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6月21日登載徐綽先生評論柴衛東先生所著《生化超限戰:轉基因食物和疫苗的陰謀》的書評後,柴衛東先生於7月12日在大陸《烏有之鄉》網站發表了一篇簡答。徐綽先生據此逐一回覆柴先生的商榷意見,我們將柴先生的全文與徐先生的答覆一併登載,徐先生的答覆以方括號黑體字標示。──編者
簡單答覆徐綽先生(柴衛東)
近日看到徐綽先生對拙作《生化超限戰》的評論。讀後能感覺到,徐綽先生寫這篇書評是下了功夫的,比起方舟子等轉基因吹鼓手,徐綽先生學術素養要高出一籌,對一些學術常識也有所瞭解。因此我願意對徐綽先生做一點回應。以下,徐綽先生的文字用黑括弧【】標明。
徐綽先生全文《應根據科學事實面對轉基因問題──評“生化超限戰:轉基因食物和疫苗的陰謀”》載於https://critiqueandtransformation.wordpress.com/2011/06/21,並全文轉載於我的博客(http://blog.sina.com.cn/s/blog_6e9914110100unkj.html),故此處不再給出全文。
首先看徐文的標題【應根據科學事實面對轉基因問題──評“生化超限戰:轉基因食物和疫苗的陰謀”】,從題名裏面“科學事實”四個字,可以讀到的潛臺詞是,徐綽先生認為《生化超限戰》一書所根據的,並非科學事實。
科學事實固然好聽,但究竟什麼事科學事實,誰來界定科學事實,卻大有講究。
這裏舉一個例子說明界定科學事實是有難度的:徐綽先生應該很熟悉DDT的故事,DDT曾一度風光無限,凡是質疑DDT負面效應的,一律被主流學界和媒體視為異類,如《寂靜的春天》作者卡爾遜,被孟山都公司的支持者們大加嘲諷。但是, 1972年全球卻禁用了DDT——很顯然,在1960年代的時候,說DDT功德無量是一個“科學事實”,而1972年以後,說DDT弊大於利更接近科學事實。
〔DDT是個好例子,有關的DDT的“科學事實”有好幾個方面,必須分別來談。這種現象是我們對事物認識逐步深入時,經常會發生的。在清楚界定的範圍條件(boundary conditions)內,多個不同的“科學事實”可以各自成立,而並不互相抵觸。
1. 流行病的殺蟲劑 – 殺蟲劑DDT是在二戰初期在瑞士開發出來的,戰爭後期在熱帶戰區廣泛使用,有效控制了蚊子、跳蚤、蝨子以及它們所傳播的瘧疾、斑疹傷寒,拯救了無數士兵的生命。DDT在這方面的“科學事實”,確實是“功德無量”。戰後,它的發明人Paul Muller得到1948年諾貝爾醫學生理學獎,也是實至名歸的榮耀。
2. 滅蚊以及農藥殺蟲劑 – 戰後DDT被用來滅蚊及當農藥大面積噴灑,由於它在生物體內代謝速度極緩慢,形成順著食物鏈的“生物蓄積性”(bioaccumulation),給一些位於食物鏈高處的動物造成嚴重長期毒性。這情況促使卡爾遜女士1962年寫了《寂靜的春天》,這本書敲響了近代環保意識的啟蒙鐘聲,也促成了1970年美國環保署的成立。
柴先生謂:“而1972年以後,說DDT弊大於利更接近科學事實”。這句話卻不是那麼容易說清楚。利弊大小取決於如何具體使用DDT,而如何使用DDT又取決於對DDT特性之瞭解。瞭解生物蓄積性之前與之後,是截然不同的兩個階段。過去不瞭解,使用的結果弊大於利,後來花了巨大力量與金錢,才清除好許多被污染的地方。但在有了正確瞭解之後,目前DDT在世界上的有限使用,就遠遠是利大於弊。
附帶提一下,卡爾遜女士作為近代環保運動先驅的歷史地位早已蓋棺論定(她1964年就英年早逝),但她書裏對DDT的科學瞭解卻存在很多重大缺陷,幾十年來已有不少專家論述,給DDT做了適當程度的“平反”。總的來說,DDT給人類帶來的還是利大於弊,其中一個不引人注意的“貢獻”,就是幫助人類認識了“生物蓄積性”問題。目前世界各國對DDT敬而遠之的態度,其實是矯枉過正,不利於發揮DDT在正確使用下能夠產生的正面貢獻。〕
對科學事實的裁定,涉及到話語權的問題。而今天,農業部所推動的主流媒體擁有的話語權,以及跨國公司以及若干轉基因推手的話語權,顯然處於強勢地位——這種強勢,是科學的結果,還是利益的結果,抑或跨國公司商業文化戰略乃至其背後國家政府戰略的結果,我與徐綽先生可能有著不同的解讀。
我希望和徐綽先生探討,陳一文先生翻譯的四國九科學家全面揭露轉基因作物危害報告等數十篇論文(詳見http://blog.sina.com.cn/s/blog_4bb17e9d0100mq3q.html)是否構成科學事實?——判據是什麼?
〔這裏的資料經常被用來做為反轉基因作物的理論根據。我對此有兩點看法。
1. “科學事實”的標準是什麼?
以一個最起碼的要求來說,“科學事實”必須是發表在經過專家審閱的學刊(refereed journal)的報告。這類學刊對每一份投來的稿件,都須送給二到三位有關專家審查,經他們的修改及同意後,才可刊登出來。每個學刊的審查標準或有高低不一,但它們起碼代表了相當程度的專業標準/水準,遠勝於許多網路上不經審查就刊登的訊息。世界各國轉基因觀察網站刊登的訊息及解讀,並不盡可靠。
2.如何正確解讀“科學事實”?
許多轉基因觀察網站刊登的訊息,的確來自於專業學刊。但網站對實驗結果的解讀,往往自由地“各取所需”,把結果抽離了實驗原有的範圍條件(boundary conditions),做了“放之四海而皆準”的自由解讀。我在“不轉基因就放心嗎?”這篇對“放心油”事件評論裏,已舉了幾個實例供參考,請上網看https://critiqueandtransformation.wordpress.com/,在此不贅。
動物毒性試驗之設計與分析是非常複雜的學問,業界專家一不小心,有時也會“差之毫釐,失之千里”。這網頁裏的資訊已很多,堆砌更多類似的材料,並無助於大局。科學論證不是以量取勝,不正確的東西,數目再多也沒用,而正確的東西一件即可。我建議暫時拋開對轉基因的既有立場,找出原始資料,逐個客觀閱讀,並請專家來討論,共同來分析與解讀原始資料的“科學事實”。
您提到國內大環境下的話語權問題。在歐美社會裏,無論當今寡頭壟斷再厲害,政商系統再如何彼此呼應,科學上的話語權問題還是不成問題的。一個重要的事實是,美國是栽種及食用轉基因作物的最大國,轉基因作物的各種爭論也一直不斷。像這網頁裏提到的草甘磷嚴重毒性問題,若真正存在的話,美國老百姓的健康、性命首當其衝,他們必定早就大力奮起檢舉,而草甘磷的農藥執照也必定早已被美國環保局吊銷。這樣的事情,絕不可能由任何偏袒孟山都的政客完全遮蓋的。〕
徐文寫到【轉基因科技應用於農業作物對人類未來的生存,發展將有重大影響,但一般公眾對轉基因作物的基本科學知識非常欠缺瞭解。多年來種種錯誤觀點,經傳統媒體以及無遠弗屆的網際網路廣為散播,已氾濫成災。個人認為,轉基因科技必將長期存在,能夠造福人類社會的潛力無窮。公眾的誤解以及無端的恐懼若不消除,將會對其長遠發展造成障礙。】
徐文【轉基因科技必將長期存在,能夠造福人類社會的潛力無窮】這一論斷,尚待社會實踐的驗證——至少截至今天,中國內地成功解決吃飯問題,轉基因未曾提供絲毫貢獻。而英、法、德、日、俄等技術先進國家,亦無意使用能夠造福人類社會的潛力無窮的轉基因農業技術。——作為新興技術,轉基因貽害人類的潛力是否也是無窮的呢?——要知道,技術對人類社會的危害,不僅可能出於惡意,也可能出於無知的錯誤使用或者疏忽導致的意外。
〔我對您說的事實現況毫無異議。中國以及發達國家都在轉基因作物面世之前,就成功解決了吃飯問題。現有的抗殺草劑、抗蟲轉基因作物,只給生產者帶來降低成本、方便耕種的好處,但收穫的作物的一切性狀,與傳統作物毫無差別,它們並沒給消費者帶來任何特別好處,這是一個被大家忽略的轉基因作物痛腳。
我講的轉基因作物潛力是指第二代轉基因作物:(1)著重於重視消費者的特性改變,使產品比傳統作物更營養,更能促進健康,更美味,更便於儲藏;(2)更耐旱、耐寒、耐鹽鹼的作物,以增加可耕地面積;(3)作物做發酵桶,生產疫苗及藥品。
天下沒有白吃的午餐,任何新科技都可能帶來新問題。轉基因不是萬靈丹,農業因地制宜的地區化、個別化程度很高,各個國家與地區都需要仔細考慮何種作物最適合當地。〕
徐文說【四月底回台結識繼平兄,他授我以“生化超限戰 – 轉基因食品和疫苗的陰謀”一書,囑我寫一書評此書涉及面極廣,又導向一個難以具體捉摸的陰謀論。思索再三,只能就我所熟悉的轉基因作物做些評論,並略為談到疫苗問題。評論的重點在於釐清科學事實,希望今後大家能先把科學搞清楚,再對應用轉基因科技的社會影響發表評論。】
【評論的重點在於厘清科學事實】——這一“工作”,國內張啟發、黃大昉、陳章良等生物技術大家以及方舟子等吹鼓手,一直在努力,效果有待觀察。——如果說徐綽先生聲明與轉基因技術無利害衝突的話,那麼國內臺面上的轉基因推手,則大有利益衝突的嫌疑——在這樣的背景下,所謂科學事實,如何不受利益左右,值得推敲。徐綽先生是否也認為科學事實的討論有必要排除利益衝突的干擾呢?
〔您說的這些人我都不認識。但若僅因為某人在國內從事基因作物專業,就認為他(她)有利害衝突,就把他(她)的話加上另類標記,似乎也不公平。就好像對反轉基因人士的言論,不看內容,就一概投入垃圾桶一樣。我個人現在從雇傭關係上、組織聯繫上,與國內外轉基因種子公司、研究機構、民間團體都沒有任何牽掛,是個十足的“自由人”,但這並不表示我的言論就因此而一定客觀公正。何況,一個人的立場與動機,只要尚未“蓋棺”,都是隨時可以變的。議事時,最可靠的還是言論本身,發言者的職位、立場、動機都只能作參考而已。古訓“不以人廢言”就是這個道理。〕
徐博士很強調【理性】,我認為理性要基於對信息的充分掌握,否則陷於無知,而無知的危險並不比非理性更小。
〔您所言甚是。〕
【這本書以轉基因作物和疫苗科技為綱,試圖勾勒出以美國為主的帝國主義正在進行對中國(以及其他發展中國家)的全面糧食,人口控制,以達到獨霸世界的陰謀。陰謀論從來都是很難徹底證實或推翻的,但據以架構陰謀論的許多基本事實,卻往往可以解析與評論,而這,就是此書評之重點。】
這裏提醒徐綽博士,《生化超限戰》裏面列舉的美國NSSM-200,明確提出要控制第三世界人口,該檔1974年出臺,列為機密,1989年才解密——至少在1974年到1989年,NSSM-200難道不是陰謀麼?徐綽先生認為這個檔不能證明美國試圖控制第三世界人口的陰謀存在麼?面對這樣的檔,徐綽先生的理性似乎僅僅是無視或否認其證據價值?
〔您一定已注意到,我對書中國際事務的看法皆沒評論。原因很簡單,我對這方面的瞭解與知識很不足,沒資格做這方面的評論。〕
按照徐綽先生的邏輯,沒有被偵破的案件,案件和罪犯本身都是不存在的——因為沒有法庭能夠認可的證據!
〔不是這樣。先要有足夠證據(不需法庭認可)才可以立案。好比,要有死屍以及明顯的被殺的證據,才能建立一個謀殺案。先要能立案才能談破案。若無足夠證據,檢調單位是不可以輕易立案的。〕
徐綽博士提出【法律上的一個重要原則是,在沒有確切罪證之前,每個人都應視為無罪。當初從專利檔判定先玉335是轉基因玉米是錯誤的,所以,在沒有發現其他可信的“罪證”之前,我們必須視先玉335為傳統作物】
徐綽先生這裏談到了法律,卻忽視了法律的國家管轄局限。如果先玉335的知識產權所有人,美國杜邦公司,完全置於中國法律管轄之下,其育種過程完全向中國司法機構公開,其全部知識產權信息和技術秘密均向中國司法機構公開,我同意徐綽先生的無罪推定假設——但是,這些均不成立,且不說蓄意的資訊隱瞞,即使杜邦公司或者其個人的疏忽大意造成的基因污染,也是需要警惕並採取措施防範的。——這裏請徐綽先生注意本人的立論在於檢測能力,本書對轉基因檢測能力的問題進行了分析,希望徐綽先生提出具體的批評意見。
〔任何公司都有必須保守的商業秘密,但這並不妨礙國際商務。在目前中美商務法規定細則下,我不清楚杜邦公司須繳交有關多少先玉335的技術資料,但肯定不是“全部知識產權信息和技術秘密”。檢驗先玉335是否含有Bt抗蟲轉基因不是高深技術,中國農業部完全有能力做到,不需要杜邦公司提供方法。
誤認先玉335為轉基因玉米的根本原因,來自於認為它的親本自交系PH4CV玉米已是轉基因玉米,而這個錯誤認知來自對PH4CV美國專利文件的錯誤解讀。有位讀者來信嚴厲質疑我對該專利的解讀,我已詳盡回覆,該質疑與回覆全文已刊在“批判與再造” 書評後面,請上網查看。https://critiqueandtransformation.wordpress.com/〕
徐綽博士認為【無論終結者技術是否真能夠發展成熟,最終的實用範圍究竟能有多廣,它也只不過是一個通過種子特殊處理,使下一代植株某一部分定點不得發育(被終結)的一種技術。然而,本書對它不瞭解,“超限”解讀,把它形容成一種可以攻打敵國,隨時陷害它,可以任意讓它顆粒無收的基因科技武器。】
簡單提醒徐綽先生一下,所謂基因利用限制技術的後一種,即背叛者技術,在軍事上叫做二元生化武器技術,無需妖魔化,本身就是一種殺人傷人的戰爭技術。
〔我對“二元生化武器技術”不瞭解,但終結者技術不是屬於這一類。〕
徐綽博士認為拙作對殺精玉米(67頁表3-1,69,145,203頁)的介紹【這又是一個源於不瞭解,進而誤解’曲解,產生恐懼,再進一步妖魔化的典型例子。】
這裏徐綽先生比方舟子先生要客觀——方舟子乾脆否認殺精玉米的存在。另外徐綽先生的資訊顯然比較專業,本人6月30日有機會向20多位國內農業技術專家談及殺精玉米,居然無一人知道此事,或者承認知道此事。——這裏要感謝徐綽先生幫我證實殺精玉米的存在。——而本人認為,殺精玉米證明轉基因物種具有藥物屬性,應該按照藥物進行監管,不知道徐綽先生是否同意?
〔若殺精玉米能滿足兩項標準,或可考慮按照藥物進行監管:(1)真能由正常食用發生殺精節育效果;(2)效果很強,每天吃一兩根就行了。這當然都還是天方夜譚。有效的男性避孕藥,是歐美各大藥公司求之多年而不得的,若殺精玉米有如此神效,藥公司早已趨之若鶩,搶著把它當成寶貝來開發,不會拿它去控制第三世界人口。〕
在談到世界末日種子庫這一問題時,徐綽博士認為【更莫名其妙的是,作者沒給任何起碼的理由與解釋,就認定轉基因作物將是自然植物種子的大洪水,造成自然植物種子的滅頂之災,而這種子庫就是預見這大洪水災難,給傳統作物種子建立的方舟。不知作者有沒想過,轉基因作物的種子也是可以存放在這種子庫的。】
我提醒徐綽先生注意,全面推廣抗農達轉基因物種,輔以大量使用農達,外加轉基因物種的基因污染,當然會造成傳統植物的滅絕——請徐綽先生指出這個邏輯判斷的錯誤之處!另外請徐綽博士也給我科普一下,美國的轉基因作物與非轉基因作物之間,為什麼要有500米的隔離帶?
〔製造轉基因作物曠日費時,花費不貲。估不論研發成本,單是美國註冊登記,一個就是一千萬美金。再大的種子公司的資源也是很有限的,他們必須從一個作物的眾多品系中,精選幾個最適當的加以轉基因改良。而一個種子公司的最基本的(也是大眾平常聽不到的)業務,仍然是對傳統作物品系的不斷育種改良,轉基因作物僅僅是金字塔最頂端的一點點。
美國的轉基因作物與非轉基因作物之間的隔離帶,主要是防止轉基因花粉飄送到非轉基因植株上。隔離帶大小視作物花粉橫向飄送距離而定,玉米栽種最廣,視當地情況,隔離帶一般為25米左右,最多100米,沒聽說過500米的。〕
徐綽博士說【書中把許多橙劑在越戰中所造成的可怕後果,生硬地與孟山都捆綁起來,只是要製造一個孟山都的殺草劑都對人有害的印象,更進一步把孟山都轉基因作物也和橙劑對人的可怕禍害連上關係(31-32頁)。】
這裏徐綽先生對本人的意圖有誤讀,本書的立論是,橙劑對人體的傷害,是在1990年代才被孟山都所承認的,而此前,美軍士兵並不知道橙劑對人體的危害。——所謂科學事實,並非一成不變的,如果美軍士兵當時就知道橙劑的危害,還會去執行噴灑橙劑的任務麼?
〔我不知道孟山都何時或是否曾承認橙劑對人的禍害。它是在1980年代與一起被告的好多家公司,對受害人集體訴訟案件(class action lawsuit)達到庭外和解。這類和解的慣例是兩造達成協定,控方接受金錢賠償,撤銷控訴,審判立刻中止。受控方頂多只表達對受害人的道歉與遺憾,而不會承認錯誤。 〕
那麼,如果農達的危險需要數十年的時間才逐漸暴露,或者才被承認,那已經遭受傷害的人,豈是徐綽先生一句“科學事實”所能負責和補償的呢?
〔轉基因作物問世之前,農達已使用20年。我在書評中曾批評袁隆平先生所講的“轉基因食品對人類的長期影響,需要長期(兩代人以上)觀察才能得到可靠的結論”,這裏再把前此的批評引用一次:“請問,要觀察什麼?如何觀察?什麼樣的結果代表什麼樣的意義?有任何學理上或實際上的依據嗎?為什麼兩代,而不是三代,四代?“
人的想像力無窮,再安全的東西,我們也可以假想出各種可能的危險。別說農達才在地球上用了30多年,即使已用了100年,還是可以認為不夠長久,要101年才算數。這是個沒完沒了的數字遊戲,是一個邏輯上無解的死胡同。再引述一段書評的話:“從邏輯上來說,要充分證明一個沒有清楚定義的“假設的危險”或“可能的危險”之不存在,本身就是一件完全不可能也做不到的事。”
若我們把這種謬誤的邏輯用在一切農作物(傳統+轉基因)上,那結論必定是立刻停止大量栽種一切作物。即使已栽種了1000年、10000年的,也須等1001年、10001年的結果出爐,才好判定安全性,結果是地球上餓死一大批人。而有趣的是,這些死了的人才是真正安全的,因為他們已死,當然不會再受到傳統作物、轉基因作物的任何可能想像得出來的危害。原來那絕對安全的烏托邦境界,只有當地球上的人全死光了才能達到。嗚呼哀哉!〕
徐綽博士說本書【轉Bt基因抗蟲棉花 – 一個本書沒提的成功/失敗的故事】。
請徐博士翻閱本書正文第11頁,明確指出“江蘇省轉基因棉推廣進入第9個年頭後,曾因轉基因“優勢” 而產生的“增量”隨時間延長被消耗殆盡! 轉基因棉花退化於2009年集中爆發,除了產量下降外,其品質也出現了嚴重下降,表現尚不如普通棉。”——不是本書沒提,而是徐博士沒有注意到。
〔對不起,這是我的疏忽。〕
【轉基因作物既不是妖魔,不是洪水猛獸,也不是解決農業生產的救世主,萬靈丹,它是一項新技術,新工具,需要經過一番實際檢驗之後,才能與其他農業技術配套使用,充分發揮出其特有的功能,即使某一兩個轉基因作物在實用上不能帶來長期良好結果,也不應否定這整個科技。綜觀歷史,任何革命性的技術突破,都會帶來社會運作的深刻改變,但顛覆了舊的秩序,新的秩序並不一定能立刻建立起來,我們須持平常心,用對待新生事物的態度去看待它,要假以時日,才能看出真正的價值何在。科技本身往往並不具有恒定不變的價值,呈現出的社會價值,是正是負是大是小,端賴此科技之如何具體實踐運用,水可以載舟,也可以覆舟。】——徐博士的這一大段話,正好說明,轉基因技術的評價,尚需實際檢驗——本人的意思不過是說,在這種實際檢驗的結果為公眾所公認之前,大範圍推廣是不負責任的。
〔前面提到的第二代轉基因作物,在目前公眾對轉基因作物科學不夠瞭解的情況下,是很難實現的。必須把科學與政治劃分開來,才可能談清楚科學。轉基因作物在人類社會已存在15年,好的經驗、壞的經驗都有,該是好好客觀總結的時候了。 〕
徐綽博士說【對當初購買疫苗過多的歐洲國家來說,第一點或可成立,但第二,第三點完全是陰謀論的主觀想像,簡直把世衛組織形容成比希特勒還更可怕的惡魔。如今這1.8億支疫苗都早已用完了,若這種猜想有任何科學根據的話,為何至今沒看到大量的傷殘`死亡報告呢?像這樣無端的惡意誣衊,常見之網路評論,但不應不加考證就寫進書裏。】
至於世界衛生組織的道義形象,本書並非第一個提出質疑的,如果徐綽博士不怕辛苦,可以搜索一篇著名的文章《WHO murdered Africa》。美國早有學者認為,世界衛生組織通過疫苗計畫向非洲擴散了愛滋病,徐綽博士是否有興趣去駁斥他們的指控?
還要提醒徐綽博士,某些病毒疾病的潛伏期是很長的,數月到數年甚至十數年都有。而世界衛生組織確實有一度對所謂“慢病毒”高度關注。
2009年的甲流疫苗,在2011年終於爆出導致12個國家被接種兒童患“嗜睡症”的副作用——此類傷害,可能已經超過甲流本身的傷害了。
徐綽博士引述本書對疫苗副作用的一系列描述後,提問說【“這是多麼駭人的話呀!問題是,為什麼拿不出任何像樣的證據來?美國的消費者權益非常發達,又是全世界興訟率最高的國家,疫苗果真這麼可怕,這些廠家早已被告得破產。】
請徐綽博士去看看美國近些年的小兒麻痹症的治病原因是什麼?100%是疫苗感染!
也提醒徐綽博士注意,在疫苗廠商的遊說下,美國法律規定,疫苗傷害的賠償責任不在疫苗廠商,而是聯邦政府——疫苗的訴訟,都是納稅人買單,廠家毫髮無損!
〔
1. 無人否認疫苗有時會造成事故,但它給人類社會帶來的總體利益遠遠大於害處。就好比雖有極少數人吃了花生、小麥生病或死亡,但絕大多數人受益一樣。
2. 您書中對疫苗引發很多人慢性病,對發達國家假借疫苗名義,在第三世界國家不斷從事不道德試驗,並控制其人口的指控,缺乏充分證據。個別單獨事件(即使如惡名昭彰的基辛格報告)是不足夠的。
3. 若美國聯邦政府接手負責訴訟賠償,廠家當然再無後顧之憂。但受害民眾不是更可以上告那無底金洞的聯邦政府嗎?但為什麼沒有很多這樣的訴訟事件呢?〕
徐綽博士認為【此君(恩道爾)對許多重大科學事實極度無知,導出一系列匪夷所思的“末世陰謀”理論,害得本書作者花了大力氣,把它們引申擴大成一本書,實在害人非淺。】
這裏需要告訴徐綽博士,本人寫作此書在前,看到恩道爾演講在後。本人的確認真讀了恩道爾先生的《糧食危機》一書,與徐綽博士的感覺不同,我認為恩道爾先生是一個嚴肅的學者。至於本人花了大力氣寫書,是否害人非淺,尚待讀者明鑒。
〔“聞道有先後,術業有專攻”。恩先生在他專業領域如何,我不得而知,也從未曾想去評論。我只批評了他對轉基因作物的有關言論。〕
徐綽博士評論【本書的企圖心很大,但可惜作者對生物科學,醫學,農業缺乏基本瞭解,開動“超限”想像力,泛政治化,情緒化地,寫了一本“欲陷之罪,何患無詞“的書】
本人的確不是生物科學、醫學和農業方面的專家,願意聽取徐綽博士的專業意見,但本書是否“欲陷之罪,何患無詞”,恐非徐綽博士一人所能裁判。
徐文稱【作者並沒有提供一個我們該怎麼辦的建議,若轉基因科技果真是邪魔惡獸的話,那就只有一條路可走:呼籲全世界禁止任何一個國家研究發展任何基因科技,請問,這條路可行嗎?就如同網際網路一樣,轉基因科技是出了瓶子的精靈,是再也收不回去的。】
那麼我想請教徐綽博士,俄羅斯、德國、英國、愛爾蘭等國為什麼不積極大面積推廣轉基因農作物呢?轉基因物種既不是邪魔惡獸,俄羅斯、德國、英國、愛爾蘭等國家又為什麼要嚴防死守呢?
〔轉基因作物有沒有科學問題是一回事,是不是採用它是另一回事。不大面積推廣轉基因作物,並不是因為轉基因作物本身是邪魔惡獸,而是社會現實的考慮。這些國家都不短缺糧食,第一代轉基因作物所具有的低成本、穩產好處,它們並不是那麼急需。而這些國家又沒有開發轉基因作物的大型種子公司,賺不到自己的轉基因種子利潤,當然不必急著來。〕
徐綽稱【本書的許多轉基因作物觀點,與如今充斥於網際網路上的觀點十分雷同,也不知孰先孰後,或是互為因果,但都是在民族主義’反帝愛國的大纛下,實行一種文化暴政,對轉基因作物不平心靜氣做理性討論,卻用煽動性的語言,激起一片排山倒海的殺伐之聲,這充分反映了科普教育不足,民眾缺乏用科學邏輯分析事情的習慣與能力。】
徐綽博士實在太高看拙作了,本人為出版此書,曾找了多家出版機構,多因為懼怕得罪農業部而不敢承接,因此說本人或拙作,竟然能夠成為“實行一種文化暴政”的例證,與事實完全不符。另一本揭露轉基因危險的書《轉基因糧食兇猛》,已經被封殺不得上市,不知道徐綽博士認為禁止作者發聲,是否也算文化暴政?
〔明白了。轉基因作物的社會實踐,難免會引發矯枉必須過正的反應,那是一個現代公民社會合理爭論的一部分。但轉基因作物的科學事實卻是不一樣的,科學真理從來不隨社會現實需要而更改。〕
徐文最後說【我們目前急需瞭解的是轉基因科技究竟是什麼,懇請更多瞭解轉基因科技/作物的朋友們,一起來做有系統的討論。】
我認為,瞭解以及從事轉基因科技的朋友們,固然可以做有系統的討論——但他們的意見,僅僅是他們自己的意見,而不能強加給整個社會。
是否食用轉基因食品,每個人都有不可剝奪的知情權和選擇權。任何機構和任何個人都沒有權力欺騙或強迫公眾進食轉基因食品。
〔同意。即使一個人完全瞭解轉基因作物無害,甚至吃了還有些好處(如第二代基因作物),也有權不吃它、不用它,這和我們每個人現在對食物有偏好、有選擇沒什麼兩樣。我僅希望在選擇時,對轉基因作物有客觀正確的認識。任何機構和任何個人都不應誤導公眾對轉基因食品的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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