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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期:為什麼教改強化了台灣社會的階級複製?(上)【張戥】

 

為什麼教改強化了台灣社會的階級複製?(上張戥

階級複製或說階級再生產(reproduction of class)的概念一直在政治、經濟、文化、教育上受到廣泛的討論,馬克斯曾說:「每一種社會生產過程,都同時也是再生產的過程」。近幾十年來,特別有許多學者專門研究這種,在教育制度裡,藉著精心安排的機制,產生階級複製的現象。葛蘭西(Gramsci, 1971)首先識破說,意識形態的霸權維繫著強勢階級的宰制,政府的學制都是階級結構,以便製造有機的知識份子(organic intellectual),作為促成資產階級文化霸權的代理人(p.3-12);伯恩斯坦(Bernstein, 1977)提出符碼理論(code theory)說,要能區分工人階級受到侷限的符碼和中產階級精緻講究的符碼,也要細究社會階級、家庭及語義架構的複製(reproduction of the structure of meaning)之間的關係。他接著努力將宏觀的權力階級關係和微觀的學校教育過程結合,結果發現工人階級小孩的談話符碼與中產階級小孩的談話符碼之間有很大差異,而這差異透過再脈絡化(recontextualising),反映在勞動力的社會分工上,也反映在家庭裡、社會中的階級與權力的關係上(引自Apple, 1982, p.304-352)。

布歐日和金提斯(Bowles & Gintis, 1976)則認為社會生產關係的再生產要靠意識的再生產(reproduction
of consciousness
),而意識在經濟體系裡再生產,是由一系列制度促成的,其中包括家庭和教育體系,他們並且提出符應原則(correspondence principle)說,教育體系的階層制與勞力市場的階層制存在著相對應的關係(p.47 & p.126-131),他們下結論說,教育體系透過這種對應關係,再生產了經濟的不平等,扭曲了個人的發展(p.48);莫理森(Morrison, 1995)在分析哈伯瑪斯的知識社會學時說,伯恩斯坦力言,學校該學什麼知識是由有權的社會菁英決定的,而哈伯瑪斯則表示,學校的知識——哈格里夫日(Hargreaves)稱之為霸權學術課程——只提供技術性的、封閉性的趣味,不提供解放性的趣味,從而促成社會現狀——一個不平等的社會——的複製(p.186)。

布迪厄(Bourdieu)(1973)另外提出文化資本(cultural capital)的概念,認為文化也是一種資產,只有識得其符碼的人,才能理解及擁有該項文化資本,它在社會不平等的複製中,發揮很重要的作用(p.73),他和帕塞隆(Bourdieu & Passeron, 1991)繼續申論說,有權勢的人,往往盡量利用他們的行為慣性(habitus)〔它是一種認知架構,吾人藉之周旋於社會,筆者註〕,佔盡符號暴力(symbolic violence)的便宜,在一向有利於他們的場域(fields)中獲取更多的權勢;依邱天助(1998)闡釋,這種強勢宰制的行為慣性,體現在學校裡,就成了理所當然的文化資本形式,使學校成了社會複製的最佳過濾器,而教育系統以其中立的外貌,卻在複製原有的社會階級結構(p.231-232),例如他們(1990)說,考試成了最靈驗的工具,方便進行灌輸強勢文化及其價值觀的功業,他們套一句馬克斯的話說,「考試只不過是官僚的知識洗禮」(p.141-142)。這與阿圖塞(Althusser, 1971)所說,學校是主要的國家意識形態機器,有異曲同工之妙。

不過,工人階級也不是任由宰割、毫無抵抗,威禮斯(Willis, 1977)研究來自工人家庭的十二個少年,發現他們有自己的對抗文化(counterculture),以拒斥隱藏於課程中的、官方的那些標籤、意義和價值觀,因而使文化複製的機制失效,可是正因為拒絕融入主宰的文化、卻淪為邊緣化,實際上反而強化了階級複製(p.171-183)。季胡斯(Giroux, 1985)批評說,凡課程都是政治性的,學校是為了複製美國生活中一般的價值觀而設,抗拒複製的概念無法適切描述或分析有助益的環境,其實人類機構在其中是可以相當自主地掙脫霸權文化的控制,因此他主張,抗拒複製應該放在政治運動中,或真實政治行動的情境中來討論,應該瞭解如何利用批判的語言(language of critique)、可以不受宰制的語言(language of
possibility
),自我反思、自我賦權及解放社會,要走出複製理論,去發展一個批判性的課程。激進教育學派(radical pedagogy)也提議,分析社會複製與文化複製,應該同時分析社會文化的產生與公共領域中反對勢力的歷史沿革之間的關係,以及它與批判運動的浮現之間的關係,這些運動正是為了提供條件,給那些有積極性的、有建設性的改造型知識份子(transformative intellectual)〔意指其思想是解放的、批判的,筆者註〕(Aronowitz
, 1993:126-130
)。

在台灣,十二年教改以前,也不乏學者研究教育機構裡的階級複製,他們的討論多半放在父母的社會經濟地位、教育水平與學生學業成績之間的正向關係;有些則是指出傳統的因素,如父母對孩子升學的期待,也就是許宏儒(2004)所說,由科舉制度衍生出來的士大夫觀念,所謂「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是屬於漢人的行為慣性,即使弱勢家庭的父母,也願接受並迎合主流文化的教育,寧可縮衣節食,堅送孩子去補習,只為了學到主流的文化資本,以通過聯考,進入上層階級(p.185-187);他引用杰尼(Geny, 2000:2)的研究以資佐證,認為「缺乏文化資本的孩子,能在學校教育中成功,是因為父母甘願投資,並認同學校的要求」,但這還是在台灣的學費遠比西方便宜,而台灣又沒有品質優良、收費昂貴的貴族學校的條件下形成的(同上,p.187-189)。當補習費加上學費已經昂貴到弱勢父母前胸貼後背都無法支撐下去的時候,當比較便宜的公立學校的招生制度明顯極不利於弱勢學生時,他們僅餘的那一點漢人的行為慣性,就無法再發揮吸收文化資本,加入上層階級的功能了,而這正是我們十二年教改所加速邁進的方向。

本文旨在觀察自1994年以後,台灣的高等教育資源供應所產生的前面學者們提到的社會不公平現象,不過要在一個更大範圍的脈絡中來討論,包括政治的、經濟的、文化的以及意識形態的來龍去脈,以便解釋原有的社會階級在十二年的教改當中,如何被加強複製,並顯現在高等教育的各種層面上。

一、走樣的環境,變調的教改

1994年至今,從表面上看,台灣教改好像是一個島內孤立事件,所提出的訴求無非是,打破過去國民黨威權時代的禁忌,要求教育從政府的控制中鬆綁、釋權、交棒給廣大人民,要求保障教育體系裡的多元、自治、與民主,賦予老師教學上自主的能力和創造的空間,開放給家長自由選擇的權利,去除一言堂、獨家攬得教科書編輯與出版,廣建高中、大學,提供更多的升學機會,舒解學生讀書、考試的壓力,減少班級人數,配備寬裕的、e化的學習環境,發展終身教育,營造學習型社會,鼓勵活到老、學到老,提升全民競爭力,最後還要打造國際一流的大學。好像只要舊政權不再專制壟斷,只要我們自己努力改革,《禮運篇》的大同世界自然水到渠成,又好像這改革與外界毫不相干,完全是自力更生、自強不息的,更好像忘了強調一個問題,就是錢從那裡來?錢又到那裡去?似乎資金不是大問題。

其實這十二年教改,既不是個別偶發的、也不是自動自發的事件,更不是簡單的政黨輪替的結果,它一方面外在受到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衝擊,一方面內部受到新興資產階級與小資產階級爭取權、利的進逼,哪兒有利潤,哪兒就得改革,所以資金才是大問題,只要追蹤錢何去何從,就可以把整個假像給拆穿,只要不斷追問,鬆綁以後誰獲利?釋權以後誰攬權?以何種方式獲利攬權?發達到什麼程度?多元入學對誰最有利?誰進入最理想的學校?課程改革有沒有新的意識霸權取代舊的意識霸權?誰接手教科書的編輯與出版?是不是完全專業的編輯?是不是完全自由的市場?誰負責設立新的高中、大學?品質如何?財務結構又如何?誰在廣開終身教育和EMBA的課程?收費如何?課程內容如何?諸如此類,那麼教改的圖像就會漸漸由模糊而變成清晰,對教改種種的紛擾,也就會了然於心。現在我們先來看看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衝擊。

(一)新自由主義的浪潮來勢洶洶

新自由主義的興起肇始於1970年代的石油危機,當時各民族國家經濟的繁榮、社會的安全及發展的機會,全籠罩在一片疑雲之下,福特主義的量產方式不再能支持工人家庭的生計,新科技的革新加上運輸成本的降低,讓西歐、北美的多國公司能將生產轉移到有利競爭的新興工業化國家,形成了布朗與勞德(Brown & Lauder, 1996:2)所說的資本、職業、及技術的「全球大賣場」(global
auction
),從而打破了各國的民族經濟。它對各民族政權的影響,根據黑歐德等人(Held et al.,1999)分析,有三派說法:(一)極端全球主義者(hyperglobalists)認為,全球化促成貨暢其流,聚攏了人類的活動,卻免不了打破國界,削弱民族國家政府的作用(同上,p.3-5);(二)懷疑論者(skeptics)認為,全球化不但沒有削弱民族國家的政府,反而被利用來增強權力,以管制經濟交流活動,不過有引起文明衝突之虞,尤其在西方國家壟斷管理之下(同上,p.6-7);(三)轉型論者(transformationalists)認為,全球化是驅動政治、經濟、社會、文化變革的力量,但會導致全球階層化,犧牲了弱國的經濟,民族國家的政府仍保有執法權力,可是得因應來自國際強權的壓力(同上,p.8-9);總之,三派都認為全球化對民族國家各個層面有一定的影響。

對歐美國家的資本家而言,一方面受制於國內的福利政策、上漲的工資及工會的力量,一方面受誘於資本能「進出」國界、跨國公司的興起及電子通訊的革新,便更加擁抱自由競爭的市場原則,在國內推動刪減社會福利,和反工會立法,因而造成貧富懸殊及非大學畢業生的收入減少(Murnane & Levy, 1988),令失業率增加,並深深波及弱勢兒童的教育(Halsey&Young,
1991
),在國外則設法去除貿易障礙,並將同一套意識形態推動到他國。到1980年代中期,蘇聯的土崩瓦解和東歐的共產政權相繼倒台,英國及紐西蘭首先推動私有化政策(Pitelis et al. 1993),帶動這些國家跟進,採取「震撼療法」(shock
therapy
),打開市場,並將國營企業私有化,以解救岌岌可危的經濟(Byocko, 1995),從而掀起了強大的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浪潮,布朗等人(Brown et al. 1997)便指出,這浪潮反映到教育層面上,除了使教師職務被無產階級化以外,在民族經濟遭到瓦解之餘,連帶也破壞了教育機會均等和社會流動的理想(p.7)。

二)中共走資,兩岸同成新自由主義的俘虜

最近中共國台辦與中台辦針對陳水扁決意廢統,聯名發表譴責的聲明中,罕見地正式提到,兩岸同胞已經結成實實在在的「命運共同體」,提法的確中肯真切,其實何止十幾年,盱衡歷史,兩岸命運從來就是很難切割的。遠的不談,從鄭成功戰敗,退守台灣;到清朝戰敗,割讓台灣;到大陸抗戰,台民抗日;到蔣介石戰敗,退守台灣;台灣簡直無役不與。政治經濟的變化,也是密切相關,國共內戰,大陸經濟惡化,台灣也跟著惡性通貨膨脹,用劉進慶(1993)的話說,不得不捲入與大陸同一命運的浪潮中(p.31);中共進行土改,國府只得推出三七五減租、耕者有其田(同上,p.286);中共搞文化大革命,國府搞文化復興運動;大陸實行共產主義,教育免費,工農階級優先,國府也讓小學教育在1964年達到95%的普及率,國中升學率到1980年達到97%,並堅守聯考的公平性,讓三級貧戶能考上台大、當上律師、最後還選上總統。

如今中共搞改革開放,要讓少數人先富起來,我們看到了大陸經濟朝向資本主義急速前進,經哈特藍司伯格與博凱特(Hart-Landsberg & Burkett, 2004)的分析,已經呈現了幾乎所有的資本主義症候群,像失業率高攀、經濟不穩定、貧富懸殊、剝削加深、健康與教育惡化、財政赤字暴增、通貨膨脹、物價上漲、外債累積、加速私有化以及工農抗爭問題等等(見《批判與再造》第101112期的連載譯文)。台灣這次當然也不會例外,李登輝政府和陳水扁政府,正好趁此機會,順勢擺脫「共產主義夢魘」,今後不再有後顧之憂,不再有來自對岸堅守平等原則的壓力,其表現在教育政策上,放手大搞階級複製,也就肆無忌憚了;如果說兩岸同胞的「命運共同體」,是這般的福禍與共的話,倒還真是諷刺。>> 待續

29期:大陸左翼知識份子對《冰點》停刊事件的看法【黃紀蘇等】

今年124,附屬於中共共青團的《冰點周刊》因刊登廣州中山大學教授袁偉時批評大陸教科書史觀的文章而遭停刊,引起中國大陸內外左右翼知識份子的爭議。我們特選刊兩篇短文,以見大陸左翼知識份子的觀點,讓讀者更全面地了解這一事件的真義。【編者】

 

大陸左翼知識份子對《冰點》停刊事件的看法

■黃紀蘇等

 

據明報報導,《中國青年報》屬下《冰點》週刊復刊在即,北京有「左派」學者昨日公開批評《冰點》原主編李大同,指李大同等「自由派」所支持的「自由、民主」代表的是某種利益集團的自由,與普通人自由無關,又批駁直接導致冰點停刊的中山大學教授袁偉時的文章《現代化與歷史教科書》,與電視劇《雍正王朝》和《走向共和》「思想相通」,將青年奴化,使他們「對一切強權都膜拜信服」。

在昨日下午北京舉行的講座上,3名學者輪流發言,指摘袁偉時及李大同。中國青少年研究中心研究員王小東首先發炮,批評袁偉時的文章宣揚「奴化影射史學」,大力裁剪歷史,事實是引導讀者崇拜帝國主義及當前統治階層的強權。一旦政治強權取得上風,歷史就化作工具,用來歌頌或者誣衊,為強權服務。王小東又認為,袁的觀點在學術上站不住腳,「自己的歷史觀有問題,反而指別人的歷史觀是『狼奶』」。

自由民主尺度全視己意

政治學者兼《國際社會科學》雜誌副主編黃紀蘇則將矛頭指向李大同,他指李大同等「自由派」知識份子所提倡的自由、民主是有尺寸的,就像褲子的腰圍一樣,大小以他們自己能穿進去為限。小一點就指沒自由,大一點又指別人是暴民,「尺寸只有他們自己合適」。

黃紀蘇說:「自由派近年喜歡強調民間,好像用民間跟官方對抗,其實思想跟官方最密切。他認為,李大同跟很多官僚出身的商人一樣,在體制內得到好處,將報紙做大變成自己的,回過頭來就不認帳」,事實上背後有洋人和民間資本利益集團的主子。

中國政法大學教授楊帆則暗示,義和團所代表的民族主義屬於「國家信仰」(袁偉時的文章批評義和團),不容挑戰。當這種「信仰」被挑戰,政府利用行政手段關閉冰點的行為也不能排斥,但需要按照法律進行。楊帆說,政府將冰點停刊,不但是不讓自由派發言,也是禁止左派的言論,因為上面也不喜歡左派的民族主義。

王小東說,近年熱播的電視劇《雍正王朝》和《走向共和》,與袁偉時的文章「思想相通」,大刮奴化影射史學之風,宣揚上層統治者及強權的正確,反對暴力革命。他認為,這將危及國家民族生存的根本,會令中國走上「對內鎮壓、對外投降的海地杜瓦利埃家族式道路」。◎

 

就《冰點》事件答《南方都市報》

■黃紀蘇

 

李大同先生標榜其主編的《冰點》為「天下公器」,恐怕是大言欺世。據較熟悉此刊的網友觀察,該刊所載多為自由主義立場或傾向的觀點。其實這一點從《冰點部分作者聲明》的署名也不難判斷。反映特定社會群體或利益集團的聲音本無問題。問題在於,借用公眾的名義對於被借用了名義而實際並未被代表的那部分公眾,有失公平——就像過去單位真分房子沒你,充當分母老有你。這並非誅心之論,李大同答記者問時講,言論絕不能完全放開,一放開就要出現「暴民政治」,便清楚地說明他們要求的言論自由是有固定尺寸的,要不大不小正合他們的腰圍。自由主義有條滾動廣告十分動人:「我雖不贊同你的觀點,但我一定捍衛你表達觀點的權力」。這種賢人君子的態度與李面對駁袁文章「眼淚都要笑出來」的態勢,出入不可謂小。再看江平、李銳諸老的宣言,其中所一一列舉該捍衛而沒捍衛住的刊物,雖說不上自由主義的一言堂,但傾向是明顯的。他們平日朗朗上口的「我雖……我定……」若有半點誠意,也應該多少意思一下,把前幾年被封的《中流》和《真理的追求》包括在內。

再扯開一點。這些年,不少大老闆也都穿上「民間」的迷彩服,收穫本應向烤白薯磨豆漿傾斜的社會同情。這些年,張藝謀輩讓黨政機關單位出錢買票幫幫「中國電影」,也把自己的錢包跟全「民族」的利益混為一談。這些年,從經濟崛起走向政治崛起的資產階級為更上層樓,開始了向「民主」的進軍——這個民主自然也是為他們量身定制的,中青報一位資深記者李方最近發表在《鳳凰週刊》上的文章說得坦率:把民粹主義或極端民族主義送上臺的民主政治最好別搞。再扯遠一點。這些年南美左翼、伊朗民粹主義以及巴勒斯坦哈馬斯組織通過民選紛紛上臺,對此美國保守主義精英慌忙反思他們前一向的民主策略,葉公子高似的。

所有這些,都說明拿公章辦私事的方式還在繼續,儘管人換了,名換了,地方也換了。應該向公眾指出這一點,讓他們清楚,言論自由、政治民主在社會中的分佈並不像某些人所介紹的那樣均勻;它們的實現也並不像某些勢力所宣傳的那樣單純。明白了這些美好價值在現實中的真實處境,對於我們扎實地追求它們,健康地建設它們,公平地享用它們,其好處恐怕要大於不明就裡時的一哄而進,發現不對後的一哄而散。◎

轉載自【烏有之鄉】網站:http://www.wyzxsx.com/

29期:重建一個可以獻身的價值【關曉榮】

 

重建一個可以獻身的價值

■關曉榮

 

 1989年「人間」雜誌停刊,震動了許多人的視聽。當年一同工作的戰友們四散各處,並努力地在攝影與文字的揭露與批判場域,繼續著零星的個別追逐戰,卻也不可避免地日漸喪失了鬥志昂揚的體溫。「人間」停刊後,於1985年創刊號發表的「2%的希望與奮鬥——八尺門阿美族生活報告」,於1996年才集結出版。那時刻已經是「人間」雜誌後期的「蘭嶼報告」由時報出版公司集結出版之後的事情了。猶記得,在「八尺門手札」出版準備的時節,台灣社會對社會調查批判報告的熱忱與關切,早已淡漠沉寂。二十一世紀開始前後,「八尺門手札」與「國境邊陲.蘭嶼1987書籍」也先後絕版。

這些年來,以報導文學、攝影為主要課題的「夏潮報導文藝營」承續了「人間」雜誌的精神,不辭艱辛地從事這方面的青年啟蒙工作。去年12月中旬排給我的一堂課的備課過程,驅使我再一次面對過去的報告工作,並不斷地想起老友鍾喬給我的警惕:「老關這些年來沉寂了……。」要說之所以沉寂的原因,或可借用「1968年.反叛的年代」作者塔里克.阿里的引言「質疑權威的年代」裡的話:「本書僅僅是1968年的政治日曆,它一五一十地報導和描述了這一年的事件。每一個月在世界的某個地方都有事件爆發。……對於今天讀這段歷史的人來說,那時的世界似乎是一個沉淪的大陸。然而令我們難以置信的是,在我們今天生活的這個世界,希望是一去不復返了,自我反省與利己主義已取代了人人平等的信仰。」在台灣發生的『質疑權威的年代』,雖然因歷史與政治因素晚了二十年,當時的熱忱與激情過後,權力重分配佈局底定,並完成舊結構的補強工程後的社會氣候,倒與塔里克.阿里所言十分貼近,或更有甚者嘲笑並拋棄了自我反省,緊抓著自我合理化的利己主義。

 

思想與價值的重建

是一個艱鉅的歷史難題

每一個世代都存在著勇於反叛既得利益的青年,他們就像前一個世代的青年一樣,勇敢地在歷史中苦苦求索,準備為這個世代投身於精神與思想的荒廢與失敗主義的虛無中拓墾實踐。面對青年工作絕不僅僅是揭露批判的報告文學、攝影的知識及方法的傳習,更為重要的是通過揭露與批判追求進步的思想與價值的重建。當過去的報告文集絕版走進歷史的時刻,教學工作要求我走出沉寂,從官方的歷史及市場的商品封印中突圍。「人類仍然有能力使世界再來一次這樣的變化,但本世紀最後幾年取得勝利的這種制度,是寧願使我們成為無用之人,也不會放棄其特權的。」(1968年反叛的年代:塔里克.阿里,19981月,該書引言的最後一段話。)

然而,思想與價值的重建是一個艱鉅的歷史難題,而不是一個嘴巴說說便罷的倫理教條。從官方的歷史及市場商品封印中突圍,也不是一項個人英雄主義的冒險事業。被壓迫者揭竿而起的反抗需要一個力學的支點,一是被壓迫事實的積累,二是辯證性理論的武裝,兩者充分結合的地基。在這篇短文裡,僅就理論辯證的一個有限的範圍,粗淺的談談不甘願成為一個「無用之人」的思索。

1989年在基隆八尺門的工作期間,有一天與一群進港不久的阿美族青年,在一位友人的家中喝酒聊天。酒聚的熱鬧氣氛下,我問道:「為什麼你們的雙手那麼粗糙?而且十指指甲多半有黴菌感染的黃斑?」青年們覺得問得多餘好笑,卻有一位平實地回答了我的問題。「晚上漁撈作業,每一次起網,都要用雙手去將魚獲分類、分級裝箱和冷凍工作,久而久之傷痕累累的雙手受到細菌感染就變成這樣了……。」「有時候在進港跑水路停止作業的時候,還得到機房打熱水,把雙手的死皮泡軟,然後用小刀刮掉才行。」我問為什麼?青年們哄堂大笑的聲浪中聽到的是:「進港要抱抱女人啊……。」改變了話題後許久,不知怎麼的在我左邊的青年忽然抓起我的左腕高舉示眾說道:「看!這才是一隻好命人的手!」

1988220,蘭嶼雅美族積蓄了戰後兩個世代反歧視反壓迫的能量,通過要求政府將放射性核能廢料遷出蘭嶼,爆發了雅美族有史以來第一次的反政府行動。當時;有許多台島漢族的各路人馬參與支持。當天夜晚,反核運動的群眾聚首的時候。「人間」雜誌的戰友王菲林,冷不防向我提了一個問題:「你的工作促使我們獲得許多了解與反省,但是對他們(雅美族)的意義是什麼?」當時,大家不分漢族、雅美族、老少、男女的反核群眾,藉著共飲共食,沉浸在疲憊的行動所激起的被壓迫者的激動情緒中。我被這突如其來(王菲林倒可能是有備而來)的質問緊緊抓住,一時間無法回應。甚至在王菲林過世那麼多年以後,每想及此,我仍然沒有較為完全的答案。

報告工作者面對的是

一項道德抉擇的兩難

兩年前,一位修習報導攝影課的學生,經歷了一次以鏡頭指向農民的工作挑戰後,有了這樣的質問:「報導攝影者以代言人的身分,行使了介入與拍攝的權力,如果這番代言不能起到改革的作用,那麼拍攝後離去並因其工作而獲利,那不也是對被拍攝者的剝削嗎?」

八尺門工作「好命的手」示眾的經驗,是一次不容否認,也不能磨減,更不能迴避的關於報告者及其所報告的對象之間的階級差異的事實。當時的我確實感到強烈的情感作用的窘境,卻並沒有拋棄原初的立場,相反的是堅持的貫徹了當時的工作。原因很簡單,選擇這項工作的理由有好幾個,其中一個是對當時的「媒體」對問題取向與觀點的支配權的反叛,是項工作的問題意識與立足點,也不是媒體產權支配下的「代言人」,按照僱傭關係所規定的義務將其被指派的工作結果向僱方做出業務彙報。

蘭嶼報告工作中的問題意識,固然促進戰友王菲林所說的漢族的了解,但是這番了解並未觸及對漢族中心意識的政治權力的挑戰。相反的是問題意識在報告工作中所展開的與雅美族的對話和探求,逐步清晰化的形成了當代雅美族自我意識的萌芽,並通過點點滴滴所凝聚的反歧視、反壓迫的政治行動成長茁壯。不論是王菲林所說的漢族的了解,亦或雅美族當代的自我意識的形成,兩者都不是報告工作代言人的個人英雄事業,而是,「問題意識」的內在能量所必然起到的能動性作用。

關於學生的質疑,當時給出了一個相反的提問:「從你所說的剝削與否的簡單化條裡來看,報告工作者面對的是一項道德抉擇的兩難,先不談堅持工作的正當性,如果工作者選擇了放棄與退卻,將出現怎樣一種剝奪與被剝奪的社會情勢?」

「如果我們不努力而喪失了回應的能力,是否正好一頭栽進剝奪者虛構不實的倫理陷阱得以安然自保?並在陷阱中成為喑啞的共犯?」

 

知識份子與大眾的關係以及支配權力的相互關係至為重要

蘇珊、桑塔格《疾病的隱喻》簡體中譯本的譯者卷首語中譯者程巍有這麼一段話:「歷史曾經被六十年代的反叛者們視為一道深淵,裡面埋葬著無數沈默的死者,而它上方則是一座用大理石構築的輝煌的教堂。它的合法性、正義性和自我正確性建立在他人的不合法、非正義和荒謬上,而評價他人的不合法,非正義和荒謬的尺度正好是他自身的合法性、正義性和自我正確性。這是一種循環論證法,它訴諸人們的政治無意識,而且有意識地培養人們的政治無意識(或者說,非常有理性的培養人們的非理性)。」

布萊希特在1935年反法西斯宣言中說:「反對法西斯,而不反對資本主義的作家們,如同享受小牛肉,卻不願見到屠殺小牛肉的血一般。」(引自鍾喬著作:《述說一種孤寂》)

如果說報告文學或攝影工作者的生產手段是一種知識份子的生產手段,那麼,知識份子與大眾的關係以及支配權力的相互關係就至為重要。在一篇〈政治,藝術與藝術的政治化——閱讀1930年代的本雅明〉發表於《視界》第10輯,作者:王曉玨的論文中有這一段本雅明的評論筆記如下:「專家與無產階級的團結是帶有中介的。……無法否認的事實是,無產階級化的知識份子也不可能成為一個無產階級。為什麼?因為資產階級經由教育的方式給予他生產手段,使他感到與之緊密相連。」阿拉貢說的是對的,「革命知識份子最先以自己出生階級的背叛者出現,最後也仍然如此。」

這篇短文是在文前提及的「夏潮文藝營」裡的一堂課所談的重點整理,論理不足倉促執筆,其中的缺失與盲點有待進一步清理。◎

29期:從一顆雞蛋到一位印地安人總統【林麗雲】

 

從一顆雞蛋到一位印地安人總統

■林麗雲(法國巴黎高等社會科學院人類學博士候選人)

 

 

言論自由、倫理消費運動(或公平貿易運動)、婦權運動、生態農業、同志運動、勞工運動、農民運動、地產地銷、反帝、反美、反貧窮、反歧視、反戰、反軍備競賽、反傾銷、反新自由主義、反基因作物、反對環境污染,這些和玻利維亞新上任的首位印地安人總統莫拉雷斯,甚至和前日台聯立委賴幸媛在中時所發表的文章中所提的「參與預算制」之間有沒有關係呢?

有!當然有關係。當我們發現每天吃的雞蛋是在擁擠不堪、不見天日的集體飼養場生產而出時;當我們發現手中熱騰騰的咖啡是產自非洲某地被剝削工人之手時;當我們發現世界225位首富的收入等於全球23億窮人的收入時;當我們發現砍伐熱帶雨林的財富落到少數人口袋而溫室效應的後果卻必須由大多數人來承擔時;當我們發現美國以「民主」、「正義」之名行侵略戰爭之實時;當我們發現前移民者對後移民者極盡排斥之能事時;當我們發現必須賤賣自家種植的東西,卻必須高價購買遠方進口的東西時;當我們發現所謂的民主人士滿口輕賤女性的言詞時;當我們發現有人看到黑人就覺得髒、看到白人就是美時;當我們發現自己選出來的民意代表為了利益分贓、政治妥協而一再漠視人民的存在時;當我們發現只有左派右派或泛綠泛藍兩種選項,而只能心不甘情不願的投票時;當我們瞭解為甚麼玻利維亞人民會在白人中心主義盛行長達五世紀之後選出一位印地安人總統時,那上面所說看似南轅北轍的東西就有關係了。

寄生在這些不公義關係之上的正是:唯利是圖的資本家、政商勾結的腐敗體制、西方強權的中心主義、男尊女卑的封建思想、排他性的族群意識、開發為尚的經濟教條、基本教義派的唯我主張、國家至上的愛國動員等。如今這些問題隨著全球化的日益展開、激化,顯然已經無法在民族國家的框架及單一的國家內部來解決。

 

從反全球化運動到

另類全球化運動的轉型

更何況,以人民為主體的現代民族國家,雖然透過選票機制為自己的政權取得了合法性,但大權在握的政治人物,往往動用國家資源以確保、鞏固自己的權力利益,不僅可以利用買票來腐化民主精神,也可以利用族群分化來爭取選票;再者,現代資本主義的全面擴張也一再挑戰現代民族國家的角色,在政商利益折衝權衡下、在國際關係折衝權衡下(一如政黨間的折衝權衡),人民已經不能只是巴望著國家的關愛眼神了。在此情形下,我們有沒有可能跳開現代民族國家的框架來看待自己呢?

上週出版的一期法國文化周刊以「另類全球化」(Altermondialisation)為主題,細數了從反全球化運動到另類全球化運動的轉型。文中指出,這些厭倦了左右政黨之雄辯嘴臉的社會運動者,如何暫離鎂光燈匯聚的街頭抗議,轉而走向議題討論的實務工作。他們埋首研讀各類政策文件,提出具有進步思維的另類政策建議;他們從城市走向鄉鎮,深入瞭解全球化衝擊下的庶民生活。他們是托洛斯基主義者、女性主義者、環保運動者、第三世界運動者、基督徒、左派運動者他們不僅在傳統工農聯盟的運動基礎上往前跨了一步;而且還跳脫既定的國族框架,甚至歐盟框架,與其他地區的社會運動者攜手並進。

成立於2000年的「世界社會論壇」是他們與其他地區運動者交流意見、商討策略的重要舞台。在這篇專文中,那些曾經受困於國家機器、政黨動員的社會運動者表示,「世界社會論壇」所掀起的龐大能量確實讓他們感到震驚和鼓舞,因為透過跨國連結和跨界連結,他們再度看到改變眼前世界的可能。他們也越來越相信,一個自主的「世界公民社會」,不僅可以跨越黨派的侷限,而且還可以掙脫國家的束縛。

在台灣,有沒有可能出現一個自主的公民社會呢?如何成為可能呢?需要哪些條件呢?那會是甚麼樣的內涵呢?此刻在委內瑞拉首都卡拉卡斯(Caracas)舉行的第五屆「世界社會論壇」也許可以提供讀者一些想像的空間。◎

 

 

馬克思嚴格要求革命者不斷努力學習

 

「他討厭聲望,對沽名釣譽的行為極為惱怒。他痛恨吹牛拍馬的人,誰在他面前夸夸其談,誰就會倒霉。在這方面他毫不留情。『空談家』一詞是他嘴裡最嚴厲的譴責語-他只要認為某人是個『空談家』就不再理睬這人了。思維要有邏輯,表達思想要明確清晰──他一有機會就用這句話激勵我們這些『年輕小伙子』並督促我們學習。

大約就在那個時候,藏書不計其數的英國博物館宏偉的閱覽室落成了,馬克思每天都坐在那裡,他也強迫我們去。學習!學習!這是至高無上的義務,他常常向我們這樣大聲疾呼,而且這種義務早已體現在他的模範行動中,體現在他所表現出的始終不懈的工作精神中。

當其他流亡者策劃著如何推翻世界而日日夜夜以『明天就開始』這副麻醉劑來麻痺自己的時候,我們這些『硫磺幫』、『暴徒』、『土匪』、『人類的渣滓』卻坐在英國博物館裡,努力學習,提高自己,並為將來的戰鬥準備武器和彈藥。

馬克思是一位嚴厲的師長,他不但強迫我們學習,還要弄清楚我們是否在學習。有一段時間,我研究英國工聯史。他每天都要問我有什麼長進。後來,我向許多聽眾做了長篇演講,他這才罷手。…… 

作為一位師長,馬克思有一種常人少有的特點,他要求嚴格而不使人氣餒。

馬克思還有另外一種作為師長的優良品德,他強迫我們進行自我批判,不允許我們滿足於一得之功。他用無情的嘲諷來鞭撻我們貪圖享受、追求舒適的行為。沒有任何人比我更感激他在這方面對我的培養和教育。」──

 

──威廉.李卜克內西(德國社會民主黨領袖):〈紀念卡爾.馬克思──生平與回憶〉

29期:我們不要一個警察世界★(中)【老石】

我們不要一個警察世界★(中)

──文革中的砍監放犯與毛澤東的「群眾專政」觀淺談

■老石

 

★有待修正稿

 

 

 

2. 毛澤東的「橫豎不殺」與整個官僚階級的血腥對抗

要認識毛澤東的「群眾專政」在文革中的探索,或許,首先要理順幾十年來已強烈影響人們認識文革的「暴虐」、「專制」,應該有的本質的真實。

解放初鎮反時,我們殺了幾十萬反革命,那是還沒有完全結束的你死我活的內戰,秦始皇坑那幾百個「儒」,當然無法與之相比,毛澤東那樣講,是他搞「陽謀」的一貫風格。上世紀八十年代,監獄裡關押著五十年代以後最大一批政治犯,胡耀邦、趙紫陽都可以用政客的口吻「負責任地」告訴外國人:中國沒有關押一個政治犯。從延安整風到建國後的歷次肅反、到文革時的清隊,毛澤東一直主張「一個不殺,大部不抓」。《王力反思錄》中說:毛澤東「在文化大革命中還反覆說,我黨七大後犯了三大歷史錯誤,其中第二條就是殺了一個王實味。毛主席的『一個不殺』原則,連林彪、江青、康生也破壞不了。我從報上看到的被迫害致死的老同志,沒一個是槍斃的,全國槍斃了四位烈士,絕不是請示過毛主席的」。「他還說,即使證據確鑿的特務,也要一個不殺。」對史達林肅反所殺的黨內反對派,毛主席還對後來的一個蘇共領導人說過:「這些人不但不該殺,而且還留在中央和政治局就好了。」今年正在被粉飾的蔣介石,且不要說對共產黨,就是國民黨內部的高官,被他處決、暗殺的有多少!社科院一位對國史研究總有獨到見解的學者說,毛澤東就是死守「不殺人」這條槓,用毛澤東自己在文革中對外賓說的話,就是「但橫豎不殺,搞錯了將來平反」。這是史達林、蔣介石以及黨內其他主要領導人如劉、鄧、彭,都不能相比的。就是另一個彭德懷——人們為了利用他來反毛,故意掩蓋他在廬山會議上挨整的主要問題是「裡通外國」——1957年,一進北大的門,就要把貼大字報的學生統統槍斃。陳雲說,如果毛澤東1956年去世……,或者說如果讓上述人替代毛澤東,僅一個民主和專政的問題,能比毛澤東做得好嗎?有人這樣說,黨內高層6個最能整人的人劉、鄧、彭、康生、羅瑞卿、周揚文革中被打倒了5個,且不論他們整的人是否是對的。或者換句話說,當時不打倒這5個人,文化大革命可能就起不來,無非是第二次「反右」。同樣有影響的兩個天安門事件,1976年的清明節是解放後幾十年第一次在天安門廣場有些人反毛(主要是高幹子女,人們總結是貴族造反),並借助了關心政治前來觀看的成千上萬的群眾,而且在這裡,打、砸、燒了,最後也只抓了幾十個人。全國唯一被暴力打死的,還是反對他們反毛的人。平息、驅趕時,沒有帶進去一支槍,也沒有水龍頭、催淚彈,恐怕美國這些「民主國家」也不會做的這樣好。1989年的「風波」,是「自由化」的開始,波及全國後是打倒鄧,反腐敗為群眾運動的主流。到「64」,是坦克車、機關槍和整建制的野戰軍……這個世界也沒有其他人能做到這個程度。

所謂文革中的最大冤案劉少奇,用謝富治67324在公安部的講話說:劉少奇「在47年、48年冀中要打倒一切老幹部,那時候叫搬石頭,是毛主席糾正的,63年至64年四清時,在工廠工段長以上幹部都要打倒,毛主席主持制訂了23條,糾正這種形左實右的東西,一直到文化大革命,劉派老婆、親信到學校,把系以上的幹部都打成黑幫,鬥爭方法戴高帽子是他們搞的,發展到八月中鬥小流氓,十萬人大會,其中還有公安人員,小孩子五花大梆,拳打腳踢,後來才打人成風了」。——最後這一段話就是指的那些以高幹子女們為主組成的「老紅衛兵」——「聯動」(聯合行動委員會),19668月前後,在北京搞的「恐怖」,成千條人命遭他們「草菅」,包括海外宣傳的大興縣的屠殺,都是這一背景下的產物。

文革初期,當時在中央主持工作的劉少奇在給中南局、西北局的批示中明確指示:「大學生中的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一定要把他們揪出來,應屆高中畢業生經過市委批准可以批判、鬥爭和戴帽」,「中學老師要集中交待問題,不管學生、老師,只要反黨,就要給他們以專政。」後來回到北京的毛澤東看到劉少奇批轉北京大學《文化革命演示文稿》第九號時所寫的批語後說,「怪不得到處鎮壓群眾,現在才明白有一個資產階級司令部!」在八屆十一中全會的討論中,毛澤東當面批評劉少奇說:「你在北京專政嘛,專得好!」這就是毛澤東在他的大字報《炮打司令部》中憤怒指責的「五十多天」,除了學生、老師,整個社會各行各業都有大批人遭到殘酷鬥爭,也因為各層當權派在這「50多天」以及8月後繼續執行資反路線時組織挑動幹部鬥幹部,群眾鬥群眾,給文革全面展開後形成兩派鬥爭及其所帶來的殘酷性留下了禍根。據說,八十年代初在看守所裡,韓愛晶給蒯大富偷遞了一個條子說,蒯你打倒劉少奇是你公民的權利,他們非法關押你,殘酷鬥爭你才是違法的。道理應該是這樣。劉整了千百萬人後被打倒(用「民運」一位秀才的話說,劉是整了一輩子人,最後整到自己頭上),成了「最大的冤案」,他整的千百萬人都是正當的,這不是典型的封建政治的宣傳嗎?居然持續了幾十年。

如果說,在「五十多天」裡,各個工作組,各級幹部是聽命於中央在第一線主持工作的劉少奇、鄧小平而鎮壓群眾的話,如果說,在文革前的十七年裡,許多領導幹部對毛澤東是採取陽奉陰違,暗行其事,另搞甚至方向完全相反的一套(譬如57年反右,在基層基本上是鎮壓批評官僚的左派),那麼,在八屆十一中全會後劉少奇已明顯靠邊站,又有了向全黨、全國人民、全世界公佈的文革憲章「十六條」,而各級黨政領導幾乎是完全一致地公開頂著「這次運動的重點是整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不許以任何藉口整群眾」的明文規定,直接組織、領導更大規模地整群眾、知識份子、幹部,一些地方還直接使用了專政工具,不少還是老婆、孩子一起上到第一線。尤其是那些高幹子女,好像從父母那裡得到密傳,以極左的面目出現,借「破四舊」故意製造恐怖以威懾整個社會,以「血統論」作殺手,目的是壓制、鎮壓有可能在這次運動中湧現的新的革命力量——造反派。文革中「戴高帽」、「掛牌子」、「遊街」、「罰跪」、「抄家」、「清城」(把市民中的「四類分子」趕出城),直至「打人」、「殺人」,破壞正常的法制秩序,就是這群「自來紅」們首開先例,大開先例!(據《中國百年法制大事縱覽》:「19668月至9月,不到一個月的時間內,北京市有114000多戶被迫自動交出了財物、大批文物字畫。據統計,自8月下旬到9月底的近40天裡,北京有1700多人被打死,有85000多名所謂『五類分子』被驅趕出北京。」——對於「高幹子女的這些罪行,文革後,專門下了檔,不予追究,因為他們是反對「四人幫」的)。儘管因此必然影響到以後兩派鬥爭中對這些手段的使用,但是除個別地區、個別事件(如道縣事件等)以外,都沒有這些「自來紅」們搞的惡劣。他們的目的是明確的,就是要讓你毛澤東收不了場,以保整個官僚階級的階級地位。所以謝富治向毛澤東彙報:「聯合行動委員會有許多高幹子弟,毛主席說,這是階級鬥爭。」毛澤東也從中感受到了他和整個官僚階級的衝突會到什麼程度,據《王力反思錄》說,1966年國慶日晚上在天安門城樓上,毛澤東對周恩來和中央文革小組的幾個人說:「文化大革命是要搞到底,要槍斃我和你們一起槍斃!」

在北京等大城市,這個官僚階級可以縱容他們的子女瘋狂到這種程度,在地方,在「山高皇帝遠」的地方,他們更可以讓其下屬放開手腳。「二月逆流」中,軍隊首先向學生、群眾開槍,就是在新疆、內蒙、青海等邊遠地區。四川一下子抓了三萬五千人,川大一個學校就抓了五百多人。而在這之前,經毛澤東批准,解放軍總參、總政在1966821發出《關於絕對不許動用部隊武裝鎮壓革命學生運動的規定》,中共中央22日轉發公安部《關於嚴禁出動員警鎮壓革命學生活動的規定》。這些地方軍區、部隊之所以敢違令,是上面有人支持的。而且是步步升級,甚至調動指揮武裝農民進城壓制造反派。文化大革命的血腥味,完全是這個官僚階級利用他們操縱控制的權力有意製造的,文革後又由他們來清算,將他們的罪惡栽贓陷害於別人。

3. 「道縣事件」及其文革的秩序觀

是《文革大屠殺》,還是「反文革大屠殺」,——這是熟悉文革歷史的人看了宋永毅這本書後,應該提出的問題。

其中最突出的是湖南「道縣事件」。近年,我在湖南看到館藏的原始資料,事實十分清楚:為了對抗中央19677月下旬給湖南造反派組織「湘江風雷」平反,以「抓革命、促生產領導小組」名義,控制道縣實權的縣武裝部,19678月,召集區、公社武裝部負責人和保守派組織負責人開會策劃,又秘密發槍給保守組織「紅聯」,企圖在貫徹落實中央決定前徹底摧垮「湘江風雷」派的道縣「革聯」,造成既成事實。但是沒有攻下「革聯」搶槍後所守的縣二中,於是以打擊地富四類分子現行活動為藉口,「全縣10個區、1個鎮、36個社都發生非法殺人事件」,發展成為大規模屠殺,對象包括「四類分子」的子女,而「革聯」立即發表「緊急聲明」,並派人冒險突圍去省城長沙向社會和部隊「緊急呼籲」制止這一屠殺事件。省會許多造反派組織發表聲明,呼籲之後,6950部隊(47軍)進駐道縣,制止了屠殺的繼續。

道縣事件也反映出幾個問題:

就在事件發生近10天前,196784,毛澤東在答覆林彪提出的搶槍等問題寫給江青的信中,分析說:「現在75%以上的軍分區幹部支持右派」,王力認為,這個估計嚴重了,然而道縣事件以及全國普遍出現的這類情況都充分證明了毛澤東的看法,也只有他們能夠組織調動起「全縣10個區、1個鎮、36個社(牽連的責任人中,僅脫產幹部就有402人)」的力量,並發給他們武器。記得在這之前,張春橋等中央文革小組成員在講話中告誡造反派,這麼大的一場大革命,一定要有大的犧牲準備。用江青的話說,「當別人拿起武器的時候。我們不要天真爛漫。」

其二,將造反派和「四類分子」、「地富子女」混在一起打擊、鎮壓,是貫穿於文革前、中期的一種普遍存在的鬥爭特點,例如在劉、鄧的資反路線時,是從起來造反的人身上抓出身等辮子,以編入「牛鬼蛇神」隊伍,在兩大派鬥爭中,保守派都喜歡稱造反派組織為「大雜燴」、「牛鬼蛇神排成隊」;清隊,就是從清肅造反派的隊伍開始的,擴大到全社會(當然是必要的)後,逐漸把打擊的主要現行對象指向造反派,以證明造反派的隊伍不純,為進一步全面鎮壓造反派做準備。現在,海外的一些右翼文革史專家將文革中主要受迫害者總結為:一是地富子女,二是造反派,其實,地富子女除了文革初期的「血統論」時被統統打擊外,分兩大派後,跟隨保守派的地富子女就基本上不受打擊了。也就是說,文革中受打擊最大、最多,也最狠的只是造反派,包括參加造反派的地富子女、知識份子和幹部。

廣西事件更集中上述特點,而且軍隊直接用重武器來消滅「4.22」造反派,所謂的「貧下中農法院」則直接操生殺大權。上述特點,儘管在全國是普遍存在的,但像道縣、廣西這樣惡劣的事件,也是僅見的幾例。今日《道縣誌》將此事件歸之為:「公檢法機關被砸爛,全縣各級黨組織癱瘓」,而這種情況,也是當時全國普遍存在的,這就提出了一個文革中的全國秩序問題。

在一個曾幾年處於「半無政府」狀態下的中國,差不多有六年左右的時間,在大部分城市裡,除了交警、消防警,你幾乎看不到員警。這個「無大沿帽的時代」,又能亂到什麼程度呢?按照法治社會的思維邏輯,那是不可想像的。但是從那個時代過來的普通民眾的回憶,比較今天,覺得那個時代的秩序太好了,這當然是指社會犯罪,無論犯罪總量及其程度,更重要的是社會安全感,這是否定文革後的年代裡遠遠不能相比的。在前面我們所談的上世紀六十年代美國釋放的罪犯重新犯罪率達50%以上,才成為保守回潮的一個藉口,可要知道美國僅負責監督緩刑和假釋的機構就有3,500多個,有一大批緩刑監督官和先進的電子監督方式等,那麼,本文開頭就談的「砍監放犯」,綜合已有資料,估計應有百萬罪犯在文革中回到一個被「公」認為「大亂」的社會,豈不是一大群「猛虎下山」!然而卻無聲無息了,這些資料凡是官方整理過的都是冠以「極左」、「破壞法制」等等,但是卻只看到黑龍江省提到「開監放犯,造成政治、刑事案件大幅度上升」,只用了1970年和1965年的比較。1970年是林彪人為製造的緊張,占文革10年總量的「絕大部分」死刑、重案、冤案都集中在這一個時期,怎麼能用這一年來代表文革時期。換句話說,它正是文革後大「清算」以前的一場預演。是為了全面清算、鎮壓文革所製造出來的(下面還要談到)。

同時,這個資料也迴避了這些「案件」中有多少、有多大比例是「放犯」的重新犯罪率,其他大量資料也都看不到一點涉及重犯率的問題,倒是前面那位「九大」代表談到,原來曾有人擔心解散勞改隊後自己回家的犯人是否會逃跑,以後的調查證明,沒有一個逃跑的。儘管對文革「罪惡」的清算不知進行多少遍了,但結論是「砍監放犯」的重犯率相當低,低得使清算者無法拿出資料來。

我在另一篇文章中講過,文革前曾使社會治安最頭疼的職業犯罪群「盲流」,在沒有公、檢、法的「大亂」中,反倒「金盆洗手」不作案了,在跟隨造反派出生入死的鬧革命中表現出高尚的一面。和「放犯」例子一樣,都有力說明當時的社會環境中正氣是壓倒一切的。後一個例子還應該使我們認識到,他們過去的犯罪也是社會對他們不公平的產物。

還有一個我曾提供給新權威主義者和自由主義者的「暴民」例子:1967年夏秋,發生在全國各地的造反派搶槍風潮(也有修槍、造槍,甚至自己設計、製造先進武器的)。當時我們一個城市裡,數以萬計的武器都在千家萬戶中,日夜到處都是槍聲、爆炸聲,根據中央「9.5」命令收繳後,所作的總結(也包括以後「一打三反」等運動的清算)搶槍中是有個別走火傷亡事件,卻沒有趁機「打黑槍」、「報私仇」的。這在今天,幾乎不可想像。

一些批評文革的人,也總結出文革看似無序,實則有序。對照今天,出台了無以數計的法規,在實際運作中,一個「錢(或利)」字就可以使所有東西都面目全非,五花八門,也可以總結為:看似有序,實則無序。或許,可以得出這樣一個結論:一種社會正氣,勝似一打法律。

4. 也談文革中的專制

除了報上宣傳的張志新、遇羅克等人,曾經是我在省、市看守所難友的劉長湘——給各大軍區司令寫信、煽動反林的「664」案,楊運凱——名字記憶可能有誤,是已經關押了十幾年的一位國民黨軍統特務、「三面間諜」,蔣愛國——僅有偷盜行為的一位單純的年輕人,在「一打三反」運動中都被處決了。但同期我的難友中還有另一些「現行反革命」、「投敵叛國犯」,如徐貞祥、文保燦、梁和平、李希文、陳遠輝等人都處理較輕,或者不了了之,按人民內部矛盾處理。他們今天有些還在鄭州生活,回顧自己的命運,他們也從來沒「感恩」過,因為他們認為本來就不該抓他們。總結這些熟悉的人,除蔣以外,同是政治犯,為什麼會有兩種不同處理?其中也有一些規律性的東西。

第一,出身、身份不同。徐貞祥反右時在北京上大學就跳得很高,這次「一打三反」剛掀起恐怖高潮,他就頂風作案,在鄭州各繁華中心張貼自己書寫的真正惡毒攻擊毛澤東的傳單(不是觀點,是為了出氣,挑戰恐怖,當時定為「311」大案)。在看守所關押時,還一直在寫什麼「一分為三」等不同於毛澤東的哲學理論,為什麼處理時不了了之呢?主要是出身好,可以算認識問題。而劉長湘其父解放前是德士古公司的一個買辦(「當然」是階級報復)。我本人在1968年的「反多中心」運動中挨整時,抓我一個「實質性」問題,就是在辦公室一張印有毛澤東頭像的報紙旁隨手寫了「打倒大少爺」這樣的「反標」,而同廠一個女工在「一打三反」一次大會上扯掉一張大標語(為了坐)形成「反動影響」,僅作了檢查。

第二,反毛和反林、周的不同。文保燦是糧食學院的學生,寫信給陳伯達,全面攻擊毛澤東和文革,在號內,劉長湘說文保燦,你是反毛的,我只反林。結果是劉被殺,文被釋放。文革期間的專制中有這樣一個現象,因反對領導人被處理的,被殺的大多是反林,被抓的又大多是反周恩來。《王力反思錄》說,「據說(據中紀委人說)全國抓了一千萬「5.16」,就是因為說人家反對周總理」,不過王力說的「抓」,絕大部分人是進了「學習班」。1974年鄭州街上一份《高歌猛進》大字報沒點名地影射周恩來在廬山(九屆二中全會上)一開始和林彪是一致的。(據說鄧穎超專程來看了)作者被地方判了5年徒刑,1977年初,為迎合當時的「抬周壓毛」,要拿作者的人頭奠基,如果不是他「瘋」了的話。在掌握實際權力的官僚那裡,他們實際上並不把反毛當成很大的事。只是因為別的原因要整你時,給他戴上這頂帽子。我這個貨真價實的「毛澤東主義分子」,每次挨整都首先被扣上「惡毒攻擊偉大領袖毛主席」。在文革中,被戴上這頂帽子的絕大多數人,恰巧都是最積極跟著毛主席走的人,整人者正是用這種手段抵制毛澤東的路線的貫徹。

第三,文革後,最高人民法院關於覆查糾正文革期間錯判死刑案件的報告中說:文革中的「絕大多數死刑」是1970年前後判的,「一打三反」運動中錯判死刑最為突出。我上面提到的劉、楊、蔣,以及遇羅克(他判死刑是因為手榴彈問題,硬把他文革初期反「血統論」與死刑聯在一起,是文人的政治遊戲。何況他是明確支持江青反「血統論」的。就像文革後被華國鋒處決,並在處決前割去腎的李九蓮,文人們也故意迴避她的主要罪名是為江青被抓鳴冤叫屈的。鄭州郊區一個姓趙的農民僅說一句「江青不是毛主席老婆嗎」?就被以三個「惡毒攻擊」罪名判15年,出了佈告)等人被殺,包括張志新第一次被判都是在「一打三反」中。1970年大年初一傳達456號檔,當天就把一大批造反派抓了起來、關了起來。林彪還提出,要殺一小批、關一小批、管一小批(土改後,僅林和鄧分別提出過「要殺一小批」、「殺一批」),此時的他,不僅要通過「第一個號令」指揮一切,而且要殺人立威。「一打三反」中所殺的第一批,主要是從獄中取一部分歷史反革命墊底(例如楊運凱)。第二批是以現行刑事為主,蔣愛國僅是一個「小偷」就是被作為典型,草菅了人命,但也對造反派開了殺戒,有些是以無政府主義,一般流氓習氣上綱上線開刀的,例如鄭州國棉六廠的郭金保。有些則直接是以反革命集團,例如被稱之為第二次信陽事件的趙、馬、朱、巴等集團案先「送」走的一些人。準備好的第三批,是更大一批造反派,他們或者已被印上了判死刑的《佈告》,只待朱筆,我們廠就有李洪玉、吳庚全二名「首犯」,這是1974年我們去接他們出獄時,法院告訴我們的,而且還包括有其他一大批。例如鄭州鐵路局的王志祥等人,其家屬已準備去收屍……。或者已對他們擬好了判決書,如趙、馬案剩餘沒走的,還有武漢等地近年的新發現。總之,幸好出了林彪的「913事件」,這第三批乃至以後還可能有的其他批,才被擱置下來,才少掉了一大批造反派的人頭!今天有人說,林彪事件使軍隊失去了左派,才有了文革的失敗,且不說文革究竟主要依靠群眾運動,還是官僚機器內部的「先進力量」,而實際上「一打三反」,甚至從1968年就開始整治造反派的軍隊幹部(例如河南的王、王、杜、李等),大多是1967年曾不同程度先後支持過造反派的。控制地方權力以後的軍隊,喜歡的是老幹部的掌權經驗,保守派骨幹的聽話,而造反派難融於體制的天性已和他們格格不入,而且必將成為他們跟隨林彪另一條路線的障礙。至於林彪集團如果成功的中國與世界,包括大歷史中如何評價林彪,這不是本文的主題。有一點可以肯定,他們對內肯定是軍事官僚專政。他們的「571工程紀要」為拉攏文革中的反對派,也攻擊毛澤東是「秦始皇」,今日對此欣賞的人們是否也要正視一下林彪集團已經普遍實施過的法西斯專政。就像李銳宣傳的鄧小平和李維漢一起談毛澤東的「封建」,而實際上,是毛澤東的子女還是這些改革派的子女世襲了封建特權?!

林彪事件後,國務院曾批轉《公安部關於清理拘留人犯的請示報告》,全國各地進行了針對「清隊」,尤其是「一打三反」的清監,一些文件中首先引用了毛主席的指示:「我們不是靠殺人來統治」,顯然是針對林彪的「一小批」的。在這次「清監中」,江西省,僅一年時間,全省就清理未決犯4,227名,教育釋放的1879名,無罪的58名。湖南省1973年記載:「處理結果為:平反的154人,撤銷原判不予刑事處分的559人……,免予刑事處分的326人,減輕處罰的325人,提前釋放的221人,改判的350人。」僅此二例,就可說明「一打三反」等造成了多少冤獄,我的上述難友,有的就是有幸於這次「清監」。當然,更有幸於這次「清監」的是一大批造反派。正是從這時開始,有一個否定文革後被清算者批之為「打開監獄找左派」的運動,也確實如此。當時各個單位都是經過反覆的鬥爭,硬是從看守所,從監獄、勞改隊接出了一批自己風雨同舟的戰友,有的還被披紅戴花在鬧市中遊街。只是到1974年春夏,隨著批林批孔運動被扭轉,對造反派的「納新」(入黨),「提幹」(給實職)停了,打開監獄找左派也停了,致使相當一部分戰友一直到文革被否定也未出獄。

1970年前後的這次造反派被整高潮,無論從延續的時間和被整的規模都超過了「二月逆流」的第一次高潮(那也是第一次省市看守所爆滿,我們後去者只好委身於分局拘留所)。但是,若和1976年政變後一直持續67年的第三次高潮比較,前二次高潮的總和也遠遠達不到第三次的程度,當然這一切我們都沒有條件準確地量化。前時《毛澤東旗幟網》有一封雲南一批老紅軍、老八路、老兵署名的信,其信中說現任雲南省委書記寫序的《雲南現代簡史》中說:文革結束以後的「雲南揭批查運動中,審查7569人,判刑的只24人……」,而事實是「有150多萬人受審查,其中,判刑勞改的有5萬多人」。這是一個只有2,000多萬人的省啊。

《毛澤東傳》曾幾處用相當大的篇幅談老幹部的受迫害及其平反情況,其中,在紀登奎談「放了原來關押著的三百五十人」後,該書說:「據此,文化大革命以來被關押著的幾百名幹部幾乎全都解除監禁,許多人被安排工作或住院治療」,就此書所持的官方立場及其為他們鳴冤叫屈的感情來說,這個數字可能不會縮小多少。唯一的問題是哪一級的幹部。不過,在地方監獄中,能看到的老幹部至多是鳳毛麟角。

整個文革中,凡是監獄「庫滿」,就主要裝的是造反派這種「貨色」,凡是造反派在社會上活躍時,監獄就生意蕭條,一般如此。

196945 ,毛澤東在同謝富治談話中說:《十六條》第7個問題,我就加了一句:在運動中,除了確有證據的殺人、放火、放毒、盜竊國家機密的現行反革命分子,應當依法處理外,其他一個不抓,一個不殺,一個不關。尤其是在文革的那些年頭裡,毛澤東的「一個不殺,大部不抓」的政策,他是年年講,有一段時間,甚至月月講,逢會就講,逢有關文件就強調。清華大學一份矛頭直指文革和毛澤東的《414思想必勝》的作者周泉纓被抓後,毛澤東批評謝富治:他們有他們的理論家們,他寫一份大字報你抓他做什麼,我看還是放了好。

但是不僅僅是地方官僚,包括文革中控制權力後的軍事官僚,無論如何都難以適應不靠「抓人」、「殺人」的專政,這也相同於前述對西方法治批判的道理,歸根結底是一種統治方法。十八世紀末和十九世紀初,美國創立的二種現代監獄原本,「獨居制」的費城監獄,關鍵在於一個隔離,「絕對沉默制」的奧本監獄,要害在於中斷你和外界的交流。監獄,無論怎麼現代化,如何文明、寬容,本質上都離不開這二點,或者說,具備這二點,加上監獄難以改造的頑習——酷刑,就成了監獄的基本特徵,那麼,文革中還有一種具備這種特徵的「監獄」——另一種「學習班」,因關押的人有些人習慣稱之為「牛鬼蛇神」(還是文革初劉少奇資反路線的思維、習慣),也被「戲」稱為「牛棚」。

文革中有兩種學習班,1967年毛澤東巡視大江南北,曾總結了一些地方兩派群眾組織坐在一起共同學習,消防派性,實現革命大聯合的一種經驗:「學習班是個好辦法」。這種辦法在文革高潮及其以後,確實起到了積極作用,直至1976年「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的運動中,解決一些省又形成兩派的問題仍在用這種辦法,毛澤東對華國鋒說的:「你辦事,我放心」,就是指處理這個事情(官方出的《毛澤東傳》正式引用張玉鳳的話:「當時主寫寫這三句話是答覆華國鋒同志彙報的幾個問題的意見。後來傳說『照過去方針辦』是臨終遺囑。『你辦事,我放心』是指定接班人,這是不符合事實的」《毛澤東傳》也正式澄清了當年華國鋒及「十一大」所謂秉承毛主席遺志解決「四人幫」問題所依據的毛澤東的話:「今年解決不了,明年解決」的原文:「我看問題不大,不要小題大做,但有問題要講明白。上半年解決不了,下半年解決,今年解決不了,明年解決,明年解決不了,後年解決。」這段話經華國鋒和保駕的一掐頭,意思就完全顛倒了。《毛澤東傳》也終於說了實話:「毛澤東並不是要把江青打倒」,上述事實,早幾年在紀念某位黨史專家的文中、在《鄧小平年譜》中都已公開報導。我們一些同志學習《毛澤東傳》是否也要正視這個黨史上最大的謊言、陰謀?正如前面已談過的,任何革命的口號、形式,都會被那些成熟的官僚用來反對革命、鎮壓革命。學習班也是如此,大概是從反極「左」開始,到「清隊」全面使用學習班來整人、關人,也一直到文革後期,1975年在鄧小平的各項整頓中,也廣泛使用學習班的形式來整新幹部(參加領導工作的造反派),例如鄭州的「萬人學習班」。直至1975年冬批鄧運動開始才解散,否則,一大批造反派就不僅僅只待在學習班了,鄧整頓中,各地也已開始抓人,而且出手就狠。例如萬里到徐州整頓鐵路,抓了「踢派」頭頭,為了平衡,硬是把正在搞「民營」玻璃儀器廠的「支派」一號頭頭打成「新生資產階級分子」,專政機關判他5年,報上去後,市委改為10年,省委改為15年,到萬里那裡又改成20年,一天之內,加了15年,主要是態度問題。詞人也確實是條倔強漢子,就是在監獄裡,幾個春節,幾個「八月十五」都是在「小號」(監獄中禁閉室)度過的。文革後持續多年的「清查」運動中,仍繼續使用這種「二等監獄」,關了最大一批造反派,相當一批人,基本上就是關死在學習班,包括自殺、病死、折磨死,包括新幹部也包括從民主革命中過來的老幹部,例如原河南省委組織部長董萬里,一位相當厚道的老同志等。我在文革中幾次挨整都是直接關進監獄,沒有進過學習班,卻聽說了學習班內的殘酷,所以我出獄後,對許多戰友說,你們在學習班,比我吃了更多的苦,這是實話。前面引用王力說的,以反周恩來名義抓的上千萬人,不管這個數字是否準確,其絕大多數都是關進學習班的。此外,還要說明的是,這個龐大的數位,其物件幾乎百分之百的是造反派。1972年底的批林整風會上,對此現象總結了一個公式:「5.16=極左思潮=造反派,1972年中央在解決河南問題的42號文件中就批判林彪死黨把造反派等同於「5.16」。連鄧小平也認為,搞5.16是最大的冤案。可以說,絕大多數造反派骨幹在文革中都進過這種學習班,有兩種人幾乎是「一網打盡」,一種是文革高潮時搞過「動態」(即情報)的,一種是文革高潮過去後在鄉下參加了遍佈全國的極其活躍的各種思想文化學會、組織的人,即所謂「68年人」。學習班裡,除了造反派,還有一些涉嫌叛徒、特務的被審查歷史問題的人,至於什麼「走資派」,如果不是他們的地位影響在這裡所占比例最小,可以忽略不計,包括知識份子,比例也很小,只是在文革後,他們被千萬次的宣傳,而千百萬被整的造反派不僅沒人宣傳,甚至倒一直蒙受整人、打人的冤名。湖南一位文革史專家說,造反派在文革中唯一整人的恥辱,就是在清隊中。我覺得這種說法可以商榷,首先「清隊」有正確,必要的一面,也有違犯政策的一面,其次各地、各單位是參差不齊的,就是全國最特殊的上海,造反派中的兩派,其上層和下層都不太一樣。宋永毅的那本書談到,在整「內人黨」(這是民族問題)時,造反派「呼三司」的頭頭在認識了這一問題的真實後,立即公開反對並因此而挨整。就湖南來說,清隊是不是和大多數地區一樣,其矛頭一開始就含有,以後乾脆把打擊現行的主要矛頭直接指向造反派?就我對湖南文革的印象來說,恐怕就在這一個時期,其大部分造反派的日子不會好過多少,當然,我沒有具體調查。如果作者是指少數造反派跟隨工,軍宣隊做了一些違反政策的事,也包括「一打三反」運動,以及政變後的全面清算中,一開始都曾利用了少量造反派來整大多數造反派,最後這些被利用了的人還是被整了,基本上沒放過幾個,甚至更狠、更利亮一些。不管怎麼說,這一點改變不了整個造反派的換整的角色,以及整體挨整的命運,聯繫曾介紹過的這一鬥爭開始的背景,這也是合乎邏輯的。你要打倒的「官僚階級」,曾是十幾年前「掂著腦袋」剛剛打下的既得利益和此階級地位,能對你們客氣麼

29期【2006年3月】:目錄

世界思潮

01馬克思和恩格斯

──未被頌揚的締造民主飛躍的英雄

著■奧古斯都.尼姆茨/譯■東風等

 

台灣焦點

18教改強化了

台灣社會的階級複製(上)

張戥

 

 

大陸思潮

22我們不要一個警察世界(中)

──文革中的砍監放犯與毛澤東的「群眾專政」觀淺談

■老石

 

37大陸左翼知識份子對《冰點》停刊事件的看法

黃紀蘇等

 

38就《冰點》事件答《南方都市報》

黃紀蘇

 

 

 

反全球化運動

39從一顆雞蛋到一位印地安人總統

林麗雲

 

 

讀者來論

41台灣教育之怪現狀

■周健

 

42請不要忘了我們

焚風

 

 

歷史檔案

43在二.二八綻放

與飄零的台灣野百合(下)

■藍博洲

 

 

文化廣場

60重建一個可以獻身的價值

關曉榮

 

63影的相隨

——「子夜天使」與「光州事件」的再現

■鍾喬

 

為什麼教改強化了台灣社會的階級複製?(上中下)(張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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