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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主義與知識經濟:古巴的生物技術(阿古斯丁‧拉赫‧達維拉著/方聞 譯)

社會主義與知識經濟:古巴的生物技術*
■阿古斯丁‧拉赫‧達維拉**著 方聞 譯
《每月評論》編者按:如《自然》(Nature)雜誌第436卷7049期(2005年7月出版)社論的權威說法所言:“古巴已發展起了相當可觀的(科學)研究能力——也許比東南亞以外的任何發展中國家都要強大。”古巴在建立生物技術產業方面尤其成功,這一產業已有效地推出了自己的藥品和疫苗;該國同時還建起了新興的製藥業,它的製藥業在出口方面已取得顯著成效。它的農業和衛生保健部門,深受科學研究之惠。正如《自然》雜誌所言:“值得問一下:古巴是如何做到這一點的,其他國家可能從它那裏汲取什麼教訓?”事實上,古巴的案例更讓人感到驚訝,因為它不僅是一個窮國,而且,數十年來一直遭受美國所實施的殘酷禁運,這種禁運已擴展到了科學知識領域。此外,古巴的許多科學進步,都是在蘇聯垮台之後的15年間取得的,此前,蘇聯在經濟和技術上向它提供援助。 繼續閱讀 ‘社會主義與知識經濟:古巴的生物技術(阿古斯丁‧拉赫‧達維拉著/方聞 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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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戰略.經濟霸權.帝國主義三重奏下的石油煙硝(廖漢威)

能源戰略.經濟霸權.帝國主義三重奏下的石油煙硝
廖漢威(英國布里斯托大學國際發展研究所 碩士/台灣石油工會第二分會會刊編輯)

一、前言

以能源轉換觀點來看能源使用,在地球演化的漫長歷史裡,萬古前的太陽能轉化為有機物的生化能經過地殼的擠壓與高熱而逐漸形成石油。這萬古前的太陽能,在資本主義來臨的生產方式裡,石油卻成為強勢國與大資本集團設定並爭奪的稀少性資源(因為過去的太陽能被封存在生物化石裡,成為封閉系統,所以才稱為所謂「不可再生性」資源(non-renewable resources))。藉著探勘、抽取、煉製、行銷的工業過程,轉換過去的太陽能為其他熱能,供汽車、各級產業等來使用,創造出所謂「石油世紀」,石油與天然氣遂成為20世紀消費能源的主要形式。 繼續閱讀 ‘能源戰略.經濟霸權.帝國主義三重奏下的石油煙硝(廖漢威)’

重慶文革口述史:黃廉訪談錄[完](老田訪問整理)

重慶文革口述史
(黃廉訪談錄)(完)
■老田 訪問整理
二十一、落實三結合與組織路線上的最後鬥爭
1968年毛主席就提出要吐故納新,結果受到走資派的全面抵制。到1976年的時候,毛主席又提出對造反派要高抬貴手。文革期間在幹部和党建政策上,說是要提拔新生力量,受到當權派的全面抵制。不僅新人無法提拔,就是在當初成立革委會進入班子的群眾,也沒有起到監督作用,不僅是當作花瓶和擺設那麼簡單,而且長期受到排斥和打擊。底下各級革委會的群眾代表也對我們上面的施加壓力,說我們投降叛變了,中央打了招呼,為什麼不監督落實?1976年二三月份中央打招呼會議之後,毛主席和黨中央對進入革委會的群眾代表有一系列的明確指示,他們仍然是置之不理,這不是個別現象和出於慎重考慮,而是長期、系統地抵制毛主席的政治和組織路線,系統地抵制文化大革命,在党的思想建設和組織建設上,當權派都是長期堅持排斥文革的積極分子和新生力量的,特別是在1973-1974年之後,我深切地感到各地重新走上領導崗位的高級幹部,思想有一個很大的回潮,而基層的群眾和造反派卻對這一點缺乏足夠的認識,結果上下兩個方面對我們進入革委會的群眾代表都有很大的壓力。文革過後,他們卻把自己掌權時期的種種黑暗和消極現象,轉嫁給長期受他們打擊和排斥的造反派群眾頭上,說都是四人幫幫派體系破壞和主導的結果。 繼續閱讀 ‘重慶文革口述史:黃廉訪談錄[完](老田訪問整理)’

44期(2007年6月)把紅臉唱到底——毛主義在印度的前世今生 郭宇寬

自鄧小平當權後中共背離了毛澤東思想的路線,一步步走上資本主義道路,但在地球南方的不少原第三世界國家的政治力量始終視毛澤東思想為他們的革命寶庫與精神支柱,印度的毛派便是其中之一。由於多種原因,我們鮮見對世界各地毛派運動較為深入的報導。去年大陸的郭宇寬先生到印度對印度毛派的思想與實踐作了調查採訪,我們雖不同意郭先生在文中的個人觀點,但認為這篇報導實事求是地描述了印度的毛派運動,沒有反共八股令人作嘔的臭味,很有助於讀者了解印度毛派的實際情況,爰予全文刊出。──編者

把紅臉唱到底

——毛主義在印度的前世今生 郭宇寬

“因為那些資產階級有他們的上帝,他們信仰他們的上帝,同時剝削我們,所以我們要有我們的上帝,而毛就是我們印度革命者的上帝,毛選就是我們的聖經,我們相信這一定是上天的安排,就如同釋迦牟尼誕生在印度,他的思想卻在中國發揚光大。毛澤東誕生在中國,也許今天中國人不再那樣崇拜他了,但對我們印度的勞苦大眾來說,唯有毛的光輝思想使我們看到了光明,我們就是把他當作自己的救星。” 

 

在中國早已悄然拋棄毛時代的意識形態之後,在世界特別是南亞政治格局中依然有一股暗流湧動,依然以毛澤東思想作為自己的指導和旗幟,以暴力革命為手段,以推翻現政權建立他們所理解的社會主義為目標。很多人以為這不過是一小撮極端分子癡人說夢,但在不久前尼泊爾的政治動盪中,尼共毛派武裝卻讓人重新認識了這支不可小視的力量,儘管早已被美國政府定義為恐怖組織和全球反恐打擊的對象,卻絲毫沒有影響他們在國內民眾心目中的號召力,在農村包圍城市的戰略指引下他們實際控制的地區已經超過了70%的尼泊爾國土,未來奪取國家政權似乎並不是一個遙遠的目標。

如果尼泊爾這個小國的政權更替尚不足以引起國際社會的憂慮,那麼更令人關注的是尼泊爾的毛份子力量不過是近年來浮出水面的冰山一角,一個跨越尼泊爾,巴基斯坦,孟加拉,印度,斯里蘭卡等南亞國家的毛份子相互支持的紅色走廊(red corridor)已經愈發清晰,而在這一紅色走廊中,從某種意義上來講其實最重要的是印度,印度毛份子在南亞毛份子中有老大哥的地位,在尼泊爾1996年毛份子才走上武裝革命的道路,而印度毛份子在毛的旗幟下已經堅持了差不多四十年的武裝鬥爭,一直是南亞其他地區毛份子的鼓舞者和支持者。在20016月成立南亞毛份子黨派組織聯合行動委員會(CCOMPOSA)發佈的的聯合聲明裏,14個發起組織中,6個是來自印度的。而在印度國內毛份子的力量也愈發顯得不容小視,064月印度總理Manmohan Singh在一次關於毛份子問題的重要講話中稱毛份子武裝為當前“印度國內安全和印度生活方式的最大威脅”(the greatest threat or challenge to Indias internal security)並且可能顛覆印度文明民主的生活方式(civilised and democratic way of life,;國大党領導人索尼婭甘地也譴責某種力量在試圖“共產主義化印度的外交政策”(‘communalising Indias foreign policy)。

在印度這個僅次於中國的世界第二人口大國,迅速崛起的經濟體,假如在未來國內政治力量對比中發生像尼泊爾那樣的變化,其對國際格局產生的影響無疑都將是震撼性的,大概要讓印度商人和外國投資者一想到種可能就要毛骨悚然。這使我對於印度毛份子力量產生了強烈的好奇心,06年末我赴印度展開了調研,我的研究和採訪主要圍繞以下幾個方面問題:

一、他們為什麼堅持選擇毛的旗幟?

二、他們究竟要做什麼?如果他們掌了權會做什麼?他們是恐怖分子麼?他們是“紅色魔鬼”麼?他們的會不會成為下一個紅色高棉?

三、誰會支持他們?誰會保護他們?他們的力量來自何方?

四、在一個已經建立了比較完善的民主政體的國家,激進主義力量對印度社會產生了什麼樣的影響,未來他們有可能成功麼?

邂逅“毛份子“與“毛份子同情者”

在印度毛份子又稱納薩爾運動分子,根據法國解放報的06418報導,毛份子的行動和實際控制地區達到“印度國土的40%及人口的35%;根據印度員警機關的估計,各派別(如the peoples warPW,maoist communist centre MCC,peoples
guerrilla army
PGA 等互不隸屬但是結成聯盟並相互支持的組織)的毛份子總共在全國僅核心幹部(hardcore cadre)就有9300名,他們的武裝擁有約6500支正規武器和大量自製武器;官方公佈的統計資料從20002004年平均每年毛份子發動的武裝襲擊事件在1500起左右,造成的死亡約500人。

從這些資料看毛份子在印度確實無處不在,但筆者在印度卻發現這種資訊很容易被誤讀, “行動和實際控制”的含義很難確定,和尼泊爾不同,在印度毛份子雖然在叢林地區有很多訓練營地,但並沒有在一個行政區建立自己的根據地,在毛份子力量較為強大的地方,也基本上是政府統治白天,毛份子統治黑夜,他們的網路遍佈全國,只是有些地方實力較為強大,有些地方較為弱小而已。至於印度毛份子具體有多少,我更是懷疑官方資料的準確性,連毛份子自己恐怕都給不出準確的資料,因為很難界定什麼是核心幹部。而且由於各毛份子派別組織形式和成員認定方式有所不同,又互不隸屬,甚至沒有比較準確的資料來表示印度的毛份子總數究竟有多少。在印度如果說崇拜毛澤東的人,全國有幾億,我決不會吃驚,不過我從毛份子口中聽說在全印度毛份子武裝的專職戰鬥人員大約不到一萬人。

由於在印度毛份子是被政府打擊的目標,被歸類為恐怖分子,所以即使核心骨幹在公開場合也不會承認自己是毛份子,他們作為地下黨,如果要搞活動和宣傳的話都用一個“黨名”,以各種隱蔽的形式出現,改頭換面為工會幹部,農會組織者,學生組織領袖,左翼新聞記者等身份,幕後操縱很多活動,當有一起暗殺發生, 比如03年用炸彈襲擊Andhra
Pradesh
省省長chandrababu naidu之後,還有2000年刺殺前內務部長A. Madhava Reddy後都會有傳單標語宣佈毛份子對此事負責,但在員警和公眾面前每一個具體的人都是“毛份子同情者”。

由於毛份子武裝在印度搞了大量爆炸,暗殺一類的“革命行動”,是被政府通緝的目標,再加上他們的精神導師來自中國,所以在印度作為一個中國人採訪毛份子也是非常敏感的事情,有幾種事可能發生,一,一個中國人在印度和毛份子接觸會讓員警當局感到敏感,也許會被懷疑是軍火販子,而被傳訊。二,給被採訪對象帶來麻煩,如果一個毛份子身份被披露,被眾多破不了案的刺殺綁架搞得焦頭爛額的員警,就會找上門來審訊此人,希望獲得情報。

我此次採訪的主要協助者是一位印度的大學教授,我們在一次在美國的純學術研討會上認識,由於都對社會公正問題比較感興趣,聊著聊著他就聊到了革命問題,他極為認同在印度搞武裝革命,並且對中國的文化大革命極為讚賞。這讓我非常吃驚,並激發了進一步的興趣,他跟我講了很多印度革命者的故事,那些故事仿佛發生在中國的昨天,但卻發生在印度的今天。後來我才知道這位教授自己從學生時代就秘密加入了毛份子的週邊組織,後來長期扮演印度某省毛份子武裝和政府之間的聯絡人(communicator)的角色。

通過這位教授和他的朋友,我得以接觸到了一些“毛份子的同情者”,其中有工人農民這樣的底層群眾,但骨幹人物都是一些左翼知識份子,我曾見到一位公開身份是某商業媒體編輯的“毛份子同情者”。他原本是一個大學生,讀了毛選以後,就加入了大學裏毛份子的組織,大學沒畢業就跑到叢林裏去參加了遊擊隊,他輕鬆地告訴我他曾經參加過6次刺殺地主的行動,都成功了。他們殺了地主以後,地主剩下的家人通常會逃到城裏避難,於是他們就把地主的土地分給貧苦農民,大多數情況下,地主的家人不敢吭聲。他解釋這是以紅色恐怖來回擊白色恐怖。不過他自己在一次行動的籌備過程中不幸被捕,員警把他帶到叢林裏準備秘密處決他,幸虧他的同志們及時把消息捅給了媒體,在媒體的干預下,員警不得不把他帶去接受法庭審訊。那些被害地主的家屬大多不敢出庭指認他,而那些分了田地的農民更不會指認他,很多“毛份子同情者”對他聲援,結果在法庭上由於證據不足,他在法庭上大義懍然地否定所有指控,最後被宣判無罪。他描述自己現在的工作是走出叢林在另一條戰線上和資產階級戰鬥。還有一個私立中學校長,告訴我他不會承認自己是毛份子,但他會利用他的課堂傳播毛澤東的革命思想。甚至還有一位大學教授,喝醉了告訴我,現在他的職業身份是大學教授,但一旦為了革命需要,他獻出自己的生命也在所不惜。

所以後來我放棄了去搞清楚,誰是毛份子,誰是“毛份子同情者”。我的採訪是非常謹慎低調的進行的,大多數時間我以瞭解印度社會的名義,到處逛逛,和各階層的人顯得無意的隨便聊聊他們對於毛份子的看法。但反諷的是,一些“毛份子同情者”和我說起“革命行動”來,一個個很是自豪,激動處嗓門就放大了,甚至一次在一個餐館,幾個人敲著桌子唱起了“革命歌曲”,店主知趣地避到了一邊,我都害怕是不是被別人聽見,會造成誤會。

和所有這些人的接觸獲得的資訊與公開的文獻資料相互印證,使我可以對印度毛份子革命的狀況作一個基本的判斷。

 

他們為什麼選擇毛的旗幟?

我曾多次詢問哪些堅定的毛份子有沒有聽說過,2005年中國駐印度大使孫玉璽的公開表態:“我們不清楚這些武裝組織為何盜用中國領袖毛澤東的名字;而且我們也不喜歡這樣。他們要這樣稱呼自己,我們也沒有辦法;但中國與他們從來沒有任何關係,中國境內也沒有任何組織或團體與他們有任何聯繫。”他們的反應普遍非常不屑:“那有什麼奇怪,現在中國是走資派當權。”

 他們舉起毛的旗幟要從中國輸出革命的年代說起,共產主義運動在印度的萌芽幾乎和中國同時在上世紀初就開始了,在印度爭取民族獨立的鬥爭中,共產黨也是一隻活躍的政治力量,但不同的是中國共產黨通過暴力奪權,建立了無產階級專政,而印度走上了議會政治的道路,但議會民主並不能解決全部社會問題,貧富差距,種姓歧視,官員腐敗等依然困擾著印度社會,很多社會底層民眾有一種強烈的不公平感乃至絕望感。

而這時候中國成為了對印度充滿感召力的磁石,一個被投射了理想主義光芒的烏托邦。一位年紀比較大的老人告訴我,他那時還參加過一些以戲班子,演出隊名義組織的毛澤東思想宣傳隊。這些毛澤東思想宣傳隊通常會在田間地頭舉行文藝表演,當把農民召集到一起以後,他們就會用類似說書的形式講毛主席領導下的中國革命故事,在他們的描述中,中國原本和印度一樣甚至更加貧窮落後,但在毛主席的領導下,中國人民推翻來三座大山,建立了自由平等富強的社會主義國家,中國農民今天生活非常幸福,這個神話對於不瞭解中國近現代歷史的印度農民來說會有很大的感染力。

19658月,以國防部長林彪的名義發表的“人民戰爭勝利萬歲”更是給印度革命者打了一針強心劑,是中共60年代初重要的世界革命指導性檔,其內容即為後來“輸出革命”的主要內容。我在印度見到一些毛份子能大段的背誦該文的內容,令人瞠目。該文以紀念抗戰勝利20周年的名義,總結了毛澤東的“武裝鬥爭”、“人民戰爭”、“農村包圍城市”、“統一戰線”、“党的領導”等一系列“中國革命的取勝法寶”,加上“帝國主義和一切反動派都是紙老虎”的論斷,為當時推動“世界革命”提出了一套系統的戰略。這套革命理論給印度的革命者極大的鼓舞啟發,他們驚喜地發現,印度和中國都有“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傳統,都以農業人口佔大多數,革命在中國能取得成功,在印度為什麼不能?

1966,印共()西孟加拉邦委員會內,以查魯.馬宗達為首的一派由於對黨中央的路線不滿,秘密成立了“印度共產黨毛澤東主義中心”組織。在毛澤東思想的武裝下,1967年,以馬祖達為代表的革命家領導下,他們在西孟加拉邦以盛產大吉嶺茶著名的的納薩爾巴里村起義,這被看成印度人民戰爭的一個轉捩點。那並不是第一次造反,確是第一次被中國共產黨公開支持的造反,《人民日報》緊接著就發表社論,歡呼那是“印度的春雷”,讓他們至今都興奮不已。這場起義雖然不久即被撲滅,但它的“星星之火”卻傳播到了更廣大的地區,同年11月各地的革命者彙聚加爾各答召開秘密會議成立了全印革命協調委員會(AICCR)。他們相信只有依靠暴力革命才能建立起一個“新印度”,不過和中國共產黨不一樣的是,他們似乎比較忽略統一戰線的鬥爭策略,在革命還沒勝利他們就急不可待地亮出了“興無滅資”的底牌。“納薩爾運動”的第一次代表大會上,馬祖達宣佈:“任何反對這場消滅鄉村敵人的戰役的人都不和我們站在一起”。他為革命暴力辯護的理論是“階級仇恨”。馬祖達說,“當用階級敵人的血來書寫口號,把階級敵人的頭掛在他的屋頂上的時候,這就是人民的階級仇恨的表達。遊擊隊員對敵人是如此仇深似海,以至於不但把他們的頭砍下來,而且從他們的屋頂上踢下去。”馬祖達甚至比中國的革命者更加激烈地宣稱:“一個雙手沒有沾滿階級敵人鮮血的人不能被稱為是一個共產主義者。”而有趣的是很多像馬祖達這樣的革命家都是出生最高的種姓婆羅門,甚至是非常富裕的資產階級或者地主家庭。

也許是因為他們這種革命理論的極端性,使他們很難在一個地區徹底站穩腳跟,在我和毛份子交流的過程中,我多次聽到他們說,“我們總有一天會有一個自己的‘葉南’”,我已開始沒有反應過來,後來才明白他們說的是延安。但幾十年來即使在一些毛份子勢力強大的地方,也基本是“員警統治白天,毛份子統治夜晚”。同時這些革命者自身也在不斷分裂之中,其中中國的影響是非常巨大的,可以說中國革命一感冒,印度革命者就要打噴嚏,1971年林彪墜機給了印度毛份子當頭一棒,很多人茫然了,因為他們把林彪當作了毛澤東軍事理論的繼承發揚者;1972年,毛澤東與“美帝國主義的頭子”尼克森握手言歡,又導致了毛份子的大分裂;1977年中國粉碎四人幫,結束文化大革命,更是讓很多人心灰意冷,心目中無產階級革命的聖地落入修正主義者之手,如同耶路撒冷淪陷一樣讓人五內俱焚。

很多人因此出於失望或者反省,走出了叢林,放棄了了革命道路,其中一些人投身議會政治,而那些堅持下來的革命者在更加艱難的環境下鬥爭,並且更加執著。除了農村包圍城市的武裝鬥爭,最近幾年毛份子們的鬥爭重點從土地改革和工會運動,擴大到了反對全球化,反對國有企業的私有化,及反對種姓制度,這樣有助於擴大他們的支持面。當一個失業的工人,一個破產的農民或一個無法養家糊口的手工業者,對生活感到絕望的時候,也許一個身邊的熟人就會和他談心:“為什麼有些人這麼富裕,而你這麼貧窮,不是因為你不努力,不是因為你不夠聰明,而是因為這個萬惡的社會制度,為什麼不和我們一起把它砸個稀巴爛。”

可以確信的是只要一個社會的不公平感和被剝奪感存在,毛理論就能夠找到根植的土壤,而毛的旗幟就會繼續飄揚,就像我曾經問一個毛份子:你們為什麼要把毛澤東當作神一樣敬拜麼?他回答:因為那些資產階級有他們的上帝,他們信仰他們的上帝,同時剝削我們,所以我們要有我們的上帝,而毛就是我們印度革命者的上帝,毛選就是我們的聖經,我們相信這一定是上天的安排,就如同釋迦牟尼誕生在印度,他的思想卻在中國發揚光大。毛澤東誕生在中國,也許今天中國人不再那樣崇拜他了,但對我們印度的勞苦大眾來說,唯有毛的光輝思想使我們看到了光明,我們就是把他當作自己的救星。

 

他們為什麼唾棄選舉?

通常的觀點,毛份子的政治主張諸如社會平等,土地改革,更好的窮人福利,為包括共產黨(CPICPM)在內的大多數黨派所贊同,至少不反對,不同的是其他政黨的共識是需要用漸進的議會政治的道路來實現社會改良,而毛派公開宣稱議會政治是骯髒的,用暴力革命來打碎現有政治體制是唯一的出路。

難道以共產主義為指導思想的政黨就無法在通過選舉參與政治麼?答案顯然不是這樣。即使共產黨中的左派(CPM)都有過非常好的選舉成績。比如在在擁有8000萬人口的西孟加拉邦(West Bengal)共產黨(CPM)從1977年開始通過選舉成為執政黨,0611月剛結束的地方議會選舉中,CPM更是贏得了約37%的相對多數選票,以超過其他政黨的優勢大獲全勝獲得了175個席位。印共在喀拉拉(Kerala)邦早在1957年就在選舉獲勝,成立了世界上第一個民主選舉產生的地方紅色政權。左翼組織在國會中也有62席,是國大黨及其聯盟和印度人民黨及其聯盟分別擁有223席和187席之後的第三大政治力量,雖然沒有參加內閣,但確是國大黨和人民黨都不得不爭取的關鍵力量。

而各地毛份子雖然一貫抨擊議會政治,也有過試圖參與議會政治的努力,政府也非常歡迎他們參加議會選舉,而不要搞武裝鬥爭。比如在1985年有幾個毛份子派別參加了省議會選舉,在八個省,共推出130個候選人,但最後非常遺憾的只得到了2個席位。之後也有過很多次這樣的嘗試,甚至在1990年,毛份子的一個派別印度人民前線(IPF)獲得了印度國會的一個席位,當然同時它也暫時放棄了原來的武裝鬥爭,轉而“在議會進行階級鬥爭”。

但總的來說也許是出於吃不到葡萄說葡萄酸的心態,毛份子的主流派系越來越表示出對選舉政治的鄙視,如果問他們為什麼曾經參加選舉而又落選,他們會解釋之所以參加只是為了進一步暴露資產階級議會政治的虛偽性。

不過毛份子堅持那些在選舉中贏得席位的政黨,都是靠賄選這樣的骯髒手段,即使共產黨也不例外,而毛份子們的落選恰恰顯示出他們的崇高。我相信他們講的並非完全沒有道理,和中國一樣,印度也有比較深厚的腐敗文化,賄選更是非常普遍,很多農民都向我證明在選舉期間會有不少政黨的助選人員拿酒,食品,收音機等物品來和他們換選票,他們也很樂於接受這些。再加上根據2001年的印度全國普查,有34.5
%
的印度人是完全不會讀寫的文盲,更使得的選舉容易被當地有經濟勢力者操縱。

很難說清他們是因為堅持暴力革命而無法在選舉中成功,或是因為他們無法在選舉中獲得成功,而變得更加傾向暴力革命。我和一位那位公開身份是報社編輯的毛份子的對話,他在毛份子中被稱作為“理論家”,也許能比較全面的解釋他們的邏輯。

問:你們為什麼不考慮通過選舉來參與政治?也一樣可以為窮人爭取權益。

答:那沒用,參加選舉就意味著腐敗,意味著和資產階級同流合污,就像現在的印度共產黨,它已經背叛了革命理想,我們相信毛主席的教導,‘槍桿子裏出政權’,只有武裝鬥爭才能為人民大眾贏得權力,真正的權力。

問:什麼是真正的權力?

答:就是人民大眾可以說了算的權力。

問:不通過選舉,代議制,怎麼來代表人民大眾的真實意願呢?

答:我們當然有民主,不過不是資產階級那一套,我們要搞無產階級專政的民主,那才是屬於人民大眾的民主,乾淨的民主。

問:為什麼建立了革命政權就不會有腐敗麼?有一句格言叫絕對的權力產生絕對的腐敗,你大概也聽說過。

答:理論上是這樣,不過我們的革命政權不會,就像毛主席建立的人民政府一樣。

問:為什麼?

答:這很簡單,有個別資產階級分子混進革命隊伍會搞腐敗,而毛主席自己把全部生命都獻給了受壓迫的人民,他雖然有絕對的權力但他自己決沒有一點腐敗。

當時他眼中閃爍著不容置疑的光芒。

 

毛份子要幹什麼?

有一個問題讓我非常感興趣,就是假如這些毛份子真的掌握了政權,敢叫日月換新天起來,會是什麼樣子。儘管有很多歷史經驗表明,即使革命政黨當權後,也可能背棄原來的原教旨主義態度,採取較為實用主義的政策。不過在一個有約四十萬人口的煤炭工業城市Godavari Khani,我瞭解到一些有趣的故事,可以反映出他們大致的社會治理理念。這裏由於大量的礦工家庭,工會勢力非常強大,曾經是納薩爾運動的重鎮,該地現在還有一些諸如人民廣場,列寧大街一樣的地名顯示出革命特徵,今天的礦工中依然有納薩爾運動的週邊組織和骨幹人員。

最初毛份子領導工人為了更好的勞動權益進行罷工鬥爭,在1980年舉行了一次持續56天的大罷工,並迫使廠方讓步,這是當地工人的首次勝利,為毛份子贏得了威信。

在領導工人取得了罷工勝利之後,毛份子們意圖在該地區的向腐朽的生活方式開刀,也許是工作壓力大的緣故,當地很多礦工都有酗酒的壞毛病,一下工就愛到酒館花天酒地,糟蹋錢不說,酩酊大醉回家還打老婆。毛份子的措施非常簡單,禁止礦工喝酒,有違反規定者,將召開批鬥會,並用鞭撻等方式使他們記住教訓。同時毛份子還宣佈,在該地區賣酒為“非法”,責令當地的酒館在限定時期內改行關門,賣酒比喝酒罪行嚴重的多,被視為“毒害工人階級”,如果超過限定時期仍然膽敢在礦區賣酒者,將被槍斃。誰都知道,毛份子可不是開玩笑的,也沒人敢拿自己腦袋開玩笑,幾天之內礦區一個賣酒的地方都沒有了,也再沒有人喝酒了。從效果上來看,礦工們無處消磨時間,一下工早早就回家了,還能夠帶更多的工錢回家,家庭也更和睦了。看到自己的丈夫被管教了,礦工的妻子們也開始擁護毛份子。不過當後來員警重新獲得了該地區的實際控制權後,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荷槍實彈保護酒館重新開張,並保護酒鬼們進去喝酒,如今該地區又恢復了常態,不過毛份子需要向政府示威時,酒館是一個比較主要的襲擊目標。

毛份子還有一個充滿想像力的大手筆,由於該地區大多數都是礦工家庭,產業單一,農副產品都需要從其他地方運過來。一些小販就把價格抬得比較高,雖然不是高很多,但是給本不富裕的礦工家庭增加了負擔,群眾意見比較集中,於是毛份子調查了周邊地區的物價後,張貼告示,給從柴米油鹽到禽蛋魚蔬都規定了“標準價格”,宣佈從今往後,如果有商販超過標準價格販賣貨物,將被宣判為奸商,加以懲處。這一套做法在整個80年代都非常奏效,我詢問一個毛份子,為什麼不辦個平價商店之類的,用經濟手段來調節物價,他不屑地說,那是資產階級的做法。

而毛份子最有威懾力的行動是放在打擊資產階級上,在上世紀八十年代中期該地區曾有兩個大礦的經理先後被刺殺,一個現在公開身份是工人的“前毛份子”認為,當時他們是很講道理,那兩個經理都以對待工人苛刻著稱,比如講工人覺得不舒服要請假,他們就不允許,或者要脅要扣工資。於是毛份子首先客氣地和他講道理,告訴他這樣是不對的,如果他仍然不改正;毛份子將警告他在限定時期內必須改正;到時候如果工人群眾對他的態度仍不滿意;這樣毛份子就已經仁至義盡了,他們將宣佈此人為“階級敵人”,宣判其死刑,並派出特別行動小組來執行。政府方面經常譴責毛份子“濫殺無辜”,不過我可以感覺到在一些底層群眾中間,毛份子被當作除暴揚善的英雄。為了證明自己的隊伍是大公無私的英雄,而不是出於私仇的暴徒,我聽到海德拉巴的幾個毛份子告訴我曾有一個該省的革命同志,自己殺了他的親哥哥,因為他哥哥是個為富不仁的大地主,並把他哥哥的土地分給了窮人,不管這個故事有沒有誇張的成分,他們對這種大義滅親行為的態度都頗讓我吃驚。

我曾採訪了Godavari Khani一個主要礦業公司的總經理veera reddy,當我詢問他對毛份子的看法時,他的回答比較謹慎:毛份子有一些做法我不贊成,但他們推廣了平等的思想是很好的,過去印度礦工見到經理要叫“老爺”,現在大家都認同人是平等的。我問他,你現在還不害怕毛份子?他說,自己不怎麼怕,因為他和工人關係不錯,不過他補充,在有毛份子活動的地方,經理們都比較小心,會覺得有隻眼睛在盯著自己。他同時抱怨,我們現在這些工人每天能真正工作3個小時就很不錯了,隨便遲到早退,你也不敢批評他們,更不可能開除他們,是典型的大鍋飯。目前該地礦工的工資水準在每月250美元的水準,一個人工作就可以養活全家。

由於印度的農民是不用繳稅,而且享受政府補貼的,所以毛份子也要小心地不增加群眾負擔。他們通過一些被官方視為違法的手段籌措革命經費,除了在農村地區打土豪分浮財以外,還會綁架一些大地主和其他他們認為為富不仁的人來要求贖金,他們甚至承認他們“偶爾”也通過販運大麻一類毒品來籌措資金,不過那是為了崇高的事業。而他們最主要的籌款對象是承包商,大概是建築承包商和當地政府之間往往有不可見人的交易,所以承包商通常是容易的籌款目標,在接到毛份子的通牒後大多會破財消災,息事寧人。我在印度遇到中國某工程隊的管理人員,據說他們也曾遭到打著毛份子旗號的劫匪,他們事先通知工程隊雇傭的當地保安,某日某時要來工地拉鋼材,不得阻攔和報警,那些保安都很乖。不過這些讓官方十分頭疼的事情,特別在底層群眾中並沒有什麼反感,我遇到不少工人,農民都覺得毛份子這樣做很好,有人這樣對我評價“如果毛份子問誰要錢,他一定是活該。”

對於官方和西方國際社會把毛份子當作恐怖組織看待,很多人是不贊同的,因為印度毛派雖然製造了很多刺殺和炸彈爆炸事件,但都是以政府官員,員警當局,大地主等“階級敵人”作為襲擊目標,從來沒有針對民用建築和公共場所。而且有毛份子還向我解釋,他們和紅色高棉不同,參加和退出都是自願的,只要不向員警洩露組織機密,即使退黨並且公開表示不同意毛份子的主張,也不會被當作叛徒。

 

毛份子向何處去?

我在印度的瞭解使我感覺政府依靠武力打擊是不可能消滅毛份子的,除了前面提到毛份子擁有的群眾基礎以外,印度法律體系的嚴謹和低效也是一個重要原因。

由於對於證據的強調,要證明一個人犯罪非常困難,印度沒有思想罪或者言論煽動罪,要證明一個毛份子殺過人更加困難,除非當場抓獲,或者在其據點連人帶槍抓獲,否則員警很難做什麼,一個毛份子只要不帶武器和紅寶書,走出叢林,宣佈自己是一個“毛份子同情者”,員警就拿他沒辦法,一旦政府的打擊減弱,他又可以重新拿起槍開展武裝鬥爭。員警對於毛份子非常絕望,所以很多員警假如有可能的話就不會把毛份子帶上法庭受審,很通常的做法是在抓捕現場就將毛份子擊斃,彙報說毛份子負隅頑抗,或者把毛份子帶到郊外槍斃,偽造現場說毛份子要逃跑。有一個在德里毛份子告訴我,全國一年中被員警秘密處決的毛份子有上千人,一個海德拉巴的毛份子告訴我,僅在該省去年毛份子就有超過220個被殺,這個數字大概包括在戰鬥中被誤殺的平民,而根據人權組織的報告在過去的16個月中有211個毛份子被捕後被秘密處死。也許統計管道不同,我無從核實這個資料的可靠性,不過可以確信的是,殺戮和鎮壓反倒刺激了一些毛份子“唯有犧牲多壯志”的激情,很多毛份子懷著為革命同志討還血債的仇恨,把員警作為報復的目標,而這又更加刺激了員警對毛份子的圍剿,冤冤相報,沒完沒了。

在海德拉巴(Hyderabad)省,0410月在國大黨當選後在一批左翼知識份子的撮合下,政府伸出橄欖枝表示願意和毛份子談判,毛份子們之所以接受談判的邀請,很大程度上是受重慶談判的故事的影響,也想利用這次談判,在政治上佔據主動,和談期間,雙方都宣佈停火,政府要求毛份子放下武器,既往不咎,甚至可以考慮邀請其參加聯合政府;02Andhra
Pradesh
省和毛份子也舉行過類似的談判,但最後都以談判破裂,雙方重新開戰為結局。因為毛份子提出的條件最主要兩條,一是,審判曾經秘密處決毛份子的員警,為革命同志報仇;二是,實行土改,把地主的土地分給農民,這兩個條件顯然政府無法滿足。

包括毛份子們自己也不知道,他們的革命鬥爭何時能取得勝利,或者說應該向何處發展,有時來自尼泊爾或者委內瑞拉的消息會讓他們感到振奮,不過更多的時候他們處在被邊緣化的悲憤和焦慮之中,他們所能做的只有“把革命堅持到底”。但同時他們仍然有一種希望在支撐著他們,一是寄希望於國際形勢的變化,他們的核心人物都非常愛讀喬姆斯基的著作,那些資訊使他們相信,國際帝國主義勢力已近是強弩之末,多行不義必自斃;二是寄希望一個天才領袖的出現,帶領他們經過“長征”通向最後勝利,因為他們知道中國的革命也曾經經歷過漫長的低谷,曾有一個毛份子告訴我說:我們的革命現在非常艱難,目前勝利的希望很渺茫,但我們還是會堅持下去,一定會有一個天才的革命家領導我們走向最後的勝利。我問:什麼樣的天才革命家?他認真地說:那個人應該就是毛在印度的轉世靈童(incanation)。我開玩笑說:“不巧呀,毛的轉世靈童現在在北朝鮮。”他瞪了我一眼:“我們還會等待他的下一個轉世。”

 

寬容激進也是維護民主

通常人們提到印度,會聯想起簞食瓢飲的甘地,高貴的非暴力運動,神秘的冥想和清心寡欲的素食主義,在這樣一個國家可以有人高舉暴力革命的旗幟四十年之久似乎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

實際這是一種美麗的誤會,早在甘地的年代,他的非暴力宣導就並非政治舞臺上唯一一種聲音。在今天的很多印度人心目中巴加.辛( Bhagar
singh
)是更加偉大的民族解放英雄,他公開走和甘地不同的抗爭道路,比如往議會丟炸彈,來表現對被英國人操縱的議會政治的不滿,最後被捕犧牲。在很多人看來,甘地不過是一個下山摘桃子的人,如果沒有大量像巴加.辛這樣的革命志士,告訴當權者不要不顧及人民的怒火,“人民生氣了,後果很嚴重”,殖民主義者根本不會屑於和甘地這樣乾枯的老頭子坐到一張談判桌前。

很多歷史資料也證明了在很多方面甘地其實是一個保守的原教旨主義者。而印度教帶給印度社會的一個重要副作用就是種姓制度,甘地更多的時候,不願意激怒印度教的保守勢力,宣揚一種相互妥協的觀點,比如不同種姓“不一樣但是平等”,“人的五個手指頭都不一樣長短,功能也不同,但沒有高下之分。”這種觀念是意圖調和種姓之間的矛盾,但卻不能使低種姓的知識份子滿意。而安貝德卡博士(Ambedkar)就是甘地最激烈的抨擊者,這位來自達里茲(dalits,所有種姓中最底下的賤民)的傑出人物,在英殖民地時代享受了最好的教育,獲得了英國和美國的博士學位,而他對於甘地在種姓方面的保守態度怒不可遏。乃至於甚至表示過,假如不能讓低種姓享有平等權益,他情願讓英國人繼續統治下去也不希望印度教徒統治這個國家。他帶領低種姓的群眾沖進過去只有高種姓者才能進入的神廟,到過去只有高種姓者才能飲用的水源去取水,為此一度造成了很多地方的騷亂。還有更激進的力量乾脆組織了諸如達里茲黑豹黨一類的團體。但這些人的堅持卻使得印度的上層社會不得不傾聽來自弱勢族群的聲音,最後促成了給與低種姓階層在教育和就業等領域的一系列優惠保障政策。而安貝德卡博士的努力也最後贏得了印度主流社會的尊重,他在印度獨立後被任命為憲法起草委員會的主席,今天被稱作印度的憲法之父,幾乎在印度的每一個村莊都能看到他的塑像。

在印度這種對激進主義的同情乃至支持,並不僅僅是一種社會底層的情感。在主流知識份子中,也不乏毛份子的支持者,比如我採訪了德里大學發展中國家研究中心的主任莫漢蒂(manoranjan mohanty)教授,他在任何場合都不會放棄為毛份子辯護的機會,把他們稱作“推進社會進步的一支積極力量”。而在奧斯馬尼亞大學(osmania university,為公立大學有五十多萬學生),一次和二十幾個社會學專業的教授及博士生的小規模座談中,我作完演講,提問階段,我聽見不止一個人表示印度現在就缺一次文化大革命。我很吃驚,就問他們有多少人持這種觀點,沒料到所有的人都舉起手來。我問他們,為什麼他們這麼喜歡文化大革命,他們回答文革才能帶來平等。我向他們解釋,和馬丁路德金追求的平等不一樣,其實文革中人和人的關係並不平等,在政治上扶植起工農階層來鎮壓原來的上層社會人士,順帶打倒所有政敵和潛在異見者,實際上是創造了一種新的不平等,並樹立自己的絕對權力,而且工人農民通過文革在生活上並沒有獲得實際的好處,國家經濟經過文革處在崩潰的邊緣,除了“毛主席”一個壽終正寢的大贏家,人民受到的傷害至今都沒有完全恢復。我進一步解釋這意味著在印度如果來一次中國式的文革的話,婆羅門都得淪為賤民,大學教授和你們這些博士得去掃馬路,他們聽了面面相覷,有一個人大概覺得我是胡說八道甚至臉漲得通紅,拂袖而去。我又接著問:你們還有多少人認為印度應該來一次文化大革命。仍然有十幾個人舉起手來,其中有一位是社會學系系主任,還有一位博士生後來我知道他自己就是婆羅門。也許社會學專業的學者比較左傾(我說的左傾是國際語境下的,不是中國特色的那些所謂左派)一些,但仍然給我很大的震撼。讓我想起那句格言,把它改一下“一個人的毒藥,對另一個人是美食。”(one mans poison is another mans meat.)後來我知道毛份子在這所學校號召力挺大,還有類似共青團的學生組織。

不僅在理想化的知識份子中間,在印度政府高層也同樣有一種對激進主義者的同情情緒。在印度我感到非常有趣地發現,儘管在毛份子眼裏國大黨之流,都是資產階級分子,共產黨也是修正主義分子,甚至有人向我控訴,共產黨當權的地方鎮壓毛份子比國大黨還要積極,徹底走上了反動道路,比如他們的領袖查魯馬宗達就是1972年在共產黨執政加爾各答被捕並死在獄中的。但政治家們通常對毛份子用比較包容的心態,比如當重要毛份子被捕的時候,很多地方政治家會呼籲公正審判,確保其人身安全等;甚至把毛份子視為同盟軍,比如印共(馬派)海德拉巴省的省委書記B. V. Raghavulu先生,他是一位彬彬有禮的學者,在我採訪他時,他表示雖然共產黨對毛份子的激進做法並不贊成,但是他們的存在對於推進土地改革和社會公正也確實有積極的一面。不管是否心口如一,提倡用更多用寬容的態度瓦解感化毛份子,而不是用光用鐵腕打擊,也是印度政壇的主流意見。比如06年初會議上總理曼莫汗·辛格在提醒毛份子對於國家安全的威脅的同時提出了一個“兩條腿走路”的對策。除了採用有效的員警行動;還要使他們減少被剝奪和被拋棄的心情。例如進行一種寬鬆的招安和復興工作,並且在受毛份子控制的地區實施各種農村建設和改革計畫。如實行農村就業保證計畫,緩解農村高利貸盤剝,制止基層官員員警對農民的侵擾等等。甚至一位前任員警總監prakash singh,他和毛份子鬥了一輩子,退休後卻寫了很多文章,呼籲社會理解毛份子,呼籲政府把著眼點放在解決社會矛盾,而不是軍事打擊上。

 恰恰是這些寬容明智的政策制定者,使我不相信民主和憲政已經根深蒂固的印度社會會爆發一場中國式的文化大革命或者武裝革命,但那些喧囂的革命呼聲,卻在給社會敲響警鐘,讓養尊處優的既得利益者,不要過於被惰性麻痹,盡力去滿足社會變革的願望,緩和社會矛盾,因為如果不這樣做,假如情緒被長久積壓,無法釋放,最後爆發出來會更糟。在去印度之前,我一直把激進主義思潮當作一種社會發展中的非建設性力量,對於革命宣傳我是反感的,而在印度的觀察,讓我固有的觀念有了一些變化,也許在一個有足夠包容力的憲政框架下,適當的激進主義同樣有一些建設性的作用,就好像為了達成一個社會進步的目的,既需要有人唱白臉,也需要人唱紅臉一樣。

從某種意義上講,我想正是那些革命力量的長期存在,和明智的領導者的不斷妥協改革,才使得印度這個和中國一樣人口多,底子薄的東方大國,不會徹底走上暴力革命的道路

後記:

此文是我2006年的作品,那是在我遭受打擊的低谷,這不是第一次,也許也不會是最後一次,創痛卻不可與人言,訪舊半為鬼,多病故人疏。更重要的是我看不清楚這個社會的未來,也不能說服自己,我以往堅守和付出的是否有價值,甚至是否有方向性的錯誤,我是不是自己所不喜歡的那個人群中最大的一個傻逼。

在印度的調研,和我的多次獨行一樣,也是我解答內心困惑的一次長征。儘管我在媒體的人脈大概比很多人都廣,但此文在中國依然無處發表,我給了北京一家非常有歷史關懷的雜誌,準備發了,最後審稿的編委會某個大約在文革中創鉅痛深的老爺子拍案大怒:居然宣揚毛澤東這個邪神世界上還有市場,絕不能讓這個謬種流傳!又投給南方一家週報,總編說:對毛澤東路線有反思,又涉及國際關係,我們不敢發;再投給香港一家雜誌,總編說:我們讀者對這種宏大問題沒這麼多興趣,能不能摘三千字發?

他們都沒讀懂我的文章,因為他們沒有我所懷的困惑,不過從哲學上講被誤讀恰是人生的常態。我自己隨隨便便寫的稿子,供不應求,稿酬頗高,還欠了一屁股文債,最嘔心瀝血的作品多是貼血本貢獻給互聯網了,只要中國的大環境沒改善到一定程度,我自己當總編輯大概也是一樣。

但所有工作最後的意義是為了自己內心的安寧,當那些文字思考的碎片像蚊子一樣在你腦海裏嗡嗡作響,催促你讓它們浮出水面,即使你無憑無恃,你也可以像子彈一樣往前衝,筋疲力盡後,你享有平靜和自由。

感謝各位師友,我已得救。◎

44期(2007年6月)大陸《工人詩歌》集(上) 沉戈 輯

大陸《工人詩歌》集()

沉戈 

《工人詩歌》沉戈

如果,你是一位工人

是千千萬萬產業大軍中的一員

是無產階級的一分子

 甚至,你還在寫詩

或者,你只是喜歡詩

喜歡讀一讀工人們的詩

他們帶著機器熱烈轟鳴

帶著子夜靜默燈光的詩

 那麼,請你來吧

請你來到我們這個家

來到工人詩歌聯盟

這個詩界,一個祖國

 在這裏,在這從四面八方

彙集起來的浩浩蕩蕩的工人隊伍裏

你會感受到工人階級的力量與尊嚴

你會讀到工人同志們的詩,他們的

脈搏與心跳,坦真與樸實

他們的血與汗,光榮與夢想

 

田力的詩(三首)

 

田力簡歷:生於60年代。遼寧鞍鋼檢驗員。

 

《修理管道》

一個人

去修理

距地面五米的粗管道

管道表面有些鏽

踩上去

有沙沙聲

底下兩個人在那兒把風

他在上面擰鐵絲

擰得像極了一種鳥的叫聲

 

《說話》

我奶奶廉淑秀告訴我

好馬長在腿兒上

好漢長在嘴兒上

打小就要懂事兒,嘴甜

我不知道,這是一句諺語呢

還是她老人家

一生經驗的總結

口才班的李老師說

口才就是說話

就是與人交往,和講述的技巧

首先要區分開平舌和翹舌的發音問題

話說好了

才不枉為國人

我母親臨終前

取出她在第一鋼鐵學校

讀書時戴過的校徽

流了淚

我知道她想說點什麼

但萬惡的病魔已經

不許她再說點什麼了

參加一次作品研討會

眾口一詞

歸根結底就是

坐在西瓜地裏誇西瓜甜

坐在南瓜地裏誇南瓜香

誰知道他們心底

真正想些什麼

領導說

這是會議室

我說話,你們下邊不許嘮嗑

我師傅老侯,他告訴我

零件與零件之間的間隙大了

叫說話

需要趕緊去取扳手

把它擰緊

 

《換了一個工作》

換了一個工作

換一個主任領導

換了一個工作

不是換了一個部門,從這間辦公室

搬到另一間。中午有飯局

不是幹一行,愛一行

而是幹一行,孬一行

換了一個工作

是說原先使釘錘,現在使瓦刀

原先站衝床,現在推花刨

像山野怪俠

原先舞劍,現在揮棍

也有點像農民伯伯們

前年種一地大豆

去年又嫁接番茄

唉,什麼都賠錢

換了一個工作

就是換了一幫子工友

在哪兒都是幹活兒

去新環境

像填房的老女人

 

沉戈的詩(三首)

 

沉戈簡介:原名沈革。男。1961年生。曾在鄂西山區某三線工廠呆了三十年,後遷居鄂孝感市。現仍在某工廠謀生。業餘寫詩二十餘年。

《我的長征》

我的長征

又豈止是二萬五千里

每夜上班七小時

(上半夜班 1800100)

(下半夜班 100700)

每小時就算走了五裏

一夜就要走三十五裏

六年過去了,應該是走了

365()×6()×35()=76650()

但事實上我也並沒有走那麼多

每夜我是以散步的步伐

不緊不慢,走走停停

並時常會找一個地方坐上一會

在路旁在樹蔭裏在標語牌下我會站上一會

在車棚裏的自行車摩托車三輪車上我也坐過

也曾跑到動力車間的空壓機房

在空氣壓縮機巨大的轟鳴聲中

構思一首詩。一首詩它是沉默的

是無能為力的,是可憐可恥的

是假公濟私的,是不務正業的

是開小差的,是幹私活的

是每一個毛孔都流著血和骯髒的東西

是資本在原始積累是國企在倒賣在轉手

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是讓一少部分人先富起來

是讓農民破產讓更多的老百姓流離失所

是讓工人下崗讓絕大多數的他們先窮下去

是在一個顛倒黑白的世界

我在做著一份黑白顛倒的工作

是在一個巧取豪奪的年代

我在做著一個防小偷的巡邏工

我走過燈火通明的機加車間

走過霓虹閃爍的總部辦公大樓

我沒有抓到什麼小偷小摸

也沒有抓到什麼竊國大盜

甚至沒有抓到什麼順手牽羊的

甚至沒有抓到什麼搶劫強姦殺人放火的

現在是和平年代是太平盛世是安居樂業

沒有五嶺烏蒙沒有金沙大渡沒有雪山草地

頭上沒有敵人的飛機狂轟亂炸

地上沒有敵人的日夜圍追堵截

這是一場沒有硝煙的戰爭

是國企是工廠已悄然完成了改制

就象一個巡邏工,已悄然走到了黑夜的盡頭

就象一首詩,也已悄然寫完

 

《我的夢想》

我的夢想是辦個詩人企業

專門招聘那些下崗的無業的破產的詩人

但詩人企業生產的產品並不是詩

詩是無法推銷無法買賣無法發財

甚至無法最低消費地養活自己

在一個商品化的偉大時代

詩只是一種鴻毛一樣輕的禮物

禮輕情誼重地送給依然愛詩的朋友

但詩人也要吃飯穿衣也要養家糊口

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這是放置四海

而皆准的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

所以共產主義理論概括為一句話

就是“消滅私有制”。無產階級

在這場革命中失去的將是鎖鏈

他們得到的將是整個世界

可有誰來做國王或皇帝呢

當然還是打天下者坐天下

按功行賞,論資排輩

還是天有十日人有十等

無產者還是一無所有

在國營工廠在人民公社

在成為了一個坐穩了奴隸的時代

詩人何在?詩人又何為?

而現在又是一個沒有坐穩的時代了

國營企事業單位在改制農村在改革

也可以一言以蔽之曰:在私有化

我想乘著亂世,招兵買馬,置業開工廠

我的夢想是辦家詩人企業

下崗的無業的破產的窮詩人們

你們都來吧,我將針對你們的特長

發揮你們的優勢,開掘你們的潛能

我的工作安排預想是:(雙向選擇喲)

寫荒誕詩的搞產品開發設計

寫抒情詩的搞產品的推銷銷售

寫敘事詩的適合做生產加工

寫格律詩的就搞生產流水線

寫詩批評的當然去搞產品檢驗

不過,在這裏我醜話說在前頭

你就是再大再牛逼哄哄的詩人

在我這個詩人企業也只是一個普通的工作者

也要為工廠的產品設計生產銷售做一份工作

因為我首先是個業主是個做生意的

賺錢永遠是第一位的是生存的基礎

首先我就不能脫產不能指手畫腳

哼哼哈哈不能脫離生產第一線

沒有汗滴禾下土真的勞動體驗

必然驕奢淫逸必然寡廉鮮恥

就象沒有制約的權力必然產生腐敗

在一個自由競爭的市場世界

寫詩不可能是一種職業

也正因為寫詩不是一種職業

詩人也才真正的獲得了自由和光榮

那些被豢養在什麼作協文聯裏的鳥

他們因失去了投身市場的勇氣和能力

而變得日益麻木不仁萎靡不振醜陋不堪行屍走肉

他們也因養尊處優而如蟻附膻狼狽為奸行同狗彘

這是詩人的恥辱這是時代的恥辱這是中國的恥辱

在今天這樣一個新世紀的第一縷曙光照耀的黎明

我的夢想是做一個自由職業者

一個打工者一個自食其力的勞動者

然後我寫詩,成為一個詩人

如果有可能,我還要創辦一家詩人企業

這是一個私人企業喲。合股合作都行

專門招聘這些下崗的無業的失業的窮詩人

也只有在一個人人都有工作也必須需要工作

並獲得了工作的尊嚴工作的價值

工作的自由工作的快樂的時代,一句話

也就是在一個人成其為人的時代

這個世界才是詩的世界

才是詩人的天堂

我的夢才不是夢

不是夢喲

 

《我的墓誌銘》

我不是詩人

我只是一個詩匠

一個詩工詩農詩兵

只是一個詩混混詩乞丐

因為我不是一個人

我的良心被狗吃掉了

我的肺葉被空氣污染了

我的雙眼被金錢迷住了

我的生產資料被共產共產了

我的天賦人權我的生而平等

我的自由意志被代表代表了

連我的雞巴都被婊子承包了

只剩下一具行屍走肉醉生夢死

只剩下一堆破銅爛鐵垃圾破爛

只剩下一顆腐蝕的螺絲釘

還死死地鏽在一架腐敗的機器上

還死死地往網上帖詩

刪除也帖遮罩也帖

坐牢也帖槍斃也帖

哎呀呀,不帖了

不帖了。帖不了了

何況我也不是一個詩人

我天資太差智商太低

我只是一個普普通通的人

一個公民一個工人一個打工的

一個兒子一個丈夫一個父親

只是想有一份生產生活資料

有一份工作,安居樂業

只是想在一個清新的黎明

在一個寧靜的黃昏

在每一天的勞動之中之外

在每一日的生活之中之裏

我只是想寫一首詩

在我的小本裏

在我的信箋裏

在我的心坎裏

在我的睡夢裏

在祖國的藍天上

在祖國的大地上

在祖國的報刊上

在祖國的網站上

我的詩,不再害怕

我的詩,自由之詩

我的詩,真實之詩

我的詩,時代之詩

我的詩,生活之詩

我的詩,可笑之詩

我的詩,笨拙之詩

都是我寫的喲

我是一個詩人喲

我的墓誌銘就只是下面的一句

瞧:一個詩人

 

 

 

 

 

 

 

44期(2007年6月)社會主義與知識經濟:古巴的生物技術

 

社會主義與知識經濟:

古巴的生物技術*

■阿古斯丁‧拉赫‧達維拉** 方聞 

《每月評論》編者按:如《自然》(Nature)雜誌第4367049期(20057月出版)社論的權威說法所言:“古巴已發展起了相當可觀的(科學)研究能力——也許比東南亞以外的任何發展中國家都要強大。”古巴在建立生物技術產業方面尤其成功,這一產業已有效地推出了自己的藥品和疫苗;該國同時還建起了新興的製藥業,它的製藥業在出口方面已取得顯著成效。它的農業和衛生保健部門,深受科學研究之惠。正如《自然》雜誌所言:“值得問一下:古巴是如何做到這一點的,其他國家可能從它那裏汲取什麼教訓?”事實上,古巴的案例更讓人感到驚訝,因為它不僅是一個窮國,而且,數十年來一直遭受美國所實施的殘酷禁運,這種禁運已擴展到了科學知識領域。此外,古巴的許多科學進步,都是在蘇聯垮台之後的15年間取得的,此前,蘇聯在經濟和技術上向它提供援助。

按照《自然》雜誌的說法,以下因素可以部分地解釋古巴的非凡成就:對各層次教育的巨大投資,包括從總體上提升國民的讀寫和數學能力。但是,甚至比這一因素更突出的事實是,古巴科學“始終一貫地是應用性質的”科學,旨在解決社會問題。“古巴政府所贊助的科學研究組織得就像一個公司的研究實驗室,不同之處是它產出的是社會成果,而非商品。”古巴擺脫了資本主義加諸科學發展的商業束縛,倡導一種出於不同目標的異樣科學研究組織,這已構成它的優勢所在。古巴哈瓦那分子免疫學中心主任阿古斯丁‧拉赫‧達維拉博士下面的這篇文章,闡述了知識經濟中的社會主義因素如何徹底革變了古巴的科學研究工作,解釋了該國一些最重要的成就。

 

 

1980年代開始,在經濟發展方面,發達資本主義國家進入了一個全新階段,有些人稱之為“第三次工業革命”:知識成為決定價值和國際競爭力的主要因素。有人認為“知識經濟”的標誌是電腦技術的出現和大規模運用,其他人更廣泛地將其與微電子學和電信技術聯繫起來。另外的觀點則將這一進程等同於服務部門和信息管理業(包括娛樂產業和“情緒製造”)的擴張。

由於時間剛剛過去沒有多久,因此,很不容易將這種轉變的外部徵候和它基本的內在進程區別開來。但是,有一點馬上就可以看得很清楚:在與知識經濟聯繫最緊密的行業(微電子業、製藥業和新材料業),專業知識在價值的生產和流通中發揮著更大的作用。隨之而來的是,通過快速的技術淘汰,產品壽命週期大為縮短;像技術和專利這樣的無形資產本身,也被當作商品來生產;私人對知識的專有權,已成為榨取壟斷利潤的新基礎。

我們可以將這種趨勢稱作“價值循環中知識的內在化”,與之相伴,向知識經濟的轉變,使得以下因素變得至關重要:勞動力擁有越來越高的技能、積極性和創造力,社會能夠為這種勞動力提供深層的文化和教育基礎。因此,知識經濟所需要的,不僅是新知識和新技術在高科技部門的應用。它更為根本的要求是,有意識地將知識、教育、積極性、文化和創造力滲透到整個社會生產中,並使它們不斷自我強化。

在思考古巴發展生物技術產業的經驗時,本文提出了一些關鍵性的問題——在關於知識經濟的大量文獻中,這些問題都未得到充分考慮。連那些理解古巴生物技術之重要地位的人,也沒有對其進行任何深入的研究。這一點令人遺憾,因為對古巴經驗的思考,顯示了知識經濟與資本主義社會關係之間的矛盾,以及在社會主義制度下如何能夠克服這些矛盾。

 

生物技術在古巴的興起

從本質上講,生物技術是利用細菌、酵母和動植物細胞,引導它們的新陳代謝和生物合成,以製造特殊物質。生物技術首先和主要是一個生產過程。

在無性繁殖技術、基因工程和大規模培養細胞的技能興起之後,到1970年代,已經具備了擴大這種生產過程的技術前提。

1970年代末和1980年代初,在美國的少數地區,這種技術前提開始轉變為一種產業,當時出現了許多小型生物技術企業。這些小企業利用了該國有利的經濟氣候,從私人投資者和證券交易所那裏獲得了創業風險資本(risk capital)。在歐洲,1980年代末才開始出現類似進程,直到1990年代中期才有了獲得創業風險資本的機會。據估計,今天,全球共有生物技術公司4500家略多一點,其中40%設在美國,40%設在歐洲(主要是英國和德國)。在世界其他地區,該產業仍處於初級階段。

在古巴,在菲德爾‧卡斯楚(Fidel Castro)非常密切的指導和領導下,1981年建立了“生物學前沿”(Biological Front),開始了創辦研究—生產中心的工作,1980年代以及1990年代前半期,這些中心發展成熟。在這些新設立的中心中,最重要的是哈瓦那西部的“科學區”(Scientific Zone)——它是由40多家機構組成的聯合體,擁有12000名工人以及7000多名科學家和工程師。其他省份也已發展起了較小規模的生物技術產業,主要包括卡馬圭省(Camaguey)、聖斯皮里圖斯省(Sancti
Spiritus
)、比亞克拉拉省(Villa Clara)和聖地亞哥省(Santiago
de Cuba
)。

20年後回頭去看,我們便能夠瞭解古巴發展這一產業多有先見之明,當初,該產業在少數極為發達的國家也才剛剛開始出現。人們選擇任何指標進行衡量,古巴的經驗都是成功的:產品(生物藥品和疫苗)的生產情況、對公共衛生狀況的影響、專利品、出口額、現金周轉情況、利潤率或投資收益率。古巴的生物技術部門在現金周轉良好的情況下運轉已有多年。如今,它已收回最初的投資,而且再投資正在贏利。

自然而然,這一結果已完全成為古巴經驗的一個特點,因為1980年代初美國出現的生物技術公司,超過半數未能獲利,最終主要被大型製藥企業吞併。據估計,在北美和歐洲的生物技術公司中,目前只有20%是資金自給的;其餘的公司都依賴更多創業風險資本的投入,代價是未來的收入會因此減少。

與其他國家發展生物技術的經驗相比,古巴的案例顯示了一系列獨一無二的顯著特點。它產生於一個資源稀缺的國度,工業不發達,而且遭受了現在所知歷史上時間最長、強度最大的經濟禁運。它發生於歐洲社會主義集團消失之時,歐洲社會主義集團的消失導致古巴陷入經濟危機,我們稱之為“特殊時期”(Special Period)。與別國的情況迥然有別,我們的生物技術產業是在沒有外國投資的情況下發展起來的,因此,它與許多不發達國家創建的科技園區根本不同——那些科技園區的生產,建立在血汗工廠勞動的基礎上,本國人學不到新的知識,本國技術也得不到發展。

我們能夠找出三個古巴的成功所不可或缺的顯著特點。

全部過程都納入研究—生產—行銷中心之內

古巴最重要的生物技術中心,都建成了研究—生產—行銷中心,全部工作(包括研究、生產過程、國內分配和國際行銷)都在同一個管理單位之內進行。這種方式消除了科研機構與生產工廠之間通常是人為造成的障礙。

這樣做的結果是:在把商業和生產的考量納入研究過程中,以及為達成公平的銷售談判而把新知識中的無形成分加入產品的定價時,都有廣泛多樣的資訊交流。這種方式還使人人都對取得全部過程的成功具有責任感;與此大相逕庭的是,我們見到專業分工或私有制把組織分割得支離破碎,責任也就各不相關。

將這些過程統合起來,促進了不同文化的彼此合作與相互啟發,也促進了實驗室研究人員、生產工程人員、管理專家和行銷專家不同思維方式的彼此合作與相互啟發。這種協作產生了不少日常矛盾,然而,我們發現,這樣的矛盾從本質上講是創造性的。

在有形投資方面,科學中心建成時就已經配備了生產能力。例如,在哈瓦那市科學區一些最主要的科學中心,超過60%的人員和運營經費都用於生產。這與當今北美和歐洲的絕大多數生物技術公司把生產外包給製造公司有著重大差別。由於大部分正臨床試驗的生物技術產品的生產能力有限,這麼做可能帶來一些難以突破的瓶頸。

出口導向、國內分配與國際合作並存

在一些小國(甚至小的工業化國家),國內市場不夠大,無法支應研發(R&D)和質量控制系統的高額固定成本。因此,我們一開始就認識到,選擇出口導向戰略是古巴發展該產業必不可少的前提。

我們以多種方式處理該產業與世界市場的關係。一種模式是,把製成品交給外頭的商業代理。另一種複雜一些的模式是,與外國公司簽訂合同,共同開發一種新產品。在這些合同中,外方為項目的繼續進行提供創業風險資本,並在產品銷售前就付出與古巴方過去所創造知識的價值相當的款項。外方則在該項目創造出了有市場價值的產品時,立可獲得一些領域的商業權利。顯然,在第二種模式中,古巴方讓出的附加值要更多一些,但是,如果外方能夠迅速而有效地銷售產品,讓出的附加值有時可以從收益率的提高中得到補償。財產所有制的社會主義性質是無可商議的,這既包括有形的設備,也包括合格勞動力的雇用。

要同時維持這些外部的市場關係和內部的社會主義分配關係,天然具有複雜性。一方面,最初的經驗提醒我們,富國與窮國間的知識交換可能存在不平等,價格標準的決定權仍掌握在前者手中。另一方面,生物技術中心要向古巴的衛生保健系統提供產品和服務,而通過出口獲得的外幣,可以為這些產品和服務提供資金支持。這使得我們有可能避免使生物技術產業與我們的衛生保健系統間的關係具有市場性質,也表現了一個極其重要的思想觀念:古巴人民不是“顧客”(a client)。正相反,他們是這些機構的社會主義主人,作為主人獲得服務。

有一天,這種為市場生產和為共產主義分配生產二者互相資助的管理體制,會擴及古巴與第三世界其他國家間的關係。即使我們仍然遠遠無法在全球範圍內建立“社會主義”貿易關係,在古巴與委內瑞拉波利瓦爾共和國的衛生保健合作中,我們已經可以看到這種前景。

科學研究被視為一種投資

就科學研究已經更直接地與生產過程聯繫在一起而論,它已失去了作為“預算支出”(budget expense)的特徵,而具備了“投資”(investment 的特徵,有可能與財政標準聯繫起來。

問題不在於試圖強加確定的重點於研發過程,更不在於強加剛性的計劃——那無論如何都不可能做到。被當成投資的研發項目正因其具有高風險,就與其他投資計劃截然有別。人們必須推估不確定因素。不過,對這些項目進行經濟分析,包括研究其目標對主要經濟可變因素的反應靈敏能力,讓人們知道了這些項目在什麼範圍內可行。研究人員從此可以得知,他們憑直覺對一個項目經濟上的可行性所做的評估,不可逾越由發生作用的可變因素的數量所設下的限制。

某種新產品的研究能否取得成功,本來就無法確定,因為從定義上,研究就是一種結果未知的領域。考慮到這一點,決策就不能與對可能的資金周轉情況和收益率的分析機械地聯繫起來。而是,要把資金周轉和收益率的分析當成一項思維訓練,讓人形成恆常考察研究─產品─過程─市場銷售這一“完整週期”以及根據競爭力採取不同戰略的習慣。它最終有助於加強聯繫科學與經濟的終極目標。要實施這種分析訓練,除了其他事之外,尤其要求培訓領導科學工作的人,讓他們學會從研究到市場銷售這一整套的項目管理方法。

資本主義與知識經濟

顯然,富國所積聚的財富,使它們有可能對研究機構和研發工作進行更多的投資,這接下來又轉化為更高水準的科學工作和經濟增長。人們假定,在更多的知識和更多的積累之間,存在一個有力的循環。南方國家(包括古巴)不能指望達到這樣的投資水準。但是,我們在利用極其有限的資源發展先進的生物技術產業時所面臨的制約,迫使我們非常仔細地思考科學與經濟之間的關係,因為不能簡單地假定研究上的支出會有助於實現我們的經濟目標。因此,我們必然被迫非常仔細地思考科學研究本身的社會影響。

一般的觀念是,將“科學研究”理解為一種有條理體系、可傳遞、專業、放諸四海皆準的知識。然而,還存在另一種與經濟相關的知識領域,它具有如下特點:

1.集體的(collective):既不與任何個人結合在一起,也不與任何特定文獻結合在一起,而是融入工作關係體系和生產組織程序。它屬於企業文化的一部分。

2.跨學科的(interdisciplinary):由各種源自迥然不同的專業技能和知識領域的信息所共同創造。

3.具體性(concrete):難以一體適用,與特定的生產和服務用途聯繫在一起。

4.默示的(tacit):難以用幾條規則表示,有時難以解釋。

5.局部的(local):在特殊的生產組織之內產生和運用。

有條理體系的知識和默示的知識,都屬極端的知識形式。與現實應用相關的經濟知識,是有條理體系、普遍適用的知識(傳統意義上的“科學”知識)和默示、具體的知識這兩者的結合。需要強調的是:為了增強知識在經濟中的作用,而有效地處理知識時,必須同時考慮兩種極端的知識形式以及它們的結合。

為新經濟的生產組織“處理”知識意味著:知識一產生就能看出;通過專利或者建立產品和製程的標準,加以掌握或確保;評估知識的價值;傳播知識;通過訓練活動,有步驟地安排知識的轉讓。所有這些都是具體的工作。

新知識的生產是一個社會性的、無形的過程,堅持要通過市場關係完成這種過程,產生了許多問題。知識歸誰所有?這樣的問題本身就是荒謬的。如果有什麼東西純屬社會產品的話,那一定就是知識;知識太依賴文化和早先的共同財富了。然而,資本主義制度下的趨勢(如今,在新自由主義制度下,隨著向知識經濟的轉變,這種趨勢更為明顯),正好是強加商品的形式於知識本身。

這種企圖的最明顯的表現,就是創造所謂“知識產權”這一自相矛盾的術語,在科技領域,它的主要表現形式是專利。一些科學成果,如果放在僅僅幾年前,將會公開發表,供人免費使用,但如今都受到知識產權的保護。越來越多的情形是,幾乎任何項目的研究人員都會發現,為推進項目所需要的許多知識都已成為某人的財產,其所有者有權拒絕別人使用它。交易費用可能極大,令人氣餒,整個制度變成了科學研究的障礙。

隨著知識經濟滲透到傳統經濟的每一個部門,資本主義的基本矛盾,即生產的社會性和私人佔有制之間的矛盾,將會變得更加尖銳和無法持續。正如馬克思所預見的那樣,“市場經濟”本身(如今它受到一些不吝贊詞的人大力吹捧),將變成生產力發展的障礙。

資產階級經濟學家所謂的“市場失靈”,將超出社會範圍,擴展至越來越多的物質生產和貿易領域。由於資本主義短期間有利於促進生產力,在傳統經濟中可能展示出獲取眼前利潤的好處,這些好處是通過犧牲人類發展、社會公平和環境取得的。但是,隨著生產力向一種新的經濟類型發展,這些好處將會逐漸消失。

這一進程的跡象已經開始顯現出來:最近工業化國家高科技股票價格下降;多數生物技術公司無利可圖;美國的高科技部門依賴軍事支出,同時導致了用戰爭刺激經濟發展這種畸形和荒謬的現象。出於軍事目的資助科學研究和技術發展的現象,可以在很多發達國家看到。它不僅是盛行於世界資本主義權力集團的意識形態為人類帶來危險的徵兆,也是市場經濟的缺陷日益增加的徵兆——市場經濟越來越無力做到,以合理、有效與和平的方式,把科學研究箍入社會經濟關係多彩的錦繡中去。

 

社會主義選項

新自由主義理論家有意或無意地錯誤假定,市場力量將促進經濟生產力,並最終導致社會進步。這種觀點完全沒有我們投注在教育、文化和人力資本的開發中的休戚與共精神、利他心和正義感。然而,對我們來說,如果認為這種投注將自發地導致科學與經濟之間富有成效的互動,以及建立在知識和高科技基礎上的物質生產的發展,那就太天真了。這種過程不是自發的——必須有所引導。

古巴的初步經驗證明,即使工業不發達而且面臨帝國主義妄想狂般的敵視,也有可能取得成功。古巴的戰略已經了解必須造就大批有積極性和獻身精神的、高素質的人力資本,並已著手進行。這種教育過程不是經濟增長的最後結果,而是它的先決條件。

對於我們所擁有的每一項經驗,都有必要詳細評估所取得的積極成果和任何策略上的錯誤。我們必須總結出能夠讓我們在科學研究、知識處理和社會主義企業的經濟效益之間持續建立和加強聯繫的結論。這種評估應當包括每一個經濟部門,這種聯繫應當(正如已經開始進行的那樣)擴展至我們的外貿體系。

我們所走的是一條創造性的新路。我們沒有前例可循。有很多事情要做,但我們能夠做到,古巴人民,我們經濟的社會主義所有者,要求我們做好。◎本文原載美國《每月評論》200612月號

* 這些服務包括:為了進行產前診斷、流行病監控和保證血液安全,免疫測定中心正在維持和發展全國性的實驗室網路;神經科學中心開展了多項為殘疾人提供服務的社會計劃。在其他的許多案例中,古巴的科學中心都是國家衛生保健計劃的積極參與者,針對滋病、癌症、肝炎及其他健康問題的接種疫苗與治療計劃就是如此。

 

 

 

作者簡介 阿古斯丁·拉赫·達維拉博士(Dr. Agustín Lage Dávila),是古巴哈瓦那分子免疫學中心主任。本文是根據作者的論文《知識經濟與社會主義》(La economía del conocimiento y el
socialismo
)改寫的,原文發表於《社會主義古巴》(Cuba Socialista)雜誌200411月號。改寫工作得到了揚·麥克唐納(Ian MacDonald)的幫助。萊昂納德·莫林(Leonard
Morin
)將其由西班牙文譯為英文。

 

 

 

44期(2007年6月)新日本軍國主義的新階段(完)

新日本軍國主義的新階段()

──從日美安保.美軍整編.惡改憲法的動態分析

■纐纈 厚(日本山口大學教授)著 ■申荷麗 譯

Ⅲ 告發海外派兵國家日本

3.總體保守化的日本政治的趨向─軍事和資本加強聯手

 與保守再編連動的美軍再編

在日美軍事同盟路線擴大進展的同時,也決定了日本愈發走向「臨戰國家」之路。在此意義上,美軍再編也與日本的國家再編深刻地聯結在一起。美軍再編在促進自衛隊的組織再編的同時,也將導致以<軍事化>為關鍵字的日本政治總體上趨於保守。

原本為日美二國間協定的安保條約的性質,因而不能不從根本上發生了變化。在逐漸和美軍一體化的過程中,以「專守防衛」為前提的國土防衛型日本自衛隊,開始顯露出進攻型「軍隊」的性質。

二戰後的日本保守體制原是由不依賴軍事的經濟優先型政治支配,這時也開始後退,在日美同盟愈益強化的過程中,依賴軍事獲得經濟利權的政治態勢變得愈加顯著。從而,重新評價支撐戰後保守體制的現行憲法,也就是說,改憲動向就愈加明顯。在這個意義上,繼小泉之後的安倍政權,正是為這一保守體制的再編活動加熱助燃而登場的。

安倍首相主張正當行使集團的自衛權,修訂憲法·教育法,且在其施行的「自我主張型外交」中顯示出對亞洲外交的強硬態度,諸如此類的言行,表明其試圖從根本上重新加固戰後保守體制。安倍政權乘借美軍再編的順風之勢,力圖加快構築強權的保守體制。

上一節,從美國軍事戰略轉換以及強化日美同盟觀點探討了美軍再編問題,美軍再編問題最終將促使日本保守體制發生根本變化。也就是,美軍再編和保守再編是連動在一起的。

如果看一下有關美軍再編的「最終報告書」、「共同聲明」,以及有關美國軍事戰略的文書就會知道,美軍再編不僅僅停留於軍事基地的再分配調整以及戰力的重新部署。實際上最重要的問題是,為推進美軍再編及其實現,日本就不能不重新評估其外交·防衛政策,這是個前提條件。

關於美軍再編的目的首先有三點需要加以明確。第一是軍事基地的遷移調整以及重新部署戰力,第二是在廣大區域長期持久地進行反恐怖戰爭,第三是加強美國國家自身的軍事化。從美軍再編的觀點評價有關日本軍事化或者說趨向臨戰國家的程度。因此美軍再編的實現將自動關聯著日本國家政治和經濟體系,甚至也規定著國民的行為意識。

在美國政府以及國防部檔《東亞太平洋安全保障戰略》(The U.S.Security Strategy for the East
Asia-Pacific Region
1995年2月)中已經明示的美國軍事戰略的重新部署,成為日美新方針的起點,另一方面,又歸結出實施美軍再編。該文件中提到將在東亞部署達10萬人規模的美國兵力,理由是該地區攸關美國的「生死利益」。

具體地講,就是赤裸裸地表明其目的在於確保打入東亞的美國跨國公司的經濟利益和確保武器輸出地(這是軍事產業複合體〔military-industrial complex〕的利益)。根本不是為了「國際貢獻」、「國際和平」這些「國際公共價值」而進行兵力配置和部署戰力。 

在此我們有必要確認如下問題。有一種觀點認為,橋本龍太郎內閣推進的安保再定義不是日美間的外交問題,而是冷戰構造終結的結果。這一觀點我們不能不說是不充分的。正如同把由締結日美安保條約、創設員警預備隊及預備隊發展為保安隊直至成立自衛隊(195471)這一連串的日本再軍備視為「冷戰的產物」是錯誤的一樣,上述認識也犯有同樣的錯誤。事實上,安保條約之所以會造成日本境內基地的擴展,是由於在美國的戰略構想下,把日本當成維持自由市場的軍事據點。

那麼,成為日美安保體制母體的美國戰略又是什麼呢?暫且不論它針對何種意識形態和政治目標,其不變的戰略目標始終是形成和維持有利於美國資本主義的世界市場秩序。我們應注意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美國一貫持有的這種勢態。

從這樣的戰略觀點來看的話,戰前的納粹德國和天皇制日本帝國主義,戰後的蘇聯、利比亞(南非)和伊朗(中東)、中國·北朝鮮(東亞)都被視為妨礙美資本主義的自由行動,因而都是美國的障礙或威脅,應該等同視之加以抵制。由於冷戰結束,舊蘇聯·東歐圈等也被列為自由市場從而出現更加廣闊的市場,而在試圖支配新市場的美國資本主義(形成跨國公司的美國企業群)的要求下,美國軍部(表現為美國國防部的軍事戰略)擔負著重要的作用。

盡可能減輕過重的軍費負擔,從而不斷重視強化與日本的軍事同盟,以作為達成美國資本主義目的的手段。「冷戰後時代」美國的新戰略(從封鎖戰略到擴張戰略)是以維持和確保新到手的市場為重要目的,可以認為<安保體制新方針>體現了美國新戰略的成果。

日本積極的從屬

日美安保體制的變更是與美軍再編聯動的,如果僅僅單純地把它看作是日本對美國資本和美軍部的所謂產軍聯手新戰略的唯命是從,那就大錯特錯了。應該將其理解為戰後日本「對美從屬」這種政治選擇的進一步延伸擴展。在這裏,涉及到擴大日本在東亞的跨國公司的利益這一經濟利害問題,因此對美從屬是其積極的選擇。也就是說,為確保擴大跨國公司的經濟利益,日本資本主義陣營本身也倍加期待著自衛隊與美軍合為一體協同作戰以發揮更大作用。這就是我所說的「積極從屬」論。

有必要反覆強調的是,日美同盟路線並不是美國強加於日本的結果,與其說是被強加不如說是日本主體的選擇。所以「對美從屬」論並沒有充分把握美軍再編和日美同盟的意圖。

1970年代後半,日本資本主義的結構轉換日益明顯,也就是說,

到目前為止以國內生產為主導的輸出型產業結構,由於日元匯價偏高,生產開始大量向海外轉移,加速了日本跨國公司的發展。為此,輸出地區和海外生產據點的政治秩序和勞動現場的「安定」成為不可缺少的要素,由此不得不加強關注海外諸地區的政治。

韓國、臺灣、菲律賓、印尼等開發獨裁政權曾經以確保日本輸出市場的「安定」為藉口,強行實施一些政策。正如阪本義和(國際政治學·和平學學者,東京大學名譽教授)將其稱之為「周圍國家的軍國主義」或者「代替性軍國主義」一樣,各開發獨裁國軍事化的結果確保了日本輸出市場的穩定。另一方面,相對於輸入國國民在軍事政權和強權社會下痛苦生活,日本國內好歹在「民主主義」或者「民主化」推進的社會中取得了經濟發展。

1980年到1990年之間,在開發獨裁國家民主化運動高漲的情況下,越來越難確保在這些市場的既得權益。為了對應這種局面,各國實行物質強制力,也就是說,對軍事力量的依託逐漸增強起來。加之冷戰結構的結束,軍事力量不直接與世界大戰關聯的時代狀況,更便於邁入「軍事解決爭端」的門檻。

在如此變化的國際社會中,日本也把軍事放在首位,謀求發展和擴大既存的經濟霸權。這就是當前日本軍事化·右傾化的根本原因。從民主主義支配的經濟發展轉向軍事支配的經濟發展─這種政策的轉換,是由於冷戰結束後國際社會發生變化而做出的選擇。

由日美安保再定義開始的日美安保的「亞洲化」或者說「世界化」,是國家方針轉換或者日本資本主義轉換的軍事側面。結果出現了從周邊事態法到應付武力攻擊事態法、國民保護法等一系列軍事法制,這些都是為新軍國主義國家·日本發起行動時所做出的必要準備。

日本政府以及日本資本主義的這種戰略轉換,被所謂的可疑船事件、誘拐問題、導彈發射問題等備受關注的北朝鮮動向所掩蓋而未受注目。另外,由於靖國神社和竹島(韓國名「獨島」)的所有權問題日韓之間糾纏不休的摩擦,以及為尖閣諸島(中國名「釣魚台」)領土之爭和以高度經濟發展為由的中國威脅論的抬頭等導致日中摩擦加劇,日本的這種戰略轉換也被悄然掩蓋下去。以大媒體為中心進行排外民族主義的煽動,也促進了國家意識和國防意識的愈益高漲。

跨國公司急速發展的日本資本主義,目前沒有餘力整備真正能夠在海外單獨作戰的自衛隊的軍事實力,只有選擇日美軍事同盟之道。從而,一方面迴避國內外反戰和平運動的同時,靠協助美國軍事力的形式探尋確保海外利權之路。

 

保守化再編和日本的軍事化

本來,為解決外交上的問題,日本政府應該遵循國內安全和國際和平的原則,從多樣的選擇中採取決策,取得國民的贊同。只有實現國際的和平才能獲得國內的安全。但是,日本的現代政治能說是朝著努力實現國際和平並為之貢獻嗎?只把實現美國所說的「國際和平」視為實現和平,不是長久持續著這樣的「錯誤理解」嗎?

日本政府以誘拐事件和導彈發射為奇貨,給北朝鮮戴上「威脅」的帽子,一邊煽動輿論說有必要進行軍事對應,同時促進與日美安保新方針有關聯的法案的法制化和加快日美共同研究TMD(戰域導彈防衛)。從現實來看,北朝鮮既不具有進攻日本的政治意圖,也沒有足夠的軍事能力。可是顯而易見,在明確的政治目的下,認為北朝鮮對日本是構成威脅的象徵的看法正在擴展開來。

把中國和北朝鮮列為對日本敵視的國家,煽動排外的民族主義這種做法,即使有助於醞釀向軍事大國推進的「情緒」(小泉前首相所說的「國民感情」),也是與緩解整個亞洲的緊張局勢以及構築和平共同體不相容的。

小泉內閣任期的5年半之間,伴隨日本跨國公司的發展對亞洲諸國的關心隨之增大。與此並行,跨國公司作為強化國際競爭力的一環,強力地推進著國家機構和經濟結構的徹底改革。

另外,美軍再編的過程,以財界為主軸的日本戰後保守政治迎來了新階段。直率地說,就是為不可避免的軍事社會的到來構築政治體制。反過來說,有通過高度軍事社會才能完成美軍再編,才能貫徹與美國的軍事同盟路線。

美軍再編的完成,日本不是消極被動地參與,其積極主動地參與是絕對重要的。從這種意義上講,美軍再編能夠得逞的話,那麼日本的保守體制就必然會軍事化。也就是說,如果從軍事上且政治上僅僅消極地從屬於美國的話,美軍再編,加之日本保守體制的再編都決不能夠實現。

 

渴望軍事化的國內勢力

那麼,以美軍再編為契機,日本保守結構的改編或者有意於使保守體制軍事化的勢力表現在哪里呢?暫且不論其本身是否具有強烈的軍事化意向,從客觀上看他們代表了選擇軍事化方向的勢力。

現階段,名列前茅的就是自衛隊制服組(擔任實戰的自衛隊武職人員)的一部分人。他們是新方針實質上的策劃者,是完全美國化的軍事合理主義者。他們持有極其強烈的國防意識,對軍事合理性堅信不渝。

現在,輿論對自衛隊的支持率約為7成。自衛隊制服組以美國的認知為背景,在把自衛隊向「新日本軍」推進的同時,不斷摸索將來自衛隊所擔負的作用,其目的就是構築穩固的軍事官僚機構。例如,他們不過把現行的文民統制(civilian control of the military)(即文民的政治家統制軍隊這一政軍關係中的基本方針,也就是政治原則上優先於軍事的理念,有的資料解釋所謂「文民」意指「文官」「一般市民」「非戰鬥人員」、「不在軍(現在日本的自衛隊)中就職的人員」)視為「文官統制」(按照防衛參事官制度、防衛省·自衛隊中是文官支配統治武官,因而被揶揄為文官統制),事實上並不隱瞞其架空文民統制的行為。在美軍攻擊阿富汗之際,為支援美軍,越過日本政府敦促美軍當局以及美國,請准予向印度洋派遣海上自衛隊電子戰裝備艦。

另外,他們決不是採取「制服組獨行其是」的行動模式。而是不斷按照日本資本主義的意向做出客觀選擇。也就是說,軍事並非充當日本資本主義的先導,而是企圖按照日本資本主義的必要性向海外擴展。這也許是因為目睹以往教訓的緣故吧,因為戰前時期軍事充當了資本主義的先導,雖然實際上結成了被稱之為「軍財擁抱」的深厚關係,但最終落得了單獨背負敗戰責任的結果。

近年,自衛隊·防衛廳為升格為防衛省的活動越發活躍。借助支持這些制服組活動的政治家們的勢力,防衛廳已於20071月升格為防衛省,防衛廳長官也隨之升格為防衛大臣。同時,由於制訂了一系列的軍事法案的結果,國內自衛隊的活動自由度比以往任何時候都大為增加。更有甚者,在限期通過伊拉克復興支援特別措施法等法案的立法時,也成功地實現了按法律程式向海外派兵,由此正式向事實上處於戰爭的區域進行海外派兵。雖然從伊拉克撤回了陸上自衛隊,但是在戰鬥最激烈的巴格達附近航空自衛隊的運輸任務正在擴大。像這樣出於政治目的利用自衛隊的做法,今後在美軍再編和強化日美同盟路線的過程中,必將進一步增大。

因此自衛隊制服組的發言力當然增大。防衛省·自衛隊強烈期待在小泉政權後,能夠通過自衛隊“海外恒久派兵法”。直接·間接地支持自衛隊制服組的是一些跨國公司。例如,19985月,在發生顛覆印尼蘇哈托政權的政變之際,經團連的牛尾治朗(牛尾電機會長),為保護當地日本企業的安全,請美軍儘早出動,以軍事行動給印尼政府當局施加壓力,並且提議日本也派駐自衛隊。為了能應對這樣的局勢,安倍新首相早在就任以前就說過要制定“海外恒久派兵法”。

由於日本的跨國公司在海外設置生產基地的關係,對亞洲各國的動向尤其變得極其敏感。為了依靠軍事力進行恐嚇·壓制,更加關心以日美同盟來維持和確保權益的這一最終手段。其結果是,通過「安保國家主義」的滲透來進一步促進啟動國民動員體制。

過量地強化軍事力,給周邊的亞洲諸國造成不必要的不安和警戒。也有一些財界人士看出由此反而會成為造成市場不安定的因素。他們對一連串的軍事法制以及自衛隊的海外派兵都表明持慎重或反對的態度。尤其是,亞洲各國針對日本依靠軍事力和強化日美同盟路線而興起反美·反日的民族主義,親歷過193745年的日中戰爭的戰中派財界人士以戰爭體驗·侵略體驗為背景,對此深表憂慮。

如今像這樣的人士還依然健在。在這種意義上,要說日本資本主義完全傾斜於日本軍事主義,很難被認同。但是,不久的將來,他們如果成為少數派的話,已經日益顯著的自衛隊和財界的關係將會急速加深下去。根據防衛省整備計畫的長期實施過程來看,如今雖然暫時從經濟不振中擺脫出來,由於經濟結構尚未根本好轉,兩者關係正急速加深。也就是說,資本和軍事內在的互補關係,如今在外觀上已經表現出來。

在戰前期的日本,從準戰時體制到戰時體制轉換的過程中,財界和軍部結成了所謂的「軍財擁抱」的密切關係,加強了軍事和資本的聯手,從而一步步走向了軍事擴張。軍事力負責擴大市場和掠奪資源,其背後是資本為謀取利益加入進來,這一構圖如今也同戰前一樣沒有變化。

這種資本和軍事的結合關係,今後將會尋找各種藉口變得具體化。另外,為保證其具體化,在國家政策上會以「為國際和平作貢獻」、「維持國際安全保障環境」為名目而推進下去。

在諸如<資本的軍事化>、或者說<軍事的資本化>的本質再次浮現之時,<輿論的軍事化>也日益顯著。200675,針對北朝鮮的導彈發射實驗,日本政府向聯合國安理會提出了不辭使用武力的「制裁決議案」。當時,對其內含的容忍無條件行使武力論,包括媒體在內,略顯正式的反駁至少沒有表現出來。從這裏也可以看出內在於國民意識的某種<軍事化>傾向。這與在誘拐事件中,採取「經濟制裁」理屬當然的輿論動態具有同樣的意識。

在針對北朝鮮導彈發射的「決議案」中,最終到底還是刪掉了具有軍事制裁和經濟制裁義務的聯合國憲章第7章的文句。為「制裁決議」奔走的日本政府的態度,反而讓亞洲諸國間有了不信任和警戒感。尤其是韓國媒體明示,造成威脅的與其說是北朝鮮,不如說是日本,諸如此類的抨擊言論很多。

順便看一下韓國對這次北朝鮮核實驗的反應。韓國在對北朝鮮的行徑表示憤慨的同時,再次敦促從根本上解決朝鮮半島局勢,表現出冷靜的對應態度。

如何評估對安全的侵害是極其困難的。冷靜且盡可能地進行客觀地分析,議論是極其必要的。因而,在議論「安全保障環境」時,最為重要的正是以徹底和平主義為目的,採取非暴力手段的方式才是最確實的獲得安全的途徑。儘管如此,現代日本依然簡單地選擇包括暴力和壓制的軍事制裁和經濟制裁的態度,才正是問題所在。

在此意義上講,今日的<軍事化>,可以說是以自衛隊制服組、擴大的跨國公司和輿論構成的三位一體在發展。以此為背景實行具體決策的是掌握政權的執政黨及與其沆瀣一氣的官僚們。

我不過是個歷史研究者,我認為在1920年代戰前型民主主義思潮活躍的大正民主政時期,就已經為日本走<軍事化>之道有所準備了。為此,分析從合併朝鮮(1910年)到滿洲事變(1931年)的歷史過程非常重要。

在這裏的分析觀點是誘導<軍事化>的<民主化>和<近代化>的問題。實際上,不追問寄宿於民主主義胎內的軍事主義這一問題,就不可能分析當時日本的<軍事化>和現今急速推進中的<軍事化>的共同因素。

在此意義上, 1920年代到30年代的時代延續過來,2007年現在我們究竟來到怎樣一個時代?另外,重新認識歷史教訓也是極其必要的。有種觀點認為,雖說日本在整備軍事法制和強化日美同盟,但並不會就馬上全面展開<軍事>社會,軍事主義也並不會橫行跋扈,持這種見解的並不少。甚至可以毫不過分地說這種見解正在呈支配地位。正是不自覺地表現出對歷史教訓的這種見解,才更突出地象徵著現代軍事主義的特質。

現代軍事主義和軍國主義或者法西斯伴隨著極其高尚的現象表現出來。因此,被稱為「微笑的法西斯」、「西裝軍國主義」。它們以適合現代人感性的方式正侵蝕著市民社會。

現代的軍國主義化具有無痛覺地,同時通過極其輕鬆的言語表現擴散下去的特徵,對此要加以認識。如果要明確現代民主主義內在固有的軍國主義這一觀點的話,我們應該把什麼看成真正的威脅,其解答自然是顯而易見的。

 

朝向和平構想與和平實現

美國的世界戰略的基調是:以美軍再編為槓杆的先制攻擊戰略和獨斷專行。美國這種動向成為朝向構築和實現和平、謀求國際社會達成統一認識的巨大障礙。美國不願簽署防止地球溫暖化的京都協定書,拒絕參加設在荷蘭海牙的國際刑事法庭等,脫離國際協調路線,輕視聯合國憲章和國際法或者國際規範的傾向正在增強。

日本對北朝鮮連續試射導彈提出「制裁決議案」,試圖封殺北朝鮮。對此美國與日本共同展開了聯合國外交,但由於受到中國和俄羅斯的反對而轉為妥協。那並非意味著回歸聯合國外交。美國是只在認為有利用價值的時候才利用聯合國。美國對國際協調的主張一貫採取否定的立場,這從其對伊拉克戰爭的對應方式就足以證明。

日本政府,一邊說強化與美國的同盟關係,但又不主張「同盟」本來意義上的「對等性」,使自己陷入了「從屬」這種畸形關係的境地中。美國的軍事優位戰略必將招致整個國際社會反駁的結果,實際上在世界各地掀起全球的反對浪潮,世界的市民開始“圍攻”美國。如果日本是美國真正的同盟國的話,在這一點上,日本將面對孤立於世界的局面。

但是,注視一下日本政府和其周邊的發言,例如,在過去圍繞美國對伊拉克實施先制攻擊而展開的爭論中,諸如:「日本有日美安保條約,在伊拉克問題上,先協助美國,賣個人情,等發生北朝鮮引發的危機時再要求美國反過來還債就可以了」(佐佐淳行前內閣安全保障室長、『每日新聞』2003228)的言論,以及「不是沒有辦法嘛,因為日本是像美國第幾號州一樣的一個地方」(久間章生防衛廳長官、『朝日新聞』2003214)等,發出像這樣極其屈辱的言論也有人在。類如這種發言和心理,恐怕現在日本政府周邊及輿論方面也仍然存在。順便說一下,現在久間再次就任安倍內閣的防衛省大臣。

北朝鮮在美國向伊拉克實施先制攻擊之際,發表聲明說,「國際輿論、聯合國憲章都不能制止對伊拉克的攻擊。正是具有強大的軍事抑制力,才能防禦戰爭,保衛國家和民族的安全。這是從伊拉克戰爭中吸取的教訓」(200346)。並說「我們也具有抑制核武器的權力」(『勞動新聞』2003618)等,進一步明言通過保有核武器和導彈增強「抑制力」。

北朝鮮表現這樣的態度,可以容易地想像這次導彈發射實驗是有其背景的。美國對伊拉克實施先制攻擊的衝擊,也許使北朝鮮政府痛感到,只有突出以軍部為中心,增強抑制力才是維持體制的最要之務。

在此,當然應該指摘北朝鮮的導彈發射引發東亞軍事衝突的危險和問題,但是為了從根本上解決,必須截斷軍事擴張的連鎖。為此,以美國為首的導彈保有國及所有的核保有國,必須凍結包括發射實驗和臨界前核實驗在內的所有實驗。不是依靠軍事對決解決爭端,而應以構築和平共存的關係為前提,正是現在必須認真考慮以何種方式去構築相互信賴的關係。

為實現一致且共同的和平構想,需要克服各種各樣的困難,而首先最為緊要的是,阻斷由於美軍再編而加速的國內<軍事化>,從多樣的選擇中採取最安全的政策建議,同時確認拒絕依賴於軍事主義的和平意識。

 

結語 

在本連載結束之際,最後通過分析介紹20072月公佈的「阿米塔吉報告」再來看一下美國危險的意圖。之所以如此,是因為所謂日本新軍國主義,不止是日本國內的問題,而是與美國危險的軍事戰略密切地結合在一起。

「阿米塔吉新報告書」中中國·韓國·臺灣的位置

2007216美國發表了題為「美日同盟:讓亞洲正確邁向2020」(The
u.s.-japan alliance
Getting Asia
Right through 2020
)(通稱為阿米塔吉新報告)的報告書。200010月發表的阿米塔吉舊版報告,露骨地要求日美軍事同盟,導致日本於 2003年向伊拉克派遣自衛隊。

這次的新版報告書比舊版報告書進一步增加了敦促日本發展軍事體制的內容。具體建議寫於該報告書的附錄〈美日安全保障和軍事的合作〉。例如,在開頭說,「美國和日本必須增強迅速反應緊急危機的能力」。日本的軍事能力要反應「緊急的危機」,也就是與美軍的共同軍事作戰,這不僅需要正面整備能充分發揮戰力的體制,還要求進一步完善法制。

報告書還進一步強調增進日美兩國軍事產業的合作,要求全面解禁日本的武器輸出,並藉日本軍品出口到美國,增進兩國軍事武器的共同開發與國防設備的相互運用。報告並建議,在硬體和軟體兩個方面推進日美軍事體制的一體化,日本防衛省的代表派駐美國太平洋軍司令部(PACOM),在自衛隊統合幕僚部裏則設置美國軍事代表,以進一步推動聯合作戰。

不言而喻,以行使集團的自衛權為前提,意圖在於構築日美軍事體制,從而更加具體地規劃日美兩國的資本以軍事為媒介的結合,以及日美兩國軍隊的統合。美國為了在中長時期施行構築日美軍事體制的意圖,進而推出目前進行中的美軍再編。

在報告書中,應特別注意的是美國對中國、南北朝鮮、臺灣的態度。報告書說,「中國和印度兩個大國史無前例的同時崛起」是亞洲今日的特點之一,尤其預測中國到2020年「若有更多可支持經濟開放並對本國人民和鄰國更加負責的政治自由與自由制度,有可能成為負責任的共享利益者。相反,中國的行徑也可能充斥重商主義的色彩,具有不符國際規範並危及鄰國的不自由的制度、唯我獨尊的國族主義及貪汙腐化」。日美與中國之間是採取利害一致呢,還是進入對立關係呢,關係到日美中三國關係的實質,故報告主張,「美日兩國必須謀求指明一條讓中國成為負責的共享利益者的道路」。

美國資本把中國視為巨大的市場,就此而言,期待與中國發展經濟關係。另一方面,在政治及軍事領域則露出對立的要素,因此美中關係將會以複雜且多樣的方式展開。說到底,現在美國尚未形成對待中國的長期戰略。

有關韓國也同樣,到2020年朝鮮半島能否實現統一,報告認為「很有可能」,同時明確指出,北朝鮮的核開發問題「越來越可能只有在統一時才能最終解決」,這一見解應加以注意。也就是說,現在圍繞核問題(20074月至今)雖然在進行六國協議,但對其進展和成效令人置疑,故想通過統一的手段另找解決的端緒。問題是,採取什麼樣的方法實現「統一」,就此沒有詳細說明。基本上到南北朝鮮統一為止,很有可能對北朝鮮繼續持軍事恐嚇的態度。

例如,美軍在沖繩配備了最新銳的戰鬥轟炸機F22的一個飛行隊(12架),這也是採納報告書的內容,為監視朝鮮半島以至中國而配備的。

在此也簡要提一下報告書顯示的與臺灣關聯的問題。「如果未來臺灣通過民主程序,選擇一條不同的道路,美國和日本就必須重新評估在該地域實現共同利益的最佳方式」,這段話在臺灣境內也許引起諸多議論吧。美國和日本現階段所採用的是維持現狀的政策,所謂「不同的道路」,可以理解為與此不同的“臺灣走向獨立之道”。美國對臺灣問題的基本方針從來是「雙重抑制政策」,即在抑制中國對臺灣行使武力的同時,也抑制臺灣獨立,這段話提示了對該基本方針的修訂。

圍繞臺灣獨立的國際形勢,很顯然是朝著對獨立派不利的方向發展,即使在臺灣島內,對陳水扁總統領導力低下的批評和不信任的聲浪也日形高漲。也就是,在臺灣獨立的可能性愈益渺茫的情況下,還硬是在報告書中提及臺灣獨立的可能性,其用意顯然是為牽制中國。

即使對臺灣獨立實現的希望已然破滅,美國仍然不顧現實地以「臺灣獨立」為藉口,企圖繼續為臺灣提供防衛武器,今後也會一貫地維持對中國施壓的政策。這種對中國軍事恐嚇的危險政策,製造了完全不必要的美中之間的緊張關係。在此,美國危險的意圖也就是強化和日本的同盟,藉臺灣問題的口實,推進對中國的包圍戰略。

我們亞洲的全體人民,應共同聲討反對美國這種危險的意圖,以構築聯合陣線作為共同課題。唯有解決這一課題,才能夠抑制目前日益猖獗的新日本軍國主義的抬頭。(全書完)

 

後記:

拙著自20064月(第30期)開始在《批判與再造》上連載,到本期結束。臺灣讀者對拙論有何感想是我深表關切的。我由衷期盼今後能通過這樣的論述與臺灣的讀者、研究者,以及從事和熱心於和平運動的人們一起進行討論和擴大交流。

另外,連載之初曾刊出預定的目錄,但在實際的發稿中,一些章節的題目有所變動,在此特加說明,敬請諒解。

最後,向為拙稿連載提供機會的敬愛的林書揚先生、每月為審閱修訂拙稿傾注心力的雜誌總編輯杜繼平先生,以及克服難解的日語表述勉力完成大半譯文的韓燕明先生,表示由衷謝意!另外,從後半部分開始翻譯工作、我信賴的研究助手申荷麗女士表示感謝! 纐纈 厚

(本書經纐纈 厚教授稍加增刪初稿並審訂譯文後,近期將由「人間出版社」出版中譯本,敬請期待。─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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