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富村宣言》（賀普宵 西北農業大學退休教授）

大陸老農業畜禽專家賀普宵教授給我們寄來他親自到著名的集體共富村：南街村、劉莊、小冀鎮東待五隊、龍泉村、韓村河等地，作了深入的調查研究後，所寫的這篇《共富村宣言》，文中沈痛批判中共走資當權派多年來背離社會主義道路，大搞私有化政策，造成貧富差距急遽擴大，階級矛盾、民族矛盾日深，陷國家於瀕臨危亡之境，熱切呼籲只有重舉毛澤東思想的旗幟，回歸社會主義道路，才是正途。我們全文刊載，以見一位堅執社會主義原則的老共產黨員悃悃款款的忠誠與熱情。──編者

共·富·村·宣·言[1]

   作者按：本文來源於作者“共富村三部”中的第一部《共富村之路——只有堅持公有才能共同富裕》。被中國傳統文化促進會徵文入選《中國傳統文化創新文集》（理論卷），中國管理科學學會、中國崛起系列叢書組委會錄入《中國崛起·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創新與發展論壇》(優秀理論成果獎)，中國管理與創新研究會、中華傑出人物雜誌社等錄入《中華傑出人物大典》（理論成果篇），中國紀實文學研究會等錄入《楷模》（理論實踐篇）、《實幹興邦》、《中華英賢》（建國65周年）等。                                                               

共產黨人可以用一句話把自己的理論概括起來：消滅私有制……共產主義革命就是同傳統的所有制關係實行最徹底的決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的發展進程中要同傳統的觀念實行最徹底的決裂。

——馬克思 恩格斯

人民群眾有無限的創造力，他們可以組織起來，向一切可以發揮自己力量的地方和部門進軍，向生產的深度和廣度進軍，替自己創造出日益增多的福利事業。

——毛澤東

任何從事勞動、不剝削他人勞動的中國公民，承認黨的綱領和黨的章程，參加黨的一個組織並在其中工作，執行黨的決議，並且按照規定交納黨費的，都可以成為本黨黨員。

——中共八大《黨章》

全會認為，對於文化大革命，也應當歷史地、科學地、實事求是地去看待它。毛澤東同志發動這樣一場大革命，主要是鑒於蘇聯變修，從反修防修出發的。

——《中國共產黨第十一屆中央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公報》

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一定不能丟，丟了就喪失根本。

——習近平

前   言

中國放棄毛澤東思想，放棄公有制，一定完蛋！

──錢學森

共產黨姓公不姓私，走社會主義不走資。

既不姓社也不姓資，不爭論少數富則資。

“三不一少”罪惡滔天，私有化主變奴根源：

包產到戶人心渙散, 各自為政散沙一盤。

國企被賣性質即變，領導階級包身工現。

工農聯盟已被拆散，兩極分化那是必然。

官商勾結腐敗蔓延，地下資源被浩劫完。

生態破壞環境污染，國家財產億萬老闆。

官僚買辦還有資產，共產黨內他也掌權。[2]

黨旗國徽被其污染，美國銀行中僚存款。

富豪裸官超過百萬，人民身上新三座山。

擱置爭議共同開發，怕美壓內奴顏婢膝：

藏南印占海島淪陷，仰人鼻息美國當選。

主席事業全被推翻，改旗易道兩丟一完。[3]

中國絕不走蘇歐路，順藤摸瓜批倒批臭。

……

華西劉莊立地頂天，不信貓叫挺起腰杆。

“一消二決”馬恩宣言，一化三改道路陽關。[4]

堅持公有共富典範，世界人民刮目相看。

中國大地這樣村社，應有盡有超過八千。

人民嚮往特色發難，民族虛無背叛祖先。

通鋼工人首先造反，捍衛國企走在前面。

國家興亡匹夫有責，亡羊補牢還來得及。

人民疾呼中央果斷，正本清源不丟不完。

主席旗幟永遠高舉，公有共富國泰民安。

中華民族從先祖炎黃二帝到現在，通常稱五千年文明史。自“夏傳子，家天下”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約四千年的改朝換代，雖然都起到了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的作用。但這些改朝換代都是維護的少數人剝削多數人的私有制。儘管古代就曾有人們嚮往的“天下為公”和“世界大同”的美麗理想，就連孫中山先生於1924年6月16日主持黃埔軍校開學典禮的訓詞（後作為《國歌》）都有“以建民國，以進大同”，也將“大同”寫進國歌裡。可見“大同”不僅是我們祖先的嚮往，也是與共產黨合作的革命先驅孫中山先生為之奮鬥的目標。“天下為公”系指國家的一切屬於人民共有——以人為本。“大同”是指人人平等、自由的社會景象——沒有壓迫與剝削。但在幾千年私有制經濟基礎上，怎能“天下為公”？不能“天下為公”，世界也就“大同”不了了。

今天，在有五千年文明史的偉大的中華人民共和國960多萬平方公里土地上，生存發展著的大寨村、劉莊村、周家莊人民公社、南街村、華西村、興十四村、滕頭村、南嶺村、杭民村、洪林村、韓村河村、北徐莊村、小冀鎮東街五隊、龍泉村等8 000多個村、社。它們在土生土長，鬥爭中成長的不求個人有，但求大家富；不求當大官，但求幹大事；既是老黃牛，也是火車頭；無私則無畏，威力大無比的共產主義者農民領袖為首的基層黨組織領導下，從各自的天時、地利、人和出發，不斷發展壯大集體經濟，都建成有自己優勢的有農則穩、有工則富、有商則活的數個到數十個產加銷一條龍、農工商一體化的一二三產業，年產值分別達數億到數十億元（華西村則更多）。當年的人民公社社員都過上了幼有所育、青有所學、壯有所用、老有所養、病有所醫、居有其屋、環境優美、人與人、人與自然和諧相處、路不拾遺、夜不閉戶、幾十年無刑事犯罪的幸福祥和的農村都市生活。將中央提出的“生產發展、生活寬裕、鄉風文明、村容整潔、管理民主”社會主義新農村20個字標準，完善成為突出社會主義本質——“公有共富”的24個字，即“生產發展、生活寬裕、鄉風文明、村容整潔、管理民主、公有共富”。然而用“一刀切”搞包產到戶解散人民公社、賣國企搞私有化只能是包產到戶，人心渙散，各自為政，散沙不一盤，國企被賣，性質必變，兩極分化，那是必然。那怎能建成社會主義新農村？根據筆者親臨南街村、劉莊、小冀鎮東待五隊、龍泉村、韓村河等村學習調研，並參考周家莊人民公社等大量資料，對這些村、社的發展歷程可莊嚴地向世界宣告：公有共富的社會主義不是夢，只有用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武裝起來的中國共產黨的農村基層組織，始終高舉馬列主義中國化開國領袖毛澤東思想偉大旗幟不動搖，劃清勞動與剝削的界限不含糊，堅持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鬥私批修不鬆勁，堅定不移地走“一化三改”後公有共富社會主義道路不回頭，狠批“三不一少”，永葆姓“公”不姓“私”定能實現。

然而，在不姓社、不姓資、不爭論，讓少數人先富起來“三不一少”謬論毒害下，否定以毛澤東同志為首的黨中央經過28年浴血奮戰奪取政權後，再經過30年建成公有制為主體的社會主義制度。將農村人民公社的集體所有制在違背中央“宜統則統，宜分則分”，不搞“一刀切”的政策下，硬將其“一刀切”地包產到戶，大賣國企，並通過以權謀私、化公為私、官商勾結等各種所謂“改革”旗號的掩蓋下搞私有化。致0.4%的官僚資產階級、資產階級和買辦資產階級（人稱三大資產階級）掌握了70%的社會財富，億元以上的超級富豪高幹子弟占91%；從1987年到2007年，最高收入群體與最低收入群體的收入差，由7.3倍擴大到23倍，農村高、低收入群體差距已經超過10倍；據《中國經濟週刊》2012年第43期報導，“國有企業有8 000萬職工，包括在編的和合同制的，非公有經濟組織大約有2.8億員工”（《中國剪報》2012年11月7日）。從職工數量可知，國有只占22.2%，還不知這些國有是真正的國有，還是個人承包和股份制的名存實亡的“國有”。又據《人民政協報》2012年12月5 日報導，“近年來，我國個體私營經濟持續快速發展，為我國經濟發展做出重大貢獻；創造了60%左右的國內生產總值，提供了50%以上的稅收、80%以上的城鎮就業崗位和90%以上的新增就業崗位”（《中國剪報）2012年12月7日》。《中國剪報》2013年10月22日，以《前400名中國富豪總財富34746億》為題摘登《國際金融報》10月18日《福斯特》2013年中國富豪榜顯示，排名前400位富豪的總財富達34746億，相當於全國13.4億人口上半年GDP的約1/7（14%）。儘管未報導這些人的身份，但可以肯定他們是三大資產階級。再聯繫2013年7月23日，《生活文摘報》刊登中國社會科學院發佈的“中國家庭追蹤調查”資料顯示，中國家庭收入兩極分化嚴重。2012年最低收入的5%家庭收入累計占所有家庭收入的0.1%；最高收入的5%家庭累計占所有家庭收入的23.4%，是前者的234倍。2012年全國家庭人均收入13033元，最低收入的5%家庭人均只有1000元，5%～10%家庭人均2000元，最高5%家庭人均343000元。西南財經大學中國家庭金融調查，於2012年底，中國基尼係數為0.61，中國收入不均和兩極分化嚴重，已經超過美國。這說明現在已經不是以公有制為主體了。將捍衛社會主義國家領土主權完整的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改成了擱置爭議，共同開發的藏南印占，海島淪陷，仰人鼻息，美國當選（促進美國經濟恢復的十大名人中，唯一的一個外國人是中國總理溫家寶）。正如法國總統顧問雅克·阿塔利在其新書《國家的破產》中指出的：中國人省吃儉用卻是供養美國人。“維穩”開支超過國防，讓人聽了心驚慌。廣大工農民眾同三大資產階級矛盾、社會主道路同資本主義道路的鬥爭越來越尖銳，已經到了《國歌》唱的“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

中國地大物博，人口眾多，在革命戰爭的艱難困苦年代，毛澤東同志就根據中國社會各階級分析得出：“東方不亮西方亮，黒了南方有北方”。何況經過半個多世紀馬列主義中國化開國領袖毛澤東思想教育下的中國人民，經過新舊社會、公有與私有兩層天的對比，堅信公有共富的社會主義不是夢。以抗日英雄捍衛人民公社的“老堅決”雷金河為代表，保住了周家莊人民公社、包產到戶的“釘子戶”史來賀為代表，保住了劉莊、吃包產到戶“後悔藥”的王宏斌為代表讓集體經濟又無可奈何花又開，並提出創建設共產主義小社區的南街村等8 000多個公有共富村、社，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旗幟不動搖，頂住“三不一少”私有化的歪風邪氣，堅定不移地走公有共富的社會主義道路，並以實際行動與其進行堅決地鬥爭。經過30年河東、河西的對比，終於讓公有共富的真善美使私有化的假醜惡在實踐面前顯了原形。這些村、社不僅讓中國人民羡慕嚮往，而且讓世界150多個國家和地區各種新聞媒體採訪報導，稱這些村是“第二代延安”，來這些村採訪、參觀學習、旅遊是“到中國來看共產主義”。用“延安”、“共產主義”非常中肯而崇敬的語言將這些村、社舉什麼旗，走什麼路，跟什麼鬥的問題講清楚了。

只有堅持公有共富的改革才是社會主義

改革就是改掉舊的不合理的東西為新的適應社會發展的需要。而社會主義的改革，必須搞清楚社會主義公有共富與資本主義私有少數人富多數人被剝削受窮的本質區別。社會主義其所以能共同富裕，就在於人民是國家主人的公有制是柱石。那社會主義的改革當然地無所非議地必須首先考慮鞏固、發展壯大、提高社會主義公有制的經濟基礎，充分發揮公有制對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威力，也就是毛主席教導的：“人民群眾有無限的創造力。他們可以組織起來，向一切可以發揮自己力量的地方和部門進軍，向生產的深度和廣度進軍，替自己創造出日益增多的福利事業。”事實正是這樣。在災難深重的中國，這些共富村走公有共富社會主義道路的艱難過程中，基本可分為三種情況。

第一，從建國初土改後的互助組開始到農業社、人民公社一直堅持公有制不回頭，即使取消人民公社叫鄉、村，但其組織形式還是鄉、村外衣下的人民公社、大隊、生產隊。如周家莊鄉是鄉政府外衣下的中國唯一的人民公社，劉莊、華西、興十四村、滕頭村、杭民村等，就是原來的生產大隊，京華公司是原來的東街五隊。筆者去劉莊、龍泉村等學習調研，當問村委會辦公室在什麼地方時，不少人包括青年人（本村或外地在這兒搞基建）的回答都是“大隊辦公室”。筆者感到很奇怪。經考查後得知，稱大隊說明這些村還是堅持的人民公社的集體所有制，以與“一刀切”學小崗包產到戶搞私有化的村相區別。正如包產到戶的“釘子戶”、不“農轉非”去市委坐鎮，而讓自己上大學的兒子心甘情願地“非轉農”回村，幹這只有露水和汗水而沒有油水的村官史來賀說的“跟黨走，挖掉窮根，讓老百姓過上好日子”，就必須是“集體富，群眾富，走的才是社會主義道路”；當了縣委書記後又當村官的吳仁寶說的：“堅持集體經濟決不動搖”才能成為“天下第一村”；不願跟丈夫進京享清福的巾幗英雄劉志華，硬要在生產隊“為農村爭口氣、為農民爭口氣 、為婦女爭口氣”。當她給社員宣讀有關包產到戶的文件時，社員就提出：“沒門路，沒成色的人（即無特殊致富能力的人——筆者注）咋辦？”她斬釘截鐵並爽朗地笑著說：“只要大家信得過我，我不會扔下鄉親們不管的。咱們一起辦工廠、搞副業同心協力地奔富裕好不好？”這話迎來了一片譁然的掌聲。說明只要不是強迫社員“一刀切”走包產到戶的回頭路，人民公社集體經濟的生命力是無限的。這些村的實踐已經得出了結論。

第二，在頂不住“一刀切”包產到戶壓力的南街村，搞了包產到戶後，使党的威信大降，糧食畝產由千斤以上驟降到500來斤。這就是背離了公有共富的社會主義道路所致。在社員用革命武器大字報轟動下，南街村黨支部立即開村上的“遵義會議”得出：我們認為個人承包是一種懶辦法，是一種沒辦法的辦法，是表現我們這一級黨組織無能的辦法而吃“後悔藥”——正本清源——恢復發展壯大集體經濟後，經濟年年翻番，以食品加工為龍頭的26個企業，一個現代化農場和旅遊公司的產加銷一條龍、農工商一體化、工農兵學商五位一體的國家大一企業，實行工資加供給的分配制度，在全國第一個提出建設共產主義小社區，震撼國內外。在南街村吃“後悔藥”的帶動下，緊接著，北徐莊的徐德全提出：“學南街精神，創北徐偉業”，人稱第二個南街村；還有龍堂村、土古洞村等都學習南街村吃後悔藥後，也都走上公有共富的社會主義道路。

第三，在“一刀切”搞包產到戶時，為了應付上邊，形式上將土地包產到戶，而隊辦企業、農業機械、水利設施仍為集體所有。他們認為，把已經具有相當規模的集體企業讓個人承包，弊大於利，弄不好就會“富了個人，窮了集體，苦了職工。”他們明確提出不搞個人承包，只搞目標責任制。幾度春秋過去，周圍一些本來很不錯的隊辦集體企業，由於趕潮流搞了個人承包，相繼垮了下來。隨著集體二三產業的發展，社員自動交回承包的土地，村上統一由少數農業行家搞機械化、現代化、產業化經營，其它人都在村上的二、三產業上班。北京的韓村河、新鄉的龍泉村等就是這樣。這些共富村人以主人身份在自己村（公社）數個到數十個有農則穩，有工則富，有商則活的集體農工商三大產業產平臺上平等上班。因為個人都不佔有生產資料，所以就沒有老闆，更沒有老闆黨員和老闆書記，集體經濟的蛋糕越做越大，分蛋糕的刀柄掌握在社員手中，比較公平，差距不大，且人人都享受的住房、醫療、養老、孩子入託、上學、水、電、暖等十多種福利隨著生產的發展不斷增多，都過上了幼有所育、青有所學、壯有所用、老有所養、病有所醫、居有其屋、路不拾遺、夜不閉戶、環境優美、人與人、人與自然和諧相處、幾十年無刑事犯罪、幸福祥和的農村都市生活。這就是堅持公有制的改革越深化，集體越壯大，差距越縮小，共同富裕了，幸福又祥和，安定團結好，路不拾遺夜不閉戶，國泰民安。

然而，“一刀切”地搞包產到戶的農村，兩億多背井離鄉、妻離子散外出謀生的農民工與國企被賣後的4 000多萬下崗失業工人搶飯碗，背負看不起病、上不起學、買不起房的“新三座大山”的同時，包身工再現。這就是化公為私的改革越深化，財富越集中，兩極越分化，工農越害怕——0.4%的人，掌握著70%的社會財富，20年最高與最低收入群體由7.3倍擴大 到 23倍，2012年5%最高收入和5%最低收入差213倍，農村高低收入群體差距超過10倍的財富集中度和兩極分化已經超過美國。私有化的改革開放，必然導致階級鬥爭尖銳，“維穩”開支超過國防。

不難看出，前者走的是“一化三改”後公有共富的社會主義道路，牢記毛主席不搞包產到戶的教導；後者則與其相反，在“三不一少”毒害下，喊著“改革開放”和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掩蓋下，來否定毛澤東思想和一化三改後公有共富的社會主義道路來搞私有化。現在重溫毛主席1956年重上井岡山時的警告，就一目了然了。

我為什麼把包產到戶看得那麼嚴重，中國是個農業大國，農村所有制的基礎如果一變，我國以集體經濟為服務物件的工業基礎就會動搖，工業品賣給誰嘛！工業公有制有一天也會變。兩極分化快得很，帝國主義從存在的第一天起，就對中國這個大市場弱肉強食，今天他們在各個領域更是有優勢，內外一夾攻，到時候我們共產黨怎麼保護老百姓的利益，保護工人、農民的利益？！怎麼保護和發展自己民族的工商業，加強國防？！中國是個大國、窮國，帝國主義會讓中國真正富強嗎，那別人靠什麼耀武揚威？！仰人鼻息，我們這個國家就不安穩了。

事情不是那麼簡單，人家資本主義制度發展了幾百年，比社會主義制度成熟得多，但中國走資本主義道路走不通。中國的人口多，民族多，封建社會歷史長，地區發展不平衡，近代又被帝國主義弱肉強食，搞得民不聊生，實際上四分五裂。我們這樣的條件搞資本主義，只能是別人的附庸。帝國主義在能源、資金等許多方面都有優勢。美國對西歐資本主義國家既合作又排擠，怎麼可能讓落後的中國獨立發展，後來居上？過去中國走資本主義道路走不通，今天走資本主義道路，我看還是走不通。要走，我們就要犧牲勞動人民的根本利益，這就違背了共產黨的宗旨。國內的階級矛盾、民族矛盾都會激化，搞不好，還會被敵人利用。

 要走公有共富社會主義道路，必須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旗幟

早在建國前夕，毛澤東同志就說過：“主義譬如一面旗幟，旗子立起來了，大家才有指望，才知所趨附。”（網上資料）這說明旗幟和道路是一脈相承的。旗幟就是形象，就是方向，就是指南，就是路徑，說到底就是理論指南和指導思想。正確的旗幟體現在馬列主義與中國實踐相結合理論和公有共富的社會主義道路，這就是中國共產黨在毛澤東同志領導下60年革命和建設發展成熟的中國化馬克思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旗幟——團結奮鬥的旗幟，是實現中華民族站起來後要偉大復興唯一正確道路的旗幟。資本主義國家保護資本家和一切剝削階級利，用對生產資料的私人佔有來剝削壓迫工人、農民等勞動人民。不但不舉馬列主義的旗幟，而且還利用一切可利用的手段來否定、歪曲馬列主義，用武力來消滅共產黨，顛覆社會主義國家。當用武力失敗或行不通時，就用“和平演變”在共產黨內找代理人——修正主義分子，特別是中央高官。二戰期間希特勒用武力沒有消滅蘇聯，卻出現了社會主義陣營。然而美國用“和平演變”通過赫魯曉夫到戈巴契夫三代修正主義將蘇聯解體，東歐蛻變。這就是毛主席說的，資產階級就在共產黨內，中央出了修正主義是最危險的。

從堅持公有和搞私有兩種改革的結果必然得出，要堅持公有共富的社會主義道路不回頭，就必須高舉毛澤東思想的偉大旗幟不動搖；要實現《共產黨宣言》中的一個消滅，兩個徹底決裂，必須堅持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社會主義社會是一個相當長的歷史階段。在社會主義這個歷史階段中，還存在著階級、階級矛盾和階級鬥爭，存在著社會主義同資本主義兩條道路的鬥爭，存在著資本主義復辟的危險性。要認識這種鬥爭的長期性和複雜性。要提高警惕。要進行社會主義教育。要正確理解和處理階級矛盾和階級鬥爭問題，正確區別和處理敵我矛盾和人民內部矛盾。不然的話，我們這樣的社會主義國家就會走向反面，就會變質，就會出現復辟。我們從現在起，必須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使我們對這個問題，有比較清醒的認識，有一條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路線——核心是鬥私批修不鬆勁；才能堅定不移地走公有共富社會主義道路不回頭。因為毛澤東思想是被中國革命和建設證明了的、被世界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公認了的中國化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特別是從1927年南昌起義、秋收起義失利後上井岡山到現在，什麼時候按照毛澤東思想辦就勝利，違背毛澤東思想就失敗。特別是30多年的以權謀私、化公為私、官商勾結的私有化的改旗易道。這些共富村與包產到戶、賣國企的工農“奔小康”比較的兩副對聯，更能一針見血地說明問題的實質：

（1）上聯：堅持公有奔小康，共同富裕喜洋洋，國泰民安

下聯：包賣私有奔小康，兩極分化民遭殃，動盪不安

橫批：涇渭分明

（2）上聯：賣賣賣廠賣完，三代全下崗

下聯：搶搶搶地搶光，祖孫都流浪

橫批：必須維穩

毛澤東思想指導的中國革命，是用農村包圍城市的道路奪取政權後，沒收官僚資產階級的財產為國家（全民）所有；經過土改，消滅封建地主對土地的佔有，實現了孫中山先生未能如願的耕者有其田；經過“一化三改”，基本上消滅了生產資料的私有制為公有制，走上公有共富社會主義道路，為最終實現《共產黨宣言》中的“一個消滅、兩個徹底決裂”奠定了基礎。但要最終實現，還必須堅持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鬥私批修。因為私有制是萬惡之源，現在中國以執政黨官員腐敗為軸心的財富集中、兩極分化等一切人民群眾深惡痛絕問題，都可以歸結為私有制，即“一刀切”地搞包產到戶、賣國企、官商勾結的改旗易道。到目前為止，沒有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被帝國主義侵略和國內外反動派勾結所顛覆。但蘇聯解體、東歐蛻變卻滅亡於工人階級執政黨內的修正主義。因為修正主義是共產黨內的叛徒，它躺在老一代無產階級革命家打江山、建設社會主義為人民造福的功勞薄上，利用革命道路上一些失誤，有的是不可避免的，打著“改革”的旗號來否定老一代而復辟資本主義。赫魯曉夫全面否定史達林導致蘇聯解體、東歐蛻變。我國現在的私有化和兩極分化也是如此。這就是社會主義國家一旦放鬆對私有化和修正主義的鬥爭即“鬥私批修”，那就像毛主席指出的“我們這樣的社會主義國家，就會走向反面，就會變質，就會出現復辟。”那不要說實現兩個徹底決裂，將“一化三改”後的公有制很快就會私有化，讓0.4%的三大資產階級掌握國家70%的社會財富。這就是“三不一少”的罪大惡極之處。儘管消滅私有制不易，但實現兩個徹底決裂更難。否則，消滅了的私有制就可死灰復燃。這正是列寧指出的堡壘最容易從內部攻破。毛澤東同志將其具體化到搞社會主義革命不知道資產階級在哪裡？資產階級就在共產黨內，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十一屆三中全會公報指出的“全會認為，對於文化大革命，也應當歷史地、科學地、實事求是地去看待它。毛澤東同志發動這樣一場大革命，主要是鑒於蘇聯變修，從反修防修出發的。”否定毛澤東就是從否定三中全會對文化大革命的這一結論開始，再否定“一化三改”社會主義公有制賣國企、解散人民公社搞私有化。從而導致三大資產階級掌握國家的經濟命脈，廣大工農民眾受剝削和兩極分化的必然結果。

旗幟道路明確了，就敢想敢幹，學有榜樣，改有方向

大慶、大寨和“鞍鋼憲法”是翻身做主的中國工人、農民在毛澤東思想指導下發揚發憤圖強、自力更生延安精神創造的搞社會主義工業、農業兩面光輝旗幟和辦好公有制企業的法寶。華西、劉莊、滕頭村、興十四村等就是當年學大寨搞好農田基本建設，在打好農業基礎的前提下學大慶精神辦企業；南街、龍泉村、小冀鎮東街五隊等學劉莊走有工共富之路；北徐莊、龍堂村、土古洞村等學南街村吃包產到戶“後悔藥”重新走集體化道路。他們在“五七”指示指導下，用“鞍鋼憲法”創辦有農則穩、有工則富、有商則活的產加銷一條龍、農工商一體化一二三產業的綜合發展。這是中國農民敢於走別人沒有走過的路並堅定不移地走到底、絕不半途而廢的偉大創舉。不僅中國人民，連世界人民都清楚的陳永貴領導大寨社員對七溝八梁一面坡的治理，成為全國農業戰線學習的榜樣。周總理1964年12月21日在第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的《政府工作報告》中，對大寨精神做了高度概括：大寨大隊所堅持的政治掛帥，思想領先的原則；自力更生，艱苦奮鬥的精神；愛國家、愛集體的共產主義風格，都是值得大大提倡的。大慶人則以完全自覺認真負責的主人翁精神創造出“三老、四嚴、四個一樣”。“三老”——對待革命事業要當老實人、說老實話、辦老實事、“四嚴”——幹革命工作要有嚴格的要求、嚴密的組織、嚴肅的態度、嚴明的紀律、“四個一樣”——黑天和白天工作一個樣，壞天氣和好天氣工作一個樣，領導在和領導不在工作一個樣，沒人檢查和有人檢查工作一個樣。

1960年3月，毛主席對鞍山市委關於鞍山鋼鐵公司報告的批示中，提出辦社會主義企業的總方針。它的基本原則是：堅持政治掛帥，加強黨的領導，大搞群眾運動，實行兩參（幹部參加集體勞動，工人參加企業管理）、一改（改革不合理的規章制度）、三結合（工人、幹部和技術人員三結合），開展技術革新和技術革命。這就是中國工人階級當家做主後創造的辦好社會主義公有制企業的“鞍鋼憲法”，也是黨的三大作風、群眾路線在辦社會主義公有制企業中的具體體現和發展。這些農民領袖企業家們創辦的隊辦集體企業，就是按照鞍鋼憲法始終堅持政治掛帥——姓“社”不姓“資”的公有制性質，整天和職工在一起群策群力，充分發揮集體的智慧和創造力，才有今天數個到數十個廠（公司）的產加銷一條龍、農工商一體化的現代化集團公司。以劉莊機械廠為例，就是包括史來賀在內的“三個半”鐵木匠創辦的。

江南兩大寨之一的華西村吳仁寶，下決心帶領華西社員用了“八年抗戰”，搬掉了984條田岸，削平了57個寺墩，填平了39條廢河溝渠，挑走了110多萬方土，用工27萬，把原來的1300多塊七高八低的零星田塊改造成400多塊能排能灌的高產穩產大田。從1972年連續6年糧食畝產超噸而成了名震全國的農業先進村。緊接著搞二三產業，才成為天下第一村；

當代愚公、包產到戶的“釘子戶”史來賀領導的劉莊社員，用20年、投工40萬、挖土200萬方，將黃河古道1.5平方公里上留下的4條3米多深，縱橫穿插的荒溝和河灘七八百個蝦蟆窩、鹽鹼窪變成現代化農業園區，將解放前“十裡草木香，最窮數劉莊，住的茅草房，糠菜半年糧”而有名的“長工村”創建成現代化農村都市的新劉莊。村民依靠集體的現代化農場、畜牧場、食品廠、機械廠、造紙廠、製藥廠等企業，堅定不移地走亦工亦農、產加銷一條龍、農工商一體化公有共富的社會主義道路，村上的產值2005年已達到15億，村民享受住房、醫療、上學、養老等幾十項福利，村民住上了單元含地下室四層470多平方米的樓房。

龍泉村黨支部學劉莊，依靠農業社集體力量花八年時間用黃河水淤灌等大搞平整土地增加農田。2006年龍泉村有13個村辦集體企業中，工業以造紙為龍頭，年生產能力為20萬噸，擁有玻璃卡紙、銅版紙、凸版紙、書寫紙、單雙膠紙、瓦楞紙、黃版紙等四大系列20多個種類的造紙王國。

黑龍江興十四村，1956年由山東移民到這兒，依靠集體的力量人拉犁開荒種地，在搞好農業的同時，林牧工多種經營全面發展，2005年被聯合國冠名“國際生態農業示範基地”。

浙江奉化滕頭村合作化後用15年改土造田拔掉窮根，現在搞生態農業、立體農業，已有“全球生態500家”稱號。

毛遂自薦當生產隊長要“補天”的巾幗英雄劉志華上任後，從“莊稼一枝花，要靠肥當家”入手，先讓地吃飽“肚子”多打糧，人就吃飽了。現在村上擁有食品加工、化工、商貿、房地產、旅遊、療養院、養生園等11個經濟實體的“河南省京華實業公司”。

南街村吃包產到戶“後悔藥”後，15年產值增長2000多倍，有 26個廠（公司）、一個現代化農場和旅遊公司，2012年產值16億，在全國第一個提出建共產主義小社區。北徐莊、龍堂村、土古洞村學南街精神吃“後悔藥”同樣走向共同富裕。

江南大寨之一的浙江紹興紅山公社上旺大隊，在黨支部書記王金友的領導下，大打造田翻身仗，從1958年開始大戰三年，在11座癩頭山上開出了560畝新茶園的基礎上，緊接著移墳造田、移土造田、改溪造田的同時還修建了4 座地下水庫和11座高山水庫。到1976年，共造出了150多畝“大寨田”。全村由過去每年吃國家返銷糧9.3萬斤變成每年向國家上交3～5萬斤，且每年還儲存幾萬斤，到1980年，村裡儲存糧已達68萬斤。當年的華國鋒、紀登奎、陳永貴、陳慕華等領導人都曾到過上旺，86個國家元首和領導人曾踏進過上旺的土地。將近20年時間，每天少則數百人，多則數千上萬人從全國各地和世界各大洲源源不斷地湧進上旺參觀學習。然而這些從1982年包產到戶、企業轉制後已成為歷史。上旺和華西，這一對當年江南農業學大寨的老典型，因為在以包產到戶為標誌的中國農村改革興起時，走上了兩條完全不同的道路而漸行漸遠，最終拉開了無比巨大的差距（《夕陽紅》2008年第十二期，第16－17頁）。與南街村等相比，吃與不吃包產到戶“後悔藥”是完全不同的。

這些共富村原來都是“莊稼人吃糧，還要國家管”的窮鄉僻壤之地，硬是依靠集體力量戰天鬥地改土造田把農業搞好的同時發展多種經營，今天都建成公有共富的農村都市。現在他們對土地仍然非常珍惜，可以說是寸土必爭。因為村上的企業要發展，後代也要發展，沒有土地在哪兒發展。就以村上統一解決村民住宅、土地統一經營這兩項，每家起碼可節省莊基地三分以上和包產到戶的小塊地界也不是一個小數字，再加上機械化、無公害綠色種植、專業化、產業化經營，那土地的利用率、產出率、生產潛力比包產到戶不知要高多少 ，投資不知要少多少 。在村辦企業時，他們堅持獨立自主、自力更生，艱苦奮鬥的創業精神和公有的社會主義原則，絕不把村上的地賣給私商和外商，或讓新地主辦“農場”，讓村民在“法律的保護”下，受他們的剝削當殖民地或新長工村。如果這樣把地一賣，就給後世留下不可饒恕的罪惡，只能給人家當雇工，在自己的土地上讓人家剝削。即使引進外資和私企老闆投資，但其比例、控股權和主動權都牢牢地掌握在村集體手裡。絕不讓私企和“洋”老闆牽著鼻子走，更沒有用污辱國格、人格、傷風敗俗之類的“娼盛”來達到所謂的“繁榮”。就像馬克思說的同魔鬼結成同盟是你領著魔鬼走而不是魔鬼領著你走。這才是走公有共富社會主義道路中國農民的骨氣，也是幾千年封建社會最下層中國農民的偉大創舉——前無古人，今有來者的偉大創舉！

劃清勞動與剝削的界限、幹部以身作則是黨的成熟

政黨是階級的政黨，沒有超階級的政黨，也沒有赫魯曉夫說的全民黨。共產黨是工人階級的政黨，與其它任何階級政黨的區別在於立黨為公。因為無產階級只有解放全人類，最後才能解放它自己。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主要區別是消滅資本主義的私有、消滅壓迫與剝削，建立公有，走公有共富（社會主義本質）的社會主義道路 。共產主義革命只有在馬列主義政黨共產黨的領導下，經過長期艱苦鬥爭奪取政權後建立公有制，在此基礎上，共同富裕的社會主義才能逐步實現。現在的社會主義有真假兩種——堅持公有共富的是真社會主義，喊著社會主義口號而以權謀私、化公為私讓社會財富集中在三大資產階級手中，致兩極分化越來越大的是假社會主義——喊著社會主義口號而復辟資本主義。這就是“發展”是硬道理，也是歪道理。只有發展社會主義公有制才是硬道理，化公為私搞私有化的發展就是歪道理。八大《黨章》規定：“任何從事勞動、不剝削他人勞動的中國公民，承認黨的綱領和党的章程，參加黨的一個組織並在其中工作，執行黨的決議，並且按照規定交納黨費的，都可以成為本黨黨員。”這就要求共產黨員必須是不剝削他人勞動自食其力的勞動者。在這些共富村，誰也不顧自己先富的人不能入黨。陳永貴、雷金河、史來賀、吳仁寶、王宏斌、田雄、劉志華、傅華廷、徐德全等，以這些土生土長的共產主義者農民領袖為首的農村黨組織，其所以有那麼大的凝聚力，就在於他們是大公無私的徹底的唯物主義者。陳永貴不但樹起了農業戰線一面紅旗，而且還是不拿國家工資的副總理；抗日英雄雷金河從辦初級社一直到人民公社當領導，堅持幹部的收入不能超過社員的平均數，體現了巴黎公社為防止國家機關工作人員由社會公僕變為社會主人，對公社公職人員只付給相當熟練工人的工資的精神；史來賀有連任四屆人大常委會常委，地委副書記卻不“農轉非”去地委坐鎮，當隊辦企業缺乏技術員時，讓自己上大學的兒子回家“非轉農”當農民；王宏斌自動拋棄城市職工的鐵飯碗回家當生產隊長，在全國第一個提出創建共產主義小社區，只拿250元工資（比技術人員和教師的工資低好多），幾十裡路走親戚只能騎自行車而不公車私用；吳仁寶從縣委書記崗位上下來創造了天下第一村；劉志華不但自己不農轉非進京跟丈夫享清福，也讓她丈夫辭去局長跟她一起改變農村貧窮落後面貌，才有了今天的京華公司；梁修昌參加幾期社教後，不願提拔當國家幹部，將龍泉村建成以造紙為龍頭的一二三產業全面發展……這就是他們的實際行動勝過一打綱領。如果我們的各級領導，特別是中央領導能像毛主席、周總理、朱老總為代表的老一代和這些農民領袖這樣，那就不會出現以權謀私、化公為私、官商勾結的嚴重腐敗致0.4%的官僚資產階級、資產階級、買辦資產階級掌握70%的社會財富，億元以上的富豪高幹子弟占91%的兩極分化，“維穩”開支大於國防；更不會出現蘇聯解體於打江山的死了，保江山的老了，賣江山的發了，坐江山的富了，社會主義完了的悲劇!

一句話，劃清勞動與剝削的界限，就是劃清工人階級與資產階級的界限，劃清工人階級政黨共產黨與資產階級政黨的界限，劃清公有共富社會主義道路與私有化資本主義道路的界限。這就是這些共富村黨組織用實際行動與“三不一少”搞私有化綱領針鋒相對地鬥爭中，顯示出共產黨及其黨員的本色。離開了這個本色，不管用什麼樣的五顏六色來裝飾都是變色。

讓人說話天塌不下來

這些共富村為什麼能幾十年如一日地堅定不移地走公有共富的社會主義道路不回頭？除前邊講到的外，在以共產主義者農民領袖為代表的既是老黃牛，也是火車頭的領導帶頭和實幹精神相結合，信任群眾，依靠群眾，遇事充分發動群眾討論。正如習近平講的：衡量幹部的好與差就看他能不能辦實事。1981年由十多個人組成的包產到戶的工作組進駐劉莊，大會、小會、廣播都讓史來賀包產到戶。但史來賀是人大常委會常委、地委副書記，他能看到中央文件，不像其它村看不到中央文件而被工作組把社員騙了。他根據中央文件“宜統則統，宜分則分”精神，讓社員充分討論並三次投票都不同意包產到戶，報上已經點名劉莊是包產到戶的“釘子戶”；雷金河在這種一刀切包產到戶風面前，在充分發動社員討論的同時，三次進京找領導。因為這時候他們大隊、公社在搞好農業的同時，牧、工、商已經有了一定的規模並走上有工共富之路。這樣一旦包產到戶，不僅企業就會垮臺，大面積耕地機械化就成小塊手工操作，農田水利設施就被小塊分割所破壞，社員的醫療、孩子上學、住房、水電、養老等一系列問題、兩極分化等就會出現，必然會讓安定團結的社會秩序動盪不安。南街村當時看不到中央文件，未經社員討論就違心地搞包產到戶後，社員眼睜睜地看到自己集資辦的麵粉廠、磚瓦廠賺的錢裝進了私人口袋，糧食畝產僅兩三年就由千斤以上驟降到500來斤。社員終於憋不住了，用大字報使黨支部狠下決心，讓社員充分討論後，吃“後悔藥”重整旗鼓恢復發展壯大集體經濟。北徐莊、龍堂村、土古洞村，學南街村吃“後悔藥”，才將中央社會主義新農村20個字充實成24個字。這就是毛主席在七千人大會上講的“讓人說話，天不會塌下來，自己也不會倒臺。不讓人說話，自己就難免有一天會倒臺”的道理。

用馬克思主義科學發展觀來檢驗這些村

筆者在《我所理解的馬克思主義科學發展觀》一文中，根據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就非常明確指出的 “共產黨人可以用一句話把自己的理論概括起來：消滅私有制……共產主義革命就是同傳統的所有制關係實行最徹底的決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發展進程中要同傳統的觀念實行最徹底的決裂。”（一個消滅、兩個徹底決裂）談了五個方面的內容，即它的內涵是“一個消滅，兩個徹底決裂”；核心是“以人為本”；本質是“公有共富”；只有在工人階級政黨共產黨領導的“共產主義革命”才能實現；檢驗的標準是“公有共富指標不斷增加”、“三大差別和兩極分化不斷縮小”、“幹部廉潔奉公”的人與人、人與自然全面協調的“可持續發展”。現在用馬克思主義主義科學發展觀來檢驗這些村。

這些村的黨員都在黨委領導下自食其力、不剝削他人勞動並帶領群眾走公有共富社會主義道路，按“一個消滅、兩個徹底決裂”在搞共產主義革命。生產資料全部為集體公有、人人有份（以人為本），甚至連住房、傢俱等都是集體所有；沒有老闆黨員，更不可能有老闆書記；堅持用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育人，村民的集體觀念、集體主義思想強，人與人、人與自然和諧相處，路不拾遺、夜不閉戶，多少年無刑事犯罪，就驗證了群眾說的：與其花錢維穩，不如改善民生。由於堅持集體所有，人人在村上的一二三產業平等上班，人們的勞動能力無天壤之別，因而收入分配差距小，且隨著生產的發展，人人都享受的公共福利（即共產主義按需分配的因素）不斷增加。村民由經濟上的平等推動了政治上的平等。這些村的黨委、村委會都是按《黨章》、《憲法》規定的程式進行民主選舉。史來賀同志去世半年後，村黨委給每一位黨員發選票直選黨委書記，結果史世領同志與全票只差一票（自己給自己未投票）當選為黨委書記。由於堅持公有才能共同富裕，因而不斷實踐馬克思主義科學發展觀的核心“以人為本”和“公有共富”的本質——村上沒有兩極分化，更沒有 “新三座大山”和就業難的問題，充分體現集體的優越、集體的溫暖和集體主義精神的偉大，並用其充分調動人們的積極性、主動性和創造性，使集體多種企業統籌兼顧地全面協調發展，興旺發達，不僅能滿足現在的發展，也為以後的持續發展奠定了比較好的基礎。這就是公有制對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優於包產到戶和賣國企搞私有化的威力——天壤之別。

中國農民的偉大創舉 

前邊已經提到，中華民族從炎黃始祖到如今已有五千年文明史中，從“夏傳子，家天下”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四千多年的改朝換代，都是維護的私有制。在這四千年中，以春秋時由奴隸社會向封建社會過渡算起，到鴉片戰爭已經過兩千五六百年的封建社會，再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這百年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從而導致了中國漫長的封建社會歷史。

偉大的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中國傳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中國人民在中國共產黨和她的偉大領袖毛澤東同志的領導下，沒有經過資本主義這一發展階段，就推翻了壓在半殖民地半封建舊中國人民身上的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三座大山”，建立了人民當家做主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這就是新中國成立時經濟基礎非常薄弱，特別是沒有什麼民族工業，再加上農村封建地主的土地兼併，廣大失地農民也無法進城當工人。儘管我國是一個農業大國，但不是農業強國，80％的農民終年將太陽從東山背到西山、面向黃土背朝天地辛勤勞動著還餓肚子。這就是“一窮二白”的根源。因而，解放後首先沒收官僚資階級的財產建立國營經濟，在農村進行土地改革使“耕者有其田”；優先發展民族工業，搞城市建設和“一化三改”。在沒有機械化的前提下，實現了農業合作化。由於以美帝國主義為首的帝國主義對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新中國的仇恨，採取政治的、經濟的、軍事的封鎖禁運，並發動侵朝、侵越戰爭，把魔爪伸向臺灣島，直接以武力威懾。這就迫使我們這個經濟基礎非常薄弱的國家為了國家的安全和領土完整，為了社會主義陣營的鞏固，為了支援被壓迫人民和被壓迫民族的解放運動，不得不抗美援朝、抗美援越、反擊印度、南越侵略者，支援世界革命付出了很大的代價而致臺灣未能及時解放。在農業合作化後，不可能在農業機械、化肥、農用物資諸方面多投資（但農田建設和水利建設的成就卻是偉大的很好的），使其配套在較長時間未能跟上。還有赫魯曉夫現代修正主義對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背叛，到以後的社會帝國主義在中蘇邊界陳兵百萬，為了國家安全、防止蘇聯“衛星上天，紅旗落地”到最後解體——“蘇聯的今天就是中國的明天”，不得不反修防修、加強國防建設。再加上我們工作中的失誤。這就制約著我國民用工業的發展及農業機械化、現代化和人民生活水準的提高緩慢。一刀切搞了包產到戶後，一家一戶各自為政，更束縛制約著農業的現代化、產業化和規模化多種經營。改革開放30多年的和平環境中，隨著農業機械、化肥等農用物資的不斷豐富，這些共富村的農場無論是糧食，還是多種經營的產出和收入都高於包產到戶的小天地。儘管經過半個多世紀的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特別是城市建設發展很快，城市人口由解放初的約一億人已增加到現在的四億（這其中大多數為國家幹部、工廠職工及其家屬和城市郊區失地農民），農村人口已由80％降低到70％。但仍解決不了農村多餘的勞動力進城就業問題，現在僅有兩億多農民工進城，就已經搞得“天翻地覆”了，連國務院總理溫家寶、重慶的武警特警也為他們討工資。隨著高等教育的過快盲目發展，大學畢業就業難的問題越來越突出，大學生也和農民工進城搶飯碗。

如何解決中國九億農民的就業和共同富裕問題？原蘇聯老大哥沒有可借鑒的成功經驗。因為蘇聯的面積比我們大一倍，兩億人口相當於當時我國的三分之一，工業發達，集體農莊沒有多餘的勞動力。資本主義國家工業發展得早而快，不僅人口少，農業人口比例也低，且人家失地農民進城就業比我國容易得多，就連資本主義國家的大學生利用假期打工也能掙來學費，而我們的大學生則無工可打就是例證；大片土地歸少數人所有，早已實現了農業機械化、現代化，糧食生產的成本比我們低。以韓國為例，面積99 600平方公里，人口4 882萬，僅首都首爾就有1 000多萬，全國四個人中就有一個人住在首都，農業人口只有7％；日本面積377 800平方公里，人口12 765萬，城市人口占75％以上。這是亞洲經濟的兩個強者。這兩個國家的糧食主要靠進口。又以加拿大（面積9 984 670平方公里，人口3 166萬）和澳大利亞（面積7 692 000平方公里，人口1 988萬，城市人口占90％）為例，兩國面積之和比我國大近一倍，人口之和五千萬，只有我們的二十六分之一，相當於我們一個中等省。據說農村勞動力還不夠，那有多餘的勞動力。要解決中國大部分農民進城，不僅在中國難度極大，甚至是不可能的，就連美國和第二世界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加在一起也是不可能的。因為中國九億農村人口比他們這些國家人口之和還多。如果按新中國成立到現在60年將農村人口降低10％，那將農村人口降到30％還得兩三個世紀。那北京在長城外還得修多少環路？再加上中國農村人均耕地少，靠承包那點地只能解決溫飽，個人不能搞現代化、產業化大農業，也不能搞第二第三大產業。這種小農經濟和大市場是矛盾的。要農民進城就得將人和地分開也是不可能的。因為農民工進城，現在多是“遊民”，或稱“盲目流動”，在城市真正就業、或者有比較穩定工作的、有房住者是極少數。多數進城打工者將家裡承包的那點地寧肯讓993861部隊硬撐著，或轉讓給別人承包，甚至荒蕪，但還必須有而捨不得將它丟掉。有的城市戶口放開他也不向城市轉。因為他戶口轉到城市，不僅買不起房（一年、幾年的工資在北京、上海還買不到一平方米），全家人進了城也租不起房，城市生活費用高也養活不起；沒有比較穩定的工作，一旦工作出了問題或有病不能上班而丟掉工作，全家就得沿街乞討，然而農村承包那點地可留有退路，回家起碼有飯吃。這就是大部分年富力強農民工隻身或夫婦進城打工掙錢養家糊口、供孩子上學而致有5 800萬留守兒童、7 000萬婦女在農村硬撐著的人稱“戰爭景象”的緣由，也是中國農民與那點土地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而捨不得丟棄的命根子的緣由。不少地方逼農民賣地、拆遷搞城市化激起民憤，這是最危險的，也是動盪不安而必須“維穩”的主要原因。這些共富村依靠發展壯大集體經濟，走產加銷一條龍、農工商一體化綜合發展成工、農、兵、學、商五位一體的農村基層組織，充分體現集體的溫暖，集體的優越，集體主義精神的偉大。這是中國農民在馬列主義中國化開國領袖毛澤東思想指導下，堅持走公有共富社會主義道路的偉大創舉。

共富村之路中國唯一正確的道路

綜上所述，對改革開放可用三句話來概括：改革開放是對的，化公為私搞私有化是錯誤的，官商勾結致兩極分化是最危險的。儘管改革開放的成績不能抹殺，但問題和後果絕不迴避，特別是後兩句已將前一句糊弄成：改革越深化，財富越集中，兩極越分化，人民越害怕,就像媒體說的“改革找死”的景況。這就是“三不一少”私有化綱領混淆共產黨同資產階級政黨、社會主義同資本主義的區別，剝奪人民的發言權和監督權，背叛《共產黨宣言》一個消滅、兩個徹底決裂和“一化三改”道路，說出了歷來統治階級不敢說的剝削有理的話。否定毛主席一生幹的兩件事和共產黨姓公不姓私，走社會主義不走資；用包產到戶、大賣國企破壞社會主義公有制，給以權謀私、化公為私、下海經商等官商勾結的卑劣手段鯨呑、盤剝公有財產和人民血汗大開方面之門，從而導致私有化氾濫，腐敗倡狂，剝削壓迫重生，兩極分化已經到了人民忍受的極限。

這些共富村、社在土生又土長，鬥爭中成長的打鐵先需自身硬的共產主義者農民領袖為首的基層黨組織領導下，牢記中國歷史上從“夏傳子家天下”後改朝換代的農民起義，主要是由於朝廷官員腐敗和兩極分化的私有制根源；赫魯曉夫上臺後通過全面否定史達林來否定馬列主義和公有共富社會主義致蘇聯解體、東歐蛻變的慘重教訓——打江山的死了，保江山的老了，賣江山的發了，坐江山的富了，社會主義完了，中國人該醒了。絕不讓這些歷史悲劇在中國特別是在他們這些村、社重演，要像毛澤東同志當年在井岡山建立革命根據地一樣，不怕錯誤路線打擊迫害，把自己的村、公社公有共富社會主義道路的星星之火搞好，讓第二次農村包圍城市，在全國燎原。因而，就能高舉馬列主義中國化開國領袖毛澤東思想偉大旗幟不動搖，劃清勞動與剝削的界限不含糊，堅持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鬥私批修不鬆勁，堅定不移地走毛主席領導下“一化三改”後公有共富社會主義道路不回頭，按照“五·七”指示、大慶、大寨、鞍鋼憲法精神，充分發揮公有制對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的威力，從而充分調動起站起來當家做主的中國農民的積極性和創造性，才創造出有農則穩，有工則富，有商則活，產加銷一條龍、農工商一體化的綜合發展、可持續發展的工農兵學商五位一體的農村基層組織。將中央提出的社會主義新農村20個字已經豐富發展成為突出社會主義本質——“公有共富”的24個字的為群眾辦實事。不斷實現《共產黨宣言》中的“一個消滅、兩個徹底決裂”，為最終實現共產主義而奮鬥！

這就是中國農民的偉大創舉，前無古人今有來者的偉大創舉！

這就是群眾是真正的英雄，人民群眾是歷史的創造者創造的共富村之路！

共富村之路是中國人民唯一正確的道路——農村城市化必須讓農民有自己的生存、發展產業！

只有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旗幟，才能堅定不移地走公有共富的社會主義道路！

公有共富的社會主義道路，才是唯一正確的道路，是全國人民對十八屆黨中央的厚望，打鐵先需自身硬，寄希望於習近平！

共·富·村·頌

社會主義能共富，公有制才是柱石。

離開公有談共富，自欺欺人哄百姓。

如果這樣能實現，馬列主義就多餘。

這個道理很簡單，分配取決所有制。

偉大領袖早說過，有了橋船好過河。

共富任務像過河，公有就是船和橋。

沒有船橋河難過，共富只能是說客。

中國革命勝利後，一化三改橋船造。

小崗拆橋把船賣，學它都在河那邊。

國企被賣主變奴，不似而勝包身工。

兩極分化背三山，根在公有被解散。

南街他們能共富，綠於紮根公有制。

學習大寨舉紅旗，自力更生靠集體。

三老四嚴學大慶，艱苦創業主人翁。

“鞍鋼憲法”是國寶，辦好公企離不了。

“五七”指示指路燈，三大產業同步行。

鬥私批修是綱領，萬惡之源私有制。

勞動剝削劃清限，“一消二決”要實現。

根深葉茂富得快，差距縮小村康泰。

數十載無刑事罪，那有上訪被收監。

路不拾遺好村風，夜不閉戶無偷盜。

社會治安自然穩，還是公有共富好。

這些村社千萬個，只要願學能學到。

誰家橋船上檔次，定過黃河跨長江。

不搞帶色私有化，就靠本質抓住了。

[1] 本文來源於作者“共富村三部”的第一部——《共富村之路——只有堅持公有才能共同富裕》。

[2] 指掌握國家70%社會財富的0.4%的官僚資產階級、資產階級和買辦資產階級

[3] 錢學森九十年代初警告的“如果丟掉了毛澤東思想和公有制，中國就完蛋了”；文首手筆“中國放棄毛澤東思想，放棄公有制，一定完蛋”

[4] 指《共產黨宣言》中一個消滅、兩個徹底決裂。

作者簡介

賀普霄，1938年5月生，中共黨員，教授。曾任《動物醫學進展》編委、陝西省醫學微量元素學會常委、奶牛協會理事、中國WTO研究院特約研究員等。賀教授始終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旗幟，堅持又紅又專道路，於上世紀七十年代創建畜禽營養代謝病新學科，先後出版該學科首部專著和第一部高校統編教材，並得到港臺綜合大學借鑒。他對奶牛的營養性骨病、肝病、澱粉漿渣中毒和禽痛風、脂肪肝出血綜合征、種雞錳缺乏、高鈣高鈉日糧的危害等課題的研究均有新發現和突破。1986年首次發現肝病奶牛血清缺乏三種氨基酸，發展了肝病理論，為防治奠定了基礎；研究出多種防治畜禽病新藥；總結出一套系統的教改理論和實踐，獲省政府教學優秀成果二等獎，農業部優秀教師，學校優秀黨員。著有《家畜營養代謝病》、《奶畜內科學》等5部，二人合著、參編《飼料與綠色食品》等多部，參加《中華人民共和國高產奶牛飼養管理規範》的研製，主講“海岸兩岸畜禽營養代謝病高級研修班”，發表論文80多篇和大量科普文章，獲安徽省科委、中華醫學微量元素學會著作金獎。退休後將公有共富社會主義新農村的調研作為老有所愛、老有所學、老有所用、老有所為、老有所樂的責任和義務，於網上發表“共富村三部”（《共富村之路》、《共富村的科學發展》、《學習共富村》）和《社會主義本質徵文選集》、《共富村是好黨校》等，多篇共富村調研、散文、短詩獲獎，入編《中國領導幹部大視野·理論成果精粹》、《中國當代社會發展報告》、《新時期發展戰略理論與實踐》、中國國際網絡電視臺向全世界播放等。

——《中國畜牧獸醫學會家畜內科學分會三十周年紀念冊》（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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