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法國巴黎「外文出版社」（Ｆoreign Ｌanguages Ｐress）出版了金寶瑜的英文書《革命與反革命》第二版，第二版的序言評價了中共走資本主義道路後，對中國與世界的影響，並展望中國人民反資本主義鬥爭的前景。近日中國大陸的左翼青年將第二版的序言譯成中文，我們特予登載，以饗讀者。──編者
2012年，菲律賓政治經濟學研究所出版了《革命與反革命》第一版。這本書收錄了我在1991年至2010年寫的關於中國為解放和新的社會主義經濟與社會主義社會的建設所作鬥爭的文章。在新社會的建設中，中國共產黨內部有著社會主義路線和資本主義路線的激烈鬥爭。工人、農民和知識份子都積極地參加到這些鬥爭中。在毛澤東的領導下，社會主義路線取得了勝利，中國能夠進行二十年的社會主義建設。在1976年毛主席逝世後，黨內積極推行資本主義發展路線的領導者篡奪了政權。這本書解釋了反革命是如何逐步破壞社會主義經濟和社會主義社會，並代之建立資本主義的。甚至在中國於2001年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之前，資本主義的“改革開放”就基本完成。因此，如果我們從中國共產黨開始改革算起，那麼中國資本主義已存在四十多年。
在社會主義時期，中國推行自力更生的社會主義經濟發展。這種發展為城鄉所有的中國人民提供了糧食、醫療保健（特別是預防）、教育和更好的生活條件。在農村，公社體制下的農民使中國稀少的可耕土地得到了顯著的質的改善，用他們巨大的勞動力建設了農業基礎設施，改良了土質。在城市，大多數工廠的工人能夠完成初步的工業化。在二十年的短暫時間裡，中國在農業生產上完成了部分機械化，實現了糧食自給自足，為工業化初期階段的工業生產需要生產了足夠的原料。中國人民在經濟上和政治上保持獨立，不受外國資本或權力的干涉。
到20世紀70年代末，中國為經濟的進一步發展奠定了堅實基礎，中國人民期望著更加發展、安全和繁榮的未來。中國人民在社會主義時期取得的這些成就在這本書中得到了很好的記錄。此外，社會主義不只是更好的物質福利。隨著生產關係的改變和剝削與壓迫的消除，人們體驗到平等相待和相互尊重。隨著中國進入新的社會主義社會的初始階段，特別感謝了為新中國建立貢獻體力勞動的工農。
中國革命和社會主義的發展為世界其他欠發達國家的工農提供了令人鼓舞的示範。他們遭受著來自本國政府和外國帝國主義的無情剝削和壓迫。中國作為獨立的社會主義國家而崛起為其他人民和民族提供了希望。同時，它在建設社會主義上的成功顯示出對帝國主義列強及其附屬國不斷的威脅。因此，帝國主義列強熱切渴望著與中國新的資本主義政權合作的機會。
中國資本主義四十年——評價
中國資本主義的四十年為我們的評價提供了大量的具體事例。這個評價包括了四十年的資本主義對中國這個國家及其人民的影響，特別是對工農的影響。它也包括了中國四十年的資本主義對全球壟斷資本、帝國主義各國和這些國家的工人的影響。考察中國四十年的資本主義對馬克思主義者、列寧主義者和毛主義革命者的觀點，以及未來的社會主義革命的影響也很重要。我們對中國資本主義四十年的認識、評價和分析將幫助我們更好地理解中國社會、它在過去的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以及它的未來發展。
第一，中國資本主義四十年對中國這個國家及其人民的影響
當鄧小平為中國的資本主義改革而實施他的計畫時，他的一句話眾人所知：“不管黑貓白貓，捉到老鼠就是好貓。”他的意思是說，不管是社會主義制度還是資本主義制度，只要能發展中國的生產力就行。在社會主義時期，鄧小平及其前任劉少奇對中國發展生產力的速度趕到非常不滿。他們把中國的“低”發展速度歸結為資本積累的“低”水準。從他們的觀點看，資本積累是生產力發展的關鍵。他們認為，在社會主義時期，國有企業的資本積累太低，因為這些企業的工人工資“太高”了，他們的福利“太豐厚”了。鄧小平認為，如果調低國有企業工人的工資，削減他們的福利，那麼資本積累就能加快。鄧小平認為，這可以通過釋放農村的大量勞動力來實現，這是鄧小平解散人民公社的關鍵原因。如果沒有了公社，那麼農民將被迫到城裡去與工人競爭，從而壓低了工資和削減了福利。
毋庸置疑，鄧小平過去四十年的資本主義改革發展了中國的生產力。自20世紀70年代末直到近二十年，真實GDP每年平均10%。但是，鄧小平從最開始就沒有解釋，誰會享受GDP快速增長的成果——他也沒有解釋發展的到底是哪種生產力。他只是宣佈：“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四十年後，大多數中國人都知道誰從資本主義改革中受益，誰被拋在了後面。下面將從中國的資源——土地、礦產和能源資源及其環境——的角度考察資本主義四十年對中國這個國家的影響。之後我將概述資本主義改革是如何在總體上影響人們和社會的。
大宗商品的快速生產加劇了世界產能過剩問題。這本書於2012 年首次出版時，距離最嚴重的全球金融危機已經過去了四年。我在《後記》中寫道：
“2007年開始的全球經濟危機對隨後兩年的中國出口增長產生了消極影響。但是，儘管它的增長率下降了，但出口增長仍在繼續……這些資料表明，2009年上半年政府4萬億元的刺激方案和7.3萬億元銀行信貸的增加在短期內起到了穩定經濟的作用。但經濟的長期問題仍未改變。”
此後，在2013年，中國推出了一帶一路倡議，包括了在亞洲、歐洲和非洲超過68個國家投資1萬億美元，用於建設新的道路、港口、鐵路和發電廠的計畫。這個倡議被宣傳為幫助欠發達國家發展必要的基礎設施的人道主義倡議，但它的實際意圖是使中國從這些國家獲取資源。它也意欲通過花費中國多年來從出口順差中積累的大量外匯儲備，來加強中國的國外影響。除了一帶一倡議（也被稱為“新絲綢之路”），在新冠疫情大流行之前，中國正逐步化解包括煤炭、鋼鐵、水泥、玻璃等多個部門的產能過剩。2014年至2016年，中國關停了工廠和讓工人下崗。但是，中國的產能過剩不僅是在生產設施上，也在交通運輸、其他基礎設施以及商品房和居民住宅上。之後，新冠疫情大流行襲來，造成了出口和消費支出的下降。許多企業被迫關門。（注釋1，李克強總理回應稱，要通過鼓勵街頭小販的擴張來增加就業和鼓勵消費。一時間，整個國家看起來都參與到所謂的“地攤經濟”中——但這並沒有持續多長時間。）到2020年底，由於全球大流行，國外需要進一步放緩。但是，在2020年末，中國的出口略有回升，主要是由於大流行對其他國家生產的影響。儘管有大流行，但中國的GDP（據報導）在2020年仍然勉強實現了2.1%的增長。但是，隨著大流行的高峰過去，有跡象表明，由於過去四十年的不斷擴張，中國可能正走向經濟危機和金融危機。
中國因出口擴張而實現的GDP增長的成功正迎來結束。隨著商品堆積和世界產能過剩問題變得愈加嚴重，中美之間在過去三年裡已經發生的貿易衝突將加劇。鄧小平去集體化之後，超過兩千萬農民到城市裡生產衣服、鞋子、電子設備、汽車、玩具和其他勞動密集產品的出口工廠打工。在最初的數十年裡，這些工廠（大多位於廣州、深圳、東莞附近的珠三角和上海、蘇州附近的長三角）支付很低的工資，幾乎沒有五險一金。大多數人只能通過每天加班12個小時甚至更長時間來糊口。當前，農村大約有九千萬的“留守兒童”，他們的父母在城市打工。在中國的歷史上，戰爭使家庭分離，但在今天則是經濟遷移使家庭成員分隔兩地。
過去幾十年裡，這些遭受屈辱和在危險的工作場所掙得很低工資的農民工進行鬥爭，提高了工資，有了一些極低的保險金，改變了工廠和工作場所不公正的規章條例。他們的鬥爭大多是通過短暫的野貓罷工（指突然而自發的罷工，譯者注）和談判來進行的。只要有工作崗位，就不乏農民工遠途而來以維持生計和養家。
許多“留守兒童”長大後成為了下一代農民工。新生代農民工對工作有著不同的態度；他們中的大多數拒絕像他們的父輩那樣辛苦的工作。一些人認為，不斷地在工廠裡加班太困難了。他們中的大多數沒有結婚，一些人選擇單身，因此他們沒有養家的負擔——這是中國一個全新的現象。他們中的一些人更喜歡日結，這樣他們就能工作幾天，然後玩上幾天。他們認為，不管怎麼努力工作，他們都沒有足夠的錢來買像汽車這樣的奢侈品。對農民工來說，在他們工作的城市裡有住房幾乎不可能。因此，他們中的一些人採取了時下流行的“躺平”哲學，也就是說用盡可能少的工作來掙剛剛夠吃飯和睡覺的地方的錢。這種“低欲望”的生活方式第一次出現是在90年代後繁榮時期的日本。現在它漸漸傳播到中國——不僅是在農民工中間，也在城市的正式工中間。這種怠工可以被看做是一種抵抗，而政府強烈反對這種生活方式，批評這種態度是懶惰和缺乏職業道德。
在帝國主義世界，鄧小平的資本主義改革找到了中國的資本主義者與全球壟斷資本合作並分享利潤的途徑。中國的戰略是向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和世界其他地區出口勞動密集型產品。三十多年裡，這個戰略為中國提供了巨大的出口市場。出口的迅速擴張是中國GDP增長的動力。但是，中國出口大量勞動密集型產品的結果嚴重影響了中國的自然資源，破壞了中國的環境。
在資本主義改革之前，中國有著豐富的資源，如煤炭、化石燃料和鐵礦石，但是它們大多埋藏在地下，作為未來使用的儲備，同時一些資源出口。甚至在改革初期，中國仍然出口一些資源。現在，四十年之後，這些資源已經枯竭，中國不得不依賴進口。與此同時，中國向其他帝國主義國家一樣，正尋找途徑從其他國家掠奪資源，如先前提到的“新絲綢之路”。
在最近的資本主義四十年裡，住房（包括商品房和住宅，大部分用於了投機）和基礎設施的建設以驚人的速度進行，造成了本已稀缺的可耕用地進一步減少。此外，兩百多個城市的居民不再有足夠的新鮮飲用水。在污染方面，像中國這樣通過出口密集勞動產品來推動經濟增長的國家，一直在相互競爭，用降低環境要求來吸引外國投資。後面的章節詳細介紹了因出口擴張而來的GDP增長對中國的自然資源和環境的影響。該資料證明，在短短幾十年之後，利用出口刺激經濟增長是不可持續的。
由於工資和製造成本（原材料、租金和運輸）的上漲，中國正失去在出口勞動密集產品上的競爭力。各種勞動密集型產品的利潤率已經下降，早在2005年就開始生產外移。數家知名的境外公司，如裕元鞋業（臺灣）、富士康（臺灣蘋果產品加工商）、三星（南朝鮮電子公司）已經部分或全部把它們的生產轉移到了越南。其他工資比中國低的潛在國家是孟加拉、印尼和/或印度。此外，中國人口正迅速老化；出生率已經停止甚至下降。儘管政府在2016 年結束了獨生子女政策，並且最近又鼓勵家庭生育三孩，但這種情況還是發生了。中國年輕人不願結婚，或者一旦結婚，不願要孩子，因為撫養孩子的成本太高。
當像深圳、東莞、廣州等城市的工廠停業，特別是在2020年開始的大流行期間，城市居民數量急劇下降。許多因2021年春節而回家的工人沒有再回來。很多企業尤其是曾經人滿為患的小餐館也紛紛倒閉，很多大大小小的房東都失去了租客。此外，曾經繁榮的購物中心現在幾乎空無一人，這些城市的一些中轉站甚至關閉。
中國的貧富收入差距極大。在幾十年的私有化之後，中國的私人資本成長的非常巨大和強大，如阿裡巴巴的馬雲，中國最富有的人（許多億萬富翁）之一。富裕的政府官員與私人資本家分享財富，過著奢侈的生活，並將大部分資金運往國外，購買美國、加拿大和歐洲城市的精品房地產。根據胡潤全球富豪榜，中國有著世界上最多的億萬富翁——2021年的1058 VS 美國的696。私人資本家現在是統治精英的一部分。2018年，13屆人大的當選代表中有104位億萬富翁。上層的資本家、大型私營企業的負責人擁有經濟權力，而他們的合作夥伴、高級政府官員則控制著政治權力。眾所周知，生活在國外的超級富豪子女開著豪車，喝著昂貴的葡萄酒，穿著最新的時裝，過著與所在國富豪的奢侈生活相媲美的生活。
當然，絕大多數中國人不得不為了生活而工作，他們的收入有很大不同——從一個月數千元到一個月數百元不等。中國總理李克強最近披露，有6億人——幾乎占總人口的一半——月收入在1000元以下。大多數高收入群體都擁有大學學位，許多人在高科技行業工作。特別是超長工作時間的程式師。他們在兩年之前開始了抵制“996”——早九點上班，晚九點下班，一周工作六天——的運動。但他們的抵抗只有微乎其微的影響。由於就業市場趨緊，工作時間進一步延長，這些工人每天工作十二小時、沒有休息日並不罕見。他們的人數約占工薪階層人數的5%，每月工資在10 000-20 000元及以上，能買得起汽車，有一套公寓，能送孩子去私立學校，但也以抵押貸款、汽車貸款和信用卡的形式背負著大量債務。雖然他們擁有大量的物質財富，但他們醒著的時候幾乎都在工作，很少有時間陪伴家人或照顧自己的健康。此外，高科技工人不得不因為年齡而擔心失業。在這些行業，35-40歲的人被認為太老了，如果一個人在這個年紀失業，那麼他/她在找到一份類似工資的工作極其困難。
近些年，大學畢業生總體上更難找到工作。當下，大學畢業生太多，工業、政府和服務業難以吸納下。在過去，努力學習，經過高考在知名大學學習是年輕人唯一的夢想，這使他們能成為小資產階級的一份子。現在，這僅僅是個夢想，即使他們從大學畢業。據報導，有多達7萬名外賣員擁有碩士學位，許多人當計程車司機，而一些受過大學教育的年輕女性做保姆。這在過去完全沒有聽過。
直到最近，不需要大學學歷的工作，月薪在2000-6000元或者更多，而大多數人的收入在4000-5000元左右。日結工一小時20-25元，或者一天200元左右。但是，就業形勢在近幾年惡化了。據估計，失業率高達20%。李克強稱，大約1億人屬於“靈活就業”。這一類是轉業和離職的工人。
在出口加工城市景氣的年月裡，一些人又可能省下一點錢，或者從家人/親戚那裡借錢幹小買賣，來賣食物和其它消費品。一些人甚至能開小餐館。這些小老闆工作時間很長，成功的人有能力購買一套公寓供自己居住，甚至可以購買更多的公寓出租。但是，由於工人離開了這些製造業城市，這些小老闆不再有足夠的消費者來維持生計。大量的小老闆和小房東破產了。
對於仍在農村和需要他們的孩子往家裡寄錢的農民來說，生活也更加困難。每戶農民每年可以從他們的小塊土地上獲得幾百元。他們中的一些人年紀太大了，不能下地，有太多的土地撂荒。越來越多的年輕人回到了農村，失業（隱藏的和公開的）急劇增長。在城鎮工作的人沒有幹農活的經驗，即便如此，他們離開的首要原因是，他們的小塊土地無法維持他們的生計。這就是鄧小平的資本主義改革破壞公社後中國農民的真實情況。
第二，中國資本主義四十年對世界壟斷資本、帝國主義及先進資本主義國家工人階級的影響。
中國資本主義的“改革開放”對全球壟斷資本和帝國主義大為有利。在20世紀70年代末，產能過剩問題廣泛存在於帝國主義國家的所有主要行業，從汽車到鋼鐵及通訊等。全球壟斷資本迫切地需要擴張的地方。解決方案是美國總統羅奈爾得·雷根和英國首相瑪格麗特·柴契爾在80 年代初上臺時所宣導和追求的新自由主義。他們共同發起了一場意識形態運動，積極推進新自由主義議程，宣告社會主義失敗、資本主義勝利的歷史終結。新自由主義議程迫使各國為帝國主義國家的投資開放邊境。
壟斷資本的新自由主義策略建立了新的國際分工。在舊的分工下，壟斷資本在先進資本主義國家生產工業品，把它們出口到欠發達國家。一個說明性的例子就是大英帝國強迫印度進口英國機器製造的紡織品。欠發達國家出口農產品、礦產資源、能源和用以交換的初級產品。這是一項關鍵的帝國主義策略，因為它阻止了欠發達國家開啟自己的工業化進程。但是，這個策略阻止了欠發達國家的人口消費帝國主義國家的大量商品。
在這種新的國際分工下，先進資本主義國家為了利用欠發達國家的低工資勞力和把產生污染的生產轉移到這些新的生產場所，在這些國家投資工業生產，特別是勞動密集和產生污染的工業生產。這些低工資工人也購買在他們國家生產的由壟斷企業控制的公司出售消費品——鞋子、衣服、其他耐用消費品，甚至是汽車。現在，中國銷售的大多數汽車是日本、美國和歐洲的汽車公司生產的。20世紀70年代末，國際汽車市場（美國、歐洲國家和日本）的產能都無可救藥地飽和了。今天，汽車市場大大擴張了。例如，今年中國的新車登記數是1979萬輛，超過了美國的1446萬輛，或歐洲的1196萬輛新車銷量。日本的新車銷量僅有381萬輛。
這不是誇張地說，中國過去幾十年的資本主義發展幫助全球資本主義（帝國主義）延長了生命。中國為世界過剩資本提供了另外的空間。而且，隨著生產轉移到中國，先進資本主義國家的壟斷資本權力加強了對工人的反對。在美國，美國產業轉移到中國對勞工的影響是顯著的。在戰後早期，美國汽車工人聯合會在勞工問題上是反對三大汽車企業的強大力量。為了擺脫汽車工人聯合會的影響，汽車企業首先是把生產從底特略重新安置在工資更低、勞工組織更弱的美國南方。之後它們又利用克林頓政府時期推動的“北美自貿協定”，把生產轉移到墨西哥。美國政府資助汽車工業和其他製造業，把生產安置在境外，那裡的工人工資是美國非工會會員工資的一部分，環境法也更寬鬆。
之後，中國在鄧小平的改革下開放邊境，美國以及歐洲、日本的公司的投資湧向中國。除了低工資和寬鬆的環境法，中國也有完備的基礎設施和高教育的、守紀律的勞動力——所有這些都是在社會主義時期艱難發展起來的，成熟到足以剝削。
美國北卡羅來納州和南卡羅來納州以及東北部的紡織公司在80 年代初期開始轉移。然後汽車、電子產品、玩具甚至自行車等其他產業也開始轉移。美國、歐洲和日本的公司也從中國進口大量商品。因此，帝國主義國家的工人被置於較弱的競爭地位，並且與雇主談判的能力變弱。此外，帝國主義國家自動化程度的提高也使許多工人被機器取代。正是在這幾十年期間和之後，製造業工人失去了工作，別無選擇，只能在服務業找到工作。服務業的工資低於生活工資，而且往往很少或根本沒有福利。
但是，中國數十年的資本主義在絕大多數產業創造了大量的生產能力。這只能意味著一場甚至更大的生產過剩危機正在逼近——不只是在中國，而且是在整個帝國主義世界。
第三，中國四十年的資本主義對馬克思列寧主義者和毛主義者，以及世界社會主義革命的影響。
在短期內，中國的資本主義政變對全世界的共產主義者、共產主義運動和組織產生了較大且消極的影響。蘇聯的整個解體已經造成震驚，而中國轉向資本主義則更具破壞，在許多方面造成了更多的混亂。蘇聯早已轉向修正主義，但是許多在50年代社會主義陣營的分裂中與中國“站在一邊”的人並未當然地理解中共的路線鬥爭。結果，大多數人沒有認出鄧小平改革是什麼：資本主義路線的決定性勝利和社會主義被擊敗。
這種認識上的不足甚至造成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分裂為數個“陣營”。像追隨阿爾巴尼亞的恩維爾·霍查的一些人無法辨別路線的改變，把鄧小平改革下的中國的行動當做原因，全面否定中國現代史，包括毛主席特別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另一些人緊隨其後，放棄中國作為對抗西方的象徵性灘頭陣地，繼續捍衛它和鄧小平的資本主義改革和政策——也包括它對文化革命的完全否定。（許多採取這條路線的人在1989年天安門六·四大屠殺後放棄了它，但也有許多人堅持保衛中國，甚至在屠殺發生後也是如此。）
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少數人花費一些時間來整理混亂，分析發生了什麼。正如我所做的，他們看到社會主義在中國被擊敗了。這不是社會主義某些固有缺陷的結果——這不是社會主義的終結——而是資本主義者在長期的路線鬥爭（在文化大革命中達到高潮）中奪得政權的結果。這少數人在分析和吸取了鬥爭和被擊敗的教訓後，繼而建立了我們今天在菲律賓和印度看到的最強大、最有韌性的革命運動。
即使中國國家不斷地企圖抹去和改寫中國革命史和社會主義史，但是那段歷史還在。革命者能從中吸取的教訓是極寶貴的，它是人民反對資本主義的強大武器。同樣的，鄧小平及其同夥是如何擊敗社會主義路線的，他是如何和為什麼能從經濟基礎到上層建築上攻擊和破壞社會主義的，這對於那些仍然尋求理解而不僅僅是站在一邊攻擊或捍衛中國的人來說，同樣重要。
有理論上的和抽象的社會主義，有在中國具體實施的社會主義。因此，中國人民將繼續與他們近四十年經歷了的東西戰鬥。雖然我們還沒有看到有較高組織的努力，但是他們在高潮和低谷中反對中國資本主義的所有鬥爭，與歷史上贏得社會主義的鬥爭同樣重要；他們的經歷對於中國以外的人來說也很重要，以便更深入地瞭解資本主義、帝國主義和人民爭取社會主義的鬥爭。
向前看：中國人民反對資本主義的鬥爭
正如到目前為止的分析所表明的，資本主義四十年後，中國可能正面臨一場以已經正在發生的金融危機為開始的相當嚴重的經濟危機。正如我之前提到的，中國的住宅和商業房地產市場擴張過快，房地產領域出現了很多投機行為。此外，房地產公司都有非常高的杠杆，押注在房價的繼續上漲上。房地產的建設、交易和融資合計約占中國GDP經濟活動的30%。最近，中國最大的房地產公司恒大難以履行其金融義務，預計其破產將對世界金融市場產生嚴重影響。
因為中國失去了它在出口勞動密集產品上的競爭力，它不能再繼續利用出口戰略來增加GDP。同時，中國也不能與其他帝國主義國家在絕大多數的先進科技產品上順利競爭。有建議稱，中國需要擴大內迴圈；但是，中國在擴大國內消費需求方面一直存在問題。因此，這就意味著中國的增長將減速，失業將繼續上升。中國國家最大的恐懼就是失業。
資本主義四十年後，中國面臨許多矛盾。今天中國的主要矛盾是資本主義當局和廣大勞動人民的矛盾。“共產黨”掌握著政治和經濟權力，代表著資本利益。它推行政策控制、剝削和壓迫中國勞動階級：工人和農民。
除資本與勞動的主要矛盾外，資產階級內部也有矛盾。而且私人資產階級和政權內部也有矛盾。最近的一個例子是2020年11月馬雲“失蹤”三個月。馬雲是阿裡巴巴和許多其他大公司，包括媒體和房地產公司的創始人和現任首席執行官。當馬雲批判地評論中國的銀行體系，同時他的資產越來越多時，他惹上了該黨的麻煩。結果，他被禁止他的金融業務螞蟻金服上市。在他再次出現後，顯而易見，他對政府做出了一些讓步。（注釋2，馬雲和其他螞蟻金服的董事以低利率從國有銀行借款，並以較高利率向消費者提供貸款。最近，中國強制對螞蟻金服進行大規模重組計畫。）在中國，掌握經濟權力的人（如馬雲和其他大資本家）和那些掌握著政治與經濟權力的人（即“共產黨”）存在矛盾，而經濟權力不能單獨取勝。
該黨內部也存在矛盾。周所眾知，國家主席習近平發起“反腐運動”的目的是為了打擊他的一些對手；該黨的不同派別定期為了獲得更多的控制而相互鬥。中央政府和許多地方政府（省、市、鎮）也存在矛盾。中央政府控制稅收，但是地方政府必須負責官僚管理和地方基礎設施建設的成本。地方政府控制土地，賣地是近年來的主要收入來源。這與國家保持足夠農用土地的國民目標相矛盾，因為中央政府負責供給中國大量的人口。此外，地方政府通過形成民營企業身份向銀行過度借貸，而中央政府必須保證這些銀行的安全。地方黨員的晉升往往取決於他們在任期內在住房和基礎設施建設方面的“成績”。結果是過度建設與當地目前甚至未來的需求幾乎沒有聯繫。地方政府日益無法支付貸款，成為了對銀行體系安全的潛在威脅。對這個資本主義政權來說，所有這些矛盾都很難解決——更不要提現政權、私人資本家與廣大工農群眾的矛盾了。
在過去的四十年裡，大多數工農都辛苦工作，但他們的生活並不安定。公正地說，他們中的大多數人能夠購買更多的新商品，例如手機、衣服、鞋子，並享受了一些其他的生活便利。但是工人的工資往往太低，無法在不擔心健康（或其他危機）和支付醫療費用的情況下生活，他們有時被迫借入數萬元人民幣。農民工的工資通常不能在他們工作的城市租一個地方來供家庭居住，更不用說存夠錢到退休的那一天了。隨著經濟走向嚴重衰退，許多已經失去工作的農民工別無選擇，只能返回農村，他們在農村的選擇極其有限。
在更大的圖景中，通過革命和在社會主義時期建設現代中國的人看到他們的土地被浪費了，環境被污染，資源枯竭。同樣重要的是，他們目睹了曾經位於他們生活中心的社會主義價值的退化，以至於人們不僅對政府失去信心，而且彼此也缺乏信任。如果一個老人在大街上跌倒，許多人不願幫助他或她，因為害怕被起訴。人們不再信任被用來保護他們的員警，因為員警往往與黑社會有聯繫，濫用權力、恐嚇和勒索。員警無故攔車要求給錢——在很久之前的中國社會主義過去，“為人民服務”真正被踐行，那些“公共安全”的人真正保護公眾。作為循規蹈矩之人，普通人非常憤恨和反感的許多犯罪活動捲土重來，如賣淫和性交易、賭博、非法毒品，更重要的是，數百萬數百萬地賄賂官員。也有報導稱，醫生與其患者、大學教授與其主管之間或商業夥伴之間爆發了暴力事件。有時，他們之間的這些爭執嚴重到甚至涉及公開殺害。這些事件展示了社會主義時期從未聽聞過的人民間的矛盾種類。
目前，“共產黨”的領導人不再討論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不同；相反，他們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來模糊一切事物。政府的當前策略是用強調中國傳統的文化價值、淡化革命和社會主義時期人民的英勇鬥爭，來推動中國的民族主義。現政權利用一切機會來誇耀其作為一個崛起大國的成就。例如，中國吹噓其高鐵建設，不只是在中國，也在其他數個國家。但是，中國仍然沒有掌握高鐵技術的最關鍵部件；它不得不從德國、法國和日本的公司那裡購買這些部件。普通人和知識份子繼續將當前的發展與社會主義時代進行比較，並提出尖銳的和批判性的分析。這種強烈的社會主義傳統將證明人民當前和未來反對資本主義和爭取社會主義的鬥爭至關重要——就像人民反對資本主義和爭取社會主義的鬥爭將證明，全世界人民打敗資本主義和建設社會主義的鬥爭的至關重要性一樣。
這本書試圖提供對1956-1976年中國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分析。它表明了工人和農民是如何從社會主義中獲益的，中國是如何在短短二十年的時間裡奠定獨立經濟發展的基礎，為社會主義社會留下極其重要的基礎設施的——包括了工人的工廠管理，這是最終建立工人國家的第一步。在帝國主義時代，欠發達國家的勞動人民該如何為自身的解放而戰，中國建設社會主義的鬥爭為他們提供了榜樣。在我最新的著作《從勝利到挫折——中國的社會主義道路和資本主義復辟》（外文出版社，巴黎，2019年）（該書相似內容可見《中國革命的道路——論解放後兩條路線的鬥爭》，批判與改造社，臺灣，2020年，譯者注）最後一章提供了對該書2012年後記至2019年間更詳細的概述和分析。
1949年中國解放後，中國人民鬥爭了三十年來建設社會主義。在毛主席于1976年逝世後，中國勞動人民又與資本主義鬥了四十年。七十年的鬥爭很長——兩代革命者的一生。但是從150年前的巴黎公社開始，世界無產階級不斷為擺脫資本無情地控制他們的鎖鏈而鬥爭。1917年俄國十月革命和1949年的中國革命是兩場勝利的革命，無產階級從資產階級那裡奪得了政權，建立了社會主義國家和社會。150年反對資本主義和爭取社會主義的鬥爭沒有停止。現在，菲律賓人民和印度人民正勇敢地為反對資本主義（帝國主義）的戰爭而戰。他們的鬥爭和其他民族與人民的鬥爭將繼續，直到資本主義被最終打敗。
在過去的幾十年裡，帝國主義國家大多數工人的生活變得更加困難。在當下的新冠大流行中，許多人第一次不得不去食品銀行，許多新失業的工人被驅逐，被迫流落街頭或住在自己的車裡。帝國主義國家的大多數人並不相信他們的政府能夠有效地應對環境危機，也不相信他們的政府能夠結束對其他民族的政治和軍事干涉。最近，美國從阿富汗撤離佔領軍，只是突出了該國二十年戰爭後的矛盾和問題。
不幸的是，帝國主義國家的許多工人被資本主義意識形態困住了；他們被告知決不能要求更高的工資和更好的福利，因為他們的要求只會使公司搬遷。他們相信這些威脅，因為他們看到許多的公司已經這樣做。資本主義意識形態迷惑工人，讓他們相信其他國家的工人是他們的敵人。只要工人還相信這些謊言，他們就不能與他們的共同敵人作戰，“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就還是個空談。
中國正走向經濟危機和潛在的政治危機。由於源自70 年代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的政策已經窮盡所有選擇，其他帝國主義國家，如美國、歐盟國家和日本，很可能會發現它們面臨著類似的危機。但是，只要如印度、巴西和拉美及東南亞的其他國家排著隊，熱切地像中國曾經做的那樣發揮作用，那麼壟斷資本就能把新的國際分工延長一點。因此，重要的是，這些國家的工農要明白，他們沒有得到任何東西，即使他們的政府能夠在全球壟斷資本控制的新分工中贏得地位。更重要的是，他們的國家將在此過程中遭受蹂躪，損害子孫後代的發展條件。這種認識在反對帝國主義和社會主義的鬥爭中是至關重要的。
批判與再造(復刊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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