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osts Tagged '第47期'

迫在眉睫的危機:威脅與機會(Noam Chomsky )

迫在眉睫的危機:威脅與機會

諾姆·喬姆斯基(Noam Chomsky ) 著 方聞 譯

作者簡介: 諾姆·喬姆斯基(Noam Chomsky )是麻省理工學院講座教授、語言學榮休教授。這篇文章是根據作者2006年5月12日在貝魯特的一次講演寫成的,兩個月後,7月13日,以色列對黎巴嫩開戰。本文收入《黎巴嫩見聞:隨諾姆和卡蘿爾·喬姆斯基同遊一塊被摧毀的土地》一書(該書剛由每月評論出版社出版,可通過網站www.monthlyreview.org或撥打電話1-800-670-9499訂購)。 繼續閱讀 ‘迫在眉睫的危機:威脅與機會(Noam Chomsky )’

廣告

47期(2007年9月)臺上的“我們”,台下的我們 黃紀蘇

臺上的我們,台下的我們

 

黃紀蘇

 

 

  我參加過一些作品的討論會,覺得特別像大年初四或初五的客廳,當媽的摟著濃墨重彩的女兒一條條數落她那些別提多氣人的地方,例如本來應該考全年級前五 名,可這回楞給考了個第六。來客群起反擊:您可真行,這樣的閨女還不知足,那M回頭可領家去啦!《我們走在大路上》2006年秋冬之交在朝陽文化館TNT 場演了十五場,演出期間和之後,我參加了四五個關於它的討論會,經歷了不太一樣的場面。對於這些年從西方引進的那套規矩,什麼keynote發言、十分鐘 點評、五分鐘回應、不許質疑作者人格以及學術能力之類,我老希望有薛蟠、焦大站出來矯枉過正。所以,當見到大漢拍桌子指責《大路》睜眼瞎一個,看不見餓死幾 千萬人的歷史時,當見到本來挺文靜的學者說它弱智,一點不含蓄不藝術時,當見到名山的散人罵它純粹B時,我收穫了快感。歷來有一種喜歡衝撞社 會、同時也喜歡被社會衝撞的文藝。我參與過的幾次戲劇活動恰巧都屬於這路文藝。

 

  但每次都不是我衝在最頭裏——創意或發起都是別人。1998年的《一個無政府主義者的意外死亡》是沈林和孟京輝。2000年的《切·格瓦拉》是沈林—— 還記得1997年那個藍得徹頭徹尾的秋日下午,在中戲佈滿爬牆虎的老樓,在老樓他那間老有茶香的辦公室。這次的《大路》則是楊平、祝東力,好像是2003 年最冷的一天夜裏,他們約我在一家飯館商量此事。東力是位富於家國情懷的學者,情感熾熱,思路整潔,文筆收束,三項加一塊就相當於北京西邊的運河,平平順 順反到容易淹著人。2000年他以亞子筆名寫的《切》劇評,就讓楊平撲騰著四處打聽誰是祝東力,誰有他的電話號碼。我認識楊平是在那年的人藝小劇場, 他剛在《切》劇演出後的觀演交流會上痛哭流涕過。這樣一個性情人,難得又是位凡事能迅即123化的事務人。九十年代中國最重要的思想雜誌《戰略與管理》就 是他的主編。作為學術思想組織者,楊平那幾年的一項事業就是把民間左中右各路思想的代表人物燉八寶粥似地集中在某處旅館,強迫他們彼此入味,三教合流,通 過回顧現當代史整理出中華民族未來發展的共識。他後來掀開鍋蓋卻發現米還是米,棗還是棗,豆還是豆,一個個都坐懷不亂,守身如玉。估計他不等洩氣就有了新 主意:理性的路不通,那就向情感的道上走走看。於是他起意搞一系列文藝活動以反映當代的社會進程,計畫書寫了好幾頁,戲劇是其中一個單元。這是《大路上》 創作的直接起因。

 

  楊平先後請來劉力群、曹錦清、王力雄幾位幫著梳理這段歷史的基本脈絡。劉力群是位元奇人,記憶體也不知有多少G,反正無數大事小事都滾瓜爛熟在肚裏。 他說天下興亡就像集郵的說郵票,玩鴿子的說鴿子,而且說得生動有趣跟數來寶似的。記得一上來他問準備讓他講幾天,楊說只半天,只講這二十五年。他吹鬍子瞪 眼不幹,堅持從西周講起,血統、法統、道統浩浩蕩蕩講了七個小時。曹錦清從對馬克思主義的重新認識入手,分析中國的社會變遷,他視野開闊思想深邃,所謂登 高望遠,山河歷歷。我第一次見老曹是在上文提到的某處旅館,小屋裏的三張床分別橫陳著高華、蕭功秦還有他。曹的諸多身份裏有一個歷史學家,對於歷史學家來 說,似乎每張眼前的照片都有一張過去的底版。說起中國當前的階級形勢,他走到窗前,望著窗外17891871年動盪的巴黎感慨道:以自己的社會類別,會 推開窗戶對民眾歡呼,但下樓加入他們就有一定困難了。王力雄以社會政治預言小說聞名,他那篇《毛澤東主義與人間天堂》所發的議論,我未必十分同意,但十分 同情,因為其中流露出的情感美好而純粹。他對問題的分析非常透徹,但談著談著就要談他的逐層遞選制。雖然海外有朋友斷言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只 有逐層遞選制才能救社會主義,但作為一幅距理想近離現實遠的政制藍本,逐層遞選制跟毛的人間天堂一樣,在可行性上面臨著根本的質疑。

 

  在《大路》之前,我已寫過兩部社會政治劇。我需要考慮幾部戲在思想內容上的異同,這部戲能講出什麼新東西。我只是一個知識份子,戲劇在我只是一件發言工 具,如果沒什麼話可講,我寧願讓這工具呆門後面,跟氣筒子什麼的在一起。幾部戲所依託的時代背景是同一個,即世界社會主義陸沉、資本主義世界體系洪波接天 的二十世紀末大變局。所面對的基本問題是同一個:已經下了病危通知書的資本主義居然活得好好的,這難道是一種偶然麼?難道沒有在社會、歷史以及人性的深處 埋下什麼根據麼?所具有的內在緊張是同一個:就算人類社會只能這樣,可很多人包括我自己偏就不喜歡這樣。身處這樣一個大變局,我從八十年代中期起開始閱讀 思考它的來龍去脈,記了幾大盒子卡片,對人類不平等的起源、社會不平等與經濟經濟不平等以及私有制的關係、平等與不平的對立統一、比較性競爭、比較性競爭 在意義體系中的位置、比較性競爭與物質生產的關係、相對平等與絕對平等的辯證統一、歷史必然性與能動性等等方面,進行了閉門探討,其中的基本觀點後來裝進 了在中央財經大學的一次演講《高高低低話平等》。這個探討到八十年代末完成後,我感到釋然:既然理解了這個變局的深層原因,知識擺平了價值,從此就可以心 平氣和,與世俯仰了。沒想到數年後劇烈的社會分化,把本已河水不犯井水的事實與價值又放到冤家路窄的位置上;姓這麼一個曾經骨瘦如柴的問題 忽然變得血肉豐滿甚至血肉橫飛;自己的水流雲在心情也於不知不覺間換成一股無名火,不用照鏡子也知道跟槓頭似的。

 

  這個時候,遇上了《一個無政府主義者的意外死亡》。《無》劇的作者達里奧·福是義大利活躍的左翼戲劇家。資產階級分子恨他不過就把他夫人輪奸了;他夫婦一不做二不休,佔領了一處劇場用左翼戲劇輪奸起資產階級國家;因為幹得格外漂亮,資產階級社會 床之餘把1997年的諾貝爾文學獎贈給了他。作者的這段人生故事為資本主義神秘的生命力提供了一個別致而有說服力的個案。資本主義這種除了撞過來的飛機什 麼都能收編的能力真令人歎為觀止,它能把炸彈收編為禮花,強盜收編為民團,先鋒後現代調皮搗蛋分子以及各路慌不擇路人員收編為明星小丑芙蓉姐姐——相比之 下,國家社會主義的禁書封刊就太像坐月子了。這是98年改寫《無》劇(取名《一個無政府主義者的意外死亡,一個左派藝術家的意中死亡》)時最讓我起創作衝 動的主題。可惜這個主題只能躺在文本裏而沒能走到舞臺上。這遺憾大概為後來寫作《切·格瓦拉》提供了一點動力。《切》劇更正面、更集中地談論了人類社會最 核心的不平等問題以及與之相關、被當代史重又反芻了的歷史必然性、權力異化、義利關係、革命等問題。八十年代孤燈下的社會哲學思考淌著九十年代的社會血跡 來到劇場,那躍然而起的歌聲、橫衝直撞的臺詞把藝術殿堂的門窗一腳踢開,放時代的風雲長驅直入。被盡情延伸的時空、在事與理之間來回跳躍的敍事,使這 部戲在洋溢強烈現實感的同時,更具有一種抽象、純粹的寓言詩氣質。那艘挑戰汪洋一般歷史必然性的小遊艇,那些眼中閃耀著遙遠星光的奴隸,那位向未來跋涉不 停、把自己告別舊世界的身影定格在地平線上的使徒,其實跟宗教繪畫中王子、耶穌、老虎一類形象相去不遠,都是理想的隱喻和價值的符號。與這種表現手法相適 應的,按說應該是愚公移山農夫與蛇式的解讀。無奈現實矛盾已到了劍拔弩張的地步,既得利益的哨兵面對風聲鶴唳不免疑心生暗鬼,立即把這部戲定性 極左新動向,說是要在中國煽動暴力革命。

 

 

  與《無》、《切》兩劇借屍義大利、拉丁美洲不同,《大路》直接將二十世紀末大變局的最重要部分,中國當代史,搬上了舞臺。不過,這齣戲最突出的還不是中國 場景,而是中國認同,中國立場。近代以來,中國認同和中國立場不斷流失。這流失,若在跨國跨民族正常交往、融合的範圍之內本來無可厚非,但它在最近二三十 年常常過分到荒誕的地步。一些手頭並不算緊的政治精英、文化精英,他們出賣國家利益(包括情報)售價之低,就好像扔破爛時正巧碰上蹬三輪收破爛的——那爛糊 糊的毛票他們一不嫌髒,二不嫌少。列強炮口上的硝煙還沒飄太遠,學者們就召開研討會反思受害者情結,反思完了趕緊打車去地球村貼面舞大賽做嘉賓。

 

  遙望齊州九點煙,我已經在這片煙水城郭間活了大半輩子,已經隨億萬男女走過了很長的路途。我當然不止一種身份,但第一身份肯定是中國人。這個中國 可以說是出生前的宿命,出生後的習慣,說它是老湯慢火煨成的惰性也不妨。我也明白哪國飯都好吃,但就愛吃中國飯。我也明白外國的詩歌也挺有講究,但只 樵客初傳漢姓名,居人未改秦衣服,只有千古興亡多少事,悠悠,不盡長江滾滾流這樣的詞、句、聲、義、境才讓我有讀詩的感覺——你可以說我外文水 平低,但我應該高麼?西方的美女我也得承認她漂亮,但不覺得可人,覺得像塑膠的,而且是軍轉民廠子出產的。有朋友問我,美國的海灘你不覺得很美麼,離開不 覺得可惜麼?當然美,就像畫裏,而中國的景物美或不美,都在夢裏。還是說得理性人一點,民族國家迄今仍然是這個世界劃分利益的最基本單位,中國迄今仍然是 絕大多數中國人所能搭乘的唯一一趟車。

 

  這趟發自上古的客車,一路山重水覆走了幾千年。就像侯牧人在《大路》中唱的:

 

我們走過中原、四夷、八荒,走過三千大千世界

我們走過二十四時辰、二十四節氣,二十四史,走過上下五千年

我們走過淚光中的血光、火光、刀光,走過杜甫的詩篇

我們走過讀書聲、歡笑聲、鐘鼓聲組成的和聲,走過孔子的理想

我們經過了經過的,一輪又一輪,我們是自己的時間

我們看過了看過的,一遍又一遍,我們是自己的指南

 

  1840年是一個根本轉捩點,中華民族在巨火濃煙中轉入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跑道:

 

五千年從此改走你的道,一八四零年,沒有人知道哪裏是終點

走過救亡走過革命,走不出一八四零年

走向崛起走向騰飛,走不完啊,走不完一八四零年……

 

  資本主義四百年全球擴張所造就的世界等級體制,至今並沒有本質上的改變。這座大廈的彩旗緞帶上印著生而平等,石柱鋼樑上卻刻著弱肉強食。雖然不叫 上國”“下國都叫共和國,但上頭共和國的垃圾、核廢料與下頭共和國的礦產、美人之間的對流川流不息,從來沒有流亂過。對於這個世界秩序,中國的知識精英按 說最有體會:他們在國內都跟豌豆公主似的,渾身上下沒一處不委屈;可一到紐約、東京就顛撲不破,比鉛球還皮實。總之,在這樣一座世界大廈中站起來、走上去, 就成為1840年以來中華民族的首要任務。這個任務至今還沒有徹底實現,哪個體制、政黨、路線、政策、文化、價值、審美最有可能實現,那它就中標,否則就 出局。以這樣的歷史觀來看待三十年的前身,《大路》對中國革命給予了深切的同情,因為它結束了百年危局,為中華民族的大發展提供了空前的機會:

 

一隻腳、兩隻腳,背上踩了八隻腳

五千年趴在地上

一座山、兩座山,身上壓著三座山

五千年爬在路上

……

爬呀,爬過了整整一百年

一九四九,五星出東方

站起來,終於又站起來了,五千年……

 

  以這樣的歷史觀來看待三十年當代史,《大路》對改革開放同樣給予了充分的理解,因為它引導中華民族走出上一個體制的困境,取徑市場,鼓勵個人,在資本主義世界大廈中更上層樓,如戲中群誦所道:

 

眼,就這麼尖起來;手,就這麼快起來;胸,就這麼挺起來

藥,就這麼熬出來;鐵,就這麼打出來;路,就這麼踩出來

樓,就這麼蓋起來;家,就這麼發起來;國,就這麼強起來

江河如練,就這麼流過來,歲月如煙,就這麼飄過來……

 

  但國家的壯大,不全在經濟總量,也在張弛有度的社會關係。社會關係合理的緊張當然會產生強勁的激勵,七十年代後期開始的、以拉開差距為基本手段的改革,確 曾將億萬個體的你追我趕累積昇華為整個民族的日新月異。但效率與不平等的關係並非一味的二律背反,適當的社會差距可以成全跨欄動作,而巨大的社會鴻溝 卻只適合跳樓行為。把社會關係這匹驢往死裏抽是盛行於1990年代的做法,現已開始得到糾正,因為抽得驢打滾,拉動的就不是經濟而是革命了。改革思想家們 的眼睛好像不帶餘光,他們只看得見革命耽誤經濟,卻看不見鴻溝滋生革命。由於認識上的這種局限性或強迫症,他們為劇變中國所開的處方幾十年不變,永遠是反 絕對平均主義大鍋飯。這處方既不中醫也不西醫,只有胡萬林一類的醫才開得出來。對於中華民族這個生命共同體,神醫和他們所代言、所加盟的非法 暴富集團,已不再是領跑這個生命的肌肉了,算不算脂肪都難說,他們中的一部分已癌變為吞噬這個生命的惡勢力。《大路》為這個集團做了一些繪影描形的工作:

 

 

我直截了當告訴他們:別給臉不要臉,趁那什麼主義還沒涼透,趕緊領倆錢走人,往後下崗,可都扒了工作服光著滾蛋!

 

我們廠有倆戇頭跟我論領導階級這個理兒,我說哎呀呀,咱就別撒泡尿照照了,咱還是拿份報瞧瞧吧,自己扒開眼兒好好瞧瞧,名兒都改啦:—”我沒造謠吧?哈,領導?還真拿小雞雞當高射炮了!(天津口音)

 

公安局長過命的交情道兒上的兄弟

市委書記給把米就點頭丫整個一雞

別看咱一無所有咱就兒有錢

別看咱啥不是咱就兒一牛B

我這兒還沒脫褲子呢一個個就緊著劈腿

我這兒還沒點票子呢一個個就爭當咱的代理

撞死丫白撞!弄幫記者學者說的說的然後擩進法律

鳳凰26永久28的傻B東西也敢跟賓士六零零起膩

 

知識的價值終於實現了/這兜股票這兜黨票/又獨立董事又人大代表/剛更新老 婆正裝修townhouse/我倒想窮困潦倒呢,無奈機率太小啊/還有馬克還有美元/還有因私因公兩本護照/還有哈佛劍橋的邀請信/誰還想跑啊,哪片國土 有這片熱土好啊/推出過力作多篇為剝削正名/working on一部專著證明腐敗之必要/邊緣知識份子要盯緊/社會公正大旗要抓到/就衝咱這色毛,投奔哪張皮,哪張皮不要啊/就衝咱這雙捷足,踩哪兒,不是金光大道 

 

我不關心誰三尺三誰二尺一,我只歡呼中國平均褲腰已突破二尺七!

 

聽著聽著,天下沒有免費午餐

不聽不聽,經濟學不關心道德

 

走罷走罷,得承認遊戲規則

散啦散啦,改革就是獨木橋,都過去那叫通往奴役之路

 

 

  他們所分裂的,是全體人民的改革之路;所劫持的,是中華民族的共同行走: 

 

就這樣,一條路走成兩條

你把世界分成了黑白

就這樣,一顆心切成兩半

你把人間隔成了天壤

 

就這樣,一聲霹靂就能成真的噩夢

在你頭上遊蕩

就這樣,一個踉蹌就能應驗的詛咒

在你腳下潛藏

 

  他們的所作所為,就連一些幫腔看了都發毛:

 

兩條腿當四條腿,一個個跑得跟活驢似的;高一聲接低一聲,一個個聽著跟叫床似的;想謳歌他們開不了口,就跟我白拿錢不給人辦事似的。這麼個跑法,感覺怎麼跟奔喪似的?!

 

  但狼吞虎嚥的癌細胞們哪裏肯住嘴:

 

科學行走?那我就不可能走到今天嘛!科學行走觀?那你倆撂蹶子就很不好看嘛!光走不說的優惠政策,要維持一百年不變嘛!

 

堅持四蹄生風不動搖,狂奔中出現的問題,只能用飛奔來解決!

 

  《大路》對社會分化所表現出的激憤,我也分不清哪些算社會主義,哪些算民族主義。中華大家庭的共同屋簷下,個別哥們弟兄為獨得財產,六親不認,夥同婆娘大 打出手,把好好一個家搶得雞飛狗跳,跟鬼子進莊似的。這不僅讓一奶同胞心寒齒冷,還讓義律、阪垣、汪精衛的後人心喜歡生”——最近大齡男女找到另一半時 的蜜樣感覺。就算世道真如社會達爾文們所言,分化把老體殘軀悉數淘汰出局後,快腿捷足就可以奔騰886,運行得比電驢還快,代表龍的傳人全力衝頂,勝出資 本主義全球擴張的歷史。問題是,到那時國家減去國家隊所剩下的其他傳人都在溝壑裏苟延殘喘,他們還會有力氣跟健兒同唱《義勇軍進行曲》麼?就算勉力唱了, 唱到我們萬眾一心,冒著敵人的炮火——”他們還會有心情接著往下唱麼!民族本位有一個的前提,有一個的內核:這個共同體的成員要以 律,以相待,自己做人,也把別人當人,別老打著六畜的旗號幹豬狗不如的事。能夠在苦旅中相互扶助、在涸轍中相濡以沫、能夠以相互的微笑為微笑,以 共同的行走為行走的民族,才不光好用而且好看——看著有美感,有尊嚴,有信心,看了就願意以我們自居,看了就願意生生世世一起走。那馬路上擠做一團 哄搶飛來鈔票的鳥男女,搶完了是不會願意合影留念的——更別提交換電話尤其是家庭住址了。

 

  這個道與中華民族天下為公的大同理想一脈相承,與世界各處對普遍公平正義的追求同氣相求。它不應侷限於一國一族,而應像陽光普照四方。中華民族完成 了在資本主義世界體系中死地求生、後來居上的大業之後,我想不會沾沾自喜於做虎狼世界的新星新秀,而會生發與其人口規模、歷史儲備、文明境界相適應的宏遠 抱負。這個既能強悍又懂仁愛、古老而長新的主體不但要打倒拳王,還要會同所有舊世界的起義者,打碎拳壇,沿著美的規律,在社會叢林之外為人類另闢蹊 徑,為歷史別開生面。這當然又是一段漫長的路程,它的終點與現世遠隔千山萬水,在我們目力不及、聽力不達的未來深處。我們這一代甚至十代生也有涯,看不到 拳壇改花壇的那一天,只能跟泰森、霍利菲爾德相周旋於塵土腥膻之中。但我們瞭解人類對於解放的渴望,這渴望如溪之赴河,河之赴江,江之赴海,雖然百折千迴, 卻定然不是什麼規律”“法則”“看不見的手所能遮擋得了的。這遙遠的曙色,構成了《大路》的一層底色以及對腳下道路評判的一種標準,就像《大路》面對 世界社會主義大廈轟然倒塌時的詠唱:

 

七十年大廈倒下時,風雨蒼黃,風雨蒼黃

五千年大夢醒來時,山河浩蕩,山河浩蕩

但你聽我講:夢是託付給未來的孩子

過去被埋葬,她卻在明天成長,在後天歌唱

大路雖然走出夢境,但還會再走進夢鄉

 

 

  三十年歷史是一個矛盾的過程,帶給作者的是一種矛盾的感受。劇本一上來就做了如下交代:

 

三十年間億萬人民穿越風朝雨夕、水覆山重的悲壯行旅,無疑是作為一個生命共 同體的中華民族在現代資本主義虎狼世界中左突右衝、圖存救亡的繼續。而這一路的滾滾埃塵中又是幾家夢圓幾家夢碎……總之,三十年的道路以及行走展示了民族 復興與階級分化正負兩種價值。二者間的對立與糾纏是作者對這段如煙歲月的基本感受,因而也構成了本劇的基本認識脈絡以及亦喜亦悲、欲歌還歎的總體氛圍。

 

  這樣一部表達複雜感受的作品引起觀眾各樣的反應,是很正常的事情。孫歌女士在社科院文學所的討論會上說她看戲時緊繃著神經,看完後有散架的感覺;有個年輕 記者看完戲發來短信說心裏很疼;幫我們做音樂的小毛說看了心裏堵得荒。徐友漁先生看見在幕間休息時有人憤然退場,同時也聽到熱烈的掌聲和叫好 。各種反應中最讓我關注的,自然還是觀眾對我們即中國認同或中國立場的態度。《大路》的主題歌是這樣唱的:

 

我們是姐妹弟兄,我們是一個家族,我們是一個血緣

我們是曠野上的一趟車,我們是苦海中的一條船

握著他的手,不管他智商多低,能力多差,模樣多慘

我們是曠野上的一趟車,我們是苦海中的一條船

我們一起死,我們一起生,我們一起唱,我們走在大路上

 

  這二三十年裏,我們是被主流意識形態清算得比較徹底的一個價值,小到早已解散的我們社,剛剛倒閉的我們廠,大到被當成痰桶的瞧他媽那中國 人!《大路》的我們果然引起一些人的強烈不滿,其中以張君耀傑表達得最為直截,他在《政治鬧劇與左右對決》中質問道:你有什麼權力和資格要求我和你 那個我們在一條船並一起走呢?我有沒有像兩千年前的孔老二一樣道不行,乘桴浮於海的自由選擇之普世人權呢?張君此問有相當代表性,而且問得特別在點 子上,我多年前寫《切·格瓦拉》時曾試著回答過:

 

五個偉大:路口把牢了,破衣服舊褲子都可以過去;騷乾兒零碎兒勾兒梆旮雜子,一個也別放過來!

 

  前面說過,絕大多數中國人乘中國這條船,是周口店就定了的事,這事連父母都沒法怨;而換乘其他豪華遊艇的機會不是沒有,但名額特別少,這又是資本主義世界 秩序定了的事,只能找美國簽證處去理論。張君可以不跟我們一起唱,但恐怕只能跟我們一起走。既然如此,何不跟我們一起去爭取社會公正,包括他 特別提到的、該解決不給解決的職稱問題?公平地說,普世一族雖然全盤西化的音量超大,但從各項日常指標看,他們對中國的認同其實接近24K 包括打算替美國導彈帶路直搗中國命門的壯士,這些除了嘴別處哪兒都不普的同胞,他們哪一粥哪一飯離得了我們

 

  隨著跨國跨文化往來的熙熙攘攘,以及社會經濟的日益多元化,中國的確分化出一小部分貨真價實的普適人群。這些人從收入到交友、到人生觀、到休閒、到趣 味,在諸多人生細節上喪失中國的身份認同,他們很像暫住中國的外國僑民。《大路》演出期間,我見過被戲中觀點氣退場的,我聽到過不依不饒叫駡而且罵出小胡 同公廁味的,但也奇怪,他們跟那些熱淚盈眶的一樣讓我感到親近,因為這畢竟是中國人在爭中國的事。而那些海外飛回的淑女,她們的莫名其妙、中途退席以及西 式客套,卻讓人感到一種星際的隔膜。我很遺憾她們進錯了劇場,甚至懷疑他們進錯了國家。這部分世界公民真的不指望我們什麼,中國對於他們也真的不 算什麼,不過多了個去處,一個潘家園那樣的去處。

 

  輕輕底走,又輕輕底來,輕輕底揮手的對過兒,在普嘴幫的旁邊,蹲著黑壓壓的中下層群眾。對於他們,中國是天地,是一切,是唯一。比起那些在中國 盈多少利他都報虧損的各路精英,國家民族要得到這個階層的認同幾乎不需要什麼成本——別太欺負他們就行了。但他們中許多人在1990年代所體驗的就是被拋 棄的感覺。我認識的一位農村青年,曾對我講述他們父子擺攤賣苦煙葉被抓去遊街示眾的經歷,為扭轉風水他家把祖墳都遷了,最後只好信佛。他當然沒有機會來到 劇場,但在網上讀了劇本或有關報導,對我們一起走的主題異常抵觸,發了不少帶髒字的短信給我這個總還算幫過他的長者。我的社科院同事陶慶梅為這部戲收 集過觀眾回饋,她很納悶為什麼國家民族不能成為許多人考慮問題的尺度。不過她也慨歎:就是嘛,我們憑什麼跟他們一起走啊!曠新年更使用了我們不是一 個人類這樣的激憤之語。《中國青年報》2006年年終結合《大路》一起走的主題在新浪等媒體所做問卷,也多少印證了這一點:認為國內的貧富分化問 嚴重的,佔回答的90.7%;認為我們的確已經分裂了,不可能一起走了的,佔39.7%;認為不管我們分沒分裂、是中國人就必須一起走的,佔 29.9%;認為就算我們已經分裂了、下一步也要千方百計一起走的,佔19.4%必須一起走29.9%千方百計一起走19.4%,且 不說因為有所重疊不能簡單相加,就是加一塊比例也沒多大。可以說,社會的分化與不公已嚴重傷害了作為社會核心價值的國家民族認同。社會公平感當然還不等於 國家民族認同感,但卻是它的支柱或承重牆,而福娃娃、月餅、升旗之類只相當於壁紙或立邦漆。

 

  將國家民族認同感釜底抽薪的社會分化,反映在觀念形態上,就是思想界的左右對壘。曾有學者把這譏笑為茶壺裏的風暴”——他說這話時也正在橫渡茶壺。讀書 人確有放大社會感受的毛病,但縮小的時候也不少。大體說來,思想界對立的程度與現實社會分化的程度成正比。思想界的尖銳對立有時差不多取消了思想:信號過 來,口號過去,基本是條件反射,沒腦子什麼事。七年前上演的《切》劇就遭遇過極簡主義的標準化定義,被不由分說扣上窮人一切都好、富人一切都壞 帽子,跟文革中黑五類似的。以《大路》對近三十年歷史及其前身的矛盾態度,本來並不適合的帽子,但無奈人家手裏沒別的帽子。周舵先生七年前 曾在BBC上就《切》劇進行過交流,他當時說自己是個死不改悔的理想主義者給我留下很深的印象。我最近在《藝術評論》上讀到周先生對《大路》的批評, 他照例把這部戲劃入極左民粹主義,並用三句話概括這種主義:窮人萬歲,富人該死……”。坦率地說,這種主義者我生活中還從沒見過,舞臺上也不記得誰 是,沒曾想自己就是。不過周先生文章中最後講的自己活也讓對方活即競爭又合作的基本格局政府適度干預的市場經濟加民主法制,我絕無反感, 對於中國社會可預見的未來,這應該是上上籤了。還有何清漣女士,也早是左右辯論會上的老相識了。她在《改革神話的終結與重塑社會認同的困境》一文中有專門 一節批評《大路》,認為它不肯正視中國社會失去政治共識亦即改革共識原因在權力與資本中,選擇了較弱的一方本國的富裕階層作為僅次於西方資本主義 的批判對象。這是自由主義對所謂新左派的標準化指責——吳思先生那天在演後交流中用了更形象的 打狐狸不打老虎”——可以依此意畫幅武松滅狐新左圖示。就這齣戲而言,它並沒有忽略權力,而是用了相當的筆墨刻畫權力與資本形影不離、水乳交 融的關係。可按他們的認知標準,權力和資本,只能光說左邊這個;如果左右兼說,就等於光說右邊那個;而光說右邊那個,他們認為太超前了,等於給少年兒童發 西馬牌避孕套。他們大概沒想到,中國的兒童資本服了權力的三鞭振雄異常早熟,小煤窯磚窯的黑老闆們一個個都在錦陣花營裏趕超西門慶。其實,這個事實 自由主義也不是絕對不承認,何女士在同篇文章中一扭臉就誇獎歐美發達國家NGO幫助中國勞工維護權益,一點也沒嫌他們幫早了。楊鵬先生是我老朋 友,平日交流多些,對《大路》的評論實事求是的含量也相對高些。但對中國問題的基本認識,依然是咬定權力不鬆口,抱定自由不撒手,表現出中國自由 主義思想上上銅牆鐵壁般的剛硬,缺少道家為天下穀虛而能容的開放性。平心而論,自由的確是重要的社會人生價值之一,能有人祥林嫂似地天天念叨,並不是 件壞事。但自從盤古開天地,還沒有哪樣價值的正負大小不是因時而轉、隨境而遷的,平等如此,自由也不例外。在《中國改革雜誌》社座談《大路》時,袁緒程先 生表示很難理解作者對自由的厭惡,因為《大路》在前半段以喜迎朝陽的情緒歡呼一個朝代結束所帶來的解放

47期(2007年9月)資本主義在扼殺民主 羅伯特•賴克

資本主義在扼殺民主

羅伯特·賴克

新華網專稿:美國《外交政策》雙月刊9/10月號發表文章,題目是“資本主義是怎樣扼殺民主的”,作者是美國前勞工部長、加利福利尼亞大學伯克利分校公共政策教授羅伯特·賴克。文章認為,資本主義和民主不再像以前那樣齊頭並進,兩者開始分道揚鑣。資本主義在世界範圍內茁壯成長,而民主卻脆弱無力,無法解決資本主義發展帶來的社會問題。原因在於以盈利為目的的公司具備了越來越大的政治影響力,並取代了民主制訂生活規則。文章摘要如下。

    資本主義成長 

 長期以來我們一直以為,資本主義和民主是密切相關的兩大思想支柱,它們能給全世界帶來前所未有的繁榮與自由。

 普遍看法是,只要資本主義和民主的其中之一蓬勃發展,另一個必然會緊隨其後。然而如今它們的命運開始分道揚鑣。資本主義在茁壯成長,民主卻難以為繼。從俄羅斯到墨西哥,許多在經濟上取得成功的國家只是名義上實行民主制。它們遇到了近年來也困擾著美國民主制的那些難題,致使各大公司和精英階層倚仗迅猛發展的經濟,削弱政府體察民情的能力。

 當然,民主的意義不僅僅在於自由公正的選舉。這種體制所要實現的是公民齊心協力推動公益。雖然自由市場給許多人帶來了前所未有的繁榮,卻也帶來了收入和財富分配日益不均、工作崗位沒有保障和全球變暖等問題。民主的初衷是讓公民以建設性方式解決這些問題。然而沒有哪個民主國家有效地控制了資本主義的消極副作用。

 資本主義的作用是做大經濟蛋糕,僅此而已。雖然資本主義變得十分迎合人們作為個體消費者的需要,民主卻在艱難地行使其基本職能,即:申述並捍衛公益、幫助社會實現增長與平等。在最佳狀態下,民主能讓公民集體討論應如何切分蛋糕和決定哪些規則適用於私有財物、哪些適用於公共財物。如今這些任務逐漸被交給了市場。現在急需的是劃分全球資本主義和民主之間的界限———一面是經濟遊戲,另一面是如何為它制訂規則。假如說資本主義的目的是允許公司盡情參與到市場之中,那麼民主的任務就是阻止由這些經濟實體來制訂我們的生活規則。

 民主脆弱無力 

 在美國,關於經濟變化的討論往往發生在兩個極端的陣營之間:一派想讓市場不受阻礙地主宰一切;另一派想保護就業崗位和維繫社會的本來面貌。在爭論中,消費者和投資者幾乎總是獲勝。

 這並不局限於美國。歐洲最近的公司調整浪潮動搖了這個大陸致力於就業保障和社會福利的一貫信念,這讓歐洲人爭論不休,焦點是他們是否主張在國內外社會代價日益上升的情況下謀求全球資本主義帶來的私利。以汽車工業為例。2001年,戴姆勒—克萊斯勒公司虧損嚴重,原因是歐洲的汽車買主拋棄該公司轉向汽車售價較低的競爭對手,為此公司將全球員工裁減了2.6萬人。如今,歐洲消費者和投資者的狀況越來越好,但工作沒有保障和不平等現象日益加劇,就連為制止市場不公正現象而建立的社會民主國家也不例外。面對這種變化,歐洲的民主國家表現得麻木不仁,公民表達反抗情緒的唯一途徑是通過大規模抵制和罷工。

 在日本,許多公司廢除終生聘用制、裁減員工和關閉虧損生產線。曾經以“全民皆中產階級的社會”而自豪的日本開始暴露出明顯的收入懸殊。跟世界上許多自由國家一樣,日本的民主脆弱得無力應對自由市場釀成的諸多社會苦果。

 公司制訂規則 

 民主國家的公民有能力改變遊戲規則,然而我們逐漸把責任交給了私營部門———公司以及它們的遊說隊伍和公關專家。但它們本身並沒有責任解決不平等問題或保護環境。我們忘了它們只保證盈利。

 為什麼資本主義取得成功而民主式微?民主日漸衰弱主要是因為各公司日益激烈地爭奪全球消費者和投資者,於是把越來越多的錢用於遊說、公關乃至賄賂和回扣,設法出臺使它們在與對手的競爭中處於優勢地位的法律法規。結果形成一場爭奪政治影響力的競賽,它淹沒了普通公民的聲音。

 公司逐漸制訂它們自己的規則,同時被委以某種社會責任或道義。然而資本主義的目的是為消費者和投資者謀利,沒有人授權公司主管人員在盈利的同時兼顧公益。民主的職責本應是代表公眾劃分這種界限。

 說得明白一點吧:民主的目的是實現我們以個人之力所無法實現的目標。但假如公司利用政治來加強或維護它們的競爭地位,或者貌似肩負起它們實際上沒有能力或權力去履行的社會責任,那麼民主就不可能完成這一任務。那樣一來,社會就無法兼顧促進經濟增長和消除社會難題。 (編輯劉瑞常)轉載自新華網http://big5.xinhuanet.com

補白

恩格斯對資本主義民主的批判

「公社一開始想必就認識到,工人階級一旦取得統治權,就不能繼續運用舊的國家機器來進行管理;工人階級為了不致失去剛剛爭得的統治,一方面應當剷除全部舊的、一直被利用來反對工人階級的壓迫機器,另一方面還應當保證本身能夠防範自己的代表和官吏,即宣佈他們毫無例外地可以隨時撤換。以往國家的特徵是什麼呢?社會為了維護共同的利益,最初通過簡單的分工建立了一些特殊的機關。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這些機關——為首的是國家政權——為了追求自己的特殊利益,從社會的公僕變成了社會的主人。這樣的例子不但在世襲君主國內可以看到,而且在民主共和國內也同樣可以看到。正是在美國,同在任何其他國家中相比,“政治家們”都構成國民中一個更為特殊的更加富有權勢的部分。在這個國家裏,輪流執政的兩大政黨中的每一個政黨,又是由這樣一些人操縱的,這些人把政治變成一種生意,拿聯邦國會和各州議會的議席來投機牟利,或是以替本黨鼓動為生,在本黨勝利後取得職位作為報酬。大家知道,美國人在最近30年來千方百計地想要擺脫這種已難忍受的桎梏,可是卻在這個腐敗的泥沼中越陷越深。正是在美國,我們可以最清楚地看到,本來只應為社會充當工具的國家政權怎樣脫離社會而獨立化。那裏沒有王朝,沒有貴族,除了監視印第安人的少數士兵之外沒有常備軍,不存在擁有固定職位或享有年金的官僚。然而我們在那裏卻看到兩大幫政治投機家,他們輪流執掌政權,以最骯髒的手段用之於最骯髒的目的,而國民卻無力對付這兩大政客集團,這些人表面上是替國民服務,實際上卻是對國民進行統治和掠奪。」───恩格斯:马克思《法兰西内战》导言

47期(2007年9月)藏族人民心中的毛澤東 山水雲間

藏族人民心中的毛澤東 

 山水雲間

 

對於挨餓、受壓迫的人來說,填飽肚皮、獲得自由是他們最大的夢想,而為他們實現這個夢想的毛澤東,在辭世31年之後,仍然被翻身的藏族農牧民視為神靈。年輕時做農奴而受盡折磨的拉薩郊區農民洛桑說:毛主席領導的人民解放軍是我們的大救星。

  西藏老百姓認為毛主席給了他們牛、羊、土地,帶來了幸福生活。78歲的洛桑說,許多村民家裏都與他家一樣,神龕上供奉著毛澤東像並敬獻著哈達。

  西藏自治區黨史研究學者車明懷說,毛澤東和中國共產黨給西藏帶來了一個平等的時代,如果沒有西藏的和平解放與民主改革,社會最底層的農奴就不可能有今日的人身自由,而西藏的社會經濟發展也不會有今天這樣的變化。

 1959 年民主改革以前西藏仍是半奴隸半封建制社會。當時佔西藏5%人口的貴族、僧侶、農奴主佔有95%的生產資料。加拿大藏學家潭.戈倫夫在他的《現代西藏的誕生》一書中說,1940 年較為富裕的藏東地區的一項調查表明:75%的家庭有時不得不吃和牛骨頭一起煮的、與燕麥面或豆麵攙和在一起的野草。

  現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的熱地幼時曾經被稱為男鬼,給牧主、部落頭人和活佛等家裏當過傭人,差點被殺掉、淹死,後來實在不堪壓迫外出乞討,弟弟被餓死,直到民主改革後,熱地才結束悲慘生活。

 20世紀50年代初期,西藏和平解放後,川藏、青藏、新藏公路陸續開通,從此結束了西藏與世隔絕的歷史,內地的物資開始進入西藏,西藏人民的生活開始得到改善。車明懷說,這些道路對農奴制的西藏邁進現代社會具有先導意義。

  在毛澤東親自指示下,1956 年飛向世界屋脊的航線開通,西藏加速了與內地融合的步伐。

  車明懷說,引進20世紀的科技文明,對西藏的社會、經濟發展意義是重大的,但1959 年開始展開的民主改革,才真正使得西藏百萬農奴站起來了,以前最窮的西藏人享受到了政治上的平等,成為了真正的主人。

  熱地評價民主改革後的西藏說:這是西藏歷史上最好的時期之一,它使得西藏社會制度發生了根本性改變,西藏的生產建設、文化教育、科技衛生等事業都開始發展並有了長足進步。

  與父輩對毛澤東近似敬神的崇拜相比,在新時代成長起來的藏族青年已經不再把毛澤東看作神靈,但他們依舊崇拜這位偉人。剛從內地大學畢業的藏族姑娘美珍說她佩服毛澤東的智慧與才幹,而在西藏某部隊當兵的藏族小夥子拉巴紮西則說自己最大的理想就是要成為一位像毛澤東這樣的軍事家。

  無論時代如何發展,毛澤東在西藏人民的心目中依舊偉大。

轉載自強國論壇http://bbs.people.com.cn

47期(2007年9月)《新日本軍國主義的新階段》導讀(上 )杜繼平

《新日本軍國主義的新階段》導讀(上 

 

杜繼平

 

 

日本自幕府末期迭遭歐美列強壓迫後,日益發展出對外肆行侵略以厚植國力為對抗外侮之資的思想。明治維新後,「文明開化」、「脫亞入歐」,與歐美列強一爭長短的論調蔚為主流,優勝劣汱、弱肉強食的「社會達爾文主義」思維大行其道,更加速推進了侵略、掠奪殖民地的軍國主義。隨著日本對外擴張的節節勝利,日本軍國主義在二戰期間以古代《日本書紀》第三卷神武天皇條所載的「兼六合以開都,掩八紘而為宇」為指導思想,高唱「八紘一宇」,妄圖征服亞洲建立所謂的「大東亞共榮圈」,進而包舉宇內,稱霸世界。日本軍國主義者不自量力的野心,在同盟國聯合抵抗下遭到毀滅性的痛擊,從而給日本造成慘重的災難。二百多萬軍人戰死,國土到處斷垣殘壁,廣島、長崎還首嚐原子彈的可怕威力,二十餘萬的無辜民眾死於非命。日本實行軍國主義致使受侵略國與日本的數千萬生靈塗炭的歷史教訓不可謂不深重。

 

 然而,二戰後,日本軍國主義的幽靈死而不僵,仍潛伏滋長,伺機而動,在國際冷戰結束後的1990年代又昂首登場,再度籠罩日本的上空,給日本與亞洲投下令人憂慮的陰影。日本軍國主義何以能死灰復燃,重新構成對亞洲和平的重大威脅?纐纈厚教授這本《日本新軍國主義的新階段》站在全力維護日本憲法的和平、民主原則,以確保日本國民和平生存權的立場,從歷史、國際政治經濟與日本國內政治多方面進行了深刻的剖析與批判。

 

 

 纐纈厚教授在本書直指日本在不斷擴充軍備並修訂、出檯多項法律後,目前已進入「準戰時狀態」,是個「臨戰國家」。日本和平憲法的精神固已蕩然無存,就連已淪為形式大於實質、規定日本放棄戰爭權利的憲法第九條,右翼保守勢力也正磨刀霍霍,力圖加以修改,以使既有的軍隊合憲並可不受約束地自由使用武力。

 

 

 纐纈教授指出日本軍國主義之得以復活,推源禍始,實由於二戰後美國沒有廢黜日本天皇,二戰前的保守勢力遂托庇於天皇之下,重又掌握政權,並拜「美日安全保障條約」之賜,獲得美國在政治、經濟、軍事上的強力支持,推動經濟快速發展,再以利益分配的方式收買人心,鞏固保守體制。(3-11頁)就因為戰前日本軍國主義的禍首日本天皇未遭徹底追究罪行,保留了天皇制,日本的保守勢力與思想巋然不動,才為軍國主義毒素的再生準備了溫。這裡,有必要先從二戰末期開始的美、蘇爭雄略加說明日本違背和平憲法原則重整軍備與保守體制確立的歷史根源

 

一、美國何以保留了天皇制

 

 二次大戰的一個重大折點是1942717194322的斯大林格勒之戰。此役蘇聯軍民同仇敵愾,經過近200日的浴血苦戰,擊退由德國率領入侵的軸心國百萬大軍,殲滅數十萬德國的精銳之師,重挫法西斯集團在東線戰場咄咄逼人的氣勢,德軍元氣大傷。從此蘇聯反守為攻,連戰皆捷,英美盟軍也在西線頗有斬獲,迫使意大利於1943年十月投降。1944年至1945年初東歐的羅馬尼亞、保加利亞、匈牙利、波蘭等地相繼落入蘇聯的掌握之中,英美盟軍登陸諾曼底開闢西線第二戰場之後,也陸續逐出佔領法國、比利時、荷蘭的德軍。美、英、蘇從東西兩線夾擊德軍,德國已成強弩之末,敗象畢露。三國聯手在與法西斯主義的鬥爭中佔據上風。相對於大英帝國的衰落,美蘇在二戰中成了最具實力的兩大國。在這樣的形勢下,由美、蘇主導的雅爾達會議於19452月召開,決定了二戰後的世界政治格局。

 

 

 雅爾達會議除了討論即將建立的聯合國五大常任理事國享有否決權的問題,主要是根據英美蘇三國的佔領區與勢力所及之處,協商分割全球的勢力範圍。美國總統羅斯福深恐美日戰爭持續過久,會造成美軍的重大傷亡,殷切期望蘇聯允諾對日開戰,以早日促成日本投降,遂不惜擅自出賣中國的利益,與斯大林訂立蘇聯起草的密約,英國首相邱吉爾亦同意簽署。密約的主要內容是:蘇聯於德國投降後三個月內對日宣戰,美英則承認外蒙古獨立,千島群島歸蘇聯所有,並應允蘇聯重獲在1904年日俄戰爭中喪失的利益,即:庫頁烏南部及附近島嶼交予蘇聯、開大連為國際港而蘇聯具有特權、租借旅順予蘇聯做為海軍基地,中東鐵路及南滿鐵路由中蘇合營並保障蘇聯的特權。密約中明言,由美國運用力量使中國同意涉及中國領土的外蒙與東北部份。依靠美國生存的蔣介石政權一方面無法抗拒美國的壓力,另一方面亦因斯大林允諾支持蔣介石的統治,給予道義及經濟援助,並且不助中共與蔣對抗,遂於日本投降前夕的1945814與蘇聯簽訂同盟條約,接受了雅爾達密約喪權辱國的規定。蘇聯勢力自此得以堂而皇之地進駐中國東北,成為美蘇冷戰開始後美國改變對日政策的重要因素之一。

 

 

 法西斯主義集團企圖征服世界,同時向英、美等自由資本主義國家與社會主義國家蘇聯進攻,迫使原本對立的英美與蘇聯,在面對嚴峻的共同危機下攜手合作,雙方的主要矛盾降為次要矛盾,成了親密戰友。但隨著法西斯主義集團的趨於敗亡,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的根本矛盾重又浮出檯面。雅爾達會議既標誌了美蘇主導世界的新格局與反法西斯同盟合作的高峰,也隱伏了美蘇日後爭霸對峙的種子。雅爾達會議即將結束之際,斯大林設宴款待與會人士,氣氛極為熱烈,4個小時的晚宴中,舉杯45回,賓主杯觥交錯,迭相讚譽盟友對反法西斯主義鬥爭的豐功偉績。邱吉爾稱頌斯大林是「一個強大國家的強大領袖,這個強大國家的人民將殘暴的敵人逐出國境。」羅斯福則神采飛揚地說到美英蘇三國的團結一致,並希望日後還能維持不墜。斯大林的回答一針見血:「作戰時期團結一致並不太難,因為我們有志一同要擊敗共同的敵人,這點大家都清楚。一到戰後,分岐的利益可能會造成同盟國分裂,那時事情就難辦了。我們的責任是務必使我們的關係在和平時期與戰時一樣強固。」(Byrnes 194744)這樣的願望當然不可能實現。194558德國投降,716美國試爆原子彈成功,形勢丕變,蘇聯在美英心目中的重要性隨之大幅下降,再也不肯遷就蘇聯。717開始舉行的波茨坦會議就為波蘭邊界、德國分區佔領、羅馬尼亞與保加利亞等東歐國家政權的產生方式等等問題,發生激烈的爭執,想極力削弱蘇聯在中、東歐的影響力的美英與堅持控制東歐的蘇聯不假辭色地針鋒相對,這促使美國更加堅定了在日本投降後獨佔日本控制權的想法。

 

 

 194454美國國務院戰後規劃委員會發佈的PWC1086號文件《美國對日目標》原來主張:「所有對日作戰的聯合國家應參加對日本的佔領和管制。」(引自于群 19969)(註1)但到波茨坦會議召開時,德國已經投降,美國原子彈又試爆成功,美國所求於蘇聯者不多,不願再買蘇聯的帳,取而代之的想法是寸土不讓地與蘇聯搶佔地盤。就亞太地區來說,美國已在雅爾達密約中把日本北方沿海島嶼與中國東北的利益奉送給了蘇聯,此時他們頗為懊悔讓步過多,決意排除蘇聯勢力的進一步延伸,非把日本納入一己囊中不可。美國國務卿貝爾納斯(James F. Byrnes)說:「我必須坦白承認,鑑於我知道蘇聯在東德的行動以及雅爾達協定在波蘭、羅馬尼亞、保加利亞遭到破壞,要是蘇聯決定不參加對日戰爭的話,那我就稱心如意了。雖然日本堅拒無條件投降,但我相信原子彈會製成,這可以迫使日本依我們的條件投降。我當時就擔心一旦紅軍進入滿洲會發生的情況。蘇聯紅軍撤離滿洲前,我憂慮的事便已成為現實。」Byrnes 1947208)。美國總統杜魯門(Harry S. Truman)更明白說道:「雖然我們很希望俄國參加對日作戰,此刻在波茨坦的經驗使我下定決心,不讓俄國人參與佔領日本。我們與他們在德國、保加利亞、羅馬尼亞、匈牙利與波蘭的經驗,讓我決意絕不再冒與俄國人共同規劃的風險。我在從波茨坦返家的途中考慮到這種情勢,便決定在戰勝日本後授予麥克阿瑟將軍全部的指揮控制權。我們在太平洋地區不會受俄國策的煩擾。」(Truman 1965[1955]455

 

 

 美國既已決定改變政策,排除盟國,獨佔日本,在處理日本投降問題與佔領政策上,也就隨之有所調整。本來,美國總統羅斯福為了徹底清除法西斯主義,1943123卡蕯布蘭卡會議首先提出:「消滅德意日的戰爭力量,就是要德意日無條件投降。那意味著未來世界和平得到合理的保證。它並不表示毀滅德意日的人民,但的確意味這些國家以征服和奴役別國人民為基礎的那種哲學的毀滅。」(轉引自于群199612)從此,無條件投降的原則在19431030莫斯科中蘇美英四國外長會議宣言、同年12月的中美英《開羅宣言》、19452月的雅爾達會議被一再確認。194531羅斯福再度強調:「日本的無條件投降同德國的戰敗一樣重要。」,「日本軍國主義必須像德國軍國主義一樣被徹底鏟除。」

 

 

 無條件投降的原則雖已確定,但美國政府內部自1942年後期開始研議如何處置日本天皇,卻久經爭議而至波茨坦會議時仍未有定論。國務院內認為該保留天皇制的,以極端反共的保守派、原駐日大使格魯(Joseph C.Grew)為代表,他們力主日本天皇與軍國主義可以區別開來,日本天皇並非侵略的禍首,只是受到軍部的利用,故只要消滅軍部的勢力便可防止軍國主義,格魯甚至為天皇的罪行開脫說:「裕仁一直反對同美國作戰。」他們從美國的利益著眼,認為日本民眾對天皇的崇拜根深蒂固,若要順利佔領日本,不引起日本人民的不滿,就必須利用天皇作為穩定秩序的工具。主張廢除天皇制的官員則認為,天皇制是日本軍國主義的根源,不廢除天皇制便無法將軍國主義斬草除根。(參見劉世龍 2003349-361

 

 

1944124,格魯由遠東司司長升任副國務卿,更增大了對日本政策的影響力。1945年中期,中國瀕臨內戰,東南亞各國的民族主義者正反對殖民統治,東亞局勢混亂。而日本軍方在太平洋戰爭中雖接連失利,仍號令軍隊以「玉碎」的決心,誓死抵抗,2-3月的硫磺島之戰,美軍以傷亡27千人的慘重代價獲勝,損失還大於日軍。41開始的沖繩島戰役,日軍負嵎頑抗,美軍歷時兩月餘,傷亡近六萬人,沈艦36艘,方才攻克。這些形勢令美國外交、軍事的決策者憂心戰事久拖不決,除會造成美軍續有重大傷亡,還將使蘇聯趁參戰之便得以插足亞太地區,與美國爭逐霸權。

 

 

 極端反共的格魯對此尤感不安,要求陸軍部、海軍部與總統杜魯門重新檢討對日戰略。1945512他致函陸軍部長史汀生(Henry L. Stimson)力陳美國應廢除雅爾達協定,設法阻滯俄國參加太平洋戰爭,還指責拘執無條件投降的政策會拖延戰事,中國國民黨會因蘇聯可能協助中共而受到削弱,蘇聯也有進入日本之虞,這就不利於未來處理日本的長期政策。528,格魯再面見杜魯門,力言美國必須對東京作些讓步,戰後的佔領不可有全盤改變日本體制的規劃,強調天皇與其重臣皆為知所節制的溫文之輩,稱日本固有的保守派是建立和平前景的「柱石」,給日本的主和派留情面,美國可鞏固戰後在日本的地位。(Schaller 198510)當時美國軍方報告杜魯門,預定在1945年秋天登陸攻入日本本土,估計要到1946年秋末才能逼日本投降。面對日本當局為維護天皇制的國體而發出「一億玉碎」殊死戰鬥的號召,美國當局者深知欲以武力征服日本,必是場激烈而傷亡慘重的戰爭,估計將犧牲50萬人。杜魯門視此為「可怖」的情景。故一方面希望蘇聯參戰,牽制在中國東北的60萬關東軍並阻止其他地區的日軍調回本土增援作戰,一方面也期待能與日本談和,及早結束戰事。(註2)此際格魯向杜魯門建議,為減少美國人的犧牲,應發表公告,聲明保證維持日皇的元首地位,以去除日本投降的最大障礙。杜魯門聞後自然大悅,謂此議深得其心,頗有見地,當即命格魯把帶來的公告草案交給參謀首長聯席會議與國務院、陸軍部、海軍部合組的三部協調委員會討論作成決議。618,格魯向杜魯門報告,公告草案已獲內閣成員與參謀首長聯席會議的同意,希望能在沖繩島戰役結束之際,便發表公告。但軍方首腦在同一天向杜魯門建議,日本願否投降尚不可知,應等待作好向日本全力進攻的準備再發表,一旦日本拒絕投降,便可立即揮軍鏖戰。杜魯門遂決定在即將舉行的波茨坦會議上發佈公告。(Truman 1965[1955]459

 

 

 不過,杜魯門雖已有意保留天皇制,到1945726正式發表《波茨坦公告》時,卻刪除了草案中有關天皇地位的文字。

1:當時的美國國務卿赫爾(Cordell Hull)說明提出這個主張的用意:「我們覺得獨自承受來自日本人憤恨,殊不可取。我們認為,有其他國家的武力一起佔領、控制日本,讓日本人明白,對日本侵略行為的譴責是舉世皆然的,這會有更好的效果。我們希望看到在日本有其他國家的部隊,即使是象徵性的少量部隊也好,特別是渴望有其他亞洲民族如:中國、印度與菲律賓的部隊進駐日本,這樣日本人就會深刻感受到,這不僅是一場白種人與他們對抗的戰爭。」(Hull 19481590)美國這時的對日佔領政策會有這種考慮,是由於日本當局為了蠱惑人心,自我標榜要領導亞洲人民,對抗西方帝國主義,「共建王道樂土」,才發動太平洋戰爭。故同盟國聯合佔領日本,有助打破這個讕言。但等到美蘇矛盾上升後,這項考慮便被置諸腦後,轉而注重與蘇聯搶奪亞洲地區的主控權。

 

 

2:美國雖對原子彈的威力寄予厚望,但仍不敢確定日本會在投擲鄭原子彈後立即投降,故依然希望蘇聯對日宣戰,加強對日本的壓力,促其早日繳械,卻也擔心蘇聯趁出兵之便佔有日本原有的屬地,擴大勢力範圍,故時時準備與蘇聯爭奪在遠東地區的地盤。194586,美國於日本廣島投下第一顆原子彈,88蘇聯對日宣戰,進軍中國東北,9日美國再於長崎投擲第二顆原子彈,10日日本要求保留天皇制,始願投降。蘇聯繼續揮兵直驅朝鮮半島,希望不斷擴大戰果。12日美國駐蘇聯大使哈里曼(William Averell Harriman)致電給美國總統杜魯門說:「在波茨坦時,馬歇爾將軍與金海軍上將便告訴我,如日本在蘇聯部隊佔領朝鮮與大連之前投降,就要在這兩區登陸。鑒於斯大林對宋子文的需索日增,我建議實行登陸,至少要接受在遼東半島與朝鮮的日軍的投降。我認為我們沒有義務尊重蘇聯在任何地區的軍事行動。」(Truman 1965a[1955])478

(待續)

 

 

 

 

 

 

 

 

 

 

 

 

 

 

 

 

 

 

 

 

 

 

 

 

 

 

 

 

 

 

 

 

 

 

 

 

 

 

 

 

 

 

 

 

 

 

 

 

 

 

 

 

 

 

 

 

 

 

 

 

 

 

 

 

 

 

 

 

 

 

 

 

 

 

 

 

 

 

 

 

 

47期(2007年9月)《新日本軍國主義的新階段》 纐纈厚

《新日本軍國主義的新階段》

作者序

纈厚(日本山口大學教授)著

書稿《新日本軍國主義的新階段》,在臺灣受到高度評價的《批評與再造》雜誌上歷經約一年的連載。這次能夠作為單行本在臺灣出版,感到由衷地高興。在此,首先請允許我向協助為本書提供出版機會的、最尊敬的臺灣人權協會會長林書揚先生表示深摯的謝意!大約5年前,在日本京都召開的國際研討會上,我有幸結識了林先生。之後又有緣應邀去臺灣,參加了200511月在臺北召開的國際研討會,進而加深了交往。

另外,對為書稿提供連載機會的《批判與再造》雜誌社總編輯杜繼平先生表示誠摯的謝意!在長達一年的連載過程中,杜先生嚴謹不苟地審校書稿,提出許多中肯、極具參考價值的意見和建議。深感由於先生的銳敏洞見和淵博的知識,使本書內容更加充實。

承蒙韓燕明先生和我的研究助手申荷麗女史的協助完成了本書翻譯工作。在此,對為克服難解的日語表述,所付出的辛苦和努力深表感謝!

本書能承蒙出版過諸多優秀著作的「人間出版社」出版發行實感榮幸,在此向「人間出版社」的范振國先生表示誠摯的謝忱,感謝為一個日本研究者提供在臺灣出版單行本的機會。同時,也由衷期盼通過本書的出版,能同更多的臺灣讀者一起進行討論和擴大交流。

自東西冷戰構造解體後,1990年代以後美國更加恣意地推進軍事戰略、企圖獨霸國際社會的支配權。日本呼應美國,企圖復歸軍事大國之道,本書以日本的政治狀況,尤其是與美國帝國構建共同體制的日本帝國的再登場為分析視點,對其實態進行具體的分析論述。

我尚不能確切把握在臺灣對於近年日本危險動向的關心到何種程度,但是,我想,現在日本與美國聯手抑制中國,無所顧忌地朝著強化日美軍事同盟的方向大步邁進,並為此要修改被稱為和平憲法的現行憲法,這一點應該是有所瞭解的吧。

問題是,究竟為什麼日本愈益強化與美國的日美軍事同盟,並積極參與美國對中國的軍事戰略?本書通過分析戰後日本的政治過程,來解答這些問題。

日本與美國聯手,企圖貫徹其在亞洲的霸權主義,這是極其危險的選擇。一旦其目的得逞,亞洲地區定將再度出現「亞洲新冷戰構造」,成為誘發戰爭的地區。臺灣人民應該也絕不希望看到這樣的趨勢。

本書的目的是,對作為帝國主義國家企圖稱霸亞洲的美國,以及極力選擇走新軍國主義國家之道的日本,加以同時批判,並論述構築亞洲地區和平共同體,努力實現和平正是現在所需要的這一主張。

對臺灣和日本人民今後怎麼攜手努力、爭取獲得亞洲真正和平的課題,本書若能有所裨益,將不勝欣慰。

20076
日本國立山口大學教授 纈 厚

47期(2007年9月)霍米巴巴及其批評(下 ) 趙稀方

霍米巴巴及其批評(下)

趙稀方(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所研究員 博士生導師)

 

從殖民者/被殖民者的話語混雜,到闡述民族國家的事性,再到對於質疑西方單一現代性,質疑後現代性的不徹底,巴巴最後得出了自己的“文化的定位”。他強調一種“文化差異”的現實,它的歷史前提是“後殖民移居的歷史、文化與政治的離散、農民和土族社群的社會置換、流亡的詩學、政治經濟難民的控訴作品”等等。這種文化差異,首先要求打破根深蒂固的文化本質主義的觀念,即不再將文化看作固有的本源,巴巴說:“理論創新和政治關鍵所在,就是需要超越於本源事和原初主體的思考,而集中產生於文化差異的表達的時刻或過程。”其次,“文化差異”還要求與當下流的文化多元主義觀念相區別。因為所謂的文化多元強調的是異質並存的寬容原則,並存的前提是差異,而不是混合或融合。“文化差異”著眼於殖民及移民對於西方現代性觀念的衝擊,“文化差異的界線設置衝突與重合並置,它們可能會大大衝擊傳統和現代的定義,重新設置私與公、高與低之間的常規界線,挑戰發展和進步的常規經驗。”它要求確承文化混雜的現實,並把社會文化差異看作一個複雜的、持續的協商過程。它探討的問題是,“主體怎樣在差異(通常被看作種族/階級/性別等)的部分之間或之外的形成的?在剝削和歧視的歷史、價值的交換、意義和首要等方面都不能相通對話,甚至嚴重地對立、衝突,以至不能通約的情況下,表現或權力的策略怎樣進入社群思想主張的形成之中的?”具體到個人,巴巴談到後殖民文學的時候,主張作家站在一種“離家”(unhomed)的立場上。所謂“離家”(unhomed)不同於“無家可歸”,也不同於反對家的概念,而是不以某種特定文化為歸宿,而處於文化的邊緣和疏離狀態。昔日歌德提出世界文學的概念,但那仍然是歐洲中心主義的,只有今天“離家”作家才能創造於真正的後殖民文學。

 

(三)

 

對於霍米巴巴及其後殖民的批評很多,最有意思、也最有影響的,當屬於左派馬克思主義批評。關於左派的馬克思主義批評,這裏可以提到兩位。一位是阿吉茲‧阿罕默德(Aijaz Ahmad),另一位是阿瑞夫‧德里克(Arif Dirlik)。德里克是做中國研究的,在中國很有名,頗多翻譯出版,他的“The Postcolonial Aura: Third World Criticism in the Age of Global
Capitalism
”一文在中國反復翻譯,成為批判後殖民的最有影響的文章;阿吉茲‧阿罕默德是印度人,在中國默默無聞,也沒有譯本出現。但不為人知的是,德里克的後殖民批評其實基本襲用了阿罕默德的思路,深受後者影響。

在西方學界,對於後殖民批評最有名的著作,其實是出版1992年的阿罕默德的著作《在理論的內部》。阿罕默德自歷史的角度對於後殖民批評右翼性質的階級定位,是較為典型的左派馬克思主義式的批評方法。從革命的視野出發,阿罕默德很自然地要對當代帝國和殖民問題進行歷史的追溯,並在當代世界格局的框架裏定位後現代以至後殖民,這給他的批評帶來了一種前所未有的宏觀高度。

後殖民理論以1978年賽義德的《東方主義》的出版為標誌,阿罕默德認為這一時間並非偶然,它正是二次大戰以後二十年非殖民化戰爭結束的時間。這革命的二十年,在阿罕默德看來,以1954年阿爾及利亞戰爭開始,以1975年西貢解放結束。這期間還發生了中國革命、朝鮮戰爭和印度獨立等事件。其中決定性的轉捩點是1973年智利人民聯盟政府的失敗。而1978-1979年發生在伊朗和阿富汗的革命使這一轉機成為定局,它預示著後面的蘇聯解體。這期間出現了眾多反殖反帝革命的領袖,納賽爾(Nasser)、尼赫魯(Nehru)、恩克魯瑪(Nkrumah)、蘇哈托(Sukarno)和毛澤東等。但無可置疑的是,這場革命最終以帝國主義的勝利和社會主義的失敗而告終了。它帶來世界秩序的重組:在美國,雷根上臺;在英國,柴契爾上臺;在德國,社會民主黨被擊敗;在義大利,共產黨退出競爭,於1976年瓦解。對殖民革命國家而言,社會主義全面潰敗,對於帝國主義的抗爭愈來愈多地被合作所代替。國際焦點發生了變化,從革命戰爭轉向了資本主義世界內的合作,如“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世界新秩序”、“七十七國集團”、“石油輸出組織”等組織形式出現。

在這種社會主義潰敗、帝國主義勝利的形勢下,西方激進思想也發生了轉折。簡言之,馬克思主義被摒棄,尼采、福柯、德里達風行,革命鬥爭被話語實踐所代替。這些知識仍以左的面目出現,反資產階級人文主義,關注底層和第三世界,但他們與任何實際的革命運動都保持距離。簡言之,這是我們稱為後現代的思潮。阿罕默德從左派的立場出發,對這種思潮進行了激烈的批評。他認為,後現代將階級和民族視為本質主義,將歷史看作文本,貶斥物質性歷史,如此只剩下了抽象的個人,否定了歷史理解的可能性。在福柯成為時行的時候,他認為思想只能成為遊戲,“如果接受了福柯命題的極端說法:(a)所謂的事實不過是一種話語詭計的真理效應,(b)所謂對權力的抵抗已經構成了權力,因此理論真得無所作為了,除了無目的地徜徉於這種效應——計算、消費和生產它們——及順從於既是開始又是終結的話語無休止的私語過程之外。這種作為對話的理論具有很強的衡量效應。人們現在可以自由地引用馬克思主義和反馬克思主義、女性主義和反女性主義者、解構主義、現實學或隨便念頭中哪個理論家,就可以證實一個論點中的不同立場,只要你有表現良好的學術方式,有一個長長的引文和參考書目等的目錄。理論本身變成了一個思想的市場,大量的理論供應就是通常的商品一樣滿足自由挑選和新舊更替。如果誰拒絕這種晚期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模式,膽敢為一種對話下結論,或者擁護嚴格的政治理論,他將會被加罪為理性主義、經驗主義、歷史主義和其他各種毛病——歷史動力和/或智慧主體的思想——這些都是啟蒙運動犯下的錯誤。”阿罕默德將後現代思潮與市場經濟聯繫起來,並將其進行階級定位:“資產階級”,“這些大師的理想要旨的一個主要方面被利奧塔——本身也不是一個小的大師——清楚地總結出來了:馬克思主義已經結束,‘享受商品和服務的時代’已經來臨!這個世界,用其他話來說,是資產階級的。”

正是在這種西方文化背景下,後殖民理論出現了。在反殖反帝時代,被肯定的是民族自覺權,時行的是文化民族主義。在西方的知識移民中,這種民族主義得到了極大的擁護,這緣於第三世界移民身處西方的特定處境。西方的大學雖具多元性,但來自第三世界的學生學者所受到了歧視和壓力是無形的,在這種情形下,民族主義文化成為他們的精神支撐,對於民族文化的研究也有利於他們在西方大學的區域研究中佔據一席之地。在這種情形下,那些不願回國而留在西方的知識者,便不遺餘力地宣傳民族文化及“第三世界文學”。不過,這些為數不少的第三世界移民,原來在本國都處於上層,在西方則成為資產階級技術管理階層和大學教師,他們擁護第三世界民族主義,因為他們在強大的西方文化面前沒有地位,但他們並不擁護真正反帝反殖的馬克思主義,因為馬克思主義著眼於階級立場,為殖民地國家的獨立和西方國家的貧困階級呼籲,這些都不是他們的關注所在。這些移民者的目的,是在西方謀取優厚的位置,並不為他的祖國考慮,也不打算加入西方的無產階級陣營。後現代思潮在西方的風行,讓這些移民知識者有了知音之感。他們馬上將自己的立場與後現代相互協調,並宣稱自己是後結構主義的。這些西方的移民知識者批判西方的角度雖然來自民族主義,但從自己的利益出發,他們並不想加深兩者的對抗,因此後現代對於民族主義本質化的批判正符合他們的胃口。他們轉而摒棄民族主義,強調東西方的交匯和雜揉,如此最重要的人物當然是他們這些移民“混種”者。

在民族主義不再吃香,解構主義風行的時候,西方移民者迅速開始從民族主義往後現代的策略性轉變。賽義德是始作俑者,“賽義德於是機智地將古哈以至整個庶民研究計畫形容為後解構主義的。”
不過,需要說明的是,阿罕默德其實對賽義德愛恨交加,他既有批評他的一面,也有肯定他的一面。阿罕默德的批評矛頭,主要指向後殖民理論中最流行的霍米巴巴。阿罕默德認為,霍米巴巴編纂的《民族與事》(1990)一書,體現了後殖民以解構主義替代民族主義的努力。霍米巴巴在這部書的前言中宣稱,當下世界混雜的景觀已經代替了民族文化,他如此描繪這種奇觀:“美洲連著非洲,歐洲的民族和亞洲的民族相遇在澳洲,民族的邊緣代替了中心,邊緣的人開始書寫大城市的歷史和小說……”在這種情形下,我們需要的不再是民族主義,而是“後結構主義事知識的洞見”,,是他自己的概念“雜交性”、“矛盾”、“第三空間”等等。阿罕默德對於民族國家衰退及全球性文化與後殖民理論的關係,進行了階級分析。阿罕默德認為,隨著資本的全球流動,民族國家的獨立的確遭遇挑戰,但跨國資本的融合主要表現在西方內部,這是帝國的新形式。如何看待資本的全球流動呢?是全球化的狂歡,還是帝國主義對於地球空間的壓迫和滲透。正在這種全球資訊時代,全球很大一部分人連起碼的生存條件都沒有,非洲大陸陷入衰敗,人民陷入貧困,更有種族大屠殺的發生。阿罕默德認為,在這種情況下,不談階級鬥爭,而津津樂道於什麼跨文化雜交和偶然性政治,只能是贊成跨國資本主義。他認為,所謂文化雜交性只反映了霍米巴巴這種生活富裕的西方而與其故土完全失去了聯繫的貴族移民的事實,只有這種人才會沉溺於後現代而抵毀民族解放鬥爭。由此,阿罕默德認為後殖民性問題,其實仍是一個“階級問題”。

對於後殖民的左派批評,中國讀者的瞭解多數來自於德里克在1994年美國Critical Inquire冬季號上發表的大作“The Postcolonial
Aura: Third World Criticism in the Age of Global Capitalism
”一文。此文在國內頗引人注意,被多次翻譯過來。據我所知,就有三個譯本:1997年,《國外文學》第1期發表施山譯本,題為“後殖民的輝光:全球資本主義時代的第三世界批評”;1998年,三聯書店出版汪暉等人編撰的《文化與公共性》一書,其中收錄陳燕谷翻譯的《後殖民氣息:全球資本主義時代的第三世界批評》;1999年,中國社科出版社出版了德里克的論文集《後殖民氛圍》,其中包括徐曉雯翻譯的“後殖民氛圍:全球資本主義時代的第三世界批評”一文。在這三個譯本中,後兩個影響較大。德里克對於後殖民號稱批判西方卻最終與全球資本主義同謀關係的分析,頗讓中國學術界振奮。不過,如果阿吉茲‧阿罕默德在中國有翻譯的話,德里克的效果就會大打折扣,因為後者在後殖民批評框架上基本沿用了前者。

我們注意到,德里克事實上並沒有掩飾自己對於阿罕默德的效法。他在自己的文章中,多次引用的阿罕默德的觀點,在《後殖民氣息:全球資本主義時代的第三世界批評》一文的最後,德里克明確地認同阿罕默德的關於後殖民性是“階級問題”,並將其作為自己的結論。德里克說:阿罕默德的論述“堅持提醒我們階級關係在理解當代文化發展的過程中階級關係的重要性,雖然它在全球化的基礎上得以重塑。”因此,最後的結論是:知識者必須認清自己“在全球資本主義中的階級位置,從而對其意識形態進行徹底的批判,並對產生了自己的那個系統形成抵抗的實踐。”不過,德里克並非沒有自己的東西,他雖然認同阿罕默德及其階級分析,但他認為在當今新的形勢下,這種階級分析必須“在全球化的基礎上得以重塑”。德里克據此提出了“全球資本主義”的概念,從生產方式的角度對後殖民產生的全球背景進行了討論,並由此分析了後殖民的“反革命”性質。

德里克指出,後殖民理論家的一個很大的問題在於他們只將殖民帝國主義作為一個歷史遺產加以批判,而不願意正視自己在當代世界的位置。後殖民主義自身與全球資本主義關係如何呢?這個乏人問津正是德里克的興趣所在。我們知道,在左派馬克思主義者弗裏德里克‧詹明信已經令人信服地分析過“晚期資本主義”與“後現代主義”思潮的關係,德里克認為,後殖民主義同樣體現了資本主義在這個時期的邏輯,只不過它體現在第一世界的領域內。德里克的所謂全球資本主義,據他自己解釋,就是布羅代爾等人描述過的“新的國際分工”,也就是生產的跨國化。他認為,當下全球資本主義的現實導致了很多不同於從前的重大變化。跨國化並不是全新的事物,但它在近年來發展迅猛,新技術使得資本產生了前所未有的流動性,生產的範圍日益國際化,這帶來了國家意義上的資本主義“非中心化”。如此非中心化的結果,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第一次從歐洲的歷史中分離出來而成為全球的概念。非歐洲的資本主義社會開始在全球格局中佔據一席之地。如此,全球資本主義的經營者放棄了對於了民族、邊界和文化的控制,開始將地方歸入全球,按照生產和消費的要求進行重塑,以便創造出能夠回應資本運轉的生產者和消費者。如此就出現了人口和文化的流動,出現了邊界的模糊。全球資本主義要求在文化上跨越歐洲中心主義,跨國公司意識到為了經營和推銷,開始瞭解全世界的文化。《哈佛商業評論》是最早宣揚跨國主義還有多元文化主義的最重要的陣地。德里克認為,後殖民即是適應這種新的全球資本主義形勢而出現的文化理論。它處理的正是全球資本主義過程中出現的問題,諸如歐洲中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關係,邊界和疆域的模糊變化,同一性和多樣性,雜交與混合等等。在舊的理論已經捉襟見肘的情形下,後殖理論設計出了一種理解世界的新的方式,它顛覆西方中心主義,批判舊的西方意識形態,但它卻並不分析當代資本主義,卻把物質與階級的實際問題引入話語領域,從而顛覆了一切可能實際發生的反抗

如果說,後現代主義是全球資本主義的意識形態,那麼後殖民就是則是後現代在第三世界的配合者,它將後現代延伸到第三世界來了。為什麼後殖民理論會成為這個一種後現代的迎合者呢,德里克仍然從經濟的角度予以了解釋,他認為是因為全球資本主義給作為西方移民的後殖民者所帶來的機遇所致。在從前的民族國家界線分明的時代,移民被視為地位尷尬的棄兒,受到懷疑和歧視。隨著全球資本主義的展開,第三世界在全球體系中地位的重要,出現了對於流散人口的重新估價。這些西方移民抓住了這一機遇,搖身一變,成為了全球體系中的重要人物。德里克提醒我們,不要僅僅注意所謂的後殖民主義理論家,還要注意到與他們地位相當的寄生於西方的後殖民知識份子,其中包括跨國公司的經理、工程師、專家、職員以及商務的“中間人”,他們類似從前的買辦,但已經在全球流通中獲得新的面目。在這種新的形勢下,從前被視為不正宗、不地道的“混雜性”變成了最熱門的暢通於全球的資本。德里克認為,這正是批判西方中心,批判界線,強調混雜的後殖民理論出現的背景,它這第三世界的西方移民與全球資本主義的合謀。

由於這種強調混雜,反對對立的性質,德里克大膽地斷言是後革命或反革命的。從前的革命意識形態,無論馬克思主義還是民族解放運動,都認為可以理性地把握歷史,由此建構主體性和社會身份,以促進變革。後殖民理論接受了後現代的理論,反對本質主義歷史結構,本質性身份及主體性,強調“建構”的過程,認為革命的二元對立只能帶來新的強制和壓迫。如此,革命就被掃地出門了。在這種理論的指導下,德里克提到,後殖民主義理論家對從前或當代的殖民批評作了“後現代”式的篡改:如霍米巴巴“將法農挪用於他的身份政治之中,並將革命從法農的思想中抽取出來了”;斯皮瓦克也利用了《庶民研究》的成果,“以她自己的文本關注替代了他們書寫一種新的歷史的努力”。德里克認為,後殖民的問題在於,他們拒絕從流散知識份子和“地方交匯”(local interactions)以外的結構觀察世界,比如階級的結構,如此就忽視了世界上廣大的被壓迫者,並且剝奪了他們的反抗權力。

中國學者對於霍米巴巴的批評,最多的是指責批評他只注重話語實踐,而忽視政治實踐,忽視真正的反殖民革命鬥爭。這種批評,其實緣於中國學者不瞭解基本的後現代史學觀念。所謂政治實踐云云,正是巴巴所致力於批評的立場。巴巴反對民族主義的二元對立立場,認為這種政治對抗並沒有改變殖民者/被殖民者的同一思維。賽義德在批判東方主義的時候,就一再提醒不能陷入民族主義的陷阱,並贊成法儂及時將民族意識轉換為社會意識的說法。到了巴巴,他索性徹底倒向了後現代的政治文本化,強調話語的力量。不過巴巴在政治文本化的同時,也同時將文本政治化了。他在談到殖民者/被殖民者話語混雜滲透過程的時候,強調了被殖民者的接受中的抗拒及至反凝視,及至對於殖民話語權威及真實性的變形和動搖。在談到了移民和文化雜交的時候,強調了對於現代性話語的質疑和改寫。當然,我們可以懷疑混雜過程對於殖民話語的反抗效果。事實上,它可能只是一種客觀話語滲透效應,而並不是一種有意識的政治反抗。我們在前文談到,巴巴欣賞法儂黑人/白人他者在文化身份關係的心理分析,批評他最終走向了二元對立的政治對抗,也就是說,在文化混雜和政治對抗上,巴巴與法儂的分歧是有意識的,因而我們無法用後者來批判前者。

不過,在另外一點上,即在對於西方精神分析理論的運用和反省上,巴巴倒確實遜色於法儂。後殖民理論的基本立場是反省西方中心主義的現代性,但對於完全以西方為“人類”的弗洛依德、拉康等精神分析學說,巴巴卻毫無反省地運用。前面文我們已經談過,法儂一方面運用拉康,另一方面又以黑人經驗質疑了拉康,認為拉康忽略了社會和歷史的因素。巴巴言必稱法儂,但這一疏忽實在讓人有點奇怪。◎

 

 

 


《批判與再造》簡化字版

《批判與再造》粉絲專頁

《批判與再造》1~55期

《批判與再造》全五十五期
(2003-2009)html版文章

第01期 第02期 第03期
第04期 第05期 第06期
第07期 第08期 第09期
第10期 第11期 第12期
第13期 第14期 第15期
第16期 第17期 第18期
第19期 第20期 第21期
第22期 第23期 第24期
第25期 第26期 第27期
第28期 第29期 第30期
第31期 第32期 第33期
第34期 第35期 第36期
第37期 第38期 第39期
第40期 第41期 第42期
第43期 第44期 第45期
第46期 第47期 第48期
第49期 第50期 第51期
第52期 第53期 第54期
第55期 

《批判與再造》全五十五期
(2003-2009)pdf版文章

文章存檔

美國經濟大蕭條時期的失業者(詳細圖說請按此)

RSS China Study Group上的新文章

  • 發生錯誤;該訂閱可能暫時失效。請稍後再試看看。

RSS 烏有之鄉上的新文章

  • 發生錯誤;該訂閱可能暫時失效。請稍後再試看看。

復刊啟事

一、《批判與再造》因經費所限,復刊後將以電子版為主,印刷版則改以叢刊方式,選輯電子版文章,不定時出書。我們殷切期望支持本刊的朋友捐款贊助, 我們的出版品除在市面銷售,也將寄贈給贊助戶。捐款請寄:兆豐國際商業銀行南台北分行 戶名:張星戈 帳號:03010296140。捐款戶請以電子郵件告知地址與聯繫方式(電郵信箱、電話或手機)。
二、原貼在http://blog.xuite.net/g1.p2/critique的舊刊選文將彙整至復刊的網站,以便讀者閱覽。
三、本刊文章歡迎轉載,但請註明出處。
四、復刊信息請廣為傳佈。

《批判與再造》稿約

《批判與再造》旨在提供一個用左翼觀點曠觀寰宇、立足本地的公共論壇。我們歡迎引介世界思潮、評析國際與中國兩岸政治經濟形勢及社會文化現象、回顧反思世界社會主義運動歷史的文章,與反映社會現實的文學創作。同時也期望不同觀點之間開誠布公的論辯,以有助於釐清觀念、深化認識,促成左翼力量的團結進步。因此,我們衷誠盼望各方朋友來稿,充實《批判與再造》的內容,推動台灣左翼以至世界左翼聲勢的再興,抑止人類處境的進一步惡化。

 我們的徵稿原則如下:

一.文字請力求簡潔扼要,一般評論以5,000字以內為宜。

二.理論文章字數不限。

三.論辯文章務必觀點明確、邏輯嚴謹,秉持實事求是,「持之有故,言之成理」的原則,切忌曲解論辯對手原意,或迴避論題,言不及義。

四.我們充分尊重所有來稿的觀點,但有時視編務需要,須在不損及作者本意下,酌情刪改。如不願刪改者,請註明。

五.本刊因經費所限,無法提供稿酬,敬請見諒。

 來稿請寄critra99@yahoo.com.tw

Blog Stats

  • 212,032 hit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