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人階級的現狀和未來（中國工人研究網）

最新一期的《中國左翼評論》（2011年第四期）製作了〈歷史遺產、全球金融危機與中國工人階級運動〉的專輯，對六十多年來中國工人階級狀況的歷史變化與當前處境，作了廣泛而深入的探討，頗值一讀。我們選刊其中兩篇，有興趣閱讀全部文章的讀者，請上http://chinaleftreview.org   ──編者

恩格斯指出：“工人階級的狀況是當代一切社會運動的真正基礎和出發點，因為它是我們目前社會一切災難的最尖銳最露骨的表現。”中國的無產階級承受著最尖銳、最露骨的社會災難，他們也肩負著社會主義運動的未來使命。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工人階級也發生了很大變化，在傳統工人階級日益商品化的同時，農村勞動者不斷無產者化，同時大量知識份子也不斷落入無產階級隊伍之中。在全球化的時代，資本主義生產關係在城市和農村的擴張使“階級對立簡單化”，“整個社會日益分裂為兩大敵對的陣營，分裂為兩大相互直接對立的階級：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

一、傳統工人的歷史和現狀

建國後，經過30年的社會主義建設，培養了一支工人階級隊伍。這支工人階級隊伍的成長同社會主義命運緊密相連，他們建設起來的全民、集體企業也是共和國發展的縮影。傳統國企工人有兩方面的特點。一方面，他們具有無產階級的鮮明特徵，鬥爭的方向總是與社會主義制度緊密相連。工廠都是老一代工人通過辛勤勞動創造起來的，他們經過社會主義教育，以廠為家，具有鮮明的主人翁意識，是私有化的主要阻力；另一方面，傳統工人是在建設社會主義的過程中培養起來的，缺乏同資產階級鬥爭的經驗。在文革中，工人受到一定程度的鍛煉，但由於鬥爭的複雜性，相當多數的產業工人都加入了保守派，如文革初期重慶工人成立“工糾”，跟隨黨內當權派，同造反派對立。傳統工人習慣於聽黨的話、跟黨走，對黨的變質、對資本主義復辟缺乏具體和深刻的認識，伴隨著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的恢復和發展，傳統工人受到現實的教育，才逐漸地認清當年不能深刻理解的黨內走資派問題。

在“放權讓利”階段，工人的經濟收入在不斷提高，而且增長的速度較快。據《中國統計年鑒》的數字計算，改革開放前國有單位職工工資年平均增長4.4％，改革開放初期實際平均工資年增長幅度為改革開放前的6.3倍。以北京某機械廠 為例，1983年機械廠開始對直接生產工人實行超額計件工資制，即超額完成生產指標頒發超額獎，全廠職工的月平均工資從1978年的52元上升到1985年的119元，年均工資增長13％。在這一階段上，工人逐漸放棄了管理權利，從以前的政治掛帥走向了關注物質利益。

隨著一長制的恢復，工人失去已有的民主權利，管理層逐漸失控。《工人日報》指出：“隨著改革方向的明確，廠長、經理及其他經營管理人員的地位、作用已經得到了明確的界定，他們的權力得到了明確的保證。然而，無庸諱言，我們在正確地強調和注重了廠長、經理階層的權力和職能時，卻不恰當地疏忽了職工勞動者的應有權利。致使職工在分享改革成果的預期未得實現的同時，又未能分享參與協調的機會” 。1982年全國職工狀況調查表明，一些領導幹部通過不正當的手段為自己的子女安排較好的工種，在提幹、晉級、住房分配等涉及群眾利益方面，都給自己以及自己的子女和親屬以特殊的照顧。1986年調查表明，由於搞活企業的需要，企業管理者向經營者轉化，被賦予了更大的企業權力。企業廠長由上級領導任命、委派，實行負責制，職工滿意不滿意都得接受，幹好幹壞群眾既不能褒，也不能貶。他們說：“工人只盡主人翁義務，沒有主人翁權利，主人擔風險（企業辦不好，領不到工資），公僕有保險（企業辦垮了照樣當官或調走了事）”。企業幹群關係開始緊張，工人用消極怠工來對付幹部，已經成為公開的秘密。 據中華全國總工會1988年對17個城市400多個企業的21萬職工所作的勞動積極性調查顯示，“國營企業勞動者的勞動熱情不在峰值而在谷底。21萬職工中認為自己的勞動積極性得到了充分發揮的只占12%。”因為此時工人隊伍已經瓦解，所謂的勞動積極性就是關心私利的積極性，當工人的個人利益得不到滿足時，勞動積極性自然就會消失。改革家們對管理層獨霸工廠的原因睜一眼閉一眼，相反緊緊抓住怠工的結果，視為公有制效率低下的表現，並建立嚴厲的工廠制度，防止“性本惡”的工人們“偷懶”。

從1985年起，國營大中型工業企業實行職工工資總額同經濟效益掛鈎的制度，上繳利稅總額每增長1％，工資總額增長0.3％～0.7％。這一階段，工人收入繼續快速增長，但工廠內的差距迅速擴大起來。1986年12月5日國務院《關於深化企業改革，增強企業活力的若干規定》，“凡全面完成任期內年度責任目標的，經營者的個人收入可以高於職工平均收入的一至三倍。做出突出貢獻的，還可以再高一些。完不成年度責任目標的，應扣減廠長的個人收入。”事實上經營者的收入超過普通職工遠不止三倍。按照國家的規定，應當採取公開招標辦法，通過競爭確定承包經營者，但實際中很少有採用競爭辦法的，基本上都是主管領導拍板。在政府和企業之間，企業的承包基數和分成比例等指標取決於政府發包部門和廠長的談判，沒有統一和科學的標準；在企業內部，根據游正林的調查，承包人和承包監督人一般為分廠廠長和書記，在承包指標上有討價還價餘地，承包指標也不會訂的太高，正常情況下承包任務完成都不會很難，因此“完不成年度責任目標的，應扣減廠長的個人收入”也就成了空話。承包獎包括風險抵押金和超額獎兩部分，超額獎的分配由承包者自主決定，不再是公開的。這樣，通過兩權分離就創造出來“先富起來”的一批幹部。現代化大生產彼此之間的聯繫密切，很難按照計件工資的方式來計算勞動成果，再加上輔助工人和非生產工人沒有有形的勞動產品，因此工人的工資改革變成了普調。同時也開始發年度獎和紅包，工人之間的年度獎基本都一樣，工人與經營者獎金差距日益拉大。工人對工廠的變化看的非常清楚，工人中都流傳著這樣的話：“工人窮，廠長富，車間主任萬元戶，廠長掙錢沒有數。”

90年代戰略性改組的最重要內容就是“減員增效”，形式多樣，包括主輔分離、內退、買斷、退養、退職、居家、下崗等。工人開始下崗，到1997年底全國國有企業下崗職工634.4萬人，其中有309.5萬人沒有領到基本生活費。這一時期國企職工的切身利益受到前所未有的衝擊，迫使工人開始關注自身的利益，勞動爭議開始出現並呈上升趨勢 。1998年拉開“決戰”大幕，國有企業大量破產，大批工人下崗，從1998-2001年期間，全國國有企業累計有2250萬職工下崗 。下崗工人的生活境遇迅速下降，以三線下崗職工為例，2005年三線下崗職工月收入低於300元的有68％，下崗職工收入的92％用於衣食和子女教育，88％的下崗職工無法養活自己而不得不依靠政府福利、親友救濟。從三年攻堅開始，矛盾尖銳爆發，群體性事件快速增長，並最終引發了2002年的工潮。到2005年，全國8萬起群體性上訪事件、涉及400萬人，其中以職工為主體的有40％多 。

傳統工人中不同的群體很多。退休工人約有3000萬（國企退休2300萬、集體退休630萬），歷史上以低工資、高福利方式完成工業化建設，在向市場經濟體制轉軌過程中形成的歷史欠帳很多。退休工人最早起來進行鬥爭，也容易得到群眾的支持並最終獲得成功。一位退休女工回憶這一過程：“前些年不給我們發退休金，我們去找單位，單位說沒有，讓去找保險公司；去找保險公司，說單位沒給交，單位沒存錢，為啥給你們；返回頭又去找單位，單位說沒錢；後來又找市委，集體找了幾次，才給我們發退休金。要是不去找，一分錢都拿不到。”一般而言，退休工人已經退出歷史舞臺，但在中國存在特殊性。撫順市民政局一個主任這樣解釋：“現在撫順失業率這麼高，還能保持社會穩定，很大一部分的原因就是‘老的養活小的’，生活有保障了，這樣小的就鬧不起來了。”吉化的一位退休女工：“我現在和兩個兒子的家庭生活在一起，一家七口。我的退休金400元，老伴700元，倆兒子都在吉化上班，但兒子、兒媳全開不了工資，一家七口就指著我倆的1100元過日子，勉強只夠生活。兒子是集體工人，也是吉化建築公司的，月工資應為800元，但發不下來，單位說缺錢所以少開，三、四年不開支了。現在的世道都變了，青壯年都沒工作，反過來要靠老人養。”撫順礦區一位32年“礦齡”的老工人，兒子兒媳下崗後沒工作到瀋陽打工，把剛剛5歲的小孫子留在家由老人帶著，他無奈的說：“為什麼當礦工光榮了三十幾年，到這麼大歲數了不僅要養兒子還得養孫子……？” 退休工人同企業分不開，“雖然我們現在都是由社會統一發放工資了，但我們倆對工廠還是很有感情的。我雖然不在廠裏上班了，但我的孩子還在廠裏；工廠好了我雖然享受不著，但我看著也高興。我們退休的都是這個想法。”

傳統工人中下崗職工的鬥爭是最普遍、最堅決、最持久的。 根據2004年廈門市的調查，下崗職工中48.4％參加集體行動，主要採取經濟目標的形式，其中46.7％要求工作，43.3％要求收入補助，8.3％要求懲治腐敗問題。在集體行動中，集體上訪是最普遍的一種，參與集體行動的下崗職工中57.4％參與過集體上訪。通過現實的教育，工人逐步認識到團結起來進行鬥爭的重要性，全國各地工人都明白“大鬥大收穫，小鬥小收穫，不鬥沒收穫”。

官方宣傳，“三條保障線”是緩解下崗職工生存狀況的有效途徑，但事實上即便進了再就業中心的下崗職工，除了前三年能領取生活費以外，他們與沒有進入再就業中心的下崗職工沒什麼區別。長春拖拉機廠1998年設立下崗再就業服務中心，按照該廠勞資科科長的說法，下崗職工進中心的比率達到100％，不僅基本生活費足額發放、社保費用定期繳納，而且還為下崗職工提供培訓。按照“三條保障線”的標準，長春拖拉機廠做的已經很好了，但該廠幾位工人的話卻揭開事實的真相：“進中心是進了，可有個屁用啊！一個月就那麼點錢，現在我們出中心了，年紀大，沒技術，找不著活，只能在家待著。”“我98年下崗，01年出中心，也沒誰跟我說什麼失業救濟金。反正現在日子是過不下去了，單位卻說什麼不交供暖費，這個冬天就不供暖，這也太沒道理了！你（單位）不能不管我們，我們這次（示威靜坐），就是讓單位解決供暖的問題，這錢我們是不能自己交的！”進入再就業中心，也不意味著是企業發善心，長春一家麵粉廠一位下崗職工這樣說：“我是2000年6月1日下崗的，一下崗廠子裏就給辦了下崗證，也建立了再就業服務中心，我在裏面待了三年，每個月可以領到170元的下崗補助。”“為什麼單位要給我辦下崗證？因為它可以從中撈取好處啊！我們名義上下崗失業了，可單位還是讓我們去幹活，一天給8元錢。而且單位還規定，不辦下崗證不能上班，辦了才能上班。照我們的理解，廠子這麼做就是為了套國家的錢。你看，我們下崗了，單位就不用給我們交每月188元的養老保險，以前這是每月都要扣的，然後現在呢，失業優惠證（即再就業優惠證）也必須辦，不辦就不讓上班。到了後期個人懶得辦的，乾脆是企業替他辦。我們辦了優惠證，它（單位）再把我們招回來，它就可以享受免稅。單位裏沒有辦下崗證和優惠證的（職工）真就沒給再安排工作。他們有的買斷了，有的就長期放假，但都沒活做。”

很多下崗職工已經同企業有償解除了關係，但改制引發的矛盾並沒有結束。企業破產後經濟欠帳很多，根據陝西省總工會對29戶困難國企調查顯示，拖欠醫療費問題普遍嚴重，被調查企業共拖欠退休職工醫療費6323萬元，拖欠個人最多達十幾萬元、拖欠時間最長達十幾年，其中有1/3的企業至今仍拖欠已死亡多年退休職工的醫療費。 根據湖北省總工會的調查研究，在調查的60家改制企業中，有5家拖欠職工工資，11家拖欠職工集資款，13家拖欠職工醫療費，18家拖欠職工住房公積金 。因此國企工人以要拖欠工資、要補償和社保等為目標，以捍衛國有資產、反腐敗為形式進行鬥爭，階級意識逐步加強。

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發展的現實教育了傳統工人，開始重新認識毛主席和社會主義歷史。下崗工人講：“毛主席給個鐵飯碗，鄧小平鑽個眼，江澤民踩個扁，朱鎔基踢個遠。”吉化的工人講：“這幾年發展迅速，是什麼發展迅速，無非是資本的原始積累迅速罷了，資本主義幾百年的資本原始積累，吉化用了幾年就完成了”。工人感歎：“三年清知府，十萬雪花銀，現在的有過之而無不及啊。” “毛主席時代，工人有股精神，不受氣，是工廠的主人。鄧小平時期，工人手裏有一點錢了。現在權利都讓給了外國人，領導剝削、壓迫工人，只滿足了少數人的利益。國家性質只是掛名的社會主義，而不是真正的社會主義。”

在社會主義建設時期，工人是工廠的主人，有政治地位，有養老、醫療保障，有工作積極性。國企工人無法忘記毛澤東時代，因為在那個時候，毛主席、共產黨是真正的依靠工人的，是為工人謀福利的。“那個時候，工資照發，工作不累，醫療公費，誰會說主席不好？”“毛主席活著，每月掙三四十塊錢，幹得可有勁呢。吃的用的都不缺。現在連最低的生活保證都沒有了。”“還是毛主席時代好。現在啥都出來了，當時的地主也比不上現在，有錢就什麼都有，沒錢啥也沒有。現在大學都不唸了，唸不起；要找工作，還得花錢。現在年輕人結婚也不要孩子了，承擔不了，不敢要，自己還靠父母養著，哪敢要孩子。”

二、新工人的現狀與要求

實施聯產承包責任制以後，農村鄉鎮企業快速發展，人口快速向非農產業轉移，年均970萬。從1988年～1991年治理整頓時期，鄉鎮企業普遍停滯，非農就業增長減弱。南巡講話以後，城鎮私營企業進入快速發展時期，就業人數迅速增長，離土離鄉的人數每年增加1000萬，形成民工潮。據有關資料，目前我國農民工群體總數在2～3億，其中進城農民工應有1.4億。農民工已經成為工人階級的主體。

老一代農民工處於“兩栖”狀態，很多人打算打工賺一筆錢後回農村做生意。隨著大生產對小生產的排擠和農村土地流轉的迅速擴張，新一代農民工越來越同工業大生產相聯繫。一個來自湖南的廣東打工者說：“我的一切都與父輩們不一樣了。我不打算再回農村娶老婆生孩子。我有知識有文化，我要學會一門技能，在這裏紮根。” 對於今後打算，有超過一半的人將會繼續在外面打工，只有17.4％的人選擇回家鄉。新一代農民工已基本具備了無產階級的特徵，並具有了一定程度的工人階級意識。據廣東省總工會的調查，81.5％的農民工對自己的工人身份表示認同，對“自己在什麼情況下才完全是一個工人”的問題，70％認為工資收入是進城務工人員衡量自己職業身份的首要條件，僅有5.5％選擇“獲得非農業戶口”，這說明在農民工看來，戶口與他們的職業身份已經沒有多大關係了。

大多數農民工文化素質偏低，受教育年限不足7年，據有關資料顯示，農村勞動力中，小學及以下文化程度占40.31%，初中占48.07%，高中以上僅占11.62%，受過專業技能培訓的只占9.1%。由於沒有專業技能，他們只能從事最苦、最累、最髒的力氣活，生活條件也極其惡劣，大多住在簡易的民房、工棚、甚至是候車室、地下管道、橋樑下等惡劣環境中。他們的勞動報酬低、工資常被拖欠、安全和健康沒有保障。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一份報告顯示，從1992年到2004年，珠江三角洲外來工月平均工資僅增長了68元 。據有關方面統計，2003年，全國死於工傷事故人數高達13.6萬人，農民工占到80%；全國職工患職業病超過50萬人，而農民工就占到50% 。2004年的另一份調查報告顯示：珠三角每年發生斷指事故案件至少有3萬宗，被機器切斷的手指頭超過4萬截 。根據2004年浙江7市的調查，農民工生病以後，大多數自己隨便買點藥硬抗過去，只有24.4％的人會去醫院；14.9％的民工是8小時工作制，38.5％的民工每天工作8～10小時，29.5％工作10～12小時，15.5％工作12小時以上；只有6.7％的農民工有雙休日，22.3％的農民工有1天休息日，56.3％沒有休息日。 當最起碼的要求都得不到滿足時，工人們只能選擇反抗。一份研究資料顯示，1999年僅發生在深圳的大規模罷工至少在100起以上。沒有人能準確統計出每年發生在珠三角的大小罷工事件到底有多少起。廣東省總工會提供的資料是每年一萬多起，另一說則是每年兩萬多起。統計顯示，2004年1至7月份，廣東省勞動部門處理過的群體性突出事件達到540宗，涉及人數5.73萬人，比上年同期分別增加了15.4%和17.7%。

同傳統工人不同，農民工是在資本主義環境下成長起來的雇傭工人，具有資本主義傳統勞資關係的特徵。他們的要求一般集中在增加工資、改善勞動條件等方面。以集體爭議為例分析衝突的直接原因，1996年第二季度全國因拖欠工資引起的集體上訪和罷工有530多起，第三季度590多起，占42.6％；1999年欠薪成為集體爭議的第一位原因；2002年欠薪更成為全國範圍內“影響社會穩定的重大問題”。勞動和社會保障部的一項統計表明，近年來，各級勞動監察部門為勞動者追回的欠薪數目逐年上漲，從2002年的14.5億元開始，“成績”越來越顯著，2003年幾乎翻番，為27億元；而2005年、2006年都達到58億元。這一看漲的成績單背後凝結著勞動者的多少辛酸！

從行為組織上看，自發性是農民工的重要特點。深圳某臺灣鞋業有限公司的管理和保安人員經常體罰工人並克扣工資，結果引發了3000多名工人參與的大罷工，工人在廠內砸玻璃、燒垃圾、呐喊示威，以示抗議。大連某日本獨資企業，由於工人工資水準過低，工人多次反映而資方不予理睬，於是，爆發了有6000多人參加的罷工，在堅持了兩天半後，日本總部急令答應工人的要求，但大連市政府出面干預壓制工人的要求。

隨著國際資本主義矛盾的發展，沿海勞動密集型企業所賴以生存的條件逐步失去，生產成本大幅上升。2008年《勞動合同法》的施行推動了階級矛盾的發展。《勞動合同法》規定：“勞動者在該用人單位連續工作滿十年”或“連續訂立二次固定期限勞動合同”，用人單位與勞動者應訂立無固定期限勞動合同。這一規定引發了資產階級的恐慌，很多資本家搶先辭工，試圖以轉為勞務工的方式規避《勞動合同法》的制約，由此引發了集體爭議大幅增長。工人認為可以解除勞動合同，但必須按照新法償還加班費和勞動補償金，平均每人追討的規模在幾萬元左右。

三、大學生無產者化

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1888年英文版上加了一個注：“無產階級是指沒有自己的生產資料、因而不得不靠出賣勞動力來維持生活的現代雇傭工人階級。” 即無產階級是指不佔有生產資料，在雇傭勞動關係依靠工資收入而獲得生活資料的勞動者構成的社會集團。隨著生產社會化和勞動協作的發展，生產工人的概念必然擴大。生產工人指生產剩餘價值、服務於資本增殖的雇傭勞動力，生產工人不一定創造價值，但必須能為資本家帶來剩餘價值。中關村從事編程和軟體發展的人員最為典型，他們直接稱呼自己為“IT民工”，也很形象地說明了自身雇傭勞動的特徵。隨著腦力勞動者人數的不斷增加，馬克思在19世紀後半期先後提出了“腦力無產階級”和“總體工人”的概念：“隨著勞動過程本身的協作性質的發展，生產勞動和它的承擔者即生產工人的概念也就必然擴大。為了從事生產勞動，現在不一定要親自動手；只要成為總體工人的一個器官，完成它所屬的某一種職能就夠了。” 恩格斯指出：“希望你們的努力將使大學生們愈益意識到，正是從他們的行列中產生出這樣一種腦力勞動無產階級，他們負有使命同自己從事體力勞動的工人兄弟在一個隊伍裏肩並肩地在即將來臨的革命中發揮巨大作用。” 列寧也曾提出過“工程師無產階級”的概念。這些新概念將腦力雇傭勞動者與體力雇傭勞動者一起劃入了“總體工人”或“生產工人”的範疇，反映了工人階級發展的歷史。

中國的資本主要依附於國外壟斷資本，並不需要大量的技術研究人員。同時中國的資本利潤微薄，也無法供養數量龐大的知識份子群體。因此，教育的“資本”化“生產”出規模龐大的大學生群體，巨大的就業壓力使得腦力雇傭勞動者同體力雇傭勞動者越來越趨同。根據教育部的公報，2007年入學大學生567萬，當年應屆畢業生495萬；根據2006年人事部調查資料，6成大學生畢業即失業 。根據勞動和社會保障部的一項抽樣調查結果，農民工對月平均工資的預期為1100元，而應屆大學本科畢業生的預期已降至1000元左右，且近年來呈不斷下降趨勢 。廣州勞動社會保障部門的官員甚至認為“大學生不如農民工有競爭力” ，浙江記者經過調查發現，很多大學生爭著去餐廳做服務人員，“跟農民工搶飯碗” 。因此，準確地說，當代知識份子主體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儘管很多知識份子並不會主動認同這一點。

目前，我國腦力無產階級約有6000～7000萬。包括：機關辦事人員1000萬，平均年勞動報酬17644元 ；專業技術人員3533萬，其中事業單位2613萬，平均年勞動報酬16458元；企業辦事人員2080萬。

四、勞資矛盾的解決途徑

2006年10月，十六屆六中全會通過《中共中央關於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明確提出“發展和諧勞動關係”。針對勞動合同簽訂率低、勞動條件惡劣、拖欠和克扣職工工資嚴重、群體性事件經常發生等問題，《決定》提出要完善勞動關係協調機制，進一步加強政府、工會、企業協調勞動關係三方機制建設；全面實行勞動合同制度和集體協商制度，確保工資按時足額發放；從建立健全國家勞動標準制度入手，針對安全生產、職業衛生、勞動保護等方面的問題，要督促各類企業嚴格執行國家勞動標準，加強勞動保護；要健全勞動保障監察體制和勞動爭議調處仲裁機制，通過監察執法督促企業依法與勞動者簽訂勞動合同，整頓規範勞動力市場秩序，幫助勞動者特別是農民工追回被拖欠的工資，積極維護勞動者的合法權益。十七大繼續提出了“學有所教、勞有所得、病有所醫、老有所養、住有所居”的和諧社會建設目標。

“發展和諧勞動關係”主要有三條：第一，不拖欠工資；第二，建立社會保障制度；第三，如果前兩條不能實現，則通過三方協商機制解決爭端。從官方理解中看，社會和諧發展的基礎是政府財政和資本家能拿出錢來，保障勞動者能拿到一點“體面”工資。這對國際和國內環境提出了明確的要求，即以美國為核心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長期繁榮下去，以保證兩頭在外的中國經濟持續增長。只有目光短淺的資產階級學者，才會將眼前的繁榮當作亙古不變的教條，忘記高懸在和諧社會上方的達摩克利斯之劍——“新的革命，只有在新的危機之後才可能發生。但它正如新的危機一樣肯定會來臨。”

首先，資產階級同傳統工人和諧不了。即便不提老工人對社會主義的記憶，單從官方要求的銜接社會保障角度，距離完全轉軌也仍有很大差距。2003～2004年的一項調查表明，國企下崗職工有41.6％同原單位買斷勞動關係，而集體企業下崗職工只有18.5％買斷了關係。在已經買斷的人當中，55.6％繳納了基本養老保險，在沒有買斷的人當中，只有24.4％繳納了基本養老保險 。瀋陽市基本養老保險按照18％的比例繳納，2004年瀋陽市月平均工資969元，下崗職工繳費1766元，醫保按10％繳納，年繳費1163元，兩項合計近三千元，在夫妻雙下崗的情況下，這個數位還要翻倍。然而下崗職工收入遠低於平均水準，瀋陽市下崗失業人員有50％的人再就業後月收入在400元以下，很難承擔得起養老和醫保的費用，在30歲以下的下崗失業人員中，有80.8％沒有繳納養老保險，30－40歲之間有72％沒有繳納，40－50歲之間62.7％未繳。根據2006年底山西大同市總工會對所轄6縣區小型困難企業的調查，參加基本醫療保險的職工占在冊人數的36％，參加大額醫療費用（大病）補助的職工人數僅占在冊人數的12％。 總體上，下崗失業人員中，繳納養老保險和醫療保險的比例分別為35.5％和5.4％。大部分人為無法參保而憂慮。

和諧勞資關係要求建立三方協商機制，但一輪又一輪“攻堅”所引發的矛盾不在協商範圍內。《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審理與企業改制相關的民事糾紛案件若干問題的規定》第三條規定：“政府主管部門在對企業國有資產進行行政調整、劃轉過程中發生的糾紛，當事人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訴訟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也就是說，只要是中央或地方政府部門批准的“買斷”或其他改制糾紛，事實上就投訴無門。

其次，新工人同資本家們越來越難於和諧。伴隨著新一代產業工人的成長，一個問題越來越緊迫的提出來：前途在哪里，未來怎麼辦？新工人無法回到農村，成渝土地流轉經驗在中西部迅速推廣，甚至將大量老一代農民工回鄉養老的夢想阻斷。從階級意識上講，新工人盼望融入城市，最有可能真誠的追求“學有所教、勞有所得、病有所醫、老有所養、住有所居”的目標。但農民工卻很少繳納社保，每次辭工都要到勞動部門退保。以養老保險為例，勞動和社會保障部規定享受基本養老金條件一是達到退休年齡，二是累計繳費年限滿15年。各地城市則制定了對新工人更具歧視性色彩的規定，以深圳為例，“退休年齡的前5年，在本市連續繳費”、非深圳戶籍員工流動前的連續工齡不視為繳費年限，也就是說56-60歲的外來男工必須穩定的在一個工廠裏工作至退休 ，對於流動異常頻繁的新工人而言，根本無法想像。因此在打工者看來，“這錢等於是白花”，“還不如把錢退回到手裏踏實。” 新工人連養老、醫療保障都沒有，如何能實現和諧社會的五大目標呢？

再次，腦力無產階級生存環境越來越惡劣。按照官方的界定，應聘於外企、三資企業的各級、各類“白領”和專業技術人才本應是中產階級的重要來源，是“橄欖型”社會的重要支柱，是有效緩衝富有階層和赤貧階層矛盾衝突的中堅力量。但腦力無產者要求在城市安家落戶，同“新三座大山”（教育、住房、醫療商品化造成的高額經濟負擔）之間矛盾更為突出。單是房地產商，就可以將大部分腦力勞動者的工資收入洗劫一空。更何況越來越多的大學生會墜入無產者隊伍,正如《共產黨宣言》中所指出的：“工業的進步把統治階級的整批成員拋到無產階級隊伍裏去，或者至少也使他們的生活條件受到威脅。他們也給無產階級帶來了大量的教育因素。”

此外，在土地、資源等各種生產力要素上漲的條件下，依靠剝奪廉價勞動力為生的中小資本生存日益艱難，紛紛向內地轉移。之所以老工人在工廠保衛戰中節節敗退，秘密在於農民工與國企工人之間的差異和對立。而資本力量的壯大也必然使賴以戰勝傳統工人的手段走向反面，老工人與新工人一樣一無所有，“機器使勞動的差別越來越小，使工資幾乎到處都降到同樣低的水準，因而無產階級內部的利益、生活狀況也越來越趨於一致。”新工人和老工人將從分裂逐步走向融合，正如《宣言》中所講：“隨著工業的發展，無產階級不僅人數增加了，而且它結合成更大的集體，它的力量日益增長，它越來越感覺到自己的力量。”在這一過程中，“工人有時也得到勝利，但這種勝利只是暫時的。他們鬥爭的真正成果並不是直接取得的成功，而是工人的越來越擴大的聯合。”資本主義生產的是“它自身的掘墓人”，“資產階級的滅亡和無產階級的勝利是同樣不可避免的”。

轉載自《中國左翼評論》http://chinaleftreview.or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