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在鄧小平發動的資本主義革命下，迷信市場，片面強調所謂「效率優先」，右派經濟學者則順勢大肆鼓吹「市場萬能」論。二十多年來，在官僚、新興資產階級與御用學者聯手下，國有資產遭到大量盜竊，工人、農民飽受壓榨，造就了一批主要靠巧取豪奪起家的既得利益集團，錦衣玉食，窮奢極慾，而越來越多的民眾則處境日艱，難以維生。在政策與市場的雙重作用下，大陸的貧富與城鄉差距不斷擴大，民怨高漲，社會矛盾日益凸出，不但危及穩定也不利於經濟增長。中共當局為了緩和矛盾，今年初提出了「構建和諧社會」的主張，注意到了「兼顧公平」的重要性，在意識形態領域則於去年四月號召批判新自由主義，這在風光多年的右派學者看來似乎勢頭不妙。最近，《財經時報》刊載了新望的〈警惕民間和高層的反改革潮流〉，很能反映右派的心理。我們特請大陸左翼學者老田先生為文分析批判新望的論點，以供讀者瞭解大陸的動態。【編者】 繼續閱讀 ‘主流經濟學無法把「超經濟強制」合法化(老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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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庾華，1946年生，河南省鄭州市人，初中畢業，18歲進工廠當學徒。20歲時文化大革命爆發，因反對姚文元文章，被工廠當權派打為「小吳晗」，並因反對整群眾，被戴高帽。在本工廠第一個成立造反組織，在社會上參加河南造反派組織「河南二七公社」。在文革中、後期四次被關押。1976年，以「妄圖篡奪省委領導權」的罪名被判處15年徒刑。1989年出獄，一無所有，但仍不改初衷。
本文是大陸一位工人出身的激進左派用書信的方式表述對鄧小平路線的批判，廣泛論及中國大陸的政治、經濟、社會問題與文革歷史，頗不乏深刻的見解和可貴的材枓，全文八萬多字，將連載刊出。副標題與小標題為編者所加—編者 繼續閱讀 ‘另一種聲音（一~四）——與右派朋友論政書簡(袁庾華)’
24期：朝向社會主義前進（上）（Harry Magdoff & Fred Magdoff）（鄭國棟譯）
Published 2005/11/11 社會主義探索 Leave a Comment標籤：第24期
自20世紀90年代東歐、蘇聯的共黨政權相繼垮台後，右翼興高彩烈地歡呼資本主義的勝利，大彈「除了資本主義別無選擇」的論調，積極鼓吹推動資本的全球化。右派原本謊稱在自由市場的神妙作用下，通過資本全球化，可達到經濟增長、就業增加、收入提高。但二十多年的實踐表明，這個神話破滅了，世界各國的失業率普遍高居不下，一國之內與國際之間的貧富差距不斷擴大，多數人民的生活日益艱困，生態環境的危機不住惡化。對世界大多數人民來說，在資本全球化下，右派許諾的玫瑰園非但沒有實現，反而成了可怖的森羅地獄。反全球化的浪潮在許多國家澎湃洶湧，越來越多人重新思考社會主義的價值。美國的左翼雜誌《每月評論》因應這個新情勢，在今年的七、八月合刊本製作了〈二十一世紀的社會主義專輯〉，呼籲重建社會主義的信念。主編麥格多夫（Harry Magdoff）與Fred Magdoff為專輯寫了〈朝向社會主義前進〉〔Approching Socialism〕一文，全面闡述了人類為求生存何以必須擺脫資本主義建立社會主義的緣由，並回顧檢討了二十世紀社會主義的實踐經驗，展望社會主義的未來。全文言簡意賅，通俗易解，本刊特予迻譯，分三期刊載。【編者】
社會主義探索
譯自：Monthly Review, July-August, 2005.
朝向社會主義前進（上）
著■Harry Magdoff & Fred Magdoff／譯■鄭國棟
一、人性能改變嗎？
在反對社會主義的諸多理由中，有個說法是社會主義違反人性。「你無法改變人性」是句經常聽到的陳腔老調。人或許真有這類基本的本能，如：覓取食物、繁殖、尋求遮風避雨的居所、製作穿著禦寒的衣物等強烈的欲望。然而，在人類漫長的歷史中，經常被提到的所謂「人性」，有極大的變化。在社會制度改變時，人適應新的社會結構，許多習慣與行為特點也隨之改變。從解剖學來看，現代人大約在15萬年至20萬年前出現。數萬年以來，發展出許多種不同社會組織與社會制度，剛開始，大多數社會是以打獵、採集維生，但大約自7千年起，許多社會轉以農業為主。這些社會以氏族、村社、部落、城市國家、民族國家與（或者）帝國的形態組合起來。
資本主義之前的社會關係與人性不同於資本主義
在資本主義時期，人際關係與人性的主要特點是：高度競爭、你死我活的殘酷鬥爭、自私自利，但研究「原始」社會的人類學家發現了與資本主義社會極其不同的人際關係與人性。這些資本主義之前的早期社會，經常採取互惠、重分配的經濟模式。部落之間當然有互通有無的貿易，但貿易並非為了個人獲利。農地既非私人所有，也不能買賣，一般是由村社的頭目分配與再分配。由村社頭目集中管理的食物大部分在村社的慶典饗宴上重新分配給村民，那時也有戰爭與地方的專制統治者，這些社會並非完美的社會，但它們有不同的價值觀、社會習俗與「人性」。正如卡爾．波蘭尼（Karl Polanyi）在1944年所闡釋的：「最近的歷史與人類學研究引人注目的發現就是：人的經濟通常是浸沒在他的社會關係中，他的所作所為並不是為了保衛他佔有物質產品的個人利益，而是保衛他的社會地位，他的社會權利，他的社會聲望。」在這樣的社會中，經濟是社會關係的函數，人們不准從買賣交易中獲利。
過去的各種文明，其結構與組織的繁複多樣確實驚人。以人類存在的期間來衡量還不算很久之前，北美與南美原住民的意識仍極不同於歐洲軍隊與移民者在
人民英雄紀念碑下的對話
■艾鳴
三十年多前，
我來到你的身邊，
仰視著你高聳的身軀，
朗讀那震撼人心的碑文！
撫摩著你身上的浮雕，
聆聽著你朗朗的笑聲，
獻上了一朵小白花。
我聽到了，
你在農民講習所聽課的心跳聲，
我聽到了，
你在秋收暴動時的吶喊，
我聽到了，
你走過草地時的腳步聲，
我聽到了，
抗日戰場刺刀撞擊和你憤怒的殺聲，
我聽到了你最後那一聲呼喊：
「為了新中國，前進！」
和那一聲轟鳴！
你笑了，
你笑得那樣開心！
那是你聽到了，
天安門前的禮炮聲，
雄壯的國歌和毛主席
「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的宣告！
你聽到了，
農民分到田地的笑聲，
「咱們工人有力量」
閱讀藍博洲
■施淑
二十世紀八○年代，睽違四十年之久的兩岸文學，在報告文學這個文學體式裡，終於有了同步發生和進展的現象。台灣方面，因為七○年代末鄉土文學論戰引發的社會關懷和民族主義意識，加上一九八七年的政治解嚴，舉凡加工區、公害、生態破壞、原住民、眷村、婦女及其他弱勢族群的問題，一一成為報告文學的焦點。大陸方面，八○年代後改革開放的浪潮，更使報告文學成了新時期及其後的社會現象和文學精神的溫度計，它的觸角，遍及物質和文化生產的各個方面。在兩岸二十年來難以數計的報告文學作品裡，藍博洲的寫作歷程和成果，無疑具有突出和特殊的意義。
尋求歷史真相與人間正義
從一九八七年〈美好的世紀——尋訪戰士郭琇琮大夫的足跡〉開始，藍博洲陸續結集出版了《幌馬車之歌》、《沉屍·流亡·二二八》、《日據時期台灣學生運動》、《尋訪被湮滅的台灣史與台灣人》、《台灣好女人》、《共產青年李登輝》、《消失在歷史迷霧中的作家》等集子。不論就寫作時間的持續、探討問題的一貫性、或作品質量，藍博洲的表現，都不是他之前及他同時期的台灣報告文學作家可以望其項背的。除此之外，更值得注意的是躍動在他作品裡的尋求歷史真相，尋求人間正義，以及對於一個「美好的世紀」的嚮往，在商品經濟和消費心理席捲兩岸生活的今日，他的信念和寫作精神讓人覺得格外珍貴。
如同各個集子的標題所顯示，藍博洲是以五○年代國民黨在台灣的白色恐怖為核心，以帶有社會主義理想和民族意識的知識份子為主要的探求對象，而後延伸到日據時代的殖民統治和思想迫害。透過素樸真摯的文字敘述，他的作品帶領讀者走入近百年來台灣社會生活最黑暗恐怖的角落，重睹被掩埋在時間的長夜裡的血腥的歷史現場，被殘酷地鎮壓肅清的社會主義思想禁區和它的殉難者。
在這些清理人性的災難和歷史夢魘的報告文學篇章裡，藍博洲不像其他的同類題材的作品，因糾結於族群意識和省籍對立情緒，經常以怨艾憎恨的聲調控訴當權者的不公不義，為筆下的人物追討他們在政治殺伐和權力鬥爭中喪失的名份和地位。如我們所見，他從不刻意剪裁歷史事件的內容，不刻意突出被報導對象的改革者和革命者的英雄形象，而是經由投注巨大心力的田野調查，經由天南地北的實際查訪與追蹤，透過大量歷史現場的目擊者的口述，幸存的歷史事件的參與者的經歷，一筆一筆重建發生和存在於台灣過去的政治災難和罪惡。藉著那些未必「思想正確」，也未必階級意識鮮明的訪談大眾的記憶，受迫害者的事蹟和回憶，殉難者遺留下來的手跡、書信、雜記及其他文獻資料的交叉印證，藍博洲的整個報告文學世界於是走出為特定人物、特定群體樹碑立傳的侷限，而像他樸素真摯的語言文字一樣，以極大的可信度和說服力，讓讀者重臨台灣人民共同經歷、共同承擔過的現實災難和歷史重量，從而思考、質問和認識對絕大多數的台灣人來說，如不是被迫失憶，就是像傳說，像幽靈一樣在心底遊蕩著的政治歷史夢魘的真相及其意義。
具有不容任何政治思想暴力湮滅的歷史價值與意義
二十世紀的九○年代，大約與藍博洲全力寫作報告文學作品的同時，面對前此一、二十年歐洲文藝界普遍興起的懷舊風潮，特別是對納粹時代生活經驗的浪漫化的、修正主義的詮釋和迷戀，德國的左翼陣營曾就綠色運動、鄉土與國家權力、歷史詮釋等問題進行一系列討論。討論中，有些論者引述阿多諾所說的「弭縫過去的時代」作為誡鑒，根據阿多諾的看法，他們提醒德國的文化人在反思納粹問題，批判納粹思想的結構性罪惡時，不能在所謂「總結」過去的形式下，以消極否定的態度輕易地消解過去的歷史，或有意識地迴避、排除有關國家民族認同的一些關鍵性的痛苦事件，因為那將導致人們重建有害的集體的自戀心理。比之於當前以顯學的姿態出現，以正宗思想自居的林林總總的台灣論述，藍博洲多視角、多聲部、多層次的報告文學及寫作精神，自可遠離阿多諾指責的弭縫歷史真相，修補現實矛盾的心理的、思想的貧困，正因為如此，他的報告文學除了從時間的荒煙蔓草中拯救出被封殺滅口的歷史人物，連帶地，也拯救不少具學術研究價值的台灣政治思想史和文學史的原始資料。
在我比較熟悉的文學史方面，藍博洲有關簡國賢、宋非我、呂赫若、雷石榆、藍明谷、吳濁流的幾篇文字，對日劇時代到光復初期的台灣左翼戲劇發展歷程，詩歌、小說和文學思潮，都提供不少可貴的新史料。其中，特別是呂赫若的生死之謎，宋非我在二二八之後，到福建編寫播放的《藍波里廣播》劇文，雷石榆留學日本時與《台灣文藝》作家群的交往，他的詩作，他的文學評論，都是前此未見的。這些結集成《消失在歷史迷霧中的作家身影》的篇章，因此不僅可作為個別作家的傳記，而且可以列於文學史著作來看待。相同的情形存在於《日據時期台灣學生運動》，書中的豐富史料和系統性考察整理，以不僅是報告文學的訊息性和報導價值可以概括。以上這些並非孤立，而是與藍博洲整個報告文學世界息息相關的文學及思想運動史料，與他筆下的其他報導篇章，共同為後繼研究者打開瞭解台灣近百年社會歷史變動的新的通道
批判與再造(復刊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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