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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期(2008年12月)《新日本軍國主義的新階段》導讀(完)杜繼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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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期(2008年12月)《新日本軍國主義的新階段》導讀(四)杜繼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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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日本軍國主義的新階段》導讀(四)

 

杜繼平

 

二、日本憲法第九條何以名存實亡?

 

  麥克阿瑟主導的日本憲法日後引起最大爭議的便是規定放棄戰爭權也不保有武力的第九條。60多年來,日本右翼的軍國主義者與反對重建軍備的和平論者,圍繞憲法第九條的解釋爭論不休,纏訟不決。爭議的焦點在所謂放棄戰爭權包不包括放棄自衛權?以及隨之而來的允不允許重建自衛的軍事武力?「自衛」的涵義又是什麼?以自衛的名義動用軍隊的限制何在?纐纈教授在本書中嚴厲批判了日本軍國主義者力圖修改憲法第九條,使擴張軍備、對外出兵合憲的做法,但未觸及引起修憲爭議的根源,故有必要在此述其歷史經緯,指出癥結所在。

             舉世獨有的日本和平憲法

  麥克阿瑟在日本新憲通過後,曾為自己一手催生舉世獨一無二的和平憲法而志得意滿。他認為第九條是「盟總」佔領當局對日本與人類的傑出貢獻之一,讚揚第九條是「人類演化的又一前進步驟,受此影響,世界各國為共同防止戰爭,會發展出一個更高的國際社會與政治道德的準則」。(SCAP government section v.2 19701949〕:747)他還認為日本憲法已立下典範,應為世界各國所效法。1947年他與「美國公民自由聯盟」領袖包德溫(Roger Baldwin)會談時說:「有時我認為日本贏得了這場戰爭。日本已廢掉陸海空軍,決心用和平手段解決所有紛爭。每個國家最後都必須仿效日本之所為。」(引自McNelly 2000: 134)他並視制訂日本的和平憲法為自己的不朽功業。朝鮮戰爭爆發前,他對到日本的一個出版家訪問團說,若要為紀念他的功勳而立碑,那並非因他的戰績彪炳,也非因他佔領日本的成效卓著,而是由於他確立了日本憲法第九條。(McNelly 2000: 208,註5)但早在日本新憲法公佈之初,包括美國高層在內便有諸多評論指完全放棄戰爭權且不保有武力,陳義過高,不切實際,而懷疑其能否真正落實。果不其然,194753日本憲法正式實施後不過3年左右,麥克阿瑟便自毀立場,同意了日本重建武力。

  日本和平憲法的特殊之處在於,它是全世界唯一明載不但放棄以戰爭為解決國際爭端的手段,還寫入不保有陸海空軍及其他戰爭力量的憲法。這裡必須先把不訴諸戰爭解決國際爭端(ban of war)與不建立軍備(ban
of arms
)兩者明確區別開來。單就以和平方式處理國際紛爭的「非戰」(no war)原則而言,並不始自日本新憲法。法國1797年憲法與第四、第五共和的憲法以及德國、巴西、菲律賓等國的憲法都曾載明不發動侵略戰爭。第一次世界大戰後,世界的主要國家,包括日本,在1928年都簽訂了凱洛格-伯里安公約(Kellogg-Briand Pact,又稱「巴黎公約」),公約聲明:「簽約各國莊重宣告……他們譴責訴諸戰爭解決國際爭議,並放棄彼此之間以戰爭為國家政策的手段」。但巴黎公約並未提到要以簽約國解除武裝來達到非戰的目的。在協商公約時,特別強調了公約的條款並不禁止自衛或實行集體安全保障的責任。(McNelly 2000: 105-106112114Pyle 1992:
8-9

  因此,日本的和平憲法寫明不保有武裝力量是世界上史無前例的。日本憲法第九條非戰和平條款的直接來源是前述麥克阿瑟交給「盟總」官員的修憲三原則中的第二條。但這第二條的構想從何而來?連把第九條寫入日本憲法的蓋迪斯上校都說沒人知道答案,可謂這部憲法最不解的謎。他說:他寫第九條是根據麥克阿瑟的那份指令,以及自他在哈佛大學法學院唸書時便深為讚賞、銘記在心的巴黎非戰公約。(Kades 1989: 224; McNelly 2000: 109112-3

麥克阿瑟為卸責而把第九條的發明權推給幣原喜重郎

  麥克阿瑟對外皆公開宣告日本新憲法的制訂出自日本人之手,盟總並未強迫干預,而第九條的和平條款則為當時的首相幣原喜重郎所創思,他不過附和其議罷了。(MacArthur 1964: 299-303McNelly 2000: 106)這當然是卸責的遁詞。麥克阿瑟不願承認日本的新憲由「盟總」強勢主導,有幾項因素:一、前已述及,修訂日本憲法的決策權本歸盟國「遠東委員會」,「盟總」並無權限,故民政局長惠特尼少將建議麥克阿瑟在「遠東委員會」正式成立前,強制日方接受「盟總」的修憲方案,並對外偽稱新憲係日本政府主動提出,便可避免「遠東委員會」的掣肘,貫徹麥克阿瑟的意志;二、1946111美國國務院-陸軍部-海軍部三部協調委員會針對日本政治體制改革發給麥克阿瑟的指令SNNCC-228文件,並未要求永遠廢除日本軍備,只強調要由文官控制軍隊。麥克阿瑟指示「盟總」官員在憲法草案寫入日本不保有陸海空軍及其他戰力,顯然違背了美國當局的決策,專斷地獨行其是,因此,他必須把責任推諉給日方;三、自1947年中期,美國當局逐漸有改變對日政策,重新武裝日本的想法,至1950625朝鮮戰爭爆發後,更積極要求日本重建軍備,協助美國鞏固太平洋地區的防線,日本憲法第九條遂成了美國政策的絆腳石,美國國內對制訂第九條的責難之聲四起。麥克阿瑟為了避開抨擊,更一再強調和平條款係由日方自訂,非他所強加。

  在日本方面,前已述及,日本政府由國務相松本烝治主持的憲法草案沒有根本變動舊有的明治憲法框架,並未放棄戰爭權利,更遑論廢除軍事力量。日方對「盟總」的草案剛開始當然極力抗拒,但在「盟總」威脅利誘下,為保住天皇制與保守勢力不得不飲泣吞聲,接受了盟總草案。對麥克阿瑟公開宣稱新憲是日方自行制訂,未遭脅迫,且謂和平條款始於幣原喜重郎之議,日本官方當時不敢否認,幣原亦勉為其難地承擔起首倡第九條和平條款的責任。這是因為:一、日本天皇與保守勢力的既得利益皆賴麥克阿瑟保護,若公開反駁麥克阿瑟的說詞,雙方的政治交易即告吹;第二、日本官方若坦承新憲是遵照「盟總」的命令制訂,不但會招致「遠東委員會」否決新憲與國際輿論的抨擊,從而打擊麥克阿瑟的威信,喪失他充當保護神的作用,還會遭到國內反對勢力與民眾的強烈不滿,動搖保守勢力在日本的統治。不過,在佔領結束,天皇制與保守勢力得以確保後,吉田茂等人便表達了異議,指出第九條源自麥克阿瑟的要求。(參見升味準之輔 1997[1988b]:888

            第九條的出台過程

  這段原本真相模糊的歷史公案,隨著美日的官方歷史檔案逐漸解密,私人的日記、記述與回憶錄也陸續出版,已可得知大體的實情。第九條出台內情大致是這樣的過程(註20):

  1945109接任日本首相的原外相幣原喜重郎,在日本戰敗投降後,痛感戰禍之慘烈,便有非戰思想,並力謀改變日本窮兵黷武的軍國主義形象,以利於維護裕仁與天皇制。19459月《紐約時報》要求採訪裕仁天皇,當時未任公職的幣原,應外務省之請,代天皇擬就英文的書面答覆。在這份於925發表的訪問稿中,天皇重申他曾簽訂的《巴黎公約》的主旨,反對以戰爭為國際政策的手段。1945年末,為保住裕仁與天皇制,「盟總」和裕仁合作炮製了天皇的《人間宣言》,幣原參與其事,並負責英譯本的定稿。194611發表的《人間宣言》詔書,除了有「盟總」要求的破除天皇神格的內容,還表達要徹底奉行和平主義以振興國運、建設新日本。

  1946124,幣原為感謝麥克阿瑟贈送青黴素治癒肺炎,拜訪麥克阿瑟。相談中,幣原表示,為世界和平謀,全世界都應放棄武力,不以戰爭解決國際紛爭,日本有意向全世界宣告不再從事戰爭,以重拾日本的信譽。麥克阿瑟聞言,大表激賞。(註21

    裕仁在《人間宣言》中表達要徹底奉行和平主義的意願,令深為贊同《巴黎公約》的蓋迪斯印象深刻,遂心生一念,希望裕仁再發表一份宣告放棄戰爭的詔書。1946128,他與「盟總」民政局長惠特尼少將一道驅車前往造訪幣原喜重郎,說明「盟總」清算軍國主義分子的指令。途中他對惠特尼提議說,天皇發表一份放棄戰爭的詔書,或可重塑日本的國際形象,並有助實現《波茨坦公告》。惠特尼與幣原會談完畢,離開幣原的寓所之際,向幣原建議日本可考慮發佈天皇詔書,宣告放棄戰爭,幣原當下未置可否。(註22

  194621惠特尼建議麥克阿瑟趕在「遠東委員會」正式成立前,完成主導日本修憲的工作。兩人隨即密商,確立了麥克阿瑟的修憲三原則,要求日本既放棄戰爭權,也不再建立軍備,然後將指示發交蓋迪斯等人領導的修憲小組草擬示範憲法。

  從上述日本和平憲法的出台過程,可知主動與主導權都在麥克阿瑟與「盟總」官員。幣原雖亦有和平思想,但絕不致干犯日本之大不韙,在未徵得天皇與內閣同意之前,貿然主張由日本為天下先,單獨在日本憲法中列入不但放棄戰爭權也不設武裝力量的條款。事實上,幣原與日本內閣官員看到「盟總」的示範草案後,咸感驚駭,難以接受,內閣決議由幣原於1946221會晤麥克阿瑟,請其收回成命。在會談中,麥克阿瑟表示,為日本著想,唯有徹底消除同盟國對日本重新武裝的疑慮,才能保住天皇與天皇制,並鼓勵日本以和平條款為世界表率,掌握道德的領導權。幣原則不以為然地答以:「但恐怕沒人會追隨。」(升味準之輔 1997[1988b]: 885-86McNelly 2000: 120-21

            單獨一國放棄武力無法消弭戰爭

  幣原認為要保世界和平必須全世界都放棄武力的主張,麥克阿瑟也頗有同感。新憲草案由日本政府接受後,194645,他在東京的「盟國對日理事會」(Alied Council for Japan)發表他對廢止戰爭的看法說:「日本用這部廢除國家戰爭主權的憲法單方面提議各國都應有此作為,聯合國組織……只有在所有國家都完成日本之所為,才能在存在期間達成其高貴的目標。放棄戰爭之事必須舉世同時實踐才行。不舉世同行便沒有一國能單獨落實」(SCAP government section 19701949v.2746-48

  全世界各國不同時放棄武力與戰爭,要單獨一國真正放棄武力與戰爭,就窒礙難行,麥克阿瑟的這個論斷當然是正確的。但麥克阿瑟不懂得,只要私有制不廢除,不平等的階級關係依舊存在,作為階級統治工具的國家政權也不可能消失,從而統治階級為控制國內與國外資源的武裝鬥爭也就沒有終止之日,所謂舉世同時放棄武力與戰爭之議,便是華而不實的空中樓閣。尤其美國身為資本主義世界的霸主,首先就從不間斷地以武力擴張勢力範圍,汲汲於鞏固霸主地位,奢談什麼和平、非戰的理想當然只能是自欺欺人之言。證諸日後朝鮮戰爭爆發,麥克阿瑟反對美國當局的有限戰爭論,力主擴大戰事,全面進攻中國大陸,倡言在戰爭中沒什麼可取代勝利,甚至建議不惜使用原子彈清除朝鮮的敵軍,便知此言不虛。到了1962年,麥克阿瑟在美國西點軍校演講,乾脆一舉推翻他曾多次鼓吹的和平論調,引述柏拉圖的話說:「只有死人才看過戰爭的終結。」(參見McNelly 2000144

麥克阿瑟修憲三原則的第二條指示:「日本放棄以戰爭為解決爭端的 手段,即使維護自身的安全也不訴諸戰爭。日本依靠現在令全世界激昂鼓舞的崇高理想自衛。日本不准許再有陸、海、空軍,也絕不給日本部隊交戰權。」麥克阿瑟把日本的安全求諸空洞的道德理想,當然禁不起考驗,沒有幾年,麥克阿瑟在195011對日本人發表的新年文告中便說:「第九條是立足於最高的道德理想,但絕不能用詭論解釋說,第九條連對抗無端攻擊的無可讓渡的自衛權也完全否定。它是一個遭武力徹底擊垮而俯伏臣服的民族,對不訴諸武力的國際道德與正義的最終勝利抱有信心的強有力的宣告。然而,必須了解,只要國際上盜匪劫掠的行徑被允許橫行於世,把人類的自由壓制在貪婪與暴力之下,第九條的高尚理想就會遲遲難以被全世界接受。」(MacArthur 1964: 304)麥克阿瑟這段話中所說的「盜匪劫掠行徑」原是指蘇聯。但考諸美國迄今的擴張侵略史,用來形容美國更加貼切。

   麥克阿瑟雖知幣原喜重郎對日本單獨放棄戰爭與廢除軍備的疑慮有其道理,仍強制日方接受,除因他本身懷有的反覆不一的和平理想外(註23),更重要的是,他有意問鼎白宮寶座,想以佔領日本的政績,爭取1947年的共和黨總統候選人提名,角逐1948年的總統大選。前文已述及,他認為保住天皇與天皇制是穩定日本統治的關鍵,但同盟國大多認為保留天皇制極有利於日本復興軍國主義,重啟對外侵略之機,故抱著深重的疑慮,對裕仁的戰爭責任也強烈要求不可寬貸,應加以起訴。麥克阿瑟遂力圖以徹底取消日本的交戰權與武裝力量的激進手段,消除外界強大的質疑聲浪,達到保護裕仁與天皇制的目的。(參見McNelly 2000: 125)換句話說,制訂第九條的和平條款是麥克阿瑟為達其政治意圖的策略運用手段。一待時移勢易,麥克阿瑟的總統之夢已告破碎,美方也大多認為制定第九條是個錯誤,頻有非議,他便轉變立場,公開否定了自己原有的主張,並把責任推給了幣原喜重郎。

  對於第九條從何而來的問題,蓋迪斯在晚年說了一個饒富興味的逸聞:1952年,美國佔領日本即將結束之際,一位日本高級官員問及第九條的來源,一位美國高級官員答道:「在朝鮮戰爭之前,始作俑者是我們的老先生。朝鮮戰爭之後,始作俑者就是你們的老先生了。」(Kades 1989: 224

 

憲法第九條爭議的起源

 

  麥克阿瑟修憲三原則的第二條原本明確規定:「日本放棄以戰爭為解決爭端的手段,即使維護自身的安全也不訴諸戰爭」。但蓋迪斯認為禁止一個國家行使固有的自我保存權利是不切實際的,遂在草擬憲法時略掉了「即使維護自身的安全」一語,沒有寫入憲法條文。惠特尼起初反對,但蓋迪斯指出要倡導一個國家連自衛也不行的原則非常困難。事後麥克阿瑟也未堅持重新納入這句。在憲法草案交付日本眾議院審查時,擔任眾議院憲法修正特別委員會委員長的蘆田均另設一個修訂小組委員會,又在第九條作了兩處至關緊要的修改。日本政府根據「盟總」範本而公佈的草案第九條第一段原為:「永遠放棄以國權發動戰爭,並放棄以武力威脅或使用武力為解決國際紛爭的手段。」蘆田均在前面加了一句「衷心希求基於正義與秩序的國際和平」;第二段原為「不保持陸海空軍及其他戰力。不承認國家的交戰權。」蘆田均及貴族院相繼將之修改,在第二段開頭添上「為達前項的目的」一語。(Kades 1989: 236; McNelly 2000: 117

  經過這樣的修訂,第九條和平條款的語義就變得含混不清,模稜兩可。第一段條文可被解釋為只有在解決國際紛爭時,才放棄以戰爭及武力為手段,而第二段可理解為不保持為解決國際紛爭的陸海空軍,但自衛的武力與參與聯合國維持國際和平的部隊則不在此限。蘆田均拿修訂案給蓋迪斯過目徵求同意時,贊成日本擁有自衛權的蓋迪斯看出了其中的上述涵義,並沒有反對。蘆田詢問是否須取得最高統帥麥克阿瑟或至少民政局長惠特尼的首肯,蓋迪斯答以這些修訂並未違反盟總的修憲基本原則,無須再向上請示。而另一位民政局官員培克(Cyrus Peake)向惠特尼指出蘆田的修訂會允許日本保有自衛武力時,惠特尼則表示這樣的修改「可以接受」。(Kades 1989: 236-237; McNelly 2000: 21

  蓋迪斯省略掉麥克阿瑟那句不許日本保有自衛武力的指示以及蘆田均附加的修訂語詞,造成第九條的涵義不夠明確,由此滋生此後解讀不一的長期爭論。「遠東委員會」的中國代表察覺蘆田修訂案的背後玄機,在1946921「遠東委員會」第27次會議上指出:「條文經此修改,……便可解釋為允許日本為了像自衛這樣的目的,保有陸海空軍。」(引自Takemae Eiji〔竹前榮治〕 2002: 291中國代表憤怒指責說,修訂後的第九條是日本軍國主義份子的詭計,他們利用憲法草案文句修改後產生的漏洞,實際上計劃重新武裝日本,卻藉此條款欺矇世界,讓人誤以為日本會絕對放棄軍事力量。英國、加拿大等國的代表都同意中國代表的見解,「遠東委員會」遂於925決議,日本新憲法應加入一條內閣所有成員都必須為「文民」(civilians)的規定,以防日本軍人重掌軍權。麥克阿瑟為安撫「遠東委員會」,減少憲法通過的阻力,要求日方照辦,將此寫入了第66條。(McNelly
2000:23;
Takemae Eiji〔竹前榮治〕 2002: 291-92;
Dower 1999: 397
)不過,「遠東委員會」的這項要求卻意外地給了主張第九條並不禁止自衛武力的人有力的藉口。他們的理由是,如完全解除武裝力量,就不會有軍職人員,規定內閣成員必須為「文民」,即預設了有軍事部門的存在。(Dower 1999: 397; Takemae Eiji〔竹前榮治〕 2002: 292

  1946113,日本新憲法公布之日,蘆田均在當日出版的《解釋新憲法》上,首次公開表明,第九條「實際上,旨在針對侵略戰爭,因此,它的條文沒有放棄為自衛而戰,也沒有放棄為自衛而以武力威脅或使用武力。」「盟總」對這個觀點並未表示異議。(Dower 1999: 397-98)蘆田的修訂文此後便給用來力辯第九條並未禁止為自衛而建立軍備。(註24

麥克阿瑟與「盟總」官員出於維護裕仁與天皇制的政治意圖,再摻雜一些和平非戰的理想,強迫日本保守的當權勢力接受了舉世絕無僅有的和平憲法,卻又開了允許重建軍備的後門,造成此後數十年軍國主義份子與和平論者圍繞重新武裝與第九條的解釋問題,進行長期的政治對抗。但也必須看到,在冷戰期間日本的保守派內部,對重建軍備的時機與速度、規模,實存有岐見。粗略地說,在1980年代日本躍居僅次於美國的世界第二經濟大國之前,吉田茂及其親信主導的「經濟發展優先於加強軍備」的政策佔了上風,軍國主義的力量雖已復活,但羽毛尚未十分豐滿。在此期間,面對美國要求日本配合美國戰略不斷提升軍備的壓力,日本的左右翼形成了既鬥爭又聯合的關係。

 

吉田茂採取屈從美國、優先發展經濟的復興策略

吉田茂在1939年之前曾任日本駐中國奉天的總領事、外務省次長與駐意大利、英國大使。他雖是侵華政策的強硬派,卻一貫力主為日本帝國的長遠利益計,應與英、美保持親善,故反對與英、美對抗。吉田於1939年卸下駐英大使職務後,無官一身輕,但他具備多年的外交官資歷,岳父牧野伸顯歷任外相、宮內大臣、內大臣等要職,是裕仁天皇的心腹,故仍得與聞國家機密。美、日太平洋戰爭爆發前夕,他憂心國事,奔走於近衛文等重臣、外相東鄉茂與美國駐日大使格魯、英國駐日大使克雷吉(R.L. Craiggie)之間,極力居間協調謀求避戰,但徒勞無功。美日開戰後,他仍積極參與謀和工作。吉田等親英美的主和派即是格魯回美國在國務院任職後,一再寄望的日本「溫和穩健派」。1945214,近衛文向天皇遞了著名的《近衛奏摺》,痛陳戰敗已不可免,應及早停戰求和。在入宮覲見的前一晚,近衛攜《奏摺》草稿造訪吉田,由兩人商討定稿。日本高官的「親英美主和派」早為軍方視為危險人物,吉田不但長期受憲兵嚴密監視,特務機構還派遣間諜滲入吉田家中成為親信傭人,一舉一動俱在特務掌握之中,吉田與近衛合謀的事跡因而敗露,遂於415遭逮捕審訊四十多日。(原彬久2007[2005]83-96Dower 1979212-72)不過,吉田茂卻為此而因禍得福,在戰後備受麥克阿瑟信任。先是在東久邇宮與幣原的內閣擔任外相,更於19465月繼幣原為首相,前後五次組閣,至1954124下台,執政共達7年又兩個月,其間有四年半是在美國佔領期。決定日本戰後國家發展方向的重大事務如:新憲法的審訂與實行、媾和條約的簽訂、美日安保體制的確立、日本經濟發展策略的釐定,都在吉田任內達成。

吉田茂固然有功於日本的戰後復興,但他在美國佔領期間對麥克阿瑟俯首帖耳、逆來順受,佔領結束後,為求美國庇護而不惜讓日本淪為「半主權國家」,也遭到不少非議,極右翼的軍國主義者對他阻延日本重建軍備的進度尤其不滿。吉田曾自述他順從美國佔領當局的原由說,19459月他受命為外相時,去見前首相鈴木貫太郎,請教戰敗後的為政之道,鈴木告訴他:「戰爭贏時固然要贏得痛快,輸時也應輸得磊落。鯉魚被置於砧板上以後,縱令被放上庖刀也毫不在乎。我們要像那樣輸得乾脆才行。」吉田聞後,大表服膺,奉為佔領期間與美國交涉的原則。(吉田茂2006[1967]47-8Dower 1988312-13)這個原則在佔領結束,日本重獲所謂的「獨立主權」後,其實也沒多大的改變。1950年代初,在美國與盟國為中國政策的分岐而激辯不已之際,不滿日本被美國牽著鼻子走的英國外交部,曾不公開地批評說日本蒙上了「充當美國人走狗的惡名」。(Dower 1988xxii)吉田自然並非心甘情願地一味對美國屈從。前已述及,二戰末期日本統治階級的主和派,為免日本國脈斷絕而忍辱投降,目的在保存元氣,再圖蓄積國力,謀復興之機。195048,吉田對東京的美國大使館顧問休斯頓(Cloyce Huston)表示,佔領結束後,日本還須仰賴美國長期的保護,雖然當時有些日本人主張中立,反對從屬於美國,他語帶幽默地告訴休斯頓說,「就像美國曾為英國殖民地,但現在比英國強大一樣,如果日本成為美國殖民地,最終也會強過美國。」(Schaller 1985256-57Pyle 199222;于群 1996140

 

吉田在佔領期的策略便是對極力保護裕仁與天皇制的「太上皇」麥克阿瑟唯命是從,以確保保守勢力的生存發展。初見「盟總」的新憲範本時,他與其他保守派一樣震駭憂慮,但19465月接任首相後,卻成了和平憲法最忠實的捍衛者,態度之堅決尤過於激進的日本共產黨。憲法草案在眾議院審查期間,吉田於1946626對眾議院解釋說,憲法第九條不僅放棄交戰權,也一併放棄了自衛權。他指出:「近年的戰爭大多是假借自衛之名發動的,滿州事件(按:即「九一八」事變)如此,大東亞戰爭亦復如此。如今各國都疑心日本是個好戰國家,不知何時會重新武裝,發動報復戰爭,危及世界和平。﹒﹒﹒﹒我認為當前應做的首要之務是矯正這種誤解﹒﹒﹒﹒這種疑心不能說沒有根據。」(引自Kades 1989237)共產黨領袖野坂參三對放棄自衛權不表贊同,兩天後在眾議院質詢說,必須區分「正義」與「不正義」的戰爭,日本近年的侵略屬「不正義」的戰爭,但同盟國與中國則是在正當的自衛戰中被迫拿起武器,野坂代表共產黨要求把第九條的「放棄戰爭」,改為「放棄侵略戰爭」。吉田堅持已見答覆說:「關於憲法草案放棄戰爭的條款,有人提議說,戰爭可以用一個國家行使正當的防衛權利來加以合理化。但我認為認可這樣的事是有害的,大部分的現代戰爭都是以國家自衛權的名義發動的,這是個明顯的事實。因此,我認為,認可正當自衛的權利,即使並非本意,也會給挑起戰爭一個合理的藉口。再者,憲法草案有關放棄交戰權的條款,其背後的期望是建立一個國際和平組織。建立一個國際和平組織,意在防止所有的侵略戰爭。然而,若會有場正當的自衛戰爭,就必然預設一個國家一心著意於侵略戰爭。因此,認可正當自衛,即符合國家自衛權的戰爭,是有害的想法,不論是多麼無心,這會引發戰爭。……我認為你的意見弊大於利。」(Dower 1988379-80;原彬久 2007[2005]120)一個多月後,吉田茂在日本投降一周年之際,發表廣播演說,重覆宣揚了麥克阿瑟要日本在弭兵止戰上承擔道德領導權的論調,呼籲日本人民以和平憲法帶領世界放棄戰爭。直至1949年末,吉田一貫秉持反對日本重建軍備的立場。迨1950年元旦,麥克阿瑟發表前述的文告,稱第九條並未禁止自衛權後,吉田他也隨之應和,但補充說,日本自衛權「排除武力」、「不訴諸武力」,日本安全要有保障,最好的辦法是獲得世界其他國家的信任。(Dower 1988380-83Pyle 199222

吉田再三採取堅決維護和平憲法的姿態,絕非他不顧國家安全或不願日本重建武力再成軍事大國。他是抱著「識時務者為俊傑」的想法,考慮到:一、日本戰後殘破不堪,百廢待舉,當務之急是恢復經濟實力,解決民生艱困、民心不安的難題,重建軍備徒然耗費財力,有礙經濟建設;二、世界各國對日本軍國主義的罪孽記憶猶新,同盟國對日本的戰爭責任尚在緊緊追究,日本唯有表示徹底解除武裝、放棄戰爭的態度,才可能取信於國際社會,以利及早締結和約,結束同盟國的佔領,恢復日本主權;三、備受戰爭荼毒的日本民心厭戰,對和平有極高的渴望,過早重建武力,會引起民意強大的反對;四、他跟隨麥克阿瑟的主張,寄望聯合國能發揮維護世界和平的作用,讓日本保持非武裝中立。然而,諷刺的是,反對吉田將日本非武裝中立化的最大力量卻來自原本極力防止日本軍國主義復活的美國。

冷戰與美國全球戰略的變化

1947年初,美國的全球戰略發生了重大的變化。首先是美國總統杜魯門為鞏固中國國民黨的政權派遣特使歇爾將軍調停國共內戰失敗。馬歇爾於194612月使華後,力圖以聯合政府的形式解決國共爭端,卻因蔣介石認為美國非助他打贏內戰不可,執意獨攬政權,不願遵從美國的方案。馬歇爾目睹國民黨的專制、腐敗與殘民以逞的暴行,判定蔣介石的「封建法西斯」政權必敗無疑,無論美國給予多少援助都無法挽救。他認為在蘇聯勢力已撤出中國東北,而中共未必願當蘇聯傀儡的情況下,只要美國仍控制日本與太平洋的島嶼,中共的勝利並不會直接危及美國在亞洲關鍵的安全利益。194718,馬歇爾調停中國內戰無功而返,121接任國務卿,美國即調整亞洲政策,把重心從中國轉向日本。(Schaller 198572-4)再者,二戰後,希臘的右翼政權雖有英國的大量軍事、經濟援助,在希臘內戰中卻日益不敵希臘共產黨領導的左翼勢力。19472月,英國向美國表示,已無力繼續負荷對希臘的援助,而希臘若無強有力的外援,勢必由共黨執政,鄰近的土耳其也將不保,這樣一來,蘇聯的勢力便會擴及地中海與中東,故希望美國接手,保護希臘、土耳其,遏阻蘇聯勢力的擴張。美國決策者意識到,這是英國將領導世界的任務交給了美國。(劉金質 2003107-110Acheson 1969217-220)希臘、土耳其的危機促成了全球冷戰的展開。1947312,美國總統杜魯門對國會發表了被稱為「冷戰宣言」的「杜魯門主義」演說。這篇措辭強硬、言語煽情的聲明,用杜魯門的話來說,「是美國解決共產暴政洶湧奔騰的擴張浪潮的方略……是美國外交政策的轉捩點,它現在宣告無論什麼地方的侵略,直接侵略也罷,間接侵略也好,凡危及和平,就影響到美國的安美。」(Truman 1956105-6)杜魯門在演說中,正式表明了與蘇聯全面對抗的態度,還創造了「間接侵略」的新詞,意指即使蘇聯未直接以武力攻擊,只要各國共產黨在本國內部以民主的合法方式或武裝門爭對右翼政權構成威脅,都視為蘇聯所運用的政治滲透、顛覆的謀略,同樣危及美國的安全,應設法對付,加以消除。

 

事實上,希臘共黨產的得勢,並非孤立的現象。正如《老子》所云,:「師之所處,荊棘生焉。大軍之後,必有凶年。」戰後參戰各國的生產力大都遭到戰爭的嚴重破壞,經濟凋敝,民不聊生(美國是唯一的例外),社會主義對陷於不安的民眾產生強大的吸引力,左翼力量在歐亞大陸普遍高漲。被美國視為唇齒相依的西歐,到1947年初全都處於經濟瀕臨崩潰、社會動盪不安的危疑震憾狀態。1947227,時任美國副國務卿的艾奇遜在向國會議員領導人說明希臘危機的嚴重性時就警告說:「希臘的崩潰會波及伊朗及其以東所有地區,也會經由亞洲小國與埃及影響非洲,歐洲則由於意大利與法國已備受西歐最強大的國內共產黨的威脅,亦難倖免。」(Acheson 1969219)整個資本主義世界體系可謂搖搖欲墜。

 

面對資本主義體系的危局,身為新霸主的美國決定重新規劃全球戰略。其中的重要一環便是將對德國、日本的佔領政策,從剷除軍國主義轉向防止左翼力量的擴展,從瓦解德、日再度發動戰爭的潛力,轉向復興這兩大歐亞工業國家的經濟,使二戰時不共戴天的敵國變為反共的親密盟友。1947年三月初,美國海軍部長弗瑞斯特(James Forrestal)與美國內閣成員商議對抗蘇聯的策略時說,致勝之道在運用所有資本主義國家的商業領袖,振興商業、貿易,恢復經濟實力,這包括二戰時的敵國在內,也就是要讓「日本、德國及軸心國的其他盟國重新發揮作用」。(Schaller 198578

 

二戰後,歐洲的英、法等同盟國與德、日被佔領區,經濟受戰爭嚴重摧殘,都賴美國提供糧食與財政援助,直到1947年初,美國已花費數以百億美元計的經援,但各國的生產力大半仍未恢復,對美國的貿易逆差有增無已,造成日益擴大的「美元缺口」(dollar gap),資本主義體系的貿易結構嚴重失衡。各國短缺美元無法購買復甦經濟所必要的美國商品,既會導致經濟危機,美國本身也將因工農業產品失去外國市場而大受損害,從而危及整個資本主義體系,加速各國左傾,蘇聯將成最大贏家。針對這一關鍵問題,美國國務院、參謀長聯席會議與三部協調會在1947年的34月間,都提出研究報告,力主大幅增加對歐日的援助金額,填補美元缺口,改變對德、日的佔領政策,放棄解散德日財閥並拆解德日重工業體系的懲罰規劃,將歐洲的非共國家整合成區域經濟,以原是歐洲工業中心的德國為歐洲經濟的重心,日本則為亞洲區域的中心。194758,美國副國務卿艾奇遜綜合相關部會的觀點公開表明說,德國與日本是歐亞兩洲最大的工場,歐亞兩個大陸的經濟復甦大大有賴於兩國,因此美國將重建這兩大工場,以促進世界經濟的穩定與和平。(Schaller 198579-8390-9397

 

喬治.凱南(George
F. Kennan
)的「遏制」戰略

美國決策者的上述觀點,最後由喬治.凱南(George F.
Kennan
)根據其首創的「遏制」(或譯圍堵)(Containment)理論加以整理增補,制訂出援助西歐重建的「馬歇爾計劃」,與改變美國初期對日政策的「逆轉路線」(reverse course)。美國前總統布希(George Bush)曾於1989年說,凱南的遏制理論構成了冷戰時期美國對抗蘇聯的戰略基礎。(見張小明 19941)然而,凱南本身的遏制戰略觀點,其實只在1947年中期至1949年發揮主導作用,1950年以後的美國全球戰略雖仍沿用「遏制」之名,卻已大背凱南的原始構想,備遭凱南的訾議。

 

二戰期間便在美國駐蘇聯使館任職的凱南見蘇聯在二戰後急速擴張勢力至東歐等地,歐亞大陸的左翼力量復澎湃洶湧,大有席捲全球之勢,深恐滾滾紅潮漫淹世界,資本主義體制就此壽終正寢,遂於1946222向華府發出八千字的長文電報,分析蘇聯政權的特性,指蘇聯最看重的是「實力」,只有遭逢強大的對抗,才會退縮,故應放棄與蘇聯合作的想法,採取針鋒相對較量的態度。不過,凱南強調一個病態、萎靡不振的社會是共產主義的溫牀,要勝過蘇聯大多要靠美國解決好本身內部的缺陷,增強人民的自信、紀律、熱誠及休戚與共的精神,提出比蘇聯更具吸引力的世界圖景,引導許多飽受過去經驗駕嚇、身心俱疲的外國人民歸心於美國。(Etzold and
Gaddis eds. 1978
50-63)當時美國社會正為該持續二戰期間羅斯福與蘇聯合作的政策或改採對抗路線而爭論不休,凱南這篇文章比較有系統地分析蘇聯政權的性質、行為模式並主張聯合盟國全力制止蘇聯擴展勢力以維美國安全,為強硬路線提供了嚴謹的論述,正合美國當權者的心意。海軍部長弗瑞斯特閱後大為欣賞,廣為傳佈。馬歇爾接任國務卿不久,便重用凱南,於194755成立「政策規劃室」(Policy Planning Staff),由凱南主其事,負責制訂達成美國外交政策目標的長期計劃,並撰寫政治軍事問題的研究報告,直接呈交馬歇爾作為政策依據。凱南的戰略思想自此主導了美國的外交政策。制訂重建西歐經濟的「馬歇爾計劃」與決定對日佔領政策的逆轉,尤其為凱南自詡為服務美國公職的兩大貢獻。(Kennan 1967327393

 

凱南秉持現實主義的觀點,認為要維護國家利益應該根據實力與實際的利害關係處理國際事務,而非無視於現實,高舉抽象的理想與道德原則實行脫離實際的政策,結果是欲益還損,故方法比目標更重要,利弊得失最終決定於方法,錯誤的手段達不到要追求的目標。(Kennan 1967199;張小明:42133-34)因此,他反對杜魯門主義從反共產主義的意識形態出發,不加選擇地在全球與蘇聯展開對抗的觀點,尤其強調要認清蘇聯的威脅在政治,而遏制蘇聯主要須靠政治手段而不是軍事手段。(Kennan 1967319-21358

 

凱南的「遏制」戰略思想可概括如下(25)

一、    
以斯大林為首的蘇聯領導人是俄國傳統的繼承者,馬克思主義只是他們擴張版圖與鞏固統治的工具,國族主義才是他們的中心思想。他們出於對俄國利益的考慮,力圖控制其他社會主義的國家與政黨,會遭致反抗,美國可支持反共國家抵擋蘇聯的擴張並分化社會主義陣營,使蘇聯對外受挫,進而摧化其內部的變亂。

二、    
美俄不必然會開戰,蘇聯並不想侵略他國。斯大林著重維護聯聯的利益,世界革命已非他首要目標,至多是耐心等待時機,絕不會貿然從事而喪失既得利益,尤其蘇聯在二戰中民命、財產損失慘重,亟待休養生息,海、空軍的實力也遠不如美國,絕不致輕啟戰端,自貽伊戚。因此,蘇聯的威脅主要是政治力量而非軍事力量。蘇聯的政治威脅與西方文明本身的弱點密切相關。戰後西歐、日本等國的經濟衰敝,社會民心不安給予共產黨茁壯的良機,使蘇聯的意識形態具有影響力,這才是要害之處。解決之道是復興德、日兩國的經濟,使之成為歐亞區域經濟的中心,帶動周圍國家的經濟重建,並設法壓制歐、日的左翼力量,消除從內部進行政治顛覆的危險。所以,「遏制」之意不是陳兵蘇聯邊界,防止其軍事侵略,而是鼓勵、支持其他國家抵抗內部的暴力,制止蘇聯支配的政治影響力,等待蘇聯因內部矛盾惡化與對外進展勢力受挫而收斂野心與行為後,再與其談判和解。

三、    
必須承認美國的國力有其限制,量力而為,選擇真正攸關美國利益的國家與地區給予援助,而非必然總是反對共產主義的擴張。若像杜魯門主義宣告的那樣,見共必反,濫用美國資源,勢必備多力分,成效不彰。世界上只有美國、英國、德國、蘇聯及日本這五個地區具有大量生產現代軍事力量的能力,唯一受共產黨控制的是蘇聯。「遏制」的主要任務便是確保其他四國不落入共產黨手中。中國不是個強大的工業國,不可能短期內成為軍事強權。而且中共不會甘心長期受蘇聯控制,中國即使由共產黨統治也不足為慮,並不會對美國的利益構成重大的威脅。因此,美國不該再虛擲有限的資源,繼續支持腐敗無能的國民黨反共,而應轉而扶植日本使之成為鞏固美國在太平洋利益的基石。衡諸現實,美國難以一國之力獨撐抵擋蘇聯擴張的大局,迫切需要恢復世界均勢,加強歐亞大陸(特別是德國與日本)當地的反共武力,讓他們分攤美國的部份負擔,但又防止他們危及美國海上的利益。

凱南制訂對日政策的「逆轉路線」

1947年夏季,凱南根據「遏制」的戰略觀開始謀劃對日新政策。他認為,日本的當務之急是復興經濟,進而促進遠東地區的穩定與繁縈,但麥克阿瑟整肅軍國主義份子打擊了一大片政治、經濟界有領導經驗與能力的人,拆解壟斷企業集團,制訂「反斷壟法」,則損害了日本的生產力,這些政治與經濟民主化的改革造成日本經濟難以振興與社會的浮動不安,予共產黨發展的良機,使日本有赤化的危險,因此,對日政策必須改弦更張。凱南在1947年的10月與11月間積極向新任的國防部長弗瑞斯特、陸軍部長羅伊爾(Kenneth Royal)等人遊說,獲得他們贊同。國務卿馬歇爾也下令日後的對日政策必須與「政策規劃室」協調。(Schaller 198510619482月末,凱南為制訂對日政策赴日考察並與麥克阿瑟晤談,返國後於325完成一份報告呈交馬歇爾。凱南的整個構想就是放棄前此懲罰日本軍國主義的政策,讓政治、經濟界的保守勢力重登舞台中心,幫助日本復興,扶植過去的仇敵成為可靠的盟友。他建議:「盟總」不要再逼迫日本制訂改革法案,施政重點應由改革轉到經濟復興,清算軍國主義份子的行動應縮小打擊面,並及早結束;已實施的拆卸日本重工業裝備運送給二戰時受侵略的同盟國作為賠償的方案,因有害日本的經濟重建應普遍中止,即使「遠東委員會」與其他盟國反對亦然;「反壟斷法」的實施對日本的威脅要大過蘇聯的軍事力量,應予重新檢討;總之,凡有害於日本社會穩定與妨礙復興日本經濟這個首要目標者皆必須停止。關於日本的安全問題,凱南則指出,蘇聯不會以武力攻擊日本,日本最大的危險是日漸壯大的共產黨可能取得政權,只要恢復經濟、社會的秩序,加強日本警察的力量與裝備,增設海岸警備隊與海上警察部隊即可使日本的安全無虞。凱南的這份報告成為「政策規劃室」的第28號文件,大體未經更動便形成NSC13號文件,送交國家安全會議討論,194810月經總統批准,確定了逆轉對日政策的新路線。麥克阿瑟與凱南會談後大體同意他的看法,也深知華盛頓會加以採納,故早在NSC13號文件正式通過前,已在許多方面執行了「逆轉路線」,日本的政治、經濟民主化改革,就此嘎然而止。「盟總」的佔領政策大開倒車,自1948年夏便轉向反動保守,解散財閥集團的政策名存實亡,有組織的勞工運動受到嚴厲壓制,檢肅軍國主義份子的行動也大幅放鬆,日本政治、經濟界的保守勢力紛紛回朝,掌握大權。(註26)(Kennan 1967391-94Schaller 1985126134-361948128,華盛頓為整頓日本生產不振、糧食短缺、通貨膨脹惡化、政府財政赤字高漲的經濟危機,提出「穩定經濟九原則」,要求日本實行凍結工資、加強稅收、嚴格限制貸款、平衡政府預算等緊縮政策,並派底特律的銀行家道奇(Joseph Dodge)赴日監督執行,此即所謂「道奇路線」。麥克阿瑟並在1949年的新年祝詞中宣告「如今日本復興計劃的重點已從政治轉移到經濟。」(信夫清三郎編 19801974〕:753

 

必須一提的是,對於美國在締結對日和約、結束佔領後,是否應在日本駐軍以及重建日本武裝的問題,凱南與麥克阿瑟的見解一致,都認為無此必要。兩人雖同樣堅持不能讓日本這個亞洲的工業中心落入蘇聯的勢力範圍,使蘇聯可以利用日本的技術人力與工業基礎,增強對抗美國的實力,但從緩和美蘇對抗著眼,又主張與蘇聯協議達成日本的非武裝中立化。(Gaddis 198277Schaller 1985171)凱南一向認為蘇聯並無意發動侵略戰爭,蘇聯對西歐與日本都不構成軍事威脅,遏制蘇聯的擴張主要靠政治手段,軍事力量只能作為輔助手段,只要經濟復興、政治穩定,確保左翼力量無法掌握政權,就可使蘇聯的政治影響力受阻,進而迫使蘇聯改變政策願以談判解決國際爭端。故而他不贊成著迷於軍事力量以軍事同盟圍堵蘇聯的戰略觀點,既反對194944成立的「北大西洋公約組織」軍事同盟,也反對重新武裝日本、德國。他甚至認為19506月之所以爆發朝鮮戰爭,是因為美國撇開蘇聯、中國,片面與日本媾和並決定無限期駐軍日本而剌激蘇聯所致。(註27)(Kennan 1967393-96406-12464

麥克阿瑟從主張日本非武裝中立的立場退卻

麥克阿瑟頗為重視他所催生的日本和平憲法,同時他也認為蘇聯不至於直接攻擊日本。因此,他直到朝鮮戰爭爆發前不久,始終反對華盛頓軍事首腦們想把日本作為美軍基地長期駐軍的想法。他預測只要美國不重新武裝俄國的宿敵日本,俄國人會同意日本中立,他的理由是:「美國不希望日本進入蘇聯的勢力範圍或成為蘇聯武裝的盟友;另一方面,蘇聯也不希望日本被美國用來當做反蘇聯的軍事行動基地」。因此,「有個解除武裝的日本,由所有的利益相關的強國共同同意並保證日本中立」,對美蘇兩國都有利。他認為,日本的安全由聯合國決議,再加上美軍駐紮在太平洋群島與琉球防衛便可確保無虞,故主張讓日本實行非武裝的中立政策,成為「太平洋的瑞士」。凱南深知麥克阿瑟的立場,194835他在東京與麥克阿瑟討論對日本的佔領政策時說,他認為日本的安全可由美國控制太平洋島鏈來確保。麥克阿瑟同意之餘,還補充說,這條近海防線應延展成U字形,包含「阿留申群島、中途島、日本原先的托管島嶼、菲律賓的克拉克空軍基地,尤其重要的是琉球」。麥克阿瑟說,從這些基地可控制「北亞能發動的兩棲作戰的每一個港口」,美國控制了這條防線就不必要在亞洲大陸或日本建立軍事基地。321,美國陸軍部副部長德瑞波(William Draper)在東京與麥克阿瑟晤談,提到國防部長弗瑞斯特建議為日本建立一支小型防衛部隊,以備佔領軍離開後接手,麥克阿瑟聞之勃然大怒。麥克阿瑟強調美國部隊實際上對日本的實質防衛並非必要,並抨擊建立日本軍隊的想法會破壞國際協定、損害三年來的改革、違背日本憲法與輿論、給搖搖欲墜的經濟加上無法承受的費用,而且沒有必要地激怒蘇聯。再者,美軍駐紮在太平洋諸島與琉球已足可提供美國與日本所有方面的安全保障,日本軍隊達不成任何軍事目的。(Schaller 198564-59699128166Gaddis 198278;于群 199699-100

然而,麥克阿瑟希望日本非武裝中立的觀點,在美國決策者中未得到共鳴。軍方懷疑日本對美國的忠誠,擔心日本的工業與軍事潛力為蘇聯所用,還強調日本充當美國戰略攻擊蘇聯基地的重要性,力主重新武裝日本。他們認為日本無獨立自主的可能,不是成為美國的衛星國便是蘇聯的附庸,沒有中立的餘地。1949年春,參謀長聯席會議提出要在高度保密下,制訂「最終建立日本有限武裝力量」的計劃,建議「應研究修改日本憲法,以便日本最終建立防衛武裝力量」。19491130的參謀首長聯席會議第1380/75號文件又明確要求日本「不僅要以美國馬首是瞻,若發生全球戰爭,也須積極與我們聯盟」。此外,他們也擔憂蘇聯極有可能接受國際協定,尊重日本的非武裝中立,日本一旦中立會導致中日和解,且在發生戰爭時,美國想終止俄國人控制滿洲與中國並擊退共產黨在亞洲的影響,便無法利用日本充當積極的盟友。日本中立對美國重新武裝西德也有不利的影響,西歐人會質疑,何以日本可以保持中立不重新武裝,西德就不能?(Schaller 198599-100104173248276Bradley 1983680Dower 1993180Schaller 199728

在國務院方面,1949年初接任國務卿的艾奇遜原本支持凱南的意見,認為蘇聯與中共不具軍事威脅故不須重新武裝日本,但軍方紿終以武裝日本並在結束佔領後維持在日本駐軍為締結對日和約的前提,遲遲不同意國務院早日締結和約的立場。面對中共在中國的節節勝利與蘇聯公開聲言支持隨時締結和約,恢復日本的主權,艾奇遜認為必須早日締結和約以緩和日本人的不安與反抗。他憂慮,佔領拖延越久,美國資源的耗損就越大,日本也愈易為共產主義思想所擄獲。但軍方不同意國務院認為中共的勝利並非大患的見解,眼見美國在中國的慘敗與亞洲大陸日益紛亂有走向共產主義的趨勢,他們力主絕不能讓日本從手掌心溜走,繼續佔領日本除了可保證日本的工業與軍事潛力不落入蘇聯手中,還可提供向亞洲大陸與鄰近蘇聯的島嶼派遣軍事力量的長駐基地,故堅持表示:重新武裝日本與在佔領結束後確保美國在日本駐軍以加強對抗共產主義的原則無可退讓。艾奇遜為消除岐見以及早訂立合約,在1949年後期與軍方妥協,同意佔領結束後仍讓美軍駐留日本,至於日本重建武力的問題,因考慮到盟國反對而不主張立即實行,但認為可在締結和約後再議。凱南為此大表不滿,認為國務院此舉置解決政府機構內部的爭議於謀求日本的穩定之上,這樣一來,會過度武裝日本,把在亞洲的「遏制」變成更趨於挑釁而不是防衛的戰略,令他萌生去職之意。(Schaller 1985165-67, 170-71Kennan 1967394-9619491224,艾奇遜明白告訴英國的法蘭克斯爵士(Sir Oliver
Franks
)說,「在東西對立的形勢下,中立是個幻想。因此,在西方強國按約定遵守讓日本的中立的義務時,蘇聯會繼續實行滲透的策略,使他們最終可把日本轉化成侵略的軍事威脅」,在日本新憲法禁止重新武裝而又無聯合國部隊保護日本下,唯一的選擇方案就是在對日和約生效後,仍安排美國軍隊駐留日本,這便得排除蘇聯與共產黨中國參與締結對日和約。(Gaddis 198278

在國際形勢變化與國務院、軍方的意見趨於一致下,麥克阿瑟孤掌難鳴,自19499月他的立場開始鬆動,逐步從堅持日本非武裝中立的主張退卻。1950年初,美國國務院與國防部對日本和約問題的分岐大幅拉近。雙方都同意佔領結束後,必須有限度的重新武裝日本,恢復日本一些軍事生產的能力,保留美國在日本的基地與部隊,日本的安全則由美日雙方特別另訂防衛協定與促成亞太非共國家訂立共同防衛協定來解決(此即日後《東南亞公約》等集體防衛組織成立的源頭)。但對訂立和約的時機與日本基地的範圍、駐日部隊的數量等問題仍有爭議。軍方希望確保對日本的控制,又擔心日本恢復主權後要求中立,甚至與蘇聯集團同調,故希望盡可能推遲和約,不到確定能用和約把日本拴在西方陣營中,絕不答應簽訂和約。國務院則憂心佔領遲不結束,只會使日本人離心,把他們逼向反美親共,故不宜久拖。(Schaller 1985247-48)麥克阿瑟早在19473月就宣佈應該締結和約,195045國務院派駐「盟總」的政治顧問西博德(William Sebald)詢問他對和約問題的意見,他表示支持國務院儘快締約的立場,但認為日本的安全並不須依賴在日本本土設立美國軍事基地,美國主張要日本認可基地權,只會引起日本人的反美運動,不過,如果由日本政府正式要求美軍駐留和保有基地,則不致引發異議。(升味準之輔 1997[1988b]976

 

當時日本國民對美國長期佔領的反感日生,日本共產黨與社會黨的抨擊尤其猛烈。在1949216第三度組閣的吉田茂知悉華盛頓方面為軍事基地與駐軍問題僵持不下,深恐美國的佔領為此再遲不結束,會危及日本的親美保守勢力,遂於1950425派他的親信白洲次郎與藏相(財政部長)池田勇人赴美告訴美國當局:因美國佔領不見終結之日,人心不滿,已開始削弱了吉田政府,應早日締結和約結束佔領,而日本沒有軍隊,無力自保,故佔領束結後,仍需美國保護,只要能儘快訂立和約,日本方面可以接受由美國主導而沒有蘇聯與中國參與的和約。53池田還轉達吉田的機密口信說,如果美國政府堅持要美軍駐留日本,而又不便公開表明,日本政府會設法滿足美方的需求。這個秘密口信構成了日美安全保障條約的基礎。(28) 61,吉田政府又發表白皮書,宣稱願與承認日本獨立的任何國家簽署和約,意指將撇開蘇聯、中共與美國片面簽約。吉田顯然想藉主動向美國表態效忠,以解消美國軍方的疑慮,排除訂立和約的障礙。(Schaller 1985257-58;于群 1996139-41;小森陽一2004[2002]234-35Bix2001640

 

吉田對日本安全的如意算盤是由美國負擔防衛日本的龐大軍費,日本則減少防務支出,傾全力於復興經濟,這與前述的華盛頓決策有所衝突。195046,杜魯門為解決國務院與國防部在對日政策上的爭執,指派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
)為國務院顧問,全權負責對日和約事宜。617,杜勒斯率國務院官員赴日,國防部長詹森(Louis Johnson)與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布雷德利(Omar Bradley)也帶團於同日抵東京,為對日和約雙方各自進行訪問考察。詹森與布雷德利先會晤麥克阿瑟,陳述軍方對日政策的既定立場,勸說麥克阿瑟不要支持和約,麥克阿瑟則抱怨說,放棄和約的計劃或堅持要把日本做為對抗中國與蘇聯的前進基地會不必要地激怒共產強權,並且使忠實執行投降條款的千百萬日本人離心離德。他在給詹森與布雷德利的意見書中,力陳保住台灣的重要性說,萬一中共取得台灣,對美國會是場影響重大的災難,若蘇聯的海空軍以台灣為基地發動攻擊,便可輕易隔絕並控制日本與東南亞,就連歐洲也會因失去東南亞的殖民地而感受經濟勒索之痛,若能守住台灣以之為南方的反共堡壘,牽制住中國與蘇聯,或可降低日本的危險與美國用日本充當基地的重要性,這樣美國在日本只要選擇部份地區為基地,保留小型的美國部隊即足保衛日本的安全。詹森與布雷德利同意控制台灣攸關美國重大利益,但對日本有意與中國發展關係頗為憂慮,不信任日本在恢復主權後還會忠於美國,故不為麥克阿瑟的建議所動,仍堅持要延長佔領期。朝鮮戰爭爆發前三天的622,杜勒斯首度與吉田茂會晤,詢問吉田是否願意在訂立和約時,重建10萬人以內的軍隊。吉田表示希望日本根據新憲法放棄戰爭和軍備,超然於世界的鬥爭和危險之外,並以嬉笑詼諧的態度拐彎抹角地回駁說,日本的經濟負擔不起重建軍備,和平憲法也明文禁止,曾被迫參加侵略戰爭的日本人民,戰敗的創傷仍未癒合,重建軍備會引起輿論嘩然,社會不安。他也重申「不訴諸武力的自衛」論調說,日本的安全要靠美軍駐留日本與世界輿論保護。杜勒斯被吉田迂廻、含混的說辭搞得莫明所以,心煩意亂。吉田遂提議把這個問題直接交由麥克阿瑟解決。麥克阿瑟支持吉田的立場,但建議讓日本許多閒置的軍火工廠恢復生產,幫助美國重建軍火庫,這樣既有利於刺激日本經濟復甦,也使日本對反共事業有所貢獻。杜勒斯暫時接受了這個妥協方案。但隔日麥克阿瑟先後與國防部的來訪官員及杜勒斯會談後,立場有了重大的轉變。面對詹森與布雷德利毫不退讓的強硬態度,麥克阿瑟為了調和國務院與軍方的觀點以順利締結和約,而盡棄自己原有的立場,完全接受了軍方所提的條件。他同意以日本全境而非個別地區為美軍基地,也放棄日本中立的想法,不再堅持日本永遠解除武裝的信念,允諾支持日本重建自己的防衛武力。(Schaller 1985274-78Dower 1988383Schaller 199730升味準之輔
1997[1988b]
978-80于群 1996151《波茨坦公告》原要求將日本軍國主義勢力斬草除根、摧毀日本發動戰爭的力量、不准再有生產作戰武器的工業,至此全被美國棄之不顧。

 

值得一提的是,625朝鮮戰爭爆發,626,即杜勒斯離開日本的前一天,日本天皇裕仁要親信松平康昌透過美國《新聞周刊》東京事務處主任貝肯漢(Compton
Pakenham
)轉達口信給杜勒斯,請求釋放遭「盟總」整肅的許多高級軍官與其他的日本各界「俊彥」,聲稱他們在朝鮮危機發生後,可為美國人提供有價值的建議與協助,在皇室督導下,他們還可以組成諮詢會議,就對日和約與美軍基地等問題,為美國效勞。1951年裕仁還與杜勒斯在日本皇宮三度會面,討論美日關係的問題。(Takemae Eiji〔竹前榮治〕 200250066491Schaller 199729-30;小森陽一 2004[2002]236 Bix 2001641

 

吉田茂與社會黨合謀抵制美國要求重建軍備的壓力

朝鮮戰爭的爆發一舉解決了美國高層內部對日政策的爭議。195078,麥克阿瑟為填補駐日美軍開赴朝鮮戰場而造成的防務空虛,下令日本政府新建75千人的警察預備隊,並把海上保安廳人員從一萬名增至一萬八千人,配備以美式輕型裝備,由美軍顧問管理、訓練,日本的重新武裝於焉開始。(井上清 1972[1966]125;信夫清三郎編 1992[1977]774)華盛頓認為蘇聯支持北韓打朝鮮戰爭,意在控制日本。國務卿艾奇遜向內閣報告說,日本害怕蘇聯對遠東的壓力會因朝鮮戰爭而加強,日本社會黨所主張的非武裝中立,可能大受宣傳鼓動。杜勒斯則認為,朝鮮戰爭使重新武裝日本更形迫切,但重新武裝日本違背了《波茨坦公告》,若在同盟國與日本締結和約前便重新武裝日本,勢必遭致同盟國的反對與「遠東委員會」的干預,故必須趕緊訂立和約,結束佔領,既可博取日本人的好感,以主動配合美國的戰略目標,亦能擺脫「遠東委員會」的掣肘。杜勒斯在說服了反對和約最力的國防部長詹森後,國務院與國防部經一個月的磋商,接受了軍方在日本全國無限期駐軍的條件,並支持日本的自衛權。雙方於195097彌合岐異,寫成聯合建議文,次日交國家安全會議通過,成為NSC60/1號文件,經杜魯門批准,確定了對日和約的基本綱領。(Acheson 1969433-34;于群 1996145-47;井上清 1972[1966]131-32Schaller 199731-32)但自1025日中國人民志願軍參加朝鮮戰爭後,美軍的攻勢受阻,戰局轉而對美國不利。美國參謀長聯席會議於1228發佈JCS2180/2號文件指出,朝鮮戰爭形勢比9月時更為複雜,美國兵源匱乏,駐日美軍的餘部已無法維持佔領任務,若蘇聯軍隊進軍日本,將無力抵抗,故對日政策的首要目標是重新武裝日本,在此之前,不應再談締約問題。杜勒斯為此於195113與參謀長聯席會議商討對日政策。杜勒斯同意應讓日本重新武裝,逐漸增強本身的防衛能力,但也強調不用待朝鮮戰爭結束再締結和約,拖延對日媾和只會增強日本人對美國的仇恨,影響美日關係,有損美國戰略利益。雙方由此達成共識。(于群 1996150-54

 

1951125杜勒斯以總統特使的身份率團抵東京,就和約及與之相配套的美日安全條約的內容和日方磋商。129杜勒斯向吉田茂提出日本重建30萬陸軍的問題,吉田答以,貿然重新大規模武裝會使潛伏的軍國主義份子復出,日本有再受軍部統治的危險;再者,大量建軍會令日本的財政不勝負荷,可能降低人民生活水平;支持和平憲法的民眾也將群起攻之。吉田的反對態度令杜勒斯頗為惱火,憤而結束會談。第二天,吉田再向美國代表團遞交一份個人意見書,重申:戰敗的日本無法完全自衛,只能維持國內治安,外部安全則有賴聯合國特別是美國駐軍;因民眾反對、日本缺乏建立現代軍備的資源且鄰國擔心日本再度侵略,故目前不宜重新武裝。(于群 1996157-58Schaller 199735吉田為了讓杜勒斯感受明目張膽地重建軍備在政治上的強大阻力,還秘密派遣他的女婿麻生太賀吉與社會黨左派領導人連繫,並要他的另一位親戚與社會黨右派領導人通氣,鼓勵他們在杜勒斯居停東京期間組織反對重建武力的活動。(Dower 1988xxi

吉田茂聽命美國安排的「舊金山體制」,日本淪為半主權國家

不過,杜勒斯依舊緊抓重建軍備的問題不放。131兩人再度會談,杜勒斯強調「日本不能以經濟上有困難為藉口,不對自由世界的防衛有所貢獻」,日本必須承擔本身的防衛,可以先從很小的比例開始,以後逐漸增加。杜勒斯還威脅說:「美國並未準備承擔保護日本安全的義務,我們保留隨時撤軍的自由。」吉田見杜勒斯態度強硬,已知不讓步不行。在21的事務會談中,美方又要求日本設置國防部,並詢問隨著重建軍備而修憲的可能性。次日,日方答覆說,日本為「非武裝國家」,不宜設國防部,可改設「保安廳」,至於為重建軍備而修憲有其困難,可以警力為實質武力(physical force),增強警察預備隊和海上保安隊,達成實際的軍備重建,實質武力的規模則視美國的援助而定。23,吉田茂又遞交一份《重新武裝的初期步驟》給美方,承諾在對日和約與《美日安全條約》生效的同時,便實施重建軍備的計劃,並將另建5萬名的保安隊。這樣雙方得到妥協,吉田答應逐漸增加軍備,杜勒斯則同意吉田依據經濟復興的速度與美國援助的多寡決定重新武裝的規模。吉田事實上是利用憲法第九條的和平條款作為抵擋美國要求日本快速大規模重建軍備的護符,這樣既可把施政重心放在經濟復興上,控制重新武裝的速度,又可藉此向美國爭取更多的經濟援助。(原彬久 2007[2005]164-68;于群 1996157-60;信夫清三郎編 1992[1974]778-79Schaller 199735-61950年代初,吉田把他的用心對親信宮澤喜一(1991-93年任日本首相)說得很明白:「我們的生計一旦恢復,重建軍備之日自然會到來。聽來或不磊落,但我們的安全就讓美國人管到我們的生計恢復之時。憲法禁止武裝,實在是我們的天賜之福。如果美國人為此抱怨,憲法則給了我們一個完美的藉口。想要修改憲法的政治人物是群蠢蛋。」(引自Pyle 199226

 

吉田為獲得美國保護,屈從美國排除蘇聯及中國參與討論和約的安排,於195198簽署由美國一手主導的《舊金山和約》,同日隨即又與美國訂立不平等的《日美安全條約》,1952228再簽訂規定《日美安全條約》實施細則的《日美行政協定》,構成了從屬於美國的「舊金山體制」(或曰「安保體制」)。日本名義上恢復了獨立的主權,實際上仍未完全擺脫美國的軍事佔領,在外交、內政上也受美國的多方牽制,一切都須服務於美國反共的遠東戰略,不過是個半獨立、半被佔領的「半主權國家」。如前所述,美國當局的對日政策是確保日本由美國牢牢掌握,充當對抗社會主義陣營的棋子。美國國務院與軍方經幾度折衝,共同確定了對日政策的原則,即簽定和約賦予日本在國際法上形式上的獨立地位,同時要求日本訂立《日美安全條約》以繼續維持佔有日本本土與附屬列島的軍事基地的特權。這樣便可擺脫《波茨坦公告》的束縛,免除同盟國與「遠東委員會」的掣肘,讓美國獨自更徹底地控制日本,為美國的利益效勞。

 

《日美安全條約》是個極不平等的條約。在條約的前言中,美國就表示,「希望日本自己逐漸增加承擔對抗直接與間接侵略的自衛責任」,這意謂要日本把重新武裝當成義務。美國此後便不斷施加壓力要求日本擴充軍備,以符合美國在亞洲的戰略規劃。更嚴重的是,條約還規定美國可在日本全國無限期地駐軍和建立基地,駐日美軍及其家屬還享有治外法權,不受日本司法管轄。這些是只有宗主國對殖民地才有的特權,雖云已結束佔領,實則美國在佔領時期的特權原封不動地給保留了下來。再者,根據條約,美國有在日本駐兵的權利,甚至可鎮壓日本的內亂,卻沒有確保日本安全的義務,隨時可視情況撤走,日本則只有配合美國政策的義務,沒有任何權利。此外,日本還須由國家財政分擔駐日美軍的費用,日本編製財政預算必須與美國商量,決定防衛預算的多寡。日本事實上成了美國的附屬國。(井上清 1972[1966]142-431985[1977]17Takemae Eiji〔竹前榮治〕2002504-506

吉田茂在不修改憲法下有限度發展軍備的兩手策略

 

《舊金山和約》簽訂後,吉田茂在美方要求下,朝擴大軍備的方向邁進,19527月,日本政府頒佈《保安廳法》,將警察預備隊增編至11萬人,改稱保安隊(陸軍),海上警備隊則有7590人,同隸保安廳管轄,由美國借給重炮、坦克車和裝甲車等重型武器及驅逐艦等海上艦艇,但這與美國要求的30萬地面部隊仍相距甚遠。84,吉田茂對保安廳的幹部說:「重整軍備現在不是時候,國力也不允許。將警察預備隊改編為保安隊的目的是為了建立新的國軍。保安隊的任務是要成為建立國軍的基礎。」(井上清 1985[1977]82-3

《日美安全條約》明確要求日本增強自己的「自衛責任」,即已表明日本具有自衛權,成立保安隊亦顯示日本重建了武力,這令過去主張憲法不認可自衛權,也不允許重建武裝的吉田茂處於難以自圓其說的困境。19511018,民主黨眾議員蘆田均在審議《日美安全條約》時,質詢吉田茂說,條約前言所寫的「自衛責任」與吉田以前否定自衛權的說法互相矛盾,吉田竟答稱,不記得說過這種「沒有常識」的話。次日,答詢社會黨議員褚俁浩三,又說同意國家自衛權,認為「發動自衛權而引發的戰爭」是「無可奈何之事」。195236,他在參議院預算委員會發言說,「憲法雖禁止以戰力為國際爭端中的工具,但並不禁止以戰力為自衛的手段」,故「自衛手段的戰力」合憲,培養這種戰力不算「重建軍備」,到了310日,卻又改口說,「為了自衛而保有戰力」屬於「重整軍備」,是違憲之舉。如此反覆無常,前後不一,充分顯現了吉田進退失據的窘況。為了脫困,吉田於19521125發表一套詭辯作為「內閣統一見解」,即區分合憲的「實力」與違憲的「戰力」,所謂「戰力」是「具有足以執行近代戰爭的裝備和組織」 ,而實力在這之下的保安隊與警備隊不算是「戰力」,所以合憲。1953113,吉田在眾議院預算委員會稱,即將成立的自衛隊屬於「實力未達戰力水準的軍隊」,為憲法所容許,此即所謂「自衛隊合憲論」。(原彬久 2007[2005]197-98Dower 1988439-41

 

吉田茂玩弄這套詭辯是出於他的兩手策略的需要。他以重振日本經濟為首要目標,認為在日本經濟實力壯大之前重建軍備,會妨礙資本的積累,故企圖將日本的安全交由美國負責,免除軍備的負擔。但美國卻亟欲日本重建武力,分攤美國在亞洲的防務,汲汲於壓迫日本建立軍備(29),以日本具有足堪自衛的武力為美國從日本撤軍的條件,日本國內的保守派中亦有一股強大的勢力要求重新武裝,以構成本身的防衛力量,及早讓美軍撤出日本,結束半佔領的狀態。吉田在內外交攻下,放棄了戰後初期堅持不武裝的立場,但以憲法第九條為藉口,只同意以漸進的方式建立有限的軍備。於是,他以區分沒有明確界線、極具彈性的「戰力」與「實力」之別的詭辯,一方面用來搪塞反對重建軍備的左派與和平主義者的抨擊,另一方面則藉此抵擋美國與日本極右派要求快速大規模重新武裝的壓力。

艾森豪威爾提出「新面貌」(New Look)戰略壓迫日本加速擴軍

19531月,共和黨的艾森豪威爾(Dwight D. Eisenhower)就任美國總統後,任命杜勒斯為國務卿,提出「新面貌」(New Look)戰略,美國更積極要求日本擴建軍備。艾森豪威爾反對杜魯門政府實行的凱恩斯主義赤字預算政策,不贊同用增加軍事經費,擴大政府開支,來刺激經濟增長。他認為,杜魯門政府在全球非共地區到處建立軍事基地、派駐美軍,大量援助盟國,企圖著重以軍事力量遏制社會主義陣營,會拖垮美國經濟,影響人民生計,最終美國的軍事實力也將受損,也就是說經濟穩定與軍事實力兩者密不可分。在杜魯門任內的1950年代初,美國的國防預算已約500億美元。艾森豪威爾估計,若繼續實行杜魯門政府原訂的戰略五年,財政赤字將高達440億美元。他力主平衡預算,認為軍事支出是非生產性的,佔用了本該用於改善人民生計的可貴資源,應該大幅全面節省國防支出。1953416,他在一篇著名的演說中說:「每一枝造出的槍,每一艘下水的戰艦,每一顆發射的火箭,最終來說不啻盜竊自飢而無食,寒而無衣的人們。……一架重型轟炸機的費用可以在30多個城市各建立一所現代的磚造學校;可以建兩座發電廠,每座供6萬人口的城鎮使用;可以建兩間設備完善的醫院;也可以鋪設大約50英哩的水泥高速公路。我們以50萬蒲式耳小麥的代價買一架戰鬥機,我們用足可讓八千餘人安居的新住宅的代價買一艘驅逐艦。」(Gaddis 1982133-34146-47

 

艾森豪威爾認為杜魯門時代之所以軍費浩繁,是因為對社會主義陣營的挑戰採取被動因應的態度,故必須耗費大量兵力在世界各地駐軍,但美國的資源有限實無力為全世界的非共地區都提供陸海空軍。於是他提出「新面貌」的戰略,主張化被動為主動,運用美國的核武器優勢威攝敵人,在爭端初露時便威脅不惜動用核武器,以制止戰爭爆發或擴大;戰略的重點應放在從美國的空軍基地運載核武,實行核威攝,而反共的盟邦則在美國協助下,發展本國配備常規武器的地面部隊,防衛自身的安全,美國還可提供機動的後備部隊,尤其是海、空軍的特遺隊。在這樣的戰略下,把包圍蘇聯與中國大陸所需的龐大地面武力委諸受美國援助的反共國家,美國便可大量裁減所費不貲的地面部隊與部份海軍,節省國防經費。簡言之,「新面貌」戰略意圖一箭雙鵰,既取得反共的主動權,同時又降低國防費用,兩者得兼。(Gaddis 1982146-48Eisenhower 1963535

 

杜勒斯根據「新面貌」戰略,於1953312電令駐日大使艾利生(John Allison)與日方商談共同防衞計劃,要點是:美國準備依《共同安全援助法》援助日本發展陸海空的武裝力量,並用提供技術、採購裝備等方式協助日本發展軍事工業。

 

這對日本方面構成強大的誘因。日本自1950年中期起,拜朝鮮戰爭之賜,得到美國20多億美元的軍需物資訂單,造船、鋼鐵、汽車、機械、電力、化工等重工業大幅發展,1951年的工礦業產值就已超過了二戰前的水平,朝鮮戰場上數十萬人喪生灑下的漫天血雨卻化成了推動日本經濟復興的「神風」。但到1953年初,朝鮮的停戰協定經多次談判,即將簽訂,這筆橫財隨著朝鮮戰爭的進入尾聲,日益枯竭。日本壟斷資本的總司令部「經濟團體聯合會」(簡稱「經團聯」),深恐日本經濟為此陷入困境,19532月就提出每年48百億日元的擴軍建議方案,藉此維持投資需求,並指望美國援助四成多的金額。這促成了日本政府考慮接受美國提議的《共同安全援助協定》。(參見井上清 1985[1977]85-6Schaller 199765-6

但雙方一開始就有重大的分岐。美方的企圖在以援助為誘餌,加速日本的重新武裝,吉田政府則意在取得援助,發展經濟,不願有過重的軍備負擔。雙方自1953715821在東京會談8次,無功而止。吉田再派親信池田勇人、宮澤喜一、愛知揆一等人赴美談判,由105日至28日,歷時20多天,才達成基本協議。在冗長的談判過程中,爭議的焦點在於美國一意要日本擴大地面部隊至10個師35萬人左右的規模,另加適度的海空軍;日本則力爭較高額的經濟援助,並要求美國解除對中國大陸的經濟封鎖,允許日本與長期為日本重要原料來源及產品市場的大陸發展貿易,同時幫助日本擴大對東南亞的經貿關係。日本堅拒美國要求的快速擴軍,池田告訴美方主談的國務院助理國務卿羅伯遜(Water Robertson,美國的方案會構成憲法所不允許的戰力,「日方代表無意提出會違反日本憲法的任何防衛計劃。……這部憲法的起草者的精心設計使修憲程序極為困難(按:修憲須經國會三分之二多數的議員同意)。即使國家領導人給說服同意修憲是明智之舉,在可見的未來也不可行。」這些說辭令羅伯遜頗為惱火,詰問道:「不能符合戰力,又不能在戰力之下,這條界線要如何劃分?假使十萬可以,三十萬就不行,像這樣對吧?也許今年認為十萬已是最大極限,但經過兩三年後,卻能容許有三十萬職業軍人。宛如彩虹一般,覺得只要朝它走近,便會撞上,但真的朝它走去時,卻還有很大的距離。」(Dower 1988441-42;原彬久 2007[2005]198-99;)池田答稱,大規模增兵就得修改憲法,恢復徵兵制,但「在美國佔領的8年間,日本人被教育說無論如何都不要拿起槍桿子,而最受影響的就是首先會被徵召入伍的年輕人」,故要讓日本人民願意修憲就必須用教育與宣傳激起愛國心與自衛的精神。(註30)美日在各有堅持下,都作了妥協讓步。1030池田勇人與羅伯遜發表聯合聲明,雙方同意為減輕美國對日本防衛的負擔,必須增強日本的自衛能力,但在目前情況下,日本存在憲法、經濟、預算等各種限制,無法立即做到。在協議中,日本只同意在三年內將地面部隊增至18萬人,並逐漸加強自衛力量;美國則拒絕解除對中國大陸的禁運,但應允贈予5千萬美元的農產品,由日本政府以等值日元儲存,作為發展軍事生產及工業潛力之用,並逐漸減少日本所承擔的駐日美軍費用,以讓日本有更多經費擴軍,待日本軍力增強,美軍亦隨之撤出(于群  1996223-260Dower 1988463)值得一提的是,池田警告羅伯遜說,過快增兵恐怕會造就一支日本「紅」軍:「若非人民堅信除了他們自己沒有別人會保衛他們,倉促徵召大批青年入伍只會產生一支不受指揮的暴亂部隊;而要人民願意自衛得靠教育,以日本的情況,不如說得改變思想觀念,要做到這點必須花相當一段時間,共產黨的滲透政策可怕到我們沒有把握青年不會把他們的槍口指向日本。這就是說,在日本快速徵調較大量的青年參軍,不是不可能就是很危險,──即缺乏我們憲法所已明確廢止的徵兵制。」(Dower 1988461-62)結果,在池田與羅伯遜聯合聲明的草案中寫入了這段話:「會談的當事者一致認為,在日本造成一種使日本國民增強對防禦的責任感的空氣是最重要的。日本政府的首要責任在於通過教育和宣傳,在日本造成一種能夠發揚愛國心和主動的自衛精神的空氣。美利堅合眾國對此將予以援助。」草案在《朝日新聞》發佈後,可能考慮到這一條款暴露出美國過於露骨地干涉日本內政,在正式發表聯合聲明時遭到刪除。(井上清 1985[1977]87)但日本政府仍照此意旨付諸
行,除了加強對教科書的審查,力圖改造青年一代的反戰和平觀念,還刻意壓制左傾且實力強大的教師工會,特別於
19545月訂立禁止教師參與政治活動和教育保持中立的兩項法案(簡稱《教育二法》)以遏止左翼思想、運動的 擴展。日本右翼勢力自此積極推動軍國主義思想的復活。
美日簽訂《共同安全援助協定》,日本建立正式武力─自衛隊


池田與羅伯遜的聯合聲明僅為初步協議,尚非定案。美國副總統尼克森(Richard Nixon)銜總統之命訪問亞洲,於195311月中旬抵東京,攜來艾森豪威爾致吉田茂與天皇的信函,信中警告日本蘇聯集團的威脅重大,敦促日本加快重整軍備。尼克森與吉田會談時,提醒日本要注意共產黨的滲透、中立政策的危險與限制對華貿易的必要,也再提日本應該在三年內擴充地面部隊至最少32萬人 。吉田重施故技,以憲法第九條的限制加以拒絕,尼克森怫然不悅,吉田見狀驚慌得鼻血猛流。1119尼克森在東京「日美協會」的演說中說:「現今如果解除軍備在1946年是對的,為什麼在1953年便是錯的?而如果1946年是對的,1953年則是錯的,美國為何不承認犯了錯誤?……我就要在這兒承認美國確實在1946年犯了錯誤。美國之所以犯錯誤,是由於對蘇聯的真正意圖作了錯誤的判斷。日本是防衛的一環,但只靠保安隊對日本進行防衛是遠遠不夠的,因此,日本必須增強自己的防衛能力。」(Dower 1988464Schaller 199769;于群 1996224

195312月,美日在東京繼續協商,終於在195438簽訂《共同安全援助協定》(MSA)。在前言中強調了美方期望日本加強自衛的責任,但也肯定了日方的要求,即制訂防衛計劃「將以經濟穩定為考慮的主要因素」,日本「僅在總體的經濟條件與能力允許的範圍內增加軍備」。《協定》還明載「此份協定將由雙方政府依據各自國家的憲法予以執行」。日本政府對此的解釋是日本的軍事義務只限於自衛,不從事進攻,也不向海外派兵。《協定》生效後,美國給了日本價值15千萬美元的軍事裝備、1億美元的採購訂單、5千萬美元的農產品,並應允對日本的軍事工業提拱技術援助。杜勒斯對吉田政府的不願按照美國計劃擴軍,自承「為日本沒有恢復犧牲與紀律的偉大民族精神而極度失望」。(Schaller 199770Pyle 199229-30;于群  1996227-28

日方根據《協定》加強重整軍備的要求,除了制訂防衛廳設置法案與自衛隊法案,將保安隊擴編為陸海空的自衛隊,還修改了警察法以有利於集中全國警力壓制反對運動,這些法案連同前述的《教育二法》雖經日本左翼政黨與工會、學生團體、文化團體的強烈抗爭,仍遭保守勢力以動用警察進入國會排除反對派議員的反民主橫暴手段,強行在國會通過。這些法律與19527月通過的《破壞活動防治法》大大促進了日本軍國主義的復活(井上清 1985[1977]88-90)。因此,吉田茂雖然力抗美國要求日本快速擴軍的壓力,但也逆轉了美國佔領時期的民主化改革,並放棄日本解除武裝的立場,開啟了日本的「逆向路線」。(原彬久 1007[2005]208

吉田茂由於對內專權跋扈,對外屈從美國安排的「舊金山體制」使日本淪為半主權國家,遭致左右各派政治勢力的強烈不滿,於19544127日被迫辭職下台。但他表面上支持和平憲法實則漸進擴軍的路線,卻在以社會黨為主的反修憲力量牽制軍國主義份子下,在冷戰時期持續維持不墜,讓日本得以避免直接捲入美國與蘇聯、中共的衝突,著力發展經濟,逐步壯大武力,掩蓋軍國主義復活的事實,在國際上表現出和平主義的假象。1988-89年曾任日本首相的自民黨政客竹下登在1994年說,整個冷戰時期,自民黨利用社會黨批評的機會,阻擋美國要求日本加速重建軍備或更積極介入國際事務,「就此而言,我們之間有點像分擔責任」,他描述這種安排為「狡滑的外交」。(Schaller 1997120)日本社會學者村上泰亮則批評吉田路線說:「就某種意義來說,日本成了一個偽善的民族,宣稱堅守非武裝中立的觀念,但同時非常樂於享受美國統治下的和平所能有的經濟繁榮的果實。我們可以說,吉田政策最終毀壞了日本和平主義心智上的真誠。」(Pyle 1992122)由麥克阿瑟強加在日本頭上的和平憲法,在國際形勢丕變,美國霸權的全球戰略徹底轉換下,終究不免名存實亡。冷戰結束後,蘇聯崩潰,社會主義陣營瓦解,羽翼已豐的日本軍國主義反動勢力更肆無忌憚。進入1990年代,日本左翼力量迅速衰頹,日本內部的制約因素亦復大幅削弱,右翼的氣燄更形高漲,就明目張膽地向和平憲法猖狂進攻,直接開刀了。對此纐纈厚教授在本書已作了全面的深入分析。(未完)

 

 

55期 《寫給自己的悼文–詩集自序 》 周良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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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給自己的悼文

詩集自序

周良沛

 

這是零七年聖誕前的歲末了,在港島,今年一個「七」字,不知有什麼特別的意義,還是有了太多的巧合。有「九七」香港回歸之後,紀念「零七」十周年的「七一」
大慶,也有紀念「五七」五十周年的活動。「五七」是指一九五七年內地簡稱「反右」的「反『右派』鬥爭」,在這個自由港,對此可說的話自然無所禁忌。有的重 在總結歷史經驗,有的沉浸在意識形態和人權的熱議中。出版社也出版了相關的專著配合紀念。朋友們聚在一起時,少不了也有人問起:

「你不準備寫點什麼嗎?」

「我還不知寫什麼,怎麼寫?」

「這怎麼可能呢?你不是吃了很多苦,還能沒有說的?是不是有什麼顧忌?」

這有什麼可顧忌的呢?這些年以「五七」為背景,為時尚所編的小說,所拍的影視作品可沒少見。早先,有關作品還能為反對所謂的「兩個『凡是』」所用,與「傷
痕」同「熱」,贏得不少掌聲和鼓勵。「兩個『凡是』」是指十年動亂之後,時任中共中央主席的華國鋒所提出「凡是毛主席作出的決策,我們都堅決維護;凡是毛 主席的指示,我們都始終不渝地遵循」之說,以此無疑是不利於「徹底否定『文革』」的,但以此為由頭引發的鬥爭與權位的更替,更是港人膩味說的「政治」和
「意識形態」的故事了。後來,這種配合應景,對它的需要過時之後,似乎有礙和諧,未識大局了。再去搭車,不識時務。雖然此時同類題材的小說之類的文字,很難發表,影片有的是合資、外資拍的,則管不了那多,照樣出籠。國內未予公映,顯然是從意識形態考慮,正因為「國內未予公映」,在海外評價又特高,乃至獲
獎,這當然同樣也是意識形態的作用。但為各自的「意識」之需要所涉及的利害之不同,自然對它的態度也各異,乃至持以對立的立場。在這自由港,不僅正常,若 不如此,恐怕反而難以明白這一自由港的「自由」之所在。當今的日子,一碰到什麼問題,都少不了聽到反對以意識形態對待之說,冷眼一看,如此之所說所為,好
像就沒有擺脫與意識形態的幹係。

 

 

從原則上講,我並不完全否定唯物者對文學藝術的功利性的要求。但一部文藝作品,不論表現了怎樣的思想和藝術傾向,當讀者能將它當一部真格的文藝作品看時,那
麼,作者可以自覺出於自認應負的各種責任,卻不是對誰的「配合」;只能出於對藝術必然的真誠,卻非僅僅出於,不論是迎合或被動於某種功利性之所求;大千世 界,人們之所想,各種各樣,乃至千奇百怪都不為怪,當人世尚未「大同」之日,出現各種不同傾向的文人和作品,不僅必然,也是文藝的生態現象。但,因為相互
之間有異,既可包容,但也絕對免不了因為相異而相斥。相斥之間,自然也免不了有個誰是誰非的問題。然而,文藝現象畢竟是集人世間最複雜、豐富、多樣、多彩 的現象之現象,對此,切忌簡單化,強勢的一方,更忌粗暴。可是,其中有些相異之處,可能根本就不存在是非之爭,如各自審美的趣味、追求之所異,只要你想得
到別人的認同,你也必須能包容他人。但,如像替漢奸張目的文字,硬要以「一體化」的「地球村」之兄弟情結予以化解,那麼,對於生活在今日之現實面前的我 們,不論哪個地區哪個民族的成員,在他們還未進入「地球村」的桃花源之前,若是對
「漢奸情結」所予以的「包容」,也能「掌聲雷鳴」,大既也是這個民族將淪亡之前奏的悲劇。別的也就無需多說了。因此,在撇開這些因素之前,無論寫什麼,無論從什麼傾向對作品有所的功利要求,若不枉費心機,首先,必須像
魯迅 先生在《二心集
.關於小說題材的通信》對艾蕪所言:「只要所寫的東西是可以成為藝術品的東西,」才有可能談它的功利效應。

所以說到這些,正是上述那些以「反右」為背景的文藝作品,不論是為何種需要而出籠的,這種需要常常為太功利而未能「成為藝術品」時,則難免有些簡單化,乃至
將一樁歷史悲劇寫來、演來有時則有點漫畫化的味道了。畫家通過誇張、比喻、象徵、寓意等手法,表現為幽默、詼諧的畫面,藉以諷刺、批評政治事件或生活現象 等問題。其諷刺幽默的手法,常在讓人捧腹大笑之際,辛辣它的諷刺。這自然需要高超的藝術。可是對於一個從那場歷史悲劇走過來的人,儘管事後有人可以站得更
高諷刺其時這種「運動」的荒謬可笑,「幽」它一「默」。然而,對於我這已經沒有眼淚的人,卻很難接受以這種方式去看自己浸在血淚之中的往事之創傷。

這只是就個人的心態而言,成不了什麼理由,自己對自己,也無需什麼「理由」,一場歷史悲劇所扭曲的心態,可能就無法、無需正常,雖然創作緊系大千世界,但它
的活動方式又絕對是個人化的,文藝創作也重在它的「這一個」,那麼,個人之所想,也無非用於說明對此事之所想而己,說明自己並無什麼「顧忌」可言。旁觀者 清,也許從中可以看到我的什麼病症,也可藉此求醫。當然,這也足以說明自己文藝上的沒出息,總想從別人的成敗找條路,卻沒有勇氣為自己開條路。

至於二十一年(19581979) 的勞改生話,即便是西方所宣稱最「人道」的,有個人的衛生間、廚具的監獄,也要度過失去自由的日子,從西式的「人道」論,這也是夠「受苦」的。何況是在極其原始的生存條件下,以極其原始的方式只有挑、抬、挖的從事流汗、流淚,有時還流血的勞役。有幾年修鐵路的時候,只要外面有月亮,月下的苦役,就無法有花
前月下之詩的浪漫了。不同的是,月亮的光,既可為管理人員有條件趕我們出工,因為勞改單位從有關部門承包下一段土石方工程後,這樣無償地使用這些勞改人員 的勞力時,月亮也可以幫他們「創收」。但月色朦朧,也為這些勞改人員增加了可以逃跑的機會,為此,也就多了許多荷槍實彈者林立的壯觀。隨著工程的流動,破廟、爛祠堂、荒野的露宿,只用以荷槍實彈者團團圍往,保證了他們所需要的「安全」就行了。這樣一批個個都像叫花子一樣破破爛爛、歪歪倒倒的老老少少,也備
有一些跑運輸、供應、為管理人員服務的馬車。每當黃昏,管理人員忙著招呼為卸鞍的馬匹擦汗、鍘草、添料、遛馬時,另一邊卻為月亮出來,只有忙著增派槍支趕 我們出工吆喝時,兩相望望,我只能心酸於自己「不是人」!

 

 

與我同在的人群中,多是土匪、強盜、慣偷、走私、販毒、殺人犯,還有娼妓、人販子,「盲流」也是開人類司法史所備以的一頂桂冠,將「盲目流入城市」者所簡稱
的「盲流」,明稱「內部矛盾」,但將他送回去又「慣流」回來,竟成了對之無奈而與大家同路而行的「夥計」。當然,還有連「盲流」之類的帽子也找不到戴的無 辜者,以及他們之中的「右派」一一「政治犯」,則是比他們還要低幾等的畜牲。人家可以公開說:「他們是『有期』的,『右派』是『無期』的!」當時,既不可
能知道後來公開的數字是五十多萬,也聽不到所傳的,說實際上有百萬的數字,可耳聞目睹地知道這個是「右派」,那個也是「右派」,總之也是數不盡的,咱也就 認命這樣「無期」吧。同這些盜匪並行,政治犯可以委曲、不屑於他們,可「有期」的總是優於「無期」的。對他們,只要不管他的「閒事」,對熱衷
「表 現」於「窩裏鬥」的「臭老九」,他們還會仗義助弱的,講點「義氣」的。但,從一開始,進了這道門檻,僅有這點「認命」的心結,逆來順受還是不行的。進勞改
隊的第一道關,接受問訊:「犯罪的主要事實是什麼?」「不知道!」「大膽!你翻案!」為此,腳鐐、手銬、捆綁、吊打,捆人的索子還用水泡透,緊勒索子,是 用一隻腳蹬死我的背脊往後用力扯的,叫你活不好,也死不了。這樣,先後關在小號子裏有五年之久,有時蹲在籠子裏,它的寬度既不能讓你坐下,高度也不允許你
站立,就是讓你死不了又受死罪。如今有人問到我右腿致殘的情況,它當然是多次類似的折磨所後遺的綜合症,但提到其中任何一個細節,都是不堪回首。

儘 管我常遭罪於「不認罪」而受罪,但根據二十一年之後重新解決我的所謂「右派」問題時,檔案上卻沒有任何對我定案「右派」的組織審批手續。說明我「不知道」
「犯罪的主要事實是什麼」,完全是實話實說。我所不知的「犯罪事實」,本來是該由我來問他的問題,怎麼反問起我來呢?冷眼旁觀,真會視其荒誕可笑
「幽」它一「默」,但我悶在肚子裏的淚水,還不知往哪裏流呢,無法喜歡此時此種的幽默或嘲諷的嘩笑。

是 否該找人訴苦呢?對此,內心特矛盾。我脾氣有些怪,幹工作還是很聽話的。但還沒有奴性,更不是皮肉賤,要人打了才好過。少年時在教堂的籬下孤苦無依時,我
是個非常虔誠的教徒,還沒遇過別人打了我左耳光,需要伸過右臉去給人打以示自己善良的場合。一九五八年四月十九日凌晨,昆明軍區文化部長任大衛敲了門進宿
舍通知我:當日上午政治部會有人送我上農場勞動緞練、改造,好好汲取這次「反右」中的教訓,在勞動中好好表現,爭取半年幾個月農場對你有個好的鑒定,部裏也有個說法好接你回來!在那全民都在「上山下鄉」的口號和氣氛或熱鬧或犯愁的日子,這番話聽來極為自然。雖然打入「右派」的根據就看在「大鳴大放」這一特定時空之所「鳴」所「放」之所為,而我又恰恰是沒「鳴」沒「放」,沒說過任何什麼話的人。從天津調回昆明「反右」,就為查我同雲南文化界的一個所謂的「集
團」之關係。那時,全國的人口才是現在的三分之一還不到,一個城市才那麼大,一個地區的文化人也不可能太多,這裏不見那裏見,誰記得,誰又說得清跟誰在哪 里見過面說了什麼話呢。辯白也無用,說不清也就無法「乾淨」,因此對組織的這一安排,我無權不「接受」,或有任何不愉快的表示,不想,卻「接受」到了勞改
隊。流傳得很廣的一則「反右」軼事就說,一位押送「右派」去勞改的政工幹部,在他辦完交接手續轉身要走的時候,勞改幹部立即正色道:你也要留下,名單上也 有你!那天送我的保衛幹部倒沒有這樣留下,但跟我編在一起勞動的,卻不乏為此喊冤則定為「翻案」、跟我同屬「反改造份子」並倍受折磨的難友。由此可以想
像:這還不是個別現象。四處廣為傳說的這類軼事,所根據的也不是同一個事例。由此也可以想到這個「反右」到後來是怎麼「反」的了。五七年已結束的運動,五 八年再搞「反右補課」時,機關抓「右」的硬性指標已是不得少於百分之五了,部門若完不成指標,領導若想「實事求是」說抓不出來時,那麼,對不起,你不抓別
人來,那就該輪到你自己來了。到那種時候,哪里去找「定罪根據」和「犯罪主要事實」?但勞改隊是執法單位,看你這般,只能認定你無視於法的「無法無天」, 此時要他執法,只有無辜者來承受由此而來的災禍了。

記得,有一位原來在省委組織部當過小領導的難友,一進勞改隊的門叫他首先摁下十個手指印作罪犯檔案留下時,他是幾天都不言不語,晚上蒙著被頭哭,他是做組織
工作的,平日掂量哪個可靠可用,哪個靠不住不可重用,已有一套經驗,這時叫他一摁指印,他知道:這是偵訊社會任何刑事罪犯案件的備用資料,從此你永遠都是 備查的嫌犯。事隔一年半載,他傷心地對我講:「我怎麼會落到這個地步,被這樣的看作不可信任呢?」這道門檻己是敵我的分界線,進了這道門,自我多情有何
用?我無需在乎這些人怎麼看我,重要的是我怎麼看我自己!「實事求是」的唯物原則怎麼被人撕得粉碎我管不著,我這從唯神、唯心論者為新的共和國對我命運的 改變而堅定了唯物論者,卻必須「實事求是」。我不敢說自己有什麼原則精神,即便這「唯物」已是「唯我」,也得如此。我需要保護自己,有的話可以不說,但不
能說謊;說謊、招假供,可以避開一時皮肉之苦,最後遭災的還是自己;鑄下一生永久的痛,找來心靈永遠不安的鬼;只有自己還對得起自己,心靈有方淨土,才可 以說別的。在這講「法治」,不僅今日以時尚,過去也同樣講它時,自己落入法網,不論你冤不冤,冤了也不能找到那位為「反右補課」訂下抓「右」的硬性指標不
得少於百分之五的領導論理,那麼,在這法網之中,也只能任人怎麼以「法」來「治」你了。因此,以上所述及的種種遭遇,實際上也是接受「法治」的一個過程。 進了這道門檻,你連「定罪根據」和「犯罪主要事實」都拒絕回答,他就不執他的「法」麼?他需要知道那誣害人者所要誣造的「事實」的都不告知本人的實際麼?
何況二十一年後看當年的檔案證明,整人的人要整你,連個應付走過場所搞個辦假證的手續都不需要,就可以對付你的「法治」,那麼,執法單位想「認真」地「執 法」時,凡此種種,你無視於法,還不是「翻案」、「反改造」麼?不然,你將「執法」之「法」的權威置於何地?不給你小子一點顏色看看還行麼?

 

其實,不論什麼體制的統治,不僅在當代,就是過去的封建王朝,擺在面子上的明文之法,都是反對執法中虐囚,搞逼、供、信的。當今以 「民 主」、「文明」所自炫於天下的美國,爆料虐囚之事也是層出不窮。事實上,無論誰,都無法理想主義地,將它雙向推至極致而論理。我自身並不軟弱,卻時刻未忘
自己屬於弱勢之群。胳膊擰不過大腿。無論什麼事,能過去的也就那樣過去吧。若非走出大牆,讓我還能這麼寫三十年,要是成了大牆裏的冤魂,作了鬼也得掐死一 些以整人為樂,以整人當升官的「藝術」者才能歇下這口氣的。既然走過來了,正如我說過的「棍子掄來,皮裂痛醒,世態炎良,當本書讀」,也不全是壞事。

不過,人算不如天算。進大牆時才二十四,還年輕,沒整死在超體力所能負荷的苦役中而挺了過來,體質也得到太殘酷的檢驗。當然,隨著年齡增長的衰老是註定的,
但年過古稀的癌變體切除手術後,化療十一次,也沒倒下,也沒掉頭發,北京腫瘤醫院院長告知,這在癌症病患者之中是千分之七的極個別的病例。臺灣作家,與我 互稱「階級兄弟」的映真兄,為此常以「吉人天相」相慰。人活得坦蕩,則無所累。想到一位後升至政治部副主任之成某,當年一句「周良沛不是『右派』哪個是
『右派』」的一言九鼎,我還有生路麼?他那封建家長式的威風,自是這個家長的上頭還有可以訂指標打「右派」的大家長,這種威風才能成為一時的政治氣候。不 想,前幾年的一天,竟有相關單位請我去與他「告別」,近半個世紀素無往來,且無任何可以成為「由頭」的情況之下,竟如此要「請」我去,總是他生前得知我還
沒有整死,對此有過什麼類似的示意才有此種安排。我除了哈哈一笑,豈有他哉!這是他死前還願我不忘他的「大恩」,還是「人之將死,其言也善」,望我能與之 「告別」,他也好走得安心麼?不管他怎麼樣,我都無權過問,儘管後來我也聽說他晚年雖然物質條件好得一般人形容都形容不過來,但健康情況與家庭生活都無法
幸福。也只有他走他的,我活我的。而且,我也要再說一遍:「人算不如天算」,雖然這非整人者之所願;大牆內只准,也備有完整的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毛澤 東著作,魯迅全集、中外名著供借閱。這在二十一年之中有十幾年在不流動的大牆內,是我對峙各種折磨的精神支柱。雖然二十四歲之前已被人稱之「作家、詩
人」,但《紅樓夢》讀了好多次都讀不完它,當時自己精神的「革命」狀態,很難接受那種無盡的「生活瑣事」的描寫,也只有在「世態炎良,當本書讀」之後,才 讀懂了它,感動於它的偉大所彰顯的文學民族傳統;魯迅的小說和《野草》,雖然從少年時就熟讀,到了為之「作家」後,卻很少有耐心連續讀他的雜文,也是彼時
彼地,才能有反覆通讀《全集》的熱情。同時常常沉浸在他對中國歷史和現實深刻剖析而受之啟蒙於開闊視野、明辨是非之醒悟的歡悅;對馬列主義,在中國特定的 體制下,雖然不敢說任何不敬的話,還是敬畏而遠之,認為政治、哲學,不可能讀懂它,它也不需要一個寫那麼一點小破詩的人去啃它;也是彼時彼地,一旦走近了
它,自已那種原來文章寫不成,卻曉得個什麼「形象思維」的名詞並與理論對立起來的心態,隨即煙消雲散。今日報紙大版的大談可以救世的「大愛」,似乎「只要 人人獻出一點愛,就有一個美好的人間」,可誰的「大愛」也沒法與他們為人類的解放者「在這個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鎖鏈,他們獲得的將是整個世界」的「愛」更
「大」。此種政論的文風、語言,比文學還文學,比詩更是詩。無需否認,由於知識和閱歷合一的淺薄,不少有關經濟專業性的論述,我不能全讀懂,但《論費爾巴 哈和古典哲學的終結》、《法蘭西內戰》等,正像書中所說:「理論是灰色的,生命之樹常綠。」我讀到的也是生命之樹。一些在法庭的答辯辭和調查報告,其中那
些對伍珀河及河岸森林的描述,並不是許多名家的散文可比的。彌漫令人沉醉的詩意。為抗議新普魯士書報檢查令與論敵辯論中所講的文學風格問題,更是一般所謂 的「作家」所無法企及的文學。當然,從無產階級革命到專政的理論,也更容易明白那些想用以恐嚇和加害於人的言辭之虛偽性。它堅定了自己的堅持。懂得「權」
並非真理;它可以任意擺佈弱者的命運,卻顛撲不了真理;那些在位的,不論是多大點官,乃至拿杆槍看著我的看守,叫你「愛國」,他就是「國」,叫你「聽黨的 話」,就是聽「他」的話;嚴重背叛馬克思基本原則而藉「反黨反社會主義」之名去整人的人,恰恰相反,首先他等這套德行就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可是,此
時此刻,你不叫他代表「党」,又能行麼;在推翻封建王朝近百年的中國,中國人已摸不到垂在腦後的那條辮子了;可百年也沒割掉那一條精神的辮子之痛,有時還 得躬身反問:你也夠格為此去「痛」麼?那也是被他所「代表」的全被他「代表」去了,還有你說的麼?命該被整的人,除了問心無愧,還能說什麼呢?別人能以
「活學活用」風風光光,我雖然可以公開學,卻只能私下偷偷的用作自己坦坦蕩蕩活下去的維他命。

新時期,對我所熬過的那二十一年,有些海外的朋友不可理解;其實,若無精神的維他命,那恰恰不是只想、只怕、只受不了這份苦所能挺過來的。所以,若是叫我還寫三十年前流行的「傷痕」,我還有點自知之明,知道自己確實沒有那個能耐。

 

 

何況,「國家三年困難時期」,也是與「大躍進」同至的大饑荒的三年,我也是隨著不是哪一個人的意志可以更改的工程路標而行的。穿山、越嶺、淌水、過河,勞改
隊不必可憐你是否承受得了,他本來就是要以此「改造」你的嘛。何況,不是廉價,而是以無酬的勞力為他「創收」呢。但,世事也不可能跟著他的算盤撥,這就無 法將他們為這些人的「安全」所備好的大牆、鐵窗,也能跟著這些人移動。由此必然出現他們最忌諱這些人與社會有所接觸的情況,而工程線路上的施工之處,也不
可能備好那多破廟、爛祠堂,有時就得以組為單元分散在村裏廄棚的頂上住。除了感受到房東對我這「政治犯」的同情與關切,以此足以看到民心之所向外,至今我 也不認為每位錯劃「右派」者之所
「鳴」 所「放」,都有可以達到為人民代言的高度,何況我什麼也沒說。所以一聽老鄉說「你們是為我們說了話才遭這份罪」我是無地自容,我哪有資格接受他們這樣的真
誠和熱忱呢?我自己即便真有什麼「定罪根據」和「犯罪主要事實」,甚至確實符合事實,可是,要看此是非,怕也只有看民心了。明白這一點,也就沒有想不開的事。

是的,執法單位無法,也無須問你是否有罪,進了他的門,只能以罪犯對待。即便此中誰家有了「錯劃」的誤會,也只能如此。可這些老鄉,對他們連這種「誤會」的「誤會」都不存在的時候,完全是工農聯盟的主力軍,是這個社會體制的統治基礎。可是在那「困難時期」,種田人也愁填飽肚子的問題時,由於我們在築路,國家
糧食的供應,是每月五十斤的標準。雜糧的比例很大,有時幾乎全是蠶豆。吃多了,氣脹得也是受威脅於饑餓的享受,可不斷放屁,日夜都是屁響、屁臭,而且屎、 尿也多,誰要「方便」,必得喊「報告大軍」,要聽到「去!」才能離去;因此,日夜都在屁響與「報告」聲的交響之中,用現代新聞的用語而言,也是「一道風
景」。如此的「勞改」,同樣有人羡慕。村民找到幹部:「讓我來『勞改』吃飽肚子嘛!」幹部相信他們的真誠,但從政策界線看,此話也問得他們十分狼狽,啼笑 皆非,無言以對。房東的老人死了,鄉下也沒有,也不興火化,好多天不抬走,在房外的廄棚頂,聞到那股氣味都受不了,大家都擔心鬧出傳染病來。有的村子也是
請不到,或請不起人(總得給人吃頓飯吧)來抬人走,於是我們請房東跟幹部打個招呼,我們會幫他家抬人的。這一來,不想他驚恐萬分,一再央求:「你們可不要 聲張,他的戶口還不能銷,等到他的口糧領到手,家裏有點補助才能抬走!」那份惶恐,那份悲戚,那份無奈,還有那份為渴求無望而需爭奪的那份陰沉的不屈之氣,不僅今世,就是來生,我也不會忘記。相形之下,我的皮肉之苦,又該怎麼訴呢?天災,人禍,人禍,天災,我們還要強國,還在造原子彈,只得個個勒緊褲帶;天災,人禍,人禍,天災,我遇橫禍,祖國、人民同樣遭災,我有什麼好說呢?

何況,當年吊打我的「大軍」,見沒有別的人了,給我鬆綁的時候,又悄悄在耳邊說:「給你松慢點,會痛,不要叫,不然,鬆快了你勒得流不動的血猛地猛流起來,這雙手就會報銷的!」他是誰?為什麼要跟我說這些呢?

何況,隔著牢牆同我談心的看守,對於他,在《附錄》中我另有記述,若是無他,眼前的這些詩稿,是不可能得見天日的!他是誰?我苦尋苦覓,都無法知道他是誰啊!

何況,最後說「反右」是正確的,只是「擴大化」了。「右派」不是「平反」,只是「改正」,這種玩漢語的文字遊戲,不僅老百姓心明眼亮,就是玩這種文字遊戲者
自身,也不會糊塗到這種地步才出此無奈之言。可是,就算只是「擴大化」了,也還有個怎麼個「擴大化」,誰來負這個責任的問題吧。雖然之後又要求對它「宜粗 不宜細」,叫人最好莫提它了,然而,你叫人「莫提」它,總還得有些叫人「不說它算了」的做法。就照這不是「平反」只是「改正」之說,那麼「改正」了,總該
賠償損失,景況總該有所「改善」才對。然而,對所謂「改正」的,可不像對所謂的「走資派」那樣,有的單位,連句道歉的話都沒有,有的農村小學教員,「錯 劃」前才三十幾塊錢一個月,當年,三十幾塊錢還能養家糊口,二十一年後,美其名恢復「原職原薪」,卻糊自己這張口都困難了。他們早是「摘帽右派」,「認
罪」,「表現好」,在勞改隊算是「留隊職工」,每月評工分之所得,也有三十幾塊錢,可水電、房租全免,地裏的瓜果,只要不是太過分,順手帶點回來,別人也 不干涉。偶爾相遇,他說,早知如此,不如留在勞改隊,沒有物質基礎,「要這自由好幹什麼」?聯想到當年村民找幹部說「讓我來『勞改』吃飽肚子嘛!」我是心
緒萬千,啞口無言。

何況,二十一年後處理「右派」時,已有未經任何組織手續報批過我為「右派」的檔案為證,而成某那一句「周良沛不是『右派』哪個是『右派』」的屁話,此時也只
能看作放屁。但是,此時若非「右派」,我又只能當作清理監獄,清理「右派」時所誤為「右派」的人員「無罪釋放」。那麼,我則是另一種景況了。當時,還給了 我到海口鄉下的一所小學去報到的通知。我理解:「右派」的人數、對統戰,對知識份子,包括國際上的影響都不小,當時解決這個問題,針對「兩個凡事」和討論
「檢驗真理的標準」的作用,不言而喻。但總不能說未被「錯劃」(這也僅僅是以檔案為據,當「右派」所受的罪都受夠了)還得比「錯劃」過的矮幾分。以此政策 看是非,則模糊了許多平日教育人的基本原則。中央文化部落實政策中,有此種情況的多達四五十人,當中的畫家黃因聰,我還認識。然而,只有當領導有那麼一句
「將人家當『右派』受了那多罪,怎麼『右派』有點好處又把他們扒開呢?先按照對『右派』的政策把大家調回北京再說!」這一來,救了好多人的命哇!我也是軍 委總政治部劉志堅將軍直接通知軍區要首批處理我的問題才免於再遭罪的。這一來,成某之類才擺不出當年封建家長的威風來對付我了。但要我寫保證:不與海外的
親友往來。我拒絕了。若為國家和工作的需要我這樣,我會無條件遵守,可落實政策是無條件的,若以此作為落實政策的條件,我絕不寫這個保證。你有權,愛怎麼都由你。好在上頭的人正派,他再歪,也得聽上頭的,才沒有鬧出什麼其他的事來。反之,這回若是上頭的人歪,我又完了。此事雖未再遭
意外,畢竟有些偶然的因素。偌大的一個部隊,下屬一個小兵,將軍無需知曉,所以出面干預,也許有僑務部門的提示,或是當時台、港的傳媒偶爾也會提到我的問 題之故,否則「無罪釋放」,己是我的最好出路了。

今年,海外關於「五七」的活動,除前述的各種情況,也涉及一些具體問題,如「改正」和「平反」之別,「錯劃」的和「文革」中受衝擊的「走資派」之別等,但「平安就是福」,能沾「錯劃」者之光,安渡晚年,對此,若不相信命運,則很難相信別的了。

 

 

由此,我想到另一個人:劉白羽;「五七」時,他是中國作家協會黨組書記周揚名下的副書記,這,就可以明白他扮演的角色了。零五年他去世時,我在海外寫了《今
日渤海大風浪》以悼念。對他在「反右」中所該負的責任,他從未推託,我親眼見他向丁玲、徐光耀賠禮道歉之語言、神態,尤其是在事後、人後,每觸及此事的愧 疚、傷痛,是令人感功的真誠。同時,我也親聞目睹到那極其複雜的情況中的一些具體問題運作的處理過程。有些問題,不是辯白,也無需辯白,但給他作個說明、
交待的機會都沒有,對他,是個太大的遺憾,是個太沉重的包袱,也太不公平!我寫過:

 

從郭小川(時為中國作家協會秘書長)的《日記》看,那不是新時期文藝圈內某些可以稱之為「人物」者,為篡改歷史,為自己樹形像而在事後藝術創作的《日記》,
是小川去世後公開他一九五七年五月十日的《日記》記述到「白羽說他將來是個悲劇,逃不出(這)工作的。」六月五日又有「到白羽處,吃了餃子,他很感慨地談
到他決心離開『作協』的工作。」

可是,從黨的紀律看,他得「服從」,頂在那兒,必須作好「馴服的工具」。以副書記作好那位書記的傳聲筒。新時期,我不知道有人向中央告了他,說「作協」的
「反右」就是他搞的,聽我同庚的老友講,他向中央說明他是奉命執行鄧小平的指示所行的經過,有人認為這是推託責任。我倒認為是實話實說。因為,當年見他每 次從中南海書記處回來,都把領導交代的話說個明白,特別講明是「小平同志」交待的。他這麼說,當時可以解讀為以此炫耀,是為自己有來頭,有靠山,台下的人
當時多數怕都是這樣想的;現在情況變了,自然可以解讀為推卸責任。可他領受誰的命令,叫他怎麼幹的話,過去,現在,他都一樣說,幾乎一個字都沒有變。往下 傳達,照本宣讀。一九九四年耶誕節前後,我在海外所能看到,所能看懂的華文報紙,都是整版對開的刊出鄧小平愛女毛毛接受美國大報採訪的長篇報導,並未為尊者諱,很明白地說她父親在「反右」中傷害了許多知識份子的感情,仍是她父親生前的一大心事。這可能是鄧小平生前有所示意,女兒才會在他身後這樣說的吧。章詒和有本暢銷海內外的《最後的貴族》(大陸版為《往事並不如煙》),有可讀性,也寫得太像小說,太「藝術化」處,有失實處。有的人還留有他父親當年說到某
些事的手跡,當局怕爭鳴起來反而擴大了此書的影響,作了冷處理。但她寫到運動運作之中的實際情況所說到的「包辦」,還是他們親身經歷的事實。若非為此,就 是公佈出來的,已遠遠少於實際的五十多萬「右派」都劃錯了,怎麼還要說「運動」正確,只是「擴大化」了,對他們不是「平反」而是「改正」呢?這在海外全是
公開的,怎麼白羽只是個人向中央稟明情況,未有任何聲張之處,就引來這多議論呢?

 

若不弄清這一根本情況,找誰根究下個人責任,發洩點個人情緒,這樣,對歷史,對我們自身,是否負責呢?白羽晚年同我還是有些往來,而且關係較好。十年動亂結
束,他是總政文化部長,部隊準備恢復創作組,建議調我回部隊時,是他首先否了我的。後來創作組也未重建,事情也就這樣過去了。他就是這樣以他的組織性、紀 律性要求別人,為此看不上我,我也無有怨尤。自從看了小川的《日記》後,回想當年白羽總是嚴肅、古板得讓人敬而遠之,那鄭重到如立生死狀似的,頗有心計地
做得事事有個交待、字字珠璣似的宣告他執行某某指示的神態,這既是他知道自己在扮演一個悲劇的角色,又為組織、紀律性在如此嚴肅、認真繼續他的演出。有人 議論,並不為怪,予以同情,同樣在理。他是個作家,是位有思想的人,並未糊塗「作協」這場以宗派所「反」的「右」是怎麼會事,所以內心才會明白他執行的是
「悲劇」使命。這是生存需要如此,還是如此為了生存?我不能臆斷;若只為以其「馴服的工具」之精神以示他對組織的忠誠,而組織也需要依靠如此的忠誠以取得 「作協」的「反右」之「偉大勝利」,這又是怎樣的「勝利」呢?尤其是新時期,他除了為此向人賠禮道歉,負起自己該負的責任,別的話,一句不說,真的讓人納
悶。就是有人為此向中央告了他,他除了向組織實情稟報,我想趁此機會掏點材料時,除了有一次他向光耀道過歉,用他自己的活說,是「賠罪」之後,光耀同我到 他家,還有榮勝、正忠在場,這位當年進出中南海直接聆聽鄧小平對「作協」「反右」部署的他,除了為光耀所受的磨難,聯想到毛澤東在鄧下達機關「反右」的指
標,毛令他「一個都不能殺」,說殺了人也像割韭菜,越割越發,為此光耀也避開了可能遭受的更慘之結局外,他也總是「顧及影響」,「顧全大局」,和當年事事 都鄭重告以是「小平同志指示」的神態截然相反,絕口不提「小平同志」。此時,在他面前,我對他的人格不由得有某種肅然起敬的感情,也無法不辛酸於對他這一
「悲劇」角色的同情。我不能不想,在那大時代的大背景下,他這一「悲劇」角色的「悲劇」性,其可悲的僅是他個人麼?而且,他走後,骨灰撒入渤海之日,我為 悼念他寫的《今日渤海大風浪》在內地發表時,只要有「小平」二字處,無一不遭刪除。對毛澤東的評價,不是我夠格說的。「反右」的責任,有人自己認了,怎麼
非要推在毛澤東身上才好呢?本港出的書,不乏內地以講「民主」的名人,卻在盼「清官」、「聖君」;我們講「民主」,卻以做「馴服的工具」顯示「忠誠」;我 們講「科學」,卻橫闖蠻幹於現代迷信。凡此種種,簡單的情緒發洩,顯然比辯證唯物地思考它要輕鬆得多。為此,毛,不論你怎麼罵他,歷史唯物地將他放在中國
歷史特定的發展階段,他也仍是英雄、偉人、大政治家、大詩人。連本港的計程車上,有的也貼上他的像以「避邪」和「託福」,司機以此還有可以同你有說不完 話。這絕非從本港對毛的自由於各種評議的選擇,那些書報他也不會去看,完全是出於貧富兩極分化,他處於弱勢的自覺。因此,他也需要為自己之所想找到情感的
託付,正如老百姓所說:「耗子多了,總得想到貓。」所以,不論我自已對毛有怎樣的看法,都不能不對他的選擇予以尊重。我們總不能像那些似乎是「和平主義 者」所口口聲聲講「和平」者,自己卻牢牢抓住槍桿子、核武器:別人加強防衛力量則以「暴力」、「恐怖」加害於人。可那些「槍桿子裏面」己經「出政權」的國
家,就不能聽你這些了。前幾年在英國召開世界共產黨會議,不少組織都是在他們的名稱上用括弧加個(毛)字的。他的影響不是局限在國內的,你我幾個關著門無 論說他個什麼,都不管事。這樣一位生前什麼好事都歸功於他而被高呼「萬歲」的人,大的方針有問題,不論他是否直接過問,都有責任。他無需鄧小平為之受過,
鄧小平也為他受不了過。可在具體問題上,責任還是應該分明。不然,文藝界的人都知道的,當年周恩來總理要為丁玲、艾青的「右派」問題去求情都不行呢。因為 鄧在高層揭發、打退「高崗、饒漱石反黨集團」之「反黨活動」後的聲望如日中天、灼手可熱,在黨內躍升到一種特殊的地位。之後,揭「反黨」、反「右傾」、反
「小集團」、反「個人野心」、反「分散主義」、反「地方主義」之風,一浪又一浪。然而,周恩來不是這樣,對待同一個「高崗、饒漱石」的問題,在高崗自殺 後,有檔可查的,周總理則要求予以「厚葬」,不要「火化」,以有「開棺驗屍」之備,辦事人員拿了批下的一千二百元,走遍北京城,才買來一口一千一的「六面
楠」,就是上、下、左、右、前、後六方,都是整塊的楠木,還嚴格要求密封與防腐措施。並要立碑,墓碑上不寫別的,只寫「高崗之墓」和他的生卒年份。這也是 一塊不言功、過、貴、賤、尊、卑的「無字碑」。此墓今日在北京「萬安公墓」中仍然保留這一原貌。周總理此時如此處理這一問題,則為後人對它的認識留有很大
的空間。中、外、古、今,所有的歷史在現時都不可能不受現時某些條件的制約,將什麼都可以說得那麼清楚,有時,甚至其時說得最多,加以渲染的,可能恰恰就 是謊言。只有在時光的逝去中,人們也逝去與其的利害關係後,才可能真正的客觀、公正。其時,周總理保不了丁玲、艾青,自然也不可能不考量此一問題中的問
題,不會,也不宜再說別的。當年,負責丁玲「專案」的是張際春,周總理就交代過他:討論丁玲的問題時,最好迴避周揚,莫請他參加;之前,梨園「四大名旦」 的程(硯秋)、梅(蘭芳)因为抗
戰勝利後在上海對台唱,有過程將梅「壓」了下去的恩怨,這回看到梅巡演回上海又要跟在上海唱的程撞上,總理在日理萬機中都注意到此事,趕緊派時任中國京劇 院黨組書記的馬少波去推緩梅到上海演出的時間。由此看,總理他太明白此中中國特色的人際關係中的問題和它在「運動」中關乎人之生死的利害了,在他認為方便
跟張際春交代,他就這樣交代,到了他也不方便說時,自然也得迥避。所以新時期一度的「平反」熱時,就聽到上頭發話下來:不准替高、饒和「右派」中的章(伯 鈞)、羅(隆基)講話之說。正因為鄧在此中有染。當年毛要讓他開了殺戒,恐怕此後只有讓他割不完,吃不盡的韭菜。鄧在「文革」中也受了一些罪,新時期對
「文革」中受過衝擊者是一律「解放」,連他們的子女都倍受關照,不少都是海外常議的「太子黨」。但,這位新時期從反「兩個『凡是』」開始為我們國家和民族 之未來所想的「總設計師」,若也需要今日的公民對他的「凡是」敬若神明,那麼,這又是國家和民族之福麼?也是對他真正的敬重麼?

撇開這些,一個沾了「錯劃」者之光者,要能確切就其因果回述這段往事,又該怎麼說呢?

 

 

所以會有以上的想法,也是國家的民主進程對許多問題有它一定的透明度後,也就無法不將自己那一時段之命運的災難和當年的「反右」的「運動」聯繫在一起思考。但新的「透明」在有的時候,是有光亮透不過去之處,問題也就只能在此無奈地打它一個結。

可是,在這之前,身在「勞改」之日,只為個人的遭遇,在大牆之內很特殊,也很怪的環境中,也會找到一些不吐不快的時機,自發地宣洩一些自己被侮辱被損害而不
平的怨憤之長短句,不僅走出大牆之後得以公開發表其中的一部分,就是在大牆之內,它也是曾被手抄傳閱的,每抄一次,都會有些改動,大的框架總是如此,可 惜,如今再也無法找到自己這些不同的抄稿,雖然上世紀八十年代「落實政策」之日也發回過一些被抄去的舊稿舊信,可很多東西都不在了,不知是否有關部門還需
要扣下部分留證。而且走出大牆之日,情緒一時衝動,將在裏頭鋪的,蓋的,穿的,用的,免得帶出晦氣,都扔了,燒了,等到清醒過來,有些不該燒的也燒了。還 是一位從小在一起的朋友,他在外當兵,老父給我藏下了小部份手稿。老人也是蒙冤在家,平反之日,早己去世。想到此事,為之泫然。為此,除了一些文字過於粗
陋之處略作修補,也有個別留有幾份底稿的可以今日之主見作出選擇,大多已無條件將自己不同的抄稿相互對照,加以認真地作次全面的修訂了。它,當年所能傳閱 的範圍,當然極小,是多年在一起受苦而相互信得過的難友之間秘密傳看。所以收錄《附錄》中的《重讀《擊鼓》》,就是以此為證。因為十年動亂後,有人事後補
寫反對「四人幫」的詩文,為自己作「秀」樹形像,結果,越說越臭。然而,彼時彼地,一個囚徒,無「秀」可做,既非有什麼鬥爭的自覺之覺悟,更非什麼好漢, 只是忍無可忍,赤條條的一個,也無什麼好牽掛的,實在容不得我,無非拉出去殺了算了,省得那麼「無期」的受罪。人逼到這個份上,無所顧忌,無須想後果。偏偏這些殘稿還這麼陰差陽錯地留了下來,偏偏我剛參加「革命」之日,接受傳統教育,說到過去先烈在反動派的牢裏寫詩明志的故事留給我極深的印象。不想,身陷
囹圄,自己竟然也寫起詩來,同樣有人為我保存、傳送了這些詩,他們,恰恰不是反動派,也是正直者為了天地之正氣。由此反思自己一生走過的路,這也是指給我 的一條大道。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口頭擁護不難,若執行得親痛仇快,它留予歷史的遺憾,也只能是親痛仇快。此時,想想這五十年的歷程,將這些也是遍體鱗傷
的殘稿重新拾掇一下,海外的朋友說是可以印個小冊子,送送朋友和留給自己及家人作個紀念。這對我,無疑是個重要的提示。尤其近幾年隨著年齡的增長,記憶力 大大衰退,幾十年的老朋友碰面,話到嘴邊了,都喊不出對方的名字來,我真擔心哪天還需要我交代歷史的時候,不僅上述那種弄不明白歷史真相,而是自己親歷的
往事也從記憶中消退,那才糟呢。何況,如今學界已經有門「五七學」,哪天還要談「五七」時,尤其對於那些對此雲裏霧裏的年輕人,固然從書本到書本也是做學 問的時尚,但從這些詩,無論藝術上怎麼看它,從它看一個當事者的心路歷程的效用,應該勝過作品本身的價值;更何況,在這最為「開放」的年月,最為「改革」
的地區,傳媒爆料:經風水師測定的那道深圳法院的大門內,已有十年之久的團夥性的貪腐、受賄,所辦之案肥了這夥人的錢,全是無錢人冤獄、冤魂的血淚、是屈 死者的喪命錢。它正是社會法治、民主、進步的傷痕;若過去寫「傷痕」可以沖擊「兩個凡是」,今日雖不見誰提「兩個凡是」,人們也更不知為它所引出的一場政
治鬥爭之實情時,卻是此時絕不應該視而不見的「傷痕」,也似我那一頁還沒翻過去的歷史。歷史就是歷史,不只在供嘲諷,不只在供怨咒,是應切記的教訓。我不 同意對此無休止的鬧鬧嚷嚷,煽動悲情、怨憤,但若只近視於眼前的實用,一味淡化,乃至閉鎖這扇認識的窗口,以求于眼前盛世的鶯歌燕舞,那麼,短線所見的太平景象是無法鞏固、長久的,它所留下的隱患,也是無法越過它而會美妙自己所設想的、同這個世界與時俱進的民主的。對歷史的看法,可以多元到無數的多,事實卻永遠只有一個;雖然也可以為客觀世界的各種變化而變化,如文件中「徹底否定」的「文革」,海外的「新左派」則要求予以「重新認識」,除了「武鬥」以及對
人權的傷害所必須的否定外,他們認為目前國內腐敗之毒己傷害到神經末梢,「打倒走資派」的方針則必須肯定。比之曾是蘇聯共產黨的領導人戈爾巴契夫一九九九年在土耳其「美國大學研討會」的演講赤裸裸地宣稱「我生活的目的就是消滅共產主義」者來,「走資派」是更危險的定時核彈。這一觀念,在今日的弱勢群體中,能接受它的,絕非個別的人了。最後,歷史怎麼說,「歷史是勝利者寫的」,那就看誰是最後的勝利者了。有一次一位計程車司機在車上告我:他夫婦都是下崗工人,並大罵賣了國有企業的政策,直指一些頂級領導人,說到某位時,出口則是「我們還不知道他的『底』,他就是五八年的『右派』嘛,對我們工人階級當然是這樣!」聽此,我幾乎要脫口說出自已就曾誤認為五八年的
「右派」了,低頭一想,緘默為好;人上一百,各式各樣,何況五十幾萬,甚至上百萬的人呢?尤其地位變了,當了官,他怎麼對待「工人階級」也是他於自由中的 自由!若下崗、失業的工人都這麼想,一個巨大的群體之所想也能成為一大思潮!無論怎麼說,一個在觀念開放為「多元」又想有價值之「核心」基礎的理論,自然
是自相矛盾,夢魘中的圓舞曲。怎麼想,怎麼說,講多元時只能任其自由。不過,對事物的看法再怎麼變,具體事實也還是,並永遠都是那個樣子的。在這裏,這些 長短句以其原生態輯錄於此,只當自己一份記憶的留存。因為「反右」運動,不論說是「陰謀」還是「陽謀」,它總是和所謂的「鳴」、「放」相繫的。為此,我也
將當年提出「百家爭鳴,百花齊放」以發展文化藝術的口號後所寫的不多幾首詩,作為思想的映照放在一起。雖然寫不了「鶯歌燕舞」式的廉價的頌歌,對勞動和勞 動者還有我永遠如此的感情。而且是在「鳴」、「放」的鼓舞下,為有那麼兩年愉快的流浪而記的。有幾首曾在一個選本中出現,很熟的朋友也看它陌生:「過去怎
麼不見你的這些詩?」只為我從來沒有處於詩的主流行列,少一些人看它,也少了一些當時可能遭受批判的威脅,只為它非詩的「主流」,反易列為「異類」。也因 為那時在學習寫小說,寫得有點眉目,有點自信,為一年之內出個短篇集而努力。這樣,詩就寫少了,就這麼二三十首,也好少些有人看不慣它的目標。雖然「反
右」時有人斥其為「現代派」的玩藝兒,這還真是抬舉我,當年我哪里去懂那些東西哇。只知「現實主義」,怎麼寫,跟著題材來。還好,沒說它「反社會主義」, 只是有點擦邊違規的風、花、雪、月,何況當時也沒全拿出來發表,即便有問題,上綱上線,也無非有「小資情調」,情感「不健康」吧。朋友講:你說了「詩就是
詩」,我還要說「我就是我」,故有這本小冊子。而這些一般素描性的文字,也不是都能達到我自己愛說「詩就是詩」的要求。只為它曾與一個人的政治命運相系, 不論以「陽謀」或「陰謀」之心計,不論以多麼靈敏於政治的嗅覺,怕也無法從它偵訊到「右」的心理敵情吧!若搞文字獄,那就誰也無需開口了。不過,事過景遷,放在這裏,就是那麼一點舊事的陳跡,己是一篇它葬於歲月的悼文;雖然那一時段,對我不乏美好的人事、人情,讓我常記憶,可紀念,但過去了的總得讓它過
去,在此,我同樣以它悼念自己那段難忘的歲月;至於它是隨花落、水流,還是難以如煙而去,則任其自然吧!

 

零七歲末,香港北角

 

 

 

 

55期 《一位真實的人 一一悼魏 巍 》(增訂稿) 周良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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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陸著名文學家魏巍於824病逝北京,享年88歲。1950年魏巍隨抗美援朝的中國人民志願軍進入朝鮮戰場採訪,1951年寫出了膾炙人口的《誰是最可愛的人》,描述戰士樸實剛毅的本質、奮戰殲敵的英雄氣概、深厚的愛國思想與崇高的國際主義精神,生動地呈現了人民解放軍的面貌。這篇激發高貴情操的感人好文,後收入大陸的中學語文課本,數十年來,廣為熟誦,影響了數代人。魏巍17歲(1937年)入八路軍參加對日抗戰,次年成為中共黨員,誓為共產主義理想奮鬥,終生不負初衷,未改其志。晚年痛心疾首於中共的蛻化變質,撰寫檄文,倡言再次革命,其凜然節操,備受尊崇。辭世後,各界追思者不絕。魏巍的生前故交,大陸老作家周良沛先生為本刊寄來文思並茂的悼念文章,我們刊登此文,藉以表達對一位忠誠不渝的共產主義者深切的哀悼與高度的敬意。───編者

 

一位真實的人

一一悼魏   (增訂稿)   

    周良沛

 

深夜,北京一位年輕的朋友來電話說:「魏老走了,你知道嗎?」

我無語以答,他完全理解,在夜的沉寂中,仍然可以聽到他輕輕放下電話之話筒的聲音。

什麼也不能做了,什麼也不能想了,既是千頭萬緒,又是一片空白。他走了,一點也不意外。「八一」晚上,我照當兵出身的習慣,此日都給一直保持聯繫的各方戰友都去個電話時,他夫人秋華同志就跟我說過:

「老魏不行了,認不得人了,可能你來也認不得你了,我到面前他都犯糊塗一一」   

他是位作家,是位有思想的作家,亳無疑問,真正的,好的作家,必然都是有思想的,但他的作品中,尤其是他的隨筆、雜文中的思想鋒芒,還有不同於一般作家應具的那份「思想」,是位傑出的思想家之思想。對於這麼一位同志,此時此刻一旦「犯糊塗」,即便他自己在「犯糊塗」時已不會清醒地想到別的,知他者卻要為命運在「糊塗」一位思想家之殘酷而痛心;上天對這樣的生者,讓他活著,也扼殺了他的生命;太殘酷了,它未必比有人認為更可怕的狀況可怕。

這回,秋華同志告我的是:沒有經過什麼折騰,再受什麼痛苦,他就走了一一」

我也算能夠長長地口氣了。我自己活到這把年紀,節日裏也少不了有晚輩來祝我 「長壽」之類的話,我能回答的總是:「不求『長壽』,何況年過古稀己不短壽了,往後只要活得不難受就行了,否則,自己受罪,還拖累家人!」人說「好人一生平安」,這回他沒受什麼痛苦,很安靜地走了,也是蒼天給一位好人最後的平安吧。

之 後,也就是他生命最後的二十來天,病況似乎有所好轉,聽說在病房自個兒還能看看電視什麼的,對熟人來說,它無疑能為之振奮。九號他從昏睡中醒來,見是孫子
立在病床邊,看來,他已清醒地感到自己生理狀態的昏迷,但靈魂永遠不會昏迷的那種美質的清醒又教他想擺脫這種生理狀態的昏迷再清醒一些,才對孫子說:「抱 著我的腦袋搖一搖一一」
孫子抱著他的腦袋輕輕地搖著,他提高了聲音說:

「我交待你的,只有一句話:『繼續革命,永不投降!』記住了沒有?」

「記住了!爺爺!」

「你照說一遍!」

「繼續革命,永不投降!」

「你還說一遍!」

孫子以堅定的強音再說:

「繼續革命,永不投降!」

不想,他還說「你再說一遍!」等孫子說完第三遍,祖孫二人己是淚流滿面,哽咽難語了……。

這才是魏巍!一位永遠清醒的人,哪怕到了另一個世界,他清醒的思想也清晰地印在白紙黑字的書上,只要願讀他作品的讀者,永遠都在聽他講自己之所想。

這才是魏巍!他要將一生為之奮鬥的理想傳承下去,雖然這個天下是靠革命者以恩格斯所說的,是以權威的手段打下的,今天講它,不僅不時髦,幾乎有點不合時宜,
人家也不愛聽。但他沒有外國銀行的存款、房地產,只有自己為之驕傲的精神財富,要兒孫像接受自己的血緣那樣,無法拒絕地傳承下去。這是他的遺囑,有了孫子 堅定的回答,他可暝目了,怎不淚流滿面呵。

在這大講「多元」的年月,意識形態自然難以匯合什麼核心。對他之所想,無論有什麼看法,都很正常。但是,他確實是一位「不屑於隱瞞自己的觀點和意圖」的,過
去還有譯文譯作「隱瞞自己的觀點和意圖是可恥的」革命者。當流行「什麼都是假的,只有騙子是真的」這一說法的社會生活中,自然好人還是多的,否則,一個社 會也不成其社會,而它又畢竟說透了一切都商品化後對道德腐蝕的穿透力。此時此地,作一位這麼真實於胸襟坦蕩的人,很不容易啊!

 

他比我整整大一輪;大家都老了,這種差距反而感到小了,多少比我們年輕得多,有才能的同志卻比我們先走了的,也多的是。可是,這一輪年紀,在我還是人稱的
「小鬼」時,他這作家,還是名作家,對我是很神秘的。半個多世紀前,我還在「康藏公路」工地,一九五三年冬傳達周恩來總理在全國第二次「文代會」上的報 告時,有個特別吸引人的插曲。在總理講到要寫時代的理想和他的代表人物時,他推開講稿,對著話筒講:「在座的誰是魏巍同志,我想認識一下這位朋友,我感謝
你為我們子弟兵起了個『最可愛的人』這樣一個稱號!」這時,全場都望著從座位上站立起來的魏巍熱烈鼓掌……。他是以寫作為人民服務的楷模呵!

也是三十年前,十年動亂後不久,對過去的冤假錯案,雖然未見有關政策出臺,群眾和一般幹部,包括那些不整人的領導,在認識和情感上,實際上都給這些同志平反昭雪了。大作家、也稱 「大右派」的丁玲、艾青都以求醫之名,回京看病了。我自己參加了「詩歌座談會」後,也留住在北京。因為已有上海《文匯報》發表了艾青的詩《紅旗》在先,丁玲(我們習慣稱「老太太」)也交了一篇讀魏巍《東方》的短評給《文藝報》。有天,她對我說:「你在雲南,跟『雲南幫』總會有些關係的,見馮牧你問一聲,聽聽他的口氣,我的文章能發嗎?」這世道到了老太太這樣的作家關心自己的一篇文章能否發表,實實是在特微妙的政治氣氛下以它看作一個政治風向的汽球之故。在京城的文化圈內,馮牧早就是大家眼裏「雲南幫」的盟主,主編《文藝報》,更是周揚的得意門生,以他的態度看風向,是個靈敏度很高的座標。我也注意到,艾青以《紅旗》,老太太以《讀東方》作他們複出亮相的作品,也流露出他們在委曲、伸辯、抗拒被人誣為「右派」的心態。老太太向我傳述了一個過去並不這樣解讀的藝術與政治關係的議題;作品的思想性無論置於何種地位,文藝作品首先還得是個藝術品,才能作它思想作用的保證。這樣來看《東方》的時候,比之過去反映部隊生活的作品,作者用了他很深厚的生活在說思想。前半部的結構、組織,縝密、完整,是下了很大功夫寫出來的。這也是一個人在十年動亂「靠邊站」之際,既不受擾,也沒有什麼可想,更自信作品寫出來的價值,也相信那時的亂局終將過去,作品總能放在讀者面前的寂寞之際才拿得出來的作品。寂寞對作家是個好東西,耐得住寂寞,是位真正的作家的真品質。《誰是最可愛的人》不同,那樣的戰地通訊,又必然是現場戰鬥生活的及時反映,魏巍原本就是一位詩人,他被現場的戰鬥生活所躁動詩之靈感的熱情,又使一篇本當戰地通訊寫的短文,成了一篇可以傳世的抒情美文。當年還真是老太太以此審美的眼光加以關懷後輩成長的熱情所舉薦,前方,後方,廣泛熱讀。

二十多年後,老太太對《東 方》的熱情依然。有次,有他們「雲南幫」的,更多的,是此生的創作經歷和雲南有過關係的人,如寒風,只是開國之際他寫過後來駐滇部隊的一些人與事,否則,
從來都是單人匹馬,不愛參與這類活動的。此時見到馮牧,問到《讀東方》之事,只見他沉下個臉,陰陰陽陽地說著:「這 時候老 太太的東西好不發嘛!」我一轉述,老太太也笑了。其實,掌了權的人,並不一定都能成為別人心目中的權威,從這種人的無奈,倒看到民心之所向,政策之所向。
不久,不僅《讀東方》發了,《東方》也獲得首屆茅盾文學獎,二十五年前的文學獎,可不像現在的一些獎,在群眾眼裏,權威性很高。魏巍在讀者心目中,也提升 到一個新的高度。那天他去看老太太,恰好我也在場。他進門,鞠了個躬,手腳無措,惶惶不安地呆站了一刻,用那河南口音很重的普通話有點口吃地說著:

「丁玲同志,這多年我一直都得到你的關照,本來早就該來看你,又實在沒有這個臉,五七年我也批判過你,不好意思見你,也不能總是躲著不見,我來賠禮了,求你原諒!」

類似的事,在這裏不是頭回,光是部隊的高層人士,之前還有白羽同志,都是很誠懇的。老太太總有她女中丈夫的氣概:

「不說了,不說了!『運動』當中的事還能認真麼?何況都過去二十多年羅,你不批判我,人家能放過你麼?」

坐了下來,他說話比較自然了,卻很愧疚地說到當年絲亳都覺察不到周揚借「反右」搞宗派鬥爭搞得那樣殘酷的問題之所在,本著一貫「相信組織」的態度,也相信了
他們的謊言,照到那些編造的「材料」,其性質自然是「反黨」,總想以忠貞黨員的標準要求自己,自當積極地起來「反擊」、批判……

他說得真摯,是位真實的人。

說他是位「真實的人」,不僅不矯情、不虛偽,也在他是一位追求真,追求真理的同志,為此,哪怕頭破血流。

 

說起這類的事,最難忘的,莫過於《中流》、《真理的追求》二○○一 年六月的停刊,這又是目前誰也說不清楚的事。《真理的追求》說是五月號發表了林炎志《共產黨要領導和駕馭新資產階級》闖了禍,此話也許是實情,但也抬不到桌面上來說。其時,林炎志是吉林省的省委副書記,他父親林楓是開國時東北局的領導人之一,他這幹部子弟,不像我們在海外看到的那些「太子黨」,以其父輩
「無產階級」的資本蛻變為新的資產階級。這樣一位同志,能夠坐下來靜心思考無產階級在執政中所遇到的新問題,若非有什麼異樣的心態,實在不該看作有什麼不 正常處。既然搞市場經濟出現了新的資產階級,執政的無產階級不是思考如何領導和駕馭它,難道反而是被它演變、融合、吞沒所領導和駕馭麼?何況,今日依然可
以看到北京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一年版的《新時期黨的建設文獻選編》四百四十二頁時為中共總書記的江澤民一九八九年八月廿一在全國組織部長會議所說:「私營企
業主,國家要保護他們的合法權益,……這次會議的材料裏面講,私營企業主不能入黨,我贊成這個意見。我們黨是工人階級先鋒隊,如果讓不願放棄剝削、依靠剝削生活的人入黨,究竟要建成一個什麼黨?」為此,出於黨心,林炎志提出他所想的這麼一個問題,不論怎麼不合時宜,也沒違犯憲法、黨紀,從個人品德看,也是
一位男子漢的坦坦蕩蕩之所為,怎麼在有的人眼裏,竟大逆不道,十惡不赦呢?

若非如此,今日還讀不懂當時有人提出的所謂「中國共產黨要始終成為中國工人階級的先鋒隊,同時成為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先鋒隊」的深奧。後者之所「代表」,在中國革命的實踐中,始終以「為人民服務」為宗旨,以民族利益為重,上世紀三十年代日本軍國主義的武裝入侵,就有與國民黨的所謂「國、共合作」的「民族抗
日統一戰線」,存史的書面文字,也統稱為「民族解放戰爭」。但在此處,「工人階級的先鋒隊」與「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先鋒隊」並列對稱來看,後者則抽去了 「工人階級」的階級屬性,「同時」俱有全民黨的概念了。因此,此時談對資產階級的「領導和駕馭」,怎知可能敏感到犯忌。存在決定意識;平民百姓,一般幹
部,除了從馬、列的聖賢書裏知曉判斷是非的觀念,哪能都會與時俱進到此時的現實所要求的高度。難怪要闖禍。

若說停了《真理的追求》還有這麼個說法,停了《中流》,傳言則是「反對了『三個代表』」,這真是莫須有的罪名。《中流》,魏巍是總編,社長是張常海同志。常海不久前還告我:當年調審《中流》的清樣,如今還一頁不缺地保存完好,任何人都可以看看,上面有哪一句話是「反對了『三個代表』」?真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詞?

如今,誰都知道,文宣部門若要查封書、刊,只會電話通知,絕不下文,絕不公開批判,下了文,白紙黑字授人以柄,公開批判,越批越香,等於免費廣告。民眾在意
識形態領域的此種逆反心理從何而來?這恰恰不是迴避、繞道走,而是要正視,乃至需要反思的問題。但是,有權者的尊嚴,似乎都不屑如此,否則,有損官尊。

為此,說了你「反對了『三個代表』」你能奈何?雖然當時還不像後來那多以「損害名譽」上訴的,但若鬧開了,對簿公堂,人家可沒留半個字給你捏著,一張嘴兩張皮,到時候隨人家怎麼說都行。要是敢怒不敢言,這麼一頂大帽子壓下來,還不嚇得尿濕了褲子?

其實,誰也不會明目張膽地反對「三個代表」,但《中流》沒有為此發社論或評論,以對待馬、列的經典似地予以表態和解讀到是真的。《中流》的刊名,本來就同名
於上海一九三六年九月創刊的《中流》。它內容廣泛,文體多樣,又側重雜文、隨筆。主編黎烈文倒是政治色彩不濃的學者,但以魯迅、茅盾、胡風、巴金、唐弢、 蕭紅、蕭軍、老舍、歐陽山、夏征農等作者群看,左翼意味很濃。它創刊於抗日救亡運動的高潮,頗有思想激進於中流砥柱的鋒利。魏巍年輕時很喜歡上面以魯迅領
軍的雜文、隨筆,自己主編《中流》,絕不願版面上是些官話、套話的平庸、乏味。總是從宏揚中國革命傳統的角度針砭時弊,尤其是針對貪腐惡性漫延的憂心,深得為創建新的共和國曾出生入死的老一代革命者的歡迎。從它的基本讀者群,足以說明它的傾向性和影響力。絕非有違核心價值觀的。若將這個社會的這一族群劃在
異己於核心價值觀外,這個是非當如何斷,只有讓時間、歷史來說話吧。中國很多文藝期刊,並不見別家為「三個代表」像理論思想的書刊那麼對此表態、探討,要 它作跨學科的偉績,獨獨如此厚望於《中流》,它承受得了麼?若以核心價值觀衡量,文化市場上多少誨淫誨盜的玩意兒招搖過市都沒管過來,獨獨為此嚴求《中
流》「整頓」而停刊,也是為了核心價值觀麼?不然,此中又有什麼在「彎彎繞」呢?

這可不是容易弄明白的事。只是從《真理的追求》所犯之忌,大家才想到《中流》是不是也成了「共犯」?因為主編魏巍也不同意工人階級先鋒隊的組織接受資產階級
加入。這比林炎志《共產黨要領導和駕馭新資產階級》還要厲害,不僅是領導和駕馭的問題,而是反對他們入黨。雖然他的意見並未公開於《中流》,能借此掃《中 流》一把也沒有什麼不好。《中流》唱的「革命」和「傳統」的調門,跟當時有的領導認為既然是市場經濟,幹部拿「回扣」應是理所當然的繁榮和鶯歌燕舞實在不
協調,難以看順眼。《中流》不識時務呀!

怎麼才能識時務?識的是怎樣的時務呢?

一批全是高層的老幹部,上書中央,不同意工人階級先鋒隊的組織接受資產階級加入。其中自然有魏巍;為此也盯上了魏巍;也鬧準了它是魏巍執筆;雖然都是一批高幹,他總是當中的筆桿子。這樣一來,再簡單的事情,也可以把它弄得很複雜;再複雜的事情,也可以把它弄得很簡單。其實,它還恰恰不是他寫的,只是在上面簽了個名,既然已經把賬算在他頭上,他也絕不願將責任推在別的,本來就是對此想法一致的同志身上,對此既然需要付出如此的代價,那就由自己一個人來承擔吧。一位領導在國防大學講話,竟然可以毫不負責的講:一個寫過《誰是最可愛的人》的,最近又寫了《誰是最可恨的人》,其實,他自己就有經濟問題!隨著紀檢部門
來人一查,大家都啼笑皆非。魏巍自身己是口袋裏不放一分錢,出門不用一分錢的那個層次的幹部。工資、版稅,每一筆都清清爽爽,全由秀華同志經手。個人的生活,極其簡樸,上世紀八、九十年代有幾次一同出門,他跟大家一樣坐普通車箱,更不帶警衛或公務員,上車時還提著一提籃自己家種的番茄、黃瓜,還有少量的饅頭或烙餅,一路上充饑解喝,就全靠它了。一個人,不是非分的,而是應分的物質需求都沒有,他貪什麼財嘛!鬧了一陣才明白,《中流》不是國家撥款的公辦刊
物,不斷有熱愛它的讀者捐款贊助。它完全是一些老幹部,包括一些基層,還有些自己生活不寬裕,或是困難的群眾所捐,從這個族群看,它倒是很能說明「三個代 表」中所該代表的。《中流》一「暫停整頓」,它所卦靠的單位,自然希望把這筆款交給他們,為了尊重這些熱心讀者的意向、心願,它又只能專款專用,用於《中
流》。何況,既為「暫停」之「暫」,雖然大家也有心理準備它是個「查封」的飾辭,但「官腔」對「官腔」,大家準備「暫停」之後再啟用,不能說是被「暫停」者不可有的想法吧。為此,全社商議,也
「暫」以「魏巍」之名立個戶頭將此款存在銀行,不想人家不知從何處探曉到這一情況,竟想借此嫁禍於魏巍。「思想犯」在現代法律上不能存立,道德的敗壞,是容易招致公憤的,用如此的手法將人釘上道德的十字架者,只可能自己被公眾釘上恥辱柱。

 

 

官本位,若說是現有體制的寄生物,那也是千年封建文化後遺的毒菌於現有體制的寄生;有權的人是否應挾此自重是另一回事。但在現實之中,往往官有多大握有的 「真理」就有多大,也往往是毋須諱言的現狀。有了首長在國防大學的那兩句話,魏巍所在的部隊,自然不敢不「緊跟」。好好的一個人,非要「關懷」他,要他必
須住院
「檢 查身體」,而且「關懷」到能保證他的「休息」不受幹擾,也不准外人探視。此種「關懷」,實在考慮得十分周到。鄭天翔同志一得此訊,頭一個前去「闖禁」。門衛一攔,鄭老一問魏巍是不是住在裏頭?住在醫院裏的病人為什麼不讓探視?我今天要不親眼看到他是個大活人是不會走的!門衛見此陣狀,連忙進去請示彙報。院
領導出來一見是最高法院的前院長,此時若說大話、套話、論法、講紀,大概也是不識時務。忙著說些怕影響病人休息之類的話以應付外,趕緊請了鄭老進去。鄭老見了魏老是放大了嗓門大吼:平時你也沒有好好休息過,對你這麼「關懷」,你就借這個機會好好休息幾天!沒有什麼大不了的事!黨員按著組織程序向上反映自己
的意見,就這一條,理就在咱們這邊,誰要有本事違法、違黨章胡來,要關,要殺,我們跟你一齊去,你擔心什麼?說完,揚長而去,倒把別人聽傻了。

這一境況,除了後面那幾句話魏巍同志還記得,因為沒有熟人在場,都是從醫院裏傳出來的,不一定每個字都記得很準確,但主要內容是不會錯的,也很像鄭老的語氣。而且,往下也有人以「軍官證」進到這所醫院,見到魏巍,只是比手劃腳,似用啞語,或是用筆在紙上對談,這就不知該當悲劇還是鬧劇?此
類之事,自然不至於鄭老,也必然要彙報到管此事者的耳裏。然而,魏巍畢竟是位公眾人物,這己經不是憑誰的權力可以改變的事實,不論正面負面,此事的影響也 無法小。後來又聽說,有領導對下頭不會辦事頗為惱火,頗有「恨鐵不成鋼」的斥責了幾聲,魏巍才得以解禁。但他此一「住院檢查」,一「查」就是三個月,回到
他那單門獨戶的小院之家,為了對他的安全「負責」,又加派了門衛,保姆買菜回來,菜藍子都得兜底翻個遍。當年,我們打老蔣的時候,只要對方未持武器,也不 至於如此對待,看來,有人把他的筆也當了什麼武器了。

 

 

過來人都記得,今日所紀念的「改革開放三十年」,當年就是以「反左」為意識形態開道。「傷痕文學」的配合,更是有聲有色。此時講到「傷痕文學」,自然是個很複雜的問題。對於過去政治生活中的官僚、軍閥作風,違法亂紀、侵犯人權、喪失人性、家長式的首長制之行為方式戳傷我們健康的生活秩序之表現,它所呼喚的民主意識對我們民族的振興,無疑功在千秋。但其中不少作品,作者並無「傷痕」的體驗,故事編造得拙劣。有的也是為趕時髦胡湊的。更主要的,對悲劇之問題的所在,缺乏認真的、科學的思考,一味煽動悲情,看來眼前一團漆黑。擔心新一代的信仰危機的,其中恐怕就不乏在製造信仰危機中曾推波助瀾。若不是借此搞政治陰謀的,這也是為此者的悲劇。何況還有人放了話:實現共產主義,是百年,甚至是幾百年,幾十代人之後的事,若也「務實」的看,那是烏托邦;還是要務實眼前的實用;說來,還是掙錢、拜金務實,及時行樂實用;回想那些並非己經享受到共產主義而慷慨就義,「砍頭不要緊,只要主義真,殺了我一個,自有後來人」的先烈,用務實的眼光看,不成叛徒,就是白癡。

這又何至是信仰危機的問題?

對此,碰在一起時,我同魏巍有些交談,既聽他暢所欲言,也必然引起我一些思考,以此成全了我對他所言之認識。

他,後來已不可能像當年見丁玲挨整時那樣,你說什麼,我信什麼,一位同志對党的忠貞被編造、扭曲、醜化為叛徒、內奸的故事也深信不疑。他向丁玲檢討、賠禮、謝
罪了,如此的教訓,一生只能有一次。不可再陷入那種未經自身調查、研究、思考的認識之舊轍。如今,他見現實之中的貪腐之風的擴散、漫延、惡化,重新思考 「文革」的問題時,除在反對當時的打、砸、搶的暴力及侵犯人權的行為外,對那衝擊資產階級法權,衝擊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的戰略思想並不質疑。在海外,
這已經是研究中國問題的一大思潮,若一味以悲情解讀這段歷史,淹沒在淚水中的往事,恐怕很難有歷史的清醒。對於過去那些對十年動亂的亂狀所作的文章,近日 讀到一篇寫到傅作義的故友,「文革」中讓他兒子仲煒前去看望傅時的記述,其中有傅的這麼一段話:

 

八月份紅衛兵也闖進了我家,氣勢洶洶就在客廳這地方批鬥我。他們問我:「你殺了多少解放軍?」我說「打仗哪有不死人的?」我不說我殺過,也不說我沒殺過。他
們也拿我沒辦法。後來周總理保護我們這些人,讓包括宋慶齡在內的一些人住到軍隊醫院去,躲一躲。我給總理寫了封信說,我不去,我是軍人,我不怕,我願意在 家裏接受紅衛兵的教育。周總理還把我的信給毛主席看,毛主席還說我態度正確。其實我心裏清楚,這場運動不是沖著我們這些人來的,和我們沒有關係。

 

若以傅作義將軍這樣的眼光看當時的亂狀和自身所受的衝擊,今日的許多問題也就不是這個樣子了。對此,有的宣傳也不乏藝術加工,馬寅初的次子馬本初對於一些報 導他父親在「文革」之遭遇的記述,就公開表示:那「是好意,但不是事實。」當年,正當馬家惶恐「紅衛兵」會來抄家時,派出所來人說「周總理有指示,你家是
保護對象,不准任何人闖入,我們負責保護。」這對「好意」者卻違「事實」的「好意」,恐拍也該有一些值得反思之處。那時,一頂「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 的帽子好大呵,想到那一定是復辟資本主義的內奸;今日看揭出那些貪贓到天文數字,外國銀行存贓款,買別墅、養情婦的巨貪,同樣會聽到不少非既得利益的中、下層的過來人會說「怪不得毛主席說七八年就得來一次」的感歎,真是百感交集!
    

其實,從要求幹部,尤其是領導幹部接受群眾運動狂風暴雨的洗禮,沖洗掉他們「當官做老爺」所疏離,甚至背叛人民根本利益的惡習,並非「當官做老爺」者都願接 受的。加以群眾運動中的一些過火行動,該與不該受它衝擊的,都擴大了對他們身心的傷害,原來想以此要他們接受洗禮的初衷,由此則擴散了它難以達成的變數。何況,本應要幹部正確對待的教育,成了悲情的控訴,則成了對反對「當官做老爺」的再反對了,其後果,能好麼?本想通過大亂而大治的領導,奈蒼天不假以年,
不僅不能等到大治之日早己去逝,就是生前最後一段時日,連自身行動都難以自理,哪能像過去,指揮若定,張弛自如?未能大治的大亂,要是問責,難推其責,有 了大亂才有大治的風流,自然只有留與後人。後者之所治,是否是那以亂求治者之所想的那種「治」,自然完全是另一回事,但他所以能得到那麼一個給他所「治」的機緣,即便所「治」的內容不僅可能與前者有別,甚至是顛覆,但在事物運動的程式之方式,它也只能是一個運動的程式之繼續。但有的當年受衝擊的「走資
派」,即便自己不動聲色,兒女也開放於「走向世界」,是億萬富翁了;有些年輕的幹部,在以資本為紐帶的社會生活中,「為人民服務」的宗旨也事實上己異化為 替大款的老闆服務,淪為財奴了;從報刊公開的數字得知,「社會性群體事件」由一九九三年的八千七百件到零六年已上升到九萬多起,許多都是幹部作風惡劣,幹
群關係惡化所引起,這不是反證了要求幹部,尤其是領導幹部接受群眾運動狂風暴雨的洗禮之必要麼?一部西方的《來自上層的革命》(
Revolution from
Above.D.M.Kotz & F.Weir
) 對蘇聯解體的解答是:它乃党國精英推行親資本主義「革命」的必然。對此,有人超前亮出「走資派還在走」的紅燈,即便不是偉大的預言,同時也不該為它的超前
所缺乏的準備而行動慌亂,甚至在無此經驗而想防、堵它時所做出一些很可笑的,還有傷害到自身,不乏負面影響的蠢事,由此,預言則該視為災星麼?

魏巍之所想,無論怎麼不能與時俱進,無論怎麼保守還固執,他總是像歌頌「最可愛的人」一樣,願自己宣誓所忠於的信仰之組織也是「最可愛的」。既然黨是馬克思 主義的黨,馬克思主義又是人類解放的革命哲學,受《共產黨宣言》的教導,他又不忘自己是資產階級的掘墓人,並致力馬克思主義的實踐為其忠誠。為此,他看過去,「有的是因為他們的小資本不足以經營大企業,經不起較大的資本家的竟爭;有的是因為他們的手藝己經被新的生產方法弄得一錢不值了。無產階級的隊伍就是
這樣從居民的所有階級中得到補充的。」魏巍的不少戰友、領導,也出身剝削階級,但他們,也是首先與自己出身的階級決裂才革命的。他們都是魏巍的同志,有的還是親密的戰友。但一聽說要吸收新興的、
還在繼續他剝削生計的資產階級入黨,成為無產階級先鋒隊中的一員,他自然想不通,要反對。用與他持相同論點者的活說,這是「開國際玩笑」。此時,無論怎麼 忌諱講「階級」,如今也不可能是沒有階級的大同世界,承認階級的存在和劃分,絕非等同「以階級鬥爭為綱」的認同。所以,有政黨的存在,正是有階級的存在,
不同政黨,又是各自不同階級利益之政治代表的存在,此時,一個政黨若能代表多個,乃至兩個相互對立的階級,也就什麼都無法代表,不是自身失去存在價值,就 是異化為別的所附屬的組織了。對此,魏巍怎能沉默呢?

我缺乏理論學習,對此無有理論判斷的水準,在這人稱「只有騙子是真的」時分,即便他上述之類的所想全是錯的,我也仍然對他從不隱瞞自己的觀點,坦坦蕩蕩,光明磊落,內心從無什麼陰暗之處的真實、真誠,懷有我的敬意,別的,還能說什麼呢?

 

 

如今,科學的發達在迅速改變這個世界,交通、電訊的快速,使這個世界變小了,千里萬裏之隔,不僅可以即刻飛越,用可視電話也似對座聊天;遠古的神話,飛天的 夢,不僅早成現實,此種天地無阻之行的科學,相社會應於它的資訊,也教地上的任何一方都無有永遠的閉鎖,伴隨而生的也是精神的開放和民主。本港「九七」慶回歸之日,「一國兩制」的設想之說,也似飛天的夢境;未過三天,北京《人民日報》即刊出毛澤東兒媳邵華的文章,講有檔案可查的歷史事實,過去由於時機不
到,因而沒有公開過毛澤東關於「一國兩制」的講話。同在八寶山,與魏巍的告別儀式僅相隔一天的華國鋒同志,八月廿一日,新華社發出他逝世的消息時,雖然己稱他為「無產階級革命家」,卻只說他「曾擔任過黨和國家重要領導職務」。十天之後送別他時發的《生平》,才說他十年動亂後「擔任了中共中央主席、中央軍委
主席和國務院總理等職務。」網民大贊「胡、溫體制」施政的實事求是的精神。隨之,愛動腦子的現代人又問:華國鋒既然是毛澤東之後經過民主程序選出來的黨主席,那他也就是黨的第二代領導人……。由此往下推衍的問題,這一段歷史,則和近年所告訴我們的有不少出入。這種出入,可以隨便說說,可以隨便知道知道,若
要成文,則需要全國代表大會或中央全會作出決定才行,可不是簡單的事。魏巍和《中流》的事,應該要比這簡單;可是時光的流逝,事物的變化也可能像上述科學 快速改變的世界,說不定哪天全球真的「一體化」了,那就不是「全民的黨」而是「全球的黨」了,那時我仍然會敬重他對自已的信仰之赤誠,卻不能不說他錯了,落伍了,先鋒隊的戰士,思想未能躍入先鋒。

不過,這次他去世的消息,報紙用的文字、圖片的編幅都很大,不是一般高幹都能達到的規格。文學的生命可能比有些現時的名人之名要長。可是,向他告別的盛況, 己是八寶山許久所未見。大多報紙卻隻字未提。倒是香港傳媒對它還有興趣,說前去悼念的有幾千人,由於警衛阻止進入,還發生「衝突」等等。電詢北京的朋友,
回述那天從早上九點到近十二點,不僅川流不休,常常是擠得進不了退不出,人數當然少不了。九點鐘要到八寶山,七八點就得出門,進了地鐵,人們憑了第六感 覺,很容易就識別出對方與自己是走同一條路的並攀談起來。有的還是從外地趕來的,非親非故,全是作家的作品聯繫過來的。這點我特能理解。我同他後來有不少
往來充滿偶然;作為一個讀者對他感情的親近才是必然;由此相互都看到彼此的真誠,大家才有那些話可說。記得十幾年前我離休後,他知道我閒不住,會憋住病 來,商洽到有願調我回京工作的,秀華同志還說八大處不遠的農村,十幾二十萬塊錢就可以買到百多平方的房子,沒有錢,大家先湊湊再說。對於當時一家擠在那鴿
子籠裏的我,真是莫大的誘惑,怎奈當時小孫子還在上學,脫不開身,但那階級兄弟之情,永世不忘。而且他還幫助一些戰友、烈士的子女的撫育。當然,革命者並 不是一般的慈善家,但這鐵骨錚錚的一條硬漢之俠骨柔腸,穿透他的人生和作品時,此時心往他靈堂的,又何止幾千?我幹活扭了腰,躬腰駝背的去不了,秀華同志
在他靈前的花圈上署有我的名字,但我的整個心思,也還是往這條道上走。人太擠了,警衛要有訃告通知的方才放行而發生爭執的是有;見一位年輕人拉開一條兩丈 多長的橫標,有人上前阻止,有位老者礪聲地問道:「你想幹什麼!你要幹什麼!」想來,看到的是位「老革命」,他乖乖地溜了。不然,一吼開來,圍上來的人不
知會有多少,成了「群體事件」,只有他兜著走。此類之事,大概還不能稱之「衝突」,海外的傳媒,有套他的特色之表述方式。

朋友傳來拍的錄影,看到花圈己堆滿到外面的廣場了,挽聯一層摞一層,漫說從錄影,在現場也看不清。只見走來走去維持秩序的,都是些校級軍官,真是大材小用,委曲了這些當官的。可是,卻不見一位單位上的將軍出來主持告別儀式。我們這個過去多災多難,戰亂不斷的鄉土,有幸半個多世紀都處於無戰事的和平環境,四五十歲的將軍除了在沙盤或以電子儀器的演練,還沒硬碰硬的在血與火的戰場拼殺過,即便如此,若不知自己身為「最可愛的人」是怎麼回事,怕也說不過去。慢說魏巍還是可以和他並起並坐的高幹,即便是身經百戰的普通一兵,難道又不該為共同的兵的事業,前來行個軍禮麼?但眼下,只見這些校官來去,尤其事後聽家屬講:
他們要在靈前景了拍張照片都被制止,也太不近人情。我也只將錄影機的遙控板按在「暫停」上,看著螢屏上的兩位年輕人,不知是進不去還是在裏面伸展不開,在外面廣場的花圈堆前拉開一條天藍色的布條,上書

 

最可愛的人,永垂不朽

最可恨的人,雖生猶死

 

在講臺說「一個寫過《誰是最可愛的人》的,最近又寫了《誰是最可恨的人》」者,從修辭學看,說這「最可恨的人」時,似乎另有用意。從「不唯上,不唯書」的精神看,有群眾的口碑,比什麼人為的「豐碑」,都好。不過,他對後人「繼續革命,永不投降」的遺囑,在這時尚「告別革命」的時分,很難想像它會遭到什麼景
況,也許現實與他之所願的反差,註定了他最後只能是個悲劇。我多次講過:改革本身就是一場「革命」,無需對它敏感到神經質。可是有人不是這麼想,也許魏巍 自己也不是如此想的。天不假人以時日,卻必然以歷史予以充裕、廣闊的時空,為展現其行程一路的世態。這些年,我們都沒有少聽到以過去的「土改」、「合作
化」實施中的某些做法的簡單、粗糙而從戰略、方向謂之「搞糟了」的輿論,己是被唱濫了的濫調。目前,我長孫就在與尼泊爾接壤的西藏邊防。也像我們半個世紀 前一樣,他也聽到那邊農奴解放的歡笑,歡呼尼共(毛主義)要實現「土改」的英明,同時電視上也有我們總書記在田間鼓勵組織互助的農民要發揮集體的力量共同
富裕的鏡頭。西方學者說當今世界又處於一個「輪迴」的階段。唯物論者是不信什麼「輪回」、「天命」的,更不信那你需要他怎麼說,他就怎麼說的知識份子所胡 編瞎說的,無理的
「理論」,這年月,誰愛怎麼說就怎麼說唄。可是,人算不如天算,自然規律不是誰的嘴巴可以改變的,想想這,世上哪有放不下的心事!

敬愛的同志,你安息吧!

 

九月十五無月的中秋後之淩晨

 

 

《一位真實的人 一一悼魏巍 》(增訂稿)/周良沛

大陸著名文學家魏巍於8月24日病逝北京,享年88歲。1950年魏巍隨抗美援朝的中國人民志願軍進入朝鮮戰場採訪,1951年寫出了膾炙人口的《誰是最可愛的人》,描述戰士樸實剛毅的本質、奮戰殲敵的英雄氣概、深厚的愛國思想與崇高的國際主義精神,生動地呈現了人民解放軍的面貌。這篇激發高貴情操的感人好文,後收入大陸的中學語文課本,數十年來,廣為熟誦,影響了數代人。魏巍17歲(1937年)入八路軍參加對日抗戰,次年成為中共黨員,誓為共產主義理想奮鬥,終生不負初衷,未改其志。晚年痛心疾首於中共的蛻化變質,撰寫檄文,倡言再次革命,其凜然節操,備受尊崇。辭世後,各界追思者不絕。魏巍的生前故交,大陸老作家周良沛先生為本刊寄來文思並茂的悼念文章,我們刊登此文,藉以表達對一位忠誠不渝的共產主義者深切的哀悼與高度的敬意。───編者 繼續閱讀 ‘《一位真實的人 一一悼魏巍 》(增訂稿)/周良沛’

市場社會的樣板人 ——近三十年大眾文化推出的人格類型(黃紀蘇)

俗話說的“世道人心”,不妨理解為(廣義)社會環境與群體人格。這二者之間的關係非常密切,我們流覽古代文獻時,像“世降俗薄”、“草稀民悍”這樣的高度概括比比皆是。在陶淵明那個“不知有漢,無論魏晉”的桃花源裏,老老少少儘是“怡然自樂”。嘉慶朝福建地方官給皇帝上的奏摺分析了“閩省民風”與當地吏治間的因果關係: 繼續閱讀 ‘市場社會的樣板人 ——近三十年大眾文化推出的人格類型(黃紀蘇)’

《新日本軍國主義的新階段》導讀(四-完)/杜繼平

二、日本憲法第九條何以名存實亡?
麥克阿瑟主導的日本憲法日後引起最大爭議的便是規定放棄戰爭權也不保有武力的第九條。60多年來,日本右翼的軍國主義者與反對重建軍備的和平論者,圍繞憲法第九條的解釋爭論不休,纏訟不決。爭議的焦點在所謂放棄戰爭權包不包括放棄自衛權?以及隨之而來的允不允許重建自衛的軍事武力?「自衛」的涵義又是什麼?以自衛的名義動用軍隊的限制何在?纐纈教授在本書中嚴厲批判了日本軍國主義者力圖修改憲法第九條,使擴張軍備、對外出兵合憲的做法,但未觸及引起修憲爭議的根源,故有必要在此述其歷史經緯,指出癥結所在。 繼續閱讀 ‘《新日本軍國主義的新階段》導讀(四-完)/杜繼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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