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日本軍國主義的新階段》導讀（四-完）／杜繼平

二、日本憲法第九條何以名存實亡？

麥克阿瑟主導的日本憲法日後引起最大爭議的便是規定放棄戰爭權也不保有武力的第九條。60多年來，日本右翼的軍國主義者與反對重建軍備的和平論者，圍繞憲法第九條的解釋爭論不休，纏訟不決。爭議的焦點在所謂放棄戰爭權包不包括放棄自衛權？以及隨之而來的允不允許重建自衛的軍事武力？「自衛」的涵義又是什麼？以自衛的名義動用軍隊的限制何在？纐纈教授在本書中嚴厲批判了日本軍國主義者力圖修改憲法第九條，使擴張軍備、對外出兵合憲的做法，但未觸及引起修憲爭議的根源，故有必要在此述其歷史經緯，指出癥結所在。

舉世獨有的日本和平憲法

麥克阿瑟在日本新憲通過後，曾為自己一手催生舉世獨一無二的和平憲法而志得意滿。他認為第九條是「盟總」佔領當局對日本與人類的傑出貢獻之一，讚揚第九條是「人類演化的又一前進步驟，受此影響，世界各國為共同防止戰爭，會發展出一個更高的國際社會與政治道德的準則」。（SCAP government section v.2 1970〔1949〕：747）他還認為日本憲法已立下典範，應為世界各國所效法。1947年他與「美國公民自由聯盟」領袖包德溫（Roger Baldwin）會談時說：「有時我認為日本贏得了這場戰爭。日本已廢掉陸海空軍，決心用和平手段解決所有紛爭。每個國家最後都必須仿效日本之所為。」（引自McNelly 2000: 134）他並視制訂日本的和平憲法為自己的不朽功業。朝鮮戰爭爆發前，他對到日本的一個出版家訪問團說，若要為紀念他的功勳而立碑，那並非因他的戰績彪炳，也非因他佔領日本的成效卓著，而是由於他確立了日本憲法第九條。（McNelly 2000: 208，註5）但早在日本新憲法公佈之初，包括美國高層在內便有諸多評論指完全放棄戰爭權且不保有武力，陳義過高，不切實際，而懷疑其能否真正落實。果不其然，1947年5月3日日本憲法正式實施後不過3年左右，麥克阿瑟便自毀立場，同意了日本重建武力。

日本和平憲法的特殊之處在於，它是全世界唯一明載不但放棄以戰爭為解決國際爭端的手段，還寫入不保有陸海空軍及其他戰爭力量的憲法。這裡必須先把不訴諸戰爭解決國際爭端（ban of war）與不建立軍備（ban of arms）兩者明確區別開來。單就以和平方式處理國際紛爭的「非戰」（no war）原則而言，並不始自日本新憲法。法國1797年憲法與第四、第五共和的憲法以及德國、巴西、菲律賓等國的憲法都曾載明不發動侵略戰爭。第一次世界大戰後，世界的主要國家，包括日本，在1928年都簽訂了凱洛格－伯里安公約（Kellogg-Briand Pact，又稱「巴黎公約」），公約聲明：「簽約各國莊重宣告……他們譴責訴諸戰爭解決國際爭議，並放棄彼此之間以戰爭為國家政策的手段」。但巴黎公約並未提到要以簽約國解除武裝來達到非戰的目的。在協商公約時，特別強調了公約的條款並不禁止自衛或實行集體安全保障的責任。（McNelly 2000: 105-106，112，114；Pyle 1992: 8-9）

因此，日本的和平憲法寫明不保有武裝力量是世界上史無前例的。日本憲法第九條非戰和平條款的直接來源是前述麥克阿瑟交給「盟總」官員的修憲三原則中的第二條。但這第二條的構想從何而來？連把第九條寫入日本憲法的蓋迪斯上校都說沒人知道答案，可謂這部憲法最不解的謎。他說：他寫第九條是根據麥克阿瑟的那份指令，以及自他在哈佛大學法學院唸書時便深為讚賞、銘記在心的巴黎非戰公約。（Kades 1989: 224; McNelly 2000: 109，112-3）

麥克阿瑟為卸責而把第九條的發明權推給幣原喜重郎

麥克阿瑟對外皆公開宣告日本新憲法的制訂出自日本人之手，盟總並未強迫干預，而第九條的和平條款則為當時的首相幣原喜重郎所創思，他不過附和其議罷了。（MacArthur 1964: 299-303；McNelly 2000: 106）這當然是卸責的遁詞。麥克阿瑟不願承認日本的新憲由「盟總」強勢主導，有幾項因素：一、前已述及，修訂日本憲法的決策權本歸盟國「遠東委員會」，「盟總」並無權限，故民政局長惠特尼少將建議麥克阿瑟在「遠東委員會」正式成立前，強制日方接受「盟總」的修憲方案，並對外偽稱新憲係日本政府主動提出，便可避免「遠東委員會」的掣肘，貫徹麥克阿瑟的意志；二、1946年1月11日美國國務院－陸軍部－海軍部三部協調委員會針對日本政治體制改革發給麥克阿瑟的指令SNNCC-228文件，並未要求永遠廢除日本軍備，只強調要由文官控制軍隊。麥克阿瑟指示「盟總」官員在憲法草案寫入日本不保有陸海空軍及其他戰力，顯然違背了美國當局的決策，專斷地獨行其是，因此，他必須把責任推諉給日方；三、自1947年中期，美國當局逐漸有改變對日政策，重新武裝日本的想法，至1950年6月25日朝鮮戰爭爆發後，更積極要求日本重建軍備，協助美國鞏固太平洋地區的防線，日本憲法第九條遂成了美國政策的絆腳石，美國國內對制訂第九條的責難之聲四起。麥克阿瑟為了避開抨擊，更一再強調和平條款係由日方自訂，非他所強加。

在日本方面，前已述及，日本政府由國務相松本烝治主持的憲法草案沒有根本變動舊有的明治憲法框架，並未放棄戰爭權利，更遑論廢除軍事力量。日方對「盟總」的草案剛開始當然極力抗拒，但在「盟總」威脅利誘下，為保住天皇制與保守勢力不得不飲泣吞聲，接受了盟總草案。對麥克阿瑟公開宣稱新憲是日方自行制訂，未遭脅迫，且謂和平條款始於幣原喜重郎之議，日本官方當時不敢否認，幣原亦勉為其難地承擔起首倡第九條和平條款的責任。這是因為：一、日本天皇與保守勢力的既得利益皆賴麥克阿瑟保護，若公開反駁麥克阿瑟的說詞，雙方的政治交易即告吹；第二、日本官方若坦承新憲是遵照「盟總」的命令制訂，不但會招致「遠東委員會」否決新憲與國際輿論的抨擊，從而打擊麥克阿瑟的威信，喪失他充當保護神的作用，還會遭到國內反對勢力與民眾的強烈不滿，動搖保守勢力在日本的統治。不過，在佔領結束，天皇制與保守勢力得以確保後，吉田茂等人便表達了異議，指出第九條源自麥克阿瑟的要求。（參見升味準之輔 1997[1988b]:888）

第九條的出台過程

這段原本真相模糊的歷史公案，隨著美日的官方歷史檔案逐漸解密，私人的日記、記述與回憶錄也陸續出版，已可得知大體的實情。第九條出台內情大致是這樣的過程（註20）：

1945年10月9日接任日本首相的原外相幣原喜重郎，在日本戰敗投降後，痛感戰禍之慘烈，便有非戰思想，並力謀改變日本窮兵黷武的軍國主義形象，以利於維護裕仁與天皇制。1945年9月《紐約時報》要求採訪裕仁天皇，當時未任公職的幣原，應外務省之請，代天皇擬就英文的書面答覆。在這份於9月25日發表的訪問稿中，天皇重申他曾簽訂的《巴黎公約》的主旨，反對以戰爭為國際政策的手段。1945年末，為保住裕仁與天皇制，「盟總」和裕仁合作炮製了天皇的《人間宣言》，幣原參與其事，並負責英譯本的定稿。1946年1月1日發表的《人間宣言》詔書，除了有「盟總」要求的破除天皇神格的內容，還表達要徹底奉行和平主義以振興國運、建設新日本。

1946年1月24日，幣原為感謝麥克阿瑟贈送青黴素治癒肺炎，拜訪麥克阿瑟。相談中，幣原表示，為世界和平謀，全世界都應放棄武力，不以戰爭解決國際紛爭，日本有意向全世界宣告不再從事戰爭，以重拾日本的信譽。麥克阿瑟聞言，大表激賞。（註21）

裕仁在《人間宣言》中表達要徹底奉行和平主義的意願，令深為贊同《巴黎公約》的蓋迪斯印象深刻，遂心生一念，希望裕仁再發表一份宣告放棄戰爭的詔書。1946年1月28日，他與「盟總」民政局長惠特尼少將一道驅車前往造訪幣原喜重郎，說明「盟總」清算軍國主義分子的指令。途中他對惠特尼提議說，天皇發表一份放棄戰爭的詔書，或可重塑日本的國際形象，並有助實現《波茨坦公告》。惠特尼與幣原會談完畢，離開幣原的寓所之際，向幣原建議日本可考慮發佈天皇詔書，宣告放棄戰爭，幣原當下未置可否。（註22）

1946年2月1日惠特尼建議麥克阿瑟趕在「遠東委員會」正式成立前，完成主導日本修憲的工作。兩人隨即密商，確立了麥克阿瑟的修憲三原則，要求日本既放棄戰爭權，也不再建立軍備，然後將指示發交蓋迪斯等人領導的修憲小組草擬示範憲法。

從上述日本和平憲法的出台過程，可知主動與主導權都在麥克阿瑟與「盟總」官員。幣原雖亦有和平思想，但絕不致干犯日本之大不韙，在未徵得天皇與內閣同意之前，貿然主張由日本為天下先，單獨在日本憲法中列入不但放棄戰爭權也不設武裝力量的條款。事實上，幣原與日本內閣官員看到「盟總」的示範草案後，咸感驚駭，難以接受，內閣決議由幣原於1946年2月21日會晤麥克阿瑟，請其收回成命。在會談中，麥克阿瑟表示，為日本著想，唯有徹底消除同盟國對日本重新武裝的疑慮，才能保住天皇與天皇制，並鼓勵日本以和平條款為世界表率，掌握道德的領導權。幣原則不以為然地答以：「但恐怕沒人會追隨。」（升味準之輔 1997[1988b]: 885-86；McNelly 2000: 120-21）

單獨一國放棄武力無法消弭戰爭

幣原認為要保世界和平必須全世界都放棄武力的主張，麥克阿瑟也頗有同感。新憲草案由日本政府接受後，1946年4月5日，他在東京的「盟國對日理事會」（Alied Council for Japan）發表他對廢止戰爭的看法說：「日本用這部廢除國家戰爭主權的憲法單方面提議各國都應有此作為，聯合國組織……只有在所有國家都完成日本之所為，才能在存在期間達成其高貴的目標。放棄戰爭之事必須舉世同時實踐才行。不舉世同行便沒有一國能單獨落實」（SCAP government section 1970〔1949〕v.2：746-48）

全世界各國不同時放棄武力與戰爭，要單獨一國真正放棄武力與戰爭，就窒礙難行，麥克阿瑟的這個論斷當然是正確的。但麥克阿瑟不懂得，只要私有制不廢除，不平等的階級關係依舊存在，作為階級統治工具的國家政權也不可能消失，從而統治階級為控制國內與國外資源的武裝鬥爭也就沒有終止之日，所謂舉世同時放棄武力與戰爭之議，便是華而不實的空中樓閣。尤其美國身為資本主義世界的霸主，首先就從不間斷地以武力擴張勢力範圍，汲汲於鞏固霸主地位，奢談什麼和平、非戰的理想當然只能是自欺欺人之言。證諸日後朝鮮戰爭爆發，麥克阿瑟反對美國當局的有限戰爭論，力主擴大戰事，全面進攻中國大陸，倡言在戰爭中沒什麼可取代勝利，甚至建議不惜使用原子彈清除朝鮮的敵軍，便知此言不虛。到了1962年，麥克阿瑟在美國西點軍校演講，乾脆一舉推翻他曾多次鼓吹的和平論調，引述柏拉圖的話說：「只有死人才看過戰爭的終結。」（參見McNelly 2000：144）

麥克阿瑟修憲三原則的第二條指示：「日本放棄以戰爭為解決爭端的 手段，即使維護自身的安全也不訴諸戰爭。日本依靠現在令全世界激昂鼓舞的崇高理想自衛。日本不准許再有陸、海、空軍，也絕不給日本部隊交戰權。」麥克阿瑟把日本的安全求諸空洞的道德理想，當然禁不起考驗，沒有幾年，麥克阿瑟在1950年1月1日對日本人發表的新年文告中便說：「第九條是立足於最高的道德理想，但絕不能用詭論解釋說，第九條連對抗無端攻擊的無可讓渡的自衛權也完全否定。它是一個遭武力徹底擊垮而俯伏臣服的民族，對不訴諸武力的國際道德與正義的最終勝利抱有信心的強有力的宣告。然而，必須了解，只要國際上盜匪劫掠的行徑被允許橫行於世，把人類的自由壓制在貪婪與暴力之下，第九條的高尚理想就會遲遲難以被全世界接受。」（MacArthur 1964: 304）麥克阿瑟這段話中所說的「盜匪劫掠行徑」原是指蘇聯。但考諸美國迄今的擴張侵略史，用來形容美國更加貼切。

麥克阿瑟雖知幣原喜重郎對日本單獨放棄戰爭與廢除軍備的疑慮有其道理，仍強制日方接受，除因他本身懷有的反覆不一的和平理想外（註23），更重要的是，他有意問鼎白宮寶座，想以佔領日本的政績，爭取1947年的共和黨總統候選人提名，角逐1948年的總統大選。前文已述及，他認為保住天皇與天皇制是穩定日本統治的關鍵，但同盟國大多認為保留天皇制極有利於日本復興軍國主義，重啟對外侵略之機，故抱著深重的疑慮，對裕仁的戰爭責任也強烈要求不可寬貸，應加以起訴。麥克阿瑟遂力圖以徹底取消日本的交戰權與武裝力量的激進手段，消除外界強大的質疑聲浪，達到保護裕仁與天皇制的目的。（參見McNelly 2000: 125）換句話說，制訂第九條的和平條款是麥克阿瑟為達其政治意圖的策略運用手段。一待時移勢易，麥克阿瑟的總統之夢已告破碎，美方也大多認為制定第九條是個錯誤，頻有非議，他便轉變立場，公開否定了自己原有的主張，並把責任推給了幣原喜重郎。

對於第九條從何而來的問題，蓋迪斯在晚年說了一個饒富興味的逸聞：1952年，美國佔領日本即將結束之際，一位日本高級官員問及第九條的來源，一位美國高級官員答道：「在朝鮮戰爭之前，始作俑者是我們的老先生。朝鮮戰爭之後，始作俑者就是你們的老先生了。」（Kades 1989: 224）

憲法第九條爭議的起源

麥克阿瑟修憲三原則的第二條原本明確規定：「日本放棄以戰爭為解決爭端的手段，即使維護自身的安全也不訴諸戰爭」。但蓋迪斯認為禁止一個國家行使固有的自我保存權利是不切實際的，遂在草擬憲法時略掉了「即使維護自身的安全」一語，沒有寫入憲法條文。惠特尼起初反對，但蓋迪斯指出要倡導一個國家連自衛也不行的原則非常困難。事後麥克阿瑟也未堅持重新納入這句。在憲法草案交付日本眾議院審查時，擔任眾議院憲法修正特別委員會委員長的蘆田均另設一個修訂小組委員會，又在第九條作了兩處至關緊要的修改。日本政府根據「盟總」範本而公佈的草案第九條第一段原為：「永遠放棄以國權發動戰爭，並放棄以武力威脅或使用武力為解決國際紛爭的手段。」蘆田均在前面加了一句「衷心希求基於正義與秩序的國際和平」；第二段原為「不保持陸海空軍及其他戰力。不承認國家的交戰權。」蘆田均及貴族院相繼將之修改，在第二段開頭添上「為達前項的目的」一語。（Kades 1989: 236; McNelly 2000: 117）

經過這樣的修訂，第九條和平條款的語義就變得含混不清，模稜兩可。第一段條文可被解釋為只有在解決國際紛爭時，才放棄以戰爭及武力為手段，而第二段可理解為不保持為解決國際紛爭的陸海空軍，但自衛的武力與參與聯合國維持國際和平的部隊則不在此限。蘆田均拿修訂案給蓋迪斯過目徵求同意時，贊成日本擁有自衛權的蓋迪斯看出了其中的上述涵義，並沒有反對。蘆田詢問是否須取得最高統帥麥克阿瑟或至少民政局長惠特尼的首肯，蓋迪斯答以這些修訂並未違反盟總的修憲基本原則，無須再向上請示。而另一位民政局官員培克（Cyrus Peake）向惠特尼指出蘆田的修訂會允許日本保有自衛武力時，惠特尼則表示這樣的修改「可以接受」。（Kades 1989: 236-237; McNelly 2000: 21）

蓋迪斯省略掉麥克阿瑟那句不許日本保有自衛武力的指示以及蘆田均附加的修訂語詞，造成第九條的涵義不夠明確，由此滋生此後解讀不一的長期爭論。「遠東委員會」的中國代表察覺蘆田修訂案的背後玄機，在1946年9月21日「遠東委員會」第27次會議上指出：「條文經此修改，……便可解釋為允許日本為了像自衛這樣的目的，保有陸海空軍。」（引自Takemae Eiji〔竹前榮治〕 2002: 291）中國代表憤怒指責說，修訂後的第九條是日本軍國主義份子的詭計，他們利用憲法草案文句修改後產生的漏洞，實際上計劃重新武裝日本，卻藉此條款欺矇世界，讓人誤以為日本會絕對放棄軍事力量。英國、加拿大等國的代表都同意中國代表的見解，「遠東委員會」遂於9月25日決議，日本新憲法應加入一條內閣所有成員都必須為「文民」（civilians）的規定，以防日本軍人重掌軍權。麥克阿瑟為安撫「遠東委員會」，減少憲法通過的阻力，要求日方照辦，將此寫入了第66條。（McNelly 2000:23;Takemae Eiji〔竹前榮治〕 2002: 291-92; Dower 1999: 397）不過，「遠東委員會」的這項要求卻意外地給了主張第九條並不禁止自衛武力的人有力的藉口。他們的理由是，如完全解除武裝力量，就不會有軍職人員，規定內閣成員必須為「文民」，即預設了有軍事部門的存在。（Dower 1999: 397; Takemae Eiji〔竹前榮治〕 2002: 292）

1946年11月3日，日本新憲法公布之日，蘆田均在當日出版的《解釋新憲法》上，首次公開表明，第九條「實際上，旨在針對侵略戰爭，因此，它的條文沒有放棄為自衛而戰，也沒有放棄為自衛而以武力威脅或使用武力。」「盟總」對這個觀點並未表示異議。（Dower 1999: 397-98）蘆田的修訂文此後便給用來力辯第九條並未禁止為自衛而建立軍備。（註24）

麥克阿瑟與「盟總」官員出於維護裕仁與天皇制的政治意圖，再摻雜一些和平非戰的理想，強迫日本保守的當權勢力接受了舉世絕無僅有的和平憲法，卻又開了允許重建軍備的後門，造成此後數十年軍國主義份子與和平論者圍繞重新武裝與第九條的解釋問題，進行長期的政治對抗。但也必須看到，在冷戰期間日本的保守派內部，對重建軍備的時機與速度、規模，實存有岐見。粗略地說，在1980年代日本躍居僅次於美國的世界第二經濟大國之前，吉田茂及其親信主導的「經濟發展優先於加強軍備」的政策佔了上風，軍國主義的力量雖已復活，但羽毛尚未十分豐滿。在此期間，面對美國要求日本配合美國戰略不斷提升軍備的壓力，日本的左右翼形成了既鬥爭又聯合的關係。

吉田茂採取屈從美國、優先發展經濟的復興策略

吉田茂在1939年之前曾任日本駐中國奉天的總領事、外務省次長與駐意大利、英國大使。他雖是侵華政策的強硬派，卻一貫力主為日本帝國的長遠利益計，應與英、美保持親善，故反對與英、美對抗。吉田於1939年卸下駐英大使職務後，無官一身輕，但他具備多年的外交官資歷，岳父牧野伸顯歷任外相、宮內大臣、內大臣等要職，是裕仁天皇的心腹，故仍得與聞國家機密。美、日太平洋戰爭爆發前夕，他憂心國事，奔走於近衛文磨等重臣、外相東鄉茂德與美國駐日大使格魯、英國駐日大使克雷吉（R.L. Craiggie）之間，極力居間協調謀求避戰，但徒勞無功。美日開戰後，他仍積極參與謀和工作。吉田等親英美的主和派即是格魯回美國在國務院任職後，一再寄望的日本「溫和穩健派」。1945年2月14日，近衛文磨向天皇遞了著名的《近衛奏摺》，痛陳戰敗已不可免，應及早停戰求和。在入宮覲見的前一晚，近衛攜《奏摺》草稿造訪吉田，由兩人商討定稿。日本高官的「親英美主和派」早為軍方視為危險人物，吉田不但長期受憲兵嚴密監視，特務機構還派遣間諜滲入吉田家中成為親信傭人，一舉一動俱在特務掌握之中，吉田與近衛合謀的事跡因而敗露，遂於4月15日遭逮捕審訊四十多日。（原彬久2007[2005]：83-96；Dower 1979：212-72）不過，吉田茂卻為此而因禍得福，在戰後備受麥克阿瑟信任。先是在東久邇宮與幣原的內閣擔任外相，更於1946年5月繼幣原為首相，前後五次組閣，至1954年12月4日下台，執政共達7年又兩個月，其間有四年半是在美國佔領期。決定日本戰後國家發展方向的重大事務如：新憲法的審訂與實行、媾和條約的簽訂、美日安保體制的確立、日本經濟發展策略的釐定，都在吉田任內達成。

吉田茂固然有功於日本的戰後復興，但他在美國佔領期間對麥克阿瑟俯首帖耳、逆來順受，佔領結束後，為求美國庇護而不惜讓日本淪為「半主權國家」，也遭到不少非議，極右翼的軍國主義者對他阻延日本重建軍備的進度尤其不滿。吉田曾自述他順從美國佔領當局的原由說，1945年9月他受命為外相時，去見前首相鈴木貫太郎，請教戰敗後的為政之道，鈴木告訴他：「戰爭贏時固然要贏得痛快，輸時也應輸得磊落。鯉魚被置於砧板上以後，縱令被放上庖刀也毫不在乎。我們要像那樣輸得乾脆才行。」吉田聞後，大表服膺，奉為佔領期間與美國交涉的原則。（吉田茂2006[1967]：47-8；Dower 1988：312-13）這個原則在佔領結束，日本重獲所謂的「獨立主權」後，其實也沒多大的改變。1950年代初，在美國與盟國為中國政策的分岐而激辯不已之際，不滿日本被美國牽著鼻子走的英國外交部，曾不公開地批評說日本蒙上了「充當美國人走狗的惡名」。（Dower 1988：xxii）吉田自然並非心甘情願地一味對美國屈從。前已述及，二戰末期日本統治階級的主和派，為免日本國脈斷絕而忍辱投降，目的在保存元氣，再圖蓄積國力，謀復興之機。1950年4月8日，吉田對東京的美國大使館顧問休斯頓（Cloyce Huston）表示，佔領結束後，日本還須仰賴美國長期的保護，雖然當時有些日本人主張中立，反對從屬於美國，他語帶幽默地告訴休斯頓說，「就像美國曾為英國殖民地，但現在比英國強大一樣，如果日本成為美國殖民地，最終也會強過美國。」（Schaller 1985：256-57；Pyle 1992：22；于群 1996：140）

吉田在佔領期的策略便是對極力保護裕仁與天皇制的「太上皇」麥克阿瑟唯命是從，以確保保守勢力的生存發展。初見「盟總」的新憲範本時，他與其他保守派一樣震駭憂慮，但1946年5月接任首相後，卻成了和平憲法最忠實的捍衛者，態度之堅決尤過於激進的日本共產黨。憲法草案在眾議院審查期間，吉田於1946年6月26日對眾議院解釋說，憲法第九條不僅放棄交戰權，也一併放棄了自衛權。他指出：「近年的戰爭大多是假借自衛之名發動的，滿州事件（按：即「九一八」事變）如此，大東亞戰爭亦復如此。如今各國都疑心日本是個好戰國家，不知何時會重新武裝，發動報復戰爭，危及世界和平。﹒﹒﹒﹒我認為當前應做的首要之務是矯正這種誤解﹒﹒﹒﹒這種疑心不能說沒有根據。」（引自Kades 1989：237）共產黨領袖野坂參三對放棄自衛權不表贊同，兩天後在眾議院質詢說，必須區分「正義」與「不正義」的戰爭，日本近年的侵略屬「不正義」的戰爭，但同盟國與中國則是在正當的自衛戰中被迫拿起武器，野坂代表共產黨要求把第九條的「放棄戰爭」，改為「放棄侵略戰爭」。吉田堅持已見答覆說：「關於憲法草案放棄戰爭的條款，有人提議說，戰爭可以用一個國家行使正當的防衛權利來加以合理化。但我認為認可這樣的事是有害的，大部分的現代戰爭都是以國家自衛權的名義發動的，這是個明顯的事實。因此，我認為，認可正當自衛的權利，即使並非本意，也會給挑起戰爭一個合理的藉口。再者，憲法草案有關放棄交戰權的條款，其背後的期望是建立一個國際和平組織。建立一個國際和平組織，意在防止所有的侵略戰爭。然而，若會有場正當的自衛戰爭，就必然預設一個國家一心著意於侵略戰爭。因此，認可正當自衛，即符合國家自衛權的戰爭，是有害的想法，不論是多麼無心，這會引發戰爭。……我認為你的意見弊大於利。」（Dower 1988：379-80；原彬久 2007[2005]：120）一個多月後，吉田茂在日本投降一周年之際，發表廣播演說，重覆宣揚了麥克阿瑟要日本在弭兵止戰上承擔道德領導權的論調，呼籲日本人民以和平憲法帶領世界放棄戰爭。直至1949年末，吉田一貫秉持反對日本重建軍備的立場。迨1950年元旦，麥克阿瑟發表前述的文告，稱第九條並未禁止自衛權後，吉田他也隨之應和，但補充說，日本自衛權「排除武力」、「不訴諸武力」，日本安全要有保障，最好的辦法是獲得世界其他國家的信任。（Dower 1988：380-83；Pyle 1992：22）

吉田再三採取堅決維護和平憲法的姿態，絕非他不顧國家安全或不願日本重建武力再成軍事大國。他是抱著「識時務者為俊傑」的想法，考慮到：一、日本戰後殘破不堪，百廢待舉，當務之急是恢復經濟實力，解決民生艱困、民心不安的難題，重建軍備徒然耗費財力，有礙經濟建設；二、世界各國對日本軍國主義的罪孽記憶猶新，同盟國對日本的戰爭責任尚在緊緊追究，日本唯有表示徹底解除武裝、放棄戰爭的態度，才可能取信於國際社會，以利及早締結和約，結束同盟國的佔領，恢復日本主權；三、備受戰爭荼毒的日本民心厭戰，對和平有極高的渴望，過早重建武力，會引起民意強大的反對；四、他跟隨麥克阿瑟的主張，寄望聯合國能發揮維護世界和平的作用，讓日本保持非武裝中立。然而，諷刺的是，反對吉田將日本非武裝中立化的最大力量卻來自原本極力防止日本軍國主義復活的美國。

冷戰與美國全球戰略的變化

自1947年初，美國的全球戰略發生了重大的變化。首先是美國總統杜魯門為鞏固中國國民黨的政權派遣特使歇爾將軍調停國共內戰失敗。馬歇爾於1946年12月使華後，力圖以聯合政府的形式解決國共爭端，卻因蔣介石認為美國非助他打贏內戰不可，執意獨攬政權，不願遵從美國的方案。馬歇爾目睹國民黨的專制、腐敗與殘民以逞的暴行，判定蔣介石的「封建—法西斯」政權必敗無疑，無論美國給予多少援助都無法挽救。他認為在蘇聯勢力已撤出中國東北，而中共未必願當蘇聯傀儡的情況下，只要美國仍控制日本與太平洋的島嶼，中共的勝利並不會直接危及美國在亞洲關鍵的安全利益。1947年1月8日，馬歇爾調停中國內戰無功而返，1月21日接任國務卿，美國即調整亞洲政策，把重心從中國轉向日本。（Schaller 1985：72-4）再者，二戰後，希臘的右翼政權雖有英國的大量軍事、經濟援助，在希臘內戰中卻日益不敵希臘共產黨領導的左翼勢力。1947年2月，英國向美國表示，已無力繼續負荷對希臘的援助，而希臘若無強有力的外援，勢必由共黨執政，鄰近的土耳其也將不保，這樣一來，蘇聯的勢力便會擴及地中海與中東，故希望美國接手，保護希臘、土耳其，遏阻蘇聯勢力的擴張。美國決策者意識到，這是英國將領導世界的任務交給了美國。（劉金質 2003：107-110；Acheson 1969：217-220）希臘、土耳其的危機促成了全球冷戰的展開。1947年3月12日，美國總統杜魯門對國會發表了被稱為「冷戰宣言」的「杜魯門主義」演說。這篇措辭強硬、言語煽情的聲明，用杜魯門的話來說，「是美國解決共產暴政洶湧奔騰的擴張浪潮的方略……是美國外交政策的轉捩點，它現在宣告無論什麼地方的侵略，直接侵略也罷，間接侵略也好，凡危及和平，就影響到美國的安美。」（Truman 1956：105-6）杜魯門在演說中，正式表明了與蘇聯全面對抗的態度，還創造了「間接侵略」的新詞，意指即使蘇聯未直接以武力攻擊，只要各國共產黨在本國內部以民主的合法方式或武裝門爭對右翼政權構成威脅，都視為蘇聯所運用的政治滲透、顛覆的謀略，同樣危及美國的安全，應設法對付，加以消除。

事實上，希臘共黨產的得勢，並非孤立的現象。正如《老子》所云，：「師之所處，荊棘生焉。大軍之後，必有凶年。」戰後參戰各國的生產力大都遭到戰爭的嚴重破壞，經濟凋敝，民不聊生（美國是唯一的例外），社會主義對陷於不安的民眾產生強大的吸引力，左翼力量在歐亞大陸普遍高漲。被美國視為唇齒相依的西歐，到1947年初全都處於經濟瀕臨崩潰、社會動盪不安的危疑震憾狀態。1947年2月27日，時任美國副國務卿的艾奇遜在向國會議員領導人說明希臘危機的嚴重性時就警告說：「希臘的崩潰會波及伊朗及其以東所有地區，也會經由亞洲小國與埃及影響非洲，歐洲則由於意大利與法國已備受西歐最強大的國內共產黨的威脅，亦難倖免。」（Acheson 1969：219）整個資本主義世界體系可謂搖搖欲墜。

面對資本主義體系的危局，身為新霸主的美國決定重新規劃全球戰略。其中的重要一環便是將對德國、日本的佔領政策，從剷除軍國主義轉向防止左翼力量的擴展，從瓦解德、日再度發動戰爭的潛力，轉向復興這兩大歐亞工業國家的經濟，使二戰時不共戴天的敵國變為反共的親密盟友。1947年三月初，美國海軍部長弗瑞斯特（James Forrestal）與美國內閣成員商議對抗蘇聯的策略時說，致勝之道在運用所有資本主義國家的商業領袖，振興商業、貿易，恢復經濟實力，這包括二戰時的敵國在內，也就是要讓「日本、德國及軸心國的其他盟國…重新發揮作用」。（Schaller 1985：78）

二戰後，歐洲的英、法等同盟國與德、日被佔領區，經濟受戰爭嚴重摧殘，都賴美國提供糧食與財政援助，直到1947年初，美國已花費數以百億美元計的經援，但各國的生產力大半仍未恢復，對美國的貿易逆差有增無已，造成日益擴大的「美元缺口」（dollar gap），資本主義體系的貿易結構嚴重失衡。各國短缺美元無法購買復甦經濟所必要的美國商品，既會導致經濟危機，美國本身也將因工農業產品失去外國市場而大受損害，從而危及整個資本主義體系，加速各國左傾，蘇聯將成最大贏家。針對這一關鍵問題，美國國務院、參謀長聯席會議與三部協調會在1947年的3、4月間，都提出研究報告，力主大幅增加對歐日的援助金額，填補美元缺口，改變對德、日的佔領政策，放棄解散德日財閥並拆解德日重工業體系的懲罰規劃，將歐洲的非共國家整合成區域經濟，以原是歐洲工業中心的德國為歐洲經濟的重心，日本則為亞洲區域的中心。1947年5月8日，美國副國務卿艾奇遜綜合相關部會的觀點公開表明說，德國與日本是歐亞兩洲最大的工場，歐亞兩個大陸的經濟復甦大大有賴於兩國，因此美國將重建這兩大工場，以促進世界經濟的穩定與和平。（Schaller 1985：79-83，90-93，97）

喬治．凱南（George F. Kennan）的「遏制」戰略

美國決策者的上述觀點，最後由喬治．凱南（George F. Kennan）根據其首創的「遏制」（或譯圍堵）（Containment）理論加以整理增補，制訂出援助西歐重建的「馬歇爾計劃」，與改變美國初期對日政策的「逆轉路線」（reverse course）。美國前總統布希（George Bush）曾於1989年說，凱南的遏制理論構成了冷戰時期美國對抗蘇聯的戰略基礎。（見張小明 1994：1）然而，凱南本身的遏制戰略觀點，其實只在1947年中期至1949年發揮主導作用，1950年以後的美國全球戰略雖仍沿用「遏制」之名，卻已大背凱南的原始構想，備遭凱南的訾議。

二戰期間便在美國駐蘇聯使館任職的凱南見蘇聯在二戰後急速擴張勢力至東歐等地，歐亞大陸的左翼力量復澎湃洶湧，大有席捲全球之勢，深恐滾滾紅潮漫淹世界，資本主義體制就此壽終正寢，遂於1946年2月22日向華府發出八千字的長文電報，分析蘇聯政權的特性，指蘇聯最看重的是「實力」，只有遭逢強大的對抗，才會退縮，故應放棄與蘇聯合作的想法，採取針鋒相對較量的態度。不過，凱南強調一個病態、萎靡不振的社會是共產主義的溫牀，要勝過蘇聯大多要靠美國解決好本身內部的缺陷，增強人民的自信、紀律、熱誠及休戚與共的精神，提出比蘇聯更具吸引力的世界圖景，引導許多飽受過去經驗駕嚇、身心俱疲的外國人民歸心於美國。（Etzold and Gaddis eds. 1978：50-63）當時美國社會正為該持續二戰期間羅斯福與蘇聯合作的政策或改採對抗路線而爭論不休，凱南這篇文章比較有系統地分析蘇聯政權的性質、行為模式並主張聯合盟國全力制止蘇聯擴展勢力以維美國安全，為強硬路線提供了嚴謹的論述，正合美國當權者的心意。海軍部長弗瑞斯特閱後大為欣賞，廣為傳佈。馬歇爾接任國務卿不久，便重用凱南，於1947年5月5日成立「政策規劃室」（Policy Planning Staff），由凱南主其事，負責制訂達成美國外交政策目標的長期計劃，並撰寫政治軍事問題的研究報告，直接呈交馬歇爾作為政策依據。凱南的戰略思想自此主導了美國的外交政策。制訂重建西歐經濟的「馬歇爾計劃」與決定對日佔領政策的逆轉，尤其為凱南自詡為服務美國公職的兩大貢獻。（Kennan 1967：327，393）

凱南秉持現實主義的觀點，認為要維護國家利益應該根據實力與實際的利害關係處理國際事務，而非無視於現實，高舉抽象的理想與道德原則實行脫離實際的政策，結果是欲益還損，故方法比目標更重要，利弊得失最終決定於方法，錯誤的手段達不到要追求的目標。（Kennan 1967：199；張小明：42，133-34）因此，他反對杜魯門主義從反共產主義的意識形態出發，不加選擇地在全球與蘇聯展開對抗的觀點，尤其強調要認清蘇聯的威脅在政治，而遏制蘇聯主要須靠政治手段而不是軍事手段。（Kennan 1967：319-21；358）

凱南的「遏制」戰略思想可概括如下(註25)：

以斯大林為首的蘇聯領導人是俄國傳統的繼承者，馬克思主義只是他們擴張版圖與鞏固統治的工具，國族主義才是他們的中心思想。他們出於對俄國利益的考慮，力圖控制其他社會主義的國家與政黨，會遭致反抗，美國可支持反共國家抵擋蘇聯的擴張並分化社會主義陣營，使蘇聯對外受挫，進而摧化其內部的變亂。

美俄不必然會開戰，蘇聯並不想侵略他國。斯大林著重維護聯聯的利益，世界革命已非他首要目標，至多是耐心等待時機，絕不會貿然從事而喪失既得利益，尤其蘇聯在二戰中民命、財產損失慘重，亟待休養生息，海、空軍的實力也遠不如美國，絕不致輕啟戰端，自貽伊戚。因此，蘇聯的威脅主要是政治力量而非軍事力量。蘇聯的政治威脅與西方文明本身的弱點密切相關。戰後西歐、日本等國的經濟衰敝，社會民心不安給予共產黨茁壯的良機，使蘇聯的意識形態具有影響力，這才是要害之處。解決之道是復興德、日兩國的經濟，使之成為歐亞區域經濟的中心，帶動周圍國家的經濟重建，並設法壓制歐、日的左翼力量，消除從內部進行政治顛覆的危險。所以，「遏制」之意不是陳兵蘇聯邊界，防止其軍事侵略，而是鼓勵、支持其他國家抵抗內部的暴力，制止蘇聯支配的政治影響力，等待蘇聯因內部矛盾惡化與對外進展勢力受挫而收斂野心與行為後，再與其談判和解。

必須承認美國的國力有其限制，量力而為，選擇真正攸關美國利益的國家與地區給予援助，而非必然總是反對共產主義的擴張。若像杜魯門主義宣告的那樣，見共必反，濫用美國資源，勢必備多力分，成效不彰。世界上只有美國、英國、德國、蘇聯及日本這五個地區具有大量生產現代軍事力量的能力，唯一受共產黨控制的是蘇聯。「遏制」的主要任務便是確保其他四國不落入共產黨手中。中國不是個強大的工業國，不可能短期內成為軍事強權。而且中共不會甘心長期受蘇聯控制，中國即使由共產黨統治也不足為慮，並不會對美國的利益構成重大的威脅。因此，美國不該再虛擲有限的資源，繼續支持腐敗無能的國民黨反共，而應轉而扶植日本使之成為鞏固美國在太平洋利益的基石。衡諸現實，美國難以一國之力獨撐抵擋蘇聯擴張的大局，迫切需要恢復世界均勢，加強歐亞大陸（特別是德國與日本）當地的反共武力，讓他們分攤美國的部份負擔，但又防止他們危及美國海上的利益。

凱南制訂對日政策的「逆轉路線」

自1947年夏季，凱南根據「遏制」的戰略觀開始謀劃對日新政策。他認為，日本的當務之急是復興經濟，進而促進遠東地區的穩定與繁縈，但麥克阿瑟整肅軍國主義份子打擊了一大片政治、經濟界有領導經驗與能力的人，拆解壟斷企業集團，制訂「反斷壟法」，則損害了日本的生產力，這些政治與經濟民主化的改革造成日本經濟難以振興與社會的浮動不安，予共產黨發展的良機，使日本有赤化的危險，因此，對日政策必須改弦更張。凱南在1947年的10月與11月間積極向新任的國防部長弗瑞斯特、陸軍部長羅伊爾（Kenneth Royal）等人遊說，獲得他們贊同。國務卿馬歇爾也下令日後的對日政策必須與「政策規劃室」協調。（Schaller 1985：106）1948年2月末，凱南為制訂對日政策赴日考察並與麥克阿瑟晤談，返國後於3月25日完成一份報告呈交馬歇爾。凱南的整個構想就是放棄前此懲罰日本軍國主義的政策，讓政治、經濟界的保守勢力重登舞台中心，幫助日本復興，扶植過去的仇敵成為可靠的盟友。他建議：「盟總」不要再逼迫日本制訂改革法案，施政重點應由改革轉到經濟復興，清算軍國主義份子的行動應縮小打擊面，並及早結束；已實施的拆卸日本重工業裝備運送給二戰時受侵略的同盟國作為賠償的方案，因有害日本的經濟重建應普遍中止，即使「遠東委員會」與其他盟國反對亦然；「反壟斷法」的實施對日本的威脅要大過蘇聯的軍事力量，應予重新檢討；總之，凡有害於日本社會穩定與妨礙復興日本經濟這個首要目標者皆必須停止。關於日本的安全問題，凱南則指出，蘇聯不會以武力攻擊日本，日本最大的危險是日漸壯大的共產黨可能取得政權，只要恢復經濟、社會的秩序，加強日本警察的力量與裝備，增設海岸警備隊與海上警察部隊即可使日本的安全無虞。凱南的這份報告成為「政策規劃室」的第28號文件，大體未經更動便形成NSC13號文件，送交國家安全會議討論，1948年10月經總統批准，確定了逆轉對日政策的新路線。麥克阿瑟與凱南會談後大體同意他的看法，也深知華盛頓會加以採納，故早在NSC13號文件正式通過前，已在許多方面執行了「逆轉路線」，日本的政治、經濟民主化改革，就此嘎然而止。「盟總」的佔領政策大開倒車，自1948年夏便轉向反動保守，解散財閥集團的政策名存實亡，有組織的勞工運動受到嚴厲壓制，檢肅軍國主義份子的行動也大幅放鬆，日本政治、經濟界的保守勢力紛紛回朝，掌握大權。（註26）（Kennan 1967：391-94；Schaller 1985：126，134-36）1948年12月8日，華盛頓為整頓日本生產不振、糧食短缺、通貨膨脹惡化、政府財政赤字高漲的經濟危機，提出「穩定經濟九原則」，要求日本實行凍結工資、加強稅收、嚴格限制貸款、平衡政府預算等緊縮政策，並派底特律的銀行家道奇（Joseph Dodge）赴日監督執行，此即所謂「道奇路線」。麥克阿瑟並在1949年的新年祝詞中宣告「如今日本復興計劃的重點已從政治轉移到經濟。」（信夫清三郎編 1980〔1974〕：753）

必須一提的是，對於美國在締結對日和約、結束佔領後，是否應在日本駐軍以及重建日本武裝的問題，凱南與麥克阿瑟的見解一致，都認為無此必要。兩人雖同樣堅持不能讓日本這個亞洲的工業中心落入蘇聯的勢力範圍，使蘇聯可以利用日本的技術人力與工業基礎，增強對抗美國的實力，但從緩和美蘇對抗著眼，又主張與蘇聯協議達成日本的非武裝中立化。（Gaddis 1982：77；Schaller 1985：171）凱南一向認為蘇聯並無意發動侵略戰爭，蘇聯對西歐與日本都不構成軍事威脅，遏制蘇聯的擴張主要靠政治手段，軍事力量只能作為輔助手段，只要經濟復興、政治穩定，確保左翼力量無法掌握政權，就可使蘇聯的政治影響力受阻，進而迫使蘇聯改變政策願以談判解決國際爭端。故而他不贊成著迷於軍事力量以軍事同盟圍堵蘇聯的戰略觀點，既反對1949年4月4日成立的「北大西洋公約組織」軍事同盟，也反對重新武裝日本、德國。他甚至認為1950年6月之所以爆發朝鮮戰爭，是因為美國撇開蘇聯、中國，片面與日本媾和並決定無限期駐軍日本而剌激蘇聯所致。（註27）（Kennan 1967：393-96；406-12；464）

麥克阿瑟從主張日本非武裝中立的立場退卻

麥克阿瑟頗為重視他所催生的日本和平憲法，同時他也認為蘇聯不至於直接攻擊日本。因此，他直到朝鮮戰爭爆發前不久，始終反對華盛頓軍事首腦們想把日本作為美軍基地長期駐軍的想法。他預測只要美國不重新武裝俄國的宿敵日本，俄國人會同意日本中立，他的理由是：「美國不希望日本進入蘇聯的勢力範圍或成為蘇聯武裝的盟友；另一方面，蘇聯也不希望日本被美國用來當做反蘇聯的軍事行動基地」。因此，「有個解除武裝的日本，由所有的利益相關的強國共同同意並保證日本中立」，對美蘇兩國都有利。他認為，日本的安全由聯合國決議，再加上美軍駐紮在太平洋群島與琉球防衛便可確保無虞，故主張讓日本實行非武裝的中立政策，成為「太平洋的瑞士」。凱南深知麥克阿瑟的立場，1948年3月5日他在東京與麥克阿瑟討論對日本的佔領政策時說，他認為日本的安全可由美國控制太平洋島鏈來確保。麥克阿瑟同意之餘，還補充說，這條近海防線應延展成U字形，包含「阿留申群島、中途島、日本原先的托管島嶼、菲律賓的克拉克空軍基地，尤其重要的是琉球」。麥克阿瑟說，從這些基地可控制「北亞能發動的兩棲作戰的每一個港口」，美國控制了這條防線就不必要在亞洲大陸或日本建立軍事基地。3月21日，美國陸軍部副部長德瑞波（William Draper）在東京與麥克阿瑟晤談，提到國防部長弗瑞斯特建議為日本建立一支小型防衛部隊，以備佔領軍離開後接手，麥克阿瑟聞之勃然大怒。麥克阿瑟強調美國部隊實際上對日本的實質防衛並非必要，並抨擊建立日本軍隊的想法會破壞國際協定、損害三年來的改革、違背日本憲法與輿論、給搖搖欲墜的經濟加上無法承受的費用，而且沒有必要地激怒蘇聯。再者，美軍駐紮在太平洋諸島與琉球已足可提供美國與日本所有方面的安全保障，日本軍隊達不成任何軍事目的。（Schaller 1985：64-5；96，99，128，166，Gaddis 1982：78；于群　1996：99-100）

然而，麥克阿瑟希望日本非武裝中立的觀點，在美國決策者中未得到共鳴。軍方懷疑日本對美國的忠誠，擔心日本的工業與軍事潛力為蘇聯所用，還強調日本充當美國戰略攻擊蘇聯基地的重要性，力主重新武裝日本。他們認為日本無獨立自主的可能，不是成為美國的衛星國便是蘇聯的附庸，沒有中立的餘地。1949年春，參謀長聯席會議提出要在高度保密下，制訂「最終建立日本有限武裝力量」的計劃，建議「應研究修改日本憲法，以便日本最終建立防衛武裝力量」。1949年11月30日的參謀首長聯席會議第1380/75號文件又明確要求日本「不僅要以美國馬首是瞻，若發生全球戰爭，也須積極與我們聯盟」。此外，他們也擔憂蘇聯極有可能接受國際協定，尊重日本的非武裝中立，日本一旦中立會導致中日和解，且在發生戰爭時，美國想終止俄國人控制滿洲與中國並擊退共產黨在亞洲的影響，便無法利用日本充當積極的盟友。日本中立對美國重新武裝西德也有不利的影響，西歐人會質疑，何以日本可以保持中立不重新武裝，西德就不能？（Schaller 1985：99-100，104，173，248，276；Bradley 1983：680：Dower 1993：180；Schaller 1997：28）

在國務院方面，1949年初接任國務卿的艾奇遜原本支持凱南的意見，認為蘇聯與中共不具軍事威脅故不須重新武裝日本，但軍方紿終以武裝日本並在結束佔領後維持在日本駐軍為締結對日和約的前提，遲遲不同意國務院早日締結和約的立場。面對中共在中國的節節勝利與蘇聯公開聲言支持隨時締結和約，恢復日本的主權，艾奇遜認為必須早日締結和約以緩和日本人的不安與反抗。他憂慮，佔領拖延越久，美國資源的耗損就越大，日本也愈易為共產主義思想所擄獲。但軍方不同意國務院認為中共的勝利並非大患的見解，眼見美國在中國的慘敗與亞洲大陸日益紛亂有走向共產主義的趨勢，他們力主絕不能讓日本從手掌心溜走，繼續佔領日本除了可保證日本的工業與軍事潛力不落入蘇聯手中，還可提供向亞洲大陸與鄰近蘇聯的島嶼派遣軍事力量的長駐基地，故堅持表示：重新武裝日本與在佔領結束後確保美國在日本駐軍以加強對抗共產主義的原則無可退讓。艾奇遜為消除岐見以及早訂立合約，在1949年後期與軍方妥協，同意佔領結束後仍讓美軍駐留日本，至於日本重建武力的問題，因考慮到盟國反對而不主張立即實行，但認為可在締結和約後再議。凱南為此大表不滿，認為國務院此舉置解決政府機構內部的爭議於謀求日本的穩定之上，這樣一來，會過度武裝日本，把在亞洲的「遏制」變成更趨於挑釁而不是防衛的戰略，令他萌生去職之意。（Schaller 1985：165-67, 170-71；Kennan 1967：394-96）1949年12月24日，艾奇遜明白告訴英國的法蘭克斯爵士（Sir Oliver Franks）說，「在東西對立的形勢下，中立是個幻想。因此，在西方強國按約定遵守讓日本的中立的義務時，蘇聯會繼續實行滲透的策略，使他們最終可把日本轉化成侵略的軍事威脅」，在日本新憲法禁止重新武裝而又無聯合國部隊保護日本下，唯一的選擇方案就是在對日和約生效後，仍安排美國軍隊駐留日本，這便得排除蘇聯與共產黨中國參與締結對日和約。（Gaddis 1982：78）

在國際形勢變化與國務院、軍方的意見趨於一致下，麥克阿瑟孤掌難鳴，自1949年9月他的立場開始鬆動，逐步從堅持日本非武裝中立的主張退卻。1950年初，美國國務院與國防部對日本和約問題的分岐大幅拉近。雙方都同意佔領結束後，必須有限度的重新武裝日本，恢復日本一些軍事生產的能力，保留美國在日本的基地與部隊，日本的安全則由美日雙方特別另訂防衛協定與促成亞太非共國家訂立共同防衛協定來解決（此即日後《東南亞公約》等集體防衛組織成立的源頭）。但對訂立和約的時機與日本基地的範圍、駐日部隊的數量等問題仍有爭議。軍方希望確保對日本的控制，又擔心日本恢復主權後要求中立，甚至與蘇聯集團同調，故希望盡可能推遲和約，不到確定能用和約把日本拴在西方陣營中，絕不答應簽訂和約。國務院則憂心佔領遲不結束，只會使日本人離心，把他們逼向反美親共，故不宜久拖。（Schaller 1985：247-48）麥克阿瑟早在1947年3月就宣佈應該締結和約，1950年4月5日國務院派駐「盟總」的政治顧問西博德（William Sebald）詢問他對和約問題的意見，他表示支持國務院儘快締約的立場，但認為日本的安全並不須依賴在日本本土設立美國軍事基地，美國主張要日本認可基地權，只會引起日本人的反美運動，不過，如果由日本政府正式要求美軍駐留和保有基地，則不致引發異議。（升味準之輔 1997[1988b]：976）

當時日本國民對美國長期佔領的反感日生，日本共產黨與社會黨的抨擊尤其猛烈。在1949年2月16日第三度組閣的吉田茂知悉華盛頓方面為軍事基地與駐軍問題僵持不下，深恐美國的佔領為此再遲不結束，會危及日本的親美保守勢力，遂於1950年4月25日派他的親信白洲次郎與藏相（財政部長）池田勇人赴美告訴美國當局：因美國佔領不見終結之日，人心不滿，已開始削弱了吉田政府，應早日締結和約結束佔領，而日本沒有軍隊，無力自保，故佔領束結後，仍需美國保護，只要能儘快訂立和約，日本方面可以接受由美國主導而沒有蘇聯與中國參與的和約。5月3日池田還轉達吉田的機密口信說，如果美國政府堅持要美軍駐留日本，而又不便公開表明，日本政府會設法滿足美方的需求。這個秘密口信構成了日美安全保障條約的基礎。(註28) 6月1日，吉田政府又發表白皮書，宣稱願與承認日本獨立的任何國家簽署和約，意指將撇開蘇聯、中共與美國片面簽約。吉田顯然想藉主動向美國表態效忠，以解消美國軍方的疑慮，排除訂立和約的障礙。（Schaller 1985：257-58；于群 1996：139-41；小森陽一2004[2002]234-35；Bix2001：640）

吉田對日本安全的如意算盤是由美國負擔防衛日本的龐大軍費，日本則減少防務支出，傾全力於復興經濟，這與前述的華盛頓決策有所衝突。1950年4月6日，杜魯門為解決國務院與國防部在對日政策上的爭執，指派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為國務院顧問，全權負責對日和約事宜。6月17日，杜勒斯率國務院官員赴日，國防部長詹森（Louis Johnson）與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布雷德利（Omar Bradley）也帶團於同日抵東京，為對日和約雙方各自進行訪問考察。詹森與布雷德利先會晤麥克阿瑟，陳述軍方對日政策的既定立場，勸說麥克阿瑟不要支持和約，麥克阿瑟則抱怨說，放棄和約的計劃或堅持要把日本做為對抗中國與蘇聯的前進基地會不必要地激怒共產強權，並且使忠實執行投降條款的千百萬日本人離心離德。他在給詹森與布雷德利的意見書中，力陳保住台灣的重要性說，萬一中共取得台灣，對美國會是場影響重大的災難，若蘇聯的海空軍以台灣為基地發動攻擊，便可輕易隔絕並控制日本與東南亞，就連歐洲也會因失去東南亞的殖民地而感受經濟勒索之痛，若能守住台灣以之為南方的反共堡壘，牽制住中國與蘇聯，或可降低日本的危險與美國用日本充當基地的重要性，這樣美國在日本只要選擇部份地區為基地，保留小型的美國部隊即足保衛日本的安全。詹森與布雷德利同意控制台灣攸關美國重大利益，但對日本有意與中國發展關係頗為憂慮，不信任日本在恢復主權後還會忠於美國，故不為麥克阿瑟的建議所動，仍堅持要延長佔領期。朝鮮戰爭爆發前三天的6月22日，杜勒斯首度與吉田茂會晤，詢問吉田是否願意在訂立和約時，重建10萬人以內的軍隊。吉田表示希望日本根據新憲法放棄戰爭和軍備，超然於世界的鬥爭和危險之外，並以嬉笑詼諧的態度拐彎抹角地回駁說，日本的經濟負擔不起重建軍備，和平憲法也明文禁止，曾被迫參加侵略戰爭的日本人民，戰敗的創傷仍未癒合，重建軍備會引起輿論嘩然，社會不安。他也重申「不訴諸武力的自衛」論調說，日本的安全要靠美軍駐留日本與世界輿論保護。杜勒斯被吉田迂廻、含混的說辭搞得莫明所以，心煩意亂。吉田遂提議把這個問題直接交由麥克阿瑟解決。麥克阿瑟支持吉田的立場，但建議讓日本許多閒置的軍火工廠恢復生產，幫助美國重建軍火庫，這樣既有利於刺激日本經濟復甦，也使日本對反共事業有所貢獻。杜勒斯暫時接受了這個妥協方案。但隔日麥克阿瑟先後與國防部的來訪官員及杜勒斯會談後，立場有了重大的轉變。面對詹森與布雷德利毫不退讓的強硬態度，麥克阿瑟為了調和國務院與軍方的觀點以順利締結和約，而盡棄自己原有的立場，完全接受了軍方所提的條件。他同意以日本全境而非個別地區為美軍基地，也放棄日本中立的想法，不再堅持日本永遠解除武裝的信念，允諾支持日本重建自己的防衛武力。（Schaller 1985：274-78；Dower 1988：383；Schaller 1997：30；升味準之輔 1997[1988b]：978-80；于群 1996：151）《波茨坦公告》原要求將日本軍國主義勢力斬草除根、摧毀日本發動戰爭的力量、不准再有生產作戰武器的工業，至此全被美國棄之不顧。

值得一提的是，6月25日朝鮮戰爭爆發，6月26日，即杜勒斯離開日本的前一天，日本天皇裕仁要親信松平康昌透過美國《新聞周刊》東京事務處主任貝肯漢（Compton Pakenham）轉達口信給杜勒斯，請求釋放遭「盟總」整肅的許多高級軍官與其他的日本各界「俊彥」，聲稱他們在朝鮮危機發生後，可為美國人提供有價值的建議與協助，在皇室督導下，他們還可以組成諮詢會議，就對日和約與美軍基地等問題，為美國效勞。1951年裕仁還與杜勒斯在日本皇宮三度會面，討論美日關係的問題。（Takemae Eiji〔竹前榮治〕 2002：500，664註91；Schaller 1997：29-30；小森陽一　2004[2002]：236 ；Bix 2001：641）

吉田茂與社會黨合謀抵制美國要求重建軍備的壓力

朝鮮戰爭的爆發一舉解決了美國高層內部對日政策的爭議。1950年7月8日，麥克阿瑟為填補駐日美軍開赴朝鮮戰場而造成的防務空虛，下令日本政府新建7萬5千人的警察預備隊，並把海上保安廳人員從一萬名增至一萬八千人，配備以美式輕型裝備，由美軍顧問管理、訓練，日本的重新武裝於焉開始。（井上清 1972[1966]：125；信夫清三郎編 1992[1977]：774）華盛頓認為蘇聯支持北韓打朝鮮戰爭，意在控制日本。國務卿艾奇遜向內閣報告說，日本害怕蘇聯對遠東的壓力會因朝鮮戰爭而加強，日本社會黨所主張的非武裝中立，可能大受宣傳鼓動。杜勒斯則認為，朝鮮戰爭使重新武裝日本更形迫切，但重新武裝日本違背了《波茨坦公告》，若在同盟國與日本締結和約前便重新武裝日本，勢必遭致同盟國的反對與「遠東委員會」的干預，故必須趕緊訂立和約，結束佔領，既可博取日本人的好感，以主動配合美國的戰略目標，亦能擺脫「遠東委員會」的掣肘。杜勒斯在說服了反對和約最力的國防部長詹森後，國務院與國防部經一個月的磋商，接受了軍方在日本全國無限期駐軍的條件，並支持日本的自衛權。雙方於1950年9月7日彌合岐異，寫成聯合建議文，次日交國家安全會議通過，成為NSC60/1號文件，經杜魯門批准，確定了對日和約的基本綱領。（Acheson 1969：433-34；于群 1996：145-47；井上清 1972[1966]：131-32；Schaller 1997：31-32）但自10月25日中國人民志願軍參加朝鮮戰爭後，美軍的攻勢受阻，戰局轉而對美國不利。美國參謀長聯席會議於12月28日發佈JCS2180/2號文件指出，朝鮮戰爭形勢比9月時更為複雜，美國兵源匱乏，駐日美軍的餘部已無法維持佔領任務，若蘇聯軍隊進軍日本，將無力抵抗，故對日政策的首要目標是重新武裝日本，在此之前，不應再談締約問題。杜勒斯為此於1951年1月3日與參謀長聯席會議商討對日政策。杜勒斯同意應讓日本重新武裝，逐漸增強本身的防衛能力，但也強調不用待朝鮮戰爭結束再締結和約，拖延對日媾和只會增強日本人對美國的仇恨，影響美日關係，有損美國戰略利益。雙方由此達成共識。（于群　1996：150-54）

1951年1月25日杜勒斯以總統特使的身份率團抵東京，就和約及與之相配套的美日安全條約的內容和日方磋商。1月29日杜勒斯向吉田茂提出日本重建30萬陸軍的問題，吉田答以，貿然重新大規模武裝會使潛伏的軍國主義份子復出，日本有再受軍部統治的危險；再者，大量建軍會令日本的財政不勝負荷，可能降低人民生活水平；支持和平憲法的民眾也將群起攻之。吉田的反對態度令杜勒斯頗為惱火，憤而結束會談。第二天，吉田再向美國代表團遞交一份個人意見書，重申：戰敗的日本無法完全自衛，只能維持國內治安，外部安全則有賴聯合國特別是美國駐軍；因民眾反對、日本缺乏建立現代軍備的資源且鄰國擔心日本再度侵略，故目前不宜重新武裝。（于群 1996：157-58；Schaller 1997：35）吉田為了讓杜勒斯感受明目張膽地重建軍備在政治上的強大阻力，還秘密派遣他的女婿麻生太賀吉與社會黨左派領導人連繫，並要他的另一位親戚與社會黨右派領導人通氣，鼓勵他們在杜勒斯居停東京期間組織反對重建武力的活動。（Dower 1988：xxi）

吉田茂聽命美國安排的「舊金山體制」，日本淪為半主權國家

不過，杜勒斯依舊緊抓重建軍備的問題不放。1月31日兩人再度會談，杜勒斯強調「日本不能以經濟上有困難為藉口，不對自由世界的防衛有所貢獻」，日本必須承擔本身的防衛，可以先從很小的比例開始，以後逐漸增加。杜勒斯還威脅說：「美國並未準備承擔保護日本安全的義務，我們保留隨時撤軍的自由。」吉田見杜勒斯態度強硬，已知不讓步不行。在2月1日的事務會談中，美方又要求日本設置國防部，並詢問隨著重建軍備而修憲的可能性。次日，日方答覆說，日本為「非武裝國家」，不宜設國防部，可改設「保安廳」，至於為重建軍備而修憲有其困難，可以警力為實質武力（physical force），增強警察預備隊和海上保安隊，達成實際的軍備重建，實質武力的規模則視美國的援助而定。2月3日，吉田茂又遞交一份《重新武裝的初期步驟》給美方，承諾在對日和約與《美日安全條約》生效的同時，便實施重建軍備的計劃，並將另建5萬名的保安隊。這樣雙方得到妥協，吉田答應逐漸增加軍備，杜勒斯則同意吉田依據經濟復興的速度與美國援助的多寡決定重新武裝的規模。吉田事實上是利用憲法第九條的和平條款作為抵擋美國要求日本快速大規模重建軍備的護符，這樣既可把施政重心放在經濟復興上，控制重新武裝的速度，又可藉此向美國爭取更多的經濟援助。（原彬久 2007[2005]：164-68；于群 1996：157-60；信夫清三郎編　1992[1974]：778-79；Schaller 1997：35-6）1950年代初，吉田把他的用心對親信宮澤喜一（1991-93年任日本首相）說得很明白：「我們的生計一旦恢復，重建軍備之日自然會到來。聽來或不磊落，但我們的安全就讓美國人管到我們的生計恢復之時。憲法禁止武裝，實在是我們的天賜之福。如果美國人為此抱怨，憲法則給了我們一個完美的藉口。想要修改憲法的政治人物是群蠢蛋。」（引自Pyle 1992：26）

吉田為獲得美國保護，屈從美國排除蘇聯及中國參與討論和約的安排，於1951年9月8日簽署由美國一手主導的《舊金山和約》，同日隨即又與美國訂立不平等的《日美安全條約》，1952年2月28日再簽訂規定《日美安全條約》實施細則的《日美行政協定》，構成了從屬於美國的「舊金山體制」（或曰「安保體制」）。日本名義上恢復了獨立的主權，實際上仍未完全擺脫美國的軍事佔領，在外交、內政上也受美國的多方牽制，一切都須服務於美國反共的遠東戰略，不過是個半獨立、半被佔領的「半主權國家」。如前所述，美國當局的對日政策是確保日本由美國牢牢掌握，充當對抗社會主義陣營的棋子。美國國務院與軍方經幾度折衝，共同確定了對日政策的原則，即簽定和約賦予日本在國際法上形式上的獨立地位，同時要求日本訂立《日美安全條約》以繼續維持佔有日本本土與附屬列島的軍事基地的特權。這樣便可擺脫《波茨坦公告》的束縛，免除同盟國與「遠東委員會」的掣肘，讓美國獨自更徹底地控制日本，為美國的利益效勞。

《日美安全條約》是個極不平等的條約。在條約的前言中，美國就表示，「希望日本自己逐漸增加承擔對抗直接與間接侵略的自衛責任」，這意謂要日本把重新武裝當成義務。美國此後便不斷施加壓力要求日本擴充軍備，以符合美國在亞洲的戰略規劃。更嚴重的是，條約還規定美國可在日本全國無限期地駐軍和建立基地，駐日美軍及其家屬還享有治外法權，不受日本司法管轄。這些是只有宗主國對殖民地才有的特權，雖云已結束佔領，實則美國在佔領時期的特權原封不動地給保留了下來。再者，根據條約，美國有在日本駐兵的權利，甚至可鎮壓日本的內亂，卻沒有確保日本安全的義務，隨時可視情況撤走，日本則只有配合美國政策的義務，沒有任何權利。此外，日本還須由國家財政分擔駐日美軍的費用，日本編製財政預算必須與美國商量，決定防衛預算的多寡。日本事實上成了美國的附屬國。（井上清 1972[1966]：142-43；1985[1977]17；Takemae Eiji〔竹前榮治〕2002：504-506）

吉田茂在不修改憲法下有限度發展軍備的兩手策略

《舊金山和約》簽訂後，吉田茂在美方要求下，朝擴大軍備的方向邁進，1952年7月，日本政府頒佈《保安廳法》，將警察預備隊增編至11萬人，改稱保安隊（陸軍），海上警備隊則有7590人，同隸保安廳管轄，由美國借給重炮、坦克車和裝甲車等重型武器及驅逐艦等海上艦艇，但這與美國要求的30萬地面部隊仍相距甚遠。8月4日，吉田茂對保安廳的幹部說：「重整軍備現在不是時候，國力也不允許。…將警察預備隊改編為保安隊的目的是為了建立新的國軍。保安隊的任務是要成為建立國軍的基礎。」（井上清 1985[1977]：82-3）

《日美安全條約》明確要求日本增強自己的「自衛責任」，即已表明日本具有自衛權，成立保安隊亦顯示日本重建了武力，這令過去主張憲法不認可自衛權，也不允許重建武裝的吉田茂處於難以自圓其說的困境。1951年10月18日，民主黨眾議員蘆田均在審議《日美安全條約》時，質詢吉田茂說，條約前言所寫的「自衛責任」與吉田以前否定自衛權的說法互相矛盾，吉田竟答稱，不記得說過這種「沒有常識」的話。次日，答詢社會黨議員褚俁浩三，又說同意國家自衛權，認為「發動自衛權而引發的戰爭」是「無可奈何之事」。1952年3月6日，他在參議院預算委員會發言說，「憲法雖禁止以戰力為國際爭端中的工具，但並不禁止以戰力為自衛的手段」，故「自衛手段的戰力」合憲，培養這種戰力不算「重建軍備」，到了3月10日，卻又改口說，「為了自衛而保有戰力」屬於「重整軍備」，是違憲之舉。如此反覆無常，前後不一，充分顯現了吉田進退失據的窘況。為了脫困，吉田於1952年11月25日發表一套詭辯作為「內閣統一見解」，即區分合憲的「實力」與違憲的「戰力」，所謂「戰力」是「具有足以執行近代戰爭的裝備和組織」 ，而實力在這之下的保安隊與警備隊不算是「戰力」，所以合憲。1953年11月3日，吉田在眾議院預算委員會稱，即將成立的自衛隊屬於「實力未達戰力水準的軍隊」，為憲法所容許，此即所謂「自衛隊合憲論」。（原彬久 2007[2005]：197-98；Dower 1988：439-41）

吉田茂玩弄這套詭辯是出於他的兩手策略的需要。他以重振日本經濟為首要目標，認為在日本經濟實力壯大之前重建軍備，會妨礙資本的積累，故企圖將日本的安全交由美國負責，免除軍備的負擔。但美國卻亟欲日本重建武力，分攤美國在亞洲的防務，汲汲於壓迫日本建立軍備(註29)，以日本具有足堪自衛的武力為美國從日本撤軍的條件，日本國內的保守派中亦有一股強大的勢力要求重新武裝，以構成本身的防衛力量，及早讓美軍撤出日本，結束半佔領的狀態。吉田在內外交攻下，放棄了戰後初期堅持不武裝的立場，但以憲法第九條為藉口，只同意以漸進的方式建立有限的軍備。於是，他以區分沒有明確界線、極具彈性的「戰力」與「實力」之別的詭辯，一方面用來搪塞反對重建軍備的左派與和平主義者的抨擊，另一方面則藉此抵擋美國與日本極右派要求快速大規模重新武裝的壓力。

艾森豪威爾提出「新面貌」（New Look）戰略壓迫日本加速擴軍

1953年1月，共和黨的艾森豪威爾（Dwight D. Eisenhower）就任美國總統後，任命杜勒斯為國務卿，提出「新面貌」（New Look）戰略，美國更積極要求日本擴建軍備。艾森豪威爾反對杜魯門政府實行的凱恩斯主義赤字預算政策，不贊同用增加軍事經費，擴大政府開支，來刺激經濟增長。他認為，杜魯門政府在全球非共地區到處建立軍事基地、派駐美軍，大量援助盟國，企圖著重以軍事力量遏制社會主義陣營，會拖垮美國經濟，影響人民生計，最終美國的軍事實力也將受損，也就是說經濟穩定與軍事實力兩者密不可分。在杜魯門任內的1950年代初，美國的國防預算已約500億美元。艾森豪威爾估計，若繼續實行杜魯門政府原訂的戰略五年，財政赤字將高達440億美元。他力主平衡預算，認為軍事支出是非生產性的，佔用了本該用於改善人民生計的可貴資源，應該大幅全面節省國防支出。1953年4月16日，他在一篇著名的演說中說：「每一枝造出的槍，每一艘下水的戰艦，每一顆發射的火箭，最終來說不啻盜竊自飢而無食，寒而無衣的人們。……一架重型轟炸機的費用可以在30多個城市各建立一所現代的磚造學校；可以建兩座發電廠，每座供6萬人口的城鎮使用；可以建兩間設備完善的醫院；也可以鋪設大約50英哩的水泥高速公路。我們以50萬蒲式耳小麥的代價買一架戰鬥機，我們用足可讓八千餘人安居的新住宅的代價買一艘驅逐艦。」（Gaddis 1982：133-34，146-47）

艾森豪威爾認為杜魯門時代之所以軍費浩繁，是因為對社會主義陣營的挑戰採取被動因應的態度，故必須耗費大量兵力在世界各地駐軍，但美國的資源有限實無力為全世界的非共地區都提供陸海空軍。於是他提出「新面貌」的戰略，主張化被動為主動，運用美國的核武器優勢威攝敵人，在爭端初露時便威脅不惜動用核武器，以制止戰爭爆發或擴大；戰略的重點應放在從美國的空軍基地運載核武，實行核威攝，而反共的盟邦則在美國協助下，發展本國配備常規武器的地面部隊，防衛自身的安全，美國還可提供機動的後備部隊，尤其是海、空軍的特遺隊。在這樣的戰略下，把包圍蘇聯與中國大陸所需的龐大地面武力委諸受美國援助的反共國家，美國便可大量裁減所費不貲的地面部隊與部份海軍，節省國防經費。簡言之，「新面貌」戰略意圖一箭雙鵰，既取得反共的主動權，同時又降低國防費用，兩者得兼。（Gaddis 1982：146-48；Eisenhower 1963：535）

杜勒斯根據「新面貌」戰略，於1953年3月12日電令駐日大使艾利生（John Allison）與日方商談共同防衞計劃，要點是：美國準備依《共同安全援助法》援助日本發展陸海空的武裝力量，並用提供技術、採購裝備等方式協助日本發展軍事工業。

這對日本方面構成強大的誘因。日本自1950年中期起，拜朝鮮戰爭之賜，得到美國20多億美元的軍需物資訂單，造船、鋼鐵、汽車、機械、電力、化工等重工業大幅發展，1951年的工礦業產值就已超過了二戰前的水平，朝鮮戰場上數十萬人喪生灑下的漫天血雨卻化成了推動日本經濟復興的「神風」。但到1953年初，朝鮮的停戰協定經多次談判，即將簽訂，這筆橫財隨著朝鮮戰爭的進入尾聲，日益枯竭。日本壟斷資本的總司令部「經濟團體聯合會」（簡稱「經團聯」），深恐日本經濟為此陷入困境，1953年2月就提出每年4千8百億日元的擴軍建議方案，藉此維持投資需求，並指望美國援助四成多的金額。這促成了日本政府考慮接受美國提議的《共同安全援助協定》。（參見井上清 1985[1977]：85-6；Schaller 1997：65-6）

但雙方一開始就有重大的分岐。美方的企圖在以援助為誘餌，加速日本的重新武裝，吉田政府則意在取得援助，發展經濟，不願有過重的軍備負擔。雙方自1953年7月15日至8月21日在東京會談8次，無功而止。吉田再派親信池田勇人、宮澤喜一、愛知揆一等人赴美談判，由10月5日至28日，歷時20多天，才達成基本協議。在冗長的談判過程中，爭議的焦點在於美國一意要日本擴大地面部隊至10個師35萬人左右的規模，另加適度的海空軍；日本則力爭較高額的經濟援助，並要求美國解除對中國大陸的經濟封鎖，允許日本與長期為日本重要原料來源及產品市場的大陸發展貿易，同時幫助日本擴大對東南亞的經貿關係。日本堅拒美國要求的快速擴軍，池田告訴美方主談的國務院助理國務卿羅伯遜（Water Robertson），美國的方案會構成憲法所不允許的戰力，「日方代表無意提出會違反日本憲法的任何防衛計劃。……這部憲法的起草者的精心設計使修憲程序極為困難（按：修憲須經國會三分之二多數的議員同意）。即使國家領導人給說服同意修憲是明智之舉，在可見的未來也不可行。」這些說辭令羅伯遜頗為惱火，詰問道：「不能符合戰力，又不能在戰力之下，這條界線要如何劃分？假使十萬可以，三十萬就不行，像這樣對吧？也許今年認為十萬已是最大極限，但經過兩三年後，卻能容許有三十萬職業軍人。宛如彩虹一般，覺得只要朝它走近，便會撞上，但真的朝它走去時，卻還有很大的距離。」（Dower 1988：441-42；原彬久 2007[2005]：198-99；）池田答稱，大規模增兵就得修改憲法，恢復徵兵制，但「在美國佔領的8年間，日本人被教育說無論如何都不要拿起槍桿子，而最受影響的就是首先會被徵召入伍的年輕人」，故要讓日本人民願意修憲就必須用教育與宣傳激起愛國心與自衛的精神。（註30）美日在各有堅持下，都作了妥協讓步。10月30日池田勇人與羅伯遜發表聯合聲明，雙方同意為減輕美國對日本防衛的負擔，必須增強日本的自衛能力，但在目前情況下，日本存在憲法、經濟、預算等各種限制，無法立即做到。在協議中，日本只同意在三年內將地面部隊增至18萬人，並逐漸加強自衛力量；美國則拒絕解除對中國大陸的禁運，但應允贈予5千萬美元的農產品，由日本政府以等值日元儲存，作為發展軍事生產及工業潛力之用，並逐漸減少日本所承擔的駐日美軍費用，以讓日本有更多經費擴軍，待日本軍力增強，美軍亦隨之撤出（于群  1996：223-260；Dower 1988：463）值得一提的是，池田警告羅伯遜說，過快增兵恐怕會造就一支日本「紅」軍：「若非人民堅信除了他們自己沒有別人會保衛他們，倉促徵召大批青年入伍只會產生一支不受指揮的暴亂部隊；而要人民願意自衛得靠教育，以日本的情況，不如說得改變思想觀念，要做到這點必須花相當一段時間，共產黨的滲透政策可怕到我們沒有把握青年不會把他們的槍口指向日本。這就是說，在日本快速徵調較大量的青年參軍，不是不可能就是很危險，──即缺乏我們憲法所已明確廢止的徵兵制。」（Dower 1988：461-62）結果，在池田與羅伯遜聯合聲明的草案中寫入了這段話：「會談的當事者一致認為，在日本造成一種使日本國民增強對防禦的責任感的空氣是最重要的。日本政府的首要責任在於通過教育和宣傳，在日本造成一種能夠發揚愛國心和主動的自衛精神的空氣。美利堅合眾國對此將予以援助。」草案在《朝日新聞》發佈後，可能考慮到這一條款暴露出美國過於露骨地干涉日本內政，在正式發表聯合聲明時遭到刪除。（井上清 1985[1977]：87）但日本政府仍照此意旨付諸實行，除了加強對教科書的審查，力圖改造青年一代的反戰和平觀念，還刻意壓制左傾且實力強大的教師工會，特別於1954年5月訂立禁止教師參與政治活動和教育保持中立的兩項法案（簡稱《教育二法》）以遏止左翼思想、運動的 擴展。日本右翼勢力自此積極推動軍國主義思想的復活。

美日簽訂《共同安全援助協定》，日本建立正式武力─自衛隊

池田與羅伯遜的聯合聲明僅為初步協議，尚非定案。美國副總統尼克森（Richard Nixon）銜總統之命訪問亞洲，於1953年11月中旬抵東京，攜來艾森豪威爾致吉田茂與天皇的信函，信中警告日本蘇聯集團的威脅重大，敦促日本加快重整軍備。尼克森與吉田會談時，提醒日本要注意共產黨的滲透、中立政策的危險與限制對華貿易的必要，也再提日本應該在三年內擴充地面部隊至最少32萬人 。吉田重施故技，以憲法第九條的限制加以拒絕，尼克森怫然不悅，吉田見狀驚慌得鼻血猛流。11月19日尼克森在東京「日美協會」的演說中說：「現今如果解除軍備在1946年是對的，為什麼在1953年便是錯的？而如果1946年是對的，1953年則是錯的，美國為何不承認犯了錯誤？……我就要在這兒承認美國確實在1946年犯了錯誤。美國之所以犯錯誤，是由於對蘇聯的真正意圖作了錯誤的判斷。日本是防衛的一環，但只靠保安隊對日本進行防衛是遠遠不夠的，因此，日本必須增強自己的防衛能力。」（Dower 1988：464；Schaller 1997：69；于群 1996：224）

1953年12月，美日在東京繼續協商，終於在1954年3月8日簽訂《共同安全援助協定》（MSA）。在前言中強調了美方期望日本加強自衛的責任，但也肯定了日方的要求，即制訂防衛計劃「將以經濟穩定為考慮的主要因素」，日本「僅在總體的經濟條件與能力允許的範圍內增加軍備」。《協定》還明載「此份協定將由雙方政府依據各自國家的憲法予以執行」。日本政府對此的解釋是日本的軍事義務只限於自衛，不從事進攻，也不向海外派兵。《協定》生效後，美國給了日本價值1億5千萬美元的軍事裝備、1億美元的採購訂單、5千萬美元的農產品，並應允對日本的軍事工業提拱技術援助。杜勒斯對吉田政府的不願按照美國計劃擴軍，自承「為日本沒有恢復犧牲與紀律的偉大民族精神而極度失望」。（Schaller 1997：70；Pyle 1992：29-30；于群  1996：227-28）

日方根據《協定》加強重整軍備的要求，除了制訂防衛廳設置法案與自衛隊法案，將保安隊擴編為陸海空的自衛隊，還修改了警察法以有利於集中全國警力壓制反對運動，這些法案連同前述的《教育二法》雖經日本左翼政黨與工會、學生團體、文化團體的強烈抗爭，仍遭保守勢力以動用警察進入國會排除反對派議員的反民主橫暴手段，強行在國會通過。這些法律與1952年7月通過的《破壞活動防治法》大大促進了日本軍國主義的復活（井上清 1985[1977]：88-90）。因此，吉田茂雖然力抗美國要求日本快速擴軍的壓力，但也逆轉了美國佔領時期的民主化改革，並放棄日本解除武裝的立場，開啟了日本的「逆向路線」。（原彬久 1007[2005]：208）

吉田茂由於對內專權跋扈，對外屈從美國安排的「舊金山體制」使日本淪為半主權國家，遭致左右各派政治勢力的強烈不滿，於19544年12月7日被迫辭職下台。但他表面上支持和平憲法實則漸進擴軍的路線，卻在以社會黨為主的反修憲力量牽制軍國主義份子下，在冷戰時期持續維持不墜，讓日本得以避免直接捲入美國與蘇聯、中共的衝突，著力發展經濟，逐步壯大武力，掩蓋軍國主義復活的事實，在國際上表現出和平主義的假象。1988-89年曾任日本首相的自民黨政客竹下登在1994年說，整個冷戰時期，自民黨利用社會黨批評的機會，阻擋美國要求日本加速重建軍備或更積極介入國際事務，「就此而言，我們之間有點像分擔責任」，他描述這種安排為「狡滑的外交」。（Schaller 1997：120）日本社會學者村上泰亮則批評吉田路線說：「就某種意義來說，日本成了一個偽善的民族，宣稱堅守非武裝中立的觀念，但同時非常樂於享受美國統治下的和平所能有的經濟繁榮的果實。我們可以說，吉田政策最終毀壞了日本和平主義心智上的真誠。」（Pyle 1992：122）由麥克阿瑟強加在日本頭上的和平憲法，在國際形勢丕變，美國霸權的全球戰略徹底轉換下，終究不免名存實亡。冷戰結束後，蘇聯崩潰，社會主義陣營瓦解，羽翼已豐的日本軍國主義反動勢力更肆無忌憚。進入1990年代，日本左翼力量迅速衰頹，日本內部的制約因素亦復大幅削弱，右翼的氣燄更形高漲，就明目張膽地向和平憲法猖狂進攻，直接開刀了。對此纐纈厚教授在本書已作了全面的深入分析。

三、戰後的日本保守勢力為何能長期壟斷政權？

日本戰後政治的一大特點便是在資本主義形式民主體制下，雖有政黨競爭，保守政黨仍長期壟斷政權，為世所僅見。自民黨自1955年開始，連續執政達38年，直至1993年才下台。纐纈厚教授在書中指出，在日美安保體制下，日本實現了高度的經濟增長，支撐了自民黨的長期一黨統治（頁9）。此處再根據美國的解密文件，揭露美國為確保日本能充當其冷戰時期東亞戰略的走卒而不遺餘力地支持保守勢力，所採取的政治、經濟策略。

美國釋放戰犯、解除對軍國主義份子的懲處令，積極培植反共保守勢力

就政治策略來說，1952年4月28日對日和約正式生效後，美國結束對日本的佔領，形式上日本恢復了主權，美國不復能直接控制日本國內的政治，日本政權的歸屬須依憲法規定的政黨競爭體制決定，美國只有通過扶植可靠的政治代理人，力求鞏固其統治，才能遂行意志。但在1950年代日本經濟剛恢復活力，根基仍不十分鞏固，生活水平尚未大幅提高，而日本人民戰敗的創痛猶深，反戰和平的思想頗濃，美國霸權以居高臨下的凌人氣燄支配日本，也引起相當大的反美傾向，故日本左翼要求社會平等、擺脫美國控制獲得真正獨立與非武裝中立的主張，受到廣大的支持，在國會大選中，屢有斬獲，對日本的右翼保守勢力構成強大的威脅。美國當局為此憂心不已，亟謀確保日本保守勢力當權的對策。前已述及，二戰結束之初，美國以消除軍國主義禍根為要務，德國與日本在政治、軍事、經濟各界的極右派骨幹被視為洪水猛獸，或關押審判或禁服公職，必欲去之而後快。但自1947年3月冷戰揭幕後，美國的政策由剷除法西斯主義轉向反共至上。在美國眼中，德、日的軍國主義份子此際成為穩定資本主義政治經濟體制的中堅力量，開始解除不准他們從事公職的懲處禁令。軍國主義的牛鬼蛇神獲得大赦，紛紛出籠，重掌政治經濟大權。1950年10月，就在前述日本天皇向杜勒斯要求赦放遭整肅的軍國主義份子不久之後，「盟總」撤銷對一萬餘名日本政商界人士的整肅，1951年6月至8月又撤銷8萬餘名。鳩山一郎、石橋湛山、河野一郎、三木武吉等戰前的右翼政界要角皆在其列。（升味準之輔 1997[1988b]：995）這些軍國主義者與獲釋的戰犯岸信介、重光葵等人及親美的吉田派大將池田勇人、佐藤榮作、宮澤喜一等，構成日本恢復主權後各派保守勢力的領導者，其中岸信介受到美國當局青睞，成為美國刻意培植的代理人。

岸信介是日本戰犯中美國「逆轉路線」的早一批受惠者。二戰期間，他曾任東條英機內閣的商工省大臣，軍需省次官，1941年12月聯署了對美宣戰書。日美開戰後，當時任美國駐日大使的格魯遭囚禁，岸信介將格魯釋放，兩人還成了高爾夫球友。日本戰敗，岸信介以甲級戰犯嫌疑人被逮捕，關押在巢鴨監獄三年多，1948年12月未遭起訴而獲釋。當時格魯已出任美國中央情報局（CIA）外圍組織「自由歐洲」委員會的主席。岸信介出獄後不久，便重燃政治野心，1949年初春，意氣昂揚地賦漢詩一首曰：「鬱屈三年意始伸，還來今日萬象新。誰言邦國妖雲蔽，滿目滿耳總是春。」他深知自己無罪獲釋是因美蘇決裂後美國欲利用日本右翼反共之故，便決意走親美路線，企圖依傍美國的力量東山再起。他先與美國《新聞周刊》東京辦事處主任貝肯漢、外交新聞編輯柯恩（Harry Kern）等人搭上線。極端反共的貝肯漢、柯恩自1930年代便對日本友善，美國佔領日本期間，他們在《新聞周刊》不遺餘力地抨擊「盟總」的政治、經濟改革政策，指責這極易使日本落入共產黨手中。柯恩與曾任美國駐蘇聯大使、商業部長的《新聞周刊》創辦人之一的哈里曼（Averell Harriman）關係密切，亦為美國情報部門重要人物艾倫．杜勒斯（1953年出任CIA局長）的好友，自CIA於1947年成立後，他便一直充當CIA的情報管道。柯恩早在1947年中期便主張重新武裝日本以對抗蘇聯與中共。1948年8月，柯恩與貝肯漢更結合商界領袖、退休外交官與軍事官員成立日本遊說團「美國日本協會」極力鼓吹改變對日佔領政策。不僅此也，柯恩與貝肯漢等「美國日本協會」人士還積極為天皇為首的日本保守勢力與美國高層之間穿針引線，建立聯繫管道。前已述及的1950年6月26日貝肯漢代轉天皇口信給訪日的杜勒斯便是一例。柯恩等人知道岸信介與格魯過去的交情，介紹他與訪日的美國政要會面，安排他到歐美訪問，貝肯漢還教授他英語。岸信介得此之便，與美國大使館官員交好。1952年被撤銷禁止擔任公職的整肅令後，他藉著大財閥藤山愛一郎、日本極右翼的黑社會頭子兒玉譽士夫（亦為戰犯）及軍國主義份子的支持，於1953年當選眾議員，重登政治舞台。此後與CIA及美國國務院緊密聯繫，以獲得美國的支持。（田尻育三等1980〔1978〕：101-8，117-18；Schaller 1985：93-4，139；Schaller 1997：124-25；原彬久 2007[2005]：214；Weiner 2007：117-18）

鳩山政權在美國支持下取代吉田內閣

不過，日本恢復主權之初，在政壇最具實力並終於迫使吉田茂下台、取而代之的是鳩山一郎，而非岸信介。1928年，鳩山任田中義一內閣的書記官長時，參與修訂壓制政治自由的治安維持法，1933年擔任文部大臣又逼迫左傾的京都大學教授瀧川幸辰辭職，1938年還至德、意訪問了希特勒與墨索里尼，是惡名昭彰的法西斯主義者。戰後，鳩山於1945年11月組織自由黨，擔任黨魁。經1946年4月10日的戰後第一次大選，自由黨成為最大黨，鳩山原打算出任內閣首相，但在準備組閣的5月4日，「盟總」卻發出整肅令，不准其擔任公職。鳩山只得力勸吉田茂繼任自由黨總裁，代為首相，暫時接管政權。外交官出身的吉田不諳內政，搞政黨政治亦非其所長，本不願接受，在力辭不獲後，勉予同意，但提出四條件，最後一項即一旦鳩山的整肅令解除，立即歸還政權。性格傲慢、執拗的吉田不善政治手腕，一開始組閣便因內閣人事問題與鳩山決裂，執政後與鳩山派系的黨內要角河野一郎等人也激烈對立。1951年8月6日，鳩山被「盟總」解除整肅，但吉田卻不願如約交回政權。鳩山於1952年10月當選眾議員後，便與黨內親信力謀推倒吉田，奪回政權。鳩山派之反吉田，除此前因外，還出於他們右翼民族主義的意識形態。鳩山等人對吉田不願修改憲法戮力重整軍備，在外交上又唯美國馬首是瞻，毫無自主性，致使媾和談判與安全條約的簽訂損及日本主權，認為有失國格，故決心聯合不滿吉田的在野黨派把吉田趕下台，改變日本的外交與國防政策。（原彬久 2007〔2005〕：111-16；升味準之輔 1997[1988b]：904-908；鳩山一郎 （1978〔[1957〕）：51-64）當然，保守陣營中的反吉田派也並非真能獨立自立。以當時日本的處境，只要日本仍維持反共的保守立場，就不可能擺脫在政治、經濟、軍事上皆高度依賴美國霸權的格局。

前已述及，1951年1月25日杜勒斯至東京與日方商談對日和約與日本重建武裝等問題。杜勒斯除了與吉田茂等官方代表會談，還通知《新聞周刊》的貝肯漢轉達鳩山一郎，要鳩山推薦與在野的右翼重要人士會面的名單。2月6日，貝肯漢帶著鳩山一郎、石橋湛山、石井光次郎、前海軍大將野村吉三郎（1941年12月8日珍珠港事變時為駐美大使）等，一干尚未解除整肅的軍國主義份子與杜勒斯在帝國飯店秘密會面。知悉美國當局希望日本修憲以利重建武力的鳩山，迎合美國意旨，向杜勒斯呈遞了事先準備好的贊成修憲與重新武裝的意見書。在會談中，杜勒斯嚴辭批評吉田對重建軍備等問題毫無計劃，鳩山則在意見書中突出自己聯美反共的堅定立場，盛讚美國的援助把日本從貧困和頹廢中拯救出來，還為遭「盟總」革除公職者（當然包括他自己）請命說，要解決日本成堆的難題，必須有效運用日本人中最有為的頭腦，而這大多要在被革除公職的人中尋找，不撤銷革除公職令便難以鞏固舉國一致的局面，尤其不少本可為日美兩國效勞的有能力的舊軍人被革除公職，這就給共產主義者開了路。鳩山忠誠悃悃地為鞏固美日反共聯盟出謀獻策，一再強調日本重建武裝的必要，正合杜勒斯心意，令其聞之大悅。杜勒斯在登機返國之際，高興地向貝肯漢致謝說：「你使我會見了一個好人。」杜勒斯回美後不久，華盛頓便要求「盟總」撤銷對包括鳩山一郎在內的大批軍國主義份子的整肅令。（鳩山一郎 （1978〔[1957〕）：95-103；Schaller 1997：36；原彬久 2007〔2005〕175； 升味準之輔 1997 [1988b]：995）可見，鳩山等人雖指責吉田對美軟弱，其實在依附美國上，與吉田只是五十步與百步之別。所不同者，鳩山派重振日本帝國主義的心更急切些，企圖在政治、外交上爭取多一點自主權，但基本上仍不能不附庸美國。於是各派保守勢力之間，便各執一端，相互攻詰對手違背民族利益。1953年3月，日本眾議院對吉田提出不信任案，鳩山等反吉田派指控吉田內閣「沒有建設獨立日本的抱負」，吉田派則反唇相譏說，在野黨才是仰賴美國的支持，「嚴重背棄獨立日本的民主政治的」。（井上清 1985[1977]：167）

鳩山一郎重返政壇便在1952年9月的國會選舉中，提出恢復日蘇邦交、修改憲法、重新武裝等與吉田茂針鋒相對的政見。他解釋主張日蘇復交的理由說，如果美蘇開戰，蘇聯會立刻攻擊日本，日本就成為戰場，故必須盡早實現日蘇關係正常化。（鳩山一郎 1978〔[1957〕）：128）當選眾議員後，他糾合自由黨內的追隨者組成反吉田的派系，並策劃聯合在野的保守政黨，形成反吉田陣線。曾在東條英機內閣任外相的重光葵，戰後以戰犯遭處刑7年，1952年3月解除整肅後，擔任該年新成立的改進黨總裁。重光葵與鳩山在修憲、重建武力上立場一致，對吉田同表不滿。1954年11月24日，自由黨內的鳩山派、岸信介派與改進黨、日本自由黨聯合重組成民主黨，推舉鳩山一郎為總裁，重光葵為副總裁，岸信介則任幹事長。在野的保守勢力集結成軍，提出「完成獨立自衛」、「自主國民外交」等綱領，準備打倒吉田茂，接掌政權。岸信介此時正式成為日本戰後的政壇要角，與美國的私通關係更為緊密。他告訴美方，他的策略是合併同屬保守勢力的自由黨與民主黨，再取得新黨的領導權，接任首相。他向美國大使館官員說，「未來25年，與美國緊密合作，對日本最為有利」，他保證，美國秘密支持他掌權後，他會改變日本的外交政策以符美國的欲求。岸信介露骨的輸誠之舉，大獲美方的信賴。（Weiner 2007：118；Schaller 1997：76）

由於美國在日本廣設軍事基地，進行軍事訓練演習，佔用了大量的土地、破壞漁民的漁場，基地周圍色情行業泛濫，美軍又時有搶劫、強姦的暴行，自1952年11月激起了日本人民在各地展開廣泛的反基地鬥爭。1954年3月1日，美國在南太平洋比基尼環礁島進行氫彈試爆，使在遠處海上作業的日本「福龍號」漁船的船員受到「死亡之灰」─輻射塵的侵害，不治身亡，漁獲也遭污染。美國方面非但不肯道歉，反而誣指日本漁民故意進入核試爆海域，疑似從事間諜活動，日本吉田政府態度軟弱，也懷疑錯在日本漁民。美國不恤日本人命的蠻橫嘴臉與吉田茂諂媚逢迎美國的態度，大大刺激了對廣島、長崎的原子彈之害記憶猶新的日本人民，日本全國掀起了熱烈的反核武運動。（井上清 1972[1966]：176-80，193-96；Schaller 1997：71-74）在上述形勢下，日本人民反美情緒高漲，不願事事仰美國鼻息之心益切，向美國一邊倒的吉田茂政權就更加搖搖欲墜了。1954年4月20日，日本檢察當局決定逮捕接受海運與造船業巨額賄賂的自由黨幹事長佐藤榮作，吉田茂竟下令法務相犬養健運用行政指揮權，不准檢察廳逮捕佐藤，公然包庇貪污不法，使佐藤逍遙法外，輿論大嘩。在內政上專橫濫權，在外交上奉承媚美的吉田茂，就此喪盡民心，日暮途窮。而美國當局對吉田在擴充軍備上屢屢敷衍拖延，既已有所不滿，從吉田未能控制「福龍號」事件引發的反美、反核武運動，也知吉田政權即將不保，決定不再支持吉田。1954年10月，日本外相岡崎勝男赴華盛頓安排吉田訪美行程時，對杜勒斯說，美方對「福龍號」的賠償款項若少於二百萬美元（日方原要求750萬美元），就無法平息民憤，可能「終結吉田政府」，但杜勒斯不為所動。11月2日到13日，吉田訪美，與艾森豪、杜勒斯會談，希望獲得美國的經濟或政治支持，未獲實質成果。鳩山等人見美國已有棄吉田之心，加緊了推倒吉田政權的步伐。11月30日，鳩山的民主黨聯合社會黨對內閣提出不信任案。內失民心，外無奧援的吉田雖圖負嵑頑抗，打算解散國會，但保守勢力的幕後金主—壟斷資本資產階級唯恐政局混亂不止將危及資產階級統治的政權，也施壓要求吉田下台，吉田的親信紛紛背離。12月7日，吉田終於被迫辭職下台，黯然結束了政治生命。杜勒斯在他辭職後不久的12月29日批准了二百萬美元的「福龍號」事件補償金。接任首相的鳩山一郎與外相重光葵視此為美國對他們掌權的支持。（Schaller 1997：71，74；井上清 1972[1966]：172-73；原彬久 2007[2005]：217-20；升味準之輔1997[1988b]：1010-13）

鳩山政權爭取外交自主，推動日蘇復交

美國雖然歡迎鳩山一郎主張修改憲法加速重整軍備的立場，但對鳩山想走相對自主的外交路線，謀求與蘇聯建交並擴大與中國大陸的經貿關係深為疑慮。鳩山於1954年12月10日組織民主黨內閣，接掌政權後，便表示他的政治使命是進行日蘇談判與修改憲法。（升味準之輔1997[1988b]：1016-17）1954年10月中蘇兩國發表願意與日本關係正常化的聯合聲明，1955年1月25日，蘇聯外交官向鳩山遞交希望兩國邦交正常化的函件，鳩山欣然同意。鳩山之急於與蘇聯建交，除了前述避免捲入美蘇戰爭的動機外，還有下列四因：一、在舊金山的對日和約會議中，蘇聯不願接受美國一手泡製的和約內容，拒絕簽字，故與日本並未締結和約解除戰爭狀態；二、蘇聯不滿日本自喪主權為美國的附庸，對日本申請加入聯合國動用否決權，使日本無法成為會員國，不利於日本的國際地位；三、北太平洋資源豐富的漁場，長期為日本漁業的膏腴之區，但二戰後，蘇聯控制了包括原屬日本的齒舞、色丹、擇捉、國後四島的千島群島，設置重兵，壟斷了北太平洋漁場，日本漁船與漁民常遭扣押，高度影響日本漁業的發展，而四島事關日本領土主權，亦為日本舉國亟欲索還者；四、蘇聯在對日作戰中擄獲了59萬4千名戰俘，自1946年12月開始分批遣返，但至1955年尚有一萬餘人未歸，為日本國民所關注。（參見宋成有、李寒梅等 1995：165-72）故如能與蘇聯恢復邦交，既顯示了日本外交上的自主性，亦有利解決上述重大問題，不啻大功一件，必可大幅提高政治聲望。

1955年2月27日，日本眾議院選舉的結果加速了鳩山一郎與蘇聯談判的決定。這次大選民主黨獲185席，成為第一大黨，但只佔39.6%，自由黨112席，而反對修憲擴軍的左右兩派社會黨、勞農黨、共產黨合計162席，超過了眾議員總數的1/3，足可阻止右派的修憲企圖。修憲既勢不可行，鳩山在重新組閣後，就把施政重心放在另一主要政見—日蘇復交上。4月，日蘇雙方便確定談判事宜，6月3日開始談判。但日蘇復交過程並不順利，美國擔心日蘇友好會妨礙美國的反共戰略而刻意阻撓，固不待言。身為副首相兼外相的重光葵除認為應以日美關係為重外，還冀圖接替年逾七旬、半身不遂的鳩山為首相，有意阻撓日蘇談判，於是形成了鳩山與重光不相協調的「二元外交」。

1955年4月1日，重光葵想訪問華盛頓以討論對蘇談判問題與修改日美安全條約的可能。但杜勒斯認為這是日本欲打蘇聯牌，逼美國倉促重訂日美防衛協定，故予以峻拒。

面對日本國內要求民族獨立自主的呼聲高漲、左翼力量也日趨壯大的形勢，美國於1955年4月7日召開國家安全會議討論因應策略。在會上，總統艾森豪威爾認為共產主義勢力善於利用二戰後在全球興起的民族主義，而美國在這方面失敗了，今後應把日本民族主義導向為美國利益服務的軌道。杜勒斯則擔心，如果日蘇復交，東京更不願挑起東亞的軍事責任，會讓美國損失重大的利益。他預測，若重訂日美安全條約，美國就得放棄在日本維持駐軍與基地的權利，佈署在日本的武器類型與美軍從日本出擊的任務也須跟日本商量。而社會黨在日本國會席次的增加也令杜勒斯甚至質疑逼迫日本重新武裝是否明智。他說：「如果最終…把武器交到會把槍口射向錯誤方向的人民手中，[重新武裝]就毫無意義。」（Schaller 1997：116；于群 1996：236-37）

美國制訂對日新政策，應對日本民族主義高漲的新形勢

4月9日，美國國家安全會議通過NSC551611號文件《美國對日政策》。文件指出：出於民族主義的傾向，日本將努力減小對美國的依賴，並尋求更大的國際行動自由，包括發展與蘇聯和共產黨中國的關係，以期在共產黨中國或蘇聯與美國衝突的事件中，保有更大的彈性，美國應調控這種民族主義，使之不越出美日聯盟關係之外；日本的戰略地位和軍事、工業的潛力對美國至關緊要，美國不惜用武力使日本不受敵對勢力的威脅與控制，也將援助日本政府抵禦內部的顛覆與造反；美國希望日本能成為抗衡共產黨中國的砝碼，並在遠東貢獻力量；隨著日本力量的增長，對美國的依賴將逐漸減小，維持聯盟關係的紐帶將由全新意義上的共同目的、雙邊利益和合作伙伴關係所取代。文件還分析了美國與日本利益和目標的原則衝突：一、日本承認需要美國的軍事保護，但認為外部的侵略不像美國想像的那麼嚴重，故把駐日美軍的基地看成是服務於美國的戰略利益，且有可能在發生戰爭時，使日本運同基地一道遭受核武攻擊。甚至有人懷疑在核戰爭的形勢下，日本的防衛是否有必要。二、日本把發展政治穩定與增加經濟實力置於發展軍事力量之前，這與美國要求日本增加軍費開支相抵觸。三、日本人相信他們國家利益的實現將通過與共產主義勢力範圍接觸並發展貿易關係，日本在這方面主要由於與美國、國民黨中國和韓國的關係而受到限制。四、其他方面：a、日本人限制美國人在日本的私人投資；b、日本人須靠賣給美國超過美國所想要的商品取得貿易收支平衡；c、日本反對在太平洋地區進行核試驗，易於被共產黨發動的禁止核武器運動所利用；d、日本要求收復琉球與小笠原群島的領士；f、日本工會成員通過日本政府受雇於駐日美軍而產生的關係與矛盾（按：日本受雇於美軍的職工工資遠低於美方人員）。文件也指出：日本在經濟、政治和心理資源上有其局限，社會、經濟與軍事項目競逐有限的資源，要求增加防衛武力會造成國家的分裂對立及政治保守勢力的削弱；而美國和日本的安全利益卻要求日本繼續朝政治穩定、經濟發展和防衛實力增強的方向發展；保守力量的政治穩定可使日本政府發展經濟及建設防衛武力，更強的經濟實力則可從經濟總量中分出更多的資源用於防衛，故建立日本軍事力量的總額及時間表要考慮到日本政治穩定和經濟發展的總體情況，美國必須避免因對日本施壓增加軍事力量，而損害日本政治和經濟的穩定。根據以上的設想，美國訂出行動方針。重點是：支持日本保守勢力當權，打擊共產勢力的組織，削弱共產黨的財政和政治實力，抵消左派知識界領導人的馬克思主義觀點對知識份子與公眾的影響；盡快使日本防衛力量多承擔防衛日本的責任，應使日本人了解，美軍從日本撤出的時間和規模取決於日本防衛力量的發展狀況；努力發展日本與韓國、台灣、菲律賓的利益共同體，促進這四者參加西太平洋集體防衛體系；在經濟上，鼓勵和援助日本有競爭力的企業，改善其生產的管理和市場經營的水平，並積極支持日本加入關稅貿易總協定，擴大日本與包括美國在內的自由國家的貿易，造成繁榮而強大的日本經濟，以有利提高人民生計、維持防衛力量、加強亞洲自由國家的力量，同時避免日本依賴共產黨國家提供的食品、原料和市場；在日本的外交關係上，文件強調，美國不反對日本與蘇聯建交，但反對與共產黨中國建交，並強烈反對日本與共產黨國家簽訂互不侵犯條約或支持共產黨中國進入聯合國。為了離間日本與蘇聯的關係，在北方四島的領土主權上，文件主張美國反對蘇聯對齒舞和色丹島擁有主權的要求，不承認蘇聯對千島群島和南庫頁島擁有主權。（于群 1996：238-46）

這些政策總括起來說，就是支持日本保守勢力鞏固政權以發展經濟、厚植增強軍備的基礎，並削弱左翼的政治實力與思想影響，增強日本人民的反共親美意識，以確保日本不越出美國東亞反共戰略的雷池一步。美國正是據此處理1950年代中期以後的美日關係。

在日蘇復交問題上，因美國本身便與蘇聯有邦交，而且美國雖支持日本進入聯合國，卻受阻於蘇聯行使否決權，日蘇復交有助解決這個問題，故美國不便明白反對日蘇復交，以免引起日本人心憤懣。但美國又深恐日蘇過於友好，影響美日共同對抗蘇聯的聯盟，便使出多種技倆加以阻撓，尤其是利用日蘇兩國在日本北方四島的領士糾紛，刻意製造兩國的對立情緒。1956年2月，蘇共總書記赫魯曉夫在蘇共二十大提出要與資本主義國家和平共處的外交戰略新構想。美國擔心熱衷於與聯蘇復交的日本當局會因此動搖美日聯合反蘇的決心，杜勒斯遂於3月18日訪日，與鳩山內閣討論國際形勢與美日關係。會談中，日方提出日本加入聯合國受阻於蘇聯，請美國協助解決。杜勒斯故意挑撥說，過去日本曾是表現比俄國、中國還優越的大國，現在已到「日本再度考慮像個大國（Great Power）行事，不要接受蘇聯侮辱」的時機。日本內閣官方長官根本龍太郎答以，理論上沒錯，但實際上日本軟弱無力到連在與韓國有關的事務上也無法保護自己的利益（按：指日韓當時的領海與漁場糾紛）。杜勒斯此時利用日本人的民族主義心理鼓動說：「日本人民有能力重建大國地位，美國的主要的目之一就是要看到日本以大國身份重返世界的這一部份」，「總有一天，美國在這裡不用發揮主要作用，而由日本取而代之。」杜勒斯還表示，日本受到美國最大限度的保護，對蘇聯在談判中的強硬態度不必擔心。鳩山則表態說，日本需要美國保護以免蘇聯的入侵，日本過去是，未來也必將是自由世界的一員。（于群 1996：257-58，260；劉世龍 2003：450-51；Schaller 1997：120）不過，鳩山內閣並未改變與蘇聯復交的心意。日蘇復交在美國從中作梗與日本國內部份政商界勢力的反對下，經過一年多漫長而艱難的談判，最終還是於1956年10月19日克服障礙，發表了《日蘇聯合宣言》，兩國結束戰爭狀態，同意建交。最棘手的領士問題，由蘇聯承諾在兩國簽訂和約後將齒舞與色丹島移交給日本，擇捉與國後兩島則留待日後再議，暫獲解決。12月18日，日本在蘇聯支持下，如願進入聯合國，日本的自主外交向前跨進了一步。

美日商談修訂安全條約

日蘇復交與進入聯合國提振了日本的民族自尊心，但美國強迫日本簽訂的極不平等的《美日安全條約》仍緊套在日本頭上，令日本人心不平。左翼要求廢除，右翼則希望修訂成平等的軍事同盟條約。鳩山內閣與其後的岸信介政權歷經數年的曲折談判，才於1960年完成修訂《美日安全條約》。

在日蘇談判已有進展後，1955年8月末，鳩山復命外相重光葵赴華盛頓與美方商談日美關係的重要問題。但鳩山不放心意圖取代他的重光葵，加派親信農林相河野一郎陪同與會監視。河野則擔心赴美期間身任民主黨幹事長的岸信介會藉機在正如火如荼地進行的自由黨與民主黨合併問題上擅作主張，建議鳩山讓岸信介一同訪美。赴美前，岸信介向美國大使館通報了鳩山與自己的想法。（鳩山一郎 1977[1957]：183-86 ；Schaller 1997：118）8月29日，日方與杜勒斯會談時，除了要求釋放仍關押在美國的戰犯、歸還琉球群島、增加軍事採購、運用更多援助亞洲的開發基金來促進區域貿易，更提出修訂美日安全條約的問題。前已述及，1951年的《日美安全條約》賦予美國運用駐日美軍與基地出兵干預其他國家、鎮壓日本內亂、貯存核武的完全自由，日方毫無置啄餘地，美軍享有治外法權，而美國卻無防衛日本的義務，條約亦未規定有效期限與修訂日期，故日方亟欲修改這極為片面、不平等的絛約。日方希望新訂的條約比照大西洋公約處理駐日美軍與基地的問題，廢除美軍的治外法權，免除向駐日美軍提供防衛分擔費用，並最終撤出駐日美軍。杜勒斯對重光葵要求修訂不平等的安全條約，以鄙夷的態度氣勢洶洶地說，日本國內政治勢力傾軋不和，在「統合、團結與能力」上尚有所不足，故還沒有條件與美國重訂一個更為平等的安全協定。杜勒斯一點也不難為情地教誨曾在1945年9月2日的投降詔書上簽字的重光葵，必須撤除不准重建軍備的禁令，擴充日本的軍隊。他說，一旦保守黨派統合起來、修改憲法，認真對待重建軍備之事，美國就會幫些忙。重光葵提醒說，若不趕快修訂條約，左派會以反美的政綱順利掌握政權。但岸信介在與杜勒斯私下晤談時，卻扯重光葵的後腿，附和杜勒斯的論調說，日本面臨的嚴峻問題是經濟而非安全，經濟增長對削弱社會黨、確保日本安靖與促進美日聯盟關係具有奇效，美國應降低日本出口到美國的障礙，並增加採購的訂單。對杜勒斯所關切的東南亞安全與日本重建武力的問題，岸信介則建議美國把經濟與安全援助的資金結合起來，提供給日本，日本工業就可供應東南亞國家軍事裝備。(註31)（Schaller 1997：118；劉世龍 2003：476；田尻育三等1980〔1978〕）：155）

8月30日，杜勒斯與重光葵再次就修訂安全條約問題會談。杜勒斯告訴重光，只要日本憲法禁止日本派軍隊至海外，美國就不會接受限制駐日美軍的行動自由。杜勒斯問重光，如果美國的關島受到攻擊，日本是否出兵協防美國？重光答以，若發生與安全條約相關的攻擊，日本可為自衛而出動自衛隊到海外。杜勒斯又說，「不應要求美國為菲律賓和台灣提供安全保障，這該由日本來做，美國則可撤軍。」重光慌忙敬謝不敏，不敢承諾。(註32)美國自冷戰開始，便力圖扶植日本擴大武裝力量，協助美國分擔東亞的防務，鞏固美國在西太平洋地區的霸權，卻遭吉田茂以日本和平憲法為由一再阻延。此際杜勒斯利用鳩山內閣想修憲擴軍並修改日美安全協定的心理，要求日本以同意快速增强武力並出兵海外為修訂條約的條件，雙方一拍即合。8月31日美日發表聯合公報，謂等到「日本能盡快承擔防禦本國的主要責任並且能夠對維護西太平洋的國際和平與安全有所貢獻」，兩國便可商談將現行的條約改為比較對等的軍事同盟條約。當時日本國內支持和平憲法的力量仍甚強大，1954年6月2日，參議院才通過禁止派兵海外的決議。故日本有意向海外派兵的公報一發表，便引起軒然大波，迫使美日當局出面掩蓋真實意圖，說公報並無讓日本出兵海外之意，暫時平息了疑慮。但日本保守勢力持續擴軍，配合美國獨霸太平洋的戰略，以推進日本軍國主義的企圖並未稍歇。（參見劉世龍 2003：449-50，477-78；1985[1977]：102；Schaller 1997：118-19；于群 1996：253）纐纈教授在本書第三章對這一趨勢新近的發展作了詳細而深入的分析。

左右對峙的「1955年體制」成形

美日結束會談後，9月1日杜勒斯向艾森豪威爾報告說，與日本人談得「非常好」，既頂住了修改安全條約的壓力，也與岸信介、河野一郎建立了個人連繫。他鼓勵「右翼政黨團結起來，不要彼此分裂」，並預測保守派很快便會「在與美國合作的政綱上團結一致」。（Schaller 1997：119）事實上，杜勒斯與岸信介會晤時，當面告訴渴求美國支持的岸信介，只要日本的保守勢力能統合，幫助美國反共，美國就會支持他。（Weiner 2007：118）接受杜勒斯指示的岸信介與河野一郎在由美返日的歸途中，便協議好聯合保守勢力組成新黨，由岸當新黨總裁，接任首相。河野提出的條件是，岸必須支持正遭部份反對日蘇復交的保守勢力逼迫辭職的鳩山度過難關，完成日蘇復交，使鳩山得以實現大願，光榮下台。岸果然極力配合鳩山，幫鳩山統一黨內對日蘇談判的意見，最終達到日蘇復交。（鳩山一郎 1977[1957]：186-87；升味準之輔 1997[1988b]：1018）

日本保守勢力的統合完成於1955年11月。日本戰後由於右翼各股勢力爭權奪利，保守政黨不斷發生分合，社會黨也分裂成左右派，朝野紛爭不已。吉田茂執政期間數度解散國會，重新改選，政局一直混亂不安。1954年12月吉田被逼下台後，「經團聯」等壟斷資產階級集團眼見社會黨特別是左派社會黨日益強大，而保守勢力則內訌方酣，憂心保守政權不穩，於1955年1月集合商界力量，成立政治獻金的組織「經濟再建懇談會」，資助自由黨、民主黨競選經費與每月的經常開支，希望保守勢力聯合，穩住政權。1955年2月的大選，社會黨左右兩派席次皆有增加，共達156席。保守派的民主黨雖得到最多的185席，自由黨卻只有112席，皆未過半數。社會黨方面見本身實力大增，保守勢力內部復勾心鬥角，積不相容，遂認為黨內左右兩派若能捐棄嫌隙重歸統一，或有執政之望。社會黨左右兩派乃自1955年3月展開協商，10月13日實現統一，採取廢除日美安全條約與非武裝中立的政策。身為民主黨幹事長的岸信介與總務會長三本武吉眼見社會黨展開統一的行動，自1955年4月起皆產生嚴重的危機感，遂呼應壟斷資產階級集團的要求，認為保守勢力有聯合的必要，積極謀求克服民主、自由兩黨的岐見。

社會黨完成統一後，保守勢力為與左翼對抗也加緊整合，解散自由、民主兩黨，於11月15日組成自由民主黨。於是形成長達38年的自民黨執政、社會黨在野制衡的「1955年體制」。（升味準之輔 1997[1988b]：1013-16，1026-28；藤原彰 1983[1977]：161-62）

1956年12月14日鳩山一郎在日蘇復交後功成身退，由岸信介、石橋湛山、石井光次郎角逐自民黨總裁。岸信介握有的資金、人脈最為豐沛，美國把注押在岸身上，原以為他穩操勝券。不料，較居劣勢的石橋與石井兩人在最後關頭聯手，擊敗岸信介，由反對向美國一面倒的石橋當選總裁，於1956年12月20日組織內閣。石橋延續鳩山一郎較為自主的外交路線，不顧美國的禁令，主張擴大與中國大陸的貿易，力謀改善與北京的關係。石橋預告訪日的美國國務院助理國務卿羅伯遜說，日本幾乎自動順從美國對華政策的時代已經過去了。美國為此大為頭痛，期望石橋早日倒台，並極力在日本媒體上宣傳美日緊密關係的重要性。（Schaller 1997：124）身體欠佳的石橋因政務繁忙，執政僅一個半月便不支病倒，於1957年2月23日辭職。3月，岸信介當選自民黨總裁，達成組閣的夙願。

CIA資助右翼分化左翼，鞏固岸信介政權

早在1955年7月，岸信介尚擔任民主黨幹事長時，便向美國大使館官員匯報自由黨與民主黨磋商組籌新黨的情況。成為首相前，他也告訴大使館官員，他準備向商界募集競選資金，集中管理後再分配給自民黨的候選人，這樣參選者就不必個別去募款，黨的領袖也更能控制國會議員。後來他又告訴美方，為了防止社會黨在國會的席次大幅擴增，他也打算提出小選區單一席次的選舉改革方案，以確保自民黨能控制國會。(註33) 前已述及，1955年4月9日美國通過國家安全會議NSC5516/1號文件，釐訂了支持日本保守勢力，削弱、分化左翼力量，以確保右翼執政配合美國東亞戰略的政策方針。這個政策方針主要交由中央情報局（CIA）來執行。岸信介就任首相後，與CIA暗中建立獲取資金與政治合謀的關係。（參見Schaller 1997：125）岸信介為了避人耳目，要美國大使館的資深政治官員柏格（Sam Berger）為他物色在日本不為人知的直接聯絡人，這個任務落在CIA幹員麥克弗伊（Clyde McAvoy）身上，此後兩人展開密切的合作關係。岸向美方保證在重訂日美安全條約期間會與CIA合作無間。岸不僅個人與CIA密切合作，他還讓CIA逐個招募他在國會裡的派系成員，為CIA所用。與岸信介在二戰期間同在東條英機內閣任大藏大臣的甲級戰犯賀屋興宣，是岸的密友，原被判無期徒刑，1955年獲釋，1958年當選國會議員，身居自民黨政治顧問與安全委員會委員的要職，也被CIA招募為線人。1959年2月6日賀屋還親自到CIA總部拜見局長艾倫‧杜勒斯，要求CIA與自民黨安全委會成立交換情報的正式協議。（Weiner 2007：119-21）

CIA利用諸如售賣軍事武器裝備給日本的洛克希德（Lockheed）公司這類可靠的美國商人，拿錢給保守派中有望成為國會議員與內閣成員的年輕一輩政治人物及年長的政客，資助自民黨競選經費，並利誘策反日本社會黨與工會的幹部，加以分化、打擊（Weiner 2007：119）CIA削弱左翼力量的手法是派特務混入社會黨與青年、學生、工會等左傾的社會團體，也提供資金給一些比較不激進的社會黨國會候選人，這些人當選後在黨內的地位提高，再提供情報給CIA或在黨內製造紛爭，破壞圖結。一位CIA的官員說，獲取日本社會黨內的「線人」與「阻礙日本反對黨的壯大」是「我們能做的最重要的事」。（Schaller 1997：136；Weiner 1994）

CIA自1952年就開始挹注日本保守勢力資金。朝鮮戰爭期間，美國軍方急需稀有的戰略金屬鵭來加固導彈，而日本保守派則短缺經費。CIA便出資280萬美元，與靠提供情報給美國而獲准出獄的日本戰犯兒玉譽士夫合作，把日本軍方秘藏的數噸鵭走私到美國，以一千萬美元賣給美國國防部，獲利2百多萬美元。兒玉這個惡名昭彰的極右翼黑社會頭子便利用這筆收益資助日本保守派政客參與1952年10月美國結束佔領後的首次大選，日後持續支持保守政治勢力，成為日本政壇有重要影響力的人物。（Weiner 1994，2007：116-17，568-69）不過，美國政府通過CIA長期而有計劃地支持日本保守勢力，則是岸信介就任自民黨總裁與首相之後。

美日訂立新安全條約

岸信介自1957年3月15日正式擔任首相到1960年6月23日，被反對訂立新安全條約的「安保鬥爭」運動逼迫下台，執政3年多。他任內所完成的最重要政策就是修訂《日美安全條約》。1960年6月19日生效的新條約承襲舊約，配合美國的東亞戰略，明訂為了日本與遠東地區的安全，允許美軍駐紮日本並使用日本國內的設施。與舊約不同的是：(1) 在第二條中要求促進兩國的穩定與福祉，消除彼此在國際經濟政策上的衝突，鼓勵兩國的經濟合作。這是根據前述美國國家安全會議NSC5516/1號文件所言，協助日本發展經濟，壯大日本經濟實力，以助日本維持政治、社會的穩定，並有更大的餘力擴展軍備來執行美國的東亞戰略；(2) 在第3條規定日本應在依循憲法的條件下，發展武裝力量；(3) 規定日美雙方有相互防衛的義務，課以美國防衛日本的責任；(4) 日美雙方應就條約的執行以及在日本或遠東的安全受威脅時，進行協商；(5) 明確規定條約的有效期限為十年；(6) 在附屬於條約的《設施和區域及駐日美軍地位協定》刪除了舊約的《行政協定》中，不經美國同意，日本不得將基地、軍隊駐紮權和過境權給予第三國的規定；(7) 刪除了駐日美軍可鎮壓日本內亂的條款。新約在聯合國憲章的框架下，給予日本形式上平等的地位，因而具備了軍事同盟的性質。

有不少研究美日戰後關係的學者，從岸信介積極推動修訂日美安全條約的行動，誤以為岸信介是個強硬的日本民族主義者。其實，從1990年代中期開始解密的美國政府機密檔案來看，岸信介是比吉田茂更忠實執行美國東亞戰略的走狗。

岸信介自1952年6月組織「日本再建聯盟」便標舉反共、自主外交、加強日美經濟合作、密切同亞洲各國的貿易、修改憲法等政治主張。當時，他嚴厲批評美國佔領時期的歷任首相都是美國的應聲蟲，尤其是吉田茂領導的自由黨即使在恢復主權後也不改應聲蟲的本色，不敢以毅然的態度對待美國。（田尻育三 等 1980[1978]：122-23）聽來意氣甚豪，很有謀求日本獨立自主的雄心壯志，實則他自復出政壇便極力巴結美國，暗中表態效忠。美國當局對改訂條約之事，之所以由峻拒轉而積極同意，並非岸信介力爭的結果。主要是美國盱衡國際形勢與日本民情，深知不改變視日本為半殖民地的舊政策，日本左翼反美、非武裝中立的立場會贏得民心，取保守勢力而代之。

前已述及，日本民眾在美國佔領結束後，發起了廣泛的反美軍基地、反核、要求真正獨立自主的運動，左翼的非武裝中立政策，得到越來越多的人民的支持，右翼民族主義者也不滿不平等的日美安全條約，並力爭自主的外交。在日蘇復交談判即將完成時，美國駐日大使艾利生於1956年9月21日致電杜勒斯提出警告說，日本「就要慢慢掙脫我們了」，隨著日本壯大到足堪再度在亞洲自居於領導地位，美國卻仍視其為被佔領的敵國，日本對這種不平等的關係頗為惱火。艾利生力言，對華盛頓特別重要的是：在安全事務上與日本真誠協商、認可日本在中國的特殊利益、積極支持日本與東南亞擴大貿易、持續開放美國市場、改變對琉球與小笠原群島的政策。艾利生擔憂，鳩山的外交路線代表日本保守派力圖擺脫「片面依賴美國」的第一招，他預測這個趨勢的速度與方向若不改變，日本最終會走向中立甚至更為反美的立場。尤其不平等的安全條約惹火了日本人，艾利生警告說，美國領導人若不趕快與日本重訂1951年的協定，日本人的群起抵抗必然會讓安全條約失效。（Schaller 1997：123）不過，杜勒斯沒有立即接受艾利生的建議。

美國同意重訂安全條約的緣由

1957年1月30日，駐日美軍吉拉德（William S. Girard）在群馬縣的基地靶場射殺了一名檢拾彈売的農婦，造成美日關係高度緊張。為了司法管轄權歸屬的問題，兩國民情高亢，輿論騷熱，都認為事涉國家顏面，不可輕易退讓，故衍生成嚴重的政治事件，日本的反美情緒再度高漲。1957年2月，美國國家安全會議的研究報告指出：美國要使日本成為太平洋的堅強盟友的主要目標並未達成，日本逐漸離美而去的趨勢，部份是因為隨著日本重建經濟與民族自尊，在經濟與外交上日益不再依賴美國，但這也緣於美國未能與日本發展相互對等的關係，這從日本領導人表露出的微妙但明確的不滿可知；日本人雖然知道「在軍事與產業方面尚未強大到可拋開與美國的防衛協定」，他們對安全條約的條款卻頗為憤懣，已開始認真談到要朝「更為平等」的方向，「調整」與美國的關係。報告警告說，華盛頓若不修訂安全條約，必將危及美國在日本的根本利益。（Schaller 1997：130）

1957年2月麥克阿瑟的侄子麥克阿瑟二世（Douglas MacArthu II）接任駐日大使。他初至東京履新便感到日本國內廣佈對安全條約的憤怒情緒，日本的所有黨派都渴望美國像對待其他盟邦一樣，平等對待日本。麥克阿瑟二世回顧當時的情況說：「一旦一個生效的條約被簽訂條約的某一方認為不但無益，而且損及自己的利益時，這個條約便沒有什麼價值。因為在你必須運用這個條約並取得另一方的合作時，你並無法如願。」2月下旬，麥克阿瑟二世與岸信介初次會面後，便認為岸是個可與之「做買賣」的人。他為艾森豪威爾安排邀請岸訪問華盛頓。岸感激之餘，經常主動與麥克阿瑟二世秘密晤談。岸告訴麥克阿瑟二世，越來越多日本人對美國不信任與懷有愛恨交加的情感是因為：「憤恨日本在安全條約下處於附庸的地位」、希望收回琉球群島，並不滿美國要求對中國的禁運措施。岸說，「許多日本人」認為華盛頓「想要發動一場旨在用武力推翻共產集團勢力的戰爭」，害怕因為美國在日本設有軍事基地而被拖進一場大劫難。麥克阿瑟二世與岸信介多次談話後，在1957年3、4月間致電國務院說，美日關係已到轉捩點，美國若不考慮接納改變政策的要求，「在激憤與敵意日增的氛圍中」，美國在日本的地位會越來越不利。麥克阿瑟二世力言，這些抱怨並非左派的宣傳，而是「日本政府最高層級的官員談論的主題」。他促請艾森豪威爾與杜勒斯利用岸信介訪美之機，「把日美在安全與經濟方面的關係置於真正平等的基礎上」，不這樣做，可能會讓社會黨上台，即使岸信介與保守派挺住，輿論也會迫使日本「愈來愈走向中立」。但杜勒斯不為所動，甚至不快地要麥克阿瑟二世不要那麼頻繁與岸信介會談。（Schaller 1997：130-31）

杜勒斯一貫堅持的態度是：要撤除美國駐日的地面部隊與修改安全條約，日本必須先加快擴建武力並承擔東亞地區的防衛責任。很識時務的岸信介上台不久便積極對此表態。1957年4月，他在國會答覆質詢時說，自衛權並不達反憲法，為了自衛而襲擊敵人進攻日本的基地也不違憲（按：這意指以自衛之名出兵海外合憲）」。5月7日，他甚至在參議院說，為了自衛而擁有防禦用的核武器，也為憲法所允許。5月20日，岸內閣召開國防會議，決定了《國防基本方針》，規定「根據國力和國情，在必要的自衛限度內，逐步發展防衛力量」；「對來自外部的侵略，則根據同美國的安全保障體制對抗之」。在岸訪美前不久的6月14日，國防會議又通過《第一次防衛力量整備計劃》，決定自1958年至1960年度，要擁有陸上18萬人、海上艦艇12萬4千噸、航空1千3百架飛機的兵力，以填補美軍撤退後的武力，並「適應科學技術的進步，促進新式武器的研究與開發，以及革新編制與裝備」。（井上清 1985[1977]：100-101，106；藤原彰 1983[1977]：165-66）岸信介這些迎合美國對日政策的言行，博得了美國當局的歡心。在訪美前，他告訴麥克阿瑟二世，若美國幫助他鞏固權力，新的安全條約就可通過，且會遏阻住高漲的左翼浪潮。岸要求從CIA得到經常不斷的金錢支持，而不是有一時沒一時偷偷摸摸地給錢。他說服美國大使說：「如果日本由共產黨徒執政，亞洲其他國家就很難不步武其後。」（Weiner 2007：120）

杜勒斯決定下注在岸信介身上

1957年6月5日，在岸信介即將訪美之際，杜勒斯徵詢他的助手說，他到了必須下個大賭注的時候，他想把錢押在岸信介身上。曾被杜勒斯派到東京的特別顧問納許（Frank Nash）答曰，岸不但是「最好的注」，而且是「我們在日本唯一可以下的注」。納許說，日本人對美國限制日本與中國的貿易、安全條約與吉拉德事件等問題的憤怒情緒日益高漲，這迫使美國必須「下大工夫說服岸站到我們這邊來」。杜勒斯說，那就得把1951年的條約改訂為對等的安全協定。6月12日，杜勒斯為岸信介來訪給艾森豪威爾上報告，稱讚岸是「戰後日本脫穎而出的最強有力的政府領導人」，「想要與美國建立全面的合作伙伴關係」。杜勒斯認為，美國「主動提議調整美日安全條約的時刻已到」，他建議告訴岸華盛頓支持改訂條約，在兩國高峰會議後雙方可開始仔細研究和準備修訂條約。麥克阿瑟二世與杜勒斯同調，6月18日他報告艾森豪威爾說，美國若不能平息日本的怨氣，「五年內」，他們會走向中立，或「甚至轉而與共產黨合作」。艾森豪威爾與杜勒斯在岸信介到訪前便決定，盡快撤出60%的駐日軍事人員，包括大部份的地面部隊。（Schaller 1997：132-33；于群 1996：167-68）

6月16日岸信介帶著《第一次防衛力量整備計劃》率團赴美，並在出發前向美國遞交了此行會談的7個議題：(1)美日安全防衛關係；(2)琉球與小笠原群島的領士問題；(3)大型核武器的試驗與裁軍；(4)釋放仍被美國關押的日本戰犯；(5)美日貿易關係；(6)美日合作促進東南亞的經濟發展；(7)與共產黨中國的貿易。岸信介抵美後，受到盛情款待，還到美國參眾兩院演講，副總統尼克森向參議員介紹岸是美國人出色而忠實的朋友。6月19日至21日，艾森豪威爾、杜勒斯與岸展開密集的會談。21日，艾森豪威爾與岸信介發表聯合聲明，宣稱「日美關係現在正進入一個利益一致、互相信賴和基礎牢固的新時代」。美國基於前已述及的「新面貌戰略」，希望由盟國自行負責防衛本國的地面部隊，而日本又已提出更為積極的建軍計劃，故同意自1958年撤除駐日的地面部隊，只保留海空軍。對日本當局最關切的修改安全條約問題、美國表示可由雙方共組一個政府間的委會協商修改條約的意見（其後於8月6日設立了「日美安全保障委員會」）。至於琉球與小笠原群島的領土問題，則因美國軍方以戰略重要為由不肯放手，美方拒不歸還行政權。其餘議題僅止於交換意見，未有具體結論。（于群1996：268-76；Schaller 1997：133-35；井上清 1985[1977]：103，106；Weiner 2007：120）從表面上看，岸信介此行的朝拜之旅成果不大，實際上美日當局在這次會談中達成了緊密勾結的暗盤交易，所謂「美日關係的新時代」得從雙方檯面下的勾串才能索得真解。

美國當局與岸信介的暗盤交易

6月19日，岸信介與艾森豪會談時便申明日本「在國際方面反共」及「和美國緊密合作」的政策。岸警告說，「若社會黨當政」，這些政策便會「終結」，因此，自民黨繼續當權對美國「至關緊要」，而要確保自民黨的統治，有些事必須「改正」，首先就是修改安全條約。6月20與21日，杜勒斯與岸討論安全問題，杜勒斯開門見山便說，艾森豪威爾已決定從日本撤出大部份的地面部隊，美國很樂於讓岸對此事居功。不過，杜勒斯軟硬兼施地說，他同意與日方會談是假設岸政權「有意保持與美國的緊密關係」，「對蘇聯與中國共產主義的危險和美國有同樣的評估」，目前與美方會談也「並非因為日本不願與我們為伍而只是刻意要為難美國，讓美國在日本待不下去」。杜勒斯威脅說，如果岸喜歡「我們撤離日本」，美國人會「順應那樣的願望」，他不會強加政策於心不甘情不願的盟友，而是準備「發展澳大利亞成為一個取代日本的工業基地」。岸向杜勒斯保證，他與自民黨「絕對」承諾與美國「密切合作」，但社會黨若掌權，事情就會「全然」變卦，兩國的「問題」是「保守黨怎樣能長期執政」。岸指修改安全條約是日本國內政治對抗的關鍵議題，若有美國的支持，保守派便能用來遏制左派。在三天的會議中，美日當局經多方折衝，雖未在所有議題達成一致觀點，但狼狽為奸、各遂所圖的合謀已然成形。在會談中，杜勒斯一再重申，他與艾森豪威爾「下大注」在岸身上，他們希望岸的表現會證明他們信賴他是正確的。艾森豪威爾則認定，日本在政治上支持安全條約與美國用金錢支持岸信介是同一碼事。（Schaller 1997：133-35；Weiner 2007：120）

艾森豪威爾與杜勒斯說要下大注投資岸信介，並未徒托空言。他們既大量資助自民黨（尤其是自民黨內的岸信介派系）競選與活動的經費，也修改過去視日本為半殖民地的政策，以鞏固日本保守政權，形成美日保守勢力在政治與軍事上的攻守同盟。

艾森豪威爾授權CIA在日本啟動一個秘密資助自民黨的計劃。1955年至1958年在日本負責諸多行動的CIA官員阿默爾（Alfred C. Ulmer）說，「我們資助」自民黨，CIA「依靠自民黨提供信息」，運用秘密經費招募自民黨內的線人。CIA資助自民黨長達10餘年，直至1970年代初才終止。不過，已建立的人脈並未因此中斷，仍持續提供情報給美方，日本內閣各部門皆有CIA的線人，包括一位首相的心腹助手。美國國務院負責情報業務的助理國務卿希爾斯曼（Roger Hillsman）說，到1960年代初，每年支付給自民黨與個別政客的款項在兩百萬到一千萬美元之間，這種確立成習的資助成了美日關係正常的一部分。岸信介1957年7月自美返日後，便命他的親弟弟左藤榮作（曾任自民黨總務會長與岸內閣的藏相，1964-72年為日本首相）與美國大使館官員數度商量資助之事。1958年5月的眾議院選舉是自民黨與社會黨在雙方各自整合實力後的一次重大較量，攸關兩黨前途甚巨。美國國務院與情報分析家深恐社會黨可能大有斬獲，也擔心岸信介的親美派系會比自民黨內的競爭派系當選席次差，就由CIA提供競選資金交給自民黨特定的領導集團，挹注特別親美的國會議員候選人。而為了促成社會黨再度分裂以削弱社會黨，美國與自民黨自1958年也秘密提供資金給社會黨右派的首領西尾末廣與社會黨右派所屬的勞工組織「全日本勞動組合會議」。結果，1958年的眾議院選舉自民黨獲得過半的287席（佔61.5%），令岸信介信心大增，美方欣喜不已；社會黨則當選166席（佔35.1%），雖然是戰後的最高水平，但與預想的成果頗有差距，黨內視為挫敗，引發了路線的重大爭議，西尾末廣等右派藉機興風作浪，伏下分裂的危機。1959年6月的參議院選舉，美國如法泡製，再提供大量資金給自民黨。社會黨在內部失和下，也再度敗北。1960年1月24日，西尾末廣率社會黨右派38名眾議員、16名參議員脫離社會黨，另組「民主社會黨」，長期受CIA的資助，另外，自民黨也由池田勇人負責提供巨額資金給西尾，社民黨事實上成了配合自民黨政策的尾巴黨。社會黨從此未能對自民黨構成強而有力的挑戰。美國的銀彈雙管齊下，一方面挹注自民黨，一方面分化社會黨，為自民黨鞏固了一黨獨大的江山，長期壟斷日本政權。（參見Schaller 1997：135-36，146，159；升味準之輔 1997[1988b]：1030-33，1042-43；Weiner 1994；Weiner 2007：120）

CIA、自民黨與黑社會聯手對抗「安保鬥爭」運動

岸信介集團向美國需索金錢最慣用的手法便是利用美國反共、恐共的心理，誇大日本左派的威脅及莫斯科與北京在背後的支持。例如：1958年7月，自民黨在5月的眾議院選舉獲勝後不久，新任藏相的佐藤榮作便秘密會見美國大使館的一等秘書卡本特（Stan Carpenter），央求給予隔年6月參議院選舉的競選資金。佐藤抱怨說，日本共產黨與社會黨可由中國與蘇聯獲得巨額資金。美國大使麥克阿瑟二世聽聞此言，便說佐藤想「勒索我們」。佐藤還告訴卡本特，自民黨已建立一個由「日本商業與金融界龍頭組成的秘密團體」來提供競選經費。但在參議院選舉將至之際，資金來源卻不幸暫時中斷。佐藤邊哭窮邊警告說左派可能因此獲勝，他問道：「在這場經久持續的反共鬥爭中，難道美國不能供應經費幫助保守勢力？」麥克阿瑟二世當時沒有立即答應佐藤的要求，但後來還是由CIA給了錢。（Schaller 1997：135）

另有一例則是在「安保鬥爭」的高潮時期。1959年3月，日本左翼發起反對修改日美安全條約的「安保鬥爭」。隨著美日當局談判新安全條約的進展，「安保鬥爭」的力量也逐步壯大。岸信介原本的如意算盤是用完成修訂安全條約作為他標榜的「日美新時代」的實績，並預訂在1960年6月19日邀請艾森豪威爾至日本簽署條約，以首位美國總統訪日來表徵美日合作無間的體制已固若盤石，再憑此政績鞏固政權，長久執政，故不惜一切代價也要排除阻力，在國會通過新安全條約。1960年5月19日深夜，自民黨的眾議院議長清瀨一郎召來500名警察進入國會，用暴力強行驅逐在議會靜坐阻止開議的社會黨議員後，由自民黨議員在20日凌晨單獨表決通過新安全條約與有關法案。這種徹底破壞議會政治制度的反民主、法西斯行徑受到輿論大肆撻伐，激起廣大的民憤。6月4日，全國掀起罷工、罷課、罷市的高潮，參加抗議的民眾高達5百餘萬人，規模之大，前所未有，要求岸信介下台的怒吼響徹雲霄。6月15日，抗議聲浪更為高漲，560萬工人參加罷工，20萬民眾湧向國會示威，主張革命的激進學生團體「全學聯」成員衝進國會院內，警察強力鎮壓，東京大學女學生樺美智子不幸殞命，舉國震驚，民憤澎湃。心驚膽顫的岸信介當夜便召防衛廳長官赤城宗德前來家中，詢問自衛隊可否帶武器出動掃蕩群眾，赤誠答以若發生流血，恐引發革命，岸才作罷。第二天，全國大學幾乎全部停課，示威抗議一浪接一浪，面對排山倒海而來的怨怒之氣，警方也束手無策，不敢輕舉妄動。岸信介在與麥克阿瑟二世商討後，不得已而在當日決定推遲艾森豪威爾的訪日。6月23日，麥克阿瑟二世與日本外相藤山愛一郎躲過群眾的示威包圍，偷偷在外相的官邸交換了新條約的兩國批准書。岸信介隨即宣布辭職下台。（參見升味準之輔 1997[1988b]：1042，1056-68；藤原彰 1983[1977]：172-77；田尻育三等 1980[1978]：166-70）就在「安保鬥爭」激化、岸內閣情勢危急之際的1960年5月23日，自民黨幹事長川島正次郎懇求麥克阿瑟二世再挹注現金。川島把日本的安全條約爭議說成是「蘇聯支持者與美國支持者」互爭雄長的鬥爭。他聲稱，蘇聯與中國共產黨「卯足了勁」，「傾注大量金錢」要打垮岸信介，使條約流產，故岸信介派系「需要錢從事思想與政治的鬥爭」以確保條約生效。川島表示，由私人企業集團秘密輸送的美國資金，會用來「組建對抗”全國學聯”的學生團體」，而因為大多數的主要報紙都反對安全條約，這筆錢也可從事有利條約的宣傳運動，川島建議華盛頓把資助的款項假裝是「商業交易的利潤」，交給日本財團組織「經團聯」。麥克阿瑟二世便要川島去造訪負責企業捐款給自民黨的「經團聯」副會長植村甲午郎。幾星期後，CIA就提供資金支持川島所建議的政治運動。（Schaller 1997：153）CIA不僅提供經費給自民黨對抗反安全條約的鬥爭運動，為了對付激進的「全國學聯」學生，CIA還資助右翼的行動團體。事實上，在「安保鬥爭」運動中，CIA與日本保守勢力動員了右翼團體與黑社會組織，攻擊示威群眾，造成流血衝突。岸政權原預定1960年6月19日邀請艾森豪威爾訪日，但至6月中旬，「安保鬥爭」達到高潮，示威運動波波相連，洶湧滔天。美國總統的新聞秘書哈格逖（James Hagerty）6月10日到東京安排艾森豪威爾的訪日行程，在羽田機場便遭1萬5千名群眾包圍，「全國學聯」的學生朝座車砸石塊，哈格梯狼狽地搭直昇機逃到美國大使館，隔日又有20多萬群眾到國會示威，高喊反對批准安保條約、解散國會、打倒岸、反對艾森威爾訪日的口號，哈格逖當夜便倉皇返美。麥克阿瑟二世唯恐此事阻礙艾森豪威爾的訪日之行，在6月15日向國務院報告說，岸信介為確保艾森豪威爾訪日的安全，規劃出動2萬5千名警力，2千名自衛隊待命，還有3萬名強烈反對「全國學聯」、由各種體育團體的青年組成的「輔助部隊」「會協助警方」。事實上，這些「輔助部隊」是由CIA提供經費，右翼的黑社會頭子兒玉譽士夫負責動員來的右翼團體份子，兒玉還召集數千名街販與黑社會組織成員來補充戰力。（Schaller 1997：153，155-57，159；升味準之輔 1997[1988b]：1061；藤原彰 1983[1977]：176）

岸信介出賣日本利益迎合美國的政策

美國與岸信介之間的勾結不僅表現在金錢資助上，在政策方面也相互協調。對美國要求日本快速擴軍、暫緩歸還琉球行政權與同意美國由駐日基地運送、貯存核武器等問題，岸信介都積極配合。美國為鞏固岸政權，也力求調整對日政策，使美日關係處於形式上平等的地位，以拉抬岸信介在日本的聲望，力保岸這個忠實代理人的權位。

岸信介自1957年6月與美國當局達成政治交易後，自認已有了堅實的靠山，便肆無忌憚地大幹加速推進日本軍國主義的勾當。他返日後，於7月10日改組內閣，19名閣員中，有石井光次郎、藤山愛一郎、河野一郎、唐澤俊樹等10名原遭「盟總」整肅的法西斯份子，出任外相的壟斷資本家藤山愛一郎更是岸復出政壇後的大金主，乃壟斷資產階級的代表人物。7月30日，岸又組成研擬修改憲法的「憲法調查會」，準備對第九條開鍘。1956年，鳩山內閣時期，自民黨便以多數的優勢在國會通過了由內閣設立「憲法調查會」的法案，但遭社會黨與其他黨派強力抵制，拒不派出委員參加調查會，故一直懸置未正式設立。此時岸悍然不顧社會黨的反對，單獨由自民黨主導成立，顯示了岸政權有意大幅擴軍，積極配合美國東亞戰略的企圖。此外，岸同時還推行壓制勞工與灌輸反共、愛國思想的法西斯政策，以促進軍國主義的發展。1958年8月23日，毛澤東下令炮擊金門、馬祖，岸信介在10月15日對美國廣播公司的記者說：「為防止台灣和韓國被共產主義者征服，日本應該盡可能作好一切準備。台灣海峽的形勢不是中國的內亂，那是反對共產主義侵略的國際戰。日本已經到了應該修改憲法第九條，以便能夠向海外派兵的時期。」（井上清 1985[1977]：100，108，188，196）岸的這種論調代表了日本軍國主義者的基本思維，一直延續至今。纐纈厚教授對這種思維在1990年代後的發展在本書中也有所評析。

琉球群島二戰後被美國佔領為軍事基地，人民飽受苦難，對此深惡痛絕，多年持續不斷地抗爭，日本人民也熱切企盼琉球群島早日歸還日本。但岸信介深知美國軍方極端重視琉球的軍事戰略價值，不願輕言放棄，為討好美國，他竟在1957年6月21日對日本記者說：「不能要求歸還(琉球)部份行政權，把軍政分開；也不能滿有信心地斷言，歸還了日本，就會變得非常好起來。」（井上清 1985 [1977]：194）琉球群島直至1971年6月17日才歸還日本，但美國仍保留了87處軍事基地與設施，並未改變琉球群島充當美國在太平洋的戰略要地的實質。

日本的廣島與長崎在二戰末期遭原子彈轟擊，日本人民創鉅痛深，普遍對核武極端反感，故強烈反對在日本佈署存放核武器。在1958年9月美日協商修訂安全條約之前，社會黨與一些保守派的國會議員已提案要求限制核武器輸入日本。但美國基於艾森豪威爾的核威攝戰略，卻執意要在駐日基地貯存核武，岸信介不敢違逆，屈從了美國主子的要求。岸在談判修訂安全條約時，與美方秘密協議，允許美國艦艇與飛機”經由”日本運載核武。於是美國除了可在仍歸它管轄的琉球佈署核武，事實上也得以把運載核彈及其零部件的軍艦停泊在駐日的海軍基地。在美國的秘密作戰計劃中，美國駐紮在太平洋島嶼的軍機，遇有戰爭警報，不需得到東京的同意，便可運送核武器至日本的美國空軍基地。（Schaller 1997：138，141，196-97）後來日本首相佐藤榮作於1967年12月11日在眾議院提出所謂「不擁有，不製造，不運進」核武器的「非核三原則」，其實純屬欺世之談。日本當局自岸信介開始便長期默許美國在日本的軍事基地存放核武器，以備在亞洲作戰之需。

美國修改政策鞏固岸信介權位以利完成修訂條約

美國對曲意承歡的岸信介這條忠狗當然也呵護有加。麥克阿瑟二世在出任美國駐日大使之前便是艾森豪威爾與杜勒斯經常諮詢的顧問，頗受信任。1957年2月到任後，與岸信介時相往還，公誼私交俱篤，復通過與日本各界的接觸及CIA提供的情報，故能充份掌握日本政情，對美日關係有重要的影響力。麥克阿瑟二世極力支持岸信介，他擔憂自民黨在1958年的眾議院選舉與1959年的參議院選舉未能勝過聲勢日高的社會黨，要求杜勒斯採取行動增強自民黨與岸信介派系在自民黨內的實力。1957年10月18日，他建議華盛頓幫助岸政權解決日本關切的重要問題，包括：在日韓的漁權爭議中，讓日本能獲得更大的漁撈範圍；鼓勵越南、印尼與東京達成二戰的賠償協定；為日本出口品打開市場；資助東南亞的發展；加速釋放日本戰犯；至少歸還小笠原群島的一部份島嶼。此外，他也要求秘密提供自民黨競選資金。11月15日，麥克阿瑟二世在給杜勒斯的報告中，把美國的對日政策說得很明白：「我們關於日本的基本目標．．．是至少去緊密結盟，而且如果可能，就把日本徹底編入自由世界國家的組織中，以致它在今後數年將不會輕易試圖走上導致中立主義或以某種形式與共產主義集團和解的獨立之路」。由1957年末至1958年初，美國當局做出與日人高度關注的問題有關的一些決策，以加強岸信介的政治資產，這包括：公開表示同意減少日本的防衛分擔費用，並承諾逐漸放鬆對琉球的軍事控制。（Schaller 1997：135-36；劉世龍 2003：448）

岸信介自1958年初便撇開外相藤山愛一郎與麥克阿瑟二世就修訂安全條約秘密會談數十次，雙方建立了基本共識。麥克阿瑟二世寄望1958年5月的眾議院選舉自民黨獲勝能為修訂新約奠基，促請杜勒斯對修約問題採取靈活的立場。但美國參謀長聯席會議與國務院的助理國務卿羅伯遜力言，日本若要修訂條約便須加快重建武裝，同意讓美國核武器運進日本，並出兵海外，在東南亞發揮軍事作用。麥克阿瑟二世在1958年大選前不久的4月18日致電杜勒斯對此批評說，要使日本長期與美國合作以達成「對抗蘇聯與共產黨中國的勢力平衡」，所賴者遠不只是美國在日本無限制的基地權利或日本的重新武裝，日本的經濟發展與政治穩定最有助於遏制共產勢力。他指出，日本人普遍渴望擺脫與美國「確實不平等」的關係，訂立真正對等的安全條約可掃除有礙日本效忠美國的疑慮，也可促成亞洲其他國家與美國結盟。他預測，讓日本成為諮商的伙伴，日本會在區域安全上全心配合，也可能允許美國在日本的軍事基地貯存核武器，而力求保留現有的不平等條約只會促使日本走向「中立」。他總結說，要繼續利用日本作為軍事基地在東亞調遣兵力，最好的機會便是在5月大選後立即與岸信介洽談，合作修訂條約。5月的大選果如華盛頓與岸信介所願，社會黨在美日保守勢力聯手夾擊下，未能有長足進展，岸派在自民黨內也增強了實力。岸改組內閣，準備放手進行修約。6月5日，麥克阿瑟二世再告知杜勒斯，處理日本「安全的基本問題」，「現在時機已到」。他推測，日方可能會比美方更有彈性。他特別擔心軍方仍執迷於保留美國的片面「權利」，而渾然不覺這些權利不久便「完全無法強求」了。他說，不管喜不喜歡，美國必須考慮日本對核武、駐日軍隊的調遣與限制新約的地理適用範圍等問題的意見，美國若不有所妥協，「我們會輸個精光」。（Schaller 1997：136-37；于群 1996：278-79）

1958年7月末，日本外相藤山愛一郎告訴麥克阿瑟二世，蘇聯近來在太平洋試射長程飛彈與發射人造衛星這類科技上的優勢，令日本人坐立難安，因而懷疑「依靠美國的威嚇力量是否明智」，也害怕亞太地區的局部衝突會把日本拖進不願參與的戰爭。此時日本社會黨與保守派議員為免無端捲入戰禍，都已提案要求限制美國的核武器進入日本，並不准從日本基地調遣美國軍隊至海外作戰。麥克阿瑟二世為堅定日本與美國結盟的信心，在即將與日方協商修約之前，便於9月8日帶著他起草的美日安全條約草案返美，說服杜勒斯支持他的立場。次日，麥克阿瑟二世與杜勒斯在討論安全條約問題的會議中，告訴國防部副部長斯普拉格等軍方代表，美國所要求的對日關係「不僅止於軍事同盟」，要達到保證日本待在西方陣營的根本目標，華盛頓必須考慮日本所提的限制條約適用地區、不運進核武及美國調動駐日部隊須先協商等要求。軍方官員表達憂慮說，與日本「協商」事實上就會允許日本否決美國在台灣海峽與東亞其他地區的行動。麥克阿瑟二世反駁說，軍方的僵硬立場會「迫使岸信介倒台」，美國將失去世界「四個主要工業體之一」的日本，也會促使其他亞洲人「競相奔赴北平」。最後，在艾森豪威爾與杜勒斯贊同考慮日本要求下，參謀長聯席會議與國防部勉為其難地同意與日本協商修訂條約。但參謀長聯席會議仍強調，新條約不能削弱美軍在原有的美日行政協定所獲得的特權，日本也須同意駐日美軍可用於對抗共產主義入侵其他亞洲自由國家因而直接威脅到日本安全的行動。9月11日，日本外相藤山愛一郎在華盛頓與杜勒斯會談，雙方很快便同意訂立新約。藤山表示：日本仍要美國防衛，但日本憲法與政治現實迫使日本的軍事力量只能運用在本國領士內，不能派往亞洲其他國家；新條約也必須規定有關運進核武器或調派駐日美軍到日本國外的事務要先與日本商量。早先已被麥克阿瑟二世說服的杜勒斯接受了這些看法，答應在與軍事顧問、參議員談過後力促其成。10月4日，麥克阿瑟二世代表美方與岸信介、藤山愛一郎等在東京正式協商修訂安全條約。麥克阿瑟二世在會談之初便明白告訴日方，艾森豪威爾政府因為信任岸，已準備好要放棄在日本的特權，也同意日本只承擔有限的軍事責任，以確保「與日本政府盡可能密切的關係」。（田尻育三 等 1980[1978]161-62；Schaller 1997：137-38；于群 1996：280-82）

岸信介強推「警職法」造成下台危機

岸信介視修訂安全條約為攸關政治生命的頭等大事，加以受到美國主子的高度看重與信任，抱定決心要不擇抙段排除國內強大的阻力，確保條約獲得國會批准。為了壓制反對安全條約的聲浪，岸這個頑固的軍國主義份子想要擴大警察管制民眾行為的權限，並把指揮警察的權力由公安委員會收歸內閣所有，遂於1958年10月8日向眾議院提出修改「警察官職務執行法」（簡稱「警職法」）的議案。用岸自己的話說：「預想到改訂安保條約會遇到相當強烈的反對，但我有堅定的決心把這種反對頂回去，並欲拼命幹下去，所以…作為維持這種秩序的前提，無論如何要修改警職法。」「警職法」的修訂案授予警察檢查辦事處、宿舍、旅館及不用拘票也可搜查、拘留人身的權力，嚴重侵犯基本人權、壓制言論集會的自由，這無異欲使日本再度成為警察國家。此舉干犯眾怒，掀起了軒然大波。勞工、婦女、文化等各種團體紛紛聯合起來，組成反對修改「警職法」的國民會議，社會黨也在國會強烈抵制。岸信介態度強硬，10月13日聲稱法案能否通過將左右日本的命運。15日又對金馬砲戰發表了前述修改憲法第九條以便出兵海外的談話。這不啻火上加油，輿論立時沸騰，民憤升級到要打倒岸內閣。到11月初，自民黨的主流（岸）派錯估形勢，不顧社會黨的反對，妄想強行延長國會會期，通過「警職法」修訂案，結果激起400多萬人參加的全國大罷工，另有數萬群眾包圍國會。修改「警職法」釀成的政治風暴之強烈令岸內閣陷入危機，不但社會黨議員全體退出會場，聲明延長會期無效，自民黨內的反主流派也起而倒戈，反對強推「警職法」，並著手倒閣。12月27日，池田勇人、三木武夫、灘尾弘吉三名閣員辭職。「警職法」修訂案遂遭廢置。岸信介自此聲勢大跌，面臨下台的危局。岸不得不懇求主流派的要角河野一郎、大野伴睦支持，以保住首相權位。雙方進行密商，私相授受政權，在兒玉譽士夫等人的見證下，立下字據，岸答應在完成修訂日美安全條約後，交出政權，立即下野。（藤原彰 1983[1977]：170-71；升味準之輔 1997[1988b]：1045-50）

日本政局的混亂打斷了美日修約的談判，12月16日，日方要求延期再議。岸信介此時陷於內外交困的窘境。在自民黨內，幾個反主流派的派系頭頭中，池田勇人是吉田茂的嫡系親信，石井光次郎與吉田茂也關係密切。已退休的吉田茂仍持經濟發展優先，軍事防衛交由美國負擔的舊調，也擔心美國會逼日本承擔在東南亞的軍事責任，自始就不贊成修約，池田勇人、石井光次郎等也就不以修訂安全條約為然。岸信介因「警職法」問題成為眾矢之的後，池田等反主流派更處心積慮要推岸倒台，接掌政權。對安全條約的適用範圍，反主流派堅持須限制在日本本土，不可包含美國控制的琉球與小笠原島軍事基地，更遑論其他亞洲地區。而在自民黨外，由於當時中國兩岸正在金門、馬祖進行猛烈的炮戰，美國也介入協助國民黨政府，北京與華盛頓關係緊張，處於開戰邊緣，越來越多日本民眾恐懼被迫捲入戰爭，輿論強烈要求日本只能防衛本國安全，新安全條約不得涉及美國所提的「西太平洋」或「遠東」地區，以免日本陷入台灣海峽或東南亞的戰火，岸信介的處境更形困難。麥克阿瑟二世為幫助岸擺脫困境，在1958年11月末至12月多次致電杜勒斯促請同意日方修改行政協定與日軍只保衛本國的要求，畢竟重要的是讓日本對駐日美軍保有善意並願提供後勤設施。此時已身罹致命癌症的杜勒斯（1959年4月請辭國務卿，5月過世）極願把完成修訂安全條約作為他留下的主要功業，對麥克阿瑟二世的建議幾乎全部照准。前已述及，美國軍方堅持在行政協定所獲得的特權不可削弱，故杜勒斯1958年9月11日與藤山外相會談時，便明白表示反對修改行政協定，但這時也同意可予修改。他授權麥克阿瑟二世，只要能讓新條約在日本國會通過，什麼條件都可以談。美國高度彈性的立場為條約修訂鋪下了坦途。（Schaller 1997：139-40，145；升味準之輔 1997[1988b]：1048-51）

日本幾乎照單全收美國的安全條約草案

1959年4月13日，美日恢復談判，日方就美國的草案提出修改方案，主要是把美國原案中的條約適用範圍，由「日本及太平洋地區」縮小為「日本及遠東」，並加上「在遵守各自憲法規定的條件下」，其餘皆為無關宏旨的文字增刪。麥克阿瑟二世對日本草案頗為滿意，致電華盛頓說：「日本政府的修改草案包括了我們的草案中的全部基本目標，也符合我們與其他太平洋國家簽署的安全條約原則。…鑒於日本條約草案除條約適用區域以外，已在事實上完全接受了我們條約的要點，我強烈推薦接受日本修改的條約草案。」由於6月2日日本即將舉行參議院大選，岸內閣向麥克阿瑟二世要求說，希望華盛頓能在大選前一周批准條約草案，讓日本政府及時向民眾公佈美日達成協議的消息，這將會有助於日本政府對抗社會主義者。華盛頓如岸政權所願，在沒有多加更動下，不久便回覆了日方草案。其理由，艾森豪威爾於4月30日國家安委員會審議安全條約草案的會議上說得很明白：「在遠東我們對付共產黨中國有兩個珐碼，一個是日本，一個是印度。我們必須更慎重地對待這兩個國家。」在美國鼎力配合下，日本外相藤山按照預定計劃，在參議院大選前一周的5月25日向日本民眾公開說明了新條約的內容，自民黨也在參議院選舉獲勝。與安全條約配套的行政協定的修訂，美國同樣在拉攏日本的考量下，大多接受了日本政府的方案。日方在4月13日提出條約草案的同時也拿出了行政協定的修改案（日方將行政協定改稱《駐日美軍地位協定》）。美國國務院與國防部於詳細研究後，5月15日由國務院致電給麥克阿瑟二世說：「我們同意修改行政協定，使之在政治上可以為日本所接受。這種修改也符合美國最大限度地減少由於海外基地而引起的摩擦與不和，並加強基地所在國政府對基地的認可。出於這幾個原因，我們接受並同意了日本政府所作的絕大部份變動。在一些情況下我們作了一些修改，使我們的觀點能符合日本方面的要求。」在雙方立場大體一致下，美日安全條約及其相關協定的修訂終於順利在1960年1月15日定案。1月19日岸信介與艾森豪威爾在華盛頓正式簽字。（于群 1996：284-95）

表面上看來，日本在訂立新約後，自主性有所提高，實則附屬於美國的地位並沒有根本改變，在美日關係中美國仍掌握著主導權。舉其大者而言，對駐日美軍的調動與運進核武器這兩個關鍵問題，日本政府原堅持要求須事先協商，並享有准許與否的決定權，但美國拒不給予日本否決權。結果在條約本身與《美軍地位協定》中皆未明確處理，僅由艾森豪威爾在簽訂條約後聲明「美國政府無意在涉及協商的事務上與日本政府的願望相背」。實際上，如前所述，岸信介與美方達成秘密協議，允許美國海空軍「經由」日本運載核武器，此外，在朝鮮半島再生戰事時，駐日美軍也可「立即開拔，不需協商」，便投入戰鬥。（Schaller 1997：141，145；劉世龍 2003：486）

岸信介被迫下台，美國另選池田勇人充當代理人

美國多方護衛岸信介以利用他充當忠實走狗的企圖與岸力謀長期執政的妄想，因岸橫暴的法西斯反民主施政作風激起洶湧的民憤而告破滅。美國在岸即將倒台之際，便積極安排取代岸的美國代理人，最後選定了吉田茂的親信池田勇人。池田勇人（1899-1965）是吉田茂大力裁培的精幹官僚。吉田執政期間曾任藏相、通產相，與佐滕榮作並號「吉田學校」的雙璧，復於石橋湛山內閣任藏相及岸內閣任國務相、通產相，嫻於財經，咸稱能吏。頗得吉田真傳的池田是吉田路線的忠實追隨者（註34），岸信介當權期間，為自民黨反主流派的大將。1960年5月，「安保鬥爭」方興未艾，自民黨倒岸的暗潮亦復湧動不已。麥克阿瑟二世唯恐岸倒台，致令新安全條約胎死腹中，便積極與日本朝野黨派要人接觸，力圖消解反岸的勢力，穩住岸的權位。5月23日，麥克阿瑟二世秘會池田的女婿近藤，告以據聞有人醞釀逼岸辭職，美國領導人深為不安。他要池田公開聲明，在安全條約生效之前，「不會解散國會」或趕岸下台，並補充說，美國政府「希望池田有天能當首相」，但擔心如果池田「對條約的流產難辭其咎」，「就會有損他的名譽」。近滕把話帶給岳父。池田回話說，他「會遵守5月11日對麥克阿瑟二世的承諾，保證條約能獲國會批准」。麥克阿瑟二世為確保池田的支持，還要求國務院派官員聯繫當時在紐約的吉田茂，告知他的門生與反岸信介的勢力勾聯，這「有利於想推倒岸並扼殺條約的日本親共人士與主張日本中立的份子」。麥克阿瑟二世要求，務必讓吉田知道，如果安全條約「告吹」，那就是「共產黨在亞洲所能獲得的最大勝利，不僅對美日關係，尤其對日本本身是可怕的一擊」。艾森豪威爾接獲國務卿赫特（Christian Herter）轉報的麥克阿瑟二世的意見，立即認為與吉田晤談「是個好主意」。5月26日艾森豪威爾在白宮會見吉田，親自告訴吉田必須要讓池田堅定立場。吉田與池田聯繫後馬上告知赫特「形勢在掌握中」。面對日本政局的動盪不安，美國駐日的外交官與情報官員十分焦灼，催促日本保守派政客安排順利接替岸信介的人選，並且不可有害日本親西方的立場。到6月初，因自民黨主流派在5月20日凌晨強行表決批准了安全條約，民情激憤，輿論大嘩，不但社會黨、主要媒體都強烈要求岸內閣總辭、解散眾議院重新改選，自民黨的反主流派（池田已轉向支持岸）也聯合起來準備與社會黨合作倒岸。麥克阿瑟二世見大勢不妙，已知岸山窮水盡，勢必下台。6月中旬，他便建議岸內閣成員要岸在美日雙方的國會都批准條約後宣佈下野，並積極物色接任人選。由於吉田茂的徒眾在自民黨內握有足以左右總裁選舉的票數，岸派與其他派系都極力拉攏吉田。6月20日吉田茂結束歐美之旅返回東京，麥克阿瑟二世連同自民黨領袖齊集他的家門，開會討論首相人選。麥克阿瑟二世建議吉田暫時取代岸一段時期，吉田推辭，但表示他屬意池田勇人或佐藤榮作。隔日，池田傳話給麥克阿瑟二世說，有了吉田的支持，他預計很快便能繼岸為首相，自民黨沒什麼必要再選一個過渡的領導人。為了向華盛頓表明他的立場，池田誇稱「多虧他的派系支持，政府才有可能在國會通過條約」。他建議美國人不用憂慮在兩國交換條約批准書前，社會黨或自民黨反主流派能合謀逼岸辭職。他預測民主社會黨與自民黨的主流派會合作阻擋此事發生，「因為民社黨領導人西尾末廣由他這兒獲取大量的金錢資助」。麥克阿瑟二世形容池田是「目前岸的最佳繼任人，因為他篤信日－美的伙伴關係，而且和他的思想導師吉田一樣，勇於反共產黨」。（Schaller 1997：151-52，157，159；升味準之輔 1997[1988b]1059-60）

新日美安全條約在美國與岸信介密切合作下，驚險過關。但「安保鬥爭」掀起日本民眾空前澎湃的抗議怒濤，令美日關係陷入危機，艾森豪威爾政府飽受美國輿論與國會議員的嚴厲抨擊，美國當局多年苦心培植的忠狗岸信介也狼狽下台，美國付出的代價不可謂不大。麥克阿瑟二世在岸辭職後的第二天（1960年6月24日）檢討「安保鬥爭」擴大的原因時說，群眾參與示威不全是共產黨操縱的結果，許多日本人是被岸在國會強行表決條約案的「不民主的專斷行為」所激怒。1960年6月下旬，CIA就警告說，條約批准與岸辭職後，日本左派會讓日本混亂難治，使安全條約喪失價值。為防止這種局面發生，艾森豪威爾授權CIA採取行動防止日本在秋天的大選之前陷入無政府狀態，並滑向中立政策。CIA為穩住日本情勢，希望日本政治能從左與右的兩極對立往中間移動，便資助自民黨的「溫和」份子與社民黨的西尾末廣及其他的溫和社會主義者，並盡力促成比較溫和的保守派領袖盡快取代岸信介。此外，也利用親美或CIA控制的媒體批評激進的反對派，並加強宣傳與美國保持緊密關係的重要性。池田勇人遂在這樣的形勢下被美國當局青睞，雀屏中選為新的美國代理人。1960年7月14日，池田在外有美國支持，內有岸信介、佐藤榮作等自民黨主流派與商界財閥撐腰下當選自民黨總裁，7月19日組閣。池田上台後，儘量避開敏感的政治議題，聲言「要與反對黨合作，促進議會政治」。他依循吉田路線，銳意發展經濟，提出「國民收入倍增」的施政計劃。而日本報紙依照CIA的規劃，也大幅改變對新政府的態度。池田內閣的外相小坂善太郎告訴美國官員：「報界的商業因素」正削弱左派的影響力。他解釋說，「銀行、紙廠與廣告商」要求報紙老闆「讓他們的報紙立場更為溫和」。三家全國大日報的政治新聞版改組人事，放緩了對池田與安全條約的批評。（Schaller 1997：158-60）

自池田勇人執政後，日本經濟進入兩位數的高經濟增長率時代，進一步鞏固了日本的壟斷資本主義，而隨著日本經濟實力的增強，日本的軍備也逐步擴大。日本保守勢力在美國庇護下長期壟斷政權，軍國主義的力量隨之日益發榮滋長，終成今日明目張膽地視憲法第九條如無物之勢。

四、美國助日本重建「大東亞共榮圈」

日本在二戰中曾妄圖用武力征服、建立一個以日本為中心的東亞帝國，美其名曰「大東亞共榮圈」，最後以夢碎國破收場。很諷刺的是，在二戰摧毀日本大東亞迷夢的美國，戰後為了反共卻自己用武力與巨額資金主動協助日本重建了新「東亞共榮圈」，讓日本帝國主義以另一種形式重臨東亞，加速了日本軍國主義的復活。這是個很值得一談的問題，但因《導讀》的篇幅已過長，此處只能簡要地略加論述。

日本大東亞共榮圈的構圖

日本在1930年代企圖逐出英美帝國主義的勢力，獨霸亞洲，規劃了所謂「大東亞共榮圈」的經濟構圖。根據一份當時日本政府的報告，在這個構圖中，日本是支配的中心，所有的貨幣與金融都與日元聯繫；主要的海陸空運輸、交通網路以日本為中心，受東京控制；與戰爭有關的工業產品、能源、戰略物資也同樣集中由日本控制；日本負責重工業部門高品質的製成品，為整個「共榮圈」的輕工業發展提供資本設備與技術知識，而大多數國家則生產原料與半成品。這份報告稱，這樣的垂直分工對所有亞洲人都有利，但最終目標是建立「東亞合作體的領袖—大和民族與圈內其他其他民族之間不可分的經濟關係，這樣我國將掌握所有東亞種族生存的命脈。」（Pyle 1992：18-19）

隨著日本戰敗，這個美夢當然未能成真。但1947年後美蘇公開對抗，卻由美國重燃了這個「大東亞共榮圈」的死灰。

日本是地小人稠的島國，自然資源缺乏，要發展資本主義經濟，有其先天上的缺陷，原料與市場都須外求，這是它對外侵略的動因。日本戰敗後，喪失了海外殖民地與佔領區，工農業原料、糧食的來源與出口市場頓成問題，只能暫由佔領日本的美國補上缺口。飽受戰爭摧殘、經濟破敗的日本成了美國沉重的包袱。1947年3月冷戰揭幕後，美國除了深感援助日本的經濟負擔難以長期承受外，又增加了害怕日本因經濟崩潰而轉向社會主義終與蘇聯合作對抗美國的恐懼。復興日本經濟成了美國關切的首要問題。但美國的原料昂貴而日本戰後初期的工業水平尚低，產品在美國市場的競爭力不強，銷路有限。1948年，美國官方的經濟學者把腦筋動到亞洲的區域經濟整合上，陸軍部的經濟顧問尤其熱衷於把反共的遏制戰略與日本的經濟復興結合起來。也就是以日本為亞洲的經濟中心，讓日本提供資本設備、工業製成品與亞洲其他經濟落後的反共國家交換工業原料和糧食，這其實等同於重建日本的「大東亞共榮圈」。

中華人民共和國於1949年10月1日成立後，6日至8日，美國國務院召開了商討對華政策的特別會議。掌握國務院決策實權的凱南在會上雖認可日本要復興必須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有些貿易來往，但認為日本長期的繁榮與安全需要更廣大的基礎，他說，「日本人若不再向南方建立類如帝國的事業，要怎麼存活」，對我們是個「大問題」。與會的一位「盟總」退休官員深表同意說，因為共產黨控制了東北亞，「恐怕我們必須讓日本重回舊的共榮圈…」1949年7月，美國國務卿艾奇遜指派無任所大使傑斯普（Philip C. Jessup）等人為遠東顧問團，負責研擬新的亞洲規劃方案提交總統與國會參考。11月傑斯普在給總統的報告中建議美國可利用日本影響東南亞，形成新的「共榮圈」，但去掉1930年代的軍國主義。（Schaller 1985：141-45，178-79，200，205）

日本高度依賴中國的資源與市場

鄰近日本的中國地廣物饒，長期為日本重要的工業原料、糧食來源與工業品的市場。在二戰前，日本對中國的出口額佔總出口的30%以上，從中國的進口額則為進口總額的20%，其中包括煤、鐵和糧食之類的必需品。尤其中國的商品低廉，如1949年由中國運往日本的煤就只有美國煤的半價，故日本工商界和政界都極重視與中國的貿易。吉田茂在1949年春告訴一位美國記者說：「我很厭惡共產主義，連讀都不想讀，但我不在乎中國是紅的或綠的。中國是個天然的市場，日本不能不考慮市場」。1949年末，日本的通產相稻垣平太郎也表示，東京希望與中國的貿易能佔對外貿易總額的1/4至1/3之間。（Tucker 1983：35-6；Schaller 1985：188-89）

在北京參與朝鮮戰爭前，美國仍寄望中蘇共失和，不願與北京徹底決裂，故並不反對日本與北京維持貿易關係，但也擔心日本因過份依賴中國大陸的原料和糧食而傾向北京。1949年3月，美國國務卿艾奇遜向美國國家安全會議提交有關對華貿易政策的NSC-41號文件，認為中國共產主義銳不可擋，得勢已成定局，實施禁運或經濟戰不僅無效而且會有反效果；允許恢復與中國的正常經濟關係可能造成莫斯科與中國共產黨政權的嚴重不和，禁運則只會促使中國更加貼近蘇聯，也會遭致友邦極度不滿；尤其中國的出口品對美國要恢復日本經濟自立的目標「非常重要」，嚴格限制貿易會使日本很難或不可能從華北與東北購得原料，這會造成「由美國無限期支持日本經濟」的可怕前景。不過，艾奇遜也認識到中日經貿關係的風險。雖然中國渴望以原料換取日本的資本設備，但日本依賴中國的原料與糧食，「在美國結束佔領，撤消對日本的資助後，會給中國共產黨潛在的有力手段影響日本」。然而，由於美國無法「無限期的支撐日本經濟」，這也只能當成「估算到的風險」加以接受。短期內，「盟總」必須小心管制貿易，制止過份依賴中國的趨勢。這個政策也想鼓勵日本政府恢復主權後，繼續控制與中國的貿易。NSC-41號文件建議一些戰略與高科技的項目不可運到中國，但大部份原料、食物與消費品則可與中國買賣。同時，杜魯門與國家安全會議同意「盟總」：「應鼓勵在以物易物的基礎上與中國貿易，但必須避免日本的關鍵食物與原料的需求主要依賴中國的來源。必須盡一切的力量在經濟基礎上另外開發資源，特別是在東南亞這個日本出口品必要輸出的地區。」這個較有彈性的貿易政策直到朝鮮戰爭爆發都持續生效。（Schaller 1985：190-91）在此期間，中日貿易額快速上升。

朝鮮戰爭爆發，美國強制日本轉向東南亞尋求資源與市場

1950年6月25日爆發的朝鮮戰爭徹底改變了美國的對華政策，甚而出兵介入中國內戰。北京派遣人民志願軍抗美援朝後，美國對中國大陸實施經濟封鎖。由於擔憂中日貿易會有利於增強北京的經濟、軍事力量，也害怕日本會因經濟利益而受北京的影響，美國尤其嚴加限制日本與中國大陸的貿易。美國強制日本遵守的對華禁運措施，比要求西方盟國對蘇聯貿易的限制還要嚴苛，這引起日本政商界的強烈不滿，成了美日間長期齟齬的問題。1952年4月，美國結束佔領日本，5月，CIA的一份研究報告指出，1941年日本17%的進口品來自中國，27%的出口品輸到中國，日本50%的煤，26%的鐵礦石，75%的黃豆都從中國進口；但1952年的中日貿易降到日本的出口總額中只有0.04%到中國，0.7%的進口品來自中國。CIA預測，若不能趕緊找到替代中國的市場，日本會「受誘去抓住和共產集團發展更密切的經濟與政治關係的機會。」（Schaller 1997：53）1953年1-6月，美國國家安全會議連續發表NSC125/3至NSC125/6四份文件，主要是探討避免日本依賴中國市場的問題。文件指出，日本20%的食品依靠進口，而且隨著人口增加這比例還會擴大，日本的工業原料更是幾乎全賴進口，故日本「想要生存，就必須進行貿易」。而日本兩個主要的貿易地區是南亞、東南亞和中國大陸，但南亞、東南亞的政治不穩定，經濟落後，貿易收支不平衡，英國、德國對南亞、東南亞也在擴大出口，與日本競爭，故中國的市場對日本益形重要。為防止日本在市場和原料供應上更依賴中國，「威脅到美國對共產黨中國增強對抗的政治和戰略目的」，美國提出幾項對策，首先就是發展南亞和東南亞的經濟。（于群 1996：214-16）

美國在冷戰時期的亞洲太平洋反共戰略構想，自1950年後是基於所謂的骨牌理論（domino theory）。美國視太平洋為其內湖，是不容染指的禁臠。美國擔憂日本這個亞洲工業中心的工業生產能力與技術人力，若為社會主義陣營所用，則整個亞太地區極易落入共產勢力範圍，太平洋就會變成「共產黨的內湖」，進而危及美國與西歐的安全，故千方百計要將日本牢牢握在手中。但美國無法長期耗費龐大的援助資金，負擔日本的生計，故必須協助日本及早復興經濟，謀求自立。而在遏制戰略下，本應為日本最適當的原料來源與產品銷售市場的中國大陸卻遭美國經濟封鎖，這時東南亞就成了攸關日本生存的關鍵地區。東南亞的主要國家越南一失守，其餘東南亞國家會相繼而倒，日本這張牌最後也必然隨之左傾。1953年7月10日，美國參謀長聯席會議與國務院官員總結說，「失去東南亞」會「對日本造成巨大的經濟與政治壓力，要防止日本順應共產主義就極為困難」，太平洋海上島鏈的這個缺口會「嚴重危害美國在遠東的根本安全利益」。（Schaller 1997：97-100）美國在1950年代初積極支持法國與越南保大王朝對抗越南共產黨，1960年代又親自大量派兵介入越戰，所根據者就是這個以保住日本為中心考量的「骨牌理論」。

美國肯定日本「大東亞共榮圈」的構想

美國雖鼓勵日本轉向東南亞出口工業品來換取所需的食品、原料，形成新「大東亞共榮圈」的垂直分工經濟體制。但東南亞國家大多經濟落後、國貧民困，政治不穩，而且對日本在二戰侵略的記憶猶新，尤其美國在對日政策逆轉後，為復興日本經濟，在1949年5月不顧「遠東委員會」的強烈反對，片面決定中止日本對受侵略國的賠償計劃，故日本欠東南亞國家的舊債也未清，這些因素嚴重阻礙了日本與東南亞的經貿關係。1949年2月，美國陸軍部曾提出「遠東馬歇爾計劃」的報告，建議仿效美國復興歐洲經濟的「馬歇爾計劃」，投注大量資金，以日本為中心整合亞洲的反共國家，形成分工互補的區域經濟，對抗共產主義。國務院官員反對說，歐洲的經濟復興計劃得以完成，是因為西歐已具備工業基礎、管理人材與其他配套的經濟條件，而亞洲除了日本具有類似的條件，其他國家則付諸闕如，要使經濟落後的10億亞洲人大幅提高生活水平，只會讓美國破產。國務院的經濟專家建議改由美國倡議日本與東南亞國家成立貨幣互換協定，補助短期的支付赤字，或資助成立一個小型的開發銀行來提高東南亞的原料生產，以供日本與西歐之所需。（Schaller 1985：144-45）陸軍部的方案雖遭擱置，但日本當局仍依循這條思路向美方提出要求。1954年11月，吉田茂率通產相愛知揆一訪美。愛知要求美方再追加軍事採購、幫助擴大與東南亞的貿易、放寬對中國出口的限制、協助日本取得「關稅貿易總協定」的會員資格，以促進日本的經濟增長。吉田茂則請求美國增加十倍對亞洲的經濟援助。他與愛知申言若有40億美元的「亞洲馬歇爾計劃」就會提高東南亞的原料生產，讓東南亞買更多日本的產品，整個區域的繁榮將有助遏制中國。吉田訪美之前，先到東南亞走了一回，眼見東南亞的貧窮落後，他說：「你必得跟有錢人做買賣，沒法和乞丐談生意」，因此他到華盛頓後告訴美方，要促進亞洲的復興，須有「亞洲的馬歇爾計劃」，加上貸款給日本，並資助日本支付給東南亞國家的賠償金，以利整合日本與東南亞的區域經濟。杜勒斯答以，美國政府支持區域經濟整合的原則，但只能「在實際可行的限度內」幫忙，馬歇爾計劃在歐洲能成功，是因歐洲具備工業基礎設施、技術熟練的工人、能夠重新開工的工廠等等前提條件，而大部份的亞洲國家則不具備。此議遂寢。（Schaller 1997：75，103）

美國當局原則上支持為日本重建新的「大東亞共榮圈」，但礙於東南亞的經濟條件過差，要全面開發，所費不貲，非美國所能獨力負擔，特別是美國財政赤字自1950年代初便日趨擴大，達數百億美元，艾森豪威爾政府反對杜魯門時代的軍事凱恩斯主義力，求撙節開支，美國國會也對援外經費把關甚嚴，不願在亞洲再投入巨資，故只能以較小額度的援助資金協助亞洲經濟發展。如：1955年4月美國政府編列兩億美元預算資助「亞洲經濟開發基金」，交付國會審查。1955年7月美國國會同意根據《相互安全保障法》資助亞洲開發，但1956年僅撥款一億美元，而因政府內部對援助何種方案有所爭議，1957年僅用掉了不到5百萬美元。

1957年3月28日，麥克阿瑟二世在東京告訴鼎力支持岸信介當選自民黨總裁的河野一郎，日本當下在東南亞的前景雖然受限，「卻必須馬上開始著手開發資源，．．．好在日本更為需要資源時，東南亞能及時成為日本有價值的市場和原料來源」，麥克阿瑟二世強調「大東亞共榮圈的原則與整個目標並沒有錯，就如同歐洲統一的觀念沒錯一樣」，華盛頓只是反對「希特勒與日本軍國主義者所用的手段」。4月，岸信介在與麥克阿瑟二世會談時，繼續談論麥克阿瑟二世的這些想法。岸表示，日本的出口品在歐美受阻，東京就只剩中國與東南亞這兩條出路，雖然日本較願與東南亞貿易，但東南亞缺乏資本與技術人才去開發廣大的資源，他們的消費者也窮得買不起許多工業製成品。岸建議，由日本提供技術，美國出錢，「這樣日本的技術與工業能力可充份用來加速東南亞的經濟發展」。（Schaller 1997：106）

岸信介積極重建大東亞「中型帝國主義」

美國對「大東亞共榮圈」構想的肯定，讓從未對日本的侵略戰爭悔禍的岸信介更堅貫徹完成「大東亞共榮圈」的未竟之業的野心。（註35）所不同者，二戰時為建立「大東亞共榮圈」而必須與美國作殊死戰，在戰後則是想依附美國霸權在亞洲稱雄，發展成他所稱的「中型的帝國主義」。（田尻育三 等 1980[1978]：147-48，197-98）

1957年5月20日，岸信介在預定6月16日訪美之前，為提高日本身價，先走訪緬甸、印度、巴基斯坦、錫蘭、泰國的南亞與東南亞五國及台灣。此時日本正逢1955-57年長達兩年半高速經濟增長的所謂「神武景氣」時期，鋼鐵、石化、電力、造船等重化工業迅速發展，技術革新突飛猛進。岸信介挾此氣勢，意氣風發地以亞洲盟主之態，在訪問各國之際，大談要「盡力對東南亞國家的開發作出貢獻」，並表示要向美國反映亞洲國家對亞洲開發基金的意見。（參見宋成有 李寒梅等 1995：253-55）

6月19-20日，岸信介與艾森豪威爾、杜勒斯會談，在經濟議題上，岸提出要擴大對美貿易，並要求在東南亞發揮潛力前，日本必須與中國擴大貿易。他表示，東南亞的貧窮鼓勵共產黨的滲透，只有經濟發展可有效加以遏制，日本的出口商希望「建立東南亞經濟繁榮的基礎」，但缺乏資本建設必要的基礎設施，美國可提供資本，日本則貢獻技術協助與人才。艾森豪威爾告訴岸，他了解日本需要更多的市場，但美國要吸收更多商品有其困難。因此他同意「日方有與紅色中國貿易的需要」，也接受日本對加速東南亞發展的資金的要求。但艾森豪威爾與杜勒斯提醒岸，可用的資金有限，並強調「任何對東南亞經濟援助的計劃都必須是值得支持、符合現實、行得通的」。（Schaller 1997：107）

美國政府的對日政策始終是從反共的遠東戰略利益來考量，扶植日本經濟，壯大日本的國力一直是美國當局的主要關切所在，當然不會忽視日本對振興經濟的要求。岸信介此行正值日本自「神武景氣」的高度繁榮轉向「鍋底大蕭條」之際，外匯儲備銳減至只剩5億美元，連每天的貿易結算都不能應付，經濟狀況不斷惡化。岸向美國告急，美國當局便安排世界銀行與華盛頓進出口銀行貸款給日本3億美元，為日本從「鍋底大蕭條」中解脫出來起了極為顯著的作用。（福田糾夫（2008 [1995]）：79-80）在美日經貿關係上，自1955年開始，日本輸出大量棉製品到美國，威脅到美國棉紡織業的生存，激起美國婦女服裝工會與紡織業的強烈反對，要求限制日本棉製品的進口。1955年11月，63位參議員支持限制日本棉紡織品進口的法案，南卡羅林納州與阿拉巴馬州的州議會則在1956通過歧視日本紡織品的法案。杜勒斯要求南卡羅林納州州長撤消法案。他強調，遏制亞洲共產主義必須有個經濟強大的日本，而這就要讓日本有「高水平的對外貿易」，故此事攸關國家安全。但美國當局抝不過國會與輿論的壓力，還是要日本自願對棉製品出口設限。日本在美國市場與對華貿易上雙重受限，日方對美國當局大吐苦水。杜勒斯為恐日本經濟受創太深，遂支持用援外基金補貼日本銷往東南亞的商品。1958年8月又同意讓日本銷往東南亞的成衣廠商，以低於市場的價格購買美國過剩的棉花。這一政策一舉三得：幫助日本對抗中國在東南亞的貿易攻勢、補償日本在美國損失的銷售額、促進日本與東南亞鄰國的紐帶。（Schaller 1997：109-11）

日本方面也沒坐等鴻鵠之至。岸信介在1957年11月至12月再出訪亞太地區的越南、印尼、菲律賓、馬來西亞、新加坡等國，倡議成立亞洲開發基金，用來資助公共工程、提供短期信貸、促進貿易發展等。基金計7億美元，主要資金由美國提供，日本也自籌54億日元（約1500萬美元），其餘由參與的各國出資。此外，自鳩山內閣起，日本把戰爭賠償與簽訂經濟合作協定連繫起來，積極解決與亞洲各國的賠償問題，既改善政治關係，又有利於日本商品與資本的輸出。（參見宋成有 李寒梅等 1995：249-52，256-59）

歷史的莫大諷刺

在美國以軍事、政治、經濟力量積極協助日本打入亞洲市場下，日本自1950年代後半期從亞洲反共國家，特別是東南亞，取得越來越多的工業原料與銷售市場。隨著日本經濟實力的增強，從商品輸出到資本輸出的份額與日俱增。到1967年，就商品輸出而言，「日本對南朝鮮、台灣地區、泰國、印尼、新加坡和馬來西亞的出口都超過了美國，佔了優勢地位」。（井上清 1985〔1977〕：65）自1960年代後期，日本以「政府開發援助」（Official Development  Assistance）的形式提供東南亞國家與台灣、韓國資金，促進日本商品輸出與民間資本的輸出，日本企業得此之便在東南亞、台灣、韓國等地大量投資於原材料開發與民生消費品的生產，利用當地低廉的勞力與土地成本，大肆剝削、榨取，取得豐厚的利潤，實現了它在1930年代所構築的「大東亞共榮圈」美夢。日本在二戰中用赤裸裸的武力未能長期維持的「大東亞共榮圈」，竟在二戰慘敗後，拜冷戰之賜，在原本不共戴天的仇敵─美國戮力相助下順利完成了，這不能不說是歷史的莫大諷刺！

纐纈教授在本書第三章第三節指出，冷戰結束後美國當局為護衛美國跨國壟斷資本在全球不斷擴展的利益，軍事上也從冷戰時期的遏制封鎖戰略改為擴張的新戰略，實行了美軍的重新整編，而日本統治階級在美日軍事同盟的安保體制下，則從政治、軍事、法律、教育等方面多管齊下，配合美國的新戰略，改變日本的保守體制，促使日本成為臨戰國家。纐纈教授特別強調，日本的這種變化並非被動地對美國的新戰略唯命是從，而是戰後日本「對美從屬」的「進一步延伸擴展」，目的在「擴大日本在東亞的跨國公司的利益」，故積極選擇從屬於美國的政策，他名之為「積極從屬」論（頁299）。纐纈教授這個論點是深刻的。從前述日本保守勢力在戰後刻意俯順美國的東亞戰略，依傍美國霸權，力謀恢復所謂「東亞共榮圈」，在亞洲建立「中型帝國主義」的歷史過程，可以得到確證。

註釋：

註（20）：限於篇幅，此處無法詳述第九條出台的過程，有興趣的讀者請參閱曾任職盟總「民間信息局」（Civil Intelligence Section）的美國學者麥克納利（Theodore McNelly）細密的考證（McNelly 2000: 103-128）。

註（21）：麥克阿瑟在1951年的美國參議院小組委員會聽證會的證詞與1964年出版的《回憶錄》中，都指日本憲法第九條的內容是兩人在1946年1月24日交談時，由幣原喜重郎主動向他提出的。但麥克阿瑟對兩人的交談內容前後說詞不一，頗有可疑。（參見McNelly 2000: 122-24）幣原本人及日方相關人士的記錄與證言也都否認幣原主動要求在憲法中寫入非戰與永遠解除軍備的條款。

註（22）：關於蓋迪斯與惠特尼造訪幣原喜重郎的日期，蓋迪斯在1970年11月17日致函艾默生(John K. Emerson)說，是在1946年1月24日幣原喜重郎拜訪麥克阿瑟之前的1月中旬。於是美、日研究戰後日本史的學者，一般都據此推論，蓋迪斯希望日皇發表非戰詔書的提議，經過惠特尼傳遞給幣原，導致幣原以為這是盟總的政策構想，故在會見麥克阿瑟時，主動提出非戰與解除日本武裝的意見，顯示日方積極配合的意願，以博取麥克阿瑟的好感。但蓋迪斯在1977年3月3日給麥克納利的信中，又改口說他確信與惠特尼見幣原是在幣原與麥克阿瑟談話之後。麥克納利查閱麥克阿瑟檔案館所收藏的報告，確證惠特尼與幣原會面的時間是1946年1月28日，前述的推論也就失去依據。（見McNelly 2000: 109-111）但這個多年來被以訛傳訛的說法，仍存在許多相關的著作中，如日本著名的戰後史專家竹前榮治教授在2002年出版的力作，就依然保留了這種說法，雖然他在註解中也提到了麥克納利2000年的著作，但顯然沒有弄清楚麥克納利的最新發現。（見Takemae Eiji〔竹前榮治〕 2002: 286, 617 註84）

註（23）：關於麥克阿瑟的和平思想，可參見麥克納利的深入分析。（McNelly 2000: 129-145）

註（24）：蘆田均在日後宣稱，他修改憲法草案第九條的文句，目的便是為未來重建自衛武力留下餘地。但當年眾議院的憲法修正小組委員會的會議祕密記錄大部份有英譯本， 1983年這些英譯材料在美國檔案中給挖掘出來，其中並未見蘆田與其憲法修正小組委員會的成員有一語論及允許自衛武力。蘆田過世後，他自抒胸臆、敘事詳細的日記於1986年出版，也沒有述及當年修改條文的目的何在。1995年9月，日本官方將憲法修正特別委員會的記錄全部解密，更證實蘆田生前所謂修訂第九條語句是為重建自衛武力鋪路之說不實。（Dower 1999: 396, 617 註56；小森陽一 2004: 211-13；Takemae Eiji〔竹前榮治〕 2002: 291）不過，即使如此，蘆田均的修訂文終究成了日本右翼重建日本武力的論述根據。

註（25）：凱南在《回憶錄》中，對他的「遏制」戰略思想及其時代背景作了扼要、精確的說明，也特地釐清了把「遏制」主要當成軍事對抗的誤解。（見Kennan 1967：271-396）對凱南的「遏制」戰略較詳細的分析，可參考John Lewis Gaddis的Strategies of Containment（1982）第二章與第三章及張小明《喬治．凱南遏制思想研究》（1994）。相關文件則見於Thomas H. Etzold與John Lewis Gaddis編輯的Containment：Documents on American Policy and Strategy, 1945-1950。

註（26）：纐纈厚教授在本書第4頁說，美國對日政策的「逆轉路線」是因1949年10月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迫使美國必須讓日本取代中國作為在亞洲的據點。這個說法是不確切的。

註（27）：凱南日後抨擊美蘇軍備競賽與美國派兵介入越戰都與他的上述觀點有關。凱南明白表示，1949年後美國在全球駐軍、組織多個軍事同盟，形成與蘇聯軍事對抗的局面，並不符他的「遏制」戰略思想，尤其1953年斯大林過世、1960年代中蘇共分裂，社會主義陣營不再是鐵板一塊，莫斯科無法號令全球的共產主義運動，已無蘇聯獨霸世界之虞，世局丕變，根本改變了1947年他提出「遏制」戰略的基礎假設，不但「遏制」的概念就此失效，隨之而生的諸多政策也無存在必要，美國當局後來誤用他的「遏制」觀點已與他無涉。（Kennan 1967：367）

註（28）：吉田的這個立場並非他的個人意見。早在1947年5月6日裕仁天皇與麥克阿瑟第四次會談時，便請求麥克阿瑟以美國的軍事力量保護日本。同年9月13日，社會黨片山哲聯合內閣的外相蘆田均提交一份建議書給駐日的美國第八軍司令官艾凱爾．博格，主張美國與日本締結特別協定，由美國負責日本的防衛，日本受威脅時美國即可與日本政府磋商，隨時派軍隊進駐日本，使用日本的軍事基地。（小森陽一 2004[2002]：214-15）雖然當時國際的許多外交家堅持美國應快速把冲繩（琉球群島）歸還給日本，但裕仁為恐天皇制遭到傾覆，卻不顧國際的反對，不惜犧牲冲繩人民的利益，於1947年9月20日透過寺崎英成秘密致函美國國務院駐「盟總」的政治顧問西博德轉告麥克阿瑟，希望美國繼續軍事佔領冲繩20至50年。他說：「此措施，將獲得日本國民的支持。他們不但擔心蘇俄的威脅，也憂慮佔領結束後，右翼和左翼勢力抬頭，製造事端，使蘇俄能夠藉此作為干涉日本內政的藉口。」（此即本書第6頁所言的「天皇的信」）西博德9月22日在寫給國務卿馬歇爾的信上說，裕仁此舉「無疑大多出於自利。」（Takemae Eiji〔竹前榮治〕 2002：443-44；Schaller 1985：105；吉田裕 2001[1992]：156；小森陽一　2004[2002]：215-19，223-24；Bix 2001：626）按照已公佈實施的日本新憲，天皇僅為國家象徵，並無權干預國政，裕仁曾在1946年11月3日發佈《敕語》宣稱要遵守憲法，事實上日後卻屢屢違背憲法，無視內閣的立場，在外交與內政上秘密進行越權的行為。日本學者豐下楢彥認為吉田對美方傳達的機密口信，是由裕仁授意的。（小森陽一 2004[2002]：219-20，235； Bix 2001：640）

註（29）：對日和約於1952年4月28日生效後，「美國國家安全會議」在8月7日通過NSC125/2號《美國對日行動和方針》文件，指明「援助日本快速發展自身的防衛能力和向太平洋地區其他自由國家提供援助的能力是美國的利益之所在；美國將鼓勵和援助日本使用常規武器重新武裝」，「日本迅速增強自衛能力符合美國利益」。（見于群 1996：200-201）

註（30）：當時日本青年的反戰和平思想頗為濃厚。1952年8月4日，吉田茂在全國知事（縣市長）會議上說「最近一部份學生叫嚷反對徵兵，這種言行令人深感遺憾。我之所以不主張現在實行重整軍備，是為了等待時機的到來」。1953年9月，吉田又在執政黨自由黨的國會議員總會上強調說：「現在要緊的是，在教育方面應該利用世界無與倫比的歷史和美麗的國土等地理和歷史教育，培養作為軍備基本的愛國心。」（井上清 1985[1977]：83）

註（31）： 岸信介在返回日本後，告訴美國大使館官員，重光葵誇大共產黨的威脅以刺激杜勒斯修改安全條約。他同意杜勒斯所言，考慮修訂條約尚為時過早。（Schaller 1987：279，註10）

註（32）：重光葵9月1日離美返日前，在機場對杜勒斯表明對中國問題的態度說，他認為日本遲早有必要承認大陸共產黨政權，不過希望永遠不讓共產黨控制台灣。杜勒斯表示贊許，答曰：「美國的政策是讓日本發展為大國。我們希望的這種關係是，美國在西太平洋充當日本的後盾，而非讓日本給我們做後盾。」（劉世龍 2003：45）杜勒斯的意思是，由美國主控西太平洋，日本則充當輔助的側翼。美國這一戰略延續至今未變。

註（33）：岸信介縮小選區的圖謀因社會黨與同受影響的自民黨內吉田派的聯合反對而未能得逞，1956年5月成了廢案。

註（34）：池田勇人效法吉田茂，對美國極盡卑躬屈膝之能事。前已述及，1950年4、5月間，池田奉吉田之命赴美，求取經援，並傳達吉田秘密口信予美方稱，若美國不便啟齒，日方可主動對外表示期望美軍在佔領結束後繼續留駐，保護日本安全。池田返日後說，「日本好比是美國的侍妾。既然是侍妾，就必須討家主的歡心」。（引自井上清（1972〔1966〕）：299）1954年6月16日，他向美國駐日使館經濟參贊韋林表示：日本人在生活中的傳統是，尋求某個富有而有影響的庇護者的指導、幫助和支持．．．日本人渴望得到某個強大國家的有意義的保證；正如人們渴望僱主、政治上的良師或富有的朋友的支持一樣，日本作為一個國家，謀求能夠提供這種保證的安全。（劉世龍 2003：447）

註（35）：1957年5月，岸信介訪問東南亞之際，記者提問說，有人認為他搞的就是新的大東亞共榮圈，他有點激動地回答：「大東亞共榮圈的確受到各種嚴厲的批評，但根本的想法沒有錯嘛！我至今還是這麼看。」（田尻育三 等 1980[1978]：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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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戰後的日本保守勢力為何能長期壟斷政權？ 日本戰後政治的一大特點便是在資本主義形式民主體制下，雖有政黨競爭，保守政黨仍長期壟斷政權，為世所僅見。自民黨自1955年開始，連續執政達38年，直至1993年才下台。纐纈厚教授在書中指出，在日美安保體制下，日本實現了高度的經濟增長，支撐了自民黨的長期一黨統治（頁9）。此處再根據美國的解密文件，揭露美國為確保日本能充當其冷戰時期東亞戰略的走卒而不遺餘力地支持保守勢力，所採取的政治、經濟策略。美國釋放戰犯、解除對軍國主義份子的懲處令，積極培植反共保守勢力就政治策略來說，1952年4月28日對日和約正式生效後，美國結束對日本的佔領，形式上日本恢復了主權，美國不復能直接控制日本國內的政治，日本政權的歸屬須依憲法規定的政黨競爭體制決定，美國只有通過扶植可靠的政治代理人，力求鞏固其統治，才能遂行意志。但在1950年代日本經濟剛恢復活力，根基仍不十分鞏固，生活水平尚未大幅提高，而日本人民戰敗的創痛猶深，反戰和平的思想頗濃，美國霸權以居高臨下的凌人氣燄支配日本，也引起相當大的反美傾向，故日本左翼要求社會平等、擺脫美國控制獲得真正獨立與非武裝中立的主張，受到廣大的支持，在國會大選中，屢有斬獲，對日本的右翼保守勢力構成強大的威脅。美國當局為此憂心不已，亟謀確保日本保守勢力當權的對策。前已述及，二戰結束之初，美國以消除軍國主義禍根為要務，德國與日本在政治、軍事、經濟各界的極右派骨幹被視為洪水猛獸，或關押審判或禁服公職，必欲去之而後快。但自1947年3月冷戰揭幕後，美國的政策由剷除法西斯主義轉向反共至上。在美國眼中，德、日的軍國主義份子此際成為穩定資本主義政治經濟體制的中堅力量，開始解除不准他們從事公職的懲處禁令。軍國主義的牛鬼蛇神獲得大赦，紛紛出籠，重掌政治經濟大權。1950年10月，就在前述日本天皇向杜勒斯要求赦放遭整肅的軍國主義份子不久之後，「盟總」撤銷對一萬餘名日本政商界人士的整肅，1951年6月至8月又撤銷8萬餘名。鳩山一郎、石橋湛山、河野一郎、三木武吉等戰前的右翼政界要角皆在其列。（升味準之輔 1997[1988b]：995）這些軍國主義者與獲釋的戰犯岸信介、重光葵等人及親美的吉田派大將池田勇人、佐藤榮作、宮澤喜一等，構成日本恢復主權後各派保守勢力的領導者，其中岸信介受到美國當局青睞，成為美國刻意培植的代理人。 岸信介是日本戰犯中美國「逆轉路線」的早一批受惠者。二戰期間，他曾任東條英機內閣的商工省大臣，軍需省次官，1941年12月聯署了對美宣戰書。日美開戰後，當時任美國駐日大使的格魯遭囚禁，岸信介將格魯釋放，兩人還成了高爾夫球友。日本戰敗，岸信介以甲級戰犯嫌疑人被逮捕，關押在巢鴨監獄三年多，1948年12月未遭起訴而獲釋。當時格魯已出任美國中央情報局（CIA）外圍組織「自由歐洲」委員會的主席。岸信介出獄後不久，便重燃政治野心，1949年初春，意氣昂揚地賦漢詩一首曰：「鬱屈三年意始伸，還來今日萬象新。誰言邦國妖雲蔽，滿目滿耳總是春。」他深知自己無罪獲釋是因美蘇決裂後美國欲利用日本右翼反共之故，便決意走親美路線，企圖依傍美國的力量東山再起。他先與美國《新聞周刊》東京辦事處主任貝肯漢、外交新聞編輯柯恩（Harry Kern）等人搭上線。極端反共的貝肯漢、柯恩自1930年代便對日本友善，美國佔領日本期間，他們在《新聞周刊》不遺餘力地抨擊「盟總」的政治、經濟改革政策，指責這極易使日本落入共產黨手中。柯恩與曾任美國駐蘇聯大使、商業部長的《新聞周刊》創辦人之一的哈里曼（Averell Harriman）關係密切，亦為美國情報部門重要人物艾倫．杜勒斯（1953年出任CIA局長）的好友，自CIA於1947年成立後，他便一直充當CIA的情報管道。柯恩早在1947年中期便主張重新武裝日本以對抗蘇聯與中共。1948年8月，柯恩與貝肯漢更結合商界領袖、退休外交官與軍事官員成立日本遊說團「美國日本協會」極力鼓吹改變對日佔領政策。不僅此也，柯恩與貝肯漢等「美國日本協會」人士還積極為天皇為首的日本保守勢力與美國高層之間穿針引線，建立聯繫管道。前已述及的1950年6月26日貝肯漢代轉天皇口信給訪日的杜勒斯便是一例。柯恩等人知道岸信介與格魯過去的交情，介紹他與訪日的美國政要會面，安排他到歐美訪問，貝肯漢還教授他英語。岸信介得此之便，與美國大使館官員交好。1952年被撤銷禁止擔任公職的整肅令後，他藉著大財閥藤山愛一郎、日本極右翼的黑社會頭子兒玉譽士夫（亦為戰犯）及軍國主義份子的支持，於1953年當選眾議員，重登政治舞台。此後與CIA及美國國務院緊密聯繫，以獲得美國的支持。（田尻育三等1980〔1978〕：101-8，117-18；Schaller 1985：93-4，139；Schaller 1997：124-25；原彬久 2007[2005]：214；Weiner 2007：117-18）鳩山政權在美國支持下取代吉田內閣不過，日本恢復主權之初，在政壇最具實力並終於迫使吉田茂下台、取而代之的是鳩山一郎，而非岸信介。1928年，鳩山任田中義一內閣的書記官長時，參與修訂壓制政治自由的治安維持法，1933年擔任文部大臣又逼迫左傾的京都大學教授瀧川幸辰辭職，1938年還至德、意訪問了希特勒與墨索里尼，是惡名昭彰的法西斯主義者。戰後，鳩山於1945年11月組織自由黨，擔任黨魁。經1946年4月10日的戰後第一次大選，自由黨成為最大黨，鳩山原打算出任內閣首相，但在準備組閣的5月4日，「盟總」卻發出整肅令，不准其擔任公職。鳩山只得力勸吉田茂繼任自由黨總裁，代為首相，暫時接管政權。外交官出身的吉田不諳內政，搞政黨政治亦非其所長，本不願接受，在力辭不獲後，勉予同意，但提出四條件，最後一項即一旦鳩山的整肅令解除，立即歸還政權。性格傲慢、執拗的吉田不善政治手腕，一開始組閣便因內閣人事問題與鳩山決裂，執政後與鳩山派系的黨內要角河野一郎等人也激烈對立。1951年8月6日，鳩山被「盟總」解除整肅，但吉田卻不願如約交回政權。鳩山於1952年10月當選眾議員後，便與黨內親信力謀推倒吉田，奪回政權。鳩山派之反吉田，除此前因外，還出於他們右翼民族主義的意識形態。鳩山等人對吉田不願修改憲法戮力重整軍備，在外交上又唯美國馬首是瞻，毫無自主性，致使媾和談判與安全條約的簽訂損及日本主權，認為有失國格，故決心聯合不滿吉田的在野黨派把吉田趕下台，改變日本的外交與國防政策。（原彬久 2007〔2005〕：111-16；升味準之輔 1997[1988b]：904-908；鳩山一郎 （1978〔[1957〕）：51-64）當然，保守陣營中的反吉田派也並非真能獨立自立。以當時日本的處境，只要日本仍維持反共的保守立場，就不可能擺脫在政治、經濟、軍事上皆高度依賴美國霸權的格局。 前已述及，1951年1月25日杜勒斯至東京與日方商談對日和約與日本重建武裝等問題。杜勒斯除了與吉田茂等官方代表會談，還通知《新聞周刊》的貝肯漢轉達鳩山一郎，要鳩山推薦與在野的右翼重要人士會面的名單。2月6日，貝肯漢帶著鳩山一郎、石橋湛山、石井光次郎、前海軍大將野村吉三郎（1941年12月8日珍珠港事變時為駐美大使）等，一干尚未解除整肅的軍國主義份子與杜勒斯在帝國飯店秘密會面。知悉美國當局希望日本修憲以利重建武力的鳩山，迎合美國意旨，向杜勒斯呈遞了事先準備好的贊成修憲與重新武裝的意見書。在會談中，杜勒斯嚴辭批評吉田對重建軍備等問題毫無計劃，鳩山則在意見書中突出自己聯美反共的堅定立場，盛讚美國的援助把日本從貧困和頹廢中拯救出來，還為遭「盟總」革除公職者（當然包括他自己）請命說，要解決日本成堆的難題，必須有效運用日本人中最有為的頭腦，而這大多要在被革除公職的人中尋找，不撤銷革除公職令便難以鞏固舉國一致的局面，尤其不少本可為日美兩國效勞的有能力的舊軍人被革除公職，這就給共產主義者開了路。鳩山忠誠悃悃地為鞏固美日反共聯盟出謀獻策，一再強調日本重建武裝的必要，正合杜勒斯心意，令其聞之大悅。杜勒斯在登機返國之際，高興地向貝肯漢致謝說：「你使我會見了一個好人。」杜勒斯回美後不久，華盛頓便要求「盟總」撤銷對包括鳩山一郎在內的大批軍國主義份子的整肅令。（鳩山一郎 （1978〔[1957〕）：95-103；Schaller 1997：36；原彬久 2007〔2005〕175； 升味準之輔 1997 [1988b]：995）可見，鳩山等人雖指責吉田對美軟弱，其實在依附美國上，與吉田只是五十步與百步之別。所不同者，鳩山派重振日本帝國主義的心更急切些，企圖在政治、外交上爭取多一點自主權，但基本上仍不能不附庸美國。於是各派保守勢力之間，便各執一端，相互攻詰對手違背民族利益。1953年3月，日本眾議院對吉田提出不信任案，鳩山等反吉田派指控吉田內閣「沒有建設獨立日本的抱負」，吉田派則反唇相譏說，在野黨才是仰賴美國的支持，「嚴重背棄獨立日本的民主政治的」。（井上清 1985[1977]：167） 鳩山一郎重返政壇便在1952年9月的國會選舉中，提出恢復日蘇邦交、修改憲法、重新武裝等與吉田茂針鋒相對的政見。他解釋主張日蘇復交的理由說，如果美蘇開戰，蘇聯會立刻攻擊日本，日本就成為戰場，故必須盡早實現日蘇關係正常化。（鳩山一郎 1978〔[1957〕）：128）當選眾議員後，他糾合自由黨內的追隨者組成反吉田的派系，並策劃聯合在野的保守政黨，形成反吉田陣線。曾在東條英機內閣任外相的重光葵，戰後以戰犯遭處刑7年，1952年3月解除整肅後，擔任該年新成立的改進黨總裁。重光葵與鳩山在修憲、重建武力上立場一致，對吉田同表不滿。1954年11月24日，自由黨內的鳩山派、岸信介派與改進黨、日本自由黨聯合重組成民主黨，推舉鳩山一郎為總裁，重光葵為副總裁，岸信介則任幹事長。在野的保守勢力集結成軍，提出「完成獨立自衛」、「自主國民外交」等綱領，準備打倒吉田茂，接掌政權。岸信介此時正式成為日本戰後的政壇要角，與美國的私通關係更為緊密。他告訴美方，他的策略是合併同屬保守勢力的自由黨與民主黨，再取得新黨的領導權，接任首相。他向美國大使館官員說，「未來25年，與美國緊密合作，對日本最為有利」，他保證，美國秘密支持他掌權後，他會改變日本的外交政策以符美國的欲求。岸信介露骨的輸誠之舉，大獲美方的信賴。（Weiner 2007：118；Schaller 1997：76）由於美國在日本廣設軍事基地，進行軍事訓練演習，佔用了大量的土地、破壞漁民的漁場，基地周圍色情行業泛濫，美軍又時有搶劫、強姦的暴行，自1952年11月激起了日本人民在各地展開廣泛的反基地鬥爭。1954年3月1日，美國在南太平洋比基尼環礁島進行氫彈試爆，使在遠處海上作業的日本「福龍號」漁船的船員受到「死亡之灰」─輻射塵的侵害，不治身亡，漁獲也遭污染。美國方面非但不肯道歉，反而誣指日本漁民故意進入核試爆海域，疑似從事間諜活動，日本吉田政府態度軟弱，也懷疑錯在日本漁民。美國不恤日本人命的蠻橫嘴臉與吉田茂諂媚逢迎美國的態度，大大刺激了對廣島、長崎的原子彈之害記憶猶新的日本人民，日本全國掀起了熱烈的反核武運動。（井上清 1972[1966]：176-80，193-96；Schaller 1997：71-74）在上述形勢下，日本人民反美情緒高漲，不願事事仰美國鼻息之心益切，向美國一邊倒的吉田茂政權就更加搖搖欲墜了。1954年4月20日，日本檢察當局決定逮捕接受海運與造船業巨額賄賂的自由黨幹事長佐藤榮作，吉田茂竟下令法務相犬養健運用行政指揮權，不准檢察廳逮捕佐藤，公然包庇貪污不法，使佐藤逍遙法外，輿論大嘩。在內政上專橫濫權，在外交上奉承媚美的吉田茂，就此喪盡民心，日暮途窮。而美國當局對吉田在擴充軍備上屢屢敷衍拖延，既已有所不滿，從吉田未能控制「福龍號」事件引發的反美、反核武運動，也知吉田政權即將不保，決定不再支持吉田。1954年10月，日本外相岡崎勝男赴華盛頓安排吉田訪美行程時，對杜勒斯說，美方對「福龍號」的賠償款項若少於二百萬美元（日方原要求750萬美元），就無法平息民憤，可能「終結吉田政府」，但杜勒斯不為所動。11月2日到13日，吉田訪美，與艾森豪、杜勒斯會談，希望獲得美國的經濟或政治支持，未獲實質成果。鳩山等人見美國已有棄吉田之心，加緊了推倒吉田政權的步伐。11月30日，鳩山的民主黨聯合社會黨對內閣提出不信任案。內失民心，外無奧援的吉田雖圖負嵑頑抗，打算解散國會，但保守勢力的幕後金主—壟斷資本資產階級唯恐政局混亂不止將危及資產階級統治的政權，也施壓要求吉田下台，吉田的親信紛紛背離。12月7日，吉田終於被迫辭職下台，黯然結束了政治生命。杜勒斯在他辭職後不久的12月29日批准了二百萬美元的「福龍號」事件補償金。接任首相的鳩山一郎與外相重光葵視此為美國對他們掌權的支持。（Schaller 1997：71，74；井上清 1972[1966]：172-73；原彬久 2007[2005]：217-20；升味準之輔1997[1988b]：1010-13）鳩山政權爭取外交自主，推動日蘇復交美國雖然歡迎鳩山一郎主張修改憲法加速重整軍備的立場，但對鳩山想走相對自主的外交路線，謀求與蘇聯建交並擴大與中國大陸的經貿關係深為疑慮。鳩山於1954年12月10日組織民主黨內閣，接掌政權後，便表示他的政治使命是進行日蘇談判與修改憲法。（升味準之輔1997[1988b]：1016-17）1954年10月中蘇兩國發表願意與日本關係正常化的聯合聲明，1955年1月25日，蘇聯外交官向鳩山遞交希望兩國邦交正常化的函件，鳩山欣然同意。鳩山之急於與蘇聯建交，除了前述避免捲入美蘇戰爭的動機外，還有下列四因：一、在舊金山的對日和約會議中，蘇聯不願接受美國一手泡製的和約內容，拒絕簽字，故與日本並未締結和約解除戰爭狀態；二、蘇聯不滿日本自喪主權為美國的附庸，對日本申請加入聯合國動用否決權，使日本無法成為會員國，不利於日本的國際地位；三、北太平洋資源豐富的漁場，長期為日本漁業的膏腴之區，但二戰後，蘇聯控制了包括原屬日本的齒舞、色丹、擇捉、國後四島的千島群島，設置重兵，壟斷了北太平洋漁場，日本漁船與漁民常遭扣押，高度影響日本漁業的發展，而四島事關日本領土主權，亦為日本舉國亟欲索還者；四、蘇聯在對日作戰中擄獲了59萬4千名戰俘，自1946年12月開始分批遣返，但至1955年尚有一萬餘人未歸，為日本國民所關注。（參見宋成有、李寒梅等 1995：165-72）故如能與蘇聯恢復邦交，既顯示了日本外交上的自主性，亦有利解決上述重大問題，不啻大功一件，必可大幅提高政治聲望。 1955年2月27日，日本眾議院選舉的結果加速了鳩山一郎與蘇聯談判的決定。這次大選民主黨獲185席，成為第一大黨，但只佔39.6%，自由黨112席，而反對修憲擴軍的左右兩派社會黨、勞農黨、共產黨合計162席，超過了眾議員總數的1/3，足可阻止右派的修憲企圖。修憲既勢不可行，鳩山在重新組閣後，就把施政重心放在另一主要政見—日蘇復交上。4月，日蘇雙方便確定談判事宜，6月3日開始談判。但日蘇復交過程並不順利，美國擔心日蘇友好會妨礙美國的反共戰略而刻意阻撓，固不待言。身為副首相兼外相的重光葵除認為應以日美關係為重外，還冀圖接替年逾七旬、半身不遂的鳩山為首相，有意阻撓日蘇談判，於是形成了鳩山與重光不相協調的「二元外交」。1955年4月1日，重光葵想訪問華盛頓以討論對蘇談判問題與修改日美安全條約的可能。但杜勒斯認為這是日本欲打蘇聯牌，逼美國倉促重訂日美防衛協定，故予以峻拒。面對日本國內要求民族獨立自主的呼聲高漲、左翼力量也日趨壯大的形勢，美國於1955年4月7日召開國家安全會議討論因應策略。在會上，總統艾森豪威爾認為共產主義勢力善於利用二戰後在全球興起的民族主義，而美國在這方面失敗了，今後應把日本民族主義導向為美國利益服務的軌道。杜勒斯則擔心，如果日蘇復交，東京更不願挑起東亞的軍事責任，會讓美國損失重大的利益。他預測，若重訂日美安全條約，美國就得放棄在日本維持駐軍與基地的權利，佈署在日本的武器類型與美軍從日本出擊的任務也須跟日本商量。而社會黨在日本國會席次的增加也令杜勒斯甚至質疑逼迫日本重新武裝是否明智。他說：「如果最終…把武器交到會把槍口射向錯誤方向的人民手中，[重新武裝]就毫無意義。」（Schaller 1997：116；于群 1996：236-37）美國制訂對日新政策，應對日本民族主義高漲的新形勢4月9日，美國國家安全會議通過NSC551611號文件《美國對日政策》。文件指出：出於民族主義的傾向，日本將努力減小對美國的依賴，並尋求更大的國際行動自由，包括發展與蘇聯和共產黨中國的關係，以期在共產黨中國或蘇聯與美國衝突的事件中，保有更大的彈性，美國應調控這種民族主義，使之不越出美日聯盟關係之外；日本的戰略地位和軍事、工業的潛力對美國至關緊要，美國不惜用武力使日本不受敵對勢力的威脅與控制，也將援助日本政府抵禦內部的顛覆與造反；美國希望日本能成為抗衡共產黨中國的砝碼，並在遠東貢獻力量；隨著日本力量的增長，對美國的依賴將逐漸減小，維持聯盟關係的紐帶將由全新意義上的共同目的、雙邊利益和合作伙伴關係所取代。文件還分析了美國與日本利益和目標的原則衝突：一、日本承認需要美國的軍事保護，但認為外部的侵略不像美國想像的那麼嚴重，故把駐日美軍的基地看成是服務於美國的戰略利益，且有可能在發生戰爭時，使日本運同基地一道遭受核武攻擊。甚至有人懷疑在核戰爭的形勢下，日本的防衛是否有必要。二、日本把發展政治穩定與增加經濟實力置於發展軍事力量之前，這與美國要求日本增加軍費開支相抵觸。三、日本人相信他們國家利益的實現將通過與共產主義勢力範圍接觸並發展貿易關係，日本在這方面主要由於與美國、國民黨中國和韓國的關係而受到限制。四、其他方面：a、日本人限制美國人在日本的私人投資；b、日本人須靠賣給美國超過美國所想要的商品取得貿易收支平衡；c、日本反對在太平洋地區進行核試驗，易於被共產黨發動的禁止核武器運動所利用；d、日本要求收復琉球與小笠原群島的領士；f、日本工會成員通過日本政府受雇於駐日美軍而產生的關係與矛盾（按：日本受雇於美軍的職工工資遠低於美方人員）。文件也指出：日本在經濟、政治和心理資源上有其局限，社會、經濟與軍事項目競逐有限的資源，要求增加防衛武力會造成國家的分裂對立及政治保守勢力的削弱；而美國和日本的安全利益卻要求日本繼續朝政治穩定、經濟發展和防衛實力增強的方向發展；保守力量的政治穩定可使日本政府發展經濟及建設防衛武力，更強的經濟實力則可從經濟總量中分出更多的資源用於防衛，故建立日本軍事力量的總額及時間表要考慮到日本政治穩定和經濟發展的總體情況，美國必須避免因對日本施壓增加軍事力量，而損害日本政治和經濟的穩定。根據以上的設想，美國訂出行動方針。重點是：支持日本保守勢力當權，打擊共產勢力的組織，削弱共產黨的財政和政治實力，抵消左派知識界領導人的馬克思主義觀點對知識份子與公眾的影響；盡快使日本防衛力量多承擔防衛日本的責任，應使日本人了解，美軍從日本撤出的時間和規模取決於日本防衛力量的發展狀況；努力發展日本與韓國、台灣、菲律賓的利益共同體，促進這四者參加西太平洋集體防衛體系；在經濟上，鼓勵和援助日本有競爭力的企業，改善其生產的管理和市場經營的水平，並積極支持日本加入關稅貿易總協定，擴大日本與包括美國在內的自由國家的貿易，造成繁榮而強大的日本經濟，以有利提高人民生計、維持防衛力量、加強亞洲自由國家的力量，同時避免日本依賴共產黨國家提供的食品、原料和市場；在日本的外交關係上，文件強調，美國不反對日本與蘇聯建交，但反對與共產黨中國建交，並強烈反對日本與共產黨國家簽訂互不侵犯條約或支持共產黨中國進入聯合國。為了離間日本與蘇聯的關係，在北方四島的領土主權上，文件主張美國反對蘇聯對齒舞和色丹島擁有主權的要求，不承認蘇聯對千島群島和南庫頁島擁有主權。（于群 1996：238-46） 這些政策總括起來說，就是支持日本保守勢力鞏固政權以發展經濟、厚植增強軍備的基礎，並削弱左翼的政治實力與思想影響，增強日本人民的反共親美意識，以確保日本不越出美國東亞反共戰略的雷池一步。美國正是據此處理1950年代中期以後的美日關係。在日蘇復交問題上，因美國本身便與蘇聯有邦交，而且美國雖支持日本進入聯合國，卻受阻於蘇聯行使否決權，日蘇復交有助解決這個問題，故美國不便明白反對日蘇復交，以免引起日本人心憤懣。但美國又深恐日蘇過於友好，影響美日共同對抗蘇聯的聯盟，便使出多種技倆加以阻撓，尤其是利用日蘇兩國在日本北方四島的領士糾紛，刻意製造兩國的對立情緒。1956年2月，蘇共總書記赫魯曉夫在蘇共二十大提出要與資本主義國家和平共處的外交戰略新構想。美國擔心熱衷於與聯蘇復交的日本當局會因此動搖美日聯合反蘇的決心，杜勒斯遂於3月18日訪日，與鳩山內閣討論國際形勢與美日關係。會談中，日方提出日本加入聯合國受阻於蘇聯，請美國協助解決。杜勒斯故意挑撥說，過去日本曾是表現比俄國、中國還優越的大國，現在已到「日本再度考慮像個大國（Great Power）行事，不要接受蘇聯侮辱」的時機。日本內閣官方長官根本龍太郎答以，理論上沒錯，但實際上日本軟弱無力到連在與韓國有關的事務上也無法保護自己的利益（按：指日韓當時的領海與漁場糾紛）。杜勒斯此時利用日本人的民族主義心理鼓動說：「日本人民有能力重建大國地位，美國的主要的目之一就是要看到日本以大國身份重返世界的這一部份」，「總有一天，美國在這裡不用發揮主要作用，而由日本取而代之。」杜勒斯還表示，日本受到美國最大限度的保護，對蘇聯在談判中的強硬態度不必擔心。鳩山則表態說，日本需要美國保護以免蘇聯的入侵，日本過去是，未來也必將是自由世界的一員。（于群 1996：257-58，260；劉世龍 2003：450-51；Schaller 1997：120）不過，鳩山內閣並未改變與蘇聯復交的心意。日蘇復交在美國從中作梗與日本國內部份政商界勢力的反對下，經過一年多漫長而艱難的談判，最終還是於1956年10月19日克服障礙，發表了《日蘇聯合宣言》，兩國結束戰爭狀態，同意建交。最棘手的領士問題，由蘇聯承諾在兩國簽訂和約後將齒舞與色丹島移交給日本，擇捉與國後兩島則留待日後再議，暫獲解決。12月18日，日本在蘇聯支持下，如願進入聯合國，日本的自主外交向前跨進了一步。美日商談修訂安全條約日蘇復交與進入聯合國提振了日本的民族自尊心，但美國強迫日本簽訂的極不平等的《美日安全條約》仍緊套在日本頭上，令日本人心不平。左翼要求廢除，右翼則希望修訂成平等的軍事同盟條約。鳩山內閣與其後的岸信介政權歷經數年的曲折談判，才於1960年完成修訂《美日安全條約》。在日蘇談判已有進展後，1955年8月末，鳩山復命外相重光葵赴華盛頓與美方商談日美關係的重要問題。但鳩山不放心意圖取代他的重光葵，加派親信農林相河野一郎陪同與會監視。河野則擔心赴美期間身任民主黨幹事長的岸信介會藉機在正如火如荼地進行的自由黨與民主黨合併問題上擅作主張，建議鳩山讓岸信介一同訪美。赴美前，岸信介向美國大使館通報了鳩山與自己的想法。（鳩山一郎 1977[1957]：183-86 ；Schaller 1997：118）8月29日，日方與杜勒斯會談時，除了要求釋放仍關押在美國的戰犯、歸還琉球群島、增加軍事採購、運用更多援助亞洲的開發基金來促進區域貿易，更提出修訂美日安全條約的問題。前已述及，1951年的《日美安全條約》賦予美國運用駐日美軍與基地出兵干預其他國家、鎮壓日本內亂、貯存核武的完全自由，日方毫無置啄餘地，美軍享有治外法權，而美國卻無防衛日本的義務，條約亦未規定有效期限與修訂日期，故日方亟欲修改這極為片面、不平等的絛約。日方希望新訂的條約比照大西洋公約處理駐日美軍與基地的問題，廢除美軍的治外法權，免除向駐日美軍提供防衛分擔費用，並最終撤出駐日美軍。杜勒斯對重光葵要求修訂不平等的安全條約，以鄙夷的態度氣勢洶洶地說，日本國內政治勢力傾軋不和，在「統合、團結與能力」上尚有所不足，故還沒有條件與美國重訂一個更為平等的安全協定。杜勒斯一點也不難為情地教誨曾在1945年9月2日的投降詔書上簽字的重光葵，必須撤除不准重建軍備的禁令，擴充日本的軍隊。他說，一旦保守黨派統合起來、修改憲法，認真對待重建軍備之事，美國就會幫些忙。重光葵提醒說，若不趕快修訂條約，左派會以反美的政綱順利掌握政權。但岸信介在與杜勒斯私下晤談時，卻扯重光葵的後腿，附和杜勒斯的論調說，日本面臨的嚴峻問題是經濟而非安全，經濟增長對削弱社會黨、確保日本安靖與促進美日聯盟關係具有奇效，美國應降低日本出口到美國的障礙，並增加採購的訂單。對杜勒斯所關切的東南亞安全與日本重建武力的問題，岸信介則建議美國把經濟與安全援助的資金結合起來，提供給日本，日本工業就可供應東南亞國家軍事裝備。(註31)（Schaller 1997：118；劉世龍 2003：476；田尻育三等1980〔1978〕）：155） 8月30日，杜勒斯與重光葵再次就修訂安全條約問題會談。杜勒斯告訴重光，只要日本憲法禁止日本派軍隊至海外，美國就不會接受限制駐日美軍的行動自由。杜勒斯問重光，如果美國的關島受到攻擊，日本是否出兵協防美國？重光答以，若發生與安全條約相關的攻擊，日本可為自衛而出動自衛隊到海外。杜勒斯又說，「不應要求美國為菲律賓和台灣提供安全保障，這該由日本來做，美國則可撤軍。」重光慌忙敬謝不敏，不敢承諾。(註32)美國自冷戰開始，便力圖扶植日本擴大武裝力量，協助美國分擔東亞的防務，鞏固美國在西太平洋地區的霸權，卻遭吉田茂以日本和平憲法為由一再阻延。此際杜勒斯利用鳩山內閣想修憲擴軍並修改日美安全協定的心理，要求日本以同意快速增强武力並出兵海外為修訂條約的條件，雙方一拍即合。8月31日美日發表聯合公報，謂等到「日本能盡快承擔防禦本國的主要責任並且能夠對維護西太平洋的國際和平與安全有所貢獻」，兩國便可商談將現行的條約改為比較對等的軍事同盟條約。當時日本國內支持和平憲法的力量仍甚強大，1954年6月2日，參議院才通過禁止派兵海外的決議。故日本有意向海外派兵的公報一發表，便引起軒然大波，迫使美日當局出面掩蓋真實意圖，說公報並無讓日本出兵海外之意，暫時平息了疑慮。但日本保守勢力持續擴軍，配合美國獨霸太平洋的戰略，以推進日本軍國主義的企圖並未稍歇。（參見劉世龍 2003：449-50，477-78；1985[1977]：102；Schaller 1997：118-19；于群 1996：253）纐纈教授在本書第三章對這一趨勢新近的發展作了詳細而深入的分析。左右對峙的「1955年體制」成形美日結束會談後，9月1日杜勒斯向艾森豪威爾報告說，與日本人談得「非常好」，既頂住了修改安全條約的壓力，也與岸信介、河野一郎建立了個人連繫。他鼓勵「右翼政黨團結起來，不要彼此分裂」，並預測保守派很快便會「在與美國合作的政綱上團結一致」。（Schaller 1997：119）事實上，杜勒斯與岸信介會晤時，當面告訴渴求美國支持的岸信介，只要日本的保守勢力能統合，幫助美國反共，美國就會支持他。（Weiner 2007：118）接受杜勒斯指示的岸信介與河野一郎在由美返日的歸途中，便協議好聯合保守勢力組成新黨，由岸當新黨總裁，接任首相。河野提出的條件是，岸必須支持正遭部份反對日蘇復交的保守勢力逼迫辭職的鳩山度過難關，完成日蘇復交，使鳩山得以實現大願，光榮下台。岸果然極力配合鳩山，幫鳩山統一黨內對日蘇談判的意見，最終達到日蘇復交。（鳩山一郎 1977[1957]：186-87；升味準之輔 1997[1988b]：1018） 日本保守勢力的統合完成於1955年11月。日本戰後由於右翼各股勢力爭權奪利，保守政黨不斷發生分合，社會黨也分裂成左右派，朝野紛爭不已。吉田茂執政期間數度解散國會，重新改選，政局一直混亂不安。1954年12月吉田被逼下台後，「經團聯」等壟斷資產階級集團眼見社會黨特別是左派社會黨日益強大，而保守勢力則內訌方酣，憂心保守政權不穩，於1955年1月集合商界力量，成立政治獻金的組織「經濟再建懇談會」，資助自由黨、民主黨競選經費與每月的經常開支，希望保守勢力聯合，穩住政權。1955年2月的大選，社會黨左右兩派席次皆有增加，共達156席。保守派的民主黨雖得到最多的185席，自由黨卻只有112席，皆未過半數。社會黨方面見本身實力大增，保守勢力內部復勾心鬥角，積不相容，遂認為黨內左右兩派若能捐棄嫌隙重歸統一，或有執政之望。社會黨左右兩派乃自1955年3月展開協商，10月13日實現統一，採取廢除日美安全條約與非武裝中立的政策。身為民主黨幹事長的岸信介與總務會長三本武吉眼見社會黨展開統一的行動，自1955年4月起皆產生嚴重的危機感，遂呼應壟斷資產階級集團的要求，認為保守勢力有聯合的必要，積極謀求克服民主、自由兩黨的岐見。社會黨完成統一後，保守勢力為與左翼對抗也加緊整合，解散自由、民主兩黨，於11月15日組成自由民主黨。於是形成長達38年的自民黨執政、社會黨在野制衡的「1955年體制」。（升味準之輔 1997[1988b]：1013-16，1026-28；藤原彰 1983[1977]：161-62） 1956年12月14日鳩山一郎在日蘇復交後功成身退，由岸信介、石橋湛山、石井光次郎角逐自民黨總裁。岸信介握有的資金、人脈最為豐沛，美國把注押在岸身上，原以為他穩操勝券。不料，較居劣勢的石橋與石井兩人在最後關頭聯手，擊敗岸信介，由反對向美國一面倒的石橋當選總裁，於1956年12月20日組織內閣。石橋延續鳩山一郎較為自主的外交路線，不顧美國的禁令，主張擴大與中國大陸的貿易，力謀改善與北京的關係。石橋預告訪日的美國國務院助理國務卿羅伯遜說，日本幾乎自動順從美國對華政策的時代已經過去了。美國為此大為頭痛，期望石橋早日倒台，並極力在日本媒體上宣傳美日緊密關係的重要性。（Schaller 1997：124）身體欠佳的石橋因政務繁忙，執政僅一個半月便不支病倒，於1957年2月23日辭職。3月，岸信介當選自民黨總裁，達成組閣的夙願。CIA資助右翼分化左翼，鞏固岸信介政權早在1955年7月，岸信介尚擔任民主黨幹事長時，便向美國大使館官員匯報自由黨與民主黨磋商組籌新黨的情況。成為首相前，他也告訴大使館官員，他準備向商界募集競選資金，集中管理後再分配給自民黨的候選人，這樣參選者就不必個別去募款，黨的領袖也更能控制國會議員。後來他又告訴美方，為了防止社會黨在國會的席次大幅擴增，他也打算提出小選區單一席次的選舉改革方案，以確保自民黨能控制國會。(註33) 前已述及，1955年4月9日美國通過國家安全會議NSC5516/1號文件，釐訂了支持日本保守勢力，削弱、分化左翼力量，以確保右翼執政配合美國東亞戰略的政策方針。這個政策方針主要交由中央情報局（CIA）來執行。岸信介就任首相後，與CIA暗中建立獲取資金與政治合謀的關係。（參見Schaller 1997：125）岸信介為了避人耳目，要美國大使館的資深政治官員柏格（Sam Berger）為他物色在日本不為人知的直接聯絡人，這個任務落在CIA幹員麥克弗伊（Clyde McAvoy）身上，此後兩人展開密切的合作關係。岸向美方保證在重訂日美安全條約期間會與CIA合作無間。岸不僅個人與CIA密切合作，他還讓CIA逐個招募他在國會裡的派系成員，為CIA所用。與岸信介在二戰期間同在東條英機內閣任大藏大臣的甲級戰犯賀屋興宣，是岸的密友，原被判無期徒刑，1955年獲釋，1958年當選國會議員，身居自民黨政治顧問與安全委員會委員的要職，也被CIA招募為線人。1959年2月6日賀屋還親自到CIA總部拜見局長艾倫‧杜勒斯，要求CIA與自民黨安全委會成立交換情報的正式協議。（Weiner 2007：119-21）CIA利用諸如售賣軍事武器裝備給日本的洛克希德（Lockheed）公司這類可靠的美國商人，拿錢給保守派中有望成為國會議員與內閣成員的年輕一輩政治人物及年長的政客，資助自民黨競選經費，並利誘策反日本社會黨與工會的幹部，加以分化、打擊（Weiner 2007：119）CIA削弱左翼力量的手法是派特務混入社會黨與青年、學生、工會等左傾的社會團體，也提供資金給一些比較不激進的社會黨國會候選人，這些人當選後在黨內的地位提高，再提供情報給CIA或在黨內製造紛爭，破壞圖結。一位CIA的官員說，獲取日本社會黨內的「線人」與「阻礙日本反對黨的壯大」是「我們能做的最重要的事」。（Schaller 1997：136；Weiner 1994） CIA自1952年就開始挹注日本保守勢力資金。朝鮮戰爭期間，美國軍方急需稀有的戰略金屬鵭來加固導彈，而日本保守派則短缺經費。CIA便出資280萬美元，與靠提供情報給美國而獲准出獄的日本戰犯兒玉譽士夫合作，把日本軍方秘藏的數噸鵭走私到美國，以一千萬美元賣給美國國防部，獲利2百多萬美元。兒玉這個惡名昭彰的極右翼黑社會頭子便利用這筆收益資助日本保守派政客參與1952年10月美國結束佔領後的首次大選，日後持續支持保守政治勢力，成為日本政壇有重要影響力的人物。（Weiner 1994，2007：116-17，568-69）不過，美國政府通過CIA長期而有計劃地支持日本保守勢力，則是岸信介就任自民黨總裁與首相之後。美日訂立新安全條約岸信介自1957年3月15日正式擔任首相到1960年6月23日，被反對訂立新安全條約的「安保鬥爭」運動逼迫下台，執政3年多。他任內所完成的最重要政策就是修訂《日美安全條約》。1960年6月19日生效的新條約承襲舊約，配合美國的東亞戰略，明訂為了日本與遠東地區的安全，允許美軍駐紮日本並使用日本國內的設施。與舊約不同的是：(1) 在第二條中要求促進兩國的穩定與福祉，消除彼此在國際經濟政策上的衝突，鼓勵兩國的經濟合作。這是根據前述美國國家安全會議NSC5516/1號文件所言，協助日本發展經濟，壯大日本經濟實力，以助日本維持政治、社會的穩定，並有更大的餘力擴展軍備來執行美國的東亞戰略；(2) 在第3條規定日本應在依循憲法的條件下，發展武裝力量；(3) 規定日美雙方有相互防衛的義務，課以美國防衛日本的責任；(4) 日美雙方應就條約的執行以及在日本或遠東的安全受威脅時，進行協商；(5) 明確規定條約的有效期限為十年；(6) 在附屬於條約的《設施和區域及駐日美軍地位協定》刪除了舊約的《行政協定》中，不經美國同意，日本不得將基地、軍隊駐紮權和過境權給予第三國的規定；(7) 刪除了駐日美軍可鎮壓日本內亂的條款。新約在聯合國憲章的框架下，給予日本形式上平等的地位，因而具備了軍事同盟的性質。 有不少研究美日戰後關係的學者，從岸信介積極推動修訂日美安全條約的行動，誤以為岸信介是個強硬的日本民族主義者。其實，從1990年代中期開始解密的美國政府機密檔案來看，岸信介是比吉田茂更忠實執行美國東亞戰略的走狗。岸信介自1952年6月組織「日本再建聯盟」便標舉反共、自主外交、加強日美經濟合作、密切同亞洲各國的貿易、修改憲法等政治主張。當時，他嚴厲批評美國佔領時期的歷任首相都是美國的應聲蟲，尤其是吉田茂領導的自由黨即使在恢復主權後也不改應聲蟲的本色，不敢以毅然的態度對待美國。（田尻育三 等 1980[1978]：122-23）聽來意氣甚豪，很有謀求日本獨立自主的雄心壯志，實則他自復出政壇便極力巴結美國，暗中表態效忠。美國當局對改訂條約之事，之所以由峻拒轉而積極同意，並非岸信介力爭的結果。主要是美國盱衡國際形勢與日本民情，深知不改變視日本為半殖民地的舊政策，日本左翼反美、非武裝中立的立場會贏得民心，取保守勢力而代之。前已述及，日本民眾在美國佔領結束後，發起了廣泛的反美軍基地、反核、要求真正獨立自主的運動，左翼的非武裝中立政策，得到越來越多的人民的支持，右翼民族主義者也不滿不平等的日美安全條約，並力爭自主的外交。在日蘇復交談判即將完成時，美國駐日大使艾利生於1956年9月21日致電杜勒斯提出警告說，日本「就要慢慢掙脫我們了」，隨著日本壯大到足堪再度在亞洲自居於領導地位，美國卻仍視其為被佔領的敵國，日本對這種不平等的關係頗為惱火。艾利生力言，對華盛頓特別重要的是：在安全事務上與日本真誠協商、認可日本在中國的特殊利益、積極支持日本與東南亞擴大貿易、持續開放美國市場、改變對琉球與小笠原群島的政策。艾利生擔憂，鳩山的外交路線代表日本保守派力圖擺脫「片面依賴美國」的第一招，他預測這個趨勢的速度與方向若不改變，日本最終會走向中立甚至更為反美的立場。尤其不平等的安全條約惹火了日本人，艾利生警告說，美國領導人若不趕快與日本重訂1951年的協定，日本人的群起抵抗必然會讓安全條約失效。（Schaller 1997：123）不過，杜勒斯沒有立即接受艾利生的建議。美國同意重訂安全條約的緣由1957年1月30日，駐日美軍吉拉德（William S. Girard）在群馬縣的基地靶場射殺了一名檢拾彈売的農婦，造成美日關係高度緊張。為了司法管轄權歸屬的問題，兩國民情高亢，輿論騷熱，都認為事涉國家顏面，不可輕易退讓，故衍生成嚴重的政治事件，日本的反美情緒再度高漲。1957年2月，美國國家安全會議的研究報告指出：美國要使日本成為太平洋的堅強盟友的主要目標並未達成，日本逐漸離美而去的趨勢，部份是因為隨著日本重建經濟與民族自尊，在經濟與外交上日益不再依賴美國，但這也緣於美國未能與日本發展相互對等的關係，這從日本領導人表露出的微妙但明確的不滿可知；日本人雖然知道「在軍事與產業方面尚未強大到可拋開與美國的防衛協定」，他們對安全條約的條款卻頗為憤懣，已開始認真談到要朝「更為平等」的方向，「調整」與美國的關係。報告警告說，華盛頓若不修訂安全條約，必將危及美國在日本的根本利益。（Schaller 1997：130） 1957年2月麥克阿瑟的侄子麥克阿瑟二世（Douglas MacArthu II）接任駐日大使。他初至東京履新便感到日本國內廣佈對安全條約的憤怒情緒，日本的所有黨派都渴望美國像對待其他盟邦一樣，平等對待日本。麥克阿瑟二世回顧當時的情況說：「一旦一個生效的條約被簽訂條約的某一方認為不但無益，而且損及自己的利益時，這個條約便沒有什麼價值。因為在你必須運用這個條約並取得另一方的合作時，你並無法如願。」2月下旬，麥克阿瑟二世與岸信介初次會面後，便認為岸是個可與之「做買賣」的人。他為艾森豪威爾安排邀請岸訪問華盛頓。岸感激之餘，經常主動與麥克阿瑟二世秘密晤談。岸告訴麥克阿瑟二世，越來越多日本人對美國不信任與懷有愛恨交加的情感是因為：「憤恨日本在安全條約下處於附庸的地位」、希望收回琉球群島，並不滿美國要求對中國的禁運措施。岸說，「許多日本人」認為華盛頓「想要發動一場旨在用武力推翻共產集團勢力的戰爭」，害怕因為美國在日本設有軍事基地而被拖進一場大劫難。麥克阿瑟二世與岸信介多次談話後，在1957年3、4月間致電國務院說，美日關係已到轉捩點，美國若不考慮接納改變政策的要求，「在激憤與敵意日增的氛圍中」，美國在日本的地位會越來越不利。麥克阿瑟二世力言，這些抱怨並非左派的宣傳，而是「日本政府最高層級的官員談論的主題」。他促請艾森豪威爾與杜勒斯利用岸信介訪美之機，「把日美在安全與經濟方面的關係置於真正平等的基礎上」，不這樣做，可能會讓社會黨上台，即使岸信介與保守派挺住，輿論也會迫使日本「愈來愈走向中立」。但杜勒斯不為所動，甚至不快地要麥克阿瑟二世不要那麼頻繁與岸信介會談。（Schaller 1997：130-31） 杜勒斯一貫堅持的態度是：要撤除美國駐日的地面部隊與修改安全條約，日本必須先加快擴建武力並承擔東亞地區的防衛責任。很識時務的岸信介上台不久便積極對此表態。1957年4月，他在國會答覆質詢時說，自衛權並不達反憲法，為了自衛而襲擊敵人進攻日本的基地也不違憲（按：這意指以自衛之名出兵海外合憲）」。5月7日，他甚至在參議院說，為了自衛而擁有防禦用的核武器，也為憲法所允許。5月20日，岸內閣召開國防會議，決定了《國防基本方針》，規定「根據國力和國情，在必要的自衛限度內，逐步發展防衛力量」；「對來自外部的侵略，則根據同美國的安全保障體制對抗之」。在岸訪美前不久的6月14日，國防會議又通過《第一次防衛力量整備計劃》，決定自1958年至1960年度，要擁有陸上18萬人、海上艦艇12萬4千噸、航空1千3百架飛機的兵力，以填補美軍撤退後的武力，並「適應科學技術的進步，促進新式武器的研究與開發，以及革新編制與裝備」。（井上清 1985[1977]：100-101，106；藤原彰 1983[1977]：165-66）岸信介這些迎合美國對日政策的言行，博得了美國當局的歡心。在訪美前，他告訴麥克阿瑟二世，若美國幫助他鞏固權力，新的安全條約就可通過，且會遏阻住高漲的左翼浪潮。岸要求從CIA得到經常不斷的金錢支持，而不是有一時沒一時偷偷摸摸地給錢。他說服美國大使說：「如果日本由共產黨徒執政，亞洲其他國家就很難不步武其後。」（Weiner 2007：120）杜勒斯決定下注在岸信介身上1957年6月5日，在岸信介即將訪美之際，杜勒斯徵詢他的助手說，他到了必須下個大賭注的時候，他想把錢押在岸信介身上。曾被杜勒斯派到東京的特別顧問納許（Frank Nash）答曰，岸不但是「最好的注」，而且是「我們在日本唯一可以下的注」。納許說，日本人對美國限制日本與中國的貿易、安全條約與吉拉德事件等問題的憤怒情緒日益高漲，這迫使美國必須「下大工夫說服岸站到我們這邊來」。杜勒斯說，那就得把1951年的條約改訂為對等的安全協定。6月12日，杜勒斯為岸信介來訪給艾森豪威爾上報告，稱讚岸是「戰後日本脫穎而出的最強有力的政府領導人」，「想要與美國建立全面的合作伙伴關係」。杜勒斯認為，美國「主動提議調整美日安全條約的時刻已到」，他建議告訴岸華盛頓支持改訂條約，在兩國高峰會議後雙方可開始仔細研究和準備修訂條約。麥克阿瑟二世與杜勒斯同調，6月18日他報告艾森豪威爾說，美國若不能平息日本的怨氣，「五年內」，他們會走向中立，或「甚至轉而與共產黨合作」。艾森豪威爾與杜勒斯在岸信介到訪前便決定，盡快撤出60%的駐日軍事人員，包括大部份的地面部隊。（Schaller 1997：132-33；于群 1996：167-68） 6月16日岸信介帶著《第一次防衛力量整備計劃》率團赴美，並在出發前向美國遞交了此行會談的7個議題：(1)美日安全防衛關係；(2)琉球與小笠原群島的領士問題；(3)大型核武器的試驗與裁軍；(4)釋放仍被美國關押的日本戰犯；(5)美日貿易關係；(6)美日合作促進東南亞的經濟發展；(7)與共產黨中國的貿易。岸信介抵美後，受到盛情款待，還到美國參眾兩院演講，副總統尼克森向參議員介紹岸是美國人出色而忠實的朋友。6月19日至21日，艾森豪威爾、杜勒斯與岸展開密集的會談。21日，艾森豪威爾與岸信介發表聯合聲明，宣稱「日美關係現在正進入一個利益一致、互相信賴和基礎牢固的新時代」。美國基於前已述及的「新面貌戰略」，希望由盟國自行負責防衛本國的地面部隊，而日本又已提出更為積極的建軍計劃，故同意自1958年撤除駐日的地面部隊，只保留海空軍。對日本當局最關切的修改安全條約問題、美國表示可由雙方共組一個政府間的委會協商修改條約的意見（其後於8月6日設立了「日美安全保障委員會」）。至於琉球與小笠原群島的領土問題，則因美國軍方以戰略重要為由不肯放手，美方拒不歸還行政權。其餘議題僅止於交換意見，未有具體結論。（于群1996：268-76；Schaller 1997：133-35；井上清 1985[1977]：103，106；Weiner 2007：120）從表面上看，岸信介此行的朝拜之旅成果不大，實際上美日當局在這次會談中達成了緊密勾結的暗盤交易，所謂「美日關係的新時代」得從雙方檯面下的勾串才能索得真解。美國當局與岸信介的暗盤交易6月19日，岸信介與艾森豪會談時便申明日本「在國際方面反共」及「和美國緊密合作」的政策。岸警告說，「若社會黨當政」，這些政策便會「終結」，因此，自民黨繼續當權對美國「至關緊要」，而要確保自民黨的統治，有些事必須「改正」，首先就是修改安全條約。6月20與21日，杜勒斯與岸討論安全問題，杜勒斯開門見山便說，艾森豪威爾已決定從日本撤出大部份的地面部隊，美國很樂於讓岸對此事居功。不過，杜勒斯軟硬兼施地說，他同意與日方會談是假設岸政權「有意保持與美國的緊密關係」，「對蘇聯與中國共產主義的危險和美國有同樣的評估」，目前與美方會談也「並非因為日本不願與我們為伍而只是刻意要為難美國，讓美國在日本待不下去」。杜勒斯威脅說，如果岸喜歡「我們撤離日本」，美國人會「順應那樣的願望」，他不會強加政策於心不甘情不願的盟友，而是準備「發展澳大利亞成為一個取代日本的工業基地」。岸向杜勒斯保證，他與自民黨「絕對」承諾與美國「密切合作」，但社會黨若掌權，事情就會「全然」變卦，兩國的「問題」是「保守黨怎樣能長期執政」。岸指修改安全條約是日本國內政治對抗的關鍵議題，若有美國的支持，保守派便能用來遏制左派。在三天的會議中，美日當局經多方折衝，雖未在所有議題達成一致觀點，但狼狽為奸、各遂所圖的合謀已然成形。在會談中，杜勒斯一再重申，他與艾森豪威爾「下大注」在岸身上，他們希望岸的表現會證明他們信賴他是正確的。艾森豪威爾則認定，日本在政治上支持安全條約與美國用金錢支持岸信介是同一碼事。（Schaller 1997：133-35；Weiner 2007：120） 艾森豪威爾與杜勒斯說要下大注投資岸信介，並未徒托空言。他們既大量資助自民黨（尤其是自民黨內的岸信介派系）競選與活動的經費，也修改過去視日本為半殖民地的政策，以鞏固日本保守政權，形成美日保守勢力在政治與軍事上的攻守同盟。 艾森豪威爾授權CIA在日本啟動一個秘密資助自民黨的計劃。1955年至1958年在日本負責諸多行動的CIA官員阿默爾（Alfred C. Ulmer）說，「我們資助」自民黨，CIA「依靠自民黨提供信息」，運用秘密經費招募自民黨內的線人。CIA資助自民黨長達10餘年，直至1970年代初才終止。不過，已建立的人脈並未因此中斷，仍持續提供情報給美方，日本內閣各部門皆有CIA的線人，包括一位首相的心腹助手。美國國務院負責情報業務的助理國務卿希爾斯曼（Roger Hillsman）說，到1960年代初，每年支付給自民黨與個別政客的款項在兩百萬到一千萬美元之間，這種確立成習的資助成了美日關係正常的一部分。岸信介1957年7月自美返日後，便命他的親弟弟左藤榮作（曾任自民黨總務會長與岸內閣的藏相，1964-72年為日本首相）與美國大使館官員數度商量資助之事。1958年5月的眾議院選舉是自民黨與社會黨在雙方各自整合實力後的一次重大較量，攸關兩黨前途甚巨。美國國務院與情報分析家深恐社會黨可能大有斬獲，也擔心岸信介的親美派系會比自民黨內的競爭派系當選席次差，就由CIA提供競選資金交給自民黨特定的領導集團，挹注特別親美的國會議員候選人。而為了促成社會黨再度分裂以削弱社會黨，美國與自民黨自1958年也秘密提供資金給社會黨右派的首領西尾末廣與社會黨右派所屬的勞工組織「全日本勞動組合會議」。結果，1958年的眾議院選舉自民黨獲得過半的287席（佔61.5%），令岸信介信心大增，美方欣喜不已；社會黨則當選166席（佔35.1%），雖然是戰後的最高水平，但與預想的成果頗有差距，黨內視為挫敗，引發了路線的重大爭議，西尾末廣等右派藉機興風作浪，伏下分裂的危機。1959年6月的參議院選舉，美國如法泡製，再提供大量資金給自民黨。社會黨在內部失和下，也再度敗北。1960年1月24日，西尾末廣率社會黨右派38名眾議員、16名參議員脫離社會黨，另組「民主社會黨」，長期受CIA的資助，另外，自民黨也由池田勇人負責提供巨額資金給西尾，社民黨事實上成了配合自民黨政策的尾巴黨。社會黨從此未能對自民黨構成強而有力的挑戰。美國的銀彈雙管齊下，一方面挹注自民黨，一方面分化社會黨，為自民黨鞏固了一黨獨大的江山，長期壟斷日本政權。（參見Schaller 1997：135-36，146，159；升味準之輔 1997[1988b]：1030-33，1042-43；Weiner 1994；Weiner 2007：120）CIA、自民黨與黑社會聯手對抗「安保鬥爭」運動岸信介集團向美國需索金錢最慣用的手法便是利用美國反共、恐共的心理，誇大日本左派的威脅及莫斯科與北京在背後的支持。例如：1958年7月，自民黨在5月的眾議院選舉獲勝後不久，新任藏相的佐藤榮作便秘密會見美國大使館的一等秘書卡本特（Stan Carpenter），央求給予隔年6月參議院選舉的競選資金。佐藤抱怨說，日本共產黨與社會黨可由中國與蘇聯獲得巨額資金。美國大使麥克阿瑟二世聽聞此言，便說佐藤想「勒索我們」。佐藤還告訴卡本特，自民黨已建立一個由「日本商業與金融界龍頭組成的秘密團體」來提供競選經費。但在參議院選舉將至之際，資金來源卻不幸暫時中斷。佐藤邊哭窮邊警告說左派可能因此獲勝，他問道：「在這場經久持續的反共鬥爭中，難道美國不能供應經費幫助保守勢力？」麥克阿瑟二世當時沒有立即答應佐藤的要求，但後來還是由CIA給了錢。（Schaller 1997：135）另有一例則是在「安保鬥爭」的高潮時期。1959年3月，日本左翼發起反對修改日美安全條約的「安保鬥爭」。隨著美日當局談判新安全條約的進展，「安保鬥爭」的力量也逐步壯大。岸信介原本的如意算盤是用完成修訂安全條約作為他標榜的「日美新時代」的實績，並預訂在1960年6月19日邀請艾森豪威爾至日本簽署條約，以首位美國總統訪日來表徵美日合作無間的體制已固若盤石，再憑此政績鞏固政權，長久執政，故不惜一切代價也要排除阻力，在國會通過新安全條約。1960年5月19日深夜，自民黨的眾議院議長清瀨一郎召來500名警察進入國會，用暴力強行驅逐在議會靜坐阻止開議的社會黨議員後，由自民黨議員在20日凌晨單獨表決通過新安全條約與有關法案。這種徹底破壞議會政治制度的反民主、法西斯行徑受到輿論大肆撻伐，激起廣大的民憤。6月4日，全國掀起罷工、罷課、罷市的高潮，參加抗議的民眾高達5百餘萬人，規模之大，前所未有，要求岸信介下台的怒吼響徹雲霄。6月15日，抗議聲浪更為高漲，560萬工人參加罷工，20萬民眾湧向國會示威，主張革命的激進學生團體「全學聯」成員衝進國會院內，警察強力鎮壓，東京大學女學生樺美智子不幸殞命，舉國震驚，民憤澎湃。心驚膽顫的岸信介當夜便召防衛廳長官赤城宗德前來家中，詢問自衛隊可否帶武器出動掃蕩群眾，赤誠答以若發生流血，恐引發革命，岸才作罷。第二天，全國大學幾乎全部停課，示威抗議一浪接一浪，面對排山倒海而來的怨怒之氣，警方也束手無策，不敢輕舉妄動。岸信介在與麥克阿瑟二世商討後，不得已而在當日決定推遲艾森豪威爾的訪日。6月23日，麥克阿瑟二世與日本外相藤山愛一郎躲過群眾的示威包圍，偷偷在外相的官邸交換了新條約的兩國批准書。岸信介隨即宣布辭職下台。（參見升味準之輔 1997[1988b]：1042，1056-68；藤原彰 1983[1977]：172-77；田尻育三等 1980[1978]：166-70）就在「安保鬥爭」激化、岸內閣情勢危急之際的1960年5月23日，自民黨幹事長川島正次郎懇求麥克阿瑟二世再挹注現金。川島把日本的安全條約爭議說成是「蘇聯支持者與美國支持者」互爭雄長的鬥爭。他聲稱，蘇聯與中國共產黨「卯足了勁」，「傾注大量金錢」要打垮岸信介，使條約流產，故岸信介派系「需要錢從事思想與政治的鬥爭」以確保條約生效。川島表示，由私人企業集團秘密輸送的美國資金，會用來「組建對抗”全國學聯”的學生團體」，而因為大多數的主要報紙都反對安全條約，這筆錢也可從事有利條約的宣傳運動，川島建議華盛頓把資助的款項假裝是「商業交易的利潤」，交給日本財團組織「經團聯」。麥克阿瑟二世便要川島去造訪負責企業捐款給自民黨的「經團聯」副會長植村甲午郎。幾星期後，CIA就提供資金支持川島所建議的政治運動。（Schaller 1997：153）CIA不僅提供經費給自民黨對抗反安全條約的鬥爭運動，為了對付激進的「全國學聯」學生，CIA還資助右翼的行動團體。事實上，在「安保鬥爭」運動中，CIA與日本保守勢力動員了右翼團體與黑社會組織，攻擊示威群眾，造成流血衝突。岸政權原預定1960年6月19日邀請艾森豪威爾訪日，但至6月中旬，「安保鬥爭」達到高潮，示威運動波波相連，洶湧滔天。美國總統的新聞秘書哈格逖（James Hagerty）6月10日到東京安排艾森豪威爾的訪日行程，在羽田機場便遭1萬5千名群眾包圍，「全國學聯」的學生朝座車砸石塊，哈格梯狼狽地搭直昇機逃到美國大使館，隔日又有20多萬群眾到國會示威，高喊反對批准安保條約、解散國會、打倒岸、反對艾森威爾訪日的口號，哈格逖當夜便倉皇返美。麥克阿瑟二世唯恐此事阻礙艾森豪威爾的訪日之行，在6月15日向國務院報告說，岸信介為確保艾森豪威爾訪日的安全，規劃出動2萬5千名警力，2千名自衛隊待命，還有3萬名強烈反對「全國學聯」、由各種體育團體的青年組成的「輔助部隊」「會協助警方」。事實上，這些「輔助部隊」是由CIA提供經費，右翼的黑社會頭子兒玉譽士夫負責動員來的右翼團體份子，兒玉還召集數千名街販與黑社會組織成員來補充戰力。（Schaller 1997：153，155-57，159；升味準之輔 1997[1988b]：1061；藤原彰 1983[1977]：176）岸信介出賣日本利益迎合美國的政策 美國與岸信介之間的勾結不僅表現在金錢資助上，在政策方面也相互協調。對美國要求日本快速擴軍、暫緩歸還琉球行政權與同意美國由駐日基地運送、貯存核武器等問題，岸信介都積極配合。美國為鞏固岸政權，也力求調整對日政策，使美日關係處於形式上平等的地位，以拉抬岸信介在日本的聲望，力保岸這個忠實代理人的權位。岸信介自1957年6月與美國當局達成政治交易後，自認已有了堅實的靠山，便肆無忌憚地大幹加速推進日本軍國主義的勾當。他返日後，於7月10日改組內閣，19名閣員中，有石井光次郎、藤山愛一郎、河野一郎、唐澤俊樹等10名原遭「盟總」整肅的法西斯份子，出任外相的壟斷資本家藤山愛一郎更是岸復出政壇後的大金主，乃壟斷資產階級的代表人物。7月30日，岸又組成研擬修改憲法的「憲法調查會」，準備對第九條開鍘。1956年，鳩山內閣時期，自民黨便以多數的優勢在國會通過了由內閣設立「憲法調查會」的法案，但遭社會黨與其他黨派強力抵制，拒不派出委員參加調查會，故一直懸置未正式設立。此時岸悍然不顧社會黨的反對，單獨由自民黨主導成立，顯示了岸政權有意大幅擴軍，積極配合美國東亞戰略的企圖。此外，岸同時還推行壓制勞工與灌輸反共、愛國思想的法西斯政策，以促進軍國主義的發展。1958年8月23日，毛澤東下令炮擊金門、馬祖，岸信介在10月15日對美國廣播公司的記者說：「為防止台灣和韓國被共產主義者征服，日本應該盡可能作好一切準備。台灣海峽的形勢不是中國的內亂，那是反對共產主義侵略的國際戰。日本已經到了應該修改憲法第九條，以便能夠向海外派兵的時期。」（井上清 1985[1977]：100，108，188，196）岸的這種論調代表了日本軍國主義者的基本思維，一直延續至今。纐纈厚教授對這種思維在1990年代後的發展在本書中也有所評析。 琉球群島二戰後被美國佔領為軍事基地，人民飽受苦難，對此深惡痛絕，多年持續不斷地抗爭，日本人民也熱切企盼琉球群島早日歸還日本。但岸信介深知美國軍方極端重視琉球的軍事戰略價值，不願輕言放棄，為討好美國，他竟在1957年6月21日對日本記者說：「不能要求歸還(琉球)部份行政權，把軍政分開；也不能滿有信心地斷言，歸還了日本，就會變得非常好起來。」（井上清 1985 [1977]：194）琉球群島直至1971年6月17日才歸還日本，但美國仍保留了87處軍事基地與設施，並未改變琉球群島充當美國在太平洋的戰略要地的實質。 日本的廣島與長崎在二戰末期遭原子彈轟擊，日本人民創鉅痛深，普遍對核武極端反感，故強烈反對在日本佈署存放核武器。在1958年9月美日協商修訂安全條約之前，社會黨與一些保守派的國會議員已提案要求限制核武器輸入日本。但美國基於艾森豪威爾的核威攝戰略，卻執意要在駐日基地貯存核武，岸信介不敢違逆，屈從了美國主子的要求。岸在談判修訂安全條約時，與美方秘密協議，允許美國艦艇與飛機”經由”日本運載核武。於是美國除了可在仍歸它管轄的琉球佈署核武，事實上也得以把運載核彈及其零部件的軍艦停泊在駐日的海軍基地。在美國的秘密作戰計劃中，美國駐紮在太平洋島嶼的軍機，遇有戰爭警報，不需得到東京的同意，便可運送核武器至日本的美國空軍基地。（Schaller 1997：138，141，196-97）後來日本首相佐藤榮作於1967年12月11日在眾議院提出所謂「不擁有，不製造，不運進」核武器的「非核三原則」，其實純屬欺世之談。日本當局自岸信介開始便長期默許美國在日本的軍事基地存放核武器，以備在亞洲作戰之需。美國修改政策鞏固岸信介權位以利完成修訂條約美國對曲意承歡的岸信介這條忠狗當然也呵護有加。麥克阿瑟二世在出任美國駐日大使之前便是艾森豪威爾與杜勒斯經常諮詢的顧問，頗受信任。1957年2月到任後，與岸信介時相往還，公誼私交俱篤，復通過與日本各界的接觸及CIA提供的情報，故能充份掌握日本政情，對美日關係有重要的影響力。麥克阿瑟二世極力支持岸信介，他擔憂自民黨在1958年的眾議院選舉與1959年的參議院選舉未能勝過聲勢日高的社會黨，要求杜勒斯採取行動增強自民黨與岸信介派系在自民黨內的實力。1957年10月18日，他建議華盛頓幫助岸政權解決日本關切的重要問題，包括：在日韓的漁權爭議中，讓日本能獲得更大的漁撈範圍；鼓勵越南、印尼與東京達成二戰的賠償協定；為日本出口品打開市場；資助東南亞的發展；加速釋放日本戰犯；至少歸還小笠原群島的一部份島嶼。此外，他也要求秘密提供自民黨競選資金。11月15日，麥克阿瑟二世在給杜勒斯的報告中，把美國的對日政策說得很明白：「我們關於日本的基本目標．．．是至少去緊密結盟，而且如果可能，就把日本徹底編入自由世界國家的組織中，以致它在今後數年將不會輕易試圖走上導致中立主義或以某種形式與共產主義集團和解的獨立之路」。由1957年末至1958年初，美國當局做出與日人高度關注的問題有關的一些決策，以加強岸信介的政治資產，這包括：公開表示同意減少日本的防衛分擔費用，並承諾逐漸放鬆對琉球的軍事控制。（Schaller 1997：135-36；劉世龍 2003：448） 岸信介自1958年初便撇開外相藤山愛一郎與麥克阿瑟二世就修訂安全條約秘密會談數十次，雙方建立了基本共識。麥克阿瑟二世寄望1958年5月的眾議院選舉自民黨獲勝能為修訂新約奠基，促請杜勒斯對修約問題採取靈活的立場。但美國參謀長聯席會議與國務院的助理國務卿羅伯遜力言，日本若要修訂條約便須加快重建武裝，同意讓美國核武器運進日本，並出兵海外，在東南亞發揮軍事作用。麥克阿瑟二世在1958年大選前不久的4月18日致電杜勒斯對此批評說，要使日本長期與美國合作以達成「對抗蘇聯與共產黨中國的勢力平衡」，所賴者遠不只是美國在日本無限制的基地權利或日本的重新武裝，日本的經濟發展與政治穩定最有助於遏制共產勢力。他指出，日本人普遍渴望擺脫與美國「確實不平等」的關係，訂立真正對等的安全條約可掃除有礙日本效忠美國的疑慮，也可促成亞洲其他國家與美國結盟。他預測，讓日本成為諮商的伙伴，日本會在區域安全上全心配合，也可能允許美國在日本的軍事基地貯存核武器，而力求保留現有的不平等條約只會促使日本走向「中立」。他總結說，要繼續利用日本作為軍事基地在東亞調遣兵力，最好的機會便是在5月大選後立即與岸信介洽談，合作修訂條約。5月的大選果如華盛頓與岸信介所願，社會黨在美日保守勢力聯手夾擊下，未能有長足進展，岸派在自民黨內也增強了實力。岸改組內閣，準備放手進行修約。6月5日，麥克阿瑟二世再告知杜勒斯，處理日本「安全的基本問題」，「現在時機已到」。他推測，日方可能會比美方更有彈性。他特別擔心軍方仍執迷於保留美國的片面「權利」，而渾然不覺這些權利不久便「完全無法強求」了。他說，不管喜不喜歡，美國必須考慮日本對核武、駐日軍隊的調遣與限制新約的地理適用範圍等問題的意見，美國若不有所妥協，「我們會輸個精光」。（Schaller 1997：136-37；于群 1996：278-79） 1958年7月末，日本外相藤山愛一郎告訴麥克阿瑟二世，蘇聯近來在太平洋試射長程飛彈與發射人造衛星這類科技上的優勢，令日本人坐立難安，因而懷疑「依靠美國的威嚇力量是否明智」，也害怕亞太地區的局部衝突會把日本拖進不願參與的戰爭。此時日本社會黨與保守派議員為免無端捲入戰禍，都已提案要求限制美國的核武器進入日本，並不准從日本基地調遣美國軍隊至海外作戰。麥克阿瑟二世為堅定日本與美國結盟的信心，在即將與日方協商修約之前，便於9月8日帶著他起草的美日安全條約草案返美，說服杜勒斯支持他的立場。次日，麥克阿瑟二世與杜勒斯在討論安全條約問題的會議中，告訴國防部副部長斯普拉格等軍方代表，美國所要求的對日關係「不僅止於軍事同盟」，要達到保證日本待在西方陣營的根本目標，華盛頓必須考慮日本所提的限制條約適用地區、不運進核武及美國調動駐日部隊須先協商等要求。軍方官員表達憂慮說，與日本「協商」事實上就會允許日本否決美國在台灣海峽與東亞其他地區的行動。麥克阿瑟二世反駁說，軍方的僵硬立場會「迫使岸信介倒台」，美國將失去世界「四個主要工業體之一」的日本，也會促使其他亞洲人「競相奔赴北平」。最後，在艾森豪威爾與杜勒斯贊同考慮日本要求下，參謀長聯席會議與國防部勉為其難地同意與日本協商修訂條約。但參謀長聯席會議仍強調，新條約不能削弱美軍在原有的美日行政協定所獲得的特權，日本也須同意駐日美軍可用於對抗共產主義入侵其他亞洲自由國家因而直接威脅到日本安全的行動。9月11日，日本外相藤山愛一郎在華盛頓與杜勒斯會談，雙方很快便同意訂立新約。藤山表示：日本仍要美國防衛，但日本憲法與政治現實迫使日本的軍事力量只能運用在本國領士內，不能派往亞洲其他國家；新條約也必須規定有關運進核武器或調派駐日美軍到日本國外的事務要先與日本商量。早先已被麥克阿瑟二世說服的杜勒斯接受了這些看法，答應在與軍事顧問、參議員談過後力促其成。10月4日，麥克阿瑟二世代表美方與岸信介、藤山愛一郎等在東京正式協商修訂安全條約。麥克阿瑟二世在會談之初便明白告訴日方，艾森豪威爾政府因為信任岸，已準備好要放棄在日本的特權，也同意日本只承擔有限的軍事責任，以確保「與日本政府盡可能密切的關係」。（田尻育三 等 1980[1978]161-62；Schaller 1997：137-38；于群 1996：280-82）岸信介強推「警職法」造成下台危機岸信介視修訂安全條約為攸關政治生命的頭等大事，加以受到美國主子的高度看重與信任，抱定決心要不擇抙段排除國內強大的阻力，確保條約獲得國會批准。為了壓制反對安全條約的聲浪，岸這個頑固的軍國主義份子想要擴大警察管制民眾行為的權限，並把指揮警察的權力由公安委員會收歸內閣所有，遂於1958年10月8日向眾議院提出修改「警察官職務執行法」（簡稱「警職法」）的議案。用岸自己的話說：「預想到改訂安保條約會遇到相當強烈的反對，但我有堅定的決心把這種反對頂回去，並欲拼命幹下去，所以…作為維持這種秩序的前提，無論如何要修改警職法。」「警職法」的修訂案授予警察檢查辦事處、宿舍、旅館及不用拘票也可搜查、拘留人身的權力，嚴重侵犯基本人權、壓制言論集會的自由，這無異欲使日本再度成為警察國家。此舉干犯眾怒，掀起了軒然大波。勞工、婦女、文化等各種團體紛紛聯合起來，組成反對修改「警職法」的國民會議，社會黨也在國會強烈抵制。岸信介態度強硬，10月13日聲稱法案能否通過將左右日本的命運。15日又對金馬砲戰發表了前述修改憲法第九條以便出兵海外的談話。這不啻火上加油，輿論立時沸騰，民憤升級到要打倒岸內閣。到11月初，自民黨的主流（岸）派錯估形勢，不顧社會黨的反對，妄想強行延長國會會期，通過「警職法」修訂案，結果激起400多萬人參加的全國大罷工，另有數萬群眾包圍國會。修改「警職法」釀成的政治風暴之強烈令岸內閣陷入危機，不但社會黨議員全體退出會場，聲明延長會期無效，自民黨內的反主流派也起而倒戈，反對強推「警職法」，並著手倒閣。12月27日，池田勇人、三木武夫、灘尾弘吉三名閣員辭職。「警職法」修訂案遂遭廢置。岸信介自此聲勢大跌，面臨下台的危局。岸不得不懇求主流派的要角河野一郎、大野伴睦支持，以保住首相權位。雙方進行密商，私相授受政權，在兒玉譽士夫等人的見證下，立下字據，岸答應在完成修訂日美安全條約後，交出政權，立即下野。（藤原彰 1983[1977]：170-71；升味準之輔 1997[1988b]：1045-50） 日本政局的混亂打斷了美日修約的談判，12月16日，日方要求延期再議。岸信介此時陷於內外交困的窘境。在自民黨內，幾個反主流派的派系頭頭中，池田勇人是吉田茂的嫡系親信，石井光次郎與吉田茂也關係密切。已退休的吉田茂仍持經濟發展優先，軍事防衛交由美國負擔的舊調，也擔心美國會逼日本承擔在東南亞的軍事責任，自始就不贊成修約，池田勇人、石井光次郎等也就不以修訂安全條約為然。岸信介因「警職法」問題成為眾矢之的後，池田等反主流派更處心積慮要推岸倒台，接掌政權。對安全條約的適用範圍，反主流派堅持須限制在日本本土，不可包含美國控制的琉球與小笠原島軍事基地，更遑論其他亞洲地區。而在自民黨外，由於當時中國兩岸正在金門、馬祖進行猛烈的炮戰，美國也介入協助國民黨政府，北京與華盛頓關係緊張，處於開戰邊緣，越來越多日本民眾恐懼被迫捲入戰爭，輿論強烈要求日本只能防衛本國安全，新安全條約不得涉及美國所提的「西太平洋」或「遠東」地區，以免日本陷入台灣海峽或東南亞的戰火，岸信介的處境更形困難。麥克阿瑟二世為幫助岸擺脫困境，在1958年11月末至12月多次致電杜勒斯促請同意日方修改行政協定與日軍只保衛本國的要求，畢竟重要的是讓日本對駐日美軍保有善意並願提供後勤設施。此時已身罹致命癌症的杜勒斯（1959年4月請辭國務卿，5月過世）極願把完成修訂安全條約作為他留下的主要功業，對麥克阿瑟二世的建議幾乎全部照准。前已述及，美國軍方堅持在行政協定所獲得的特權不可削弱，故杜勒斯1958年9月11日與藤山外相會談時，便明白表示反對修改行政協定，但這時也同意可予修改。他授權麥克阿瑟二世，只要能讓新條約在日本國會通過，什麼條件都可以談。美國高度彈性的立場為條約修訂鋪下了坦途。（Schaller 1997：139-40，145；升味準之輔 1997[1988b]：1048-51）日本幾乎照單全收美國的安全條約草案1959年4月13日，美日恢復談判，日方就美國的草案提出修改方案，主要是把美國原案中的條約適用範圍，由「日本及太平洋地區」縮小為「日本及遠東」，並加上「在遵守各自憲法規定的條件下」，其餘皆為無關宏旨的文字增刪。麥克阿瑟二世對日本草案頗為滿意，致電華盛頓說：「日本政府的修改草案包括了我們的草案中的全部基本目標，也符合我們與其他太平洋國家簽署的安全條約原則。…鑒於日本條約草案除條約適用區域以外，已在事實上完全接受了我們條約的要點，我強烈推薦接受日本修改的條約草案。」由於6月2日日本即將舉行參議院大選，岸內閣向麥克阿瑟二世要求說，希望華盛頓能在大選前一周批准條約草案，讓日本政府及時向民眾公佈美日達成協議的消息，這將會有助於日本政府對抗社會主義者。華盛頓如岸政權所願，在沒有多加更動下，不久便回覆了日方草案。其理由，艾森豪威爾於4月30日國家安委員會審議安全條約草案的會議上說得很明白：「在遠東我們對付共產黨中國有兩個珐碼，一個是日本，一個是印度。我們必須更慎重地對待這兩個國家。」在美國鼎力配合下，日本外相藤山按照預定計劃，在參議院大選前一周的5月25日向日本民眾公開說明了新條約的內容，自民黨也在參議院選舉獲勝。與安全條約配套的行政協定的修訂，美國同樣在拉攏日本的考量下，大多接受了日本政府的方案。日方在4月13日提出條約草案的同時也拿出了行政協定的修改案（日方將行政協定改稱《駐日美軍地位協定》）。美國國務院與國防部於詳細研究後，5月15日由國務院致電給麥克阿瑟二世說：「我們同意修改行政協定，使之在政治上可以為日本所接受。這種修改也符合美國最大限度地減少由於海外基地而引起的摩擦與不和，並加強基地所在國政府對基地的認可。出於這幾個原因，我們接受並同意了日本政府所作的絕大部份變動。在一些情況下我們作了一些修改，使我們的觀點能符合日本方面的要求。」在雙方立場大體一致下，美日安全條約及其相關協定的修訂終於順利在1960年1月15日定案。1月19日岸信介與艾森豪威爾在華盛頓正式簽字。（于群 1996：284-95） 表面上看來，日本在訂立新約後，自主性有所提高，實則附屬於美國的地位並沒有根本改變，在美日關係中美國仍掌握著主導權。舉其大者而言，對駐日美軍的調動與運進核武器這兩個關鍵問題，日本政府原堅持要求須事先協商，並享有准許與否的決定權，但美國拒不給予日本否決權。結果在條約本身與《美軍地位協定》中皆未明確處理，僅由艾森豪威爾在簽訂條約後聲明「美國政府無意在涉及協商的事務上與日本政府的願望相背」。實際上，如前所述，岸信介與美方達成秘密協議，允許美國海空軍「經由」日本運載核武器，此外，在朝鮮半島再生戰事時，駐日美軍也可「立即開拔，不需協商」，便投入戰鬥。（Schaller 1997：141，145；劉世龍 2003：486）岸信介被迫下台，美國另選池田勇人充當代理人美國多方護衛岸信介以利用他充當忠實走狗的企圖與岸力謀長期執政的妄想，因岸橫暴的法西斯反民主施政作風激起洶湧的民憤而告破滅。美國在岸即將倒台之際，便積極安排取代岸的美國代理人，最後選定了吉田茂的親信池田勇人。池田勇人（1899-1965）是吉田茂大力裁培的精幹官僚。吉田執政期間曾任藏相、通產相，與佐滕榮作並號「吉田學校」的雙璧，復於石橋湛山內閣任藏相及岸內閣任國務相、通產相，嫻於財經，咸稱能吏。頗得吉田真傳的池田是吉田路線的忠實追隨者（註34），岸信介當權期間，為自民黨反主流派的大將。1960年5月，「安保鬥爭」方興未艾，自民黨倒岸的暗潮亦復湧動不已。麥克阿瑟二世唯恐岸倒台，致令新安全條約胎死腹中，便積極與日本朝野黨派要人接觸，力圖消解反岸的勢力，穩住岸的權位。5月23日，麥克阿瑟二世秘會池田的女婿近藤，告以據聞有人醞釀逼岸辭職，美國領導人深為不安。他要池田公開聲明，在安全條約生效之前，「不會解散國會」或趕岸下台，並補充說，美國政府「希望池田有天能當首相」，但擔心如果池田「對條約的流產難辭其咎」，「就會有損他的名譽」。近滕把話帶給岳父。池田回話說，他「會遵守5月11日對麥克阿瑟二世的承諾，保證條約能獲國會批准」。麥克阿瑟二世為確保池田的支持，還要求國務院派官員聯繫當時在紐約的吉田茂，告知他的門生與反岸信介的勢力勾聯，這「有利於想推倒岸並扼殺條約的日本親共人士與主張日本中立的份子」。麥克阿瑟二世要求，務必讓吉田知道，如果安全條約「告吹」，那就是「共產黨在亞洲所能獲得的最大勝利，不僅對美日關係，尤其對日本本身是可怕的一擊」。艾森豪威爾接獲國務卿赫特（Christian Herter）轉報的麥克阿瑟二世的意見，立即認為與吉田晤談「是個好主意」。5月26日艾森豪威爾在白宮會見吉田，親自告訴吉田必須要讓池田堅定立場。吉田與池田聯繫後馬上告知赫特「形勢在掌握中」。面對日本政局的動盪不安，美國駐日的外交官與情報官員十分焦灼，催促日本保守派政客安排順利接替岸信介的人選，並且不可有害日本親西方的立場。到6月初，因自民黨主流派在5月20日凌晨強行表決批准了安全條約，民情激憤，輿論大嘩，不但社會黨、主要媒體都強烈要求岸內閣總辭、解散眾議院重新改選，自民黨的反主流派（池田已轉向支持岸）也聯合起來準備與社會黨合作倒岸。麥克阿瑟二世見大勢不妙，已知岸山窮水盡，勢必下台。6月中旬，他便建議岸內閣成員要岸在美日雙方的國會都批准條約後宣佈下野，並積極物色接任人選。由於吉田茂的徒眾在自民黨內握有足以左右總裁選舉的票數，岸派與其他派系都極力拉攏吉田。6月20日吉田茂結束歐美之旅返回東京，麥克阿瑟二世連同自民黨領袖齊集他的家門，開會討論首相人選。麥克阿瑟二世建議吉田暫時取代岸一段時期，吉田推辭，但表示他屬意池田勇人或佐藤榮作。隔日，池田傳話給麥克阿瑟二世說，有了吉田的支持，他預計很快便能繼岸為首相，自民黨沒什麼必要再選一個過渡的領導人。為了向華盛頓表明他的立場，池田誇稱「多虧他的派系支持，政府才有可能在國會通過條約」。他建議美國人不用憂慮在兩國交換條約批准書前，社會黨或自民黨反主流派能合謀逼岸辭職。他預測民主社會黨與自民黨的主流派會合作阻擋此事發生，「因為民社黨領導人西尾末廣由他這兒獲取大量的金錢資助」。麥克阿瑟二世形容池田是「目前岸的最佳繼任人，因為他篤信日－美的伙伴關係，而且和他的思想導師吉田一樣，勇於反共產黨」。（Schaller 1997：151-52，157，159；升味準之輔 1997[1988b]1059-60） 新日美安全條約在美國與岸信介密切合作下，驚險過關。但「安保鬥爭」掀起日本民眾空前澎湃的抗議怒濤，令美日關係陷入危機，艾森豪威爾政府飽受美國輿論與國會議員的嚴厲抨擊，美國當局多年苦心培植的忠狗岸信介也狼狽下台，美國付出的代價不可謂不大。麥克阿瑟二世在岸辭職後的第二天（1960年6月24日）檢討「安保鬥爭」擴大的原因時說，群眾參與示威不全是共產黨操縱的結果，許多日本人是被岸在國會強行表決條約案的「不民主的專斷行為」所激怒。1960年6月下旬，CIA就警告說，條約批准與岸辭職後，日本左派會讓日本混亂難治，使安全條約喪失價值。為防止這種局面發生，艾森豪威爾授權CIA採取行動防止日本在秋天的大選之前陷入無政府狀態，並滑向中立政策。CIA為穩住日本情勢，希望日本政治能從左與右的兩極對立往中間移動，便資助自民黨的「溫和」份子與社民黨的西尾末廣及其他的溫和社會主義者，並盡力促成比較溫和的保守派領袖盡快取代岸信介。此外，也利用親美或CIA控制的媒體批評激進的反對派，並加強宣傳與美國保持緊密關係的重要性。池田勇人遂在這樣的形勢下被美國當局青睞，雀屏中選為新的美國代理人。1960年7月14日，池田在外有美國支持，內有岸信介、佐藤榮作等自民黨主流派與商界財閥撐腰下當選自民黨總裁，7月19日組閣。池田上台後，儘量避開敏感的政治議題，聲言「要與反對黨合作，促進議會政治」。他依循吉田路線，銳意發展經濟，提出「國民收入倍增」的施政計劃。而日本報紙依照CIA的規劃，也大幅改變對新政府的態度。池田內閣的外相小坂善太郎告訴美國官員：「報界的商業因素」正削弱左派的影響力。他解釋說，「銀行、紙廠與廣告商」要求報紙老闆「讓他們的報紙立場更為溫和」。三家全國大日報的政治新聞版改組人事，放緩了對池田與安全條約的批評。（Schaller 1997：158-60）自池田勇人執政後，日本經濟進入兩位數的高經濟增長率時代，進一步鞏固了日本的壟斷資本主義，而隨著日本經濟實力的增強，日本的軍備也逐步擴大。日本保守勢力在美國庇護下長期壟斷政權，軍國主義的力量隨之日益發榮滋長，終成今日明目張膽地視憲法第九條如無物之勢。四、美國助日本重建「大東亞共榮圈」 日本在二戰中曾妄圖用武力征服、建立一個以日本為中心的東亞帝國，美其名曰「大東亞共榮圈」，最後以夢碎國破收場。很諷刺的是，在二戰摧毀日本大東亞迷夢的美國，戰後為了反共卻自己用武力與巨額資金主動協助日本重建了新「東亞共榮圈」，讓日本帝國主義以另一種形式重臨東亞，加速了日本軍國主義的復活。這是個很值得一談的問題，但因《導讀》的篇幅已過長，此處只能簡要地略加論述。日本大東亞共榮圈的構圖日本在1930年代企圖逐出英美帝國主義的勢力，獨霸亞洲，規劃了所謂「大東亞共榮圈」的經濟構圖。根據一份當時日本政府的報告，在這個構圖中，日本是支配的中心，所有的貨幣與金融都與日元聯繫；主要的海陸空運輸、交通網路以日本為中心，受東京控制；與戰爭有關的工業產品、能源、戰略物資也同樣集中由日本控制；日本負責重工業部門高品質的製成品，為整個「共榮圈」的輕工業發展提供資本設備與技術知識，而大多數國家則生產原料與半成品。這份報告稱，這樣的垂直分工對所有亞洲人都有利，但最終目標是建立「東亞合作體的領袖—大和民族與圈內其他其他民族之間不可分的經濟關係，這樣我國將掌握所有東亞種族生存的命脈。」（Pyle 1992：18-19） 隨著日本戰敗，這個美夢當然未能成真。但1947年後美蘇公開對抗，卻由美國重燃了這個「大東亞共榮圈」的死灰。 日本是地小人稠的島國，自然資源缺乏，要發展資本主義經濟，有其先天上的缺陷，原料與市場都須外求，這是它對外侵略的動因。日本戰敗後，喪失了海外殖民地與佔領區，工農業原料、糧食的來源與出口市場頓成問題，只能暫由佔領日本的美國補上缺口。飽受戰爭摧殘、經濟破敗的日本成了美國沉重的包袱。1947年3月冷戰揭幕後，美國除了深感援助日本的經濟負擔難以長期承受外，又增加了害怕日本因經濟崩潰而轉向社會主義終與蘇聯合作對抗美國的恐懼。復興日本經濟成了美國關切的首要問題。但美國的原料昂貴而日本戰後初期的工業水平尚低，產品在美國市場的競爭力不強，銷路有限。1948年，美國官方的經濟學者把腦筋動到亞洲的區域經濟整合上，陸軍部的經濟顧問尤其熱衷於把反共的遏制戰略與日本的經濟復興結合起來。也就是以日本為亞洲的經濟中心，讓日本提供資本設備、工業製成品與亞洲其他經濟落後的反共國家交換工業原料和糧食，這其實等同於重建日本的「大東亞共榮圈」。 中華人民共和國於1949年10月1日成立後，6日至8日，美國國務院召開了商討對華政策的特別會議。掌握國務院決策實權的凱南在會上雖認可日本要復興必須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有些貿易來往，但認為日本長期的繁榮與安全需要更廣大的基礎，他說，「日本人若不再向南方建立類如帝國的事業，要怎麼存活」，對我們是個「大問題」。與會的一位「盟總」退休官員深表同意說，因為共產黨控制了東北亞，「恐怕我們必須讓日本重回舊的共榮圈…」1949年7月，美國國務卿艾奇遜指派無任所大使傑斯普（Philip C. Jessup）等人為遠東顧問團，負責研擬新的亞洲規劃方案提交總統與國會參考。11月傑斯普在給總統的報告中建議美國可利用日本影響東南亞，形成新的「共榮圈」，但去掉1930年代的軍國主義。（Schaller 1985：141-45，178-79，200，205）日本高度依賴中國的資源與市場鄰近日本的中國地廣物饒，長期為日本重要的工業原料、糧食來源與工業品的市場。在二戰前，日本對中國的出口額佔總出口的30%以上，從中國的進口額則為進口總額的20%，其中包括煤、鐵和糧食之類的必需品。尤其中國的商品低廉，如1949年由中國運往日本的煤就只有美國煤的半價，故日本工商界和政界都極重視與中國的貿易。吉田茂在1949年春告訴一位美國記者說：「我很厭惡共產主義，連讀都不想讀，但我不在乎中國是紅的或綠的。中國是個天然的市場，日本不能不考慮市場」。1949年末，日本的通產相稻垣平太郎也表示，東京希望與中國的貿易能佔對外貿易總額的1/4至1/3之間。（Tucker 1983：35-6；Schaller 1985：188-89） 在北京參與朝鮮戰爭前，美國仍寄望中蘇共失和，不願與北京徹底決裂，故並不反對日本與北京維持貿易關係，但也擔心日本因過份依賴中國大陸的原料和糧食而傾向北京。1949年3月，美國國務卿艾奇遜向美國國家安全會議提交有關對華貿易政策的NSC-41號文件，認為中國共產主義銳不可擋，得勢已成定局，實施禁運或經濟戰不僅無效而且會有反效果；允許恢復與中國的正常經濟關係可能造成莫斯科與中國共產黨政權的嚴重不和，禁運則只會促使中國更加貼近蘇聯，也會遭致友邦極度不滿；尤其中國的出口品對美國要恢復日本經濟自立的目標「非常重要」，嚴格限制貿易會使日本很難或不可能從華北與東北購得原料，這會造成「由美國無限期支持日本經濟」的可怕前景。不過，艾奇遜也認識到中日經貿關係的風險。雖然中國渴望以原料換取日本的資本設備，但日本依賴中國的原料與糧食，「在美國結束佔領，撤消對日本的資助後，會給中國共產黨潛在的有力手段影響日本」。然而，由於美國無法「無限期的支撐日本經濟」，這也只能當成「估算到的風險」加以接受。短期內，「盟總」必須小心管制貿易，制止過份依賴中國的趨勢。這個政策也想鼓勵日本政府恢復主權後，繼續控制與中國的貿易。NSC-41號文件建議一些戰略與高科技的項目不可運到中國，但大部份原料、食物與消費品則可與中國買賣。同時，杜魯門與國家安全會議同意「盟總」：「應鼓勵在以物易物的基礎上與中國貿易，但必須避免日本的關鍵食物與原料的需求主要依賴中國的來源。必須盡一切的力量在經濟基礎上另外開發資源，特別是在東南亞這個日本出口品必要輸出的地區。」這個較有彈性的貿易政策直到朝鮮戰爭爆發都持續生效。（Schaller 1985：190-91）在此期間，中日貿易額快速上升。朝鮮戰爭爆發，美國強制日本轉向東南亞尋求資源與市場1950年6月25日爆發的朝鮮戰爭徹底改變了美國的對華政策，甚而出兵介入中國內戰。北京派遣人民志願軍抗美援朝後，美國對中國大陸實施經濟封鎖。由於擔憂中日貿易會有利於增強北京的經濟、軍事力量，也害怕日本會因經濟利益而受北京的影響，美國尤其嚴加限制日本與中國大陸的貿易。美國強制日本遵守的對華禁運措施，比要求西方盟國對蘇聯貿易的限制還要嚴苛，這引起日本政商界的強烈不滿，成了美日間長期齟齬的問題。1952年4月，美國結束佔領日本，5月，CIA的一份研究報告指出，1941年日本17%的進口品來自中國，27%的出口品輸到中國，日本50%的煤，26%的鐵礦石，75%的黃豆都從中國進口；但1952年的中日貿易降到日本的出口總額中只有0.04%到中國，0.7%的進口品來自中國。CIA預測，若不能趕緊找到替代中國的市場，日本會「受誘去抓住和共產集團發展更密切的經濟與政治關係的機會。」（Schaller 1997：53）1953年1-6月，美國國家安全會議連續發表NSC125/3至NSC125/6四份文件，主要是探討避免日本依賴中國市場的問題。文件指出，日本20%的食品依靠進口，而且隨著人口增加這比例還會擴大，日本的工業原料更是幾乎全賴進口，故日本「想要生存，就必須進行貿易」。而日本兩個主要的貿易地區是南亞、東南亞和中國大陸，但南亞、東南亞的政治不穩定，經濟落後，貿易收支不平衡，英國、德國對南亞、東南亞也在擴大出口，與日本競爭，故中國的市場對日本益形重要。為防止日本在市場和原料供應上更依賴中國，「威脅到美國對共產黨中國增強對抗的政治和戰略目的」，美國提出幾項對策，首先就是發展南亞和東南亞的經濟。（于群 1996：214-16） 美國在冷戰時期的亞洲太平洋反共戰略構想，自1950年後是基於所謂的骨牌理論（domino theory）。美國視太平洋為其內湖，是不容染指的禁臠。美國擔憂日本這個亞洲工業中心的工業生產能力與技術人力，若為社會主義陣營所用，則整個亞太地區極易落入共產勢力範圍，太平洋就會變成「共產黨的內湖」，進而危及美國與西歐的安全，故千方百計要將日本牢牢握在手中。但美國無法長期耗費龐大的援助資金，負擔日本的生計，故必須協助日本及早復興經濟，謀求自立。而在遏制戰略下，本應為日本最適當的原料來源與產品銷售市場的中國大陸卻遭美國經濟封鎖，這時東南亞就成了攸關日本生存的關鍵地區。東南亞的主要國家越南一失守，其餘東南亞國家會相繼而倒，日本這張牌最後也必然隨之左傾。1953年7月10日，美國參謀長聯席會議與國務院官員總結說，「失去東南亞」會「對日本造成巨大的經濟與政治壓力，要防止日本順應共產主義就極為困難」，太平洋海上島鏈的這個缺口會「嚴重危害美國在遠東的根本安全利益」。（Schaller 1997：97-100）美國在1950年代初積極支持法國與越南保大王朝對抗越南共產黨，1960年代又親自大量派兵介入越戰，所根據者就是這個以保住日本為中心考量的「骨牌理論」。美國肯定日本「大東亞共榮圈」的構想美國雖鼓勵日本轉向東南亞出口工業品來換取所需的食品、原料，形成新「大東亞共榮圈」的垂直分工經濟體制。但東南亞國家大多經濟落後、國貧民困，政治不穩，而且對日本在二戰侵略的記憶猶新，尤其美國在對日政策逆轉後，為復興日本經濟，在1949年5月不顧「遠東委員會」的強烈反對，片面決定中止日本對受侵略國的賠償計劃，故日本欠東南亞國家的舊債也未清，這些因素嚴重阻礙了日本與東南亞的經貿關係。1949年2月，美國陸軍部曾提出「遠東馬歇爾計劃」的報告，建議仿效美國復興歐洲經濟的「馬歇爾計劃」，投注大量資金，以日本為中心整合亞洲的反共國家，形成分工互補的區域經濟，對抗共產主義。國務院官員反對說，歐洲的經濟復興計劃得以完成，是因為西歐已具備工業基礎、管理人材與其他配套的經濟條件，而亞洲除了日本具有類似的條件，其他國家則付諸闕如，要使經濟落後的10億亞洲人大幅提高生活水平，只會讓美國破產。國務院的經濟專家建議改由美國倡議日本與東南亞國家成立貨幣互換協定，補助短期的支付赤字，或資助成立一個小型的開發銀行來提高東南亞的原料生產，以供日本與西歐之所需。（Schaller 1985：144-45）陸軍部的方案雖遭擱置，但日本當局仍依循這條思路向美方提出要求。1954年11月，吉田茂率通產相愛知揆一訪美。愛知要求美方再追加軍事採購、幫助擴大與東南亞的貿易、放寬對中國出口的限制、協助日本取得「關稅貿易總協定」的會員資格，以促進日本的經濟增長。吉田茂則請求美國增加十倍對亞洲的經濟援助。他與愛知申言若有40億美元的「亞洲馬歇爾計劃」就會提高東南亞的原料生產，讓東南亞買更多日本的產品，整個區域的繁榮將有助遏制中國。吉田訪美之前，先到東南亞走了一回，眼見東南亞的貧窮落後，他說：「你必得跟有錢人做買賣，沒法和乞丐談生意」，因此他到華盛頓後告訴美方，要促進亞洲的復興，須有「亞洲的馬歇爾計劃」，加上貸款給日本，並資助日本支付給東南亞國家的賠償金，以利整合日本與東南亞的區域經濟。杜勒斯答以，美國政府支持區域經濟整合的原則，但只能「在實際可行的限度內」幫忙，馬歇爾計劃在歐洲能成功，是因歐洲具備工業基礎設施、技術熟練的工人、能夠重新開工的工廠等等前提條件，而大部份的亞洲國家則不具備。此議遂寢。（Schaller 1997：75，103） 美國當局原則上支持為日本重建新的「大東亞共榮圈」，但礙於東南亞的經濟條件過差，要全面開發，所費不貲，非美國所能獨力負擔，特別是美國財政赤字自1950年代初便日趨擴大，達數百億美元，艾森豪威爾政府反對杜魯門時代的軍事凱恩斯主義力，求撙節開支，美國國會也對援外經費把關甚嚴，不願在亞洲再投入巨資，故只能以較小額度的援助資金協助亞洲經濟發展。如：1955年4月美國政府編列兩億美元預算資助「亞洲經濟開發基金」，交付國會審查。1955年7月美國國會同意根據《相互安全保障法》資助亞洲開發，但1956年僅撥款一億美元，而因政府內部對援助何種方案有所爭議，1957年僅用掉了不到5百萬美元。1957年3月28日，麥克阿瑟二世在東京告訴鼎力支持岸信介當選自民黨總裁的河野一郎，日本當下在東南亞的前景雖然受限，「卻必須馬上開始著手開發資源，．．．好在日本更為需要資源時，東南亞能及時成為日本有價值的市場和原料來源」，麥克阿瑟二世強調「大東亞共榮圈的原則與整個目標並沒有錯，就如同歐洲統一的觀念沒錯一樣」，華盛頓只是反對「希特勒與日本軍國主義者所用的手段」。4月，岸信介在與麥克阿瑟二世會談時，繼續談論麥克阿瑟二世的這些想法。岸表示，日本的出口品在歐美受阻，東京就只剩中國與東南亞這兩條出路，雖然日本較願與東南亞貿易，但東南亞缺乏資本與技術人才去開發廣大的資源，他們的消費者也窮得買不起許多工業製成品。岸建議，由日本提供技術，美國出錢，「這樣日本的技術與工業能力可充份用來加速東南亞的經濟發展」。（Schaller 1997：106）岸信介積極重建大東亞「中型帝國主義」美國對「大東亞共榮圈」構想的肯定，讓從未對日本的侵略戰爭悔禍的岸信介更堅貫徹完成「大東亞共榮圈」的未竟之業的野心。（註35）所不同者，二戰時為建立「大東亞共榮圈」而必須與美國作殊死戰，在戰後則是想依附美國霸權在亞洲稱雄，發展成他所稱的「中型的帝國主義」。（田尻育三 等 1980[1978]：147-48，197-98）1957年5月20日，岸信介在預定6月16日訪美之前，為提高日本身價，先走訪緬甸、印度、巴基斯坦、錫蘭、泰國的南亞與東南亞五國及台灣。此時日本正逢1955-57年長達兩年半高速經濟增長的所謂「神武景氣」時期，鋼鐵、石化、電力、造船等重化工業迅速發展，技術革新突飛猛進。岸信介挾此氣勢，意氣風發地以亞洲盟主之態，在訪問各國之際，大談要「盡力對東南亞國家的開發作出貢獻」，並表示要向美國反映亞洲國家對亞洲開發基金的意見。（參見宋成有 李寒梅等 1995：253-55）6月19-20日，岸信介與艾森豪威爾、杜勒斯會談，在經濟議題上，岸提出要擴大對美貿易，並要求在東南亞發揮潛力前，日本必須與中國擴大貿易。他表示，東南亞的貧窮鼓勵共產黨的滲透，只有經濟發展可有效加以遏制，日本的出口商希望「建立東南亞經濟繁榮的基礎」，但缺乏資本建設必要的基礎設施，美國可提供資本，日本則貢獻技術協助與人才。艾森豪威爾告訴岸，他了解日本需要更多的市場，但美國要吸收更多商品有其困難。因此他同意「日方有與紅色中國貿易的需要」，也接受日本對加速東南亞發展的資金的要求。但艾森豪威爾與杜勒斯提醒岸，可用的資金有限，並強調「任何對東南亞經濟援助的計劃都必須是值得支持、符合現實、行得通的」。（Schaller 1997：107）美國政府的對日政策始終是從反共的遠東戰略利益來考量，扶植日本經濟，壯大日本的國力一直是美國當局的主要關切所在，當然不會忽視日本對振興經濟的要求。岸信介此行正值日本自「神武景氣」的高度繁榮轉向「鍋底大蕭條」之際，外匯儲備銳減至只剩5億美元，連每天的貿易結算都不能應付，經濟狀況不斷惡化。岸向美國告急，美國當局便安排世界銀行與華盛頓進出口銀行貸款給日本3億美元，為日本從「鍋底大蕭條」中解脫出來起了極為顯著的作用。（福田糾夫（2008 [1995]）：79-80）在美日經貿關係上，自1955年開始，日本輸出大量棉製品到美國，威脅到美國棉紡織業的生存，激起美國婦女服裝工會與紡織業的強烈反對，要求限制日本棉製品的進口。1955年11月，63位參議員支持限制日本棉紡織品進口的法案，南卡羅林納州與阿拉巴馬州的州議會則在1956通過歧視日本紡織品的法案。杜勒斯要求南卡羅林納州州長撤消法案。他強調，遏制亞洲共產主義必須有個經濟強大的日本，而這就要讓日本有「高水平的對外貿易」，故此事攸關國家安全。但美國當局抝不過國會與輿論的壓力，還是要日本自願對棉製品出口設限。日本在美國市場與對華貿易上雙重受限，日方對美國當局大吐苦水。杜勒斯為恐日本經濟受創太深，遂支持用援外基金補貼日本銷往東南亞的商品。1958年8月又同意讓日本銷往東南亞的成衣廠商，以低於市場的價格購買美國過剩的棉花。這一政策一舉三得：幫助日本對抗中國在東南亞的貿易攻勢、補償日本在美國損失的銷售額、促進日本與東南亞鄰國的紐帶。（Schaller 1997：109-11） 日本方面也沒坐等鴻鵠之至。岸信介在1957年11月至12月再出訪亞太地區的越南、印尼、菲律賓、馬來西亞、新加坡等國，倡議成立亞洲開發基金，用來資助公共工程、提供短期信貸、促進貿易發展等。基金計7億美元，主要資金由美國提供，日本也自籌54億日元（約1500萬美元），其餘由參與的各國出資。此外，自鳩山內閣起，日本把戰爭賠償與簽訂經濟合作協定連繫起來，積極解決與亞洲各國的賠償問題，既改善政治關係，又有利於日本商品與資本的輸出。（參見宋成有 李寒梅等 1995：249-52，256-59）歷史的莫大諷刺在美國以軍事、政治、經濟力量積極協助日本打入亞洲市場下，日本自1950年代後半期從亞洲反共國家，特別是東南亞，取得越來越多的工業原料與銷售市場。隨著日本經濟實力的增強，從商品輸出到資本輸出的份額與日俱增。到1967年，就商品輸出而言，「日本對南朝鮮、台灣地區、泰國、印尼、新加坡和馬來西亞的出口都超過了美國，佔了優勢地位」。（井上清 1985〔1977〕：65）自1960年代後期，日本以「政府開發援助」（Official Development  Assistance）的形式提供東南亞國家與台灣、韓國資金，促進日本商品輸出與民間資本的輸出，日本企業得此之便在東南亞、台灣、韓國等地大量投資於原材料開發與民生消費品的生產，利用當地低廉的勞力與土地成本，大肆剝削、榨取，取得豐厚的利潤，實現了它在1930年代所構築的「大東亞共榮圈」美夢。日本在二戰中用赤裸裸的武力未能長期維持的「大東亞共榮圈」，竟在二戰慘敗後，拜冷戰之賜，在原本不共戴天的仇敵─美國戮力相助下順利完成了，這不能不說是歷史的莫大諷刺！纐纈教授在本書第三章第三節指出，冷戰結束後美國當局為護衛美國跨國壟斷資本在全球不斷擴展的利益，軍事上也從冷戰時期的遏制封鎖戰略改為擴張的新戰略，實行了美軍的重新整編，而日本統治階級在美日軍事同盟的安保體制下，則從政治、軍事、法律、教育等方面多管齊下，配合美國的新戰略，改變日本的保守體制，促使日本成為臨戰國家。纐纈教授特別強調，日本的這種變化並非被動地對美國的新戰略唯命是從，而是戰後日本「對美從屬」的「進一步延伸擴展」，目的在「擴大日本在東亞的跨國公司的利益」，故積極選擇從屬於美國的政策，他名之為「積極從屬」論（頁299）。纐纈教授這個論點是深刻的。從前述日本保守勢力在戰後刻意俯順美國的東亞戰略，依傍美國霸權，力謀恢復所謂「東亞共榮圈」，在亞洲建立「中型帝國主義」的歷史過程，可以得到確證。
註釋：註（20）：限於篇幅，此處無法詳述第九條出台的過程，有興趣的讀者請參閱曾任職盟總「民間信息局」（Civil Intelligence Section）的美國學者麥克納利（Theodore McNelly）細密的考證（McNelly 2000: 103-128）。 註（21）：麥克阿瑟在1951年的美國參議院小組委員會聽證會的證詞與1964年出版的《回憶錄》中，都指日本憲法第九條的內容是兩人在1946年1月24日交談時，由幣原喜重郎主動向他提出的。但麥克阿瑟對兩人的交談內容前後說詞不一，頗有可疑。（參見McNelly 2000: 122-24）幣原本人及日方相關人士的記錄與證言也都否認幣原主動要求在憲法中寫入非戰與永遠解除軍備的條款。 註（22）：關於蓋迪斯與惠特尼造訪幣原喜重郎的日期，蓋迪斯在1970年11月17日致函艾默生(John K. Emerson)說，是在1946年1月24日幣原喜重郎拜訪麥克阿瑟之前的1月中旬。於是美、日研究戰後日本史的學者，一般都據此推論，蓋迪斯希望日皇發表非戰詔書的提議，經過惠特尼傳遞給幣原，導致幣原以為這是盟總的政策構想，故在會見麥克阿瑟時，主動提出非戰與解除日本武裝的意見，顯示日方積極配合的意願，以博取麥克阿瑟的好感。但蓋迪斯在1977年3月3日給麥克納利的信中，又改口說他確信與惠特尼見幣原是在幣原與麥克阿瑟談話之後。麥克納利查閱麥克阿瑟檔案館所收藏的報告，確證惠特尼與幣原會面的時間是1946年1月28日，前述的推論也就失去依據。（見McNelly 2000: 109-111）但這個多年來被以訛傳訛的說法，仍存在許多相關的著作中，如日本著名的戰後史專家竹前榮治教授在2002年出版的力作，就依然保留了這種說法，雖然他在註解中也提到了麥克納利2000年的著作，但顯然沒有弄清楚麥克納利的最新發現。（見Takemae Eiji〔竹前榮治〕 2002: 286, 617 註84） 註（23）：關於麥克阿瑟的和平思想，可參見麥克納利的深入分析。（McNelly 2000: 129-145）註（24）：蘆田均在日後宣稱，他修改憲法草案第九條的文句，目的便是為未來重建自衛武力留下餘地。但當年眾議院的憲法修正小組委員會的會議祕密記錄大部份有英譯本， 1983年這些英譯材料在美國檔案中給挖掘出來，其中並未見蘆田與其憲法修正小組委員會的成員有一語論及允許自衛武力。蘆田過世後，他自抒胸臆、敘事詳細的日記於1986年出版，也沒有述及當年修改條文的目的何在。1995年9月，日本官方將憲法修正特別委員會的記錄全部解密，更證實蘆田生前所謂修訂第九條語句是為重建自衛武力鋪路之說不實。（Dower 1999: 396, 617 註56；小森陽一 2004: 211-13；Takemae Eiji〔竹前榮治〕 2002: 291）不過，即使如此，蘆田均的修訂文終究成了日本右翼重建日本武力的論述根據。註（25）：凱南在《回憶錄》中，對他的「遏制」戰略思想及其時代背景作了扼要、精確的說明，也特地釐清了把「遏制」主要當成軍事對抗的誤解。（見Kennan 1967：271-396）對凱南的「遏制」戰略較詳細的分析，可參考John Lewis Gaddis的Strategies of Containment（1982）第二章與第三章及張小明《喬治．凱南遏制思想研究》（1994）。相關文件則見於Thomas H. Etzold與John Lewis Gaddis編輯的Containment：Documents on American Policy and Strategy, 1945-1950。 註（26）：纐纈厚教授在本書第4頁說，美國對日政策的「逆轉路線」是因1949年10月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迫使美國必須讓日本取代中國作為在亞洲的據點。這個說法是不確切的。註（27）：凱南日後抨擊美蘇軍備競賽與美國派兵介入越戰都與他的上述觀點有關。凱南明白表示，1949年後美國在全球駐軍、組織多個軍事同盟，形成與蘇聯軍事對抗的局面，並不符他的「遏制」戰略思想，尤其1953年斯大林過世、1960年代中蘇共分裂，社會主義陣營不再是鐵板一塊，莫斯科無法號令全球的共產主義運動，已無蘇聯獨霸世界之虞，世局丕變，根本改變了1947年他提出「遏制」戰略的基礎假設，不但「遏制」的概念就此失效，隨之而生的諸多政策也無存在必要，美國當局後來誤用他的「遏制」觀點已與他無涉。（Kennan 1967：367）註（28）：吉田的這個立場並非他的個人意見。早在1947年5月6日裕仁天皇與麥克阿瑟第四次會談時，便請求麥克阿瑟以美國的軍事力量保護日本。同年9月13日，社會黨片山哲聯合內閣的外相蘆田均提交一份建議書給駐日的美國第八軍司令官艾凱爾．博格，主張美國與日本締結特別協定，由美國負責日本的防衛，日本受威脅時美國即可與日本政府磋商，隨時派軍隊進駐日本，使用日本的軍事基地。（小森陽一 2004[2002]：214-15）雖然當時國際的許多外交家堅持美國應快速把冲繩（琉球群島）歸還給日本，但裕仁為恐天皇制遭到傾覆，卻不顧國際的反對，不惜犧牲冲繩人民的利益，於1947年9月20日透過寺崎英成秘密致函美國國務院駐「盟總」的政治顧問西博德轉告麥克阿瑟，希望美國繼續軍事佔領冲繩20至50年。他說：「此措施，將獲得日本國民的支持。他們不但擔心蘇俄的威脅，也憂慮佔領結束後，右翼和左翼勢力抬頭，製造事端，使蘇俄能夠藉此作為干涉日本內政的藉口。」（此即本書第6頁所言的「天皇的信」）西博德9月22日在寫給國務卿馬歇爾的信上說，裕仁此舉「無疑大多出於自利。」（Takemae Eiji〔竹前榮治〕 2002：443-44；Schaller 1985：105；吉田裕 2001[1992]：156；小森陽一　2004[2002]：215-19，223-24；Bix 2001：626）按照已公佈實施的日本新憲，天皇僅為國家象徵，並無權干預國政，裕仁曾在1946年11月3日發佈《敕語》宣稱要遵守憲法，事實上日後卻屢屢違背憲法，無視內閣的立場，在外交與內政上秘密進行越權的行為。日本學者豐下楢彥認為吉田對美方傳達的機密口信，是由裕仁授意的。（小森陽一 2004[2002]：219-20，235； Bix 2001：640） 註（29）：對日和約於1952年4月28日生效後，「美國國家安全會議」在8月7日通過NSC125/2號《美國對日行動和方針》文件，指明「援助日本快速發展自身的防衛能力和向太平洋地區其他自由國家提供援助的能力是美國的利益之所在；美國將鼓勵和援助日本使用常規武器重新武裝」，「日本迅速增強自衛能力符合美國利益」。（見于群 1996：200-201）註（30）：當時日本青年的反戰和平思想頗為濃厚。1952年8月4日，吉田茂在全國知事（縣市長）會議上說「最近一部份學生叫嚷反對徵兵，這種言行令人深感遺憾。我之所以不主張現在實行重整軍備，是為了等待時機的到來」。1953年9月，吉田又在執政黨自由黨的國會議員總會上強調說：「現在要緊的是，在教育方面應該利用世界無與倫比的歷史和美麗的國土等地理和歷史教育，培養作為軍備基本的愛國心。」（井上清 1985[1977]：83）註（31）： 岸信介在返回日本後，告訴美國大使館官員，重光葵誇大共產黨的威脅以刺激杜勒斯修改安全條約。他同意杜勒斯所言，考慮修訂條約尚為時過早。（Schaller 1987：279，註10） 註（32）：重光葵9月1日離美返日前，在機場對杜勒斯表明對中國問題的態度說，他認為日本遲早有必要承認大陸共產黨政權，不過希望永遠不讓共產黨控制台灣。杜勒斯表示贊許，答曰：「美國的政策是讓日本發展為大國。我們希望的這種關係是，美國在西太平洋充當日本的後盾，而非讓日本給我們做後盾。」（劉世龍 2003：45）杜勒斯的意思是，由美國主控西太平洋，日本則充當輔助的側翼。美國這一戰略延續至今未變。註（33）：岸信介縮小選區的圖謀因社會黨與同受影響的自民黨內吉田派的聯合反對而未能得逞，1956年5月成了廢案。 註（34）：池田勇人效法吉田茂，對美國極盡卑躬屈膝之能事。前已述及，1950年4、5月間，池田奉吉田之命赴美，求取經援，並傳達吉田秘密口信予美方稱，若美國不便啟齒，日方可主動對外表示期望美軍在佔領結束後繼續留駐，保護日本安全。池田返日後說，「日本好比是美國的侍妾。既然是侍妾，就必須討家主的歡心」。（引自井上清（1972〔1966〕）：299）1954年6月16日，他向美國駐日使館經濟參贊韋林表示：日本人在生活中的傳統是，尋求某個富有而有影響的庇護者的指導、幫助和支持．．．日本人渴望得到某個強大國家的有意義的保證；正如人們渴望僱主、政治上的良師或富有的朋友的支持一樣，日本作為一個國家，謀求能夠提供這種保證的安全。（劉世龍 2003：447） 註（35）：1957年5月，岸信介訪問東南亞之際，記者提問說，有人認為他搞的就是新的大東亞共榮圈，他有點激動地回答：「大東亞共榮圈的確受到各種嚴厲的批評，但根本的想法沒有錯嘛！我至今還是這麼看。」（田尻育三 等 1980[1978]：151）參考書目：Acheson,D. （1969] Present at the creation : my years in the State Department. New York : Norton. Bergamini,D  （ 1971）  Japan’s imperial conspiracy. London : Panther.Bix, Herbert P.（2000）Hirohito and the making of modern Japan. New York : HarperCollinsPublishers,──────（1992） “The Showa Emperor’s‘Monologue’and the Problem of War Responsibility,”The Journal of Japanese studies ,summer.──────（1991）“Emperor Hirohito’s War,” History Today 41（December 1991）.Bradley,O.N. （ 1985〔1982〕）A General’s Life.London：Sidgwick&Jackson.中譯本，廉怡之譯，《將軍百戰歸─布雷德利自傳》，北京：軍事譯文出版社。Buckley,R.  （ 1982） Occupation diplomacy : Brita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Japan, 1945-1952. New York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Byrnes, J.F.（1947）Speaking Frankly. New York: Harper & Broth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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