看了大字報，半夜我回到家裏剛剛把女兒哄睡了。這個時候房門打開了，進來八個人，要我回公司裏去開會，他們就這樣把我綁架回去，後來才知道他們就是公司黨委組織的保守派。回公司之後連夜開批鬥會，說我一貫反黨，還要我交代去市委看大字報的事情，說市委已經發佈了「四不准」，在非常時期，不准抄大字報，不准看大字報，不准跟學生往來，不准去外面發表演講。我說大字報上說，你們搞特權，你們鎮壓群眾運動，你們怕革命，你們心有鬼，毛主席就是這麼講的。
第二天開始就不讓我上街，關押在公司地下室裏。我索性寫了一張揭露公司黑暗的大字報，題目是「為有犧牲多壯志、敢教日月換新天」，內容是：你們讀過關於國際共產主義總路線的建議嗎？現在修正主義就在我們眼前，你們害怕群眾起來揭你們的問題，你們怕群眾起來造你們的反，你們想壓制這場文化大革命！你們想錯了，共產黨員、共青團員，我們不是你們的奴隸，工人再不起來反對走資派，黨會不會變色，國家將走向何方？我們工人階級應該起來，保衛毛主席的革命路線和毛澤東思想，「頭可斷，血可流，毛澤東思想不可丟」，現在再不造反，更待何時？……最後是三個口號。
我被公司裏保守派關押的事情，被公司工人越明祥等傳出去了，把我寫的大字報給了八一五和南下串聯的學生。南下串聯的學生就跑到木材公司來調查，公司裏的保守派不讓他們進來，他們就約本地的學生一起行動，那一天來的人很多，把整個中興路都紮斷了，最後沖了進來，找到了我，將我擁著出了木材公司。出來之後就到了市委，外面已經是大變樣了，滿街都是大字報，十六條也已經發佈了，到處還張貼著轉抄過來的北京傳單，還有一些江青在北京一些大學的講話什麼的，同時也有打到劉少奇鄧小平的傳單，我感到自己好像是外星人下了凡，驚奇不已。我最開始接觸的是北京國際關係學院德法系的孟憲成，華東政法學院的張金根等外地串聯學生，我感到他們很有水準。
後來才聽說，我的那張大字報傳播得很廣，成都的一些學校造反派、硬骨頭造反團等也轉抄過去了。學生們對我說，你寫的大字報首先是題目很好，引導工人衝破黑暗，預言了運動的展開，幫助人們衝破思想禁錮，以滿懷悲壯的語言去迎接運動高潮的到來。接著就有很多人，給我送毛主席語錄，不少人爭著要我簽名，許多工廠的工人也邀請我去廠裏串聯、支持、講話等，我就到處講要勇敢跟著毛主席參加造反，對修正主義和走資派不要怕，工人們覺得我講的好，與他們的感受和心靈相通。當時我也自認是與八一五的心靈相通的。
我看到一些學生搞抄家破四舊，完全沒有章法，例如砸佛教羅漢寺、損壞老君洞、到渣滓洞去砸什麼陵墓，我十分反感。更不要跟著搞什麼戴高帽遊街，走資派就是希望造反派破壞政策，失去運動大方向。我感到當今中國的問題是毛主席的正確路線不能順利貫徹，中間受到走資派的歪曲，毛主席發動文革的目的是對準走資派，要反修防修，避免党變修國變色。文革的對象不是群眾中間的一些雞毛蒜皮的小事，也不是打死老虎，而且過去的剝削階級在新中國已經成了勞動者，我們也不能讓他們的子女再接班當剝削者，所以我堅決反對譚力夫提出的「血統論」。
三、醞釀成立工人造反組織
這個時候舊市委已經被學生、工人、起來造反的教師、幹部沖得人仰馬翻，政府某些部門已經處於癱瘓狀態。工人也起來了，但是還沒有人去組織，也有亂貼大字報。革命高潮確實到來了，走資派被衝擊，這個時候更需要有工人的組織，把運動引導到搞大批判、大揭發的大方向上來，真正實現靈魂深處的大革命，當時我們根本沒有奪權這個概念，根本不敢想到這個方面去。
在南下學生的幫助和主持下，造反的工人在六中高二教室開了三次會。第一次是孟憲成提議成立重慶工人造反軍，來支持重慶大學八一五學生的運動，也支持各地來串聯的造反派學生，到工廠宣傳。第一次推舉我先承頭，還有印製二廠的工人王文華，長安廠的幹部郎伯靈，男男女女總共七個人，當時大家都不敢當頭，頭天選了第二天就不知去向了；只好第二天晚上又重新選舉，這一次有重慶鍋爐廠的老陳，402工區建築工人朱正坤，楊國成等，也是七個人，後來又有幾個自行消失了。
工人造反軍成立勤務組，選舉我當組長，在六中借了兩間教室辦公。對外發傳單，也收集情況，與各廠建立聯繫，各個單位自己成立組織進行選舉，選後到六中來與我們總部掛鉤，由於大串聯在全國開展，《紅旗》雜誌的文章和北京的傳單不斷有好消息，各界的人士都來支持。當時的情景，就象紅軍佔領冬宮一樣，人潮湧動，招呼都來不及，什麼事情一個招呼都有人積極地去辦。在孟憲成、吳有義的幫助下，在北大、清華串聯學生的幫助下，我們正式定名為「重慶無產階級革命工人造反軍」，並寫了《造反宣言》，這大概是八九月之間的事情。
造反軍成立不久，由畫家正威居間聯絡，文聯的羅廣斌（著名小說《紅岩》作者）約我去談談，我當時以為他是作協主席，我當時看到是他在文聯主持工作。我從六中走過去，許多工人說你現在需要人保護，自發地跟著我走。從上清寺走到文聯，路上就看到一隊隊保守組織「工糾」在街上遊行，他們穿著整齊的新工作服，頭戴鋼盔，腳穿長統膠靴，列隊整齊、口號統一，產業大軍上街了！喊的口號是：只許左派造反，不許右派翻天；打到任白戈；勒令市委交出黃廉。針對我的傳單也很多，有的說我是右派，是反革命份子，曾經受過軍法處置，還有的說我是任白戈的警衛員，受命打入造反派的；我看到自己也感到好笑。有一位元穿著軍裝的新華社記者，問我：你看到關於你的大字報沒有？我說他們花這麼多錢印傳單，詆毀我這樣一個普通人，真是浪費，要是把錢節約下來給我多好哇。
羅廣斌見到我之後，問我為什麼有那麼大的勇氣，站出來領導造反軍，你到底是怎麼想的。我說很多革命前輩都為建立新中國而犧牲了，我要跟著毛主席走革命道路，江姐的革命犧牲精神還是鼓舞教育著我們。我問他是咋個想的，他說我們文聯是搞意識形態工作的，我們覺悟不及工人農民，我的主管願望是永遠跟著毛主席跟著共產黨走，支持革命派反對走資派，當一個人民的好作家。我說還是要大膽地為工農寫出好的作品，要當跟工人一條心的作家，楊益言插話說絕對是應該跟工人一條心。羅廣斌最後對我說，要注意政策，問我懂不懂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的繼續革命理論，我回答說就是在共產黨執政的條件下，有些官僚不執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線，不為我們工農大眾掌權，而是披著共產黨外衣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文化大革命就是為了純潔黨的路線，要從共產黨內清除他們打到他們。他說你這麼說也對，要我多注意學習毛主席著作。
1966年8月份，「十六條」已經發佈了，市里走資派利用手中的權力進行鎮壓造反，假手保守派對造反派的壓制還很厲害，為了防止工人參加運動，凡支持八一五的人就被打成「危險分子」，各個單位造反的人被打成「牛鬼蛇神」。要不要搞文化大革命？支持八一五學生造反對不對？全市的爭論都很激烈，在市中心區解放碑，很多的工人農民都自發出來參加辯論，六七十歲的老太太都參加。人民群眾是一片沸騰，起來揭發自己單位領導的人很是不少，在公路上、在廣場上有人寫出了大字標語「八一五好得很」，一個字有幾米見方，還有標語「保衛毛主席的革命路線」，打倒李井泉等等，運動進行得如火如荼。
在舊市委走資派的指使下，在江北上橫街的一個小學裏，舉辦了「八一五」罪行展覽，說造反派學生都是流氓無賴，我們有工人去該校調查過，發現都是保守組織造謠，根本沒有用門板給女教師正駝背那麼回事。他們就是用造謠手段鎮壓起來參加文革的學生、工人和教師。在一些工廠裏，就更厲害了，有的造反派被開除、有的人遭到關押、批鬥，動不動就說你破壞生產，扣工資，他們就是利用手中的權力撲滅運動的烈火，有的單位造反派被逼得跳樓，有的人被當權派逼瘋，被遊街批鬥的更是尋常事。造反派的每一次鬥爭，幾乎都要與當權派組織的保守派發生衝突。我們單位是把我關押在公司裏批判鬥爭，甚至是深夜搞車輪戰批判，不敢把我弄出去遊街，因為我有一定的影響，他們怕遊街的時候被學生搶走。那個時候很多參加了文化大革命運動的工人，都不敢回單位，大家都雲集在重慶大學或者六中，這就是毛主席在他的一張大字報裏所說的「白色恐怖」現象。
我們當時明顯感覺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線，要落實到基層確實是困難重重，真切感覺到共產黨裏頭有兩股絕然不同的勢力：一是以毛主席為代表的真正的中國共產黨人，這些同志是為人民服務的，是代表工人農民和一切勞動者利益的；劉少奇和鄧小平等人，他們總是干擾毛主席的革命路線，篡改黨的政策，任何一次運動他們都是顛倒黑白、矛頭向下，打擊工人農民和一般群眾，這一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關係到黨和國家命運的一場生死存亡的大革命。既然如此嚴肅，如此嚴重，如此殘酷的鬥爭，沒有團結，沒有組織，沒有戰鬥堡壘，是絕對不行的，烏合之眾是不堪一擊的，一盤散沙去講階級鬥爭，完全是兒戲。為了戰鬥，為了保衛毛主席的革命路線，我們決心把重慶願意跟隨毛主席繼續革命的工人組織起來，把重慶工人造反軍準備正式成立起來。
9月30日下午二時，我們借禮堂召開成立大會。這是雲集在六中的造反軍3000多名代表，列隊、舉旗，雄糾糾氣昂昂地開進市大禮堂，裏面不僅是座無虛席，而是連巷道都占滿了造反軍代表。工人造反軍自己的糾察隊立即封鎖了各條通道，守住大門，與會者自己動手掛上橫幅，貼上標語，宣言人手一份，會上笑聲、歌聲、掌聲不斷，由造反軍總部楊國成主持大會，宣佈大會開始，黃廉宣告「重慶無產階級革命工人造反軍響應毛主席的偉大號召，經過血與火的大搏鬥，今天正式宣告成立了。」北京南下的紅衛兵、各地來渝串聯的同學代表，都前來表示祝賀。我們以無比自信和自豪的聲音宣讀了《重慶無產階級革命工人造反軍宣言》，每讀完一段就是一陣熱烈的掌聲，這是工人們看到自己的力量，嘗試自己把我自己的命運的信念在起作用，這個場景我至今難忘。在後來風激浪高的艱險戰鬥征途中，在走資派施展縱橫捭闔的手段的離間和破壞下，工人造反軍和勤務組也曾經有過沙浪沉浮，但總的看來還是穩定的，始終保持著工人階級的堅貞、純樸、誠實和革命堅定性。
1966年9月30日晚，重慶無產階級革命工人造反軍成立大會結束之後，三千多名參加成立大會的代表又迎來了共和國17周年的曙光。我們和重大八一五戰鬥團一起，在解放碑市區中央遊行，高呼「共產黨萬歲」「毛主席革命路線萬歲」「革命無罪、造反有理」的口號，向全市民眾宣傳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遊行隊伍所到之處，群眾無不報以熱烈的掌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