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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期〔2006年7月〕豎子主政,人民遭殃 〔李文吉 〕

豎子主政,人民遭殃

──有關罷免陳水扁的報導攝影觀察

攝影/撰文■李文吉

前言

「我就選上了啊,不然你要怎樣!」這是陳水扁的名言,在電視上說話的口氣,就像地痞流氓吃飽閒閒等打架的無賴語句。好像台灣島上沒人能拿他怎麼樣,事實上,從駙馬爺趙建銘的台開案爆發至今,這兩個月來,儘管民代爆料、媒體圍攻、眾多call-in名嘴奚落、泛藍民眾在酷日雷雨中靜坐抗議、綠營民代急著劃清界限,民調支持度剩下百分之十,陳水扁還是穩做他的「少數總統」,沒人能拿他怎麼樣。在這次他說的「政治大地震」中,在立法院群賢樓前被日晒雨林的泛藍群眾還是老弱婦孺居多,政客口口聲聲的台灣人民,讓人難過的是學界和學生沒多少人站出來,多數的中產階級也不見蹤影。誰能代表二千三百萬人?為什麼罷免陳水扁會讓學界、學生、乃至於廣大中產階級左右為難,不敢站出來?歷史邏輯很簡單:

因為國民黨專制腐敗,被人民唾棄,所以民進黨上台,泛藍要罷免陳水扁,支持罷扁,等於支持國民黨,所以不便支持。

所以常見的泛綠群眾的回答邏輯:國民黨貪污腐敗就可以,民進黨貪污腐敗就不可以?

然後,然後,反國民黨的也反共產黨,用對岸的辭語罵對方搞政治鬥爭,搞分化,搞…。不只市井小民如此,許多學生如此,許多學者也如此。

吉米.卡特說的吧:「他(某個第三世界的總統)是王八蛋,但他聽話。」

「陳水扁是王八蛋,但他是我們選出來的總統。」這就是台灣人的悲哀邏輯。

從意氣風發的「黨外」時代,到今日貪婪無恥的民進黨,二十年間,搞革命的梁山好漢墮落為穿金戴玉的地痞無賴!這是歷代封建王朝也難得一見的難堪。這已不只是士大夫之恥,是島上所有人民慣壞的,人民之恥,巨大的國恥。

註:慨言「士大夫之恥,是謂國恥」者為 清初大儒顧炎武。顧炎武於「恥」不僅有言,更見之於行。他拒絕康熙十七年博學鴻詞科的徵召,他不接受撫養成人後成為新朝顯貴的外甥徐氏兄弟的奉養,他寧願坐牢也不向投清的錢謙益低頭……特別是對居高位者,他提出要注重恥的要求,認為「士大夫之恥,國恥也」,這無疑是一聲當頭棒喝,對當前的反腐倡廉,仍有一定的借鑒意義。◎

33期〔2006年7月〕從排斥到認同 〔李雲雷〕

從排斥到認同

——大陸作家對陳映真20年的“接受史

■李雲雷〈北京大學中文系博士、《文藝理論與批評》編輯〉

近讀查建英的《八十年代訪談錄》,其中有幾處談到陳映真,且與大陸作家多有錯位之感,甚至話都無法說到一起去,因又想起王安憶、祝東力亦有談及陳映真處,試摘抄並略加評論如下。

阿城與張賢亮

《八十年代訪談錄》是在最近“反思80年代”熱潮中湧現出來的一部著作,它以訪談的形式,記錄了80年代文化領域中一些“風雲人物”的所思所想,這些人物包括:阿城、北島、陳丹青、陳平原、崔健、甘陽、李陀、栗憲庭、林旭東、劉索拉、田壯壯等。他們的回憶不僅能讓我們具體瞭解到每個人的性情、趣味,而且對我們重新認識和理解80年代具有重要的意義。這些訪談都進行得較為深入,大部分頗為精彩,其不足之處在於選擇物件過於“菁英化”與“新潮化”,我們看不到普通人的想法,也看不到新潮人物“對立面”的思考與感受,此外該書也缺乏政治經濟學的視角,因而尚不夠深入。不過這仍是目前關於80年代較為重要的一本書。

以下內容摘抄自該書——

阿城:……我記得八十年代末吧,我在美國見到陳映真,他那時在台灣編《人間》,《人間》雜誌的百姓生活照片拍得很好,過了十年,大陸才開始有很多人拍類似的照片了。我記得陳映真問我作為一個知識份子,怎麼看人民,也就是工人農民?這正是我七十年代在鄉下想過的問題,所以隨口就說,我就是人民,我就是農民啊。陳映真不說話,我覺得氣氛尷尬,就離開了。當時在場的朋友後來告訴我,我離開後陳映真大怒。陳映真是我尊敬的作家,他怒什麼呢?寫字的人,將自己菁英化,無可無不可,但人民是什麼?在我看來人民就是所有的人啊,等於沒有啊。不過在菁英看來,也許人民應該是除自己以外的所有人吧,所以才會有“你怎麼看人民”的問題。所有的人,都是暫時處在有權或者沒權的位置,隨時會變化,一個小科員,在單位裏沒權,可是回到家裏有父權,可以決定或者干涉一下兒女的命運。你今天看這個人可憐,屬於弱勢群體,可是你給他點權力試試,他馬上會有模有樣地刁難起伏別人。這是人性,也是動物性,從靈長類的社會性就是這樣。在我看來“人民”是個偽概念。所以在它前面加上任何美好的修飾,都顯得矯情。

查建英:我見到陳映真是在山東威海的一個會上,那都九幾年了,他可能真是台灣七十年代構成的一種性格,強烈的社會主義傾向,菁英意識、懷舊,特別嚴肅、認真、純粹。但是他在上頭發言,底下那些大陸人就在那裏交換眼光。你想那滿場的老運動員啊。陳映真不管,他很憂慮啊,對年輕一代,對時事。那個會討論的是環境與文化,然後就上來張賢亮發言,上來就調侃,說,我呼籲全世界的投資商趕快上我們寧夏污染,你們來污染我們才能脫貧哇!後來聽說陳映真會下去找張賢亮交流探討,可是張賢亮說:哎呀,兩個男人到一起不談女人,談什麼國家命運民族前途,多晦氣啊!這也成段子了。其實張賢亮和陳映真年紀大概差不多。

按:查建英的敘述頗富功力,三言兩語便將張賢亮的形象勾畫了出來,與我們從《綠化樹》、《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等作品中得出的印象不謬。或許在張看來,“性”與“金錢”便是他所理解的現代化了,但為了現代化,甚至籲請全世界的投資商“趕快上我們寧夏污染”,於今看來卻大謬不然,20多年來發展所付出的環境的代價太過沉重了,每年春天沙塵暴都會給我們以提醒,對這樣的“現代化”應該加以反思。

阿城的說法,是想以“人性”、“動物性”來否定人的“社會性”與“階級性”,這我們在魯迅與梁實秋的論戰中早就看到過了,魯迅無疑是正確的,即在“人性”、“國民性”之外,“階級性”是理解現代社會的一個不可忽略的視角,所謂焦大不會愛林妹妹,煤油大王不能理解撿煤渣的老太太的苦惱是也。阿城在80年代的所作所為或許不無道理,因彼時距“文革”結束未遠,對階級鬥爭的強調與擴大化有一些反思的積極意義,但今日貧富分化如此嚴重,若仍如此說,則可謂對社會之真相殊無瞭解。

又,阿城與陳映真的矛盾在於他們所處環境的不同,阿城處於反思“極左”,亟欲“走向世界”的80年代大陸,而陳映真則處身於資本主義的台灣,所謀求的是“解放”的理論與力量,故二者產生了頗為吊詭的“錯位”。伴隨著大陸逐漸“走向世界”的步伐,對資本主義世界體系有更深的瞭解,對陳映真也有不同的理解,故對陳映真的“接受史”在某一側面也反映著中國社會與中國作家思想的變化。

陳丹青

上書中又有——

陳丹青:……我記得安憶描述他在美國見台灣作家陳映真,陳問她以後打算如何,她說:寫中國。陳很嘉許,誇她“好樣的”。安憶聽了,好像很鼓舞、很受用似的。

多麼淺薄啊!為什麼“寫中國”就是“好樣的!”哈威爾絕不會誇昆德拉:好樣的!寫捷克!屈原杜甫也不會有這類念頭……

按:前引阿城、查建英對陳映真頗有些不理解,甚至不屑的意思,而陳丹青此處的說法尤為激烈,直斥之為“多麼淺薄啊!”,或許這與言說者性格不同相關,但情感的指向是鮮明的。陳丹青所反感的是,為什麼“寫中國”就是“好樣的!”?此中我們不難看出其背後“走向世界”的思路,也即以接近西方、獲得西方承認為榮,而對“寫中國”,描繪中國的變化並在其中產生一定的影響持不屑的態度。這樣的思路在今天無疑是值得反思的,我們應該承認現在不存在一個公正、公平的“世界秩序”,也不存在普適性的制度安排與唯一的發展道路,中國應走自己獨特的現代化之路,並在這一過程中為世界秩序的更加公正、公平而努力。強調中國道路的獨特,不是為所謂“極權社會”辯護,“極權社會”我們也是反對的,但同時我們也應該認識到:一、所謂“世界秩序”不會允許中國毫無代價地加入其中;二、中國也不能繼續走像西方那樣的殖民主義的老路;三,中國有獨特的國情:9億農民的生產、生活方式,悠久、豐富的文化傳統,社會主義的遺產等等;四,即使中國能夠加入所謂“世界秩序”,也不能僅以“加入”為目的,而必須對目前不合理的秩序加以改變。

王安憶

上段談的是王安憶,不過王安憶的想法與陳丹青頗有些不同,以下是王安憶談及陳映真的一篇短文——

英特納雄耐爾

一九八三年去美國,我見識了許多稀奇的事物。紙盒包裝的飲料,微波爐,遼闊如廣場的超級市場,購物中心,高速公路以及高速公路加油站,集資樓大樓的蜂鳴器自動門,紐約第五大道耶誕節的豪華櫥窗。我學習享用現代生活:到野外Picnic,將黑晶晶的煤球傾入燒烤架爐膛,再填上木屑壓成的引火柴,然後擱上抹了黃油的玉米棒、肉餅子;我吃漢堡包、肯德基雞腿、Pizza在翻譯小說裏,它被譯成「義大利脆餅」這樣的名詞;我在冰糕自動售貨機下,將軟質冰糕盡可能多地擠進脆皮蛋筒,每一次都比上一次擠進更多,使五美分的價格不斷升值;我像一個真正的美國人那樣揮霍免費紙巾,任何一個地方,都堆放著雪白的、或大或小、或厚或薄、各種款式和印花的紙巾,包含少有人問津的密西西比荒僻河岸上的洗手間這時候,假如我沒有遇到一個人,那麼,很可能,在中國大陸經濟改革之前,我就會預先成為一名物質主義者。而這個人,使我在一定程度上,具備了對消費社會的抵抗力。這個人,就是陳映真。

我相信,在那時候,陳映真對我是失望的。我們,即吳祖光先生我母親茹志鵑和我,是他有生以來第一次,面對面看到的中國大陸作家,我便是他第一次看到的中國大陸年輕一代寫作者。在這之前,他還與一名大陸漁民打過交道。那是在台灣監獄裏,一名同監房的室友,來自福建沿海漁村,出海遇到了颱風,漁船吹到島邊,被拘捕。這名室友讓他坐牢後頭一回開懷大笑,因和監獄看守起了衝突,便發牢騷:國民黨的幹部作風真壞!還有一次,室友讀報上的繁體字不懂,又發牢騷:國民黨的字也這麼難認!他發現這名大陸同胞飯量大得驚人,漸漸地,胃口小了,臉色也見豐潤。以此推測,大陸生活的清簡,可是,這有什麼呢?共產主義的社會不就應當是素樸的?他向室友學來一首大陸的歌曲「一條大河波浪寬,風吹稻花香兩岸,我家就在岸上住,聽慣了艄公的號子,看慣了船上的白帆。」

和我們會面,他事先作了鄭重的準備,就是閱讀我們的發言稿,那將在愛荷華大學「國際寫作計畫」組織的中國作家報告會上宣讀。他對我的發言稿還是滿意的,因為我在其中表達的觀點,是希望從自己的個人經驗中脫出,將命運和更廣大的人民聯繫起來。他特別和聶華苓老師一同到機場接我們,在驅車往愛荷華城的途中,他表揚了我。他告訴我,他父親也看了我的發言稿,欣慰道:知道大陸的年輕人在想什麼,感到中國有希望。這真叫人受鼓舞啊!從這一刻起,我就期待著向他作更深刻的表達。可是,緊接下來的事情是,我們彼此的期望都落空了。

在「五月花」集資樓住下之後,有一日,母親讓我給陳映真先生送一聽中華牌香菸。我走過長長的走廊,去敲他的門,我很高興他留我坐下,要與我談一會。對著這樣一個迫切要瞭解我們生活的人,簡直是千頭萬緒不知從何提起。我難免慌不擇言,為加強效果,誇張其辭也是有的。開端,我以為他所以對我的講述表情淡然是因為我說得散漫無序,抓不住要領。為了說清楚,我就變得很饒舌,他的神情也逐漸轉為寬容。顯然,我說的不是他要聽的,而他說的,我也不甚瞭解。因為那不是我預期的反應,還因為我被自己的訴說困住,沒有耐心聽他說了。

回想起來,那時候我的表現真差勁。我運用的批判的武器,就是八○年代初期,從開放的縫隙中傳進來的,西方先發展社會的一些思想理論的片段。比如「個人主義」、「人性」、「市場」、「資本」。先不說別的,單是從這言辭的貧乏,陳映真大概就已經感到無味了。對這膚淺的認識,陳映真先生能說什麼呢?當他可能是極度不耐煩了的時候,他便也忍不住怒言道:「你們總是說你們這幾年吃了多少苦,受了多少窮,我能說什麼呢?我說什麼,你們都會說,你們所受的苦和窮!」這種情緒化的說法極容易激起反感,以為他唱高調,其實我內心裏一點不以為他是對世上的苦難漠然,只是因為,我們感受的歷史沒有得到重視而故意忽略他要說的「什麼」,所以就要更加激烈地批評。就像他又一次尖銳指出的不要為了反對媽媽,故意反對!事情就陷入了這樣不冷靜的情緒之中,已經不能討論問題了。

一九八九年與一九九○年相交的冬季,陳映真生平第一次來到大陸。回原籍,見舊友,結新交;記者訪談,政府接見,將他的行程擠得滿滿當當,我在他登機前幾個小時的淩晨才見到他。第一句便是:說說看,七年來怎麼過的?於是,我又蹈入千言萬語不知從何說起的境地。這七年裏面,生活發生很大的變化,方才說的那些個西洋景,正飛快地進入我們這個離群索居的空間:超級市場、高速公路、可口可樂、漢堡包、耶誕節、日本電器的巨型看板在天空中發光,我們也成熟為世界性的知識份子,掌握了更先進的思想批判武器。我總是越想使他滿意,越語焉未知,時間已不允許我囉嗦了,而我發現他走神了。那往往是沒有聽到他想要聽的時候的表情。他忽然提到「壁壘」兩個字Block,是不是應該譯成「壁壘」?他說。他提到歐洲共同體,那就是一個Block,「壁壘」,資本的「壁壘」,他從經濟學的角度解釋這個名詞。而後,他又提到日本侵華時期,中國勞工在日本發生的花岡慘案,他正籌備進行民間索賠的訴訟請求。還是同七年前一樣,我的訴說在他那裏沒有得到應有的回應,他同我說的似乎是完全無關的另一件事。可我畢竟比七年前成熟,我耐心地等待他對我產生的影響起作用。我就是這樣,幾乎是無條件地信任他,信任他掌握了某一條真理。可能只是一個簡單的理由,就是我懷疑自己,懷疑我說真是我想。事情變得比七年前更複雜,我們分明在接近著我們夢寐以求的時代,可是,越走近越覺著不像。不曉得是我們錯了,還是,時代錯了,也不曉得應當誰遷就誰。

陳映真在一九八三年對我說的那些,當時為我拒斥不聽的,在以後的日子裏一點一點呈現出來,那是同在發展中地域,先我們親歷經濟起飛的人的肺腑之言。他對著一個懵懂又偏執的後來者說這些,是期待於什麼呢?事情沿著不可阻擋的軌跡一逕突飛猛進,都說是社會發展的規律和終極。有一個例子可幫助這事實,就發生在陳映真的身上。說的是有一日他發起一場抗議美國某項舉策的遊行示威,扛旗走在台北街道上,中午時,就在麥當勞門前歇晌,有朋友經過,喊他:「陳映真,你在做什麼?」他便宣讀了一通反霸權的道理,那朋友卻指著他手中的漢堡包說:「你在吃什麼?」於是,他一怔。這頗像一則民間傳說,有著機智俏皮的風格,不知虛實如何,卻生動體現了陳映真的處境。 

一九九五年春天,陳映真又來到上海。此時,我們的社會主義體制下的市場經濟,無論在理論還是在實踐,都輪廓大概,漸和世界接軌,海峽兩岸的往來也變為平常。陳映真不再像一九九○年那一次受簇擁,也沒有帶領什麼名義的代表團,而是獨自一個人,尋訪著一些被社會淡忘的老人和弱者。有一日晚上,我邀了兩個批評界的朋友,一起去他住的酒店看他,希望他們與他聊得起來。對自己,我已經沒了信心。這天晚上,果然聊得比較熱鬧,我光顧著留意他對這兩位朋友的興趣,具體談話屬性反而印象淡薄。我總是怕他對我,對我們失望,他就像我的偶像,為什麼?很多年後我逐漸明白,那是因為我需要前輩和傳承,而我必須有一個。但是,這天晚上,他的一句話卻讓我突然窺見了他的孱弱。我問他,現實循著自己的邏輯發展,他何以非要堅執對峙的立場。他回答說:我從來都不喜歡附和大多數人!這話聽起來很像是任性,又像是行為藝術,也像是對我們這樣老是聽不懂他的話的負氣回答,當然事實上不會那麼簡單。由他一瞬間透露出的孱弱,卻使我意識到自己的成長。無論年齡上還是思想上和寫作上,我都不再是二年前的情形,而是多少的,有一點「天下者我們的天下」的意思。雖然,我從某些途徑得知,他對我小說不甚滿意,具體屬性不知道,我猜測,他一定是覺得我沒有更博大和更重要的關懷!而他大約是對小說這樣東西的現實承載力有所懷疑,他竟都不太寫小說了。可我越是成長,就越需要前輩。看起來,我就像賴上了他,其實是他的期望所迫使的。我總是從他的希望旁邊滑過去,這真叫人不甘心!

 這些年裏,他常來常往,已將門戶走熟,可我們卻幾乎沒有見面和交談。人是不能與自己的偶像太過接近的,於兩邊都是負擔。有時候,通過一些意外的轉折的途徑,傳來他的消息。一九九八年,母親離世,接到陳映真先生從台北打來的弔唁電話。那陣子,我的人像木了,前來安慰的人,一腔寬解的話都被我格外的「冷靜」堵了回去,悲哀將我與一切人隔開了。他在電話那端,顯然也對我的漠然感到意外,怔了怔,然後他說了一句:我父親也去世了。就在這一刻,我感受到一種深刻的同情。說起來很無理,可就是這種至深的同情,才能將不可分擔的分擔。好比毛澤東寫給李淑一的那一首〈蝶戀花〉…「我失驕楊君失柳」。他的父親,就是那個看了我的發言稿,很欣慰,覺著中國有希望的老人;一位牧師,終身傳佈福音;當他判刑入獄,一些海外的好心人試圖策動外交力量,營救他出獄,老人婉拒了,說:中國人的事情,還是由中國人自己承擔吧!他的父親也已經離世,撇下他的兒女,煢煢孑立於世。於是,他的行程便更是孤旅了。

二○○一年末的作家代表大會,陳映真先生與我的座位僅相隔兩個人,在熙攘的人叢裏,他卻顯得寂寞。我覺得他不僅是對我,還是對更多的人和事失望,雖然世界已經變得這樣,這樣的融為一體,切·格瓦拉的行頭都進了時尚潮流,風行全球。二年來,我一直追索著他,結果只染上了他的失望。我們要的東西似乎有了,卻不是原先以為的東西;我們都不知道要什麼了,只知道不要什麼;我們越知道不要什麼,就越不知道要什麼。我總是,一直,希望能在他那裏得到回應,可他總是不給我。或者說他給了我,而我聽不見,等到聽見,就又成了下一個問題。我從來沒有趕上過他,而他已經被時代拋在身後,成了掉隊者,就好像理想國烏托邦,我們從來沒有看見過它,卻已經熟極而膩。

按:我們都知道王安憶的小說《烏托邦詩篇》,即是以陳映真為原型的,此文表達了與那篇小說相似的意思,但似乎更清晰些。從中我們可以看到20多年來王安憶對陳映真的“接近”,但這種接近只是“情感”上的,她只是將陳映真當作“偶像”與“前輩”,當作一個可以崇敬的人,卻並不理解(雖然有些接近理解)他的“思想”。在王安憶看來,陳映真的思想是“烏托邦”,是對現實邏輯“非要堅持對峙的立場”,這是他們真正的“隔膜”之所在。

王安憶不僅對於陳映真這樣的左翼知識份子持猶疑的態度,對右派知識份子同樣感到不可信任,在據說以張賢亮為原型的著名小說《叔叔的故事》中,她表達了對老一代“自由主義”知識份子的失望,由於認識到了他們並非“英雄”,而對他們,也對自己陷入了懷疑之中,這導致了她內心的迷茫和對前途、對世界的不可把握。

但在這裏,需要區分的一點是,對於“左翼”知識份子,她雖然有些隔膜,但在情感上是崇敬的,而對自由主義知識份子,她的態度是懷疑與“失望”。這一點之所以重要,我們在與前三位作家的比較中就可以看出來。前三位作家雖然程度不同,但對陳映真這樣的左翼知識份子是持一種否定態度,而王安憶則不同,雖然她並不完全認同於陳映真,但表示了起碼的尊重、理解和崇敬,這應該被視為一個轉捩點。

王安憶對烏托邦的態度我們是可以理解的,尤其在經歷過“文革”與1989年事件之後,左右兩方面的“烏托邦”都以失敗而告終,這使她對任何超越於現實之上的“現代性規劃”都持一種懷疑的態度,但過於執著、認可或接受現實與現實的秩序,也使她的小說越來越瑣屑、細碎,在精神上則缺乏一種超拔的力量。如果我們重溫一下卡爾·曼海姆關於“絕對不可實現的烏托邦”與“相對不可實現的烏托邦”的區分,那麼對後者保持理性與激情,仍是可取的。

在90年代初的知識界,王安憶的態度是有代表性的,那時文學界以“新寫實主義”和“先鋒小說”領風騷,這些作品如《一地雞毛》、《活著》等,以犬儒主義的態度面對現實,宣揚一種“苟活”的哲學;而知識界則提倡學術規範,以“學術”代替“思想”等等,這其實是作家與知識份子面對現實的一種失敗。這一失敗使他們限於困頓中,也使他們產生了分化。

祝東力

最後,我要說到祝東力對陳映真的理解,在《我們這一代人的思想曲折》一文中,他指出——

整個八十年代,我們這代人被籠罩在上代人的影子之下。批判中國歷史,否棄中國革命乃至近代以來全部反帝反殖的左翼傳統,質疑國家、民族、集體,嚮往西方的政治、經濟、科技以及語言、文化和學術思想。不必諱言,八十年代的知識體系、價值觀念和審美趣味在相當程度上是可恥地反人民和殖民地化的。……

1994年夏,臺灣作家和思想家陳映真先生來北京,在中國社會主義文藝學會安排的一次座談會上,我聆聽了他的長篇演講。演講的主題大致是臺灣與中國統一問題,具體內容已經模糊,但其鮮明的左翼立場、開闊的國際視野和高超的政治經濟學方法,以及將社會經濟、國際政治和意識形態表像從深層聯結起來予以分析所表現出來的敏銳、淵博和深邃,給我留下極深的印象,借用梁啟超回憶龔自珍對晚清思想解放之作用的一句話說就是:“初讀《定庵文集》,若受電然。”我恍然間意識到,知識份子擁有兩種彼此嬗替的傳統,即左翼傳統和自由主義傳統。在中國,在長期衰落、停滯和僵化之後,左翼傳統經過轉型,完全可能鐵樹開花,出現一次偉大的復興。

按:另在我與祝老師的閒談中,他也曾說起90年代中期見到陳映真時的震動,一方面是對陳映真的精神的震動,他說那是陳映真已華髮滿頭,但談笑風生,神采奕奕,另一方面則是對陳映真“思想”上的共鳴,正是陳映真與其他思想資源的影響,以及90年代中國現實的刺激,使他完成了“思想曲折”,而最終達到了上引段落的認識高度。

這一認識使他區別於王安憶“情感”上的認同,而在“思想”上與陳映真走到了一起,而此時的中國已走入了一個新的歷史關頭,在資本主義全球化的過程中,如何使批判的“左翼思想”重新煥發活力,不再僅是陳映真關心的問題,也是祝東力等一批大陸知識份子所認識到的問題,這一問題的提出和解決,關係到未來中國與世界的命運,是我們今天所不能不面對的。

以上略談了阿城、張賢亮、陳丹青、王安憶、祝東力對陳映真的理解,這個過程也是20多年來中國思想變化的一個縮影,立此存照。◎

33期〔2006年7月〕造反者說 〔晨明〕

造反者說

■晨明

6910日,在美國的「中國研究小組」(China
Study Group
)與美國 Monthly Review雜誌合辦「四十年回顧:重新思考文革的歷程和遺產」國際研討會,於香港城市大學舉行,邀請了中國兩岸與美洲、亞洲的各地人士與會。文革時為河南大學生造反派的晨明先生在會上發表的這篇論文,深刻闡述了造反派的觀點,值得一讀。-編者

 

我是文化大革命中的造反派,儘管官僚資產階級及其御用文人對我們極盡妖魔化之能事、用盡殘酷鎮壓的手段;儘管一些庸人怕談和厭聽“造反”二字,然而,我今天仍為自己是文化大革命中真正的造反派而感到驕傲和自豪!

歷史已經並將繼續證明,文化大革命中的造反派,就其核心力量來說,是開始於二十世紀五十年代的社會主義改革運動中正確路線的踐行者,是二十世紀以來反帝、反官僚資產階級的英雄戰士,是當代無產階級革命的、戰鬥的一翼。一九五六年蘇共二十大召開,一方面是斯大林犯錯誤的蓋子被揭開,一方面是赫魯曉夫修正主義者醜化無產階級專政,否定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這兩方面的問題,在世界範圍內、在各個階級、不同階層的人們中間,都引起了巨大的震動,也引起了真正共產黨人的嚴峻思考。如何正確認識並認真總結蘇聯社會主義的經驗、教訓,如何認識社會主義社會的基本矛盾和階級狀況,如何劃清敵我,依靠群眾把社會主義事業推向前進,便成為社會主義運動所面臨無法迴避的重大課題。毛澤東同志運用馬克思主義對立統一規律觀察社會、分析矛盾,自一九五六年開始,領導人民開始了社會主義改革的偉大歷程。正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毛澤東最終完成了對於社會主義的科學認識,提出並實踐了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偉大理論。毛澤東把文化大革命看成自己一生所做的兩件大事之一,顯示了他堅信真理的巨大信心。毛澤東逝世後,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被定性為“一場由領導者錯誤發動,被反革命利用、給黨、國家和各族人民帶來嚴重災難的內亂”,然而,由於徹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人輕言資產階級已經消滅,並且認為不會產生新的資產階級,脫離了客觀實際,因此失去了論斷的真理性。特別是他們領導的另起爐灶的所謂“改革”,其實質不過是用漸進的方法搞垮我國的社會主義公有制。現在已經非常清楚,肯定還是否定文化大革命,實際上就是堅持不堅持馬克思主義,堅持不堅持社會主義,要不要社會主義民主的問題。

社會主義所有制中的管理權、處分權問題

真理是對客觀矛盾的正確揭示,毛澤東同志在馬克思主義發展史上第一個明確指出社會主義社會的基本矛盾仍然是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的矛盾,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築的矛盾,即便是到了共產主義社會,也還存在這樣的矛盾。毛澤東同志的這一基本觀點,是對馬克思主義的繼承和發展,引導中國共產黨人走出了斯大林一直未能走出的歷史誤區。

我國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後,所有制變更了,新的生產關係建立起來了。全民所有制企業,集體所有制工農業,已經占到絕對優勢,生產資料的所有權絕大多數歸人民所有,社會主義制度已經確立。正是生產資料公有適應了生產力發展的要求,顯示了社會主義的巨大優越性,促進我國社會主義工業化、農業現代化獲得了突飛猛進的發展。

然而,所有權並不等於所有制。所有制包括所有權、管理權、處分權。雖然所有權是所有制最根本的具有決定性的內容,它必然要求管理權、處分權與其趨向一致,但管理權、處分權對於所有權也具有絕對不可忽視的反作用。搞得不好的話,利用管理權、處分權很容易改變所有權。

由於我國剛剛進入社會主義社會,受歷史條件限制,擁有生產資料所有權的人民還不可能一下子直接把管理權、處分權掌握在自己手中,管理權和處分權還不能不暫時掌握在黨和國家少數管理人員手中。這裡有兩方面的問題必須分清:一方面,人民選擇並擁護以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為宗旨的、久經考驗的共產黨及其派出的管理人員掌握生產資料的管理權和處分權,這是現實條件下保證管理權、處分權與所有權趨向一致的較好選擇,具有一定的歷史必然性和歷史合理性。當著黨和國家的最高領導權掌握在真正馬克思主義、真正的無產階級代表人物手中的時候,其主導方面也是適應社會主義生產力的發展要求的。另一方面,我們也必須清醒地認識到,生產資料的管理權、處分權掌握在黨和國家少數管理人員手中,說明我國的社會主義所有制還沒有解決,它和生產資料公有權是不一致的,是存在矛盾的,與生產力發展的要求也是不相適應的。共產黨的領導幹部中,並不都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一些人社會地位變化後其政治立場也會發生變化,即便是真正願意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幹部,由於分工和其它方面的原因,也不能百分之百正確表達民意。人民還必須不斷地加强監督,逐步參政,最終直接掌握生產資料的管理權、處分權。只有到了那個時候,所有制問題才真正解決,社會主義才真正建成。毛澤東同志在文化大革命中說:“看來,……我們這個基礎不穩固”、“所有制還沒有解決”,主要就是指生產資料管理權、處分權掌握在少數人手裡。

毛澤東說:“所有制問題基本解決之後,最重要的問題是管理問題。”

生產資料的管理權、處分權掌握在少數管理人員手中,在形式上仍然屬於資產階級法權的範疇,是官僚資產階級產生和發展的經濟基礎和溫床。在社會主義條件下必須由生產資料所有權者的人民起來直接加以監督和限制,並逐步創造各方面的條件以促使其消亡。否則,就永遠不能消除腐敗,實現社會公正。中國新資產階級理論家提出的“高薪養廉”不過是“腐敗有理”的一種表達方式,他們主張的由一部分管理者監督另一部分管理者的做法,在實踐中也已經失敗,這些思想和措施都沒有超出封建主義的樊籬。資本主義雖然注重生產資料所有權者監督管理人員,但由於生產資料所有權者利益不一致,也不能有效地制止腐敗,實現社會公正。今天,任何社會的健康發展,最終必然沿著毛澤東指出的由大多數人民監政、參政、並直接管理經濟、管理上層建築的方向發展。資本主義不會終結歷史,社會主義經歷曲折之後還將必然取得更大的勝利。社會分工,在歷史上最初具有進步意義,但是到了社會主義時期,就已經走向了它的反面,已經成為生產資料公有權最大的威脅。

一九五六年毛澤東就明確提出:“民主革命解決了同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這一套矛盾。現在,在所有制方面同民族資本主義和小生產的矛盾也基本上解決了,別的方面的矛盾又突出出來了,新的矛盾又發生了。縣委以上的幹部有幾十萬,國家的命運就掌握在他們手裡,……我們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長官僚主義作風,不要形成一個脫離人民的貴族階層。”(毛選五卷326頁)可見,在毛澤東看來,生產資料的管理權、處分權當握在少數人手裡,即使是掌握在共產黨的領導幹部手中,也不能自然地同所有權保持一致,其中一部分人還有可能蛻變為脫離人民的貴族階層。

一九五九年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時,毛澤東又說:“所有制問題基本解決之後,最重要的問題是管理問題。”

“……勞動者管理國家,管理軍隊,管理各種企業,管理文化教育的權力,實際上這是社會主義制度下勞動者最大的權力,最根本的權力……總之,人民自己必須管理上層建築,……我們不能夠把人民的權力問題,了解為國家只有一部分人管理,人民在這些人的管理下享受勞動教育、社會保障等權力。”這段話是毛澤東社會主義思想的核心。他非常明確地指出,少數人管理國家,在社會主義條件下是暫時的,是必須逐步加以改變的,必須逐步讓人民自己管理經濟、政治。

一九六五年,毛澤東在對陳正人蹲點報告的批示中警告說:“如果管理人員不到車間、小組搞“三同”,拜老師學一門至幾門手藝,那就一輩子會同工人階級處於尖銳的階級鬥爭狀態中,最後必然要被工人階級把他們當作資產階級打倒。”“官僚主義者階級與工人階級和貧下中農是兩個尖銳對立的階級”(引自《毛澤東傳》389頁)。

文化大革命後期,毛澤東一針見血、振聾發聵地指出:“搞社會主義革命不知道資產階級在哪裡,就在共產黨內。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

正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毛澤東在人民實踐中終於完成了他對社會主義基本矛盾的科學認識,建立了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繼續革命理論。所謂社會主義的基本矛盾即是生產資料公有的社會化生產與生產資料的管理權、處分權還不能不暫時掌握在黨和國家少數管理人員手中的矛盾,是死不改悔的走資派同工人階級廣大人民群眾的矛盾。這是任何國家(包括發達國家)進入社會主義階段都不能不面對的基本矛盾,這個基本矛盾的最終解決即標誌著共產主義社會的到來。

社會主義社會階級鬥爭主要表現為工人階級同走資派的鬥爭

馬克思恩格斯創立了科學社會主義理論,闡明了社會主義必然代替資本主義的歷史規律,及其物質力量和方向道路。但對於社會主義向共產主義過渡階段,卻言之甚少。毛澤東的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理論,恰恰補充了這一缺憾,使無產階級奪取政權之後的社會主義理論成為科學。蘇東劇變已經用事實無可辯駁地證明了毛澤東這一理論的科學性。中國現實也正在證明毛澤東這一理論的正確性。

社會主義是由階級社會向無階級社會過渡的一個相當長的歷史階段。社會主義階段還存在階級和階級鬥爭,存在著資本主義復辟的危險性。社會主義存在階級,不僅是指我國民族資產階級還存在(我國的社會主義改造並沒有對民族資產階級採取消滅的政策);而且主要的是指黨內資產階級、黨內走資派還在不斷地滋生。我國的民族資產階級在社會主義階段仍然具有兩面性。就其大多數來說,是能夠接受社會主義的,真正處心積慮復辟資本主義的只是極少數大資產階級頑固派。雖然對於他們絕不可掉以輕心,但由於他們的生產資料有所權在公私合營企業中處於被限制的狀態,而且管理權、處分權主要地也掌握在黨和國家管理人員手中,特別是他們在經濟中所占比重原來也只有百分之二十,到了一九五六年就更不能同公有制經濟抗衡。佔人口大多數的工農群眾不會支持,因此,他們如果要把復辟希望變成現實,單靠自己本身的力量則絕無可能。他們只有在黨內、政權內尋找代理人。而黨內資產階級則不同,他們名義上是共產黨的各級領導人,在群眾中具有欺騙性,又掌握著龐大的生產資料管理權、處分權。他們一旦 篡奪最高權力,改變生產資料所有權、復辟資本主義就很容易。所以,社會主義社會階級鬥爭主要表現為工人階級為核心的人民同死不改悔的走資派的鬥爭。真正共產黨人必須清醒地認明主要敵人,領導人民不斷開展同走資派的鬥爭;必須堅定不移地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公有制;必須正確區分和處理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人;必須充分發揚社會主義民主,依靠人民群眾,開展四大;必須不斷進行以共產主義為取向,以先鋒模範帶頭作用為內容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抓革命,促生產,從而推動社會主義事業不斷前進。

階級消滅有待於生產資料所有權、管理權、處分權全部為社會掌握,有賴於物質極大豐富和必要的科學技術條件,有待於社會分工的消失。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就輕言階級已經消滅,既違背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又不符合實際。黨內走資派散佈階級消滅論,正是為了模糊工人階級的視線,阻止他們進行反對走資派的鬥爭,然後,利用手中掌握的生產資料管理權、處分權,剝奪人民的生產資料所有權,恢復私有制,復辟資本主義。

必須指出,在正確路線佔主導地位的情況下,真正的死不改悔的走資派只是極少數,絕不能把走資派與當權派劃等號,也不能把認識問題同立場問題混淆起來。犯走資派錯誤的人,多數還屬於人民內部矛盾。然而現在的問題是:工人階級和真正共產黨人必須明確地自覺地同黨內走資派徹底決裂!不承認社會主義條件下還存在階級、階級鬥爭,不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不承認黨內資產階級同工人階級為核心的廣大人民群眾之間的矛盾是社會主義階級和階級鬥爭的主要表現,也不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

造反派,就其核心來說,正是站在無產階級立場上維護和發展社會主義公有制,團結人民批判和對抗黨內走資派的先進戰士。認識並敢於同走資派鬥爭,正是造反派現代無產階級覺悟和優秀品質的體現。

造反派和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共命運。徹底否定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和鎮壓造反派,是黨內資產階級歷史唯心主義以及反社會主義反人民本質的大暴露。

文化大革命是任何人都否定不了的

第一,實踐愈來愈證明了她的正確性,愈來愈證明毛澤東同志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是顛扑不破的真理。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在赫魯曉夫和戈巴契夫、葉爾欽等共產黨領導人手裡一朝傾潰蛻變成資本主義國家,中國20世紀80年代以來改革的私有化取向,就充分證明“資產階級就在共產黨內”的著名論斷是完全正確的。同時也就說明文化大革命的基本理論和基本實踐是完全正確的。

第二,文化大革命是人類歷史上最廣泛,最深刻的一次無產階級思想解放運動。文化大革命提出的資產階級就在共產黨內的科學論斷,直接依靠廣大人民群眾,將四大寫入憲法的人民民主精神,正確區分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的正確方法;幹部參加集體生產勞動,勞動者參加管理並走上黨和國家各級領導崗位的舉措,為社會主義不斷前進,工人階級不斷解放提供了可靠保障。這些思想,馬克思、恩格斯沒有明確講過、列寧斯大林也沒有能夠提出,在文化大革命以前也是不敢想像的。這些嶄新的思想極大地張揚了以工人階級為核心的人民主體意識,官僚特權思想、地主資產階級觀念受到空前猛烈地批判,人民當家做主的觀念深入人心,占據了社會意識的主流。中國的政務公開,社會主義民主運動,人民監政參政,正是從文化大革命開始的。文化大革命進行的教育革命、衛生制度改革,文藝改革,管理革命、以嶄新的理論內涵至今仍標誌著歷史進步方向。這些,難道不是人們愈來看得愈清的活生生的事實嗎?

第三,文化大革命是人類歷史上最深刻最廣泛的一次社會主義民主運動。民主是一種歷史的概念;人類歷史上曾經有過奴隷主民主,如古希臘民主制和我國春秋時期的“共和”制;有過地主階級民主,如中國春秋戰國的民本主義;有現代資產階級民主。毛澤東同志提出的“人民監督政府,政府就不敢懈怠;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這種社會主義民主理論和文化大革命實行的自下而上開展四大的民主形式,是歷史上任何民主都無法比擬的最廣泛最深刻的一種民主。人民監督政府,是資產階級民主可以達到的高度;人人起來負責,則是資產階級民主所無法達到、也不敢達到的高度。文化大革命之所以能夠廣泛地發動群眾,就是因為她在理論和形式上都適應了人民的民主要求。此外,民主不是目的,不是為民主而民主,“社會主義民主的問題,首先就是勞動者有沒有權力來克服敵對勢力和他們的影響的問題。”毛澤東這一觀點,深刻揭示了社會主義民主的本質,文化大革命正是體現了這一本質。反對文化大革命的人至今不敢放手讓人民起來“克服各種敵對勢力和他們的影響”,不敢放手讓人民起來批判走資派以及為其服務的反動學術權威,反而把鎮壓的矛頭指向人民,攻擊文化大革命不是民主,而是無政府主義。這與毛澤東同志的民主思想相比是明顯的倒退。

第四,文化大革命又是一次偉大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鞏固和發展公有制、愛國家、愛集體、走共同富裕道路、要鬥私批修、抓革命促生產等思想深入人心,婦幼皆知。蘇聯與中國比較,無論十月革命前還是十月革命後,前者各方面條件都比後者優越,但蘇聯可以一朝傾潰,變為資本主義,而中國卻不可能,卻只能採取漸進的欺騙的辦法,還不得不被姓資姓社、姓公姓私的質問所困擾;中國至今存在這數千個集體經濟並且個個都比小崗村成功;國企“改革”不斷受到工人階級反抗,這就是文化大革命的力量所在。

第五,文化大革命從理論和實踐上豐富和發展了辯證法和歷史唯物主義觀點。一分為二,共產黨有可能變質,資本主義有可能復辟,文化革命必須進行多次的觀點都已經並繼續被歷史證實;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的矛盾運動是一切社會(包括共產主義社會)存在和發展的基礎;人民,只有人民,才是推動歷史前進的動力的論斷標誌著毛澤東思想作為當代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地位。

徹底否定文革者提不出有說服力的理由

當然,不同階級、不同地位的人對文化大革命的看法是不一致的。這一點並不奇怪。但是20多年來,徹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人沒有一個人能夠舉出不自相矛盾、有說服力和被實踐證明是正確的理由。有人說,文化大革命是一場權力鬥爭,是毛澤東為了打倒劉少奇。這是資產階級對歷史的再現,根本不符合文化大革命的實際。難道文化大革命所進行的教育改革、文藝改革、醫療衛生重點放到鄉村去、工農兵和革命知識份子代表走上黨和國家各級領導崗位、幹部參加集體生產勞動,也是為了打倒劉少奇嗎?有人說,文化大革命是毛澤東搞專制獨裁,破壞民主集中制。但是人類歷史上曾經有過讓人民擁有四大權利、起來揭發黨和政權陰暗面的獨裁者嗎?斯諾夫人一開始就旗幟鮮明、有理有據地駁斥了這種謬論,說毛澤東本來就不是一個獨裁者。有人說,文化大革命是極左派思潮頂點的產物。然而他們無法自圓其說。按照鄧小平的劃分,毛澤東的極左是五七年下半年開始的。但是文化大革命的思想在毛澤東一九五六年到一九五七年上半年發表的〈〈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問題〉〉等一系列文章中已具雛型。毛澤東在那個時候已提出用「四大」對付官僚主義的問題,並告誡全黨不要形成一個貴族階層,"誰犯了官僚主義,不去解決群體的問題,罵群眾,壓群眾,總是不改,群眾就有理由把他革掉。我說革掉很好,應當革掉。"這難道是極左嗎?再往前說,文化革命的思想也可以從毛澤東延安時期的思想中找到根源。在著名的和黃炎培的談話中,毛澤東就說:"這條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讓人民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鬆懈;只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文化大革命難道不是讓人民監政,讓人民人人起來負責嗎?這難道是極左嗎?可見,文化大革命不是什麼極左,而是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人民主體意識的具體實踐。現在人們已經看得很清楚,自一九五六年開始,赫魯曉夫、戈巴契夫、葉爾欽等修正主義份子處心積慮地反對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復辟資本主義,從右的方面破壞社會主義運動。我們的這些英雄們卻大反什麼極左,高唱"極左是主要的"的濫調。他們本來就不反對修正主義,不反對資本主義,當然就不可能與無產階級有共同語言了。有人又說:文化大革命是場浩劫,把經濟推到了崩潰的邊緣。對於黨內資產階級來說,的確是一場浩劫,因為他們因此便不能安穩地騎在人民頭上作威作福。但是工人階級、貧下中農、革命知識份子的政治地位卻無可辯駁地提高了。(關於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也不得不承認文化大革命中黨、國家、人民軍隊的性質並沒有改變,中國的國際地位明顯提高了。對於人民、對於國家、對於黨,可見都說不上什麼浩劫。至於經濟,文化大革命期間增長速度平均接近兩位數,沒有什麼企業破產,工人下崗,怎麼就叫做到了崩潰的邊緣呢?這些人只能稱作邏輯顛倒症患者。有人說,文化大革命打倒一切,全面內戰。文化大革命確實出現過這樣的錯誤思潮,但這並不代表文化大革命的主流,毛澤東一開始就強調這次運動的重點是整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給紅衛兵的信中就強調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人,運動後期甚至讓作了自我批評,表示願意改正錯誤的鄧小平重掌黨政大權,這怎麼能夠說文化大革命打倒一切呢?至於全面內戰,鄧小平也說:”實際上也沒打起來。”打倒一切,全面內戰,許多事情是走資派主張和挑起的。用這樣的理由企圖達到徹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目的顯然是不現實的。有人還自作聰明地說:毛澤東培養的接班人林彪的倒台,就標誌著文化大革命的失敗。這種人完全不懂得毛澤東思想。毛澤東把未來的希望從來都是寄托在人民的身上。這就是毛澤東在文革取得初步勝利時仍然指出文化大革命今後還要進行多次,把四大寫入憲法的深義。說此話的人正暴露了自己的英雄史觀,恰恰說明他們壓根兒就不懂得“有人民才是創造歷史的動力"的道理。有人說,文化大革命是個人崇拜的產物。這更是將億萬人民視為愚氓的不值一駁的觀點(關於黨內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將文化大革命的定性為”由領導者錯誤發動,被反革命利用,給黨,國家和各族人民帶來嚴重災難的內亂。”但是,由於這個文件斷言中國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已經消滅了階級,而且不可能再產生新的資產階級,否認資本主義復辟的可能性,既違背馬克思主義原理,又不符合實際,並且被蘇東劇變和中國的私有化運動的實踐證明是錯誤的,就使它對中國社會主義歷史的主要評價失去真理性。它對文化大革命的評價不過是黨內官僚特權階層,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文革初期思維模式的再版。

對造反派的污蔑、誣陷站不住腳

徹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人,只有一條理由是真實的,那就是文化大革命對於鞏固無產階級專政,防止資本主義復辟太及時,太重要了。如果不徹底否定文化大革命,走資本主義道路就寸步難行。

造反派的歷史功績首先在於勇敢地宣傳和實踐了毛澤東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理論,批判走資派和修正主義,推動社會主義事業前進。第二,批判了反動的血統論和特權思想,勇敢地闖開了阻礙繼續革命理論實施的舊傳統的大門。第三,實踐並繼承發展的巴黎公社開創的直接選舉,隨時罷免,勤務組,炮轟會等無產階級民主形式。第四,開了一代新風,樹立了既當官又當老百姓,不脫離集體勞動,不脫離群眾,自覺接受群眾監督的新幹部形象。

把文化大革命中發生的所有壞事都強加在造反派頭上,是黨內資產階級最卑劣,又最經不起實踐檢驗的惡意誣陷。文化大革命始終是在兩個階級,兩條路線鬥爭中進行的。文化革命初期,走資派在全國大中學校學生中大抓右派、反革命,致使數十萬十幾歲、二十幾歲的年輕學生被圍攻、被批判、被非法監禁甚至被迫自殺。這些帳,難道能記在造反派的頭上嗎? 眾所周知,造反派正是以這些被迫害的學生以及支持他們的廣大工農兵群眾為核心組織起來的。既然走資派首先鎮壓了人民,人民起來反抗又有什麼罪過?

八届十一中全會之後,以高幹子弟為核心的部分紅衛兵,公然以“龍生龍, 鳳生鳳,老鼠生來打地洞”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造反”等維持世襲特權的封建血統論為理論旗幟,為全國範圍內大搞打砸搶抄抓和所謂紅色恐怖,組織批鬥和毆打老舍,曹禺等文化名人(見徐友漁主編(們那一代人的回憶)),企圖轉移鬥爭大方向,阻撓造走資派的反,引起一場全國範圍的大辯論並以他們的失敗而告終。對於這一段事實,黨內資產階級更是莫如深,甚至指使一些御用文人把這些罪責也移植在造反派身上。但歷史事實最終是竄改不了的。

一九六七年二月,現在被歌誦為二月抗爭。向誰抗爭呢?事實最能說明問題。正是在二月前後,青海的趙永夫,開槍打死300多名學生,有人大呼打的正好;正是在二月前後,武漢工人造反派被打成反革命;正是在二月前後,河南造反派工人學生組織被打成反革命組織,反動組織。全國造反派少有倖免,數百萬學生、工人被抓進監獄。請問,使用專政工具大規模鎮壓人民,難道是社會主義能夠允許的嗎?共產黨的領導幹部,用這種方式向人民抗爭,難道還有共產黨的黨性嗎?

一九七六年毛澤東過世後,走資派利用手中纂奪的權力,又一次全面鎮壓造反派,把造反派打成反革命,清查所謂的三種人,嚴重混淆兩纇不同性質矛盾,使全國上千萬人受到審查隔離,處分和判刑。

在整個文化大革命過程中,走資派在各地組織一部分群眾打擊造反派,利用文化大革命的口號反對文化大革命,支一派壓一派,挑動群眾鬥群眾,這也是人所共知的事實。北京聯動是在中南海成立的(見徐友漁編的(我們那一代人的回憶))上海工人赤衛隊一開始就受到原上海市委的偏愛和支持(見陳丕顯回憶錄),武漢百萬雄師在中央表態前和武漢公安一起用武鬥企圖消滅造反派組織。這些難道不是鐵的事實嗎?

死不悔改的走資派和人民的矛盾是文化大革命貫穿始終的主要矛盾。在這個主要矛盾中,究竟是走資派正確還是造反派正確,難道不是任何一個還有良心的人都會得出清楚的結論嗎?分清敵我,分清大是大非,站在工人階級和廣大人民一邊,這是社會主義革命的首要問題。站在不許人民講話,不許人民起來革命的官僚特權階級一邊來看問題,難道不是和歷代御用文人,幫閑,走狗,二花臉一樣可恥又可憎嗎?(關於聲處)話劇替官僚特權階層鳴不平,難道不是創下了最受官方追捧又最為短命的中國文學之最嗎?

造反派當然也有缺點、錯誤,這是每一個認真的革命者都自覺承認的。但這些缺點錯誤是由於經驗不足和受社會各種錯誤思潮影響而發生的。由於造反派始終是在毛主席黨中央的領導下進行革命的,這些缺點、錯誤都及時得到了糾正,並沒有改變造反派革命的主流方面,並沒有掩蓋造反派對於中國革命和進步做出的貢獻部分。走資派鎮壓造反派,並不是因為造反派的缺點錯誤,而恰恰是因為造反派敢於造走資派的反,堅持馬列主義和社會主義原則,反對凝固少數人管理國家的舊秩序,開闢了人民自覺地監政,參政和直接管理國家的社會主義民主新風氣。

20世紀以來,世界上的思想流派紛繁複雜,成千上百,究其要,都不過是針對一個問題做出自己的回答。這個問題就是:從事人類必須的物質資料生產的工人,農民,勞動知識份子應該不應該,能不能,怎樣實現在經濟政治上當家作主的問題。對於這個問題,只有毛澤東同志用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理念和文化大革命實踐做了最全面,最正確的回答。毛澤東思想就是真正的以工人階級為核心的人民主體思想。

毛澤東自一九五六年開始,總結蘇聯的經驗教訓,領導中國人民進行社會主義改革發展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其目的就是領導工人階級和廣大人民群眾,用大民主作武器,同黨內死不悔改的走資派展開鬥爭,調動一切因素,正確區分兩類不同性質矛盾,自覺地監政,參政,並逐步實踐在民主自決中直接掌握生產資料和國家政治生活的管理權,以適應生產力對生產關係的要求,適應經濟基礎對上層建築的要求。把我國社會主義事業推向前進。

毛澤東同志之所以受到中國人民和世界人民的衷心愛戴,就是因為他繼承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堅決徹底地批判了壓迫有理,剝削有理的反動邏輯,響亮地提出了反動派造反有理的口號,就是因為他絕不允許用專政的手段對付人民;就是因為他主張社會主義必須堅定地相信和依靠工人階級為核心的廣大人民!

造反派為何失敗?

毛澤東逝世後,造反派經歷了一次慘重的失敗。如何認識這場失敗呢?

第一,社會主義是一個相當長的歷史時期,人民同走資派的鬥爭將貫穿於整個社會主義時期。認為經歷過一次文化大革命,就可以大獲全勝,歸其功於一役,本身就是一種幻想。

第二,毛澤東在世時,由於無產階級沒有失去領導地位,黨內資產階級反人民,反社會主義的本質暴露得還不是十分充分,他們總是打著紅旗反紅旗,一時難以識別。工人,農民中都有相當一部分認識不清楚。即便是造反派,也有不少人以善良之心看待之,雖然也喊打倒走資派,但內心裡還是把他們看成黨的領導幹部。

第三,社會主義是一個新生事物。社會主義的基本規律剛剛開始被人民認識。社會主義條件下究竟會不會出現資本主義復辟,當時還沒有歷史現實供參考。蘇聯現代修正主義當時還沒有徹底撕掉共產黨和社會主義的旗幟。理論和群眾的結合需要一個過程。

第四,中國是一個農民佔多數的國家,黨員中、人民中因循守舊,求穩怕亂的社會習慣勢力相當大。

第五,世界範圍內,資本主義的力量還相當強大,蘇聯現代修正主義的影響,黨內、知識分子中,一大部分既得利益者不願繼續革命,容易接受修正主義理論。走資派和一些投機份子經過多年經營,上下勾結,已經形成一股相當大的力量,他們始終沒有完全失去對於國家機器的把握權。

綜合以上因素,新生力量要經歷失敗幾乎是必然的,並不值得大驚小怪。歷史上這樣的情況多次發生過。毛澤東生前對此早有預見。這是真正的革命者必須要付出的代價。然而,失敗是成功之母。歷史在試錯之後又會繼續前進。人民在反覆中會受到教育,提高知識,增強團結,聚集力量。一切反人民的反動派的欺騙都是不會持久的。

鄧小平一開始就明明白白地要將中國引向資本主義

自我標榜為黨的正確領導代表的鄧小平重新上台以後,他把中國領導到什麼地方,現在人民已經十分清楚了。鄧小平在改革開放的初期也曾說過:“兩極分化不是社會主義。”“如果導致兩極分化,改革就算失敗了。”(鄧選三卷139)。但是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他同弟弟鄧墾的談話中,一方面不得不承認兩極分化的客觀事實,一方面卻說:“兩極分化自然出現。” “自然”二字就充分透露,鄧小平一開始就知道他所領導的“改革”的實質和歸宿,他一開始就明明白白地要將中國引向資本主義。

鄧小平理論的要害就是不反對修正主義,不問姓資姓社,壓制和取消工人階級為核心的人民民主權力。

鄧小平重新上台以後,就從沒有提過反對修正主義。一九八七年十月,他在接見匈牙利的卡達爾時還強調匈牙利也是堅持馬克思主義,走社會主義道路的(見鄧選三卷256)。一九八九年在北京會見戈巴契夫時又說:“現在回過頭來看,過去我們雙方都說了不少空話。”(鄧選三卷291)一口否定毛澤東領導的、鄧小平自己也曾經參與過的偉大的反修鬥爭。

然而時間僅僅過了一年多,蘇東劇變這個震動世界的歷史事件發生了。雖然鄧小平和官僚知識份子千方百計地掩蓋蘇東劇變的實質。但是,誰也不能把戈巴契夫、葉爾欽之流說成是馬克思主義者,誰也不能把今日的俄羅斯說成社會主義國家,誰也否定不了俄羅斯走向資本主義的事實。僅僅這一點,就足以證明文化大革命對於防止資本主義復辟,建設社會主義是完全必要的,證明“資產階級就在共產黨內”的論斷是真理,而鄧小平與戈巴契夫一起“結束過去,開闢未來”,正說明他們是一股道上跑的車。

“允許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口號是為了恢復私有制

鄧小平在改革開放初期提出“允許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口號,其目的同樣是為了恢復私有制。

第一,個人發家致富,對於大多數人、特別是勞動者來說,任何時候都是一個空想。今天的美國也沒有實現並且不可能實現。馬克思早就指出過:勞動不能創造價值,勞動只有同生產資料結合才能創造價值。在我國的現實條件下,農民可耕地平均不到一畝。一個人的勞動,無論怎樣發揮,一個人無論怎樣勤勞,也不可能達到發家致富的目的。農民只有聯合起來,才能向生產的深度和廣度進軍,在國家工業化發展的前提下,逐步實現共同富裕。這就是鄧小平、萬里加上諸多御用文人搞不好一個作為改革樣版的小崗村,而王宏斌等普通基層黨員,分後又合,帶領群眾堅持社會主義道路迅速致富、遠遠超過小崗村的根本原因,這就是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的根本原因。

工人在現代化大工業中是被新的生產關係結合在一起的。只要他們不離開工人的崗位,就必須和其他工人一起才能完成財富的創造,才能在共同富裕的基礎上逐步提高自己的生活水平,也不可能個人發家致富。

這個口號只對大官及其依附者有利,因為大官暫時還掌握著生產資料的管理權和處分權,他們一開始就站在比廣大勞動者有利得多的地位上。只要取消對於

這種資產階級法權形式的監督,不作限制,只要個人發家致富成為一個政策性口號,他們就會利用手中的權力為個人謀福利,公開化公權為私權,成為最早最大的致富者。

第二,允許一部分先富起來,是一切剝削階級早就主張的口號。奴隸主用天意來說明,地主階級用生而高貴來欺騙,資產階級用人性自私來解釋,鄧小平用反對平均主義理論支撐。馬克思主義反對的是絕對平均主義,卻從來不籠統地反對平均主義。平均主義的合理內核存在於人類歷代哲人的思想之中。改革開放前,我國實行的是八級工資制,按勞分配;文化大革命中毛澤東仍不同意改變資本家還拿定息的政策。怎麼能叫做平均主義呢?更談不上絕對平均主義。所謂反對平均主義,實質上就是取消按勞分配,推行按管理分配,按資分配,為官僚和大資產階級謀利益。

第三,事實是最權威的裁判者。在鄧小平的改革開放中,第一批富人就是高幹子弟。他們找叔叔阿姨批條子,利用價格雙規制和對於緊俏物資的優先權,一夜之間就成了百萬富翁。第二批富翁的生產浪潮產生於一九九二年前後的南方房地產和買辦事業。第三批就是私有化改制和買官賣官。這三批富人領跑的都是官僚及其依附者大資產階級,他們完全不是什麼勤勞致富。正如《學習時報》所承認的,他們的致富靠的都是擺不上桌面的原因。

事實證明,鄧小平正是中國走資派即官僚資產階級的總代表。有一首歌謠唱道:“西方紅,太陽落,中國出了個鄧改革,他為子女謀幸福,呼兒嗨喲,他教人民各顧各。”可以說是非常切中要害。

把社會主義公有制改變為官僚資本主義的私有制

社會主義的本質就是逐步消滅私有制,建立和發展公有制。鄧小平在改革開放初期還將公有制強調為社會主義的本質特徵,但在一九九二年南巡講話中,他就公然將公有制從社會主義本質中取消了,他說:“社會主義的本質,是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鄧選三卷373)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實現共同富裕,這些都是社會主義要實現的目標,對於這些目標,空想社會主義早就論述過了。科學社會主義和空想社會主義的根本區別恰恰在於,科學社會主義科學地指明了實現這種目標的條件和道路,那就是依靠工人階級和廣大人民群眾起來,消滅私有制,建立和發展公有制。只有實行生產資料公有制才能消滅階級、消滅剝削、解放和發展生產力,實現共同富裕。捨此而沒有第二條道路。鄧小平將建立和發展公有制從社會主義本質中剔除,就是剔除了社會主義的靈魂,就完全離開了馬克思主義,跌回到空想社會主義和資產階級的社會主義的泥坑裡去了。

所謂本質,就是矛盾的特殊性。稍有歷史知識的人都明白,原始社會、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都曾經解放和發展了生產力,因此,解放和發展生產力不是社會主義的本質特徵。空想社會主義也講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達到共同富裕,因此也不是科學社會主義的本質特徵。而只有公有制為主體才是社會主義不同於任何其他社會型態的獨有的本質特徵。毛澤東同志指出我國社會主義同舊社會相比,“不同的是所有制變更了。”這才是對社會主義本質的正確界定。

所有制問題是一切社會存在和發展的基礎,是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矛盾統一的集中體現。是占統治地位的階級利益的集中體現。任何思想家都不可能不重視所有制問題。

我國明朝思想家李覯就尖銳指出:農民“耕不免飢,土非其有也”(李覯集‧潛書一)

美國原總統尼克森將美國繁榮自由的原因歸結為私人企業制度,要求兩黨領導權力予以保護。(見尼克森回憶錄)

鄧小平雖然在社會主義本質中抽掉公有制,但他一刻也沒有停止在所有制問題上作文章,只不過他努力追求的適用私有制代替公有制罷了。

農村分田到戶,就是恢復私有小農經濟。私有的小農經濟不是社會主義,小農經濟不能解決中國的農業問題和農民生活根本改善問題,現在已被事實證明。

城市改革的脈絡和步驟更為清楚。他先是學習蘇聯現代修正主義搞廠長一長制,接著又學習農村搞承包、租賃制,後來又搞全員合同制、股份制,最後是搞破產、兼併、管理層收購的私有改制。一步一步剝奪勞動人民的財產權力,一步一步把公有制經濟搞垮,把社會主義公有制改變為官僚資本主義的私有制。結果是工人下崗或淪落為廉價勞動力,兩極分化嚴重出現。

把全民所有的國營經濟未經人民批准就改為國有經濟,是對人民經濟權力的一次公然劫掠;是改變社會主義經濟性質、推行私有化的重大步驟,是中國官僚資本主義形成的標誌。國家是占統治地位的階級出少數人組成的,國家不等於階級,國家也不能和人民劃等號,國家更不能成為實際上的所有權主體。國家所有制不是社會主義的經濟型態,不是公有制,而是私有制的一種表現形式。

鄧小平雖然也講堅持社會主義,但他對如何發展公有制經濟自始至終所講甚少,對恢復和發展私有制經濟卻全力以赴。共產黨搞不好公有經濟,為共產主義奮鬥就是假話,就不是共產黨,就不是真搞社會主義,就是假社會主義。

將生產力看成檢驗一切的標準是反科學的

鄧小平早在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初就曾說過:“生產關係究竟以什麼形式為最好,恐怕要採取這樣一種態度,就是哪種形式在哪個地方能夠比較容易比較快地恢復和發展農業生產,就採取哪種方式。”(轉引自李錦《馬克思主義的新發現》)

一九九二年他又批評講姓資姓社,提出“判斷的標準,應該主要看是否有利於發展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力,是否有利於增強社會主義國家的綜合國力,是否有利於提高人民的生活水準。”(鄧選三卷372)

這兩次講話,表面上看,他對實行私有制還是公有制採取的是不偏不倚的態度。但事實很清楚,他這兩次講話都是站在主張推行私有化的一邊。他在改革開放初期提出“允許一部份人先富起來”的口號,就是相信人的本性自私的資產階級觀念,認為私有制最能調動人的積極性。所以,鄧小平根本不是社會主義者。人民屬於歷史的範疇,社會主義的人民是以工人階級為核心的人民。鄧小平說他是中國人民的兒子。這話雖然不錯,但中國人民有忠實的兒子,有逆子。哪有忠實的兒子希望自己的父母──工人階級為核心的人民──成為改革成本的承擔者,由國家主人重新淪為廉價勞動力和被剝削、被壓迫者呢?

發展生產力是鄧小平說得最多的話題。但恰恰在這一問題上,鄧小平完全離開了馬克思主義。

鄧小平在他主持制定的《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中斥責說:“文化大革命期間,竟然提出了反對所謂‘唯生產力論’這樣一種根本違反歷史唯物主義的荒謬觀點。”可見,在鄧小平理論中,唯生產力論與歷史唯物主義是劃等號的。這完全是對於馬克思主義歷史唯物主義的歪曲。馬克思的歷史唯物主義強調生產活動是人類最基本的實踐活動。一提到生產,就必須面對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的對立統一運動。因此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的矛盾統一運動是一切社會存在和發展的基礎。生產關係同生產力一樣,都是與人類社會同時產生,在相互聯繫又相互矛盾中發展。正如生產關係離開生產力就毫無意義一樣,生產力離開一定的生產關係就什麼也不是。生產力不可能離開一定的生產關係單獨發展。生產力的發展既受自然規律的制約,又受社會發展規律的制約。離開一定的生產關係去談發展生產力,就離開了歷史唯物主義,就是唯生產力論。中國過去和現在都有取消無產階級領導的所謂二次革命論,也有所謂“科學救國”,“工業救國”“教育救國”論,這些理論和口號,都不主張無產階級起來革命,不主張改變私有制的生產關係,已經被歷史證明是錯誤的和不切實際的。這些理論和口號,其根源正是唯生產力論。這和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唯物主義是根本不相容的兩個概念。如果唯生產力論可以和歷史唯物主義劃等號,那《半夜雞叫》的周扒皮就是模範共產黨員了。因為他半夜起來叫醒雇工,難道不是為了發展生產力?

 因此,作為馬克思主義者來說,無論是觀察認識舊的社會型態也好,無論是認識和建設社會主義也好,任何時候都必須把正確認識和解決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的矛盾,作為我們考慮一切問題的出發點和檢驗一切工作的根本標準。而不能像十三大按照鄧小平意見規定的那樣,把“是否有利於發展生產力,看成為我們考慮一切問題的出發點和檢驗一切工作的根本標準。”把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的對立統一運動看作是一切社會存在和發展的基礎,還是抽掉生產力的社會本性…,把生產力看成是一切社會存在和發展的基礎,正是現代馬克思主義與教條主義、修正主義的根本區別。

 把生產力看成考慮一切、檢驗一切的標準,一運用到現實中,就顯示出它的荒謬性。一九八七年鄧小平會見捷克斯洛伐克總理什特勞加爾說:“現在雖說我們也在搞社會主義,但事實上不夠格。只有到了下世紀中葉,達到了中等發達國家的水平,才能說真的搞了社會主義。”那末,當時的中等發達國家,是不是都是社會主義呢?捷克斯洛代克是中等發達國家,為什麼又演變成資本主義國家了呢?現在世界上,人均國民生產總值處於同一水平的國家中,各種社會型態都有;資本主義發展初期,沒有哪一個國家國民生產總值超過封建社會的中國的。這就說明,將生產力看成檢驗一切的標準是反科學的。

以“不爭論” 實行資產階級的文化專制

“不爭論”據說是鄧小平發明的。但鄧小平是不是任何時候都“不爭論”呢?顯然不是。一九七八年批判兩個凡是,鄧小平主張“不爭論”了嗎?開展關於真理標準討論時,鄧小平主張“不爭論”了嗎?恰恰相反,鄧小平是這兩場爭論的積極主張者。鄧小平發明“不爭論”是在人民對他領導的改革方向提出質疑的時候。所謂“不爭論”,其實就是不允許人民發表不同意見,壓制人民民主,實行資產階級的文化專制。

鄧小平上台以後就急忙修改憲法,從憲法中取消四大的有關條款,“六四”後又宣佈今後不搞群眾運動。鄧小平領導的修憲,每一次都在削弱人民民主權力,增加官僚資產階級和大資產階級自由,變無產階級專政為資產階級專政。

四大,“即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是適合中國國情,易於工人農民參與的一種廣泛深刻的社會主義民主形式,也是最快捷、成本最低、最準確的一種信息表達和傳遞方式。它最終對廣大人民群眾有利,對社會主義有利,對管理者獲取真實信息有利,對造成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紀律又有自由的生動活動潑的政治局面有利。讓人講話,天塌不下來。為什麼要從憲法中取消呢?憲政是目前一個時髦話題。所謂憲政,有資產階級憲政,有社會主義憲政。將四大寫入憲法,是對無產階級專政的正確詮釋,是對民主集中制的正確詮釋,這三者就是社會主義憲政的核心。美國憲政是資本主義憲政的較好形式,但本質是較好體現了生產資料所有權和管理權、處分權的一致。建立社會主義憲政要學習資本主義好的東西,就是要努力在憲政中體現解決生產資料公有和管理權還暫時掌握在少數人手裡的矛盾的精神。將四大寫入憲法正是符合社會主義憲政精神的科學之舉。

實際上,資產階級一天也沒有停止大鳴大放,改革開放20多年來,他們利用全部輿論工具和各種會議,大肆攻擊毛澤東的社會主義思想和實踐,砍三面紅旗,否定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為歷史上一切修正主義者和反動派翻案。他們所用的語言比文化大革命中造反派批判走資派所用的語言不知要激烈幾百倍。而對於不同於他們的意見則一概斥之為“極左”,加以打壓。他們在憲法中取消四大,就是只准他們使用這個武器來對付人民,不允許人民使用四大武器來反對壓迫者、剝削者。

共產黨宣布今後不搞群眾運動,真是滑天下之大稽!共產黨難道不是搞群眾運動起家的嗎?喚起民眾難道不是一切進步革命頭等重要的問題嗎?社會主義是人民當家做主的社會,不搞群眾運動怎樣實現人民當家作主;社會主義是人民自己的事業,人民不覺悟起來,行動起來,怎樣將社會主義事業推向前進,宣布不搞群眾運動,就是不相信群眾,不依靠群眾,害怕群眾。哪有共產黨害怕群眾的道理呢?事實是,官僚資產階級害怕人民起來揭露他們貪污腐敗、走資本主義道路、侵吞人民財產權力的陰暗面。

穩定壓倒一切,不是馬克思主義的口號。如果穩定壓倒一切是真理,我們今天可能還生活在殷紂王的統治之下。

堅持和維護少數人對於生產資料和國家政治生活的管理權還是努力逐步改變這種狀況,讓大多數人民監督、參政、最終直接管理國家,即要不要社會主義民主,是不是真正實行人民民主專政,正是毛澤東思想和一切資產階級、修正主義思想的根本區別。鄧小平究竟代表哪一邊,難道不是昭然若揭嗎?

歷史將證明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正確性

戈巴契夫、葉爾欽等一小撮無產階級叛徒本質的暴露,鄧小平重新上台以後的充分表演,充分說明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二十世紀後半葉的社會主義改革存在兩條路線鬥爭,證明文化大革命開展的同修正主義路線或者資本主義道路的鬥爭,不是像《關於若干歷史問題決議》所說的那樣,“根本沒有事實根據”,而是事實確鑿。正是鄧小平等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把人民當家作主的社會主義的中國變成了官僚資產階級當家作主的依附帝國主義壓迫剝削工人階級和廣大人民群眾的資產階級國家。今天的中國,全民所有制企業被紛紛搞垮,工人下崗,農業徘徊,農民工連廉價的工資也被大量侵吞;貪污腐敗,礦難不止,黃、黑、毒、賭氾濫,哪一件根子都在官僚資產階級那裡。黨內資產階級,走資派,是自己出來證明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正確性的,是自己跳出來證明毛澤東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理論無比英名的,是自己跳出來證明當年造反派造反有理的。歷史已經證明,文化大革命真正的造反派,是二十世紀社會主義民主運動的先鋒戰士,是二十世紀以來的社會進步力量的代表。

雖然蘇東已經跑步進入資本主義,中國的新資產階級在荒唐的三個代表的口號下已經開始了政治上、經濟上的全面奪權運動。但是,無產階級革命者仍然是樂觀的。這些事情具有一定的歷史必然性,走資派、大資產階級是一定要表現自己的,不讓他們表現自己是不可能的。我們清醒地看到,人民的新覺醒正在成為這個世界的主流;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正在和世界人民重新結合,是這個時代的鮮明特點。資產階級全球化戰略將促使全世界無產階級和廣大人民更快地聯合起來,反對帝國主義,反對修正主義,反對官僚資產階級。人民最終還會重新把權力從黨內資產階級手中奪回來,社會主義事業會在更高的基礎上繼續揚帆前進。

中國曾經宣布進入小康社會,鄧小平制定的標準──國民生產總值人均800美元是達到了,但鄧小平許諾的“可以使全國人民普遍過上小康生活”卻遠遠沒有實現。所謂小康社會,人民感受不到,大失所望。而極少數官僚和富人則不僅小康,可以說比大康還要大康。江澤民又告訴人民要建設“全面小康”社會,但是不搞公有制,反而加速私有化,“全面小康社會”可以說仍然是一種欺騙。私有制只會擴大兩極分化,不可能實現人民共同富裕。這難道不是早已被歷史證明是真理嗎?

“建設和諧社會”是一個美麗的口號。但只有依靠工人階級為核心的廣大人民,正確地處理和解決矛盾才能真正實現。依靠官僚、依靠資產階級、富人是永遠不可能實現的。近二十年來,據權威統計,全世界貧困人口不是下降而是上升了。廣大人民群眾還在經受著壓迫和剝削,還必然要革命,要造反。哪裡有壓迫,哪裡就有反抗。這是不以人民意志為轉移的客觀規律。中國的新資產階級理論家鼓吹中國傳統文化就是和諧文化,主張“和為貴”。但是,曾國藩鎮壓太平天國時,主張過和諧文化嗎?主張過和為貴嗎?“和實生物,同則不繼”,的確是中國傳統文化的精華。但那正是對立統一規律的中國式的樸素表達。所謂“和”是作為與“同”相對立的概念提出來的。“以他平他謂之和”就是承認對立面的存在,承認矛盾,承認不同的利益要求,在這個基礎上正確地解決矛盾,達到新的統一和團結。中國新資產階級理論家,充當官僚資產階級的御用工具,“去和而存同”,不過是一批現代榮夷公的角色,沒有一點進步的氣息。在今天的中國,必須面對和正確的回答:以工人階級為核心的廣大人民群眾應該不應該、能不能、怎樣實現在經濟和政治上當家作主的問題。這就是建設社會主義的根本問題。一切人都將在這個問題面前接受檢驗,並被分別劃分到進步、落後或者反動的陣營裡去。

工人階級和廣大人民將正確理解建設和諧社會的口號,揭露矛盾,解決矛盾,團結起來,維護社會主義憲法,追查公有財產流失和國營企業垮台的根源和責任人,爭取憲法賦予人民的各種民主權力,爭取言論自由,爭取人民代表直選,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必須保證工人、農民、勞動知識份子的足夠名額,以及人民對於黨和國家管理人員監督、批判權力等等。工人階級為核心的廣大人民必將再次改變被剝削、被壓迫的地位,把被走資派篡奪的權力重新奪回來。

那些反對向走資派造反、仇視造反派、鎮壓造反派的人,歷史終將對你們發出威嚴、強勁的聲音:你懺悔吧!◎

33期目錄〔2006年7月〕

>>國際政治評析

 01新日本軍國主義的新階段(三)

--從日美安保‧美軍整編‧惡改憲法的動態分析

著■ 纈厚

譯■韓燕明

 

>>圖片故事

10豎子主政,人民遭殃

--有關罷免陳水扁的報導攝影觀察

■李文吉

 

>>帝國主義批判

18反美利堅「民主帝國」的世界人民連線

■林書揚

 

>>大陸形勢

21認識南街村專輯

對話南街村王宏斌 ■姜英爽

南街村不能變--訪王宏斌 ■孟雷

我堅持的東西是絕對有人反對的 ■何忠洲

“真讓人想不到!”--有大學生從南街村、小崗村調研歸來

 

>>大陸思潮

35造反者說

■晨明

 

>>歷史檔案

--光復初期台灣學生運動(19451949

49青春戰鬥曲(四)

■藍博洲

 

>>文化廣場

56從排斥到認同

--大陸作家對陳映真20年的“接受史”

■李雲雷

 

62毒蘋果札記

■施善繼

認識南街村專輯

大陸自1970年代末開始實行包產到戶,分田單幹後,瓦解了人民公社制度,絕大部分的農村倒退回到個體的小農經濟。在中共的市場經濟改革下,農業與農民被推向市場,20多年下來,農村淍敝、農業生產下降、農民生活日益艱困的嚴重「三農」問題,顯示個體的小農經濟已然日暮途窮,而一些堅持實行集體經濟的農村如:河南的南街村、劉莊、江蘇的華西村等,卻創造了億萬財富,實現了村民的共同富裕。1978年開分田單幹之風的安徽鳳陽小岡村,如今發展陷於困境,2004年10月小岡村書記率團參訪南街村時寫下了:「學習南街村,壯大集體經濟,走向共同富裕」,並籌劃小岡村重回集體經濟之道。面對嚴重惡化的「三農」問題,去年10月中共十六屆五中全會,提出了「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構想,河南南街村建設「共產主義小社區」的特有政治、經濟模式遂又成了備受矚目的焦點,中共中宣部理論局局長路建平今年2月參觀南街村後,盛讚「南街村是社會義新農村的典型」。我們特選刊四篇報導,以助讀者了解南街村模式的特點。-編者

豎子主政,人民遭殃──有關罷免陳水扁的報導攝影觀察(攝影/撰文■李文吉)

前言

「我就選上了啊,不然你要怎樣!」這是陳水扁的名言,在電視上說話的口氣,就像地痞流氓吃飽閒閒等打架的無賴語句。好像台灣島上沒人能拿他怎麼樣,事實上,從駙馬爺趙建銘的台開案爆發至今,這兩個月來,儘管民代爆料、媒體圍攻、眾多call-in名嘴奚落、泛藍民眾在酷日雷雨中靜坐抗議、綠營民代急著劃清界限,民調支持度剩下百分之十,陳水扁還是穩做他的「少數總統」,沒人能拿他怎麼樣。在這次他說的「政治大地震」中,在立法院群賢樓前被日晒雨林的泛藍群眾還是老弱婦孺居多,政客口口聲聲的台灣人民,讓人難過的是學界和學生沒多少人站出來,多數的中產階級也不見蹤影。誰能代表二千三百萬人?為什麼罷免陳水扁會讓學界、學生、乃至於廣大中產階級左右為難,不敢站出來?歷史邏輯很簡單: 繼續閱讀 ‘豎子主政,人民遭殃──有關罷免陳水扁的報導攝影觀察(攝影/撰文■李文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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