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良沛《往世 往事》出版序 （杜繼平）

大陸八十歲老作家周良沛的自傳《往世 往事》將於八月初由《批判與再造》社出版。──編者

這本《往世 往事》是周良沛先生的自傳（回憶錄），初稿曾自2009年10月26日起在《批判與再造》的網絡版連載，經周先生大加刪削、增補後始成今書。

關於自傳，英國十八世紀的文學大家撒繆爾‧約翰生（Samuel Johnson，1709-1784）曾說：「每個人的一生，最好由他自己來寫。」其意若曰，每個人最了解自己的生平事蹟與所作所為的動機，親見親聞的當世人事也最是真切，秉筆直書的夫子自道自然就最為可信。但二十世紀法國著名的傳記作家安德列•莫洛亞（André Maurois，1885—1967）卻對此說存疑，他認為有幾種因素會影響自傳的真實性：除了生理上不可避免的年久失憶，人的回憶還經常會隱蔽不快、羞恥的過往，刻意修飾美化得意的事功，而為了某些顧慮，對不利於他人的事跡也往往避而不談等等。因此，歷史研究者在閱讀自傳尋索材料時，常會發現吹噓己功，高自標舉的浮誇之言，文過飾非、狡言辯解的遁辭，或為尊者諱，為親者諱，而隱晦其事。本來，就如羅馬帝國時期的基督教神學教父奧古斯丁（Aurelius Augustinus，354－430）在他首開西方自傳體先河的《懺悔錄》所言，記憶的殿堂庋藏著未被遺忘的眾多影像，人可以揮退不想要的，挖出深藏不露的，隨意加以徵調，重新組合以符所需。寫回憶錄其實就是以今日之我觀昨日之我，昨日之我會呈現何種面貌，相當程度上取決於今日之我的思想對記憶的抉擇去取。如果師心自用過甚則更可能扭曲記憶，甚至譸張為幻，自欺欺人。自傳要做到不虛美不掩惡確實難乎其難。回憶錄之所以失實不只莫洛亞提到的因素，出於個人私怨或政治、利益動機而刻意捏造讕言，厚誣他人，也是成因之一。最明顯的例子便是李志綏1994年出版的那本臭名昭著的《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整本書充斥著嚮壁虛造以醜詆毛澤東的無恥謊言，是本十足的謗書。結果，那些虛構的誹謗，遭多位知情者據實揭穿，應驗了清代大史學家章學誠所說的：「穢史者所以自穢，謗書者所以自謗，」李志綏沒多久便穢名遠揚，暴斃身死，為天下笑。

《愛憎二‧二八》讀後感（吳忠勤）

《愛憎二‧二八》戴國煇‧葉芸芸合著 遠流出版社

二二八紀念日當天，政府和民間各自舉行一年一度的儀式。今年的二二八事件中樞紀念儀式移師宜蘭縣舉辦。馬英九總統照例用他那逐漸"輪轉"的台語代表政府為二二八事件道歉，並呼籲國人厲行民主，以確保類似事件不再發生。台下也有人照例抗議嗆聲，今年場外還多了「反核」和「讓阿扁回家」的訴求插花。獨派人士也照例舉辦遊行，今年的主題是「勿忘三月屠殺」，遊行路線從永樂市場出發，行經事件引爆地點「天馬茶房」，最終抵達自由廣場。一般民眾則利用這一天假期，踏青、訪友、打麻將…各逐其樂。

針對二二八事件，我自認沒有發言資格，因為我在這方面除了偶爾讀些零星片斷的文章外，並沒有深入研究過。加之現今坊間看得到的所謂二二八事研究或報告，觀其遣詞用字，便知作者懷有預設立場，甚至是政治企圖，看得令人眼花撩亂，真相仍在雲霧當中。所以對於二二八事件，我向來不敢率爾置喙，只是默默地閱讀各種論述，冷靜地觀察各方言行。

《民主課》出版序（世新大學社會發展研究所副教授 陳信行）

大陸傑出的現實主義小說家曹征路以文革為題材的力作《民主課》去年在大陸網站連載後，廣獲好評，卻格於政治禁忌，無法在大陸出版，實為一大憾事。所幸《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社深具洞識，瞭解《民主課》的重要價值，決定在台灣出版，終使這部出色的小說得以成書，為兩岸的思想文化交流增添了特殊的可貴意義。《民主課》將在元月底前正式上市，請真正想深入認識文革，不願被中共走資當權派的妖魔化宣傳蒙蔽、愚弄的讀者，購來一讀。──編者

在2013年的世界，一般人要質疑資本主義經濟、在全球與各國呼風喚雨的大企業、乃至體現著這種權威的個別大資本家，並不困難。相反地，一個人要誠心擁抱現秩序，反而需要一些扭曲的想像力，否則，他得怎麼面對所謂1%對99%的戰爭？怎麼說明為什麼不管一小撮貪婪富豪搞砸了什麼、卻總是億萬勞苦大眾付出代價？這些事，遠則在國際版的聳動新聞中，近者在鄰近城鎮中某工人因失業而帶著全家燒炭自殺的每日悲劇裡。

但是，質疑歸質疑、抗議歸抗議，一群人聚在一起憤慨地數落了種種社會不公與黑暗之後，多半其中會有一兩個老成世故的下個結語：那又能如何？

《社會主義與反全球化譯文集 》譯序 （杜繼平）

譯序

本書收錄的譯文都曾刊載於《批判與再造》的印刷版或網絡版，文章所論皆有關社會主義與反資本全球化，現彙集成冊俾便讀者對社會主義與反全球化有較深入的瞭解。

2003年我們創辦《批判與再造》的目的便是批判資本的全球化，力求再造社會主義的新世紀。這些年來整個資本主義體系與世界政局的變化，正朝著我們預見的方向發展，特別是2008年爆發世界經濟危機以後，舉世政治經濟的動蕩不安有增無已，氣候變化的劫難亦日益頻繁，世界各地的大規模群眾抗爭運動此興彼伏，風雷四起，相互競賽似地你方唱罷我登場，可謂漪歟盛哉，寰宇之內呈現了山雨欲來風滿樓，黑雲壓城城欲摧的局面。但仍有不少人睹此危局，雖生驚悚憂懼之感，猶惶惑難解個中緣由，也還有許多人身處險境，尚醉生夢死，不知大難之將至，依然麻木不仁。值此世界與人類的生存危機臨頭之際，更迫切需要從制度結構上深刻闡明資本主義體系造成的嚴重禍害，使更多人有所憬悟，起而挽救地球滅絕，世無噍類的可能悲運。本書所譯文章的作者或為飽學深思的學者，或為實踐有成的政治家，他們從不同的議題都對資本主義體系與主導這個體系的美國霸權提出了銳利的批判，希望這本譯文集的出版對推進社會主義的再造，解除迫在眉睫的危機能有些微助益。

翻譯之事，關乎一國思想、文化甚巨。中國大量翻譯外國著作有兩個時期，第一次是隨著佛教的傳入，由漢末至唐中葉六、七百年間，譯出數千卷佛家經典。這些譯文清新暢達的佛經，表達了佛家精微的思想與雄奇瑰瑋的想像，為中國注入了新思想、新文體、新文風、新材料，所影響者，不僅止於宗教、哲學，亦大有助於中國小說、戲曲、繪畫的發展。自清朝中葉以後，中國因西方帝國主義入侵，遭逢數千年未有之大變局，為圖強自救而有仿西之議，遂於清末開始興起第二次翻譯外國著作的高潮，迄今未衰。譯事本艱難，翻譯思想理論的著作尤艱難，因涉及的不僅是外文的掌握能力，更重要的是對思想理論的準確領會。若不能真正理解原作者所使用的概念、理論，譯文往往會背離作者原旨，甚至完全顛倒了原作的本意，從而誤導讀者的認識。而譯文之優劣亦深有影響於文風。很不幸的是，中國百餘年來翻譯的西方各類著作，浩如煙海，卻劣譯充斥，或誤解原作思想，有失本旨，或乖違中國語法，文不從字不順，竟或兩弊兼具，不堪卒讀，致令讀者對西方思想理論的認識多所錯謬，中文表述水平亦日形低劣，流毒所及，今天中國兩岸三地的學術論著，欲求論述精確、行文流暢者，竟不可多得。我們痛感此風之不可長，故《批判與再造》所刊譯文，皆力求曉暢達旨，冀能挽頹風於萬一。梁朝慧皎撰述的《高僧傳》讚譽漢末高僧安世高翻譯的佛經說：「義理明析，文字允正，辯而不華，質而不野。凡在讀者，皆亹亹而不倦焉。」這是翻譯良品的基本要求，我們也希望我們的譯文皆能達此境界。讀者若發覺譯文有不妥之處，請不吝指正，嘉惠於我。

譯文結集時，除校正了原有的錯、漏字，對譯文也有極小部份的修訂，欲引用譯文者，請以本書為準。

杜繼平

2011年4月2日於新北市新店

55期（2008年12月）《新日本軍國主義的新階段》導讀（完）杜繼平

55期（2008年12月）《新日本軍國主義的新階段》導讀（四）杜繼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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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日本軍國主義的新階段》導讀（四）

 

杜繼平

 

二、日本憲法第九條何以名存實亡？

 

　　麥克阿瑟主導的日本憲法日後引起最大爭議的便是規定放棄戰爭權也不保有武力的第九條。60多年來，日本右翼的軍國主義者與反對重建軍備的和平論者，圍繞憲法第九條的解釋爭論不休，纏訟不決。爭議的焦點在所謂放棄戰爭權包不包括放棄自衛權？以及隨之而來的允不允許重建自衛的軍事武力？「自衛」的涵義又是什麼？以自衛的名義動用軍隊的限制何在？纐纈教授在本書中嚴厲批判了日本軍國主義者力圖修改憲法第九條，使擴張軍備、對外出兵合憲的做法，但未觸及引起修憲爭議的根源，故有必要在此述其歷史經緯，指出癥結所在。

             舉世獨有的日本和平憲法

　　麥克阿瑟在日本新憲通過後，曾為自己一手催生舉世獨一無二的和平憲法而志得意滿。他認為第九條是「盟總」佔領當局對日本與人類的傑出貢獻之一，讚揚第九條是「人類演化的又一前進步驟，受此影響，世界各國為共同防止戰爭，會發展出一個更高的國際社會與政治道德的準則」。（SCAP government section v.2 1970〔1949〕：747）他還認為日本憲法已立下典範，應為世界各國所效法。1947年他與「美國公民自由聯盟」領袖包德溫（Roger Baldwin）會談時說：「有時我認為日本贏得了這場戰爭。日本已廢掉陸海空軍，決心用和平手段解決所有紛爭。每個國家最後都必須仿效日本之所為。」（引自McNelly 2000: 134）他並視制訂日本的和平憲法為自己的不朽功業。朝鮮戰爭爆發前，他對到日本的一個出版家訪問團說，若要為紀念他的功勳而立碑，那並非因他的戰績彪炳，也非因他佔領日本的成效卓著，而是由於他確立了日本憲法第九條。（McNelly 2000: 208，註5）但早在日本新憲法公佈之初，包括美國高層在內便有諸多評論指完全放棄戰爭權且不保有武力，陳義過高，不切實際，而懷疑其能否真正落實。果不其然，1947年5月3日日本憲法正式實施後不過3年左右，麥克阿瑟便自毀立場，同意了日本重建武力。

　　日本和平憲法的特殊之處在於，它是全世界唯一明載不但放棄以戰爭為解決國際爭端的手段，還寫入不保有陸海空軍及其他戰爭力量的憲法。這裡必須先把不訴諸戰爭解決國際爭端（ban of war）與不建立軍備（ban
of arms）兩者明確區別開來。單就以和平方式處理國際紛爭的「非戰」（no war）原則而言，並不始自日本新憲法。法國1797年憲法與第四、第五共和的憲法以及德國、巴西、菲律賓等國的憲法都曾載明不發動侵略戰爭。第一次世界大戰後，世界的主要國家，包括日本，在1928年都簽訂了凱洛格－伯里安公約（Kellogg-Briand Pact，又稱「巴黎公約」），公約聲明：「簽約各國莊重宣告……他們譴責訴諸戰爭解決國際爭議，並放棄彼此之間以戰爭為國家政策的手段」。但巴黎公約並未提到要以簽約國解除武裝來達到非戰的目的。在協商公約時，特別強調了公約的條款並不禁止自衛或實行集體安全保障的責任。（McNelly 2000: 105-106，112，114；Pyle 1992:
8-9）

　　因此，日本的和平憲法寫明不保有武裝力量是世界上史無前例的。日本憲法第九條非戰和平條款的直接來源是前述麥克阿瑟交給「盟總」官員的修憲三原則中的第二條。但這第二條的構想從何而來？連把第九條寫入日本憲法的蓋迪斯上校都說沒人知道答案，可謂這部憲法最不解的謎。他說：他寫第九條是根據麥克阿瑟的那份指令，以及自他在哈佛大學法學院唸書時便深為讚賞、銘記在心的巴黎非戰公約。（Kades 1989: 224; McNelly 2000: 109，112-3）

麥克阿瑟為卸責而把第九條的發明權推給幣原喜重郎

　　麥克阿瑟對外皆公開宣告日本新憲法的制訂出自日本人之手，盟總並未強迫干預，而第九條的和平條款則為當時的首相幣原喜重郎所創思，他不過附和其議罷了。（MacArthur 1964: 299-303；McNelly 2000: 106）這當然是卸責的遁詞。麥克阿瑟不願承認日本的新憲由「盟總」強勢主導，有幾項因素：一、前已述及，修訂日本憲法的決策權本歸盟國「遠東委員會」，「盟總」並無權限，故民政局長惠特尼少將建議麥克阿瑟在「遠東委員會」正式成立前，強制日方接受「盟總」的修憲方案，並對外偽稱新憲係日本政府主動提出，便可避免「遠東委員會」的掣肘，貫徹麥克阿瑟的意志；二、1946年1月11日美國國務院－陸軍部－海軍部三部協調委員會針對日本政治體制改革發給麥克阿瑟的指令SNNCC-228文件，並未要求永遠廢除日本軍備，只強調要由文官控制軍隊。麥克阿瑟指示「盟總」官員在憲法草案寫入日本不保有陸海空軍及其他戰力，顯然違背了美國當局的決策，專斷地獨行其是，因此，他必須把責任推諉給日方；三、自1947年中期，美國當局逐漸有改變對日政策，重新武裝日本的想法，至1950年6月25日朝鮮戰爭爆發後，更積極要求日本重建軍備，協助美國鞏固太平洋地區的防線，日本憲法第九條遂成了美國政策的絆腳石，美國國內對制訂第九條的責難之聲四起。麥克阿瑟為了避開抨擊，更一再強調和平條款係由日方自訂，非他所強加。

　　在日本方面，前已述及，日本政府由國務相松本烝治主持的憲法草案沒有根本變動舊有的明治憲法框架，並未放棄戰爭權利，更遑論廢除軍事力量。日方對「盟總」的草案剛開始當然極力抗拒，但在「盟總」威脅利誘下，為保住天皇制與保守勢力不得不飲泣吞聲，接受了盟總草案。對麥克阿瑟公開宣稱新憲是日方自行制訂，未遭脅迫，且謂和平條款始於幣原喜重郎之議，日本官方當時不敢否認，幣原亦勉為其難地承擔起首倡第九條和平條款的責任。這是因為：一、日本天皇與保守勢力的既得利益皆賴麥克阿瑟保護，若公開反駁麥克阿瑟的說詞，雙方的政治交易即告吹；第二、日本官方若坦承新憲是遵照「盟總」的命令制訂，不但會招致「遠東委員會」否決新憲與國際輿論的抨擊，從而打擊麥克阿瑟的威信，喪失他充當保護神的作用，還會遭到國內反對勢力與民眾的強烈不滿，動搖保守勢力在日本的統治。不過，在佔領結束，天皇制與保守勢力得以確保後，吉田茂等人便表達了異議，指出第九條源自麥克阿瑟的要求。（參見升味準之輔 1997[1988b]:888）

            第九條的出台過程

　　這段原本真相模糊的歷史公案，隨著美日的官方歷史檔案逐漸解密，私人的日記、記述與回憶錄也陸續出版，已可得知大體的實情。第九條出台內情大致是這樣的過程（註20）：

　　1945年10月9日接任日本首相的原外相幣原喜重郎，在日本戰敗投降後，痛感戰禍之慘烈，便有非戰思想，並力謀改變日本窮兵黷武的軍國主義形象，以利於維護裕仁與天皇制。1945年9月《紐約時報》要求採訪裕仁天皇，當時未任公職的幣原，應外務省之請，代天皇擬就英文的書面答覆。在這份於9月25日發表的訪問稿中，天皇重申他曾簽訂的《巴黎公約》的主旨，反對以戰爭為國際政策的手段。1945年末，為保住裕仁與天皇制，「盟總」和裕仁合作炮製了天皇的《人間宣言》，幣原參與其事，並負責英譯本的定稿。1946年1月1日發表的《人間宣言》詔書，除了有「盟總」要求的破除天皇神格的內容，還表達要徹底奉行和平主義以振興國運、建設新日本。

　　1946年1月24日，幣原為感謝麥克阿瑟贈送青黴素治癒肺炎，拜訪麥克阿瑟。相談中，幣原表示，為世界和平謀，全世界都應放棄武力，不以戰爭解決國際紛爭，日本有意向全世界宣告不再從事戰爭，以重拾日本的信譽。麥克阿瑟聞言，大表激賞。（註21）

    裕仁在《人間宣言》中表達要徹底奉行和平主義的意願，令深為贊同《巴黎公約》的蓋迪斯印象深刻，遂心生一念，希望裕仁再發表一份宣告放棄戰爭的詔書。1946年1月28日，他與「盟總」民政局長惠特尼少將一道驅車前往造訪幣原喜重郎，說明「盟總」清算軍國主義分子的指令。途中他對惠特尼提議說，天皇發表一份放棄戰爭的詔書，或可重塑日本的國際形象，並有助實現《波茨坦公告》。惠特尼與幣原會談完畢，離開幣原的寓所之際，向幣原建議日本可考慮發佈天皇詔書，宣告放棄戰爭，幣原當下未置可否。（註22）

　　1946年2月1日惠特尼建議麥克阿瑟趕在「遠東委員會」正式成立前，完成主導日本修憲的工作。兩人隨即密商，確立了麥克阿瑟的修憲三原則，要求日本既放棄戰爭權，也不再建立軍備，然後將指示發交蓋迪斯等人領導的修憲小組草擬示範憲法。

　　從上述日本和平憲法的出台過程，可知主動與主導權都在麥克阿瑟與「盟總」官員。幣原雖亦有和平思想，但絕不致干犯日本之大不韙，在未徵得天皇與內閣同意之前，貿然主張由日本為天下先，單獨在日本憲法中列入不但放棄戰爭權也不設武裝力量的條款。事實上，幣原與日本內閣官員看到「盟總」的示範草案後，咸感驚駭，難以接受，內閣決議由幣原於1946年2月21日會晤麥克阿瑟，請其收回成命。在會談中，麥克阿瑟表示，為日本著想，唯有徹底消除同盟國對日本重新武裝的疑慮，才能保住天皇與天皇制，並鼓勵日本以和平條款為世界表率，掌握道德的領導權。幣原則不以為然地答以：「但恐怕沒人會追隨。」（升味準之輔 1997[1988b]: 885-86；McNelly 2000: 120-21）

            單獨一國放棄武力無法消弭戰爭

　　幣原認為要保世界和平必須全世界都放棄武力的主張，麥克阿瑟也頗有同感。新憲草案由日本政府接受後，1946年4月5日，他在東京的「盟國對日理事會」（Alied Council for Japan）發表他對廢止戰爭的看法說：「日本用這部廢除國家戰爭主權的憲法單方面提議各國都應有此作為，聯合國組織……只有在所有國家都完成日本之所為，才能在存在期間達成其高貴的目標。放棄戰爭之事必須舉世同時實踐才行。不舉世同行便沒有一國能單獨落實」（SCAP government section 1970〔1949〕v.2：746-48）

　　全世界各國不同時放棄武力與戰爭，要單獨一國真正放棄武力與戰爭，就窒礙難行，麥克阿瑟的這個論斷當然是正確的。但麥克阿瑟不懂得，只要私有制不廢除，不平等的階級關係依舊存在，作為階級統治工具的國家政權也不可能消失，從而統治階級為控制國內與國外資源的武裝鬥爭也就沒有終止之日，所謂舉世同時放棄武力與戰爭之議，便是華而不實的空中樓閣。尤其美國身為資本主義世界的霸主，首先就從不間斷地以武力擴張勢力範圍，汲汲於鞏固霸主地位，奢談什麼和平、非戰的理想當然只能是自欺欺人之言。證諸日後朝鮮戰爭爆發，麥克阿瑟反對美國當局的有限戰爭論，力主擴大戰事，全面進攻中國大陸，倡言在戰爭中沒什麼可取代勝利，甚至建議不惜使用原子彈清除朝鮮的敵軍，便知此言不虛。到了1962年，麥克阿瑟在美國西點軍校演講，乾脆一舉推翻他曾多次鼓吹的和平論調，引述柏拉圖的話說：「只有死人才看過戰爭的終結。」（參見McNelly 2000：144）

麥克阿瑟修憲三原則的第二條指示：「日本放棄以戰爭為解決爭端的 手段，即使維護自身的安全也不訴諸戰爭。日本依靠現在令全世界激昂鼓舞的崇高理想自衛。日本不准許再有陸、海、空軍，也絕不給日本部隊交戰權。」麥克阿瑟把日本的安全求諸空洞的道德理想，當然禁不起考驗，沒有幾年，麥克阿瑟在1950年1月1日對日本人發表的新年文告中便說：「第九條是立足於最高的道德理想，但絕不能用詭論解釋說，第九條連對抗無端攻擊的無可讓渡的自衛權也完全否定。它是一個遭武力徹底擊垮而俯伏臣服的民族，對不訴諸武力的國際道德與正義的最終勝利抱有信心的強有力的宣告。然而，必須了解，只要國際上盜匪劫掠的行徑被允許橫行於世，把人類的自由壓制在貪婪與暴力之下，第九條的高尚理想就會遲遲難以被全世界接受。」（MacArthur 1964: 304）麥克阿瑟這段話中所說的「盜匪劫掠行徑」原是指蘇聯。但考諸美國迄今的擴張侵略史，用來形容美國更加貼切。

  　麥克阿瑟雖知幣原喜重郎對日本單獨放棄戰爭與廢除軍備的疑慮有其道理，仍強制日方接受，除因他本身懷有的反覆不一的和平理想外（註23），更重要的是，他有意問鼎白宮寶座，想以佔領日本的政績，爭取1947年的共和黨總統候選人提名，角逐1948年的總統大選。前文已述及，他認為保住天皇與天皇制是穩定日本統治的關鍵，但同盟國大多認為保留天皇制極有利於日本復興軍國主義，重啟對外侵略之機，故抱著深重的疑慮，對裕仁的戰爭責任也強烈要求不可寬貸，應加以起訴。麥克阿瑟遂力圖以徹底取消日本的交戰權與武裝力量的激進手段，消除外界強大的質疑聲浪，達到保護裕仁與天皇制的目的。（參見McNelly 2000: 125）換句話說，制訂第九條的和平條款是麥克阿瑟為達其政治意圖的策略運用手段。一待時移勢易，麥克阿瑟的總統之夢已告破碎，美方也大多認為制定第九條是個錯誤，頻有非議，他便轉變立場，公開否定了自己原有的主張，並把責任推給了幣原喜重郎。

　　對於第九條從何而來的問題，蓋迪斯在晚年說了一個饒富興味的逸聞：1952年，美國佔領日本即將結束之際，一位日本高級官員問及第九條的來源，一位美國高級官員答道：「在朝鮮戰爭之前，始作俑者是我們的老先生。朝鮮戰爭之後，始作俑者就是你們的老先生了。」（Kades 1989: 224）

 

憲法第九條爭議的起源

 

　　麥克阿瑟修憲三原則的第二條原本明確規定：「日本放棄以戰爭為解決爭端的手段，即使維護自身的安全也不訴諸戰爭」。但蓋迪斯認為禁止一個國家行使固有的自我保存權利是不切實際的，遂在草擬憲法時略掉了「即使維護自身的安全」一語，沒有寫入憲法條文。惠特尼起初反對，但蓋迪斯指出要倡導一個國家連自衛也不行的原則非常困難。事後麥克阿瑟也未堅持重新納入這句。在憲法草案交付日本眾議院審查時，擔任眾議院憲法修正特別委員會委員長的蘆田均另設一個修訂小組委員會，又在第九條作了兩處至關緊要的修改。日本政府根據「盟總」範本而公佈的草案第九條第一段原為：「永遠放棄以國權發動戰爭，並放棄以武力威脅或使用武力為解決國際紛爭的手段。」蘆田均在前面加了一句「衷心希求基於正義與秩序的國際和平」；第二段原為「不保持陸海空軍及其他戰力。不承認國家的交戰權。」蘆田均及貴族院相繼將之修改，在第二段開頭添上「為達前項的目的」一語。（Kades 1989: 236; McNelly 2000: 117）

　　經過這樣的修訂，第九條和平條款的語義就變得含混不清，模稜兩可。第一段條文可被解釋為只有在解決國際紛爭時，才放棄以戰爭及武力為手段，而第二段可理解為不保持為解決國際紛爭的陸海空軍，但自衛的武力與參與聯合國維持國際和平的部隊則不在此限。蘆田均拿修訂案給蓋迪斯過目徵求同意時，贊成日本擁有自衛權的蓋迪斯看出了其中的上述涵義，並沒有反對。蘆田詢問是否須取得最高統帥麥克阿瑟或至少民政局長惠特尼的首肯，蓋迪斯答以這些修訂並未違反盟總的修憲基本原則，無須再向上請示。而另一位民政局官員培克（Cyrus Peake）向惠特尼指出蘆田的修訂會允許日本保有自衛武力時，惠特尼則表示這樣的修改「可以接受」。（Kades 1989: 236-237; McNelly 2000: 21）

　　蓋迪斯省略掉麥克阿瑟那句不許日本保有自衛武力的指示以及蘆田均附加的修訂語詞，造成第九條的涵義不夠明確，由此滋生此後解讀不一的長期爭論。「遠東委員會」的中國代表察覺蘆田修訂案的背後玄機，在1946年9月21日「遠東委員會」第27次會議上指出：「條文經此修改，……便可解釋為允許日本為了像自衛這樣的目的，保有陸海空軍。」（引自Takemae Eiji〔竹前榮治〕 2002: 291）中國代表憤怒指責說，修訂後的第九條是日本軍國主義份子的詭計，他們利用憲法草案文句修改後產生的漏洞，實際上計劃重新武裝日本，卻藉此條款欺矇世界，讓人誤以為日本會絕對放棄軍事力量。英國、加拿大等國的代表都同意中國代表的見解，「遠東委員會」遂於9月25日決議，日本新憲法應加入一條內閣所有成員都必須為「文民」（civilians）的規定，以防日本軍人重掌軍權。麥克阿瑟為安撫「遠東委員會」，減少憲法通過的阻力，要求日方照辦，將此寫入了第66條。（McNelly
2000:23;Takemae Eiji〔竹前榮治〕 2002: 291-92;
Dower 1999: 397）不過，「遠東委員會」的這項要求卻意外地給了主張第九條並不禁止自衛武力的人有力的藉口。他們的理由是，如完全解除武裝力量，就不會有軍職人員，規定內閣成員必須為「文民」，即預設了有軍事部門的存在。（Dower 1999: 397; Takemae Eiji〔竹前榮治〕 2002: 292）

　　1946年11月3日，日本新憲法公布之日，蘆田均在當日出版的《解釋新憲法》上，首次公開表明，第九條「實際上，旨在針對侵略戰爭，因此，它的條文沒有放棄為自衛而戰，也沒有放棄為自衛而以武力威脅或使用武力。」「盟總」對這個觀點並未表示異議。（Dower 1999: 397-98）蘆田的修訂文此後便給用來力辯第九條並未禁止為自衛而建立軍備。（註24）

麥克阿瑟與「盟總」官員出於維護裕仁與天皇制的政治意圖，再摻雜一些和平非戰的理想，強迫日本保守的當權勢力接受了舉世絕無僅有的和平憲法，卻又開了允許重建軍備的後門，造成此後數十年軍國主義份子與和平論者圍繞重新武裝與第九條的解釋問題，進行長期的政治對抗。但也必須看到，在冷戰期間日本的保守派內部，對重建軍備的時機與速度、規模，實存有岐見。粗略地說，在1980年代日本躍居僅次於美國的世界第二經濟大國之前，吉田茂及其親信主導的「經濟發展優先於加強軍備」的政策佔了上風，軍國主義的力量雖已復活，但羽毛尚未十分豐滿。在此期間，面對美國要求日本配合美國戰略不斷提升軍備的壓力，日本的左右翼形成了既鬥爭又聯合的關係。

 

吉田茂採取屈從美國、優先發展經濟的復興策略

吉田茂在1939年之前曾任日本駐中國奉天的總領事、外務省次長與駐意大利、英國大使。他雖是侵華政策的強硬派，卻一貫力主為日本帝國的長遠利益計，應與英、美保持親善，故反對與英、美對抗。吉田於1939年卸下駐英大使職務後，無官一身輕，但他具備多年的外交官資歷，岳父牧野伸顯歷任外相、宮內大臣、內大臣等要職，是裕仁天皇的心腹，故仍得與聞國家機密。美、日太平洋戰爭爆發前夕，他憂心國事，奔走於近衛文磨等重臣、外相東鄉茂德與美國駐日大使格魯、英國駐日大使克雷吉（R.L. Craiggie）之間，極力居間協調謀求避戰，但徒勞無功。美日開戰後，他仍積極參與謀和工作。吉田等親英美的主和派即是格魯回美國在國務院任職後，一再寄望的日本「溫和穩健派」。1945年2月14日，近衛文磨向天皇遞了著名的《近衛奏摺》，痛陳戰敗已不可免，應及早停戰求和。在入宮覲見的前一晚，近衛攜《奏摺》草稿造訪吉田，由兩人商討定稿。日本高官的「親英美主和派」早為軍方視為危險人物，吉田不但長期受憲兵嚴密監視，特務機構還派遣間諜滲入吉田家中成為親信傭人，一舉一動俱在特務掌握之中，吉田與近衛合謀的事跡因而敗露，遂於4月15日遭逮捕審訊四十多日。（原彬久2007[2005]：83-96；Dower 1979：212-72）不過，吉田茂卻為此而因禍得福，在戰後備受麥克阿瑟信任。先是在東久邇宮與幣原的內閣擔任外相，更於1946年5月繼幣原為首相，前後五次組閣，至1954年12月4日下台，執政共達7年又兩個月，其間有四年半是在美國佔領期。決定日本戰後國家發展方向的重大事務如：新憲法的審訂與實行、媾和條約的簽訂、美日安保體制的確立、日本經濟發展策略的釐定，都在吉田任內達成。

吉田茂固然有功於日本的戰後復興，但他在美國佔領期間對麥克阿瑟俯首帖耳、逆來順受，佔領結束後，為求美國庇護而不惜讓日本淪為「半主權國家」，也遭到不少非議，極右翼的軍國主義者對他阻延日本重建軍備的進度尤其不滿。吉田曾自述他順從美國佔領當局的原由說，1945年9月他受命為外相時，去見前首相鈴木貫太郎，請教戰敗後的為政之道，鈴木告訴他：「戰爭贏時固然要贏得痛快，輸時也應輸得磊落。鯉魚被置於砧板上以後，縱令被放上庖刀也毫不在乎。我們要像那樣輸得乾脆才行。」吉田聞後，大表服膺，奉為佔領期間與美國交涉的原則。（吉田茂2006[1967]：47-8；Dower 1988：312-13）這個原則在佔領結束，日本重獲所謂的「獨立主權」後，其實也沒多大的改變。1950年代初，在美國與盟國為中國政策的分岐而激辯不已之際，不滿日本被美國牽著鼻子走的英國外交部，曾不公開地批評說日本蒙上了「充當美國人走狗的惡名」。（Dower 1988：xxii）吉田自然並非心甘情願地一味對美國屈從。前已述及，二戰末期日本統治階級的主和派，為免日本國脈斷絕而忍辱投降，目的在保存元氣，再圖蓄積國力，謀復興之機。1950年4月8日，吉田對東京的美國大使館顧問休斯頓（Cloyce Huston）表示，佔領結束後，日本還須仰賴美國長期的保護，雖然當時有些日本人主張中立，反對從屬於美國，他語帶幽默地告訴休斯頓說，「就像美國曾為英國殖民地，但現在比英國強大一樣，如果日本成為美國殖民地，最終也會強過美國。」（Schaller 1985：256-57；Pyle 1992：22；于群 1996：140）

 

吉田在佔領期的策略便是對極力保護裕仁與天皇制的「太上皇」麥克阿瑟唯命是從，以確保保守勢力的生存發展。初見「盟總」的新憲範本時，他與其他保守派一樣震駭憂慮，但1946年5月接任首相後，卻成了和平憲法最忠實的捍衛者，態度之堅決尤過於激進的日本共產黨。憲法草案在眾議院審查期間，吉田於1946年6月26日對眾議院解釋說，憲法第九條不僅放棄交戰權，也一併放棄了自衛權。他指出：「近年的戰爭大多是假借自衛之名發動的，滿州事件（按：即「九一八」事變）如此，大東亞戰爭亦復如此。如今各國都疑心日本是個好戰國家，不知何時會重新武裝，發動報復戰爭，危及世界和平。﹒﹒﹒﹒我認為當前應做的首要之務是矯正這種誤解﹒﹒﹒﹒這種疑心不能說沒有根據。」（引自Kades 1989：237）共產黨領袖野坂參三對放棄自衛權不表贊同，兩天後在眾議院質詢說，必須區分「正義」與「不正義」的戰爭，日本近年的侵略屬「不正義」的戰爭，但同盟國與中國則是在正當的自衛戰中被迫拿起武器，野坂代表共產黨要求把第九條的「放棄戰爭」，改為「放棄侵略戰爭」。吉田堅持已見答覆說：「關於憲法草案放棄戰爭的條款，有人提議說，戰爭可以用一個國家行使正當的防衛權利來加以合理化。但我認為認可這樣的事是有害的，大部分的現代戰爭都是以國家自衛權的名義發動的，這是個明顯的事實。因此，我認為，認可正當自衛的權利，即使並非本意，也會給挑起戰爭一個合理的藉口。再者，憲法草案有關放棄交戰權的條款，其背後的期望是建立一個國際和平組織。建立一個國際和平組織，意在防止所有的侵略戰爭。然而，若會有場正當的自衛戰爭，就必然預設一個國家一心著意於侵略戰爭。因此，認可正當自衛，即符合國家自衛權的戰爭，是有害的想法，不論是多麼無心，這會引發戰爭。……我認為你的意見弊大於利。」（Dower 1988：379-80；原彬久 2007[2005]：120）一個多月後，吉田茂在日本投降一周年之際，發表廣播演說，重覆宣揚了麥克阿瑟要日本在弭兵止戰上承擔道德領導權的論調，呼籲日本人民以和平憲法帶領世界放棄戰爭。直至1949年末，吉田一貫秉持反對日本重建軍備的立場。迨1950年元旦，麥克阿瑟發表前述的文告，稱第九條並未禁止自衛權後，吉田他也隨之應和，但補充說，日本自衛權「排除武力」、「不訴諸武力」，日本安全要有保障，最好的辦法是獲得世界其他國家的信任。（Dower 1988：380-83；Pyle 1992：22）

吉田再三採取堅決維護和平憲法的姿態，絕非他不顧國家安全或不願日本重建武力再成軍事大國。他是抱著「識時務者為俊傑」的想法，考慮到：一、日本戰後殘破不堪，百廢待舉，當務之急是恢復經濟實力，解決民生艱困、民心不安的難題，重建軍備徒然耗費財力，有礙經濟建設；二、世界各國對日本軍國主義的罪孽記憶猶新，同盟國對日本的戰爭責任尚在緊緊追究，日本唯有表示徹底解除武裝、放棄戰爭的態度，才可能取信於國際社會，以利及早締結和約，結束同盟國的佔領，恢復日本主權；三、備受戰爭荼毒的日本民心厭戰，對和平有極高的渴望，過早重建武力，會引起民意強大的反對；四、他跟隨麥克阿瑟的主張，寄望聯合國能發揮維護世界和平的作用，讓日本保持非武裝中立。然而，諷刺的是，反對吉田將日本非武裝中立化的最大力量卻來自原本極力防止日本軍國主義復活的美國。

冷戰與美國全球戰略的變化

自1947年初，美國的全球戰略發生了重大的變化。首先是美國總統杜魯門為鞏固中國國民黨的政權派遣特使歇爾將軍調停國共內戰失敗。馬歇爾於1946年12月使華後，力圖以聯合政府的形式解決國共爭端，卻因蔣介石認為美國非助他打贏內戰不可，執意獨攬政權，不願遵從美國的方案。馬歇爾目睹國民黨的專制、腐敗與殘民以逞的暴行，判定蔣介石的「封建—法西斯」政權必敗無疑，無論美國給予多少援助都無法挽救。他認為在蘇聯勢力已撤出中國東北，而中共未必願當蘇聯傀儡的情況下，只要美國仍控制日本與太平洋的島嶼，中共的勝利並不會直接危及美國在亞洲關鍵的安全利益。1947年1月8日，馬歇爾調停中國內戰無功而返，1月21日接任國務卿，美國即調整亞洲政策，把重心從中國轉向日本。（Schaller 1985：72-4）再者，二戰後，希臘的右翼政權雖有英國的大量軍事、經濟援助，在希臘內戰中卻日益不敵希臘共產黨領導的左翼勢力。1947年2月，英國向美國表示，已無力繼續負荷對希臘的援助，而希臘若無強有力的外援，勢必由共黨執政，鄰近的土耳其也將不保，這樣一來，蘇聯的勢力便會擴及地中海與中東，故希望美國接手，保護希臘、土耳其，遏阻蘇聯勢力的擴張。美國決策者意識到，這是英國將領導世界的任務交給了美國。（劉金質 2003：107-110；Acheson 1969：217-220）希臘、土耳其的危機促成了全球冷戰的展開。1947年3月12日，美國總統杜魯門對國會發表了被稱為「冷戰宣言」的「杜魯門主義」演說。這篇措辭強硬、言語煽情的聲明，用杜魯門的話來說，「是美國解決共產暴政洶湧奔騰的擴張浪潮的方略……是美國外交政策的轉捩點，它現在宣告無論什麼地方的侵略，直接侵略也罷，間接侵略也好，凡危及和平，就影響到美國的安美。」（Truman 1956：105-6）杜魯門在演說中，正式表明了與蘇聯全面對抗的態度，還創造了「間接侵略」的新詞，意指即使蘇聯未直接以武力攻擊，只要各國共產黨在本國內部以民主的合法方式或武裝門爭對右翼政權構成威脅，都視為蘇聯所運用的政治滲透、顛覆的謀略，同樣危及美國的安全，應設法對付，加以消除。

 

事實上，希臘共黨產的得勢，並非孤立的現象。正如《老子》所云，：「師之所處，荊棘生焉。大軍之後，必有凶年。」戰後參戰各國的生產力大都遭到戰爭的嚴重破壞，經濟凋敝，民不聊生（美國是唯一的例外），社會主義對陷於不安的民眾產生強大的吸引力，左翼力量在歐亞大陸普遍高漲。被美國視為唇齒相依的西歐，到1947年初全都處於經濟瀕臨崩潰、社會動盪不安的危疑震憾狀態。1947年2月27日，時任美國副國務卿的艾奇遜在向國會議員領導人說明希臘危機的嚴重性時就警告說：「希臘的崩潰會波及伊朗及其以東所有地區，也會經由亞洲小國與埃及影響非洲，歐洲則由於意大利與法國已備受西歐最強大的國內共產黨的威脅，亦難倖免。」（Acheson 1969：219）整個資本主義世界體系可謂搖搖欲墜。

 

面對資本主義體系的危局，身為新霸主的美國決定重新規劃全球戰略。其中的重要一環便是將對德國、日本的佔領政策，從剷除軍國主義轉向防止左翼力量的擴展，從瓦解德、日再度發動戰爭的潛力，轉向復興這兩大歐亞工業國家的經濟，使二戰時不共戴天的敵國變為反共的親密盟友。1947年三月初，美國海軍部長弗瑞斯特（James Forrestal）與美國內閣成員商議對抗蘇聯的策略時說，致勝之道在運用所有資本主義國家的商業領袖，振興商業、貿易，恢復經濟實力，這包括二戰時的敵國在內，也就是要讓「日本、德國及軸心國的其他盟國…重新發揮作用」。（Schaller 1985：78）

 

二戰後，歐洲的英、法等同盟國與德、日被佔領區，經濟受戰爭嚴重摧殘，都賴美國提供糧食與財政援助，直到1947年初，美國已花費數以百億美元計的經援，但各國的生產力大半仍未恢復，對美國的貿易逆差有增無已，造成日益擴大的「美元缺口」（dollar gap），資本主義體系的貿易結構嚴重失衡。各國短缺美元無法購買復甦經濟所必要的美國商品，既會導致經濟危機，美國本身也將因工農業產品失去外國市場而大受損害，從而危及整個資本主義體系，加速各國左傾，蘇聯將成最大贏家。針對這一關鍵問題，美國國務院、參謀長聯席會議與三部協調會在1947年的3、4月間，都提出研究報告，力主大幅增加對歐日的援助金額，填補美元缺口，改變對德、日的佔領政策，放棄解散德日財閥並拆解德日重工業體系的懲罰規劃，將歐洲的非共國家整合成區域經濟，以原是歐洲工業中心的德國為歐洲經濟的重心，日本則為亞洲區域的中心。1947年5月8日，美國副國務卿艾奇遜綜合相關部會的觀點公開表明說，德國與日本是歐亞兩洲最大的工場，歐亞兩個大陸的經濟復甦大大有賴於兩國，因此美國將重建這兩大工場，以促進世界經濟的穩定與和平。（Schaller 1985：79-83，90-93，97）

 

喬治．凱南（George
F. Kennan）的「遏制」戰略

美國決策者的上述觀點，最後由喬治．凱南（George F.
Kennan）根據其首創的「遏制」（或譯圍堵）（Containment）理論加以整理增補，制訂出援助西歐重建的「馬歇爾計劃」，與改變美國初期對日政策的「逆轉路線」（reverse course）。美國前總統布希（George Bush）曾於1989年說，凱南的遏制理論構成了冷戰時期美國對抗蘇聯的戰略基礎。（見張小明 1994：1）然而，凱南本身的遏制戰略觀點，其實只在1947年中期至1949年發揮主導作用，1950年以後的美國全球戰略雖仍沿用「遏制」之名，卻已大背凱南的原始構想，備遭凱南的訾議。

 

二戰期間便在美國駐蘇聯使館任職的凱南見蘇聯在二戰後急速擴張勢力至東歐等地，歐亞大陸的左翼力量復澎湃洶湧，大有席捲全球之勢，深恐滾滾紅潮漫淹世界，資本主義體制就此壽終正寢，遂於1946年2月22日向華府發出八千字的長文電報，分析蘇聯政權的特性，指蘇聯最看重的是「實力」，只有遭逢強大的對抗，才會退縮，故應放棄與蘇聯合作的想法，採取針鋒相對較量的態度。不過，凱南強調一個病態、萎靡不振的社會是共產主義的溫牀，要勝過蘇聯大多要靠美國解決好本身內部的缺陷，增強人民的自信、紀律、熱誠及休戚與共的精神，提出比蘇聯更具吸引力的世界圖景，引導許多飽受過去經驗駕嚇、身心俱疲的外國人民歸心於美國。（Etzold and
Gaddis eds. 1978：50-63）當時美國社會正為該持續二戰期間羅斯福與蘇聯合作的政策或改採對抗路線而爭論不休，凱南這篇文章比較有系統地分析蘇聯政權的性質、行為模式並主張聯合盟國全力制止蘇聯擴展勢力以維美國安全，為強硬路線提供了嚴謹的論述，正合美國當權者的心意。海軍部長弗瑞斯特閱後大為欣賞，廣為傳佈。馬歇爾接任國務卿不久，便重用凱南，於1947年5月5日成立「政策規劃室」（Policy Planning Staff），由凱南主其事，負責制訂達成美國外交政策目標的長期計劃，並撰寫政治軍事問題的研究報告，直接呈交馬歇爾作為政策依據。凱南的戰略思想自此主導了美國的外交政策。制訂重建西歐經濟的「馬歇爾計劃」與決定對日佔領政策的逆轉，尤其為凱南自詡為服務美國公職的兩大貢獻。（Kennan 1967：327，393）

 

凱南秉持現實主義的觀點，認為要維護國家利益應該根據實力與實際的利害關係處理國際事務，而非無視於現實，高舉抽象的理想與道德原則實行脫離實際的政策，結果是欲益還損，故方法比目標更重要，利弊得失最終決定於方法，錯誤的手段達不到要追求的目標。（Kennan 1967：199；張小明：42，133-34）因此，他反對杜魯門主義從反共產主義的意識形態出發，不加選擇地在全球與蘇聯展開對抗的觀點，尤其強調要認清蘇聯的威脅在政治，而遏制蘇聯主要須靠政治手段而不是軍事手段。（Kennan 1967：319-21；358）

 

凱南的「遏制」戰略思想可概括如下(註25)：

一、    
以斯大林為首的蘇聯領導人是俄國傳統的繼承者，馬克思主義只是他們擴張版圖與鞏固統治的工具，國族主義才是他們的中心思想。他們出於對俄國利益的考慮，力圖控制其他社會主義的國家與政黨，會遭致反抗，美國可支持反共國家抵擋蘇聯的擴張並分化社會主義陣營，使蘇聯對外受挫，進而摧化其內部的變亂。

二、    
美俄不必然會開戰，蘇聯並不想侵略他國。斯大林著重維護聯聯的利益，世界革命已非他首要目標，至多是耐心等待時機，絕不會貿然從事而喪失既得利益，尤其蘇聯在二戰中民命、財產損失慘重，亟待休養生息，海、空軍的實力也遠不如美國，絕不致輕啟戰端，自貽伊戚。因此，蘇聯的威脅主要是政治力量而非軍事力量。蘇聯的政治威脅與西方文明本身的弱點密切相關。戰後西歐、日本等國的經濟衰敝，社會民心不安給予共產黨茁壯的良機，使蘇聯的意識形態具有影響力，這才是要害之處。解決之道是復興德、日兩國的經濟，使之成為歐亞區域經濟的中心，帶動周圍國家的經濟重建，並設法壓制歐、日的左翼力量，消除從內部進行政治顛覆的危險。所以，「遏制」之意不是陳兵蘇聯邊界，防止其軍事侵略，而是鼓勵、支持其他國家抵抗內部的暴力，制止蘇聯支配的政治影響力，等待蘇聯因內部矛盾惡化與對外進展勢力受挫而收斂野心與行為後，再與其談判和解。

三、    
必須承認美國的國力有其限制，量力而為，選擇真正攸關美國利益的國家與地區給予援助，而非必然總是反對共產主義的擴張。若像杜魯門主義宣告的那樣，見共必反，濫用美國資源，勢必備多力分，成效不彰。世界上只有美國、英國、德國、蘇聯及日本這五個地區具有大量生產現代軍事力量的能力，唯一受共產黨控制的是蘇聯。「遏制」的主要任務便是確保其他四國不落入共產黨手中。中國不是個強大的工業國，不可能短期內成為軍事強權。而且中共不會甘心長期受蘇聯控制，中國即使由共產黨統治也不足為慮，並不會對美國的利益構成重大的威脅。因此，美國不該再虛擲有限的資源，繼續支持腐敗無能的國民黨反共，而應轉而扶植日本使之成為鞏固美國在太平洋利益的基石。衡諸現實，美國難以一國之力獨撐抵擋蘇聯擴張的大局，迫切需要恢復世界均勢，加強歐亞大陸（特別是德國與日本）當地的反共武力，讓他們分攤美國的部份負擔，但又防止他們危及美國海上的利益。

凱南制訂對日政策的「逆轉路線」

自1947年夏季，凱南根據「遏制」的戰略觀開始謀劃對日新政策。他認為，日本的當務之急是復興經濟，進而促進遠東地區的穩定與繁縈，但麥克阿瑟整肅軍國主義份子打擊了一大片政治、經濟界有領導經驗與能力的人，拆解壟斷企業集團，制訂「反斷壟法」，則損害了日本的生產力，這些政治與經濟民主化的改革造成日本經濟難以振興與社會的浮動不安，予共產黨發展的良機，使日本有赤化的危險，因此，對日政策必須改弦更張。凱南在1947年的10月與11月間積極向新任的國防部長弗瑞斯特、陸軍部長羅伊爾（Kenneth Royal）等人遊說，獲得他們贊同。國務卿馬歇爾也下令日後的對日政策必須與「政策規劃室」協調。（Schaller 1985：106）1948年2月末，凱南為制訂對日政策赴日考察並與麥克阿瑟晤談，返國後於3月25日完成一份報告呈交馬歇爾。凱南的整個構想就是放棄前此懲罰日本軍國主義的政策，讓政治、經濟界的保守勢力重登舞台中心，幫助日本復興，扶植過去的仇敵成為可靠的盟友。他建議：「盟總」不要再逼迫日本制訂改革法案，施政重點應由改革轉到經濟復興，清算軍國主義份子的行動應縮小打擊面，並及早結束；已實施的拆卸日本重工業裝備運送給二戰時受侵略的同盟國作為賠償的方案，因有害日本的經濟重建應普遍中止，即使「遠東委員會」與其他盟國反對亦然；「反壟斷法」的實施對日本的威脅要大過蘇聯的軍事力量，應予重新檢討；總之，凡有害於日本社會穩定與妨礙復興日本經濟這個首要目標者皆必須停止。關於日本的安全問題，凱南則指出，蘇聯不會以武力攻擊日本，日本最大的危險是日漸壯大的共產黨可能取得政權，只要恢復經濟、社會的秩序，加強日本警察的力量與裝備，增設海岸警備隊與海上警察部隊即可使日本的安全無虞。凱南的這份報告成為「政策規劃室」的第28號文件，大體未經更動便形成NSC13號文件，送交國家安全會議討論，1948年10月經總統批准，確定了逆轉對日政策的新路線。麥克阿瑟與凱南會談後大體同意他的看法，也深知華盛頓會加以採納，故早在NSC13號文件正式通過前，已在許多方面執行了「逆轉路線」，日本的政治、經濟民主化改革，就此嘎然而止。「盟總」的佔領政策大開倒車，自1948年夏便轉向反動保守，解散財閥集團的政策名存實亡，有組織的勞工運動受到嚴厲壓制，檢肅軍國主義份子的行動也大幅放鬆，日本政治、經濟界的保守勢力紛紛回朝，掌握大權。（註26）（Kennan 1967：391-94；Schaller 1985：126，134-36）1948年12月8日，華盛頓為整頓日本生產不振、糧食短缺、通貨膨脹惡化、政府財政赤字高漲的經濟危機，提出「穩定經濟九原則」，要求日本實行凍結工資、加強稅收、嚴格限制貸款、平衡政府預算等緊縮政策，並派底特律的銀行家道奇（Joseph Dodge）赴日監督執行，此即所謂「道奇路線」。麥克阿瑟並在1949年的新年祝詞中宣告「如今日本復興計劃的重點已從政治轉移到經濟。」（信夫清三郎編 1980〔1974〕：753）

 

必須一提的是，對於美國在締結對日和約、結束佔領後，是否應在日本駐軍以及重建日本武裝的問題，凱南與麥克阿瑟的見解一致，都認為無此必要。兩人雖同樣堅持不能讓日本這個亞洲的工業中心落入蘇聯的勢力範圍，使蘇聯可以利用日本的技術人力與工業基礎，增強對抗美國的實力，但從緩和美蘇對抗著眼，又主張與蘇聯協議達成日本的非武裝中立化。（Gaddis 1982：77；Schaller 1985：171）凱南一向認為蘇聯並無意發動侵略戰爭，蘇聯對西歐與日本都不構成軍事威脅，遏制蘇聯的擴張主要靠政治手段，軍事力量只能作為輔助手段，只要經濟復興、政治穩定，確保左翼力量無法掌握政權，就可使蘇聯的政治影響力受阻，進而迫使蘇聯改變政策願以談判解決國際爭端。故而他不贊成著迷於軍事力量以軍事同盟圍堵蘇聯的戰略觀點，既反對1949年4月4日成立的「北大西洋公約組織」軍事同盟，也反對重新武裝日本、德國。他甚至認為1950年6月之所以爆發朝鮮戰爭，是因為美國撇開蘇聯、中國，片面與日本媾和並決定無限期駐軍日本而剌激蘇聯所致。（註27）（Kennan 1967：393-96；406-12；464）

麥克阿瑟從主張日本非武裝中立的立場退卻

麥克阿瑟頗為重視他所催生的日本和平憲法，同時他也認為蘇聯不至於直接攻擊日本。因此，他直到朝鮮戰爭爆發前不久，始終反對華盛頓軍事首腦們想把日本作為美軍基地長期駐軍的想法。他預測只要美國不重新武裝俄國的宿敵日本，俄國人會同意日本中立，他的理由是：「美國不希望日本進入蘇聯的勢力範圍或成為蘇聯武裝的盟友；另一方面，蘇聯也不希望日本被美國用來當做反蘇聯的軍事行動基地」。因此，「有個解除武裝的日本，由所有的利益相關的強國共同同意並保證日本中立」，對美蘇兩國都有利。他認為，日本的安全由聯合國決議，再加上美軍駐紮在太平洋群島與琉球防衛便可確保無虞，故主張讓日本實行非武裝的中立政策，成為「太平洋的瑞士」。凱南深知麥克阿瑟的立場，1948年3月5日他在東京與麥克阿瑟討論對日本的佔領政策時說，他認為日本的安全可由美國控制太平洋島鏈來確保。麥克阿瑟同意之餘，還補充說，這條近海防線應延展成U字形，包含「阿留申群島、中途島、日本原先的托管島嶼、菲律賓的克拉克空軍基地，尤其重要的是琉球」。麥克阿瑟說，從這些基地可控制「北亞能發動的兩棲作戰的每一個港口」，美國控制了這條防線就不必要在亞洲大陸或日本建立軍事基地。3月21日，美國陸軍部副部長德瑞波（William Draper）在東京與麥克阿瑟晤談，提到國防部長弗瑞斯特建議為日本建立一支小型防衛部隊，以備佔領軍離開後接手，麥克阿瑟聞之勃然大怒。麥克阿瑟強調美國部隊實際上對日本的實質防衛並非必要，並抨擊建立日本軍隊的想法會破壞國際協定、損害三年來的改革、違背日本憲法與輿論、給搖搖欲墜的經濟加上無法承受的費用，而且沒有必要地激怒蘇聯。再者，美軍駐紮在太平洋諸島與琉球已足可提供美國與日本所有方面的安全保障，日本軍隊達不成任何軍事目的。（Schaller 1985：64-5；96，99，128，166，Gaddis 1982：78；于群　1996：99-100）

然而，麥克阿瑟希望日本非武裝中立的觀點，在美國決策者中未得到共鳴。軍方懷疑日本對美國的忠誠，擔心日本的工業與軍事潛力為蘇聯所用，還強調日本充當美國戰略攻擊蘇聯基地的重要性，力主重新武裝日本。他們認為日本無獨立自主的可能，不是成為美國的衛星國便是蘇聯的附庸，沒有中立的餘地。1949年春，參謀長聯席會議提出要在高度保密下，制訂「最終建立日本有限武裝力量」的計劃，建議「應研究修改日本憲法，以便日本最終建立防衛武裝力量」。1949年11月30日的參謀首長聯席會議第1380/75號文件又明確要求日本「不僅要以美國馬首是瞻，若發生全球戰爭，也須積極與我們聯盟」。此外，他們也擔憂蘇聯極有可能接受國際協定，尊重日本的非武裝中立，日本一旦中立會導致中日和解，且在發生戰爭時，美國想終止俄國人控制滿洲與中國並擊退共產黨在亞洲的影響，便無法利用日本充當積極的盟友。日本中立對美國重新武裝西德也有不利的影響，西歐人會質疑，何以日本可以保持中立不重新武裝，西德就不能？（Schaller 1985：99-100，104，173，248，276；Bradley 1983：680：Dower 1993：180；Schaller 1997：28）

在國務院方面，1949年初接任國務卿的艾奇遜原本支持凱南的意見，認為蘇聯與中共不具軍事威脅故不須重新武裝日本，但軍方紿終以武裝日本並在結束佔領後維持在日本駐軍為締結對日和約的前提，遲遲不同意國務院早日締結和約的立場。面對中共在中國的節節勝利與蘇聯公開聲言支持隨時締結和約，恢復日本的主權，艾奇遜認為必須早日締結和約以緩和日本人的不安與反抗。他憂慮，佔領拖延越久，美國資源的耗損就越大，日本也愈易為共產主義思想所擄獲。但軍方不同意國務院認為中共的勝利並非大患的見解，眼見美國在中國的慘敗與亞洲大陸日益紛亂有走向共產主義的趨勢，他們力主絕不能讓日本從手掌心溜走，繼續佔領日本除了可保證日本的工業與軍事潛力不落入蘇聯手中，還可提供向亞洲大陸與鄰近蘇聯的島嶼派遣軍事力量的長駐基地，故堅持表示：重新武裝日本與在佔領結束後確保美國在日本駐軍以加強對抗共產主義的原則無可退讓。艾奇遜為消除岐見以及早訂立合約，在1949年後期與軍方妥協，同意佔領結束後仍讓美軍駐留日本，至於日本重建武力的問題，因考慮到盟國反對而不主張立即實行，但認為可在締結和約後再議。凱南為此大表不滿，認為國務院此舉置解決政府機構內部的爭議於謀求日本的穩定之上，這樣一來，會過度武裝日本，把在亞洲的「遏制」變成更趨於挑釁而不是防衛的戰略，令他萌生去職之意。（Schaller 1985：165-67, 170-71；Kennan 1967：394-96）1949年12月24日，艾奇遜明白告訴英國的法蘭克斯爵士（Sir Oliver
Franks）說，「在東西對立的形勢下，中立是個幻想。因此，在西方強國按約定遵守讓日本的中立的義務時，蘇聯會繼續實行滲透的策略，使他們最終可把日本轉化成侵略的軍事威脅」，在日本新憲法禁止重新武裝而又無聯合國部隊保護日本下，唯一的選擇方案就是在對日和約生效後，仍安排美國軍隊駐留日本，這便得排除蘇聯與共產黨中國參與締結對日和約。（Gaddis 1982：78）

在國際形勢變化與國務院、軍方的意見趨於一致下，麥克阿瑟孤掌難鳴，自1949年9月他的立場開始鬆動，逐步從堅持日本非武裝中立的主張退卻。1950年初，美國國務院與國防部對日本和約問題的分岐大幅拉近。雙方都同意佔領結束後，必須有限度的重新武裝日本，恢復日本一些軍事生產的能力，保留美國在日本的基地與部隊，日本的安全則由美日雙方特別另訂防衛協定與促成亞太非共國家訂立共同防衛協定來解決（此即日後《東南亞公約》等集體防衛組織成立的源頭）。但對訂立和約的時機與日本基地的範圍、駐日部隊的數量等問題仍有爭議。軍方希望確保對日本的控制，又擔心日本恢復主權後要求中立，甚至與蘇聯集團同調，故希望盡可能推遲和約，不到確定能用和約把日本拴在西方陣營中，絕不答應簽訂和約。國務院則憂心佔領遲不結束，只會使日本人離心，把他們逼向反美親共，故不宜久拖。（Schaller 1985：247-48）麥克阿瑟早在1947年3月就宣佈應該締結和約，1950年4月5日國務院派駐「盟總」的政治顧問西博德（William Sebald）詢問他對和約問題的意見，他表示支持國務院儘快締約的立場，但認為日本的安全並不須依賴在日本本土設立美國軍事基地，美國主張要日本認可基地權，只會引起日本人的反美運動，不過，如果由日本政府正式要求美軍駐留和保有基地，則不致引發異議。（升味準之輔 1997[1988b]：976）

 

當時日本國民對美國長期佔領的反感日生，日本共產黨與社會黨的抨擊尤其猛烈。在1949年2月16日第三度組閣的吉田茂知悉華盛頓方面為軍事基地與駐軍問題僵持不下，深恐美國的佔領為此再遲不結束，會危及日本的親美保守勢力，遂於1950年4月25日派他的親信白洲次郎與藏相（財政部長）池田勇人赴美告訴美國當局：因美國佔領不見終結之日，人心不滿，已開始削弱了吉田政府，應早日締結和約結束佔領，而日本沒有軍隊，無力自保，故佔領束結後，仍需美國保護，只要能儘快訂立和約，日本方面可以接受由美國主導而沒有蘇聯與中國參與的和約。5月3日池田還轉達吉田的機密口信說，如果美國政府堅持要美軍駐留日本，而又不便公開表明，日本政府會設法滿足美方的需求。這個秘密口信構成了日美安全保障條約的基礎。(註28) 6月1日，吉田政府又發表白皮書，宣稱願與承認日本獨立的任何國家簽署和約，意指將撇開蘇聯、中共與美國片面簽約。吉田顯然想藉主動向美國表態效忠，以解消美國軍方的疑慮，排除訂立和約的障礙。（Schaller 1985：257-58；于群 1996：139-41；小森陽一2004[2002]234-35；Bix2001：640）

 

吉田對日本安全的如意算盤是由美國負擔防衛日本的龐大軍費，日本則減少防務支出，傾全力於復興經濟，這與前述的華盛頓決策有所衝突。1950年4月6日，杜魯門為解決國務院與國防部在對日政策上的爭執，指派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為國務院顧問，全權負責對日和約事宜。6月17日，杜勒斯率國務院官員赴日，國防部長詹森（Louis Johnson）與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布雷德利（Omar Bradley）也帶團於同日抵東京，為對日和約雙方各自進行訪問考察。詹森與布雷德利先會晤麥克阿瑟，陳述軍方對日政策的既定立場，勸說麥克阿瑟不要支持和約，麥克阿瑟則抱怨說，放棄和約的計劃或堅持要把日本做為對抗中國與蘇聯的前進基地會不必要地激怒共產強權，並且使忠實執行投降條款的千百萬日本人離心離德。他在給詹森與布雷德利的意見書中，力陳保住台灣的重要性說，萬一中共取得台灣，對美國會是場影響重大的災難，若蘇聯的海空軍以台灣為基地發動攻擊，便可輕易隔絕並控制日本與東南亞，就連歐洲也會因失去東南亞的殖民地而感受經濟勒索之痛，若能守住台灣以之為南方的反共堡壘，牽制住中國與蘇聯，或可降低日本的危險與美國用日本充當基地的重要性，這樣美國在日本只要選擇部份地區為基地，保留小型的美國部隊即足保衛日本的安全。詹森與布雷德利同意控制台灣攸關美國重大利益，但對日本有意與中國發展關係頗為憂慮，不信任日本在恢復主權後還會忠於美國，故不為麥克阿瑟的建議所動，仍堅持要延長佔領期。朝鮮戰爭爆發前三天的6月22日，杜勒斯首度與吉田茂會晤，詢問吉田是否願意在訂立和約時，重建10萬人以內的軍隊。吉田表示希望日本根據新憲法放棄戰爭和軍備，超然於世界的鬥爭和危險之外，並以嬉笑詼諧的態度拐彎抹角地回駁說，日本的經濟負擔不起重建軍備，和平憲法也明文禁止，曾被迫參加侵略戰爭的日本人民，戰敗的創傷仍未癒合，重建軍備會引起輿論嘩然，社會不安。他也重申「不訴諸武力的自衛」論調說，日本的安全要靠美軍駐留日本與世界輿論保護。杜勒斯被吉田迂廻、含混的說辭搞得莫明所以，心煩意亂。吉田遂提議把這個問題直接交由麥克阿瑟解決。麥克阿瑟支持吉田的立場，但建議讓日本許多閒置的軍火工廠恢復生產，幫助美國重建軍火庫，這樣既有利於刺激日本經濟復甦，也使日本對反共事業有所貢獻。杜勒斯暫時接受了這個妥協方案。但隔日麥克阿瑟先後與國防部的來訪官員及杜勒斯會談後，立場有了重大的轉變。面對詹森與布雷德利毫不退讓的強硬態度，麥克阿瑟為了調和國務院與軍方的觀點以順利締結和約，而盡棄自己原有的立場，完全接受了軍方所提的條件。他同意以日本全境而非個別地區為美軍基地，也放棄日本中立的想法，不再堅持日本永遠解除武裝的信念，允諾支持日本重建自己的防衛武力。（Schaller 1985：274-78；Dower 1988：383；Schaller 1997：30；升味準之輔
1997[1988b]：978-80；于群 1996：151）《波茨坦公告》原要求將日本軍國主義勢力斬草除根、摧毀日本發動戰爭的力量、不准再有生產作戰武器的工業，至此全被美國棄之不顧。

 

值得一提的是，6月25日朝鮮戰爭爆發，6月26日，即杜勒斯離開日本的前一天，日本天皇裕仁要親信松平康昌透過美國《新聞周刊》東京事務處主任貝肯漢（Compton
Pakenham）轉達口信給杜勒斯，請求釋放遭「盟總」整肅的許多高級軍官與其他的日本各界「俊彥」，聲稱他們在朝鮮危機發生後，可為美國人提供有價值的建議與協助，在皇室督導下，他們還可以組成諮詢會議，就對日和約與美軍基地等問題，為美國效勞。1951年裕仁還與杜勒斯在日本皇宮三度會面，討論美日關係的問題。（Takemae Eiji〔竹前榮治〕 2002：500，664註91；Schaller 1997：29-30；小森陽一　2004[2002]：236 ；Bix 2001：641）

 

吉田茂與社會黨合謀抵制美國要求重建軍備的壓力

朝鮮戰爭的爆發一舉解決了美國高層內部對日政策的爭議。1950年7月8日，麥克阿瑟為填補駐日美軍開赴朝鮮戰場而造成的防務空虛，下令日本政府新建7萬5千人的警察預備隊，並把海上保安廳人員從一萬名增至一萬八千人，配備以美式輕型裝備，由美軍顧問管理、訓練，日本的重新武裝於焉開始。（井上清 1972[1966]：125；信夫清三郎編 1992[1977]：774）華盛頓認為蘇聯支持北韓打朝鮮戰爭，意在控制日本。國務卿艾奇遜向內閣報告說，日本害怕蘇聯對遠東的壓力會因朝鮮戰爭而加強，日本社會黨所主張的非武裝中立，可能大受宣傳鼓動。杜勒斯則認為，朝鮮戰爭使重新武裝日本更形迫切，但重新武裝日本違背了《波茨坦公告》，若在同盟國與日本締結和約前便重新武裝日本，勢必遭致同盟國的反對與「遠東委員會」的干預，故必須趕緊訂立和約，結束佔領，既可博取日本人的好感，以主動配合美國的戰略目標，亦能擺脫「遠東委員會」的掣肘。杜勒斯在說服了反對和約最力的國防部長詹森後，國務院與國防部經一個月的磋商，接受了軍方在日本全國無限期駐軍的條件，並支持日本的自衛權。雙方於1950年9月7日彌合岐異，寫成聯合建議文，次日交國家安全會議通過，成為NSC60/1號文件，經杜魯門批准，確定了對日和約的基本綱領。（Acheson 1969：433-34；于群 1996：145-47；井上清 1972[1966]：131-32；Schaller 1997：31-32）但自10月25日中國人民志願軍參加朝鮮戰爭後，美軍的攻勢受阻，戰局轉而對美國不利。美國參謀長聯席會議於12月28日發佈JCS2180/2號文件指出，朝鮮戰爭形勢比9月時更為複雜，美國兵源匱乏，駐日美軍的餘部已無法維持佔領任務，若蘇聯軍隊進軍日本，將無力抵抗，故對日政策的首要目標是重新武裝日本，在此之前，不應再談締約問題。杜勒斯為此於1951年1月3日與參謀長聯席會議商討對日政策。杜勒斯同意應讓日本重新武裝，逐漸增強本身的防衛能力，但也強調不用待朝鮮戰爭結束再締結和約，拖延對日媾和只會增強日本人對美國的仇恨，影響美日關係，有損美國戰略利益。雙方由此達成共識。（于群　1996：150-54）

 

1951年1月25日杜勒斯以總統特使的身份率團抵東京，就和約及與之相配套的美日安全條約的內容和日方磋商。1月29日杜勒斯向吉田茂提出日本重建30萬陸軍的問題，吉田答以，貿然重新大規模武裝會使潛伏的軍國主義份子復出，日本有再受軍部統治的危險；再者，大量建軍會令日本的財政不勝負荷，可能降低人民生活水平；支持和平憲法的民眾也將群起攻之。吉田的反對態度令杜勒斯頗為惱火，憤而結束會談。第二天，吉田再向美國代表團遞交一份個人意見書，重申：戰敗的日本無法完全自衛，只能維持國內治安，外部安全則有賴聯合國特別是美國駐軍；因民眾反對、日本缺乏建立現代軍備的資源且鄰國擔心日本再度侵略，故目前不宜重新武裝。（于群 1996：157-58；Schaller 1997：35）吉田為了讓杜勒斯感受明目張膽地重建軍備在政治上的強大阻力，還秘密派遣他的女婿麻生太賀吉與社會黨左派領導人連繫，並要他的另一位親戚與社會黨右派領導人通氣，鼓勵他們在杜勒斯居停東京期間組織反對重建武力的活動。（Dower 1988：xxi）

吉田茂聽命美國安排的「舊金山體制」，日本淪為半主權國家

不過，杜勒斯依舊緊抓重建軍備的問題不放。1月31日兩人再度會談，杜勒斯強調「日本不能以經濟上有困難為藉口，不對自由世界的防衛有所貢獻」，日本必須承擔本身的防衛，可以先從很小的比例開始，以後逐漸增加。杜勒斯還威脅說：「美國並未準備承擔保護日本安全的義務，我們保留隨時撤軍的自由。」吉田見杜勒斯態度強硬，已知不讓步不行。在2月1日的事務會談中，美方又要求日本設置國防部，並詢問隨著重建軍備而修憲的可能性。次日，日方答覆說，日本為「非武裝國家」，不宜設國防部，可改設「保安廳」，至於為重建軍備而修憲有其困難，可以警力為實質武力（physical force），增強警察預備隊和海上保安隊，達成實際的軍備重建，實質武力的規模則視美國的援助而定。2月3日，吉田茂又遞交一份《重新武裝的初期步驟》給美方，承諾在對日和約與《美日安全條約》生效的同時，便實施重建軍備的計劃，並將另建5萬名的保安隊。這樣雙方得到妥協，吉田答應逐漸增加軍備，杜勒斯則同意吉田依據經濟復興的速度與美國援助的多寡決定重新武裝的規模。吉田事實上是利用憲法第九條的和平條款作為抵擋美國要求日本快速大規模重建軍備的護符，這樣既可把施政重心放在經濟復興上，控制重新武裝的速度，又可藉此向美國爭取更多的經濟援助。（原彬久 2007[2005]：164-68；于群 1996：157-60；信夫清三郎編　1992[1974]：778-79；Schaller 1997：35-6）1950年代初，吉田把他的用心對親信宮澤喜一（1991-93年任日本首相）說得很明白：「我們的生計一旦恢復，重建軍備之日自然會到來。聽來或不磊落，但我們的安全就讓美國人管到我們的生計恢復之時。憲法禁止武裝，實在是我們的天賜之福。如果美國人為此抱怨，憲法則給了我們一個完美的藉口。想要修改憲法的政治人物是群蠢蛋。」（引自Pyle 1992：26）

 

吉田為獲得美國保護，屈從美國排除蘇聯及中國參與討論和約的安排，於1951年9月8日簽署由美國一手主導的《舊金山和約》，同日隨即又與美國訂立不平等的《日美安全條約》，1952年2月28日再簽訂規定《日美安全條約》實施細則的《日美行政協定》，構成了從屬於美國的「舊金山體制」（或曰「安保體制」）。日本名義上恢復了獨立的主權，實際上仍未完全擺脫美國的軍事佔領，在外交、內政上也受美國的多方牽制，一切都須服務於美國反共的遠東戰略，不過是個半獨立、半被佔領的「半主權國家」。如前所述，美國當局的對日政策是確保日本由美國牢牢掌握，充當對抗社會主義陣營的棋子。美國國務院與軍方經幾度折衝，共同確定了對日政策的原則，即簽定和約賦予日本在國際法上形式上的獨立地位，同時要求日本訂立《日美安全條約》以繼續維持佔有日本本土與附屬列島的軍事基地的特權。這樣便可擺脫《波茨坦公告》的束縛，免除同盟國與「遠東委員會」的掣肘，讓美國獨自更徹底地控制日本，為美國的利益效勞。

 

《日美安全條約》是個極不平等的條約。在條約的前言中，美國就表示，「希望日本自己逐漸增加承擔對抗直接與間接侵略的自衛責任」，這意謂要日本把重新武裝當成義務。美國此後便不斷施加壓力要求日本擴充軍備，以符合美國在亞洲的戰略規劃。更嚴重的是，條約還規定美國可在日本全國無限期地駐軍和建立基地，駐日美軍及其家屬還享有治外法權，不受日本司法管轄。這些是只有宗主國對殖民地才有的特權，雖云已結束佔領，實則美國在佔領時期的特權原封不動地給保留了下來。再者，根據條約，美國有在日本駐兵的權利，甚至可鎮壓日本的內亂，卻沒有確保日本安全的義務，隨時可視情況撤走，日本則只有配合美國政策的義務，沒有任何權利。此外，日本還須由國家財政分擔駐日美軍的費用，日本編製財政預算必須與美國商量，決定防衛預算的多寡。日本事實上成了美國的附屬國。（井上清 1972[1966]：142-43；1985[1977]17；Takemae Eiji〔竹前榮治〕2002：504-506）

吉田茂在不修改憲法下有限度發展軍備的兩手策略

 

《舊金山和約》簽訂後，吉田茂在美方要求下，朝擴大軍備的方向邁進，1952年7月，日本政府頒佈《保安廳法》，將警察預備隊增編至11萬人，改稱保安隊（陸軍），海上警備隊則有7590人，同隸保安廳管轄，由美國借給重炮、坦克車和裝甲車等重型武器及驅逐艦等海上艦艇，但這與美國要求的30萬地面部隊仍相距甚遠。8月4日，吉田茂對保安廳的幹部說：「重整軍備現在不是時候，國力也不允許。…將警察預備隊改編為保安隊的目的是為了建立新的國軍。保安隊的任務是要成為建立國軍的基礎。」（井上清 1985[1977]：82-3）

《日美安全條約》明確要求日本增強自己的「自衛責任」，即已表明日本具有自衛權，成立保安隊亦顯示日本重建了武力，這令過去主張憲法不認可自衛權，也不允許重建武裝的吉田茂處於難以自圓其說的困境。1951年10月18日，民主黨眾議員蘆田均在審議《日美安全條約》時，質詢吉田茂說，條約前言所寫的「自衛責任」與吉田以前否定自衛權的說法互相矛盾，吉田竟答稱，不記得說過這種「沒有常識」的話。次日，答詢社會黨議員褚俁浩三，又說同意國家自衛權，認為「發動自衛權而引發的戰爭」是「無可奈何之事」。1952年3月6日，他在參議院預算委員會發言說，「憲法雖禁止以戰力為國際爭端中的工具，但並不禁止以戰力為自衛的手段」，故「自衛手段的戰力」合憲，培養這種戰力不算「重建軍備」，到了3月10日，卻又改口說，「為了自衛而保有戰力」屬於「重整軍備」，是違憲之舉。如此反覆無常，前後不一，充分顯現了吉田進退失據的窘況。為了脫困，吉田於1952年11月25日發表一套詭辯作為「內閣統一見解」，即區分合憲的「實力」與違憲的「戰力」，所謂「戰力」是「具有足以執行近代戰爭的裝備和組織」 ，而實力在這之下的保安隊與警備隊不算是「戰力」，所以合憲。1953年11月3日，吉田在眾議院預算委員會稱，即將成立的自衛隊屬於「實力未達戰力水準的軍隊」，為憲法所容許，此即所謂「自衛隊合憲論」。（原彬久 2007[2005]：197-98；Dower 1988：439-41）

 

吉田茂玩弄這套詭辯是出於他的兩手策略的需要。他以重振日本經濟為首要目標，認為在日本經濟實力壯大之前重建軍備，會妨礙資本的積累，故企圖將日本的安全交由美國負責，免除軍備的負擔。但美國卻亟欲日本重建武力，分攤美國在亞洲的防務，汲汲於壓迫日本建立軍備(註29)，以日本具有足堪自衛的武力為美國從日本撤軍的條件，日本國內的保守派中亦有一股強大的勢力要求重新武裝，以構成本身的防衛力量，及早讓美軍撤出日本，結束半佔領的狀態。吉田在內外交攻下，放棄了戰後初期堅持不武裝的立場，但以憲法第九條為藉口，只同意以漸進的方式建立有限的軍備。於是，他以區分沒有明確界線、極具彈性的「戰力」與「實力」之別的詭辯，一方面用來搪塞反對重建軍備的左派與和平主義者的抨擊，另一方面則藉此抵擋美國與日本極右派要求快速大規模重新武裝的壓力。

艾森豪威爾提出「新面貌」（New Look）戰略壓迫日本加速擴軍

1953年1月，共和黨的艾森豪威爾（Dwight D. Eisenhower）就任美國總統後，任命杜勒斯為國務卿，提出「新面貌」（New Look）戰略，美國更積極要求日本擴建軍備。艾森豪威爾反對杜魯門政府實行的凱恩斯主義赤字預算政策，不贊同用增加軍事經費，擴大政府開支，來刺激經濟增長。他認為，杜魯門政府在全球非共地區到處建立軍事基地、派駐美軍，大量援助盟國，企圖著重以軍事力量遏制社會主義陣營，會拖垮美國經濟，影響人民生計，最終美國的軍事實力也將受損，也就是說經濟穩定與軍事實力兩者密不可分。在杜魯門任內的1950年代初，美國的國防預算已約500億美元。艾森豪威爾估計，若繼續實行杜魯門政府原訂的戰略五年，財政赤字將高達440億美元。他力主平衡預算，認為軍事支出是非生產性的，佔用了本該用於改善人民生計的可貴資源，應該大幅全面節省國防支出。1953年4月16日，他在一篇著名的演說中說：「每一枝造出的槍，每一艘下水的戰艦，每一顆發射的火箭，最終來說不啻盜竊自飢而無食，寒而無衣的人們。……一架重型轟炸機的費用可以在30多個城市各建立一所現代的磚造學校；可以建兩座發電廠，每座供6萬人口的城鎮使用；可以建兩間設備完善的醫院；也可以鋪設大約50英哩的水泥高速公路。我們以50萬蒲式耳小麥的代價買一架戰鬥機，我們用足可讓八千餘人安居的新住宅的代價買一艘驅逐艦。」（Gaddis 1982：133-34，146-47）

 

艾森豪威爾認為杜魯門時代之所以軍費浩繁，是因為對社會主義陣營的挑戰採取被動因應的態度，故必須耗費大量兵力在世界各地駐軍，但美國的資源有限實無力為全世界的非共地區都提供陸海空軍。於是他提出「新面貌」的戰略，主張化被動為主動，運用美國的核武器優勢威攝敵人，在爭端初露時便威脅不惜動用核武器，以制止戰爭爆發或擴大；戰略的重點應放在從美國的空軍基地運載核武，實行核威攝，而反共的盟邦則在美國協助下，發展本國配備常規武器的地面部隊，防衛自身的安全，美國還可提供機動的後備部隊，尤其是海、空軍的特遺隊。在這樣的戰略下，把包圍蘇聯與中國大陸所需的龐大地面武力委諸受美國援助的反共國家，美國便可大量裁減所費不貲的地面部隊與部份海軍，節省國防經費。簡言之，「新面貌」戰略意圖一箭雙鵰，既取得反共的主動權，同時又降低國防費用，兩者得兼。（Gaddis 1982：146-48；Eisenhower 1963：535）

 

杜勒斯根據「新面貌」戰略，於1953年3月12日電令駐日大使艾利生（John Allison）與日方商談共同防衞計劃，要點是：美國準備依《共同安全援助法》援助日本發展陸海空的武裝力量，並用提供技術、採購裝備等方式協助日本發展軍事工業。

 

這對日本方面構成強大的誘因。日本自1950年中期起，拜朝鮮戰爭之賜，得到美國20多億美元的軍需物資訂單，造船、鋼鐵、汽車、機械、電力、化工等重工業大幅發展，1951年的工礦業產值就已超過了二戰前的水平，朝鮮戰場上數十萬人喪生灑下的漫天血雨卻化成了推動日本經濟復興的「神風」。但到1953年初，朝鮮的停戰協定經多次談判，即將簽訂，這筆橫財隨著朝鮮戰爭的進入尾聲，日益枯竭。日本壟斷資本的總司令部「經濟團體聯合會」（簡稱「經團聯」），深恐日本經濟為此陷入困境，1953年2月就提出每年4千8百億日元的擴軍建議方案，藉此維持投資需求，並指望美國援助四成多的金額。這促成了日本政府考慮接受美國提議的《共同安全援助協定》。（參見井上清 1985[1977]：85-6；Schaller 1997：65-6）

但雙方一開始就有重大的分岐。美方的企圖在以援助為誘餌，加速日本的重新武裝，吉田政府則意在取得援助，發展經濟，不願有過重的軍備負擔。雙方自1953年7月15日至8月21日在東京會談8次，無功而止。吉田再派親信池田勇人、宮澤喜一、愛知揆一等人赴美談判，由10月5日至28日，歷時20多天，才達成基本協議。在冗長的談判過程中，爭議的焦點在於美國一意要日本擴大地面部隊至10個師35萬人左右的規模，另加適度的海空軍；日本則力爭較高額的經濟援助，並要求美國解除對中國大陸的經濟封鎖，允許日本與長期為日本重要原料來源及產品市場的大陸發展貿易，同時幫助日本擴大對東南亞的經貿關係。日本堅拒美國要求的快速擴軍，池田告訴美方主談的國務院助理國務卿羅伯遜（Water Robertson），美國的方案會構成憲法所不允許的戰力，「日方代表無意提出會違反日本憲法的任何防衛計劃。……這部憲法的起草者的精心設計使修憲程序極為困難（按：修憲須經國會三分之二多數的議員同意）。即使國家領導人給說服同意修憲是明智之舉，在可見的未來也不可行。」這些說辭令羅伯遜頗為惱火，詰問道：「不能符合戰力，又不能在戰力之下，這條界線要如何劃分？假使十萬可以，三十萬就不行，像這樣對吧？也許今年認為十萬已是最大極限，但經過兩三年後，卻能容許有三十萬職業軍人。宛如彩虹一般，覺得只要朝它走近，便會撞上，但真的朝它走去時，卻還有很大的距離。」（Dower 1988：441-42；原彬久 2007[2005]：198-99；）池田答稱，大規模增兵就得修改憲法，恢復徵兵制，但「在美國佔領的8年間，日本人被教育說無論如何都不要拿起槍桿子，而最受影響的就是首先會被徵召入伍的年輕人」，故要讓日本人民願意修憲就必須用教育與宣傳激起愛國心與自衛的精神。（註30）美日在各有堅持下，都作了妥協讓步。10月30日池田勇人與羅伯遜發表聯合聲明，雙方同意為減輕美國對日本防衛的負擔，必須增強日本的自衛能力，但在目前情況下，日本存在憲法、經濟、預算等各種限制，無法立即做到。在協議中，日本只同意在三年內將地面部隊增至18萬人，並逐漸加強自衛力量；美國則拒絕解除對中國大陸的禁運，但應允贈予5千萬美元的農產品，由日本政府以等值日元儲存，作為發展軍事生產及工業潛力之用，並逐漸減少日本所承擔的駐日美軍費用，以讓日本有更多經費擴軍，待日本軍力增強，美軍亦隨之撤出（于群  1996：223-260；Dower 1988：463）值得一提的是，池田警告羅伯遜說，過快增兵恐怕會造就一支日本「紅」軍：「若非人民堅信除了他們自己沒有別人會保衛他們，倉促徵召大批青年入伍只會產生一支不受指揮的暴亂部隊；而要人民願意自衛得靠教育，以日本的情況，不如說得改變思想觀念，要做到這點必須花相當一段時間，共產黨的滲透政策可怕到我們沒有把握青年不會把他們的槍口指向日本。這就是說，在日本快速徵調較大量的青年參軍，不是不可能就是很危險，──即缺乏我們憲法所已明確廢止的徵兵制。」（Dower 1988：461-62）結果，在池田與羅伯遜聯合聲明的草案中寫入了這段話：「會談的當事者一致認為，在日本造成一種使日本國民增強對防禦的責任感的空氣是最重要的。日本政府的首要責任在於通過教育和宣傳，在日本造成一種能夠發揚愛國心和主動的自衛精神的空氣。美利堅合眾國對此將予以援助。」草案在《朝日新聞》發佈後，可能考慮到這一條款暴露出美國過於露骨地干涉日本內政，在正式發表聯合聲明時遭到刪除。（井上清 1985[1977]：87）但日本政府仍照此意旨付諸�
��行，除了加強對教科書的審查，力圖改造青年一代的反戰和平觀念，還刻意壓制左傾且實力強大的教師工會，特別於1954年5月訂立禁止教師參與政治活動和教育保持中立的兩項法案（簡稱《教育二法》）以遏止左翼思想、運動的 擴展。日本右翼勢力自此積極推動軍國主義思想的復活。
美日簽訂《共同安全援助協定》，日本建立正式武力─自衛隊

池田與羅伯遜的聯合聲明僅為初步協議，尚非定案。美國副總統尼克森（Richard Nixon）銜總統之命訪問亞洲，於1953年11月中旬抵東京，攜來艾森豪威爾致吉田茂與天皇的信函，信中警告日本蘇聯集團的威脅重大，敦促日本加快重整軍備。尼克森與吉田會談時，提醒日本要注意共產黨的滲透、中立政策的危險與限制對華貿易的必要，也再提日本應該在三年內擴充地面部隊至最少32萬人 。吉田重施故技，以憲法第九條的限制加以拒絕，尼克森怫然不悅，吉田見狀驚慌得鼻血猛流。11月19日尼克森在東京「日美協會」的演說中說：「現今如果解除軍備在1946年是對的，為什麼在1953年便是錯的？而如果1946年是對的，1953年則是錯的，美國為何不承認犯了錯誤？……我就要在這兒承認美國確實在1946年犯了錯誤。美國之所以犯錯誤，是由於對蘇聯的真正意圖作了錯誤的判斷。日本是防衛的一環，但只靠保安隊對日本進行防衛是遠遠不夠的，因此，日本必須增強自己的防衛能力。」（Dower 1988：464；Schaller 1997：69；于群 1996：224）

1953年12月，美日在東京繼續協商，終於在1954年3月8日簽訂《共同安全援助協定》（MSA）。在前言中強調了美方期望日本加強自衛的責任，但也肯定了日方的要求，即制訂防衛計劃「將以經濟穩定為考慮的主要因素」，日本「僅在總體的經濟條件與能力允許的範圍內增加軍備」。《協定》還明載「此份協定將由雙方政府依據各自國家的憲法予以執行」。日本政府對此的解釋是日本的軍事義務只限於自衛，不從事進攻，也不向海外派兵。《協定》生效後，美國給了日本價值1億5千萬美元的軍事裝備、1億美元的採購訂單、5千萬美元的農產品，並應允對日本的軍事工業提拱技術援助。杜勒斯對吉田政府的不願按照美國計劃擴軍，自承「為日本沒有恢復犧牲與紀律的偉大民族精神而極度失望」。（Schaller 1997：70；Pyle 1992：29-30；于群  1996：227-28）

日方根據《協定》加強重整軍備的要求，除了制訂防衛廳設置法案與自衛隊法案，將保安隊擴編為陸海空的自衛隊，還修改了警察法以有利於集中全國警力壓制反對運動，這些法案連同前述的《教育二法》雖經日本左翼政黨與工會、學生團體、文化團體的強烈抗爭，仍遭保守勢力以動用警察進入國會排除反對派議員的反民主橫暴手段，強行在國會通過。這些法律與1952年7月通過的《破壞活動防治法》大大促進了日本軍國主義的復活（井上清 1985[1977]：88-90）。因此，吉田茂雖然力抗美國要求日本快速擴軍的壓力，但也逆轉了美國佔領時期的民主化改革，並放棄日本解除武裝的立場，開啟了日本的「逆向路線」。（原彬久 1007[2005]：208）

吉田茂由於對內專權跋扈，對外屈從美國安排的「舊金山體制」使日本淪為半主權國家，遭致左右各派政治勢力的強烈不滿，於19544年12月7日被迫辭職下台。但他表面上支持和平憲法實則漸進擴軍的路線，卻在以社會黨為主的反修憲力量牽制軍國主義份子下，在冷戰時期持續維持不墜，讓日本得以避免直接捲入美國與蘇聯、中共的衝突，著力發展經濟，逐步壯大武力，掩蓋軍國主義復活的事實，在國際上表現出和平主義的假象。1988-89年曾任日本首相的自民黨政客竹下登在1994年說，整個冷戰時期，自民黨利用社會黨批評的機會，阻擋美國要求日本加速重建軍備或更積極介入國際事務，「就此而言，我們之間有點像分擔責任」，他描述這種安排為「狡滑的外交」。（Schaller 1997：120）日本社會學者村上泰亮則批評吉田路線說：「就某種意義來說，日本成了一個偽善的民族，宣稱堅守非武裝中立的觀念，但同時非常樂於享受美國統治下的和平所能有的經濟繁榮的果實。我們可以說，吉田政策最終毀壞了日本和平主義心智上的真誠。」（Pyle 1992：122）由麥克阿瑟強加在日本頭上的和平憲法，在國際形勢丕變，美國霸權的全球戰略徹底轉換下，終究不免名存實亡。冷戰結束後，蘇聯崩潰，社會主義陣營瓦解，羽翼已豐的日本軍國主義反動勢力更肆無忌憚。進入1990年代，日本左翼力量迅速衰頹，日本內部的制約因素亦復大幅削弱，右翼的氣燄更形高漲，就明目張膽地向和平憲法猖狂進攻，直接開刀了。對此纐纈厚教授在本書已作了全面的深入分析。（未完）

 

 

《新日本軍國主義的新階段》導讀（四-完）／杜繼平

二、日本憲法第九條何以名存實亡？

麥克阿瑟主導的日本憲法日後引起最大爭議的便是規定放棄戰爭權也不保有武力的第九條。60多年來，日本右翼的軍國主義者與反對重建軍備的和平論者，圍繞憲法第九條的解釋爭論不休，纏訟不決。爭議的焦點在所謂放棄戰爭權包不包括放棄自衛權？以及隨之而來的允不允許重建自衛的軍事武力？「自衛」的涵義又是什麼？以自衛的名義動用軍隊的限制何在？纐纈教授在本書中嚴厲批判了日本軍國主義者力圖修改憲法第九條，使擴張軍備、對外出兵合憲的做法，但未觸及引起修憲爭議的根源，故有必要在此述其歷史經緯，指出癥結所在。

51期（2008年1月）《新日本軍國主義的新階段》導讀(三) 〔修訂版〕杜繼平

《新日本軍國主義的新階段》導讀(三) 〔修訂版〕

杜繼平

本文在《批判與再造》50期刊登後，意有未愜，乃訂正若干錯誤，復參閱更多材料與論著，納入美、日學者的最新研究成果，補充史實，加深釋義，共增萬餘字篇幅，實等同新作，故予重刊，希讀者諒察。─作者

《老 子》云：「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倡狂肆虐於亞太地區十餘年的日本軍國主義驕陽終究日薄西山，自取敗亡。曾經鷹視虎瞬、不可一世的日本從征服世界的迷
夢中驚醒，在戰敗後，完全喪失主權，徹底臣服於同盟國的佔領統治，遭受了亙古未有的奇恥大辱。對日本的侵略戰爭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的日本天皇、王公重臣及 搧揚軍國主義兇焰的各界人物莫不為命運之未卜而惶惶惶不可終日，焦灼不安地等待同盟國的裁決。

美國初期的對日佔領政策

如前所述，美國當局在波茨坦會議時便已決意要獨佔對日本的支配權，不讓其他盟國插手戰後日本的事務。1945年8月11日美國總統杜魯門對日本發出最後通牒後，隨即於8月13日任命美國太平洋軍區總司令麥克阿瑟（Douglas MacArthur）為佔領日本的盟軍最高統帥。

原本主導美國對日政策的副國務卿格魯因與新任國務卿的貝爾納斯不合，在日本投降的次日辭職，由國務院中的中國派要角艾奇遜（Dean Acheson）接任，日本派失勢，具有前總統羅斯福「新政」（New Deal）思想的中國派官員范宣德（John Carter Vincent ）、艾默生（John K. Emmerson）、謝偉思（John Steward Service）等人開始掌握美國的亞洲政策。他們與國務院、陸軍部中同持反對壟斷資本的「新政」思想的經濟學家一起，在格魯、史汀生制訂的對日政策的基礎上，加進了「新政」觀點。因此美國初期的對日佔領政策融合了《波茨坦公告》和美國「新政」的精神。（參見Harries 1987：12 -7；Schaller
1985：31） 其主導思想是：日本的軍國主義源於封建迷信的日本天皇制、貴族勢力和壟斷資本構成的財閥經濟體制，故要消滅軍國主義，在解除日本的武裝軍備以外，還要破除
對天皇神格的迷信，剷除貴族、財閥、地主，建立自由競爭的資本主義經濟，確立多黨的自由民主政體。美國當局認為，變革日本的政治、經濟體制，使日本成為沒 有政治特權、財富分配不致過份不均的國家，就不會產生極右的法西斯主義與激進的共產革命運動。（參見Schaller 1985：25-6，30）

1945年9月6日，杜魯門批准了國務院、陸軍部與海軍部三部協調會擬定的SWNCC 150/4號文件《美國對日本投降後初期政策》（U.S. Initial Post-surrender Policy for Japan），交由麥克阿瑟執行。這份文件表明了佔領日本的最終目的是：「(1) 確保日本不會再成為美國或世界和平與安全的威脅；（2）力 促最終建立一個和平與負責的政府，這個政府將尊重他國的權利，並支持表現在聯合國憲章的理想及原則中的美國目標。美國企盼這個政府與民主自治政府的原則盡可能緊密相符，但把不是由日本人民自由表達的意志所支持的任何形式的政府強加給日本，卻非同盟國的責任。」為
達此目的，文件要求：完全解除日本的武裝，並使其不再能重整軍備；從政治、經濟和社會生活中，徹底清除軍國主義者的權力和影響力；鼓勵日本人民培養爭取個 人自由、尊重基本人權的思想，建立民主的代議政體；支持日本民眾反封建、反威權統治的運動，只要不危及美軍，可以允許暴力；懲罰戰犯；經濟上的非軍國主義
化等等。（Schlesinger
ed. 1973：10-16）11月3日，美國參謀長聯席會議又發給麥克阿瑟《投降後初期基本指令》（Basic Initiative Post-Surrender Directive），進一步說明上一文件的原則和具體措施，明確指出：應嚴格限制並控制日本的重工業，使之不能再生產軍事裝備；鼓勵自由的勞工運動並廣泛分配收入與生產資料的所有權；鑒於壟斷資本曾支持日本侵略，盟軍總部應清算財閥，解散控制日本大部分工商業的大工業與金融集團；拆解日本重工業的設備，用於賠償受侵略國家等等。（參見SCAP government section v.2 1970〔1949〕：429-39；Schaller 1985: 24-5；Whitney 1956：246；井上清
1972〔1967〕：43-6）這兩份文件構成日本投降後至1947年初，美國佔領日本政策的基本綱領。

美國二戰後的亞太政策是完全控制日本與太平洋

美國的初期佔領政策旨在剷除日本的軍國主義，按照英、美的模式，把日本改造成臣服美國、符合美國利益的資本主義民主國家。但剷除日本軍國主義只是馴服日本的手段，根本的目的還在於鞏固美國在亞太地區的控制權，使一度與美國爭奪太平洋霸權的日本，不再能威脅美國的利益。這個目的不會變動，而手段則可以隨時移勢易而調整。1945年9月杜魯門告訴一位顧問說「美國未來的對外利益會在西半球與太平洋。」（LaFber 1980: 30）1946年1月5日杜魯門寫信斥責國務卿貝爾納斯在莫斯科外長會議上對蘇聯過份讓步，其中很明白地說：「我們必須保持完全控制日本與太平洋。我們必須重建中國，在那兒建立一個強有力的中央政府，對朝鮮亦然。」（Truman 1964﹝1955﹞:606，黑體為筆者所加）杜魯門這段話直截了當地道出了美國二戰後亞太政策的意圖。

　 　二戰後初期，杜魯門承續羅斯福的觀點，認為美國在亞洲的利益有賴於加強蔣介石的國民黨政權，取代日本成為穩定亞洲的力量。這還會有龐大的經濟利益。美國
官員認為，扶持蔣介石統治中國，不但可開發大中國的市場，其他亞洲國家的市場也可以盡入囊中，美國商人一百多年來競逐中國與整個亞洲市場的夢想看來終可成 真。對美國來說，若有十億的亞洲消費者，會大大有助於避免再次發生經濟蕭條。（LaFeber 1980: 30）

　 　正因美國戰後初期將維護在亞洲太平洋地區利益的重心放在培植親美、反共的中國政權，故初期的對日政策著重於清除日本的軍國主義勢力與思想。這樣既可踐履
同盟國共同要求的《波茨坦公告》條款，杜絕同盟國對日本軍國主義復興的疑慮，從而不會予不滿美國獨佔日本控制權的盟國攻擊的口實，又可徹底翦除日本軍國主 義的毒牙，永絕日本與美國在亞太地區爭雄的後患。

　 　因此，美國初期的佔領政策大體上依據赫爾主持國務院時所作的處置方案，即先不廢除天皇制，用天皇的威望統治日本，並解除戰前套在日本人民身心的枷鎖，賦
予日本人民言論、思想、集會、結社的自由，釋放包括激進的日本共產黨在內的反軍國主義力量，鼓勵勞工、群眾運動，充當剷除封建勢力、瓦解財閥的急先鋒，以 利美國執行佔領政策，但前提是不得危及佔領當局的權威，造成日本社會的動亂。在這樣的政策下，不僅日本天皇與政府，連反軍國主義的人民民主力量也成了美國
佔領政策的政治工具。日本共產黨未認清美國的圖謀，初始竟視美國控制下的盟軍總部為「解放者」而感恩戴德，主張「佔領下的和平革命」路線，在革命策略上犯 了重大的錯誤，甚至在1947年美國佔領政策已經出現轉向，公然壓制進步運動時，仍未醒悟，直到1950年初才改弦更張。（註7）

麥克阿瑟成為君臨日本的太上皇

　　《美國對日本投降後初期政策》是日本投降前夕由陸軍部長史汀生、陸軍助理部長麥克羅伊（John McCloy）與副國務卿格魯主導制定的（Acheson 1969: 426）。
如前所述，史汀生、格魯原在他們初擬的《波茨坦公告》草案中表明了要保留日本天皇制，經赫爾勸阻而作罷。但他們仍堅持利用天皇穩定戰後日本秩序的觀點。在 他們主導的佔領日本政策文件中去除了涉及追究日本天皇戰爭責任的字眼。其後參謀長聯席會議發給麥克阿瑟的《投降後初期基本指令》
也規定：「沒有事先與參謀長聯席會議商議，也沒有接到經參謀長聯席會議發給你的建議，你不可廢黜天皇，也不可採取任何準備廢黜他的步驟」。美國當局保留日 本天皇制的意圖，礙於中、蘇、澳等同盟國與國內輿論強烈要求懲處天皇的意見，不便明白宣告，最後由盟軍統帥麥克阿瑟發揮關鍵的影響力，免除裕仁天皇的戰爭
責任，確保了日本的天皇制。（參見于群 1996:32-5；SCAP
government section v.2 1970〔1949〕：430；升味準之輔 1997（1988b）:879；Buckley 1982:62；栗屋憲太郎 1987〔1985〕:133）

麥克阿瑟在日本的統治權力之大，無與倫比。1945年9月6日，
經杜魯門批准，美國參謀長聯席會議下達指令給麥克瑟謂：「一、身為盟國最高統帥，日本天皇與政府管轄國家的權力隸屬於你，只要你認為要完成任務該運用你的 統治權力，便加以運用。我們與日本的關係並非根據雙方協定的契約，而是無條件的投降。既然你的權力淩駕一切，對你的權限，你不必抱有日本人所懷的任何疑
問。二、若是通過日本政府控制日本可達到滿意的結果，便照此辦理。這並不妨害你必要時可採取直接作為。你可以運用你認為必要的手段，強制執行你下達的命 令，包括使用武力。……」（Truman 1965A[1955]:504）《投降後初期基本政策》還 授權麥克阿瑟根據日本實際的發展情況來確定對日政策，並不准美國與其他盟國的非軍事機構代表干預過問佔領事宜，未經麥克阿瑟或參謀長聯席會議准許，也不得
在日本國內獨立活動，這實際上賦予了麥克阿瑟獨攬統治日本大權的尚方寶劍。麥克阿瑟不僅獲有美國當局的充份授權，他同時也不受其他同盟國的掣肘。美國視日本為其禁臠，原本只打算與盟國組成沒有決策權的「遠東諮詢委員會」（Far Eastern Advisary Commison），但蘇聯與英國聯邦諸國不甘讓美國獨佔日本的統治權，要求成立可決定對日佔領政策的盟國機構。美國不得已而於1945年12月在莫斯科外長會議上同意在華盛頓設立由美、蘇、英、中等11國組成的「遠東委員會」（Far Eastern Commision），賦予決定對日佔領政策的權力，並規定委員會的會議采多數決，但美、蘇、中、英四國有否決權，決議則由美國政府交付指令給盟國最高統帥執行，而若未能形成決議，美國可自行直接下達臨時命令，指揮盟國佔領總部。（Byrnes 1947:217-9）這樣一來，蘇、中、英三國的發言權固然有所增強，但美國對不符其利益的提案也可加以否決，再徑以臨時命令控制日本，等於確保了美國對日本的主控權。唯涉及改變投降條款規定的管制制度、修改日本憲法與變更日本政府體制，則仍須經「遠東委員會」的多數決始得定案，美國不能片面決定。此外另在東京成立美、蘇、英、中四國代表組成的「盟國對日理事會」（Allied Council for Japan）負責向盟軍總部提供不具約束力的建議。在這樣的設計下，只具諮議性質的「盟國對日理事會」固無法制約盟軍統帥部，就連形式上有決策權的「遠東委員會」也由美國主導，麥克阿瑟乃得以一手掌控日本。

不僅此也，麥克阿瑟具有盟國佔領日本總部最高統帥與美國遠東軍總司令的雙重身份，他雖由美國總統任命為「盟總」最高統帥，卻以「盟總」是一國際組合為由，不願完全聽命於華盛頓。他有意代表共和黨角逐1948年的總統大選，想以改造日本的政績做為問鼎白宮的政治資本，故在對日政策上常堅持已意，與總統杜魯門、國務院、軍方部門時生齟齬，美國當局為此頭痛不已，莫奈他何。（參見Schaller 1985）麥克阿瑟遂成了無人能完全加以駕馭，獨攬大權、君臨日本的太上皇。

日本統治階級忍一時之辱，謀百年再興

麥克阿瑟在二戰期間任盟軍西南太平洋戰區總司令時，便認為日本應保留天皇制，這與當時主管心戰部門的費樂斯（Bonner F. Fellers）准將有很大關係。費樂斯1920年代待過日本，自1930年代中期在軍中開始研究日本人的心理，寫了《日本士兵的心理》的研究報告。1944年夏季，他寫出《日本對策》（“Answer to Japan”） 作為盟軍情報人員的工作指標，這篇報告的觀點不僅深為麥克阿瑟賞識，因與國務院日本派的意見相近，遠在華盛頓的格魯閱後也極表贊同，事實上日後成了麥克阿瑟統治日本政策的主要依據。費樂斯該文的主旨是：一、只有徹底擊潰日本，讓日本創鉅痛深，日本人民才能從自認優越、註定該主宰亞洲的迷夢中覺醒，憬悟軍國 主義的惡徒背叛天皇、誤導聖君、欺騙人民，致日本遭受痛苦的劫難，此時原被貶抑失勢的日本保守派便可復出重掌政權，收拾殘局；二、罷黜或處死天皇會
激起所有日本人大規模的暴力反應，軍國主義惡徒的力量會因而大為增強，戰爭勢必過度延長，損失更為慘重，上策是「在天皇、人民這一方與東京軍國主義惡徒的 另一方之間打入楔子」，離析兩者，只要天皇裁斷停戰，各方都會接受，這樣就有可能在把日本化為廢墟前結束戰爭；三、天皇對日本人民有不可思議的影響力，如
果日本徹底戰敗，軍事集團遭到摧毀，天皇可用來當成有益與和平的力量；日本政府必須有制衡的體系，天皇須由開明的文人領導者輔弼，軍隊必須限於維護國內治 安的員警武力，聽命於文人政權。費樂斯所提的“楔子”政策與利用天皇達成盟國目標的想法，此後成為盟軍心戰與對日策略的主軸。1945年春，麥克阿瑟司令部在菲律賓的馬尼拉召開費樂斯主持的美、英心戰人員會議，便發出了“把天皇還給人民”之類的心戰宣傳口號。（Dower 1999：280-84；另參Bix
2000：544-45）麥克阿瑟早在受命為盟國佔領軍統帥之前就支持“楔子”政策，1945年5月，他說，他希望和平給日本帶來民主，天皇是東條英機與軍閥的俘虜，真該為戰爭負責的是東條與軍閥，裕仁對永久改變日本政府的結構很有幫助。麥克阿瑟在從馬尼拉準備赴日擔任最高統帥之際，告訴盟軍翻譯部門的主管麥緒比爾（Sidney Mashbir）上校，他不想在日本人民眼前貶損天皇，因經由天皇就可能維持一個井然有序的政府。他還提說，希望在日本安頓好後，天皇會來拜訪。9月2日在東京灣舉行日本投降儀式後，隔天麥緒比爾就把邀訪的信息傳給了日方。（Dower 1999：286）

但日本投降後，不僅中、蘇、澳、菲等同盟國極力要求懲處天皇裕仁，廢除天皇制，美國國內民眾亦復群情洶洶，大多認為裕仁罪不可逭，當以戰犯起訴。1945年9月20日美國喬治亞州參議員羅素（Richard Russel）就要求參議院通過聯合決議案，將裕仁與東條英機同列為戰犯，加以審訊，各報廣為報導（Bergamini 1972: 145；Buckley 1982: 60）。麥克阿瑟在與裕仁面晤前，針對美國國內要求審判裕仁的高亢聲浪，於1945年9月21日對報界說：「（為降服日本而）保留天皇制，保全了無數的生命，節省了大量時間與金錢。」（Buckley 1982: 219） 明顯有為裕仁緩頰之意。但是，日本天皇及重臣們無從知悉美國當局與麥克阿瑟真正的想法，仍為天皇制可否存續而惴惴不安。面對整個國際形勢對天皇極為不利，
重臣們處心積慮要為天皇脫卸戰爭責任，確保天皇制。早在日本敗相已露，德國尚未投降之際，裕仁最倚重的政治顧問內大臣木戶幸一就籌謀停戰媾和以維持嚴重受 創的日本國脈於不墜。1944年1月6日，他寫道，我們隨侍左右翼贊天皇「仍得暗中續掌國家的實權」，「國家元氣既已耗損甚巨……當圖百年蓄積國力」，必須「避免盎格魯－撒克遜人消滅我們有色人種」。(Bergamini 1972: 62)這 些話充分表露了宮廷重臣的心跡，也是二戰末期日本統治階級中主和派的共通想法。裕仁接受了主和派這種忍一時之辱，謀百年再興的建議，才下了投降的決斷。故
當他們發現國際輿論大有皆曰天皇可殺之勢，便積極營造裕仁並非戰爭罪魁，且贊同還政於民，實行民主制的開明形象。裕仁先於1945年9月25日接受《紐約時報》記者採訪，撇清說，東條英機下令偷襲美國珍珠港，並非他授意。另又安排於9月27日主動親赴美國大使館拜謁麥克阿瑟。行前一日，裕仁與木戶幸一商議好，要以謙恭唯謹的極度低姿態會見麥克阿瑟，以博取同情。（Bergamini 1971: 146-47）

9月27日，裕仁抱著誠惶誠恐的負荊請罪心態至麥克阿瑟居住的戰前美國大使館謁見麥克阿瑟。據麥克阿瑟的助理軍事秘書包爾思（Faubion
Bowers） 回憶說：裕仁戰戰兢兢地進入館內，軍事秘書費樂斯准將與包爾思向他行軍禮，裕仁鞠躬回禮並與他們握手，包爾思隨即取下裕仁的頂帽，裕仁頓露驚恐神情，可以
想見裕仁懷有他大約會被褫奪所有權力的可怕不祥預感。麥克阿瑟見狀立刻大笑，聲如洪鐘地說：「非常，非常歡迎，先生！」並伸手握住裕仁的手，裕仁立時深深 彎腰鞠躬，彎度之大竟致頭部低於兩人緊握的手。禮畢，麥克阿瑟迅即摒除雙方屬下把裕仁帶進內室，僅有日方譯員奧村勝藏（外務省參事）陪同。（Dower 1999：293-95） 由於麥克阿瑟與裕仁約定彼此絕不外洩密談內容，兩人談話的實際詳情，一直未能完全確知，成為一樁聚訟紛紜的歷史公案。麥克阿瑟在《回憶錄》中描述他們會談
的情況說：「（裕仁）焦慮不安，數月來的憂懼之情溢於言表。……我遞給他一根美國香煙，他道謝接過，我注意到我為他點煙時，他的手瑟瑟發抖。我儘量讓他放 寬心情，但我知道他所受的屈辱之苦至深且钜。」麥克阿瑟本來擔心裕仁會力辯自己不該被列為戰犯，未料裕仁主動表示願一肩承擔戰爭責任，聽憑麥克阿瑟所代表
的盟國裁奪。（註8）其實麥克阿瑟強烈反對起訴裕仁，早已決定將裕仁剔除出戰犯名單，但裕仁對此並不知情。他見到裕仁勇於挑起可能遭到處死的罪責，深受震動，大增好感，目之為日本的君子之冠。（MacArthur 1964：288）裕仁見麥克阿瑟態度友善，並期許他好好襄助「盟總」的佔領統治，大為寬懷，前此的憂懼一掃而空，神情輕鬆愉悅地告別了麥克阿瑟。（Dower 1999：297；吉田裕2001〔1992〕：61）

這 次會面拍了張極具象徵意義的合照。矮小的裕仁身著燕尾大禮服，神情憔悴，兩眼無神，垂手肅立，高大魁梧的麥克阿瑟則穿著開領的軍便服，神采奕奕，目光炯
炯，腳踩閒適的三七步，兩手斜插胯上，兩人一偉岸，一卑瑣，形成強烈的對比，充分顯現了日本臣服於美國的形象。日本內務大臣見此照片極度有損天皇威嚴，指 示報社不准刊登，經盟軍總部干預，才收回成命，使這幅珍貴的歷史圖片得以廣發各報。（參見升味準之輔 1997[1988b]：861；Bergamini
1971：149）

麥 克亞瑟與裕仁此後又有十次晤談，兩人事實上形成了攻守同盟。麥克阿瑟力抗同盟國與美國國內輿論要求審判裕仁的強大壓力，想方設法免除裕仁的戰爭責任，並確
保天皇制，裕仁則對麥克阿瑟甚為恭順，曲意迎合美國的佔領政策，令麥克阿瑟頗為滿意。麥克阿瑟在《回憶錄》中盛讚裕仁說：「他幾乎比與我交談過的其他日本 人都更能深入掌握民主的概念。他在日本的精神再造上發揮了主要作用，佔領日本之得以成功，他的忠誠合作與影響功不可沒。」（MacArthur 1964：288）

麥克阿瑟決意排除阻力包庇天皇罪行，保留天皇制

美國國務院的日本派自1942年至1945年 二戰結束前，在討論處理日本投降後問題時，便認為天皇制是凝聚日本人心、穩定日本的關鍵，日本軍國主義的根源不在天皇制，天皇只是受到軍部的挾持、利用才
同意發動侵略戰爭；就美國利益而言，利用天皇及其政府協助戰後的日本佔領統治，可省掉美國的大量人力、物力，並減少美國人的犧牲，只要切斷天皇與軍方的關 係，消滅軍國主義者的勢力，解除日本軍備，否定天皇的神格，實行民主制，便可保留天皇制，以英國式的立憲君主制為美國利益服務。日本派的代表格魯於1945年初就主張利用天皇促使日本投降，並防止佔領後發生動亂和遊擊戰。日本派的看法深獲美國軍方的支持，共謀維護日本天皇制。（參見劉世龍 2003：349-61）

如前所述，1945年中期，麥克阿瑟與費樂斯便有了和華盛頓的國務院日本派大體一致的觀點。格魯也與麥克阿瑟保持通信聯繫，建議麥克阿瑟處理影響天皇制的問題時要慎之又慎。（Takemae Eiji〔竹前榮治〕 2002：283）1945年8月8日，麥克阿瑟與費樂斯在馬尼拉擬訂了「黑名單行動」（Operation Blacklist ） 計畫，重點是：把裕仁與軍國主義者區別開來，並讓他成為沒有實權的立憲虛位君主，利用他大幅改造日本人民的精神思想。由於《波茨坦公告》要求嚴懲戰犯，而
保護天皇不使他的威信受損，對最大限度地運用既有的政府組織以牢牢控制日本人民至關緊要，力保裕仁為其脫罪就成了麥克阿瑟佔領當局的首要之務。因此，在麥克阿瑟奉命赴日履任之前，已有保護裕仁與天皇制的通盤構想。麥克阿瑟的佔領統治策略從一開始就這樣與日本統治階級護持「國體」的意圖不謀而合。（Bix 2000：545）而裕仁為博取同情在首次會面時表現的卑屈輸誠之舉，頗為奏效，使麥克阿瑟大生憐憫之情，更加堅定他免除裕仁罪責，保留天皇制以利佔領統治的意志。（參見小森陽一 2004〔2003〕：113-14；Takemae Eiji〔竹前榮治〕 2002：236）

二戰後，盟國對德、日兩國的戰犯審判有很大的差異。1945年8月8日美、英、法、蘇四國簽訂《倫敦協定》，共同制定了懲處德國戰犯的規章。但東京的國際軍事法庭卻是單獨由盟軍統帥麥克阿瑟發佈審判的規章，盟國各自選派的法官和檢察官皆須由其正式任命。麥克阿瑟還具有最後裁定批准審判結果與減刑的大權。（栗屋憲太郎 1987[1984]：35）關於天皇的戰爭責任問題，在前述美國參議員羅素提案要求審判裕仁後，參謀長聯席會議於1945年10月16日秘令麥克阿瑟「立即著手搜集裕仁參與日本違反國際法及其責任的所有證據」，1945年10月22日國務院、陸軍、海軍三部協調會也作成SWNCC55-6號決議，要求麥克阿瑟秘密搜集證據，再將結論送交華盛頓。（Dower
1999：299；栗屋憲太郎 1987[1984]：133）11月30日參謀長聯席會議再發機密電報給麥克阿瑟說，天皇未被豁免以戰犯起訴，要他提供證據，以決定裕仁是否應受審判。（Kades 1989：230；Takemae
Eiji〔竹前榮治〕 2002：257）因此，裕仁的命運可謂就在麥克阿瑟的一念之間。

日本明治憲法明訂天皇「神聖不可侵犯」，握有軍隊的最高統帥權力，故日本的侵略戰爭如無天皇的授權是絕無可能發動的。正如東京國際軍事法庭審判長澳大利亞籍的韋勃爵士（Sir William Flood Webb）所說：「在審判前，我認為天皇身為具有至高權力的君主，初步看來該為授權開戰負責。……呈上法庭的證據確定了我先前的看法，顯示天皇確實授權發動戰爭，因而必須為戰爭負責。」（Bergamini 1971：X）但麥克阿瑟卻不顧美國與同盟國的輿論，一意竭盡所能為裕仁洗刷罪責。〔註9〕

為裕仁脫罪一事，費樂斯是關鍵人物。前已述及，麥克阿瑟與費樂斯在馬尼拉即已根據「楔子」政策擬好對日本的戰後策略，要把戰爭責任完全歸咎於東條英機為首的軍國主義者，掩飾天皇的本來面目，將他喬裝打扮成不贊同侵略戰爭卻受到軍部挾持的愛好和平者。費樂斯甫於1945年8月30日隨麥克阿瑟至日本擔任軍事秘書不久，便積極展開保皇行動。他很快找到1920年代在日本的舊識河井道，通過河井道結交宮內高官關屋貞三郎，共同商議為天皇免除戰爭責任。（Bix 2000：542）更重要的是，他的表親格溫德琳‧哈羅德（Gwendolyn Harold）嫁給了日本外交官寺崎英成。畢業於美國布朗大學的寺崎英成，受過以頭山滿為首的日本右翼團體玄洋社的影響，在珍珠港事變前為日本駐美大使館一等秘書，主管情報部門，戰後被派至專與「盟總」聯繫的「中央聯絡局」。1946年1月24日，外相吉田茂要求他出任天皇的發言人，囑其戮力護衛天皇制，2月20日他受命為天皇與「盟總」的聯絡人，日後並擔任了五次裕仁與麥克阿瑟會談的翻譯。費樂斯與寺崎英成借著公私兩面的密切關係，在「盟總」與日本官方合謀為裕仁脫罪的計畫與行動上發揮了重大的作用（見下文）。（參見Takemae Eiji〔竹前榮治〕 2002：137；Bix 1992：356-57；粟屋憲太郎 1987[1984]：142-47；吉田裕 2001〔1992〕：98-100）

在裕仁拜謁麥克阿瑟數日後，1945年10月1日，費樂斯呈送了安德森（John Anderson）少校有關裕仁戰爭責任的案情摘要給麥克阿瑟。這份報告說，天皇簽署宣戰詔書非出於自由意志，他不瞭解戰爭實情，還冒著生命危險拍板決定投降，結論是：「如果天皇能確證遭到足以違背其意願的欺騙、威脅或強迫，在民主的法庭他就不能被判有罪。」最後報告建議：「a. 為了有利於和平佔領與重建日本、防止革命與共產主義，應搜集所有顯示天皇在宣戰與其後的立場是受到欺騙、威脅或強迫的相關事實。b.如果這樣的事實足可確立經受得住合理懷疑的鄭重辯白，就該採取積極行動避免天皇被以戰犯起訴調查。」（Dower 1999：297-98；黑體為筆者所加）第二天，費樂斯又上了一份長篇報告，詳述何以迫切需要搜集為裕仁洗刷的“事實”證據：

「他們的天皇是民族現存的象徵，體現了祖先的美德。他是民族精神的化身，英明睿智，聖德無虧。效忠天皇乃天經地義。……

將天皇與平民或任何政府官員等同視之，是冒瀆天皇的想法。把天皇當成戰犯審判，不僅是褻瀆之舉，還剝奪了精神信仰的自由。

天皇身為主權國家的元首，依法定的權利，他有無可推卸的責任要在1941年11月8日發佈宣戰詔書。從最高層與最可靠的資料來看，可以確認戰爭並非由天皇本人發動。他親口說過，他並無意像東條那樣運用他的宣戰詔書。

任何國家的人民都有選擇自己的政府的固有權利，這是美國的基本觀念。若能給日本人這樣的機會，他們必會選擇天皇當國家的象徵元首。民眾尤其熱愛裕仁。他們覺得他親自發送禦音，讓他與他們前所未有地親近。他要求和平的詔書令他們滿心喜悅。他們知道他現在不再是個傀儡。他們認為他繼續在位並不是他們夠資格享有的自由政府的障礙。

我 們實行兵不血刃的入侵，要求了天皇的協助。七百萬士兵奉他的命令放下武器，快速解甲復員。因他的作為，得以避免無數美國人的犧牲，逺早於預計的時程結束了
戰爭。因此在善加利用天皇後，為戰爭罪行而審判他，對日本人來說，就是背信棄義。再者，日本人認為，《波茨坦公告》所提的無條件投降意即保存包括天皇在內 的國家結構不變。

若把天皇當成戰犯審判會造成日本政府垮臺，民眾勢必蜂起反抗。是可忍，孰不可忍，他們會無怨無悔地忍受任何其他屈辱。雖然他們已被解除武裝，還是會有騷亂與流血。這樣一來，就得派遣大量逺征軍與成千上萬的公務官員至日。佔領期勢必延長，我們會失去日本人心。

要維持美國的長期利益就得根據相互尊重、信任、理解與東方人親善。不讓日本常懷恨意，對我國終究是至關重要的。」（引自Dower 1999：298-99；黑體為筆者所加）

上面引述的兩份文件的意見，事實上成了麥克阿瑟處理裕仁與天皇制的主要依據。1946年1月21日澳大利亞政府正式要求起訴裕仁天皇。四天後（1月25日），麥克阿瑟即依據費樂斯與格魯的觀點，發機密電報給陸軍參謀長艾森豪威爾（D. D. Eisenhower） 稱，查無裕仁有罪的證據，並極言不能起訴裕仁為戰犯的理由說：「天皇是日本國民統一的象徵，破壞這個象徵將瓦解日本國家」，如果審判天皇，會引起日本人民的
憤怒與憎惡，採取地下反抗活動與游擊戰來製造混亂，而「共產主義的組織活動將會在分崩離析的民眾中間出現」，對付這樣的局面，「至少要有上百萬軍隊和數 十萬的行政官員，並且必須建立戰時的後勤體制」。（引自升味準之輔 1997[1988b]：882）〔註10〕很明顯，防止共產革命與用最小的成本有效控制日本，是麥克阿瑟力保裕仁與天皇制的根本意圖。麥克阿瑟這封正式表態的電報對華盛頓的決策者產生重大的影響，不久就採取豁免裕仁罪責的行動（見下文）。

費樂斯與日本保皇派從佔領之初就密切共謀製造事證，來證明裕仁本力主和平但受到東條為首的軍國主義者欺瞞、脅迫，以為裕仁脫罪，避免裕仁在國際軍事法庭受審。費樂斯為搜集可證明裕仁不需負戰爭責任的證據，自1945年9月22日至1946年3月6日在東京的巢鴨監獄訊問了約四十名的重要戰犯（Bix 2000：586）。大約在1947年10月26日（即在前述美國三部協調會〔SWNCC〕 秘令麥克阿瑟搜集有關裕仁戰爭責任的材料後不久），費樂斯告訴原口初太郎中將，天皇對攻擊珍珠港的責任是美方「最重要而關鍵」的問題，麥克阿瑟和他都很關
心天皇的安危，兩人正設法解決這個問題，不讓天皇遭到麻煩。原口把費樂斯的話轉告了當時的內閣書記官長次田大三郎。鑒於美國輿論強烈要求審判天皇，蘇聯亦 持此議，麥克阿瑟並不易遂行其意，原口說「我們必須準備好全面保衛天皇」。次田認為，要擺脫天皇的戰爭責任，最適當的解釋就是自明治天皇以來，天皇從未否
決政府與統帥部的奏議，天皇只有在終戰前內閣與統帥部意見分歧、相持不下時，應首相之請，才首次直接表達自己的意志，裁斷政務。（Bix
1991：18）次田的說法事實上是自裕仁以下日本官方的標準遁辭。

麥克阿瑟不但不願讓裕仁被起訴為戰犯，為了把裕仁的利用價值發揮到極致，他還力求保護裕仁在日本人心中的威嚴，並避免裕仁發言不慎，落人把柄，刻意阻止國際
法庭傳訊裕仁出庭作證，甚至不准國際法庭的檢察官直接向裕仁問訊取證，築起了護衛裕仁的銅牆鐵壁，充當了日本保皇派的最好盟友。（Bix
1992：317；吉田裕 2001〔1992〕：110-11）

於是麥克阿瑟的盟軍總部與日本保皇派合謀，多管齊下，實行了周密的保皇計畫：

一、「盟總」要日本政府與戰犯統一口徑，不讓天皇牽連到戰爭責任。

日本政府為了替天皇脫罪，制定了日本戰犯的最高辯護方針，要求：一、絕不能讓天皇承擔責任；二、為國家辯護；三、在前兩項範圍內極力為個人辯護。根據麥克阿瑟與費樂斯的建議，幣原喜重郎內閣並於1945年11月5日通過《關於戰爭責任事宜》的決策。在關於天皇的部份，為天皇開脫說，天皇始終主張用外交談判解決美日爭端，對統帥部與政府的開戰決定及作戰計畫的執行，天皇依憲法實施的慣例，不能駁回。天皇在攻擊珍珠港之前，只聽取過初期的作戰綱要，並不知實施細則。（栗屋憲太郎 1987[1984]：95，138；小森陽一 2003〔2004〕：120-21）日本官方與民間各界的保皇派（包括天皇的近臣松平康昌），也在1946年1月3日至5日集會商議針對國際軍事審判的保皇對策，會中決議，日籍辯護律師對凡有利於被告但不利天皇的證據皆不予採用。（Bix 2000：588-89；Bergamini
1971：174）

1946年初，「盟總」民政局長惠特尼（Courtney Whitney）少將告訴天皇的重臣米內光政海軍大將，麥克阿瑟和杜魯門總統「要讓天皇免責以保護“國體”」，但美國有相當大的力量反對這麼做，東條的供詞至關重要，他可或者以鼓勵天皇反對者的方式回答美國的審問者，或者可以幫忙控制局勢。（Bix 2000：586）

1946年3月6日， 費樂斯召來米內光政告以天皇是佔領當局「最好的盟友」，「只要佔領存在一天，天皇制就能繼續」，一些同盟國要求以戰犯懲處天皇，特別是蘇聯企圖把全世界共
產主義化，視天皇制與麥克阿瑟為重大障礙，故強烈主張審判天皇，要對抗這種形勢，若日方能向美方證明天皇完全無辜，那是最方便的辦法。費樂斯說，即將開庭 的東京審判是這麼做的大好機會，特別是東條在受審時得挑起所有責任，換言之，要東條在法庭上這麼說：「在開戰前的御前會議上，我已決定，即使天皇反對與美
國作戰，也要強行推動戰爭。」米內當即表示完全同意，並遵照費樂斯的指示，告知在巢鴨戰犯監獄的東條絕不可牽連到天皇，其他在押的百名左右甲級戰爭嫌犯也 都立誓不累及天皇。正如美國日本史學者道爾（John Dower）所言，以東條為首的甲級戰犯被明白要求在法庭而不是在戰場上效死保衛他們的君主。美日雙方就這樣合力把日本攻擊珍珠港的罪責歸到東條頭上。（Dower 1999：323-25；
Bix 2000：584-85；小森陽一 2003〔2004〕：188-89；吉田裕
2001〔1992〕：85-87）

二、日本宮廷與「盟總」合作泡製天皇的自白

裕仁與保皇派唯恐即將在1946年5月3日開庭的東京國際法庭會起訴或傳訊裕仁，追究裕仁在美日戰爭決策過程中的作用，麥克阿瑟也想避免讓裕仁出庭應訊，於是便由「盟總」提出要裕仁回答的重要問題，交寺崎英成轉達。自1946年3月18日至4月8日， 由副侍從長木下道雄、宮內大臣松平慶民、宮內省宗秩寮總裁松平康昌、宮內省內記部長稻田週一、寺崎英成等組成的“五人會”根據「盟總」的問題提問，裕仁分
五次費時八小時，口述答覆了戰爭決策的有關問題，記錄最後經寺崎英成摘要譯為英文交給費樂斯。松平康昌也根據天皇的自白，遞交一份《天皇陛下與終戰》的報 告給「盟總」「反情報局」（G-2）局長威洛比（Charles A. Willoughby）少將。製作這份《天皇獨白錄》的政治意圖是讓裕仁免於東京法庭的審判，並提供美方可用來指控日本戰犯的材料，內容重在說明裕仁無法防止日美開戰，解釋他何以只有在內閣爭議不決下，才能乾綱獨斷（停戰），而對侵略中國的責任則避而不談。（參見Dower 1999：326；Bix
2000：589-92；Bix 1992： 357-59；小森陽一 2003〔2004〕：190-92；吉田裕 2001〔1992〕：147-52；陳鵬仁譯 1991）

值得一提的是，在3月20日裕仁進行第二次口述前，費樂斯邀請寺崎英成全家共進晚餐。席間費樂斯透露了前述1月25日麥 克亞瑟發給陸軍參謀長艾森豪威爾機密電報的內容，明告寺崎英成麥克阿瑟向華盛頓表示極力反對起訴天皇的立場。寺崎英成聞訊後，當即在隨後的口述會正式開始
前報告了天皇與「五人會」成員這個情報。他們認為，起訴或可無虞，但考慮到天皇仍可能被傳為證人，對付法庭的口述工作還是不能停頓。（Dower 1999：324；Bix
2000：590）然而，裕仁在為自己辯解的過程中，無意中卻確證了他知悉日本侵略戰爭的詳情也參與了決策，完全不是日本官方所宣稱的是個反對軍國主義的愛好和平者，也不是個無所作為的虛位立憲君主。（Bix 1992：360）這極不利於「盟總」想將裕仁與戰爭責任徹底脫鉤的謀略，因此這份《天皇獨白錄》最後只在「盟總」高層傳閱後，即遭封鎖，並未交給國際軍事檢察局與法庭。（Dower 1999：326，605註19；Takemae Eiji〔竹前榮治〕 2002：256）直到裕仁過世後，這份唯一由裕仁親口講述的歷史材料才被寺崎英成的外孫在其遺物中發現，於1990年末在日本出版，重現人世。

三、麥克阿瑟授意國際軍事檢察局不追查裕仁的責任並隱蔽相關罪證

從至今找到的美國官方文件，都看不到麥克阿瑟與其僚屬調查過天皇的戰爭罪責，他們認真研究的是找出保護裕仁不受戰犯審判的法子。（Bix 2000：567）1945年12月8日，麥克阿瑟任命杜魯門選派的基南（Joseph Berry Keenan）為「盟總」所屬的國際檢察局局長，明告基南不可起訴裕仁，並要求國際檢察局配合保皇的行動計畫。基南便告訴國際檢察局人員不能調查天皇，如若不從，「大可立刻打道回府」。（Dower 1999：326）基南本人為取得有利於裕仁的證據，更與日本宮廷合謀，由宮內批准，讓曾在侵華戰爭中製造綏遠事件、後來任陸軍省兵務局長的退役少將田中隆吉充當國際檢察局的主要證人，提供大量日本侵略戰爭的內情，並編造袒護裕仁的證詞，田中因而成了協助基南遂行保皇策略的得力助手。（Bergamini 1971：174-76；栗屋憲太郎 1987[1984]：148-57；吉田裕 2001〔1992〕：103-7）
在整個取證過程，「盟總」與國際檢察局從未仔細、公正地分析文件證據，認真調查天皇在推動侵略戰爭上發生的政治、軍事與思想的作用，刻意忽略會牽累天皇的 可用材料。重要資料如內大臣木戶幸一的日記，可能不利於天皇的部份在譯成英文供法庭參考前，就給刪除了。木戶幸一長達約八百頁的口供也因唯恐會有無意間累
及天皇之處，檢方全未引用。認真訊問日本高官有關天皇的事也是禁忌，近衛文麿在畏罪自殺前告訴一位數次來訪的「盟總」將軍說天皇是主要戰犯，這位將軍便把近衛說成是個為了自保連主子也準備出賣的卑鄙小人。在麥克阿瑟的「盟總」全力支持下，檢方事實上充當了天皇的辯護團。（Dower 1999：325-26，605註18）

四、裕仁應「盟總」的要求，提供戰時負重責的高官的名單與材料

國際檢察局為掌握日本戰時軍政高層的內情，以為起訴戰犯之資，要求裕仁提供資料。1946年2月18日，寺崎英成經裕仁批准，把45位戰時支持德、意、日軸心協約的外交高官與軍部要角的名單，交給他在美國的舊識、二戰期間任職於聯邦調查局（FBI）的國際檢察局調查組組長摩根（Roy Morgan），並傳譯裕仁答覆國際檢察局所提的問題。摩根在寫給基南的報告中說，「他（寺崎英成）給了有關許多關鍵被告的重要資料，極有利於用來訊問他們。從寺崎英成得來的資料，將發給負責訊問寺崎英成的情報提到的這些被告的律師們。」松平康昌也積極協助國際檢察局的調查，於1946年5月20日提供許多甲級戰犯的相關資料。因此，日本戰爭嫌犯的名單及其關鍵材料事實上是由裕仁與近臣提供給「盟總」的，裕仁為求脫罪，亦不惜出賣部屬。（Bix 1992：322；栗屋憲太郎
1987[1984]：143-46；吉田裕 2001〔1992〕：99-103；Takemae
Eiji〔竹前榮治〕 2002：259）

在麥克阿瑟與日本保皇派的密切合作下，保皇計畫果然成功了。1946年4月29日，國際檢察局公佈遭起訴的甲級戰犯名單，裕仁不在其列。1946年6月17日，美國國務院、陸軍、海軍三部協調會發出免除天皇戰犯嫌疑的SWNCC-55/7文件，第二天，基南便在華盛頓召開記者會，宣稱裕仁不是戰犯，只是個傀儡，是個用來欺騙日本人民的幌子，因此不會受審。（Bix 2000：765 註.19；Takemae Eiji〔竹前榮治〕 2002：258）至此裕仁正式躲過了戰爭罪責。

裕仁本人與日本政府在戰敗後都為推卸戰爭責任，而反過來利用二戰期間被批判為「不敬」、有違國體而遭到禁制的「天皇機關論」，把天皇說成是依靠政府輔弼施政、沒有實權的立憲君主，這當然是與事實相背的卸責之辭。（參見信夫清三郎 1988[1984]：438-440；家永三郎2006〔1985〕：194-9）正如國際軍事法庭審判長韋勃1948年9月17日在發給其他承審法官看的第二份判決書草稿所說：「所謂天皇不得不根據（閣僚與軍部）的奏議行事的提法，完全與證據不符。他不是個權力受限的君主，如果他按呈奏裁可，那是因為他認為奏議可行。他的責任並不因此而稍減。」（Bergamini 1971：181）韋勃在此直指天皇對戰爭責無旁貸，目的不是要追究天皇的罪責，而是要求對東條英機等甲級戰犯從輕發落。早在二戰結束前的1945年初，澳大利亞政府詢問韋勃對日本天皇的處置意見時，韋勃就表示，天皇是戰爭的主犯，但是否將天皇定罪該由政治與外交的最高層級來決定。（Bergamini 1971：177）1946年1月底，美、英開始對中國、澳大利亞、荷蘭等要求起訴天皇的盟國施壓，希望免究天皇的戰爭責任。（Takemae Eiji〔竹前榮治〕 2002：258）故韋勃在法庭辯論終結後，認為美、英當局既已依政治考慮，豁免了身為主犯的裕仁的罪責，那麼因忠於裕仁而成為戰犯的東條英機等從犯，就理不應判處死罪，效懲治拿破崙之例，流放荒島即可。（Bergamini 1971：181-2）但是美國當局與麥克阿瑟下定決心要拿東條英機等人做裕仁的替罪羊，否則無以杜美國國內與國際輿論的悠悠之口，加以東條等人確也滿手血腥、惡貫滿盈，難辭其咎，韋勃的意見遂未被遠東委員會11國的多數法官贊同。28名甲級戰犯中（松岡洋右、永野修身未及判刑即病死獄中，大川周明因梅毒病發，精神失常而未處刑），東條英機等7人還是被判處絞刑，另有16名判處無期徒刑，1名20年，1名7年徒刑。

　　美、日雙方合謀的保皇計畫，險些因東條英機的一句供詞而功虧一簣。東條懷有狂熱的軍國主義思想，1941年任首相，是下令偷襲珍珠港的主導者。1945年8月30日美軍佔領日本，9月11日憲兵便至住宅逮捕東條，他以手槍自殺未遂。裕仁天皇在前述的《紐約時報》訪問中為脫卸責任也誣指東條違旨偷襲珍珠港，造成美國對日宣戰，這使東條備受訾議，成了眾矢之的。他羈押受審期間，家中陷於困境，兄弟竟因盜米被捕。遠東國際法庭自1947年12月22日始提審東條，在數次審訊答辯中，東條雖依照米內光政等日本保皇派傳達的要求，一肩扛起戰爭責任，一再替裕仁開脫，謂裕仁愛好和平，宣戰的決定與裕仁無關，但在1947年12月31日的辯論庭上東條卻漏了口風。為內大臣木戶幸一辯護的美籍律師詢問東條，木戶可曾有過違背天皇和平意願的建議或行為時，東條供稱：「就我所知，沒有一個日本臣民能違背天皇的意旨，特別是日本政府的高級官員尤其不能抗旨。」
這一語無異坐實了裕仁是日本對美開戰的元兇。基南聞言大驚，立刻派田中隆吉至巢鴨戰犯監獄要求東條翻供，東條拒絕。最後由松平康昌與同僚商討對策，呈報裕 仁批准，給關在東條相鄰牢房的木戶捎去信息，要他勸服東條。木戶利用放封在院中一起散步的機會，費了兩天工夫苦勸東條以大局為重，並承諾日本政府會照顧改
善他家中的境遇，東條始同意翻供。1948年1月6日，東條在最後的答辯庭接受基南詰問時違心地改口說，天皇始終希望和平解決美日爭端，是在他極力陳奏下才迫使天皇違背初衷，同意開戰。就此補上了天皇無責論在國際軍事法庭上的一大罅漏，為裕仁最後一次效了犬馬之勞。東條於1948年11月12日被判處絞刑，聞判後賦絕命詩一首，簡短而幽怨：「櫻花瓣啊──悄悄而哀愁地落下來了。」（參見Bergamini 1971：179-180；Bix 2000：604-5；Harries
1987：127；吉田裕 2001〔1992〕：106-77；曹群主編
2007：328-42，388）

　從東京國際軍事法庭的起訴與審判過程，可以明白東京審判並不是個公正的審判，也不是一些反對東京審判者所指責的僅為勝利者對戰敗者的報復。正如日本歷史學者吉田裕、東野真所言，東京審判是個美日合謀的政治審判。在起訴前，裕仁與近臣便在幕後協助選擇與影響戰犯的名單，宮廷侍臣與外務省官員指示巢鴨監獄的甲級戰爭嫌犯如何招供，宮廷還招待「盟總」高官、基南與許多控辯兩方的律師饗宴、遊獵，培養良好關係，（Bix 2000： 613；Dower
1999：300-1）最終按照麥克阿瑟與日本保皇派編好的劇碼演完了東京審判這場大戲。二戰中主張與美、英協調而不對抗的所謂“溫和派”政客與官僚，在戰敗後，與美方密切合作，通過保皇的計畫與行動，把戰爭罪責全推到軍部的強硬主戰派頭上，藉由東京大審，徹底整肅打垮了政敵，以裕仁為首，匍伏在美國腳下，執掌日本政權，主導了戰後的政局，這就是纐纈教授在書中所說的：「由
於天皇制度被保留，使得那些以構成天皇制度的宮中部門、重臣集團為核心的保守勢力事實上被保留了下來。被保留下來的天皇制度同時也起到了將戰前的保守政治 家以及官僚階層帶進戰後體制中的作用，並且戰前保守勢力政治性地親自利用天皇的權力，藉所謂“聖斷”之名義，在戰敗前夕從陸軍主戰派的手中奪回了政治的主
導權，從而也就掌握了戰後保守政治的主導權。」（頁4）

否定天皇的神格，製造裕仁的民主形象

　 　前已述及，格魯與史汀生原來在《波茨坦公告》草案中就寫入了只要日本能保證不再有發展軍國主義的侵略意圖便可保留由裕仁領導的立憲君主制。這個在正式發
表時被刪除的投降條件，此時成了麥克阿瑟處置裕仁與天皇制的方針。他一方面包庇裕仁的戰爭罪行，使裕仁逃脫審判的究責，另一方面則籌謀把日本憲法修改為虛 君立憲制，徹底廢除天皇的權勢，同時取消日本的戰爭權利，以化解同盟國對日本軍國主義復起的深重疑慮，並確保美國對日本的控制。

　　麥克阿瑟的第一步驟是把天皇從天上貶回凡塵。日本在1930年 代法西斯主義日益高漲，官方與民間的法西斯主義集團為了形成舉國一致的戰爭體制，開始進行以天皇主權論為核心的「國體明徴」運動。他們以「神道」為國教，
把身為「神道」大祭司的天皇吹捧成天神化身的「現人神」，大肆宣傳日本是由具有天照大神血統的天皇家族繁衍綿延而成，遠遠優越於世界其他民族，天皇是日本 民族至高無上的君父，日本的主權歸於天皇，天皇制乃日本的國體，崇拜、服從天皇是國民的義務，民盡皇民，軍皆皇軍。當時的憲法權威東京大學教授、貴族院議
員美濃部達吉根據國家法人學說，主張日本主權屬於國家，天皇只是行使統治權的最高機關（簡稱「天皇機關論」），本為1920年代大正天皇時期的顯學，是日本議會政治的理論基礎。但民間的法西斯主義集團、議員、軍方於1935年聯手大肆抨擊「天皇機關說」違背基於神權的「天皇主權論」，乃「違反國體」。政府先是查禁美濃部達吉的憲法著作，繼而發表「國體明徴」聲明，指斥天皇機關說「違反神聖國體，乖離國體本義」。自此凡是違反國體的思想都被貼上「赤化」的標籤。（參見近代日本思想史研究會 1992[1959]：109-18） 日本的法西斯主義者外以「八紘一宇」，內以「國體明徴」的口號展開如火如荼的宣傳鼓動，舉國民眾受此天皇神權論的毒害，不少人抱著為天皇誓死效忠的皇民思
想，愚昧地被驅向所謂「聖戰」的侵略戰爭，粉身碎骨在所不辭，終於釀成亞太地區與日本本國深重的浩劫。顯然，要把猶有濃厚封建氣息的日本改造成美英式的資 本主義民主國家，就必須從意識形態上破除這種封建迷信的神權君主論。

1945年12月15日，「盟總」先發出指令，廢除國教──「國家神道」，不准日本政府再支持、宣傳、控制神道教，打破過去「政教合一」的政策，以免日本政府再利用神道迷信鼓吹效忠天皇、宣傳軍國主義與極端民族主義，蠱惑民眾投入侵略戰爭。（SCAP government section 1970〔1949〕：467-69）在二戰中，美國與許多同盟國不僅把裕仁等同於可恨的日本軍隊，也視之為類如法西斯主義的「神道」教的化身。（Bix 1992：319）要把裕仁改造成「和平」、「民主」的形象，以免遭到戰犯審判並保住天皇制，就必須要裕仁親自打破神格的迷信，表現支持日本民主化的態度。上述指令頒佈後，「盟總」與日本宮廷皆有意朝此邁進，以解同盟國的疑慮。稍早之前，「盟總」「民間信息與教育局」（Civil Information and Education Section）官員韓德森（Harold Henderson）便構想了一份要天皇自己否定神格的宣言草案。12月末，經麥克阿瑟同意，送交日方審議。裕仁與宮廷近臣、內閣要員密集討論了這份草案，幾經增刪修改後始定稿。麥克阿瑟與裕仁分別審閱了英日文版本，由裕仁於1946年1月1日以元旦詔書發表。這份原名《振興國運》的詔書，後以《人間宣言》著稱。（參見Bergamini 1971：163-64；Dower 1999：309-12；Bix
1992：319-20）當時盟國與媒體最注意的是這段否定天皇神格與日本民族優越感的話 ：「朕與爾等國民間之紐帶，始終唯君民互信、君愛民敬是賴，非依純屬無稽之傳說與神話，亦絕不繫於天皇為現人神及日本民族優於其他民族從而命定統治世界之妄念。」（SCAP government section v.2 1970〔1949〕：470， 此處譯文參照了日文版本，黑體為筆者所加）詔書發表後，麥克阿瑟為他與裕仁合演的雙簧戲公開讚揚說：「天皇的新年詔書令我欣喜非常。他發表這份詔書發揮了
領導人民民主化的作用，他明確地表示了未來要沿著自由的路線前進的立場。他的行動表現了正確的理念無可抵擋的影響力，正確的理念是遏阻不了的。」（SCAP government section v.2 1970〔1949〕：471）（註11）

麥克阿瑟與裕仁藉《人間宣言》塑造裕仁民主形象的策略，收效甚宏。盟國與國際媒體頗有好評，當天的美國《紐約時報》社論稱頌裕仁已「使自己躋身日本歷史的偉大改革者之列」。（Dower 1999：317）其實，這些都是不瞭解日本的歷史與思想，致為裕仁及保皇派所蔽的溢美之辭。

「盟總」的底案經過裕仁與其副侍從長木下道雄的修改，事實上已大失原旨。重大的修改有兩處，一是裕仁在12月24日閱過「盟總」底稿的日譯本後，便要求加入明治天皇於1868年3月14日發佈的《五條誓文》；二是「盟總」底稿中否定天皇神格的說法原是「朕與國民間之紐帶……絕不依賴日本人為神之後裔……的錯誤觀念」，麥克阿瑟把「日本人」一詞改成「天皇」，12月29日，木下道雄認為，說日本人非神之後裔猶可，否認天皇是神之後裔則斷不能容，故改成「以天皇為現人神」係錯誤觀念的提法，裕仁也反對他並非神之後裔的說法，贊同木下的修改。（小森陽一 2004〔2003〕：144-45，149-151；Bix 1992：320-21
；Dower 1999：313-16）。於是在定稿中的詔書起首即有這《五條誓文》：

“一、廣興會議，萬事決於公論；

一、 上下一心，盛行經綸；

一、官武一體，以至庶民，各遂其志，毋使人心倦怠；

一、破除舊來之陋習，一本天地之公道；

一、求知識於世界，大振皇國之基礎。”

加入這《五 條誓文》的問題是：第一、這《五條誓文》是明治天皇對日本民族神話的始祖（亦即天皇祖宗）天照大神所發的誓詞，其內涵的精神是君權神授，與主權在民的民主
原則完全背道而馳；第二、這《五條誓文》是擁立天皇的薩摩、長州、土佐、肥前等藩閥為了徹底打垮幕府勢力奪取壟斷朝政的大權而擬定的。誓文發佈不久，就實 行削奪地方諸侯權力的「版籍奉還」、「廢藩置縣」政策，完成高度中央集權的藩閥專制統治。故《五條誓文》根本不具絲毫民主精神。（小森陽一 2004〔2003〕：145-49）負責英譯《人間宣言》的首相幣原喜重郎故意把「萬事決於公論」譯成看似符合民主的「政府一切舉措皆依公意」（all measures of government decided in accordance with public opinion），把「大振皇國之基礎」譯為看似關注人民生計的「促進帝國福址」（promoting the welfare of the Empire），讓不諳日文的西方人誤以為《五條誓文》與民主相容，達到了誤導國際視聽，改變對裕仁印象的目的。

裕仁在《人間宣言》中，表面上否定了自己是「現人神」，卻固持住「現人神」論的根據──天照大神後裔的神話，去其末而保其本，這就如美國學者道爾所說，裕仁只從天上下降到半空。三十一年後，裕仁在1977年8月23日的記者會上吐露了真心話，他說，發表《人間宣言》的主要目的是重申《五條誓文》，否定神格不過是次要之事，他實行民主制，不是因為主權在民，而是「因為（民主）乃明治天皇之所欲」。（Dower 1999：314；Bix
2000：562）這些話道出了裕仁根深蒂固的保守反動思想。藉著添加《五條誓文》與不願承認不是天照大神的後裔，裕仁維繫了天皇制國體萬世一系的神話，大大妨礙了日本的徹底民主化。美國學者畢克斯（Herbert Bix）一語說破了《人間宣言》的本質：「《人間宣言》遠非麥克阿瑟所說的進步、解放的文告，而只是裕仁與其謀臣再一次限制而非領導他的人民民主化的企圖，這是他成年後一直在幹的勾當。」（Bix 2000：562）

麥克阿瑟僭越職權，強勢指導修改日本憲法

在 為裕仁披上否定神格的民主化外衣後，麥克阿瑟接著便僭越職權，越俎代庖，搶在「遠東委員會」之前，主導了日本憲法的修訂。前已述及，「遠東委員會」本應為
盟國佔領日本的決策機構，日本憲法的修訂更被規定須由「遠東委員會」定案。麥克阿瑟對華盛頓同意盟國的要求，設置「遠東委員會」淩駕其控制日本的權威，一 直心懷不滿，視「遠東委員會」與「對日理事會」為蘇聯用來妨礙美國控制日本的機構，故一貫採取敷衍、抵制的態度。（見MacArthur 1964：291-293）1946年1月17日，「遠東委員會」的前身「遠東諮詢委員會」在東京與「盟總」民政局官員開會時，菲律賓代表康飛瑟（Tomas Confesor）詢及「盟總」是否在研究修改日本憲法，「盟總」民政局公共行政課長蓋迪斯（Charles L.Kades）答以「關於日本憲法結構的根本改變這樣的長期問題屬貴委員會的職權」。一星期後，民政局長惠特尼要蓋迪斯準備一份研究麥克阿瑟身為最高統帥在修憲上有多大權責的報告。（Kades 1989：221）1月30日，麥克阿瑟與「遠東諮詢委員會」成員會面時說，莫斯科外長會議決定成立「遠東委員會」後，修憲即不屬他的權責，他不會參與，「盟總」也未從事修憲工作（井上清 1972〔1966〕：66；升味準之輔
1997[1988b]：875）〔註12〕 並對修憲問題說了一番很冠冕堂皇的話。他說，他希望日本憲法不論怎麼修改，必須讓日本人把產生的文件看作是日本的產品，只有這樣修出來的憲法才能永續長
存，他深信，一部用刺刀強加在日本人頭上的憲法，寫得再好，也只能靠刺刀來維繫，一旦武力撤出，日本人得以作主，就會丟棄那部憲法。（Kades 1989：218）蓋迪斯說，由此顯見麥克阿瑟認為，他不應指令憲法的具體改革，而當由日本人主動完成修憲。「遠東諮詢委員會」的代表離開東京不久，惠特尼便於2月1日將 民政局寫好的報告呈給麥克阿瑟，其結論是麥克阿瑟有「無限制的權威採取你認為適當的作為去造成日本憲法結構的改變，──對你的作為唯一可能的限制便是廢
黜天皇，此事你必須得與參謀長聯席會議商討」。惠特尼還提到，萬一未來「遠東委員會」發出處理憲法改革的政策決定，若「對日理事會」反對麥克阿瑟的指令， 他的決定就不能算數。當時離「遠東委員會」預定成立的2月26日只有三個多星期，惠特尼對麥克阿瑟獻策說，「遠東委員會」只能反對你下強制性指令所修訂的憲法案，若是以日本政府的名義呈送憲法修訂案由你批准實施，「遠東委員會」便無從否決。因此，若要避開盟國的干涉，貫徹主導修憲的意志，事不宜遲，必須快快行動。（Kades 1989：221；Harries
1987：90-91；Jones 1955：329-30）

實則1945年9月麥克阿瑟在佔領日本不久便告訴當時的日本首相東久邇宮親王，他把修憲視為「第一要務」。10月4日他指示東久邇內閣的國務相近衛文麿要依自由主義原則修憲。10月11日麥克阿瑟對繼東久邇宮之後組閣的幣原喜重郎表示：依據《波茨坦公告》，日本傳統的社會秩序要加以導正，這無疑就得使憲法自由化。（Kades 1989：218-9；升味準之輔 1997[1988b]：865，868）但幣原10月27日 成立由松本烝治國務相領導的憲修問題調查會，所研擬的修憲草案卻極為保守，仍妄想讓天皇繼續掌握行政、軍事的統治大權，只酌增擴大議會的權責，實際上
是換湯不換藥地保留了明治憲法的基本框架，與麥克阿瑟的要求相去甚遠。蘇聯對美國獨佔日本控制權本極不滿，見麥克阿瑟的佔領政策對天皇與保守勢力多所優 容，頻頻抨擊麥克阿瑟，形成對麥克阿瑟不利的國際輿論。（MacArthur 1964：292）「遠東諮詢委員會」中澳大利亞、荷蘭、菲律賓等國與即將進入「遠東委員會」的蘇聯都主張審判裕仁，廢除天皇制，訂立共和憲法，這與麥克阿瑟的意圖直接衝突。1946年2月1日，日本《每日新聞》刊出松本委員會的修憲草案，麥克阿瑟認為日方所提的方案過於保守，擔心會遭「遠東委員會」（主要是蘇聯）否決，代以共和憲法，天皇制終將不保。麥克阿瑟見日本政府無心真正走向虛君立憲制，對修憲只圖敷衍了事，為了阻絕美國國內輿論的訾議與其他同盟國的干預，以順利實現在保留天皇制下改造日本為議會民主國家，便御駕親征直接主導日本憲法的修訂，於1946年2月3日指示三項修憲原則：一、
天皇為國家元首，皇位世襲。天皇依照憲法行使責任與權力，並按憲法規定，對人民的基本意志負責。二、廢除國家的戰爭權利。日本放棄以戰爭為解決爭端的 手段，即使維護自身的安全也不訴諸戰爭。日本依靠現在令全世界激昂鼓舞的崇高理想自衛。日本不准許再有陸、海、空軍，也絕不給日本部隊交戰權。三、日本的
封建體制須終止。除了皇室，貴族的權利應及身而止，不得傳承。從現在起，不得再以貴族身份在中央與地方市政擁有統治權力。預算仿照英國制度編列（Kades 1989：223-24）他命令「盟總」民政局根據這三項原則在2月12日前完成憲法草案，再設法使日本政府的相關要員接受，目的是趕在「遠東委員會」開始討論日本修憲案之前讓修憲之木成舟，並於4月的日本大選前公佈，交付日本選民公決，形成類如公民投票的效果，防止「遠東委員會」否決修憲案。（Kades 1989：233）麥克阿瑟這樣便可隱身幕後，一手操縱修憲，再聲稱新憲系由日本政府主動提出，並由人民的自由意志同意，符合《波茨坦公告》的規定，讓「遠東委員會」即使想否決修憲案也師出無名。

　　惠特尼受命後隨即於2月3日成立由蓋迪斯等三人組成的指導委員會，下轄8個小組，負責起草憲法草案。惠特尼在當天的民政局內部會議交付任務時說，他料想日本政府的憲法草案會有很濃厚的右翼保守色彩，但他想勸服外務大臣與相關官員，要保住天皇與他們本身殘存的權力，唯一的可能便是接受並通過一部強行果決向左轉的憲法。他又說，若說服的方法行不通，麥克阿瑟將軍授權給他，不僅可威脅要用強制力，還可直接行使強制力。（高柳賢三
等編著V.1 1972：102，104；黑體為筆者所加）惠特尼率民政局官員快馬加鞭於2月12日完成草案並經麥克阿瑟批准，13日 便與日方的外相吉田茂、國務相松本烝治等人在吉田茂家中討論憲法草案。惠特尼開門見山便表示最高統帥完全不能接受日方草案，單刀直入地說，同盟國要看到日
本的統治結構沿著民主路線有大幅度的自由化改造，才會認為差可證明日本已由戰爭與挫敗中汲取教訓，準備以維護和平的國際社會成員行事，但松本所擬的草案與 這差距甚遠，因此最高統帥備好一份他的修憲基本原則的詳細說明，就是現在交給日本政府的憲法草案。惠特尼建議日方充份加以考慮，用來做為重新修訂憲法的指
標。語畢，松本悶氣不敢吭聲，吉田則面露驚駭憂惶之色，半响全說不出話來，惠特尼打破沉默要他們先看看草案再說，美方人員便出房欣賞庭院的美景。（Whitney 1956：250-1；另參見高柳賢三 等編著V.1 1972：322）吉田一見草案第一條便是「天皇作為國家的象徵」，大出意外，極為錯愕。（原彬久 2007[2005]：109）半小時後，惠特尼等人回房。松本烝治告以美方草案與日方大相徑庭，必須回稟首相才能表達意見。惠特尼便語帶威脅地說：「最高統帥一直在堅持保護你們的天皇，頂住日本外部要調查天皇戰爭罪行的日益增強的壓力。他至今仍在保護天皇，因為他認為這合乎正義公道，而且會盡其所能地持續不輟。但，諸位先生，最高統帥不是萬能的。不過他認為，接受這部新憲法的條款，就可以使天皇實際上安然無恙。……麥克阿瑟將軍認為，這是被許多人認為是反動勢力的保守派保住權位的最後機會，這只有急遽向左轉才能做到。如果你們接受這部憲法，你們可以篤定最高統帥會支持你們的立場。我再怎麼強調都不會過份的是：接受這部憲法草案是你們還能在位的唯一希望，而且最高統帥認定，日本人民應可自由選擇這部憲法或任何其他不體現這些原則的憲法。」（高柳賢三
等編著V.1 1972：326，328， 黑體為筆者所加）惠特尼還告訴日方，最高統帥雖不強迫他們採取進一步的行動，業已決定要在四月的大選前將憲法議題公諸於民，好讓他們有充份的機會討論憲法
改革，自由表達他們的意志，如果內閣不能在此之前準備好一份合適的可用草案，麥克阿瑟元帥就會把這份修憲原則的說明直接發佈給日本人民。（Whitney 1956：250-1）

　 　在「盟總」的威脅利誘下，日本政府驚慌失措，備感為難。「盟總」的草案徹底剝除了天皇的統治權，將國家由天皇主權轉為國民主權，還明載日本完全放棄屬於
國家主權的戰爭權利，這對日本的國家體制是前所未有的根本變革，對天皇與整個統治階級都是重大的衝擊。但若不俯首聽命，照章辦理，則天皇制恐將不保，首相 幣原喜重郎等人還擔心「美國的草案向國民一發表，內閣總辭，那麼就要組成全部承認美國草案的內閣，我國的政治就有左傾之虞。」（引自井上清 1972[1966]：63）幣原喜重郎與負責憲法草案的松本烝治在研究「盟總」草案後，雖猶圖轉圜的餘地，但「盟總」不為所動，只好在2月19日經內閣決議由幣原最後再探麥克阿瑟的意旨以為定奪，而麥克阿瑟見日本政府遲疑不決，於2月21日明 白告訴來訪的幣原：「自從與天皇會見以來，總是念念不忘一定要使天皇平安無事。……但我接到了內容實在令人不愉快的關於遠東委員會在華盛頓所作的決議的報
告。……蘇聯和澳大利亞害怕日本進行復仇戰，而極力設法防止。美國的方案表明由天皇頒佈憲法，並在第一條規定天皇世襲帝位……應該說美國的方案是為保護天 皇盡了力的。」對放棄戰爭的問題，麥克阿瑟解釋說：「關於軍隊的規定全部刪去，但在這時日本政府不要從國內的意向而要從外國的期望去考慮這個問題，即如果
保存關於軍隊的條款，……它們一定又要認為日本企圖重新武裝。……如按松本案寫入關於軍隊的條款，則世界必然懷疑日本的真意，其影響將是令人寒心的。我認 為，這會使日本安泰的期望不可能實現。這時，首先應該留意各國的反應，而不採納美國的方案，日本將失去最佳的良機。」麥克阿瑟還別提到：「蘇聯、荷蘭、澳
大利亞等國，對天皇的保存尤其恐懼，這些國家擔心，聽從天皇的停戰命令的國民，如再奉到天皇的命令，他們還會照辦。因此，他們堅決主張，廢除天皇制為理所 當然的，而且應當將天皇作為戰犯來審判。日本放棄戰爭，表示日本國民不再進行戰爭的決心，以取得世界的信任，在憲法中證明天皇是象徵，各國就不會說三道四
和追究天皇制了。」（見升味準之輔 1997[1988b]：886-7）幣原聞言，為保住天皇制便同意了將天皇作為日本的象徵和放棄戰爭寫入憲法。美、日在天皇制這個標的物上，以虛君立憲與放棄戰爭與軍備為代價，雙方完成了這筆政治交易。（註13）

2月26日，日本內閣決議照「盟總」方案擬定憲法草案，日方人員在「盟總」催逼甚急下，無暇充分討論，日夜兼程趕工完成草案。（升味準之輔 1997[1988b]：888）3月5日，幣原等人帶著麥克阿瑟草案與聲稱天皇切望大幅修改明治憲法的天皇敕令草稿入宮晉見裕仁。裕仁自美方提出修憲要求後，本不願交出統治大權，對修憲抱著消極、拖延的態度，直到1946年2月12日，當松本烝治正忙於起草修憲案時，還要副侍從長木下道雄告訴幣原首相不用急於修憲，只須對美方表達修憲意願就夠了。（小森陽一 2004〔2003〕：180）但當時「盟總」的國際軍事檢察局正展開拘捕、鞠訊戰犯的行動，可能危及裕仁，而裕仁的二弟高松宮、么弟三笠宮、叔父東久邇宮等皇族也都認為裕仁應負起戰敗的責任，宣佈退位，由皇太子明仁繼承。2月27日，三笠宮在樞密院發言促請裕仁下臺，同日，日本報紙刊出美聯社記者採訪前首相東久邇宮的新聞說，皇族多數成員贊成裕仁退位。 3月4日，《紐約時報》又刊出東久邇宮的訪問稿，表示高松宮可在明仁成年前擔任攝政。裕仁在內外交迫下頗為焦慮，要保住皇位就只有接受麥克阿瑟草案，雖不願成為盡喪實權的虛位君主，勢既成定局，此時也只有俯首聽命，百般無奈地對幣原說，「事已至此，也沒輒了。」（參見Bix 2000：571-74；Takemae
Eiji〔竹前榮治〕 2002：259；Dower 1999：320-23；小森陽一 2004〔2003〕：184；吉田裕 2001〔1992〕：81-84）（註14）幣原返回召開內閣會議，告知閣員除支持美方的憲法版本，別無他途，閣員們飲泣吞聲，加緊審議，在當晚9時15分就通過草案。6日，日本政府公佈新憲草案綱要，「盟總」官員同時攜帶英文本往華盛頓送交美國政府與「遠東委員會」（註15），麥克阿瑟隨即發表聲明贊同他親手導演的憲法修正案。（Takemae Eiji〔竹前榮治〕 2002：281；升味準之輔
1997[1988b]：888-89）日本新憲法的基本框架就在日本國民並未自由表達意見之前，便由麥克阿瑟強制日本政府接受了。（註16）麥克阿瑟在草案正式公佈前全未知會「遠東委員會」，更沒有送交審查，令「遠東委員會」覺得受到侮辱，非常不滿他的一手遮天，獨斷專行，有些「遠東委員會」代表質疑這份草案是否表達了日本人民的自由意志，並擔心會在議會沒有充份審議下便被迫通過。「遠東委員會」遂於 3月20日決議要求「盟總」不斷通報日本議會審查草案的狀況，並要求在日本議會通過憲法修正案之前須由「遠東委員會」審查定稿。（Jones 1955：341-2；McNelly 1987：87）麥克阿瑟對此強烈反對，理由是：「日本國民會將此視為盟國以武力強制日本，……如果關於憲法問題的一切討論受到盟國否決的威脅，那就不能有自由意思。」（引自升味準之輔 1997[1998a]：889）麥克阿瑟這是儼然以日本人民的主宰自居，作之君，作之父了。（註17）「遠東委員會」隨後又通過幾個包括「應鼓勵日本人民廢除天皇制」的決議，試圖拿回修憲的主導權，終因美國政府從中作梗，不願全力配合，麥克阿瑟復強硬抵制而未果。（參見Jones 1955：350-1；
McNelly 1987：96-8；于群 1996：60）日本憲法在議會討論審查數月後，經局部修改，於11月3日由天皇公佈，1947年5月3日正式施行。在新憲法即將公佈前的1946年10月17日，「遠東委員會」決議日本新憲法在實施一年後應由議會重新檢討審查有無修改必要，並視需要舉辦公民投票或其他適當辦法以測知日本人民對新憲的意見。1947年3月20日，「遠東委員會」發佈了這項政策，然而，「盟總」害怕日本人民與議會知道「遠東委員會」的決議後會動搖對新憲的信心，卻下令滴水不漏地嚴禁日本的報紙與廣播報導「日本憲法將遵照遠東委員會的指令，由遠委會或日本人民重新審查」的消息。（McNelly 1987：97）日本人民因而失去自主審議、自由確認憲法的有利時機。天皇制在麥克阿瑟與美國政府極力排除「遠東委員會」介入下自此獲得保留，（註18）但關於放棄戰爭的和平條款卻成了延續至今，擾攘不休的問題。

美國獨霸太平洋的野心種下日本軍國主義死灰復燃的禍根 

麥克阿瑟不僅包庇裕仁的戰爭罪責，還力保裕仁的皇座，使其不致被迫退位。自日本戰敗後至1952年盟國佔領統治結束，統治階級與學術界中有不少人從維護天皇制的立場認為裕仁應為戰敗負起政治與道義責任，謝罪退位，傳位太子，這才能保持天皇制在人民心中的道德正當性。其中包括：重臣近衛文麿、木戶幸一，皇族東久邇宮、高松宮、三笠宮，東京大學校長南原繁，京都大學教授田邊元，眾議員中曾根康弘等人。（參見Bix 1992：312-18；Dower
1999：320-7；原彬久 2007[2005]：146）1948年7月8日， 已離職返美的費樂斯寫信給寺崎英成告誡說，美國報紙常提到天皇退位之事，此事若成真，「會是所有共產黨的勝利，尤其是俄國人，他們認為，所謂只要天皇仍在
位，日本就能民主化的主張，是天真的論調」，也「會打擊麥克阿瑟的佔領，因元帥是充份利用天皇的威望與個人的領導而得以成功的。」再者，裕仁一下臺，前此 費心營造的天皇無辜的迷霧就整個給驅散了。費樂斯警告說，「他的遜位，尤其是在戰犯宣判罪刑之際同時遜位，在全世界的眼裏，就會表明陛下是軍事集團的一
員。……美國的輿論正開始轉向認為天皇不必為戰爭負責，遜位會逆轉輿論的趨向。」在東京國際法庭於1948年11月12日宣判之前不久，風傳裕仁在國內外一片要求退位的聲浪中有引疚下臺之意。麥克阿瑟認為，裕仁退位直接有利於共產主義，也會讓日本混亂，退位的念頭「不僅愚蠢、荒謬絕倫，而且對日本人民極為有害」，遂於10月28日與強烈擁戴裕仁的首相吉田茂會面，要吉田告知裕仁，絕不可退位。裕仁有了麥克阿瑟的強力支持，復堅在位之志，在國際軍事法庭宣判之日致函麥克阿瑟表示感謝並願繼續工作之意。裕仁從此安坐其位，直至老死。（參見Dower 1999：327-30；原彬久 2007[2005]：142-45）（註19）

在 麥克阿瑟與日本統治階級的政治交易中，日本天皇雖被削奪實權，但裕仁未遭追究戰爭罪責成為同盟國的階下囚，天皇制也獲得保留，附著在天皇制上的政治保守勢
力與思想亦隨之堅若磐石，繼續主導戰後的日本社會。對保守勢力來說，代價雖然重大卻非常值得，麥克阿瑟實恩同再造，令他們不勝感激。原任外相極端保守反共 的吉田茂自1946年5月起5次組閣，當政六年多，為日本戰後的發展奠立基礎，他在1963年出版的《世界與日本》中說：『以幫助日本迅速獲得安定與重建作為佔領政策重點的麥克阿瑟將軍，在制定新憲法時，以維護皇室制度作為最高目標的這份心」，令他銘感五內。（引自原彬久 2007[2005]：117）

　 裕仁沒有因主宰侵略戰爭而被徹底清算，與天皇制共生的固有封建保守思想與軍國主義意識形態也就難以根除。日本右翼勢力至今不肯承認二戰期間的侵略罪行，依
然高唱所謂的「東亞聖戰」論，可溯源於此。正如美國日本史學者畢克斯所說，「只要天皇未能公開承認他本身對日本侵略的責任，大多數的日本人就會依然認為他 們打了一場以亞洲人的解放與繁榮為最高目標的『生存與自衛』的聖戰」，「這妨礙了日本人民本身歷史意識的警醒。既然他們悃悃效忠的天皇從不必為自己的言行負責，許多日本人就難於相信他們曾是近乎消滅種族的侵略與屠殺的共犯。」（Bix 1992：317，330）吉田茂在1958年出版的《回想十年》第四卷中，仍奉二戰前天皇的《教育敕語》為圭臬，說：「皇室亦即國家」，「皇室乃我民族之始祖、本家」，「尊崇皇室是人倫之義理，是社會秩序之基石」。（引自原彬久 2007[2005]：225）甚至直到2000年，時任日本首相的森喜朗猶於5月15日重彈軍國主義的「皇國史觀」，大肆妄言「日本是一個以天皇為中心的神之國」，足見包含在天皇制中的封建迷信與軍國主義思維之根深蒂固。對美國為了壟斷控制日本的利益而不遺餘力地護衛日本天皇制所遺留的禍害，日本的著名史學家井上清教
授作了很深刻的批判：「日本軍國主義的最高指揮者沒有受到任何觸動而被保留下來，軍國主義意識形態的核心──尊崇天皇的觀念也得以保存下來。根據新憲法， 天皇已不再像以前那樣，不是日本國唯一的最高統治者，但作為『日本國的象徵』和『日本國民集體的象徵』，依然高居於日本國民之上。……麥克阿瑟所代表的美
帝國主義絲毫沒有追究天皇的戰爭責任。這就妨礙了日本人對日本軍國主義根據天皇的命令，在天皇的最高指揮下所進行的那次侵略戰爭感到責任，妨礙了徹底清算 軍國主義的意識形態。於是在保留天皇制的同時，也就保留了軍國主義意識形態的核心。」（井上清 1985[1977]：71）日本軍國主義之得以死灰復燃，始作俑者，不能不歸咎於美國獨霸太平洋的帝國主義野心。這是我們回顧這段歷史必然會得出的結論。（待續）

註釋：

註〔7〕：這並不表示日本人民自願甘為美國的政治工具，或民主改革運動不具意義，只是強調在盟軍佔領下日本戰後民主化的主導權握在美國手裏，其速度與範圍由美國控制，從而限制了日本人民民主的進展與深化。關於「盟總」對日本進步勢力的態度與政策，可參見（Takemae Eiji〔竹前榮治〕 1987）

註（8）：關於裕仁是否如麥克阿瑟所言，自願要承擔戰爭責任，仍是懸而未決的公案。兩人的會談內容，美方未留下正式的官方記錄，唯一可依據的直接材料便是麥克阿瑟的《回憶錄》，而日方則陸續出現過天皇侍從長藤田尚德的回憶錄（1961年）、譯員奧村勝藏的手記（1975年）與經轉述的私下談話、以及日本外務省公佈的奧村所作的日方記錄（2002年）。 在日方的材料中，說辭不一，藤田的回憶錄與奧村的私下談話都與麥克阿瑟的說法一致，但在日本外務省公佈的會談記錄中，裕仁僅表示曾極力想避免向美、英開
戰，最後卻仍兵戎相見，至感遺憾，這種措辭是在規避而不是承擔戰爭責任。日方說辭之所以矛盾，應是奧村所說的：「考慮到事關重大，對記錄作了刪除。」裕仁本人 對會談內容始終諱莫若深，以曾與麥克阿瑟約定為由，不肯透露絲毫內情。關於此事的爭論參見（小森陽一 2004〔2003〕：98-122；Dower 1999：295-96）。不過，據裕仁最親信的內大臣木戶幸一在1945年8月29日（麥克阿瑟至日本的前夕）的日記所載，裕仁當天對他說，願承擔所有的責任而退位，不願讓臣屬被同盟國以戰犯懲處。（Bix 1992：315 註46）這與麥克阿瑟在《回憶錄》所言是一致的。

註〔9〕：關於天皇的戰爭責任問題，日本的井上清教授有詳細而深入的剖析（井上清 1983〔1975〕）。美國著名的日本史學者畢克斯（Herbert P. Bix）運用裕仁於1989年死後才面世的重要史料，揭露了日本投降後裕仁與其近臣、日本政府和麥克阿瑟聯手洗刷裕仁戰爭罪責的行徑。（Bix：1992）

註〔10〕：.美國國務院派駐「盟總」的政治顧問喬治‧艾奇遜（George Atcheson）原本主張廢除天皇制，但到日本後改變了觀點。他在1946年1月4日致函杜魯門總統所陳述的意見很能說明當時美國決策者的想法：「我確信天皇是戰犯。……我並不改變原來的那個要使日本真正成為民主國家就必須消滅天皇制的意見。
但是，考慮種種情況之後，……我們的軍事力量正在急速復員，但是障礙也正在出現。不言而喻，在必須繼續利用、管理和改革日本政府的現狀下，天皇是最有用 的，官吏和一般國民均服從他。他已表明要誠心幫助我們去達到總的目的，而且看來比他周圍的人更熱心地努力於自身的民主化」（引自升味準之輔 1997[1998a]：880-1，黑體是筆者所加）

1945年12月18日，美國參謀長聯席會議對日本政府體系的改革作成決議，其中要求麥克阿瑟「更周密和詳細地研究和考慮政府和憲法改革的每一個細節，……以避免或儘量減小日本人因這些改革而產生的不滿和動亂。」（引自于群 1996：54）這份文件於1946年1月11日送抵「盟總」。麥克阿瑟顯然利用軍方憂慮日本動亂的心理而誇大審判裕仁可能引起的後果，來加強軍方對他的支持。

註〔11〕：麥克阿瑟在《回憶錄》中謊稱：「1946年元旦，天皇未對我提及也沒和我討論，便發佈了公開否定本身神格的詔書。」（MacArthur 1964：311）

註〔12〕：蓋迪斯在他的論文裏的說法是，麥克阿瑟與「遠東諮詢委員會」成員會面時，提出了「遠東委員會」成立後他的權責有多大的疑問。（Kades 1989：221）研究美國佔領政策的學者大多批評「盟總」用高壓、不民主的手段強制日本接受憲法修訂案。蓋迪斯寫作此文的目的便是以當事人的身份針對這種責難提出辯解，故而不免會有他自己所承認的偏頗之處，因此這裏不採用他的說法。

註〔13〕：幣原內閣的書記官長楢橋渡日後說道：「這個憲法乃是天皇制的避雷針。」（引自信夫清三郎等 1992〔1974〕：730）

註〔14〕：關於裕仁對被削奪實權的真正反應，說法不一。「盟總」民政局出版的《日本的政治改造》（Political Reorientation of Japan）根據當時日本內閣書記官長楢橋渡的報告說，2月22日，幣原首相與外相吉田茂、楢橋渡入宮覲見裕仁，稟報麥克阿瑟草案的內容，裕仁毫不猶豫地要幣原全力支持最徹底的修憲，即使解除他本人的一切政治權威也無妨。但日本歷史學者渡邊治揭露說，楢橋渡的報告純屬虛構，外相吉田根本否認有2月22日覲見之事，也查不到其他相關記載。（參見SCAP government section 1970〔1949〕：106；Bix 2000：574-75； Dower 1999：378）

註〔15〕：整個憲法草案制訂過程，「盟總」都未通報美國政府與「遠東委員會」﹐草案在東京公佈時，華盛頓尚未收到。（McNelly 1987：84）

註〔16〕：「盟總」下令日本報紙不准刊登有關憲法草案是由「盟總」官員擬妥的隻言片語。（McNelly 1987：84）

註（17）：事實上，麥克阿瑟深懷盎格魯‧撒克遜人的白種優越感，對日本人心存鄙夷之念，確以日本人的君父自居。1948年，他對「盟總」的澳大利亞籍同事說，「就一般原則而言」，他建議對待東方人首先就「吐口水到他們眼裏」。他把日本人比諸「二流學生」，只能以課後補習的速度吸收先進的觀念。1951年，他在美國國會的調查聽證會上說，「用現代文明的標準來衡量」，日本人「與我們45歲的發展相比，像個12歲的男孩。」（Schaller 1997：9）

註（18）：麥克阿瑟在《回憶錄》中說新憲：「永無法完成，若佔領要依靠遠東委員會的審議進行的話──在蘇聯具有否決權下！」（MacArthur 1964：302）

註（19）：對裕仁本人是否曾真心有意退位，有不同的看法。（參見原彬久 2007[2005]：144-48；Bix
2000：649-50）

 

 

 

 

 

 

 

 

 

 

 

 

 

 

 

 

 

 

 

 

 

 

 

 

 

 

 

 

 

 

 

 

 

 

 

 

 

 

 

 

 

 

 

 

 

 

 

 

 

 

 

 

 

 

 

 

 

 

 

 

 

 

 

 

 

 

 

 

 

 

 

 

 

 

 

 

 

 

 

 

 

 

 

 

 

 

 

 

 

 

 

 

 

 

 

 

 

 

 

 

 

 

 

 

 

 

 

 

 

 

 

 

 

 

 

 

 

 

 

 

 

 

 

 

 

 

 

 

 

 

 

 

 

 

 

 

 

 

 

 

 

 

 

 

 

 

 

 

 

 

 

 

 

 

 

 

 

 

 

 

 

 

 

 

 

 

 

 

 

 

 

 

 

 

 

 

 

 

 

 

 

 

 

 

 

 

 

 

 

 

 

 

 

 

 

 

 

 

 

 

 

 

 

 

 

 

 

 

 

 

 

 

 

 

 

 

 

 

 

 

 

 

 

 

 

 

 

 

 

 

 

 

 

 

 

 

 

2007年10月48期:《新日本軍國主義的新階段》導讀（中） 杜繼平

 

 《新日本軍國主義的新階段》導讀（中） 

 

 杜繼平

 

 

前國務卿赫爾阻止列入保留天皇條款

 

起關鍵作用的是1944年末離任的前美國國務卿赫爾（Cordell Hull）。赫爾主持國務院期間，在1943、1944年花費許多時間討論戰後如何處置日本。天皇制的存廢問題自然是其中的要項，陸軍部與海軍部也屢屢詢問國務院對天皇制的處理意見。由於無法準確預知廢除天皇制的後果，國務院內為此爭議不已，成了棘手的難題。直至1944年5月9日才作成結論，提出建議案。要旨是：盟軍當局應採取盡可能靈活的策略，不對天皇制的存廢作左右袒，「我們不要公開表示反對天皇制，以免給日本軍國主義者提供可煽風點火的燃煤，撩起誓死扺抗、戰至最後一人的火焰。我們也不希望公開表示贊成天皇制，以免挫傷日本可能產生的廢除天皇制的人民運動。」（Hull 1948：1593）國務院認為，鑒於日本人對天皇的狂熱信仰，從外部廢除天皇制可能無效。如果日本人決意維持天皇制，僅僅逼天皇退位，並無法根除天皇制，盟國若要防止天皇復辟便可能須無限期軍事佔領日本。因此，上策是先不明確表示對天皇制的態度，而把盟軍佔領當局的權威置於天皇與日本政府之上，暫時利用天皇在日本的威望幫助盟軍佔領統治日本，以俟佔領當局能有效治理日本，降低對天皇制有限度的利用。若日本人民興起廢除天皇制的大規模運動，只要不危及法律與秩序，盟軍當局便不要加以制止，並不再利用天皇作為政治工具。（Hull 1948：1591-1592）

 

 

不過，到了1945年中期，陸軍部長史汀生與格魯同調，為了避免因攻佔日本本土而造成大量傷亡並遏阻蘇聯藉對日作戰之際擴展勢力，希望在進攻日本本土之前對日本讓步，以同意日方要求的保留天皇制來與日本謀和。1945年7月2日，史汀生與當時代理國務卿的格魯、海軍部長弗瑞斯特（J.V. Forrestal）共同商定，根據格魯原先提交給杜魯門的底稿加以修訂，重擬一份《公告》草案，其中明言：若日本能保證不再有發展軍國主義的侵略意圖，盟國便可允許由當前天皇領導的君主立憲制。這事實上就把原本要求日本無條件投降改成了有條件投降。7月6日，甫接任國務卿的貝爾納斯臨赴波茨坦會議之前，以電話告知赫爾草案的要點，徵詢他的意見。赫爾當即表示反對保留天皇制，並說這個主張「太像在姑息日本，尤其在我們堅決維持無條件投降的立場之後。……這看來是在保證天皇繼續在位，也確保了天皇座下的統治階層的封建特權。……必須剝奪天皇與統治階級的所有特權，在法律之前與平民一律平等。」7月16日，赫爾又打電報給在波茨坦的貝爾納斯說，沒有人能確知答應日本保留天皇制就一定可讓效忠天皇的日本官民鬆懈鬥志，減少盟軍的犧牲，並縮短戰爭。萬一此計不售，反倒使日本人以為盟軍示弱，更激勵其士氣，那麼美國國內就會隨之引發可怕的政治影響。（注3）因此，他建議待盟軍大肆轟炸日本與俄國參戰後再發表公告。第二天，貝爾納斯馬上告知赫爾，公告推遲發表，並且刪除保留天皇制的承諾。（Hull 1948：1593-1594）

 

 

《波茨坦公告》未提及天皇制的存廢問題，僅表明應「依日本人民自由表達的意志建立傾向和平且對人民負責的政府」（第十二條）。其他的重點是：永遠清除欺騙、誤導日本人民妄圖征服世界的當權者與有影響力者，徹底根絕軍國主義（第六條）；佔領日本，直至建立和平、安全與正義的新秩序以及摧毀日本發動戰爭的力量為止（第七條）；貫徹實施《開羅宣言》的條款（第八條）；審判戰犯，掃除不利於日本人民恢復並加強其民主傾向的所有障礙，確立言論、宗教、思想的自由，以及尊重基本人權（第十條）。這些條款日後成為盟軍佔領日本的基本政策。

 

日本重臣的謀和行動

 

在日本方面，自1944年後半期，能否捍衛天皇制國體已成和戰決策的關鍵。主戰派與主和派就維護天皇制的有效方法展開了激烈的爭論。早在1942年6月日本於中途島海戰慘敗，聯合艦隊的骨幹遭到摧毀後，日本海軍在太平洋上連嘗敗績，喪失了制海權，戰局急轉直下，日本已呈頹勢。而在歐洲戰場上，1943年2月德軍於斯大林格勒之役重挫，10月義大利投降，法西斯軸心集團可謂全面由盛而衰。日本統治階級中，憂心戰事不利，危及天皇制國體者日多，停戰謀和之議漸興。其中最具份量也最積極者為曾在1937年後三次組閣擔任首相、發動侵華戰爭的近衛文（麻呂）
公爵。1944年6月，盟軍在諾曼地登陸後，勢如破竹，德軍無招架之力，敗戰可期，同時日軍則在太平洋的戰略要地塞班島失利，日本本土完全暴露在美軍的空襲區內，再無扭轉戰局反敗為勝的可能，日本軍方大本營見大勢已去，做出「迅速結束戰爭」的結論，寄希望於與日本訂有《日蘇中立條約》而尚未對日宣戰的蘇聯出面斡旋求和，惟一條件就是必須捍衛天皇制的國體，若天皇制不能維繫則「唯有一億人戰死」（信夫清三郎 1982：411；栗原健 2000[1985]：150-151）。近衛文（麻呂） 見戰敗之勢已不可挽，遂於7月2日把對時局的見解撰述成文，交給裕仁天皇信任最專的皇宮內大臣木戶幸一，文謂：為了維護國體，必須迅速停戰，否則在內外瀕危下，終將發生共產革命。木戶閱後深有同感，兩人聯合曾任首相的若槻禮次郎、岡田啟介（海軍大將）、米內光政（海軍大將）、廣田弘毅、平沼騏一郎等重臣與財閥代表藤山愛一郎於7月18日共同推倒了強硬主戰的東條英機內閣。東條雖倒，但近衛立即停戰以維護國體的主張仍未獲得日本統治階級大多數人的支持。軍方的強硬派認為要捍衛天皇制只有誓死決戰一途，而主和派也大多仍期望在獲得一定的戰果後再謀求較好的停戰條件，天皇亦持此議。近衛將1944年7月的見解與親信吉田茂等人商議修改後，寫成奏摺，於1945年2月14日晉見裕仁天皇時上呈，此即著名的近衛奏摺。奏摺劈頭便說「戰敗勢不可免」，接著從避免共產革命，以確保國體的角度，析論盡速停戰的必要：「戰敗應該說是我國體的一大污點，但美英的輿論迄今還沒有發展到要變更我國體的程度（當然，在一部份人當中有過激言論，而且將來如何變化也難以預測）。因此假如只是戰敗，國體上尚無須憂慮。從捍衛國體的立場來看，比戰敗更值得憂慮的是伴隨戰敗可能發生的共產主義革命。細細想來，我國內外的形勢，現在正向共產主義革命方向迅速發展。……在戰敗必至的前提下，把沒有勝利希望的戰爭繼續下去，那就完全上了共產黨的當。因此，從保住國體的立場出發，深信應當儘快設法結束戰爭。」近衛在奏摺中指控，喊出「一億玉碎」的軍部好戰派受到名為「右翼」實為「披著國體外衣的共產主義」左派的煽動，「企圖由此使國內陷入混亂，最終達到革命的目的」，因而要求天皇果斷肅清軍部的好戰派，以「從共產革命下拯救日本」。（升味準之輔 1997[1988a]：809-811；栗原健 2000[1985]：171-172）然而，裕仁並未接受近衛的意見，他告訴近衛：「參謀總長梅津美治郎（按：即日本戰敗後向盟國投降的軍方代表）上奏稱，今日日本如有乞和那樣的事，美國將大膽要求廢除天皇制，故也危及國體，結果是即使乞和也危及國體之繼續存在，如果作戰，則萬一找到活路亦未可知。」近衛答稱：「格魯及美國領導機構的想法，並非持皇室取消論，但如果戰爭仍繼續進行，國內外形勢惡化，則將會觸及天皇制。」但裕仁回以，無論如何「須獲得一次戰果，否則就很難說了。」（信夫清三郎 1988[1982]：424-425）

 

 

美日主和派互通聲息

 

從近衛向裕仁報告格魯等人有意維持天皇制，可知美日的主和派雙方有密切的連系。事實上，自1944年9月以近衛文 （麻呂）為首的日本主和派便通過瑞典駐日公使巴格（Wider Bagge）與美國駐外使節洽淡停戰條件。1945年4月起日本派駐瑞士的海軍武官藤村義一與陸軍中將岡本清福、駐瑞士公使加瀨俊一等人也先後跟美國「戰略事務局」（The Office of Strategic Services）在歐洲的負責人艾倫．杜勒斯（Allen Dulles）（按：即1953-1959年擔任美國國務卿、主導美國冷戰戰略的約翰．杜勒斯的胞弟，1953年任美國中央情報局局長）積極接觸，探詢停戰方案，希望早日止戈，以解日本內外交困的危局。美國國務院也授權艾倫．杜勒斯與日本主和派商談和平條件。（栗原建 2000[1985]：180-181；Toland 1977[1970]： 213-217）艾倫．杜勒斯從中力促其事，向國務院、白宮報告日方的意見。1945年5月12日，也就是前述格魯致函陸軍部長史汀生為日皇與主和的重臣美言，要求改變對日戰略，與日皇、重臣合作，鞏固美國戰後在日本的地位，以防止蘇聯勢力擴展之日。艾倫．杜勒斯報告白宮說，格魯的主張可為與日本談判之資，日本駐瑞士公使加瀨俊一稱日本願在蘇聯攻擊之前與美、英和談，唯一的前提條件是，盟國同意「保留天皇為防止日本轉向共產主義的唯一屏障」，加瀨表示，美國最精通日本事務的格魯與他的觀點一致。（Schaller 1985：10）7月2日，岡本清福中將透過第三者探詢艾倫．杜勒斯美國會給日本什麼條件。杜勒斯答以盟國會允許保留天皇制。（Bergamini 1972：76）杜勒斯透露的正是史汀生、格魯與海軍部長弗瑞斯特商定的《波茨坦公告》草案內容。但日本主和派藉由杜勒斯的管道談和的努力，並未成功。日本強硬主戰的海軍軍令部總長豐田貞一大將認為杜勒斯的謀和舉動是美國企圖削弱日軍鬥志的謀略，不足采信。裕仁天皇及其親信內大臣木戶幸一與外長東鄉茂德則因不知美蘇在1945年2月訂有雅爾達密約，蘇聯已決定對日宣戰，猶幻想利用美蘇矛盾，並讓出1905年在日俄戰爭獲得的利益，以力止蘇聯參戰，故採取請蘇聯出面斡旋停戰的決策，不考慮與美國和談。（Bergamini 1972：75；Toland 1977[1970]：215-217；栗原健 2000[1985]：182）美國方面亦有赫爾的阻攔，此議遂胎死腹中。美、日兩國的反共保守派為減少各自人員、物資的損失與反蘇防共而共謀保留天皇制的意圖雖未在二戰期間得逞，但隨著戰後時局的變化，他們終於能夠攜手合作，在反共的共同利益下把保留天皇制的共識化為現實。

 

 蘇俄參戰加速日本投降

 

 《波茨坦公告》雖未明確同意維持日本當局最關切的天皇制，但主和派的外相東鄉茂德看出其中藏有玄機，主張暫不表態，本有議和傾向的首相鈴木貫太郎在主戰派的強大壓力下，卻悍然表示《公告》不過是《開羅宣言》的翻版，不值一顧，繼續號召進行本土誓死決戰。（栗原健 2000[1985]：216）自1944年末，日本已失去制海、制空權，美國的B29轟炸機長驅直入，用破壞力強大的燃燒彈先大肆轟炸東京、橫濱、名古屋等政治、經濟、軍事重鎮，再及於中小城市，日本全國的大片地區被夷為平地，化成焦土，人民死傷枕藉，數百萬幢房屋遭毀，流離失所者逾一千三百萬，兼且工業生產大幅下降、糧食嚴重短缺，物資極端匱乏。人民受戰火荼毒，已至於此極，但此際以天皇為首的日本統治階級念茲在茲者唯確保天皇制，仍置生民疾苦於不顧，妄圖作無望的困獸之鬥，終於引來1945年8月6日美軍在廣島投下第一顆原子彈的慘禍。（注4）接著，蘇聯於8月8日對日宣戰，8月9日出動百萬大軍進逼中國東北，日本關東軍岌岌可危。廣島原子彈的威力固然驚人，但真正震憾日本當局的是原本寄予調停戰爭厚望的蘇聯竟然參戰，以重兵相脅，日本完全陷於孤立無援，有條件和談的希望頓然徹底破滅，成為泡影。1945年5月11-14日日本戰爭最高指導會議的決議就說：「當日本現正傾賭其國力與英美作戰之際，果若有蘇俄之對日參戰，則將制帝國之死命，故不論帝國對英美之戰爭局勢如何，帝國有努力防止蘇俄參戰之必要。」（服部卓四郎 1956〔1953〕：244）蘇聯既已參戰，這時除了投降，已別無他途。（注5）8月9日上午，驚悉蘇聯宣戰的日本首相鈴木貫太郎為議決投降事宜，召開戰爭最高指導會議。代表主和派發言的外相東鄉茂德主張在不變更天皇制國體的前提下，接受《波茨坦公告》的全部條件，原本要求進行本土決戰的強硬派則堅持必須加上軍隊自主徹退、日本自行處理戰犯與盟軍不保證佔領三項條件。會議尚未結束，美國又於長崎投下第二顆原子彈。但意見對立的雙方猶爭持不下，只得在當日晚上近十二點由日皇主持御前會議，經爭議兩個多小時，才由裕仁於8月10日淩晨二點三十分親自裁斷，支持了主和派的意見。（栗原健 2000[1985]：2-6，217-218）

 

 杜魯門為反蘇聯而軟化投降條件

 

 8月10日清晨，日本外務省向美、英、中、蘇四國發出電文，重點謂：「日本政府準備接受1945年7月26日在波茨坦發佈的聯合公告條款……據日本政府的理解，上述公告並不要求損害天皇身為最高統治者的權利。日本政府誠願此一理解確實無誤，切望迅速明示。」杜魯門當天上午九點便把國務卿貝爾納斯、陸軍部長史汀生、海軍部長弗瑞斯特、海軍上將李海等人召至白宮，詢以：「我國有許多人認為日皇是我們承諾要加以摧毀的日本體制不可分的一環。我們能保留天皇制卻期望消除日本的好戰精神嗎？我們曾為日本的無條件投降奮戰，附有這麼大的但書的信息，也能看做是無條件投降嗎？」一向主張保留天皇制對美國有利的史汀生，重申此議，李海上將也認為僅就利用日皇以促日本投降而論，應接受日本的意見。貝爾納斯則反對說，在目前的情勢下，該提條件的是美國而不是日本。弗瑞斯特提出折衷案說，可答覆願接受投降，但定下明確可實現波茨坦公告意旨的投降條件。杜魯門同意弗瑞斯特的意見，請貝爾納斯起草覆文。（Truman 1965a[1955]：471-472；Byrnes 1947：209）杜魯門解釋說，他之願與日本人妥協是恐怕再遷延時日，俄國部隊會向中國東北推進太遠。當時美國認為蘇聯的力量深入中國後會支持中共助其打敗國民黨政府，取得政權，沒有料到蔣介石與史達林最後完成交易，取得史達林支持其主政中國的承諾，雙方於8月14日簽訂了《中蘇同盟條約》。與聞此次會議的美國副總統華萊士（Henry A. Wallace）在日記中說，這次會議的整個論調看來在決意遏阻蘇聯擴張勢力，其他考慮皆屬次要。（Schaller 1985：17-18）

 

 

　　對日本要求保留天皇制的投降聲明，在同盟國中以英國的態度最為積極。英國外交部的日本專家桑姆森爵士（Sir George Samson）自1942年9月14日便被派任駐美大使館的公使，負責與美國協調東亞政策，他與美國國務院的日本派格魯、博頓（Hugh Borton）關係密切，意見相近，且更為保守，力主若要維持日本戰後秩序的穩定，必須保留天皇制與明治憲法的框架。英國外交部採納他的主張做為對日政策的依據，不但支持保留天皇制，甚至反對美國將日本改造為英美式民主政體的政策。（Buckley 1982：10-11，54-70）（注6）但屬英國聯邦的澳大利亞則與英國迥不同調。澳大利亞深受日本侵略之害，在太平洋戰爭中與美國並肩作戰，出力甚多。澳國政府獲悉日本聲明後，即刻致電英國堅持要求廢黜侵略的禍首日皇，倫敦敷衍以對後，澳國再急電華盛頓：「……日本人以天皇的名義幹了許多令人髮指的暴行，毫不含糊地廢除天皇制是動搖日本人以為天皇具有神格的信念的根本之道，天皇制不除，日本人會依然故我，只不過把再度在太平洋發動侵略，推遲到下一代罷了。……我們反對接受日本企圖附加在波茨坦條款上的投降條件。」（Bergamini 1972：90-91）但美國並未接受澳大利亞的意見。如前所述，赫爾主持國務院時便有利用天皇為佔領統治日本的政治工具的建議，貝爾納斯據此與《波茨坦公告》的精神寫成答覆日本的照會，要點是：「自投降之時起，天皇與日本政府統治國家的權力就聽命於盟軍的最高統帥，最高統帥將採取他認為宜於實施投降條款的措施。……日本政府的最後形式，將根據《波茨坦公告》，由日本人民自由表達的意志確立。」（Truman 1965a[1955]：473）覆文經英、蘇、中三國同意後，於8月11日發出。

 

 

　　《波茨坦公告》沒有明言廢黜天皇，事實上已為保留天皇制留下餘地。正如美國國務院遠東司的報告所說：「由於《公告》沒有規定廢黜天皇，可以假定他尚能繼續當天皇。」（引自劉世龍 2003：371）美國的覆文重申《公告》對日本制體的立場，主和的日本外務省官員心領神會其中奧妙。8月12日獲悉貝爾納斯覆文的外相東鄉茂德雖覺得覆文的條件嚴苛，頗感為難，但針對「人民之意志」的提法說：「從實際的觀點來看，這並不是跨越不了的問題，但感情上難以接受。我認為人民不會在全民投票中反對天皇，到時天皇統治國家的權力就會得到明確的認可。……我認為天皇會拋掉個人的情緒，接受被宣告“聽命”於一個外國人的屈辱。」（Bergamini 1972：93）日本主和派勉強接受了覆文的條件，但主戰派則甚為激憤，主張再發照會力爭，若盟國不同意，不惜再戰。和戰雙方在8月12、13兩日，幾經激烈爭執，末能定案，直到14日上午才由裕仁召集全體閣員與統帥部首腦等人開御前會議，裁斷接受覆文，並於15日正午宣讀投降詔書，正式結束了日本的侵略戰爭。（栗原健 2000[1985]：8-19）

 

注釋：

 

 

注3：赫爾所指的是，由於日本偷襲美國珍珠港及在中國、南洋等地濫殺平民、虐待戰俘的殘酷暴行，令美國人對日本天皇及人民深惡痛絕，許多人認為日本人是毫無人性的野蠻民族，該當滅絕。1945年6月的一次美國蓋洛普民意測驗，有三分之二的人主張把日本天皇列為戰犯，其中的三分之一甚至要求處死天皇。（Schaller 1985：3，16）這股怨氣直至日本戰敗，美國佔領日本後，仍未消歇。故若對日本天皇的處置失當，必將在美國國內遭受嚴重的抨擊。

 

注4：美國對日本投放原子彈固有在登陸日本本土之前逼日本投降以減少傷亡之意，但另一重要考慮便是想獨佔戰後對日本的控制權，不願讓蘇聯在對日作戰中取得太多地盤，步德國分區佔領的後塵，故搶在蘇聯宣戰前先於廣島投第一顆，蘇聯出兵後，不給日本考慮投降的餘裕時間，便立即又在長崎投下第二顆，以免給蘇聯乘勝追擊的機會。（參考：Horowitz 1974〔1969〕：34-35）

 

注5：日本主戰派的要角海軍軍令部總長豐田貞一大將在戰後說：「加速日本投降的，俄國對日參戰的成份比原子彈要大。」英國官方編寫的戰史《對日戰爭》（The War Against Japan），也支持這種看法。（見Toland 1977[1970]：329-330）

 

 

注6：麥克阿瑟在《回憶錄》中說：「有些盟國，特別是俄國與英國，要求將日皇列入戰犯的呼聲甚囂塵上。事實上他們最初提出的戰犯名單，日皇名列第一。」（Mac Arthur 1964：288）這個說法是錯誤的。

 

 

 

 

 

 

 

 

 

 

 

 

 

 

 

 

 

 

 

 

 

 

 

 

 

 

 

 

 

 

 

 

 

 

 

 

 

 

 

 

 

 

 

 

 

 

 

 

 

 

 

 

 

 

 

 

 

 

 

 

 

 

 

 

 

 

 

 

 

 

 

 

 

 

 

 

 

 

 

 

 

 

 

 

 

 

 

 

 

 

 

 

 

 

 

 

 

 

 

 

 

 

 

 

 

 

 

 

 

 

 

 

 

 

 

 

 

 

 

 

 

 

 

 

 

 

 

 

 

 

 

 

 

 

 

 

 

 

 

 

 

 

 

 

 

 

 

 

 

 

 

 

 

 

 

 

 

 

 

 

 

 

 

 

 

 

 

 

 

47期（2007年9月）《新日本軍國主義的新階段》導讀（上 ）杜繼平

《新日本軍國主義的新階段》導讀（上 ）

 

杜繼平

 

 

日本自幕府末期迭遭歐美列強壓迫後，日益發展出對外肆行侵略以厚植國力為對抗外侮之資的思想。明治維新後，「文明開化」、「脫亞入歐」，與歐美列強一爭長短的論調蔚為主流，優勝劣汱、弱肉強食的「社會達爾文主義」思維大行其道，更加速推進了侵略、掠奪殖民地的軍國主義。隨著日本對外擴張的節節勝利，日本軍國主義在二戰期間以古代《日本書紀》第三卷神武天皇條所載的「兼六合以開都，掩八紘而為宇」為指導思想，高唱「八紘一宇」，妄圖征服亞洲建立所謂的「大東亞共榮圈」，進而包舉宇內，稱霸世界。日本軍國主義者不自量力的野心，在同盟國聯合抵抗下遭到毀滅性的痛擊，從而給日本造成慘重的災難。二百多萬軍人戰死，國土到處斷垣殘壁，廣島、長崎還首嚐原子彈的可怕威力，二十餘萬的無辜民眾死於非命。日本實行軍國主義致使受侵略國與日本的數千萬生靈塗炭的歷史教訓不可謂不深重。

 

 然而，二戰後，日本軍國主義的幽靈死而不僵，仍潛伏滋長，伺機而動，在國際冷戰結束後的1990年代又昂首登場，再度籠罩日本的上空，給日本與亞洲投下令人憂慮的陰影。日本軍國主義何以能死灰復燃，重新構成對亞洲和平的重大威脅？纐纈厚教授這本《日本新軍國主義的新階段》站在全力維護日本憲法的和平、民主原則，以確保日本國民和平生存權的立場，從歷史、國際政治經濟與日本國內政治多方面進行了深刻的剖析與批判。

 

 

 纐纈厚教授在本書直指日本在不斷擴充軍備並修訂、出檯多項法律後，目前已進入「準戰時狀態」，是個「臨戰國家」。日本和平憲法的精神固已蕩然無存，就連已淪為形式大於實質、規定日本放棄戰爭權利的憲法第九條，右翼保守勢力也正磨刀霍霍，力圖加以修改，以使既有的軍隊合憲並可不受約束地自由使用武力。

 

 

 纐纈教授指出日本軍國主義之得以復活，推源禍始，實由於二戰後美國沒有廢黜日本天皇，二戰前的保守勢力遂托庇於天皇之下，重又掌握政權，並拜「美日安全保障條約」之賜，獲得美國在政治、經濟、軍事上的強力支持，推動經濟快速發展，再以利益分配的方式收買人心，鞏固保守體制。（3-11頁）就因為戰前日本軍國主義的禍首日本天皇未遭徹底追究罪行，保留了天皇制，日本的保守勢力與思想巋然不動，才為軍國主義毒素的再生準備了溫牀。這裡，有必要先從二戰末期開始的美、蘇爭雄略加說明日本違背和平憲法原則重整軍備與保守體制確立的歷史根源。

 

一、美國何以保留了天皇制？

 

 二次大戰的一個重大折點是1942年7月17日至1943年2月2日的斯大林格勒之戰。此役蘇聯軍民同仇敵愾，經過近200日的浴血苦戰，擊退由德國率領入侵的軸心國百萬大軍，殲滅數十萬德國的精銳之師，重挫法西斯集團在東線戰場咄咄逼人的氣勢，德軍元氣大傷。從此蘇聯反守為攻，連戰皆捷，英美盟軍也在西線頗有斬獲，迫使意大利於1943年十月投降。1944年至1945年初東歐的羅馬尼亞、保加利亞、匈牙利、波蘭等地相繼落入蘇聯的掌握之中，英美盟軍登陸諾曼底開闢西線第二戰場之後，也陸續逐出佔領法國、比利時、荷蘭的德軍。美、英、蘇從東西兩線夾擊德軍，德國已成強弩之末，敗象畢露。三國聯手在與法西斯主義的鬥爭中佔據上風。相對於大英帝國的衰落，美蘇在二戰中成了最具實力的兩大國。在這樣的形勢下，由美、蘇主導的雅爾達會議於1945年2月召開，決定了二戰後的世界政治格局。

 

 

 雅爾達會議除了討論即將建立的聯合國五大常任理事國享有否決權的問題，主要是根據英美蘇三國的佔領區與勢力所及之處，協商分割全球的勢力範圍。美國總統羅斯福深恐美日戰爭持續過久，會造成美軍的重大傷亡，殷切期望蘇聯允諾對日開戰，以早日促成日本投降，遂不惜擅自出賣中國的利益，與斯大林訂立蘇聯起草的密約，英國首相邱吉爾亦同意簽署。密約的主要內容是：蘇聯於德國投降後三個月內對日宣戰，美英則承認外蒙古獨立，千島群島歸蘇聯所有，並應允蘇聯重獲在1904年日俄戰爭中喪失的利益，即：庫頁烏南部及附近島嶼交予蘇聯、開大連為國際港而蘇聯具有特權、租借旅順予蘇聯做為海軍基地，中東鐵路及南滿鐵路由中蘇合營並保障蘇聯的特權。密約中明言，由美國運用力量使中國同意涉及中國領土的外蒙與東北部份。依靠美國生存的蔣介石政權一方面無法抗拒美國的壓力，另一方面亦因斯大林允諾支持蔣介石的統治，給予道義及經濟援助，並且不助中共與蔣對抗，遂於日本投降前夕的1945年8月14日與蘇聯簽訂同盟條約，接受了雅爾達密約喪權辱國的規定。蘇聯勢力自此得以堂而皇之地進駐中國東北，成為美蘇冷戰開始後美國改變對日政策的重要因素之一。

 

 

 法西斯主義集團企圖征服世界，同時向英、美等自由資本主義國家與社會主義國家蘇聯進攻，迫使原本對立的英美與蘇聯，在面對嚴峻的共同危機下攜手合作，雙方的主要矛盾降為次要矛盾，成了親密戰友。但隨著法西斯主義集團的趨於敗亡，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的根本矛盾重又浮出檯面。雅爾達會議既標誌了美蘇主導世界的新格局與反法西斯同盟合作的高峰，也隱伏了美蘇日後爭霸對峙的種子。雅爾達會議即將結束之際，斯大林設宴款待與會人士，氣氛極為熱烈，4個小時的晚宴中，舉杯45回，賓主杯觥交錯，迭相讚譽盟友對反法西斯主義鬥爭的豐功偉績。邱吉爾稱頌斯大林是「一個強大國家的強大領袖，這個強大國家的人民將殘暴的敵人逐出國境。」羅斯福則神采飛揚地說到美英蘇三國的團結一致，並希望日後還能維持不墜。斯大林的回答一針見血：「作戰時期團結一致並不太難，因為我們有志一同要擊敗共同的敵人，這點大家都清楚。一到戰後，分岐的利益可能會造成同盟國分裂，那時事情就難辦了。我們的責任是務必使我們的關係在和平時期與戰時一樣強固。」（Byrnes 1947：44）這樣的願望當然不可能實現。1945年5月8日德國投降，7月16日美國試爆原子彈成功，形勢丕變，蘇聯在美英心目中的重要性隨之大幅下降，再也不肯遷就蘇聯。7月17日開始舉行的波茨坦會議就為波蘭邊界、德國分區佔領、羅馬尼亞與保加利亞等東歐國家政權的產生方式等等問題，發生激烈的爭執，想極力削弱蘇聯在中、東歐的影響力的美英與堅持控制東歐的蘇聯不假辭色地針鋒相對，這促使美國更加堅定了在日本投降後獨佔日本控制權的想法。

 

 

 1944年5月4日美國國務院戰後規劃委員會發佈的PWC－1086號文件《美國對日目標》原來主張：「所有對日作戰的聯合國家應參加對日本的佔領和管制。」（引自于群 1996：9）（註1）但到波茨坦會議召開時，德國已經投降，美國原子彈又試爆成功，美國所求於蘇聯者不多，不願再買蘇聯的帳，取而代之的想法是寸土不讓地與蘇聯搶佔地盤。就亞太地區來說，美國已在雅爾達密約中把日本北方沿海島嶼與中國東北的利益奉送給了蘇聯，此時他們頗為懊悔讓步過多，決意排除蘇聯勢力的進一步延伸，非把日本納入一己囊中不可。美國國務卿貝爾納斯（James F. Byrnes）說：「我必須坦白承認，鑑於我知道蘇聯在東德的行動以及雅爾達協定在波蘭、羅馬尼亞、保加利亞遭到破壞，要是蘇聯決定不參加對日戰爭的話，那我就稱心如意了。雖然日本堅拒無條件投降，但我相信原子彈會製成，這可以迫使日本依我們的條件投降。我當時就擔心一旦紅軍進入滿洲會發生的情況。蘇聯紅軍撤離滿洲前，我憂慮的事便已成為現實。」（Byrnes 1947：208）。美國總統杜魯門（Harry S. Truman）更明白說道：「雖然我們很希望俄國參加對日作戰，此刻在波茨坦的經驗使我下定決心，不讓俄國人參與佔領日本。我們與他們在德國、保加利亞、羅馬尼亞、匈牙利與波蘭的經驗，讓我決意絕不再冒與俄國人共同規劃的風險。我在從波茨坦返家的途中考慮到這種情勢，便決定在戰勝日本後授予麥克阿瑟將軍全部的指揮控制權。我們在太平洋地區不會受俄國策略的煩擾。」（Truman 1965[1955]：455）

 

 

 美國既已決定改變政策，排除盟國，獨佔日本，在處理日本投降問題與佔領政策上，也就隨之有所調整。本來，美國總統羅斯福為了徹底清除法西斯主義，1943年1月23日在卡蕯布蘭卡會議首先提出：「消滅德意日的戰爭力量，就是要德意日無條件投降。那意味著未來世界和平得到合理的保證。它並不表示毀滅德意日的人民，但的確意味這些國家以征服和奴役別國人民為基礎的那種哲學的毀滅。」（轉引自于群1996：12）從此，無條件投降的原則在1943年10月30日的莫斯科中蘇美英四國外長會議宣言、同年12月的中美英《開羅宣言》、1945年2月的雅爾達會議被一再確認。1945年3月1日羅斯福再度強調：「日本的無條件投降同德國的戰敗一樣重要。」，「日本軍國主義必須像德國軍國主義一樣被徹底鏟除。」

 

 

 無條件投降的原則雖已確定，但美國政府內部自1942年後期開始研議如何處置日本天皇，卻久經爭議而至波茨坦會議時仍未有定論。國務院內認為該保留天皇制的，以極端反共的保守派、原駐日大使格魯（Joseph C.Grew）為代表，他們力主日本天皇與軍國主義可以區別開來，日本天皇並非侵略的禍首，只是受到軍部的利用，故只要消滅軍部的勢力便可防止軍國主義，格魯甚至為天皇的罪行開脫說：「裕仁一直反對同美國作戰。」他們從美國的利益著眼，認為日本民眾對天皇的崇拜根深蒂固，若要順利佔領日本，不引起日本人民的不滿，就必須利用天皇作為穩定秩序的工具。主張廢除天皇制的官員則認為，天皇制是日本軍國主義的根源，不廢除天皇制便無法將軍國主義斬草除根。（參見劉世龍 2003：349-361）

 

 

1944年12月4日，格魯由遠東司司長升任副國務卿，更增大了對日本政策的影響力。1945年中期，中國瀕臨內戰，東南亞各國的民族主義者正反對殖民統治，東亞局勢混亂。而日本軍方在太平洋戰爭中雖接連失利，仍號令軍隊以「玉碎」的決心，誓死抵抗，2-3月的硫磺島之戰，美軍以傷亡2萬7千人的慘重代價獲勝，損失還大於日軍。4月1日開始的沖繩島戰役，日軍負嵎頑抗，美軍歷時兩月餘，傷亡近六萬人，沈艦36艘，方才攻克。這些形勢令美國外交、軍事的決策者憂心戰事久拖不決，除會造成美軍續有重大傷亡，還將使蘇聯趁參戰之便得以插足亞太地區，與美國爭逐霸權。

 

 

 極端反共的格魯對此尤感不安，要求陸軍部、海軍部與總統杜魯門重新檢討對日戰略。1945年5月12日他致函陸軍部長史汀生（Henry L. Stimson）力陳美國應廢除雅爾達協定，設法阻滯俄國參加太平洋戰爭，還指責拘執無條件投降的政策會拖延戰事，中國國民黨會因蘇聯可能協助中共而受到削弱，蘇聯也有進入日本之虞，這就不利於未來處理日本的長期政策。5月28日，格魯再面見杜魯門，力言美國必須對東京作些讓步，戰後的佔領不可有全盤改變日本體制的規劃，強調天皇與其重臣皆為知所節制的溫文之輩，稱日本固有的保守派是建立和平前景的「柱石」，給日本的主和派留情面，美國可鞏固戰後在日本的地位。（Schaller 1985：10）當時美國軍方報告杜魯門，預定在1945年秋天登陸攻入日本本土，估計要到1946年秋末才能逼日本投降。面對日本當局為維護天皇制的國體而發出「一億玉碎」殊死戰鬥的號召，美國當局者深知欲以武力征服日本，必是場激烈而傷亡慘重的戰爭，估計將犧牲50萬人。杜魯門視此為「可怖」的情景。故一方面希望蘇聯參戰，牽制在中國東北的60萬關東軍並阻止其他地區的日軍調回本土增援作戰，一方面也期待能與日本談和，及早結束戰事。（註2）此際格魯向杜魯門建議，為減少美國人的犧牲，應發表公告，聲明保證維持日皇的元首地位，以去除日本投降的最大障礙。杜魯門聞後自然大悅，謂此議深得其心，頗有見地，當即命格魯把帶來的公告草案交給參謀首長聯席會議與國務院、陸軍部、海軍部合組的三部協調委員會討論作成決議。6月18日，格魯向杜魯門報告，公告草案已獲內閣成員與參謀首長聯席會議的同意，希望能在沖繩島戰役結束之際，便發表公告。但軍方首腦在同一天向杜魯門建議，日本願否投降尚不可知，應等待作好向日本全力進攻的準備再發表，一旦日本拒絕投降，便可立即揮軍鏖戰。杜魯門遂決定在即將舉行的波茨坦會議上發佈公告。（Truman 1965[1955]：459）

 

 

 不過，杜魯門雖已有意保留天皇制，到1945年7月26日正式發表《波茨坦公告》時，卻刪除了草案中有關天皇地位的文字。

注1：當時的美國國務卿赫爾（Cordell Hull）說明提出這個主張的用意：「我們覺得獨自承受來自日本人憤恨，殊不可取。我們認為，有其他國家的武力一起佔領、控制日本，讓日本人明白，對日本侵略行為的譴責是舉世皆然的，這會有更好的效果。我們希望看到在日本有其他國家的部隊，即使是象徵性的少量部隊也好，特別是渴望有其他亞洲民族如：中國、印度與菲律賓的部隊進駐日本，這樣日本人就會深刻感受到，這不僅是一場白種人與他們對抗的戰爭。」（Hull 1948：1590）美國這時的對日佔領政策會有這種考慮，是由於日本當局為了蠱惑人心，自我標榜要領導亞洲人民，對抗西方帝國主義，「共建王道樂土」，才發動太平洋戰爭。故同盟國聯合佔領日本，有助打破這個讕言。但等到美蘇矛盾上升後，這項考慮便被置諸腦後，轉而注重與蘇聯搶奪亞洲地區的主控權。

 

 

注2：美國雖對原子彈的威力寄予厚望，但仍不敢確定日本會在投擲鄭原子彈後立即投降，故依然希望蘇聯對日宣戰，加強對日本的壓力，促其早日繳械，卻也擔心蘇聯趁出兵之便佔有日本原有的屬地，擴大勢力範圍，故時時準備與蘇聯爭奪在遠東地區的地盤。1945年8月6日，美國於日本廣島投下第一顆原子彈，8月8日蘇聯對日宣戰，進軍中國東北，9日美國再於長崎投擲第二顆原子彈，10日日本要求保留天皇制，始願投降。蘇聯繼續揮兵直驅朝鮮半島，希望不斷擴大戰果。12日美國駐蘇聯大使哈里曼（William Averell Harriman）致電給美國總統杜魯門說：「在波茨坦時，馬歇爾將軍與金海軍上將便告訴我，如日本在蘇聯部隊佔領朝鮮與大連之前投降，就要在這兩區登陸。鑒於斯大林對宋子文的需索日增，我建議實行登陸，至少要接受在遼東半島與朝鮮的日軍的投降。我認為我們沒有義務尊重蘇聯在任何地區的軍事行動。」（Truman 1965a[1955])：478）

（待續）

 

 

 

 

 

 

 

 

 

 

 

 

 

 

 

 

 

 

 

 

 

 

 

 

 

 

 

 

 

 

 

 

 

 

 

 

 

 

 

 

 

 

 

 

 

 

 

 

 

 

 

 

 

 

 

 

 

 

 

 

 

 

 

 

 

 

 

 

 

 

 

 

 

 

 

 

 

 

 

 

 

47期（2007年9月）《新日本軍國主義的新階段》 纐纈厚

《新日本軍國主義的新階段》

作者序

纐纈厚（日本山口大學教授）著

書稿《新日本軍國主義的新階段》，在臺灣受到高度評價的《批評與再造》雜誌上歷經約一年的連載。這次能夠作為單行本在臺灣出版，感到由衷地高興。在此，首先請允許我向協助為本書提供出版機會的、最尊敬的臺灣人權協會會長林書揚先生表示深摯的謝意！大約5年前，在日本京都召開的國際研討會上，我有幸結識了林先生。之後又有緣應邀去臺灣，參加了2005年11月在臺北召開的國際研討會，進而加深了交往。

另外，對為書稿提供連載機會的《批判與再造》雜誌社總編輯杜繼平先生表示誠摯的謝意！在長達一年的連載過程中，杜先生嚴謹不苟地審校書稿，提出許多中肯、極具參考價值的意見和建議。深感由於先生的銳敏洞見和淵博的知識，使本書內容更加充實。

承蒙韓燕明先生和我的研究助手申荷麗女史的協助完成了本書翻譯工作。在此，對為克服難解的日語表述，所付出的辛苦和努力深表感謝！

本書能承蒙出版過諸多優秀著作的「人間出版社」出版發行實感榮幸，在此向「人間出版社」的范振國先生表示誠摯的謝忱，感謝為一個日本研究者提供在臺灣出版單行本的機會。同時，也由衷期盼通過本書的出版，能同更多的臺灣讀者一起進行討論和擴大交流。

自東西冷戰構造解體後，1990年代以後美國更加恣意地推進軍事戰略、企圖獨霸國際社會的支配權。日本呼應美國，企圖復歸軍事大國之道，本書以日本的政治狀況，尤其是與美國帝國構建共同體制的日本帝國的再登場為分析視點，對其實態進行具體的分析論述。

我尚不能確切把握在臺灣對於近年日本危險動向的關心到何種程度，但是，我想，現在日本與美國聯手抑制中國，無所顧忌地朝著強化日美軍事同盟的方向大步邁進，並為此要修改被稱為和平憲法的現行憲法，這一點應該是有所瞭解的吧。

問題是，究竟為什麼日本愈益強化與美國的日美軍事同盟，並積極參與美國對中國的軍事戰略？本書通過分析戰後日本的政治過程，來解答這些問題。

日本與美國聯手，企圖貫徹其在亞洲的霸權主義，這是極其危險的選擇。一旦其目的得逞，亞洲地區定將再度出現「亞洲新冷戰構造」，成為誘發戰爭的地區。臺灣人民應該也絕不希望看到這樣的趨勢。

本書的目的是，對作為帝國主義國家企圖稱霸亞洲的美國，以及極力選擇走新軍國主義國家之道的日本，加以同時批判，並論述構築亞洲地區和平共同體，努力實現和平正是現在所需要的這一主張。

對臺灣和日本人民今後怎麼攜手努力、爭取獲得亞洲真正和平的課題，本書若能有所裨益，將不勝欣慰。

2007年6月
日本國立山口大學教授 纈 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