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上的“我們”，台下的我們
黃紀蘇
一
我參加過一些作品的討論會，覺得特別像大年初四或初五的客廳，當媽的摟著濃墨重彩的女兒一條條數落她那些“別提多氣人”的地方，例如本來應該考全年級前五 名，可這回楞給考了個第六。來客群起反擊：您可真行，這樣的閨女還不知足，那M回頭可領家去啦！《我們走在大路上》2006年秋冬之交在朝陽文化館TNT劇 場演了十五場，演出期間和之後，我參加了四五個關於它的討論會，經歷了不太一樣的場面。對於這些年從西方引進的那套規矩，什麼keynote發言、十分鐘 點評、五分鐘回應、不許質疑作者人格以及學術能力之類，我老希望有薛蟠、焦大站出來矯枉過正。所以，當見到大漢拍桌子指責《大路》睜眼瞎一個，看不見餓死幾 千萬人的歷史時，當見到本來挺文靜的學者說它弱智，一點不含蓄不藝術時，當見到名山的“散人”罵它純粹“裝B”時，我收穫了快感。歷來有一種喜歡衝撞社 會、同時也喜歡被社會衝撞的文藝。我參與過的幾次戲劇活動恰巧都屬於這路文藝。
但每次都不是我衝在最頭裏——創意或發起都是別人。1998年的《一個無政府主義者的意外死亡》是沈林和孟京輝。2000年的《切·格瓦拉》是沈林——我 還記得1997年那個藍得徹頭徹尾的秋日下午，在中戲佈滿爬牆虎的老樓，在老樓他那間老有茶香的辦公室。這次的《大路》則是楊平、祝東力，好像是2003 年最冷的一天夜裏，他們約我在一家飯館商量此事。東力是位富於家國情懷的學者，情感熾熱，思路整潔，文筆收束，三項加一塊就相當於北京西邊的運河，平平順 順反到容易淹著人。2000年他以“亞子”筆名寫的《切》劇評，就讓楊平撲騰著四處打聽誰是祝東力，誰有他的電話號碼。我認識楊平是在那年的人藝小劇場， 他剛在《切》劇演出後的觀演交流會上痛哭流涕過。這樣一個性情人，難得又是位凡事能迅即123化的事務人。九十年代中國最重要的思想雜誌《戰略與管理》就 是他的主編。作為學術思想組織者，楊平那幾年的一項事業就是把民間左中右各路思想的代表人物燉八寶粥似地集中在某處旅館，強迫他們彼此入味，三教合流，通 過回顧現當代史整理出中華民族未來發展的共識。他後來掀開鍋蓋卻發現米還是米，棗還是棗，豆還是豆，一個個都坐懷不亂，守身如玉。估計他不等洩氣就有了新 主意：理性的路不通，那就向情感的道上走走看。於是他起意搞一系列文藝活動以反映當代的社會進程，計畫書寫了好幾頁，戲劇是其中一個單元。這是《大路上》 創作的直接起因。
楊平先後請來劉力群、曹錦清、王力雄幾位幫著“梳理”這段歷史的基本脈絡。劉力群是位元奇人，“記憶體”也不知有多少G，反正無數大事小事都滾瓜爛熟在肚裏。 他說天下興亡就像集郵的說郵票，玩鴿子的說鴿子，而且說得生動有趣跟數來寶似的。記得一上來他問準備讓他講幾天，楊說只半天，只講這二十五年。他吹鬍子瞪 眼不幹，堅持從西周講起，血統、法統、道統浩浩蕩蕩講了七個小時。曹錦清從對馬克思主義的重新認識入手，分析中國的社會變遷，他視野開闊思想深邃，所謂登 高望遠，山河歷歷。我第一次見老曹是在上文提到的某處旅館，小屋裏的三張床分別橫陳著高華、蕭功秦還有他。曹的諸多身份裏有一個歷史學家，對於歷史學家來 說，似乎每張眼前的照片都有一張過去的底版。說起中國當前的階級形勢，他走到窗前，望著窗外1789或1871年動盪的巴黎感慨道：以自己的社會類別，會 推開窗戶對民眾歡呼，但下樓加入他們就有一定困難了。王力雄以社會政治預言小說聞名，他那篇《毛澤東主義與人間天堂》所發的議論，我未必十分同意，但十分 同情，因為其中流露出的情感美好而純粹。他對問題的分析非常透徹，但談著談著就要談他的“逐層遞選制”。雖然海外有朋友斷言“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只 有逐層遞選制才能救社會主義”，但作為一幅距理想近離現實遠的政制藍本，逐層遞選制跟毛的“人間天堂”一樣，在可行性上面臨著根本的質疑。
在《大路》之前，我已寫過兩部社會政治劇。我需要考慮幾部戲在思想內容上的異同，這部戲能講出什麼新東西。我只是一個知識份子，戲劇在我只是一件發言工 具，如果沒什麼話可講，我寧願讓這工具呆門後面，跟氣筒子什麼的在一起。幾部戲所依託的時代背景是同一個，即世界社會主義陸沉、資本主義世界體系洪波接天 的二十世紀末大變局。所面對的基本問題是同一個：已經下了病危通知書的資本主義居然活得好好的，這難道是一種偶然麼？難道沒有在社會、歷史以及人性的深處 埋下什麼根據麼？所具有的內在緊張是同一個：就算人類社會只能這樣，可很多人包括我自己偏就不喜歡這樣。身處這樣一個大變局，我從八十年代中期起開始閱讀 思考它的來龍去脈，記了幾大盒子卡片，對人類不平等的起源、社會不平等與經濟經濟不平等以及私有制的關係、平等與不平的對立統一、比較性競爭、比較性競爭 在意義體系中的位置、比較性競爭與物質生產的關係、相對平等與絕對平等的辯證統一、歷史必然性與能動性等等方面，進行了閉門探討，其中的基本觀點後來裝進 了在中央財經大學的一次演講《高高低低話平等》。這個探討到八十年代末完成後，我感到釋然：既然理解了這個變局的深層原因，知識擺平了價值，從此就可以心 平氣和，與世俯仰了。沒想到數年後劇烈的社會分化，把本已河水不犯井水的事實與價值又放到冤家路窄的位置上；姓“社”姓“資”這麼一個曾經骨瘦如柴的問題 忽然變得血肉豐滿甚至血肉橫飛；自己的“水流雲在”心情也於不知不覺間換成一股無名火，不用照鏡子也知道跟槓頭似的。
這個時候，遇上了《一個無政府主義者的意外死亡》。《無》劇的作者達里奧·福是義大利活躍的左翼戲劇家。資產階級分子恨他不過就把他夫人輪奸了；他夫婦一不做二不休，佔領了一處劇場用左翼戲劇“輪奸”起資產階級國家；因為幹得格外漂亮，資產階級社會叫 床之餘把1997年的諾貝爾文學獎贈給了他。作者的這段人生故事為資本主義神秘的生命力提供了一個別致而有說服力的個案。資本主義這種除了撞過來的飛機什 麼都能收編的能力真令人歎為觀止，它能把炸彈收編為禮花，強盜收編為民團，先鋒後現代調皮搗蛋分子以及各路慌不擇路人員收編為明星小丑芙蓉姐姐——相比之 下，國家社會主義的禁書封刊就太像坐月子了。這是98年改寫《無》劇（取名《一個無政府主義者的意外死亡，一個左派藝術家的意中死亡》）時最讓我起創作衝 動的主題。可惜這個主題只能躺在文本裏而沒能走到舞臺上。這遺憾大概為後來寫作《切·格瓦拉》提供了一點動力。《切》劇更正面、更集中地談論了人類社會最 核心的不平等問題以及與之相關、被當代史重又反芻了的歷史必然性、權力異化、義利關係、革命等問題。八十年代孤燈下的社會哲學思考淌著九十年代的社會血跡 來到劇場，那躍然而起的歌聲、橫衝直撞的臺詞把“藝術殿堂”的門窗一腳踢開，放時代的風雲長驅直入。被盡情延伸的時空、在事與理之間來回跳躍的敍事，使這 部戲在洋溢強烈現實感的同時，更具有一種抽象、純粹的寓言詩氣質。那艘挑戰汪洋一般歷史必然性的小遊艇，那些眼中閃耀著遙遠星光的奴隸，那位向未來跋涉不 停、把自己告別舊世界的身影定格在地平線上的使徒，其實跟宗教繪畫中王子、耶穌、老虎一類形象相去不遠，都是理想的隱喻和價值的符號。與這種表現手法相適 應的，按說應該是“愚公移山”或“農夫與蛇”式的解讀。無奈現實矛盾已到了劍拔弩張的地步，既得利益的哨兵面對風聲鶴唳不免疑心生暗鬼，立即把這部戲定性 為“極左”新動向，說是要在中國煽動暴力革命。
二
與《無》、《切》兩劇借屍義大利、拉丁美洲不同，《大路》直接將二十世紀末大變局的最重要部分，中國當代史，搬上了舞臺。不過，這齣戲最突出的還不是中國 場景，而是中國認同，中國立場。近代以來，中國認同和中國立場不斷流失。這流失，若在跨國跨民族正常交往、融合的範圍之內本來無可厚非，但它在最近二三十 年常常過分到荒誕的地步。一些手頭並不算緊的政治精英、文化精英，他們出賣國家利益（包括情報）售價之低，就好像扔破爛時正巧碰上蹬三輪收破爛的——那爛糊 糊的毛票他們一不嫌髒，二不嫌少。列強炮口上的硝煙還沒飄太遠，學者們就召開研討會反思“受害者情結”，反思完了趕緊打車去“地球村”貼面舞大賽做嘉賓。
“遙望齊州九點煙”，我已經在這片煙水城郭間活了大半輩子，已經隨億萬男女走過了很長的路途。我當然不止一種身份，但第一身份肯定是中國人。這個“中國 人”可以說是出生前的宿命，出生後的習慣，說它是老湯慢火煨成的惰性也不妨。我也明白哪國飯都好吃，但就愛吃中國飯。我也明白外國的詩歌也挺有講究，但只 有“樵客初傳漢姓名，居人未改秦衣服”，只有“千古興亡多少事，悠悠，不盡長江滾滾流”這樣的詞、句、聲、義、境才讓我有讀詩的感覺——你可以說我外文水 平低，但我應該高麼？西方的美女我也得承認她漂亮，但不覺得可人，覺得像塑膠的，而且是軍轉民廠子出產的。有朋友問我，美國的海灘你不覺得很美麼，離開不 覺得可惜麼？當然美，就像畫裏，而中國的景物美或不美，都在夢裏。還是說得理性人一點，民族國家迄今仍然是這個世界劃分利益的最基本單位，中國迄今仍然是 絕大多數中國人所能搭乘的唯一一趟車。
這趟發自上古的客車，一路山重水覆走了幾千年。就像侯牧人在《大路》中唱的：
我們走過中原、四夷、八荒，走過三千大千世界
我們走過二十四時辰、二十四節氣，二十四史，走過上下五千年
我們走過淚光中的血光、火光、刀光，走過杜甫的詩篇
我們走過讀書聲、歡笑聲、鐘鼓聲組成的和聲，走過孔子的理想
我們經過了經過的，一輪又一輪，我們是自己的時間
我們看過了看過的，一遍又一遍，我們是自己的指南
1840年是一個根本轉捩點，中華民族在巨火濃煙中轉入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跑道：
五千年從此改走你的道，一八四零年，沒有人知道哪裏是終點
走過救亡走過革命，走不出一八四零年
走向崛起走向騰飛，走不完啊，走不完一八四零年……
資本主義四百年全球擴張所造就的世界等級體制，至今並沒有本質上的改變。這座大廈的彩旗緞帶上印著“生而平等”，石柱鋼樑上卻刻著“弱肉強食”。雖然不叫 “上國”“下國”都叫共和國，但上頭共和國的垃圾、核廢料與下頭共和國的礦產、美人之間的對流川流不息，從來沒有流亂過。對於這個世界秩序，中國的知識精英按 說最有體會：他們在國內都跟豌豆公主似的，渾身上下沒一處不委屈；可一到紐約、東京就顛撲不破，比鉛球還皮實。總之，在這樣一座世界大廈中站起來、走上去， 就成為1840年以來中華民族的首要任務。這個任務至今還沒有徹底實現，哪個體制、政黨、路線、政策、文化、價值、審美最有可能實現，那它就中標，否則就 出局。以這樣的歷史觀來看待三十年的前身，《大路》對中國革命給予了深切的同情，因為它結束了百年危局，為中華民族的大發展提供了空前的機會：
一隻腳、兩隻腳，背上踩了八隻腳
五千年趴在地上
一座山、兩座山，身上壓著三座山
五千年爬在路上
……
爬呀，爬過了整整一百年
一九四九，五星出東方
站起來，終於又站起來了，五千年……
以這樣的歷史觀來看待三十年當代史，《大路》對改革開放同樣給予了充分的理解，因為它引導中華民族走出上一個體制的困境，取徑市場，鼓勵個人，在資本主義世界大廈中更上層樓，如戲中群誦所道：
眼，就這麼尖起來；手，就這麼快起來；胸，就這麼挺起來
藥，就這麼熬出來；鐵，就這麼打出來；路，就這麼踩出來
樓，就這麼蓋起來；家，就這麼發起來；國，就這麼強起來
江河如練，就這麼流過來，歲月如煙，就這麼飄過來……
但國家的壯大，不全在經濟總量，也在張弛有度的社會關係。社會關係合理的緊張當然會產生強勁的激勵，七十年代後期開始的、以拉開差距為基本手段的改革，確 曾將億萬個體的你追我趕累積昇華為整個民族的日新月異。但效率與不平等的關係並非一味的“二律背反”，適當的社會差距可以成全跨欄動作，而巨大的社會鴻溝 卻只適合跳樓行為。把社會關係這匹驢往死裏抽是盛行於1990年代的做法，現已開始得到糾正，因為抽得驢打滾，拉動的就不是經濟而是革命了。改革思想家們 的眼睛好像不帶餘光，他們只看得見革命耽誤經濟，卻看不見鴻溝滋生革命。由於認識上的這種局限性或強迫症，他們為劇變中國所開的處方幾十年不變，永遠是反 對“絕對平均主義大鍋飯”。這處方既不中醫也不西醫，只有胡萬林一類的“神”醫才開得出來。對於中華民族這個生命共同體，神醫和他們所代言、所加盟的非法 暴富集團，已不再是領跑這個生命的肌肉了，算不算脂肪都難說，他們中的一部分已癌變為吞噬這個生命的惡勢力。《大路》為這個集團做了一些繪影描形的工作：
我直截了當告訴他們：別給臉不要臉，趁那什麼主義還沒涼透，趕緊領倆錢走人，往後下崗，可都扒了工作服光著滾蛋！
我們廠有倆戇頭跟我論“領導階級”這個理兒，我說哎呀呀，咱就別撒泡尿照照了，咱還是拿份報瞧瞧吧，自己扒開眼兒好好瞧瞧，名兒都改啦：“弱—勢—群—體—”我沒造謠吧？哈，“領導”？還真拿小雞雞當高射炮了！（天津口音）
公安局長過命的交情道兒上的兄弟
市委書記給把米就點頭丫整個一雞
別看咱一無所有咱就兒有錢
別看咱啥不是咱就兒一牛B
我這兒還沒脫褲子呢一個個就緊著劈腿
我這兒還沒點票子呢一個個就爭當咱的代理
撞死丫白撞！弄幫記者學者說的說的然後擩進法律
鳳凰26永久28的傻B東西也敢跟賓士六零零起膩
知識的價值終於實現了/這兜股票這兜黨票/又獨立董事又人大代表/剛更新老 婆正裝修townhouse/我倒想窮困潦倒呢，無奈機率太小啊/還有馬克還有美元/還有因私因公兩本護照/還有哈佛劍橋的邀請信/誰還想跑啊，哪片國土 有這片熱土好啊/推出過力作多篇為剝削正名/正working on一部專著證明腐敗之必要/邊緣知識份子要盯緊/社會公正大旗要抓到/就衝咱這色毛，投奔哪張皮，哪張皮不要啊/就衝咱這雙捷足，踩哪兒，不是金光大道 啊
我不關心誰三尺三誰二尺一，我只歡呼中國平均褲腰已突破二尺七！
聽著聽著，天下沒有免費午餐
不聽不聽，經濟學不關心道德
走罷走罷，得承認遊戲規則
散啦散啦，改革就是獨木橋，都過去那叫“通往奴役之路”！
他們所分裂的，是全體人民的改革之路；所劫持的，是中華民族的共同行走：
就這樣，一條路走成兩條
你把世界分成了黑白
就這樣，一顆心切成兩半
你把人間隔成了天壤
就這樣，一聲霹靂就能成真的噩夢
在你頭上遊蕩
就這樣，一個踉蹌就能應驗的詛咒
在你腳下潛藏
他們的所作所為，就連一些幫腔看了都發毛：
兩條腿當四條腿，一個個跑得跟活驢似的；高一聲接低一聲，一個個聽著跟叫床似的；想謳歌他們開不了口，就跟我白拿錢不給人辦事似的。這麼個跑法，感覺怎麼跟奔喪似的？！
但狼吞虎嚥的癌細胞們哪裏肯住嘴：
科學行走？那我就不可能走到今天嘛！“科學行走觀”？那你倆撂蹶子就很不好看嘛！光走不說的優惠政策，要維持一百年不變嘛！
堅持四蹄生風不動搖，狂奔中出現的問題，只能用飛奔來解決！
《大路》對社會分化所表現出的激憤，我也分不清哪些算社會主義，哪些算民族主義。中華大家庭的共同屋簷下，個別哥們弟兄為獨得財產，六親不認，夥同婆娘大 打出手，把好好一個家搶得雞飛狗跳，跟鬼子進莊似的。這不僅讓一奶同胞心寒齒冷，還讓義律、阪垣、汪精衛的後人“心喜歡生”——最近大齡男女找到另一半時 的蜜樣感覺。就算世道真如社會達爾文們所言，分化把老體殘軀悉數淘汰出局後，快腿捷足就可以奔騰886，運行得比電驢還快，代表龍的傳人全力衝頂，勝出資 本主義全球擴張的歷史。問題是，到那時國家減去國家隊所剩下的其他傳人都在溝壑裏苟延殘喘，他們還會有力氣跟健兒同唱《義勇軍進行曲》麼？就算勉力唱了， 唱到“我們萬眾一心，冒著敵人的炮火——”他們還會有心情接著往下唱麼！民族本位有一個“民”的前提，有一個“人”的內核：這個共同體的成員要以“人”自 律，以“人”相待，自己做人，也把別人當人，別老打著六畜的旗號幹豬狗不如的事。能夠在苦旅中相互扶助、在涸轍中相濡以沫、能夠“以相互的微笑為微笑，以 共同的行走為行走”的民族，才不光好用而且好看——看著有美感，有尊嚴，有信心，看了就願意以“我們”自居，看了就願意生生世世一起走。那馬路上擠做一團 哄搶飛來鈔票的鳥男女，搶完了是不會願意合影留念的——更別提交換電話尤其是家庭住址了。
這個“人”道與中華民族天下為公的大同理想一脈相承，與世界各處對普遍公平正義的追求同氣相求。它不應侷限於一國一族，而應像陽光普照四方。中華民族完成 了在資本主義世界體系中死地求生、後來居上的大業之後，我想不會沾沾自喜於做虎狼世界的新星新秀，而會生發與其人口規模、歷史儲備、文明境界相適應的宏遠 抱負。這個既能強悍又懂仁愛、古老而長新的主體不但要打倒拳王，還要會同所有舊世界的起義者，打碎拳壇，沿著“美的規律”，在社會叢林之外為人類另闢蹊 徑，為歷史別開生面。這當然又是一段漫長的路程，它的終點與現世遠隔千山萬水，在我們目力不及、聽力不達的未來深處。我們這一代甚至十代生也有涯，看不到 拳壇改花壇的那一天，只能跟泰森、霍利菲爾德相周旋於塵土腥膻之中。但我們瞭解人類對於解放的渴望，這渴望如溪之赴河，河之赴江，江之赴海，雖然百折千迴， 卻定然不是什麼“規律”“法則”“看不見的手”所能遮擋得了的。這遙遠的曙色，構成了《大路》的一層底色以及對腳下道路評判的一種標準，就像《大路》面對 世界社會主義大廈轟然倒塌時的詠唱：
七十年大廈倒下時，風雨蒼黃，風雨蒼黃
五千年大夢醒來時，山河浩蕩，山河浩蕩
但你聽我講：夢是託付給未來的孩子
過去被埋葬，她卻在明天成長，在後天歌唱
大路雖然走出夢境，但還會再走進夢鄉……
三
三十年歷史是一個矛盾的過程，帶給作者的是一種矛盾的感受。劇本一上來就做了如下交代：
三十年間億萬人民穿越風朝雨夕、水覆山重的悲壯行旅，無疑是作為一個生命共 同體的中華民族在現代資本主義虎狼世界中左突右衝、圖存救亡的繼續。而這一路的滾滾埃塵中又是幾家夢圓幾家夢碎……總之，三十年的道路以及行走展示了民族 復興與階級分化正負兩種價值。二者間的對立與糾纏是作者對這段如煙歲月的基本感受，因而也構成了本劇的基本認識脈絡以及亦喜亦悲、欲歌還歎的總體氛圍。
這樣一部表達複雜感受的作品引起觀眾各樣的反應，是很正常的事情。孫歌女士在社科院文學所的討論會上說她看戲時緊繃著神經，看完後有散架的感覺；有個年輕 記者看完戲發來短信說“心裏很疼”；幫我們做音樂的小毛說看了“心裏堵得荒”。徐友漁先生看見“在幕間休息時有人憤然退場，同時也聽到熱烈的掌聲和叫好 聲”。各種反應中最讓我關注的，自然還是觀眾對“我們”即中國認同或中國立場的態度。《大路》的主題歌是這樣唱的：
我們是姐妹弟兄，我們是一個家族，我們是一個血緣
我們是曠野上的一趟車，我們是苦海中的一條船
握著他的手，不管他智商多低，能力多差，模樣多慘
我們是曠野上的一趟車，我們是苦海中的一條船
我們一起死，我們一起生，我們一起唱，我們走在大路上
這二三十年裏，“我們”是被主流意識形態清算得比較徹底的一個價值，小到早已解散的“我們社”，剛剛倒閉的“我們廠”，大到被當成痰桶的“瞧他媽那中國 人！”《大路》的“我們”果然引起一些人的強烈不滿，其中以張君耀傑表達得最為直截，他在《政治鬧劇與左右對決》中質問道：你有什麼權力和資格要求我和你 那個“我們”在一條船並一起走呢？我有沒有像兩千年前的孔老二一樣‘道不行，乘桴浮於海’的自由選擇之普世人權呢？張君此問有相當代表性，而且問得特別在點 子上，我多年前寫《切·格瓦拉》時曾試著回答過：
五個偉大：路口把牢了，破衣服舊褲子都可以過去；騷乾兒零碎兒勾兒梆旮雜子，一個也別放過來！
前面說過，絕大多數中國人乘中國這條船，是周口店就定了的事，這事連父母都沒法怨；而換乘其他豪華遊艇的機會不是沒有，但名額特別少，這又是資本主義世界 秩序定了的事，只能找美國簽證處去理論。張君可以不跟“我們”一起唱，但恐怕只能跟“我們”一起走。既然如此，何不跟“我們”一起去爭取社會公正，包括他 特別提到的、該解決不給解決的職稱問題？公平地說，“普世”一族雖然“全盤西化”的音量超大，但從各項日常指標看，他們對中國的“認同”其實接近24K。 包括打算替美國導彈帶路直搗中國命門的壯士，這些除了嘴“普”別處哪兒都不普的同胞，他們哪一粥哪一飯離得了“我們”？
隨著跨國跨文化往來的熙熙攘攘，以及社會經濟的日益“多元”化，中國的確分化出一小部分貨真價實的“普適”人群。這些人從收入到交友、到人生觀、到休閒、到趣 味，在諸多人生細節上喪失中國的身份認同，他們很像暫住中國的外國僑民。《大路》演出期間，我見過被戲中觀點氣退場的，我聽到過不依不饒叫駡而且罵出小胡 同公廁味的，但也奇怪，他們跟那些熱淚盈眶的一樣讓我感到親近，因為這畢竟是中國人在爭中國的事。而那些海外飛回的淑女，她們的莫名其妙、中途退席以及西 式客套，卻讓人感到一種星際的隔膜。我很遺憾她們進錯了劇場，甚至懷疑他們進錯了國家。這部分“世界公民”真的不指望“我們”什麼，中國對於他們也真的不 算什麼，不過多了個去處，一個潘家園那樣的去處。
在“輕輕底走，又輕輕底來，輕輕底揮手”的對過兒，在“普嘴幫”的旁邊，蹲著黑壓壓的中下層群眾。對於他們，中國是天地，是一切，是唯一。比起那些在中國 盈多少利他都報虧損的各路精英，國家民族要得到這個階層的認同幾乎不需要什麼成本——別太欺負他們就行了。但他們中許多人在1990年代所體驗的就是被拋 棄的感覺。我認識的一位農村青年，曾對我講述他們父子擺攤賣苦煙葉被抓去遊街示眾的經歷，為扭轉風水他家把祖墳都遷了，最後只好信佛。他當然沒有機會來到 劇場，但在網上讀了劇本或有關報導，對“我們一起走”的主題異常抵觸，發了不少帶髒字的短信給我這個總還算幫過他的長者。我的社科院同事陶慶梅為這部戲收 集過觀眾回饋，她很納悶為什麼國家民族不能成為許多人考慮問題的尺度。不過她也慨歎：就是嘛，“我們”憑什麼跟他們一起走啊！曠新年更使用了“我們不是一 個人類”這樣的激憤之語。《中國青年報》2006年年終結合《大路》“一起走”的主題在新浪等媒體所做問卷，也多少印證了這一點：認為“國內的貧富分化問 題”嚴重的，佔回答的90.7%；認為“我們的確已經分裂了，不可能一起走了”的，佔39.7%；認為不管“我們”分沒分裂、是中國人就必須一起走的，佔 29.9%；認為就算“我們”已經分裂了、下一步也要千方百計一起走的，佔19.4%。“必須一起走”的29.9%和“千方百計一起走”的19.4%，且 不說因為有所重疊不能簡單相加，就是加一塊比例也沒多大。可以說，社會的分化與不公已嚴重傷害了作為社會核心價值的國家民族認同。社會公平感當然還不等於 國家民族認同感，但卻是它的支柱或承重牆，而福娃娃、月餅、升旗之類只相當於壁紙或立邦漆。
將國家民族認同感釜底抽薪的社會分化，反映在觀念形態上，就是思想界的左右對壘。曾有學者把這譏笑為“茶壺裏的風暴”——他說這話時也正在橫渡茶壺。讀書 人確有放大社會感受的毛病，但縮小的時候也不少。大體說來，思想界對立的程度與現實社會分化的程度成正比。思想界的尖銳對立有時差不多取消了思想：信號過 來，口號過去，基本是條件反射，沒腦子什麼事。七年前上演的《切》劇就遭遇過“極簡主義”的標準化定義，被不由分說扣上“窮人一切都好、富人一切都壞”的 帽子，跟文革中黑五類似的。以《大路》對近三十年歷史及其前身的矛盾態度，本來並不適合“左”或“右”的帽子，但無奈人家手裏沒別的帽子。周舵先生七年前 曾在BBC上就《切》劇進行過交流，他當時說自己是個“死不改悔的理想主義者”給我留下很深的印象。我最近在《藝術評論》上讀到周先生對《大路》的批評， 他照例把這部戲劃入“極左民粹主義”，並用三句話概括這種主義：“窮人萬歲，富人該死……”。坦率地說，這種主義者我生活中還從沒見過，舞臺上也不記得誰 是，沒曾想自己就是。不過周先生文章中最後講的“自己活也讓對方活”、“即競爭又合作的基本格局”、“政府適度干預的市場經濟加民主法制”，我絕無反感， 對於中國社會可預見的未來，這應該是上上籤了。還有何清漣女士，也早是左右辯論會上的老相識了。她在《改革神話的終結與重塑社會認同的困境》一文中有專門 一節批評《大路》，認為它“不肯正視中國社會失去政治共識亦即改革共識原因”，“在權力與資本中，選擇了較弱的一方本國的富裕階層作為僅次於西方資本主義 的批判對象”。這是自由主義對所謂“新左派”的標準化指責——吳思先生那天在演後交流中用了更形象的 “打狐狸不打老虎”——可以依此意畫幅“武松滅狐”做“新左”圖示。就這齣戲而言，它並沒有忽略權力，而是用了相當的筆墨刻畫權力與資本形影不離、水乳交 融的關係。可按他們的認知標準，權力和資本，只能光說左邊這個；如果左右兼說，就等於光說右邊那個；而光說右邊那個，他們認為太超前了，等於給少年兒童發 放“西馬”牌避孕套。他們大概沒想到，中國的兒童資本服了權力的三鞭振雄異常早熟，小煤窯磚窯的黑老闆們一個個都在錦陣花營裏趕超西門慶。其實，這個事實 自由主義也不是絕對不承認，何女士在同篇文章中一扭臉就誇獎“歐美發達國家”的NGO“幫助中國勞工維護權益”，一點也沒嫌他們幫早了。楊鵬先生是我老朋 友，平日交流多些，對《大路》的評論實事求是的含量也相對高些。但對中國問題的基本認識，依然是咬定“權力”不鬆口，抱定“自由”不撒手，表現出中國自由 主義思想上上銅牆鐵壁般的剛硬，缺少道家為“天下穀”虛而能容的開放性。平心而論，自由的確是重要的社會人生價值之一，能有人祥林嫂似地天天念叨，並不是 件壞事。但自從盤古開天地，還沒有哪樣價值的正負大小不是因時而轉、隨境而遷的，平等如此，自由也不例外。在《中國改革雜誌》社座談《大路》時，袁緒程先 生表示“很難理解作者對自由的厭惡”，因為“《大路》在前半段以喜迎朝陽的情緒歡呼一個‘朝代’結束所帶來的‘解放’
年代初，張準備赴香港而抱美國，胡則二抱已跪了美國的日本。張在這承先啟後的日子裏撫今思昔，創作了小說《色戒》。在小說中，她將男女流氓的感受和本人附逆的體會做了整合，形成日後聞名遐邇的張氏定律。根據這個定律，女人若被男人經暗道取了芳心，愛情就會昇華，升到不論是非、不辨忠奸的恍兮惚兮之境。這個定律實際是要說：跪抱集團的利益大於中華民族整體的利益。但小≥大的道理很難說通，厲以甯、吳敬璉他們說到今天也沒多少人相信。沒人信那就換個說法，說下半身高於上半身的道理。下比高高聽著彆扭，那就說下比上沉或下比上重。這個道理從管仲到馬克思無數先哲都講過，而且也比較符合人們的日常感受。豬肉價格比民主社會主義理論重要的道理，就算豬不承認但民主社會主義理論家肯定會承認。那麼好，中國近代的跪抱集團就從這兒說起：八年浴血抗戰，中國並沒中斷傳宗接代也就是性交吧？再說，沒抗戰也會有性交，可見性交比愛國、民族大義、“心的長城”更長久、更基本、更普適吧？我們這次跟日本方面性交，說到底也不過就是性交，禁止我們性交就是否定人類的基本價值吧？還有，生殖器只是下半身的一部分，對下半身其他“小我”即私心雜念，也應該一視同仁吧？這樣的歪理不適於直說，所以跪抱集團的理論家在這方面沒什麼建樹。但該集團的文藝戰士就不一樣了。通過把一個捨生取義的烈女子改造成一尊以陰道/陰莖為軸心的歡喜佛，小說家張愛玲自己解放了自己，同時也解放了小我掛帥的其他跪日同志——跪抱業的死難烈士如丁默邨雖然沒有徹底解放，但也從寬處理了。藝術的力量還不止於“解放”，張從漢奸婆娘的木籠升遷到永恆情愛的祭壇，成了一隻潔白的羔羊。當鮮血像詩句一般從羔羊顫抖的身體裏汨汨流出時，當張愛玲、胡蘭成之流的作品紅遍大江南北時，歷時八年、陷中華民族於血海的那段痛史慘然失色――中國近代的大是大非在乳房屁股的熱烈翻滾或翻騰中化作孤魂野鬼，黯然退席。
這個親友團裏有位龍應台女士值得提及。龍女士嫁了德國男人因此成了最最幸福的中國女人，她明白大陸不幸姐妹不可能人人拷貝她的幸福人生，因此她隨身帶著U盤，隨時準備讓中國拷貝她老公的幸福國家。龍處在熱力超常的年紀，四海之內只要事關跪抱，她就事事關心。前年袁偉時教授由於跪得太猛將《冰點》跪破，只見龍女一躍而至，殺聲震天，就好像李鐵牛劫法場。以龍的淺薄造作、好生事又不懂事，本來最適合婆媳相爭或妯娌相撲，居然就做了大陸的現代文明教練員和民主政治督查員。原因無他：臺灣跪得早、龍女抱得早。
有了海外親友團的輔導呵護，再加上自身的天分和分外的努力，中國的跪抱新一輩很快實現了從急於跪抱、勇於跪抱向善於跪抱、巧於跪抱的轉型，並以此將近代跪抱事業推向第二個高峰。這次沖頂的核心力量是文化知識精英——官僚和資本家還真沒他們鍥而不捨、喪心病狂。這些人密切配合，此呼彼應，雖然不一定設了組織部，但組織化程度卻接近紅槍會。歷史和影視是他們的兩個主要工作坊。在史學工作坊，他們以“五十六個民族五十六支花”為由，為歷史上的侵略者漢奸逐一落實政策，對於民族英烈則不斷打各種小報告。他們還以講述老百姓的故事為名，把歷史“還原”為吃喝拉撒的起居注，將涉及歷史本質的大是大非排擠出局。歷史的大是大非排擠走了，現實的大是大非無依無傍，孤掌難鳴，只好看著他們把跪抱三十六式增訂為七十二式而乾瞪眼。在影視工作坊，已跪出世界水準的導演們，他們的生產流水線川流不息，把舊家庭亂倫、共產暴政、破壞惡化之類組裝成各類東方的奇形怪狀，抱往嘎納、威尼斯和奧斯卡。不斷推陳出新的東方美妞更是他們的拳頭產品。銀幕上，由於中國男人老在吃補藥，中國婦人渴了三千年的陰道，盼什麼似地盼著“大得出奇”的傢伙來解救。可以說，這樣的中國電影已成為西方的另類偉哥，想必是刺激了旅遊或“春遊”產業的發展繁榮。這幫電影人或精神咸水妹為世界杜撰了一個跪著的中國，一個在進化階段、道德水準、精神風貌各方面全都低三下四的中國。而現實中，中國勢不可擋的雄起正在挑戰作威作福、高高在上了三百年的西方。我看這些導演不像是在為國分憂，以“新和親”電影反擊“中國威脅論”——鬧“中國崩潰論”的時候，他們也是這套東西。兩個工作坊還常常聯手，推出亡國亂史的影視作品。以前有痛哭中國跪晚了的《河殤》；後來有替中華民族另認始祖的《神舟》；如今我們又看到了《色戒》。《色戒》重複了跪抱集團的歷史觀和價值觀，它用肉色混淆了中國近代的大是非，用肉色呈上西方主子喜愛的小貢品，如此而已。李安這個我以前覺得或許比張藝謀、陳凱歌境界高些的華人導演，如此而已。
批判與再造(復刊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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