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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蘭考文革口述史——楊捍東訪談錄(老田)

河南蘭考文革口述史
——楊捍東訪談錄
老田
本次口述史訪談,最初是在二○○五年五月完成的,二○○六年七月再到蘭考期間進行了部分修訂補充,感謝老黃和老張等同志對文章所涉及的部分事實提供了補充材料。征得楊捍東同志本人的同意,訪談錄以初稿形式發佈在網路上,希望各個方面的相關知情人士對文章涉及的事實,提出補充和修改意見,以便進一步修訂完善。 繼續閱讀 ‘河南蘭考文革口述史——楊捍東訪談錄(老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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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期:用一切可能的方式保衛中國革命的成果 〔祝東力〕

 

用一切可能的方式保衛中國革命的成果─在紀念毛主席、周總理和朱德委員長逝世30周年座談會上的發言

 祝東力

 年是毛澤東主席、周恩來總理和朱德委員長逝世30周年。30年前的1976年,可以說是1840年中國近代以來具有重大歷史涵義和深遠歷史影響的一年,有 太多歷史性的重要事件和災變密集地發生在這一年。同時,也正是從這一年開始,作為新中國第一代黨政軍領袖群體的代表,毛澤東、周恩來和朱德的相繼離去標誌 著一個偉大時代的結束。從此,20世紀後半葉的中國歷史——在很大程度上,還有世界歷史,都出現了巨大轉折。
30年來,我們經歷了改革和 轉型,危機和動盪,冷戰以蘇聯集團崩潰的形式結束,資本在全球擴張,新的帝國主義侵略戰爭在前南斯拉夫、阿富汗、伊拉克和黎巴嫩次第展開。今天,我們陷於 這樣的困境:一方面是經濟高速增長下的富裕和繁榮,另一方面是資本集團對社會的盤剝,是權力腐敗,民生多艱,以及精神的迷茫和困頓。在某種意義上,我們仿 佛又回到了中國革命的起點,同時,也相反相成地重新認識了中國革命的意義。毛、周、朱等第一代領袖群體所發動和領導的中國革命,以雷霆之力,通過自下而上 的社會改造完成了民族獨立和解放的近代史課題,一舉走出了自1840年以來百年籠罩的陰影,使腐敗橫行和精神萎靡的舊中國煥然一新。今天,還需要特別指出 的是,中國革命消滅了一個腐朽的高消費階層,用他們非法佔有和無謂地消耗的國民財富作為投資中國新工業的基礎,從而使中國1949年以後的大規模建設取得 了一個國內社會經濟的前提。即使是以經濟為中心的改革開放時代,仍極大地受惠於中國革命的這一巨大貢獻。
另一方面,作為中國革命的成 果和體制保障,毛澤東等第一代領袖群體在上世紀50年代全面建立了社會主義制度。中國社會主義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也經歷了曲折,付出了代價,並在今天 又走到了一個新的複雜的歷史關口。今天,正反兩方面的經驗教訓已經足夠豐富,使我們能夠重新認識和理解社會主義。社會主義,並不是與我們具體的日常生活無 關的、高高在上的一套抽象的教條,它與我們的日常生活,與我們的就業崗位和工作環境,與我們的住房、教育、醫療健康和預期壽命都息息相關。總之,社會主義 能使我們每個人合法地獲得並且享有一整套社會經濟權利。不僅如此,社會主義還應當意味著每一個社會主義公民平等地參與國家事務,參與管理國家、管理上層建 築和意識形態。這是一整套與社會經濟權利相對應的、更高層次的社會政治權利。關於這種社會政治權利,毛澤東曾經說過,這是社會主義制度下勞動者最大的權 利,最根本的權利。沒有這種權利,勞動者的工作權、休息權、受教育權等等權利,就沒有保證。也就是說,社會政治權利是社會經濟權利的根本保證,更進一 步,它也是社會主義得以生存和發展的根本保證。應該說,爭取廣大勞動者的這種社會政治權利,正是毛澤東晚年奮力探索並付出了重大犧牲的未完成的課題。
30 年,滄海桑田,恍如隔世。我感覺,30年來,我們是從一個思想和政治的制高點漸漸退縮,最終又在現實的沉痛教育下逐步向上摸索。面對30年前逝去的一代偉 人,面對曾經中斷了的傳統,我們所能做的是什麼呢?我認為,就是力所能及地用一切可能的方式保衛中國革命的成果,保衛社會主義,這是每一個中國社會主義者 的職責,也是對毛主席、周總理和朱委員長最好的紀念。

轉載自中國文革研究網http://www.wengewang.

36期:輝煌的毛澤東時代——中國計算機事業回顧 〔左克〕

輝煌的毛澤東時代——中國計算機事業回顧

謹以此文緬懷離開我們30周年的毛澤東主席

左克

. 前言  

  一年前,本人搜集了一些資料,以《科學的春天——毛澤東時代中國計算機發展歷程》題張貼在互聯網上。這些資料證明:中國的計算機事業在毛澤東時代曾經取得了巨大發展。但是,由于受當時所掌握材料的限制,文章存在著不少缺陷,例如,沒有注意和國外同時代的計算機發展水平進行橫向對比,特別是,文章沒有分析在毛主席去世後,中國計算機事業衰落的原因。從網上的一些回複看,確實有些人鑽了這個空子,把這個責任歸罪于毛主席,繼續造謠誣蔑。

  上世紀六七十年代,在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發生了"第三次技術革命""信息技術革命",其影響持續至今。這一時期中國恰好又發生了文化大革命,于是有很多誣蔑毛澤東時代的文章說:中國正處于內亂,耽誤了寶貴的機遇。例如,在那本被吹捧科技史權威,由老自由化分子許良英主編的《20世紀科學技術簡史》[文獻1]中,對中國在毛澤東時代研制計算機的歷史,除了嘲諷之外沒有一句正面描述。除此之外,我也看到很多不錯的專著和文章,由于對歷史不了解,加上受一些錯誤宣傳的長期影響,在介紹和分析中國研制計算機這段歷史的時候,也不夠全面和客觀。 

  鑒于此,我認有必要對中國計算機發展歷史做一個全面的介紹,澄清那些強加給毛澤東時代的不實之詞,還事實本來面目。 

. 中國的計算機事業在毛澤東時代取得了巨大發展

  中國電子計算機的科研、生和應用是從上世紀五十年代中後期開始的。1956年,周總理親自主持制定的《十二年科學技術發展規劃》中,就把計算機列發展科學技術的重點之一,並籌建了中國第一個計算技術研究所。

  我們知道,以邏輯電路器件作標志,到目前止的電子計算機可以分四代。(此外還有"第五代"即人工智能計算機和"第六代"即生物計算機的說法,但至今尚未成熟,本文不涉及。)每一代計算機,都比前一代更小、更快,技術工藝要求更高,價錢也更便宜。中國科學家研制從第一代到第四代計算機的工作,幾乎貫穿于整個毛澤東時代。 

  第一代計算機采用電子管。美國研制出第一代計算機用了4年(1943-1946,標志:賓夕法尼亞大學莫爾學院的ENIAC),而中國通過學習蘇聯的技術,僅用3年就完成了(1956-1958,標志:中科院計算所的103機),並生50台左右[文獻2]

  第二代計算機采用晶體管。美國從第一代計算機進入第二代計算機花了9年時間(1946-1954,標志:貝爾實驗室的TRADIC),中國用了7年(1958-1964,標志:哈爾濱軍事工程學院,即國防科技大學前身的441B機),生了約200[文獻2]

  第三代計算機采用中、小規模集成電路。這段發展過程美國用了11年(1954-1964,標志:IBM公司的IBM360),中國用了7年時間(1964-1970,標志:中科院計算所的小規模集成電路通用數字電子計算機"111"[文獻3])。我國研制的第三代計算機品種非常多。例如,北京大學、北京有線電廠和燃化部等單位聯合研制的150機于1973年完成;借鑒美國IBM公司16位小型機技術的DJS-100機也于該年(1973)研制成功,它的硬件自行設計,軟件兼容;197611月,中國科學院計算所研制成功1000萬次大型電子計算機"013";等等。這裏不再一一介紹。 

  這一時期的19731月,四機部召開了電子計算機首次專業會議(即7301會議),總結了60年代我國在計算機研制中的經驗和教訓,決定放棄單純追求提高運算速度的技術政策,確定了發展系列機的方針,提出聯合研制小、中、大三個系列計算機的任務,以中小型機主,著力普及和運用[文獻4]。從此,中國計算機工業開始有了政策性指導,重點研究開發國際先進機型的兼容機、研制漢字信息處理系統和發展微機[文獻5]

  第四代計算機采用大規模和超大規模集成電路,今天的計算機都屬于第四代計算機。這個過程美國用了9年(1964-1972,標志:美國國防部高級研究規劃署與伊利諾斯大學聯合研制的ILLIAC-IV),中國用了8年(1970-1977,標志:航天部陝西山微電子公司的77型機)。77型機是中國第一台自行設計研制的,采用大規模集成電路的16位微型計算機[文獻6]。另外,參照美國Intel 8008機型的國産DJS-050微機,也于該年(1977)由清華大學等單位仿制成功並通過鑒定[文獻5]

  通過以上數據可以看到,中國計算機事業的起步比美國晚了13年,但是經過毛澤東時代老一輩科學家的艱苦努力,中國與美國的差距不是某些人所歪曲的"被拉大了",而是縮小了,從12年縮小到10年,再縮小到6年。到毛澤東離開我們之後不久,中國的計算機水平僅比美國落後5年。

  毛澤東時代,是中國計算機奔跑的時代!

. 中國在毛澤東時代掌握了大規模集成電路制造技術

  制造第四代計算機的基礎部件是大規模集成電路。有人認毛澤東時代的中國不能制造大規模集成電路,成導致計算機事業後來出現停滯的主要原因。這種說法是完全沒有根據的。

  1965年,中國自主研制的第一塊集成電路在上海誕生,僅比美國晚了5年。在此後的歲月裏,盡管國外對我國進行技術封鎖,但這一領域的廣大科研工作者和工人階級,發揚自力更生和艱苦奮鬥的精神,依靠自己的力量建起了中國早期的半導體工業,掌握了從拉單晶、設備制造,再到集成電路制造全過程,積累了大量的人才和豐富的知識,相繼研制並生DTLTTL ECL等各種類型的中小規模雙極型數字邏輯電路,支持了國內計算機行業。當時具備這種能力的國家除中國外,只有美國、日本和蘇聯[文獻7]

  中國從小規模集成電路經過中規模集成電路,再發展到大規模集成電路,僅用了7年時間,這以1972年四川永川半導體研究所(現電子工業部24所)研制成功的我國第一塊PMOS型大規模集成電路標志,而美國用了8年。也就是說,到文革中期,我們在制造大規模集成電路上與國外的差距縮短到4年。

  這一時期,由于受國內外微電子業迅速發展的影響,加上集成電路的利潤豐厚,國內出現一股電子熱潮,全國建設了四十多家集成電路工廠,以後進行大規模集成電路的研究和生提供了工業基礎。

  通過對比會發現,美、日等國的大規模集成電路從實驗階段到定型,再到批量工業生,通常用45年時間。到我國第一塊大規模集成電路誕生的時候,這些國家已先後進入大規模集成電路的規模生階段。參照這個速度,可以預計,我國到70年代中期就可以實現大規模集成電路的批量生,即使考慮到國外封鎖和工業基礎薄弱等不利因素,也不會晚于70年代末,這已經被歷史所證實。某些人說什"文化大革命耽誤了大規模集成電路的工業生",是站不住腳的。

  在此之後,我國在大規模集成電路工業方面堅持兩條腿走路。一方面依靠自己的力量,繼續加強大規模集成電路的研制和生工作。1975年,上海無線電十四廠又成功開發出當時屬國內最高水平的1024位移位存儲器,集成度達8820個元器件[文獻8],達到國外同期水平。另一方面,在那個據說是"閉關鎖國"的時期,我國通過購買國外單台設備,自己組建了三條生線,以緩解國內制造計算機的迫切需要。

  當然,在這一時期也存在著一些問題。一是科研與生聯系得不夠緊密,一些科研成果未能及時轉化商品。二是生線過多,國家投資分散,沒有發揮計劃經濟的優勢,一些地方難以形成規模生效應。[文獻9]

  即便如此,到上世紀70年代末,我國又陸續研制出2561024ECL高速隨機存儲器,後者達到國際同期的先進水平;可以生NMOS 256位和4096位、PMOS
1024
位隨機存儲器;掌握了對于大規模集成電路制造起著重要作用的無顯影光刻技術,可用于制造分子束外延設備[文獻10];中科院上海冶金所還獨立發展了制造集成電路所需要的離子注入機,並出口到日本[文獻7]

  毛澤東時代給我們的微電子業留下了一筆豐厚的家底。

. 中國計算機事業在毛澤東時代之後的短暫輝煌

  從文革結束到80年代初的這段時期,我國科研隊伍基本上繼承了毛澤東時代的傳統,在堅持自力更生的同時,還積極引進先進技術、進口成套件或關鍵件的組裝,並積極開展引進技術本土化的工作,在計算機事業和大規模集成電路制造方面繼續取得一系列成就。但是在這一時期,也存在一些失誤。

  在19774月的全國微型機專業會議上,確定了中國微機今後的發展方向參照Intel 8008DJS-050系列五個機型,以及參照Motorola 6800DJS-060系列四個機型。這兩大系列的樣機于1980年前後陸續研制成功。[文獻5]

  在197911月陝西的微型機交流會上,參展的國微型機有六十多個品種,包括我國當時速度最快、外部設備最齊全的微型機DJS-061-1[文獻10]

  1982年,參考DG公司NOVA 16位小型計算機,采用國中大規模集成電路的DJS-153小型計算機研制成功。同時,與NOVA-3機兼容的DJS-185機也由上海電子計算機廠完成。[文獻2]

  1983年,中國國防科技大學自行設計的"銀河I"巨型計算機通過鑒定。它是一個每秒向量運算1億次的巨型計算機系統。成我國第四代計算機中的巨型機代表機型。

  同年,南京的734廠研制成功紫金1號,這是美國蘋果公司的仿制機;裝有中文操作系統CCDOS16位長城0520-A誕生;浪潮公司通過采用英特爾8088芯片,以進口元散件主,組裝的0520微機在濟南誕生。

  在大規模集成電路制造方面,截止到1983年,16K MOS動態存儲器研制成功,8位機用大規模集成電路品種基本配套,4K MOS靜態存儲器進入小批量生,高性能4位處理機集成電路批量生,電子器件工業總公司研制成功6800八位微處理器(仿制美國Motorola公司1974年推出的6800),甘肅天光電工廠生64位、256位、1024位雙極型ECL存儲器,上海無線電十四廠生CMOS大規模集成電路(1981年),等。另外,超大規模集成電路的關鍵設備研制工作也取得一定的進展,不少基礎材料基本達到生要求。[文獻11]

  值得一提的是,上海元件五廠和上海無線電十四廠于1979年研制成功單片8080八位微處理器[文獻8]8080美國Intel公司1974年的品,西德仿制出該類品是在198010月(Siemens SAB
8080 A-C
),蘇聯是在1986年(Eastern
Bloc 8080
 KP580BM80A)。這標志著我們此時與美國的差距只有5年。

  這個時期,國際計算機行業出現兩個新的變化。一是美國IBM公司于1981年推出了個人計算機(PC),從此計算機開始進入家庭。第二個變化是微處理器(CPU)的研發成一個專門的行業。PC機的出現得益于CPU的價格不斷下降和速度不斷提高。PC機出現後,國外一些從事計算機研制的科研人員逐漸獨立出來,專門從事CPU設計。

  我國及時注意到了第一個發展趨勢。19832月召開的全國計算機協調工作會議上,把生IBM PC兼容機定發展方向,提出"照著IBMPC"。所謂"照著IBMPC",並不是現在電腦市場上的攢機,實際上當時沒有任何設計圖紙可供參考,完全靠自己摸索。但是對第二個變化,我國沒有注意,雖然此時已經可以仿造出80806800CPU芯片,沒能及時將CPU的研究獨立出來,專門培養,這日後中國微機的發展埋下了隱患。

在對待技術引進和發展高端計算機方面,當時也存在著一些問題。以"銀河I"巨型計算機例,這項工程耗費1億元人民幣,由于片面追求國際最先進技術,忽視了國內相關部門的協調、促進和合作,硬件大量從國外購買,沒有使我國的整體技術取得任何實質性的進步。此時國內一些具有實力的集成電路科研和生産單位,由于得不到足夠的經費進行技術開發和設備改進,生産的計算機硬件沒有得到一展身手的機會。這樣,國際上早在1978年就已經開始出現了超大規模集成電路,而我國卻在邁向超大規模集成電路的路途中慢了下來。

. 決策上昏招疊出,中國的計算機業進入嚴冬

  1984年,鄧小平在上海說:"計算機普及要從娃娃抓起。"也是在這一年,鄧小平訪問美國。這一年成中美關系史上的一個轉折點,也我國的大量技術引進提供了機遇。在大量進口汽車、彩電、冰箱生線的同時,各科研、制造單位和大專院校大量引進半導體器件生線。從1984年到"七五"末期,先後共引進33條集成電路生線。由于當時"巴統"的禁運政策,引進設備基本上都是國外已淘汰的[文獻12]

  雖然引進技術會受制于人,容易造成"引進一代,落後一代"的被動狀態,但是如果我們能夠堅持過去的方針,用已有的技術力量實現引進技術的本土化,中國的集成電路業邁上一個新的台階仍然是有希望的,同時這也會對中國的計算機工業的進一步發展起到促進作用。日本、韓國就是成功的例子。但是,從80年代中期開始,我們的計算機和半導體電子器件工業的發展模式從過去的"創新主,引進"和重視基礎研究,轉變單純的引進,放棄了在通用電路方面的追趕[文獻12]。這種對改革開放的片面理解,造成了極嚴重的後果。

  首先,我國自廢武功,停止了半導體研發計劃,天真地幻想依靠市場能自動生成和換取技術。[文獻13]

  第二,一味地強調技術引進,促使集成電路企業急功近利,很少有明確的消化吸收方案,最後都虧本了,引進的33條集成電路生線絕大多數沒有發揮作用。[文獻12]

  第三,對洋技術、洋理論的無限美化,使國內出現了一種崇洋媚外的風氣,國技術被貶垃圾,科研單位和企業生存面臨困境。在生存壓力和崇洋媚外風氣的雙重影響下,原有的計算機和微電子科研隊伍流失嚴重,很多科技人員流到國外。[文獻9]

  在這個階段,雖然我國也仿制或研制出了幾種機型,如1984年的2780機,1985年的銀河超級小型機,1986年的HN-2730超級小型機,1987年的太極2220[文獻5],但由于缺乏微電子工業的支持,加上國家戰略決策的失誤,與國外品的差距略有拉大。例如,2780機比DEC公司的原始機型VAX-II/780
32
位小型機落後6年,太極2220DEC公司的原始機型MicroVAX也落後6年。特別需要指出的是,這些計算機的主要硬件完全依靠進口,我國這個時候單憑自己的技術已經很難生
出一台計算機了。

  這一時期又出現兩個極其錯誤的政策,給我們的計算機業和半導體集成電路業雪上加霜。

  1984年,當時的國務院總理趙紫陽聽信一些智囊和洋專家的建議,未經科學論證,在違反民主集中制組織原則的情況下貿然實行"撥改貸",從過去國家向企業撥款作流動資金和設備更新改造基金,改銀行向企業貸款,企業不僅要償還銀行貸款,還要付高額利息。而政府不僅不投一分錢,反而像從前一樣抽走企業的大部分收入。這樣一來把大部分國營企業搞虧損了,以後的""改革和公開搞私有化提供了口實。然而,"撥改貸"至今沒有被政府公開否定,趙紫陽的錯誤也一直沒有得到清算。

  正是由于"撥改貸",使得我國當時的集成電路工業遭到嚴重打擊,企業只能忙于解決生存問題,沒有精力和經費去消化引進技術和開發新品。這就是企業急功近利的根源。當時曾有一些專家警告說:"計算機工業投資不足,資金分散的問題仍然沒有很好解決"[文獻14],但始終沒有引起重視。

  另外一個失誤,是當時的決策者在進入了"科學的春天"後,並沒有真正重視科學技術。

  國際上,通常把科技經費中用于研究和開發的部分占國內生總值的比例,稱作"R&G/GDP",用來衡量一個國家的科技水平,以及這個國家對科技的重視程度。在整個毛澤東時代,我國用于科技研發的經費占國民生總值的比例,平均在1.28%,達到當時幾個初等發達國家的平均水平(如意大利、西班牙)。到了毛澤東時代後期,隨著我國經濟實力的不斷增強,這個指標增加到2.32%,達到同期幾個最發達國家英、法、西德的水平,僅比當時的美國、日本低一些(美國長期爲2.8-3.0%,日本70年代以前1.6%,進入70年代後與美國接近)[文獻1516]。這個數字如果拿到今天,甚至比2003年全世界發達國家的平均值2.2%還要高[文獻17],可見毛澤東時代對科學技術的重視程度。有些人指責文革時期或者毛澤東本人不重視科學技術,完全是睜眼說瞎話。

  進入上世紀70時年代以後,特別是到了80年代,由于電子、計算機等新興業的興起,世界各主要發達國家和新興發達國家的政府、企業等部門紛紛增加對研發經費的投入。這個時候,如果我國對科學技術有起碼的重視,把"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真正落到實處,即使我們能保持毛澤東時代後期那個據說是"不重視科學技術""國民經濟到了崩潰邊緣"時期的2.3%的水平,中國的微電子業和計算機業的情況也會好很多。但是從80年代開始,我們的決策者卻把R&G/GDP大幅度往下砍,到了80年代中期,全社會對研發經費投入的R&G/GDP值不到0.7%1984年以後由于"撥改貸"造成了的困境,使企業基本無力進行研發投資,R&G/GDP驟然降到0.6%以下[文獻16]

由于研發經費縮水,我國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自主研制的計算機項目,與集成電路和半導體研發一起,都以"沒錢"由停掉了。這些科研隊伍解散後,除了出國的以外,有的下海經商,有的回高校教書,更有甚者竟然被調去看機房。

這一時期,我國的半導體領域從爭相引進、無所建樹到人財兩空,以致到後來誰都說"半導體不是好玩的""幾十億扔進去聽不到響""上頭一聽半導體就頭大"[文獻12]。由于失去了基礎,我國此時的計算機工業,只能靠0520等舊機型、千元的中華學習機、長城286等組裝PC機維持。

. 一錯再錯,中國的計算機業被徹底剿滅

  進入90年代,我國仍然延續了研發經費的低投入,除了1993年之前的幾年受國際封鎖的影響有了點緊迫感,R&D/GDP略微超過0.70%以外,90年代中期再次回到80年代的水平,其中19951996連續兩年下跌到0.60%[文獻18]

  1989年中美關系的蜜月期結束,美國政府嚴格限制對中國出口高性能計算機,除了要付出高額的采購費用外,還要把服務器放在一個透明的玻璃房子中,由洋人監控,以防止用于其他目的。中國因技不如人而飽受屈辱的情形可想而知。痛定思痛,國人自主研發高性能計算機的激情終于被喚醒。

  1993年,具有標志性意義的曙光一號誕生;1995年曙光1000誕生,它與美國Intel公司1990品的技術相近,標志著我國高性能計算機與國外的差距縮小到5年左右;1997年國防科大研制成功銀河-III百億次並行巨型計算機系統,系統綜合技術達到90年代中期國際先進水平[文獻4]。然而,由于國內微電子業近十年的技術停滯,這些高性能計算機沒有實現完全國化,技術上仍然受制于人。例如,曙光一號采用美國Motorola公司1989年底推出的M88100商業微處理器,操作系統移植了美國IBM公司的AT&T UNIX。後來的國計算機,也都沒有"中國芯"

  盡管如此,我國的高性能計算機與國外的差距並沒有被拉得太大。這要感謝國外對高性能計算機技術的封鎖,使我國不能買到相關技術,不得不自行研究。相比之下,我國的微機業由于沒有遭到封鎖,在"造船不如買船"的洋奴哲學指導下,日子反而不好過了。

  1990年,中國大幅降低了關稅、取消了計算機品進出口批文、開放了國內微機市場。頃刻間,國外的286386電腦如潮水般湧入,長城、浪潮、聯想等國內公司潰不成軍;1991年由英特爾和AMD掀起的"黑色降價風暴",更是讓中國計算機業雪上加霜。由于絕大多數整機企業積壓了高價買進的芯片,從而背上巨額虧損的包袱,一家家整機廠商前赴後繼般悲壯地倒在了血雨腥風之中。長城、浪潮和聯想也都元氣大傷;1992年,國家實施控購,進一步使中國PC整機制造業進入發展的低潮[文獻19]。此後,國內的計算機企業只能從事低附加值的微機組裝。相比之下,同樣是面對外國計算機企業的競爭,由于日本非常注意對本國企業的保護,規定進入日本市場的微機必須支持日語環境,從而使美國微機難以進入日本市場。

在微電子集成電路方面,國內企業繼80年代中後期陸續虧損後,90年代紛紛倒閉,國內集成電路工業逐步變三資企業主的局面。據專家估計,到上世紀90年代末,我國微電子科技水平與國外的差距至少是10[文獻20]

  其實我們還可以假設一下,即使沒有80年代和90年代初期的一系列失誤,即使我國的計算機和集成電路技術能做到世界一流水平,到90年代中後期,這些工業也會被龍永圖這類敗家子們賣掉,成他們與國際接軌的政績。這樣看來,中國計算機業的提前死亡,死得幹淨,沒有落得個"苦恨年年壓金線,他人做嫁衣裳"的結局,從某種意義上說也是一件好事。

. 尾聲:亡羊補牢,猶未

  1999年,美國首的北約侵略軍悍然轟炸了中國駐南斯拉夫大使館。美帝國主義的暴行,激發了中國人民的愛國熱情。人們逐漸認識到,國家安全是花錢買不來的。中國政府在這個時候,似乎也意識到了自主科技研發的重要性,有了危機感,增加了科技投資。2000年,中國的R&D/GDP比例首次達到1.00%2003年增加到1.31%,首次達到毛澤東時代的平均水平,但是離毛澤東時代後期的水平仍有一段距離。這個時候的中國民間,還出現了反思改革的思潮,一些長期居于主流的學說遭到了全民聲討。在這樣的背景下,中國瀕臨死亡的計算機業出現了一絲轉機。

  2002810日,我國成功制造出首枚高性能通用CPU——龍芯一號。此後龍芯二號問世,龍芯三號也正在緊張的研制中。

  此時的國際CPU市場,除了美國、日本一些高端機型的專用CPU,以及蘋果公司的PC專用CPU以外,主要被美國的IntelAMD兩家公司壟斷,兩家的市場份額約占98%。第三家是我國台灣的威盛公司,但它是1999年連續收購了美國兩家制造CPU的小公司之後,才進軍處理器市場的,因此盡管威盛公司也打著"中國芯"的牌子,但嚴格地說仍屬于美國芯。龍芯的誕生,打破了國外的長期技術壟斷,結束了中國近二十年無""的歷史。

  龍芯的成功,是在毛澤東思想的激勵和和指引下實現的。"龍芯"系列CPU的主設計師、青年科學家胡偉武經常強調要學習毛澤東思想,要用毛澤東思想來武裝自己的頭腦。了紀念毛主席誕辰110周年,他還把"龍芯2"芯片命名"毛澤東110"。他說:"我們年青一代如何學習毛澤東思想是我在科研工作中一直都在思考的問題,我覺得自己對中國近現代史、對毛主席了解得越多,心裏對毛主席就越敬佩,我在計算所經常說要用毛澤東思想來武裝我們的課時組。"[文獻21]

. 結語:只有毛澤東思想才能發展中國

  中國計算機業的發展歷程證明,毛澤東時代是中國計算機事業最輝煌的時代。特別是第三代和第四代計算機的研制過程,正處在據說是"科研工作停滯"的文化大革命時期。很長時間以來,有一種很有中國特色的思維邏輯:要否認文革期間取得的一切進步,然後指責說"文革期間某某事業被破壞殆盡";如果成績否認不掉,就說"如果沒有文化大革命,中國的某某事業會取得更大的成就"[文獻22]。包括本文正面引用的部分文獻在內,也都是在遵守這種邏輯。但是文革後,特別是80年代中期以後,歷史卻開了一個天大的玩笑,我國的計算機事業不僅沒有取得更大的成就,反而被搞死了。那些給毛澤東時代潑汙水的人,難道就不臉紅嗎?

  其實不單計算機業,命運類似的還有汽車業、飛機制造業,等等。可見這些絕不是孤立的現象,也不是某幾個部門內部的政策失誤。盡管主流精英們不願意承認,但事實明擺著,是路線出現了錯誤。國計算機的死亡,就是路線錯誤造成的惡果。俗話說:兵熊熊一個,將熊熊一窩。一個國家如何發展,關鍵看這個國家奉行什樣的路線。幾十年的歷史證明,而且還將會繼續證明:中國依靠毛澤東思想,事業可以從無到有,從弱到強;放棄毛澤東思想,不論找什虛張聲勢、花裏胡哨的理論,強勢會變成弱勢,已有的成果也會被葬送。計算機業就是一個證明。

  只有堅持毛澤東思想,中國才能真正得到發展。這就是本文的結論。

 2006年9月8 

———————–

[文獻1] 許良英等,20世紀科學技術簡史,科學出版社,1985第一版,1999第二版。

[文獻2] 周蕾,中國計算機業發展大事記。

[文獻3] 孫凝,計算所高性能計算機的研究,2004年第2期,中國科學院計算技術研究所。

[文獻4] 李國傑,從103機到曙光機——中國高性能通用計算機研制歷程回顧。見李國傑院士主頁:http://www.ict.ac.cn/liguojiewenxuan/

[文獻5]董光璧,中國近現代科學技術史,湖南教育出版社,1995?

[文獻6] 黎言,前進中的山微電子公司,p.VIII-56,中國經濟年鑒,1984年刊(北京版),經濟管理出版社,1984

[文獻7] 董玉振,建國後中國經濟發展的艱難歷程——反思毛澤東時代的經濟成就。

[文獻8] 上海科學技術志,上海市地方志辦公室?

[文獻9] 鄒世昌。摘自李尚志等,兩院院士展望新世紀,上海科學普及出版社,2000

[文獻10] 李少白,科學技術史,華中工學院出版社,1984

[文獻11] 中國電子器件工業總公司辦公室,中國電子器件工業,p.IV-79,中國經濟年鑒,1983年刊(北京版),經濟管理雜志社,1983

[文獻12] 高粱,挺起中國的脊梁?

[文獻13] 鍾慶,中國彩電業的危機、機遇和出路。

[文獻14] 丁詩武,中國電子計算機工業,p.VI-87,中國經濟年鑒,1987年刊(北京版),經濟管理出版社,1987

[文獻15] 科技部副部長程津培院士在中國化學學會年會開幕式上的講話記錄,2004,長沙。見筆者的《科技部副部長公布的數據,證明毛澤東時代是中國科技發展的黃金時期》。(注:文章張貼外互聯網上,並不像有些轉載所說的來自《中國科技報》)

[文獻16] 梁戰平,《各國科技要覽》,科學技術文獻出版社,1991?

[文獻17] 世界經合組織(OECD),主要科學技術指標,2004

[文獻18] 國家統計局和科學技術部,中國科技統計年鑒(2004),中國統計出版社,2004;中國科技統計年鑒(2005),中國統計出版社,2005

[文獻19] 肖平,二十年回顧:中國計算機業寫就宏圖大業,《國際電子商情》網站。

[文獻20] 胡啓衡,兩岸三地信息産業發展研討會紀要(半導體篇),産業論壇,1998年第16期。轉引自[文獻12]

[文獻21] 鄭千裏,龍芯2號的響亮命名"毛澤東110"——青年科學家胡偉武說研制中國芯要有井岡山精神,科技日報,20031226日。轉自中國科學院網站:http://www.cas.ac.cn/html/Dir/2003/12/26/0345.htm

[文獻22] 中國科技部,圖強·改革·創新——共和國科技事業50年,廣西科學技術出版社,1999

轉載自中國文革研究網http://www.wengewang.org

第十五期:從皇民文學問題談陳映真與藤井省三的論戰

 

從皇民文學問題談陳映真與藤井省三的論戰

——兼談要警覺日本右翼的文化尖兵

 

曾健民

 

一九四六年七月十九日,亦即日本無條件投降後不足一年的時間,且在台灣的日本人尚未全數遣返的時節,在日本東京澀谷區的日本警察竟開槍打死了數名滯留日本的台灣人;而且,當時代表盟軍佔領日本的美軍「國際法庭」,竟然判決殺人開槍的日本警察無罪,而受美軍拘押的台灣人,有三十四人卻被判二到三年的徒刑,這就是「澀谷慘案」。消息傳來,包括台灣的全中國人民悲憤萬分,這慘案打醒了還陶醉在抗日戰爭勝利美夢中的中國人,大大打擊了民族的尊嚴;剛脫離日本殖民統治復歸中國成為戰勝國國民的台灣人,更是群情激憤。上海的《大公報》社論,馬上以〈抗議日警槍殺我台胞〉為題,指出:

這一慘案,是未死的日本法西斯向中國人民開槍。

台灣作家賴明弘,也在台中《和平日報》上寫了〈徹底消滅日人黷武主義〉,憤怒地說:

試問我中國人死在日寇手裡,還稱不夠嗎?八年來的血債,和五十年來的血債,我們對日本人尚未發出聲討,還未找它清算的今日,我們同胞反再被其公開屠殺,這還有值得討論的餘地嗎?

十二月二十日,在台北,爆發了台灣有史以來的第一次大規模學運,有五千名的青年學生上街頭示威遊行,還前往美國領事館抗議判決不公。

一九四七年的五月十日,在台灣的「二二八事件」尚未平息之際,南京國民政府開始轉向堅決反共掀起內戰之時,日本前首相吉田茂認為有機可乘,就以秘件呈占領軍的麥克阿瑟當局,要求取得對台灣的「移民權」,這又引起了極大的風波,全國上下的一片撻伐。

及至一九四九年,國民政府為了打內戰,居然僱用原日本軍國主義份子,原侵華日軍頭子協助他反共打內戰,這就是俗稱的「白團」。

總之,日本的支配階層,最怕的是中國的革命和發展,在中國追求民族解放、民族統一的現代化歷史中,總是想方設法阻撓破壞中國的和平統一。在不同歷史時期,總會勾結不同的中國漢奸作亂,企圖獨占中國的利權;從北洋軍閥開始到汪精衛政府,偽滿州國,及至遷逃台灣的國民黨政府,一直到今日的台獨政權,都是明白的例子。百年來,包括台灣的全中國人民為此而流下的滴滴血淚尚未乾涸,進入後冷戰時期的日本統治者,卻已急著勾結在美國卵翼下成長的台獨勢力,以及香港甚至大陸的少數反華勢力,牽制中國的和平發展。在今年12月10日出爐的「新防衛大綱」中,日本從60年前戰敗以來第一次表明了把中國視為軍事敵方;而且,將在明年2月發表的「美日安全保障相關戰略協議」,也將會以北韓和中國為潛在敵方。在這樣的東亞新局勢之下,已掌握政權的在台灣的民族分裂主義勢力,必將成為美日遏制中國發展的新芻狗。在文化領域也勢必出現這種新的傾向。

實際上,從上世紀的九○年代起,已有一批涉入台灣史的日本右翼文化尖兵遊走於日台之間;譬如在新世紀的二○○○年出現的,日本漫畫家小林善紀的《台灣論》,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它是日本右翼和台獨派攜手合作的成果。

 

一、 一九九八年與皇民文學論爭

下面將先概述近幾年來有關台灣皇民文學問題的論爭梗概,然後簡單說明現在正進行中的陳映真和藤井省三的論戰,同時揭開在台灣文學史研究領域中早已存在的且為今猶烈的,一些日本右翼文化尖兵的真面目。

一九九八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在台大法學院舉行的「近代日本與台灣研討會」席上,作家黃春明對於日據末期的皇民化運動和皇民化文學問題,聲嘶力竭地批評說:

日據末的台灣人口有六百萬,皇民作家只有那麼少數幾位,皇民文學影響很小,並不是那麼重要,而皇民化運動卻影響了全體台灣人,那才是可怕的恐怖的;其影響之深遠,至今還殘留在我們的社會上,家庭中,造成各種社會、政治、經濟的矛盾⋯⋯。

正如黃春明所言,真正的台灣皇民文學作家其實只有一、二位,且其作品也寥如晨星,在短短的四年中(1941-1945)對全體台灣社會的影響也不大。實在沒有必要費筆墨,大張旗鼓,反覆炒作它;然而,因為它關涉到對日本殖民統治評價的問題,許多抱政治立場的各路人馬,卻要奪取它的論述主導權,像蒼蠅般揮之不去。

記得也是一九九八年,台灣日據末期的皇民文學問題又再度被炒熱起來;張良澤先生以「台灣皇民文學作品拾遺」為名,輯譯了十七篇他認為的皇民文學作品,分別刊載在《聯合報》、《民眾日報》以及《台灣日報》副刊上(其中還包括了中小學生的作文);一時高唱「皇國精神」、「大東亞聖戰」的圖文飄揚在各副刊的版面。張良澤以此為證強調說:「日據時代的台灣作家們,或多或少都寫過所謂皇民文學的歷史事實。」,主張當時人人都是皇民作家。葉石濤也趁機輒一腳說:「周金波(皇民文學代表作『志願兵』作者)在日治時代是日本人,他這樣寫是善盡做為一個日本國民的責任,何罪之有?」而主張「皇民文學合理論」。這標誌著台灣文學史論述已走到了不明是非的地步。

然而,不管是張良澤的「人人都是皇民文學作家論」,或是葉石濤的「皇民文學合理論」都還是基於史實的不同看法,雖然背棄了民族的立場而「不明是非」,可是還未到「顛倒是非」的地步。

從上世紀九○年代前後,由於蘇東波以及六四天安門事件等世界巨大的變局而迷失找不到出路的日本學界,產生了思想「退化」的現象,因而出現了一批原中國研究的學者轉向游走於日本台灣之間;他們看到了欣榮的反中國且讚
日本殖民統治的台灣分離主義浪潮,看到了高呼台灣精神就是大和魂(日本)精神的領導人,且見識了呂秀蓮帶領百人團到日本下關神社參拜,到春帆樓感謝日本殖民台灣的場面,這樣的在日本國內連作夢都不敢想的日本大帝國夢境,居然在台灣的現實中出現,對他們而言,這是舊帝國鄉愁的實現。於是,他們安然地吸吮著台灣人民的歷史血淚,以台獨的台灣文學論為舞台,營造舊帝國的美夢。甚且以在台灣上演的帝國夢境,教化善良的日本人民,以壯大日本的右翼陣營。

他們在台灣如入無人之境,不但闊步學界,還以文化交流的美名領取來自台灣人民和日本人民血汗錢的政府公帑,在台灣的文化、文學界從事「顛倒是非」的工作。也是在前面提到的一九九八年,由張良澤和葉石濤推動的為台灣皇民文學「正名」的同時,日本歧阜教育大學的中島利郎,和日本東京大學的藤井省三,明目張膽地顛倒是非,把明明是為日本軍國主義、法西斯主義宣傳,動員台灣人民為侵略戰爭赴死的台灣皇民文學,說成是「愛台灣、愛鄉土」,是「台灣民族主義」的起源。中島利郎在一九九八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台大法學院舉行的「近代日本與台灣研討會」上,公然為台灣皇民文學的代表周金波改顏換面,說周金波的皇民文學作家的名號完全是被台灣政治捏造出來的,無恥地說實際上,周金波是不折不扣的「愛台灣、愛鄉土」的作家。對於中島利郎的行徑,我已在「人間」思想創作叢刊《噤啞的論爭》上,寫了〈一個日本的「自虐史觀批判者」的「皇民文學論」〉,揭開了他的「周金波論」的思想本質。

另外一位就是頂著東京大學教授光環的藤井省三,他也在一九九八年在日本東方書店出版了一本書《百年來的台灣文學》。書名寫得堂皇,好像是厚重的史論,實際上只是他在五、六年之間初涉台灣日據文學的零散評論集,而且,各篇評論也不斷重複同樣的觀點,沒新意,水平並不高。倒是在論述上膽大妄為、牽強附會,急著在政治上表態,可謂藝不高膽卻大,令人竊笑。他在書中不斷重複的觀點,簡單地說就是:「台灣皇民文學是台灣民族主義的起源」。書中各篇不斷複誦台獨派的台灣史論,但在有關台灣皇民文學的論述上,卻亂套用安德森的《想像的共同體》的概念,引出「大東亞戰爭期的台灣,隨著戰爭的進行,而誕生的公眾,卻主體的擔負起所謂皇民文學的文化建設,而形成台灣民族主義」這樣的論調。他無視當時日本軍國主義在台灣的戰爭動員體制,榨取了多少台灣人民的財富、物質、人力和生命,如何以皇民化運動扭曲了台灣人民的心靈,奴使台灣青年為日本侵略戰爭上戰場,使漢民族同胞互相殘殺,三萬多台灣青年命喪戰場,為戰後的台灣社會埋下了深重難返的債務。然而,他卻看得見二二八事件,不但看得見,還到處膨風說二二八死者有二、三萬人。藤井省三的這種論調,連有良心的獨派也為之瞠目吧!即便如此,因為日本特有的學閥的利害關係中,他頂著東京大學的光環,在日本的台灣研究界中,卻儼然為一方霸主。因為此書是日文的緣故,在台灣一直沒有引起太多的重視,這回由他的門徒張季琳翻譯成中文在麥田出版,將引發不少的爭議。

 

二、陳映真與藤井省三的論爭

陳映真先生在去年底的人間叢刊上(二○○三年冬季號),寫了〈警戒第二輪台灣「皇民文學」運動的圖謀——讀藤井省三《百年來的台灣文學》批評筆記一〉,開始全面批判藤井的論調。接著藤井發動了他在台灣、香港的關係,分別在日本《東方》281號上(二○○四年七月),以及台灣《聯合文學》236期(二○○四年六月)、香港《作家》24期(二○○四年六月)上,刊載了他回批陳映真的〈回應陳映真的拙著《台灣文學這一百年》之誹謗重傷〉一文。
該文不敢正面回答陳映真的質問,避重就輕地抓語病、挑誤植、閃爍其詞還不說,最令人不恥的是,他竟然引用魯迅在三○年代的上海,批評國民黨御用之人的短文〈喪家的資本家的乏走狗〉,指陳映真對他的批判「是學習了誹謗魯迅的獨裁政權御用文人的作品」,影射他自己是魯迅,而陳映真批判他就是獨裁者的御用文人,道道地地的「喪家的乏走狗」。這還不夠,又再加上一句,說陳映真是「偽左翼作家」。藤井不講道理,只會罵人戴帽子,暴露了他不學無術的窘態。

而翻譯出版藤井這本書的麥田出版社主編王德威,竟然在中文版的「後記」中,說藤井的回應文,是「嚴正的回應」;說藤井是「左翼自由派份子,從未放棄對中國大陸文學的關懷」等等,為藤井辯護說:「將藤井教授打為新皇民文學的代言者,甚至是台灣民族主義的同路人,實有商榷的必要。」

我們真希望王德威教授,以這本書的翻譯出版主持人的身份,更詳細的說明論述一番,讓大家清楚知道這個既是「左翼」又是「自由派份子」的藤井教授的真面目。

在這個風雨如晦的時代中,我們很慶幸的又聽到了良心的日本學者的聲音。一個從上世紀七○年代起,就投身研究台灣文學的一橋大學松永正義教授,以他默默投身台灣研究三十年的資歷(比藤井接觸台灣文學只有五、六年的時間相比,資歷達五倍之長),立即寫了〈對台灣來說的日本意味——對藤井省三的異議〉,以簡潔踏實的筆調,全面檢討了藤井的觀點,在結語中,他敏銳指出:

如此看來,藤井的論調,可以說是想把日本對台灣的殖民支配問題,以台灣民族主義這一點予以『淨化』,予以『免罪』吧;實際上這也不是他的獨創,是與小林善紀的《台灣論》有異曲同工之處,也就是,它們的論調都濃厚地內含著獨立論的意識形態。從這一觀點來說,陳映真的批判不是誤讀也沒有歪曲,而是正解。對於這些,很希望看到藤井從正面堂堂正正的回應,這應該不只是我一個人的期待吧!

松永先生的這篇反論,是刊載在同樣的《東方》雜誌的最新一期上,其中文版正在翻譯中,不久的將來會在台灣的雜誌上刊載。上述的中譯,只是我匆匆翻譯的,將來正式的中文版刊出後,應該以它為準。

 

二○○四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附記:想要進一步認識台灣皇民文學問題其相關問題的讀者,可以參考「人間」思想創作叢刊第一期和第二期——「清理與批判」以及「噤啞的論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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