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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期:當代中國的社會主義傳統及相關問題(二)〔韓毓海〕

當代中國的社會主義傳統及相關問題(二)

韓毓海(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

 

「現代化」作為一個整體的、「價值中立」的想像,掩蓋了它內部所包含的利益分化、階級分歧和矛盾的結構。而作為絕對理念的「現代化」概念,卻是從絕對理念的「人」發生出來的——也正是從這一點,我們可以再次回到開頭時所談論的圍繞著《1844年哲學-經濟學手稿》的爭論——這場爭論的要害並非是回到「人」,而是以抽象的、理念的人,取消差別的(階級、種族和性別)的人,這場爭論的要害甚至也不是否定作為理念的抽象的「階級」,而是通過取消階級矛盾和階級鬥爭,將馬克思的辯證法等同於黑格爾的辯證法。最終——正是通過《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而產生的「前期馬克思/後期馬克思」的區分,才能將馬克思重新歸還給黑格爾——歸還給「青年黑格爾派」。

「手稿」的爭論導致了馬克思的黑格爾化,而我們的目的卻是從馬克思與黑格爾的分道揚鑣處開始思考「手稿」的價值和意義。

一,馬克思寫作「手稿」的目的就是思考、批判黑格爾哲學——而且這種批判和思考也不是從「手稿」才開始。實際上,從寫作博士論文《德謨克利特的自然哲學和伊畢鳩魯自然哲學的差異》起,馬克思的思考就已經開始偏離了黑格爾。1844年,馬克思到達巴黎開始了他的流亡生涯,則標誌著他從此在「學術組織」上,也與青年黑格爾的鮑威爾派分道揚鑣。也正是從1844年起,馬克思寫了《神聖家族》、《德意志意識形態》、《路易·波拿巴的霧月18日》,並最終開始了《資本論——政治經濟學批判》的寫作——換句話說,從1844年起,馬克思終於將博士論文開啟的對於黑格爾「自然權利」思想的批判,旗幟鮮明地擴展為對於黑格爾主義的學術組織、辯證法、社會學和政治經濟學的全面批判,從哲學上說,馬克思終生以黑格爾體系為批判和思考「對手」來展開他的偉大思想,這就是馬克思寫作的「基本哲學語境」。也可以說,從博士論文開始,馬克思的這一「方向」(以黑格爾為對手),就沒有發生過任何意義上的「斷裂」。

因此,自「手稿」發現以來,圍繞著「手稿」而產生的「前期馬克思」和「後期馬克思」、「人道主義的馬克思」、「階級鬥爭理論的馬克思」的「斷裂」說,完全無視了馬克思寫作「手稿」的語境就是與青年黑格爾派(所謂的「神聖家族」)論戰。如果說在馬克思那裡存在過「斷裂」,那就是在他本人與黑格爾之間的斷裂,而絕不是在「西方馬克思主義」與「史達林主義」之間,或者在「人道主義的馬克思主義」和「結構主義的馬克思主義」之間的那種所謂「斷裂」。因此,恰恰是圍繞著「手稿」而產生的馬克思「斷裂」說,才掩蓋了馬克思所標誌的現代思想的偉大斷裂與革命——從黑格爾主義那裡斷裂和進行哲學革命。

其次,正如馬克思所說,他的基本方法就是批判和改造了黑格爾的辯證法——而這也是「手稿」的根本貢獻。這種貢獻不亞於馬克思在「異化論」方面與黑格爾的根本分歧。

的確,馬克思說過自己是「黑格爾的學生」,但是,當他痛切指出「辯證法無疑是整個哲學的最新成就,因此,解除它在黑格爾那裡所具有的神秘外殼就非常重要」(註四)時,這不過說明:馬克思指出了「黑格爾辯證法的神秘外殼」遮掩的是什麼東西——這便是:完成集團的、階級的、共同體的認同,對於贏得社會鬥爭的重要作用。簡而言之——「組織起來」,從現實的差異中抽象出「同一性」,這就是辯證法的「組織」力量。因此,所謂黑格爾辯證法的「同一律」,無非就是將現實中矛盾、差異和不同的東西在文化和觀念上等同起來。正是它決定了觀念、「文化霸權」和「意識形態」在現實社會鬥爭中的重要意義——特別是在現代社會中舉足輕重的決定作用。

例如馬克思指出,「階級的差別」是存在的,但是,某個階級是否能在現實的階級鬥爭中取勝,卻端賴它能否將自身的特殊利益表述為整個社會、乃至全人類的「普遍利益」(《

第十三期:走下文學的神壇—評有關沈從文的是是非非〔周良沛〕

走下文學的神壇

——評有關沈從文的是是非非 

                                       

■周良沛

 

 

「貶魯揚沈」的評價心態與人云亦云

從一則《文摘》中知曉,有人套用二十年前寫自衛反擊戰的小說《戰爭,讓女人走開》的書名,寫了一篇《文學,讓魯迅走開》的雜文。它說魯迅是學醫的,對文學外行,他的雜文乃非文學的文字等等,因而叫人別用魯迅摻和「文學」而喝他「走開」。其實,世上沒有幾個,更沒哪位大家是從大學文學系學出來的。魯迅學醫,救死扶傷,正是當今最時髦,認為是永_於文學的愛之話題,是他出於對人的最深切之愛,他的筆,正是他精神的手術刀。這一切,恰恰是那些滿嘴「愛」呀的「人道」者所不能理解的。作家,本與作品同在。不靠學歷做標籤。魯迅一篇僅兩千餘字的《孔乙已》,其藝術的典型化之深刻,有的多少卷之《文集》,怕都不可能從中找出一篇與之相比的。說他的雜文不是「文學」,只能是沒讀懂他的雜文,也沒好好讀過他的雜文。他學什麼,寫什麼,也不是要同誰搶飯碗,爭交椅,以此小人之見,今日想與魯迅議個、爭個長短,配嗎?能嗎?如此這般,無非借此扭曲、醜化魯迅,以張揚他們的價值觀。

 

然而,這又畢竟是一個時期的思潮之反映。在極力貶損魯迅的同時,必然要推出他們自認的文學之行家,詩文的高手、大師。

 

對此,有個特點,是走出過去「以人劃線」的誤區,撥亂反正而強烈意識形態地「出土」了一批「文化」珍寶。這裡,所以用「文化」二字,是它廣泛於哲學、史學等各個思想領域。所以用「出土」二字,是由於歷史的原因,他們在新中國沈寂了幾十年,新時期能以歷史唯物的態度,恢復他們各自在新文學史上的歷史原貌,是文學之幸,也是我們國家和民族之幸。

 

過去「因人廢言」不可取,但張揚人品與文品分裂,也不能視為正常。正像扭曲、醜化魯迅以十日顛覆我們的文學價值觀所使用的同樣手段和目的,這些推出的人物,往往也被歷史唯心地扭曲,乃至神化了。雖然手法拙劣得好笑。如:周作人附敵當漢奸也神化成在做地下工作,張愛玲講她文藝之「純」,完全撇開她遵照美國新聞處給她的提綱而寫得非常不「純」的,很政治的,反共的《赤地之戀、》、《秧歌》不講,好像這一切都未曾有過似的。其中,特別受推崇的沈從文,同他們並不完全一樣。但,「人無完人」,實事求是,包括大師們,是否也有他一定的局限性,不能非「鬼」即「神」,非「神」即「鬼」,也需一分為二?近日,美術界為山水畫的因循前人而成時弊,呼籲對某些大師之「熱」能「降溫」,那麼,請有的大師走下文學的神壇,這,恰恰應該看作對他某種不正常的「炒」作的正常心態。尤其在貶魯揚沈之際,也很容易讓人把它當作一個話題來議。

 

過去魯迅對沈從文的誤會及其好惡分明的正直

從《魯迅全集》中,可以看到沈從文與魯迅之間還有過那麼幾段小插曲。早在1925年7月20日,魯迅致錢玄同信說:「且夫『孥孥阿文』,確尚無偷文如歐陽公之惡德,而文章較為能做做者也。然而敞座之所以惡之者,因其用一女人之名,以細如蚊蟲之字,寫信給我,被我察出為阿文手筆。」(註一)信中的「孥孥阿文」,指沈從文。魯迅在寫此信的一周前,看到沈在《國語周刊》五期上的《鄉間的夏》一詩中有「耶躒耶躒——孥孥唉」的句子,不知從正面還是負面,給魯迅留下不一般印象,才會如此。4月30日他「得丁玲信」,先生疑為沈從文的化名之信。看來,這是先生的誤會,但他看沈為「文章亦較為能做做者也」,但又感到「總之此輩於著作,大抵意在胡胡鬧鬧,無誠實之意」,先生才有這種情緒。1930年梁實秋在「批評所謂無產文學理論」,魯迅說他「雖說並無什麼組織,在論文裡,也似乎痛惡無產階級式的『組織』、『集團』這些話,但其實是有組織的」,魯迅指出梁實秋的文字中的「我們」,「頗有些『多數』、『集團』的氣味」,他列出這個「多數」和「集團」的名單中,就有寫小說的「沈從文
」。(註二)1934年,在文壇為「京派」與「海派」的議論時,魯迅所指的「北平某先生」,也是沈從文。並有了「不過『京派』是官幫閒,『海派』則是商的幫忙而已。但從官得食者情狀隱,對外尚能傲然,從商得食者其情狀顯,到處難於掩飾,於是忘其所以者,遂據以有清濁之分。而官之鄙商,固亦中國舊習,就更使『海派』在『京派』的眼中跌落了」(註三)的議論。1935年,沈先生對文壇許多問題的爭議,視為「私罵」,看作「除了讀者養成一種『看熱鬧』的情趣以外,別無所有。把讀者養成喜歡看『戲』不喜歡看『書』的習氣,『文壇消息』的多少,成為刊物銷路多少的主要原因。爭鬥的延長,無結果的延長,實在可說是中國讀者的大不幸。」(註四)魯迅答道:「昔之名人說『恕』字訣—但他們說,對於不知恕道的人,是不恕的;——今之名人說『忍』字訣,春天的論客以『文人相輕』混淆黑白,秋天的論客以『凡罵人的與被罵的一古腦兒變成丑角』抹殺是非。冷冰冰陰森森的平安的古塚中,怎麼會有生人氣?」(註五)這裡說那講「『恕』字訣」的,也是指那「很不以不滿於現狀的人為然的」,自已又不滿於那「現在竟有不滿於現狀者」,自然為當時的社會「維持了治安」。

 

本來,這裡只是敘述一些歷史事件的過程,並不忙於定是非。同樣,魯迅也有情況沒弄明而對沈從文所誤會的憾事,但,由此對他們的評價來個調位,也只能看作笑話。

這裡,得重複一句,沈從文先生是不該忘記的,是新文學史上有其獨特地位的小說名家。新時期,他個人的《文集》、《全集》,已有多種版本。老作家中,受出版界這般重視的,已是獨一無二的了。評論家除了惋惜他中斷了幾十年的創作,並斷言,否則他不知可留下多少傳世之作外,幾乎眾口一辭地只說「好」。

 

可是,一看北嶽文藝出版社新編新版《沈從文全集》十四卷的《雜文卷》中,我想找李金髮在《異國情調》中批評沈從文對周作人的附敵而勸人「加以諒解」,並大談特談伯夷叔齊的「文人無行」之原文(註六),卻無處可尋。

 

《全集》不全,由於各種情況而不能致「全」之事,早已不是什麼新聞。當中,有些是為賢者諱而如此。周作人的文章寫得再好,對於他在敵偽政府作高官,當漢奸,站在民族的立場,總是不可原諒的,叫人對他「加以諒解」,總也說明沈先生在民族大義上的態度吧。若要讚賞此種是非觀,無論如何新潮,怕也不能看作是給沈從文臉上貼金。所以,當代的評論閉口不提此文。但,它也恰恰可以從這之前的,與魯迅的一些認識分岐,還有這之後的某些文章的思想傾向,找到一條很分明的思想脈絡。

 

從《丟掉幻想準備鬥爭》一文理解郭沫若對沈的批評

《一種新希望》,應該是沈先生這之後的思想反映。它發表於1947年10月21日的上海《益世報》,是篇雜感式的散文,引起過不小的風波。翌年,郭沫若的《斥反動文藝》,在香港一本由邵荃麟、馮乃超主編的《大眾文藝叢刊》第一輯發表。他在文章裡稱沈從文為「桃紅色」作家。郭沫若的這篇文章,有人一直將它作沈從文解放後不能順心的禍根。然而,情況是複雜的,今日的讀者若不瞭解當時的社會和寫作背景,也很難讀懂沈先生那篇滿是抒情筆調的散文。如郭沫若引出的「到處又有個比醉人酒徒還難招架的衝撞大群中小猴兒心性的十萬道童」。如若不清楚,或忘記了抗戰勝利,蔣介石不讓八年離亂之後的百姓安居樂業,又要「安內」,挑動內戰,進攻解放區;民怨,公憤,罷工,罷課,人民走上街頭的「反饑餓,反內戰,反迫害」的工人,學生運動一浪高過一浪之際,他這「十萬道童」是指誰呢?那「有於分崩離析中保存人的心智資源」的青年,「並開發這種資源的學人」,其「學術獨立的重呼」,為「欲收綏靖時局平衡兩大之功,當然不易見功。然『政治』二字若在字典上還有意義,第三方面又能重造,將來自然有其光輝前途。」

 

此時,沈先生對學生運動的態度,說他起碼是政治上糊塗,則一點也不過分。那是國統區的反蔣鬥爭與解放戰爭從四方勢如破竹地摧毀反動派的反動政權的大好形勢,已是人民當年看得最為開心的新聞。然而,沈先生卻說:「面前雖同樣是那麼一張紙,說不定都能於專電要聞上得到點『打得好』『作得對』的自足自信。並用之為根據,作種種快樂推論結論。」為此,「情感熱烈和希望於『野』的」,並「頑硬得多」。這裡,在「野」的,是指誰呢?當時能與反動派對抗的在「野」勢力,又是誰呢?這種力量「頑硬得多」又有什麼不對,不好呢?「頑硬得多」的「頑」字,用在此處,值得玩味。

 

毛澤東《丟掉幻想,準備鬥爭》針對這一時段的一些知識份子之思想狀況說:「為了侵略的必要,帝國主義給中國造成了數以百萬區別於舊式文人或士大夫的新式的大小知識份子,對於這些人,帝國主義及其走狗中國的反動政府只能控制其一部分人」,到了後來,許多人不僅不跟著跑,有的還「造反了」。但,有的還以為「不經過嚴重

第十三期:追悼蘇慶黎女士〔陳映真〕

追悼蘇慶黎女士

  陳映真

 

 

曾任《夏潮》雜誌總編輯、工黨、勞動黨秘書長的蘇慶黎女士於2004年10月19日病逝於北京。本刊特請其生前的老戰友陳映真先生與汪立峽先生撰寫悼念文章。【編者】

 

 

雖然長久以來,朋友們都知道您為痼疾所苦,但是一次又一次,在祖國醫療體系和各界關懷下,您總是恢復了奇蹟般的健康,回到我們中間來,一刻不停地投身到忙碌的工作。因此,當日昨傳來您熄燈安息的消息,朋友們震駭相告,無任驚悼,久久無法相信您大去的事實。

 

認識您,是一九七五年我出獄不久的事。您和陳玉璽兄和我約見於一喫茶座,商談把當時已由您主編的《夏潮》月刊雜誌改版為政論性綜合雜誌的您的意向。您的想法,很快的得到當時的保釣愛國運動左翼朋友們的熱情反響。於是在您的編輯長才和十分辛勞的工作下,一個進步的、民主的、大眾的《夏潮》月刊,在當時貧瘠的政治文化中樹幟成旗,脫穎而出,集結了越來越多的青年知識份子讀者在您所主編的《夏潮》的周圍,逐漸的形成了一股自五○年代被肅清以後沉寂多時的、民族·民主·愛國的文化思想潮流,影響了幾代年輕人的傾向。

 

一九七○年代中後《夏潮》首先挖掘了被湮沒了二、三十年的日帝下台灣文學和文學家,使讀者認識了台灣新文學史中反帝、反封建和偉大現實主義傳統,而終於引發了批判當時崇尚外來現代主義、超現實主義的西洋文論和創作方法的思潮,而歸結為著名的鄉土文學運動,並以自己為陣地,力抗來自官方和西化派的政治壓力,而終於取得了「鄉土文學論爭」的勝利。《夏潮》也在長輩的協助下,把日帝統治歷史中台灣的反帝社會運動和運動家的英雄的腳蹤披瀝於讀者,揭發被湮沒的歷史,開擴了讀者的歷史視界。《夏潮》也是台灣戰後第一個雜誌,以新帝國主義批判的角度,引導讀者認識強權支配下的第三世界⋯⋯

 

《夏潮》的編輯執行勞動都集中在您的身上,您的好友唐文標、王曉波、陳鼓應和我只是從旁應命供稿,有時協助您解決工作和經濟上的困難。《夏潮》也得到老一代出獄政治犯熱情關懷和支持。而您總是不辭辛勞地為編務的執行終日奔忙。

 

一九七○年代末,台灣「黨外運動」迎來了另一個高潮。您和我們幾個朋友堅持力圖在參與運動中起到影響。一九七九年末,高雄「美麗島事件」爆發,您和一干人被捕,您不久後因病獲釋。

 

出獄後的您沉潛了一段時間,又投入社會運動。無如台灣政治社會形勢發生了質的變化,但我知道您仍一本不知疲倦和不輕易失望的性格,到處奔走。

您留下來最貴重的遺產和經驗,是在一個錯誤意識充斥的時代,建設了新的輿論,傳播了富於批判和揭發錯誤意識的、新的、進步的、牽動萬千人心藉以透視歷史和生活中存在的巨大矛盾核心的、變革與改造的思想,最終揭破統治一時代的謊言和暴論。

 

環顧今日反民族的反動輿論氾濫的台灣,重建科學的、進步的、變革與改造的新論述,仍然和上世紀七○年代中期您和您的同志們的時代一樣,是重中之重的當務之急。在無限緬懷、哀思和不捨中恭送您熄燈安息時,讓我們沉思您留下來的工作和精神給予我們的教育和啟發,整理隊列,繼續前進。只有這樣,我們才能成為您和為中國的新生獻上了一切的您的全家屬最好的敬禮和慰藉。

遙望西天的祖國,曙色燦麗,英靈有知,含笑安息!

 

二○○四年十月二十四日,北京◎

第十三期:《三個中國 兩次轉型》第一章 「亞洲之中國」的解體(之三)

《三個中國 兩次轉型》

第一章 「亞洲之中國」的解體(之三)

 

  祝東力(北京《文藝理論與批評》雜誌副主編)

 

 

3、中國與世界體系

然而,就在明王朝維繫著幅員遼闊的東亞朝貢體系之時,從14到15世紀,在義大利境內,那不勒斯王國、羅馬教皇轄地、佛羅倫斯共和國、米蘭王國和威尼斯共和國由於彼此實力旗鼓相當,而只能維持一種「均勢狀態」(balance of power),由此形成了一種區別於中世紀的新型國際體系。這一新國際體系不斷向整個歐洲擴大,包容了越來越多的國家。西班牙—荷蘭80年戰爭和德國30年戰爭結束後,1648年,《威斯特伐利亞和約》的簽訂標誌著近代歐洲國家體系(European states-system)正式形成。這個國際體系以「國家主權」觀念、「國際法」原理和「實力均衡」政策為三大支柱。新的歐洲國家體系形成之際,也正是前述各新興民族君主國開始從事海外擴張和東西方貿易,建立其世界範圍的殖民主義體系的時代。

應當指出的是,跨越和克服地理上的阻礙而進行遠距離的大規模拓殖,這種情況發生的前提,往往是同一文明圈內同時存在多個政治權力中心,並且各權力中心之間彼此達到了某種「均勢」。古希臘殖民活動的情況不必說了,實際上在中國古代亦復如是。例如戰國中期,秦國與東方各諸侯國同屬於周文明圈,而彼此之間又形成了實力均衡的局面,於是秦惠文王克服道路險阻,攻取了周文明圈以外的巴、蜀之國(所謂「戎翟之長」),從而「擅巴蜀之饒」。同樣,中國第一次跨越海洋而對臺灣進行大規模開拓的嘗試,也發生在多個權力中心彼此相持不下的三國時期,即由偏安東南的孫吳政權派遣大規模水師,所謂「甲士萬人浮海求夷州」。相反,在中國處於統一的巨型國家的時期,或者說,在中國統一的政治實體同其所屬的文明圈相重合的情況下,除非出於某種戰略目的,例如漢武帝時期對西域的佔領和統治之外,這種大規模、遠距離的拓殖活動反而很少發生。究其原因,是由於在古代的交通和通訊條件下,統一的巨型國家從其權力中心難以實現超遠距離的有效管理,所謂鞭長莫及,因而有必要維持一個相對理性的政治邊界。反過來,近代歐洲國家體系內部的實力均衡,恰恰是西歐各國向海外大規模擴張的一個前提。因為在這種實力均衡的條件下,向文明程度相對較低的遠距離的海外地區尋求資源、市場和生存空間,較之向實力均衡的對手挑戰,反而更容易獲得成功。順便指出,歐洲國家體系的這種均衡狀態,或者說,歐洲各國分立並峙的局面,並不是天然或永恆的,它取決於一定的條件。當有關條件發生變化之時,這種均衡的局面便有可能被打破,而出現某種統一的趨勢。例如,由於法國政治革命的發生,均勢曾被破壞,結果拿破崙幾乎征服了歐洲大陸;與此相似,伴隨歐洲工業革命的深化,在兩次世界大戰,特別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實力急劇上升的德國同樣橫掃歐洲。

總之,近代形成的歐洲國家體系構成了其向遠距離的海外冒險和殖民的一個前提條件。而隨著歐洲殖民主義的海外擴張一步步逼近東亞,西方與中國兩種截然異質的國際體系也不可避免地發生了衝突。

遠在東方的中國作為前資本主義社會形態的中心國家,以其富饒的物產和龐大的人口,對於歐洲殖民主義者來說,一直神話般地扮演著其海外擴張之終極目標的角色。歐洲早期海外冒險起源於伊比利亞半島。1492年,哥倫布首次做橫渡大西洋的遠航,即隨身攜帶著西班牙國王致中國皇帝的國書,從此亦可知其探險的主旨所在。順便指出,哥倫布向西遠航當然是由於馬可波羅遊記在歐洲的巨大影響,「地上的天堂在東方之盡頭」,這是中世紀後期歐洲神學家和哲學家們的共識,哥倫布同樣堅信不疑。(註二十三)但是,哥倫布之所以敢於冒險遠航,也是由於他當時接受的地理知識包含有一個致命的錯誤,即認為地球陸地面積是海洋面積的6倍,由位於陸地西端的西班牙到東端的「印度」(中世紀歐洲常以所謂「印度」概指中國、日本、印度等東方國家)距離極為遙遠,而向西由海路到「印度」距離則較近,從大西洋東岸附近的加那利群島到「印度」相距只有6300公里左右。有趣的是,這種陰錯陽差地推動歷史的情形似乎是歷史的某種常態。

哥倫布卒於1506年,至死仍堅信自己曾經到達的是東方印度附近的島嶼。隨後,葡萄牙人才通過開闢新航路真正到達東方。1597年,萬斯科·達·伽馬率4條帆船從葡萄牙啟航,繞過好望角首次抵達印度西南海岸的卡利卡特港(明朝以來中國史籍稱古裡佛、古俚或古裡)。16世紀初葉,葡萄牙人先後在印度西南海岸的柯欽(中國史籍稱柯枝國或固貞)和坎納諾爾建立商館,接著佔領了果阿。1511年,攻滅了明王朝的「敕封之國」麻六甲(中國史籍稱滿剌加、麻六甲等)。1513年,第一艘葡萄牙商船駛入廣州港。

西方在海外冒險事業中,以從美洲掠取的大批金銀,通過新航路換取東方的豐富物產。以此為起點,全球財富源源流入歐洲,世界格局為之一變:由於新航路的開闢和舊商道的廢棄,介於東西方之間、主要以遠途貿易立國的阿拉伯文明走向衰落;中國和印度繼續保持世界經濟中心的地位,卻呈緩慢下降趨勢;歐洲則穩步上升,最終成為世界範圍的統治階級。按照貢德·弗蘭克形象的比喻,「美洲的金銀首先使歐洲能夠在亞洲經濟列車上購買一張三等艙的車票,然後又能夠包下一節車廂,最後才是取代亞洲成為經濟列車的火車頭。」(註二十四)這意味著,一個新的以西方為中心的世界政治經濟體系正逐步形成和擴展。

繼伊比利亞半島之後,西歐諸國也開始了海外擴張事業。到16世紀末,西班牙「無敵艦隊」被英國擊敗,葡、西兩國的海上霸權讓位給了後來居上的荷蘭、法國和英國。另一方面,在西歐諸國通
過海路開始向外擴張之後,沙皇俄國也從陸路向東推進,並翻越烏拉爾山脈,於17世紀征服了廣袤的西伯利亞。

值得注意的是,在西方殖民主義擴張的早期,它們曾被有效地遏制在當時尚且強大的中華文明的邊緣地區。在海路,荷蘭是「十七世紀的典型的資本主義國家」(馬克思語)。當時,荷蘭的軍力和經濟力在西方首屈一指,其商船噸數占世界總噸數的百分之五十,艦隊實力超過英法兩國總和,荷蘭船隊航行於五大洲的海域,被稱為「海上馬車夫」。然而,1661年,這個在亞洲勢力最強大的殖民國家卻被鄭成功擊敗於臺灣——此後直到1840年的中英鴉片戰爭,西方殖民勢力從海路對中國的入侵被延緩了近180年。在陸路,1685年,康熙派軍攻克雅克薩城,肅清了擴張到黑龍江流域的俄國勢力,並簽定了中俄尼布楚條約,由此沙皇俄國的南進也被阻止了大約170年。正如人們指出的,當時的亞洲是最強大的國家的所在地。最偉大的君主不是法國的路易十四或俄國的彼得大帝,而是中國的康熙和印度的奧朗則布。(註二十五)的確,儘管17世紀的西方殖民主義國家在火器和航海技術等方面佔據優勢,並控制著許多海外殖民地,但當時的中國擁有巨大的人口、領土和資源,擁有高效的行政組織能力和偉大的文化傳統。東方對於西方文明的這種傳統優勢正漸漸消失,一百多年後終於被工業革命徹底打破了。

1793年,正值英國工業革命進入高潮期,英政府派遣馬嘎爾尼(George Macartney)為特使,以慶祝乾隆帝80壽辰為名前來中國,要求增開通商口岸,減低稅率,給予租界,並允許英國派公使長駐北京。英政府的要求被清廷駁回。當時《乾隆皇帝諭英吉利國王敕書》這樣寫道:

奉天承運皇帝敕諭英吉利國王知悉:爾國王遠慕聲教,向化維殷,遣使恭賚表貢,航海祝厘。朕鑒爾國王恭順之誠……賜爾國王文綺珍玩,用示懷柔。⋯⋯天朝物產豐盈,無所不有,原不借外夷貨物以通有無。特因天朝所產茶葉、磁器、絲筋,為西洋各國及爾國必需之物,是以加恩體恤,在澳門開設洋行,俾得日用有資,並沾餘潤。今爾國使臣於定例之外,多有陳乞,大乖仰體天朝加惠遠人,撫育四夷之道。(註二十六)

這種以上國自居、輕蔑外邦的「國際統治階級」立場,是整個皇權—官僚階級的世界觀念中一個根深蒂固的組成部分。這種觀念的形成,一方面,有中國千百年來作為東亞朝貢體系的中心國家這一歷史事實為依據,另一方面,也由於西方在經濟貿易上長期依賴於東方,長期處於入超的地位。這兩個方面的內容實際上在乾隆
的上述敕書已經表露無遺。這種傳統的國際關係理念一以貫之,到鴉片戰爭時期毫無改變,即使像林則徐這樣「洞悉夷情」的開明派大臣亦不能例外。禁煙之後,林則徐在照會英王的《喻英吉利國王檄》中寫道:

我大皇帝撫綏中外,一視同仁……貴國王累世相傳,皆稱恭順……是以天朝柔遠綏懷,倍加優禮,貿易之利垂二百年,該國所由以富庶者,賴有此也。(註二十七)

甚至到第二次鴉片戰爭前後,中國的皇權—官僚階級仍不肯放棄這種「國際統治階級」的立場。咸豐年間,理藩院仍要求俄國使節普提雅廷按照貢使禮節到午門行三跪九叩大禮。英法聯軍之役後,英法公使要求駐京,咸豐帝甚至有意以全免英國商品關稅為條件,換取英法撤銷該項要求。1861年外國使節進駐北京後,清政府為維護天朝皇帝至尊無上的形象,仍拒絕其覲見清帝。

然而,正是從乾隆後期到鴉片戰爭前夕,東西方之間的戰略格局正在發生根本改變。例如,鴉片戰爭時期,英國在經歷了資產階級政治革命(17世紀)之後,工業革命(18世紀後期到19世紀中期)亦接近完成。到1831年,工業在英國工農業產值中所占比重已經增長到60%;1838年,英國已擁有鐵路500英里;有線電報已經發明,再過幾年,最早的海底電纜就要在英國和法國之間鋪設。那時,英國作為海洋大國,在陸續打敗了西班牙、荷蘭和法國之後,已經控制了諸大洋。在中國周邊地區,18世紀中葉莫臥爾帝國崩潰後,印度失去了統一的中央政權,到19世紀初英國已經統治了印度的大部分地區;1819年,英國佔領新加坡,控制了麻六甲海峽,奪取了從印度到中國的海上中轉站;1824年,英國第一次入侵緬甸;1839年,為在沙皇俄國與印度之間建立一個緩衝地帶,英國首次入侵阿富汗。也就是說,從18世紀後期到19世紀前期,傳統的對東方的經濟貿易依賴已經讓位於近代的對東方的政治經濟支配,西方對東方的戰略關係發生了根本性的轉變。

前已指出,以西方為中心的近代國際體系以「國家主權」觀念、「國際法」原理和「實力均衡」政策為三大支柱。中國皇權—官僚階級的「國際統治階級」立場以傳統的東亞朝貢體系為依據,在資本主義世界體系擴及東亞的時代,既悖於理,又輸於勢:一方面與近代國際關係中的「主權平等」觀念和「國際法」原理相抵觸,另一方面由於已完全不具備相應的政治—軍事力量,而在弱肉強食的國際社會中無法與列強保持「實力均衡」。同時,驕矜虛妄的「國際統治階級」立場使皇權—官僚階級妄自尊大,麻木不仁,長期無視西洋文明由於工業革命而獲得的強勢地位,因此不能及時學習、引進西洋文明的有益成份。

歷史的悖論就是如此。向近代工商社會的轉變只有在古代文明的邊緣地區(它的薄弱環節)才最易發生。封建主義的歐洲由於中央政權(無論是羅馬教庭,還是神聖羅馬皇帝)的軟弱無力,因而無法整合全社會的資源,致使在教會和大大小小的國王、諸侯及領主們之間,存在著可供自治城市和商人階級生存和發展的異質的社會空間。當地理大發現和隨之而來的大西洋貿易及東西方貿易蓬勃展開的時候,巨額財富源源流入歐洲,使一個商人—資產階級便迅速膨脹起來。同時,不斷拓展中的海外殖民地又提供著異常廣闊的市場。資金加上市場,使更新技術以提高生產能力的要求歷史地擺在了歐洲社會的面前,由商人-資產階級主導的工業革命便應運而生了。與此相反,中國由於中央集權制度的完備和強大,致使皇權—官僚階級壟斷了社會的全部政治權力和經濟剩餘。大一統的社會政治結構在促使中國長期居於古代農業文明的中心國家地位的同時,也抑制了商品經濟和商人階級的自由發展,使中國社會難以從內部自發地過渡到近代工商文明。另一方面,由於中心國家地位而形成的國際統治階級的立場,又使中國的皇權—官僚階級在東亞朝貢體系內固步自封,在歐洲殖民主義體系日益擴及東亞的時代,對根本變化了的世界局勢長期不能形成客觀的認識和判斷,久久沉浸在「天朝盡善盡美的幻想」(馬克思語)中,致使趕超歐美列強的工業化戰略被一再延遲。

在近代西歐,由於各種歷史機緣,在社會關係結構中形成了「資本」起支配性作用的局面;相反,在古代中國,社會關係結構的中心不是「資本」,而是「權力」(國家、政府或官僚集團)。如前所述,商業資本在中國一向受到國家權力的抑制。但是,在近代西歐,「資本」卻脫穎而出,在技術開發和社會資源的動員和配置方面表現出了活力。在「亞洲之中國」的解體過程中,古代世界中的西歐與中國互相調換了「邊緣」與「中心」的位置。這個過程,同樣也可以看作是西方的「資本」向東方的「權力」發出挑戰而「權力」逐漸崩潰的過程。 >> 待續

 

註二十三:哥倫布日記1493年2月21日,見《哥倫布〈航海日記〉》,孫家方方土譯,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1987年,第159頁。並參看方豪:《中西交通史》第16章第3節「哥倫布航海來華之企圖」,第658-660頁。貢德·弗蘭克同樣指出:「整個世界經濟秩序當時名副其實地是以中國為中心的。哥倫布以及在他之後直到亞當·斯密的許多歐洲人都清楚這一點。」(《白銀資本》,第169頁。)

註二十四:陳燕穀:「重構全球主義的世界圖景」,這是陳為《白銀資本》中文版撰寫的前言,見《白銀資本》,第10頁。

註二十五:見《白銀資本》,第231頁。

註二十六《高宗聖訓》卷二百七十六,轉引自傅築夫:《中國古代經濟史概論》,第266頁。

註二十七:《林文忠公政書》乙集,轉引自傅築夫:《中國古代經濟史概論》,第267頁。

第十三期:不在場的在場者 德里達與馬克思–紀念剛逝世的德里達

不在場的在場者德里達與馬克思

——紀念剛逝世的德里達

汪立峽

不管人們願意或不願意,意識到或者沒有意識到,所有的男人和女人,所有地球上的居民,今天在一定程度上都是馬克思和馬克思主義的繼承人。

——德里達《馬克思的幽靈》

今年10月8日享譽國際的法國哲學家德里達(Jacques Derrida)突然逝世。他是和另一個已過世的法國思想家福柯在哲學觀點上十分接近的大師級人物,論影響力猶有過之,不過在台灣顯然知道福柯的人遠多於德里達,這同德里達的解構理論較難被人理解或許有很大關係。他的死在法國是件大事,左翼《解放報》用8個版,中間偏左的《世界報》用10個版,右翼的《費加洛報》也以2個版報導他的死訊和討論他的思想。怪異的是,《中國時報》巴黎特派員蔡筱穎自法國發回的報導在介紹德里達的生平時,突出指出:「德里達並沒有和他同時代的學院派一樣,成為馬克思主義的繼承者和捍衛者。」如果這句話是指八十年代以前的德里達尚可勉強成立,但從八十年代末德里達發表《往返莫斯科》,特別是1993年發表《馬克思的幽靈》以來,已沒有人再懷疑德里達和馬克思的關係了。

1993年4月間,美國加州大學舉辦了一場大型國際研討會,議題是:馬克思主義向何處去?德里達在會上發表了題為《馬克思的幽靈》的令人吃驚和引人注目的長篇演講。這不僅因為此前德里達從來不明言他與馬克思主義之間的關係,更因為在蘇聯解體後西方思想界不是歡呼資本主義勝利,就是質疑馬克思主義壽終正寢的節骨眼上,德里達卻一反常態挺身而出疾呼:「不能沒有馬克思,沒有馬克思,沒有對馬克思的記憶,沒有馬克思的遺產,也就沒有將來!」當時有人不無幾分戲謔地說:「你真是挑了一個好時候向馬克思致敬」,德里達正色道:「我相信(這一)出乎意料的事件的政治品德」,毫不客氣的表明正是在這種危疑動盪的時刻才能看出一個知識份子的「政治品德」。

「哦,我的朋友,沒有朋友」

德里達1930年7月15日出生於當時法屬的阿爾及利亞的一個虔信猶太教的猶太中產階級家庭。由於出身猶太家庭,青少年時期的經歷在很大程度上可說就是受壓制被歧視的歷史。11歲時德里達欲進入一家公立中學就讀,但跨進學校大門的第一天就被趕了出來,因為他是猶太孩子,名額須受限制。後來雖然進了另一家公立學校,卻因不堪受氣,中途輟學。

德里達在到法國本土求學之前,親眼目睹了阿爾及利亞人與法國殖民者之間的激烈鬥爭。親身體驗了東方猶太文化和西方法蘭西文化二種異質文明的洗禮。

19歲德里達抵達巴黎,考進著名的高等師範學院就讀,為了在激烈競爭的環境中不受排擠,他將猶太名字「杰基」改為非常法國式和基督教式的名字「雅克·德里達」。

據德里達自己回憶,他這個猶太孩子,幼年給人的印象是常常「無緣無故的哭泣」,整個少年時期就是一種刻骨銘心的孤獨感。他的學生回憶說,德里達在高等研究班講授政治哲學《友誼政治學》時,每次開講必先重復引誦蒙田的名句「哦,我的朋友,沒有朋友!」作為他解構西方政治哲學「同一性」傳統的啟發性用語。

有不少研究德里達的學者認為,正是德里達的猶太文化背景和他的強烈被排擠受歧視的經驗感受,促使他的哲學思想對那些主導性的或正統的東西(例如他所說的「邏各斯中心主義」)採取了逆反態度,而對那些邊緣的或差異的受忽視和被排擠的東西(例如他所強調的「差異」、「延異」及「他者」),則給予格外的同情和重視。就是說,德里達「解構理論」的核心思想是徹底反對西方哲學自柏拉圖以降,特別是十八世紀啟蒙思想以來的以「理性主義」、「同一性」為歸依的「邏各斯中心主義」。他認為這種突出二元對立統一性的理性哲學傳統,既遮蔽了事物的「差異性」,又在內部樹立「等級性」,有必要從「差異」立場出發予以徹底的、不斷的解構才能邁向人類的解放和社會的「公正」。(「公正」一詞是德里達表述超越法律和既存規範的一個解構哲學概念)。

「文本」、「差異」、「印跡」、「在場」

德里達在六十年代以前深受當時居支配地位的結構主義的影響,精研了不少胡賽爾、海德格爾、佛洛伊德、黑格爾、馬克思的經典著作,但他那時始終未像同輩的法國知識份子那般鍾情於馬克思主義和毛澤東思想,更沒有像阿圖塞和福柯那樣一度加入法國共產黨(福柯於1950年入黨,四年後脫黨;阿圖塞則終身是共產黨人)。1966年德里達作出了第一次令人驚訝的姿態,他在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的研討會上,出人意表的大力批評以列維·斯特勞斯為代表的結構主義,聲稱不存在一個所謂的「結構中心」,在結構中任何一個位置都不具有優先性。此次講演被視為德里達「解構理論」初試啼聲,在美國則被稱作「後結構主義」的伊始。緊接著,二年後即1968年巴黎「五月風暴」期間,德里達居然在高師院組織了第一次群眾集會,並帶頭參加了學生的遊行示威。

德里達的解構理論最早表現在他對「文本」的解構概念,因此「文本」一詞也在七十年代後廣泛為人所知並且使用。不過「文本」(Text)到底在德里達那裡是怎麼個用法呢?在他的重要著作之一《書寫學》中,「文本」和「書寫」幾乎是同義詞,「似乎沒有什麼知識不在文本(書寫)形式中,文本自身是自我背離和自我分裂的,是不確定的,因為它永遠引向其他的文本和進一步的書寫」,說更明白一點,德里達
提出一種「解構閱讀」的策略,即準確把握文本中作者的原意,在此基礎上發揮讀者的主觀能動性,發掘文本中所透露的超出作者表面意思之外的潛在部分,把握文本的異質性和多樣性,以拆解舊結構。可以看出,德里達的文本「解構閱讀」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種「創造性的批評」,而不是一般錯誤理解的隨心所欲浮濫無根的「解構文本」。

德里達在《書寫與差異》這本可算是他的經典著作之一的書中,對他提出的另外二個解構理論的重要概念「差異」與「印跡」,作了反復的演繹和論述。

一般而言,在德里達那裡,「印跡」(Trace)是用來說明符號或事物間的縱向性(歷史性)的差異關係。或者這樣說,德里達用它(印跡)指一種「在場」的事物和符號,藉「不在場」的事物得到顯現的狀態。簡潔地說,「印跡」所指代的就是事物間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相互滲透的關係,「印跡是動態的,印跡運動是必要的自我遮蔽,它以自我的掩蔽生成自己,當他者聲稱它如此這般時,它將自己表現在它自身的另一體中」,似乎有點費解,他的意思其實是說明一種「在場的不在場」或「不在場的在場」,例如他所強調的馬克思的幽靈在現時代的似無還有的巨大力道和作用。

至於「差異」這個最重要的的德里達解構理論的概念,它所指的不是事物之間靜態比較的那種差異,而是一種差異事物本身的動態運動和發展,德里達突出強調「差異」是一種拆解邏各斯中心主義和理性主義的不斷運動著的力量。德里達在他的著作中明確指出「差異」有二個明顯不同的意義:

《批判與再造》第十三期(2004年11月)目錄

《批判與再造》第十三(2004年11月)目錄

>>帝國主義批判

01 帝國時代的民眾權力(下)

著■Arundhati Roy/譯■關晨引

>>社會主義探索

07經濟轉軌的前景

——《中國與社會主義》讀後

■祝東力

>>社會現場

10公司重整 員工被整

——耀文電子產業工會46天抗爭始末

文/圖■勞動黨桃竹苗勞工服務中心

>>人物與思想

16不在場的在場者—德里達與馬克思

——紀念剛逝世的德里達

汪立峽

>>大陸思潮

《三個中國 兩次轉型》

22第一章 「亞洲之中國」的解體(之

■祝東力

27 當代中國的社會主義傳統及相關問題(二)

■韓毓海

>>歷史檔案

40追悼蘇慶黎女士

陳映真

42懷念慶黎

汪立峽

>>文化廣場

44經濟學家與資本家的性關係

黃紀蘇

46隨感二則

■黃紀蘇

49走下文學的神壇

——評有關沈從文的是是非非

周良沛

61也是潮喑

——戲後一章

鍾喬

62 【《弱勢群體之聲》第一集】

      我發現董永,就是我們親愛的胡哥

      與胡哥論政

      ﹡楊白勞總有匯款單

      ■浪淘沙

 

 

 

 

 

 

 

 

 

 

 

 

 

 

不在場的在場者—德里達與馬克思——紀念剛逝世的德里達(汪立峽)

不管人們願意或不願意,意識到或者沒有意識到,所有的男人和女人,所有地球上的居民,今天在一定程度上都是馬克思和馬克思主義的繼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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