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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期(2008年1─4月)目錄

《批判與再造》51期目錄

小啟

自2008年起本刊因故延期出刊,為使雜誌內容能與時局變化同步,1月-4月僅出51期一本,自5月開始恢復每月出刊一期,訂戶到期日順延三個月,謹向讀者致歉,敬祈諒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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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期(2008年1-4月)新自由主義和階級權力的復辟 (二)大衛 • 哈維(David Harvey)著 李度文 譯

新自由主義和階級權力的復辟 (二)

大衛哈維(David Harvey)著 李度文 譯

 

左派的對策是加強政府對經濟的控制和管理(如果必要的話,還包括用緊縮財政支出與管制工資、價格來抑制勞工和民眾運動的想望),卻不正面否定資本積累的能力。這個對策是由歐洲的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政黨聯盟提出的,在像意大利北方“紅色博隆納”( “Red
Bologna”
的地方寄望於嘗試以革新的方式駕馭管理資本的積累,或如意大利和西班牙轉向更開放的市場社會主義和“歐洲共產主義”的思想。在這樣的規畫下,左派號召了相當的民眾力量,在意大利幾近當權,在法國和西班牙則實際已獲得國家政權。即使在美國,1970年代初期民主黨控制的國會也制訂了一大串改革法案,由共和黨總統尼克森簽署,來管治環境、勞動、消費者和公民權利的問題。(註11)但左派大體上並沒超出傳統社會民主派的對策多少,而在1970年代中期這些社會民主方案即已證明不能符合資本積累的要求。結果造成兩極對立的爭論,一方是經常採取實用政治策略抑制自己選民的想望的社會民主勢力,另一方則是力謀為勃發的資本積累重建更為開放的環境的所有利益集團。

新自由主義過去早就給備好要用來當成公共政策,處理那些危及資本主義社會秩序的事物,並醫治資本主義的疾病。但只是在陷入困境的1970年代,才登上舞臺中心,尤其是在美國和英國,經諸如倫敦「經濟事務研究會」(Institute for
Economic Affairs
、芝加哥大學這些智庫的培育、鼓吹而得勢。新自由主義的兩位要角,哈耶克(von Hayek)與弗里德曼分別於1974年和1976年獲頒諾貝爾經濟學獎,新自由主義也得到了尊崇,逐漸發揮實際的影響力。例如,在卡特總統任內,為處理美國延續整個1970年代的長期滯脹,提出多項對策,其中就有取消經濟管制一項。但要到1979年美國和英國加以採用,新自由主義才大大鞏固,成為資本主義發達國家管理經濟的新正統政策。

那年5月,撒切爾(Margaret
Thatcher
在英國當選首相,獲得有力的授權改革經濟。在凱思‧約瑟夫(Keith Joseph和「經濟事務研究會」的思想影響下,她接受了這樣的觀點:凱恩斯主義必須拋棄,改以貨幣學派的「供給面」(“supply-side”藥方為治療1970年代英國經濟滯脹的根本之道。她明白,這不啻是要實行在財政和社會政策上的革命,毫不遲疑便表示出強烈的決心,要廢除英國自1945年以來確立的社會民主政府的各種制度和政治措施。也就是對抗工會的權力,攻擊有礙於競爭彈性(包括許多專業人員及其協會的權力)的所有形式的社會結合(如藉由市政管理表現者),取消福利國家的措施或使之倒退,把公共事業(包括社會住宅)私有化,減稅,鼓勵企業創新,並創造有利的企業環境以吸引外國投資(特別是日本)大量流入。

皮諾切特用強制的國家暴力做到的事情,撒切爾則以組織民主共識來完成。葛蘭西(Antonio Gramsci)認為,進行革命行動之前,必須先形成共識和思想文化的主導權,而撒切爾確實自稱為革命者,就此而言,葛蘭西的觀點切中肯棨。在1970年代經濟停滯的黯淡時期,針對工會權力與政府官僚顢頇刻板令人氣悶的作風而來的個人主義、擺脫管制、自由作主的思想,在越來越曲意迎合大資本利益的媒體樂於宣傳下,蔚為洶洶巨流,在英國大行其道。資本主義的危機被詮釋成資本主義體系治理失靈的危機。而卡拉漢(Callaghan領導的工黨政府為得到彌平長期債務的貸款,1976年在「國際貨幣基金會」要求下,同意實施遵循企業路線卻違反傳統支持者利益的緊縮財政支出計劃,也有助於為撒切爾所說的思想掃除障礙,即:捨新自由主義方案“別無他途”( "there
is no alternative"
。一定程度的政治共識的形成,特別是在中產階級內部,使撒切爾的選舉獲勝,撒切爾革命就這樣做好了準備。按照規劃,她握有選舉的授權去削減工會權力。但要對付在教育、醫療保健和市政管理等領域有很大權力的專業人員協會,則完全是另一回事。她的內閣(及支持者)在這點上分裂,鬧得沸沸揚揚,黨內和媒體為新自由主義路線的內涵吵得不可開交,大傷和氣,費了好幾 年工夫才弄清楚。後來她有一段著名的談話說:“沒有所謂社會這種玩意兒,只有個人”,隨後她補充說,“以及他們的家庭”。所有社會結合團結的形式都要打散,以利於個人主義、私有財產、個人責任以及家庭價值。意識形態的攻擊根據撒切爾的說辭所表露出的路線,持續不懈地進行,大體上最終奏效。(註12)“經濟是方法”,她說,“但目標是改變靈魂”。她的確改變了靈魂,雖然所用的方法絕非沒有政治代價,也絕非沒有我們後面會看到的相互矛盾的衝力。

197910月,美國聯邦儲備銀行主席保羅克爾(Paul
Volcker
)讓美國的貨幣政策有了嚴酷的轉變。(註13)美國長期遵行的「新政」原則,大體依據凱恩斯的財政和貨幣政策,以充分就業為主要目標,此時給丟棄了,為的是要有利於降低通貨膨脹的政策,卻不管這種政策對就業會有什麼影響,也不管對高度依賴美國經濟條件並對美國利率變動敏感的經濟體(如墨西哥和巴西) 會造成什麼後果。在1970年代通貨膨脹率急劇上升至兩位數的時期,經常為負的實際利率,在聯邦儲備銀行的政令下轉而為正。名義利率一夜之間提高至近20%(這一舉措後來以 “週末夜特價品”著稱),這是刻意讓美國和世界其他許多經濟體陷入衰退和失業。這個政策轉變據云是擺脫滯脹危機的不二法門,整個1970年代美國和全球多數經濟體的特徵就是滯脹危機。

這種此後名為「克爾震盪」的做法,若沒有政府政策在所有其他方面並行的轉變是無法鞏固的。朗納德雷根(Ronald Reagan)選贏卡特具有關鍵作用。雷根的顧問相信克爾的“處方” 是對病懨懨的停滯經濟對症下藥。克爾獲得支持,再被任命為聯邦儲備銀行主席。雷根政府的任務就是以進一步解除管制、減稅、削減預算和攻擊工會、專業人員的社團來提供必要的政治支持。雷根氣勢汹汹地鎮壓了空運管理人員工會組織(PATCO)一場長期而艱苦的罷工。這表示對有組織的勞工勢力發動全面進攻,而時機正當克爾政策引起的衰退造成10%或以上的高失業率之際。但PATCO不是普通工會,它也是個具有專業技術工人協會性質的白領工會,因而毋寧說是個中產階級而非勞動階級工會的標誌。這對勞動條件的全面影響頗為嚴重,也許最能說明情況的是這個事實:1980年的聯邦最低工資與貧困線齊一,到了1990年則比貧困線還低30%。雷根任命主管環境管制、職業安全和健康醫療等問題的官員把反對大政府的運動推到更高的水平。從航空、電子通訊到金融,每一方面的解除管制都為強大的公司利益集團打開了不受束縛的市場自由的新領域。市場被以意識形態宣傳的方式描述成促進競爭和創新的重要方法,實際上卻成了鞏固壟斷企業和跨國公司勢力作為階級統治核心的主要工具。對富人減稅同時也促動了朝向加劇社會不平等和上層階級權力復辟的重大轉變。

1984年,多年報導華盛頓事務的記者湯瑪斯德索(Thomas Edsall發表了一份預見到上述所有變化背後的階級力量的報告:

“在1970年代,企業界加強了以一個階級來行動的能力,潛藏起競爭的本能,以利於在立法上聯合協作。企業界政治戰略的主題不再是個別公司僅追求本身的特殊利益,而是在擊敗諸如消費者保護和勞動法改革等法案上,在通過有利的稅收、管制和反托拉斯立法上共蒙其利。”(註14

為了實現這個目標,企業界需要一個階級的政治工具和民眾基礎。因此他們力求掌握共和黨來充當自己的工具。成立強大的政治行動委員會以獲得古 諺所云的「金錢能收買的最好政府」,是一個重要的步驟。1974年通過的資助競選活動的相關法律,被誤認為是「進步」的,實際上是使政治活動的金錢腐敗合法化。此後政治行動委員會確保了兩大政黨在財務上受公司與有錢的專業協會利益集團的控制。公司的政治行動委員會在1974年有89個,到1982年大增至1467個。若他們的利益得到滿足,這些政治行動委員會樂意資助兩黨中在位的當權者,但他們也有意地傾向於支持那些右翼的競選者。法律規定每個政治行動委員會對每個候選人的獻金不得超過5000美元,這迫使不同公司和不同行業的政治行動委員會合作:意即根據階級利益建立聯盟。在這段時期,共和黨願意成為「支配階級的選民」的代表,而與民主黨「意識形態上不明確的態度」形成對比,民主黨的這種態度源於「它與社會中各種團體的聯繫是分散的,而婦女、黑人、勞工、老年人、西班牙裔人、城市政治組織,這些團體沒有那個明顯地比其他團體大。」再者,民主黨人依賴“大筆”獻金使得許多黨員極易受企業利益的直接影響。(註15)國內製造業、採礦業、林木業和農業公司在當時展開的階級戰爭中居領導地位。

然而,共和黨如果要有效地拓展權力,需要一個穩固的選民基礎。大約在此時,共和黨人尋求與基督教右派的“道德多數”結成聯盟。它訴諸白人工人階級的文化民族主義與纏繞著他們的道德正當感(被纏繞的原因是,這個階級生活在長期經濟無保障的條件下,又感覺無福享受許多〔照顧被歧視者的〕積極行動及其它政府計畫所分配的利益)。這種“道德多數”可用暗示的種族歧視、厭惡同性戀情緒以及反女權運動加以動員,若不便直接露骨表現的話。在歷史上,一個社會群體出於文化、民族和宗教的原因而投票反對本身物質的、經濟的和階級的利益,這已經不是第一次,恐怕也不會是最後一次。從那時起,大公司與保守基督徒之間的不神聖的聯盟穩定地鞏固起來,最終把1960年代還很重要且有影響力的自由派分子從共和黨中全部清除出去,將共和黨轉變成當今比較同質的右翼選舉勢力。(待續)

 

51期(2008年1月)中國(窮國)為什麼補貼美國(富國)的生活?──1兆4千億美元的疑問

中國(窮國)為什麼補貼美國(富國)的生活?──14千億美元的疑問

法羅斯(James Fallows)著   

法羅斯(James
Fallows
)是美國《大西洋月刊》(Atlantic Monthly)長期撰稿人,著述頗豐,在美國夙負文名,對經濟、科技、美國軍事政策等領域皆有造詣。1977-78年,擔任美國總統卡特(Jimmy Carter演講稿的主要撰稿人,所著《國防》(National Defense 1981)一書獲美國國家好書獎,1994年出版研究東亞經濟的專著《注視太陽:新東亞經濟與政治體制的崛起》(Looking at the Sun: The Rise of the New
East Asian Economic and Political System
備受多方讚譽,近著有《盲目入侵巴格達》(Blind into Baghdad: America’s War in Iraq 2006)。本文原文“The $1.4
Trillion Question
”,發表於
《大西洋月刊》20081月號,我們雖不贊同文中的某些看法,但作者點出了中共經濟發展策略的不合理處與中美關係的潛在危機,卻有助於了解客觀存在的事實,爰予全文譯出。──編者

 

中國人在補貼我們的生活方式。是我們把他們當渾人?還是他們耍我們?

 

 斯帝芬˙許華茲曼(Stephen Schwarzman)也許自知在美國的形象有問題。他是黑石集團( Blackstone Group的執行長和創建元老,去年春天,花了三百萬美元為自己60歲生日舉行慶祝會,之後不久,他在自己公司的股票首次公開發行時賺了數億美元,並找到聰明的方法避稅。這比起他在中國給人的觀感算不了什麼。他和他的公司在中國出奇地有名,部落格(blogs)、報紙和電視談話節目常提到他。許華茲曼在美國令人嫌惡是因貪婪—— 一種我們很輕易原諒並忘掉的罪惡,而他在中國則被懷疑拐騙了中國普通百姓的辛苦錢。

 去年六月,中國投資黑石公司,美國新聞界讚為精明老練之舉。美國政府老向中國說教,要中國在運用新增的財富時做個國際間“有責任感的利害關係人”(
“responsible stakeholder”
,這件事看來正合美國心意。中國政府投入三十億美元的國家儲金到美國最著名的私募基金公司,只買了8%首次公開發行、沒有投票權的黑石股票,用不取得控制權的方式,入夥當紅的西方公司,沒有引起政治疑懼。日本人與沙烏地阿拉伯人在暴富時期招搖擺闊買下西方著名廠牌及指標性房地產,惹來憤怒與嫉妒,中國人與他們的差異顯而易見。

 六個月後,這項投資看來就不那麼精明了,至少就理財而言。在上海證券交易所的綜合指數飆升期間,中國持有的黑石公司股票帳面上竟損失了十億美元。我最近曾在兩所大學演講,學生都指出,許華茲曼是共和黨的大金主,一位復旦大學學生知道一個我沒聽聞過的細節:2007年布希總統參加共和黨全國募款委員會,地點是在許華茲曼位於曼哈頓的住所(要是這位學生知道,許華茲曼在耶魯大學比布希低一屆,而且曾是骷髏社團(Skull and Bones)的成員,想想看他會怎麼說?),這整套的計謀難道不是拿中國人民的錢去送給美國總統的密友嗎?

 黑石公司的案例在個人細節方面令人血脈賁張,但它也是個具體而微的明顯症狀,表現了中、美關係較深層、較不公開且有可能更具破壞性的矛盾對立。中國百姓一直在補貼的不單是許華茲曼的公司,而是每一個美國人。

 中國對世界貿易開放已四分之一世紀,領導人一直刻意壓低自己人民的生活水平,來支撐美國人的生活水平。這就是中國巨額貿易盈餘 的真正意義( 1.4兆美元,每天約增加10億美元,中國政府大部分用來購買美國國庫債券)。實際上,等於在(富有的)美國每個人過去約十年間向(貧窮的)中國某人借了四千美元。這就像許多失衡的經濟情況一樣,不可能永遠持續下去,也因此一定會終結。但結束的方式是突然或漸進,有可預見的理由,還是在一陣恐慌中,在未來幾年會對美國及中國經濟造成極為不同的影響,且不說對歐洲和其他地區的旁觀者。

 任何一個經濟學家都會說,美國人過得比他們本來應該過的還好 —— 也就是說,一個國家的總消費額大於總生產額,就如美國現在這樣。經濟學家也會指出,儘管中國的大城市看來耀眼奪目,並且興起億萬富翁的階級,中國人民的生活一直比他們本來能夠過的還差得多,意思是指一個國家的消費額只有其生產額的一半,就像中國這樣。兩國政府都不喜歡別人注意到這種安排,因為這對雙方都很方便。對中國來說,它有助於執政當局依其想要的方式引導經濟發展,「難以置信的快速」增長與「失控的通貨膨脹」兩者間本只有一線之隔,這麼做也可防止國內快速的經濟增長率造成惡性通膨。就美國而言,它意味著便宜的iPods、低利率、降低的抵押給付、較輕的稅賦。但是由於雙方國內的政治緊張,也由於這項經濟失衡的規模龐大,而且有增無已,這種安排現在已有難以為繼之象。

 我在兩年半前寫了一篇《崩潰在即》(2005年七/八月號),描述一個想像的未來景象:美國房地產暴跌,信用市場搖搖欲墜,嚇得中國及其他外國投資人驚恐慌亂,餘殃多年不息。真實的世界最近已略有類似的憂慮。過去半年來,中國官方機構的一些不怎麼重要的人物只不過暗示說,中國可能不再供應這麼多錢給美國,竟能在外匯市場引起短暫的恐慌。八月時,有一位任職中國社會科學院、曾到哈佛進行其部分博士研究的經濟研究者何帆,在《中國日報》第三版一篇專欄中表示,假如美元持續下貶,中國可能轉移部分資產至較強勢的貨幣。這話並無威脅之意,不過是老生常談,就像在說市場恐慌期間一大堆人賣出一樣。這篇專欄很快就在歐、美激起許多聳人聽聞的故事,說是中國正在考慮其「核爆選項」——出脫美元。

 數月後,一位名叫成思危的老共產黨政治家〔編按:作者此處有誤,成思危係中國民主建國會主席、人大副委員長,並非中共黨員〕表達了與何帆大體相同的看法。七十多歲的成先生是訓練有素的化學工程師,並未參與制定中國的經濟政策,他話才說完沒幾個小時,國際匯市便一陣交易頻繁,迫使美元對歐元及其他貨幣的匯率跌到當時的最低點。第二天中國《南華早報》的頭條新聞說:「官員發言使美元縮水」。「高頻經濟顧問群」(High Frequency Economics advisory group)的首席經濟學家卡爾˙溫柏吉(Carl
Weinbergy
)對這項市場反應表示驚訝說:「這有點像眾議員查理˙藍吉爾(Charlie Rangel)發表演說,要聯邦準備銀行升息或降息。」(成先生像藍吉爾一樣,以言論動人聞名,但他不如藍吉爾有影響力,藍吉爾畢竟還是眾議院財源籌措委員會的主席)。隨後的幾個星期,「逃離美元」及「信心崩潰」這類用語越來越常出現在金融文章裡。等到真正有影響力的人物中國總理溫家寶去年十一月說:「我們擔心如何保住中國持有的美元價值」,就更助長了人心惶惶。

 在美元強勢時,下列的(好)事全來了:食物、燃料、進口品、製造品以及其他一切(包括歐洲旅遊!)的價格都下跌,而股票市場、房地產以及其他一切美國資產都上揚。抵押貸款、卡債及商業借貸的利率下降。稅率也可能降低,因為外國借錢給美國會壓低挹注國債的成本。唯一的問題就是美國貨對外國人而言變貴了,因此傷害美國的出口。

 而美元弱勢時,下列(壞)事就會發生:食物、燃料、進口貨等等價格都會上漲(也不再有歐洲旅遊)。股票市場、房地產以及幾乎其他一切美國資產都會下跌。利率升高,稅率也可能升高,以彌補挹注國債所增加的成本。唯一的好處就是美國貨對外國人而言變便宜了,有助創造就業,並且能提高以出口為導向的美國公司(加州的酒商、新英格蘭的醫療設備製造商)的價值。

 美元維持高價已經許多年了
—— 高得很不自然,大部分是因為與中國人心照不宣的交易。中國的生活水平(雖然上升快速)也因同樣的理由一直低得很不自然。為了瞭解這種情況何以難以為繼,經由美元崩盤或其他事件,什麼情況又會取而代之,我們來看看這種邪乎的雙方正反情況相抵的平衡狀態是怎麼出現?又是如何發生的?

為何一個窮國家會有這麼多錢?

 1996年,中國的外國資產首次累積到一千億美元,主要是以美元持有(中國視此為國家機密,因此所有的數字均來自外界專家的分析)。根據設在華盛頓的皮特森國際經濟研究所(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的艾德溫˙杜魯門(EdwinTruman)所說,到2001年,這金額加倍到約兩千億美元。此後,金額又增加六倍多,遠超過一兆美元,現在中國的外匯儲備已居世界首位。第二位是日本,以官方匯率計,日本經濟實力幾乎是中國的兩倍,但外國資產只有中國的三分之二;其次是阿拉伯聯合大公國和俄羅斯。根據現任職於外交關係委員會的前財政部經濟學家布雷德˙謝特爾(Brad Seter)的報導,中國持有的美元可能佔其外國資產的70%,其餘主要是歐元,外加一些日幣。中國對美國的投資大部分都放在保守、獲利低的工具,如國庫券、聯邦債券,而不是惹眼的黑石股票這類賭注。國庫券與債券有美國政府的背書,被認為是世界最安全的投資,這些票券所付的利息低於公司債券,過去兩年給付的年息是4%5%,而美元對人民幣也貶值了5%6%,兩者大抵相當。

 美國人有時(但不常)爭論說,如此嚴重依賴外國政府控制的錢是不是一件好事?這種辯論再切題不過了,因為美國以前從未這麼深地陷於欠一個國家的債務。同時,中國人自己也在爭論這樣的交易對他們是否划算?當然,中國官員知道,他們購買股票就支撐了美國的401(k)退休基金的價值,維持了美國的低利率,而他們購買美國債券亦復如此 —— 加上讓美國政府花錢卻不必增稅。

 美國前任財政部長、哈佛大學校長勞倫斯˙舒莫士(Lawrence Summers)去年在上海告訴我說:「從遠處看,這種情況至少也透著蹊蹺。」他提到的怪現象就是,一個有那麼多的需求尚未滿足的國家,竟會讓「這筆一兆美金的錢從年富力強的地方流到一個垂垂老矣的富有地方。」

 這事還不僅蹊蹺。有些中國人富了,但要夠資格成為充分發展的國家,整個中國在許多方面尚匱乏到令人難以置信。上海與華盛頓的氣候相若,那裡的公立學校卻沒有暖氣,天氣冷的時候走進教室,你會看見40個學生穿著冬天的夾克,呼吸冒著白氣。北京氣候更像波士頓,在冬天夜晚,數千人沿著交通要道群聚在路邊,耐著性子久候公車,然後爭相搶入擁擠不堪的車廂,還要卡在塞車的路上好幾小時,這些供展示的都市都還這樣!在甘肅省鄉下,我曾看見18個初中女生共用一間宿舍房間,像沙丁魚一樣並排睡著。

 更好的學校、更多的公園、更健全的醫療、更乾淨的空氣和水、更完備的都市下水道 ——隨你點個項目,這項目要是沒跟工廠─出口經濟搭上邊,中國不是還沒有,就是不足。就個人的生活水平來說,情形也一樣,大工廠的工人平均現金收入每月約160美元,農村則只有這個金額的一小部份,大部份中國人都感覺生活水平提高,但卻是從一個非常低的起點。

 那麼,中國為什麼還一直把錢運送給美國?經濟學家會描述這個怪現象說,中國目前已是全世界國民儲蓄最高的國家。這聽起來令人稱羨,但像中國這樣搞得太過頭,就顯出中國是個與世界其他國家不協調,而且刻意讓人民生活低於應有水平的經濟體。相較之下,印度的儲蓄率大約25%,表示印度人民消費掉75%他們全體所生產的(經濟學初級課程提到:儲蓄率是全國產值中用於生產出口品或為得到未來的消費品而儲蓄起來用於投資的淨額,實際上就是本國人民生產出來而沒有花用掉的部份)。以韓國與日本來說,儲蓄率往往維持在百分之二十好幾到35%左右的高水平。近來,美國的儲蓄率有時會低於零,也就是說美國經由進口外國商品消費了超過國內生產的東西。

 中國的儲蓄率徘徊在50%上下,這可能是和平時期任何國家前所未有的,但這並不表示一般家庭儲存其收入的一半 ,雖然個人儲蓄率在中國也是非常高的。很多的中國國民收入以外國資產的方式「儲存」起來,幾乎是看不見的。一直到現在,大部份中國人都心甘情願地忍受,因為經濟增長快速,即使消費水平受到壓制,仍讓大部分人一年比一年有錢。

 然而,說中國有很高的儲蓄率,僅只描述了狀況,卻沒有提供解釋。為什麼中國共產黨非得支持這麼一個政策:從自己國內的窮人手中,取走這麼多錢去給美國?更加令人費解的是,為什麼中國明明知道美元對人民幣實際上已肯定會持續貶值,還甘願把這麼多財物換成美金?中國的人民和國家需求甚殷,卻有那麼多他們賺得的收入不允許享用,人民對此還能忍受多久?中國政府在提供廉價的資金給美國的屋主時,並未明顯打算要勒緊自己人民的褲帶。但事實卻是如此,這直接導因於中國政府曾作過的一些明確的選擇
——特別是其中的兩項。這兩者都源自政府的控制,中國的經濟在其他許多方面都已大幅開放,但對至關緊要的部份政府仍維持管控。解釋這種情形最便捷的方法也許是,追尋一塊美元從美國某位顧客手中到中國的一家工廠,然後再轉回到美國中期公債(T-note)拍賣場的歷程。

一美元的歷程

 譬如你在美國便利商場(CVS)買了一支30美元的「口福B」(Oral-B電動牙刷,我選擇這個例子,是因為我在中國看過一家可能製造這種牙刷的工廠。這30美元絕大部分會留在美國的銷售通路商與「口福B」公司本身的手中,最終只有3美元左右 (這是小消費品的平均百分比)會回流到中國南方。

 這家中國代工工廠最初都用美元向「
口福B」公司報價:X百萬支牙刷,每支Y美元。但是中國製造商不能直接使用美元,他們需要人民幣 —— 每月付1,200元人民幣(160美元)工資給工人、向中國其他工廠買材料、繳稅等。所以企業主拿著美元到當地商業銀行 (假設是深圳開發銀行),提示收據或進貨單,證明這些美元是真正交易所得,而非投機買賣的流入款,工廠就換到人民幣。

  就在此處開始了第一道控制。換成其他主要國家,像深圳開發銀行這類機構,可以自行決定如何處理他們所收入的美元,拿到外匯市場換成歐元或日幣?直接投資在美國?發放美元貸款?任何一種他們認為收益最高的方式都行。但是在中國的「上繳指令」下,中國銀行不能做這類事情,實際上,他們必須把美元當違禁品看待,上繳大部分或全部(不同時間有不同的指示)美元給相當於美國聯邦儲備銀行的中國人民銀行,以當時的官方匯率換成人民幣。

 每天有成千上萬筆的交易進行,人民銀行的美金瘋狂般地累積,說得更精確點,每天超過十億美元,累積的速度甚至比對美貿易盈餘所顯示的還要快,因為其他許多國家的客戶也是用美金結帳的。

 人民銀行得設法處裡這筆錢,而目前中國的僵硬的指令只容許一項選擇:把美金交給「國家外匯管理局」,再由「國家外匯管理局」負責想出把美元存放在最能獲利的地方:有些買美國股票、有些換成歐元,而絕大部份則轉為沒啥意思但安全的美國國庫債券。

 於是我們的美元又回到美國老家。先是在便利商場花掉,錢轉到「口福B」公司,再付給中國南方某工廠,然後在深圳銀行換人民幣,接著「上繳」人民銀行,再經由「國家外匯管理局」投資,最後到美國國庫券拍賣場叫價,隨時等著重新注入美國的貨幣供給再被花掉
——理想的話,買的還是中國貨。

 在這過程中,中國百姓從沒決定要將這麼多錢弄到美國,事實上大部分錢在每一階段都不由他(她)們支配。這些實際上都是強迫儲蓄,是中央政府採取兩項重大的基本抉擇的結果。

 一項就是強行規定人民幣與他國貨幣的兌換價值,不讓人民幣像美元、歐元、英鎊等貨幣一樣由市場供求的力量決定。這樣做明顯的理由是為了維持中國產品的低價格,中國工廠就會有忙不完的接單生產。這正是美國人在抱怨中國政府操縱世界貨幣市場時心裡所想的。還有許多較不明顯的理由。管控貨幣價值的作法本身也許是比匯率被實際設定的價位更重要的扭曲因素。就許多美國演講常討論的匯率而論,只要中美生活水平維持巨幅落差,即使人民幣大幅上揚,中國對其他地區的製造商仍保有價格優勢(要是人民幣對美元升值一倍,工廠工人每月收入會從160美元漲到320美元,這雖不會讓美國增加多少就業機會,卻足以傷害中國的出口經濟活動)。政府一旦決定要阻撓市場驅動的貨幣兌換率,就必須控制金融體系其他無數的層面,透過一些操作工具,像外幣上繳的規定以及聽來同樣不妙的「沖銷債券」(防止外幣交易造成通貨膨脹的方法)。

 中國政府就是用這些以及其他類似的工具將難以置信的高儲蓄率強加在人民身上,雖然非常複雜,但結果是不讓全體消費者握有經由出口賺得的購買力。個別的中國人手中的確有很大的購買力,尤其是那些引起世界注意的億萬企業家。但一涉及累積的巨額國際儲備金,重要的是,中國整體而言沒有怎麼花用這些賺來的錢,即使某些中國人揮金如土。

 另一個主要決策就是不用更多的錢建造學校和農業研究實驗室、清除有毒廢料等等,以直接滿足中國的需求。這兩項決策都起因於中央政府認為中國所需要的是保持前所未見的增長路線。政府不讓市場決定人民幣的幣值,認為那樣會打斷持續不停的經濟增長,打亂小心翼翼用高昂代價確立的工廠─出口經濟路線。近憂方面,政府擔心人民幣對美元和歐元的價值會飆升,使一些在上海這類高價地區的工廠產品價格貴到沒生意可做;遠慮方面,他們視不穩定的貨幣為討厭的擾亂因素,因為幣值波動使一切涉外交易變得更加複雜,公司很難預計海外的年收入,很難商定契約,很難吸引外資,也很難預計燃料、零件和其他進口貨的成本。

 另外政府不願急速增加國內支出,是因為害怕改善一般生活水平後,反而可能強化中國主要的社會問題─貧富間的對立。這個國家已經遍地皆是推土機、拆屋巨球和工程起重機,這全都為了讓製造機器不斷快速運行。此刻若想多搞些建設,例如蓋污水處理廠,這會讓人民的生活更好,或採用煙囪刷洗機以及相關的去污技術,開始處理中國越來越該負責的世界污染,但這麼做就可能促使物價上漲,增強通貨膨脹,從而降低大部分工人本已很小的購買力。食品價格一直上漲,快得造成暴動。去年十一月,重慶有一間大型家樂福賣場提供每瓶沙拉油20%11元人民幣,或1.48美元)的折扣,限時熱賣,搶購人群互相踐踏造成331傷。

 這就是中國達成的交易,或者不如說是領導人強加在人民身上的交易。他們一直創造新的工廠工作,從而緩解中國本身的社會緊張關係,為鄉下窮人製造機會。中國人會過得一年比一年好,雖然不如他們應該能過的那麼好。他們也會被保護不受惡性通貨膨脹的大災難,惡性通貨膨脹可能讓中國數十年經濟增長的成果化為烏有。付出的代價是,中國政府把大量的國家財富換成在美國的帳面資產,從而防止美元擠兌,支撐中美關係,讓大筆大筆的美元現鈔洪水般倒流回美國人手中,供他們繼續花用。

中國人的希望會有的際遇

 中國民眾開始察覺到他們的政府正坐在一大堆錢上面
—— 這些錢並沒有直接用來幫助中國,這些錢放在黑石公司這類的對外投資績效不良,這些錢投在不住下跌的美元上。中國把幾十億幾十億的美元往外送,而國內的需求卻未得解決,部落客和新聞評論員已經開始把這兩者聯繫起來。民間有越來越大的壓力要求證明國外投資的收益要抵得上中國的犧牲,而對得不償失的賭注也有越來越大的民憤在醞釀。(中國政府雖然不容許普選,但他們通常設法盡量降低民眾的不滿。)民眾開始像很挑剔的客戶,要求投資顧問給他們更好的收益,更少的風險。

 這就是樓繼偉高西慶所面臨的艱鉅任務,他們對美國經濟的影響將大於美國人習見的外國人所曾發揮過的作用。年近60樓繼偉是資深共產黨官員,現擔任新成立的「中國投資公司」(China Investment Corporation, CIC)董事長,該公司負責尋求有創意的方法,讓中國至少二千億美元的國外資產增值。他在黨內有影響力,但沒有什麼國際經驗,因而金融界的注意力都轉向「中國投資公司」(CIC)的總經理高西慶

 高西慶二十年前從杜克法律學院(Duke Law
School
)畢業以後,成為第一個通過紐約州律師考試的中國公民。在紐約默基˙羅斯(Mudge Rose)法律公司(尼克森的舊公司)當了幾年合夥人後,1988年他回到中國,教授證券法規,並幫助發展新成立的中國股票市場。以當地民情來說,他算很時髦,去年12月在北京的一次經濟會議裡,其他演說者都穿著古板的黑西裝,唯獨他穿蘇格蘭粗花尼夾克和黑色高翻領毛衣,手上帶著鐵人款式(Ironman-style)多功能的運動手錶,看起來很適合他五十來歲的年齡。

 在羅、高兩人的領導下,CIC開始投資黑石公司便聲名大噪──是惡名而不是好名。現在許多人表示,只要該公司肯採取更謹慎小心的投資方式便足以為戒。實際上,去年年終該公司正表達了此意,新聞說他們下一輪投資會支持一些信用出問題的本國銀行。看起來他們正在研究膽大而心細的方法來管理巨額款項。大約CIC正進行與黑石公司的交易時,公司領導與幹部也在走一條現代金融市場上的災難之路。他們雇用麥肯錫(Mckinsey)國際諮商公司撰寫CIC的公司組織和投資原則的機密報告,他們也雇用卜日˙艾倫˙漢米爾頓(Booz Allen Hamilton)公司準備類似的報告,以供他們參考比較,還有另外一家陶爾斯˙培林(Towers Perrin)諮商公司則提供建議,特別是關於人事與薪資方面。CIC的領導人另委託研究他國大型的國營投資基金
—— 例如在挪威、新加坡、海灣國家與阿拉斯加等 —— 看看那一種方法可行,那種不可行。他們對美國最有錢的大學管理捐款的方式很感興趣,耶魯大學投資主管史文森主導學校捐款保值並快速增值,CIC訂購好幾本戴維˙史文森(David Swensen)所著的《投資組合的前衛管理》。去年夏天CIC組團到耶魯大學及杜克法律學院及其他大學作長期的學術訪問。

 高西慶和其他的官員都避免公開討論他們的計畫,他在北京出席一場會議時說:「假如你事先告訴人們你要怎麼幹,在市場體制裏你就沒得玩了。我只能說,我們按照國際規則辦事,我們會是負責任的投資者。」他好幾次強調,CIC要學的還很多:「我們是剛出道的小孩,由於媒體的注意,我們受到很大的壓力
—— 我們現在已經下水(under water)了。」「下水」(under
water
)一詞聽來像道地的英語「落難」之意,這顯然是指投資黑石公司失利之事。

 其他熟悉CIC的人也說,公司的幹部越來越明白他們所面臨的不尋常問題。例如,任何投資團隊都必須對外部的監督者負責,而CIC得要有手腕既對共產黨領導負責,又不一味順從黨的頭頭偏好的投資選項。如何才能吸引到最優秀的人才?要到世界市場爭取金融經理趕快找齊幹部來管理CIC快速累積的資產嗎?但許多國際金融專業經理人價碼高,中文又不好,而且不願意搬到北京,或是能有時間好整以暇地培養國內的幹部嗎?

 CIC正盤算他們自己的未來之際,外界也想搞清楚會繼續管理許多中國資產的CIC與「國家外匯管理局」。任誰都看得出來,兩機構的出發點都在避開風險,別再有「黑石」,別再有「中海石─烏龍殼」(CNOOC-Unocals)事件。(2005年,中國海洋石油公司〔CNOOC〕想買下總部設於美國的烏龍殼公司,遭到美國政壇強烈反對,這項交易就打消了。)一位CIC的內部人士說,公司幹部最近看見Lou Dobbs〔編按:美國有線電視網CNN的節目〕批評「共產黨中國」,對他們的投資在美國可能遭到的政治不滿感到震驚。基於上述原因,中國領導階層,如另一人所說:「極其願意由其他人帶頭,跟隨其後,不是為仿效學習」,而是儘可能充當不招搖的小合夥人。他們暫時會追隨別人的領導,也就是說,CIC在以巨大的國際金融投資者初展身手時會韜光養晦。

 布雷德˙謝特爾(Brad Setser最近所作的分析表示,儘管有這樣那樣放棄美元的說法,中國仍照舊將大部分錢財換成美元持有,約佔國外收入的65%70%CLSA金融公司的安迪˙魯士曼(Andy Rothman)告訴我說:「政治上,他們最不想做的事就是,放出對美元失去信心的訊號。」那樣會導致人民幣急速上升,從而傷害中國的出口商,更不用說會損及中國現存的龐大美元資產。

 問題是這些以及其他外國觀察家只能揣度中國的目的,而無法確知,如魯士曼所述:「其意圖與目標的晦暗不明總是遭人物議」。去年的小小恐慌造成重大影響,完全是因為沒人能確定「國家外匯管理局」不會改絃更張。

 不確定性部分源自對中國金融的新領導階層的經歷所知有限。有一位美國金融業者向我指出:「主其事者(樓繼偉)從未買過一張股票、一部車、一棟房子。」另一個金融業者說,他見了一些CIC幹部之後,「用中國的說法,他們是非常老練的人。」但是他繼續說,就專業角度而言,他們之中沒有一人經歷過上一代的金融危機:1987年美國的市場崩盤,1990年代的「亞洲流感」,其後不久網路經濟的泡沫化。中國經濟曾受到所有這些劇變的影響,但是高西慶這一類人從未經受這些金融教訓的洗禮,由於他們身處中國的體制中,免遭了這些金融危機。

 外國觀察家也表示,中國金融的領導階層即使遭CNNLou Dobbs節目甩了耳光,也許還沒完全了解別國對中國的金融意圖可能有多麼疑慮重重,有的疑慮合乎情理,有的則未必。不合情理的疑慮是對一個新興強權的所有意圖都惴惴不安。一位在中美兩國都有豐富經驗的金融業者告訴我:「他們該明白,卻未明白,他們所做的每一件事都會給當成有政治涵義,不管他們買什麼,以及他們的一言一行都會被看成“中國公司”所為。」

 合情理的疑慮則又是透明度的問題。中國去年有兩次以非金融的方式展現了不透明的政策造成的風波。去年一月,中國軍方故意用飛彈打下一枚自己的人造衛星,灑滿碎片在衛星軌道上,此次演練大大驚動美國軍方,因為它似乎對美國一些重要的太空偵測器隱含威脅,有好幾天中國政府對這項試射不發一語,甚至到將近一年後,外國分析家仍在辯論,到底此舉是因誤會而故意挑釁,還是軍方的隨興發揮?十一月時,中國拒絕美國航空母艦「小鷹號」在香港進行感恩節例行停靠,即使許多海軍家屬都已經抵達香港等著全家團圓。這兩件事從最不祥的的層面來看,是外界無法真正確定中國領導階層心裡在想什麼,是故意嘲弄對方還是要展現力量?是領導階層派系內鬥的結果?或只是錯估形勢?由於缺乏清楚的官方說法,沒人真正看懂,許多人就朝最壞的方向去想。

 所以在金融方面也可能如此,除非中國隨其富裕變得更透明,中國官員說他們將朝這方向邁進,但他們不急於一時。去年秋天,艾德溫˙杜魯門(Edwin
Truman
準備了一份數十個「國家財富基金」(“sovereign
wealth” funds
——像「國家外匯管理局」與CIC這類國營投資基金,管理優良程度的評量表。他比較了新加坡、南韓、挪威及其他地方的基金,就其管理架構、開放程度及相關性質排列等級,結果中國的基金排在倒數第三
—— 只比伊朗、蘇丹、阿爾及利亞好些,但是比墨西哥、俄羅斯、科威特還差,中國在「管理」這一類別得零分,在最高可得12分的「透明度與負責任」這一項,只有半分。

 外國人(一般中國人也一樣)無法確知,在中國未來可能採取的投資決策背後,掺雜了政治與純經濟動機的東西是什麼。兩年前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訪問西雅圖時,宣佈了一項波音客機的巨額採購,去年年末法國新總統沙克吉訪問中國時,胡錦濤宣佈了甚至更大的金額採購空中巴士。中國每一筆飛機採購都既是政治也是商業的決策。布雷德˙謝特爾說,中國政府當時可能認為,投資黑石公司會讓他們在下一輪與美國的談判時獲得「讚譽」,正如他們之前為了獲得讚譽而選擇波音客機。這是轉回到過去以陰謀論揣測蘇聯作為的克里姆林宮學,想以此思維洞悉中國的投資策略。

 金錢之所至,其他權勢亦隨之而至。在戈巴契夫反思當年經濟破產對拖垮蘇維埃帝國的作用時,只要問問他,便知此理。雖然日本的龐大財力尚未令他們成為外交要角,雖然中國至今仍迴避而不是抓住機會去影響其國境以外的諸多事件,但是時間與金錢能改變這情況。中國軍隊即使在台灣海峽也還不足以直接挑戰美國,而這情況亦能改變。

恐怖平衡

 我們且把外國對中國富強的恐懼推想到合理的極致。美國與中國對貿易、外交政策、環境等問題時生齟齬,有一天分歧可能惡化,台灣、西藏、北韓、伊朗
—— 可能衝突的地方很多,但台灣總是排名第一。也許中國在境內鎮壓暴動,也許發生其他意外事件,例如9年前美國轟炸貝爾格勒中國大使館,在中國,人人依舊相信那是故意的,在美國,沒有一個心思謹慎的人曾提到這點。

 無論何種挑釁,中國都會考慮他們擁有的槓桿力量和武器,從中找出最強

的一種—— 一種別國無法運用的。少了中國每天十億美元,美國就不能保持經濟穩定,或不能挽救美元於崩盤。

 中國人會用這項武器嗎?合理的回答是,不會,因為他們也會嚴重傷害到自己。他們多年的國家儲蓄就是以同一種會被他們摧毀的美元持有的,一旦發生拋售恐慌,他們只能收回狂跌前價值的一小部份,此外,他們的工廠製品也是靠使用美元的客戶來消費的。

 但是這種安定人心的回答實際上是令人心驚膽顫的。勞倫斯˙舒莫士(Lawrence
Summers
把現今這種安排稱作「金融恐怖平衡」,並說它的缺點如同冷戰時期的「保證相互毀滅」。當時的信念就是,美國與蘇聯都不敢使用核子武器攻擊對方,因為反過來自己也會被對方毀滅。稍誇張一點,中美的美元僵局也可以應用此類說法。中國承受不了不把美元回饋給美國人,因為如果他們這麼幹,他們自己持有的美元也會全毀。只要這種邏輯站得住,這樣的體系就行得通,一旦不管用了,我們的問題就大了! 

什麼情形會把這種邏輯戳一個大洞?不見得要為台灣的未來而發生殊死鬥爭,才有此憂。只要一個簡單的錯誤就夠了。成思危發表另一篇演說
—— 也許是回應
CNNLou Dobbs節目的挑釁。石油經濟體不再以美元購貨而改用歐元計價的謠言。有外洩的暗示說,中國政府希望買下英特爾(Intel公司,結果惹來美國國會憤怒的譴責,傳出中國不參加下一次美國國庫券拍賣會的消息。世界悲劇的造成,起因於誤判的次數絕不亞於起因於敵意的次數。

 或是各個方面被壓抑的政治對立也會惹禍。中國的不均衡增長
—— 出口掛帥,學校教育滯後,環保滯後,其他一切都滯後 —— 使得國家越富裕,社會就越不穩定;同時,中國的擴展打亂世界其他各地的工業,引起緊張;中國每星期注入美國數十億美元,反而令人驚詫地讓美國更難而非更容易面對他們自己的結構問題。有一天,維繫這局面的繩子斷了。假設CIC又下了一個糟糕的賭注 —— 不是另一個黑石公司,而是另一個世界通訊(WorldCom)公司,數十億美元的中國資產打水漂,無法撈回了,他們就得找興師問罪的對象,而美國這邊也已準備隨時要對中國還以顏色。

 於是,震撼來臨。這必然造成大災難嗎?沒人能知道,知道也太遲了。康乃爾大學經濟學家愛斯瓦˙普拉沙德(Eswar Prasad)最近在一篇關於金融不平衡的論文中寫道,中美關係裏要問的重要問題是,是否有「足夠的靈活彈性,承受住國內或國外強大的震撼,並恢復正常」,他表示,內含的矛盾實在太大了,答案可能是否定的。

 當今美國經濟體系的價值變動劇烈,這種情況我們看太多了,因而有好一會了我們仍不在意。但經歷過大蕭條的美國人都知道,真正的經濟混亂會有多大的痛苦。現在的中國人只要回顧上一世紀他們國家的遭遇也能明白。如今美國人想像不到悲慘的局面,已渾渾噩噩陷在一種由中國提供低利美元支撐美國生活方式的政策設計中,在這種政策持續的期間,生活是舒適的,這可能會再持續一陣子,但不會太久了。

 多年前,中國人若選擇慢一些但較均衡的經濟增長途徑,便可避開現在的各種壓力。假如他們重來一次,我覺得他們其實還是會選擇完全相同的路子
—— 他們已大有所獲,包括那些只要政府選擇要花用就能動支的資產,他們可用來做過去當做而未做的事。我不信美國會一樣,他們本來可能選擇非常不同的路子:少依賴中國的補貼,多靠自己的現金支付。但現在提這些想法已經有點遲了,唯有自食其果,準備好對付在我們自找的道路盡頭碰上的事了。(完)

51期(2008年1月)《新日本軍國主義的新階段》導讀(三) 〔修訂版〕杜繼平

新日本軍國主義的新階段》導讀() 〔修訂版〕

杜繼平

本文在《批判與再造》50期刊登後,意有未愜,乃訂正若干錯誤,復參閱更多材料與論著,納入美、日學者的最新研究成果,補充史實,加深釋義,共增萬餘字篇幅,實等同新作,故予重刊,希讀者諒察。─作者

《老 子》云:「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倡狂肆虐於亞太地區十餘年的日本軍國主義驕陽終究日薄西山,自取敗亡。曾經鷹視虎瞬、不可一世的日本從征服世界的迷
夢中驚醒,在戰敗後,完全喪失主權,徹底臣服於同盟國的佔領統治,遭受了亙古未有的奇恥大辱。對日本的侵略戰爭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的日本天皇、王公重臣及 搧揚軍國主義兇焰的各界人物莫不為命運之未卜而惶惶惶不可終日,焦灼不安地等待同盟國的裁決。

美國初期的對日佔領政策

如前所述,美國當局在波茨坦會議時便已決意要獨佔對日本的支配權,不讓其他盟國插手戰後日本的事務。1945811日美國總統杜魯門對日本發出最後通牒後,隨即於813日任命美國太平洋軍區總司令麥克阿瑟(Douglas MacArthur)為佔領日本的盟軍最高統帥。

原本主導美國對日政策的副國務卿格魯因與新任國務卿的貝爾納斯不合,在日本投降的次日辭職,由國務院中的中國派要角艾奇遜(Dean Acheson)接任,日本派失勢,具有前總統羅斯福「新政」(New Deal)思想的中國派官員范宣德(John Carter Vincent )、艾默生(John K. Emmerson)、謝偉思(John Steward Service)等人開始掌握美國的亞洲政策。他們與國務院、陸軍部中同持反對壟斷資本的「新政」思想的經濟學家一起,在格魯、史汀生制訂的對日政策的基礎上,加進了「新政」觀點。因此美國初期的對日佔領政策融合了《波茨坦公告》和美國「新政」的精神。(參見Harries 198712 -7Schaller
1985
31) 其主導思想是:日本的軍國主義源於封建迷信的日本天皇制、貴族勢力和壟斷資本構成的財閥經濟體制,故要消滅軍國主義,在解除日本的武裝軍備以外,還要破除
對天皇神格的迷信,剷除貴族、財閥、地主,建立自由競爭的資本主義經濟,確立多黨的自由民主政體。美國當局認為,變革日本的政治、經濟體制,使日本成為沒 有政治特權、財富分配不致過份不均的國家,就不會產生極右的法西斯主義與激進的共產革命運動。(參見Schaller 198525-630

194596,杜魯門批准了國務院、陸軍部與海軍部三部協調會擬定的SWNCC 150/4號文件《美國對日本投降後初期政策》(U.S. Initial Post-surrender Policy for Japan),交由麥克阿瑟執行。這份文件表明了佔領日本的最終目的是:(1) 確保日本不會再成為美國或世界和平與安全的威脅;(2)力 促最終建立一個和平與負責的政府,這個政府將尊重他國的權利,並支持表現在聯合國憲章的理想及原則中的美國目標。美國企盼這個政府與民主自治政府的原則盡可能緊密相符,但把不是由日本人民自由表達的意志所支持的任何形式的政府強加給日本,卻非同盟國的責任。」
達此目的,文件要求:完全解除日本的武裝,並使其不再能重整軍備;從政治、經濟和社會生活中,徹底清除軍國主義者的權力和影響力;鼓勵日本人民培養爭取個 人自由、尊重基本人權的思想,建立民主的代議政體;支持日本民眾反封建、反威權統治的運動,只要不危及美軍,可以允許暴力;懲罰戰犯;經濟上的非軍國主義
化等等。
Schlesinger
ed.
 197310-16113日,美國參謀長聯席會議又發給麥克阿瑟《投降後初期基本指令》(Basic Initiative Post-Surrender Directive),進一步說明上一文件的原則和具體措施,明確指出:應嚴格限制並控制日本的重工業,使之不能再生產軍事裝備;鼓勵自由的勞工運動並廣泛分配收入與生產資料的所有權;鑒於壟斷資本曾支持日本侵略,盟軍總部應清算財閥,解散控制日本大部分工商業的大工業與金融集團;拆解日本重工業的設備,用於賠償受侵略國家等等。(參見SCAP government section v.2 19701949〕:429-39Schaller 1985: 24-5Whitney 1956246;井上清
1972
1967〕:43-6)這兩份文件構成日本投降後至1947年初,美國佔領日本政策的基本綱領。

美國二戰後的亞太政策是完全控制日本與太平洋

美國的初期佔領政策旨在剷除日本的軍國主義,按照英、美的模式,把日本改造成臣服美國、符合美國利益的資本主義民主國家。但剷除日本軍國主義只是馴服日本的手段,根本的目的還在於鞏固美國在亞太地區的控制權,使一度與美國爭奪太平洋霸權的日本,不再能威脅美國的利益。這個目的不會變動,而手段則可以隨時移勢易而調整。19459月杜魯門告訴一位顧問說「美國未來的對外利益會在西半球與太平洋。」(LaFber 1980: 30194615日杜魯門寫信斥責國務卿貝爾納斯在莫斯科外長會議上對蘇聯過份讓步,其中很明白地說:「我們必須保持完全控制日本與太平洋。我們必須重建中國,在那兒建立一個強有力的中央政府,對朝鮮亦然。」(Truman 19641955:606,黑體為筆者所加)杜魯門這段話直截了當地道出了美國二戰後亞太政策的意圖。

   二戰後初期,杜魯門承續羅斯福的觀點,認為美國在亞洲的利益有賴於加強蔣介石的國民黨政權,取代日本成為穩定亞洲的力量。這還會有龐大的經濟利益。美國
官員認為,扶持蔣介石統治中國,不但可開發大中國的市場,其他亞洲國家的市場也可以盡入囊中,美國商人一百多年來競逐中國與整個亞洲市場的夢想看來終可成 真。對美國來說,若有十億的亞洲消費者,會大大有助於避免再次發生經濟蕭條。(LaFeber 1980: 30

   正因美國戰後初期將維護在亞洲太平洋地區利益的重心放在培植親美、反共的中國政權,故初期的對日政策著重於清除日本的軍國主義勢力與思想。這樣既可踐履
同盟國共同要求的《波茨坦公告》條款,杜絕同盟國對日本軍國主義復興的疑慮,從而不會予不滿美國獨佔日本控制權的盟國攻擊的口實,又可徹底翦除日本軍國主 義的毒牙,永絕日本與美國在亞太地區爭雄的後患。

   因此,美國初期的佔領政策大體上依據赫爾主持國務院時所作的處置方案,即先不廢除天皇制,用天皇的威望統治日本,並解除戰前套在日本人民身心的枷鎖,賦
予日本人民言論、思想、集會、結社的自由,釋放包括激進的日本共產黨在內的反軍國主義力量,鼓勵勞工、群眾運動,充當剷除封建勢力、瓦解財閥的急先鋒,以 利美國執行佔領政策,但前提是不得危及佔領當局的權威,造成日本社會的動亂。在這樣的政策下,不僅日本天皇與政府,連反軍國主義的人民民主力量也成了美國
佔領政策的政治工具。日本共產黨未認清美國的圖謀,初始竟視美國控制下的盟軍總部為「解放者」而感恩戴德,主張「佔領下的和平革命」路線,在革命策略上犯 了重大的錯誤,甚至在1947年美國佔領政策已經出現轉向,公然壓制進步運動時,仍未醒悟,直到1950年初才改弦更張。(註7

麥克阿瑟成為君臨日本的太上皇

  《美國對日本投降後初期政策》是日本投降前夕由陸軍部長史汀生、陸軍助理部長麥克羅伊(John McCloy)與副國務卿格魯主導制定的(Acheson 1969: 426)。
如前所述,史汀生、格魯原在他們初擬的《波茨坦公告》草案中表明了要保留日本天皇制,經赫爾勸阻而作罷。但他們仍堅持利用天皇穩定戰後日本秩序的觀點。在 他們主導的佔領日本政策文件中去除了涉及追究日本天皇戰爭責任的字眼。其後參謀長聯席會議發給麥克阿瑟的《投降後初期基本指令》
也規定:「沒有事先與參謀長聯席會議商議,也沒有接到經參謀長聯席會議發給你的建議,你不可廢黜天皇,也不可採取任何準備廢黜他的步驟」。美國當局保留日 本天皇制的意圖,礙於中、蘇、澳等同盟國與國內輿論強烈要求懲處天皇的意見,不便明白宣告,最後由盟軍統帥麥克阿瑟發揮關鍵的影響力,免除裕仁天皇的戰爭
責任,確保了日本的天皇制。(參見于群 1996:32-5SCAP
government section v.2 1970
1949〕:430;升味準之輔 19971988b:879Buckley 1982:62;栗屋憲太郎 19871985:133

麥克阿瑟在日本的統治權力之大,無與倫比。194596日,
經杜魯門批准,美國參謀長聯席會議下達指令給麥克瑟謂:「一、身為盟國最高統帥,日本天皇與政府管轄國家的權力隸屬於你,只要你認為要完成任務該運用你的 統治權力,便加以運用。我們與日本的關係並非根據雙方協定的契約,而是無條件的投降。既然你的權力淩駕一切,對你的權限,你不必抱有日本人所懷的任何疑
問。二、若是通過日本政府控制日本可達到滿意的結果,便照此辦理。這並不妨害你必要時可採取直接作為。你可以運用你認為必要的手段,強制執行你下達的命 令,包括使用武力。……」(Truman 1965A[1955]:504)《投降後初期基本政策》還 授權麥克阿瑟根據日本實際的發展情況來確定對日政策,並不准美國與其他盟國的非軍事機構代表干預過問佔領事宜,未經麥克阿瑟或參謀長聯席會議准許,也不得
在日本國內獨立活動,這實際上賦予了麥克阿瑟獨攬統治日本大權的尚方寶劍。麥克阿瑟不僅獲有美國當局的充份授權,他同時也不受其他同盟國的掣肘。美國視日本為其禁臠,原本只打算與盟國組成沒有決策權的「遠東諮詢委員會」(Far Eastern Advisary Commison),但蘇聯與英國聯邦諸國不甘讓美國獨佔日本的統治權,要求成立可決定對日佔領政策的盟國機構。美國不得已而於194512月在莫斯科外長會議上同意在華盛頓設立由美、蘇、英、中等11國組成的「遠東委員會」(Far Eastern Commision),賦予決定對日佔領政策的權力,並規定委員會的會議采多數決,但美、蘇、中、英四國有否決權,決議則由美國政府交付指令給盟國最高統帥執行,而若未能形成決議,美國可自行直接下達臨時命令,指揮盟國佔領總部。(Byrnes 1947:217-9)這樣一來,蘇、中、英三國的發言權固然有所增強,但美國對不符其利益的提案也可加以否決,再徑以臨時命令控制日本,等於確保了美國對日本的主控權。唯涉及改變投降條款規定的管制制度、修改日本憲法與變更日本政府體制,則仍須經「遠東委員會」的多數決始得定案,美國不能片面決定。此外另在東京成立美、蘇、英、中四國代表組成的「盟國對日理事會」(Allied Council for Japan)負責向盟軍總部提供不具約束力的建議。在這樣的設計下,只具諮議性質的「盟國對日理事會」固無法制約盟軍統帥部,就連形式上有決策權的「遠東委員會」也由美國主導,麥克阿瑟乃得以一手掌控日本。

不僅此也,麥克阿瑟具有盟國佔領日本總部最高統帥與美國遠東軍總司令的雙重身份,他雖由美國總統任命為「盟總」最高統帥,卻以「盟總」是一國際組合為由,不願完全聽命於華盛頓。他有意代表共和黨角逐1948年的總統大選,想以改造日本的政績做為問鼎白宮的政治資本,故在對日政策上常堅持已意,與總統杜魯門、國務院、軍方部門時生齟齬,美國當局為此頭痛不已,莫奈他何。(參見Schaller 1985)麥克阿瑟遂成了無人能完全加以駕馭,獨攬大權、君臨日本的太上皇。

日本統治階級忍一時之辱,謀百年再興

麥克阿瑟在二戰期間任盟軍西南太平洋戰區總司令時,便認為日本應保留天皇制,這與當時主管心戰部門的費樂斯(Bonner F. Fellers)准將有很大關係。費樂斯1920年代待過日本,自1930年代中期在軍中開始研究日本人的心理,寫了《日本士兵的心理》的研究報告。1944年夏季,他寫出《日本對策》(“Answer to Japan”) 作為盟軍情報人員的工作指標,這篇報告的觀點不僅深為麥克阿瑟賞識,因與國務院日本派的意見相近,遠在華盛頓的格魯閱後也極表贊同,事實上日後成了麥克阿瑟統治日本政策的主要依據。費樂斯該文的主旨是:一、只有徹底擊潰日本,讓日本創鉅痛深,日本人民才能從自認優越、註定該主宰亞洲的迷夢中覺醒,憬悟軍國 主義的惡徒背叛天皇、誤導聖君、欺騙人民,致日本遭受痛苦的劫難,此時原被貶抑失勢的日本保守派便可復出重掌政權,收拾殘局;二、罷黜或處死天皇會
激起所有日本人大規模的暴力反應,軍國主義惡徒的力量會因而大為增強,戰爭勢必過度延長,損失更為慘重,上策是「在天皇、人民這一方與東京軍國主義惡徒的 另一方之間打入楔子」,離析兩者,只要天皇裁斷停戰,各方都會接受,這樣就有可能在把日本化為廢墟前結束戰爭;三、天皇對日本人民有不可思議的影響力,如
果日本徹底戰敗,軍事集團遭到摧毀,天皇可用來當成有益與和平的力量;日本政府必須有制衡的體系,天皇須由開明的文人領導者輔弼,軍隊必須限於維護國內治 安的員警武力,聽命於文人政權。費樂斯所提的“楔子”政策與利用天皇達成盟國目標的想法,此後成為盟軍心戰與對日策略的主軸。1945年春,麥克阿瑟司令部在菲律賓的馬尼拉召開費樂斯主持的美、英心戰人員會議,便發出了“把天皇還給人民”之類的心戰宣傳口號。(Dower 1999280-84;另參Bix
2000
544-45)麥克阿瑟早在受命為盟國佔領軍統帥之前就支持“楔子”政策,19455月,他說,他希望和平給日本帶來民主,天皇是東條英機與軍閥的俘虜,真該為戰爭負責的是東條與軍閥,裕仁對永久改變日本政府的結構很有幫助。麥克阿瑟在從馬尼拉準備赴日擔任最高統帥之際,告訴盟軍翻譯部門的主管麥緒比爾(Sidney Mashbir)上校,他不想在日本人民眼前貶損天皇,因經由天皇就可能維持一個井然有序的政府。他還提說,希望在日本安頓好後,天皇會來拜訪。92日在東京灣舉行日本投降儀式後,隔天麥緒比爾就把邀訪的信息傳給了日方。(Dower 1999286

但日本投降後,不僅中、蘇、澳、菲等同盟國極力要求懲處天皇裕仁,廢除天皇制,美國國內民眾亦復群情洶洶,大多認為裕仁罪不可逭,當以戰犯起訴。1945920日美國喬治亞州參議員羅素(Richard Russel)就要求參議院通過聯合決議案,將裕仁與東條英機同列為戰犯,加以審訊,各報廣為報導(Bergamini 1972: 145Buckley 1982: 60)。麥克阿瑟在與裕仁面晤前,針對美國國內要求審判裕仁的高亢聲浪,於1945921日對報界說:「(為降服日本而)保留天皇制,保全了無數的生命,節省了大量時間與金錢。」(Buckley 1982: 219) 明顯有為裕仁緩頰之意。但是,日本天皇及重臣們無從知悉美國當局與麥克阿瑟真正的想法,仍為天皇制可否存續而惴惴不安。面對整個國際形勢對天皇極為不利,
重臣們處心積慮要為天皇脫卸戰爭責任,確保天皇制。早在日本敗相已露,德國尚未投降之際,裕仁最倚重的政治顧問內大臣木戶幸一就籌謀停戰媾和以維持嚴重受 創的日本國脈於不墜。194416日,他寫道,我們隨侍左右翼贊天皇「仍得暗中續掌國家的實權」,「國家元氣既已耗損甚巨……當圖百年蓄積國力」,必須「避免盎格魯-撒克遜人消滅我們有色人種」。(Bergamini 1972: 62)這 些話充分表露了宮廷重臣的心跡,也是二戰末期日本統治階級中主和派的共通想法。裕仁接受了主和派這種忍一時之辱,謀百年再興的建議,才下了投降的決斷。故
當他們發現國際輿論大有皆曰天皇可殺之勢,便積極營造裕仁並非戰爭罪魁,且贊同還政於民,實行民主制的開明形象。裕仁先於1945925日接受《紐約時報》記者採訪,撇清說,東條英機下令偷襲美國珍珠港,並非他授意。另又安排於927日主動親赴美國大使館拜謁麥克阿瑟。行前一日,裕仁與木戶幸一商議好,要以謙恭唯謹的極度低姿態會見麥克阿瑟,以博取同情。(Bergamini 1971: 146-47

927,裕仁抱著誠惶誠恐的負荊請罪心態至麥克阿瑟居住的戰前美國大使館謁見麥克阿瑟。據麥克阿瑟的助理軍事秘書包爾思(Faubion
Bowers
) 回憶說:裕仁戰戰兢兢地進入館內,軍事秘書費樂斯准將與包爾思向他行軍禮,裕仁鞠躬回禮並與他們握手,包爾思隨即取下裕仁的頂帽,裕仁頓露驚恐神情,可以
想見裕仁懷有他大約會被褫奪所有權力的可怕不祥預感。麥克阿瑟見狀立刻大笑,聲如洪鐘地說:「非常,非常歡迎,先生!」並伸手握住裕仁的手,裕仁立時深深 彎腰鞠躬,彎度之大竟致頭部低於兩人緊握的手。禮畢,麥克阿瑟迅即摒除雙方屬下把裕仁帶進內室,僅有日方譯員奧村勝藏(外務省參事)陪同。(Dower 1999293-95) 由於麥克阿瑟與裕仁約定彼此絕不外洩密談內容,兩人談話的實際詳情,一直未能完全確知,成為一樁聚訟紛紜的歷史公案。麥克阿瑟在《回憶錄》中描述他們會談
的情況說:「(裕仁)焦慮不安,數月來的憂懼之情溢於言表。……我遞給他一根美國香煙,他道謝接過,我注意到我為他點煙時,他的手瑟瑟發抖。我儘量讓他放 寬心情,但我知道他所受的屈辱之苦至深且钜。」麥克阿瑟本來擔心裕仁會力辯自己不該被列為戰犯,未料裕仁主動表示願一肩承擔戰爭責任,聽憑麥克阿瑟所代表
的盟國裁奪。(註8)其實麥克阿瑟強烈反對起訴裕仁,早已決定將裕仁剔除出戰犯名單,但裕仁對此並不知情。他見到裕仁勇於挑起可能遭到處死的罪責,深受震動,大增好感,目之為日本的君子之冠。(MacArthur 1964288)裕仁見麥克阿瑟態度友善,並期許他好好襄助「盟總」的佔領統治,大為寬懷,前此的憂懼一掃而空,神情輕鬆愉悅地告別了麥克阿瑟。(Dower 1999297;吉田裕20011992〕:61

這 次會面拍了張極具象徵意義的合照。矮小的裕仁身著燕尾大禮服,神情憔悴,兩眼無神,垂手肅立,高大魁梧的麥克阿瑟則穿著開領的軍便服,神采奕奕,目光炯
炯,腳踩閒適的三七步,兩手斜插胯上,兩人一偉岸,一卑瑣,形成強烈的對比,充分顯現了日本臣服於美國的形象。日本內務大臣見此照片極度有損天皇威嚴,指 示報社不准刊登,經盟軍總部干預,才收回成命,使這幅珍貴的歷史圖片得以廣發各報。(參見升味準之輔 1997[1988b]861Bergamini
1971
149

麥 克亞瑟與裕仁此後又有十次晤談,兩人事實上形成了攻守同盟。麥克阿瑟力抗同盟國與美國國內輿論要求審判裕仁的強大壓力,想方設法免除裕仁的戰爭責任,並確
保天皇制,裕仁則對麥克阿瑟甚為恭順,曲意迎合美國的佔領政策,令麥克阿瑟頗為滿意。麥克阿瑟在《回憶錄》中盛讚裕仁說:「他幾乎比與我交談過的其他日本 人都更能深入掌握民主的概念。他在日本的精神再造上發揮了主要作用,佔領日本之得以成功,他的忠誠合作與影響功不可沒。」(MacArthur 1964288

麥克阿瑟決意排除阻力包庇天皇罪行,保留天皇制

美國國務院的日本派自1942年至1945年 二戰結束前,在討論處理日本投降後問題時,便認為天皇制是凝聚日本人心、穩定日本的關鍵,日本軍國主義的根源不在天皇制,天皇只是受到軍部的挾持、利用才
同意發動侵略戰爭;就美國利益而言,利用天皇及其政府協助戰後的日本佔領統治,可省掉美國的大量人力、物力,並減少美國人的犧牲,只要切斷天皇與軍方的關 係,消滅軍國主義者的勢力,解除日本軍備,否定天皇的神格,實行民主制,便可保留天皇制,以英國式的立憲君主制為美國利益服務。日本派的代表格魯於1945年初就主張利用天皇促使日本投降,並防止佔領後發生動亂和遊擊戰。日本派的看法深獲美國軍方的支持,共謀維護日本天皇制。(參見劉世龍 2003349-61

如前所述,1945年中期,麥克阿瑟與費樂斯便有了和華盛頓的國務院日本派大體一致的觀點。格魯也與麥克阿瑟保持通信聯繫,建議麥克阿瑟處理影響天皇制的問題時要慎之又慎。(Takemae Eiji〔竹前榮治〕 2002283194588日,麥克阿瑟與費樂斯在馬尼拉擬訂了「黑名單行動」(Operation Blacklist ) 計畫,重點是:把裕仁與軍國主義者區別開來,並讓他成為沒有實權的立憲虛位君主,利用他大幅改造日本人民的精神思想。由於《波茨坦公告》要求嚴懲戰犯,而
保護天皇不使他的威信受損,對最大限度地運用既有的政府組織以牢牢控制日本人民至關緊要,力保裕仁為其脫罪就成了麥克阿瑟佔領當局的首要之務。因此,在麥克阿瑟奉命赴日履任之前,已有保護裕仁與天皇制的通盤構想。麥克阿瑟的佔領統治策略從一開始就這樣與日本統治階級護持「國體」的意圖不謀而合。Bix 2000545)而裕仁為博取同情在首次會面時表現的卑屈輸誠之舉,頗為奏效,使麥克阿瑟大生憐憫之情,更加堅定他免除裕仁罪責,保留天皇制以利佔領統治的意志。(參見小森陽一 20042003〕:113-14Takemae Eiji〔竹前榮治〕 2002236

二戰後,盟國對德、日兩國的戰犯審判有很大的差異。194588日美、英、法、蘇四國簽訂《倫敦協定》,共同制定了懲處德國戰犯的規章。但東京的國際軍事法庭卻是單獨由盟軍統帥麥克阿瑟發佈審判的規章,盟國各自選派的法官和檢察官皆須由其正式任命。麥克阿瑟還具有最後裁定批准審判結果與減刑的大權。(栗屋憲太郎 1987[1984]35)關於天皇的戰爭責任問題,在前述美國參議員羅素提案要求審判裕仁後,參謀長聯席會議於19451016日秘令麥克阿瑟「立即著手搜集裕仁參與日本違反國際法及其責任的所有證據」,19451022日國務院、陸軍、海軍三部協調會也作成SWNCC55-6號決議,要求麥克阿瑟秘密搜集證據,再將結論送交華盛頓。(Dower
1999
299;栗屋憲太郎 1987[1984]1331130日參謀長聯席會議再發機密電報給麥克阿瑟說,天皇未被豁免以戰犯起訴,要他提供證據,以決定裕仁是否應受審判。(Kades 1989230Takemae
Eiji
〔竹前榮治〕 2002257)因此,裕仁的命運可謂就在麥克阿瑟的一念之間。

日本明治憲法明訂天皇「神聖不可侵犯」,握有軍隊的最高統帥權力,故日本的侵略戰爭如無天皇的授權是絕無可能發動的。正如東京國際軍事法庭審判長澳大利亞籍的韋勃爵士(Sir William Flood Webb)所說:「在審判前,我認為天皇身為具有至高權力的君主,初步看來該為授權開戰負責。……呈上法庭的證據確定了我先前的看法,顯示天皇確實授權發動戰爭,因而必須為戰爭負責。」(Bergamini 1971X)但麥克阿瑟卻不顧美國與同盟國的輿論,一意竭盡所能為裕仁洗刷罪責。〔註9

為裕仁脫罪一事,費樂斯是關鍵人物。前已述及,麥克阿瑟與費樂斯在馬尼拉即已根據「楔子」政策擬好對日本的戰後策略,要把戰爭責任完全歸咎於東條英機為首的軍國主義者,掩飾天皇的本來面目,將他喬裝打扮成不贊同侵略戰爭卻受到軍部挾持的愛好和平者。費樂斯甫於1945830日隨麥克阿瑟至日本擔任軍事秘書不久,便積極展開保皇行動。他很快找到1920年代在日本的舊識河井道,通過河井道結交宮內高官關屋貞三郎,共同商議為天皇免除戰爭責任。(Bix 2000542)更重要的是,他的表親格溫德琳‧哈羅德(Gwendolyn Harold)嫁給了日本外交官寺崎英成。畢業於美國布朗大學的寺崎英成,受過以頭山滿為首的日本右翼團體玄洋社的影響,在珍珠港事變前為日本駐美大使館一等秘書,主管情報部門,戰後被派至專與「盟總」聯繫的「中央聯絡局」。1946124日,外相吉田茂要求他出任天皇的發言人,囑其戮力護衛天皇制,220日他受命為天皇與「盟總」的聯絡人,日後並擔任了五次裕仁與麥克阿瑟會談的翻譯。費樂斯與寺崎英成借著公私兩面的密切關係,在「盟總」與日本官方合謀為裕仁脫罪的計畫與行動上發揮了重大的作用(見下文)。(參見Takemae Eiji〔竹前榮治〕 2002137Bix 1992356-57;粟屋憲太郎 1987[1984]142-47;吉田裕 20011992〕:98-100

在裕仁拜謁麥克阿瑟數日後,1945101日,費樂斯呈送了安德森(John Anderson)少校有關裕仁戰爭責任的案情摘要給麥克阿瑟。這份報告說,天皇簽署宣戰詔書非出於自由意志,他不瞭解戰爭實情,還冒著生命危險拍板決定投降,結論是:「如果天皇能確證遭到足以違背其意願的欺騙、威脅或強迫,在民主的法庭他就不能被判有罪。」最後報告建議:「a. 為了有利於和平佔領與重建日本、防止革命與共產主義,應搜集所有顯示天皇在宣戰與其後的立場是受到欺騙、威脅或強迫的相關事實。b.如果這樣的事實足可確立經受得住合理懷疑的鄭重辯白,就該採取積極行動避免天皇被以戰犯起訴調查。」(Dower 1999297-98;黑體為筆者所加)第二天,費樂斯又上了一份長篇報告,詳述何以迫切需要搜集為裕仁洗刷的“事實”證據:

「他們的天皇是民族現存的象徵,體現了祖先的美德。他是民族精神的化身,英明睿智,聖德無虧。效忠天皇乃天經地義。……

將天皇與平民或任何政府官員等同視之,是冒瀆天皇的想法。把天皇當成戰犯審判,不僅是褻瀆之舉,還剝奪了精神信仰的自由。

天皇身為主權國家的元首,依法定的權利,他有無可推卸的責任要在1941118日發佈宣戰詔書。從最高層與最可靠的資料來看,可以確認戰爭並非由天皇本人發動。他親口說過,他並無意像東條那樣運用他的宣戰詔書。

任何國家的人民都有選擇自己的政府的固有權利,這是美國的基本觀念。若能給日本人這樣的機會,他們必會選擇天皇當國家的象徵元首。民眾尤其熱愛裕仁。他們覺得他親自發送禦音,讓他與他們前所未有地親近。他要求和平的詔書令他們滿心喜悅。他們知道他現在不再是個傀儡。他們認為他繼續在位並不是他們夠資格享有的自由政府的障礙。

我 們實行兵不血刃的入侵,要求了天皇的協助。七百萬士兵奉他的命令放下武器,快速解甲復員。因他的作為,得以避免無數美國人的犧牲,逺早於預計的時程結束了
戰爭。因此在善加利用天皇後,為戰爭罪行而審判他,對日本人來說,就是背信棄義。再者,日本人認為,《波茨坦公告》所提的無條件投降意即保存包括天皇在內 的國家結構不變。

若把天皇當成戰犯審判會造成日本政府垮臺,民眾勢必蜂起反抗。是可忍,孰不可忍,他們會無怨無悔地忍受任何其他屈辱。雖然他們已被解除武裝,還是會有騷亂與流血。這樣一來,就得派遣大量逺征軍與成千上萬的公務官員至日。佔領期勢必延長,我們會失去日本人心。

要維持美國的長期利益就得根據相互尊重、信任、理解與東方人親善。不讓日本常懷恨意,對我國終究是至關重要的。」(引自Dower 1999298-99;黑體為筆者所加)

上面引述的兩份文件的意見,事實上成了麥克阿瑟處理裕仁與天皇制的主要依據。1946121日澳大利亞政府正式要求起訴裕仁天皇。四天後(125日),麥克阿瑟即依據費樂斯與格魯的觀點,發機密電報給陸軍參謀長艾森豪威爾(D. D. Eisenhower) 稱,查無裕仁有罪的證據,並極言不能起訴裕仁為戰犯的理由說:「天皇是日本國民統一的象徵,破壞這個象徵將瓦解日本國家」,如果審判天皇,會引起日本人民的
憤怒與憎惡,採取地下反抗活動與游擊戰來製造混亂,而「共產主義的組織活動將會在分崩離析的民眾中間出現」,對付這樣的局面,「至少要有上百萬軍隊和數 十萬的行政官員,並且必須建立戰時的後勤體制」。(引自升味準之輔 1997[1988b]882)〔註10很明顯,防止共產革命與用最小的成本有效控制日本,是麥克阿瑟力保裕仁與天皇制的根本意圖。麥克阿瑟這封正式表態的電報對華盛頓的決策者產生重大的影響,不久就採取豁免裕仁罪責的行動(見下文)。

費樂斯與日本保皇派從佔領之初就密切共謀製造事證,來證明裕仁本力主和平但受到東條為首的軍國主義者欺瞞、脅迫,以為裕仁脫罪,避免裕仁在國際軍事法庭受審。費樂斯為搜集可證明裕仁不需負戰爭責任的證據,自1945922日至194636日在東京的巢鴨監獄訊問了約四十名的重要戰犯(Bix 2000586)。大約在19471026日(即在前述美國三部協調會〔SWNCC〕 秘令麥克阿瑟搜集有關裕仁戰爭責任的材料後不久),費樂斯告訴原口初太郎中將,天皇對攻擊珍珠港的責任是美方「最重要而關鍵」的問題,麥克阿瑟和他都很關
心天皇的安危,兩人正設法解決這個問題,不讓天皇遭到麻煩。原口把費樂斯的話轉告了當時的內閣書記官長次田大三郎。鑒於美國輿論強烈要求審判天皇,蘇聯亦 持此議,麥克阿瑟並不易遂行其意,原口說「我們必須準備好全面保衛天皇」。次田認為,要擺脫天皇的戰爭責任,最適當的解釋就是自明治天皇以來,天皇從未否
決政府與統帥部的奏議,天皇只有在終戰前內閣與統帥部意見分歧、相持不下時,應首相之請,才首次直接表達自己的意志,裁斷政務。(Bix
1991
18)次田的說法事實上是自裕仁以下日本官方的標準遁辭。

麥克阿瑟不但不願讓裕仁被起訴為戰犯,為了把裕仁的利用價值發揮到極致,他還力求保護裕仁在日本人心中的威嚴,並避免裕仁發言不慎,落人把柄,刻意阻止國際
法庭傳訊裕仁出庭作證,甚至不准國際法庭的檢察官直接向裕仁問訊取證,築起了護衛裕仁的銅牆鐵壁,充當了日本保皇派的最好盟友。(Bix
1992
317;吉田裕 20011992〕:110-11

於是麥克阿瑟的盟軍總部與日本保皇派合謀,多管齊下,實行了周密的保皇計畫:

一、「盟總」要日本政府與戰犯統一口徑,不讓天皇牽連到戰爭責任。

日本政府為了替天皇脫罪,制定了日本戰犯的最高辯護方針,要求:一、絕不能讓天皇承擔責任;二、為國家辯護;三、在前兩項範圍內極力為個人辯護。根據麥克阿瑟與費樂斯的建議,幣原喜重郎內閣並於1945115日通過《關於戰爭責任事宜》的決策。在關於天皇的部份,為天皇開脫說,天皇始終主張用外交談判解決美日爭端,對統帥部與政府的開戰決定及作戰計畫的執行,天皇依憲法實施的慣例,不能駁回。天皇在攻擊珍珠港之前,只聽取過初期的作戰綱要,並不知實施細則。(栗屋憲太郎 1987[1984]95138;小森陽一 20032004〕:120-21)日本官方與民間各界的保皇派(包括天皇的近臣松平康昌),也在194613日至5日集會商議針對國際軍事審判的保皇對策,會中決議,日籍辯護律師對凡有利於被告但不利天皇的證據皆不予採用。(Bix 2000588-89Bergamini
1971
174

1946年初,「盟總」民政局長惠特尼(Courtney Whitney)少將告訴天皇的重臣米內光政海軍大將,麥克阿瑟和杜魯門總統「要讓天皇免責以保護“國體”」,但美國有相當大的力量反對這麼做,東條的供詞至關重要,他可或者以鼓勵天皇反對者的方式回答美國的審問者,或者可以幫忙控制局勢。(Bix 2000586

194636, 費樂斯召來米內光政告以天皇是佔領當局「最好的盟友」,「只要佔領存在一天,天皇制就能繼續」,一些同盟國要求以戰犯懲處天皇,特別是蘇聯企圖把全世界共
產主義化,視天皇制與麥克阿瑟為重大障礙,故強烈主張審判天皇,要對抗這種形勢,若日方能向美方證明天皇完全無辜,那是最方便的辦法。費樂斯說,即將開庭 的東京審判是這麼做的大好機會,特別是東條在受審時得挑起所有責任,換言之,要東條在法庭上這麼說:「在開戰前的御前會議上,我已決定,即使天皇反對與美
國作戰,也要強行推動戰爭。」米內當即表示完全同意,並遵照費樂斯的指示,告知在巢鴨戰犯監獄的東條絕不可牽連到天皇,其他在押的百名左右甲級戰爭嫌犯也 都立誓不累及天皇。正如美國日本史學者道爾(John Dower)所言,以東條為首的甲級戰犯被明白要求在法庭而不是在戰場上效死保衛他們的君主。美日雙方就這樣合力把日本攻擊珍珠港的罪責歸到東條頭上。(Dower 1999323-25
Bix 2000
584-85;小森陽一 20032004〕:188-89;吉田裕
2001
1992〕:
85-87

二、日本宮廷與「盟總」合作泡製天皇的自白

裕仁與保皇派唯恐即將在194653日開庭的東京國際法庭會起訴或傳訊裕仁,追究裕仁在美日戰爭決策過程中的作用,麥克阿瑟也想避免讓裕仁出庭應訊,於是便由「盟總」提出要裕仁回答的重要問題,交寺崎英成轉達。自1946318日至48日, 由副侍從長木下道雄、宮內大臣松平慶民、宮內省宗秩寮總裁松平康昌、宮內省內記部長稻田週一、寺崎英成等組成的“五人會”根據「盟總」的問題提問,裕仁分
五次費時八小時,口述答覆了戰爭決策的有關問題,記錄最後經寺崎英成摘要譯為英文交給費樂斯。松平康昌也根據天皇的自白,遞交一份《天皇陛下與終戰》的報 告給「盟總」「反情報局」(G-2)局長威洛比(Charles A. Willoughby)少將。製作這份《天皇獨白錄》的政治意圖是讓裕仁免於東京法庭的審判,並提供美方可用來指控日本戰犯的材料,內容重在說明裕仁無法防止日美開戰,解釋他何以只有在內閣爭議不決下,才能乾綱獨斷(停戰),而對侵略中國的責任則避而不談。(參見Dower 1999326Bix
2000
589-92Bix 1992 357-59;小森陽一 20032004〕:190-92;吉田裕 20011992〕:147-52
陳鵬仁譯 1991)

值得一提的是,在320日裕仁進行第二次口述前,費樂斯邀請寺崎英成全家共進晚餐。席間費樂斯透露了前述125日麥 克亞瑟發給陸軍參謀長艾森豪威爾機密電報的內容,明告寺崎英成麥克阿瑟向華盛頓表示極力反對起訴天皇的立場。寺崎英成聞訊後,當即在隨後的口述會正式開始
前報告了天皇與「五人會」成員這個情報。他們認為,起訴或可無虞,但考慮到天皇仍可能被傳為證人,對付法庭的口述工作還是不能停頓。(Dower 1999324Bix
2000
590)然而,裕仁在為自己辯解的過程中,無意中卻確證了他知悉日本侵略戰爭的詳情也參與了決策,完全不是日本官方所宣稱的是個反對軍國主義的愛好和平者,也不是個無所作為的虛位立憲君主。(Bix 1992360)這極不利於「盟總」想將裕仁與戰爭責任徹底脫鉤的謀略,因此這份《天皇獨白錄》最後只在「盟總」高層傳閱後,即遭封鎖,並未交給國際軍事檢察局與法庭。(Dower 199932660519Takemae Eiji〔竹前榮治〕 2002256)直到裕仁過世後,這份唯一由裕仁親口講述的歷史材料才被寺崎英成的外孫在其遺物中發現,於1990年末在日本出版,重現人世。

三、麥克阿瑟授意國際軍事檢察局不追查裕仁的責任並隱蔽相關罪證

從至今找到的美國官方文件,都看不到麥克阿瑟與其僚屬調查過天皇的戰爭罪責,他們認真研究的是找出保護裕仁不受戰犯審判的法子。(Bix 20005671945128日,麥克阿瑟任命杜魯門選派的基南(Joseph Berry Keenan)為「盟總」所屬的國際檢察局局長,明告基南不可起訴裕仁,並要求國際檢察局配合保皇的行動計畫。基南便告訴國際檢察局人員不能調查天皇,如若不從,「大可立刻打道回府」。(Dower 1999326)基南本人為取得有利於裕仁的證據,更與日本宮廷合謀,由宮內批准,讓曾在侵華戰爭中製造綏遠事件、後來任陸軍省兵務局長的退役少將田中隆吉充當國際檢察局的主要證人,提供大量日本侵略戰爭的內情,並編造袒護裕仁的證詞,田中因而成了協助基南遂行保皇策略的得力助手。(Bergamini 1971174-76;栗屋憲太郎 1987[1984]148-57;吉田裕 20011992〕:103-7
在整個取證過程,「盟總」與國際檢察局從未仔細、公正地分析文件證據,認真調查天皇在推動侵略戰爭上發生的政治、軍事與思想的作用,刻意忽略會牽累天皇的 可用材料。重要資料如內大臣木戶幸一的日記,可能不利於天皇的部份在譯成英文供法庭參考前,就給刪除了。木戶幸一長達約八百頁的口供也因唯恐會有無意間累
及天皇之處,檢方全未引用。認真訊問日本高官有關天皇的事也是禁忌,近衛文麿在畏罪自殺前告訴一位數次來訪的「盟總」將軍說天皇是主要戰犯,這位將軍便把近衛說成是個為了自保連主子也準備出賣的卑鄙小人。在麥克阿瑟的「盟總」全力支持下,檢方事實上充當了天皇的辯護團。(Dower 1999325-2660518

四、裕仁應「盟總」的要求,提供戰時負重責的高官的名單與材料

國際檢察局為掌握日本戰時軍政高層的內情,以為起訴戰犯之資,要求裕仁提供資料。1946218日,寺崎英成經裕仁批准,把45位戰時支持德、意、日軸心協約的外交高官與軍部要角的名單,交給他在美國的舊識、二戰期間任職於聯邦調查局(FBI)的國際檢察局調查組組長摩根(Roy Morgan),並傳譯裕仁答覆國際檢察局所提的問題。摩根在寫給基南的報告中說,「他(寺崎英成)給了有關許多關鍵被告的重要資料,極有利於用來訊問他們。從寺崎英成得來的資料,將發給負責訊問寺崎英成的情報提到的這些被告的律師們。」松平康昌也積極協助國際檢察局的調查,於1946520日提供許多甲級戰犯的相關資料。因此,日本戰爭嫌犯的名單及其關鍵材料事實上是由裕仁與近臣提供給「盟總」的,裕仁為求脫罪,亦不惜出賣部屬。Bix 1992322;栗屋憲太郎
1987[1984]
143-46;吉田裕 20011992〕:99-103Takemae
Eiji
〔竹前榮治〕 2002259

在麥克阿瑟與日本保皇派的密切合作下,保皇計畫果然成功了。1946429日,國際檢察局公佈遭起訴的甲級戰犯名單,裕仁不在其列。1946617日,美國國務院、陸軍、海軍三部協調會發出免除天皇戰犯嫌疑的SWNCC-55/7文件,第二天,基南便在華盛頓召開記者會,宣稱裕仁不是戰犯,只是個傀儡,是個用來欺騙日本人民的幌子,因此不會受審。(Bix 2000765 .19Takemae Eiji〔竹前榮治〕 2002258)至此裕仁正式躲過了戰爭罪責。

裕仁本人與日本政府在戰敗後都為推卸戰爭責任,而反過來利用二戰期間被批判為「不敬」、有違國體而遭到禁制的「天皇機關論」,把天皇說成是依靠政府輔弼施政、沒有實權的立憲君主,這當然是與事實相背的卸責之辭。(參見信夫清三郎 1988[1984]438-440;家永三郎20061985〕:194-9)正如國際軍事法庭審判長韋勃1948917日在發給其他承審法官看的第二份判決書草稿所說:「所謂天皇不得不根據(閣僚與軍部)的奏議行事的提法,完全與證據不符。他不是個權力受限的君主,如果他按呈奏裁可,那是因為他認為奏議可行。他的責任並不因此而稍減。」Bergamini 1971181)韋勃在此直指天皇對戰爭責無旁貸,目的不是要追究天皇的罪責,而是要求對東條英機等甲級戰犯從輕發落。早在二戰結束前的1945年初,澳大利亞政府詢問韋勃對日本天皇的處置意見時,韋勃就表示,天皇是戰爭的主犯,但是否將天皇定罪該由政治與外交的最高層級來決定。(Bergamini 197117719461月底,美、英開始對中國、澳大利亞、荷蘭等要求起訴天皇的盟國施壓,希望免究天皇的戰爭責任。(Takemae Eiji〔竹前榮治〕 2002258)故韋勃在法庭辯論終結後,認為美、英當局既已依政治考慮,豁免了身為主犯的裕仁的罪責,那麼因忠於裕仁而成為戰犯的東條英機等從犯,就理不應判處死罪,效懲治拿破崙之例,流放荒島即可。(Bergamini 1971181-2)但是美國當局與麥克阿瑟下定決心要拿東條英機等人做裕仁的替罪羊,否則無以杜美國國內與國際輿論的悠悠之口,加以東條等人確也滿手血腥、惡貫滿盈,難辭其咎,韋勃的意見遂未被遠東委員會11國的多數法官贊同。28名甲級戰犯中(松岡洋右、永野修身未及判刑即病死獄中,大川周明因梅毒病發,精神失常而未處刑),東條英機等7人還是被判處絞刑,另有16名判處無期徒刑,120年,17年徒刑。

  美、日雙方合謀的保皇計畫,險些因東條英機的一句供詞而功虧一簣。東條懷有狂熱的軍國主義思想,1941年任首相,是下令偷襲珍珠港的主導者。1945830日美軍佔領日本,911日憲兵便至住宅逮捕東條,他以手槍自殺未遂。裕仁天皇在前述的《紐約時報》訪問中為脫卸責任也誣指東條違旨偷襲珍珠港,造成美國對日宣戰,這使東條備受訾議,成了眾矢之的。他羈押受審期間,家中陷於困境,兄弟竟因盜米被捕。遠東國際法庭自19471222日始提審東條,在數次審訊答辯中,東條雖依照米內光政等日本保皇派傳達的要求,一肩扛起戰爭責任,一再替裕仁開脫,謂裕仁愛好和平,宣戰的決定與裕仁無關,但在19471231日的辯論庭上東條卻漏了口風。為內大臣木戶幸一辯護的美籍律師詢問東條,木戶可曾有過違背天皇和平意願的建議或行為時,東條供稱:「就我所知,沒有一個日本臣民能違背天皇的意旨,特別是日本政府的高級官員尤其不能抗旨。
這一語無異坐實了裕仁是日本對美開戰的元兇。基南聞言大驚,立刻派田中隆吉至巢鴨戰犯監獄要求東條翻供,東條拒絕。最後由松平康昌與同僚商討對策,呈報裕 仁批准,給關在東條相鄰牢房的木戶捎去信息,要他勸服東條。木戶利用放封在院中一起散步的機會,費了兩天工夫苦勸東條以大局為重,並承諾日本政府會照顧改
善他家中的境遇,東條始同意翻供。194816日,東條在最後的答辯庭接受基南詰問時違心地改口說,天皇始終希望和平解決美日爭端,是在他極力陳奏下才迫使天皇違背初衷,同意開戰。就此補上了天皇無責論在國際軍事法庭上的一大罅漏,為裕仁最後一次效了犬馬之勞。東條於19481112日被判處絞刑,聞判後賦絕命詩一首,簡短而幽怨:「櫻花瓣啊──悄悄而哀愁地落下來了。」(參見Bergamini 1971179-180Bix 2000604-5Harries
1987
127;吉田裕 20011992〕:106-77;曹群主編
2007
328-42388

 從東京國際軍事法庭的起訴與審判過程,可以明白東京審判並不是個公正的審判,也不是一些反對東京審判者所指責的僅為勝利者對戰敗者的報復。正如日本歷史學者吉田裕、東野真所言,東京審判是個美日合謀的政治審判。在起訴前,裕仁與近臣便在幕後協助選擇與影響戰犯的名單,宮廷侍臣與外務省官員指示巢鴨監獄的甲級戰爭嫌犯如何招供,宮廷還招待「盟總」高官、基南與許多控辯兩方的律師饗宴、遊獵,培養良好關係,(Bix 2000 613Dower
1999
300-1)最終按照麥克阿瑟與日本保皇派編好的劇碼演完了東京審判這場大戲。二戰中主張與美、英協調而不對抗的所謂“溫和派”政客與官僚,在戰敗後,與美方密切合作,通過保皇的計畫與行動,把戰爭罪責全推到軍部的強硬主戰派頭上,藉由東京大審,徹底整肅打垮了政敵,以裕仁為首,匍伏在美國腳下,執掌日本政權,主導了戰後的政局,這就是纐纈教授在書中所說的:「由
於天皇制度被保留,使得那些以構成天皇制度的宮中部門、重臣集團為核心的保守勢力事實上被保留了下來。被保留下來的天皇制度同時也起到了將戰前的保守政治 家以及官僚階層帶進戰後體制中的作用,並且戰前保守勢力政治性地親自利用天皇的權力,藉所謂“聖斷”之名義,在戰敗前夕從陸軍主戰派的手中奪回了政治的主
導權,從而也就掌握了戰後保守政治的主導權。」(頁
4

否定天皇的神格,製造裕仁的民主形象

   前已述及,格魯與史汀生原來在《波茨坦公告》草案中就寫入了只要日本能保證不再有發展軍國主義的侵略意圖便可保留由裕仁領導的立憲君主制。這個在正式發
表時被刪除的投降條件,此時成了麥克阿瑟處置裕仁與天皇制的方針。他一方面包庇裕仁的戰爭罪行,使裕仁逃脫審判的究責,另一方面則籌謀把日本憲法修改為虛 君立憲制,徹底廢除天皇的權勢,同時取消日本的戰爭權利,以化解同盟國對日本軍國主義復起的深重疑慮,並確保美國對日本的控制。

  麥克阿瑟的第一步驟是把天皇從天上貶回凡塵。日本在1930年 代法西斯主義日益高漲,官方與民間的法西斯主義集團為了形成舉國一致的戰爭體制,開始進行以天皇主權論為核心的「國體明徴」運動。他們以「神道」為國教,
把身為「神道」大祭司的天皇吹捧成天神化身的「現人神」,大肆宣傳日本是由具有天照大神血統的天皇家族繁衍綿延而成,遠遠優越於世界其他民族,天皇是日本 民族至高無上的君父,日本的主權歸於天皇,天皇制乃日本的國體,崇拜、服從天皇是國民的義務,民盡皇民,軍皆皇軍。當時的憲法權威東京大學教授、貴族院議
員美濃部達吉根據國家法人學說,主張日本主權屬於國家,天皇只是行使統治權的最高機關(簡稱「天皇機關論」),本為1920年代大正天皇時期的顯學,是日本議會政治的理論基礎。但民間的法西斯主義集團、議員、軍方於1935年聯手大肆抨擊「天皇機關說」違背基於神權的「天皇主權論」,乃「違反國體」。政府先是查禁美濃部達吉的憲法著作,繼而發表「國體明徴」聲明,指斥天皇機關說「違反神聖國體,乖離國體本義」。自此凡是違反國體的思想都被貼上「赤化」的標籤。(參見近代日本思想史研究會 1992[1959]109-18) 日本的法西斯主義者外以「八紘一宇」,內以「國體明徴」的口號展開如火如荼的宣傳鼓動,舉國民眾受此天皇神權論的毒害,不少人抱著為天皇誓死效忠的皇民思
想,愚昧地被驅向所謂「聖戰」的侵略戰爭,粉身碎骨在所不辭,終於釀成亞太地區與日本本國深重的浩劫。顯然,要把猶有濃厚封建氣息的日本改造成美英式的資 本主義民主國家,就必須從意識形態上破除這種封建迷信的神權君主論。

19451215,「盟總」先發出指令,廢除國教──「國家神道」,不准日本政府再支持、宣傳、控制神道教,打破過去「政教合一」的政策,以免日本政府再利用神道迷信鼓吹效忠天皇、宣傳軍國主義與極端民族主義,蠱惑民眾投入侵略戰爭。(SCAP government section 19701949〕:467-69)在二戰中,美國與許多同盟國不僅把裕仁等同於可恨的日本軍隊,也視之為類如法西斯主義的「神道」教的化身。(Bix 1992319)要把裕仁改造成「和平」、「民主」的形象,以免遭到戰犯審判並保住天皇制,就必須要裕仁親自打破神格的迷信,表現支持日本民主化的態度。上述指令頒佈後,「盟總」與日本宮廷皆有意朝此邁進,以解同盟國的疑慮。稍早之前,「盟總」「民間信息與教育局」(Civil Information and Education Section)官員韓德森(Harold Henderson)便構想了一份要天皇自己否定神格的宣言草案。12月末,經麥克阿瑟同意,送交日方審議。裕仁與宮廷近臣、內閣要員密集討論了這份草案,幾經增刪修改後始定稿。麥克阿瑟與裕仁分別審閱了英日文版本,由裕仁於194611日以元旦詔書發表。這份原名《振興國運》的詔書,後以《人間宣言》著稱。(參見Bergamini 1971163-64Dower 1999309-12Bix
1992
319-20)當時盟國與媒體最注意的是這段否定天皇神格與日本民族優越感的話 :「朕與爾等國民間之紐帶,始終唯君民互信、君愛民敬是賴,非依純屬無稽之傳說與神話,亦絕不繫於天皇為現人神及日本民族優於其他民族從而命定統治世界之妄念。」(SCAP government section v.2 19701949〕:470, 此處譯文參照了日文版本,黑體為筆者所加)詔書發表後,麥克阿瑟為他與裕仁合演的雙簧戲公開讚揚說:「天皇的新年詔書令我欣喜非常。他發表這份詔書發揮了
領導人民民主化的作用,他明確地表示了未來要沿著自由的路線前進的立場。他的行動表現了正確的理念無可抵擋的影響力,正確的理念是遏阻不了的。」(SCAP government section v.2 19701949〕:471)(註11

麥克阿瑟與裕仁藉《人間宣言》塑造裕仁民主形象的策略,收效甚宏。盟國與國際媒體頗有好評,當天的美國《紐約時報》社論稱頌裕仁已「使自己躋身日本歷史的偉大改革者之列」。(Dower 1999317)其實,這些都是不瞭解日本的歷史與思想,致為裕仁及保皇派所蔽的溢美之辭。

「盟總」的底案經過裕仁與其副侍從長木下道雄的修改,事實上已大失原旨。重大的修改有兩處,一是裕仁在1224日閱過「盟總」底稿的日譯本後,便要求加入明治天皇於1868314日發佈的《五條誓文》;二是「盟總」底稿中否定天皇神格的說法原是「朕與國民間之紐帶……絕不依賴日本人為神之後裔……的錯誤觀念」,麥克阿瑟把「日本人」一詞改成「天皇」1229日,木下道雄認為,說日本人非神之後裔猶可,否認天皇是神之後裔則斷不能容,故改成「以天皇為現人神」係錯誤觀念的提法,裕仁也反對他並非神之後裔的說法,贊同木下的修改。(小森陽一 20042003〕:144-45149-151Bix 1992320-21
Dower 1999313-16)。於是在定稿中的詔書起首即有這《五條誓文》:

一、廣興會議,萬事決於公論;

一、 上下一心,盛行經綸;

一、官武一體,以至庶民,各遂其志,毋使人心倦怠;

一、破除舊來之陋習,一本天地之公道;

一、求知識於世界,大振皇國之基礎。”

加入這《五 條誓文》的問題是:第一、這《五條誓文》是明治天皇對日本民族神話的始祖(亦即天皇祖宗)天照大神所發的誓詞,其內涵的精神是君權神授,與主權在民的民主
原則完全背道而馳;第二、這《五條誓文》是擁立天皇的薩摩、長州、土佐、肥前等藩閥為了徹底打垮幕府勢力奪取壟斷朝政的大權而擬定的。誓文發佈不久,就實 行削奪地方諸侯權力的「版籍奉還」、「廢藩置縣」政策,完成高度中央集權的藩閥專制統治。故《五條誓文》根本不具絲毫民主精神。(小森陽一 20042003〕:145-49)負責英譯《人間宣言》的首相幣原喜重郎故意把「萬事決於公論」譯成看似符合民主的「政府一切舉措皆依公意」(all measures of government decided in accordance with public opinion),把「大振皇國之基礎」譯為看似關注人民生計的「促進帝國福址」(promoting the welfare of the Empire),讓不諳日文的西方人誤以為《五條誓文》與民主相容,達到了誤導國際視聽,改變對裕仁印象的目的。

裕仁在《人間宣言》中,表面上否定了自己是「現人神」,卻固持住「現人神」論的根據──天照大神後裔的神話,去其末而保其本,這就如美國學者道爾所說,裕仁只從天上下降到半空。三十一年後,裕仁在1977823日的記者會上吐露了真心話,他說,發表《人間宣言》的主要目的是重申《五條誓文》,否定神格不過是次要之事,他實行民主制,不是因為主權在民,而是「因為(民主)乃明治天皇之所欲」。(Dower 1999314Bix
2000
562)這些話道出了裕仁根深蒂固的保守反動思想。藉著添加《五條誓文》與不願承認不是天照大神的後裔,裕仁維繫了天皇制國體萬世一系的神話,大大妨礙了日本的徹底民主化。美國學者畢克斯(Herbert Bix)一語說破了《人間宣言》的本質:「《人間宣言》遠非麥克阿瑟所說的進步、解放的文告,而只是裕仁與其謀臣再一次限制而非領導他的人民民主化的企圖,這是他成年後一直在幹的勾當。」(Bix 2000562

麥克阿瑟僭越職權,強勢指導修改日本憲法

在 為裕仁披上否定神格的民主化外衣後,麥克阿瑟接著便僭越職權,越俎代庖,搶在「遠東委員會」之前,主導了日本憲法的修訂。前已述及,「遠東委員會」本應為
盟國佔領日本的決策機構,日本憲法的修訂更被規定須由「遠東委員會」定案。麥克阿瑟對華盛頓同意盟國的要求,設置「遠東委員會」淩駕其控制日本的權威,一 直心懷不滿,視「遠東委員會」與「對日理事會」為蘇聯用來妨礙美國控制日本的機構,故一貫採取敷衍、抵制的態度。(見MacArthur 1964291-2931946117日,「遠東委員會」的前身「遠東諮詢委員會」在東京與「盟總」民政局官員開會時,菲律賓代表康飛瑟(Tomas Confesor)詢及「盟總」是否在研究修改日本憲法,「盟總」民政局公共行政課長蓋迪斯(Charles L.Kades)答以「關於日本憲法結構的根本改變這樣的長期問題屬貴委員會的職權」。一星期後,民政局長惠特尼要蓋迪斯準備一份研究麥克阿瑟身為最高統帥在修憲上有多大權責的報告。(Kades 1989221130日,麥克阿瑟與「遠東諮詢委員會」成員會面時說,莫斯科外長會議決定成立「遠東委員會」後,修憲即不屬他的權責,他不會參與,「盟總」也未從事修憲工作(井上清 19721966〕:66;升味準之輔
1997[1988b]875)〔註12〕 並對修憲問題說了一番很冠冕堂皇的話。他說,他希望日本憲法不論怎麼修改,必須讓日本人把產生的文件看作是日本的產品,只有這樣修出來的憲法才能永續長
存,他深信,一部用刺刀強加在日本人頭上的憲法,寫得再好,也只能靠刺刀來維繫,一旦武力撤出,日本人得以作主,就會丟棄那部憲法。(Kades 1989218)蓋迪斯說,由此顯見麥克阿瑟認為,他不應指令憲法的具體改革,而當由日本人主動完成修憲。「遠東諮詢委員會」的代表離開東京不久,惠特尼便於21日將 民政局寫好的報告呈給麥克阿瑟,其結論是麥克阿瑟有「無限制的權威採取你認為適當的作為去造成日本憲法結構的改變,──對你的作為唯一可能的限制便是廢
黜天皇,此事你必須得與參謀長聯席會議商討」。惠特尼還提到,萬一未來「遠東委員會」發出處理憲法改革的政策決定,若「對日理事會」反對麥克阿瑟的指令, 他的決定就不能算數。當時離「遠東委員會」預定成立的226日只有三個多星期,惠特尼對麥克阿瑟獻策說,「遠東委員會」只能反對你下強制性指令所修訂的憲法案,若是以日本政府的名義呈送憲法修訂案由你批准實施,「遠東委員會」便無從否決。因此,若要避開盟國的干涉,貫徹主導修憲的意志,事不宜遲,必須快快行動。(Kades 1989221Harries
1987
90-91Jones 1955329-30

實則19459月麥克阿瑟在佔領日本不久便告訴當時的日本首相東久邇宮親王,他把修憲視為「第一要務」。104日他指示東久邇內閣的國務相近衛文麿要依自由主義原則修憲。1011日麥克阿瑟對繼東久邇宮之後組閣的幣原喜重郎表示:依據《波茨坦公告》,日本傳統的社會秩序要加以導正,這無疑就得使憲法自由化。(Kades 1989218-9;升味準之輔 1997[1988b]865868)但幣原1027日 成立由松本烝治國務相領導的憲修問題調查會,所研擬的修憲草案卻極為保守,仍妄想讓天皇繼續掌握行政、軍事的統治大權,只酌增擴大議會的權責,實際上
是換湯不換藥地保留了明治憲法的基本框架,與麥克阿瑟的要求相去甚遠。蘇聯對美國獨佔日本控制權本極不滿,見麥克阿瑟的佔領政策對天皇與保守勢力多所優 容,頻頻抨擊麥克阿瑟,形成對麥克阿瑟不利的國際輿論。(MacArthur 1964292)「遠東諮詢委員會」中澳大利亞、荷蘭、菲律賓等國與即將進入「遠東委員會」的蘇聯都主張審判裕仁,廢除天皇制,訂立共和憲法,這與麥克阿瑟的意圖直接衝突。194621日,日本《每日新聞》刊出松本委員會的修憲草案,麥克阿瑟認為日方所提的方案過於保守,擔心會遭「遠東委員會」(主要是蘇聯)否決,代以共和憲法,天皇制終將不保。麥克阿瑟見日本政府無心真正走向虛君立憲制,對修憲只圖敷衍了事,為了阻絕美國國內輿論的訾議與其他同盟國的干預,以順利實現在保留天皇制下改造日本為議會民主國家,便御駕親征直接主導日本憲法的修訂,於194623日指示三項修憲原則:一、
天皇為國家元首,皇位世襲。天皇依照憲法行使責任與權力,並按憲法規定,對人民的基本意志負責。二、廢除國家的戰爭權利。日本放棄以戰爭為解決爭端的 手段,即使維護自身的安全也不訴諸戰爭。日本依靠現在令全世界激昂鼓舞的崇高理想自衛。日本不准許再有陸、海、空軍,也絕不給日本部隊交戰權。三、日本的
封建體制須終止。除了皇室,貴族的權利應及身而止,不得傳承。從現在起,不得再以貴族身份在中央與地方市政擁有統治權力。預算仿照英國制度編列
Kades 1989223-24)他命令「盟總」民政局根據這三項原則在212日前完成憲法草案,再設法使日本政府的相關要員接受,目的是趕在「遠東委員會」開始討論日本修憲案之前讓修憲之木成舟,並於4月的日本大選前公佈,交付日本選民公決,形成類如公民投票的效果,防止「遠東委員會」否決修憲案。(Kades 1989233)麥克阿瑟這樣便可隱身幕後,一手操縱修憲,再聲稱新憲系由日本政府主動提出,並由人民的自由意志同意,符合《波茨坦公告》的規定,讓「遠東委員會」即使想否決修憲案也師出無名。

  惠特尼受命後隨即於23日成立由蓋迪斯等三人組成的指導委員會,下轄8個小組,負責起草憲法草案。惠特尼在當天的民政局內部會議交付任務時說,他料想日本政府的憲法草案會有很濃厚的右翼保守色彩,但他想勸服外務大臣與相關官員,要保住天皇與他們本身殘存的權力,唯一的可能便是接受並通過一部強行果決向左轉的憲法。他又說,若說服的方法行不通,麥克阿瑟將軍授權給他,不僅可威脅要用強制力,還可直接行使強制力。(高柳賢三
等編著V.1 1972102104;黑體為筆者所加)惠特尼率民政局官員快馬加鞭於212日完成草案並經麥克阿瑟批准,13日 便與日方的外相吉田茂、國務相松本烝治等人在吉田茂家中討論憲法草案。惠特尼開門見山便表示最高統帥完全不能接受日方草案,單刀直入地說,同盟國要看到日
本的統治結構沿著民主路線有大幅度的自由化改造,才會認為差可證明日本已由戰爭與挫敗中汲取教訓,準備以維護和平的國際社會成員行事,但松本所擬的草案與 這差距甚遠,因此最高統帥備好一份他的修憲基本原則的詳細說明,就是現在交給日本政府的憲法草案。惠特尼建議日方充份加以考慮,用來做為重新修訂憲法的指
標。語畢,松本悶氣不敢吭聲,吉田則面露驚駭憂惶之色,半响全說不出話來,惠特尼打破沉默要他們先看看草案再說,美方人員便出房欣賞庭院的美景。(Whitney 1956250-1;另參見高柳賢三 等編著V.1 1972322)吉田一見草案第一條便是「天皇作為國家的象徵」,大出意外,極為錯愕。(原彬久 2007[2005]109)半小時後,惠特尼等人回房。松本烝治告以美方草案與日方大相徑庭,必須回稟首相才能表達意見。惠特尼便語帶威脅地說:「最高統帥一直在堅持保護你們的天皇,頂住日本外部要調查天皇戰爭罪行的日益增強的壓力。他至今仍在保護天皇,因為他認為這合乎正義公道,而且會盡其所能地持續不輟。但,諸位先生,最高統帥不是萬能的。不過他認為,接受這部新憲法的條款,就可以使天皇實際上安然無恙。……麥克阿瑟將軍認為,這是被許多人認為是反動勢力的保守派保住權位的最後機會,這只有急遽向左轉才能做到。如果你們接受這部憲法,你們可以篤定最高統帥會支持你們的立場。我再怎麼強調都不會過份的是:接受這部憲法草案是你們還能在位的唯一希望,而且最高統帥認定,日本人民應可自由選擇這部憲法或任何其他不體現這些原則的憲法。」(高柳賢三
等編著V.1 1972326328, 黑體為筆者所加)惠特尼還告訴日方,最高統帥雖不強迫他們採取進一步的行動,業已決定要在四月的大選前將憲法議題公諸於民,好讓他們有充份的機會討論憲法
改革,自由表達他們的意志,如果內閣不能在此之前準備好一份合適的可用草案,麥克阿瑟元帥就會把這份修憲原則的說明直接發佈給日本人民。(Whitney 1956250-1

   在「盟總」的威脅利誘下,日本政府驚慌失措,備感為難。「盟總」的草案徹底剝除了天皇的統治權,將國家由天皇主權轉為國民主權,還明載日本完全放棄屬於
國家主權的戰爭權利,這對日本的國家體制是前所未有的根本變革,對天皇與整個統治階級都是重大的衝擊。但若不俯首聽命,照章辦理,則天皇制恐將不保,首相 幣原喜重郎等人還擔心「美國的草案向國民一發表,內閣總辭,那麼就要組成全部承認美國草案的內閣,我國的政治就有左傾之虞。」(引自井上清 1972[1966]63)幣原喜重郎與負責憲法草案的松本烝治在研究「盟總」草案後,雖猶圖轉圜的餘地,但「盟總」不為所動,只好在219日經內閣決議由幣原最後再探麥克阿瑟的意旨以為定奪,而麥克阿瑟見日本政府遲疑不決,於221日明 白告訴來訪的幣原:「自從與天皇會見以來,總是念念不忘一定要使天皇平安無事。……但我接到了內容實在令人不愉快的關於遠東委員會在華盛頓所作的決議的報
告。……蘇聯和澳大利亞害怕日本進行復仇戰,而極力設法防止。美國的方案表明由天皇頒佈憲法,並在第一條規定天皇世襲帝位……應該說美國的方案是為保護天 皇盡了力的。」對放棄戰爭的問題,麥克阿瑟解釋說:「關於軍隊的規定全部刪去,但在這時日本政府不要從國內的意向而要從外國的期望去考慮這個問題,即如果
保存關於軍隊的條款,……它們一定又要認為日本企圖重新武裝。……如按松本案寫入關於軍隊的條款,則世界必然懷疑日本的真意,其影響將是令人寒心的。我認 為,這會使日本安泰的期望不可能實現。這時,首先應該留意各國的反應,而不採納美國的方案,日本將失去最佳的良機。」麥克阿瑟還別提到:「蘇聯、荷蘭、澳
大利亞等國,對天皇的保存尤其恐懼,這些國家擔心,聽從天皇的停戰命令的國民,如再奉到天皇的命令,他們還會照辦。因此,他們堅決主張,廢除天皇制為理所 當然的,而且應當將天皇作為戰犯來審判。日本放棄戰爭,表示日本國民不再進行戰爭的決心,以取得世界的信任,在憲法中證明天皇是象徵,各國就不會說三道四
和追究天皇制了。」(見升味準之輔 1997[1988b]886-7)幣原聞言,為保住天皇制便同意了將天皇作為日本的象徵和放棄戰爭寫入憲法。美、日在天皇制這個標的物上,以虛君立憲與放棄戰爭與軍備為代價,雙方完成了這筆政治交易。(註13

226,日本內閣決議照「盟總」方案擬定憲法草案,日方人員在「盟總」催逼甚急下,無暇充分討論,日夜兼程趕工完成草案。(升味準之輔 1997[1988b]88835日,幣原等人帶著麥克阿瑟草案與聲稱天皇切望大幅修改明治憲法的天皇敕令草稿入宮晉見裕仁。裕仁自美方提出修憲要求後,本不願交出統治大權,對修憲抱著消極、拖延的態度,直到1946212日,當松本烝治正忙於起草修憲案時,還要副侍從長木下道雄告訴幣原首相不用急於修憲,只須對美方表達修憲意願就夠了。(小森陽一 20042003〕:180)但當時「盟總」的國際軍事檢察局正展開拘捕、鞠訊戰犯的行動,可能危及裕仁,而裕仁的二弟高松宮、么弟三笠宮、叔父東久邇宮等皇族也都認為裕仁應負起戰敗的責任,宣佈退位,由皇太子明仁繼承。227日,三笠宮在樞密院發言促請裕仁下臺,同日,日本報紙刊出美聯社記者採訪前首相東久邇宮的新聞說,皇族多數成員贊成裕仁退位。 3月4,《紐約時報》又刊出東久邇宮的訪問稿,表示高松宮可在明仁成年前擔任攝政。裕仁在內外交迫下頗為焦慮,要保住皇位就只有接受麥克阿瑟草案,雖不願成為盡喪實權的虛位君主,勢既成定局,此時也只有俯首聽命,百般無奈地對幣原說,「事已至此,也沒輒了。」(參見Bix 2000571-74Takemae
Eiji
〔竹前榮治〕 2002259Dower 1999320-23;小森陽一 20042003〕:184;吉田裕 20011992〕:81-84)(註14)幣原返回召開內閣會議,告知閣員除支持美方的憲法版本,別無他途,閣員們飲泣吞聲,加緊審議,在當晚915分就通過草案。6日,日本政府公佈新憲草案綱要,「盟總」官員同時攜帶英文本往華盛頓送交美國政府與「遠東委員會」(註15),麥克阿瑟隨即發表聲明贊同他親手導演的憲法修正案。(Takemae Eiji〔竹前榮治〕 2002281;升味準之輔
1997[1988b]
888-89)日本新憲法的基本框架就在日本國民並未自由表達意見之前,便由麥克阿瑟強制日本政府接受了。(註16)麥克阿瑟在草案正式公佈前全未知會「遠東委員會」,更沒有送交審查,令「遠東委員會」覺得受到侮辱,非常不滿他的一手遮天,獨斷專行,有些「遠東委員會」代表質疑這份草案是否表達了日本人民的自由意志,並擔心會在議會沒有充份審議下便被迫通過。「遠東委員會」遂於 3月20決議要求「盟總」不斷通報日本議會審查草案的狀況,並要求在日本議會通過憲法修正案之前須由「遠東委員會」審查定稿。(Jones 1955341-2McNelly 198787)麥克阿瑟對此強烈反對,理由是:「日本國民會將此視為盟國以武力強制日本,……如果關於憲法問題的一切討論受到盟國否決的威脅,那就不能有自由意思。」(引自升味準之輔 1997[1998a]889)麥克阿瑟這是儼然以日本人民的主宰自居,作之君,作之父了。(註17)「遠東委員會」隨後又通過幾個包括「應鼓勵日本人民廢除天皇制」的決議,試圖拿回修憲的主導權,終因美國政府從中作梗,不願全力配合,麥克阿瑟復強硬抵制而未果。(參見Jones 1955350-1
McNelly 1987
96-8;于群 199660)日本憲法在議會討論審查數月後,經局部修改,於113日由天皇公佈,194753日正式施行。在新憲法即將公佈前的19461017日,「遠東委員會」決議日本新憲法在實施一年後應由議會重新檢討審查有無修改必要,並視需要舉辦公民投票或其他適當辦法以測知日本人民對新憲的意見。1947320日,「遠東委員會」發佈了這項政策,然而,「盟總」害怕日本人民與議會知道「遠東委員會」的決議後會動搖對新憲的信心,卻下令滴水不漏地嚴禁日本的報紙與廣播報導「日本憲法將遵照遠東委員會的指令,由遠委會或日本人民重新審查」的消息。(McNelly 198797)日本人民因而失去自主審議、自由確認憲法的有利時機。天皇制在麥克阿瑟與美國政府極力排除「遠東委員會」介入下自此獲得保留,(註18)但關於放棄戰爭的和平條款卻成了延續至今,擾攘不休的問題。

美國獨霸太平洋的野心種下日本軍國主義死灰復燃的禍根 

麥克阿瑟不僅包庇裕仁的戰爭罪責,還力保裕仁的皇座,使其不致被迫退位。自日本戰敗後至1952年盟國佔領統治結束,統治階級與學術界中有不少人從維護天皇制的立場認為裕仁應為戰敗負起政治與道義責任,謝罪退位,傳位太子,這才能保持天皇制在人民心中的道德正當性。其中包括:重臣近衛文麿、木戶幸一,皇族東久邇宮、高松宮、三笠宮,東京大學校長南原繁,京都大學教授田邊元,眾議員中曾根康弘等人。(參見Bix 1992312-18Dower
1999
320-7;原彬久 2007[2005]146194878日, 已離職返美的費樂斯寫信給寺崎英成告誡說,美國報紙常提到天皇退位之事,此事若成真,「會是所有共產黨的勝利,尤其是俄國人,他們認為,所謂只要天皇仍在
位,日本就能民主化的主張,是天真的論調」,也「會打擊麥克阿瑟的佔領,因元帥是充份利用天皇的威望與個人的領導而得以成功的。」再者,裕仁一下臺,前此 費心營造的天皇無辜的迷霧就整個給驅散了。費樂斯警告說,「他的遜位,尤其是在戰犯宣判罪刑之際同時遜位,在全世界的眼裏,就會表明陛下是軍事集團的一
員。……美國的輿論正開始轉向認為天皇不必為戰爭負責,遜位會逆轉輿論的趨向。」在東京國際法庭於1948年1112日宣判之前不久,風傳裕仁在國內外一片要求退位的聲浪中有引疚下臺之意。麥克阿瑟認為,裕仁退位直接有利於共產主義,也會讓日本混亂,退位的念頭「不僅愚蠢、荒謬絕倫,而且對日本人民極為有害」,遂於1028日與強烈擁戴裕仁的首相吉田茂會面,要吉田告知裕仁,絕不可退位。裕仁有了麥克阿瑟的強力支持,復堅在位之志,在國際軍事法庭宣判之日致函麥克阿瑟表示感謝並願繼續工作之意。裕仁從此安坐其位,直至老死。(參見Dower 1999327-30;原彬久 2007[2005]142-45)(註19

在 麥克阿瑟與日本統治階級的政治交易中,日本天皇雖被削奪實權,但裕仁未遭追究戰爭罪責成為同盟國的階下囚,天皇制也獲得保留,附著在天皇制上的政治保守勢
力與思想亦隨之堅若磐石,繼續主導戰後的日本社會。對保守勢力來說,代價雖然重大卻非常值得,麥克阿瑟實恩同再造,令他們不勝感激。原任外相極端保守反共 的吉田茂自19465月起5次組閣,當政六年多,為日本戰後的發展奠立基礎,他在1963年出版的《世界與日本》中說:『以幫助日本迅速獲得安定與重建作為佔領政策重點的麥克阿瑟將軍,在制定新憲法時,以維護皇室制度作為最高目標的這份心」,令他銘感五內。(引自原彬久 2007[2005]117

  裕仁沒有因主宰侵略戰爭而被徹底清算,與天皇制共生的固有封建保守思想與軍國主義意識形態也就難以根除。日本右翼勢力至今不肯承認二戰期間的侵略罪行,依
然高唱所謂的「東亞聖戰」論,可溯源於此。正如美國日本史學者畢克斯所說,「只要天皇未能公開承認他本身對日本侵略的責任,大多數的日本人就會依然認為他 們打了一場以亞洲人的解放與繁榮為最高目標的『生存與自衛』的聖戰」,「這妨礙了日本人民本身歷史意識的警醒。既然他們悃悃效忠的天皇從不必為自己的言行負責,許多日本人就難於相信他們曾是近乎消滅種族的侵略與屠殺的共犯。」(Bix 1992317330)吉田茂在1958年出版的《回想十年》第四卷中,仍奉二戰前天皇的《教育敕語》為圭臬,說:「皇室亦即國家」,「皇室乃我民族之始祖、本家」,「尊崇皇室是人倫之義理,是社會秩序之基石」。(引自原彬久 2007[2005]225)甚至直到2000年,時任日本首相的森喜朗猶於515日重彈軍國主義的「皇國史觀」,大肆妄言「日本是一個以天皇為中心的神之國」,足見包含在天皇制中的封建迷信與軍國主義思維之根深蒂固。對美國為了壟斷控制日本的利益而不遺餘力地護衛日本天皇制所遺留的禍害,日本的著名史學家井上清教
授作了很深刻的批判:「日本軍國主義的最高指揮者沒有受到任何觸動而被保留下來,軍國主義意識形態的核心──尊崇天皇的觀念也得以保存下來。根據新憲法, 天皇已不再像以前那樣,不是日本國唯一的最高統治者,但作為『日本國的象徵』和『日本國民集體的象徵』,依然高居於日本國民之上。……麥克阿瑟所代表的美
帝國主義絲毫沒有追究天皇的戰爭責任。這就妨礙了日本人對日本軍國主義根據天皇的命令,在天皇的最高指揮下所進行的那次侵略戰爭感到責任,妨礙了徹底清算 軍國主義的意識形態。於是在保留天皇制的同時,也就保留了軍國主義意識形態的核心。」(井上清 1985[1977]71)日本軍國主義之得以死灰復燃,始作俑者,不能不歸咎於美國獨霸太平洋的帝國主義野心。這是我們回顧這段歷史必然會得出的結論。(待續)

註釋:

註〔7〕:這並不表示日本人民自願甘為美國的政治工具,或民主改革運動不具意義,只是強調在盟軍佔領下日本戰後民主化的主導權握在美國手裏,其速度與範圍由美國控制,從而限制了日本人民民主的進展與深化。關於「盟總」對日本進步勢力的態度與政策,可參見(Takemae Eiji〔竹前榮治〕 1987

註(8):關於裕仁是否如麥克阿瑟所言,自願要承擔戰爭責任,仍是懸而未決的公案。兩人的會談內容,美方未留下正式的官方記錄,唯一可依據的直接材料便是麥克阿瑟的《回憶錄》,而日方則陸續出現過天皇侍從長藤田尚德的回憶錄(1961年)、譯員奧村勝藏的手記(1975年)與經轉述的私下談話、以及日本外務省公佈的奧村所作的日方記錄(2002年)。 在日方的材料中,說辭不一,藤田的回憶錄與奧村的私下談話都與麥克阿瑟的說法一致,但在日本外務省公佈的會談記錄中,裕仁僅表示曾極力想避免向美、英開
戰,最後卻仍兵戎相見,至感遺憾,這種措辭是在規避而不是承擔戰爭責任。日方說辭之所以矛盾,應是奧村所說的:「考慮到事關重大,對記錄作了刪除。」裕仁本人 對會談內容始終諱莫若深,以曾與麥克阿瑟約定為由,不肯透露絲毫內情。關於此事的爭論參見(小森陽一 20042003〕:98-122Dower 1999295-96)。不過,據裕仁最親信的內大臣木戶幸一在1945829日(麥克阿瑟至日本的前夕)的日記所載,裕仁當天對他說,願承擔所有的責任而退位,不願讓臣屬被同盟國以戰犯懲處。(Bix 1992315 46)這與麥克阿瑟在《回憶錄》所言是一致的。

註〔9〕:關於天皇的戰爭責任問題,日本的井上清教授有詳細而深入的剖析(井上清 19831975〕)。美國著名的日本史學者畢克斯(Herbert P. Bix)運用裕仁於1989年死後才面世的重要史料,揭露了日本投降後裕仁與其近臣、日本政府和麥克阿瑟聯手洗刷裕仁戰爭罪責的行徑。(Bix1992

註〔10〕:.美國國務院派駐「盟總」的政治顧問喬治‧艾奇遜(George Atcheson)原本主張廢除天皇制,但到日本後改變了觀點。他在194614日致函杜魯門總統所陳述的意見很能說明當時美國決策者的想法:「我確信天皇是戰犯。……我並不改變原來的那個要使日本真正成為民主國家就必須消滅天皇制的意見
但是,考慮種種情況之後,……我們的軍事力量正在急速復員,但是障礙也正在出現。不言而喻,在必須繼續利用、管理和改革日本政府的現狀下,天皇是最有用 的,官吏和一般國民均服從他。他已表明要誠心幫助我們去達到總的目的,而且看來比他周圍的人更熱心地努力於自身的民主化」(引自升味準之輔 1997[1998a]880-1,黑體是筆者所加)

19451218,美國參謀長聯席會議對日本政府體系的改革作成決議,其中要求麥克阿瑟「更周密和詳細地研究和考慮政府和憲法改革的每一個細節,……以避免或儘量減小日本人因這些改革而產生的不滿和動亂。」(引自于群 199654)這份文件於1946111日送抵「盟總」。麥克阿瑟顯然利用軍方憂慮日本動亂的心理而誇大審判裕仁可能引起的後果,來加強軍方對他的支持。

註〔11〕:麥克阿瑟在《回憶錄》中謊稱:「1946年元旦,天皇未對我提及也沒和我討論,便發佈了公開否定本身神格的詔書。」(MacArthur 1964311

註〔12〕:蓋迪斯在他的論文裏的說法是,麥克阿瑟與「遠東諮詢委員會」成員會面時,提出了「遠東委員會」成立後他的權責有多大的疑問。(Kades 1989221)研究美國佔領政策的學者大多批評「盟總」用高壓、不民主的手段強制日本接受憲法修訂案。蓋迪斯寫作此文的目的便是以當事人的身份針對這種責難提出辯解,故而不免會有他自己所承認的偏頗之處,因此這裏不採用他的說法。

註〔13〕:幣原內閣的書記官長楢橋渡日後說道:「這個憲法乃是天皇制的避雷針。」(引自信夫清三郎等 19921974〕:730

註〔14〕:關於裕仁對被削奪實權的真正反應,說法不一。「盟總」民政局出版的《日本的政治改造》(Political Reorientation of Japan)根據當時日本內閣書記官長楢橋渡的報告說,222日,幣原首相與外相吉田茂、楢橋渡入宮覲見裕仁,稟報麥克阿瑟草案的內容,裕仁毫不猶豫地要幣原全力支持最徹底的修憲,即使解除他本人的一切政治權威也無妨。但日本歷史學者渡邊治揭露說,楢橋渡的報告純屬虛構,外相吉田根本否認有222日覲見之事,也查不到其他相關記載。(參見SCAP government section 19701949〕:106Bix 2000574-75 Dower 1999378

註〔15〕:整個憲法草案制訂過程,「盟總」都未通報美國政府與「遠東委員會」﹐草案在東京公佈時,華盛頓尚未收到。(McNelly 198784

註〔16〕:「盟總」下令日本報紙不准刊登有關憲法草案是由「盟總」官員擬妥的隻言片語。(McNelly 198784

註(17):事實上,麥克阿瑟深懷盎格魯‧撒克遜人的白種優越感,對日本人心存鄙夷之念,確以日本人的君父自居。1948年,他對「盟總」的澳大利亞籍同事說,「就一般原則而言」,他建議對待東方人首先就「吐口水到他們眼裏」。他把日本人比諸「二流學生」,只能以課後補習的速度吸收先進的觀念。1951年,他在美國國會的調查聽證會上說,「用現代文明的標準來衡量」,日本人「與我們45歲的發展相比,像個12歲的男孩。」(Schaller 19979

註(18):麥克阿瑟在《回憶錄》中說新憲:「永無法完成,若佔領要依靠遠東委員會的審議進行的話──在蘇聯具有否決權下!」(MacArthur 1964302

註(19):對裕仁本人是否曾真心有意退位,有不同的看法。(參見原彬久 2007[2005]144-48Bix
2000
649-50

 

 

 

 

 

 

 

 

 

 

 

 

 

 

 

 

 

 

 

 

 

 

 

 

 

 

 

 

 

 

 

 

 

 

 

 

 

 

 

 

 

 

 

 

 

 

 

 

 

 

 

 

 

 

 

 

 

 

 

 

 

 

 

 

 

 

 

 

 

 

 

 

 

 

 

 

 

 

 

 

 

 

 

 

 

 

 

 

 

 

 

 

 

 

 

 

 

 

 

 

 

 

 

 

 

 

 

 

 

 

 

 

 

 

 

 

 

 

 

 

 

 

 

 

 

 

 

 

 

 

 

 

 

 

 

 

 

 

 

 

 

 

 

 

 

 

 

 

 

 

 

 

 

 

 

 

 

 

 

 

 

 

 

 

 

 

 

 

 

 

 

 

 

 

 

 

 

 

 

 

 

 

 

 

 

 

 

 

 

 

 

 

 

 

 

 

 

 

 

 

 

 

 

 

 

 

 

 

 

 

 

 

 

 

 

 

 

 

 

 

 

 

 

 

 

 

 

 

 

 

 

 

 

 

 

 

 

51期(2008年1月)從卡斯楚跟布希的南北對話看活化燃油的未來

從卡斯楚跟布希的南北對話看活化燃油的未來  (大觀系列一﹕人類之能源使用及油峰現象)

 

李良

 

二○○七年三月二十九日, 古巴革命英雄和領導者, 無產階級正義的代言人費特爾卡斯楚, 因北方(代表歐盟及美加澳日等國)國家無節制的開發農業燃油(Agro-fuel, 即產自農業作物的所謂活化燃油, Bio-fuel)一事, 在機關報 Granma 上發表了一篇社論, 向那剛跟巴西簽訂以農作物提煉乙醇(Ethanol)協約, 世界資產階級既得利益集團的頭頭之一喬治布希放了一炮, 明言如果不加節制, 將會有三十億人類因飢饉而死,

為佔地球人口大多數的南方(包括第三世界跟未開發及開發中國家)人民請命. 其聲鏗鏘,正氣懍然
依稀還可看出費特爾當年為了古巴人民的解放事業, 率領一百古巴好漢夜襲哈凡那港, 雄姿英發氣吞萬里如虎的情景. 費特爾卡斯楚今日廉頗雖老, 而寶刀實仍未老也!

 

費特爾卡斯楚喬治布希的空中交鋒情節跟後續發展, 因時間和篇幅關係不在此詳述, 有心的朋友自可查查新聞. 現在只在這把環繞於這個題目的因果拉雜地談談, 並以源自農業產品如玉米, 甘蔗, 大豆, 和其它作物如薯類, 甜菜, 棕櫚等的活化燃油為主; 一位在俄亥俄州大執教的老友, 熱衷於用非農業產品麻風子樹 (Jatropha) 製作活化燃油, 問題多多, 將另作討論, 不在本文範圍之內,

 

我這兒將 Bio-fuel 譯成活化燃油, 是相對於石化燃油(Fossil-fuel,
即石油)一詞而來. Bio-fuel 目前流行的譯名是生物燃油生質燃油, 我都認為有失信達雅的原則. 讀者若有異議, 則請隨意, 只要知道是怎麼回事就成.

 

目前有關活化燃油的研發和活化燃油工業的建立, 可說是有如雨後春筍. 一時蔚為大觀, 儼然二十一世紀人類工業進化史的主流. 幾乎所有北方世界有關國家都參與其中, 開發中國家如中國, 印度, 印尼, 馬來西亞, 泰國, 巴西, 巴拉圭, 海地, 墨西哥等等等等, 都紛紛跳入, 為人作嫁, 甘附驥尾. 

 

人們如此地熱衷於活化燃油, 原因不外有三:

 

. 活化燃油豐盛而可以再生, 而且綠色而潔淨; 無論從生產的程序或技術的層面上看, 都可保證它的永續性, 有如蘇東坡的名句  是造物者之無盡藏也!

 

. 由於一的那種清純形象, 因此, 北方世界的工業界和政客, 世界銀行, 聯合國, 甚至聯合國裡的國際氣像變化諮議小組, 都異口同聲地認為使用源自玉米, 甘蔗,
大豆, 和其它作物如薯類, 甜菜, 棕櫚等的活化燃油, 由於上述農作物生長過成中吸取大氣裡的二氧化碳, 相對地來說, 不但可以減輕由於使用
石化燃油而生出的溫室效應, 從而舒減氣像變化的壓力, 也可為油峰(Peak
Oil
)之後的燃油短缺問題, 提供了一個合理而可行的過渡. 於是,
懷有不同動機的團體, 竟都產生了相同的結論.

 

. 以資本主義為主導的市場經濟, 每隔一段時間, 就要推出一種高投資,
高回收, 資本集中卻又高度勞力密集的獨佔性工業. 如由紡織工業, 汽車工業, 半導體和計算機工業, 網路工業, 到方今跟生物科技息息相關的活化燃油工業. 資本主義仰賴市場經濟的陣地得以存活,
但其宿命就是重複事物盛極而衰的周期. 不久前網路工業股票價格的天堂與地獄, 就是市場經濟的最好寫照. 可如果沒有每隔一段時間的推陳出新, 市場經濟就無所施其技, 資本主義就難以活命. 但資本主義跟市場經濟有它的阿契利斯的腳後跟, 就是資源跟環境的極限 (
冰凍英國跟資本主義的宿命!大觀系列四:人類及其命運, 李良書簡二零零五年十一月四日之二), 因此, 於有如造物者之無盡藏的活化燃油工業. 市場經濟一眾混混們豈有不加以蠶食鯨吞之理?

 

我們不是不應該發展活化燃油, 可目前活化燃油發展的論點, 其實是建立於一種似是而非的詭論上. 活化燃油的推手們, 只給我們描繪了一幅美麗的圖畫, 卻迴避了與日俱增的南北食物的供求跟能源分配的不平等可能導致的災難, 這就是老英雄費特爾卡斯楚給了小喬治布希當頭一棒的原因.

 

問題的關鍵是, 活化燃油的發展, 是個有關整個人類生活大觀上的系統工程問題, 不是一個只須解決局部能源短缺或改善局部環境的頭痛醫頭問題. 它牽涉到整個人類的土地, 食物, 資源, 人口等的政治和經濟的交錯關係. 現在北方國度對活化燃油工業發展的鼓吹, 並沒有觸到它將引起有關它對人類食物跟能源的深層影響. 因此無法為它可能帶來的負面影響加以理性解決. 不是凡抓到老鼠的都是好貓, 要看它抓到老鼠的過程跟結果, 更不能摸著石頭過河.

 

北方的工業化國家, 早已設定了活化燃油的進度. 歐盟諸國在二零一零年的指標是, 包括乙醇(Ethanol)活性柴油(Bio-diesel)在內,

活化燃油要佔交通用燃油的百分之六; 二零二零年前, 要達到百分之十. 美國則要在短期內年產活化燃油三百五十億加侖, 佔年消耗量的百分之十二. 可是, 羊毛出在羊身上! 這些生殖活性原料來生產活化燃油的羊兒們, 到底在那兒呢?

上述北方工業化國家設定的目標, 大大的超過了它們本身的農業作業能力. 照那種目標來進行, 歐洲將要用上它農業用地的百分之七十, 美國呢? 就要賠上全國玉米和大豆年生產量的總和. 所以如在原地生產, 北方工業化國家裡的農地就要全體報消. 於是這些參與國際經濟合作跟發展組織 (Organization of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國家的腦筋, 就動到南方的頭上來了.

 

在過去短短的三年裡, 投資於建立活化燃油公司的原始資金就增加了八倍. 大利之所在, 資助研發活化燃油的私資也是蜂湧如潮. 而在市場經濟的運作之下, 為著活化燃油工業的發展, 資本跟權力的集中既迅速而又極端.
大型石油業, 汽車業, 以及基因工程業等公司, 以合作名義, 巧妙的躲過了政府反壟斷法的監督, 把食品跟活化燃油的研發, 製造, 包裝, 以及運送批發等一系列過程都包辦了, 變成了一個巨大的新興利益團體.

 

為了利益所在, 這個巨大的新興利益團體, 無不宣傳著活化燃油對環境是怎樣的友好, 怎樣的可再生, 怎樣的促進農村發展,
還有, 怎樣的可以降低地球暖化跟氣像變化的危機. 是這樣的嗎?

 

由於活化燃油公司巨大的市場獨佔性以及各國政府形同虛設的所謂監督, 就讓我們來探究一下這類的詭論.

 

環保天使? 

 

活化燃油果然是清潔跟綠色的嗎? 表面上看, 活化燃油的原料是植物性的, 它們生長期間, 由於光合作用, 把空氣中的溫室效應氣體如二氧化碳吸收了; 另一方面, 活化燃油燃燒時雖也舒出二氧化碳, 可一吸一放, 兩相抵消. 雖然總的來說, 減少的二氧化碳的排放是有限的, 但不似石化燃油把遠古以來內藏的碳, 都全體的於燃燒時作單方面的散發. 從這來看, 活化燃油果然是清潔跟綠色的, 無誤.

 

可是, 如果我們從活化燃油的生命周期系統而大觀地來看, 事實就不會是這樣的了. 因為我們首先要清出用來種植活化燃油原料用的土地, 包括去林時的燃燒, 整土養殖, 跟這過程裡原藏在土壤裡碳的釋出, 加上大量使用氮肥跟除虫劑, 因而引起有毒氮化物的污染. 曾有人估計, 製成一噸以棕櫚為原料的活化燃油, 會產生三十三噸的二氧化碳, 石化燃油的提煉, 要高出十倍; 清除熱帶雨林來種植甘蔗製造乙醇, 生出的溫室氣體, 要教石化燃油的提煉, 高出百分之五十! 而有毒氮化物的污染引起好一部份的墨西哥灣變成死水, 也不是新鮮事了.

 

這個巨大的新興利益團體, 認為開發活化燃油不會去林化; 他們說, 活化燃油的原料是種植在環境上棄置之地, 不但不會有害於環保, 還會有利於水土保持. 這根本是個神話, 就拿巴西而論, 為了要種植活化燃油的原料, 它重新劃定沿著大西洋岸 名叫Cerrado Pantanal 的森林地帶兩億英畝的乾熱帶森林, 草原, 和沼澤地為棄置地. 可那兒卻是印第安原住民跟以農為生的農莊和牧場, 是個本就自足的多元生態系統. 巴西政府這麼一來, 它們就跟那早已被去林化的阿馬蓀河流域的農地沒甚兩樣. 在巴西, 目前年產百分之四十的大豆被用來做活化燃油的原料, 代價是每年毀了三十萬英畝阿馬蓀河流域的雨林. 而在非洲, 類似的情況正將出現. 前所提到的用非農業作物麻風子來製活化燃油, 中國就揚言要清出一個英國大小的棄置地來種植麻風子樹, 而且已正式實行; 在雲南一地, 就毀了以萬畝計的原始森林. 我看著痛心, 可 生產活化燃油以供世界工廠之用, 不正是鄧小平摸著石頭過河的經濟發展藍圖的演譯嗎?

 

變相的大型奴工種植場

 

另外, 有關南方世界人民經濟上的影響呢?

 

在雨量跟陽光兩相充足的熱帶地區, 每百畝以家庭式經營的農耕地, 可提供三十五個工作機會. 可用來種棕櫚和甘蔗的話, 則只有十個; 種大豆呢, 就只有半個了. 不但使落後而貧苦地區的僱用機會減少, 而且都是低到不堪的工資. 於是, 這個巨大的新興利益團體所控制的大型活化燃油的原料種植場, 也就必然地變成了一種變相的大型奴工營, 就跟當年帝國主義的東西印度公司經營的農場, 或美國早年以黑奴為主的棉花和煙草種植場沒甚麼兩樣.

 

因為所須土地跟市場的廣泛, 這個巨大的新興利益團體在資本主義的市場運作之下, 將會吸收跟消化了現存所有的製作活化燃油的小型資本跟農莊, 跟現在的石油公司一樣, 成為一個超巨大的養殖怪物. 他們將獨佔壟斷了包括育種, 進出口買賣, 製造, 跟有關的服務業. 小型資本跟農莊將在市場跟種地兩方面全被肅清. 在這個巨大的新興利益團體運作之下, 南巴西, 北阿根庭, 整個的巴拉圭, 以及東波利維亞, 整個約佔五千萬畝的土地, 早已無聲無息的被轉換成了一個土廣奴多的大豆共和國(Republic of Soy).

 

未來的大飢荒?

 

活化燃油原料的價格, 因供求的市場關系將必然上漲, 而農產食品跟活化燃油的原料作物也在土地跟資源上互相競爭, 於是兩者互為因果, 價格均會節節上漲.
據報載, 過去一年間棕櫚油的價格飛漲, 今年夏天, 意大利通心粉價格將上昇百分之二十, 麵包跟牛奶? 早就漲了!

 

眾所周知, 美國是世界玉米和大豆作為人畜食物的主要供應國, 不要說全部了, 只一小部分移作活化燃油的原料, 我們吃的麵包, 喝的牛奶, 盤裡的牛羊豬雞鴨肉, 它們的價格都會節節上漲. 而大量種植用來製造活化燃油的原料, 還會相對地引起肥料跟用水的緊張.

 

要知, 這世界上屬所謂南方的貧困國家佔大多數, 那些地區的人們為了購買充飢的食物, 要化掉他們年均收入百分之五十到八十. 要理解那些地區窮人們的匱乏, 只需舉一個小例子; 如我們用淨水每沖一次馬桶, 那水量就足夠他們一人一日的用度!

 

根據國際食品政策研究所的調查, 日常食物的價格, 保守的估計, 將在二零一零年前漲 百分之三十; 在二零二零年前, 漲幅會超過百分之一百. 在北方國度裡, 即使一漲到此, 人民還可東挪西挖, 將就過活; 可南方窮國家裡的人民, 本就已化掉他們年均收入百分之五十到八十來裹腹. 食品漲價的結果, 就意味著在二零二零年前, 南方人民日進的熱量將要起碼減少一半, 勢將引起史無前例的末日型的大規模飢荒. 殘酷的是, 北方國度對這未來的南方世界人民滅種式的大飢荒, 只會抽手旁觀, 有如當年發生在非洲盧安達的大屠殺.

 

小結

 

方今的形勢是, 北方國度為解決自身的能源跟環保上的危機, 要發展活化燃油工業. 可 一方面要保存己方的農地, 另方面就看上了南方世界的沃地, 雨水, 和陽光. 於是新帝國主義者就有了一個新的使命, 就是要把發展活化燃油工業的代價跟可能導致的災難, 轉嫁到南方人民身上, 這是決不允許的.
而老英雄費特爾卡斯楚為此奮起攘臂高呼, 提醒世人, 這就是他值得我們尊敬的地方.

 

當今之世, 能源(油峰)跟環保(地球暖化)已是走到圖窮匕見的境地, 我們無處可以躲避. 真正一勞永逸的處理, 是澈底檢討當今那衍生於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 重新整理出一個以節約能源為主的社會制度跟行為模式. 可面對著那已飽受市場經濟意識型態所洗腦和夾持的社會大眾, 這真是談何容易? 那佔世界人口三分之一強的中國和印度, 不正都追逐在那早已不可收拾的市場經濟屁股之後, 幹著那買櫝還珠的勾當, 迫不及待地走上自我毀滅之途嗎?

 

發展活化燃油一途, 以因應目前困於既定經濟模式的北方國度裡人類所需, 也已如脫弦之箭. 在這個活化燃油工業的巨大的新興利益團體還沒有完全定形之前, 怎樣加以節制, 降低它可能帶來的禍害,
以迎合全人類的生存需要, 或許是南北雙方之間最須要的對話吧! 要知, 如我從前一篇文裡所說,
窮人死光之後, 就要輪到富人了. 富人不過拖多幾年而已!

 

幾千年前中國的智者呼喊著﹕

 

故人不獨親其親, 不獨子其子!

 

幾千年後古巴的勇者費特爾卡斯楚高呼﹕

 

救救世界上的窮人和弱者!

 

想來都是殊途而同歸的吧!

中國(窮國)為什麼補貼美國(富國)的生活?──1兆4千億美元的疑問(James Fallows)

中國(窮國)為什麼補貼美國(富國)的生活?──14千億美元的疑問

法羅斯(James Fallows)著 張 戥 譯

法羅斯(James Fallows)是美國《大西洋月刊》(Atlantic Monthly)長期撰稿人,著述頗豐,在美國夙負文名,對經濟、科技、美國軍事政策等領域皆有造詣。1977-78年,擔任美國總統卡特(Jimmy Carter)演講稿的主要撰稿人,所著《國防》(National Defense ,1981)一書獲美國國家好書獎,1994年出版研究東亞經濟的專著《注視太陽:新東亞經濟與政治體制的崛起》(Looking at the Sun: The Rise of the New East Asian Economic and Political System)備受多方讚譽,近著有《盲目入侵巴格達》(Blind into Baghdad: America’s War in Iraq ,2006)。本文原文“The $1.4 Trillion Question”,發表於《大西洋月刊》2008年1月號,我們雖不贊同文中的某些看法,但作者點出了中共經濟發展策略的不合理處與中美關係的潛在危機,卻有助於了解客觀存在的事實,爰予全文譯出。──編者 繼續閱讀 ‘中國(窮國)為什麼補貼美國(富國)的生活?──1兆4千億美元的疑問(James Fallo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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