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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慶文革口述史:黃廉訪談錄[四](老田訪問整理)

重慶文革口述史
(黃廉訪談錄)(四)
老田 訪問整理
十、 67年重慶制止武鬥努力的失敗
第一次大武鬥發生在6月上旬,地點是西南師範學院,西師八三一和八一五春雷造反團發生了武力衝突。八一五的人去支持西師「春雷」,反到底的工人、學生去支持西師831,都開了汽車過去,雙方的支援力量在施家梁遭遇,兩三千人在那裏荒坡上攔住打。八一五的援助力量是熊代富帶過去的,他是八一五總團的實力派,親自帶人去搞武鬥,而且是八一五裏面僅次於周家喻的頭頭,明顯違背了中央的指示,葉祖祿和軍醫大學的人、還有軍事院校的人把他捉到了,打了一針麻醉藥,給他穿上雨衣,作為戰俘送到北京去告狀,當作一個活證據。他們在車上有兩大失誤,一是沒有解開捆綁,長時間血脈不暢,最後一個手肌肉壞死不行了,幸好未造成殘廢;另外是麻醉藥醒了他們也不知道,最後被乘警發現了,覺得事情反常而把人交給了北京衛戍區。熊回來之後就長期住在五十四軍醫院裏,直到成立革委會之後才出來當副主任,此後他受到魯大東的提拔,入黨當了市委常委,還擔任過重慶市團委書記。 繼續閱讀 ‘重慶文革口述史:黃廉訪談錄[四](老田訪問整理)’

41期(2007 年3月 ) 重慶文革口述史 (黃廉訪談錄)(四)老田 訪問整理

 

重慶文革口述史

 (黃廉訪談錄)(四)

老田 訪問整理

十、 67年重慶制止武鬥努力的失敗

第一次大武鬥發生在6月上旬,地點是西南師範學院,西師八三一和八一五春雷造反團發生了武力衝突。八一五的人去支持西師「春雷」,反到底的工人、學生去支持西師831,都開了汽車過去,雙方的支援力量在施家梁遭遇,兩三千人在那裏荒坡上攔住打。八一五的援助力量是熊代富帶過去的,他是八一五總團的實力派,親自帶人去搞武鬥,而且是八一五裏面僅次於周家喻的頭頭,明顯違背了中央的指示,葉祖祿和軍醫大學的人、還有軍事院校的人把他捉到了,打了一針麻醉藥,給他穿上雨衣,作為戰俘送到北京去告狀,當作一個活證據。他們在車上有兩大失誤,一是沒有解開捆綁,長時間血脈不暢,最後一個手肌肉壞死不行了,幸好未造成殘廢;另外是麻醉藥醒了他們也不知道,最後被乘警發現了,覺得事情反常而把人交給了北京衛戍區。熊回來之後就長期住在五十四軍醫院裏,直到成立革委會之後才出來當副主任,此後他受到魯大東的提拔,入黨當了市委常委,還擔任過重慶市團委書記。

各個單位起先的武鬥都是棍棍棒棒,拳頭,先頭是在二輕和嘉陵江橋頭,動用體育用小口徑步槍。接著大家就開始搶佔戰略地盤,控制佔領自己的單位,醫院能控制住就控制住。八一五首先控制了重大校園,繼而控制了沙坪壩地區,一經控制住就把反到底統統趕出去,否則就是戰俘。反到底的總部在體育館,到處住滿了被趕出來的人,這一片就被我們控制住了。當時的重慶市逐步形成派別割據形勢,交通也逐步斷絕了。

為了應對緊急形勢,六大司令部負責人在灘子口電影公司片庫裏,舉行過一次重要會議,討論應付重慶的局勢。這個地方原來是一個防空洞,當時的形勢已經比較吃緊,從會議地點選擇上就可以看出來,反到底六大司令部的負責人都參加了。會議上兩種觀點的爭論非常激烈,在爭論中間徐光明還因此昏了過去。一種觀點是以「左左派」徐光明為代表的「人民戰爭救山城」的觀點,他說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我們到處在挨打,紅十條、紅五條貫徹不下來,全盤否定二月鎮反只停留在口頭上,實際上又不服氣,軍隊支一派壓一派,所以武鬥不斷,因此有的人就要以武鬥來對待武鬥,在這樣的嚴重局勢前面絕對不能右傾,這種觀點比較有市場。我的觀點是:目前第二次資反路線是對著毛主席的大字報和紅十條的新反撲,是對無產階級革命派奪權的瘋狂抵制,保守組織和跟錯路線的造反派轉不過彎來,鬥爭的複雜性是挑動群眾鬥群眾,走資派是坐山觀虎鬥,我們群眾組織之間相爭,走資派是漁翁得利。我們進行革命的大批判,根本沒有深入下去,我們只有上面依靠毛主席相信黨中央,現在解放軍還是毛主席掌握的,關鍵還是要做軍隊的工作,也要相信中央能夠做軍隊的工作。如果我們行動偏激了,給反對毛主席革命路線的人造成藉口。

我的觀點開頭是少數,接著我就講了很多的現實困難,首先是我們沒有全面反擊的力量,工廠裏已有的原材料固然能夠生產一些武器,但是後續的供應從哪裡來?群眾組織沒有嚴密的組織紀律控制,武器流失到社會上,後果完全不能想像;沒有任何物質和技術上救助條件,傷患怎麼處理?群眾和群眾打起來,死者算什麼,是歹徒還是烈士,這個本身是要由政府來認定的,中央有明確的認可嗎?至於後勤給養,就更加不要提起了。我說武鬥升級最後無非是兩種前途:一是一派消滅另一派,即便是這樣,系列後遺症也難以解決;二是兩敗俱傷。我說實在不行我們就撤退,別人拿起槍來了,不跑是不行的。

會上批評我右傾的大有人在,支持我的人也不少,兩方的意見爭持不下,徐光明和鄧長春說我是右傾機會主義,軍工的堅決反對,他們可以固守工廠地盤。會上最後也沒有形成統一的意見,對我的意見比較多。後頭我的意見是沒有武器的就只有走,不能白白被人殺死,有幾十萬人跑去內江、宜賓、成都,形成全市性的躲避武鬥大逃亡。

大概是七月中旬,五十四軍副軍長白斌說張國華要他們護送我去成都有事,由副軍長韓懷志陪同我去成都彙報武鬥情況。我坐的是鐵路巡邏車去成都,這個鐵甲車是制止武鬥的裝甲專列。我在錦江賓館向劉張彙報,說「紅十條」是空文,軍隊的立場還是沒有轉變,每個單位都在發生問題,矛盾在逐步激化,群眾組織無法解決實際問題,要害是軍隊的態度沒有根本轉變。晚上張國華打電話找我去50軍軍部,張政委一見面就說打電話到處都找不到我,我說重慶到處都在打架,反到底紛紛被從單位趕出來,打出許多人現在住在體育館裏,我每天都在各個工廠中間奔忙,怎麼接得到你的電話呢?他叫我等著他們研究,也要我與五十四軍商量。第二天我被喊去軍區,在西南局第四會議室,說謝富治副總理來了要見我。謝副總理見面後,問了重慶的情況,我講了武鬥從拳頭、磚頭到鋼針、槍枝的過程,他問到紅巖發動機廠的情況,我說很詳細的情況我也不知道。謝富治要我明天去協助他們做些群眾工作,他親自去做五十四軍的工作,要我務必出面與軍隊一起去制止和勸阻武鬥,他說武鬥再升級對老百姓是不利的。他要我立即回重慶,說兩派的頭頭都要出去把武鬥勸阻下去。他是周總理和中央文革派來的,也是執行毛主席的指示,中央文革的王力同志也來了。五十四軍有一個師在成都,他說要他們派一個連先遣送我回去。

那個時候武鬥到處在封鎖,鐵路已經是一截一截的,五十四軍一個連荷槍實彈、頭戴鋼盔,分坐了四輛軍車,行車接近重慶的時候,在北碚我看到工人都是頭戴鋼盔,手拿盾牌和鋼針,紅巖廠的鋼針多,在這個廠八一五的人被趕走了,從歇馬鎮到紅巖廠一線是反到底控制,我要他們不要主動出擊,工人還是買我的帳,謝富治的秘書參謀說你還是有威信。我說過了北碚就是八一五控制了,我的威信就不起作用了,解放軍說有這樣的情況,就由我們來解決,他們明確告訴八一五的武裝人員,是護送黃廉的,我們是從成都軍區來的,要他們請軍代表出來講話,一路上到處都是八一五的檢查站,完全是一派戰爭氣氛。

謝富治、王力、梁興初、李再含、劉結挺等到重慶之後,在警備區接見兩派各大總部的負責人,傳達了中央的指示,要大家盡力制止武鬥。在這個會上就發生了一些事情,還在廁所裏發現了匕首。開了會也沒有起到很大的作用,省革籌的張國華、梁興初、劉張都參加了這個會議。會議還沒有完全結束的時候,直升機就已經在54軍的靶場降落,謝王午飯都沒有吃就離開了,我跟謝王握手問他們能夠呆多久,謝家祥說他們馬上就要走,據說要去武漢。我攔住王力問,你們這一走我們這一攤子怎麼辦?他回答說眼下還有比你這裏還緊急的事情。我當時對中央代表和省裏領導這次來渝抱著很大的希望,沒有想到竟然是這樣,我急得眼淚都流下來了。

不久就傳說鄧長春成立了黃山戰區,我感到沒有這個必要,毛主席還能夠控制這個局面,有什麼必要「重上井岡山」?不過大批的人趁機跑到黃山上去,省得留在下面發生衝突,八一五也沒有能力去攻打黃山。

六中又用小口徑步槍打傷二輕的一個人,在這個事情出來之後,有的地方就開始搶槍。這個時候,省革籌梁興初、劉結挺、張西挺都到重慶來制止武鬥,試圖調解兩派的矛盾,在五十四軍召開兩派頭頭的會議。正好在那個時候,江青沒有明確反對河南二七公社「文攻武衛」這個口號,出現在《文匯報》上,我拿這個報紙去找劉結挺,他不表態;張西挺說劉政委不可能明確解答你的問題,恐怕只能按照自己的處境條件去決定了。我曾經問過王力,如果人家打上門來怎麼辦,王力說只有死人才讓人家打不還手。我們主張不搞武鬥,要是人家逼著你就沒有辦法了,只有自衛。

我問梁興初:這麼多人被打出來怎麼辦?梁興初的口氣很硬,要動員大家回原單位去,五十四軍和軍分區也跟著施加壓力,我問安全怎麼保證?結果他們都不採取安全保證措施,回去一批挨了打,又跑出來。五十四軍的派性還藏著和掖著點,梁興初自恃「老子功勞大」,派性公開表露無遺,在九五命令下來之後,他還曾經公開支持八一五持有槍械,這是1968年武鬥餘波的伏筆,九一三之後他作為「林彪死黨」,這才從四川的政治舞臺上消失。

第二天我回到工總司去,中學生跨著衝鋒槍闖進來,把我團團圍住,逼著我簽字去軍工要槍。我說這個字我不能簽,他們把刺刀拔出來插在桌子上。我說誰打響第一槍,誰的責任大;而且只要全面武鬥一打響,就沒有了是非和界線,今天我們這麼多人擠在一起,如果是全面武鬥,趕出來的人還要多,吃飯怎麼辦?每個人的供給都在單位,吃飯誰給錢?武鬥升級死傷必多,軍隊有編制,武鬥的傷患怎麼救治,陣亡留下的孤兒寡母怎麼辦?學生們說怎麼能夠考慮那麼多的問題,人都被他們整成這個樣子了,你當什麼頭頭?自然這個時候鄧長春成了英雄,威信就起來了,也有支持我的,他們也考慮武鬥升級之後的死傷,還有中央認可不認可的問題。徐光明他們寫的《人民戰爭救山城》叫我看,我說你都是抄毛主席的東西多,這樣搞下去,就不是文化大革命而是「武化大革命」了,問題還在於:最後的是非還是要用十六條來檢驗。

那個時候真是進退為難,處處發生問題,到七月上旬的時候,整個城市已經處於割據、對峙和膠著狀態,大家都沒有安全感,都找不到出路。一天五十四軍張處長打電話給我,要接我去軍部,說是一二號首長要見我,還不讓帶隨從人員和警衛。我就在體育館等他們的車,車子來的時候,幾個老太太哭著拉住我不讓上車,說軍隊根本不支持我們,怕我去到那裏被他們害死。到五十四軍之後,耿參謀長說是你的一個老朋友要找你談心,交流一下意見,他還說制止武鬥的事情,我們也在制止,還是要靠你們去做群眾的工作。

原來是周家喻找我,我去的時候他正在裏面游泳。我同周一起吃午飯的時候,我問他學生的事情管不管得住,周說雖然管不到但是有些事情也在做。我說我們還是要團結在「紅十條」「紅五條」下,第一是要保證我們的人回廠安全,軍隊還是聽你們的。他說你們在施家梁把熊代富捉了。我是從他口中才知道熊代富在我們反到底的人手裏。周問我手上有槍沒有,我說沒有。他也說武鬥再升不得級了,不要搞得大家都收不了場。他問你們體育館發槍沒有,我說沒有。我反過來問他,他說我們群眾手上沒有槍,只要需要槍隨時都會有。我說:你這是威脅我。他說你這個人自己不說話,我講了實情,你又說我威脅你。周嚴肅地說:我們有人看到你們文聯屋頂上架有機槍。

回去之後,我找人詢問,才知道文聯那不是真槍,那是一些中學生擔心八一五來進攻,把演戲的道具槍擺在屋頂上,他們還完全不知道厲害,唯恐天下不亂,還說就是要嚇唬嚇唬那些老保。我知道的真實情況,就馬上給五十四軍支左辦公室掛電話,說明文聯樓頂「有機槍」的實際情況。武鬥前的那個徵兆,真是草木皆兵了。

十一、
陷入「安全困境」的造反派武裝過程

7月底的時候,梁興初和劉張他們到重慶制止武鬥,他們走了問題也沒有解決。形勢越來越緊張,矛盾在持續積累和激化。反到底被打出來的人越來越多,許多人在重慶站不住腳,趕車跑去成都、宜賓、瀘州等地,梁興初還動不動就打電話來,要我去把人接回來。武鬥已將我們逼得沒有立足之地了。

在二十一二號的時候,空壓廠已經發了槍,機械學校的八一五也已經有槍了。體育館已經集中了許許多多人,多數都是拖娃帶崽的婦孺,其間我們的自衛力量還只有些鋼針,周圍的八一五都有了槍枝,如果住在文化宮的八一五專業武鬥隊一旦打來,後果是不堪設想的。這個時候確實是由不得我了,必須考慮加強總部的自衛力量了,在一個中午的時候我集合了170多個拿鋼針的人,叫他們不要聲張,跟我去建設廠要槍,聽說他們正在發槍。我們不敢走大路去,說袁家崗的「機麻子」已經有槍了,封鎖了三岔路口和大路,只有沿著江邊的鐵路分散運動過去。

我們好不容易到了建設廠,結果軍工井岡山的人根本不買帳,不肯發槍給工人造反軍總部。陳代富同志說:據說你搞上層路線,對武鬥現狀也不管,也不同意發槍,大家對你有意見。我說我給中央發了許多電報,中央也不表態,謝富治、王力來了也不表態,劉結挺不表態,我有什麼權力批准發槍。現在總部設在體育館,只有二十來平方公里的地方,在那裏住著的都是一些被各單位八一五打出來的避難者,萬一被人家攻下來,拖娃帶崽的多,怎麼辦?要給我們一點自衛的槍枝,我們只要求有300條槍就行了。他們說是中學生逼著他們發槍的,我說要發槍也只能先武裝成熟的工人,最好把槍掌握在本單位的復員轉業軍人手裏,工人聽話些,學生拿著槍隱患多。

周應古、陳代富、韓慶昌是建設廠的主要頭,陳代富說我們要與周應古研究一下,總部是應該有武器,但是你思想右傾。周應古到重醫去了,建設廠軍工井岡山的頭都在那裏辦公。我們到重醫去找周應古,首先看到的是中學生大學生都在領槍,財貿921和交院915在那裏領槍。有兩個工人挎著槍,把我推到樓底下,聲稱要把我關起來,說是不要我去干擾他們,他們說八一五派八一兵團都已經發了槍。過了一陣子,重鋼和楊家坪地區的造反軍過來找周應古,說你們扣下黃老總。你周應古能夠當好這個頭?正在這個時候,五十四軍的李凡處長過來了,鄧長春的參謀小名周三的,拔槍頂住他,我要周三不要對李處長無禮,小心走火,結果又有兩個造反軍的人,拿槍頂住週三。發槍的隱患當場就看出來了,我對他們說,我們進行「文攻武衛」是被逼無奈,不是想要玩槍,要槍去參加解放軍好了,拿著槍一定要加倍慎重。我當時心情萬分沉重,文化大革命這一場鬥爭發展到今天,不知道最後究竟要付出多麼高昂的代價。

有幾個工人指責我不簽字發槍,我對他們說,你們是工人出身,不是很懂政治,你手上已經有槍了,為什麼還非要我老黃來簽字?這不明擺著是一個圈套嗎?我真簽了字,你們就能拿到槍嗎?這時重鋼的幾個荷槍實彈的造反軍,站在我邊上說:你們對老總如此無禮也不見得走得脫。周應古說,槍還沒有組裝出來,這些槍都是已經有主了。到晚飯的時候,去的同志非常不耐煩。周應古說槍可以發給你,但是你們今晚要參加總攻消滅「機麻子」,你們造反軍的人,必須參加戰鬥,把天鵝寶蛋打下來,然後槍你們可以拿走。有些人是軍隊轉業下來的,有些還當過連長什麼的,他們說這個條件真的是很歹毒,這豈不是喊我們拿命換槍嗎?要有命活下來,槍才能拿走,好吧,叫他們發槍,我們去跟他打仗。最後發給我們154支槍,每個人十匣子彈。

預備在當天晚上八點半發起總攻,大家都不願意讓我參戰,四個人把住門口不讓我出去。我說自己當過兵,還有點常識,最後他們同意我在後面的位置上督戰,還給我換了一枝最新的衝鋒槍,四匣子彈,警衛腳跟腳傍著我。他們想要選擇樹林作為突破,我說還是選擇紅苕地比較好。正準備前進的時候,空壓廠八一兵團開出四輛坦克,從清水池方向對建設廠進行猛烈攻擊,我們就終止進攻,撤下來了又走不過去,我要他們趕快就地休息,準備應付今天晚上可能有的惡戰。後來才聽說,反到底用滅火器填裝炸藥炸壞了一輛坦克,就阻止了他們的進攻行為。看來雙方都缺乏充分的作戰準備,一旦出現意外情況,就不知所措。

第二天我們就將得到的一百多條槍拿回體育館,我們仍然沿著江邊的鐵路回去,分成30個人一組,前面的走過去了沒事,後面一組才敢跟上來,經菜園壩回到體育館,這是我們第一次得到槍。造反軍內部也開始兼併,有一些想得到槍枝的,就上黃山跟鄧長春他們套近乎,接受收編。造反軍南岸城建兵團的陳松柏同志,就堅持不肯接受收編,他堅持保衛海棠溪、上新街、黃角古道至黃角椏一線,在幾次惡鬥中間都有很好的表現,讓老百姓的安寧不受侵犯。

武鬥就這樣升級了,反到底下面有些分團跟軍工搞交易,木材廠、二輕各自去搞槍。在貫徹九五命令繳槍的時候,據說造反軍繳槍數字是1000多條槍。武鬥的槍枝來源有二:一是搶解放軍的槍,大部分是「明搶暗送」;二是軍工廠裏自己發的。兩派都在搶槍,八一五實際上是明搶暗送,他們拿了槍就走,什麼事情也沒有,有同情反到底觀點的戰士,因制止八一五搶槍而受過處分;如反到底去搶槍是要付出了血的代價的,還有一次鄧長春帶人衝進軍械庫,發現裏面都是些被服罐頭,雖然什麼武器都沒有拿到,但是軍隊卻借此告到國務院和中央軍委,說反到底搶了軍械庫。

在重慶的軍工廠中間,江陵廠是生產三七炮引信;長安廠生產三管、四管三七炮,解放前是生產衝鋒槍的;空壓廠生產坦克,通用機器廠生產裝甲車;朝陽廠生產導彈,已經拿出來了,沒有敢用;建設廠生產步兵槍枝,控制在軍工井岡山手裏,這是反到底槍枝來源的主管道。生產槍枝的技術很簡單,據說江陵廠改裝自己的機器也能生產槍枝,八一五在井口農藥機械廠,強行責令生產衝鋒槍,並命名為「八一五」衝鋒槍。武器就是這樣大量地流向社會,大家各顯神通。

至於彈藥,江陵廠生產一些,子彈的主要生產廠是位於江南銅元局的長江電工廠,生產步槍和衝鋒槍子彈,這個廠子當時控制在八一五手上,所以我們常常打到彈盡糧絕的困境,為了運彈藥,我們江陵廠死了一些同志。

我曾想抵制武鬥升級,也抵制不了。鄧長春同志比我年青,他曾說黃枇杷不批我來批,他自己簽字同意發槍。據說後來軍隊費了九牛二虎之力,去偵察他當初寫的那張字條,作為給他定罪的證據。後來很多人把武鬥的責任推給江青,公正地看這是一個氣候,誰都拿他無可奈何,武鬥升級是逐步的、漸進的,不是哪個人能夠控制得了的。有些人因為鄧長春指揮過武鬥,就把他說成是壞人,以此去苛責他,其實他也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當時就算是鄧長春本人不批准發槍,也會有別人去批准,要實行「武裝自衛」的人不是一個兩個,那是應付特定形勢的一種方略,而不是哪個人憑空進行的創造發明。許多人沒有親自經歷過那個時候,就想當然地下結論,也有許多人明明經歷過了,卻喜歡附合著後來的形勢說些瞎話。我自己親身經歷過那個時期,我曾經竭力想要避免武鬥,但是我最後還不得不親自去尋求槍枝來自衛,以增強安全感,所以我沒有資格說瞎話。

十二、
重慶大武鬥

重慶武鬥中間,場面寬,戰場多,事件起因複雜,有許多事情我沒有經歷過,有些是當時聽彙報的,知道多少說多少。

武漢720事件之後,成都軍區張國華政委,打電話給我,要我去成都把反到底的人勸回來,我說根本就回不來,進得了重慶也回不了單位,不信你派人送回來試試就知道了。

當時我是儘量避免打,不主張主動進攻,也不是我們能夠用武力打下來的。我當時寫了《寫給毛主席的彙報》,說他們把我們壓縮在二十來平方公里的地域裏,糧食和蔬菜斷絕;因為他們有軍隊支持,要糧有糧,要槍有槍。而且還威脅要停水停電,我給五十四軍打電話,說一經停水停電,幾百萬人的城市會發生什麼後果,你們要考慮。

當時河運學校的航鋒、軍工的部分人、重鋼也有人,集中在重醫那一坨,成為反到底的一個據點,那裏曾經發生過傷亡慘重的夜戰。潘家坪高幹招待所在八一五手裏,這兩個據點,對面相望。他們從中江、瀘州調來大批農民,準備夜襲重醫,拔掉這個釘子,消滅住在重醫的反到底那一坨。農民跟我們毫無瓜葛,誰能夠動員他們,非常明顯是那些手上有權的人,八一五給農民發了槍,晚間參戰人員穿上雨衣,匍匐通過招待所的花園和草地,準備去襲擊重醫。當時夜已經很深了,駐紮在重醫的反到底又剛剛開完晚會休息了,外面沒有人守衛。據說是有一個師專的女學生,她帶去的小妹妹不肯睡覺,跑到外面去玩槍,她先看到招待所花園裏有很多豬,感到很奇怪,等到農民爬過來之後,她就看到刺刀的反光,她就用陣地上的機槍對準就打,這突然的開火當然就傷亡慘重,好在後座力把她給掀翻了。槍聲驚動了已經休息的人,大家跑上來就是一通好打,戰後要找英雄,才知道是一個不肯睡覺的10多歲的小學女生,最先處置危險的。農民根本就沒有受過訓練,地形又不利,加上突然打響又不知道躲避,死傷非常慘重,有的說死了兩百,有的說死了三百,過了幾天屍體躺在果樹下都腐爛了,結果是就地掩埋,有些農民死在那裏很多年了,家裏人恐怕都不知道他在哪裡,到底是死是活。八一五後來又來報復,因為是白天,沒有佔到什麼便宜。這類戰亂中間的憾事,至今想起來還是心裏難受,拿起武器實出於無奈,都是那些對抗毛主席革命路線的走資派挑起內戰,他們在一邊漁利,這是我們的真正敵人,但是他們始終躲在一邊。

我想起什麼就談什麼,沒有時序,武鬥初期八一五為了打通往市區的道路,陽增太曾經指揮攻打響了工業學校一戰,也是很有名的。建設廠發展過攻防戰鬥,八一五在攻打建設廠的女工宿舍的時候,動用了火炮;為了拔掉壓制建設廠火力點,建設廠舉行反攻,趕走了佔據「彎彎大樓」制高點的八一五。我雖然沒有親臨武鬥現場,在聽到彙報之後,心情十分沉重。

重慶市市中區是夾在長江和嘉陵江之間的一個半島,重慶出現割據局面之後,誰都是動彈不得。八一五已經控制了沙坪壩地區,斷絕了西邊的交通要道,在嘉陵江大橋南橋頭六中佔據著印刷廠和二輕大樓,封鎖了反到底的大本營,火力封鎖住嘉陵江大橋,斷絕了北面的通道;東南面是長江,朝天門碼頭文革初期改稱紅港,很多據點被八一五佔據了。我們總部設在體育館附近,附近一帶在我們手裏;江北華新街到三鋼、長安廠一線基本上是反到底控制,江陵廠也佔了一片;依仗望江廠的實力,反到底控制了南岸和銅鑼峽,從鐵山坪翻過山去就與望江廠接壤。銅元局又控制在八一五手裏。整個城市分割成為一片一片的,每一個地方都走不通了。當時只有軍隊的車輛可以暢通無阻,鑒於我們與軍隊的關係不好,軍隊不肯幫助我們運輸生活用品,有時軍隊還故意刁難我們,不但是反到底大本營受困,其他工廠和附近地區的遭遇也一樣,蔬菜糧食都無法運進來,我們總部就困在體育館一帶,各單位被打出來的反到底一派觀點的群眾,能夠撤出來的就集中到體育館來,容不下的,儘量勸他們遠離重慶、出去投親靠友。

當時反到底一派群眾流亡到川內各地和全國,內戰風煙滾滾的時候,重慶老百姓也和我們一樣共同受苦。我們三面的交通都被斷絕了,碼頭不能用,西邊是重大控制的沙坪壩地域,嘉陵江大橋又被封鎖,市中區的上百萬老百姓也是被困住了,沒有蔬菜供應。這個時候只能打通嘉陵江大橋,從江北運進糧食和蔬菜,爭取從大竹、達縣得到支援,這一道路上八一五隻有幾個孤立的據點。我們當時開會研究,糧食蔬菜已經沒有了,如果八一五再斷掉水電,那就更危險了,生存來源都斷絕了,還談什麼「自衛」!我當時主持開會討論,大家都認為封鎖大橋的少數人,只有幾百人,被困在體育館的是多數,被困在市中區的老百姓是多數,反到底六大司令部和工總司都認為不能讓上百萬的老百姓餓死、困死!所以就與江北指揮部和長安廠「六月天兵」商量,預備打通大橋,從江北獲得糧食和蔬菜,打下來之後立即由江北指揮部和長安廠把守大橋,維護交通。准許貨運車輛進城,允許農民進城賣菜,允許普通群眾自由過橋,加強檢查,凡攜帶武器者不准通行,軍車也要檢查,不准幫助運送槍械和軍火。

我們事先商定,在開炮之前要預先通知老百姓疏散,由江北指揮部的蘇靖康和工總司的李木森同志做好炮手的思想工作,不要炮擊民宅。同時也準備正告八一五武鬥人員退出據點,還提前告知五十四軍要他們幫助做八一五的工作,請他們自覺撤退,不要封鎖嘉陵江大橋。當時也考慮到,有可能八一五得知進攻消息之後,調集大批力量過來,結果攻下不來。我當時講,預先進行廣播不是天真,而是事關人命,是對待群眾的問題,八一五也是群眾,如果他們要調重兵過來,那就打吧!具體的宣傳工作、發佈廣播以及與軍隊通報,就由我來辦。

814下午五點鐘,我給五十四軍白斌副軍長打電話,希望他做八一五的工作,白斌說一些官話,叫不要打,一切好商量。我告訴他說,你趕緊做工作,如果6點鐘之前他們不撤除對嘉陵江大橋的封鎖,我們就要開炮了。我把電話打完之後,由工總司、體委、長安廠的廣播發出聲明,各個點上都大開高音喇叭,說八一五圍困市中區人民將近半個月了,我們沒有糧食蔬菜,我們不得已要用武力逼退他們,請周圍的群眾理解並支持我們,儘快撤離。第二個廣播是對八一五講話的,說嘉陵江大橋是重慶人民的大橋,是重慶南北交流的要道,任何人任何團體都沒有權利封鎖,為了人民的生存,要求你們在一個小時之內撤出封鎖據點,為了老百姓的利益,希望你們自覺放棄不恰當的作法。

廣播之後,我就站在文聯的樓頂上看,八一五置之不理,附近的老百姓抱著東西、拖兒帶女開始轉移,情景非常感人。615分,江北區委和長安廠的炮位開始警告性的發炮,攻擊八一五盤踞的輕工局大樓、六中和印刷廠,戰鬥大約進行了一小時四十分,也有的說是一個小時,因為是群眾組織參戰,沒有那麼一致。從後來查看的彈著點看,李木森和蘇靖康同志是做了工作的,沒有炮擊任何一棟民宅,沒有攻擊一個非武鬥據點,我由衷地佩服同志們。八一五的還擊點定位在江北區委,長安廠,三鋼。當時我身邊的一個同志感歎說「這就是戰場,好兇啊!」炮擊準備過後,工人們都是赤膊上陣,穿了短褲,手持步槍和衝鋒槍,在橋上匍匐前進,非常勇敢。打下來之後,我立即去江北區委指揮部,已經一個人都沒有了,蘇靖康他們已經精疲力竭去休息了,武鬥人員也找不到了。在南橋頭二輕局大樓被炮火擊中,整個大樓起火燃燒了;六中的教室也被打壞了幾間,印刷廠也有損失,八一五也有炮位設在市委背後,受反擊時市委大院也落了炮彈。三鋼死了幾個人,當時只好埋在廠區,長安廠也有傷亡。大橋上有兩具屍體,還是打著赤膊、躺在橋上。老百姓說還是反到底、工總司好,打仗之前就要我們避開,他們自己去犧牲,第二天屍體就腐敗了,同志們就把他們安葬在橋頭的花園裏面。

第二天早上就聽說農民的糧食和蔬菜已經進城了,大橋上的人成群結隊,都是去江北的糧店買菜油的,糧店乾脆每個人一瓶,發給大家。

這一仗打完之後,反到底士氣大振,號稱是「解放」了。不少老百姓也認為反到底好,我們還出了很多佈告,其間工總司也是很威風,街上的人看到我們,眼光中就充滿著敬意。大家都是精神振奮,打下來之後要「表功」,造反軍和工總司都有人教我打電話給中央彙報,長安廠的人估計說:恐怕打了五六千發炮彈,江北指揮部的人說他們也打了那麼多,這樣我就如實報告給北京,為什麼要打,以及打了一萬多發炮彈。小報以《嘉陵江上煙雲滾滾》為題目加以報導,後來知道這個文章毛主席和周總理都看了。當時總共只有十七八門炮,炮擊持續了一個來小時,估計打了三五千發炮彈是有的,沒有上報的那麼多,當初大家都是爭著要表功。最後聽說周總理罵敗家子,大家又都縮回去了。

當時我們大開喇叭,提前警告準備進攻的時候,可能是五十四軍不相信我們真能打;機關幹部裏面有些人說黃廉好傻呀,哪有打仗還提前告知對方的,也有的說是嚇唬而已;周家喻後來告訴我,他當時也不相信你能打。經過這一件事,我對「兵不厭詐」有了很深刻的體會,事情常常是真真假假,難以辨別。

我們提前告知對方,最後還打贏了,都認為是個奇跡。我分析主要是兩個原因:一個是我們的炮多,他們只有幾門炮;第二:據點裏八一五派主要是一些學生,比我們這邊工人更算是烏合之眾,而且很多工人本身就是部隊轉業的,有作戰經驗。打過之後,五十四軍和舊市委的一些人就放出謠言來了,說反到底能夠打下嘉陵江大橋,背後絕對有黑高參,說什麼黃廉這個人從部隊到地方都是耍筆桿子的,哪裡會打仗嘛。他們還說得有鼻子有眼,說黃廉曾經跟胡宗南的參謀長裴昌會一起下過棋,五十四軍還說是裴昌會親自幫黃廉確定的炮位。反到底內部本來就有分歧,接著這個懷疑又增加了,黃廉三十歲的人有這個能耐?還有的人覺得不應該把這個事情上報給北京,這也是一個分歧。後來那些當權派為了整我們,就著這個謠言,去發揮他們的想像力,在清理階級隊伍中間為此還特別確立了個「一號專案」。這個專案是為了實現支一派壓一派,為了把我們置於死地,一口咬定反到底和黃廉是被走資派、牛鬼蛇神和國民黨舊軍官所利用,除了要打擊我本人和反到底一派的群眾之外,這一專案不知道陷害了多少起義將領和群眾。

根據我瞭解的實際情況,市公安局有個名叫高尚武的處長,曾經參加過「一號專案」的工作。專案的設想來自於五十四軍軍部保存了一個「聯絡圖」,這是舊市委、革聯會和五十四軍早就構思好的,他們把一大批國民黨起義將領和民主人士編入專案,說他們上面接受劉少奇鄧小平的操縱,下面通過黃廉操縱造反軍,在清隊中間就按照事先準備好的聯絡圖,進行逼供信以取得口供。具體是一個名叫鄧翰的人,在苦打成招中間提供假材料,胡宗南的參謀長裴昌會被他們打斷了腳桿,還涉及到起義將領夏仲實、魯崇義等,還有一些低級別的國民黨將領。這個圖後來轉移到公安局保管,高處長感到那些當權派太不成話,完全沒有一點共產黨人的氣味。高尚武同志出於良知和正義,含著淚水把一號專案聯絡圖的複製件交給了我,我們拿到這個材料之後,作為一個走資派陷害群眾組織的政治陰謀,上報周總理和中央,說他們無中生有地對一派群眾進行政治陷害,對民主人士進行陷害。在我幾次挨整的時候,他們都要我交代如何知道這個材料,我怕他們殺人滅口就說案中有案,拒不回答,高處長後來還是遭他們排斥,無緣無故地靠邊站了,這個案子決不是群眾組織搞的,後來給一號專案平反的時候,魯大東他們又另外編一套瞎話,掩蓋自己和其他一些人在這個專案中間所扮演的不光彩角色,掩蓋他市如何利用這個專案來陷害與他有不同意見的老幹部如王墨林、王公傑、王炎、宋學武、岳林等。我作為「一號專案」構陷的第一號對象,從來就沒有平反過。

1982年對我進行審判的時候,把打嘉陵江大橋的事情全部算在我頭上,說我參加策劃武鬥,殘害群眾,犯有「反革命殺人傷人罪」。判決書列舉的傷亡和損失數字是:「這次武鬥造成打死十一人,打傷多人,燒燬重慶市第一輕工業局辦公大樓、重慶第六中學一棟學生宿舍、嘉陵印刷廠廠房及部分設備,燒燬大樓幹部檔案、財會帳目、檔資料,後果嚴重。」由於他們在1979年已經給「一號專案」平了反,就不再說我跟國民黨殘渣餘孽勾結搞叛亂了,改而說我們準備在重慶附近上山打遊擊。

十三、
九五命令之後平息武鬥的再次努力

在十六條中間就明確規定了「要文鬥,不要武鬥。」看來毛主席對後來的形勢發展有預見性,文化大革命確實涉及到階級鬥爭和路線鬥爭,又恰恰有發生武鬥的理由。明明毛主席一貫是反對武鬥的,武鬥也是不受普通人歡迎的,許多參加者都有一種無可奈何的感覺。

我極力主張不要主動出擊,只能自衛,自衛的時候眼看能打得贏就打,不能自衛的就放棄單位,出去投親靠友,那個時候成千上萬的人趕火車去內江,去成都,反到底幾十萬人分佈到四川各地去躲避武鬥,改變了當地的力量對比。也有少數去了武漢,但是不多,有四個文藝團體在武漢為鋼工總和空軍演出,就留在那邊幾個月不回來。反到底內部就有人反對,說我是逃跑主義、右傾機會主義。

十多二十萬人去成都,各個對口系統都住滿了,個人去的沒有人接待,餓得不行就在街上拿涼粉吃不給錢,梁興初說你們的人到成都搶涼粉吃,給我弄回去;我說梁司令員,你連接待工作都作不了,這是你的恥辱,給他頂回去。我說回來過不了內江,到了榮昌也進不了重慶,回不了單位,他問有你說的怎麼嚴重,我說你不信試一下。他們果然派人送了一批回來,結果在重慶站就遭到八一五毆打,一下火車就落入了八一五佔領區,他們的安全就受到了威脅。

四川省革籌和成都軍區像重慶派了武鬥調查小組,還有制止武鬥的工作組,周恩來也先後派來溫伯華和謝文欣他們兩個到重慶來,調查制止武鬥,其間還有中央謝富治、王力和貴州的李再含也來過重慶。好多次把我們叫到五十四軍去,做勸說工作。中央軍委也派了一個名叫陳斌的中將,到重慶來制止武鬥,組織了制止武鬥的工作小組,我和周家喻都參加過,專門製作了制止武鬥的旗幟,紅邊黃旗黑字,上面寫著「中國人民解放軍重慶警備區制止武鬥小組」,制止武鬥的汽車,無論到什麼地方都要放行,都說是「黃龍旗車子」來了。解決一些有名的武鬥據點如楊家坪武鬥、空壓廠打清水池、沙坪壩、南岸、北碚等等,工總司都派人去看過,有些地方我也去看看,不是每個場合都去。那個時候重慶的武鬥點比今天的伊拉克多幾十倍,一打起來,雙方都打電話說遭對方襲擊,是非難分。

一次江南的銅元局發生了武鬥,在警備區指示下,工總司派出的制止武鬥的工作人員名叫譚學逸,他是二輕墨水廠的一個幹部,是工總司的一個聯絡員,他為人很正直,參加了武鬥制止小組工作。這一次他隨車去江南制止武鬥,戴有警備區和革籌組的制止武鬥袖章,吉普車插了黃龍旗,在過汽渡的時候,八一五不放行,軍隊個別人耍派性手腕,要他下車去招呼,本來應該八一五本派的人下去招呼,結果他被武鬥人員用鋼針捅死了。譚是戴著軍隊工作人員的標誌、在執行制止武鬥任務過程中間犧牲的,五十四軍卻連公道話都不說,派性太嚴重,屍體運回軍部之後就要我們去領走。他夫人是個醫生,當她受到這個打擊之後神經失常了,譚留下一個小女兒,到底是怎麼長大的我都不清楚。

中央九五命令下達之後,溫伯華找我談話,說總理希望你起個好的作用,能不能說服你們工總司和造反軍帶個頭。他還說我也跟總理說過你的處境,也很為難。白斌插話說,軍工對黃廉是有意見,有人甚至說他是叛徒,他能說服嗎?溫伯華說,不管怎樣,要相信中央,相信總理。劉結挺說,恐怕全國最後都要如此了,這個形勢不能繼續下去。我說,只要一放下武器,我們就是任人宰割了,一旦出現這個局面,我怎麼對得起群眾,到那時我們的人不把我撕成幾片才怪。張國華說再拖延下去性質就變了,至少你自己表明態度,不要管軍工聽不聽,少數人的問題你就不要管了。

我回到總部之後,思想鬥爭很激烈,從重慶人民的利益和造反派的政治利益出發,我應該這樣做,也應該冒這個險。去跟各個組織商量,走一個地方碰一次壁,二七工人造反團說:你這是把我們的命拿去,軍工除了能與李木森談幾句話之外,根本就不讓我去,真有點「針插不進水潑不進」的味道。我當時有一種感覺,認為軍工的同志只是對我不服氣而已,並不是要對抗中央的命令。也有一部分人找我研究形勢,我說溫伯華不會撒謊,是周總理的意見。最後我回到造反軍,我是一把手,就履行一下職權,把造反軍全部13個勤務員,都集中到文聯開會,我說一定要交槍,時間也只有兩三天了,省革籌和總理的聯絡員都是這個意見,在規定的時間再不交槍,就要宣佈為非法武裝組織,當作國民黨和土匪來處理。很多人流著眼淚講,老總你一定要考慮清楚,這是生死存亡的問題。我說如果離開了十六條,離開了毛主席的正確路線,沒有了宗旨還拿著槍在社會主義條件下亂打,那是不行的,山西的造反派、雲南的炮派是我們的前車之鑒,我就冒這個險聽毛主席的話,首先繳槍,我順手把手槍摘下來卸下彈夾放在桌子上,全體勤務員都流了眼淚,說就聽你的吧,看交槍之後是個什麼後果。

我至今對老工人有很深厚的感情,他們確實是冒著生命危險帶頭交槍的。我叫朱正坤拿筆來登記,大家把自己的衝鋒槍、手槍都放在桌子上。然後我就給張政委、溫伯華和五十四軍打電話,說工人造反軍決定首先交槍,明天一早送過去。結果五十四軍反而有些緊張,更多的是被動,軍長和政委都說料定黃廉辦不成這個事情。第二天我們造反軍六輛卡車,敲鑼打鼓地送槍到五十四軍去。我們一交槍,軍工的同志們也行動起來,內部一些激進的同志恨我的情緒就更加上升了。

有人帶頭就好辦了,我去江北郊區的幾個武鬥連隊,跟他們開會說要交槍,有人哭起來,覺得此後命運難測。最後還是說服他們在期限之內,把武器如數上交了。有人說,他拿到槍連一發子彈都沒有打過,你當時紀律太嚴,一發子彈都沒有打過,要求打幾發,我同意了。到稻田裏安排打靶,每人三發子彈,滿足一下小孩子心態。第二天下起滂沱大雨,各個分部都來交槍,交槍持續了一天半。軍工也去交槍,五十四軍只是派一個人來登記,連避雨的地方都不提供,開水也沒有一口。槍枝在大操場堆積如山,機關鎗一堆,步槍一堆,老三八式一堆。他們五十四軍的心態就是那個樣子,看到我們交槍反而像是不高興了,白斌副軍長表揚我說:黃廉,你這次又放衛星了,又出風頭了,張政委和周總理都說要表揚你,你知道吧。

下來溫伯華跟我說,黃廉同志,你做得好,要相信毛主席、相信黨,我鄭重告訴你,我向總理彙報,總理說應該給你表揚,你這個頭帶得好;昨天我跟五十四軍碰頭,他們估計你做不通底下的工作。我說這是靠了毛主席的威望,溫伯華說你這麼想就對了。現在回憶起來,那時真是「有槍就是草頭王」,那個混亂陣仗很多人沒有見過,那個時候好在有毛主席在,沒有毛主席誰招呼得住。

在省革籌的監督下820日曾經達成制止武鬥的協定,保證傷患的正常治療。我們是九月九日交槍的,在八號的警備區會議做了表態。反到底發表了告全市人民書,說堅決聽毛主席的話,照毛主席的指示辦事,保證立即把武器上交。交槍之後,我的主要事務就是做內部的思想穩定工作,有的說交對了,有的說交錯了,局部地區還在發生問題,這裏告急,那裏告急,我本單位木材公司也告急,這就越發埋怨上交錯了,整天就是忙於做這個工作。至今有人說我們當時是「搶先上交」,說的多麼輕巧,好像交槍這樣性命交關的事情,也可以投機取巧似的,這個人很清楚當時的情況,要作出並執行這樣的步驟是何等為難!今天這個人也已經年過花甲了,還這麼說,恐怕真是「生命不息、派性不止」了。

>> 待續

41期(2007年3月)毛澤東在「大躍進」時期 真的讓千百萬人喪生嗎?(上) Joseph Ball

 

毛澤東在「大躍進」時期

 真的讓千百萬人喪生嗎?(上)

Joseph Ball 張星戈 譯

近二十五年來,一些極端過度估 計據云是由毛澤東造成的死亡數字,嚴重損害了毛澤東的聲譽。毛澤東終其一生高度受人尊敬的是,他的社會主義政策增加了中國人民的福祉,大大降低了中國貧窮
與飢餓的水平,並提供免費的醫療照顧與教育。毛的理論也大大鼓舞了全世界對抗帝國主義的人們。這或可解釋何以右派對他視如寇仇。隨著近年毛派運動的聲勢在 印度及尼泊爾的明顯增長,以及毛派運動對世界其他地區的持續影響,右派很有可能變本加厲地敵視、詆譭毛澤東。

大多數詆譭毛澤東聲譽的做法,都集中在攻擊1958年開始的「大躍進」。本文主要關注的正是這段時期。1950年代中國農民就已經開始了合作社式的耕作,到「大躍進」時期,他們加入了由數千人或數萬人組成的大型公社,從事大規模的灌溉計畫,以提高農業生產力。毛的計畫就是要大幅增加農業及工業的生產。有人說,這些政策導致了19591961年的飢荒(雖然有些人認為飢荒始自1958年)。用來解釋飢荒的理由形形色色,諸如政府徵購糧食過多,或公社食堂讓農民放開肚皮吃飯,造成浪費等等,也有人聲稱,農民顧著搞灌溉工程或忙著搞有名的「後院煉鋼爐」(鄉間建造的小型煉鋼爐),而怠忽農耕。

毛澤東承認這段期間的確出了問題,但他把絕大多數的困難歸咎於惡劣的氣候和自然災害,他承認也有他該負責的政策失誤。

毛死後,中國官方發佈的資料意指,有 一千六百五十萬人死於「大躍進」。這些數據是在鄧小平政府發動批判「大躍進」與「文化大革命」的意識形態運動期間發佈的。然而,這些數據怎麼得來的,又怎
麼保留了二十年之久才公諸於眾,卻疑雲重重,也就無從公正地確認這些數據可靠。美國研究者結合中國的證據與他們自己由中國1953年和1964年的人口普查數據的推估,將死亡數字加大到約三千萬。不久之前,張戎和哈利迪(Jon
Halliday
)在他們的「毛澤東:不為人知的故事」(Mao: The Unknown Story)一書中說,有七千萬人被毛殺害,包括「大躍進」時期的三千八百萬人。

西方作者研究這個主題,往往對這段時期採取十分偏頗的態度,好像被來源可疑的大量死亡數字所催眠。他們只注意政策的失當,從而可能大大誇大了政策失當所造成的損害。他們一直無法瞭解,「大躍進」的一些政策,初期的混亂一過之後,實際上是有利於中國人民的。

美國政府從二戰後至今一直在協助反毛澤東思想的學者(也涵括反共學者)。例如,1960年代主編《中國季刊》(The China Quarterly)的老牌毛澤東思想史學家麥克法夸爾(Roderick MacFarquhar)〔譯按:著有《文化大革命的起源》,該書已譯成中文,由河北人民出版社發行〕。該雜誌所刊登未經證實的大量餓死的數字,至今一直被人引用。後來,這份刊物從CIA的外圍組織拿錢的證據曝了光,前些時候麥克法夸爾在寫給《倫敦書評》(The
London Review of Books
)的信中對此坦承不諱(他說,他在編《中國季刊》時,不知道這錢來自CIA)。

有些學者雖提供實質的證據,例如貝克爾(Jasper Becker)寫「大躍進」的名著《餓鬼》(Hungry Ghosts)引用了目擊者的說法,卻沒提供足夠的旁證加以證實。張戎和哈利迪引證的有關「大躍進」的重要文件資料,一望即知是以誤導的方式呈現的。

鄧小平政權提供的數據說,有千百萬人死於「大躍進」時期,是不可靠的。農民的證詞駁斥了所謂毛要為此時期確實發生的死亡人數負主要責任的說法。

美國人口學家向來想用得自中國官方的 死亡數據,以及其他人口統計數據,證明一項假設,認為「大躍進」期間有「大量死亡人數」(也就是說,「史上最大飢荒」或「史上最大飢荒之一」發生在「大躍
進」期間),但其證據間缺乏一致性,且證據來源整個疑點重重,削弱了「大量死亡人數」這項假設。

關於「大躍進」較為可能的事實

「毛澤東該為種族屠殺負責」的看法,一直被用來作為蔑視中國人民在毛統治期間所獲得的一切成果的起點。然而甚至像貝妮斯特(Judith Banister)這種為「大量死亡人數」假設力辯的人口學家,也不得不承認毛時代的諸項成就。她寫道,中國在19731975年間,平均壽命高於非洲、中東、南亞及許多拉丁美洲國家。(註11981年她與人合寫一篇文章說,就減少死亡人數而言,中華人民共和國可稱「超級成就者」,從1949年共產黨開始統治以來,平均壽命每年增加將近一歲半(註2),由1949年的35歲增加到1970年代毛統治結束時的65歲。(註3

讀一讀現代許多評論毛統治的中國的作家(註4),你會以為,毛的農業及工業政策導致絕對的經濟災難,甚至比較有節制的評論家,如經濟學家諾蘭(Peter Nolan)(註5)都聲言,革命後中國的生活水平要到鄧小平掌權才有所提升。固然,生活水平提高並非平均壽命增加的唯一理由,但若說在毛時代平均壽命能增加這麼多,而生活水平卻沒提高則是很荒唐的。

例如,許多學者讀了鄧小平在毛死後發佈的數據,就聲稱整個毛治時代,每人平均糧食產量沒有增加(註6)。但是這樣的統計數字,又怎麼可能與同一批作者所引用的平均壽命的數據協調一致呢?除此之外,這些數字也與其他數據相互牴觸;後毛時代的中國農業部前法政局長郭書田(Guo Shutian)(譯音),對鄧小平改革前中國農業的整體表現,提出了非常不同的看法。確實,他寫到,由於「自然災害與工作失誤」,19491978年間,農業產量有五年是減少的,可是他也說,1949─ 1978年期間,播種穀糧的土地,每公頃平均產量增加145.9%,而糧食總生產量上升了169.6%,同時中國人口則增加77.7%;依此算來,中國每人平均糧食產量,在這段時期,從204公斤增長到328公斤。(註7)就算依據鄧小平政權所發佈的數字,工業生產也從1952年到1976年每年增加11.2%(所謂的文革浩劫期間還每年增加10%);1952年工業產品佔全國總產值的36%,到1975年,工業產品則佔72%,農業產品佔28%。十分明顯,毛被誤認為禍害深重的社會主義經濟政策,為後毛時代快速(卻既不平等又不均衡的)經濟發展鋪好了坦途。(註8

我們很有理由認為,「大躍進」的各項政策在經過初期的混亂後,實際上對支撐中國整體的經濟增長頗有貢獻。中國得運用自己的資源發展,不能再利用由蘇聯輸入的大量機械設備與科技知識,這點在1950年代末已明顯可見。

1950年代晚期,中國與蘇聯漸漸分道揚鑣,這有一部分是因史達林死後發生的意識形態爭論。史達林與毛澤東有許多不同,尤其毛認為史達林不信任農民,而且過度強調重工業的發展。不過,毛認為赫魯雪夫利用譴責史達林主義,掩護他在蘇聯逐步背離社會主義的意識形態與實踐。

兩國分裂也因為赫魯雪夫總愛將蘇聯自己的做法強加於盟國身上。赫魯雪夫不依照社會主義的國際主義精神行事,反而把經濟較不發達的國家當成附庸國。對中國這樣曾為擺脫外國支配而艱苦奮戰的國家,絕無法接受這種主從關係。毛即使想,也不可能說服人民。

1960年兩國衝突達到了頂峰。蘇聯過去曾經為中國的工業化計畫提供大量協助,此時則撤走所有蘇聯的技術顧問,並隨身帶走正計畫建造的各類工廠藍圖。

毛從一開始就清楚表明,「大躍進」的各項政策是關於中國要發展更獨立自主的經濟的政策。中國不依賴蘇聯,就得改採農業與工業並舉的計畫。毛這麼做就是要集中中國豐富的勞動力與人民的熱情,運用這些資源可補資本與先進科技之不足。

雖然「大躍進」出現了問題與轉折,持平而論,它對農業的繼續發展有很重要的作用。每當欠收期過後,蓄水與灌溉的措施使農業產量可以持續增加,也幫助農村抗旱防洪。梯田的開闢更有助於逐漸擴大耕地。(註9

工業發展在「兩條腿走路」的口號下推 行,意思是指中、小規模的鄉村工業與重工業齊頭並進。煉鋼爐以外,許多別的車間及工廠也在鄉間設立,旨在使鄉村工業滿足當地人民的需求。鄉村車間支援了公
社使農業耕作方法現代化的努力,它們很有效地供給了公社肥料、工具、其他農業裝備和蓄水計劃所需的水泥。(註10

比起蘇聯日益僵化而集權的經濟體制, 「大躍進」是不循舊套的偉大創舉。一般情況下,像水泥、肥料等,均會在離有需求的鄉村地區很遠的都市大工廠生產。窮國家很難獲得必要的資金與機械設備,用
最現代的技術來生產這類產品。一旦這類產品生產出來,也必須要有連接都市到鄉鎮的道路來運輸,這些基礎建設本身牽涉到很大的支出,許多較窮的國家遭遇這類 問題,結果不是發展很慢,就是根本沒有發展。

「大躍進」時期建立的農村工業,採用勞力密集而非資本密集的方法。在滿足地方需求時,農村工業並不依靠所費不貲的全國鐵、公路建設,來運輸製成品。

事實上,經過初期遭遇的問題後,「大 躍進」這些被以為亂無章法的政策,配套得相當好。地方的水泥生產讓蓄水的規劃得以進行。更大範圍的灌溉使肥料可以更大範圍地施放,而這些肥料又由地方工廠
提供。農業生產力提高會釋出更多農業勞動力給工業製造部門,有助國家的全面發展。(註11)這個發展途徑常被引述為毛澤東對分工與區域生產專業化等等的經濟效益無知的例子。然而從毛的政策對人的福祉和經濟發展所顯示的積極效果來看,這是中國正確的途徑。

在中國的社會主義時期,並不是只有農業及小規模的農村工業獲得增長,重工業也大幅增長。像「大躍進」時期建立的大慶油田就大大推進了重工業的發展。一片盛產的油田在中國被開發出來(
12)。這是1960年之後利用本國技術發展出來的,而不是靠蘇聯或歐洲的技術。(精確地說,工人藉助地底的壓力來抽取石油,而不像一般油田,靠建造大量的鑽井平台)。

有關產量數字的爭論掩蓋了一項事實, 即「大躍進」對改變中國人思考方式的影響不下於對工業生產的影響。所謂「後院煉鋼爐」是農民設法生產鋼鐵的小型土法煉鋼爐,因生產低品質鋼鐵而惡名在外,
但是這些煉鋼爐替中國工業生產了鋼鐵,也同樣程度地教給了農民一些工業生產的方式。應該記得,毛最常談到的躍進,不是生產數量的躍進,而是人民意識與認知 的躍進。錯誤犯了,而人民一旦知道了「躍進」的某些結果令人失望,許多人必然大為沮喪。但中國經濟往後幾年的成就卻證明,並非所有的教訓全都白費。

大躍進與實質的證據

當然,要建立這樣的看法,等於要對抗西方認為「大躍進」可列為世界史上的大災難的主流觀點。然而西方觀點的根據又何在?那些相信「大量死亡人數」論點的人可以證明其論點的一種方法就是,找來可信的實質證據,諸如見證人或文件資料等。然而,確切存在的實質證據並不令人信服。

中國史的學者李斯金(Carl
Riskin
) 相信有非常嚴重的饑荒發生,但他說:「總的看來,飢餓與困乏的各種跡象,尚未趨進可與其他大量餓死的飢荒比擬(如果不是同等規模)的實質證據,包括中國早
年的飢荒。」他指出,許多當代西方提出的證據,來自右派沒什麼說服力的資料,往往該大打折扣。他考慮到,中國政府的壓制政策是否讓饑荒資料無法外傳?不過 他說,「這樣的解釋是否充分,仍很可疑,此處還存有難解之謎。」(
13

像麥克法夸爾、貝克爾和張戎這些作者,當然認定他們所見到的證據證明了大量餓死的論點,他們論述這些問題的主要著作也的確引用資料來證明,但仍不足以釐清何以他們在書中相信這些資料是真實可信的?

因而,這些學者所提出的說明何以在西方該被視為確鑿的事實?仍是待解的問題。格林( Felix Greene )在他1965年那本談中國的名著《無知的帷幕》(A Curtain of Ignorance)中說,1960年 他走遍嚴格實施糧食配給的中國,卻沒看見大量挨餓的事,他也引述一些親眼見證的人相同樣的說法。事實上有可能某些地方真的發生飢荒,但是格林的觀察顯示,
飢荒並非全國性的現象,沒大到如貝克爾及其他人所暗示的大災難的地步。大量民眾挨餓並未發生在格林所到過的地方,不過饑荒也許曾發生在其他地方。請問何以 貝克爾這類人的說法就那麼輕易被相信,而格林本人及他所引述其他人的說法就被打折扣?當然,有人可能會提出格林對毛政權的同情,來解釋這個問題,並可能指
他為了政治目的扭曲事實。但是麥克法夸爾、貝克爾和張戎這些人對「大躍進」也有他們自己的視角,請問可有人認真懷疑這些作者不是相當堅定的反共人士?

在處理資料來源的證實問題之 前,有必要先弄清討論有關「大躍進」這些議題的背景。共產主義是個招致強大反對的運動,西方國家發動炮火密集的反共宣傳戰。共產黨政府掌權後,剝奪了大量
人數的資本與土地,橫跨歐亞大片地區的地主及商人階級被奪走了社會權勢與地位,難怪招致極大憤恨。許多受過良好教育的人出生在這些國家,至今仍有詆毀共產 主義的動機。我們對這些寫共產統治時代的人,要求他們花功夫求證以確保資料來源是報導事實,而非提供已經被反共偏見所扭曲或偏頗的證言,其實並不偏執。

除此之外,美國政府的確有興趣提出對中國共產主義和全世界共產主義的負面宣傳。司空見慣的是,這種求證的討論往往被貶為「陰謀論」置之不顧,而有關真相的證據也未獲廣泛討論。

不過美國公然力圖詆毀共產主義乃是斑斑可考,美國情報機關常想方設法與那些出書討論共產政權的人連繫。千萬不要以為這些他們想聯繫的人僅僅是文化打手,付了錢就可以攪和出廉價的聳動故事,絕非如此。例如,1960年代《中國季刊》所登出的許多文章,至今仍經常被引用來證明中國的生活狀況,以及中國政府政策的成功或失敗。該刊1962年一篇由艾索普(Joseph Alsop)所寫的文章聲稱,毛試圖藉飢餓掃除全國三分之一人口,以促成他的經濟計畫!這篇文章之後被非常認真地引用在許多討論這個主題的著作中(例如下面要討論的《中國的飢荒》這篇文章),作為「有大量死亡人數」這項假設的當代證據。

《中國季刊》的編輯是麥克法夸爾,他寫了許多論述中國共產黨政府的重要著作。麥克法夸爾所編的《劍橋中國史》(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第十四冊涵蓋19491965年這段時期。他還寫了《文化大革命的起源》(The Origin of the
Culture Revolution
),其中有一冊討論19561957年的事件,也有一冊討論「大躍進」,提出「大量人口死亡」的說法。他也編了一本《毛澤東的秘密談話》。《中國季刊》內頁明載,該刊由代表「文化自由委員會」(Congress for Cultural FreedomCCF】)的「資訊公報有限公司」(Information Bulletin Ltd)出版。1967513日「文化自由委員會」在遭《壁壘》(Ramparts)雜誌揭發之後,發佈新聞稿承認,該委員會由 CIA提供資金。(註16

  麥克法夸爾被我問到時說:

我受邀擔任《中國季刊》(CQ)的創刊編輯時,他們對我說明,「文化自由

委員會」的任務是,鼓勵西方知 識份子組成致力自由交換意見的學社。蘇聯想方設法吸引西方知識份子進入其各類外圍組織,「文化自由委員會」旨在提供組織性的對抗。關於資助刊物的事,我 只被告知,「文化自由委員會」有廣大的各方基金會支持,包括有名的「福特基金會」,而這些基金會中,「遠野基金會」(Farfield Foundation)是CIA外圍組織的事實則並未透露。

麥克法夸爾在2006126日出版的《倫敦書評》中寫道,「《中國季刊》在1960年創刊,當時我是編輯」,他又寫說,「來自CIA的秘密款項(由「遠野基金會」藉出版《中國季刊》、Encounter和許多其他雜誌的「文化自由委員會」轉手)提供《中國季刊》部分的資金 - 我是直到1960年代末,事情公開披露後才知道的。」

問題還不僅止於像麥克法夸爾這種為「文化自由委員會」發行的期刊工作的人。據稱其他雜誌更經常從CIA接受資助,例如曾在CIA局長辦公室工作的前任官員馬切逖(Victor Marchetti)就寫說,CIA成立「亞洲基金會」每年資助高達八百萬美元,支持「各亞洲國家反共學者的工作,在全亞洲傳佈中國大陸、北越、北韓的負面形象。」(註17

當然這問題不是黑白分明的。例如,麥克法夸爾就指陳,他容許來自政治光譜上各界的百家觀點在他的期刊上鳴放,並辯說,即使他拒登艾索普的文章,別家也會登,而他也刊登了反駁艾索普論點的回應稿。

這也許是真的,但麥克法夸爾這類人所刊登的是CIA一般樂見的那類東西(否則CIA何以會給錢支持?),且重點在於這些人擁有西方國家的資金來源,而其他持不同觀點的人卻沒有。

最近這幾年,一些新一代的作者發表了據稱是親眼目擊或文件的證據,來證明「大量人口死亡」論點。主要問題還是在如何證實資料來源,這些作者在本文所引述的著作中,並沒有提出足夠的證據顯示其來源確鑿。

貝克爾在他論述「大躍進」的《餓鬼》一書中,引用一大堆證據說,中國在「大躍進」期間有大量人民餓死和人吃人現象。應該注意的是,這些證據只在1990年代才出現。當然那些更聳人聽聞的食人故事,沒有被「大躍進」期間實際出現的任何證據證實,其實許多年後也沒有這樣的證據。許多貝克爾所引用的大量人民餓死及人吃人的說法,是來自一份600頁的文件《鄉間三十年》(Thirty Years in the
Countryside
),貝克爾說那是1989年由中國走私出來的秘密官方文件。他寫道,《餓鬼》的資料來源包括1989年流亡海外的知識份子偷運出來的文件。對此讀者有必要被告知,何以那些明顯是異議份子的人在鎮壓期間逃離國門,卻能偷運出有關30年前事件的官方文件?

貝克爾本來也應該更全面地探討,為何他相信《鄉間三十年》及其他文本是證實無誤的。2001年他在《倫敦書評》中評論《天安門文件》,(註18) 該書聲稱是黨的內部文件,由一位異議份子偷運出國。據云那些文件顯示了天安門廣場屠殺期間黨領導階層的想法。在他的評論中,貝克爾很認真地論斷,這些記錄
可能是贗品。那麼同一個貝克爾就有必要在《餓鬼》中談談,何以他認為自己書中所引述的文件是真實的,卻判定別人所走私的官方文件可能是不真實的?

同樣,貝克爾還引述一份聲稱是中國解放軍自1961年以降的內部期刊,作為「大躍進」期間眾多不人道禍害的證據,這份雜誌的報導的確提及有相當重大的災難影響中國軍隊的士氣。但這份期刊是真實的資料嗎?它是1963年由美國國務院發佈,收在「胡佛研究所」(Hoover Institution 1996年出版的《中國紅軍政治》。根據英國《每日電訊報》(註19)說,「它們(這些期刊)已經在美國手裡有一段時間了,不過不會有人透露資料是如何獲得的」。貝克爾和許多研究「大躍進」的作者引述了這些刊物,就有必要說明為什麼他們認為這些資料是真實的。

貝克爾書中還用了「大躍進」時饑民的親身說法。1990年 代中期,他在中國大陸與香港訪問了一些人,在西方國家也訪問了華僑。他說他在中國大陸「很難得(如果有的話)被允許與農民暢談」,當地官員在訪談前先「輔
導」了農民,訪談時陪在一旁,有些問題還替他們回答。既然這些官員很有可能設法使證據偏向「大躍進」的非鄧小平路線,那麼告知讀者書中哪些訪談是在這種情 形下進行的,而哪些不是,當然就很重要。貝克爾在《餓鬼》中沒這樣做,全書他都沒有向讀者詳細證明他所引用的說法真實可靠

有好幾年的時間,批評毛的人認為《餓鬼》是本出色的著作。但是《毛澤東:不為人知的故事》2005年 在西方出版,且被極力促銷。書中的說辭甚至比貝克爾更加極端。該書把七千萬人的死亡歸咎給毛澤東,而其中三千八百萬人說是應該死於「大躍進」。此書取材極
為依賴一套非官方出版的毛澤東談話記錄與聲明,據稱是由毛的隨員紀錄,經不明的管道轉至西方。作者常取用談話記錄中的材料,試圖證明毛澤東的狂熱和不恤人 命。這批談話記錄在1980年代由美國的「中國研究資料中心」(Center of Chinese
Research Materials
CCRM】)贊助結集成冊,供人研究,有些原文已經被翻譯成英語,以《毛的秘密談話錄》(Maos Secret Speeches)之名出版。(註20

契克(Timothy
Cheek
)在這部書中寫了一篇論文,評估這些材料的可靠性。他寫道:「這幾冊材料來自各類不同的路徑,其精確出處無可考」,他論說,有兩個理由相信原文可能是真的,首先,「中國研究資料中心」(CCRM)所收到的部分原文,早先曾刊登在中國大陸的其他版本上;其次,在CCRM所收到的某一冊材料中出現的內容,也在其他至少一冊裏出現。我無法明顯看出,何以這兩項事實足以作為有力證據,證實書中所有材料都是真實的?

也許更重要的是,張戎和哈利迪在敘述「大躍進」的章節裡,用誤導的方式,從談話記錄中斷章取義。張戎聲稱,1958年 毛澤東嚴加處置他所謂的「不受管制到處亂跑的人」。接著作者稱,「以前饑民流往有糧食的地區逃荒的機會被堵死了」。但這段誤以為毛抱怨人民「不受管制到處
亂跑」的「秘密」談話,根本與防止人民在國內流動無關。讀完被作者斷章引用的整段話,就可以明白作者是在誤導,毛其實意思如下:

【有人】從邯鄲農業生產合作社開車到鞍山鋼鐵廠,不給鐵就不肯走,每個地方都有很多人到處亂跑不管,這要完全禁止。【我們】各級必須井然有序,逐級上報
- 公社報告縣,縣報告地區,地區報告省 - 這就叫做社會主義秩序。(註21)(譯按:這段話未找到原文,根據英文直譯)

此處毛是在講增產鋼鐵的運動,部分利 用小規模的農村工業生產,有人未經授權到鞍山鋼廠要鐵,幫助他們合作社達到鋼鐵生產的配額。看來毛是在說,這種自行其是的方式是錯的,他似乎在主張一種層
級比較嚴明的社會主義計畫體制,人民必須向上級申請完成生產目標所需的原料。很清楚,他並沒有在這裡主張全面禁止所有中國人在全國走動!

第二項嚴重誤導的引述,出自討論「大 躍進」那一章的結尾處。首先張戎
和哈利迪寫道,「我們現在可以打包票說毛當時準備犧牲多少人」。然後該段引了一些據云是毛說的,關於戰爭時期死多少中國人是可以接受的話作為例證,緊接著 那一段劈頭就說,「毛考慮的不僅是戰爭的情況」,然後引用毛在武昌會議中的談話,「像這樣子幹法,要完成這些計畫,中國非死一半人不可」。這一段話出現在
該章的標題上,作者引用這段話的方式,彷彿毛在說,中國可能真的需要死一半人,來實現他增加工業生產的計畫。然而從真正的談話原文來看,毛很明顯是用很誇 張的說法在警告「大躍進」期間過度勞動與勁頭過熱的危險。毛是明白表示,他不要任何人死於他所推動的工業化。毛在這部分的討論中談到,要一舉完成發展所有
工業與農業主要項目的想法。被作者斷章引述的全文如下:

「這樣一來,我看中國非死一半人不可,不死一半,也要死三分之一,或者十分之一,死五千萬人,廣西死了人(作者按:1955年),陳漫遠不是撤了嗎?死五千萬人,你們的職不撤,至少我的職要撤,頭也成問題。安徽要不要搞那麼多,你多了也可以,以不死人為原則。」(註22

幾句話後,毛說,「明年三千萬噸鋼,究竟要不要定這麼多?搞不搞得出?要多少人上陣?會不會死人?」

全面檢查張戎和哈利迪用以寫書的資料是非常重要的,別處早有人提出這樣的要求。克里斯托福(Nicholas D. Kristof)在《紐約時報》上評論此書時提出一些有趣的問題。他談到毛的英文老師章含之(毛晚年曾嘗試學英文),張戎和哈利迪說他們為寫此書訪問了章含之,可是章含之告訴她的朋友克里斯托福說,雖然她與兩位作者見了面,但她不願受訪,也沒提供他們什麼材料。(註23)克里斯托福呼籲兩位作者在網上公佈他們的資料來源,以便讓人公正評估。>> 待續

譯自http://monthlyreview.org/comment.htm

 

註釋:

  1. J. Banister, Chinas Changing
    Population
    ,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2. J. Banister and S. Preston ‘Mortality in China’ in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Volume 7, No. 1, 1981.
  3. M. Meissner, The Deng Xiaoping Era. An Inquiry into the Fate of
    Chinese Socialism, 1978-1994
    , Hill and Way 1996.
  4. For example see J. Becker, Hungry Ghosts. China’s Secret Famine, Murray 1996.
  5. see J. Eatwell, M. Milgate, P. Newman (eds) Problems of the
    Planned Economy
    , Macmillan Reference Books 1990.
  6. ibid
  7. see Guo Shutian ‘China’s
    Food Supply and Demand Situation and International Trade’ in Can China
    Feed Itself? Chinese Scholars on China’s Food Issue.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2004.
  8. M. Meissner, The Deng Xiaoping Era. An Enquiry into the Fate of
    Chinese Socialism, 1978-1994
    , Hill and Wray 1996.
  9. see for example the report of the American Rural Small-Scale Industry
    Delegation, Chair Dwight Perkins, Rural Small-Scale Industry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7 and E.. Wheelwright and B. McFarlane The Chinese Road to Socialism,
    Penguin 1973.
  10. ibid
  11. ibid
  12. see W. Burchett with R. Alley China: the Quality
    of Life.
    Penguin, 1976.
  13. C. Riskin. ‘Seven Questions About the Chinese Famine of 1959-61’ China
    Economic Review
    , vol 9, no.2. 1998.
  14. see R. MacFarquhar The Origin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3 vols, 1974, 1983, 1997, J. Becker 1996 and J.
    Chang and J. Halliday Mao :The Unknown Story, Johnathan Cape,
    2005.
  15. J. Alsop ‘On China’s
    Descending Spiral’ in The China Quarterly, No. 11,
    (July-September 1962)
  16. F. Saunders Who Paid the Piper? The CIA and the Cultural Cold War.
    Granta, 1999.
  17. V. Marchetti, The CIA and the Cult of Intelligence, Johnathan Cape, 1974.
  18. London Review of Books, Volume 23, no. 10, 24
    May 2001.
  19. Daily Telegraph 06/08/63.
  20. R. MacFarquhar, T. Cheek and E. Wu (eds) The Secret Speeches of
    Chairman Mao. From the Hundred Flowers to the Great Leap Forward.
    The
    Council on East Asian Studie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21. ibid.
  22. ibid.
  23. New York Times 23.10.05.

 

 

41期(2007年3月):毛澤東主義 的革命論證 胡思民

毛澤東主義

 的革命論證

胡思民

近年來,隨著末期資本主義也就是帝國主義尤其是美英帝國兄弟邦到處張牙舞爪的發動先發制人的侵略戰爭,亞非拉人民群起反抗。當美歐宣傳媒體以及他們在亞非拉的應聲筒到處蓄意的高喊「反恐防恐」的時候,南亞次大陸的工農群眾在幾個毛澤東主義共產黨領導下卻牽起一場類似中國1920年代末至1940年代末的巨大武裝革命浪潮。2006年8月,這些毛主義共產黨還在一次區域會議中誓言要把南亞「變成人民革命鬥爭高潮的火海來把帝國主義尤其是美帝、印度擴張主義以及所有反動派都燒成灰」。

南亞人民的革命群眾高舉的是毛澤東主義而現在的中共當權派卻陽奉陰違地協助創造有利的條件來讓一群死硬右翼分子挖空心思地貶低中國人民尤其是年輕一代人對毛澤東的歷史定位。但是隨著美英帝國聯盟剝下假仁假義的面具到處發動侵略戰爭,世界人民包括中國人民越發聯想起毛澤東革命路線的一些革命論證。最近一些帶左翼色彩的媒體如英國的《衛報》(Guardian)刊登了一些文章來推出毛澤東對中國「改革開放」有奠基的功勞之類的論調,但還是維持否定毛澤東發動的三面紅旗至文化革命的一連串群眾大運動的必要性。歐美媒體和他們的大部分學術界精英刻意貶低與抹黑毛澤東的歷史定位已經有20來年了,但近年來毛澤東越被精英貶低,在人民群眾之中的形象反而越被人民群眾抬高,形成了鮮明的對台戲。究竟毛澤東革命路線(被歐美媒體簡稱為毛澤東主義或毛主義)的革命論證何在?為什麼毛澤東主義這麼耐貶?

毛澤東主義或毛主義的首要論證是:歷史的所有壯舉都是由人民群眾創造的,不是什麼偉人或神仙更不是只靠一小撮躲進金字塔裡閉門造車的精英分子。記得1949年10月1日,毛澤東宣告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創立後,天安門廣場的人民群眾歡呼起「毛主席萬歲」而他的回應就是「人民萬歲」。人民指的是勞動人民群眾尤其是絕大多數的勞苦工人與農民群眾;從這個出發點,毛澤東領導的每項社會運動都是扎根於工農群眾。無論是打硬戰或斗筆墨,抓生產或搞文藝,他都堅持離不開「依靠人民群眾,發動群眾和組織群眾」來群策群力地解決所有重大問題乃至關係到人民群眾的日常生活的一些瑣事。由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工農紅軍就是靠毛澤東主義的「群眾路線」從蔣介石的第5次圍剿包圍圈裡,歷經艱險萬分的二萬五千里長征,打出一條生路,來到了西北的黃河流域,領導人民群眾抗日,重建和擴建革命根據地而解放了中國並創立了人民共和國。完成了中國人民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歷史重任後,毛澤東又領導革命群眾掀開了下一個階段的歷史重任:社會主義革命。

就是因為有1960年代的社會主義革命高潮包括中蘇論戰和緊跟著來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才能把毛澤東主義的精髓散播到世界各地並促進了當時在亞非拉各國所引發的人民反抗帝國列強和充當帝國走狗的買辦官僚與封建土豪勢力的各種解放運動。目前在南亞各國包括印度,尼泊爾,孟加拉以及在東南亞的菲律賓,由毛澤東主義共產黨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群眾也是受1960年代的中蘇論戰和文化革命的衝擊才開始重建和校正革命路線的;確立了新民主主義方針後,就發動以農村包圍城市的工農群眾武裝革命鬥爭。1967年在印度的那撒爾笆裡地區由毛主義分子領導的農民起義吹響了當時在亞非拉各國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的號角。而1969年在菲律賓呂宋島的一些鄉區由重建後的共產黨領導創立的新人民軍發動與開展的人民戰爭更震撼了世界各地的帝國主義、修正主義與反革命勢力。從1960年代至今,南亞次大陸的各國和東南亞的千島國所引發的新民主主義武裝革命的火焰越燒越烈。

這些正在燃燒南亞次大陸和東南亞千島的革命火焰是南亞和東南亞的革命群眾擁護毛澤東革命路線或毛澤東主義的最貼切的革命論證,也道出了毛澤東胸懷裡的肺腑之言:

只有人民群眾才能創造歷史所有的壯舉而「 … 唯有犧牲多壯志,敢教日月換新天 … 」。

41期(2007年3月)目錄

>> 國際政治評析

 01 喬姆斯基訪談:

 應由中國牽頭抗衡美國霸權

 ■《人物週刊》
訪問

 

>> 大陸形勢

 06 中國農業與中國農民

 ——長期可持續發展之研究(下)

 ■金寶瑜

 ■黃國治

>> 社會主義探索

 21 毛澤東主義的貢獻

 ■薩米爾‧阿明(Samir Amin)著 

 ■胡思民

 24 毛澤東在「大躍進」時期真的讓數

  百萬人喪生嗎?(上)

 

 Joseph Ball  

 ■張星戈

 32 毛澤東主義的革命論證

 

 ■胡思民

>> 歷史檔案

 34 青春戰鬥曲(十二)

 ——第四章:一九四九年四六慘案

 ■藍博洲

 48 重慶文革口述史(四)

 ■老田 整理

>> 文化廣場

 59 國境邊陲:海洋民族的吟唱

 ——訪關曉榮

  ■鍾喬

 62 燃燒的記憶

 ■鍾喬

 63 毒蘋果札記

 ——聽傅聰

 ■施善繼

41期(2007年3月):毛澤東主義的貢獻 Samir Amin 著 胡思民 譯

 

  毛澤東主義的貢獻

薩米爾‧阿明(Samir Amin )著   胡思民 

本文發表於香港從2006年6月9日至10日由China Study Group,
Monthly Review
和香港城市大學的當代中國研究中心一同贊助舉辦的《40年回顧:重新思考文革的歷程和遺產》會議。

 資本主義的全球擴張必然造成兩極分化 

 第二國際的馬克思主義(以無產階級和歐洲為中心)和當時歐洲主流思想有著共同的歷史直線發展觀,那就是認為所有的社會都得先經過資本主義階段才有希望發展社會主義,而因為資本主義的種子是由殖民主義播散到世界各地的,故歐洲殖民主義就歷史的發展來說,具有正面的意義。當時的馬克思主義完全沒有認識到某些地區(支配中心)的“發展”和其他地區(被支配地區)的“欠發展”是一個硬幣不可分離的兩面,都是資本主義在全世界擴張的必然結果。

但是資本主義全球化所固有的兩極分化對全世界的社會和政治都有重大的影響,這個重要的事實對任何想要超越資本主義的構想都是一個嚴峻的挑戰。佔支配地位的國家其發展得益於它們在世界體系的中心地位,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兩極分化是中心國家工人階級的大部分,尤其是中產階級,可能傾向社會殖民主義的根源。同時這個兩極分化使邊緣地區成為自然和永久地反抗世界資本主義秩序的“風暴地帶”(借用一個中文表述)。當然,反抗並不等同於革命,只是後者的可能性。同時,在資本主義中心也不乏反抗資本主義模式的因素,1968年的運動尤其證明了這一點。中國共產黨在某個時期形成的「農村包圍城市」鬥爭策略,過於極端,無法派上用場。一個超越資本主義轉向全球社會主義的全球戰略必須明白確定世界體系中心國家的鬥爭和邊緣國家的鬥爭之間的關係。

中俄兩國革命的比較   

起初列寧並不很贊同第二國際的主流理論,並且還在離資本主義中心區比較遠的俄羅斯這一個脆弱環節領導革命成功,但總認為繼俄國革命之後歐洲將會爆發一連串的社會主義革命。期待落空後,列寧轉而認為東方殖民地的反帝運動轉化為革命更加重要。但這一新的觀點靠中國共產黨和毛澤東才得以形成有系統的理論。

 

領導發動俄羅斯十月革命的是紮根於工人階級和激進知識份子的黨組織。隨後與原由社會主義革命黨代表的農民士兵很自然地聯合起來。俄羅斯農民久有自擁土地的心願,革命後的徹底土地改革,終於圓了他們的夢想。但這個歷史性的妥協內在也帶有限制自身的種子,「市場」按其本性註定總會在農民內部日益產生分化(即廣為人知的富農化現象)。

中國革命從一開始(至少從1930年代起)就從其他的基礎確保與貧農和中農的堅強聯合。同時,抵抗日本侵略的戰爭也讓中共領導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得以在大小資產階級中廣泛吸收對國民黨的軟弱和背叛感到失望的人士。中國革命由此呈現了與俄國革命後的不同局面。激進的農民革命壓抑了土地私有的觀念,並保證凡是農民都有使用土地的權力。到今天為止,這個關鍵的革命優勢(全世界只有越南同樣取得了這份革命成果)構成了阻止為禍深重的農業資本主義擴張的重大屏障。目前中國的爭論大都集中在這個問題。請讀者參考我的《面向一個多極化的世界》(Pour un Monde Multipolaire2005年出版於巴黎)有關中國的那一章和我一篇題為〈中國邁向社會主義的理論與實驗〉(Alternatives Sud, vol VIII, N· 1, 2001)的文章。但是從其他方面來看,眾多資產階級民族主義者入黨以後必定對意識形態產生影響,有利於支持那些毛澤東稱為走資派的人背離社會主義道路。

 毛澤東時代的中國的卓越成就

 革命後的中國政權不但在政治、經濟、文化和其他領域成就卓越(國家的工業化和中國現代政治文化的徹底變革,等等)。毛澤東主義的中國解決了農民問題,亦即中央帝國在兩個關鍵世紀悲慘衰落的核心問題(1750-1950)。

請參考我寫的《毛澤東主義的道路》(L’avenir du
maoïsme
1981) 57頁。不僅如此,毛澤東時代的中國取得這些成就,卻避免了蘇聯犯下的一些慘痛的錯誤:農業集體化沒有像史達林主義那樣用兇殘的暴力強制,中共並沒有因為黨內反對派的出現而實行恐怖統治(鄧小平只被解職靠邊站了,後來又復出掌權)。毛時代的中國堅決執行在工農之間,在工人內部以及農民內部,以及在工農與統治階層之間,收入分配方面無與倫比的相對平等,並且通過選擇與蘇聯相反的發展策略將之形成制度 (這些發展策略形成於1960年代初期毛澤東的《論十大關係》裏)〔編按:毛澤東《論十大關係》的講話發表於1956425,不是1960年代初期〕;正是這些成就構成了1980年以來後毛時代的中國發展有成的原因。與印度相較,就因印度沒經歷過革命的洗禮,這項因素不僅對解釋兩國從1950至1980年之間的不同發展軌道,也對解釋將來構成兩國歧異的可能前景的特點,具有最關緊要的意義。這些成績也說明了為什麼後毛時代的中國把發展付諸向新一波的資本主義全球化開放,能免於遭逢像蘇聯崩潰後的毀滅性震蕩。

 

但是同樣地,毛主義的成就也沒能“確定無疑地”(即無可逆轉地)解決中國長遠的前景會否朝向有利於社會主義發展的問題。第一是因為1950至1980年之間的發展戰略已耗盡了潛力。開放,即使是有管制的開放,已不得不然(參看《毛澤東主義的道路》,59-60頁),如隨後所顯現的,開放必然會有加強朝向資本主義演變的風險。其二是中國的毛主義制度包含了兩個矛盾的傾向,那就是既強化又削弱人們對社會主義的擁護。

毛澤東意識到矛盾所在,力圖以發動文化革命(1966-1974)來強化有利於社會主義的發展;他鼓動人們炮打司令部[黨中央],而中央就是有資產階級傾向的當權派的所在地。毛以為他能依靠青年來協助他糾正路線(這也部分鼓舞了1968年發生於歐洲的青年造反運動―― 請參看哥達德(Godard)一部叫《中國人》的電影]。事情的發展證明了毛的判斷是錯誤的。一旦文化革命結束,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就士氣大振乘機反攻倒算了。

 “國家要獨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 

中國漫長而艱巨的社會主義道路和目前當道的資本主義路線之間的鬥爭當然尚未決出最後的勝負。就像世界其他地區一樣,持續擴展資本主義與不懈力求實現社會主義的鬥爭構成我們當代真正的文明衝突。在此鬥爭中,中國人民從文革和毛澤東主義繼承了一些重要的遺產。這些遺產在社會生活的各個層面發生作用,有力地表現在像農民維護農地的國有財產和確保人人有權使用農地上。

 

毛澤東主義的貢獻在於以極具關鍵意義的方式明確無誤地弄清了在全球擴張的資本主義/帝國主義中的重大利害關係所在及其帶來的挑戰。“確實存在的”資本主義的擴張具有帝國主義和造成兩極分化的本性,中心/邊緣的對比是其不可分割的一環,毛澤東主義使我們可以把中心/邊緣的對比放置在我們對資本主義全球擴張的挑戰的分析的中心,並從中學習我們在中心國家和邊緣國家的社會主義鬥爭所需要的所有教訓。這些結論已概括在一句“中國風格”的名言中:“國家要獨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國家,指世界上所有國家中不充當外國勢力走狗、買辦的統治階級,都想要在(資本主義)世界體系裏擴展他們能機動伸展的餘地,並從註定要屈服於支配的帝國主義國家片面安排的被動客體,提升為參與塑造世界秩序的主動主體。民族是指歷史上有進步傾向的階級以及階層集團,他們要解放就是指“發展”和“現代化”。人民是指被壓迫和剝削的各人民階級,他們要社會主義。這一表述能讓人們洞悉錯綜複雜的真實世界,從而能夠制訂出有效的行動策略。毛澤東主義立足於全球從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過渡是個長遠─非常長遠─過程的觀點。因此,這種歷史觀與第三國際“短暫過渡”的觀念徹底決裂。(完)

 

 

 

  

“國家要獨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已成為不抗拒
的歷史潮流”

「中國方面聲明,哪裏有壓迫,哪裏就有反抗。國家要獨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已成為不抗拒
的歷史潮流。國家不分大小,應該一律平等,大國不 應欺負小國,強國不應欺負弱國。中國決不做超級大 國,並且反對任何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

 中國方面表示:堅決支持一切被壓迫人民和被壓 迫民族爭取自由、解決的鬥爭;各國人民有權按照自 己的意願,選擇本國的社會制度,有權維護本國獨立
、主權和領土完整,反對外來侵略、干涉、控制和顛 覆。一切外國軍隊都應撤回本國去。中國方面表示: 堅決支持越南、老撾、柬埔寨三國人民為實現自己的 目標所作的努力,堅決支持越南南方共和臨時革命政
府的七點建議以及在今年二月對其中兩個關鍵問題的 說明和印度支那人民最高級會議聯合聲明;堅決支持 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政府一九七一年四月十二日 提出的朝鮮和平統一的八點方案和取消「聯合國韓國
統一復興委員會」的主張;堅決反對日本軍國主義的 復活和對外擴張,堅決支持日本人民要求建立一個獨 立、民主、和平和中立的日本的願望,堅決主張印度 和巴基斯坦按照聯合國關於印巴問題的決議,立即把
自己的軍隊全部撤回到本國境內以及查謨和克什米爾 停火線的各自一方,堅求支持巴基斯坦政府和人民維 護獨立、主權的鬥爭以及查謨和克什米爾人民爭取自 決權的鬥爭。」──中華人民共和國和美利堅合眾國聯合公報(上海公報)(1972228日)

 

 

 

中國農業與中國農民──長期可持續發展之研究(上下)(金寶瑜)

金寶瑜教授的《中國的農業發展與問題》在本刊第二十期(2005年8月)刊出後,有頗多網站轉載,最近金教授應馬來西亞的Pesticide Action Network Asian Pacific (PAN) 與People’s Coalition on Food Sovereignty (PCFS)之邀撰寫論文,擴展《中國的農業發展與問題》的論旨,從持續發展的角度更完整地探討了中國大陸農業與農民的問題,我們特譯出全文,以饗讀者。───編者 繼續閱讀 ‘中國農業與中國農民──長期可持續發展之研究(上下)(金寶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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