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失的「高雄」（ 楊雅玲 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文化創意產業研究所助理教授 ）

本文為2011台灣社會研究學會年會「碰撞‧新生：理論與實踐『踹共』」－「暴力機制的美學化－高雄、香港斯人斯地斯景」場次中發表的論文。本文質性訪談資料由國立高雄大學都市發展與建築研究所研究生蔡明政、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文化創意產業研究所研究生曾建勝、周東森共同整理。──作者

一、前言

自2012年起，高雄地表將出現史上最密集的國際型公共建設。「國際競圖」已經被視為高雄公共建設的顯學，為政者與跨國建築、規劃團隊聯手擘畫「提昇港都邁向國際化」，企圖讓這個城市呈現跳「耀」式的發展。儘管都市設計與都市更新引導、塑造了城市的變貌，卻通常與市民普遍關注的社區議題連結不起來，擴大成長的想像也無形中摧毀了改造區域內的聚落地景。

本文訪談三位年輕的紀錄片導演，他們在長期的拍攝高雄紅毛港聚落、五金街聚落、中都磚窯工聚落的變遷乃至消失的過程中，「眼」（包括攝影機的視窗）之所見，與官方宣傳的「高雄」的衝突與斷裂。儘管再現了美好的公園或一個個工地圍籬上美好的願景宣傳掛布，這些漂亮的綠地景觀絕對是美學的暴力，同時也是階級的暴力－因為勞工歷史性的紮根的社區，完全讓渡給一心想要興建豪宅的開發商。

二、從「工學」到「美學」

    都市計劃（urban planning, 或稱city planning）大抵有三個要件：促進都市的健全發展與都市秩序的整頓、改善市民們惡劣的居住環境、維持都市整體的景觀。任一地區具備了任一要件的需求，就可以著手研擬土地利用的方法，包括道路、公園這類的都市設施要做在哪裡？有沒有新的市街可以開發出來？

原本隸屬「工學」的營建與開發手法，在歷史性的「都市空間意象」的視覺化配置導向下[1]，逐步的與「美」、乃至「美學」混種[2]，讓建築師、都市規劃與設計師得以和藝術家並列「美學」的推手[3]，由於「美學」具備了之於人類的「道德性」[4]，這群人因此獲得「城市美學」[5]的合法性支配地位。Barnett在所著的《都市設計概論》一書的開頭，就說「加油站、超級市場、速食店都已經成為我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但是我們卻忽略了在美學上所應負的責任。」（Barnet,1987:3）當他進一步說「市中心購物區設置行人徒步區的觀念，目前已成為都市設計的基本知識」時（Barnet,1987:152）－這種空間專業技術與知識的管理結構，加上「不懂美」或「可能需要被教導美」的帽子，讓大眾深陷Foucault所謂的「知識管理已轉化為規訓的權力」（Foucault,1993）。

都市當然不再只是「都市」，它被建築師、都市規劃與設計師進行「空間劃分」，地產開發商也不會缺席。[6]整理Trancik在《找尋失落的空間－都市設計理論》一書中的介紹，都市空間的本質可以由專業者歸納出一些基本的結構原則，像是「反空間」（antispace）－如在多數的都市環境配置中，未完整被塑造的空間；「無個性空間」－當建築物都是孤立個體，彼此之間留下了廣大、無個性的空間，喪失了傳統的街道與廣場等和諧結構；「失落空間」（lost space）指涉位於高層建築物底層、被棄置、無結構性的地景或與都市步行活動路徑分離，無人聞問的地下化廣場等；另有「正性空間」（positive space）、「存在空間」（found space）、「開放空間」（open space）、「硬性空間」（hard space）、「軟性空間」（soft space）等等－這些唯有建築師、都市規劃與設計師聽得懂的「空間結構語言」，最後被套入都市計畫中更為複雜的分區管制規範或者營造規範中。

「空間結構」是在什麼樣的設計思維下進一步被美學化？陳坤宏（1991）整理、統整了各領域流派的空間結構理論與研究，將空間結構的意義、性質與界定做了完整的說明。從他的說明可以意識到－鑲嵌其中的「美學」已經不是一個什麼藝術史的爭論「統稱」，它就是無法被除魅的穩固地安坐在那裡。陳坤宏分析「空間結構的意義」原本只是：土地使用之間的關係（Land use）、一組由人們基於特定的需求所賦予的關係（A set of relationships）、一種類似生物組織功能之成長與變遷的過程（Evolution process）、基於系統觀點的空間研究（System approach）。

但是，他接著以六個向度來分析「空間結構的性質」時，運用了「藝術」的字眼來類比。六個向度摘要如下（陳坤宏，1991：14-18）：

1. 三個重要元素：實質結構（Physical structure）、結構系統（Structure system）、結構的變遷過程（Structural process）。
2. 功能（Function）：創造、形塑都市結構與形式的基本力量。
3. 不對稱、不均質關係：空間結構產生的原因。例如「在現實世界中，無不存在這種不對稱、不均質的結構關係，例如政府層級體系、晶體的形成、藝術品風格的層級性等均是」。
4. 中心/邊緣：用以分析空間結構。例如「一個無可名狀的環境品質是由許多條件支持而成，而這些許多的支持條件實即一種中心的概念」。舉Arnheim所述「藝術品具有中心存在，也是整個藝術品最有意義的地方」。
5. 社會文化與空間：如人們一旦接觸不同層次的空間，便會引發特定的感覺、認知和行為。
6. 個人決策、選擇與空間：包含兩個層面－第一，人們依照其社會文化背景、生活需要、價值觀與象徵意義等向度所做的空間選擇與利用，會對空間結構的形成產生最直接的影響。第二、人們在社會的實踐行為、決策過程與選擇結果都會積極的影響空間結構的形塑。

看似功能性的空間結構的搬弄，在使用隱喻或借擬藝術創作的形式與語彙時，也同時再生產了「美學」的觀念，甚至進一步的強化到人之所以為人的「美的思想」的高度精神性與本質性。Le Corbusier曾說他很著迷於藝術，應一個秋季沙龍之邀，畫了一幅擁有三百萬居民的城市的透視圖，他稱這個作品為「當代城市」，他說：「裝飾藝術已死。現代都市學與新建築同時誕生。」（Le Corbusier,2002）然而之後，所謂現代都市的發展的真實的狀況，如Castells（1985）所言，在城市共同的空間結構中，各種社會、文化和經濟邏輯從來都是矛盾地共存著。

三、從「城市美學」到「城市認同」

台北市政府「促進都市再生2010年臺北好好看」專案計劃是一個赤裸裸的從「城市美學」操弄到「城市認同」的案例。這個原本是借由建物拆除、綠化、美化等環境更新的手法，給予建商高度額外容積獎勵的專案計畫[7]，在「台北國際花卉博覽會」籌辦期的市民認同的動員下，更提升了它的必需性與必要性。

都市專業者改革組織、文化研究學會在2010年5月27日共同主辦了「花博如何善用123億？台北大串燒文化批評論壇」，藝術家、藝術學者吳瑪俐發表了她的觀察「空間資源分配背後的邏輯：文化治理下的藝術及其使用」。她認為台灣現況中的城市文化治理，都在談「美學經濟」，好像「美學經濟」可以救全世界，台灣就要跟著這個脈絡走。另外，不只是花博的展場，包含整個都市更新的再造都使用景觀設計或公共藝術這類的藝術作品，這種藝術實踐呈現的是誰的品味？誰的認同？誰獲利？誰被排除？所以藝術家是在扮演都市更新的推動機嗎？一本由跨領域人士參與編輯、出版的小刊物《act》（上、中、下冊），主編高牡丹闡述希望藉由花博的案例分別探討「空間記憶」、「市民論述」、「跨域批判」等議題，喚起更多人了解只注重表面的文化政策可能「有害地抹除我們生活空間及記憶感」。

夏鑄九在1990年代即為文呼應Castells提出的論述，他認為台灣身處全球化經濟再結構過程，不能再以過去常規性的規劃論述來看待新都市意義（urban meaning）的浮現，也不能忽略都市矛盾逐漸的形成與擴大。比如從「空間文化經驗上的異化與脫落」這個面向上，可以看到台北市東區被作為一個展示櫥窗，號稱其流行與紐約、巴黎、米蘭、東京同步。都市被極度商品化的文化經驗，不只更加鞏固了社會性的區分，也讓都市空間作為商品生產而異化的這個層次上，加速了土地的投機。（夏鑄九，1993）

2007年10月，《新．東京美學經濟：探索一座未來城市和七位大師的設計力》一書由「天下遠見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出版。主編楊瑪利在書中描述出版動機是為了想要探討進入21世紀的東京，從點、線、到面逐漸的改變市容，浮現出新城市美學的氣勢，這背後的思維理念是什麼？楊瑪利所謂的「美學經濟典範」其實就是東京的幾個大型都市開發案例，像是森集團打造的「六本木之丘」（Roppongi Hills）、三井不動産主導的「東京中城」（Tokyo Midtown）開發計畫等。《設計東京2.0》知名的作者吳東龍更將這些開發案視為是21世紀的東京「城市品牌再造」的成功推手。然而Rowe早就分析了亞洲建築與都市發展的成果，發現東亞的城市意圖與全球化的經濟鏈結後，引進西方的資金、技術甚至都市化的概念，藉以打造閃亮的國際都會形象，卻忽視了這些簽名式建築以及都市更新方案與手法，衝擊了原有的、在地的文化與環境，掩蓋了原有的社會問題（Rowe,2005）。

夏鑄九在1990年代為文反省台灣短線操作的都市政策時，各類型媒體對於都市政治、都市規劃或都市問題報導的興趣不大。可是到了2002年6月行政院《挑戰2008：國家重點發展計畫》首先將「文化創意產業發展計畫」納入，並且主導「城市行銷」等議題，讓隱藏在都市身後的龐大治理系統淪為特定階層的視覺化「美學洗禮」後[8]，媒體突然有了報導、詮釋「都市」的熱度。貝島桃代、黑田潤三、塚本由晴等新銳建築師編著的《東京製造》[9]一書的譯者林建華，在譯後記中提到看見台灣一批又一批所謂建築的愛好人士前往東京進行建築朝聖般的美學之旅，但是這些建築大多與東京市民的日常生活沒有關連，結果這群觀光客手上的東京建築地圖，竟是促使大家忽視真正東京空間特質的元兇。在喪失現實感之後，就形成了慢性的審美疲勞[10]。

詹偉雄（2005）觀察到台灣現階段社會中盛行「學美」，他認為這多少反映了台灣由OEM純製造業經濟體，轉向ODM設計代工製造經濟體的某種轉型焦慮。當「尚美」風氣成為主流，「美感」就取代「財富」，成為階層競爭和分類的另一套新標準。

四、高雄的「城市美學」建構

由高雄在地藝術家們成立的「踢怕怕反美白藝術網」[11]中，李史冬集結了「藝術箴言錄」，其中記載了2003年高雄市文化局首任局長管碧玲就任後的宣誓「高雄市文化局成立的目的，就是要高雄人以高雄文化為榮，外地人以哈高雄文化為榮」。就在管碧玲就任前，2001年10月「城市光廊」（英文名為Urban Spotlight）正式點燈啟用，人潮蜂擁而至[12]，還成為其他縣市政府官員前來觀摩的景點－管局長的宣誓之所以能夠如此「意氣風發」，多少也拜光廊效應所賜。「城市光廊」位於五福路上，是一條從「大統商場262」（現更名為「大統百貨五福店」）到「大立百貨」[13]之間的人行道，長度約150公尺。它的後方就是佔地12公頃的「中央公園」，1976年由扶輪社捐獻興建，當時稱為「扶輪公園」－它原本是高雄人游泳、打籃球跟聽演唱或演奏會的重要記憶場所。

1998年謝長廷當選高雄市長後，就積極推動「城市美學」的改造與建構。2000年高雄市政府禮聘英國建築大師Richard Rogers改造「中央公園」，重新組構公園、捷運站（R9）、城市光廊，進行整體設計方案。市府並找來九位在地藝術家，以「光」為主題，創作出一系列的公共藝術作品。其他縣市政府官員前來觀摩「城市光廊」，不是因為它象徵了高雄城市美學改造起點，而是因為它是高雄市第一起把公園BOT掉的「成功案例」，取得經營權的奧多廣告公司每年必須回饋市府600萬元。這間原本以經營戶外媒體為主的廣告媒體公司，就在「城市光廊」開設了露天咖啡座，並打造了「奧多咖啡」的品牌。高雄市政府新聞處在謝長廷市長執政五年後出版了《海洋首都 咖啡風情》的專刊，謝長廷在「城市美學形塑海洋首都」的專刊序中形容「五年來的高雄市開展一個新城市運動，坐在街頭，喝杯咖啡，就能完全體會了」。

彭貞貞（2007）的分析是「城市光廊」讓高雄市民開始注意美化居住環境和美感品味，提升了市民的視野，並厚實了藝術工作者的創作資本。她認為從謝長廷市長連任就可以證明市民對這樣的城市美感經驗有認同的感受。景觀改造加上燈光裝飾的手法逐步的在公共空間或文化資產周邊複製，包括「文化愛河」計劃主導下，河域廊道一連串空間改造行動－完工後的這些景點就一一的被BOT掉。這個「城市美學」的建構過程與成果成為許多不同領域的研究生們的論文主題或課題，有趣的是這些論文的生產者宛如打著一場「隱形」的筆戰－整理重點如下：

對政績持正面看法者：「運用『城市美學』致力於打造獨特的高雄市行銷經驗…」（莊其昌，2009）、「愛河清了、街道亮了，大海開放了，高雄市的城市風格慢慢地鮮明起來，於是在文化建設上進入了『起飛期』…」（黃麗蓉，2007）、「愛河行銷於高雄城市行銷中佔有一席之地，並對政治、經濟、空間環境和藝術美學皆帶來影響…」（王姿雯，2006）。

檢視或批判者：「文化愛河計劃目前正以一種毀滅式的空間創造切斷了不同世代高雄人對故鄉的記憶…」（陳瑋珊，2003）「觀測指標皆無法顯示觀光業對高雄市的提升…居民參與公共事務情形不佳，主要歸因為對城市的認同感不足，且公部門之消極態度影響居民提供建議之意願…」（蔣邦榆，2005）、「在高雄市都市意義轉化的時空脈絡下，檢視都市政權運用文化治理的方法…」（郭芷余，2005）、「都市新興文化地景的民意調查只是形塑形象政治的包裝工具…」（洪士閔，2003）。

2009年4月10日高雄市議會舉辦了「高雄市政府BOT 案之探討─以英國領事館、城市光廊、孔廟、忠烈祠為例」公聽會，由國民黨籍童燕珍市議員主持，出席的還有黃紹庭、吳益政、陳麗珍市議員。由會議紀錄顯示，原本整個高雄市政府的BOT案已經達十個委外的營業據點[14]，但是當時只剩下幾個。「城市光廊」委外的經營者奧多廣告原本從2002年到2005年，每年的回饋權利金是600萬元。後來生意惡化，多次向市府反映後，回饋權利金降到每年360萬元（契約年限從2006年3月1日到2002年2月29日）－「城市光廊」以做為高雄市的「城市美學」代表作的名義，一方面綁架了高雄市民的「城市認同」（因為沒有其他「城市認同」的出口），一方面居然把公共空間BOT化，名正言順的跟業者要求回饋金。究竟，公共空間的BOT化，乃至業者的評選跟回饋金金額的制定的整體流程都不是高雄市民可以參與的。

林峻祺（2006）訪談了22位年齡在50歲至80多歲的原有中央公園長者利用者（學歷從小學到專科以上），研究「城市光廊」興建後，呈現「公共空間縉紳化」現象，年輕人與中產階級成為主要利用者，直接衝擊了中央公園原有的長者使用族群的空間利用型態，例如「政治行情的交換集團，還有風花雪月集團[15]，賭博的集團啦，下棋的集團啦，休閒運動的集團啦」（林峻祺，2006：95）。林峻祺發現使用中央公園長達30年以上的長者為數頗多，他們雖然認同「城市光廊」美化後的環境，但是中央公園內原有的休閒或運動設施並沒有好好的維修或維護，讓他們既無法使用，也無法老是去「佔用」「城市光廊」的商業咖啡座。所以，這些長者無法理解為什麼「公園」不是原有的「公園」，還要「賣咖啡收錢」？

前述這場公聽會最令人吃驚的並不是出席的經營業者紛紛的表示經營困境與虧損慘況，而是黃紹庭市議員進一步鼓吹把高雄市民共有的愛河自然景觀全部BOT的發言：

像愛河，我再請教個問題，市政府把愛河切河東、河西。坐船的BOT，河東一個BOT，河西一個BOT，你要叫他們去死嗎？你為什麼不把整個愛河變成一個大的BOT？如果拿到的廠商你也要花800 萬、1,200 萬去做硬體設備，我如果拿到整個愛河的BOT，我只要花5,000 萬元，你給我20 年的營業權，我可以在上面做遊艇、可以在上面賣咖啡、可以在上面每年辦兩個月的愛河節，這才叫市場規模。

高雄市民的「城市認同」建構是一個非常扭曲的過程，儘管高雄市已經真實的進入後工業化的嚴峻階段了，還停留在教導市民「具地標性的公共空間與自然地景都可以拿來賺錢」。但是，2010年8月1日，自由時報發佈了一則關於「城市光廊」的新聞：2009年8月原有的經營者奧多廣告退出經營後，「城市光廊」熄燈了，逼得市府養工處重新招商，大幅降低保證金與權利金，接手的「建頤文創公司」預估每年僅需繳交27萬元的權利金（2002年為600萬元；2006年降為360萬元）。

陳菊成為謝長廷的接班者，自她上任後經常砲打中央，表達高雄市財政困境，爭取中央增加補助及凸顯南北失衡的問題。2010年陳菊市長爭取連任時，在舉辦的高雄市公辦政見辯論會上表示過去她在高雄堅持青春的理想，打拚民主和人權，並在高雄受盡壓迫和苦難，付出黑牢的代價。她相信過去的十年來，高雄已經走出屬於自己的一條路，這就是「我們共同珍惜的高雄價值」。至於什麼是「高雄價值」呢？

高雄價值就是以市民作主，決定城市的未來；高雄價值就是以文化創意，帶動新興產業的誕生；高雄價值就是以城市美學，讓生態取代過度開發；高雄價值的目的，就是要造就宜居城市，讓大家最愛生活在高雄。

她以自身參與民主改革運動已經40年的資歷，相信「台灣人民」用40年來熟悉她、檢驗她，已經非常認同她的政治理念[16]。陳菊市長在第一任任期中，曾接受天下雜誌的專訪〈美麗經濟學 讓人民樂在高雄〉[17]，她表示承襲謝長廷的「城市美學」，定調施政主軸為「讓人民樂在高雄」的美學經濟。檢驗陳菊市長這套表述，可以發現一個非常奇特的脈絡－從南北失衡到台灣黨外運動再到高雄價值，「城市美學」成為最終的信仰。所以，看似一場「用美學救經濟」的豪賭，會不會只是操弄市民，讓他們把視覺化的「城市美學」擬想為國族認同的救贖？

研究者在2010年4月進入高雄市中都地區的田野時，該區「唐榮磚窯廠」磚窯工們在唐榮土地上自力建屋的聚落正面臨都市重劃後的拆遷危機，在訪談過程中，磚窯工的後代們無奈的表示「lí thiah guá ê tshù，guá iā-sī tńg hōo lí」（你拆我家，投票我還是蓋給你）。這種奇特的邏輯－階層品味、文化資本、城市認同、本土的國族認同等無解的纏繞在一起。

天下雜誌專訪陳菊市長的這篇〈美麗經濟學 讓人民樂在高雄〉文章中，特別「表彰」她上任後的兩年內，綠地增加了100公頃，開闢自行車道115公里，讓騎腳踏車環湖更成為市民的運動新風潮。並以某位名人的心聲做為結論：

戴著一副時髦運動眼鏡的文化愛河協會理事長許玲齡，是一名單車愛好者，十幾年前從日本搬回高雄時，只能在文化中心前的林蔭大道騎單車，母親要出門運動，還被路上磚塊絆倒。現在她每逢假日就呼朋引伴出門踏青。許玲齡深刻感受到高雄的明顯進步，她直呼，「在這個城市騎腳踏車真是太棒了！」

五、「你」憑什麼決定「我」的消失？－三個聚落的故事

    如前述，研究者在2010年4月進入中都地區的田野，深感第一代磚窯工的百年聚落地景即將迅速的崩解的危機，因此透過紀錄片導演好友的介紹，邀請新生代的導演莊榮華協助我紀錄中都地區重劃案的事件。早年第一代磚窯工們用自己燒製的紅磚與大家集資、湊起來的錢蓋起來的聚落信仰中心「開王殿」，因為正位於重劃案中的公園預定地，接到了市府限期三個月之內拆遷的通知。

磚窯工的第二代代表、80幾歲的阿殿伯說他的「阿母」是第一代的女磚窯工，為唐榮做牛做馬，市府跟唐榮要拆他們的房子，他們也知道不走不行，但是也要逼著神明「流落街頭」嗎？我跟榮華在拍攝空檔坐在開王殿前休息時，榮華有感而發：「『你』憑什麼決定『我』要消失？」。不遠處的「中都唐榮磚窯廠」的巨型煙囪跟其他配置的工業設施早在2005年3月11日就由內政部正式公告為國定古蹟，高雄市政府都發局並將唐榮磚窯廠廠址規劃出2.27公頃的「中都文化園區」。什麼要保留、什麼要拆除，到底是誰，根據什麼，做出來的「偽理性」判斷？

2010年8月，一群高雄在地的年輕人以「海馬小組」為名，推出「海馬迴。港」[18]影像行動，集結了四部以高雄港周邊的文化景觀的變遷為題材的紀錄片，包括〈港岸舢舨船〉、〈三十八股的倒數〉、〈紅毛港家變〉和〈誰的公園路〉，以及海馬小組的狂想短片。帶著機動性的放映設備和自製意象鮮明的服裝道具，在高雄市各角落做游擊式放映。同時，我應文藻外語學院國際事務系助理教授李宇軒之邀，參與了他主持的國科會數位典藏計畫「老高雄文化行動紀錄」[19]，也因為這個計畫，我認識了一同參加這個計畫的〈紅毛港家變〉導演王振宇、〈誰的公園路〉導演伍心瑜。

王振宇和伍心瑜和莊榮華都來自台南藝術大學音像紀錄（與影像維護）研究所，因此從榮華那裡獲知他們兩位當時在拍攝這些紀錄片時的狀況。本論文的寫作初始動機就是希望透過它，能夠訪談到王振宇和伍心瑜，因為他們片中處理的主題也是「聚落變遷」，同時整理我和榮華一年半來在中都磚窯工聚落、開王殿蹲點拍片的經驗跟反思。

由於本文篇幅有限，還有搶救「開王殿」的文化資產保存行動正進入最關鍵的時刻（經過近一年半的努力，它雖然還存在地表上，但是危機仍未解除），所以我和研究生在這個階段僅能對王振宇、伍心瑜、莊榮華做初步的訪談，希望在「開王殿」確定原址被保留之後，喘一口氣，再深入的訪談這幾位年輕的導演。關於〈紅毛港家變〉、〈誰的公園路〉以及我們蹲點中都與「開王殿」的拍攝片段紀錄，請自行連結「老高雄文化行動紀錄」網站。

以下簡略這三個聚落的拆遷背景：

1.紅毛港聚落拆遷始末與王振宇的初訪

依據王振宇的《紅毛港聚落遷移觀察報告 －以紀錄片《紅毛港家變》為例》所述：

民國五、六零年代，國家機器奉行經濟發展主義於高雄港沿岸大興土木開闢港口劃定工業區，此時經濟繁榮人口稠密的紅毛港也被列入範圍內，長期的禁建與工業污染，漫長的遷村爭議也在政府的土地徵收無法可依與居民們忿忿不平的一再爭取最終落幕。

紅毛港土地後來轉為高雄港務局財產，陽明海運以BOT方式取得50年經營權，紅毛港的原住戶就此散居各地。王振宇的《紅毛港家變》紀錄了紅毛港人從原居住空間搬遷至新安置地再造的過程，探討經濟發展與遷村政策對一個擁有400多年歷史的傳統漁村聚落造成的衝擊與影響。

紅毛港漁村聚落形成的歷史悠久，來自於金門、廈門 、烈嶼（小金門）、銅山的漁民祖先，冬季時常跨海來此捕烏魚，後來決定在此定居，呼朋引伴，逐漸的形成聚落。1968年台灣省政府將紅毛港劃入臨海工業區並實施消極的紅毛港，卻沒有協助居民明確的規劃社區的發展計畫。

但是這個聚落的豐富文化內涵，提供了眾多的研究者的朝聖成果，例如《紅毛港聚落之美學研究》（張珠君，2010）、《紅毛港朝天宮祭祀活動變遷之探究》（黃方泉，2009）、《高雄紅毛港聚落歷史性建築搬遷技術之研究》（李嘉龍，2008）、《高雄紅毛港：一個漁業聚落的社會變遷(1624-2005)》（林妙娟，2007）、《記高雄一個偏泉腔方言－紅毛港閩南語初探》（吳順興，2006）、《紅毛港聚落護龍式民宅的空間形式研究》（邱毓芬，2005）、《開放式設計系統導向－高雄市紅毛港社區動態營造的技術與機會》（林恆崇，2004）

2006年5月13日市府進行大規模拆除空屋，開啟遷村實際行動的序幕。2007年7月，當市府在紅毛港如火如荼的進行拆除工作時，一群長期關注紅毛港的影像創作者、藝術與文化工作者共同舉辦了「彩莊紅毛港！ BYE-BYE紅毛港！」集體創作活動，協助村民們向家園告別。陳菊在爭取市長連任時，她還特別強調由於她的魄力和執行力，因此完成了延宕40年的紅毛港遷村。紅毛港遷村後，高雄市政府表示「為保存、維護其史蹟與文化，計畫將以現有資源，規劃興建『紅毛港文化園區』，以保留及活化紅毛港舊聚落珍貴文化產。」「紅毛港文化園區」目前已經規劃、設計完畢，園區被規劃為入口意象區、文化展示區、觀海服務區、濱海活動區等四大區域。[20]

王振宇是紅毛港第三代的子孫，小時候對紅毛港的印象，就是外婆的家。最初他回到母親的故鄉，看到一大群外來者對這塊土地的人文關懷，他決定拿起攝影機紀錄故鄉的一切，也因為拍攝的成果讓他進入台南藝術大學音像紀錄研究所就讀。2006年他開始拍攝紅毛港時，大規模的拆除行動已經開始了，很多專業者跟研究生都進來採集這個即將消逝的田野最後的資料。剛開始他對紀錄的方向也不明確，因為現況很混亂，到底是要追著議題跑？還是要鎖定特定人物的紀錄呢？後來他決定「比較距焦那邊的居民面對關鍵所受到的壓迫這個過程；然後搬出來以後散居四處的實際現況」。

拍攝這支紀錄片的過程也是王振宇第一次面對一個社會運動與社會性參與的過程，加上他進入社區的時間點已經是後期的拆遷期，所以他對於聚落內部社會如何組織起來與政府進行長期抗爭，以及居民之間的意見衝突，還有外來者如何帶入資源等現象，他認為自己能夠掌握的有限。但是他在拍攝期中，看到公部門的「文化機制」如何處理紅毛港文化，感到不可思議。紅毛港歷史建築的拆遷計畫由樹德科技大學承包、監工，文化局原本規劃有一百間的民宅要實際的保存。後來市府的港務局跟新工處有執行拆除的進度壓力，結果民宅的建築群被拆解成斷簷殘壁，「明明這些東西就很有價值，然後卻要把它們拆成一片一片的斷簷殘壁，然後去文物考古式的展示。」斷簷殘壁被放置在幾箱的專案貨櫃，等未來紅毛港文化園區興建完成後，再拿出來展示。

市府曾經在2001年紅毛港的入口處高字塔（原建築本體為指引船隻入港的信號台）成立藝術文化園區：園區內分為高字塔展覽館、海洋之星廣場、心詩牆、微風走廊及咖啡館六大項目。官方說法是「展覽館內記錄了高雄港九大航商的風起雲湧以及各式商船、貨船乃至軍艦的介紹，並藉此勾勒出高雄港航向世界版圖的軌跡。」當然「高字塔藝術文化園區」也是BOT委外經營點。市府新聞處出版的《海洋首都 咖啡風情》專刊，形容置身高字塔的情境是：

大海就在腳前，

差幾公尺，人就可以奔向大海，

想像鐵達尼號的男女主角站在船頭，

伸開雙臂，大海迎面而來的情景。

王振宇形容高字塔「本來就是虛的建築」，他在2005年進去紅毛港的時候，看到文化局發的DM，「就是要打造一個近距離的高等級的觀海旋轉餐廳，裡面還要陳列一些紅毛港的建築立面，都是一些斷簷殘壁，然後還有模型這樣。」他認為這對紅毛港聚落文化的保存根本沒有什麼效果。後來參觀人數不如預期，業者經營不善，高字塔園區幾乎沒有在運作了。所以後來的「紅毛港文化園區」，王振宇也覺得是個「虛的建設」。

在王振宇的觀察，「文化這塊很豐富很大很完整的一個聚落，可是礙於都市發展及重大建設的決策，所以它沒辦法被列為歷史性建築或古蹟，就被犧牲了！」可是在這麼長遠的過程中，居民都缺乏「一個統一的口徑」，大家要怎麼做怎麼走下去，畢竟這個拆遷的議題大到一拖就拖了40年，拖到最後很多問題都沒辦法解決，「程序走走停停，然後（居民）就被犧牲掉」，可是面對市府，「他們只會說這整個程序都是合法的」。

2.五金街產業聚落、沙仔地聚落拆遷始末與伍心瑜的初訪

伍心瑜考上台南藝術大學音像紀錄研究所後，需要找一個題材，她跟高雄女中的老同學提到，她2001年從雄女畢業後，去台北完成大學學業、就業，在台北待了快七年才回南部，但是她還是想要找高雄在地的題材。老同學跟她建議去公園路的五金街上看看，老同學說那裡還蠻特別的。當伍心瑜跨過雄女不遠處的那座橋來到五金街，她才發現「雄女離五金街其實很近，甚至可以說在隔壁街。」但是她在就學的那三年間，即使跨過這條橋到鹽埕區去晃一晃，都沒有轉進五金街，「可能是當時我對那個階層或是相關領域的事物沒那麼熟悉」。

高雄市政府工務局（養護工程處）於2007年9月發布，市府計畫以7億8,000萬元整頓鹽埕區公園二路並拆遷所有的牴觸戶，盼將4.2公頃的綠地完成開闢，

一旦完成開闢，從真愛碼頭到大義二路沿線的五金街業者都會走入歷史，改以公園綠地休憩區呈現，以發展鹽埕水岸風光[21]。2007年10月伍心瑜第一次到了五金街，才從業者的口中知道五金街這個產業聚落可能不到半年就被拆除了，她進入這個田野的時間很特殊，「大家正面臨一個水深火熱的關鍵期」，所以當時那個環境狀態她沒辦法對田野做很充足的調查，她只好選擇紀錄「打狗五金老街保存發展協會」如何發揮力量反拆遷。

環繞高雄港區的「公園二路」早在日治時期已經規劃成公園，太平洋戰爭後，轉變成戰備跑道，直至二次大戰結束後，再度恢復成綠地預定地。高雄港的經濟活動在戰後復甦，包括1965年加工出口區的設立，公園二路的五金機械業就是在高雄港的拆船產業帶動下，逐漸發展起來，數十年之後，公園二路已經轉變為全國規模最大的二手機械五金交易集市「五金街」。雖然高雄港的拆船業在1988年走入歷史，但是共生的五金街卻沒有走入歷史，業者努力的尋找轉型之路，讓五金產業繼續在公園二路保留下來－「五金街」是高雄這個工業化城市發展史的重要歷史縮影。

在公園二路轉角處還有個大多來自布袋的移民聚落「沙仔地」，1953年高雄港碼頭工會在此興建單身宿舍（工寮），發展至1970年代的高峰期，整個聚落規模據說高達五百人。1998年碼頭民營化之後，加上碼頭工作已走入「貨櫃機械化時期」，這些造就了繁榮的高雄港的一代一代的碼頭工人（早期被稱為「苦力」），也被迫退休或失去工作。公園二路的牴觸戶拆遷行動中，「沙仔地」移民聚落也在名單中。

「打狗五金老街保存發展協會」訴求－

我們堅決反對草率地拆遷蓋成綠地！我們主張，五金街重新改造，保留產業、保留文化歷史，往具有產業歷史和文化特色的文化休閒園區的方向營造！我們只是要求，台灣人民、高雄市民，有權親近認識我們自己生長的地方的歷史跟文化，這才是真正的「本土化」政府！

伍心瑜在進行拍攝訪談時，業者跟居民表示幾十年一直在「有風聲要拆，後來沒預算可拆」的循環中，「就是一直折磨當地的人，一直處在那種不確定能否生存的環境之下。」，當地因此被選舉政治操弄得很厲害，每次到了選舉，當地選區的議員或是立委就大開支票，表示當選後就會幫忙反拆遷。「打狗五金老街保存發展協會」成員自覺求人不如求己，有組織性的去申請了社團組織的立案，也邀請一些他們認識的外部的學者和研究生加入反拆遷的行動。因為這些學者和研究生是在2005年左右，協助高雄市勞工博物館籌備處進行移工歷史的研究時進入這個社區，包括魏聰洲、廖沛怡、陳奕齊等人[22]。伍心瑜觀察到協會裡的那些老闆們的教育程度不高，可能是從黑手或苦力的身分辛苦打拼之後創業有成，即使有著這樣豐富的生命經驗，卻無法實質的協助協會的運作，「他們甚至連書寫以及拿麥克風講話都有蠻大的障礙，所以某程度學者的介入是幫忙補齊他們這一塊。」

伍心瑜看見當時協會花了很多力氣在撰寫一份說帖，說帖內容主要是為了澄清業者並不是一昧要阻止拆遷，而是想創造雙贏的局面，「因為他們也知道環保意識抬頭對二手五金業的汙染形象有衝突，所以也能接受政府出面跟他們一起合作解決這個問題。」他們也能妥協接受政府將業者群聚性地遷移到其他地方，不要讓歷史結構累積下的特色產業就此消逝。如果市府願意讓他們原址保留，他們願意清理門戶，「他們甚至有想到兩層樓的建築形式，二樓作住宅空間，一樓是乾淨的店面，待整理修繕的五金放到後面。就是把整個空間設計融入政府的環境想像，更被都市人接受。」溝通到最後，大家才了解市府接受的方案就只有「拆」跟「不拆」，沒有中間路線。

伍心瑜在拍攝的過程中，也逐漸的意識到所謂的「城市美學」其實是個充滿衝突的都市政策概念。像是古蹟保存可能有文化或美學的價值，這種美學指的就是「一棟古色古香的建築經過修整後再現」。可是五金街只是一個典型的產業聚落，再加上「沙仔地」這個違建聚落，根本無法連結上有主流觀光效益的官方美學想像，它自然無法被納入鹽埕風華的計畫裡，所以官方自然而然的形塑了「五金街是城市的毒瘤，就是會阻礙地區發展。」這樣的表述。後來協會知道他們無法抵抗這種表述，轉而訴求五金街不是古蹟，而是一個活的歷史，過去這個產業聚落為市府賺了很多的外匯，也繳了很多的稅。如果振興地方經濟是如此重要，這個聚落創造了產值與就業人口，難道比不上一條只有觀賞價值的綠色廊道？

伍心瑜跟拍五金街議題兩個多月後，才真正的走入「沙仔地」，她發現那是比五金街更底層的草根聚落。儘管反拆遷的立場一致，協會理事長王文郎也有去「沙仔地」動員、建立結盟關係，但是以社會階層來說，他們和五金街業者雙方是處在不同的位置，當地居民都是討生活的底層勞工。相對於五金街的店面，因為是敞開的營業空間，伍心瑜的攝影機暢行無阻，但是「沙仔地」是私密的住居空間，經過不同世代的自力建屋與修繕，房子層層疊疊向外增建，搞得巷弄曲折、蜿蜒，外人難以行走，伍心瑜的攝影機很快就引起居民們的注意，還引起阿嬤的反感與責罵。

因為房子與房子之間的窄巷就是居民們日常的聊天空間，伍心瑜只好選擇蹲在巷弄裡面跟他們一起聊天，然後表明她的學生身份和研究需要。後來她接觸到一位外省籍的馬奶奶，她還要照顧臥病在床的先生。伍心瑜拍攝了很多馬奶奶的身影跟訪談，外省籍的身分讓馬奶奶在這個聚落裡面顯得很獨特，因為這裡的居民都是閩南人，都講台語。後來伍心瑜跟馬奶奶比較熟識後，就嘗試問她說「你家被拆掉，拿來蓋公園是什麼樣的感覺？」馬奶奶說做工的人每天很累就要休息了，哪來的時間去公園遛狗、散步？「『公園』對沙仔地的人來說是根本用不到的東西…當時她有做出這樣的控訴，也是因為她的這段話，我才把我拍的片子取名為『誰的公園路』，就是要探討到底都市規劃的出發角度是在誰的身上？

儘管伍心瑜在拍片過程中也反省到高雄市是一個靠勞工起家的城市，跟她住了七年的台北都會區是真的不一樣，如果一昧去模仿台北的空間營造或都市規劃的價值觀，是否真的就是高雄的城市發展需求呢？她記得曾經訪問過住在五金街附近的一位住戶，「他就回我說，妳看！等我們這裡拆完之後，就要比台北漂亮了！」即使高喊著「市府，您是高雄文化沙漠化的黑手！」，「五金街」與「沙仔地」的反拆遷行動失敗了，「沙仔地」率先走入歷史，「五金街」也逐步的進入拆遷期程與程序。

3.中都磚窯工聚落、開王殿拆遷始末與莊榮華的專訪

2010年3月我在指導大學部學生的畢業製作時，帶著學生和其他研究生前往國定古蹟「中都唐榮磚窯廠」參訪。由於這個磚窯廠見證了百年來高雄都會的發展與變遷[23]，加上全球正視「工業遺址」的文化資產保存價值風潮日盛，磚窯廠部份工業設施與建築原本核為市定古蹟，後經文建會審核，2005年3月11日由內政部正式公告為國定古蹟。高雄市政府都發局並將唐榮磚窯廠廠址規劃出2.27公頃的「中都文化園區」。

唐榮磚窯廠被指定為國定古蹟的那一年，我剛從「台北人」變成「高雄媳婦」，記得當年這則新聞還讓我「刮目相看」，覺得市府終於有了推動文化資產保存的實質作為了。當年高雄市政府文化局還同時委託文化愛河協會及高雄市建築師公會共同舉辦「再造老煙囪的春天－中都文化園區唐榮磚窯廠古蹟再造願景」市民公開徵圖活動－規劃地點以不超過同盟三路及中華橫路道路側保存區與公園內側範圍為限；規劃重點強調重新塑造古蹟再生，與地區活化再發展的新都市空間，並傳達對歷史工業遺址的古蹟保存及永續經營等理念。

可能因為唐榮磚窯廠的巨型煙囪真的太顯眼了，從很遠的地方就可以眺望得到，這幾年我從來沒有走進這個「中都文化園區」。2010年3月我終於走進文化園區，觸目所及讓我驚訝不已，整個園區幾乎可以用「荒草碧連天」來形容，後來我有了更多田野的資料，才知道文建會、市府跟唐榮三方對這個園區的認知有很大的衝突。唐榮當然不願意有形的資產被認定為國定古蹟後無法開發，對後續的修復、維護跟觀光導覽工作，都採取消極的態度。文建會也不希望中央的經費撥下去之後，只能看到硬體改善的結果，軟體工作沒有辦法提升上來。市府的文化局編制人力自然也無法應付這麼龐大量體的國定古蹟以及兩公頃多的基地監督與維護工作。

4月我再度帶學生來到園區的周邊，巧遇德西里里長林財旺，獲知他們的里民面臨「被唐榮討地、被市府趕人」的拆遷狀況。早年日本人經營磚窯廠時，正式員工大多為日本人，員工配置磚造宿舍（今中華橫路南邊磚造平房）。後來澎湖來的移工陸續來到磚窯場工作，大多住在日方提供的簡單的四排工寮宿舍（在今九如陸橋旁，屬川東里）。隨著燒磚事業的起飛，從台南來的大批移工加入，

他們大都負責「駛牛車」搬運燒製好的磚到各地的工作，這批移工在磚窯廠的西南邊（今力行里）搭建臨時房屋，作為棲身之處，落戶養牛。大量的移工圍繞著磚窯廠自力建屋，讓磚窯廠四周逐漸的形成不同區的聚落。

自1985年唐榮磚窯廠正式停工後，就有土地轉型開發的計畫。1998年唐榮提出《中都地區工業區及42期重劃區計畫案－現住戶安置計畫》，過去唐榮正式編制內的磚窯工以及沒有列入編制的搬運工第二代、第三代子孫進入陳情的循環。根據高雄市議會第7屆第6次定期大會「高雄市政府地政處業務報告」（報告人：地政處處長謝福來），中都地區土地重劃開發分別為第42期重劃區（開發面積9.6179公頃）、第68期重劃區（開發面積30.1954公頃）、第69期重劃區（唐榮土地開發許可範圍部分，開發面積13.3471公頃）。第42期、第68期重劃區於2009年7月20日至8月19日公告；第69期重劃區於2009年7月22日至8月21日公告。業務報告內容結尾針對「積極辦理中都地區市地重劃」有以下的描述：

中都地區採多元方式進行開發，包括第42期、第68期及第69期重劃區（原唐榮土地開發許可區）、公有土地撥用等，各開發區範圍參差不齊、犬牙交錯，工程等界面應有效整合。開發後可保留中都濕地及磚窯文化特色，並藉由願景橋之興建，串連中都與美術園區等愛河周邊場域，將中都地區發展為優質河岸住宅社區。

2010年4月號的《鼓聲市府月刊》刊載了〈中都大變身 土地重劃創造300億地值〉的專題報導[24]，報導中先奇特的將中都地區的「地理區位」挪移為「隔著愛河與美術館區相望的中都地區」的「階層區位」後，做了以下的評論：

過去四十年來受制於地上權分散以及使用狀況混亂問題，遲遲無法有效開發，因而逐漸成為都市之瘤，不僅因髒亂不堪嚴重影響都市景觀及環境品質，並因此成為治安死角與登革熱疫情溫床。在愛河陸續整頓之後，此區的荒廢景象更不利高雄市觀光休閒的推展。為此，市政府透過土地重劃方式，在跨局處的合作之下，讓中都大變身成為比美術館、農十六更具潛力的優質生活區，預估未來土地可大幅增值，創造至少300億元之土地價值。

在我進入中都地區之後，發現推土機每天都「埋頭苦幹」，地景也每天的變化中。同時我在訪談老磚窯工黃佛擇（阿殿伯）時，獲悉第一代磚窯工們集資興建的聚落信仰中心「開王殿」也面臨何去何從的困境。所以，決定帶著攝影機先進去把殘存的聚落地景拍攝下來。我邀請了莊榮華從台南南下，看看他是否可以幫忙。我們一邊拍攝聚落，一邊協助開王殿的信徒們搶救這間小廟。在拍攝的過程中，我跟榮華有了很多的對話。

榮華的母親在20幾歲的時候曾經跟著外婆來高雄投靠舅舅，他們原本是台南縣人，舅舅住在前鎮區的「沙仔地」，那也是個移工的聚落。榮華的母親很久以前曾經帶著他回去附近要找「姐妹淘」，人沒找到，但是榮華依稀記得母親一路一直說著一句話：「高雄變好多哦！」榮華那時候對這句話沒有什麼特別的感覺，但是自從在中都開始蹲點拍攝後，他終於意識到歷史性的地景可以如此快速而有效的被集體剷除，這是他過去未曾有過的「視覺經驗」，而且是「非常暴力的」。我們曾經聊到電影的鏡頭語言，在一兩個小時的長度中，導演自然要要有處理地景變遷的「高明手法」，以便讓觀眾看到很長的時間或跨年代的歷程跳接。但是，比起中都，榮華覺得「眼前的一切已經非『超寫實』可以形容」，我們的感受是這樣，那這些原始居民呢？有一位阿嬤不經意的告訴我們她「睏去也會剉醒」，表示她對推土機的恐懼。
拍攝工作進行時，我們團隊研究了聚落的保存方式毫無管道可以疏通，因為聚落原本就分散在好幾塊的基地上，而且多數的房子已經坍塌或人去樓空，根本無法依循「文化資產保存」的審議程序與標準走。最後，我們只好選擇「開王殿」的保存作為自力救濟的唯一標的物，如果不能保留他們的「家園」，起碼保留他們的「家園象徵」。除了拍攝，我們也開始組織「開王殿」的磚窯工、搬運工後代的信徒，進行民意代表的遊說，還有提請、報備「歷史建築登錄」的審議準備工作。每次訪談不同對象時，講到「開王殿」對他們的意義，最後就是淚流滿面收場。

2011年4月標榜「創造幸福健康新價值」的「中都濕地公園」落成啟用[25]。在陳菊市長爭取連任的競選期間，「中都濕地公園」幾乎日以繼夜的施工中，每一天都長出新的人工地景；同時，聚落的房舍也一棟棟的「躺平」，歷史性的地景就這樣消失了。我們團隊的另一成員周東森（研究生）看著地景的更迭，感嘆「我應該要回去我童年生長的屏東，趕緊拍一些照片存檔，要不然哪一天拆到我家！」。「中都濕地公園」標榜要「營造適合候鳥的棲息環境，讓過境的候鳥選擇在此落腳歇息」，所以榮華說：「如果讓老一輩的人知道候鳥比他們重要，不知道他們怎麼有辦法回顧他們的一生？」2011年8月，「中都濕地公園」獲得2011年國家卓越建設獎優良環境文化類最高榮譽獎項卓越獎，並將再接再厲參加全球卓越建設獎（FLABCI Prixd’ Excellence）的角逐。[26]

2003年東海大學建築研究所研究生陳瑋珊選擇以市府的「文化愛河」計劃做為論文主題，她呼籲在中都地區都市重劃計畫即將公告之際，希望她的論文能夠提出不同於傳統都市計劃觀念的都市見解，「企圖能夠以地方原有的人與事物作為優先考量的重點，期能適時保留都市中少見的自然景觀、特殊的聚落紋理與共同的都市記憶。」六、七年過去了，她的期盼落空了。

六、我們可以「反暴力」，無法「反美學」？

    李宇軒在「2009高雄學工作坊－多元文化下的文化地景與空間治理」發表〈城市抵抗行動－藝術空間的實作經驗：高雄豆皮文藝咖啡館的空間政治分析〉，他嘗試以1999年成立至今的「豆皮文藝咖啡館」為案例，分析「城市抵抗行動是相對於菁英的宰制力量，是理解城市的替代方法，是基進政治的表現」，他認為「豆皮」可以「捍衛獨立藝術創作者或一般群眾的自由、民主及人文共同利益」。2007年底，「豆皮」創辦人劉秋兒提出「行走是最溫和的運動」的腳底路線，至2009年底在15次的行程中，參與者累積了地圖設計、歷史田調、文字與影像記錄、心得等，關注城市不同事物之間的關聯性與那些失落的歷史。

在藝術生態上，「反美學」的著力點是「現代主義的『美』是要揚棄的」，如《反美學》的譯者呂健忠在譯序中所述：「後現代社會積極入世的美學實踐就是反美學。反美學就是美學論述的鹹魚翻身：現代主義認為不美甚至醜的，如今都有可能激發得出美感。」我曾訪談過「豆皮」創辦人劉秋兒，他對「藝術的」、「美學的」、「都市的」、「空間的」乃至「自身的」、「反身的」都思考極深，但是他畢竟還是大家公認的藝術家。前述三個已消失或消失中的聚落居民，我相信他們直到現在還不明瞭他們要反的是什麼？或者他們被反的是什麼？也許他們從日常生活經驗中早就知道「美」或「醜」意味什麼，像是「傳統」對「現代」（紅毛港漁村對洲際港口）、「黑手」對「風華」（五金街對內城再造）、「陋瓦」對「豪宅」（違建聚落對美術館區）－這些深刻的內化經驗讓居民噤聲，這絕對是一場如Wieviorka（2007）闡述的「主體否定的暴力」，以「美學」為名。

行政院在「挑戰2008：國家重點發展計畫」中，將「文化創意產業發展計畫」列為重點計畫之一，以文化創意產業來構築新型知識經濟的骨架，因應傳統產業空洞化與轉型的困境。在「文化創意產業」的政策風潮下，高雄市也積極的思考如何開發、推動這個新型產業。市府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於2010年委託的研究案《建構文化創意城市可行性研究－以高高屏地區為例》，擬定了「創意城市與社會文化環境構面的策略」－其中的「長期政策性建議」，建議：

高雄市政府這幾年已經培養出市民的城市美學，可以繼續培養民眾的日常生活美學，當市民的文化素質到達某一程度，文化創意產業就會水到渠成。西方人把文化、藝術融入生活，也就是生活美學、生活藝術，這是文化創意的活水源頭。

反觀日本社會學者東浩紀、北田曉大致力於「反既有的『都市論』和『東京論』，提出全球化時代下的新自由主義在面對「都市政治」的衝突時，如何操弄「共同感的認同」，以補缺「國家角色的缺席」，例如無視於東京有不同的年輕人次文化街區，硬要運用一套都市開發與設計的手法，讓「東京」變得同質性、劃一性（東浩紀、北田曉大，2007）。被台灣各界推崇的日本「城市美學」典範－森集團大型都市更新開發案「六本木Hills」，其實在日本內部引發了諸多爭論，例如建築評論家中崎隆司強烈的批判，縱容巨大的資本搞出「六本木 Hills」這類大規模再開發案，一舉將東京都心既有的、具歷史特色的區域景觀覆蓋掉，其他的開發案也一再的複製「六本木 Hills」的經驗，只會讓「東京人」迷失（中崎，2007）。

東浩紀、北田曉大（2009）重新詮釋「アーキテクチャ」（Architecture）今日的意涵，他認為這個字眼的系統已經擴展到三種意義：建築、社會設計與資訊系統。所以我們對於這種規定了現代社會的新型態權力究竟要如何招架、抵抗？「アーキテクチャ」絕對不是抽象的理論，它直接連結到勞動問題、都市階層落差，甚至因為公共空間的控制、監視與排他性，成為國家制度暴力的溫床。回到「美學」的提問，杉田敦（1998）舉出今日西洋哲學的困頓是因為「哲學」自身已經與「現代權力」一體化了，所以無法生產出阻止「社會」逐步的朝向規格化的理論。從前述三位紀錄片導演的訪談，與描述三個聚落的消逝過程，「美學」被視為「哲學」的本體論，如今被挪用到「都市治理」體系，完全無法抽身，彷彿等待著暴力機制徹底的美學化！

 

參考文獻

中文文獻

〔1〕     陳坤宏，《空間結構－理論與方法論》（台北：明文，1991年）。

〔2〕     Barnett,Jonathan.著，謝慶達、莊建德譯，《都市設計概論》（台北：創興出版社，199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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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Trancik, Roger.著，謝慶達譯，《找尋失落的空間：都市設計理論》（台北：田園都市，199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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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陳瑋珊，《永續的文化愛河計畫：後工業都市中水岸空間的復甦策略與練習》（東海大學  建築研究所碩士論文，2003年）。

〔11〕  郭芷余，《都市治理的情感政治：高雄火車站周邊暨願景館的社會分析》（輔仁大學大眾傳播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5年）。

〔12〕  詹偉雄，《美學的經濟－台灣社會變遷的60個微型觀察》（台北：風格者，2005年）。

〔13〕  蔣邦榆，《從居民觀點探討高雄市城市觀光發展與工業城市再生》（國立高雄餐旅學院餐旅管理研究所碩士論文，2005年）。

〔14〕  王姿雯，《高雄市愛河河岸空間活化之個案研究》（國立嘉義大學視覺藝術研究所碩士論文，2006年）。

〔15〕  黃麗蓉，《走出「文化沙漠」：戰後高雄市的文化建設(1945-2004)》（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在職進修碩士班碩士論文，2007年）。

〔16〕  彭貞貞，《公共藝術對城市空間美學的影響－以高雄市為例》（南華大學環境與藝術研究 所碩士論文，2007年）。

〔17〕  楊瑪利、藍麗娟、陳應欽等，《新．東京美學經濟：探索一座未來城市和七位大師的設計力》（台北：天下文化出版，2007年）。

〔18〕 LA VIE編輯部，《從新市鎮看到大未來：10個國際城市品牌再造全記錄－CREATIVE CITY005》（台北：麥浩斯出版，2008）

〔19〕  莊其昌，《城市美學與都市行銷策略之研究－高雄市個案研究》（國立中山大學高階公共 政策碩士班碩士論文，2009年）。

外文文獻

〔20〕  杉田敦（1998）『権力の系譜学 フーコー以後の政治理論に向けて』。東京：岩波書店。

〔21〕  中崎隆司(2007)『なぜ無責任な建築と都市をつくる社会が続くのか』。東京：彰国社。

〔22〕  東浩紀、北田暁大(2007)『東京から考える―格差・郊外・ナショナリズム』。東京：日本放送広済堂。

〔23〕  Michel Wieviorka (原著)， 田川光照 (訳)『暴力』。東京：新評論。

〔24〕  東浩紀、北田暁大(2009)『アーキテクチャ』。東京：日本放送出版協會。

〔25〕  Castells, Manuel.（1985）. The City and the Grassroots: A Cross-Cultural Theory of Urban Social Movements.Berkeley:University ofCalifornia Press.

〔26〕  Harvey, David. (1996). Justice, Nature and the Geography of Difference.Oxford: Blackwell.

〔27〕  Rowe, Peter.（2005）.East Asia Modern- Shaping the Contemporary City. .Lindon:Reaktion Boo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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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文藝復興時期、巴洛克時期歐陸城市即以幾何型態的「美」做為廣場與大街的設計概念；Haussmann在19世紀的「巴黎大改造」，將這種對置、視覺統整的美學概念發揮到極致。

[2] 參照Trancik在《找尋失落的空間－都市設計理論》一書中提到以包浩斯（學校）建構的「機能主義建築」（或建築的機能主義）反映了20世紀初期知識及美學革命。「包浩斯認為即使人們會一時眷戀裝飾形式及歷史背景，但只要經過一段時間與教育之後，民眾就會懂得珍惜更高層次的純美學原則。」（Trancik,1997,p.26）。

[3] 參照「當設計漸漸遺忘了或背離了建築的原點，我必須要說『美學』是必須要被放置在審圖的機制中的， 生產建築的你，請別忘了美學，同意建築誕生的你，請別忘了美學。」－引自

〈META MAGAZINE〉網站「archicake daily」中，網路會員Bluegrid （暱稱）所撰，篇名為「生產建築的你，請別忘了美學」。網址連結http://www.mmag.com.tw/ad/20100312-environment-189（搜尋日期為2011.6.20）

[4] 參照「『美』之要求，是人類生存發展的根本問題之一，借用老子道德經之語『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美的問題正是如此。」（田曼詩，2001：3）。

[5] 20世紀初期美國發展的「城市美化運動」（City Beauty Movement）可謂「城市美學」的重要骨幹。

[6] 參照「從我參與造鎮工作，2004年取得第一批土地開始，我便對新市鎮有了濃厚的興趣，其後歷經了都市審查階段，我花了不少心思了解新市鎮相關法規和國外案例。」－引自《從新市鎮看到大未來 10個國際城市品牌再造全記錄》中遠雄房屋副總經理張麗蓉的書序。

[7]參照「由人民火大聯盟、人民老大參政團、無殼蝸牛聯盟、專業者都市改革組織、全國自主勞工聯盟，以及綠色公園行動聯盟共同組成，抗議全台北市為了因應花博而規劃的『台北好好看』，成就現今存在74處的短命公園，就在花博結束後，即將面臨消失於無形的假象。」－引自〈破報〉陳韋臻「寫給萬華區以外的居民－總有一天拆到你家的都市更新」。網址連結http://pots.tw/node/6450（搜尋日期為2011.6.15）

 

[8] 2009年8月台北市從巴黎、蒙特婁、塞維爾、墨爾本等全球13個國家、19個都市中脫穎而出，取得「2011世界設計大會」（由「國際設計聯盟(IDA)」在全球推動的設計年會）主辦城市資格。

[9]參照「放棄貴族的/大眾的，美/醜，善/惡，或建築/土木等區別，全部一視同仁。這樣的觀察方式才是我們覺得各式各樣構造體形成巨大集合的東京都市空間一直反映的現象。」（貝島桃代、黑田潤三、塚本由晴，2007:12）

[10] 依據Pinch 和 Knox所述，無論對於地理學家，還是對於各種不同學科的研究者來說，是那些特定鄰里和街區的特色以及與之相關的「地方感」賦予了城市魅力（Pinch and Knox,2005）。

[11]踢怕怕反美白藝術網網址http://www.jslee.tw/（搜尋日期為2011.06.10）

[12] 本文研究者也在人潮中「恭逢其盛」，儘管市長與市民看似沉醉在爵士樂與迷炫的燈光下，但是近在呎尺的五福路上的摩托車陣呼嘯而過，形成了「同邊不同國」的奇特景象。

[13]大統商場262、大立百貨都屬於南部百貨事業龍頭的大統集團旗下的百貨公司。

[14] 分別是新光廣場、生日公園、忠烈祠、孔子廟、哨船頭公園、中央公園（城市光廊）、河東路及河西路園道、打狗英國領事館、紅燈碼頭。

[15] 研究者林峻祺推測指的可能是指流鶯。

[16]參照「最愛生活在高雄－2010陳菊競選官方網站」。網址連結http://kikuchen.pixnet.net/blog/post/21175987（搜尋日期為2011.04.20）

[17]參照天下雜誌〈美麗經濟學 讓人民樂在高雄〉（2008.9）。網址連結http://www.cw.com.tw/article/article.action?id=35714（搜尋日期為2010.06.10）

 

[18]策展人蕭立峻表示，腦部結構中控管記憶的「海馬迴」和地圖上的高雄港十分類似。人腦一旦失去海馬迴，便代表舊有記憶一掃而空。

[19]老高雄文化行動紀錄網址http://www.kaohsiungactivism.com/（搜尋日期為2011.07.10）

[20] 參照「（官方版）紅毛港聚落文化」。網址http://sub.khcc.gov.tw/hougmaogang/index.htm（搜尋日期為2011.06.15）

 

[21]相關報導與拆遷始末參照「打狗五金老街保存發展協會」網站。網址http://tkhems.pixnet.net/blog（搜尋日期為2011.06.20）

[22] 魏聰洲、廖沛怡、陳奕齊， 2005，《移民 苦力 落腳處－從布袋人到高雄人》。高雄：高雄市政府勞工局。

[23]它的前身是1899年日人鮫島盛創辦的「鮫島煉瓦工場」，為打狗第一家磚仔窯。1913年日人後宮信太郎在台北成立「台灣煉瓦株式會社」，整合「鮫島煉瓦工場」，更名為「台灣煉瓦株式會社打狗工場」。戰後由經營唐榮鐵工廠的唐傳宗先生購入，成立「唐榮鐵工廠股份有限公司高雄磚廠」。後來經營不善，由經濟部接管，歸屬公營事業機構。1985年唐榮磚窯廠不敵新建材的發展與替代潮流，終於正式停工。

[24] 「中都大變身 土地重劃創造300億地值」網址http://epublication.kcg.gov.tw/pictorial_short_content.asp?EPKey=3727（搜尋日期為2011.05.20）

[25]參照「中都濕地公園」網址http://pwbgis.kcg.gov.tw/zhongdu1/（搜尋日期為2011.05.20）

[26]參照張世雅，〈中都工廠荒園重劃 脫胎換骨〉（2011.8.11）。聯合報，A10房產新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