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chive for the '工人運動' Category

不努力提高個人和整體的文化素質,工人群體就無法實現再組織化的目標──致平谷同心園工人學校校刊 (靳大成 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所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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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十一月和十二月,分別兩次去了平谷同心園的工人學校講課,和學員們、老師們、志願者有了接觸,也讓我想起自己的經歷。在結業之際,我有幾句話想和大家交流。

整整四十年前,我在燕山石化總廠勝利化工廠當工人,已有五年工齡,二級工。

那時恰是文革末期,我是車間裡最愛看書學習的,所以任車間理論學習小組的組長,廠中心組的成員。不過,那時太年輕,性格倔,毛病多,愛犯軸,雖然在努力地工作,並拼命在業餘時間學習文化知識,研讀馬克思主義理論,但簡單,偏激,用今天的話說,犯“二”,不通人情世故,不能處理好人際關係。所以,新來的車間書記不喜歡我,他喜歡更順眼更合得來的人。這樣一來,到七六年廠裡辦工人業大,從各車間選學員時,他就沒有推薦我,而是推薦了其他人。並且,“語重心長”地對我說,小靳,你是車間的重要骨幹,不能輕易離開,現在車間工作還需要你。 繼續閱讀 ‘不努力提高個人和整體的文化素質,工人群體就無法實現再組織化的目標──致平谷同心園工人學校校刊 (靳大成 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所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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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加州San Jose城的五一遊行(倪慧如)

五一國際勞動節就在眼前。全世界都在五一慶祝勞動節,而美國卻把五一訂為“法律節”,勞動節則改在九月,用意很簡單,就是不願意讓美國老百姓知道,,1884年美國“貿易和勞工聯合會”(the Federation of Organized Trades and Labor Unions)宣佈從1886年5月1日起,勞工每天合法的工時將是八小時。當然美國政府更不願意讓老百姓知道因為爭取工時8小時而在1886年5月4日發生的”乾草市場“事件。這是今年美國加州San Jose城的五一遊行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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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文重刊:歐洲工運應打破勞資妥協的幻想 〔亞斯伯昂•瓦爾(A•Wahl)著 倪世傑 譯〕

二戰後歐洲曾通過勞動與資本妥協的「社會協定」,建立了三十多年的社會福利體制, 消弭了社會主義革命的威脅,但自1980年代始,即逐步崩解。本文作者是位長期在歐洲工會工作的工會領導者,他以實際經驗深入剖析了社會福利體制得以建立的政治經濟要件及其何以崩解的原因,極有助於了解社會福利體制的成毀過程。多年來台灣的工運與社運所訴求者皆未超越社會福利的範圍,這次立委選舉大量湧現的所謂「第三勢力」,類多不知今世何世,猶東施效顰,夸夸其談什麼社會民主,漫天空喊社會福利政策,這篇文章正可戳破其自欺欺人的偽善論調,防止不明就裏者上當受騙。譯文原載《批判與再造》2005年2月,第16期,我們特予重刊。──編者

作者A·Wahl是挪威市政與衛生部門工會(Fagforbundet)的幹部,國際運輸工人工會(International Transport Workers’ Federation, ITF)公路運輸工人部門的副主席,同時也是由全國各地聯合組成的工會組織「保衛福利國家」(For the Welfare State)的全國協調人,該團體旨在對抗私有化以及放鬆管制,保衛福利國家的一切社會成果。

本文譯自:每月評論(MONTHLY REVIEW) 第55卷 第8號 2004年元月

歐洲的工會運動當前正處於守勢,同時還深陷於嚴重的政治與意識形態危機之中。工會本應捍衛會員已有的經濟社會利益,現在卻無法發揮這樣的作用。在所有的部門與產業,工會都節節敗退。二戰後,歐洲的工會運動曾是資本主義世界中最有力量、最有影響力的,現在卻茫然不知所向,對於採取何種新的社會與政治方針猶疑不定。具有反諷意味的是,同樣的理論、分析與政策在戰後時期曾經給與工會力量現在卻成為沈重的負擔。「社會協定」(social pact)的意識形態遺產正將工會運動引入歧途。 繼續閱讀 ‘舊文重刊:歐洲工運應打破勞資妥協的幻想 〔亞斯伯昂•瓦爾(A•Wahl)著 倪世傑 譯〕’

刑拘勞工NGO人士 將會激發更多的社會矛盾(《新生代》)

原載《新生代》https://www.thestandnews.com/china/%E5%88%91%E6%8B%98%E5%8B%9E%E5%B7%A5ngo%E4%BA%BA%E5%A3%AB-%E5%B0%87%E6%9C%83%E6%BF%80%E7%99%BC%E6%9B%B4%E5%A4%9A%E7%9A%84%E7%A4%BE%E6%9C%83%E7%9F%9B%E7%9B%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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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12月3日,廣東廣州、佛山兩地多名關注勞工權益的NGO負責人和工作人員被警方帶走,被帶走或被失聯人數超過十五人。其中包括佛山南飛雁社會工作服務中心負責人何曉波、番禺打工族服務部的負責人曾飛洋、工作人員朱小梅。

12月4號下午,警方向何曉波家人出示了刑拘通知書,通知書顯示:何曉波因涉嫌「職務侵佔罪」,被刑事拘留,現羈押在南海區看守所。

同一天晚上,曾飛洋、朱小梅的家屬也收到了刑拘通知書,兩人以涉嫌「聚眾擾亂社會秩序罪」,被刑事拘留,現羈押在廣州市第一看守所。‘

對中國南方勞工NGO的清掃早就開始,而且一直沒有停止,只不過以前都是以逼遷為主,這是第一次對勞工活動人士採取的大規模拘捕/盤問行動,反映了一種來自政府高層的高壓態勢,無益於社會問題的解決,只能激化社會矛盾,希望有關部門冷靜思考,儘快釋放被刑拘人士,給工人服務/維權留下一定的活動空間,給社會問題的解決提供更妥善的解決方案。 繼續閱讀 ‘刑拘勞工NGO人士 將會激發更多的社會矛盾(《新生代》)’

【苦勞座談】對話左翼思想與兩岸工運第三方(苦勞網記者 陳逸婷)

原載《苦勞網》http://www.coolloud.org.tw/node/84092

媒體,可以說是當今台灣各種社會運動所不可或缺。理論上,運動透過媒體取得輿論支持,資方和政府在各方面都會感到壓力,將勞資鬥爭從本來「資方說了算」逐漸轉化到對勞方有利的局面。

「在我們的用法的話,台灣這種模式叫做媒體運動,不是工人運動。」這是我第一次與小張所屬的工運支持團體接觸的時候,作為記者的我,被提醒的第一件事情。

在深圳,工人運動也關注媒體的左翼視野(例如透過「毛派工人」這個入口網站),但不必定需要媒體的推波助瀾。很多時候,單靠集體談判,與罷工、堵門、封街等各種阻斷生產,影響資方收益的行動便可直接達成,當然,前提是工人的集體組織要夠堅固,能夠挺過資方在過程中的各種打壓與離間行為,還需要各方面條件的支持,才能夠水到渠成。而也有的工人在鬥爭期間,因為受到媒體曝光,引來高度的輿論注目度,反而成為地方政府介入的契機,用國家力量平息爭端,驅離工人,用以「維持地方上的平靜、和諧」。

記得在7月23日這天,資方開出慶盛廠工人協調的最後期限,我在苦勞網上發佈了這篇報導,報導中採訪到的劉大姐,是堅持到最後一批「被迫」簽署辭工申請書的工人,我透過網路上的資訊,幾次的電話往返詢問,好不容易採訪到人在深圳的劉大姐,當時是7月22日的晚上,劉大姐面對隔天資方給的離職壓力,既焦急又無奈,我跟他說了將近一個多小時的話,除了問清楚罷工的狀況以外,也聽他說說他的焦慮。慶盛工廠罷工,跟著例如「優衣庫試衣間已經out了,快來關注優衣庫代工廠車間吧」的新聞標題開始吸納各界的注意力,接著全球各地都有聲援行動,話題炒熱的初期可謂聲勢浩大,然而,劉大姐在電話中丟出的一句「這次事情搞那麼大,可是到底可以幫到我們什麼?」我沒有答案,於是我把這個提問,留在報導裡。

所謂工運的第三方,指的是對工運有影響,在勞資雙方以外的力量,諸如支持工運的團體、新聞媒體等,都屬於工運的第三方。媒體效應,是深圳工人運動當中的雙面刃。正方認為,透過媒體對事件的報導與傳播,能讓更多人知道工人的鬥爭成果,起而傚之,對整體工人運動的發展有好處,不少聲援工人的團體,也都善於操作媒體話題來提高關注;反方則認為,媒體效應會使工人鬥爭的各種「非法行為」被曝光,政方介入,迫使工人訴求未果,鬥爭卻提早結束。

自社運起家的苦勞網,從作為一個資訊傳播的平台,到自己生產報導、評論,是一連串我們在社運中參與角色的流變,問題在於,當我們相信媒體具有改造社會的力量時,那是怎麼樣的時空背景,提供條件來支持這些?當我們試圖去對台灣以外的工人運動做報導時,怎麼思考「運動的媒體,媒體的運動」這幾個字?當不報導對勞方較有利時,記者該如何衡量所謂的「公共性」,該不該放棄事件?當我們以左翼媒體自居的時候,指的是什麼樣的思想實踐?以至於我們也問一個最基本的問題,台灣為什麼需要左翼思想?

一連串的問題,纏繞著的是兩岸社會形態與工運工作方法的種種差異。12月12日,下週六的晚上,參與工運多年,大陸工運第三方的小張,與台灣的杜繼平、陳信行、高偉凱,將分別以各自的觀察為基礎,開展出更多的對話與認識。歡迎您與我們一同參與。

時間:12/12(六) 17:00-21:00

地點:台北市立圖書館總館10樓會議室(台北市大安區建國南路二段125號)

主持人:王顥中(苦勞網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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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談主題:

大陸毛派的左翼啟蒙            小張(大陸毛派工運組織成員)

台灣為什麼需要左翼思想?杜繼平(《批判與再造》雜誌總編輯)

對大陸工運第三方的反思   小張(大陸毛派工運組織成員)

台灣工運的發展                   陳信行(世新大學社會發展研究所副教授)

台灣工運第三方的角色      高偉凱(勞動黨籍新竹縣議員)

詳細的座談安排請見《苦勞網》http://www.coolloud.org.tw/node/84092

 

反對資產階級民粹淹沒工運──評永豐餘元太Hydis關廠事件(趙平復)

言必自稱「底層」的小資民粹主義運動,儘管號稱關顧和支持工人的鬥爭,到最後總會正好走向反面,損害工人階級利益和妨礙工人階級覺醒。

這種運動近日所展示的邏輯,是這樣的:

首先,要求資方同意,即使減薪也要留用少於原生產隊伍1/3的人員:當然,沒有講明到底要減多少薪、相應增產多少——也就是該怎樣讓老闆滿意——才可以符合「勞資兩利」的幻想;

當資方拒絕收回在當地通過多輪勞資協商達成的定案、報警解決,運動者們就說這不是資本主義的問題,而是警察「淪為」某黨及其權貴的「打手」的問題;

到實際問題已經不能解決,運動者們就呼籲「全民」抵制有關企業,極言要拒絕「不顧勞工的企業」。

運動者們沒有說的是,當事情走到這個地步——即受影響的工人已經不能影響資方的實際生產——的時候,憑什麼可以說「全民」會現在「走出來」⋯⋯不光顧該財團的產品。

假若這種「抵制」運動「成功」了,真的有大量消費者不再光顧該財團,運動者們又怎能擔保資方的反應,不是裁員和撤資,而是竟然和韓國工人簽訂降薪增產的新協議?這就是所謂「顧勞工」嗎?

更不用說,真的宣稱消費者應該不光顧「不顧勞工的企業」的話,那就無可能只針對永豐餘,而是應該全面抵制所有資本主義企業,也當然包括勞動者連組織起來的可能性都幾乎沒有的大量中小企業。但這種抵制,除了能夠間接幫助敵對財團的競爭對手、繼續灌輸勞資共榮的思想、甚至讓勞動者失業之外,還可以做到什麼?

工人運動有工人運動的邏輯,小資民粹運動有自己的邏輯。前者的邏輯是在勞動現場組織抗衡資本的鬥爭,後者的邏輯是為「運動主體」累積政治資本、讓「運動主體」可以在「勞資共榮」的旗號下參與資本主義體制內的「改革」。

只要資本主義繼續存在,工人階級的所有鬥爭,都不能根本解決剝削和壓迫的現實、都不能解除工人作為僱用奴隸的事實,都不能解決資本主義制度兩極分化和製造大量失業的運動邏輯;工人所有抗爭的成果,在資本主義制度之下,最終都會成為它們的相反。

我們若果要談論以結束僱用奴隸制、實現社會主義社會為目標的工人運動,而不是侷限在討價還價的那種「工人運動」,那就必須堅持工運的根本政治方向——形成獨立於一切資產階級勢力的政治力量,破除「政府萬能論」和各色民粹,為有組織的工人階級建立自己的國家政權、剝奪壟斷資本,做思想上、政治上的準備,並以此為綱領,組織和領導所有被剝削和被壓迫的群體,形成世界性的革命工人運動。

當工人運動被描繪成勞資共榮的機制,甚至被說成是一個「老闆要顧勞工」,(老闆的)政府「要出來協調」的問題時——最狹義的「工運」就和資產階級民粹合流,繼續牢牢的鞏固社會的小資產階級共識,妨礙人們從階級解放的立場,去理解資本主義的問題及其解答。

對我來說,在這個時候,最值得關注的問題,是如何保存韓國工會的幹部,如何總結教訓、提升幹部的政治認識,讓幹部們能夠恢復起來,以新的認識重新投入工人運動。

運動政客往往宣稱韓國工運十分厲害,去掩蓋他們自己的政治破產。但實際上,韓國工運的組織率不及一成,統合進步黨被法庭勒令解散,民主勞總近年也深陷內爭之中。只有對具體問題具體分析,而不是拍腦袋的民粹主義,才可能為自己和為別的勞動者,做到一點事。

自殺並不是自殺,而是他殺!解構富士康工人自殺背後的生產鏈條 (關注新生代農民工計畫)

原載《破土》https://www.facebook.com/potumagazine?fref=photo

《破土》編者注:「關注新生代農民工計畫」是由北京大學、清華大學、中山大學和香港理工大學關注農民工問題的學者發起的勞工研究與實踐平臺。下文將簡述2015年「新生代」ilabour 課題組的最新調查結果。

我們為什麼調研?我們又發現了什麼?

自2010年富士康「連環跳」後,富士康一直是媒體的焦點。

2015 年2 月初,中國中華全國總工會(全總)書記處書記郭軍在全總召開的新聞發佈會上公開指出,「富士康等企業長期違法安排勞動者長時間加班,致使部分勞動者出現各種心理健康問題,導致過勞死或自殺現象時有發生」。富士康再度捲入輿論漩渦。

面對全總的公開批評,富士康公開回應稱「我們不完美,但請關注我們的進步」。承認存在員工加班的事實,不過並不認同郭軍的點名批評。富士康表示,由於郭軍先生從未來過富士康的任何一個園區,沒有到過富士康進行實地調查,並不瞭解情況,因此在員工加班與過勞死或自殺現象之間建立的因果聯繫難以服人。為此,富士康向郭軍書記發出邀請,表示希望郭軍「能夠‘走到基層’,瞭解企業和員工的心聲,監督企業的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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