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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效率優先」放到該講的地方去(劉國光)

中共面對大陸貧富差距不斷擴大、社會矛盾激化的局面,在10月8日開始舉行的十六屆五中全會改變了過去「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提法,提出「更加注重社會公平」的主張,以「緩解地區之間和部分社會成員收入分配差距擴大的趨勢」。前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現任特邀顧問劉國光在4月19日的《經濟參考報》曾發表〈進一步重視社會公平問題〉,引述鄧小平的話說,改革造成兩極分化,改革就失敗了,文末並呼籲「要更加重視社會公平」。在中共十六屆五中全會通過第十一次五年規劃,主張「更加注重社會公平」後,劉國光於10月13日在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形勢分析與預測座談會2005年秋季會」上發表講話,闡釋這一政策的精神,深入分析了效率與公平的關係,對了解大陸現況頗有助益,特予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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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種聲音(一~四)——與右派朋友論政書簡(袁庾華)

袁庾華,1946年生,河南省鄭州市人,初中畢業,18歲進工廠當學徒。20歲時文化大革命爆發,因反對姚文元文章,被工廠當權派打為「小吳晗」,並因反對整群眾,被戴高帽。在本工廠第一個成立造反組織,在社會上參加河南造反派組織「河南二七公社」。在文革中、後期四次被關押。1976年,以「妄圖篡奪省委領導權」的罪名被判處15年徒刑。1989年出獄,一無所有,但仍不改初衷。
本文是大陸一位工人出身的激進左派用書信的方式表述對鄧小平路線的批判,廣泛論及中國大陸的政治、經濟、社會問題與文革歷史,頗不乏深刻的見解和可貴的材枓,全文八萬多字,將連載刊出。副標題與小標題為編者所加—編者 繼續閱讀 ‘另一種聲音(一~四)——與右派朋友論政書簡(袁庾華)’

25期:朝向社會主義前進(中)(Harry Magdoff & Fred Magdoff)(鄭國棟譯)

朝向社會主義前進(中)

著■Harry Magdoff & Fred Magdoff/譯■鄭國棟

 

三、從後革命社會的失敗汲取教訓

觀諸資本主義所特有的深重苦難與其造成的環境浩劫的威脅,該怎麼辦?為委內瑞拉婦女設立銀行的卡斯托尼達(Nora Castoneda)給了一個簡單而直接的回答:「我們正創造一種為人類服務的經濟,而不是讓人類為經濟服務。」這個描述可謂社會主義目標的要旨,很可以代表億萬人的希望。然而,蘇聯與中國這兩大社主義革命的發展令許多左翼人士對社會主義前景灰心喪志、意氣消沉。

不幸的是,我們許多人對歷史抱持簡單化的看法,忽視了邁向新社會秩序的路途中的矛盾,後革命社會達成了可觀的成就:充分就業、教育普及、全民醫療服務、工業化、壽命延長、嬰兒死亡率劇減,以及其他更多的成果。它們標誌了走向社會主義的進步。但經過一段不長的時期後,它們各自偏離了正軌變成既非資本主義也非社會主義的社會體系。結果,兩國都確立了走向資本主義的道路。但這兩大革命是怎麼轉向的?對再走激進的社會主義道路可有值得汲取的教訓?這很難獲得篤定無誤的答案,我們也不想裝做知道所有的答案。但我們願指出可能有助於了解失敗的研究與分析路線。

就我們看來,最重要的是,離開社會主義的道路並非不可避免的,反之,這是特定歷史環境下的產物,很大程度上是舊社會群體與舊思想方式沒有消除的結果。資本主義的意識形態繼續存在,為新的統治集團所用,許多新統治集團的成員追求本身的利益,在等級體制中爭相攫取高位,仍根深蒂固地抱著被推翻的舊統治階級的道德觀念,原本宣稱要做到的真正民主,即由人民全面決定並參與制訂新社會的政策和實踐,也是口惠而實不至。

也許後革命社會所給的一個(如果不是最主要的)教訓是,社會主義肯定不可能一夕之間達到,要對社會結構與人民意識實行重大的社會主義改造實際上是非常漫長的道路,也充滿了陷阱。毛澤東簡單明瞭地指出了這點:

馬克思、列寧主義告訴我們,蘇聯、中國和其他社會主義國家的實踐也告訴我們,社會主義社會是一個很長很長的歷史階段,在這個歷史階段中,貫穿著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的階級鬥爭,存在著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兩條道路『誰戰勝誰』的問題,存在著資本主義復辟的危險。」(毛澤東,《關於赫魯雪夫的假共產主義及其在世界歷史上的教訓:九評蘇共中央的公開信》,1964

在過渡到完全發展的社會主義的長期過程中,需要一種煥然一新、充滿新型思想意識的文化。要創造新的社會秩序,關鍵在於從根本上轉換資本主義時代主導的思維方式。但資本主義的意識形態、價值標準、道德準則與流行信念頗為強固,不可能在一夕之間演化成不同的東西。我們生活的資本主義社會倡導並且經常要求自私、貪婪、個人主義與你死我活的競爭精神。反之,社會主義社會需要創造出與完全不同於資本主義的社會實踐相適應的集體意識形態,這種社會實踐集中在:為所有人服務、廢除尊卑高下的等級制度、清除身分地位的差別、移向人人平等的制度。馬克思從哲學的角度提出這些改變的困難所在:

有一種唯物主義學說,認為人是環境和教育的產物,因而改變了的人是改變了的環境和教育的產物,這種學說忘記了:正是人改變環境,而教育者本人必須受教育。因此,這種學說必然會把社會分成兩部分,其中一部分凌駕於社會之上。環境的改變和人的活動或自我改變的同時發生,只能被看作是並合理地理解為革命的實踐」(馬克思,〈關於費爾巴哈的提綱〉)【注意:馬克思用的不是man這個字,他寫的是「Mensch」,在德文中意指「人(person)」,同等適用於男人與女人。】(譯按:此處譯文與《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略有不同)

上述引文的關鍵詞是「革命的實踐」,這要求人們高度參與建立新社會的革命過程,這也至少要求而且應該鼓勵人們批評領導人與辯論政策的完全自由。

1. 蘇聯的經驗

蘇聯建立社會主義社會之所以失敗有許多因素。蘇聯雖然在社會福利上有重大的改善,工業化也頗為可觀,卻從未牢固建立明確通往社會主義的道路,當然說不上是馬克思所倡導的社會主義。蘇聯雖不是資本主義,但也不是社會主義。我們以前已用一些文章稍微詳細地討論了我們對蘇聯的經濟與社會問題的瞭解。(註六)我們不打算重述所有的論證與討論,只對關鍵問題作簡要的概括,偶爾摘錄先前出版的文章。

1917年的俄國革命確實震撼了世界,但新成立的後革命社會面臨諸多危險。四年的內戰使蘇聯社會陷於紛亂無序,摧毀了大量的基礎設施,造成重大的死亡與破壞。新的革命社會也面臨美國、英國、法國等強權力圖扼殺布爾雪維克革命於搖籃中的欲望。不過面對這些極度的困難,一當蘇聯緩口氣過來,便以審慎合宜的速度讓人民都能有平等的機會獲得住房、教育、醫療服務與老年、殘廢的照顧。在蘇聯達到並維持充分就業的同時,西方深陷於大蕭條的泥淖中,很有代表意義的是,即使最富裕的國家在那些年中也有20~30%的勞動力失業。相形之下,蘇聯的成就驚人,真是令人讚嘆。

二次大戰期間,麥格多夫(譯按:本文作者之一,二戰期間他在美國政府的「戰時生產委員會」主管機器產業的計畫與控制工作,後來又在美國商務部領導當前商業分析部門)為準備制訂工具機產業的生產計畫而參觀訪問了美國的工具機公司。公司老闆經常向他報告,他們得以在大蕭條的谷底倖存下來,靠的是從俄國五年計畫而來的源源不斷的訂單。再者,蘇聯憑自己的努力把一個落後、工業尚欠發展的社會轉變成發達的工業國家,有能力裝備陸軍與空軍,不但頂住了二次大戰中德國的侵略,還對最終擊垮德軍發揮了重大的作用。然而,大部分因為出現了擁有特殊的官僚菁英與扭曲變形的民族主義,社會主義的終極目標在早期就大為轉向。

官僚統治與民族主義

俄國的後革命社會遠離了馬克思與恩格斯倡導的社會主義理想,馬克思、恩格斯並未替新社會設計藍圖,也沒有詳細預測為社會主義而鬥爭所碰到的考驗與苦難——包括成敗可能交迭出現,戰鬥可能勝而又負,直到權力由上層階級轉移到下層階級得到鞏固確立為止。但他們對社會主義最終必將勝利的信念從未猶疑動搖,他們從他們時代的動向汲取經驗教訓,重申人民共和國的原則。因此,他們不只讚頌巴黎公社的革命還加以研究,如馬克思所寫的《法蘭西內戰》。恩格斯為《法蘭西內戰》所寫的導言指出了公社明確的社會主義政策。在他看來,至關緊要的是,公社力圖防止讓領導階層變為新的主宰者:

「從一開始,公社就不能不認識到,工人階級一旦當權,就不能再運用舊的國家機器管理,為了不再失去剛剛取得的優勢,工人階級一方面必須廢除先前用來反對他們的壓迫機器,另一方面,防範本身的代表與官吏,保護自己⋯⋯為了防止國家和國家機關由社會的公僕轉變為社會的主宰——這在先前所有的國家形態都是無法避免的事——公社用了兩種穩妥的辦法。首先,所有行政、司法與教育的職位都由普選產生的人擔任,隨時可由選出他們的人撤換。第二,所有官吏,不論職務高低,都與其他工人同工同酬。⋯⋯這樣,即使不另立法令約束代表機構的代表,也可有效防止孜孜於追逐權位的野心。」(譯按:此處譯文與《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略有不同)

與此大相逕庭的是,蘇聯的革命面臨特殊的情況,導致官僚集團滋長,支配了蘇聯社會。托洛斯基在內戰結束之際的觀察值得注意:「五百萬紅軍的解甲復員對官僚統治制度的形成起了不小的作用。勝利歸來的指揮員在地方蘇維埃、經濟與教育部門擔任領導職務,他們不斷在各部門採用曾確保內戰勝利的體制。於是,群眾在所有方面就逐漸被推開,不再能積極參與領導國家了。」《被背叛的革命》

俄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與接踵而至的內戰中遭到嚴重破壞,在重建的艱困時期,官僚統治像癌症一樣滋生起來。在一個由一小撮人牢牢掌握國家權力的國家裡,對經濟與社會的控制不久就集中起來。緊靠著最高統治集團周圍,黨幹部、產業的領導、政府官員、軍官、知識份子與演藝人員,這些精英份子成了特權階層。人民分化成不同階層,等級制度長期施行,影響了積累的方式,促成新的社會形態歷久不衰。階層的分化讓享有特權的高層獲得好處:不僅在收入上,更令人注目的是,醫療、教育、居住地區(鄉間住宅以及市郊的大套房)、度假賓館、遊獵別墅、汽車,還有市場上買不到的特供食品,所有這些方面都享有與一般民眾不同的特殊待遇。菁英階層消費的越多,可給其他人消費的自然也就越少。上等階層的特權與權力還可由子女承襲。不過,不同於資本主義的是,生產資料所有權無法繼承。

等級分明的統治體制嚴密控制了百姓的大部分生活以及整個經濟。蘇聯龐大的官僚體制的顯著特點就是,紀律嚴格,特權階層中人始終存有不安全感,必須時刻小心保護本身的利益,避免被排出特權地位,當然更要提防身陷牢獄。等級制度普遍存在於各種機構、產業的企業單位與產業聯合組織。於是,蘇維埃體系產生了本身的矛盾:一個與民眾遠遠脫離的官僚結構,組織嚴密僵化而不容侵犯,遂導致為改善生產效率與分配而規劃的經濟、政治改革也窒礙難行。在上述的情況下,各個不同的階層、共和國與地區的生活條件也就產生了很大的差異。在每個共和國內,上層與中層的社會階層奮力爭取更高的地位,極力攀比西方上層與中等階級的生活方式。民族問題是第二個嚴重脫離社會主義原則的地方。在19世紀,沙皇野心勃勃地奪取大片領土,這些地區原是由多種族裔構成的不同國家。沙皇與貴族建立了一個大帝國。共產黨推翻沙皇後,掌控帝國的方法有所不同。社會主義者該怎麼做?列寧堅持他的立場:建立一個每個共和國都有權脫離的聯邦。再者,憲法必須規定蘇維埃聯邦的總統由各個民族共和國輪流擔任。斯大林訕笑列寧建議的政策浪漫不切實際。結果產生了一個以俄羅斯為中心的聯邦與俄羅斯化的統治。(註七)

隨後的經濟發展反映了俄羅斯的

25期:當前台灣政治、經濟重症的癥結何在?〔李立中〕

當前台灣政治、經濟重症的癥結何在?

■李立中

這幾個月來,台灣社會為了貧富差距大幅擴大、政府稅賦政策不公與二次金改圖利財團、高捷案官商勾結獲取暴利等問題,鬧得沸沸揚揚,要求社會公平、正義之聲甚囂塵上,民進黨政府施政無能與貪腐墮落的面目暴露無遺,「民主」、「改革」的假象一朝盡失,即連深綠的基本群眾也滋生強烈不滿,可謂遭逢建黨以來最大的危機。

貧富差距擴大與圖利財團是資本全球化縱橫肆虐的結果

但在一片批判社會不公與金權政治的聲浪之中,卻只聞對表面現象的指控,毫未觸及問題產生的根源。其實,不論是貧富差距擴大、財金政策有利財團或官商沆瀸一氣的金權政治都是資本主義制度的必然產物,也是資本全球化縱橫肆虐的結果。這些問題舉世實行資本主義的社會概莫能外,不獨台灣為然,所不同者,台灣的資本主義民主、法治基礎薄弱,情況尤其嚴重而已。

就貧富差距擴大與財稅政策有利財團來說,這是資本全球化後,資本主義各國共有的現象。在奉市場競爭的法則為無上律令,強調企業與國家的競爭力下,降低企業的生產成本、擴大企業的規模與降低企業的稅負,成了各國提高經濟競爭力的共同作法。於是乎政府修改法令,放鬆對資本的約束,收縮社會福利的公共支出,讓企業更便於裁員、削減員工薪資,乃至外移至生產成本更低、市場更為廣大的地區,在財稅政策上則降低企業稅賦,以利增加資本投資,並實行公營企業私有化,加速企業的兼併,促進企業擴大規模,增強在國內的壟斷,提高與外國大企業的競爭力,凡此種種都成了因應資本全球化的對策,還美其名曰:適應世界潮流。這樣一來,也就必然造成失業率上升,財富快速流向資產階級,加劇收入分配的不公,社會不平等的現象日形顯著。在尊奉資本主義的市場規律,支持資本全球化這一點上,泛藍政黨其實與民進黨沒有根本的不同,絕不能獨責民進黨,誤以為換黨執政即可徹底改善。

金權政治的根源在於資本主義體制

就官商勾結的金權政治而言,藍綠雙方並沒有本質上的不同,早為有識者洞悉。林宗理在《批判與再造》的創刊號上所寫的〈透析金權政治〉對此早有透徹的分析,值得再加引述:

「解嚴後,從中央到地方的各級行政首長與議會,乃至總統,陸續全面開放民選,隨之而生的是金錢與權力相互為用的金權政治:『股票換鈔票,鈔票換選票』,金錢轉化為權力,權力再增殖更多的鈔票、股票。戒嚴時期國民黨的威權體制,在『民主』的外衣下,轉化為金權政治,統治形式雖有所變化,但少數人壟斷政治、經濟利益的實質則沒有改變。不同的是,原來受專制政權哺育而俯首貼耳的資本家,如今以金錢影響政治,昂首闊步,登堂入室,公然與民選的大小政客坐地分贓了。金權政治的根源本在於資本主義體制,但在李登輝執政時期,卻仍被簡單地歸罪於國民黨政權。不少飽受『民主』、『自由』的意識形態催眠、不知資本主義為何物的蚩蚩之氓與知識份子天真地以為所謂『黑金』、『金權』是國民黨的專利,只要政黨輪替便可革除金權政治之弊,迷信民進黨的『改革』口號,竟幻想與國民黨同屬右派的民進黨上台後可有一番新氣象。民進黨執政三年多來的表現,無情地打破了這種可憐的幻覺。『政商勾結』、『利益輸送』、『特權特惠』、『權位分贓』,這些金權政治的痼疾,非但沒有稍癒,反而變本加厲,更形徹底露骨地展現無疑了。台灣的『民主化』折騰了多年,由兩蔣的威權體制轉為李登輝的『黑金體制』,再換成陳水扁的『白金政治』,政權輪替了,只是『金』如舊。 

諷刺的是,在政權易手,朝野換位後,國民黨與親民黨的泛藍系統忽焉成了抨擊金權政治的急先鋒,以揭發民進黨政權圖利財團、掏空國庫為能事,似乎一夕之間,頓悟前非,洗盡『金』華,與備受官商聯手侵漁的庶民百姓同在了。於是,我們便見到了一幕幕的台灣政治鬧劇:泛藍指責民進黨『白金』當道,民進黨則聯合『黑金教主』李登輝及其走卒台聯黨高嚷泛藍企圖『黑金復辟』,雙方你來我往,互揭瘡疤,用的都是金戈銀槍,殺得天昏地暗、日月無光,好不熱鬧。究其實際

25期:悼念啟事

悼念啟事

 

著名的旅日經濟學者、東京經濟大學名譽教授劉進慶先生〈1931-2005〉,不幸於1023日因白血病病逝日本東京,享年74歲。劉教授長年從事台灣經濟與台灣經濟史的研究,聲譽卓著,《台灣戰後經濟分析》一書尤為台灣經濟研究的經典之作,晚年戮力於促進兩岸統一,不曾稍息,惜乎天不假年。我們對這位出色的進步學者遽爾凋零,謹致深切沉痛的悼念。

 

《批判與再造》雜誌同仁

25期:編輯室報告

編輯室報告

兩年前,我們在《批判與再造》的發刊詞說:「 對二十世紀末葉社會主義實踐的挫敗﹐有人灰心喪氣﹐變節轉向﹐有人徬徨困惑﹐不知所向。但我們並不悲觀失志﹐陷於消極頹唐﹐我們深諳無平不陂﹐無往不復的歷史辯證法﹐只要資本主義無法克服的內在矛盾日益深化﹐社會主義的力量就必然煥發其強勁的生命力。不過﹐我們也不是盲目樂觀的歷史循環論者﹐深知必須實事求是﹐認真總結一百多年來社會主義運動在理論與實踐上的成就與失誤﹐理性而務實地面對當前與往後將至的現實難題﹐以期通過批判﹑探索﹐再造社會主義的盛況。…因此﹐我們決定創辦《批判與再造》﹐對全球資本主義的政治﹑經濟﹑結構及其意識型態展開全面的批判﹐並關注台灣與大陸的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問題﹐期能為探索社會主義的出路﹐盡尺寸之功﹐為集結左翼力量鋪墊堅實的基礎。」。依照這樣的宗旨,兩年來我們在人力、財力俱極不足的條件下,幸賴海內外朋友的熱心支持,得以持續出刊,邁入第三個年頭。在這兩年中,世界局勢的變化一如我們在發刊詞中的分析,隨著資本全球化的擴展與帝國主義氣焰的高漲,各國的社會經濟矛盾正在加深,資本主義的邪惡本質日益顯露,馬克思主義對資本主義的批判分析也更加得到印證。兩年來,我們力求反映這樣的現實,並反思社會主義的實踐經驗,以重振社會主義信念。

回顧這兩年的內容,讀者可以發現,我們刊載的文章以批判資本全球化、帝國主義,探討社會主義前途者居多,在中國兩岸的問題上,評析大陸形勢,討論中國社會主義的歷史與前景的篇幅明顯大於對台灣政治、經濟的評論,這並非我們刻意安排的結果。固然,為確立朝向社會主義的方向,有必要對社會主義的理論與實踐深加探討,尤其在左翼理論的基礎極其貧弱的台灣更是如此,而台灣無法自外於整個中國未來的發展,特別是以中國幅員之遼闊、人口之眾多以及革命後對世界人類產生的舉足輕重的影響,未來中國的走向仍是左右世界局勢的主要力量之一,我們當然應高度關注中國社會主義的前途。不過,立足於台灣,對切身的政治、經濟、社會問題自不可忽視。所可憾者,由於台灣左翼理論的基礎薄弱,能從左翼觀點作出深度分析的寫手不多,許多重要議題,我們常有邀不到作者的苦惱,每有朋友認為我們刊載的文章水平較高而怯於動筆,這就造成本刊評析台灣現實的文章比率偏低,與台灣聯繫不夠緊密的情況。因此,我們打算開闢讀者投書與短評的欄目,供各方朋友發抒感想、評論,希望能增加反映台灣局勢的意見,更加貼近台灣的現實。日後還希望讀者不吝執筆,舉凡對本刊文章的觀點、台灣以至世界問題的看法都可貢獻,一同參與耕耘本刊這片園地。

我們堅信,社會主義的道路雖然曲折艱辛,但只要追求社會平等與人類長存的信念不死,社會主義终將成為大多數人選擇的方向。我們願在這漫長的歴程中,發揮一些承先啟後的作用,也期望更多的朋友來參與這一富有意義的工作,積極提供支持的力量。

 

 

 

25期〔2005年11月〕目錄

01【編輯室報告】

社會主義探索

02朝向社會主義前進(中)

著■Harry Magdoff & Fred Magdoff/譯■鄭國棟

10勞工運動,希望何在?

著■Fernando E. Gapasin & Michael D. Yates

譯■倪世傑

時局評論

16當前台灣政治、經濟重症的癥結何在?

李立中

大陸形勢

18把「效率優先」放到該講的地方去

劉國光

20另一種聲音(四)

——與右派朋友論政書簡

■袁庾華

國際政治評析

39玻利維亞二○○五:工農運動的突破與不足

陳泰

歷史檔案

45參加《宋斐如文集》出版會的我感我思

曾健民

47參選記事(九)

■藍博洲

文化廣場

52毒蘋果札記

施善繼

59想起了田春苗,想起了向陽花

——大陸農村合作醫療制度建設中的硬件和軟件問題

魯太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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