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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期:對「台灣併發症」(Taiwan syndrome)的反思【周健】

 

對「台灣併發症」(Taiwan syndrome)的反思

■周健(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系副教授)

 

夜郎國的草民,猶如「七月半的鴨子」——不知死活。每個時代均會有一群居心叵測的政客,制定意識形態的遊戲規則,以便創造另一個「夢幻島」,而與政敵大打出手。政治人物不是天使,但要防範變成魔鬼,因各種形式的政治均以悲劇告終。暴政必亡,仁政亦必亡,其因在遲早會被暴政所取代,「仁者無敵」並非帝國主義侵略擴張的圭臬。

二十世紀的黑死病——電視,所產生的低級文化病毒,使人成為植物人。離開電視,重獲新生。

國文差、英文爛、數學死、自然破、社會遜,在速食文化充斥的教育體制下,成績不如人就代表你是個廢物。而成績優異者,通常是一群自私自利的K書蟲,放牛班(後段班)比升學班(前段班)更洋溢濃郁的人情味。

「松柏老而健,芝蘭清且香」,讓則廣闊,少則豐富。在國編本的淫威之下成長的學子,腦中除卻分數一無他物,如隨處覓食的饑餓雄獅,任意吞噬獵物,最後變成高學歷、低能力的稻草人。

七八年級生對演藝人員的私生活如數家珍,砸下大筆銀子瘋狂採購紀念品,種種奇特的行徑猶如中邪,卻無法描繪台灣在世界的正確位置。全身穿戴名牌服飾,亦掩飾不住內心的虛空及焦慮。人若喪失一些崇高的理想。則易感覺度日如年。生命無價,但所能確實掌握者甚鮮。

包裝精美如自我膨脹的氣球,往往一戳即破,虛有其表的高等教育,除去美輪美奐的硬體設施,實質上的改變有限,即使掛上「國立宇宙大學」的招牌,亦無助於競爭力的提昇。

昔日作為「天下第一院」的文學院,如今已沒落成裝飾性的系所。許多學子身上(包括資優生)窺見嶄新的「三位一體」(trinity——知識天才、生活白痴、道德淪喪,成為無思想的機器人,此乃操短線追求現世報的教育所造成的惡果。目睹追求吃喝玩樂,對知識的不感興趣,如豆腐渣的大學生,台灣的遠景焉在?

如果視貞潔為資產,婚姻豈不是一種交易。愛情可增進市容美觀,因約會者皆會打扮得亮麗光鮮。親子問題永無徹底的解決之道,可供依此維生的教育專家作誇大的詮譯。家庭乃「講情」而非「說理」之處,中國人的人際關係乃由血親而衍生——「一表三千里」,但在高度工業化的社會脈絡中,家庭已沒落成空殼子,每個成員皆各有其生活圈兒,貌合神離、漠不關心,家暴及離婚案作頻仍,自屬意料之中。

古波斯人視稅吏為天下第一惡人,畏懼彼等造訪,總覺有所虧欠。今日的貪官污吏,何嘗不是稅吏的化身?律師已變形為「法律猿人」,為政治服務五體投地,視正義、公平為兒童式的道德,根本不適用於爾虞我詐的成人世界。

Better late than never.」知識分子的冷漠間接助長擅權者的胡作非為。學而優則仕,但仕而優則不學,視知識分子的諍言為書生之見,不知自己已面目全非。

民意代表在議會及媒體上義正辭嚴、唱作俱佳,越來越像職業演員,下班以後,看似劍拔弩張、水火不容的敵對議員,卻會一起花天酒地,凡此種種不過是演給選民觀看的一場鬧劇。

「流水深處坦,博學音不昂」(西夏諺語),一知半解常比無知更會鑄成大錯。不學有術者一旦當權,乃災難之始,只有九品官的能耐卻出任一品大員的職位。其結果不言而喻。

不論人是非,只看花開落。「法律是遠離激情的理性。」(亞理斯多德名言),創造風格,建立典範。「沒有更好,不要改變。」(美國諺語),選前夢相隨,選後淚相垂。

亞細亞的孤兒+國際棄嬰,台灣已成「化外」之地,醉生夢死的島民何時才能覺醒?◎

 

 

 

周先生這篇來文對台灣的怪亂之象,頗多感時憂世的悲憤之言,很能道出台灣社會不少人的心境。但我們覺得文中透露的意味不免消極了些,故願以魯迅先生在1934年國事蜩螗、民不堪命之際寫的《無題》一詩相贈:

萬家墨面沒蒿萊,敢有歌吟動地哀

心事浩茫連廣宇,於無聲處聽驚雷

嚴寒之後,往往是春雷初動的驚蟄。我們期望周先生以及與周先生有同樣感觸的人,能與全世界追求社會正義的慷慨之士,共同化為穿破罩頂烏雲、蕭瑟寒風的聲聲驚雷,鼓之以雷霆,奮之以風雨,共創一個萬民齊歡,歌遏行雲的新時代,以體現生命的真正價值。【編者】

28期:我們不要一個警察世界(上)【老石】

28期:毛澤東對西方文化政治的影響【ANDREW ROSS】(鄭洛譯)

 

毛澤東對西方文化政治的影響

 MAO ZEDONG’S IMPACT ON CULTURAL
POLITICS IN THE WEST

 

著■ANDREW ROSS(美國紐約大學美國研究教授)∕譯■鄭洛∕校譯■吳一慶

 

 

摘要

在中國,人們對於毛澤東遺產的保存和記憶是帶有選擇性的,尤其是對「晚年的毛澤東」——他被官方定性為「錯誤地」發動了文化大革命。在西方,我們記得毛的思想對冷戰時期左派和1968年這一代人令人激動的衝擊,但是我們很少理解其對1970年代以來文化政治格局的影響。70年代以來西方左右翼之間的文化鬥爭(Cultural Wars)開展得轟轟烈烈,有著一系列引人注目的運動和事件。本文將通過考察歷史的案例,嘗試描繪毛澤東對教育改革、文化和社區的社會運動以及立法變遷的潛在影響。毛的教誨,如自我批評、青年造反、提高覺悟,在西方有著比中國更長久且深遠的發展。目前仍在進行的一系列左派辯論,諸如提倡文化正義還是社會正義更為優先的問題,其實亦帶有毛澤東思想的色彩。本文的結論是毛澤東思想的輸出,無論在文化大革命中還是在文化戰爭中,對於我們如何全面理解文化與政治的關係的變化有著重大貢獻。

 

在中國大陸,每過10年,在偉大舵手誕辰紀念日都會爆發一陣毛澤東熱。中國領導人舉辦紀念活動蘊釀出毛澤東熱,然後又小心翼翼加以控制防範,以防其擴展太大而不可收拾。1993年,民眾藉慶祝毛澤東百年誕辰大肆購買印有毛澤東肖像的消費品,包括打火機、錶面以及鑰匙圈。有些商品具有公開嘲諷的意味。毛的肖像充斥世俗的劣品市場,瓦解了其偉大人格對一般民眾的魅力。權延赤寫的暢銷書,書名就是「走下神壇」的毛澤東。那些在毛時代長大的人們正面臨令人迷惑的社會變遷,毛的百年誕辰則是他們表達對五十年代社會和諧與國家穩定的懷念的大好機會。重溫新生社會主義國家的榮光(或對長輩而言,社會解放本身的艱辛過程),讓人可以略過毛晚年熱衷於糾正錯誤的運動這一棘手問題。

 

不研究文化大革命

就不可能正確對待中國革命歷史

儘管時間一晃已十來年,但如何認識晚年毛澤東仍是一個極富於爭議的問題。比如,對於文化大革命(官方定性為主席的「錯誤」)的獨立研究仍舊或多或少屬於政治禁區。毫無疑問的是,這有助於讓人們把眼光望向未來,把心思放在照耀中國前程、如氣球般日益增大的GDP統計數字。但這一道禁令對於國民心理有很不利的影響。只要這個議題被視為禁忌,中國就不可能正確對待其革命歷史,亦或是現代化。下鄉知青(被送到農村接受農民再教育的知識市民和紅衛兵學生)用誇張的修辭語言要求討回他們的青春——或要求從年齡中「扣除十歲」是一回事,而把整個十年從中國人民的歷史中刪去則是完全另外一回事。

2003/2004年冬,毛澤東一百一十周年誕辰紀念有了似乎更富於人情味的焦點。一大批傳記與電視紀錄片將毛澤東描繪為家中凡人或是內心充滿掙扎的領袖(至少在官方看來,毛僅有七分正確,毛對史達林的評價是七分功三分過,中國目前的統治者為了方便也依樣畫葫蘆,把毛的功過三七開)。一首饒舌歌(rap songs)的作者試圖把毛澤東的教誨傳達給年輕人。在今天胡亂盲目消費文化氛圍下,這是一項很困難的工作,特別是因為這首歌提倡毛的「兩要」,原意是要保持「謙虛謹慎,艱苦奮鬥」。中共中央黨史出版社出版了四卷本的以毛澤東思想為基礎的企業管理和商戰教程,這充分體現了商業文化在中共黨內的普遍影響。這套書吸取了毛在哲學,政治,軍事策略上的著作思想,為如何管理商業專案,簽訂協約,調動員工積極性和扶持新公司獻策獻計。

另一方面,胡錦濤上台後,實行稍加重視人民利益的政策,普遍認為當前領導階層之所以熱衷於紀念毛澤東的誕辰,是胡錦濤有意藉此更加顯示他有別於前任的主席江澤民。一些沒有變節的毛主義者則趁此大好時機要求將毛澤東誕辰定為國家紀念日。他們所建立的」毛澤東旗幟」網站(http://www.maoflag.net)吸引了眾多的人流,公開宣稱「高高舉起毛澤東這面偉大旗幟,為建設一個真正獨立、安全、統一、民主、文明、富強的社會主義中國而盡自己一份力量」。 我休假到中國待的一年期間,平常幾乎看不到毛澤東的信息,卻在網路上突然爆發出如此超乎常態的熱烈關注。

200312月末,我受邀在武漢召開的毛澤東紀念會上演講。武漢是毛73歲時暢遊長江之地,毛在這裡有一處居所。當時,我對於中國年輕一代對文革的瞭解之少而感到震動,當然,我對此並不覺得非常吃驚。聽眾中有些是來自武漢地區高校的研究生,當我問及武漢720事件(這次造反派與當權派的衝突對文化大革命的走向起了重大影響)的時候,他們坦承對於此事毫無所知。毫無疑問,官方阻攔人民對於那騷動年代的記憶應對青年人的知識缺口付大部分責任,但中國當前的政治與社會氣氛亦無助於歷史記憶的復原和充實。

 

「毛澤東思想」為何在文革後

仍深深影響 西方學術文化界?

今日,民眾支持中國的現代化政策與文革領袖們斥為「經濟主義」的物質欲望和需求密切相關。這個官方名為「小康社會」的目標之能廣被接受,靠的是社會主義不必等同於匱乏與貧窮的想法。這種想法與當年激勵學生成立紅衛兵把地方黨幹部趕下臺和效法他們的工人造反組織的政治精神,有天壤之別。由經濟主義驅動的社會與由政治掛帥的社會,其間的差異可概括在鄧小平於1978年給中國人民提出的「新政」;你可以有經濟自由,但任何其他形式的自由則免談。今天政府最熱衷的工作便是定期發佈外國直接投資或是貿易數額的增長,這就使毛澤東下令造反的浪漫詩情不能不激發一些青年人的心靈。

青年人激發的熱情將把中國未來導向何方?這不是本文所要討論的問題。自1989年天安門事件之後,中國的統治者花了很大力氣儘量削弱學生與工人之間的聯繫。這種聯繫對於現有的統治格局具有潛在的威脅。我也不想效西方的左翼東方主義者們(Orientalists)之所為,令人厭煩地為浪漫理想化的共產主義消逝而感傷不已。相反,我將集中討論毛澤東思想的輸出,特別是毛思想對西方社會思潮與教育的影響。因為「毛主義」一辭包含了至少跨越三個不同歷史時代的政策與傾向——延安時代的具有鋼鐵般紀律的共產黨先鋒隊,國家社會主義的英雄時代,與文化大革命運動時期——在此我不能一一闡述每一時期毛對西方的影響。我將著重討論毛澤東的思想創新對廣義的文化政治的影響。

儘管「毛澤東思想」在中國仍是大學必修課程,但大部分毛所提倡的政治、經濟、文化政策在今天的中國是無法想像的。今天中國的發展方向,與50-60年代毛主義鼎盛時期所堅持的共產主義信仰、獨立自主發展經濟、蔑視市場力量截然相反。在西方,我們亦鮮少知道毛思想對於我們政治文化的影響。

十多年前,在我經手主編的一套叢書中,一位在美國大學教書的華裔影視學者周蕾(Rey Chow)提出了一個令人深思的批評觀點。她指出,在全世界,文革至今只有在美國文學與文化批評界中生機勃勃。文革中周蕾女士在香港長大,曾親眼見到屍體不時從中國內陸飄浮至珠江口。她很難以理解在美國學院批評家中竟然存在文革紅衛兵式的思想習慣和方式。這些包括對一切西方事物未經思考即反射式的懷疑,道德指控的本能,以及堅信唯有受害者才能說真話。(註一)我仔細思考了這些問題,覺得周蕾的批評或許是有道理的,但未見得是因為她所引用的那些理由。中國的文化大革命之所以在西方人文學術界受到歡迎,原因並不只是因為西方學者對於文革真實面貌的無知。下面我將說明原因。

沒有人會否認西方當年所接觸到的毛澤東思想是以高度理想化的面貌出現的。事實上,我們所理解的毛主義與中國所經驗到的不斷變化的毛主義有著非常大的不同,尤其在農村集體化運動、大躍進與文革方面。因此,瞭解接受毛主義的時代背景和歷史條件有時比瞭解其主義體系本身的說服力和邏輯性更來得重要。在19501960年代的西方社會,頗不乏理由認為,只要駕御得法,這陣東風可成為一股掃除資本主義社會結構性腐敗的偉大力量。在某種程度上,他們賦予新中國的活力僅僅是馬克思有關「亞細亞生產方式」概念的反面。在這一概念的想像中,一個死氣沉沉、生產力低下的「亞細亞社會」從俄羅斯東岸一直延伸到阿拉伯海的封建體制。現有的歷史研究證據表明,一直到19世紀,中國繁榮昌盛,城市化和技術水準都很高,這很難不讓人下結論說,所謂靜止的「亞細亞生產方式」其實是馬克思主義所有基本概念中最富有歐洲中心主義色彩(Eurocentric)、最可笑的一個。馬克思認為亞細亞生產方式長年昏睡不醒,西方的中國專家則認為,中國經毛澤東「喚醒」後,生機勃發,無可限量,兩者所見截然不同,其實只是同一種東方主義(Orientalism 思維相反的表述方式而已。

儘管如此,要不是在1960年代末的文革進程中一波方平一波又起,反復循環地發生造反和鎮壓的派系鬥爭,讓西方那些真想追隨毛澤東路線的人摸不清實際情況,毛獨特新穎的思想對他們的吸引力,本應該快速退潮了。

把毛的吸引力濃縮於年輕一代人所喜聞樂見的媒體意象中則要相對容易得多。在貝托魯其(Bertolucci)〈譯按:義大利著名導演,有「末代皇帝」等作品 〉最近導演了一部 「夢想者」(The Dreamers),用苦中帶樂的方式讚頌19685月的反叛運動,電影裡的一位主角說毛澤東是一個把中國當作大舞臺來上演一齣波瀾壯闊的歷史劇的天才導演。哇!導演讓我們自己來判斷這部電影究竟是他對這位主角的天真幼稚所發的嚴峻評論,還是反映1968年西方社會氛圍的令人亢奮的樣本。

不論如何,貝托魯奇的回顧反思情緒在今日相當普遍。今天大家通常認為,西方青年對毛澤東、格瓦拉以及胡志明之類的第三世界領袖偶像的著迷只是一時的喜好罷了,與第一代崇拜搖滾明星的人同調。那麼,在毛澤東熱的最高潮過去了30年之後,像周蕾所說的毛澤東的精神仍主導西方文學與文化批評家的心理,這又究竟為何呢?這難道僅僅是塞義德(Edward Said)所稱的「理論旅行」(traveling theory)〈即一些思想在某個特定的歷史環境中發芽成長,但隨著時間的流逝,卻在另一個新環境中獲得了完全不同的意義〉的另一個例子嗎?或者,我們能從過去幾十年來對政治和文化的關係的認知中,學到一些更經久的教訓?

 

「毛澤東思想」

影響西方人文學術界的歷史背景

讓我們先來回顧一下歷史背景。1960年代初,毛澤東與莫斯科決裂,大略反映了他逐漸把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這在世界的許多地方受到讚揚,認為這是把共產主義理想從史達林體制死氣沈沉的官僚統治中拯救出來的大好機會。毛澤東愛走基層民眾路線,熱衷發動民眾繼續革命,亦被視為明顯不同於蘇聯依賴由科技精英指導的都市工業化道路。毛澤東會對中國共產黨的同志們說「我是中國土產的哲學家,你們都是外國哲學家」,尤其對莫斯科妄自尊大自以為在馬克思列寧主義發展上的各方面都是權威,更會這麼說。他的這種思想傾向深獲西方那些反對其自身社會由好戰的的專家官僚嚴密管控的人們歡迎。同時,毛強調自力更生,力主區域平衡發展,提倡來自農民生活中的「有機專家 organic
experts
)」,這與當時新興獨立的第三世界國家力圖不僅擺脫舊有的殖民霸權,也要破除冷戰架構下美蘇主控的體制,正相合拍。毛主義對第三世界左派的影響最為持久。但是,對西方工業社會那些正尋找取代冷戰的生死鬥爭的異議者,中國社會主義的另類發展模式與他們自己另擇發展道路的追求不謀而合。

在西方,毛澤東反蘇聯的形象日益受歡迎,這主要是因為他終身信奉矛盾。外國人以為毛想固守田園式的社會,其實不然,他從未停止鼓勵發展斯達漢諾夫式(Stakhanovite)生產力與快速工業化(他疾呼:我們必須兩條腿走路)。他也從未忽視那些通商口岸(例如上海),但卻同時力促其他內陸地區的城市化以共享發展的利益。他虔信農村大眾的革命潛能,同時又堅持列寧主義的政黨中央集權。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正是在他偏離自身信念,與黨的官僚體制對抗而激發文化大革命之時,樹立了在異國的偶像地位。

逸離蘇聯的經濟模式使毛澤東贏得外國人士的讚美,幾年後他轉而關注文化則真正點亮了全世界的燈塔。1949年中國戰勝封建主義與帝國主義,1950年代將資本主義企業國有化,深刻改變了中國的經濟基礎結構。但毛堅持認為經濟變革是遠遠不夠的。舊體制的思想殘餘仍存在社會的許多部門——被剝奪的地主、資本家,小農、買辦、流氓、官僚、教師及從民國遺留下來的職員和專業人士。毛認為最大的威脅來自於「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他們許多人在政府,工業界和其他國家機關佔居高位。總而言之,中國的大多數人仍舊傾向依照革命前的舊意識形態與思想方式來打造新中國。所以,決定中國革命方向的殊死戰可能會發生在意識形態領域內,將在那些對下一代人的成長具有影響力的人們中展開。

從理論上說,這場鬥爭可以有許多戰鬥方式,毛澤東選擇了特別震動人心、激起年輕人熱情的途徑——炮打司令部!他宣稱,真正的進步必須以公開的批評作為條件,必須打倒和取代那些佔據黨內、教育界及文化界高位、對年輕人施行反動教育的那些人。我們今天回頭來看,當時這些學生——當中許多僅是中學的青春少女——接受毛的指示的熱情是相當驚人的。在一個盲目服從老師的文化中,質疑師長的權威、甚至對其施予體罰,這大大的違反了原有的社會習俗。相形之下,同時期西方年輕人的激進主義則是比較謹慎的(儘管有許多令人驚異的新形式),因為他們大可從波西米亞式(Bohemian)的異議傳統汲取經驗。

 

「毛澤東思想」對西方的重要影響

儘管如此,文革的範例給了西方學生將目光轉向學校權威與課程設置的額外理由(當然這不是唯一的理由)。炮打司令部以及課程的政治化成為大學校園運動的日程,結果是鼓舞了一連串延續至今的改革浪潮。同時,毛澤東的文化革命概念的理論內涵和新興的西方馬克思主義的影響亦相輔相成,最明顯者如法蘭克福學派的教誨。毛批評蘇維埃經濟模式的目的雖與西方激進思界不同,但亦獲得那些長期質疑正統馬克思主義的機械經濟決定論的思想家的回應。有些西方馬克思主義者超越傳統的經濟基礎——上層建築的僵硬決定論,發展出對權力與抵抗更縝密更複雜的分析,毛澤東強調文化的重要性,與他們有如同聲相應。儘管發生的理由和背景全然不同,在西方激進學界,文化與媒體機構——即阿爾都塞(Althusser)著名的意識形態國家機器(Ideological State Apparatuses),成為爭論與衝突的目標。

對毛而言,轉向文化完全是策略性的手段。面對走資派暗地助長資本主義復辟,發動文化大革命保衛中國共產黨取得政權後的革命果實是完全必要的。人們期待立竿見影的成果,經此形成新型的社會主義品格、社會習俗以及日常生活作風。至於在西方,向文化的轉向則處於完全不同的歷史環境。它召喚對抗那些確保民眾同意社會和國家中的掌權者統治的機構。在中國,毛主義的運動由超越國家權力的最高魅力型領袖所發動,對國家和官僚政治的堅固堡壘發起攻擊。西方青年爆發的異議運動則是由一群將接掌國家權力卻不屑於社會既定工作的年輕人所促成。這兩種環境上的差異或許可以部分地幫助我們理解文化政治後來在中國以及在西方所展現出來的差異。

除了對權威的攻擊之外,毛澤東思想的許多方面在西方也受到廣泛歡迎。例如「自我批評」就成為白人對自身特權的反省,進而快速擴大引用至個人對自身階級、性別與性向特權身分的反省。這甚至成為一種慣例,演說者在演說前先為自身可能因此種身分特權而受到限制的觀點而致歉。漸漸地,自我批評成為大眾心理療法與自助(self-help)當中重要的懺悔儀式,由此可見其已深入主流生活。同樣,文革對青年運動的注重,亦與所謂的嬰兒潮一代(baby boomers,即二戰後出生的一代)的代際政治(generational politics)產生共鳴。對年輕人而言,反叛成為一種「權利」。雖然它今日可能在對商業品牌的選擇中更為重要,但這一潮流仍很有生命力,也再次證明其對主流的影響力。在中國農村推動的「憶苦思甜」運動中所常用的提高覺悟方式,對第二波女權運動(second-wave feminism)有重大的影響力,從此其影響亦擴展到其他社會運動。而成為提升弱勢階級自尊的有效方法。總之,這些以及其他毛思想的原則在西方有著比在中國更長久與更有成效的發展。

至於毛澤東本人,你可以從他身上幾種不同的引人之處選擇。對西方知識份子而言,毛吸引人之處在他應付時事的善於謀劃。毛制訂策略的原則不是直接引用馬克思主義的經典,生搬硬套到所有事物上。這是一套富有創造性的策略原則,目的是打敗相繼而至的不同敵人(殖民主義者、蔣介石國民黨、日本佔領軍、蘇聯霸權以及中國共產黨內的走資派),這套原則出自一位從戰場上獲得軍事戰略家聲譽的詩人、哲學家。對中國作家與藝術家而言,亦正是毛的實踐精神部分地防止了把毛式美學完全變成「為人民服務」的僵硬教條。這種情形,在毛著名的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被奉為國家文化政策之後,尤其在他的妻子江青積極推廣樣板藝術形式(如樣板戲)之時,是很有可能發生的。

對外人來說(甚至對很多中國人自己來說),如何理解此類實踐的具體中國環境不是一件那麼容易的事情。鮮有人可以完全瞭解「兩條路線的鬥爭」的複雜性,這是毛主義的政治核心,也是理解路線變化的關鍵。「兩條路線的鬥爭」這個辭通常被毛用來描繪黨內階級鬥爭的表現,亦即走社會主義道路者與走資本主義道路者的持久鬥爭。由於長期受到辨證法的影響,毛澤東的理論常常被刻意拿來解釋或強調表面上的二元對立或矛盾。

以早期的延安時代為例,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區分了解放區與國統區的文化政策。這主要是是一個策略上的區分,而非提供給士紳文人「為人民與革命服務」的普遍指導方針(後來魯迅評論道,「為革命服務的作家就像是一個人兩腳踩在兩隻船上」,即一隻是「革命」,一隻是「文學」(註二)。更較為人知的例子是毛澤東的矛盾論,最早(1930年代末)是為了適應黨內政策由國共對抗轉向國共合作抗日。在1956年的赫魯雪夫報告之後,這個理論出於對蘇聯的敵意升高,又重新解釋,最後導致中蘇分裂。從1957年的反右運動開始(此運動打擊了「百花齊放」中「背叛」毛的知識份子),乃至到文革之末,這一理論都用來證明發動全國運動以解決「人民內部矛盾」是正確的。因此辨證唯物法的核心論述——毛總結為「一分為二」——越來越只用來區分忠誠的人與走資本主義復辟道路的人。

 

西方左派對待毛主義的態度各有不同

除了一些宗派團體戮力理解並捍衛毛式教義內涵的每一次變動外,大部分西方的詮釋者比較喜歡根據自身的需要來靈活理解和闡述毛澤東思想。西方對待毛主義的態度也並不一致。例如在我出生並成長的英國,托洛斯基主義在學生與工人的政治先鋒中有更大的影響力。在法國,廣大的左翼深受毛主義的影響,一些組織例如「革命萬歲」(Vive la Revolution)和「無產階級左派」(Gauche Proletarienne),其宗旨則是典型的反對任何威權、反對官僚,其實或許與中國事務全然無關。從根本而言,盧梭、普魯東和索列爾(Georges Sorel)(註三)的思想遺產決定了法國對毛思想的接受方式。

與此相反的是,美國的一些毛派團體例如激進勞工黨 Progressive
Labor Party
),革命共產黨(
Revolutionary Communist Party
)以及馬列共產黨(Communist Party ML))則相當強調道德和等級。他們的組織基本上是列寧主義式的,他們的爭論往往反映或折射出中國的政治派別鬥爭。法國的毛派較受無政府主義與自由主義傳統影響,因而接受文化激進主義。美國的毛派則常常與處於萌芽期的社會和文化運動相左——如反主流文化運動 counterculture)、女權主義、同性戀運動、與種族分離主義等等。美國毛派人士往往向他們所認為的無產階級的文化保守主義看齊,所以他們的服飾打扮、行為方式和宣傳模式皆與此一致。對毛主義的許多更富創見的解釋其實主要來自少數族群的民族主義者,例如黑豹黨(the Black Panther)以及亞裔、拉美裔以及印地安原住民。在「內部殖民地」(internal colonialism)理論的指導之下,他們認為黑色,黃色和紅色美國人實質上是不發達殖民地的居民,與第三世界人民相似。他們選擇性的運用和發展毛澤東思想,例如自力更生,「為人民服務」,文化建設,以及對抗行動等等。

 

毛主義對美國教育、學術、文化與社會運動的影響

在美國,這些民族主義團體有著明顯的分散化和以社區為組織基礎的傾向。這意味著新毛主義為人民服務的觀點已滲透到社會之中,已被本土化,不再只是精英知識份子或先鋒隊專有的。這樣的思想擴散,其影響比中產階級出身的幹部到工廠當組織者,更為深遠,尤其那些工廠組織者往往如同中國文革中下鄉或去工廠的城市知青對其努力感到挫折。在美國這一實踐主要為大學生民主社會協會(Students for a Democratic Society)(註四)學生所採納。正如在中國,其中一個最主要的目標是為了打破腦力勞動與體力勞動的區分。但在美國,這個理論在經濟快速變遷的汪洋大海中擱淺。1970年代早期,發達西方社會進入了一個走向後工業生產形式的長時期結構調整時期。製造業生產逐步下降,非物質形態的附加價值勞動則越益重要。因此,傳統的工人自我認同受到侵蝕,無法再宣稱自身為邁向更美好社會的發動機。中國要到1990年代「鐵飯碗」被打破之後,類似的情況才發生。但在中國,工人群體及其利益對國家政策有相對比較強勁的影響力。

在教育領域則是另一番情況。大多因為文革中斷了一整代人的教育與學習,毛被認為是反教育,就像他現在被認為反知識份子一樣。這兩種看法都不準確。文革開始後兩年,大學重新開放,教育制度的變革開始了,一切都在變化,從學校管理到教科書、課程準備,以及招收工人農民入學等等。總而言之,這些變革是在實踐中進行的,而非僅是受抽象理論的指導。在西方,儘管沒有建立起工人大學,但中等和高等教育的改革致力於使課程與教學方法盡可能的大眾化,更可理解,更實際,更符合社會弱勢群體的需求。毛的教育思想與杜威和Paolo Freire(註五)是同條共貫的。

更重要的是整個一代的左翼運動積極分子進入大學教職的行列。和那些進入工廠的幹部相比,更多學生運動的積極分子進入了專業工作的行列,選擇1970年代初期稱為「體制內長征」(the long march through the institutions)的道路。他們下決心進入「上層建築的專業工作」——例如教育、法律和藝術等那些對於重塑國家和民族文化最為重要的領域。

正是在這些人文學科領域——尤其是在其中最精英的地方——新毛澤東主義的脈搏持續跳動逾三十年,在文革熱潮早已退去之後依然不衰。在這個圈子內,法國知識份子諸如薩特(Sartre)、阿爾都塞( Althusser)、羅蘭.巴特(Barthes)和傅科(Foucault)等享有巨大影響。這些思想家的思想成長曾深受毛主義的影響。他們的思想對美國的文化批評界有著深遠的影響。當年在美國,許多人把法式的毛主義口號和教誨視為神聖律令。回顧起來,這種現象在今日已難以令人置信。

與此同時,新毛澤東主義的影響逐漸滲入社區生活,開始以代表大眾要求文化認同的面目出現,涵括種族、族群、女權主義、同性戀及環境保護運動等各方面。這些社會運動各有各的訴求,但又互相聯繫,可謂是百花齊怒放。這些運動對立法的影響並非立竿見影,而通常須歷經數十年的司法訴訟。但它們在教育界的變革卻有著直接的影響。文化批評家以及歷史學者站在鬥爭的前線,努力修改各類教科書,提倡新的文化認同觀念。最終結果是大大翻修了構成國家文化核心的半官方準則。在多元文化論者大幅改寫了歷史書籍中的白人男性精英觀點後,一些新興的批評學派,如酷兒批評(queer criticism)、生態批評與後殖民批評等等,也加入戰鬥陣容。教科書為了跟上不斷更新的的認同典範而一次又一次的修改。這個過程遠遠沒有結束,在某些未顯示的方面,已體現毛澤東思想中「不斷革命」論的精神。就如同我先前舉過的西方的大部分例子,影響它們發展的有幾種思想,毛主義只是其中的一系,但我要說的是,毛主義的重要性卻一直受到忽視。就最低限度而言,這些批評家的主將自認為他們所作的這些「上層建築」的改革是激進的、甚至革命性的,本質上,這就有著很明顯的新毛澤東主義熱情的痕跡。

 

美國新保守派

發動「文化戰爭」攻擊進步思潮

並不是每個人都將這些變化視為進步的,事實上,有些人將此視為破壞力量,聯想起文化大革命中的的黑暗面。這樣的反挫不只來自右翼,也來自左翼。自1980年代晚期開始,美國新保守主義者發動了所謂的「文化戰爭」(Culture Wars),直至90年代中期,左右翼在文化問題上的爭端吸引了全國極大的政治關注。在有關國民道德的辯論中,美國的「文化戰爭」為其他國家的保守主義者們提供了一個可效法的模式。爭論最初係針對學校該教授何種教科書,但很快地擴展到社會和文化生活的每個角落,挑起對「少數族裔優待計畫」(affirmative action)、性騷擾、同性戀權利以及各種工作場所歧視的爭辯。這樣,衝突從通常處於非政府領域的文化政治問題,逐漸擴展到我稱之為文化正義(Cultural Justice)的範圍。在這些方面,爭取承認公民權的鬥爭需要有國家行動的介入。

因為左翼文化改革者對主流歷史觀念的修正方便煽情報紙的炒作,因此改革者粗糙的漫畫式形象在媒體中廣為流傳。新保守派分子將 「政治正確」(political correctness 重新定義的策略奏效〈編按:美國多元文化運動主張尊重多民族的語言文化,反對西方白人男性中心,要求不得使用歧視婦女、有色人種的措辭,謂之「政治正確」,但保守派刻意扭曲其意旨,攻擊「政治正確」論有違言論自由,具極權思想,更把「政治正確」搞成譏嘲的貶詞〉。連某些左派人士也發言反對保守派所說的「政治正確」。他們大部分是某一代的白人男性,認為自己過去左派主將的身分被剝奪或取代。就像保守派的文化戰將一樣,他們始終懷戀著從前的年代——在那個時代,政治目標清楚,而群眾基礎亦大致穩定〈這其實大部分不實在〉。這些左翼老將斥責今日年輕人僅有短視的政治熱情。在他們寫的某些逸聞掌故中,要求改革的學生被形容成像當今的紅衛兵,懷著自以為正確的狂熱,激動地追擊犯了政治不正確的罪孽的倒楣老師。

如果我們能撇開這些是是非非暫且不論,這中間的確有非常嚴肅的問題值得左派深思。對文化改革的熱情是否真的分散了本來可以用來變革社會和經濟不平等的精力?或者說,文化變革是否是社會經濟變革的必要條件?那些持否定意見的人士認為,由於「上層建築」的變革並不紮根於經濟基礎之土壤,因而不足以改變廣大無產階級的生存狀態。此外,他們認為文化更多的是導致人們的分裂而非導向團結。另一陣營的擁護者則堅持認為社會與文化認同是在收入、醫療、教育、自由結社、宗教自由、住房與工作上獲得平等機會的條件。從這一觀點出發,文化自尊是言論、集會與社會良心自由等基本人權的必要補充。許多人認為獲得社會承認的權利與獲得社會薪資幾乎同等重要。

 

文革的目的在創造「社會主義新人」

無論你我的立場為何(我傾向後者——雖然我認為不可能,至少也是浪費時間,去區分這些政治的差異),整場辯論都可得見毛主義的味道。在完全不同的環境下,中國的文革批評者也做出類似的批評——文化不能當飯吃,而文革的擁護者則堅持革命不能被貶低到追求增加薪資或物質利益的經濟主義。有人回顧文革甚至還認為文革走得不夠遠,認為毛澤東過早的收住了革命風暴的韁繩(這一觀點對現在的某些讀者來說可能無法理解,因為許多人在文革派系鬥爭中喪生)。儘管在文革中毛將中國的知識份子作為打擊對象,但作家與文化批評家在事件的進展中仍扮演了極為重要的角色。雖然西方的知識份子在文化戰爭中不至於像中國知識份子那樣有生命危險,但文化工作者與管理者亦嘗到第一線的痛苦、甚至殘酷的反控。

這些日子來,已慣於把保守派運用文化戰爭的策略看成右派如何挪用左派政治策略的一個例證。換言之,新右派把握了葛蘭西有關文化霸權(hegemony)理論的精義,掌握主動權,奪回失去的陣地。在這種情況下,右派的文化戰將實則是真正的毛派,他們是政治上的功利主義者,狡猾的利用文化議題以達到自身利益。畢竟,難道毛澤東不正是利用文化來發動一場不久即失控的整風運動,以重新奪回黨中央的至高無上的權力?

這一說法乍看似有說服力,然其分析的論證依據是假設毛澤東將文化視為工具,即毛將文化視為權力遊戲的載體。對那些念念不忘文革褻瀆文物和機構與迫害妨礙文革的文化工作者的人們而言,看不出毛澤東對文化的觀點與納粹主義有何不同。但是,文革所指稱的「文化」主要並不是指書本或藝術家,它與改造人的主體性更有關聯。培育新的社會人格和心態的努力取決於是否能徹底清除自身內部的資產階級思想。在這方面,毛的先輩是如葛蘭西這樣的思想家。葛蘭西提出社會主義的目標是創造「新人」。與毛同時代的格瓦拉也提出類似的「社會主義新人」的概念。

 

西方可以充分運用毛主義的遺產

如果正如本文所力圖證明的那樣,西方左翼文化政治的道路的確受毛主義宏偉的抱負影響,它卻只能在一個備受限制的環境下始終謹慎將事。但令人可喜的是,整個社會變革和改造規劃的精神不僅保留下來,更延伸到清除資產階級思想以外的新領域,如廢除家長父權和異性戀霸權,以及白人中心主義等等。除了那些由基督教原旨教義派所驅動的人(那種也許才是最純潔的認同政治形式), 右派的文化鬥士並沒有可堪與毛主義比擬的藍圖,他們最主要是受反動的精神驅動。

我之所以提出前述的觀點,並不是說我們可以或應該把西方文化戰爭的環境和中國的文革直接加以比較。這種比較是毫無意義的。但是,中國的文革對西方的文化政治的確有著實質性的影響,可悲的是這種影響常常被忽視不見。全面研究理解文革對中國的學者有極大的價值,對於中國學者來說,文革年代還是一個禁區,有待來日檔案解密之後,才能充分探究。

這樣看來,思考中國的文革如何進入世界思潮,改變我們對文化事務的社會政治意義的思考,這遠比將其視為中國共產黨的黨內爭執來得有意義多了。從某種意義上說,文革對世界政治文化情勢的影響以地下潛行的方式持續著,儘管在其原誕生地中國,它的聲音已相當微弱。今日中國的官方觀點認為有關文化政治的爭辯已不再重要(特別是在1980年代的「文化熱」消退之後)。大體而言,文革被中國主流話語視為純粹是一個對外封閉的國家內部的產物,當今的全球化之風早把它吹得無影無蹤。今天的中國知識份子很可能難以理解西方對文化政治的熱烈辯論竟然會與毛澤東有關。但是在中國成為西方衣櫃中衣物的主要出口商之前,毛澤東主義就已經先出口到世界人們的心靈衣櫃。相較於中國的武漢,今日在西方我們卻擁有更多空間可能充分運用毛主義的遺產。◎

 

註一:Rey Chow, Writing Diaspora: Tactices of Intervention in
Contemporary Cultural Studies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3
.

註二:魯迅的原文是,「有些『革命文學者』的本身裡,還藏著容易犯到的病根。『革命』和『文學』,若繼若續,好像兩隻靠近的船,一隻是『革命』,一隻是『文學』,而作者的每一隻腳就站在每一隻船上面。當環境較好的時候,作者就在革命這一隻船上踏得重一點,分明是革命者,待到革命一被壓迫,則在文學的船上踏得重一點,他變了不過是文學家了」(見《上海文藝之一瞥》),校譯者注。

註三:Georges Sorel 1847-1922),法國社會理論家,主張工團主義、無政府主義、和暴力哲學,校譯者注。

註四:Students for a Democratic Society SDS),60年代末70年代初美國新左派運動和民權運動中最重要的左翼學生團體,校譯者注。

註五:Paolo Freire 1921-1997),巴西教育思想家和社會實踐家,其「被壓迫者的教育學」(Pedagogy of the Oppressed)一書對西方新左翼運動有很大影響,校譯者注。

 

譯自:《Cultural Politics2005年第一卷第一期

28期:《中國與社會主義》出版前言【鄭國棟譯】

本刊已取得美國《每月評論》社授權出版《中國與社會主義》中譯本,在全面修訂譯文後,近期將連同評論文章一起出版。【編者】

 

 

《中國與社會主義》出版前言

著■Harry Magdoff
& John Bellamy Foster
∕譯■鄭國棟

 

 

當今並不乏論述毛澤東過世後中國市場改革的書籍。然而,這本由馬丁.哈特-蘭茲柏格〈Martin Hart-Landsberg〉與保羅.柏克特〈Paul Burkett〉所撰寫的研究有其獨特之處,這本書紮實地根據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一個主要的後革命社會(post-revolutionary society),是怎麼從社會主義轉向資本主義經濟的。此外,目前中國的轉型說明了何以資本主義依其本質在經濟增長的過程中會產生貧困、不平等和生態的破壞。

 

建成社會主義須經過漫長艱辛的歷程

社會主義不可能在一夕之間創造出來。要建立社會主義的政治、人與經濟的基礎需要長期的過渡階段。如果我們要從過去的經驗受教,就得對後革命社會的成敗得失加以冷靜嚴格的批判分析。階級權力的轉移可造成真正的差異,這點現在應該是很明確了。這在建立一個新社會體系的早期階段已顯示出來:消除饑餓、創造充分就業、提高識字率、實施全民教育與全民健康醫療,並擺脫了帝國主義的支配。這些朝向社會主義的步驟行之不易。更有甚者,暗藏的陷阱可能會妨礙乃至改變更進步、更往前進的徹底變革的方向。

過渡到充分發展的社會主義必須走過一條漫長崎嶇、佈滿陷阱與矛盾的道路。要完成下列任務需要時間:(a)把現有的生產力轉化成由工人與農民控管的企業,(b)為滿足所有人口的基本需求而創造新的生產力,(c)建立適應於協調合作的社會的法律—政治—文化的上層建築。這些都沒什麼捷徑可抄。也沒有辦法設計出適用於每個國家並預見歷史進程中每個曲折變化的萬用妙方。必須給嘗試錯誤的過程留下餘地,意即讓群眾知情並參與其事,包括賦予群眾權力以罷免行政官員,糾正錯誤。

社會主義的遠景包含一個沒有等級差別的平等社會,這個社會力求改善生活水平與生活品質,優先考慮最貧窮、最受岐視與無權力者的利益。因此,中國在革命後的約30年中,主要的趨勢就是傾注資源,努力達到平等,並滿足人民的基本需求,特別是那些被壓迫者的需求。到了1970年代末(大約涵蓋了革命黨掌權後的前三十年),中國已成了高度平等的社會,就收入分配與滿足基本需求而論,可說是全球最平等的社會。然而,此後從事實到理論都發生了令人震驚的轉向。黨政領導人鼓勵經由國內與國外投資大肆發展私有產業,宣稱要轉向所謂的市場社會主義,主導的意識形態來了個U字型的大轉彎。據稱,市場社會主義會讓物質的生產快速增長,增長的財富必然會向下涓涓滴漏,惠及社會的所有部門。

 

中國走向資本主義道路

造成巨大的社會不平等

中國的新路線確實造成生產與國民總收入極度的快速增加。然而,創造出來的財富並未惠及多少人。結果,出現了一個非常富有的上等階層與一個生活舒適的中等階級,至於其他人則是:貧困、生活無保障、失業以及教育和醫療機會下降,官方終於承認轉向的後果,中國財政部的政治部門去年發表了針對這一問題的報告。2003619的《人民日報》網站登載了一篇內含這個報告主要內容的文章。文章一開頭就承認這份政府報告揭示了:(1)「收入分配的差距不斷擴大,貧富懸殊惡化」;(2)「積聚起來的財富越來越集中,家庭財富的差距越來越大。」

從中國的經驗明顯可見,即使在工商業國有化後,依然存在階級鬥爭的基礎。在革命的變革之後,舊社會的意識形態並沒有煙消雲散,舊思想仍盤旋不去,與社會主義道路扞格不合。而官僚精英集團潛在與實際的頑抗,尊卑等級制度的延續,創建人民民主制度的複雜因素等等,也都造成緊張對立的關係。官僚精英與其他的特權群體堅持一種與社會主義道路對抗的意識形態,這種意識形態為他們有違人民群眾需求的特權合理化。精英集團的成員念茲在茲者是把他們的優勢地位傳給子女,這是階級社會的常態。階級利益的衝突一代接一代。這樣一來,階級鬥爭的形式雖與過去有所不同,卻持續不斷。如毛澤東所指出的,共產黨內甚至有些身居高位者心裡也想走「資本主義道路」。

意識形態的鬥爭與經濟增長的速度、方向的爭論連繫在一起,不幸的是,增長本身成了「走資派」供奉膜拜的神祗,然而至關緊要的問題卻是:什麼樣的增長?增長的目的是為了誰?為誰的利益而增長?增長該用來滿足知識份子、經理、企業主與官僚政治群體的慾望嗎?或者,增長的方向應該朝向改善人民大眾的生活水平與生活品質?

在這兒我們無法充分討論這些問題。但有些方面應先提及。經濟增長可能迫切需要用來為無家可歸者提供住房、建立醫療中心、供應每個人一日三餐、在貧民窟建設排水道與自來水。然而,增長過快可能對人與環境有害。這些都是區別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的基本問題。在資本主義下,為少數人的利潤所驅動,在全世界範圍產生資本的積累,而全世界大多數的民眾則陷入悲苦之境。如哈特-蘭茲柏格與布克特所揭示的,中國的情況證明了這樣的事實:為不斷增加利潤的增長或僅僅為了增長而增長,必定導致全然的社會不平等。

 

批判「市場社會主義」具有重要意義

左翼圈子裡流行一種看法,相信「市場社會主義」是取代資本主義適當且有效的方法,哈特—蘭茲柏格與布克特的著作大無畏地對抗這種信念,也具有重要意義。據稱,經濟計劃已證明失敗,根本行不通。這個問題給看成了找出正確的機制(計劃或市場)的技術問題,而不是階級或滿足人最迫切需求的問題。技術專家被以為有了解答,在上述的問題上,即是依賴市場的魔力。但瞧瞧中國成功的故事!理論家們對市場社會主義的熱衷與今天中國市場所激起的興奮之情相比簡直是小巫見大巫。囿於傳統觀念的學者與滿懷貪欲、只見到中國創造出的巨大財富而見獵心喜的公司總裁,都無視於人民大眾的真正處境。總裁們為大發其財的機會而心馳神迷:中國一方面既有超乎尋常的大批低工資的產業後備軍,另一方面還有多得數不清的數以千百萬計的具有潛力的消費者。左派與右派都迷醉於中國仍在持續的異常經濟增長率。沒有人考慮到這種扭曲的經濟增長體制持續付出的巨大的人的代價。

這個論題可以簡化的方式來處理。一個國家的經濟有兩部分:消費與投資。花在投資上的較多,可用於消費的就會較少。經濟增長有賴投資的增君,得益於勞動生產力的提高。但增加投資,特別是極其快速的增加投資,會減緩民眾消費的增長。雖然整體的消費可能增加,但如權力與財富的差距很大,富人的消費不免要犧牲窮人。一部分人的花費能比其他人多得多,投資與生產就會集中於為富人享用的奢侈品與設施。上面提到的中國政府報告(摘要於《人民日報》網站)承認階級的差距與不尋常的快速增長俱增:「收入分配的差距不斷擴大,貧富懸殊惡化。」

中國超高速增長的負面效果並不止於收入財富日益兩極分化與民眾消費的增長(就算低層民眾也有增長的話)日益減緩。中國轉向所謂的市場社會主義亦步亦趨地跟隨資本主義全球化所規定的路徑。根據200454的《金融時報》(Financial Times):「中國已準備加入最大的國外投資聯盟」。2004526《人民日報》網站報導,副總理吳儀「在由商務部贊助的中國企業〈走向全球〉的論壇上,發表一篇書面講話說,這個戰略不僅有利於中國的發展,也有利於全世界的繁榮。」再者,同一報導說,中國正扶助它的跨國公司:「高級官員說,中國將進一步促進「走向全球」的戰略,培植更多跨國企業。」2003年政府核准的中國企業海外投資超過20億美元,預計還會快速增加。

 

中國生態的大災難 

崇拜快速增長的偶像造成的另一後果就是生態的大災難。如中國國家環境保護總局副局長潘岳所說:「如果我們繼續走傳統工業文明的路子,就沒有可持續發展的機會……中國的人口、資源、環境已到了所能承受的極限。」(《紐約時報》,2005524)由於沒有或者未適當處理工業與人的廢棄物,長江的堤壩已成了污物與有毒物的淵藪。根據外交事務委員會的亞洲研究中心主任兼高級研究員伊麗莎白.伊卡諾密(Elizabeth Econmy)的研究:

「中國對水、土地與能源等所有各種自然資源的需求急遽增加。森林資源已然耗盡,引發了接踵而來的一系列破壞性衝擊,如:沙漠化、洪水泛濫與物種滅亡。同時,水與空氣污染的程度猛然大增。……流經中國城市地區的河流的水有75%以上已不適於飲用或捕魚。六千萬人用水有困難,幾乎三倍於此的人每天飲用遭污染的水。中國有四分之一的土地沙漠化,迫使每年數以萬計的人民遷移。……」(http://www.fas.harvard.deu/ffiasiactr/haq/20030I/030Ia00I.htm

全世界空氣污染最嚴重的十個城市,中國有其七,大約300個城市的懸浮微粒總量未達「世界衛生組織」所訂下的可接受標準。

總結我們的論點:一旦一個革命後的國家開始走上資本主義發展的路子,尤其在力圖達到很快的經濟增長時,就會一步接一步直到最終重現所有資本主義體制有害與破壞性的特點。中國今天令人注目的並不是它顯示了一個大有希望的「市場社會主義」新世界,而是它抹除過去人人平等的成就、製造巨大的不平等,對人與環境的破壞速度之快。在我們看來,哈特—蘭茲伯格與布克特的這本書破除了這個不實的虛構,即:中國的社會主義在中國實行一些最無節制的資本主義做法之際,依然倖存,故本書值得仔細研讀。如果經由市場通向社會主義意指把最迫切的人類需求與人類平等的承諾丟置一旁,那麼這就是條走不通的死路。◎

28期目錄

社會主義探索

01《中國與社會主義》出版前言

著■Harry Magdoff & John Bellamy
Foster
/譯■鄭國棟

 

 

世界思潮

04毛澤東對西方文化政治的影響

 MAO ZEDONG’S IMPACT ON
CULTURAL POLITICS IN THE WEST

著■ANDREW ROSS(美國紐約大學美國研究教授)/譯■鄭洛/校譯■吳一慶

 

 

國際政治評析

13拉丁美洲左翼政治力量大躍進

 林深靖

 

 

大陸形勢

16中國農民怎能不貧困?

李昌平

 

 

大陸思潮

26我們不要一個警察世界(上)

──文革中的砍監放犯與毛澤東的「群眾專政」觀淺談

老石

 

 

讀者來論

39對「台灣併發症」(Taiwan syndrome)的反思

周健

 

 

歷史檔案

41在二.二八綻放與飄零的台灣野百合(上)

藍博洲

 

 

文化廣場

56毒蘋果札記

施善繼

 

61《野草天堂──Screen Memory》序文

──「髒」他個昏天暗地,何所懼!

櫻井大造

譯■胡冬竹

圖■差事劇團(提供)

 

63文字之咒

鍾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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