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福何在？——與青年們談心（寒春）

寒春和陽早夫婦

青年朋友們，當我像你們這麼大的時候，曾為自己生活中的幸福感到高興過，也為失去生活目標而感到痛苦過。隨著年齡的增長，經歷了生活中的曲折，我對幸福的認識也一步步地加深了。

我1921年出生在美國一個知識份子家庭， 兩歲時父親就去世了，是母親把我們兄妹三個養大的。我的母親是美國一位較出名的教育家，她那新穎的教育方法，使我從小就生 活在一個充滿生氣的環境中。母親反對填鴨式的死板生硬的教育，她說教育的任務不只是培養記憶力，更重要的是培養人的思考能力。讓孩子們死背書本，考試時再一口一口吐出 來，這和機器人沒有什麼區別。她還說“人不只有腦，還有兩隻手，要讓學生全面發展，使他們懂得同時用腦和手去改造世界”。她認為要 真正學得快，記得牢，就要自己幹，她強調在幹的過程中學習。

給我印象很深的是我小學二年級的學習生活。那 時母親是我的班主任。她讓我們幹一件大事：每人蓋一間自己可住的小木房（我們那裡的房子都是木頭的）。她先帶著我們這群城裡的孩子參 觀別人住的房子，然後每人按自己設計的式樣動手釘小房子。她還弄來一隻羊，讓我們自己餵養、剪毛，再把毛撚成線織地毯。我們自己釘桌 椅、裝電燈，連吃飯的碗也要我們自己從和泥開始把它燒成。在學期結束時，一個小小的新村出現在學習的操場上，那裡有“商業 區”、“居民區”和“郊區”，我的小房子在郊區，是一個美國農民家庭的式樣，可以養羊。這一年我們好像玩耍一般非常有趣地學了房屋建 築、紡織、畜牧、燒瓷、安電燈等一系列學科的一般常識。在暑假的前期我們班在這個小村子裡渡過了很愉快的一夜。母親認為一 個人要敢於堅持真理，就得鍛煉意志，不怕苦，不怕累。因此，從我六歲起，每逢放假她就帶上我們兄妹三人，帶著乾糧，背上鋪蓋，到野外 去度假期，不是爬山，就是騎馬、騎自行車，露宿在野外，母親認為男女都一樣，對我們兄妹三人的要求完全相同。

我十四歲時，母親搬到了農村，在那兒創辦了 一個男女住校的中學，並任校長。她強調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的結合。學校辦了農場和奶牛場，我們除上課和參加體育活動外，每 天要參加幾小時的農業勞動。母親不贊成在作業上給學生增加壓力，在她的學校裡，是不讓學生晚上做作業的。晚上讓學生做個人喜歡和感興 趣的事。我晚上經常是和化學老師夫婦一起拉小提琴，以及學美術、化學等。母親的這些與眾不同的教育方法，使學生們非常喜愛自己的學 校。考大學時，這所中學畢業的學生成績都很好，因為這所學校的學生思想活躍，有創造性，所以哈佛等幾個有名的大學都喜歡招 收這個學校的學生。當時我認為能受到我母親教育的人，就是最幸福、最快樂的人。

當然隨著年齡的增長，對幸福的理解和要求也 就有所發展。母親的教育使我們立志將來要做一個對人類有用的人。我很小就在想長大要幹什麼？在小學五年級時我愛上了自然科學，並 立志搞一輩子科學；中學時我對核子物理發生了興趣；到大學後因學校沒有這門專業，我就利用兩個寒假跑到科內爾大學的試驗室，自 願當幾個物理學家的助手，和他們一起修理質子加速器。從此，我便進入了核子物理的大門，當上了核子物理的研究生。那時在美國研究核子 物理的人還很少。我們搞的是純科學，別的事情一概不聞不問。研究的目的也只是想摸索物質的內部構造，而不是為了解決社會上的具體問 題。我認為只有從事這種純科學研究的人才是最高尚的人。搞科學要把理論與實踐相結合，而我的實踐就在實驗室裡。對於社會上 的生產實踐，我覺得沒意思、太俗。

一九四一年，美國投入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從 那時起，我發現物理雜誌裡有關我們核子物理的文章越來越少了。物理系大樓裡的科學家們也相繼失蹤了，有一天我突然發現放原 子加速器的地下室的牆開了個大口子，窗框也被砸掉——原子加速器從這裡運走了！這一連串的現象使我迷惑不解。但有一點是肯定的，就 是這些現象與正在進行的戰爭有關。一九四四年，有一天終於我也同樣“失蹤”了，來到一個地處美國西南部的山區洛薩阿羅莫斯。是 原來科內爾大學搞加速器的物理學家請我參加他們的試驗小組。這個小組是義大利的核子物理家費爾米直接領導的。進小組後，我才知道，原 來我們科學實驗室裡核裂變的發現給人類提出了一個新的課題——原子彈誕生的可能性。在這個非常保密而又偏僻的山溝裡，美國政府集中了 幾乎所有歐洲、美洲與這門科學有關的科學家，專門試製原子彈。當時我們知道希特勒已在研究這種武器，為了和法西斯作鬥爭，我們決心要 趕在希特勒的前面。不到一年的時間洛薩阿羅莫斯成了世界核子物理研究的中心，這裡有化學、數學、工程、物理、爆破等各方面的科學家。又 有各種技術工人和加工設備。從幾百人很快發展到幾千人，對我這個小小的研究生來說，能和他們一起工作，真是個難得的好機會。雖然我們 因為工作而與世隔絕，但生活是豐富多彩的。我們常常在星期天到山上痛痛快快地玩一場。為了控制原子能，我們小組試驗成功了世界上第一 個濃縮鈾反應堆，代號“開水鍋”。在那幾年裡我可以說是坐直升飛機上了世界尖端科學的最高峰。實驗室裡每一次新發現都揭示 了一系列新的問題。自然界的奧秘正一點點地被揭開，還有什麼事情比這個更令人興奮的呢？我把全部精力都用到學習、工作上 去。

1945年7月14日下午，我們 小組的幾個人往南驅車400多裡，來到一個大沙漠，我們悄悄通過被軍隊封鎖的公路，爬上一個小山包，屏聲息氣地坐在那裡緊張而又興奮 地凝視著黑暗的南方。那邊在離我們75裡的沙漠中心，將要試爆第一顆原子彈。時間一小時一小時地過去了，十五日淩晨五點三十分，我 們突然被光海淹沒，周圍的天好像著了火，漸漸地在一個方向升起了蘑菇雲，兩分鐘後衝擊波帶著尖厲的聲音猛烈而又突然地撞擊著我們的耳 膜，接著，整個山區長時間地發出隆隆的迴響。我們幾年的絕對機密一下子在這迴響聲中暴露於全世界。三個星期後，報紙登了美 國在日本投下了兩顆原子彈，致使十幾萬無辜的日本人民喪命的消息。這消息如同第二個衝擊波猛烈地撞擊著洛薩阿羅莫斯科學家的心。大 家認為在德國已投降、日本也快要投降的情況下使用原子彈是毫無道理的。有一天在會議室裡放映了在飛機上拍攝的原子彈在日本爆炸的實況 電影，當那黑色的蘑菇雲翻滾著上升時，我身後的一個科學家輕輕的說“這都是日本人民的骨頭和肉”。我們能說什麼呢？這就是我們的“純科學”的結局。我們 原來想美國政府是不會這樣使用原子彈的，可是他真的用了。我們卻毫無辦法來制止。日本事件之後幾天內洛薩阿羅莫斯的科學家 組織起來，反對把原子能交給軍方控制。後來我們離開這個地方，給政府施加壓力，要把原子能從軍隊手裡奪回來。這時我離開為 軍事服務的洛薩阿羅莫斯，隨費爾米到新創辦的芝加哥大學核子物理研究所繼續從事研究工作。但我們的非軍事科研專案，卻常常因為各種問題 而無法順利進行，整個核子物理的研究實際上還是控制在軍方手裡，我發現我的獎學金也是軍隊發的。一連串的事實使我慢慢地認識到，軍隊、政府和大壟斷資本家都是穿一條褲子，他們的利益是一致的。於 是我轉向了社會，我要知道核子物理以外的世界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我姐姐以前在羅斯福政府的流動臨時農工部門工作，到過美國南方，看 到一些我們意想不到的情形：數萬名臨時農工生活非常苦，好多家連房子都沒有，唯一的財產就是借錢買的破汽車。他們按季度流動到全國， 葡萄熟了摘葡萄，蘋果熟了摘蘋果，工資非常低。姐姐常說，美國生產這麼發達，為什麼有這樣的事呢？她經常給我和哥哥韓丁、哥哥的好朋 友陽早送一些進步書籍，有美國黑人、印地安人及其他國家人民的鬥爭史，還有一些馬列主義的書籍，那時我家裡很熱鬧，大家到 一起就熱烈地辯論國內外大事。以前我只是聽他們談論，因為我認為我是搞科學的，政治上的事同我關係不大。可是原子彈的爆炸，把政治與 我的科學聯繫到一起，逼得我不得不開始想問題。是的，科學本身並沒有階級性，但什麼人掌握它，它就為什麼人服務，好像一輛自行車，不管是什麼人， 只要掌握了它的規律，都可以騎，而車子的方向則是完全由騎車的人掌握的。那麼我所研究的科學究竟是為誰服務呢？我感到以前的思想太單 純，太片面了。我開始和一些進步人士來往。這時美國進入了麥卡錫時代，我的言行引起一些人的注意，有人勸我注意自己的言 行，說“光搞科學就行了，不要管別的”，我感到奇怪，搞科學的人是追求真理的，難道只讓我追求物理方面的真理，而不許我追求社會方面 的真理嗎？我精神上感到很不舒服，就像“四人幫”橫行時大家的感覺一樣，說話幹事都得小心翼翼。我的思想鬥爭很激烈。曾經 解決過科學上無數難題的試驗室，現在卻解答不了我思想上的一系列問題。我熱愛科學，但我感到一個科學工作者如果什麼都不過問，任人擺 布，和做個傻子有什麼不同？！看來純科學的道路是走不通的。我不願為他們服務了，決定不幹了。那麼到哪裡去呢？
我看過《西行漫記》，哥哥去過中國，我的朋友陽早已于一九四六年到了中國，通過他們，我 對中國的“小米加步槍”產生了興趣，決定到中國去看看。在宋慶齡先生主辦的福利會幫助下，於一九四八年到達上海。當時正是 國民黨在人民解放軍打擊下節節敗退的時候，上海可真是世界邪惡的中心，到處都可以看到討飯的，物價膨脹，為了買把小刀子，我拿著五塊 美元換了一大包國民黨紙幣，趕緊跑到商店把錢給老闆，他數都數不過來，只看體積夠大就把刀給我了。看到舊上海的慘景，和國民黨的腐 敗，我更急於瞭解中國解放區，瞭解共產黨。一九四九年三月經過地下黨的努力，我終於到達了多年嚮往的地方——延安，在那裡 的窯洞裡和陽早結了婚。然後我們走了兩天到陽早所在的瓦窯堡農具廠工作。由於戰爭，陝北的農業被破壞得相當厲害，要迅速恢復生產，就 得解決農具問題。這裡沒有電，沒有車床，連小小的釘子都得自己打。沒有原料怎麼辦？工人們就把“運輸大隊長”蔣介石扔給陝北的美國炮 彈殼拿來回爐，製成適合陝北特點的農具。我和陽早在革新小組和同志們一起搞革新。當年在洛薩阿羅莫斯的山溝裡，有世界上最優秀的物理學家和最先進的設備，搞 的是世界上最尖端的科學，推動了原子能時代的誕生，我曾認為這也就是我一生要走的路，可結果我卻為殺害十幾萬無辜人民的兇手出了力。在 延安的山溝裡，那時是實行供給制，大家的生活很簡單，夏天一套單衣，冬天一套棉衣，吃的是大鍋飯，廠裡的設備很原始，搞的 工作也不過是生產和改革小農具，看上去似乎微不足道，但我感到我們為拯救受壓迫受剝削的人民出了力，為新中國的誕生出了力，投入時代 的洪流，這正是我所追求的東西，這裡就是我的歸宿，就是我從來沒有到過的家．我感到我真正找到一條光明的路。

寒春（中）和陽早（左）在陝北

雖然廠裡大部分同志不識字，可是 他們對於世界和國家的大事卻比我知道得多。他們早上有政治學習，晚上有業務學習，星期六是生活檢討會。在這裡，“是否有利於人民”是衡量是非的標準，什麼事都擺到桌面上談，不管是廠長還是勤雜人員，損 害了人民利益，大家都向他提出批評。年終每人都要做鑒定，我們提出自己的優缺點，讓大家討論。開始大家對我很客氣，表 揚多，批評少，認為我這個人還不錯。時間一長，大家和我熟了，就開始對我提意見。我是剛從資本主義國家來的知識份子，身上存在很多自 己察覺不到的弱點，同志們並不因為我有那麼多缺點而丟開我，也沒有因我是從美國來的就遷就我。而是對我非常耐心、熱情和負 責。我能接受多少批評，他們就給我提多少，這使我心情非常愉快，我特別喜歡參加這樣的會議。記得頭一次我聽到批評意見是在從北京到延 安去的路上，我坐在解放軍拉貨的卡車上。過黃河時，一個衣著講究的人上了我們的車，他一個勁地找我說話，我認為他是在故意 顯示自己並不高明的英語，感到討厭，乾脆就不理他。他下車後，我對司機說，“那人真討厭”。司機說：“討厭是討厭。可他也是參加革命 的，他也想給人民做些事，我們對他態度不好，能幫助他改進嗎？”我驚訝了，根本沒想到我還有幫助他的責任。這件事我想了很久，為 什麼司機同志比我想的深呢？雖然他只說了這麼幾句，但話的含意是在革命隊伍裡要互相愛護，互相説明，我們的目的不只是要認識世界，更重要的是要改造世界。

我到解放區後，得到了同志們很多的幫助和教 育，我也常常回想著母親的教育方法。原來，我認為她的教育是很全面的，可為什麼到了這裡卻有很多簡單的道理從未聽到過？不 錯，她的教育方法對培養人的獨 立思考能力是很有效的，但她對社會缺乏階級分析，這種思考能力為誰來用呢？教育目的不清楚。在實踐中我逐漸認識到她的 教育方法雖好，但缺乏為人民服務的目的。我也懂得了一個人只有確立為人民服務的目標，生活才有真正的意義。

原來我只是想看看中國的解放區，並沒有準備 長期住下。可是，這裡有這麼好的人們，有正在進行的壯麗事業，我怎麼能走呢？於是，我留了下來。

一家人

1949年的秋天到了，蔣介石幾 百萬軍隊抵擋不住解放軍的強大攻勢，全線潰敗，大片大片的土地回到人民手中，解放區一天天迅速擴大。陝北成批的幹部奔向四面八方去解 放那些遼闊而又貧窮的土地。我作為這支建設大軍的一員，興奮地接受了新的任務，和一批同志一起到蒙族人民居住的地區去建立新的牧場—一 三邊牧場，幫助改良當地的牛、羊，這太符合我那從小就養成的“野”性子了！我、陽早和另外兩位同志馬上從延安出發，與邊區政府的毛驢 運輸隊一道，帶上政府撥的建場投資、二十幾匹布和一些必需物資，在陝、甘、寧交界處與其他同志匯合，落腳在城川寨子。在這個偏僻的小 寨子裡，有我們二十來個職工的三邊牧場，有區政府（幹部是蒙族人）。還有一個教堂，神父是比利時人，牧民們都分散居住在本原上，每 到星期天就到教堂做禮拜。

剛到這裡時情況很複雜，我沒想到 要為人民做點好事會有這麼多的障礙。在掃除這些障礙的過程中，我逐漸感到了黨的政策和策略的偉大。我深信在這樣一個党的領導下，在這 樣的人民的努力下，建設一個美好、富強的社會主義新國家一定會成為現實。

在和土匪、暗藏的反革命分子、舊勢力做鬥爭 的過程中，我的思想不斷提高。那時，解放軍主力南下，離我們幾百裡外的留守的國民黨起義軍突然反叛，將旗幹部抓起來，並搶 老百姓的東西。一天有消息說這幫土匪向我們這個方向來了，我們立即開會商量對策，決定把僅有的三、四杆槍拿出來守衛寨子。我這個從來 沒用過槍的人，立即報名要槍。可他們說：“你連兔子都不敢打，還敢打人？”結果只發給我一個棒球棍。寨子周圍有堵牆，有一處外牆裂了 個口子，人有可能從這裡上來。夜裡當我抱著棒球棍守在口子旁，兩眼警惕地望著漆黑的前方時，和平主義思想一下全沒了。我這 個以前連兔子也不敢打的人現在完全敢打死人，只要有一個敵人敢從這個口子裡伸出腦袋來，我會毫不猶豫地用棒球棍將他消滅。這一件小 事，對於八年打敗日本鬼子、三年打敗國民黨的中國人民來說算不了什麼，可對我這樣一個從小生活在優越的和平環境中的美國 人，卻受到了很深的教育。我開始懂得中國人民早就懂得的道理：戰爭有兩種，正義的和非正義的。從來就不是人民要打仗，而是敵人要侵犯，人民只是人若犯我，我必犯人。要搞建設就得把這些 土匪、反動派先消滅。我懂得了正義戰爭的必要和威力。

為了改良牧民的牛群，我們想把牧場的良種公 牛借給老百姓，放在他們的牛群中自然配種。可這項工作進行得很不順利。只有一個較開通的人對我們比較信任，把種牛拉去放到 他家的牛群裡。我們高興地發現，那頭公牛輪流在各家牛群中出現，到春天下小牛時，好多家的黃牛都生了黃白花、黑白花的小牛，我 們知道這是種牛的後代。但當我們去瞭解公牛的配種情況時，老百姓卻不肯說。我們知道蒙族人對漢族人有許多顧慮。為了消除這種隔閡，牧 場的同志一面學習、討論政府的民族政策，克服頭腦中的大漢族主義思想，一面盡力幫助群眾解決困難。當時那裡別說獸醫，連給人治病的醫 生都沒有，群眾遇到問題來找我們時，我們只能憑從延安帶的有關書中查閱，再加上自己懂的一點醫藥知識去解決問題。雖然我們從來沒打過 針，可誰要打針我們還是小心地給他們打。馬難產了，小駒死在肚子裡，我們就趕緊想辦法把馬駒子弄出來，救母馬。狼咬傷了羊，我 們沒有專門的設備，只好帶上普通針線和消毒藥去盡力縫合傷口。就這樣，過了很長時間以後，我們漸漸取得了牧民的信任，和他們的關係也 慢慢密切起來。這時工作進展雖然已有好轉，但還經常出現反復。例如有一次我們同牧民講好要給牛打預防針，可當我們帶著針去打時，他們 卻變了卦，藉口牛放出去了找不著而不肯打。我們感到這不只是民族隔閡問題，裡面一定還有其他因素。

全國開展肅清反革命運動時，有一天教堂來了 位漢族神父，每天早上他都捧著經書一邊念一邊來回走，可沒幾天他就被捕了。原來他是閻錫山手下的一個軍官，受到了比利時神父的庇護。他 們勾結在一起搞破壞。我們要積極消除蒙漢人民之間的隔閡，他就到處散佈謠言、製造矛盾。我們要給牛打預防針，他就在做禮拜時向群眾宣 傳牛的死活是上帝決定的，不要受外來人的欺騙。隨著運動的發展和蒙族人對新政府的信任日益加深，群眾揭發了比利時神父的陰 謀活動。群眾還揭發神父曾想利用受蒙蔽的蒙族人去毒死區幹部的陰謀，並在教堂裡挖出了幾杆槍。最後比利時神父被驅逐出境了，一 個蒙族神父接管了教堂。到第三年的配種季節時，牧民們爭著要牧場的種牛。我們的工作順利展開了。

國際主義戰士寒春：幸福何在？——與青年們談心（下）
發佈: 2010-2-19 11:09 | 作者: 傭耕 | 來源: 毛澤東旗幟網 | 點擊: 783 | 回復: 4
一九五二年春的一天，我站在曾經保衛過的寨牆上，看著奶牛運動場，那裡擠滿了 蒙族人民踴躍捐獻出來以支援抗美援朝的牛、羊。儘管區政府怕捐多了影響牧民的生活，動員大家少捐獻一些，但牧民們還是不斷捐送牛、羊 來。這個行動充分體現了廣大牧民的愛國主義和國際主義精神，體現了他們對黨和政府的信任。我心裡有說不出的感動和讚歎：在 這個交通很不發達，連盼望已久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的消息都是在二十多天后才知道的閉塞的邊區，牧民卻是如此無私地給予千 裡外受到美帝侵略的異國人民以援助，多麼令人感動！這只是全國的一個縮影。我深信工業發達、軍事力量雄厚的美國，最後是戰勝不了具有 這種精神的人民的。作為一個美國人，我能站在人民的一邊，為反對帝國主義的侵略，為 建設新中國盡自己的一份力量，激動的心情是難以形容的。看著，想著，我的雙眼濕潤了。

就在這年的夏天，我和陽早告別了熱情的牧民 和可愛的草原，調到西安市郊的國營草灘農場負責奶房工作。這時肅反運動已結束。為建設社會主義、鞏固新政權，又在全國範圍 內進行了經濟基礎的社會主義改造，廣大勞動群眾走社會主義道路的積極性空前高漲，1958年全國掀起了大建設的高潮。各行 各業都展開了社會主義勞動競賽。我們場的群眾滿懷熱情，根據我們畜牧場的特點，提出了全年不壞一斤奶的口號，為使這個口號得以實現，大 家在很差的工作條件下克服了多少困難啊。那時在荒草灘上建場還沒幾年，沒有電，一切都是手工操作；沒有汽車，靠騾子每晚把奶拉到城 裡。尤其令人難忘的是，八月上旬的那些天，天像漏了似的雨下個沒完。場門前小河那本來就不高的堤壩逐漸擋不住迅速上漲的河水。記 得有一天下午，陣陣急促的鐘聲把同志們召集到河邊。只見渾濁的急流已開始漫過小橋向路邊衝擊，小橋受到了威脅，大家明白，如果橋壞 了，通往城裡的路就要被切斷，好奶出不去，不僅城裡的孩子們吃不上奶，還會造成大量壞奶的嚴重損失。大家七手八腳趕緊用沙袋來保護 橋。這時負責運奶的同志叫了起來：“得趕緊把騾車趕到對岸，萬一橋壞了就過不去了！”於是，幾個人和他一起馬上套上騾車趕過河去。可 是又怎麼將幾十隻奶桶從奶房運到岸邊呢？奶房的老王老張不聲不響去把外號“黑李逵”的種公牛套上車解決了岸這邊的運輸問題。大家手拉 著手，在齊腰深的水裡順著原來的路慢慢摸到橋上，接著一桶桶奶從這雙手傳到那雙手，最後全部傳到對岸的騾車上。就在這天晚 上，橋垮了，被沖得無影無蹤。沒有橋，奶怎麼運呢？修橋？不可能。繞道走？到處是沼澤，不行。這時有人提出用空汽油桶和木板紮在一起 浮在水上，兩頭拴兩根繩子，兩岸各一根，然後把奶桶放在木板上，不就可以來回運奶了嗎？真是好主意。有人推來空汽油桶，但 大木板一時找不到，有人就扛來自己的床板。怎麼樣才能把繩子掛到河對岸去呢？一個小夥子立刻站起來，把繩子的一頭拴住自己的腰上，跳 進洶湧的河水裡，遊過去。這樣，繩子被拴在對面的岸上，連續幾天奶就是這樣運的。一天運完了奶，大家都陸續回家了。我和工人老李留在 河邊，各自想著自己的心事。過了一會兒老李望著急劇而下的渾濁流水輕輕地說：“解放前我家鄉發大水，老婆、孩子全被沖走了，只剩下我 一個人。”是啊，這些老工人在舊社會吃盡了苦，對新社會無限熱愛，因此在他們身上蘊藏著巨大的力量。不由得我想起了一年前的情景。那 時為了不壞奶，我把精力都集中到衛生和冷凍工作上去，每天忙著東跑西奔檢查工作，可還是有奶壞掉，我認為這是奶房的這兩位同志對工作 太不負責。我多次提出批評仍無濟於事，最後我請來了場長，開了個會，想在會上好好教育幫助他們，沒想到這個會卻成了批評幫助我的會。奶 房的倆同志批評我說：奶房總共就兩個人，全場每天一噸多奶的消毒，幾十隻奶桶的洗刷，都靠這四隻手，勞動強度相當大。可我光強調工作 品質，對他們的具體困難卻不聞不問。他們批評我把人當機器看待。老張還說：“下雨天，你在瓦房裡睡的舒舒服服，我全家在草 房裡打著傘坐在床上不能睡，第二天的工作怎能不受影響？”最後場長發言了，他對我說：“你的責任心很強，一心想搞好工作，可 要知道不止你一個人想把工作搞好，如果你能改變工作方法，和大家一起解決困難，發揮大家的積極性，工作才會真正搞好。”這次會對我觸 動很大。我看到了自己的缺點，使我懂得了只 有依靠群眾才能為群眾服務，只有瞭解群眾的困難並同他們一起克服，群眾的積極性才能發揮。這幾天看到群眾這種主人翁的 態度，我感到周身的輕鬆和愉快。有他們在，有這種高尚的精神在，我們還有什麼克服不了的困難呢？！那一年我們場的奶確實沒 壞一斤。

到今年我已在中國生活、工作了32年，一 大半時間是在國營農場度過的，所接觸的大都是普通職工，因為我是從工業發達的國家來的，常常認為雖然政治上我沒有他們懂的多，可 業務上理所當然比他們強。因而，常帶著主觀主義去工作，碰到釘子後才想起請教有經驗的群眾。在三邊的時候，我捧著從美國帶來的書學做 乳酪，做了一年沒有成功，才跑去請教有做乳酪經驗的蒙族人。在草灘養鴨子時，我沒接受做乳酪的教訓，孵了兩批小鴨，結果因條件沒掌握 好，都死了，這才想起向有經驗的人請教。通過好多類似的教訓，我慢慢認識到一個人的能力是有限的，要靠群眾的力量，群眾有智有才。和他們在一起， 我不但政治思想得到了提高，而且業務水準也提高了。尤其是在對鍘草機的改造過程中，我的思想和業務都獲得了進步。我們場自 從丟下大鍘刀換成蘇式鍘草機後，一直靠上海供應零件。一九五七年因零件供應不上遇到了困難。沒有備件，停機用鍘刀嗎？幾年也鍘不完這 麼多的青草。沒辦法只好硬著頭皮在設備簡陋的小小修理間拉開架勢自己做。邊學邊幹，我們終於做成了，從此我們再也不用到外邊買備件 了。一九五九年場裡通了電，修理間也慢慢改善了條件，安上了幾台車床，自做小零件不那麼困難了。一九六一年的鍘草旺季．我 們所有的機器都開動了，突然有一台機器的主件大臂斷裂。如不趕緊修好，幾十萬斤草就會壞掉。怎麼辦，買？買不到，焊接？生 鐵的大臂不易焊牢，即使勉強悍上，也很危險。沒辦法只好再一次硬著頭皮自己做。沒有想到三個臭皮匠頂了一個諸葛亮，我們把一百公斤 重，兩米多長的大臂拆下來，在熟鐵板上比葫蘆畫瓢，再用氧切割下來。經過一天一夜的緊張、艱苦的工作，新大臂試製成功了，它 向我們預示了自己製造整個鍘草機的可能。大家興奮極了，膽子也大了。我們由必然王國向自由王國來了個大飛躍！到一九六二年，不但自己 開始生產鍘草機，而且還對原蘇聯設計的機器的主要部件進行了大膽的改革，使鍘草機的效率從8000斤/小時一下子提高到15000斤 /小時。在這個過程中，我感到群眾是真正的英雄。而我原先學過的物理知識搞農機，不是大材小用，而是不夠用。在工作中，我 又學到了與農機製造有關的許多知識，使我對農機製造產生了濃厚的興趣。從那時到現在，我們的條件越來越好，製造的東西也越來越多，甚 至成功地做起了我們以前沒有見過的青貯聯合收割機。

寒春現在經常接 受青年的訪問

回顧我所走過的路，從小學到研究所的生活不能說它不幸福，但比起站在人民 之中，與大家一起改造整個社會，用雙手建立一個沒有壓迫、沒有剝削的美好而富有的新國家，原來的那種幸福觀是多麼的狹窄啊！我 常常和牛打交道，看到牛那種吃飽了臥在地下反芻別無所求的樣子，就想到人，人是有能動性的高級動物，我想，人的幸福不是存在於某種絕對的生活水準中，而是存在於不斷的改造世界的過程中。當然，有的人改造世界 的目的只是為了自己，但這種靠建築在大多數人的痛苦之上的幸福不是真正的幸福，它終究會被歷史所消滅。

我常常想，老一輩革命家浴血奮鬥幾十年建立 了新中國，是非常不易的。現在社會主義的根基已經打好，發展的藍圖也已經交給了我們，我們怎麼做呢？最近有人向我提出，全 國工作中心轉到四化方面，我應歸隊搞高能物理為中國的科學現代化貢獻力量。可是我想，中國現在還很窮，有八億人被鎖在農田裡進行繁重 的體力勞動，全國農村平均八個農民才能養活一個人（吃穿）。在中國的四個現代化中，最基本的問題是農業機械化解決八億勞動 力的問題。世界上哪個發達的國家不是解決了農業現代化的問題才富裕起來的呢？因此，我雖然熱愛物理，但我還是決定搞我認為 當前更重要的農業機械化。有人說十億人已太多了，搞了機械化不會失業嗎？我想人不只有一張嘴，還有兩隻手，農業人口大批失業，是 生產沒有計劃，唯利是圖的資本主義工業化的惡劣後果，我們是社會主義國家，如果能把四、五億人從農田中解放出來，這四、五億雙手將會 在社會主義的引導下創造出多少財富呢？到那時我們的國家就會很快地富強起來，人民的生活水準也會很快地得到提高，真正的四 個現代化也就為期不遠了。當然在這個過程中，還會碰到很多困難，但前人能流血犧牲為我們打江山，我們新時代的青年就不能克服一切困難 為世界人民做出更大貢獻嗎？在今後的二十年中，我想與你們一起為建設具有豐富的物質生活和文化生活的現代化的社會主義新農 村而奮鬥。並且相信每個青年都能在為實現這個理想的過程中得到幸福。

(寫於198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