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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期:當代中國的社會主義傳統及相關問題(一)〔韓毓海〕

當代中國的社會主義傳統及相關問題(一)

韓毓海(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

對未來進行預測必須以過去的知識為基礎。正是這一基礎使得對未來的預測成為可能的、必須的,但它也為我們瞭解未來設置了限制。

未來中國思想發展的趨勢其實就建立在我們已有的思想遺產之中。就當代中國而言,它主要是指這樣三個遺產:社會主義的思想傳統,啟蒙主義的遺產和當代新啟蒙思潮,以「新自由主義」為特徵的資本主義表述及其批判。

本文認為:這三大遺產作為自足的思想體系,正處於重要的轉變過程中,而且,在當代生活中,它們之間也並非孤立自足的存在,而是處於互相聯繫、彼此衝突的過程中。本文還將指出:正是這一巨大地轉變過程,這種彼此間的聯繫與衝突,構成了未來中國思想發展的趨勢和前景。

當代中國的社會主義思想傳統

19世紀中葉起,在與資本主義的長期的、曠日持久的鬥爭過程中,社會主義思想逐漸預設了一個「整體資本主義」;但是,正像資本主義不是一個整體一樣,社會主義也不是一個整體,社會主義運動包含著不同的因素,這些不同因素的轉化與消長構成了「歷史社會主義」。

1949年開始形成的中國社會主義制度同樣不是一個整體。它具有不同的、甚至彼此矛盾的功能。現代化功能、社會保護功能、人民民主和革命的功能,都歷史地存在於社會主義制度之中,並分別具有相應的歷史創制,這些創制的歷史結合凝聚著社會主義制度,而其彼此衝突又發展著這個制度。

1.馬克思的社會主義現代性與資產階級現代性之間的關係問題

開始於上世紀70年代末的「思想解放運動」,宣告了已有社會主義思想、制度實踐的重要轉變(「改革」)。思想解放運動鮮明地指涉了以往的馬克思主義知識框架中的政治構想,而且也改變了一整套與社會——歷史敘述相關的「社會科學」話語體系,例如:階級、階級鬥爭、生產方式、生產關係、平等、人民民主和社會革命等等。宣告「文化大革命永遠結束」不僅僅意味著一個時代,一種政治方式的終結,而且,它更意味著用諸如「階級、階級鬥爭、生產方式、上層建築、社會革命」這一系列「社會科學」的概念體系來描述世界、描述中國問題的方式被部分地放棄或「告一段落」。

在當代中國改革的社會主義者那裡,這種放棄恰恰是回到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之舉,即意味著回到馬克思主義的真意。開啟了思想解放運動的馬克思主義「人道主義」、異化問題的討論,正是通過將馬克思《巴黎手稿》中所關注的「人的類本質」問題與馬克思的階級鬥爭學說相分離,從而重新闡釋了馬克思主義。——或者,以這種「重新
發現馬克思」的方式(註一),巧妙地將馬克思編入「啟蒙的人道主義」話語之中。

「必須完整、準確地理解馬克思主義」以及「前期馬克思/後期馬克思」的敘述方式,委婉地承認馬克思主義思想體系與資產階級思想遺產之間的基本關係,是聯繫而不是區分和斷裂,從而強調馬克思主義不過是「整體」的現代性話語的一個組成部分。例如:正是從歷史唯物主義的「整體視野」看,「階級和階級鬥爭」才能被理解為「階級社會」的特定歷史產物,並將隨著「階級社會」的消滅而消除。而「馬克思主義人道主義」作為一個替代性概念,則為確立資產階級「啟蒙時代」抽象的現代性價值的普適性,提供了意識形態的合法性。

特別是,這裡的所謂「整體」更意味著:1980年代中國改革的社會主義者,傾向於將馬克思主義理解為「整體」的「現代化」歷史目的論話語的一個組成部分,特別鮮明的是,通過回歸歷史唯物主義的「歷史階段論」,將馬克思主義表述為現代化的歷史目的論。

然而,這與其說是回到了馬克思,倒不如說是回到了黑格爾。因為是黑格爾開創了通過「現代化進程」來敘述世界歷史的基本方式,黑格爾主義具有鮮明的現代化意識形態色彩。它既是一種現代化的歷史目的論,也是一種以抽象的現代化指標為核心的形而上學。而當我們將馬克思重新置於黑格爾傳統中的時候,恰恰忘記的是,馬克思將現代化的資本主義方式作為自己畢生批判的目標,而這種批判,在很大程度上,也就是通過對於黑格爾的批判達成的。

所謂資本主義,無非具有兩個基本特點:1.以對資本的私人佔有和無產階級的雇傭勞動之間的壓迫關係為軸心,這構成了階級體系的主軸線。2.資本主義企業依賴面向市場競爭的生產,在這裡,價格成為對投資者、生產者和消費者而言有決定作用的信號。在馬克思看來,資本主義的這兩個特點是互相聯繫的矛盾構成,換句話說,它們其實是從兩個不同的角度看到的同一個東西。

而這也就是康德所謂的「占星術」一般的眼光,康德的「二律背反」就是指:我們從「現實的社會關係」和「形而上學的推理」這樣兩種方式,同樣都能看到「真實」,然而,這兩種「真實」本身卻是矛盾著的存在。例如資本主義現代進程中的「階級關係」和「市場關係」就是如此。

實際上,也就是在如何評價現代性這一點上,不僅僅是馬克思與資產階級學者之間,而是現代思想本身存在著根本性的區分和斷裂。康德之所以將二律背反視為現代性的主要特徵,強調的其實也就是這種斷裂。按照康德的洞見,「現代」既是一個充滿希望的時代,也是一個徹底絕望的時代——而這兩者都是這個時代的「真實」。黑格爾卻認為,只有絕對理念的歷史進步才是現代社會的真實。在這個意義上,黑格爾與其說面對了康德「二律背反」的現代性難題,不如說以一種虛構的、膚淺的歷史進步的樂觀主義,回避了康德所提出的現代性是個矛盾體的洞見。

馬克思的確處於與某種思想傳統的聯繫之中,但如果僅就德國思想傳統而言,這就是指康德的傳統,而不是指黑格爾的傳統。馬克思恰恰是通過與「青年黑格爾派」告別的方式,開始他真正的寫作的(《德意志意識形態》)。在從康德到尼采的德國浪漫哲學或者現代性批判傳統中,馬克思不但處於異軍突起的核心地位,而且,堅定地批判歷史目的論的現代化意識形態,恰恰是馬克思本人與黑格爾傳統的根本區別。如果將馬克思置於黑格爾開創的現代化歷史目的論敘述中,那就從根本上忽略了馬克思這種「反現代的現代」思考方式,或者說,遮蔽了馬克思那雙偉大的眼睛,——正是通過這雙偉大的占星術一般的眼睛,在馬克思反思現代社會的批判視野中,現代進程不再是一個自然的、進步的過程,而是一個矛盾體和動力性結構。換句話說:將現代進程理解為自然的,不但掩蓋了它的壓迫性結構,也掩蓋了這個進程所包含的民主動力。

但是,正如馬克思所經常感慨的那樣,資產階級的經濟學學者卻往往沒有康德這種所謂的「占星術」一般的眼光,即他們不能從兩個角度看到同一個事物。這特別表現在:他們只能從形而上學的角度,而不能從具體的社會關係角度去觀察資本主義這個東西。換句話說:現實的市場關係實際上以階級關係為基礎,而資產階級的經濟學家對於這兩點卻只看到了後一點,結果表面上中立的市場關係,就掩蓋了作為其基礎的階級關係。於是,他們只能是這樣的現代化論者:將現代化看作一系列普適性的標準,將市場視為中性的、必然的和自然的秩序,卻看不到作為其基礎、但又被它掩蓋著的階級壓迫關係,——而從這樣的現代化論出發,也就不可能從根本上、從現實階級鬥爭的角度提出現代社會的民主問題。

黑格爾與這些資產階級學者其實沒有什麼本質不同,他看到了資本主義現代進程的這兩個方面,然而,卻力圖以時間上的「先後」和邏輯上的「主次」這兩種詭辯的方式,將兩個矛盾著的真實中的一個取消掉。這就是指:他一方面通過「歷史哲學」,將現代化處理為歷史「主線」,將社會壓迫、階級關係處理為歷史「支流」,這就是所謂「兩步走」。另一方面,則通過形而上學(大邏輯和小邏輯),將普適性的現代化規則處理為「本質」,將階級關係和社會關係民主化訴求處理為「現象」。

馬克思的天才,恰恰在於他具有康德所謂占星術一般的眼睛。在《黑格爾法哲學批判》中,馬克思通過批判黑格爾這種「兩步走」的資本積累戰略,揭示了無產階級將成為資本積累的犧牲品和代價,乃是資本主義形式的現代進程中一個不可逆轉的事實。正是這一事實本身,瓦解了以現代化的歷史目的論,也瓦解了黑格爾將世界歷史作為「現代化史」來敘述的歷史進步的樂觀主義。按照馬克思的解釋,無論資本和貨幣有了怎樣程度的抽象增加和積累,只要這種世界體系和社會結構對於資本積累的維持,是以源源不斷地製造出大規模的赤貧無產階級和貧困人口為條件,是以現實的壓迫剝削關係為基礎,那麼作為「整體」的現代性敘述,或者說對於現代進步的樂觀主義理解就已經瓦解了,為這種整體敘述所維持的現代世界體系就在「事實上已經解體」了。

因此,如果真正要回到馬克思,那麼恰恰就必須承認:馬克思與黑格爾所代表的資產階級
現代性傳統之間不僅存在明顯區別,而且顯然存在著根本斷裂:在馬克思看來,現代化進程並非是一個進步的過程,同時更是一個造成壓迫性的社會結構的兩極分化的過程。正是馬克思從思想方式上徹底揭露了,黑格爾關於現象/本質,優先發展/隨後發展、積累/分配、效率/公正等一系列「兩步走」敘述方式,不過是一種虛構的「知識的等級制」,而這一「知識等級制」,則是「現實的等級制」的基礎,也就是說:作為壓迫性敘述的現代形而上學及其法哲學表述,不過是現實統治關係的投影,是一個精心構造的大騙局。

實際上,重新將馬克思納入黑格爾的歷史階段論和歷史目的論的「首創者」,就是恩格斯。恩格斯是第一個將馬克思的文本體系化、簡約化的天才,但是,這位天才與馬克思所不同的地方,就在於他不具備康德所謂從兩個角度看取同一個事物的眼光。他所具備的,恰恰是單一看取「真實」的目光,這目光因單一而直線如炬,即一直向前照徹世界,卻獨自把自己留在盲目中。此後,第二國際以來的許多「馬克思主義者」的著作,紛紛從「現代化的歷史階段論」的角度強調了資本主義「進步的」方面。這些關於社會主義將在最「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同時也是作為其反動)成長出來的論斷指出,社會主義革命將效仿「資產階級革命」並在資產階級革命之後到來。隨後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則進一步指出,在資產階級革命還沒有出現的那些國家,社會主義者的責任是協助資產階級革命。因此無論社會民主黨人還是獲得了政權的共產黨人,都抽象地強調優先進行資本積累,一般地說就是「現代化」的優先性。然後,社會主義者才強調生產資料和社會財富的公正分配問題。這就是所謂的社會主義版的「兩步走」戰略。(註二)或者說:是一種「社會黑格爾主義」。在這種所謂「歷史唯物主義」中,我們讀到的其實並不是馬克思的目光,而是黑格爾「歷史哲學」和形而上學的幽靈。儘管這些形形色色的理論家,看起來比馬克思本人更像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但是面對他們,馬克思在世的時候就已經警惕地指出:他本人並不是這樣的「馬克思主義者」。

實際上,在《法蘭西內戰》中,馬克思就已經批判了所謂「科學社會主義的歷史目的論」,他認為:社會主義的最終勝利,並不能靠「科學」和「歷史唯物主義」的科學階段論來作出「歷史必然」保證,因為資本的積累,必然需要與之相適應的社會關係和制度關係作為條件,也就是說,它必須把社會關係按照「積累」的需要進行改組,甚至必須對自然、人、財產(貨幣)的意義進行改寫。因此,「資本積累」並非是一個自然和自發的過程,「市場」也並不是一個自生自發的秩序。資本積累和「市場」是對自然和自生自發秩序的制度改造。其必然以人類社會「勞動力化」和「自然萬物商品化」為基礎、目標和代價。從根本上說,現代化生產不僅「生產」出產品,而且必然生產出特定的社會關係、經濟關係和文化關係,資本主義的現代化方式就是以不平等和不自由的社會剝削關係為條件的。因此對於社會主義者來說,當分析現代化的生產和積累過程的時候,就不能不考慮這一系列被同時「生產」出來的不平等社會關係。從而,在一般意義上,現代化的生產、積累與合理消費和公平分配之間,並不存在「必然」的歷史聯繫,「物質的高度豐富」與合理消費、公正分配之間的關係也並不會遵循一種「科學的歷史目的論」的描述,通過「歷史發展」必然達成,恰恰相反,資本積累過程要求並且呼喚與之相適應的社會關係,這一社會關係不得不以高度社會「分化」和社會「差別」為特徵。(註三)

註一:1978511發表於《光明日報》的《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被視為從認識領域揭開思想解放運動的旗幟,但是,開端於19793月(大致可以朱光潛《人性、人道主義、人情味和共同美》為開端)的馬克思主義人道主義問題的討論影響更為深遠,它不但由「人的問題」深入到「主體性問題」,成為貫穿80年代知識界的「共同話題」,而且通過諸如「人生的意義」(潘曉問題)的討論廣泛深入到全社會。值得思考的是:其一,它運用馬克思關於階級性僅僅是「階級社會」的一個特徵,將隨著「階級社會的消亡而消亡」的異化觀點,來反對文革的「階級鬥爭擴大化」;其二,它力圖在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框架中回答:當階級鬥爭「消亡」或不是「主要矛盾」之後,將怎樣組織社會主義社會。即阿爾杜塞在批評「社會主義人道主義」時所說:這些問題實質上並非籲求「人的哲學」,而是要求制定出社會主義國家處在無產階級專政過時或消亡階段裡所應實行的政治生活、經濟生活和意識形態生活的新的組織形式。我認為正是這兩點決定了馬克思主義人道主義問題的討論在思想解放運動中扮演的「核心」地位。從1979-1984,相關討論的重要文章大約有700餘篇,這一問題的系統評述,參見顧海燕《人文主義話語與主體性理論》。

註二:「社會主義現代化」1970年代初就明確提出,但在後來的改革者那裡逐漸成熟。它值得思考的含義包括:其一,「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然後達到共同富裕」的兩步目標,其二,對「現代化」、「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的開放性多維度理解,體現在「現代化不等於資本主義」、「社會主義有市場,資本主義也有計劃」等論斷中。如果說前者是由馬克思主義的「歷史階段」論中發展而來,那麼後者的確構成了對馬克思本人的修正。因為例如在馬克思那裡,對「市場」的分析一般是與對「資本」的分析聯繫在一起的。

註三:參見Karl Polanyi: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Beacon, 1957. Immanuel Wallerstein: History Capitalism. Verso, 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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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期:楊逵與中共台灣地下黨的關係初探〔藍博洲〕

楊逵與中共台灣地下黨的關係初探

文■藍博洲/圖■葉芸芸(提供)

 

 

前言

1949年1月21日,就在蔣介石在各方逼退的壓力下宣佈引退的同一天,上海《大公報》刊出了一則後來被稱之為「和平宣言」的「台灣中部文化界聯誼會宣言」。

眾所週知,1949年4月6日,楊逵先生(1905-1985)因為發表這篇力倡民族內部團結的「和平宣言」,被捕入獄,其後並以「以文字為有利於叛徒之宣傳」的「罪名」,處刑12年。

關於「和平宣言」的出土過程、內容、主張及其時代意義,島內文學先進已經有過多篇詳實、精闢的評介文章,例如:

張恆豪:〈關於「和平宣言」及其他〉,《台灣新文化》第1期,1986年9月。

王曉波:〈論「和平宣言」及「首陽」解除記〉,1986年9月,收入《被顛倒的臺灣歷史》(台北:帕米爾書店,1986年11月初版),自序。

陳映真:〈楊逵「和平宣言」的歷史背景〉,1999年3月,收入《紀念楊逵因「和平宣言」投獄50週年暨「四六事件」50週年文化、文藝晚會手冊》(台北:人間出版社、夏潮聯合會等聯合主辦,1999年4月5、6日)。

基本上,關於楊逵的「和平宣言」,應該已經沒有什麼文章可作。

然而,就在上個世紀九○年代初期,筆者卻在採集民眾史的現場,聽到一位五○年代白色恐怖倖存的中共在台地下黨人辜金良談起:其實,楊逵的「和平宣言」是台灣地下黨領導人之一張志忠背後推動而集體完成的一份歷史文件。(註一)

因為這樣的說法,筆者一直在想:如果這個說法確是歷史的事實的話,那麼,楊逵是不是地下黨員呢?即便不是,那麼,楊逵與台灣地下黨的關係又是如何呢?

在證言提及的兩個當事人——楊逵與張志忠——皆已過世的情況下,這個說法,看來也就只能成為無法確切證明的歷史公案了。

今年10月18日,正值楊逵先生百歲冥誕。筆者謹懷向楊逵先生致敬的心意,根據目前所能掌握的歷史材料,試以〈楊逵與與台灣地下黨的關係初探〉為題,就此公案展開歷史的初探,作為紀念,進而為往後的楊逵研究,提供一個尚未開發的、可能的問題面向。

 

口述證人與地下黨及楊逵的關係

首先,在調查報告展開之前,筆者有必要說明問題的緣起,並簡介上述證言的口述證人的身分背景及其與楊逵的關係。

辜金良,1915年生於嘉義朴子一個雜貨商人之家,在日本帝國主義統治下,從小就具有強烈的中華民族意識。1926年台灣農民組合成立以後,經常捐款農組朴子支部幹部李天生等人辦活動,並因此對祖國大陸「五四」以來的新文化運動有了一定的認識。1929年期間,通過李天生介紹,認識了當時正蟄居高雄內惟的楊逵夫婦。

1936年元旦,楊逵創辦《台灣新文學》雜誌,
辜金良和同鄉好友許分前往台中,義助楊逵,替雜誌社募款,並幫忙打雜,直至1937年6月《台灣新文學》停刊。抗戰爆發後,他曾經在楊逵的「首陽農場」幫忙挑肥、種花。

後來,辜金良轉往高雄,任職李天生開設的大榮鐵工廠。其後,受李天生之派,前往大陸,擔任大榮南京分公司貿易部負責人。不到一年,辜金良又因為這樣那樣的因素,離開大榮,一邊自己做生意維持生活,一邊尋找前往延安的路。就在這段時期,他和皖北的新四軍有了聯繫。

抗戰勝利後,辜金良在上海台灣同鄉會住了一段時間,然後於1945年年底,攜帶大量的左派書報雜誌,回到台灣。他首先到台中找楊逵,同時通過楊逵夫婦的介紹,認識了舊農組幹部李喬松。此外,他又在全省各地四處訪友,藉著半賣半送從上海帶回來的那批書報雜誌,宣傳進步思想,結識追求進步的志同道合的朋友,並瞭解台灣的社會狀況。

1946年5、6月左右,辜金良應王萬得(老台共)、吳思漢(在台北開設啟蒙書局)、李水井(朴子後輩)、李韶東(李喬松的兒子)⋯⋯等人的要求,帶他們到上海,尋找到解放區的路。在台灣同鄉會待了一段時間後,同鄉會會長李偉光告訴他們,台灣需要人,要他們回台灣。他們於是從上海返台。

從上海回來後,有一天,辜金良便通過廖瑞發的安排,與台灣地下黨負責人之一的張志忠碰面。經過幾次談話之後,他就經由張志忠吸收,加入地下黨組織,並奉組織之命,利用商人的身份,往來於上海、基隆之間,做黨與上海同鄉會之間的聯絡員。

從辜金良與地下黨及楊逵的關係看來,基本上,他對楊逵與「和平宣言」的口述證言,應該是值得人們給予認真對待的。

 

張志忠、蔡孝乾與台灣地下黨

接著,為了釐清楊逵、「和平宣言」與地下黨之間的關係,我們有必要先就口述證言提及的關鍵人物張志忠,以及台灣地下黨,作點基本背景的介紹。

張志忠(1910-1954),嘉義新港人。

國民黨調查局的內部「機密」資料載稱:張志忠「本名張梗,日據時代化名為鹿某,後在中共匪區改名為張志忠,曾在抗大受訓,並在劉伯承部工作過」。(註二)

另外,1950年5月14日,台北《中央日報》根據國府國防部所提供的資料,刊登的張志忠簡歷如下:張志忠,台灣嘉義人,民國廿八年【1939年】加入十八集團軍【八路軍】,任「台灣省工委,兼宣傳部長」。

《安全局機密文件》載稱:

1945年8月,中共中央派任台籍幹部蔡孝乾為台灣省工作委員會書記,準備開展日後的台灣工作。9月,蔡孝乾由延安出發,間道潛行三個月,於12月抵達江蘇淮安,向華東局(原稱華中局)書記張鼎丞、組織部長曾山,洽調來台幹部。

1946年2月,蔡孝乾率領張志忠等幹部,分批到滬,與華東局駐滬人員會商,並學習一個月;同年4月,張志忠率領首批幹部,先由上海搭船潛入基隆、台北,開始活動。(註三)

事實上,台灣光復以後,中共在台灣的地下黨組織與活動,恰恰是從張志忠抵達台灣後展開,並以張志忠的犧牲為結束的長達八年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鬥爭史。

同年(1946年)7月,蔡孝乾潛台,並正式成立「台灣省工作委員會」(註四),由蔡本人任書記,直接領導「台灣學生工委會」,「基隆市工委會」,「台灣省山地工委會」,「台灣郵電職工工委會」,「蘭陽地區工委會」,「台北市工委會」,「北峰地區工委會」等機構工作。先後並以陳澤民任副書記兼組織部長,領導台南、高雄、屏東等地區工作。洪幼樵任委員兼宣傳部長,領導台中、南投等地區工作。張志忠任委員兼武工部長,領導海山、桃園、新竹等地區工作(後交由陳福星領導)。(註五)

蔡孝乾自述,他是彰化人,畢業於彰化公學校,1923年曾入上海大學社會學系研讀。1925年在該校參加中國共產黨。1927年任台灣大眾時報社記者。

1928年4月15日,台灣共產黨在中共協助下,作為日本共產黨台灣民族支部在上海成立。蔡孝乾被選為台灣共產黨中央委員兼宣傳部長。1931年3月起,台共在島內遭到全面性的檢舉破壞。(註六)

1932年,蔡孝乾潛入江西蘇區,擔任紅軍第一軍團政治部《戰士報》編輯。1933年當選中華蘇維埃臨時中央政府委員。1935年任中華蘇維埃臨時中央政府內務部長。1937年任中共中央白軍工作部北線工作委員會書記。1940年任解放區野戰軍政治部敵工部長。1946年任台灣省工作委員會書記。(註七)

《安全局機密文件》又稱:「共匪在上海以『台灣同鄉會』理事長李偉光,為其對台工作之『交通聯絡站負責人』,解決匪徒食宿交通等問題;⋯⋯切合秘密工作之原則。」(註八)

李偉光(1897-1954),原名李應章,彰化二林人;早年在台灣學醫,是「台灣文化協會」創始人之一,曾經領導著名的「二林蔗農事件」。1932年初到廈門,參加中國共產黨。1934年底到上海英租界勞合路,開設診所,改名李偉光。1937年1月,研究戒鴉片煙藥品成功,開始作戒煙醫療,並搬到霞飛路(今淮海中路)四明里,開設偉光醫院。抗戰爆發後,團結一批進步的台灣青年同鄉,組織台灣革命大同盟。從此,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從事抗日地下工作。抗戰勝利後,擔任台灣旅滬同鄉會理事長。

1945年11月下旬,」李偉光說:「張志忠帶著台灣文協【文化協會】的老朋友蔡【孝】乾的介紹信,從新四軍出來,到上海來找我。年底,蔡【孝】乾也到了上海。我安排他們兩人住在我【的】療養院,蔡介紹張執一和我聯繫。從此,張執一一直領導我在上海的地下黨工作。1946年3月,我設法送張志忠等人回台灣工作,蔡【孝】乾也於7月回台灣去了。」(註九)

張執一(1911-1983),湖北漢陽人,1929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抗戰勝利後,派往上海,從事統一戰線工作。(註十)

「約在1946年夏秋之交,」張執一說:「中央來電指示成立上海局,指定劉曉、劉
勝、錢瑛、劉少文同志為上海局委員。劉曉任書記,主持全面工作,劉長勝任副書記,主要分管上海工作。⋯⋯在上海局領導下,設有台灣工作委員會,書記蔡乾(又名蔡前),⋯⋯1946年秋冬之交到1949年底,我曾代表上海局四次前往台灣檢查與布置工作⋯⋯。」(註十一)

因此,在蔡孝乾把李偉光介紹給張執一聯繫以後,上海台灣同鄉會事實上就是中共上海局與台灣省工作委員會之間的聯絡站。當年許多從大陸回台灣的人,如前述的辜金良,都是通過上海台灣同鄉會的安排而和島內的「地下黨」連上線的。

《安全局機密文件》指稱:台灣省工作委員會之組織發展,「甚為迅速」。

綜合該機密文件與其他相關資料所載,台灣省工作委員會的發展過程大致如下:

1946年4月至1947年「二二八」,為中共「台灣省工委」的初期立足時期,當時只建有「台北市工作委會會」、「台中縣工作委會會」,及台南市、嘉義市、高雄市三個支部,所屬中共黨員僅有七十餘人,在工作方面全靠老台共及台灣義勇隊與東區服務隊的舊關係進行活動。(註十二)

通過這些檔案資料我們可以理解,張志忠與蔡孝乾先後返台後,顯然是通過原有的「舊關係」,推展「台灣省工委」的組織活動的。

那麼,楊逵是不是張志忠與蔡孝乾的「舊關係」呢?

1928年3月24日,作為左傾後的新文協機關報《台灣大眾時報》(週刊)創刊,蔡孝乾擔任該報記者,楊逵則擔任該報囑託(特約)記者。(註十三)

楊逵自己也說過:「蔡孝乾與我是在文化協會上認識的。」(註十四)

因此,楊逵雖然不是老台共,可他與蔡孝乾早在日據時期便是舊識、老同志了。既然如此,對蔡孝乾而言,楊逵顯然也是他的「舊關係」之一。再者,以楊逵在光復初期台灣文化界所擁有的社會威望而言,我們可以大膽推測:蔡孝乾應該會與楊逵接觸碰頭的。那麼,楊逵與蔡孝乾領導的台灣地下黨的關係又是如何呢?

這裡,我們有必要回頭來看楊逵從台灣光復到1947年「二二八事變」前主要的社會活動。

 

二·二八前的楊逵及其身邊的年輕人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台灣回歸中國。楊逵改稱「首陽農場」為「一陽農場」,慶祝台灣回歸祖國懷抱;同時,他又得到年輕人的支援,發行《一陽週報》,介紹國父思想與三民主義。(註十五)

日據時期曾經與辜金良一同義助楊逵辦《台灣新文學》雜誌的許分,聽到日本天皇無條件投降的廣播後,立即從嘉義趕到台中,成為參與《一陽週報》創刊工作的年輕人之一。

「《一陽週報》主要出資者是林幼春之子林培英與李崇禮之子李君晰,其他便是小額捐款。」許分見證說:「在有錢的出錢,有力的出力下,以刻鋼版、油印的方式,於9月22日出刊。」(註十六)

與此同時,楊逵又將這批經常聚集在「首陽農場」的年輕人組織起來,成立「新生活促進隊」,自動為髒亂的台中市清理垃圾,希望通過這種自覺的行動,進一步掃除台灣人的奴隸劣根性。「新生活促進隊」剛成立時大約有一百人,後來不斷有各種團體加入,到後來人數急劇成長為剛成立的三、四倍以上。葉陶負責街頭宣傳的工作,表現非常出色。(註十七)

「新生活促進隊」的清潔工作完成後,楊逵又通過「大湖幫」老大廖金和,將地方上的「兄弟」組織起來,成立「民生會」,由綽號「阿狗仔」的廖金和出任會長,維持國府接收前的地方治安。廖金和出身廖家大戶,父親是農民組合支持者,農民組合在台中時期的本部即為他提供的房子。(註十八)

從《一陽週報》到「新生活促進隊」的核心成員,大體是從日據末期的「首陽農場」時代便圍繞在楊逵身邊一群年輕人,這些年輕人當中的賴瓊煙、張金爵、張彩雲、許分、蔡鐵城、施部生、呂煥章、何集淮⋯⋯等等,後來也都勇敢地投入二二八的人民鬥爭行列,其後並分別加入地下黨。其中,賴瓊煙、蔡鐵城、施部生、呂煥章及「民生會」會長廖金和,更於1950年後先後犧牲。(註十九)

這些年輕人固然與楊逵未必有什麼組織關係,但是,他們日後的思想走向受到楊逵的一定啟蒙與影響,顯然也是不難理解的事實吧!當然,在沒有確切的證據之前,我們也不會天真地據此而論斷:楊逵與台灣地下黨有什麼組織關係的!

 

楊逵、《臺灣評論》與李純青

1946年,楊逵除了擔任《和平日報》之新文學版編輯之外,也「進入臺灣評論社」,成為雜誌《臺灣評論》的同仁。(註二十)

1946年1月8日,旅居京滬之本省有志人士,為提高台灣同胞之民族文化水準,以股份有限公司之型態組成臺灣評論社,在上海舉行成立股東大會。大會選出劉啟光為董事長,丘念台為董事兼社長,另聘李純青為編輯主任,周天啟為業務主任;決定2月1日在台北發行《臺灣評論》半月刊。(註二十一)

劉啟光,原名侯朝宗,日據時期與趙港、簡吉共同領導臺灣農民組合,一時有三大農民領袖之稱。1928年被捕,然後逃回祖國大陸,繼續從事抗日運動。抗戰期間,化名劉啟光;曾經組織臺灣革命同盟會,後奉蔣介石之命,擔任軍事委員會臺灣工作團主任。光復後返台,出任新竹縣長。(註二十二)

「劉啟光剛回台灣沒幾天,」許分說:「就找了楊逵、謝雪
紅、簡吉、顏石吉、洪石柱、楊金虎和我,一共七人,在台北蔣渭川家見面。」

此外,也有人說,劉啟光從大陸歸來後,許多舊日的農組同志都在他的縣長公館聚會,談論如何整理農民組合和抗日運動的史料。楊逵因此在那裡住了兩個月。(註二十三)

其後,臺灣革命先烈遺族救援委員會成立,劉啟光擔任會長,簡吉任總幹事,「除保送趙港烈士遺孤趙炳煌入省立桃園農林學校就學,分派幹部調查先烈遺族及往日志士近況外,復派該會副總幹事楊逵出發各地慰問先烈遺族。」(註二十四)

楊逵既與劉啟光、簡吉等農組時代的老同志重新合作,又是當時台灣文化界的中堅人物;那麼,劉啟光邀他加入臺灣評論社,也是自然的事情。

然而,《臺灣評論》創刊號一直要到7月1日,才以月刊型態問世,發行人由台灣廣播電台台長林忠擔任,編輯人仍為李純青。

李純青(1908-1990),出生於福建省安溪縣,三代做茶葉生意,福建、台灣兩地都有家。祖父、伯父、叔父和父親都是台灣籍,家住台北市大稻埕下奎府町朝東街。他不願做日本臣民,拒絕申請台灣籍。

1945年10月5日,李純青因為與台灣的關係,作為《大公報》記者,隨同台灣省長官公署前進指揮所人員及重慶各報派出的首批記者,搭乘美國運輸機,從重慶經上海,飛抵台北松山機場。然後,沿西海岸由台北到東港,訪問全島,見到台灣各界人士;同時也與老台共的重要人物,多次接觸,並曾告訴他們:台灣光復了,目前大家興高采烈,但在國民黨統治下,很快地便會失望,從台灣歷史和人民性格推斷,接下去人民將起來反抗。⋯⋯(註二十五)

李純青又說,他對台灣進步勢力做過調查。謝雪紅告訴他:「老台共的人全部被捕,全部轉向(變節),只有我謝雪紅一個人不轉向,堅持鬥爭。」他輕信了她的話。⋯⋯(註二十六)

據吳克泰說,李純青這趟台灣之行,其實是周恩來通過許滌新轉達的一項政治任務。(註二十七)

當時,中共在上海局領導下設有文化、工商統戰委員會,張執一是書記,著重從事工商界與上層民主人士的統戰工作,副書記沙文漢著重從事文化宣傳工作。

「李純青原在《大公報》任編委,」張執一說:「1946年入黨,在這個委員會下面,從事文化宣傳工作,對上海新聞界和台灣上層人士開展工作起了很好的作用。」(註二十八)

楊逵雖非「老台共」,卻是「台灣進步勢力」之一。因此,可以想像,李純青那趟台灣之行一定也見過楊逵,而日後的「和平宣言」之所以在上海《大公報》刊登,與此未必無關。

關於《臺灣評論》,李純青說,它由劉啟光集資,蘇新主編,人在上海的他掛名當總編輯,盡義務地從上海剪寄大陸進步雜誌的一些論著,有時也動筆寫一點短文介紹大陸情況。(註二十九)

對此,蘇新則說,《臺灣評論》的「主編是李純青。當時因主編人在上海,在台灣必須有一、二個執行編輯,李純青推薦王白淵,王白淵再推薦我,結果李純青在上海搜集材料,我和王白淵在台灣編輯並翻譯日文」。(註三十)

總之,《臺灣評論》成為台灣老左派在當時的言論據點之一。

「後來,」辜金良見證說:「楊逵到台北參與《臺灣評論》雜誌的編輯工作,常在台北,我也因為經常去找楊逵,認識了蘇新、王萬得、廖瑞發⋯⋯等老台共。」

1946年10月1日,《臺灣評論》第一卷第四期出刊後,終因言論不符當局所容而停刊。楊逵雖然只在8月出刊的第一卷第二期,發表過一篇日文短文:〈請聽人民之聲〉,卻由該社出版了題為「中日文對照.革命文學選」的《新聞配達夫》(胡風譯)和《魯迅小說選》(楊逵譯)兩書。(註三十一)

通過《臺灣評論》,此時的楊逵應該也和台灣地下黨人有所接觸了吧!因為廖瑞發正是地下黨台北市工委會第二任書記。(註三十二)

正因為楊逵與廖瑞發有這樣的關係,環繞楊逵與葉陶身邊的兩名女護士賴瓊煙、張金爵,後來便通過楊逵所寫的介紹信,在台北見了廖瑞發,並且因此「初步和組織有接觸」。(註三十三)

 

二·二八期間楊逵與蔡孝乾的接觸

1947年2月,二·二八事變爆發。

以楊逵在台灣文化界的身分、地位而言,在事變期間,崛起的群眾是不可能讓他閒著的。然而,一直到他在上個世紀八○年代初期赴美訪問之前,歷史都不允許他有詳述這段經歷的條件。楊逵在二·二八期間的活動,因此就一直消逝在歷史的迷霧當中,不曾浮顯。

1982 年,楊逵應邀訪美。在美國訪問那兩個月,雖然旅途勞頓,可楊逵一點都不覺得累,反而精神愉快,因為在那裡他可以說他想說的話,寫他想寫的東西,心裡不會有顧忌。(註三十四)

就在那樣的情境下,楊逵通過接受旅美學者何咰(倪慧如)的採訪,比較詳細地談到他在二·二八事件前後的經歷。楊逵說:

「二二八事變在台北剛發生時,我在台中發出明信片大小的傳單,抗議二二八暴行。當時也沒同『台中人民大會』交涉,就把它的名字印上去。次日清晨,就到大街小巷散發出去,連議員們也弄不清是怎麼回事。大家湧到台中戲院開會,也不用排節目,就紛紛上台發揮。只消幾個鐘頭把台中的憲兵和軍隊武裝解除,這個情形維持了四、五天。⋯⋯那段時間,台中組織處理委員會派我負責組織部,隨時印傳單,過去國民黨控制的農會、工會和學生會,很快地都自治了。」

就在這次訪談中,楊逵也第一次公開談到他和蔡孝乾的關係。楊逵透露:

「在處理委員會控制台中好幾天時,台共【省工委】負責人蔡孝乾來找我。他對局勢很有把握,要辦人民日報,並要我負責。我說這是不可能的,台中局勢維持不了多久,一旦國民黨大軍
開來,烏合之眾隨即會散去。因此我建議辦流動性的週刊或半月刊,組織的基礎可作通訊員和傳播員;此外我認為,大家集中在市中心雖熱鬧,卻一點意思也沒有,一旦軍隊開來,大家就會散掉,因此寫了一篇文章〈從速組織下鄉工作隊〉,呼籲大家到鄉下去,擴大控制面。⋯⋯

「〈從速⋯⋯〉一文刊出後,孝乾並不贊同。他說,國民黨的軍隊已被民眾接收,改成『二七部隊』,為什麼不能辦日報。我認為大陸地闊有可能,台灣太小不可能。孝乾說,如果不可能辦日報,就去山上組織游擊部隊。我說,台灣環境也不允許。兩人講話不投機。沒兩天,國民黨軍隊開來,大家散光光,我也逃了。起初我不想離開台灣,還想大家一起作些事。孝乾有一個小組織做通訊員,與我聯絡。⋯⋯」

楊逵又說,他和蔡孝乾「互相稍微知道一點點」;楊逵知道「孝乾在台灣是作地下工作」,「但並不知道他的實在情形」。「因為我是公開的,隨時會被抓,」楊逵強調,「因此,他有事也不讓我知道。」(註三十五)

儘管如此,楊逵的上述證言卻說明了一種情況:那就是,在二二八前,台灣地下黨領導人蔡孝乾應該已經和楊逵碰過頭,而且在事變後,仍然通過「一個小組織」,與逃亡中的楊逵保持聯絡。

問題是,這「一個小組織」究竟是由哪些人組成的?它和楊逵的具體聯繫情況又是如何呢?釐清這點,對楊逵的歷史面貌一定會有更進一步的認識的。

 

二·二八期間的楊逵與張志忠

楊逵在接受何咰的訪談中還提到:1949年4月6日,他因為先前起草的「和平宣言」而與葉陶同時被捕後,在獄中偶然得知,事變期間,在嘉義領導民主聯軍的張志忠,曾經託人帶信給他轉交蔡孝乾。

楊逵說:

「有一段時間,我被送到情報處。對面的牢房有人叫我。我一看,原來是在嘉義鐵路局機關庫的火車駕駛員。他告訴我,在二二八期間,火車全都停駛。當時應張志忠之求,他特別開火車要交一封信給我,由我轉交給蔡孝乾。當時他(張志忠)負責攻佔嘉義飛機場,由於情勢不利,因此寫信向蔡孝乾呼援,希望從台中開飛機去嘉義助陣。這個事件,我過去並不知道,也沒有人提出過。⋯⋯」(註三十六)

楊逵上述關於張志忠託火車駕駛員帶信給他轉交蔡孝乾的證言,說明:當時,地下黨,或者說張志忠是充份信任楊逵的。

然而,到目前為止,我們並沒有看到任何能夠直接說明楊逵曾與張志忠會面的史料。雖然如此,通過張志忠返台以後的工作情況及其周邊的人際關係,我們仍可瞭解上述證言的背景。

這裡,先要介紹一個在台中市中山路、中華路交叉口開設永豐商行的地下黨員謝富。

謝富與楊逵是舊農組的同志。永豐商行原為獨資經營的雜貨店,謝富入黨後,便擴充為地下黨背後支持的一家批發商店。據說,楊逵被捕後,生活陷入困境的楊逵家屬於是藉著向永豐商行賒取黃豆,製造豆腐出售,得以勉強維生。此事一直持續到謝富被捕(1951年4月3日槍決)為止。(註三十七)

如果此說確實的話,我們有必要進一步瞭解,謝富在地下黨的組織身分。

楊逵身邊的朋友許分說,「謝富是蔡孝乾與張志忠的聯絡人」。

許分在協助楊逵創刊《一陽週報》後,回到嘉義開設「一陽書局」,並通過辜金良介紹,經由張志忠吸收,於1947年2月27日,寫好自傳交給張志忠。第二天,從收音機聽到台北暴動的消息後,他就跟隨張志忠,全力投入組織群眾武裝鬥爭的工作。

「據我所知,」許分說:「事件當時,張志忠把嘉義地區自發的武裝群眾組織起來,組成『民主聯軍』,並統籌南部的武裝鬥爭。其中,台南地區由舊農組出身的李媽兜負責;斗六地區由陳篡地負責;嘉義地區則由我負責。我們彼此知道,但互相沒有橫的聯繫。張志忠則通過嘉義林務局課長張朝邦與我聯繫。張朝邦是南投竹山人,光復後從大陸回來,是中國民主同盟的人。一陽書局是聯絡中心。」

李媽兜,台南人,1946年由張志忠吸收入黨。同年11月成立台南市工委會,自任書記,陳福星、陳文山則分任市委。張志忠並介紹李媽兜與省委書記蔡孝乾相識。⋯⋯李的組織,深入鄉鎮基層,主要行政幹部,大部為其吸收⋯⋯。(註三十八)

陳篡地,雲林斗六人;祖父和父親是反日的中農,所以從少年時代就抱有反日觀念。1921年,25歲時,為了打倒日本帝國主義之壓迫,開始研究共產主義,並從外圍組織,進而加入日本共產黨。1933年,大阪高等醫學專門學校畢業後,被捕兩次,坐牢至1935年始被釋放。抗戰末期,當過日本海軍軍醫一年;其後,一直在斗六鎮經營眼科醫院,約10年之久。(註三十九)

然而,張志忠為何要託火車駕駛員帶信給楊逵轉交蔡孝乾呢?為了究明其中情況,有必要稍稍瞭解二二八期間張志忠在嘉義和台中的活動內容。

首先,跟隨謝雪紅的古瑞雲說:

三月四日,一度鳥獸散的台中處委會委員們,重新集合,再次掛牌,並邀請謝雪紅加入處委會當委員;他們企圖控制人民武裝,於是設作戰部(或「武裝部」?),任命吳振武為部長,謝雪紅為參謀。

謝雪紅無實戰經驗,正苦於無力指揮迅速擴大的大部隊時,

第十二期:「白色巨塔」下的呻吟還是反抗?〔宗育文〕

「白色巨塔」下的呻吟還是反抗?

■宗育文

 

日劇「白色巨塔」日前風光下檔,醫院做為一個社會縮影,內部派系政治權力的爾虞我詐與勾心鬥角,相較於眾人對其「懸壺濟世」刻板印象所呈現的巨大反差,讓「白色巨塔」的話題除俊男美女的烘托外,更多了一份人道主義的省思。

人道關懷的重點在於,醫師、醫院、醫療體系等三醫培訓的終極目標,到底是以營收獲利,還是以救取生命為第一優先;其實,此番質疑就在按資本主義邏輯,規劃醫病關係與分配醫藥、醫技資源的現實上。無論公營私立,「三醫」體制本身占有多數的社會財富,醫師享有高所得的社會地位,晉升管道與其人數卻相對封閉而菁英化,為持續占有並服膺在「三醫」體制內的影響力,醫師拉黨結派的鬥爭就更形激烈。「白色巨塔」式人道關懷的積極性就在懷疑這為利潤服務,並汲汲爭奪醫療政權的實況,但其消極性卻因其對最終體制批判的迴避,深刻反映在戲劇小說的結局中,決定了「白色巨塔」的質疑軟弱無力而無助變革現狀。

怎樣的政治經濟,就有怎樣的醫學。20世紀初期日本殖民下,「三醫」是標榜現代科學真理的象徵,醫學不僅是科學、更是帝國主義種族進化論的典範,習醫、行醫就是出類拔萃之菁英秀異方可為之。但自1930年代以來,馬克思主義社會思潮席捲世界,「三醫」為社會人民服務、醫護平等、公衛防疫、健檢保護等平民思想影響師生,醫師應屬各行業其中專業技工的社會人,誘發促其思考實踐「救社會」的信念。但1950年代的白色恐怖,全面剷殺了臺大醫學院前數屆的左翼學生,導致為社會人民服務的醫學意識從此根除殆盡。

如今,「三醫」順從資本利潤的現實殘酷,讓人民苦不堪言。衛生署的「卓越計畫」即任憑「三醫」服從資本主義制度、自負盈虧而自生自滅,不僅藉掛號費調漲轉嫁分擔成本於病患,中下患者生命風險就在轉院、減床、拒收慢性病以降低成本的算計中消耗殆盡。而公私醫院拼命營造五、六星級超豪華健檢中心,由社會多數資源培訓養育的醫學院生,爭相邁入整形美容、皮膚保養等賺錢行當,全力為金字塔頂層客戶服務?!

此際除「白色巨塔」的人道呻吟外,我們更冀望「三醫」從業人員鏗鏘有力的社會宣言來變革體制吧!◎

 

第十二期:《三個中國 兩次轉型》第一章 「亞洲之中國」的解體(之二)

《三個中國 兩次轉型》

第一章 「亞洲之中國」的解體(之二)

■祝東力(北京《文藝理論與批評》雜誌副主編)

 

 

2、作為邊緣的西方

與擁有強大中央政府的中國不同,在封建時代的歐洲,政治權力和社會生產的剩餘被羅馬教廷以及大大小小的王公和封建領主所分割。這種支離破碎的政治經濟結構,一方面,使中世紀後期的自治城市和商人階級享有較大生存空間(這是近代資本主義起源於西歐的原因之一),另一方面,也造成了歐洲在長時期內政治上軟弱無力,經濟上則無法積累大量的社會剩餘,因而難以動員足夠數量的人力物力資源(這使得西歐在中世紀長期處於落後狀態)。

即使在歐洲開始其海外擴張的時代,在整合與動員社會資源方面,與當時並不強盛的中國明朝相比,歐洲民族君主國與中國統一國家在實力上的差別,也仍然引人矚目。這一點,可通過比較哥倫布海外冒險與鄭和下西洋而得到說明。

1405年(明永樂三年)到1433年(明宣德八年),鄭和奉明朝皇帝之命率船隊七次出使西洋。(註十一)船隊在到達東南亞各地後,又駛抵印度,並遠達波斯灣、阿拉伯半島和非洲東海岸。最後一次遠航時,船隊擁有官校、旗軍、火長、舵工、班碇手、通事、辦事、書算手、醫士以及各種工匠、水手、民工等27千餘人,共乘大船63艘,其中最大的船長444尺,寬18丈,可容1000餘人,是當時世界航行海上的最巨大的船隻。其他各船平均也可容四、五百人。船上有航海圖、羅盤針,並且滿載有金銀綢緞和瓷器等珍貴貨物。

在鄭和最末一次遠航後約60年,1492年,義大利航海家哥倫布在西班牙王室資助下,組成了僅有87人的遠征船隊。遠征船隊的旗艦「聖馬利亞號」長僅12丈,寬僅25尺。但是,這艘小旗艦與船隊的另兩艘船「平塔號」和「尼娜號」相比還要大一倍。哥倫布船隊與鄭和船隊在規模上的這種差別,縮影式地表明瞭歐洲剛剛崛起的民族君主國與當時中華帝國在綜合國力上的差距。

不僅如此,在古代的物質技術條件下,捨棄陸路而走向海洋,在一定意義上這種選擇本身就恰恰是一種相對弱勢的表現。在中外歷史上,這似乎是一種規律性的現象。歷史學家王賡武注意到,「漢朝時,皇帝的人馬深入中亞腹地,直至現在蘇聯境內的穆斯林中心地區……與陸上相比,漢朝人在海洋上非常被動」。六朝時期佛教興盛,中國人前往印度朝聖,其中很多人走的是海路。「然而,這一趨勢主要是因為中國南部從陸路經由中亞到印度的路線被完全切斷了。南朝前往外邦的唯一途徑是渡海。」(註十二)大陸

第十二期(2004年10月)目錄

>> 社會主義探索

   01 中國與社會主義(完)

        ——第四章中國轉軌的國際矛盾

        ——第五章中國與社會主義:結論 

      著■Martin Hart-Landsberg & Paul Burkett

      譯■陳筱琳、鄭國棟

>> 帝國主義批判

   23 帝國時代的民眾權力(上)

      著■Arundhati Roy/譯■李哲宇

>> 大陸思潮

   30 《三個中國兩次轉型》

      第一章「亞洲之中國」的解體(之二)

      ■祝東力

   34 當代中國的社會主義傳統及相關問題(一)

      ■韓毓海

>> 時論短評

   38「白色巨塔」下的呻吟還是反抗?

      ■宗育文

>> 歷史檔案

   39 楊逵與中共台灣地下黨的關係初探

      文■藍博洲/圖■葉芸芸(提供)

>> 文化廣場

   59 【《弱勢群體之聲》第一集】

      ﹡這是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

      ﹡貓論

      ﹡貓或太子,中國人民的閨怨

      ﹡我指證SARS來自一隻貓

      ﹡廣東,是三個代表的發源地

      ■浪淘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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