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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期:當代中國的社會主義傳統及相關問題(三)〔韓毓海〕

當代中國的社會主義傳統及相關問題(三)

韓毓海(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

 

3.1984-1996:階段性現實的反思與回顧

1984年開始的城市改革是改革的新的、更為重要的階段,這一階段成就的取得,依然是與「共同富裕」的改革目標的堅持,與國家對腐敗、壟斷等不公正關係的破除和干預,對公正市場和公平價格的維護和社會保護功能的部分延續為條件,特別是:以改革各種形式的不合理的壟斷關係和生產關係為目標,以堅持和擴大社會主義民主為條件。但是,無庸諱言,這一時期也是「國家」的社會主義功能與角色發生重大改變的時期。就思想界而言,在這一時期對社會主義國家以平等為目標的政治訴求的質疑,對國家具有的社會保障功能的有計劃的摘除,對人民當家作主的人民大眾主體性的「理性批判」,共同構成了甚囂塵上的「批判社會主義國家」的思潮。這一思潮致力於維護在城市改革中形成的特殊階層的利益,並以露骨的維護現實中的各種壟斷關係和生產關係為主要訴求,最終形成了以「新權威主義」、「新保守主義」為先導的「新自由主義」思潮。

正如陳雲在19927月撰寫的一篇文章所指出的:1980年代中期的改革所面臨的任務是,毛澤東的社會主義時代和1980年代初期改革的成就,已經將中國經濟推向了現代商品經濟進程中,使得經濟建設的規模比過去要大得多、複雜得多,因此,需要不斷探索新東西,解決新問題。

在現代商品經濟的進程中,交換活動地位逐步加強。而中國在市場和交換領域中存在的問題主要是在兩個方面:其一,儘管從農村到城市,在社會生活和基層中存在著商販和大量的集市、店鋪和日常交換活動,但是,這些活動並沒有得到積極的鼓勵和扶持。其二,在交換的上層領域,國家銀行雖然一直在進行計劃性的信貸和投資,國家一直從事著相當規模的國內和國際的貿易活動,諸如廣交會等大型交易活動一直在舉辦,但是單純國家計劃和行政指令的方式,也產生了管理上的問題,束縛了市場的發展。因此,擴大和發展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的目標也是兩個方面:其一:像農村改革時代一樣,鼓勵基層的交換領域,發展集市、店鋪和日常交換活動。其二,從嚴格、有效的角度,加強對於交換的上層領域的管理,對銀行和國內、國際貿易進行管理改革。一句話,改革的核心在於:如何在生產/交換之間,建立一種充滿活力,也更為平衡的經濟體系。

但是,以「激進改革派」的面目出現的「批判社會主義國家」的思潮,也就是在那個時候出現的。「批判社會主義國家」並不是一個整體,表述方式也不相同。大致而言,當其以「激進派」面目出現時,特別強調城市改革是「一步到位」,即城市改革不是通過建立生產和交換的平衡為目標,不是以鼓勵基層的交換領域為目標,不是以改革上層交換領域的管理方式為目標,而是以迅速地造成一個「商人和企業家階層」為目標。用比較隱晦的說法,就是以鼓勵「社會增量」為方案(註十三)。即以鼓勵「國家之外」的新興利益集團的興起,而不是依靠「國家」鼓勵下層交換領域的發展和改革上層交換領域的管理來推動。

而國家怎樣才能在「一夜之間」造出一個商人階層來呢?城市開發過程中的圈地運動是一個好例。那就是開發商通過官員審批取得土地使用權,然後將土地價值進行虛擬評估,根據評估再將其抵押給國家銀行套兌鉅額資金。在這裡,國家不是被欺騙了,就是犯了一個荒謬的錯誤。國家忘記了土地所有權是自己的,銀行及其資金是人民的,而國有土地被抵押給銀行後,銀行的錢卻支付給了私人—開發商。一個所謂的「大商人階層」就是這樣在「一夜之間」產生了。國家所謂鼓勵交換領域的發展,鼓勵生產和交換的平衡,就是這樣被引導向了它的反面:形成了危害經濟和社會平衡的、「一夜之間」爆富的私人資本積累。

總起來看,這一以「建立商人和企業家階級主導地位」為目標的城市激進改革方案,對中國的社會主義遺產產生了重要的影響。因為首先,中國現代化的資本積累主要在城市,如果國家將這些資本以「承包」或者「私有化」的方式賦予個人,那麼個人財富就將以幾何數位暴漲。這與農村改革非常不同,在農村改革中,國家起碼在名義上依舊擁有土地所有權,農民「二次土改」所分得的財富容易估算而且相對平均,但是,集中在城市被個人「承包」的財富其實是無法估算的,在這個意義上,企業承包和「外貿承包」急遽地完成了中國資本的原始積累過程。這是數十年社會主義歷史上前所未有的大變動、大積累。其二,這一過程是與要求國家徹底「放權讓利」的宣傳聯繫在一起的,同時也是以國家稅收的急遽萎縮,國家調控能力的迅速下降為代價的。其三,這一大變動、大積累是在缺乏民主監督和法律制度保障的情況下迅速完成的。保守派所呼籲的國家制度的合理化進程是以排除群眾社會運動的方式為前提的,按照這一設計,政治活動逐漸被理解為「政府行為」,而「正確的政府行為」則被界定為抛棄社會動員、社會保護和社會組織(這曾經是國家的重要功能),而單純為「市場經濟」服務,在這一思潮的鼓動下,在由「社會」向「市場」的劇烈轉向中,國家由於過分容忍社會分化,甚至參與市場逐利而一味壓制社會平等訴求,結果,國家的社會動員能力無論在實際上還是道義上都大規模地下降了。第四,這一思潮以「引進外資」為名,主張拆毀中國的國有銀行和金融體系,在90年代後期,這一思潮致力於鼓動國家政策逐漸由「自由貿易」向「資本自由」的轉變,從而在「全球化」的名義下,使得在城市改革中急遽積累起來的個人資本得以順利轉化為「國際資本」,這些資本不但不進入國家投資領域,而且不受國家的基本制約,作為「國際資本」,它隨時可以離開所在國,在全球尋求新的投資熱點。

我們為什麼將1984年視為中國改革的一個重要分野呢?因為就是從那個時候起,改革的實質究竟是什麼的問題,正式地被提了出來。換句話說,市場經濟和現代化究竟使得哪一部分人獲益,哪一部分人受損的這樣一個馬克思和毛
東式問題終於被提了出來。而自1984年開始的,圍繞著面向市場的「價格改革」而產生的爭論,最為突出地表現了這一時期改革的特點。

在事後被證明是驚心動魄的「價格改革」中,一方面,少數教條主義的馬克思主義者,認為承認價格的調控就是搞資本主義,另一方面,大多數形而上學的改革派則認為:只有價格調控的經濟,才是「正確、完整的市場經濟」。而在這個問題上,唯一合格和有眼光的學者,竟然是少數極右翼學者,只有他們看到並且指出:如果價格改革的目標不是為了保護既得利益集團的利益,那麼,價格改革就不可能得到他們的支援,也就不能取得成功。這實際上並非危言聳聽。事實證明,也只有他們才部分地看到了真正1989社會危機的基本原因。(註十四)——當然,他們是從維護既得利益集團的角度、從極右翼的角度看到的。而最為令人驚歎的則是,當時的中國知識界,竟然幾乎沒有人提出過:價格改革究竟對於中國普通民眾的利益意味著什麼,也沒有人提出過:如何通過維護普通民眾的利益,將人民大眾爭取到正確的市場改革道路上,以防止改革向著不利於人民大眾根本利益的方向傾斜的呼籲。結果,脫離開具體的社會利益分析的抽象的價格改革,遭受到來自既得利益階層的威逼利誘,又未得到廣大民眾支援,反而造成普通民眾的反彈,最後終於釀成了1989年嚴重的社會危機。

1989社會危機的教訓是深刻的。對於這一危機的根源的反思,使得我們再次回到馬克思的教誨,那就是:現實中的經濟活動不能不是一種制度安排,特定的經濟活動必然要求特定的社會關係和制度安排來保證,因此,「改革必然要使一部分人受益」和「改革必然要犧牲一部分人為代價」,這種「犧牲」和「受益」就不能簡單地被視為「市場」「看不見的手」的自動安排,因為在很大程度上,這其實是制度的安排。價格改革也不是一個簡單的「生產力」配置問題,而是一個怎樣改革、向什麼方向上改革既有的生產關係、社會關係的問題。

1989年之後,所謂「一步到位」的「激進改革派」則把下一個目標轉向將改革定義為「產權改革」的「根本目標」、更為激進的「私有化」訴求,因而不像主張「社會增量」和「市場價格調控」的學者那樣含蓄,上述前者起碼在口頭上把一般的「發展經濟」視為城市改革的目標,而後者則直言不諱地把既有的利益關係合法化、並且公然聲稱壟斷資產階級的利益「神聖不可侵犯」,從而以建立私人壟斷資本主導的社會關係、生產關係和政治制度為根本訴求。

這一露骨的「新自由主義思潮」之所以還沒有得到清算,是因為他們以「發展經濟」為名為壟斷資本辯護,主要以經濟學家面目出現,從而能夠將剝削壓迫制度和損害大多數人民的根本利益,視為一種經濟學的必然規律,是一個所謂「自發秩序」和「自然過程」。馬克思說,經濟學從一開始就是從現代社會的階級鬥爭和生產活動中產生出來的,而今天有人這樣質疑某種經濟學說:你們是中國的、人民的經濟學,還是壟斷資本的經濟學?這種質疑不過再次要求我們回到對生產關係的現實理解:經濟學,作為對生產活動的現實關係的描述,它必須包括經濟活動和制度安排這兩個方面,由於經濟活動內在於複雜的社會關係中,我們就無法設想讓一個抽象的市場活動去「決定」社會關係乃至創造出一個「公正合理的制度安排」,恰恰相反,我們必須從實際的「經濟活動」和「制度安排」的互動關係中,去尋找宏觀經濟平衡、尋找總供給和總需求出現平衡與失衡的深刻社會原因。

同樣,也正是因為社會生產關係起碼包括經濟活動和制度安排這互動的兩方面,單純訴諸「經濟」並不能自動達成良性的制度和社會生產關係,社會關係的民主化,必須包含經濟活動和制度安排的民主化、國家功能的民主化,在這個意義上,所謂民主總是相對於現代國家而言,即它並非要求取消國家,而是要求擴展國家的民主功能。這是因為:經濟活動總是嵌入在它的社會條件中,由於脫離社會關係和條件的自主運行的經濟形式其實並不存在,從而,即使是爭取經濟自由的訴求,也不能簡單地理解為對政治制度和其他文化結構的擺脫,而是如何改革、限制、擴展這些制度,以創造自由競爭和公平交往的條件。即使是爭取市場的自由,也不能等同於一般的反對國家干預,而是應該被進一步理解為反對國家成為壟斷的保護者,並通過各種社會鬥爭調動國家的民主功能,促使國家通過價格調節等因素去保護真正的市場競爭、大多數人的根本利益。而正是沒有看到和清楚地運用這一點,國家才在1989年的價格改革中喪失了與人民大眾結盟的機會,喪失了最大程度地規避社會代價的機會,使得新權威份子和新自由主義份子有了可乘之機,從而導致了嚴重的社會危機,使得社會主義事業蒙受了巨大的損失。

這就是為什麼說:民主就是國家,絕對的民主就是取消國家因而也就不存在民主(列寧)。但是,80年代中期以來,當對「毛澤東式的國家專制主義」的誣衊,被惡意地導向對於「國家」的一般地抽象否定的時候,人們忘記了國家實際上不可能被取消的簡單事實,忘記了國家具有不同的、多樣功能的事實。結果,在上述對國家的抽象否定過程中,被放棄、被否定了的其實不過是國家的某些功能,特別是它的社會保障功能和民主功能,與此同時,國家的經濟功能和參與市場的功能卻空前加強了。正是這種對國家的抽象批判,愚弄了公眾,掩蓋了新自由主義者們反人民的具體目標,瓦解了國家的社會保護和包括「反腐敗」在內的民主功能,產生了不容回避的嚴重社會問題。

正是因為對「國家」的批判是一種極其狡猾和隱晦的敘述,而我們要作的,就是將這種高度含混、抽象的批判放到具體的社會關係中去觀察,充分認識這一思潮最保守的方面得以產生的主要社會背景和現實條件。由於鼓勵「國家之外」的利益集團「先富起來」本身就是國家某一部分的政策,這一政策既有經濟的訴求,但是實際上更包含了「制度安排」的默契,因此,就不應該把這部分力量視為單純的經濟「活力」,而應該當作制度的安排和創制加以分析,換句話說,也就是必須追問這一部分實際上的制度安排,是否有利於整個社會關係和生產關係的真正民主化。

以形成一個特權利益階層為目標的「新自由主義」思潮,不
僅造成了中國社會結構的失衡,而且也進一步造成了區域經濟之間、國家與地方之間的嚴重失衡。它不但將致力於生產/交換平衡的改革方向引向反面,而且同時也將致力於中央/地方平衡的宏觀經濟改革引向反面。它不僅僅是從極右翼的方面對現實制度的重構和瓦解,而且也是從這個方面對於中國現代歷史加以重新編造。因此,晚清以來「地方獨立」運動被大肆鼓吹,是與國家與地方之間的嚴重權力失衡的現實伴隨在一起的。這一「聯省自治」的思潮有其深刻的現實背景,根據這種奇怪的歷史敘述,百年中國現代化的真正推動者,不是人民大眾,不是革命和人民民主的國家,而是盤踞在東南沿海的一小撮「洋務運動」地方官員。其中的主要代表人物,就是以喪權辱國、專制獨裁和貪污腐化標炳近代中國歷史的李鴻章和袁世凱。

我們應該怎樣評價這一反歷史的敘述呢?自晚清「新政」以來,國家讓度一部分權利給地方精英,新增一批機構由豪紳權貴經營,的確成為當時國家改革的一個方向。其目標一方面是以權力「尋租」的方式彌補國家財政漏洞,但更重要的是:作為「新政」的制度安排,是國家權力深入地方和基層的統治手段。正是這一制度的安排瓦解了中國基層經濟和社會,摧毀了以儒家倫理為文化紐帶的社會保護層,將主要以「文化和社會關係調停人」面目出現的地方紳士轉化為「土豪劣紳」或者社會造反者。「新政」改革並非不是短期增強國家收入的手段,也並非不是一種「制度改革」,但是,卻是一場推動晚清社會關係、生產關係和制度方式向更為反動和
更為保守的方面的「制度改革」,抗拒社會關係向民主、平等和革命的方向邁進才是其實質。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新政」的倡導者的確曾經不遺餘力地反對「國家」,但反對的並不是王朝國家,而是以「民族、民權、民生」為目標的「民國」構想,以及這一構想中所包含的民主革命和社會保護的訴求。今天,某些以「社會」面目出現經濟利益群體,以晚清「新政」的後繼者自居,不同的僅僅是,在其「新政」前人那裡,標舉社會民主、革命、社會平等和保護的「民國」尚在繈褓之中,而今,「批判國家」的思潮要反對的,其實是「社會主義國家」在歷史中形成的社會保護、社會平等和社會革命的制度性遺產。因此,這一訴求不過是上述保守主義和權威主義政策的備書和宣傳,無論其怎樣裝扮成與「國家」對立的「社會」,都不能掩蓋其推動社會關係向保守方面轉化的本質,因此它就很難說是一般地「反對國家」,更不能被理解為社會民主的力量。

進入1990年代以來,中國社會出現了嚴重的兩極分化、社會腐敗問題。與之相伴隨,國家宏觀調控能力下降,區域經濟出現失衡,農村公共設施,特別是水利設施失修,抗災害能力下降,農民收入減少。針對這些問題,自1991年開始,在中國思想界終於出現了具有重要意義的關於「國家能力」問題的討論。它針對的是以維護「特權階層」利益為取向的改革政策及其後果,特別是中央國家與某些地方及部門利益集團的明顯利益偏袒,以及國家對社會保護和社會福利的大規模削減、退坡和相伴隨的對市場的過度參與,涉及到造成1990年代社會不平等的結構性動因,或者說:制度性安排。這些學者從社會保障的角度重新討論和界定「國家」的含義,思考民主與國家的關係,所針對的是與所謂「權力市場化」和「市場權力化」所造成的腐敗、壟斷、貧富分化、社會保障體系的解體,正是這些討論辨析出國家的多重功能,特別是國家的民主功能和社會保障功能,在這個意義上,向市場的轉化並非弱化了國家,而是極大地強化了國家干預經濟和攫取財富的功能,它所弱化的其實是國家的民主功能和社會保障功能(註十五)。

「新自由主義」的改革主張也嚴重威脅了市場和交換的上層領域。其突出表現是:它不支援銀行和金融改革的目標是加強管理和增強效率,而是主張瓦解和拆毀國家銀行在國民經濟中的主要投資人作用,代之以「依靠外資」。但是,1997年的亞洲金融危機如同一場惡夢,向人們提出了全球化過程中「投資安全」的嚴峻問題,提出了國家銀行保持貯備、應對危機的基本作用問題,進一步提出了與國防安全相匹敵的國家金融安全問題。金融危機一方面提示我們,在所謂全球化的條件下,所謂與國際接軌意味著:攫取來的國家資本和私人資本將自己綁在「國際資本」的戰車上,從民族國家迅速撤離。(註十六)另一方面,外資不可能救中國的顯而易見的道理還在於:中國百姓的絕大多數儲蓄都放在國有銀行中,一旦國家銀行按照新自由主義的改革路線瓦解,那麼其造成的社會後果可想而知。

中國「新自由主義」的喪鐘,也就是從那個時候起開始敲響的。1990年代日益不平衡的經濟和社會結構問題和金融危機的爆發,都提出和針對了國家的保護功能問題。也深刻表明,正如一般和抽象地「反對國家」的宣傳不能被看成民主和自由的訴求,而且對國家能力和國家保護功能的強調,也不能被理解為對國家的簡單維護。我們在前面的論述中已經說過:一個國家能否實現宏觀經濟的平衡和協調,其一是看它是否有此能力,其二是看它是否有此願望。而1980年代初的社會主義中國對此兼而有之,這是1980年代初的中國改革成功的關鍵。而如果通過這兩個方面來觀察1990年代的中國,就會發現國家的功能已經發生了微妙的轉變,這與新自由主義致力於瓦解國家維護經濟平衡和社會平衡的功能的「改革方略」有著直接關係。當前國家調控能力(也包括社會保護和社會民主動員)的衰落,與國家對於市場和經濟的過度參與密切相關,而私有化、資本全球化理念貌似反對國家,但卻是某些國家主義者最熱衷的信條。在這種條件下,即使我們需要批判國家,那麼,這一對國家的批判也不能是抽象的,而必須與對新自由主義主義和資本主義的批判結合起來,因為後者體現了某些人眼裡國家的真正功能——國家必須為維護壟斷資本和既得利益集團服務。而當代中國抽象的國家批判者們,所作所為恰好是竭盡全力地去美化這種野蠻國家的功能。其目的恰恰是為了使得國家站在壟斷資產階級一邊去危害人民群眾根本利益。

「新自由主義」的根本戰略目標,就是將少數精英和既得利益集團的利益,置於人民大眾的根本利益之上,從根本上推翻人民當家作主的社會主義制度,並將這種壓迫剝削制度稱為300年人類歷史的正道,這特別表現在通過反思所謂「激進主義」,最終達成的對於中國「革命」的否定。

所謂「革命」,在現代中國就是指那些面向「社會平等」的政治變革,制度創新和社會制度實踐。「平等」一直是現代中國社會動員和社會組織的基本方式,也是現代社群、現代社會、現代國家得以構成的最基本的杠杆,是中國現代社會改造運動和一切社會活動的根本動力和目標,甚至作為「社會運動」的經濟改革也
必須訴諸這一目標來維護自身的合法性(「共同富裕」和「改革是一場革命」)。因此,對「革命」現代性的認同一直是現代中國自我定義的基本方式,更是人們認同現代歷史、現代文化和現代政治的基本方式,同時也是進行歷史、文化和意識形態表述的基本方式。而對於「革命」的取消,暗含著對現代性的「平等」價值的否定,也意味著「社會進步」是以不平等為「正常代價」的「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的擴張。

知識領域裡對「革命」的否定具有意識形態訴求,從而迫使1980年代後期的歷史敘述不得不將自身的合法性定義為一種「經濟」或「生產力」的合法性。但是,現代中國歷史敘述並非是通過統治權力的更替或者「生產力」的發展來獲得連續性的,而是通過不斷面向自由、平等和民主的社會關係變革和制度實踐——「革命」來獲得表達的,這不但決定了放棄它就將使任何政權面臨合法性和主體性危機,而且,對「革命」的現代性的否定,不僅僅是對馬克思現代性的主要方面的否定——而且也使得中國現代歷史的表述變得含混和不可能,這包括太平天國運動、戊戌變法運動、孫中山的共和革命、五四運動以及力圖使中國擺脫強權統治和殖民地命運的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革命,這一系列運動都採用了「革命」的字眼來自我定義,一旦「中國革命」變得不可理解,那麼不但等於取消了現代中國歷史,而且一個沈重的代價就是:「中國革命」的同義詞——「革命中國」本身就實際上被從歷史、文化和思想上乃至漢語中取消了。

在抽象的「批判革命」的思潮那裡,近代社會主義運動、民族解放運動被視為激進主義的主要特徵。這一拼湊起來的意識形態得益於多種力量的支援。

首先,在1989年社會危機中以極右翼面目出現的「新權威主義者」,在此之後分為海內外呼應的兩股力量。在這些人看來,中國的現代國家、社會以及現代性運動,並不是一種廣泛的「社會要求」,而是由「精英」和「權威」主導和推動的「制度設計」,其目標並不是社會平等,而是利益與權力的「最大化」。這一反歷史的精英權威主義思潮首先表現在現代史領域,其核心觀點是:從戊戌變法開始,康、梁就錯誤走上了激進主義道路,只有那些地方大員所推動的改革才是漸進的、卓有成效的改革。這一觀點好像完全不瞭解:正是清末「新政」的精英官僚現代化對於中國農村和地方資源的過度攫取,瓦解了中國社會的基層社會,同時動搖了中國國家的整個基礎,造成了曠日持久的軍閥混戰。如果被判為「激進」的康、梁的制度改革還是為了緩和社會矛盾的話,那麼顯然,晚清地方精英主導的「經濟改革」則通過對最基層社會的經濟搜刮和竭澤而魚、殺雞取卵,極大地激化了社會矛盾。地方勢力的崛起與社會保護的呼聲混合一體,精英對於權力的渴望和下層對生存的追求匯合一處,其出口就是當時作為「執政群體」的「滿人政權」,甚至革命和革命黨人本身就是「新軍」和「新政」的產物。在當代中國,這一以保守主義面目出現的對歷史的無知和篡改,絲毫不能掩蓋特定利益集團要求將放權讓利激進化的實質,最有可能將對社會關係進行良性的「自改革」方向引向反面,從而導致「贈革命」的發生。(註十七)

其二,在各種「新自由主義者」看來,1980年代以來思想啟蒙運動所倡導的較為面向民主化的改革模式和思想模式,也必須被當作「激進主義」進行批判。他們通過一種虛構的、實際上並不存在的「英國自由主義模式」與「法國激進主義模式」之間的對立,來編織現代西方歷史,力圖將法國啟蒙運動和大革命所開創的社會運動和社會保護運動的方式從現代性方案中開除出去。這些人好像完全不瞭解:諸如科學、民主、自由、平等和博愛這些現代性信念,包括各種現代制度都是通過現代社會運動才得到廣泛的傳播和普及的,現代人民民主運動和社會保護運動,不僅僅是現代性價值、制度得以推廣的主要方式,也是對資本的野蠻擴張進行抵制的重要方式。如果說1980年代的中國啟蒙思想的進步成分還多少具有一些社會民主的因素的話,那麼,新自由主義假定私有化將解決當今社會的主要問題,從而不惜縱容權力市場化的腐敗,主張徹底放棄了通過社會運動、民主建設與制度改革的互動推進民主進程的機會,從而根本不可能為中國乃至世界範圍內的民主制度建設作出任何貢獻。

這一「理論」的核心點是在所謂「自由主義」框架中,即虛構出某種「社會」與「國家」的對立。例如:在中國經濟學領域裡,這一思潮經常訴諸亞當斯密的「看不見的手」的原理,強調市場和所謂「市民社會」的決定性作用。而在意識形態領域裡,則是通過所謂「強調貴族精英和市民社會」的英格蘭傳統,與「強調人民和國家作用」的法蘭西傳統之間的區別,來構建出所謂「英國經驗主義」和「法國浪漫主義」之間的衝突。在歷史領域,就是提出通往現代化的兩條不同「歷史道路」:貴族精英主導的自由主義道路(所謂「英國道路」),國家政治革命和人民民主主導的激進主義道路(所謂「法國和俄國道路」),並且推崇前者以反對後者。(註十八)這些似是而非的看法建立在對不同時代、不同歷史和不同國度的不同知識的混亂的拼湊的基礎上,建立在對具體的、有特定針對性的思想和理論的「超歷史」的胡編濫造之上,但必須指出的是:上述列舉的那些思想和理論不但不足以支援所謂「社會」與「國家」之

第十四期:「鄧小平過程」為什麼是可能的〔老田〕

 

「鄧小平過程」為什麼是可能的

——兼評《中國與社會主義——市場改革與階級鬥爭》

 

■老田

 

 

中國在1980年之後的系列改革過程,有著很深刻的鄧小平的個人印記,因此可以命名為「鄧小平過程」。從鄧小平開始主政至今,在時間上是25年,甚少有人追問這個改革過程到底是政治改革還是經濟改革,通常的情況是都跟隨鄧小平過程之間的官方輿論,緊緊從經濟角度去界定整個「鄧小平過程」。對於這樣一場持久而深刻的資源分配關係的根本調整,其深刻的政治內涵和起點,常常被有心人刻意掩飾和忽略,海內外學界至今仍然在跟隨鄧小平時代經過精心設計的輿論策略:把「鄧小平過程」當作一個純粹的經濟改革過程來看待。

與多數關於中國改革的描述不同,《中國與社會主義》幾位作者的研究,沒有最後停留在經濟改革的是非對錯上,而是繼續深入到社會政治層面,他們不僅分析了中國改革對國內工人生活狀況的影響,也分析了中國的開放政策對周邊國家和地區的影響,最終作者要說清楚為什麼中國不能成為發展的樣板和典範。然而更重要的問題還在於:像「鄧小平過程」這種明顯不利於多數人的改革為什麼是可能的?僅僅是一個經濟改革思路失誤帶來的後果嗎?為了總結中國社會主義實踐過程的經驗和教訓,更需要研究者回答這樣的問題,這也許需要換一個角度進行觀察。

從根本上說,鄧小平過程是一個具有明確起點和目標的政治調整過程,經濟方面的調整僅僅是為了服務於政治調整的需要。在對鄧小平過程進行政治分析的時候,對本文將要使用一些特定的辭彙,有必要首先進行簡要的界定,今天的中國社會按照個人掌握政治、經濟、文化資源(也是三種最重要的控制權)的多寡,可以劃分為精英階層和平民階層;精英階層由掌握政治權力的權力精英、掌握資本和土地的經濟精英、掌握文化資源(話語權)的知識精英三部分人構成。由於在改革開始的時候,中國並不存在掌握著資本和土地的經濟精英,因此本文將主要描述權力精英和知識精英們的一般改革傾向和意願,以及這兩部分人在「鄧小平過程」中間所起的作用。

與此相對應,需要增加兩個新的觀察視野,考慮到社會主義國家以國家政權作為經濟資源整合要素的建設經驗,以及權力作為人力物力資源整合要素在改革過程中間的不同表現,特別是在分析中國和蘇東國家的改革里程中間,需要把政治權力和資本權力作為同等的資源整合要素來看待,這樣才能更好地解釋中國和蘇東事態的區別。同時還需要回歸到資源和剩餘分配的角度,去觀察市場競爭和價格分配資源的實現路徑,既要考察資源在國內階層之間的分配現實,以及資源分配規則的變化是如何服務於資源分配份額變化的。

 

一、比較《中國與社會主義》一文的敘述角度和鄧小平過程的輿論策略

中國改革與蘇東轉軌最大的不同在於:蘇東是國家政權迅速退出經濟領域,不再參與人力物力資源的整合,而資本的主導能力則難以成長起來去接替政權的資源整合能力,結果無法有效整合全社會的人力物力資源,出現嚴重的經濟衰退。而中國的政治權力,至今仍然保持著較高程度的經濟活動參與水平,中國轉軌過程的最大特

第十四期:實踐文藝的創作方法問題—鍾喬《潮喑》觀後〔陳映真〕

實踐文藝的創作方法問題

——鍾喬《潮喑》觀後

文■陳映真

圖■差事劇團

嚮往變革和改造的文藝圈,在世界各地,有形形色色的實踐文學──當然包括實踐劇場。鍾喬和一些朋友,看來是台灣唯一從苦惱和鬥爭中的東亞的實踐劇場圈,引進志在啟蒙、改造、甚至是宣傳鼓動的實踐劇場的朋友。

「報告劇」在台灣的影響

上個世紀80年代中葉,王墨林輸入了日本石飛仁先生「不死鳥」劇團的「報告劇」:《怒吼吧花崗!》,把一切舞臺的要素──佈景、燈光、表演,戲劇性台辭的發聲都減到最低,直截、深入、現實地「報告」了抗日戰爭末期日帝在我國華北強擄農民、百姓、戰俘到日本各廠礦從事最苛毒的死亡奴工勞動。隨著「劇」情發展,舞臺背景上用幻燈打出發言控訴中犧牲者生前遺照和殘酷勞動現場,奴工暴動被捕受虐⋯⋯等實際材料的歷史幻燈片。負責把劇本中譯,並糾合青年在臺北演出的是當時的《人間》雜誌社。演出時發生的啟蒙、報知、宣傳和鼓動的劇場激動與熱力,至今記憶猶新。

「報告劇」在台灣是有影響的。著名民眾史報告作家藍博洲的第一篇台灣白色恐怖民眾史作品《幌馬車之歌》,就以「報告劇」的形式寫成,引起很大反響,幾次再版,最近又由時報出版公司再版經過作者增修訂的版本。另一個影響遺跡,應是1994年,由鍾喬兄導演,在台北「國立藝術館」以稍加「改良」的報告劇演出我寫的《春祭》,效果算是不錯的。

鍾喬是台灣很少數幾個非常注意第三世界實踐劇場的劇場人,與第三世界實踐劇場的交流較密,幾年來在理論、劇作和演出實踐的貢獻,在台北「小劇場」中有目共睹了。

其次就是鍾喬兄和日本實踐劇場運動家櫻井大造遇合後引進台灣的「帳篷劇場」。今年十月初,蒙鍾喬兄邀請,去看了他創作的《潮喑》。劇場的「帳篷」搭在台北福和橋頭的「寶藏巖」,給予我很獨特的「觀劇」經驗。

實踐文藝與現代主義

先說一下我對於實踐文學(包括實踐劇場)創作方法長期來的困擾。我越來越明白了一項頗令我驚訝的事實,即變革、改造的文學表現創作方法,在廣泛第三世界地區,都吸收、採納了「實驗主義的」或「現代主義」的方法。例如情節邏輯的裂變,統一鮮活的角色被代以模糊、紊亂的性格、語言的跳躍、內心獨白和潛意識的流動等。我的疑問是,如果實踐文學的任務是啟蒙,即揭破生活中支配意識的蔽障而直接呈示矛盾的核心,從而興起鬥爭以變革與改造的認識與實踐,則語言、敘事、情節、結構、嘲諷的直截──至少是明確而易於傳達,應是重中之重。大眾文學、民族文學的理論根源似源乎此。

然而,進步的、實踐作家不謹守傳統的批判現實主義,更不願受制於傳統的大眾文學、民族文學的創作方法,有很多著例。聶魯達和今年諾貝爾文學獎得獎人──女作家耶利、內克特就是隨手可以拈來的黨人作家。但其作品的「先鋒性」、「實驗性」,無論如何與「工農大眾」的審美有不必說明討論的落差。

自己臆想的解答,在高度發達的當代資本主義早已被「工農大眾」在意識上中產階級化。空前發達的大眾消費主義支配了各階級,而消費主義對心靈的浸蝕無非是生活目標之喪失,官能慾望的解放,信念的破碎化,犬儒主義和商品拜物主義的遍佈,而成為當代資本主義「甜美的支配」手段,消磨志氣⋯⋯。

第三世界文藝「先鋒」手法的變革意涵

進步的、改造的「先鋒」主義創作方法,與1950年代以降資產階級反動、腐朽、甚至反革命的現代派的分際,似乎就在以實驗主義的創作方法抨擊了、揭發了、批判了極度發達的資本主義下的人性淪落;或是歌頌了、合理化了、宣傳了高度發達資本主義下人的空虛、縱慾,全面的憎惡在作品中傳達意義和極度犬儒主義。前者宣傳了資本主義下現代人和生活的處境,自有批判和改造意識;而後者,則以人的敗德、無作為、空虛為生命的本質,憎惡和嘲笑任何反思、變革和批判。

不過,在第三世界,特別被新、老殖民主義具體統治了幾個世紀的拉丁美洲、非洲作家的革命批判文學似乎因歷史、運動路線等原因分解成兩塊。一塊是以宗主國語言書寫,訴諸宗主國語言世界,傳達揭發和批判殖民主義,發揮抵抗的「國際」影響,取得西方進步文學、文化圈的同情──有時也往往因而獲得如諾貝爾文學獎之類的大獎。另外一塊,是更加徹底的「本土化」(nativism),是使用本民族母語寫作,訴諸本國當地的民眾。有時候,因文盲人口多,而長期殖民統治阻害了統一的民族共同語之形成,各地方方言殊語互不相通,實踐文學家則採取了「廣播文學」的戰術,在創作方法上自然是平白易懂,不取實驗主義或任何形式的「先鋒」主義,而完全無視「國際」的「評價」。

話說回來,以現代主義為創作目的的文字(劇場),本質上認為生活不存在意義,不可理解,而人生的本質是荒謬、孤獨的,而在藝術作品表達作者的觀念,陳述意義更是可笑的。文學藝術應求其絕對純粹,因此對於變革、改造和實踐往往嗤之以鼻。

這就區別了比畢卡索的「格爾尼卡」(批判西班牙內戰的納粹勢力)、「一九五二」(批判韓戰中對平民的大屠殺)⋯⋯等作品,與其他1950年代後以美國為中心的腐朽「現代主義」;同樣也區別了聶魯達和耶利、內克特(奧地利右派視她為「國民公敵」)與其他資本主義繪畫市場上浮沈的現代主義諸美術。

實踐文藝呼喚改造的實踐

而鍾喬的《潮喑》,在這個意義上也使他與台灣眾多反意義的「實驗劇場」有了區別-即批判意義(meanings)和意識的存在。在《潮喑》中,人們感覺到他有話要說,而且有很多話要說。鍾喬訴說了一個因內戰的國家恐怖主義而經歷了坎坷,從而離群索居在繁華首善城市中一個孤獨的角落,死而成為骨灰的老兵的命運。他以資本主義商品化的文革裝,和台灣人原日本兵的裝束、以及觸動侵華領台歷史的驚悚記憶的日章旗,起火的星條旗等複雜的意象,嘲弄、哀憐和批判了二十世紀台灣對革命、殖民的幼兒化、白癡化的歷史認識,表達對於民族分裂的傷痛。

而正是鍾喬極欲訴說其作品中的意義的劇場敘述,吸引著觀眾集中了所有的注意力觀賞,從而感受到劇場奇妙的魅力和說服力。我自己則感覺到鍾喬充滿熱情地想要向觀眾發言,而且雖然不若傳統現實主義那樣直截地被傳達劇作者的思想和意義,但即使吉光片羽,經過作者富於實驗意識的重組的重要的思想意象,還是強烈地撩撥了我的思維,這是無庸置疑的。

於是實踐文藝的創作方法,又引起我們的關懷。批判現實主義固不待言,實踐文藝只要志在表現和揭發生活中陳舊的矛盾與非理的核心,從而呼喚改造的實踐,從現實中來的創作材料的選擇、剪裁、取捨、創造的邏輯恐怕還是十分重要的。總體的說,《潮喑》如有缺憾是作者把他要訴說的生活,幾乎全部爭相推擠在時間和空間都受一定限制的劇場,不能不讓人有應接不暇的緊迫感。

櫻井大造先生說,他將結合台灣的進步劇場圈人,於明年在台演出「帳篷劇」。由於鍾喬兄的《潮喑》,引起了我對「帳篷劇場」的關心。東亞洲的實踐文藝的交流和團結,在台灣是個久懸不前的課題。變革、改造、實踐文學的方向和去路,在東亞進步文藝運動圈的交流、砌磋和相互教育中,才能各自發展,相互影響。在這個方面,鍾喬是先驅者之一了。◎

 

 

 

 

 

 

 

 

 

第十四期:直面「白色恐怖」歷史 果敢前進〔關曉榮〕

直面「白色恐怖」歷史 果敢前進

關曉榮

 

2004年12月,第一部以揭露台灣史被政治封鎖的五○年代「白色恐怖」史實紀錄片《我們為什麼不歌唱》,由「人間學社」完成DVD版製作發行問世,「我」片由侯孝賢出資監製,拍攝完成於1996年。此番發行問世的目的,主要是一方面在紀錄片荒蕪的製播環境中,開闢一條獨立製片的活路。另一方面則著眼於官方意識形態操控的「公共電視」,在播映與發行渠道的宰制。

「我」片的攝製,緣於侯孝賢拍攝「好男好女」的原始腳本,來自藍博洲的報告文學《幌馬車之歌》。在「我」片擬定拍攝大綱期間,曾考慮以當時還經常與青年往來的蔣碧玉,做為揭露史實真相的重要倖存者。但當時已有「全景映象」追蹤蔣碧玉生命史多年,並累積大量的拍攝成果。「我」片經過討論決定尊重「全景」已有的努力,避免干擾,最終只選擇了1995年元月,蔣碧玉告別式的紀錄,做為「我」片的開頭。選用這段片頭的原因,著眼於「我」片的片名,取自蔣碧玉青年時期,與鍾皓東烈士,當時自日據末期的台島,前往中國大陸,參加全國反抗日帝侵略戰爭時期所學的歌曲「我們為什麼不歌唱」。影片開頭的蔣碧玉追悼儀式,疊上她生前留在藍博洲採訪錄音帶裡的清唱原聲。

 

大批好男好女在五○年代白色恐怖中被屠殺了

蔣碧玉的生命史,經歷了日帝殖民台灣,中華民族淪為「清國奴」次等民族,轉而投入中國抗日戰爭的民族認同與行動。日帝戰敗投降後,以馬克思社會主義世界觀為革命綱領,與殖民買辦、資本家、地主階級與封建社會構造對抗的中國內戰。1950年美帝軍事力量介入台海分隔,台灣成為美帝新殖民冷戰前哨。蔣碧玉生前目睹了美帝在台所佈置的兩黨政治,在人民民主的道路上畸形的惡鬥,曾感嘆地說:「台灣社會爛成這樣子,都是因為好人在五○年代,被白色恐怖屠殺、鎮壓了。」人們的日常生活當中,雖然經常遭到「壞人」的損害,卻也並不缺乏來自「好人」的幫助與溫暖。印證蔣碧玉的話語,乍聽起來並不吻合人們的社會生活中,從未間斷地存在著「好人」的事實。那麼,蔣碧玉所說的在五○年代白色恐怖中被屠殺的「好人」,是否別有一番意涵?

1945年日本帝國主義侵華戰爭宣告戰敗投降後不數年,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中國內戰中的紅、白對抗,出現了決定性的局面。失敗的國民黨在全中國廣大的「白色反動政權統治區」,只剩下隔著台灣海峽屏障的——台灣省。1945年,剛剛脫離日帝殖民屬地,復歸中國的台灣省民,擺脫了日帝殖民統治下次等民族的命運。企盼在台灣光復後獲得平等待遇的中國國民,卻遭到國民黨腐敗政權的剝奪和凌虐,1947年二月台省民眾蜂起反抗,立即遭到國民黨軍事鎮壓,企圖鞏固其最後的「白區」。卻適得其反地以其殘暴的手段,威脅其統治的合理性與正當性,並同時面臨內戰最終跨海解決的嚴峻形勢。1950年6月爆發的朝鮮解放戰爭,迫使美帝國主義倉促中以軍事力量介入台海相隔對峙的中國內戰直到今天。

在美帝軍事力量協防下,國民黨透過軍事獨裁戒嚴體制,在台發動一場遠比1947年大鎮壓,更為凶殘的政策性撲殺,針對台灣省內;各族少數民族、台灣籍民眾,以及來自中國大陸各省人民。直接或間接與中國革命力量相連繫的地下組織,進行血洗肅清。同時在美帝政、軍、經援台勢力的監控和指導下,操作蔣介石軍事戒嚴體制的恐怖政治,將台灣省「殖」入資本主義世界經濟體系的國際分工中。全面遏制當代中國在台灣省內反帝、反殖、反封建革命的歷史胎動。

蔣碧玉所說的「好人」,指的正是在台灣近現代史中,懷抱馬克思社會主義世界觀,並以生命的具體實踐,投身反對社會結構性壓迫運動中的群眾。五○年代這一頁被白色恐怖封鎖的歷史,直到1987年,由於中國大陸改革開放的勢頭日益強勁,台島軍事戒嚴體制,在全球化跨國資本衝擊下,不得不宣告戒嚴形式的解除。促使台灣社會探索歷史真相的禁區成為可能。

 

紀錄片該迎合當權者或者揭發右翼的劣行?

就在「我們為什麼不歌唱」發行DVD的準備工作中,10月17日,五○年代白色恐怖的倖存者及其家屬,在當時蒙難烈士刑死的「馬場町」,舉行2004年的秋祭。鍾皓東與蔣碧玉的兩個兒子出席祭祀,祭場的一角,陳列著藍博洲於10月4日再版問世的《幌馬車之歌》。據聞鍾、蔣的家屬曾詢問過拍攝母親蔣碧玉多年,足跡遍及大陸的探訪,累積了極為豐富而珍貴史料的「全景」負責人吳乙峰:「我母親都已過世火化成灰了,怎麼還沒完成這部紀錄片?」吳乙峰沒有正面回答,《幌馬車之歌》再版新書發表會上,鍾佐民受邀為父母親生命史的書寫講話,結果鍾佐民雖奮力控制心中感情與歷史交錯的激動,卻兩度無法抑制而哽咽不能言語。在此同時,吳乙峰正為了當權者一手策劃的紀錄片《生命》,在全島市場上可恥的置入性行銷而忙碌。

11月前後,中國正在擴大建設「南京大屠殺」紀念館,以便收藏展示日益豐富的出土史料,並向聯合國提出世界人類文化遺產申請案。同時在台灣大潤發賣場上展售一支大約拍攝於九0年代末有關「南京大屠殺」的紀錄片,1998年「被遺忘的大屠殺——1937年南京浩劫」中文版在台出版。2004年11月16日,該書作者美籍華裔張純如在美舉槍自盡,得年36歲。張純如紀念網站上有一段報導:

紐約大學電影系主任崔明慧說;2003年夏天,她採訪張純如時得知在「南京大屠殺」此書出版後,不斷收到疑似日本右翼人士的恐嚇信和電話,這些威嚇的信件與電話,迫使張純如不停的變更電話號碼,平時不敢打電話只用電子信箱連絡,甚至不敢在家裡接受採訪,更不敢透露丈夫與孩子的信息。「南京大屠殺」在日本出版受到多
阻撓,原定的出版社受到威脅取消了計劃。後來此書由一家左派出版社出版後,又遭致日本右翼勢力的攻擊。

同樣的11月,在台灣有費盡心機竄改台灣史的荒謬言行,有日本軍國主義者石原慎太郎,在當政者奴顏卑膝的接待下,踐踏抗日先民埋骨的土地耀武揚威。有李登輝著日本武士扮相的選舉丑劇。今年三月底大選所引起的政治信用破產,揭開了台灣近現代歷史被日帝殖民,又遭美帝殖民蹂躪下的「潘朵拉之盒」。國安局當權者公然宣稱;「不抱美國大腿行嗎!」並恐嚇台灣人民;「難道要宣布戒嚴嗎!」

 

穿透新舊殖民主義的虛構宣傳  打破當權者的知識壟斷

1987年台灣宣布解除軍事戒嚴令,並非出於政府對人民的慈善佈施,而是因應台灣內/外的政治經濟情勢所趨使,更不是當前國安局官員個人意志所能左右。戒嚴體制對人民最大的殘害,莫過於切除人民情感與認識的紐帶,切除知識與思想的紐帶,切除世界觀與歷史的紐帶。最終,迫使群眾淪為被飼養、被奴役的家畜,更甚者監管家畜的走狗。

戒嚴體制倒塌,固然出現了探究歷史禁地的可能,但接管的「自由市場」背後隱藏著一隻選擇性發行、置入性行銷的黑手。這支黑手經常穿帶起時髦的「後現代主義」斗篷,悖離後現代主義的思想內涵。召喚歷史墳堆裡日帝皇民的惡靈,以及美帝堆滿新自由主義笑臉的鷹犬,繼續新、舊殖民主義對台灣人民的壓迫,與榨取人民勞動所創造的價值。藍博洲在《幌馬車之歌》2004年再版的後記中有這麼一段話:「在兩岸依然分斷的此時此地,「台灣人」已經在野心政客長期操弄下,因為不同的出身、意識形態或政治立場而處於撕裂的狀態。我想,真誠的面對那段曾經真實存在卻被刻意湮滅或扭曲的台灣史與台灣人,應該可以幫助我們比較全面的認識台灣近現代歷史的發展過程,進而讓我們清楚地知道自己究竟在歷史的長河當中所站的時空位置,作出自我反省與批判。⋯⋯民族內戰下所產生的歷史悲劇,也才有可能通過我們的共同努力,避免重演。」

《幌馬車之歌》書中收集許多珍藏的照片,書的封面選用了青年蔣碧玉的照相館留影。一般而言,取自於「家庭照相簿」的紀念照,在觀看者眼裡總是難以免除「他人」的疏遠距離。然而,透過藍博洲直面歷史的書寫,蔣碧玉昂然不屈的生命與歷史的動力交融結合,頑強剛毅的力量穿透了紀念照片平凡無奇的面貌,粉碎了億萬個個別「家庭照相簿」物化的邊界。這,絕非綁架歷史,閹割歷史的手段力所能及。新/舊殖民主義的醜惡勢力,塑造出形形色色扭曲的心智與病態的靈魂。而知識繼續遭到當權者壟斷,歷史依舊被殖民的屠刀閹割,人民的勞動價值依然被榨取,人民的精神生活陷入錯亂
的幻滅。作為人民知識武裝的報告文學、報告攝影與紀錄片,勢將在歷史的情感、知識、思想與世界觀的清理以及團結工作中果敢前進。◎

第十四期:泛綠受挫 亂源未除〔陳啟南〕

泛綠受挫  亂源未除

陳啟南

從今年的總統大選到立委選舉,台灣的政局始終處於擾攘不安的混亂狀態。這次立委選舉雖以泛藍小勝,暫時遏止了台灣分離勢力步步進逼的氣焰,但並未消弭可能再引起政局動盪的亂源。尤其反獨力量掌握立法院的絕對多數後,勢必徹底追究槍擊案真相,並爭取組閣,這將對陳水扁構成重大的挑戰,朝野政治對抗加劇,恐不可免。

統獨之爭  牽動各類矛盾

台灣社會當前的主要矛盾是統獨之爭,換句話說就是台灣的定位問題,定位不清則百事無從理順。在中國兩岸處於分裂狀態下,台灣未來是要徹底從中國分離出去,還是謀求與大陸統一,已成牽動台灣政治、經濟、社會、教育、文化各個層面的主導因素。以目前台灣朝野爭議的焦點來說,是修憲或是制憲?統獨問題能不能用公投決定?該不該購買美國軍火(或者該花多少錢買),從而政府預算在軍事、經濟、教育、社會福利等方面的支出該怎麼分配?兩岸要不要三通,該在什麼原則下三通?兩岸直航是屬國內航線或國際航線?而從國號到教科書內容、文官考試題目、公營事業與道路的名稱,也都成為爭議的話題。這些問題的滋生無不源自台灣分離勢力在掌握政權後,積極從事台灣的民族建構(nation building)與國家建構(state building)。

台灣分離勢力的企圖是通過制憲廢除中華民國憲法,從法理上切斷與中國的聯繫,更改國名,把台灣的主權與領土從中國分割出去,同時通過曲解台灣歷史、編造台灣歷史神話、修改教科書,改造台灣人民的歷史意識,建構台灣國的國族認同,作為建立台灣國族的穩固基礎,所謂的「制憲」、「正名」,其用意在此。

泛綠錯估民意  欲勝反敗

這次立委選舉泛綠陣營挫敗的主因不在提名策略或配票失當這類技術性因素上。從得票數來看,總統大選陳水扁獲6百40多萬票,而這次立委選舉泛綠陣營僅得4百20多萬票,少了2百20多萬票張之多。在總統大選後,泛綠陣營毫不以陳水扁玩弄槍擊詐術與公投花招騙取選票為恥,反而誤以為台灣多數民眾已入其彀中,自欺欺人地宣稱所謂陳水扁獲「勝」,代表「台灣主體意識」已經確立,此後將一路勢如破竹,徹底擊垮台灣的反獨力量,台灣建國形勢一片大好。因而妄想在這次立委選舉中乘勝追擊取得過半席次,全面掌握行政、立法大權,遂行在2008年之前完成制憲建國大業的圖謀,並證明總統大選獲勝的正當性。於是民進黨與台聯黨俱採高額提名策略,幻想總統選舉的得票會轉移到立委選舉,再度展現民眾高昂的「台灣主體意識」。殊不知從總統大選到選後,泛綠陣營一再肆無忌憚地違憲亂法,日益暴露其法西斯本質,槍擊騙局在多方揭發下也漸露真相,而所謂辦公投在體現直接民主、尊重民意的謊言亦在軍購案上徹底破產,一些遭其蒙蔽的支持者不再甘願受欺,加上外有北京明確表現了將以武力反獨的決心,美國則再三警告、制止泛綠陣營「制憲」、「正名」的主張,泛綠過去屢屢奏效的伎倆,在這次立委選舉遂大為失靈。

不過,從泛綠在選舉失利後的反應來看,其檢討的層次仍僅止於所謂「制憲」、「正名」的訴求操之過急,提名、配票策略失當這類戰術性失誤上,並未觸及其分離主義的根本目標。

統獨未決  政局難安

世界的事物總是不斷發展、變化的,絕無停滯不動的「現狀」,同理,台灣在美國庇護下與大陸分裂、對峙的所謂「不統不獨」的現狀,也絕無可能永遠定格,終必突破這種暫時的過渡狀態,走到統獨兩極中的一極。目前的問題是,只要台灣仍處於統獨未決的狀態,台灣分離勢力仍會想方設法推進分離運動,而泛藍陣營卻因依然無心積極謀求兩岸的統一,不敢提出明確的統一方案,仍圖偏安台灣,徒以中共的武力威脅作為消極反對台獨建國的理由,面對分離勢力推動中華民國「台灣化」、「本土化」,乃至更名台灣國的壓力,自然處處落於被動,招架乏力,捉襟見肘,台灣遂長期陷於統獨爭議的泥淖中,難以擺脫糾纏不清的膠著狀態。在國族認同分歧之下,對立的雙方相互質疑政治忠誠,懷抱「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的猜忌,互控以「非國民」之罪,政黨競爭成為敵我矛盾,虛耗時日於無謂的政黨惡鬥,從憲法到法律都可因政治利害而隨意踐踏,法治精神蕩然無存,即連資本主義形式民主的規則亦遭破壞殆盡,尚有何民主鞏固可言?同時,只要台灣仍須靠美國保護,維持與大陸分裂對峙的狀態,也就無法避免美國的支配,不能不浪擲數以千億計的人民血汗錢,奉送美國,充當保護費,而台灣一日不擺脫充當美國馬前卒,遏制大陸發展的角色,大陸也就不會放棄武力統一的手段,兩岸的緊張關係亦因之無法緩解。綜而言之,只要台灣未來的方向未定,統獨爭議未決,造成台灣內部尖銳對立,民主難以鞏固,兩岸關係緊張不安的根源仍將持續存在。◎

 

 

 

 

《批判與再造》第十四期(2004年12月)目錄

《批判與再造》第十四期(2004年12月)目錄

>>社會主義探索

01「鄧小平過程」為什麼是可能的

——兼評《中國與社會主義——市場改革與階級鬥爭》

■老田

>>帝國主義批判

21販賣死亡的帝國

——美國為什麼一定要出售武器?

金寶瑜

>>時局評論

27泛綠受挫 亂源未除

陳啟南

>>大陸思潮

29當代中國的社會主義傳統及相關問題(三)

韓毓海

>>歷史檔案

39直面「白色恐怖」歷史 果敢前進

關曉榮

>>文化廣場

433+X:國家、西方、市場間的文藝瑣談

黃紀蘇

55實踐文藝的創作方法問題

——鍾喬《潮喑》觀後

文■陳映真/圖■差事劇團

58《弱勢群體之聲》

﹡我們贏了!

退埸的聖徒

——致魯迅先生的陰魂

﹡野生動物保護者

﹡女大學生陳白露

﹡肉彈

——從阮玲玉到木子美

﹡武大郎死而無憾

■浪淘沙

 

 

 

 

 

 

 

 

 

 

販賣死亡的帝國:美國為什麼一定要出售武器?(金寶瑜)

正當執政黨和在野黨之間爭吵著,台灣應不應該花這麼多錢採購軍火,其實買武器的壓力來自美國,所以如果目前國民黨/親民黨當政的話,他們也一定在美國的壓力下贊成購買軍火武器,他們也同樣的不會去顧慮台灣是否承擔得了這麼筆大的開支,也不會考慮買到的武器到底有什麼用處。 繼續閱讀 ‘販賣死亡的帝國:美國為什麼一定要出售武器?(金寶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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