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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期:窗裡門外〔周良沛〕

窗裡門外

   周良沛

 

 

「搖號」的悲劇

僅僅說是東方人,甚至是為了其根深蒂固的封建惡習,才在這「全球化」的日子還「望子成龍」,那也絕對是對東方文化根深蒂固的偏見。不需作什麼特別的調查研究,誰也不會相信西方人因無封建惡習而偏偏「望子成蟲」。雖然這些年,一些文學家、史學家挖掘某些人物的「人性」,弄得忠奸不分,是非混淆,實難苟同。但我信,普天之下,父母之心,總有相似之處。然而,恰恰是現實中的現代化步伐帶來的生存競爭日益嚴重時,不論是有大志者,或是想以一技之長混口飯吃的,都想多學點知識,或混張文憑而為其生存之所需。對這,不僅可以理解,更是現實的必然。這也是一再叫給學生「減負」,往往卻在增負;強調素質教育時,學生仍為應試整日昏天黑地之故。

這時,見一則新聞披露了江南沿海先進地區的某校,據說是徵求了廣大市民的意見後,是以「搖號」來錄取新生之事。「搖號」也像「摸彩」中彩票,不論它是彩球,還是紙團,都以其中代表輸贏的符號為準,看它落入誰手,以定勝負。「抽籤」是你去摸簽,「搖號」是他搖出符號來。由此,考生不以考分,全憑它定沈浮。考生的錄取和落榜,全憑運氣,自屬荒唐。真是無獨有偶,隨之,又冒出相同之事所發出的報導。這就不知此事是有細菌傳染,還是有它在不同地區併發的基因。目前,它自然還獨於個別情況,完全可以為它「個別」而不予理睬,或者像新華社記者從杭州發出的這則新聞所表明的導向之批評,認為它是村社式的原始民主情結所使,是「眾多自私個體的對整體利益、整體決策尊嚴的踐踏」。是反科學的所謂「民主」、「公平」的遊戲。

 

社會主義民主:從往昔看今日

這一批評,義正詞嚴,但這類問題所引人之所思,就可能無法完全囿於這一導向的定式。我想起上個世紀四十年代的一幅大家熟悉的木刻,它描繪抗日民主根據地農民選舉自己的領導班子時,大家以一顆豆代選票,丟在候選人背後的一個大碗裡的場景。這種方式,當然是選民文化低,甚至大多是文盲而如此的。但也不能否認,不論它民主的形式怎麼「原始」,也一定是在選民純樸、世風清明的情況下才有如此「原始」。抗戰勝利後,國共談判由僵持而陷於停頓時,有七位著名的民主人士欣然接受中共邀請到延安。黃炎培先生到延安,看到解放區與國統區鳥瘴氣所截然相反的政治清明時,驚喜十分。他與毛澤東敘話時,除了盛讚延安各方面很有生氣,也坦誠心中之遠慮:

我生六十多年,耳聞的不說,所親眼看到的,真所謂「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團體,一地方,乃至一國,不少不少單位都沒有能跳出這週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時精神聚會,沒有一事不用心,沒有一人不賣力。也許那時艱難困苦,只有從萬死中覓取一生。既而環境漸漸好轉了,精神也漸漸放下了。有的因為歷史長久,自然惰性發作,由少數演為多數,到風氣養成,雖有大力,無法扭轉,並且無法補救。也有因為區域一步步擴大了,它的擴大,有的出於自然發展;有的為功業欲所驅使,強求發展,到幹部人才漸見竭蹶,難於應付的時候,環境倒越加複雜起來了,控制力不免薄弱了。一部歷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榮取辱」的也有。總之沒有能跳出這個週期率。中共諸君從過去到現在,我略略瞭解的,就是希望找出一條新路,來跳出這個週期率的支配。

毛澤東胸有成竹地笑著回答,我們已經找到了新路,我們能跳出這週期率。這條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讓人民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鬆懈;只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

黃炎培說:這話是對的。只有把大政方針決之於公眾,個人功業慾才不會發生。只有把每個地方的事,公之於每個地方的人,才能使地地得人,人人得事。用民主來打破這週期率,怕是有效的。

一個有關一地、一國、一個民族、一個政黨興衰的深刻之理,說來卻這麼簡明而深刻,正如丟豆選舉,不論形式怎麼「原始」,它體現的,卻是真正的人民民主,體現老百姓當家作主的人民政權之存在、發展的基礎。否則,待他「進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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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期:《三個中國 兩次轉型》第一章 「亞洲之中國」的解體(之一)

《三個中國 兩次轉型》

第一章 「亞洲之中國」的解體(之一)

■祝東力(北京《文藝理論與批評》雜誌副主編)

梁啟超用「中國之中國」、「亞洲之中國」和「世界之中國」既區分又整合了一部中國歷史,可以說這三個範疇共同構成了一個非常有潛力的解釋框架。在經過必要的修正之後,從1840年開始的所謂中國的「近代」,就可以理解為既是「亞洲之中國」(以秦漢帝國為開端)土崩瓦解的過程,又是「世界之中國」(以新中國成立為標誌)逐步建構的過程。換句話說,中國的「近代」,一方面是一個原先的中央帝國一步步淪為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的過程,另一方面,又是一個危機四起的傳統社會孕育和構建現代新型國家的過程。這兩個過程彼此衝突、交織和糾纏,這就是「兩個中國」之爭。而以往所謂的「半封建半殖民地」,不過是這一雙重過程中暫時的、不穩定的過渡階段和狀態而已。

「亞洲之中國」的解體,可以從三個方面予以討論。首先,中國作為古代東亞朝貢體系的中心國家,在一系列軍事失敗之後被強行納入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第二,中國歷史上存在著王朝興衰的週期,鴉片戰爭前後,清王朝已進入衰敗階段,無力抵禦新型「蠻族」的入侵。第三,日本作為東亞文明的邊緣國家在明治維新後迅速崛起,採取以軍事征服為特徵的大陸政策,加劇了「亞洲之中國」的崩潰,並一再干擾和壓制了近代中國的工業化進程。以下分別予以討論。

一、中心與邊緣

1、「亞洲之中國」的確立

在歐洲,羅馬帝國崩潰後,再也沒有一個權力中心有能力扮演原先帝國政府的角色:在西方,羅馬教廷不過是羅馬帝國的影子,查理曼大帝的統一則過於短命,到中世紀後期各民族君主國興起的時候,歐洲的分裂已經成為傳統;在東方,殘存的拜占廷帝國簡直就是古羅馬的遺骸,並且這個遺骸還在不斷萎縮:6世紀下半期查士丁尼統治時期的版圖只相當於4世紀的一半,9世紀時又比6世紀減少一半,到13世紀末,拜占廷帝國朝廷直接控制的地區幾乎只剩下了君士坦丁堡及其郊區。羅馬帝國滅亡以後,在封建主義的歐洲中世紀,政治權力、經濟剩餘和意識形態話語由教會和大大小小的國王及封建領主們所分割。按照《世界史綱》作者威爾斯的說法,那時的歐洲是「獨立的貴族的鑲嵌體」,到處建堡設防,遍地私戰。由於沒有一個中央政權來整合全社會的資源(這是統治階級力量薄弱的表現),自治城市和商人階級便獲得了相對自由的生長空間。

中世紀後期,統一的民族君主國開始崛起,商品經濟也趨於繁榮。新興的民族君主國一方面挑戰羅馬天主教庭的權威,另一方面則著手翦滅境內眾多封建領主的地方勢力。在劇烈的政治角逐中,引人矚目的是君主與商人階級的聯合。斯塔夫里阿諾斯在那部深入淺出的世界史著作中這樣寫道:「歐洲君主新權力的獲得,極大程度上取決於同新興的商人階級的非正式聯盟。自治市的自由民向君主提供財政援助和管理才幹,成為國王的內侍、監工、帳目保管人和皇家造幣廠經理等……作為回報,君主向自由民提供保護,以反對封建領主和主教的頻繁戰爭和苛捐雜稅。他們還為商人利益服務,廢除了五花八門的地方自治政權;這些地方自治政權各有其自己的關稅、法律、衡量制和貨幣。」(註一)

統一的民族君主國為商人階級的成長壯大準備了條件。一方面,封建的地方自治政權的消滅為開闢統一的國內市場掃清了道路;另一方面,由日益強大起來的民族君主國所資助的海外冒險事業,則為商人階級獲取了不斷拓展的海外市場,以及源源不斷的原料和人力(奴隸)資源。早期探險者們絕大多數是義大利航海家,但他們故鄉那些弱小的自治城市,像威尼斯、熱那亞和佛羅倫斯等等,是無力向他們提供海外冒險所需的人力物力支持的。值得注意的是,海外擴張事業在使西歐收取經濟利益的同時,也使其獲得了政治利益:世界的財富源源流入西歐,使一個商人—資產階級在教士、王權和貴族階層之外迅速成長,並提出了他們的政治要求——近代政治民主和人權觀念隨之誕生。歐洲各國相繼爆發資產階級政治革命,為同期稍後的工業革命和現代化準備了社會政治的條件。商人—資產階級曾經由王權所庇護,現在羽翼豐滿之後又反轉身吃掉了王權。

上述發生在中世紀末期和近代初期民族君主國內部的中央政權、封建領主和商人階級三者間的政治鬥爭,在歐洲範圍內,直到19世紀才以商人—資產階級上升為社會的統治階級而告結束。然而,與此相類似的中央政府、地方封建勢力和商人階級的政治經濟角逐,在中國歷史上,早在此前一千多年的秦漢之際就已經發生過了——儘管結局在中國大相徑庭。

簡言之,在中國,從春秋戰國到秦漢王朝,一方面是傳統封建制徹底瓦解後商品經濟的蓬勃發展,另一方面是政治強權(先是秦,後是漢)與地方割據勢力(先是戰國諸侯,後是同姓異姓諸王)之間長期的政治軍事較量。應當指出,中央與地方的緊張關係,或者統一與分離的不同趨勢,始終是中國這種巨型國家的內憂。但是,從秦始皇兼併六國到漢景帝平定「吳楚七國之亂」,再到漢武帝徹底削除封建諸侯王國的政治威脅,地方割據勢力終於被平定,皇權—官僚階級的中央集權制度宣告完成,從此奠定了兩千多年統一國家的堅實基礎。與此同時,通過西漢中央政府實行的土貢制度、官辦工業制度和禁榷制度(筦鹽鐵及均輸、平准)等一系列「排富商大賈」的抑商政策,商品經濟和商人階級亦遭致命打擊。(註二)就這樣,中央集權的皇權—官僚階級不僅統一了政治權力,而且控制了社會的絕大部分經濟剩餘。

從秦始皇到漢武帝,皇權—官僚階級兩面出擊,在橫掃封建割據勢力的同時,也長期抑制了商品經濟和商人階級的成長。需要指出的是,皇權—官僚階級之所以長期堅持抑商政策,並非僅僅出於意識形態的偏見,而是有其深刻的政治經濟原因。反過來,一種意識形態偏見之所以能長期綿延不絕,也恰恰是由於這些相關的
政治經濟因素在深層持續地發揮著作用。簡言之,在古代社會,商人階級不僅聚斂錢財,富可敵國,而且跨地區、跨階層,具有相當強的組織動員能力。他們在平時大量兼併土地,瓦解社會經濟秩序,並腐蝕各級官員;而在歷史危機時刻,商人階級則可能脫穎而出,與皇權—官僚階級爭奪政權。中國歷代農民起義中,多次都有商人階級(例如鹽商)參與組織發動,不是偶然的。正因為如此,商人階級在中央集權制度看來,無論是對其經濟剩餘的壟斷,還是對其政治權力的控制,都是一種潛在的威脅。皇權—官僚階級要維繫自身的統治,抑制商人階級的成長就是一種必然的選擇。

更進一步說,商業以一定數量的社會剩餘為前提,大規模商業的前提必然是大規模的社會剩餘。而在古代的生產技術條件下,這種剩餘,尤其是大規模的社會剩餘,當然是不存在的。因此,囿限於落後的生產技術,在社會剩餘相對匱乏的條件下,如果人為地發展商業,必然導致這樣的後果:即社會強勢集團巧取豪奪,強行剝奪弱勢集團最基本的生存條件,從而人為地製造出「剩餘」。商業在刺激生產,促進物資流通的同時,也是一種重新分割社會財富的方式。如果不加限制,商業的繁榮必然導致社會兩極分化,造成富者愈富,貧者愈貧。在古代社會,一方面,中國很早就達到了人口規模與土地資源的飽和狀態,例如在漢武帝時期,中原郡國的人口密度已超過每平方公里一百人,(註三)因此在當時就發展出了精耕細作的農業生產方式,即在單位土地面積上最大限度地投入人力;另一方面,在古代的生產技術條件下,社會經濟主要是一種「存量經濟」,即總體上維持簡單再生產或者經濟總量增長極為緩慢,從而根本區別於現代的「增量經濟」,後者則是以工業革命以來憑藉不斷更新的物質技術掠奪式地開發自然為前提的。在這種脆弱的人口資源關係和存量經濟的前提下,商業繁榮所導致的結果可能是災難性的。尤其是古代社會缺乏其他投資目標,並購土地成為剩餘資本尋求出路的主要方式。因此,貧富兩極分化主要表現為土地兼併,造成「富者田連阡陌,貧者無立錐之地」,從而產生大量流民,引發社會動亂,造成綱紀不存,王朝傾覆。世界體系理論的創立者伊曼努爾·沃勒斯坦(Immannuel Wallerstein)曾經把資本主義稱作一種「文化上的恥辱」。他說:「在整個歷史上,大多數文明,尤其是中國文明,一直在阻止資本主義的發展。而西方的基督教文明在最為虛弱的時刻對它屈服了。」(註四)因此,「重農抑商」既是一種經濟政策,也是一種社會倫理,它實際上正是使用政治、經濟、社會和文化等綜合手段來約束和規範商業資本的盲目力量,也就是說,既控制商業資本的成長規模,避免它對社會秩序的綜合平衡造成破壞,同時又借助它的活力,刺激、調節社會生產和流通。(註五)在20世紀的中國,孫中山三民主義的「節制資本」的思想,毛澤東時代利用、限制和改造民族資產階級的社會實踐,以及1980年代所謂「鳥籠經濟」的概念和政策,在某種意義上,仍然延續了中國古代上述對待「資本」的辯證方式。

回到前面的論題,在政治經濟層面建立大一統格局之後,皇權—官僚階級在同期的思想文化領域則罷絀百家,確立了儒學長期的支配地位。也就是說,由孔孟創立的先秦原始儒學,經過董仲舒雜揉道、法、陰陽諸家,在漢武帝時期完成了第一次綜合,形成為國家官方學說。這種國家意識形態以「三綱」(君臣、父子、夫婦)為軸心,以宇宙論為根柢,以倫理學為枝幹,以政治學為果實,形成了一個完備而自足的思想—價值體系,為皇權—官僚階級的統一國家及其生產生活方式源源提供精神支持。

可以說,「亞洲之中國」的確立,在政治、經濟和文化制度上,起於秦始皇,而完成於漢武帝,從此確立了中國作為亞洲國際體系中的「中心國家」的地位。因此,對於外部世界來說,「中國」與「漢族」分別得名於秦漢,絕非偶然。(註六)總之,經過中央政府、地方封建勢力和商人階級三方的上述角逐爭鬥,中國社會歷史性地導向了統一的中央集權制度。在中國,這種極為完備的中央集權制度正是造就兩千年輝煌的古典農業文明的前提條件之一。強大的皇權—官僚階級不僅壟斷了社會全部政治權力,控制了絕大部分經濟剩餘,而且支配著意識形態話語,借此窒息了一次次社會內部的資本主義萌芽,或者說,控制了商業資本盲目膨脹的力量。與此同時,它成功地整合了全社會各種資源,從而有能力抵禦自然災害,特別是有能力抗擊來自北方蠻族持續不斷的南下攻勢,(註七)維繫著遼闊的強盛帝國,在它一次次解體之後成功地予以修復,使之避開了歐洲在羅馬帝國滅亡後分崩離析的命運。

正是在漢武帝時期,在整合了社會內部的政治、經濟和文化資源以後,中央集權國家對橫亙在北亞和中亞的匈奴草原帝國發動了戰略決戰。遊牧民族同資本主義社會相似,都不是自足的經濟體,都需要同其他地區、國家或社會的經濟體進行「交換」。這種「交換」,如果是和平的,便是貿易;如果是強制的,便是掠奪。此前,秦始皇在統一中國後,曾對南方百越諸族採取攻勢,而對北方匈奴則不得不以長城為依託,採取守勢。漢高祖消滅項羽後,「威加海內」,對強大的匈奴騎兵貿然發動進攻,反而為其所困。到漢武帝,經過近70年休養生息和積蓄力量,傾全國之力,在長達幾十年的時間裡連續進擊匈奴,終於使匈奴內部分崩離析。南匈奴降服於漢,逐漸漢化;北匈奴遠遁,越過阿爾泰山,向中亞以北,經伏爾加河流域,於西元1-2世紀出現在   海以東到烏拉爾山之間,隨後又大舉入侵歐洲,並壓迫斯拉夫、日爾曼諸部族西遷,終於導致西羅馬帝國覆滅。(註八)

應當指出,中國在漢武帝時期已大致抵達其文明區域的「自然疆界」,即以所謂「15英寸等雨線」為標誌的農耕社會所能適應的自然環境,例如在北方和西北方向,「國防線大致與15英寸的等雨線符合,這是世界上最長的國防線」。(註九)相反,羅馬帝國最多是「因險設守」,例如在中歐,主要是在萊因河、多瑙河沿岸修築城牆和駐紮軍團,卻始終未抵達當時農業技術能夠適應的「自然疆界」。另一方面,中國在西漢人口已接近6000萬,占當時世界總人口的比例,最低估計為18%,最多為35%。(註十)這一巨大規模的人口在統一國家和儒學意識形態的主導下高度融和,在古代社會的條件下,作為強大的政治、經濟和文化共同體已經足以抗衡或消化任何形式的打擊。相反,對比西方歷史,儘管西元前後羅馬帝國統一了地中海世界,並且在西元212年頒佈敕令,規定凡居住在帝國的自由民均為羅馬公民,但是到476年西羅馬帝國滅亡,在區區幾百年時間裡,羅馬帝國內部的民族融和與文化認同並未完成,即被蠻
族大規模入侵的浪潮所淹沒。這一歷史過程作為主要原因,導致羅馬帝國崩潰後歐洲在政治、經濟和社會文化諸領域保持了長期分裂的局面,從而與中國歷史的走向分道殊途。 >> 待續

註一:斯塔夫阿諾斯:《全球通史——1500年以前的世界》,吳象嬰、梁赤民譯,上海社會科學出版社1992年,第467頁。

註二:參見傅築夫:《中國古代經濟史概論》,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1年,第208-219頁。

註三:參見許倬雲:《歷史分光鏡》,第114頁。

註四:伊曼努爾·沃勒斯坦:《現代世界體系》,第一卷,「中文版序言」,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眾所周知,在古羅馬和中世紀,歐洲同樣曾在制度和倫理上對商業和借貸活動進行抑制。

註五:從專業學者的立場看,「在社會生產重要性的排序選擇上,要優先保證發展農業,把商業的發展控制在一定的限度之內。這是幾千年來重農思想與抑商思想結合在一起的實質之所在。」(吳松等:《中國農商關係思想史》,雲南大學出版社2000年,第24頁。)

註六:漢族得名於漢朝不必說了。至於西文「China」的來源,從明代傳教士衛匡國(Martin Martini)到近代思想家薛福成再到現代中外學者,大多認為是「秦」的譯音。參見方豪:《中西交通史》,嶽麓書社1987年,第65-69頁;林劍鳴:《秦史稿》,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51、54頁。

註七:反過來,這兩者也促成了統一的中央集權國家的持續存在。毛澤東:「中國統一,為河與外族進攻二事。」(《毛澤東讀文史古籍批語集》,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第274頁。)

註八:方豪指出,「羅馬帝國之亡,實受中國之影響」。除「匈奴受中國之阻,不能東侵,乃不得不向西進,使羅馬帝國為其所困,終於不支」外,「中國之經濟壓力,即絲之傾銷」,同樣發生了作用。據古羅馬作家老普林尼(西元23-79)記載,羅馬每年要以3500萬到1億羅馬幣Sesterces支付中國。「此實為羅馬帝國後日經濟枯竭原因之一」,即中國長期的外貿順差導致了羅馬帝國的財政危機。(《中西交通史》,第165、171頁。)

註九:參見黃仁宇:《中國大歷史》,第三章「土壤、風向和雨量」中的「農業與遊牧」一節,三聯書店1997年。

註十:參見趙文林、謝淑君:《中國人口史》,第二章「西漢和新莽時代的人口」,人民出版社1988年;葛劍雄:「人口與中國疆域的變遷」,載《中國社會科學輯刊》1995年夏季號。

 

 

 

 

第十一期:台南縣紡織成衣業工會調查報告〔敬仁勞工中心〕

台南縣紡織成衣業工會調查報告

文/圖■敬仁勞工中心

前言:關於台南縣紡織成衣業工會訪問計畫

一、           計劃背景:

近年來,產業的外移成為普遍現象,尤其在紡織成衣業這種傳統產業中,外移時常造成本地工廠的規模縮小或關廠,以及勞動條件的下降,對勞工權益影響很大,這不只是發生在台灣,在全世界各地都有同樣的情形。面對這種狀況,其他國家工人所採取的方式,是進行同產業間的工會聯合,並進一步做到國際串連。舉例來說,年興紡織在尼加拉瓜被開除的勞工,經由國際聲援爭取到工會幹部的復職;台南企業在薩爾瓦多的關廠勞工,同樣經由國際聲援爭取到工廠的重新開工。

對台灣勞工來說,如果能掌握公司對外投資的資訊、以及產業發展的狀況,並與相同產業的工會保持聯繫、加強互相聲援的力量,甚至與外國的紡織成衣工會建立合作,那麼,對抗資方裁員關廠的行為、約束資方無限制的外移,並非不可能的事情,這也就是本計畫所要逐步達成的目標。

基於以上出發點,敬仁勞工中心於去年的九月暑假期間招募了四名大專院校學生,以兩週的時間,進行了【桃園縣紡織成衣業工會青年志工訪調營】。延續暑假期間訪調營的初步成果,我們進一步規劃了寒假期間於南台灣的紡織成衣相關產業集中地——台南縣,進行紡織成衣業工會的訪問計劃,在台南縣產業總工會的大力協助之下,本次訪調於22日至11日間順利進行。

二、             訪問員/執筆者:

1. 蔡志杰(敬仁勞工中心主任)(第一組)

2. 柳琬玲(敬仁勞工中心幹事)(第二組)

3. 吳孟如(東海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碩士班) (第一組)

4. 黃聖閔(世新大學社會發展研究所碩士班) (第二組)

5. 李宛真(世新大學社會發展研究所碩士班) (第二組)

6. 林怡瑩(苦勞工作站成員) (第一組)

7. 曾涵生(建國中學助理教師) (第一組)

第一組訪問結果整理

1.台南紡織(仁德廠、太子廠及新市廠工會)

【產業變化】

五六年級生記憶中的「太子龍」卡其制服,是台南幫「台南紡織」早年的當紅產品。太子龍標榜的是「防縮加工」的先進科技,讓欠缺染整部門、無法就此接觸下游成衣廠商的台南紡織,能夠以此利基跳過批發商的利潤分霑,直接與成衣廠交易。

民國44年,台南紡織總廠(位於台南市的後甲廠)的紡紗廠開始生產,民國46年織布廠成立,進入紡、織整合的一貫化生產過程。

民國58年,南紡在台南市東區設立成衣廠,但在民國60年就出售給中興紡織。

民國59年,仁德總廠的成立讓台南紡織的版圖從台南市跨到台南縣。仁德廠從一個紡紗廠和一個織布廠開始,擴充至3個環定紡紗廠和1個空氣紡紗廠,生產多種混紡紗。

民國62年正值世界化纖景氣高峰期,化纖價格不斷上揚,為確保原料供應穩定,南紡決定跨足紡織業的上游化纖產業。但隔年隨即遇上石油危機,化纖產業景氣衰退,故與仁德廠相鄰的化纖廠延宕至民國64年才完工,主要產品為聚酯棉(短纖)。

民國73年南紡買下世代興業化纖,改名為南紡太
廠,生產聚酯絲、聚酯加工絲(長纖),目前有四個廠。

民國75年再購入南允紡織,更名為南紡新市廠,短短六年內即從一個紡紗廠擴充為三個。

台南紡織以紡紗起家,兩年後往下游拓展織布,而後是成衣,最後是最上游的化纖。若不論淺嘗輒止的成衣,織布是在外在衝擊下最先被放棄的。根據南紡經營部門的說法,「在民國74年的一片不景氣聲中」,台南總廠首先關閉了織布廠,而在「開發中國家低成本產品不斷傾銷」的浪潮衝擊下,仁德廠的織布廠也於82年6月全面停產,南紡的織布事業自此全面終結。

74年關閉第一座織布廠後,紡紗部門仍持續擴張,新購入的新市廠從一個廠擴建到三個廠,宣稱是「全省最自動化」的紡紗廠。不過,在織布被全面棄守(民國82年)後兩年,紡紗部門也挺不住,開始外移。民國84年,歷史最悠久的台南市總廠被全面性關廠,外移至越南。民國89年,為了繼續在越南設立新的紡紗廠,南紡關閉了仁德廠的二、三廠,將機器整批搬移至越南使用,從此紡紗部門只剩下仁德廠兩個廠、新市廠三個廠。越南目前有4個廠量產,1個在籌備中。

最晚涉足、卻讓南紡在各種衝擊中穩立不墜的化纖部門,至今仍被公司看好,未傳出外移的消息。除了自用出售均可的聚酯棉、聚酯絲、聚酯加工絲之外,工業用的高黏度聚酯粒也是重要產品。

一位化纖廠的員工認為,短時間內化纖廠不太可能外移。化纖廠的運作亟需穩定的電力系統,隨便一個小停電都會造成重大損失,南紡目前的國外基地—越南尚無法滿足此條件,除非南紡在當地建造自己的發電廠。因此,化纖廠的員工是最遠離關廠裁員壓力的一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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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

化纖

紡紗

織布

工會/勞工

44

 

第一座紡紗廠設立(台南市總廠)

 

 

46

 

 

第一座織布廠設立(台南市總廠)

 

59

 

第二座紡紗廠設立(仁德一廠)

第二座織布廠設立(仁德廠)

 

65

第一座化纖廠(仁德)完工

仁德空紡廠建廠

 

 

69

 

仁德紡紗二廠建廠

 

 

73

購入第二座化纖廠(太子廠)

仁德紡紗三廠建廠

 

 

74

 

 

第一座織布廠(台南市總廠)關廠

 

75

 

買入第三座紡紗廠(新市廠)

 

 

77

 

新市廠(紡紗)擴建二廠

 

對抗女性單身條款

78

擴充太子廠(化纖)

 

 

工會自主化

81

 

新市廠(紡紗)擴建三廠

 

 

82

太子廠(化纖廠)再擴廠

 

仁德廠織布廠關廠 

由一公司工會改為四個分立的廠場工會

83

化纖廠(仁德)擴建三廠

 

 

 

84

 

台南總廠(紡紗廠)全面關廠外移越南

 

 

89

 

仁德紡紗二三廠關廠外移

 

 

【產業結構變遷對工人的衝擊】

南紡最高峰時員工人數曾達到4060人,現在只剩2056人。

以仁德廠為例(含化纖廠),員工最多曾高達1300人,但現在只剩586人,外加500個左右的泰籍移工。仁德總廠內,原本住得滿滿的三棟女生宿舍,已經封掉了兩棟,如今剩下55個本地員工和35個泰籍移工分享著過度寬裕的空間。一舉關掉兩個廠、剝奪了400多人的工作機會,是否引發大規模的關廠裁員?工會幹部們很自豪的說,其實並沒有。

在仁德廠工會的堅持下,由當時擔任常務理事的林茂盛帶領幹部一齊去與公司協商,最後公司同意「不資遣任何一個員工」,讓這400多個員工以按志願分發的方式調到其他廠。

「薪水是沒有變,但是因為換單位,職務(按:管理階層的職務)就沒有了」,一位因為新市廠離家太遠、無法好好照顧小孩,只好選擇較不滿意之就近工作機會的工會會員,解釋關廠對自己的影響:「畢竟是從外面進去的,難免會有一些人際上的適應問題。」

因景氣不好,民國90年7月全體被減薪10%,半年後後改為5%,工會帶領大家寫白布條連署,要求「還我5%」;民國92年一整年生產獎金都被取消。現在減薪的狀況都已取消,回復到以前的薪資水準。

優退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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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優退方案

88

年齡+年資最高加10個基數(55歲以下)/20年年資加5

90

最高5個基數

【男女大不同】

就像台灣其他工作職場中常見的男女不平等現象,南紡新進女性員工職等為九等,最高只能升至七等;相對地,男性一進入公司就是六等,最高可升至一等。表現在實際薪水上,就是「主管加給」、「職等加給」的差異。

在紡紗廠上三班制的女性作業員可以領取中、夜班津貼,一般約三萬左右。常日班的女性員工主要負責品管、品檢等工作,薪水從兩萬左右到兩萬五,兩萬五為上限,不可能再高。化纖廠的男性員工較多,新進的常日班男性員工薪水可達四萬以上,新進女性員工則領1.8萬左右。

除了薪資結構之外,升遷制度對女性亦非常不利,南紡早期還有所謂單身條款,要求結婚的女性員工要自動離職。民國76年,一位廠護起而對抗,與公司對峙了8個月,這8個月當中,公司不准護士進到廠內上班,她只能在守衛室上班。在廠護的堅持,與幾位女性員工以及後來當選常務理事的郭朝武之幫助下,終於獲得全面性的制度大改革。民國77年,南紡取消單身條款。

單身條款廢除以後,管理部門竟

《批判與再造》第十一期(2004年9月)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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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主義探索 

01中國與社會主義(二)

——第三章中國轉型的國內矛盾

著■Martin Hart-Landsberg & Paul Burkett/譯■陳筱琳

>>調查報告

17台南縣紡織成衣業工會調查報告

文/圖■敬仁勞工中心

>>大陸思潮


三個中國
 兩次轉型》

39第一章 「亞洲之中國」的解體(之一)

祝東力

44毛澤東主義在中國革命中的神聖地位是任何主義不能包辦、代替的

袁庚華

>>文化廣場

55窗裡門外

周良沛

 

62 【《弱勢群體之聲》第一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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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二小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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