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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期(2008年1月)從卡斯楚跟布希的南北對話看活化燃油的未來

從卡斯楚跟布希的南北對話看活化燃油的未來  (大觀系列一﹕人類之能源使用及油峰現象)

 

李良

 

二○○七年三月二十九日, 古巴革命英雄和領導者, 無產階級正義的代言人費特爾卡斯楚, 因北方(代表歐盟及美加澳日等國)國家無節制的開發農業燃油(Agro-fuel, 即產自農業作物的所謂活化燃油, Bio-fuel)一事, 在機關報 Granma 上發表了一篇社論, 向那剛跟巴西簽訂以農作物提煉乙醇(Ethanol)協約, 世界資產階級既得利益集團的頭頭之一喬治布希放了一炮, 明言如果不加節制, 將會有三十億人類因飢饉而死,

為佔地球人口大多數的南方(包括第三世界跟未開發及開發中國家)人民請命. 其聲鏗鏘,正氣懍然
依稀還可看出費特爾當年為了古巴人民的解放事業, 率領一百古巴好漢夜襲哈凡那港, 雄姿英發氣吞萬里如虎的情景. 費特爾卡斯楚今日廉頗雖老, 而寶刀實仍未老也!

 

費特爾卡斯楚喬治布希的空中交鋒情節跟後續發展, 因時間和篇幅關係不在此詳述, 有心的朋友自可查查新聞. 現在只在這把環繞於這個題目的因果拉雜地談談, 並以源自農業產品如玉米, 甘蔗, 大豆, 和其它作物如薯類, 甜菜, 棕櫚等的活化燃油為主; 一位在俄亥俄州大執教的老友, 熱衷於用非農業產品麻風子樹 (Jatropha) 製作活化燃油, 問題多多, 將另作討論, 不在本文範圍之內,

 

我這兒將 Bio-fuel 譯成活化燃油, 是相對於石化燃油(Fossil-fuel,
即石油)一詞而來. Bio-fuel 目前流行的譯名是生物燃油生質燃油, 我都認為有失信達雅的原則. 讀者若有異議, 則請隨意, 只要知道是怎麼回事就成.

 

目前有關活化燃油的研發和活化燃油工業的建立, 可說是有如雨後春筍. 一時蔚為大觀, 儼然二十一世紀人類工業進化史的主流. 幾乎所有北方世界有關國家都參與其中, 開發中國家如中國, 印度, 印尼, 馬來西亞, 泰國, 巴西, 巴拉圭, 海地, 墨西哥等等等等, 都紛紛跳入, 為人作嫁, 甘附驥尾. 

 

人們如此地熱衷於活化燃油, 原因不外有三:

 

. 活化燃油豐盛而可以再生, 而且綠色而潔淨; 無論從生產的程序或技術的層面上看, 都可保證它的永續性, 有如蘇東坡的名句  是造物者之無盡藏也!

 

. 由於一的那種清純形象, 因此, 北方世界的工業界和政客, 世界銀行, 聯合國, 甚至聯合國裡的國際氣像變化諮議小組, 都異口同聲地認為使用源自玉米, 甘蔗,
大豆, 和其它作物如薯類, 甜菜, 棕櫚等的活化燃油, 由於上述農作物生長過成中吸取大氣裡的二氧化碳, 相對地來說, 不但可以減輕由於使用
石化燃油而生出的溫室效應, 從而舒減氣像變化的壓力, 也可為油峰(Peak
Oil
)之後的燃油短缺問題, 提供了一個合理而可行的過渡. 於是,
懷有不同動機的團體, 竟都產生了相同的結論.

 

. 以資本主義為主導的市場經濟, 每隔一段時間, 就要推出一種高投資,
高回收, 資本集中卻又高度勞力密集的獨佔性工業. 如由紡織工業, 汽車工業, 半導體和計算機工業, 網路工業, 到方今跟生物科技息息相關的活化燃油工業. 資本主義仰賴市場經濟的陣地得以存活,
但其宿命就是重複事物盛極而衰的周期. 不久前網路工業股票價格的天堂與地獄, 就是市場經濟的最好寫照. 可如果沒有每隔一段時間的推陳出新, 市場經濟就無所施其技, 資本主義就難以活命. 但資本主義跟市場經濟有它的阿契利斯的腳後跟, 就是資源跟環境的極限 (
冰凍英國跟資本主義的宿命!大觀系列四:人類及其命運, 李良書簡二零零五年十一月四日之二), 因此, 於有如造物者之無盡藏的活化燃油工業. 市場經濟一眾混混們豈有不加以蠶食鯨吞之理?

 

我們不是不應該發展活化燃油, 可目前活化燃油發展的論點, 其實是建立於一種似是而非的詭論上. 活化燃油的推手們, 只給我們描繪了一幅美麗的圖畫, 卻迴避了與日俱增的南北食物的供求跟能源分配的不平等可能導致的災難, 這就是老英雄費特爾卡斯楚給了小喬治布希當頭一棒的原因.

 

問題的關鍵是, 活化燃油的發展, 是個有關整個人類生活大觀上的系統工程問題, 不是一個只須解決局部能源短缺或改善局部環境的頭痛醫頭問題. 它牽涉到整個人類的土地, 食物, 資源, 人口等的政治和經濟的交錯關係. 現在北方國度對活化燃油工業發展的鼓吹, 並沒有觸到它將引起有關它對人類食物跟能源的深層影響. 因此無法為它可能帶來的負面影響加以理性解決. 不是凡抓到老鼠的都是好貓, 要看它抓到老鼠的過程跟結果, 更不能摸著石頭過河.

 

北方的工業化國家, 早已設定了活化燃油的進度. 歐盟諸國在二零一零年的指標是, 包括乙醇(Ethanol)活性柴油(Bio-diesel)在內,

活化燃油要佔交通用燃油的百分之六; 二零二零年前, 要達到百分之十. 美國則要在短期內年產活化燃油三百五十億加侖, 佔年消耗量的百分之十二. 可是, 羊毛出在羊身上! 這些生殖活性原料來生產活化燃油的羊兒們, 到底在那兒呢?

上述北方工業化國家設定的目標, 大大的超過了它們本身的農業作業能力. 照那種目標來進行, 歐洲將要用上它農業用地的百分之七十, 美國呢? 就要賠上全國玉米和大豆年生產量的總和. 所以如在原地生產, 北方工業化國家裡的農地就要全體報消. 於是這些參與國際經濟合作跟發展組織 (Organization of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國家的腦筋, 就動到南方的頭上來了.

 

在過去短短的三年裡, 投資於建立活化燃油公司的原始資金就增加了八倍. 大利之所在, 資助研發活化燃油的私資也是蜂湧如潮. 而在市場經濟的運作之下, 為著活化燃油工業的發展, 資本跟權力的集中既迅速而又極端.
大型石油業, 汽車業, 以及基因工程業等公司, 以合作名義, 巧妙的躲過了政府反壟斷法的監督, 把食品跟活化燃油的研發, 製造, 包裝, 以及運送批發等一系列過程都包辦了, 變成了一個巨大的新興利益團體.

 

為了利益所在, 這個巨大的新興利益團體, 無不宣傳著活化燃油對環境是怎樣的友好, 怎樣的可再生, 怎樣的促進農村發展,
還有, 怎樣的可以降低地球暖化跟氣像變化的危機. 是這樣的嗎?

 

由於活化燃油公司巨大的市場獨佔性以及各國政府形同虛設的所謂監督, 就讓我們來探究一下這類的詭論.

 

環保天使? 

 

活化燃油果然是清潔跟綠色的嗎? 表面上看, 活化燃油的原料是植物性的, 它們生長期間, 由於光合作用, 把空氣中的溫室效應氣體如二氧化碳吸收了; 另一方面, 活化燃油燃燒時雖也舒出二氧化碳, 可一吸一放, 兩相抵消. 雖然總的來說, 減少的二氧化碳的排放是有限的, 但不似石化燃油把遠古以來內藏的碳, 都全體的於燃燒時作單方面的散發. 從這來看, 活化燃油果然是清潔跟綠色的, 無誤.

 

可是, 如果我們從活化燃油的生命周期系統而大觀地來看, 事實就不會是這樣的了. 因為我們首先要清出用來種植活化燃油原料用的土地, 包括去林時的燃燒, 整土養殖, 跟這過程裡原藏在土壤裡碳的釋出, 加上大量使用氮肥跟除虫劑, 因而引起有毒氮化物的污染. 曾有人估計, 製成一噸以棕櫚為原料的活化燃油, 會產生三十三噸的二氧化碳, 石化燃油的提煉, 要高出十倍; 清除熱帶雨林來種植甘蔗製造乙醇, 生出的溫室氣體, 要教石化燃油的提煉, 高出百分之五十! 而有毒氮化物的污染引起好一部份的墨西哥灣變成死水, 也不是新鮮事了.

 

這個巨大的新興利益團體, 認為開發活化燃油不會去林化; 他們說, 活化燃油的原料是種植在環境上棄置之地, 不但不會有害於環保, 還會有利於水土保持. 這根本是個神話, 就拿巴西而論, 為了要種植活化燃油的原料, 它重新劃定沿著大西洋岸 名叫Cerrado Pantanal 的森林地帶兩億英畝的乾熱帶森林, 草原, 和沼澤地為棄置地. 可那兒卻是印第安原住民跟以農為生的農莊和牧場, 是個本就自足的多元生態系統. 巴西政府這麼一來, 它們就跟那早已被去林化的阿馬蓀河流域的農地沒甚兩樣. 在巴西, 目前年產百分之四十的大豆被用來做活化燃油的原料, 代價是每年毀了三十萬英畝阿馬蓀河流域的雨林. 而在非洲, 類似的情況正將出現. 前所提到的用非農業作物麻風子來製活化燃油, 中國就揚言要清出一個英國大小的棄置地來種植麻風子樹, 而且已正式實行; 在雲南一地, 就毀了以萬畝計的原始森林. 我看著痛心, 可 生產活化燃油以供世界工廠之用, 不正是鄧小平摸著石頭過河的經濟發展藍圖的演譯嗎?

 

變相的大型奴工種植場

 

另外, 有關南方世界人民經濟上的影響呢?

 

在雨量跟陽光兩相充足的熱帶地區, 每百畝以家庭式經營的農耕地, 可提供三十五個工作機會. 可用來種棕櫚和甘蔗的話, 則只有十個; 種大豆呢, 就只有半個了. 不但使落後而貧苦地區的僱用機會減少, 而且都是低到不堪的工資. 於是, 這個巨大的新興利益團體所控制的大型活化燃油的原料種植場, 也就必然地變成了一種變相的大型奴工營, 就跟當年帝國主義的東西印度公司經營的農場, 或美國早年以黑奴為主的棉花和煙草種植場沒甚麼兩樣.

 

因為所須土地跟市場的廣泛, 這個巨大的新興利益團體在資本主義的市場運作之下, 將會吸收跟消化了現存所有的製作活化燃油的小型資本跟農莊, 跟現在的石油公司一樣, 成為一個超巨大的養殖怪物. 他們將獨佔壟斷了包括育種, 進出口買賣, 製造, 跟有關的服務業. 小型資本跟農莊將在市場跟種地兩方面全被肅清. 在這個巨大的新興利益團體運作之下, 南巴西, 北阿根庭, 整個的巴拉圭, 以及東波利維亞, 整個約佔五千萬畝的土地, 早已無聲無息的被轉換成了一個土廣奴多的大豆共和國(Republic of Soy).

 

未來的大飢荒?

 

活化燃油原料的價格, 因供求的市場關系將必然上漲, 而農產食品跟活化燃油的原料作物也在土地跟資源上互相競爭, 於是兩者互為因果, 價格均會節節上漲.
據報載, 過去一年間棕櫚油的價格飛漲, 今年夏天, 意大利通心粉價格將上昇百分之二十, 麵包跟牛奶? 早就漲了!

 

眾所周知, 美國是世界玉米和大豆作為人畜食物的主要供應國, 不要說全部了, 只一小部分移作活化燃油的原料, 我們吃的麵包, 喝的牛奶, 盤裡的牛羊豬雞鴨肉, 它們的價格都會節節上漲. 而大量種植用來製造活化燃油的原料, 還會相對地引起肥料跟用水的緊張.

 

要知, 這世界上屬所謂南方的貧困國家佔大多數, 那些地區的人們為了購買充飢的食物, 要化掉他們年均收入百分之五十到八十. 要理解那些地區窮人們的匱乏, 只需舉一個小例子; 如我們用淨水每沖一次馬桶, 那水量就足夠他們一人一日的用度!

 

根據國際食品政策研究所的調查, 日常食物的價格, 保守的估計, 將在二零一零年前漲 百分之三十; 在二零二零年前, 漲幅會超過百分之一百. 在北方國度裡, 即使一漲到此, 人民還可東挪西挖, 將就過活; 可南方窮國家裡的人民, 本就已化掉他們年均收入百分之五十到八十來裹腹. 食品漲價的結果, 就意味著在二零二零年前, 南方人民日進的熱量將要起碼減少一半, 勢將引起史無前例的末日型的大規模飢荒. 殘酷的是, 北方國度對這未來的南方世界人民滅種式的大飢荒, 只會抽手旁觀, 有如當年發生在非洲盧安達的大屠殺.

 

小結

 

方今的形勢是, 北方國度為解決自身的能源跟環保上的危機, 要發展活化燃油工業. 可 一方面要保存己方的農地, 另方面就看上了南方世界的沃地, 雨水, 和陽光. 於是新帝國主義者就有了一個新的使命, 就是要把發展活化燃油工業的代價跟可能導致的災難, 轉嫁到南方人民身上, 這是決不允許的.
而老英雄費特爾卡斯楚為此奮起攘臂高呼, 提醒世人, 這就是他值得我們尊敬的地方.

 

當今之世, 能源(油峰)跟環保(地球暖化)已是走到圖窮匕見的境地, 我們無處可以躲避. 真正一勞永逸的處理, 是澈底檢討當今那衍生於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 重新整理出一個以節約能源為主的社會制度跟行為模式. 可面對著那已飽受市場經濟意識型態所洗腦和夾持的社會大眾, 這真是談何容易? 那佔世界人口三分之一強的中國和印度, 不正都追逐在那早已不可收拾的市場經濟屁股之後, 幹著那買櫝還珠的勾當, 迫不及待地走上自我毀滅之途嗎?

 

發展活化燃油一途, 以因應目前困於既定經濟模式的北方國度裡人類所需, 也已如脫弦之箭. 在這個活化燃油工業的巨大的新興利益團體還沒有完全定形之前, 怎樣加以節制, 降低它可能帶來的禍害,
以迎合全人類的生存需要, 或許是南北雙方之間最須要的對話吧! 要知, 如我從前一篇文裡所說,
窮人死光之後, 就要輪到富人了. 富人不過拖多幾年而已!

 

幾千年前中國的智者呼喊著﹕

 

故人不獨親其親, 不獨子其子!

 

幾千年後古巴的勇者費特爾卡斯楚高呼﹕

 

救救世界上的窮人和弱者!

 

想來都是殊途而同歸的吧!

50期(2007年12月)新自由主義和階級權力的復辟(一) 大衛 • 哈維(David Harvey)

新自由主義和階級權力的復辟(一) 大衛哈維(David Harvey 李度文譯

 

摘要: 本文首先從歷史的角度描述了新自由主義的代表形式。1960 代末,資本積累的危機造成凱恩斯主義的破產。資產階級力圖以新自由主義的改革來重獲階級統治權。此即:按新自由主義的原則重新改造政府結構,對抗工會權力,向有礙於競爭彈性的所有社會結合的方式進攻,取消社會福利措施或使之倒退, 把公共企業私有化,創造有利於企業的環境以促進國際貿易、大量引進外國投資。新自由主義表明了統治精英建立起對抗工人和社會反抗的階級權力。結果,新自由主義讓統治精英得以恢復階級權力,在刺激經濟增長上卻乏善可陳。新自由主義當道之日,資本積累更帶有剝奪的特點。也就是新自由主義的主要成就是財富的再分配而不是生產新的財富。新自由主義有許多內在的衝突,如個人自由與專制傾向之間的衝突,誘人的口惠而實不至的衝突。因此新自由主義在自身內部產生廣泛的反對文化。被主流社會用來應對這些內在矛盾的新保守主義,看來僅是剝除了新自由主義想隱身其中的威權主義的惟幕。最後文章分析應對這些衝突的不同方案,並指出對新自由主義的抗擊複雜多樣、無處不在。但一般說來,階級戰鬥是關鍵,自由的要求則是核心。

 

布希總統再三重申美國送給了伊拉克人民自由這份珍貴的禮物。「自由,他說,「是全能的上帝給全世界每個人的禮物,「我們是地球上最強大的力量,有促進自由擴展的義務。」(註1政府和軍方反覆提說先制侵入伊拉克的非凡成就已使伊拉克自由,這套官方的禮讚,美國媒體與之唱和者甚眾,許多輿論看來也認為這是繼續支持戰爭的有說服力的說法,雖然官方開戰的理由(如:薩達姆與拉登有關聯,存在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及直接危及美國的安全)已被察覺站不住腳。然而, 自由的字義多詭。如多年前·阿諾德(Matthew Arnold所言:自由是匹良駒,但看騎往何處。(註2)那麼,給這麼慷慨饋贈自由之馬的伊拉克人民被期望騎前往何處呢?

2003919美國詳答了這個問題,當天伊拉克「臨時聯合管理委員會」(Coalition
Provisional Authority
的首腦保羅·布雷默(Paul Bremer發佈了四條指令,其中包括:公共企業的全部私有化,外國公司有權利掌握伊拉克公司的所有權,外資利潤可全部匯出外資可控制伊拉克銀行,外國公司的國民待遇,以及取消幾乎所有的貿易壁壘 (註3 這些指令適用於所有的經濟領域,包括:公共服務、媒體、製造業、服務業、交通、金融和建築業。只有石油豁免(推測是由於它的特殊地位以及作為特由美國控制的武器在地緣政治上的重要性)。不消說,這些指令也觸及勞動市場。禁止罷工,組織工會的權利受到限制。還強加了美國保守派早就夢寐以求的高度累退的統一稅率。如克萊因(Naomi
Klein
所指出的,這些指令違反了日內瓦和海牙公約,這些公約規定佔領勢力必須保衛被佔領國家的財產而無權出售。(註4)再者,把倫敦《經濟學家》雜誌所稱的資本主義夢想 強加在伊拉克頭上,招致很大的抵制。甚至由美國指派在伊拉克「臨時聯合管理委員會」任職的臨時貿易部長,也抨擊強加的自由市場基本教義,稱之為不顧歷史的謬誤邏輯(註5如克萊因也已指出的,伊拉克也許再兩年便可建立的直選民主政體幾乎肯定會拒絕自由市場的改革,美國抵制伊拉克的直接選舉即是想要在民選政府產生之前,與由它指派、奉命唯謹的臨時政府一起把自由市場的改革牢牢固定住,這點幾乎可以肯定。布雷默的指令如由佔領勢力強加,可能會被判定為非法,如經臨時政府(即使非由選舉產生)認可的話,則在國際法下也可被視為合法。20046月底接掌政權的臨時政府雖據稱具有主權,卻只有認可現存法律的權力。它不能修改現存法律或再訂新法(雖則臨時政府人員也不可能根本偏離布雷默的指令)。依伊拉克的條件爭取伊拉克的選舉自由並建立民主制度的鬥爭,與保護伊拉克資產不受外國掠奪者侵佔的鬥爭顯然是一致的。

一、轉向新自由主義

美國顯然想以主力部隊在伊拉克強加一個徹底的新自由主義國家機器,其基本任務就是促進有利於資本積累的條件。布雷默所勾勒的那類措施,根據新自由主義理論,是創造財富從而改善全民福祉的必要且充分條件。政治自由和市場與貿易自由的融合長期以來都是新自由主義政策的基本要義,並已多年主導美國對世界其他國家的立場。例如,在9.11一周年之際,布希總統在《紐約時報》中聲稱,「我們將運用我們具有無與倫比的力量和影響的地位,建立一種有序和開放的國際環境,許多國家能從中滋長進步和自由。一個不斷增加自由的和平世界符合美國的長期利益,表現美國經久的理想,並團結美國的盟邦…我們在壓迫、憎恨和貧窮被民主、發展、自由市場和自由貿易的希望取代的地方,謀求公正的和平」,自由市場和自由貿易「已證明能讓整個社會脫離貧窮」。他總結說,今天,「人類手中掌握了使自由戰勝它所有的長年宿敵的機會。美國樂於挑起領導這一偉大使命的責任。」同樣的論調出現在不久後出版的《國防戰略報告》序言中。(註6正是這種被解釋為自由市場和自由貿易的“自由”要強加於伊拉克和全世界。

第一次組成新自由主義政府的大實驗是1973年皮切特(Pinochet在智利發動“小型911政變之後進行的,這距布雷默在伊拉克宣佈建立新自由主義體制大約30年,在此回顧一下,不無裨益。這次推翻·阿連德(Salvador Allende的民選左派社會民主主義政府的政變,有美國中央情報局(CIA)的強大後援和美國國務卿季辛吉(Henry Kissinger)的支持。它用暴力鎮壓了所有的社會運動和左派政治組織,瓦解了所有形式的人民組織(如窮困住宅區的社區健康中心)。勞動市場從管制或制度性的限制(例如工會權力)中 “自由化”了。但到了1973年,先前拉丁美洲國家試圖復興經濟而盛行的進口替代政策,在1964年軍事政變後的巴西雖有些成效,此時卻已聲名掃地。在世界經濟處於嚴重衰退的情況下,另闢蹊徑的要求就明白提出來了。一群信奉當時在芝加哥大學任教的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
)理論,因而被稱為“芝加哥小兔崽”( “the Chicago boys”)的美國經濟學家,給召去幫助重建智利的經濟。他們按照自由市場的路線,把公共資產私有化,開放自然資 源給私人勘採,促進外國直接投資和自由貿易。外國公司從智利分公司匯回利潤的權利獲得了保障。出口導向的增長受到勝過進口替代的偏好。唯一還留給政府經營的 部門是關鍵資源─銅(頗類乎伊拉克的石油)。智利的經濟增長率、資本積累隨之復振,外資的投資報酬率也上揚,這為其後撒切 爾夫人主政的英國和雷根當家的美國轉向更加開放的新自由主義政策提供了可資仿效的證據。在世界體系的外圍國家實行的參殘酷實驗成為中心國家形成政策的範例,這並不是第一次(如今非常類似於在伊拉克實驗的統一稅率已有建議提出來了)。(註7

然而,智利的實驗顯示,經濟增長的利益並沒有好好分配。國家與其統治精英連同外國投資者受惠良多,而人民一般處境不佳。這些經久連續不斷出現的新自由主義政策的後果,已足可視為是整個規劃的結構組成部份。達姆尼爾和李維(Dumenil and Levy)甚至認為新自由主義從一開始就是個讓人口中最富裕階層重掌階級權力的謀劃。在評論美國最高收入的1%人口是怎麼獲利時,他們寫道:

「二戰前,這些家庭的收入得到總收入的16%。戰爭期間這一比例急遽下降,1960年代縮減至8%,就此停滯了30年沒有變動。1980年代中期,這個數字突然躥升,到20世紀末已達15%。觀察總體財富,趨勢也大致雷同(註8

其他資料顯示,收入最高的0.1%人口在國民收入中的份額從1978年的2%增加到1999年的超6%。幾乎可以肯定的是,隨著布希政府的減稅政策現在開始生效,財富向社會上層集中仍持續快速進行。達姆尼爾和李維也注意到,「1970年代的結構危機,由於利率鮮能高過通貨膨脹率,公司發放的紅利低,股市低迷,在那些年中進一步侵蝕了最富裕階層的收入和財富」。1970年代不僅有全球滯脹危機的特徵,這也是社會上層階級的權力受到最嚴重威脅的時期。他們繼續論證說,新自由主義便是針對這一威脅而興起。(註9

 

但要證實階級權力復辟回朝這個論點,就得查證出一組特定的階級力量聚集在轉向新自由主義政策的背後,因為無論英國還是美國都不可能訴諸像智利那種暴力而須靠建構共識。我們必須回到1970年代這關鍵的十年,以瞭解這是怎麼做到的。

歐洲的社會民主政府和奠定美國資本與勞動的社會協定基礎的凱恩斯主義,在19501960年代的高增長時期暢行無礙。在大部份的發達資本主義國家,財富再分配的政綱、對資本自由流動的控制、公共支出和福利國家的建立,與較高的資本積累率和足夠的盈利攜手並進。但到了1960年代末,不論是國際還是國內經濟,這種好景不再。1973年,甚至在阿拉伯以色列戰爭和0PEC石油禁運之前,本來一直規範國際經濟關係的布雷頓森林體系就瓦解了。一場嚴重的資本積累危機的跡象到處顯而易見,開啟了一個全球滯脹和許多國家財政危機的階段(英國在1975-6年須靠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資助才脫出困境,紐約市同年也技術性破產,而政府支出的縮減則幾乎處處可見)。凱恩斯主義的妥協對策顯然失效,不再能讓資本積累與社會民主政綱協調一致了。(註10(待續)

 

‧大衛哈維(David Harvey)英國著名的馬克思主義學者,現為美國紐約市立大學傑出教授。著有The Condition of Postmodernity (1989)〔有中譯本〕,The
New Imperialism
(2003)Paris, Capital of Modernity (2003) 〔有中譯本〕,A
Brief History of Neoliberalism
(2005)Spaces of Global Capitalism: Towards a
Theory of Uneven Geographical Development (2006)
The Limits to Capital New Edition (2006)等書。

 

 

:活動廣告:2007兩岸思潮論壇

:2007岸思潮論壇

  時間:20071110下午1點至5

 地點:師大綜合大樓509國際會議廳(臺北市和平東路一段129-1號)

  主辦單位:夏潮聯合會.世新社發所.人間出版社.人間學社.跨界文教基金會.辜金良文教基 金會.台灣社會科學研究會

  第一場:(1點至3)

 主持人:黃德北(世新大學社會發展研究所所長)

 主講人:賀照田(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所教授.東海大學社會學系客座教授)

  :從中國近現代史的基本主題看1940年代國共鬥爭的成敗

 講評人:杜繼平(《批判與再造》總編輯)

 第二場:(3點至5)

 主持人:呂正惠(淡江大學中文系主任)

 主講人:趙稀方(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所教授.成功大學台文所客座教授)

  :後殖民批判

講評人: 陳巨擘(政大出版社總編輯 譯有《後殖民主義歷史的引導》)

 

47期(2007年9月)資本主義在扼殺民主 羅伯特•賴克

資本主義在扼殺民主

羅伯特·賴克

新華網專稿:美國《外交政策》雙月刊9/10月號發表文章,題目是“資本主義是怎樣扼殺民主的”,作者是美國前勞工部長、加利福利尼亞大學伯克利分校公共政策教授羅伯特·賴克。文章認為,資本主義和民主不再像以前那樣齊頭並進,兩者開始分道揚鑣。資本主義在世界範圍內茁壯成長,而民主卻脆弱無力,無法解決資本主義發展帶來的社會問題。原因在於以盈利為目的的公司具備了越來越大的政治影響力,並取代了民主制訂生活規則。文章摘要如下。

    資本主義成長 

 長期以來我們一直以為,資本主義和民主是密切相關的兩大思想支柱,它們能給全世界帶來前所未有的繁榮與自由。

 普遍看法是,只要資本主義和民主的其中之一蓬勃發展,另一個必然會緊隨其後。然而如今它們的命運開始分道揚鑣。資本主義在茁壯成長,民主卻難以為繼。從俄羅斯到墨西哥,許多在經濟上取得成功的國家只是名義上實行民主制。它們遇到了近年來也困擾著美國民主制的那些難題,致使各大公司和精英階層倚仗迅猛發展的經濟,削弱政府體察民情的能力。

 當然,民主的意義不僅僅在於自由公正的選舉。這種體制所要實現的是公民齊心協力推動公益。雖然自由市場給許多人帶來了前所未有的繁榮,卻也帶來了收入和財富分配日益不均、工作崗位沒有保障和全球變暖等問題。民主的初衷是讓公民以建設性方式解決這些問題。然而沒有哪個民主國家有效地控制了資本主義的消極副作用。

 資本主義的作用是做大經濟蛋糕,僅此而已。雖然資本主義變得十分迎合人們作為個體消費者的需要,民主卻在艱難地行使其基本職能,即:申述並捍衛公益、幫助社會實現增長與平等。在最佳狀態下,民主能讓公民集體討論應如何切分蛋糕和決定哪些規則適用於私有財物、哪些適用於公共財物。如今這些任務逐漸被交給了市場。現在急需的是劃分全球資本主義和民主之間的界限———一面是經濟遊戲,另一面是如何為它制訂規則。假如說資本主義的目的是允許公司盡情參與到市場之中,那麼民主的任務就是阻止由這些經濟實體來制訂我們的生活規則。

 民主脆弱無力 

 在美國,關於經濟變化的討論往往發生在兩個極端的陣營之間:一派想讓市場不受阻礙地主宰一切;另一派想保護就業崗位和維繫社會的本來面貌。在爭論中,消費者和投資者幾乎總是獲勝。

 這並不局限於美國。歐洲最近的公司調整浪潮動搖了這個大陸致力於就業保障和社會福利的一貫信念,這讓歐洲人爭論不休,焦點是他們是否主張在國內外社會代價日益上升的情況下謀求全球資本主義帶來的私利。以汽車工業為例。2001年,戴姆勒—克萊斯勒公司虧損嚴重,原因是歐洲的汽車買主拋棄該公司轉向汽車售價較低的競爭對手,為此公司將全球員工裁減了2.6萬人。如今,歐洲消費者和投資者的狀況越來越好,但工作沒有保障和不平等現象日益加劇,就連為制止市場不公正現象而建立的社會民主國家也不例外。面對這種變化,歐洲的民主國家表現得麻木不仁,公民表達反抗情緒的唯一途徑是通過大規模抵制和罷工。

 在日本,許多公司廢除終生聘用制、裁減員工和關閉虧損生產線。曾經以“全民皆中產階級的社會”而自豪的日本開始暴露出明顯的收入懸殊。跟世界上許多自由國家一樣,日本的民主脆弱得無力應對自由市場釀成的諸多社會苦果。

 公司制訂規則 

 民主國家的公民有能力改變遊戲規則,然而我們逐漸把責任交給了私營部門———公司以及它們的遊說隊伍和公關專家。但它們本身並沒有責任解決不平等問題或保護環境。我們忘了它們只保證盈利。

 為什麼資本主義取得成功而民主式微?民主日漸衰弱主要是因為各公司日益激烈地爭奪全球消費者和投資者,於是把越來越多的錢用於遊說、公關乃至賄賂和回扣,設法出臺使它們在與對手的競爭中處於優勢地位的法律法規。結果形成一場爭奪政治影響力的競賽,它淹沒了普通公民的聲音。

 公司逐漸制訂它們自己的規則,同時被委以某種社會責任或道義。然而資本主義的目的是為消費者和投資者謀利,沒有人授權公司主管人員在盈利的同時兼顧公益。民主的職責本應是代表公眾劃分這種界限。

 說得明白一點吧:民主的目的是實現我們以個人之力所無法實現的目標。但假如公司利用政治來加強或維護它們的競爭地位,或者貌似肩負起它們實際上沒有能力或權力去履行的社會責任,那麼民主就不可能完成這一任務。那樣一來,社會就無法兼顧促進經濟增長和消除社會難題。 (編輯劉瑞常)轉載自新華網http://big5.xinhuanet.com

補白

恩格斯對資本主義民主的批判

「公社一開始想必就認識到,工人階級一旦取得統治權,就不能繼續運用舊的國家機器來進行管理;工人階級為了不致失去剛剛爭得的統治,一方面應當剷除全部舊的、一直被利用來反對工人階級的壓迫機器,另一方面還應當保證本身能夠防範自己的代表和官吏,即宣佈他們毫無例外地可以隨時撤換。以往國家的特徵是什麼呢?社會為了維護共同的利益,最初通過簡單的分工建立了一些特殊的機關。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這些機關——為首的是國家政權——為了追求自己的特殊利益,從社會的公僕變成了社會的主人。這樣的例子不但在世襲君主國內可以看到,而且在民主共和國內也同樣可以看到。正是在美國,同在任何其他國家中相比,“政治家們”都構成國民中一個更為特殊的更加富有權勢的部分。在這個國家裏,輪流執政的兩大政黨中的每一個政黨,又是由這樣一些人操縱的,這些人把政治變成一種生意,拿聯邦國會和各州議會的議席來投機牟利,或是以替本黨鼓動為生,在本黨勝利後取得職位作為報酬。大家知道,美國人在最近30年來千方百計地想要擺脫這種已難忍受的桎梏,可是卻在這個腐敗的泥沼中越陷越深。正是在美國,我們可以最清楚地看到,本來只應為社會充當工具的國家政權怎樣脫離社會而獨立化。那裏沒有王朝,沒有貴族,除了監視印第安人的少數士兵之外沒有常備軍,不存在擁有固定職位或享有年金的官僚。然而我們在那裏卻看到兩大幫政治投機家,他們輪流執掌政權,以最骯髒的手段用之於最骯髒的目的,而國民卻無力對付這兩大政客集團,這些人表面上是替國民服務,實際上卻是對國民進行統治和掠奪。」───恩格斯:马克思《法兰西内战》导言

44期(2007年6月)把紅臉唱到底——毛主義在印度的前世今生 郭宇寬

自鄧小平當權後中共背離了毛澤東思想的路線,一步步走上資本主義道路,但在地球南方的不少原第三世界國家的政治力量始終視毛澤東思想為他們的革命寶庫與精神支柱,印度的毛派便是其中之一。由於多種原因,我們鮮見對世界各地毛派運動較為深入的報導。去年大陸的郭宇寬先生到印度對印度毛派的思想與實踐作了調查採訪,我們雖不同意郭先生在文中的個人觀點,但認為這篇報導實事求是地描述了印度的毛派運動,沒有反共八股令人作嘔的臭味,很有助於讀者了解印度毛派的實際情況,爰予全文刊出。──編者

把紅臉唱到底

——毛主義在印度的前世今生 郭宇寬

“因為那些資產階級有他們的上帝,他們信仰他們的上帝,同時剝削我們,所以我們要有我們的上帝,而毛就是我們印度革命者的上帝,毛選就是我們的聖經,我們相信這一定是上天的安排,就如同釋迦牟尼誕生在印度,他的思想卻在中國發揚光大。毛澤東誕生在中國,也許今天中國人不再那樣崇拜他了,但對我們印度的勞苦大眾來說,唯有毛的光輝思想使我們看到了光明,我們就是把他當作自己的救星。” 

 

在中國早已悄然拋棄毛時代的意識形態之後,在世界特別是南亞政治格局中依然有一股暗流湧動,依然以毛澤東思想作為自己的指導和旗幟,以暴力革命為手段,以推翻現政權建立他們所理解的社會主義為目標。很多人以為這不過是一小撮極端分子癡人說夢,但在不久前尼泊爾的政治動盪中,尼共毛派武裝卻讓人重新認識了這支不可小視的力量,儘管早已被美國政府定義為恐怖組織和全球反恐打擊的對象,卻絲毫沒有影響他們在國內民眾心目中的號召力,在農村包圍城市的戰略指引下他們實際控制的地區已經超過了70%的尼泊爾國土,未來奪取國家政權似乎並不是一個遙遠的目標。

如果尼泊爾這個小國的政權更替尚不足以引起國際社會的憂慮,那麼更令人關注的是尼泊爾的毛份子力量不過是近年來浮出水面的冰山一角,一個跨越尼泊爾,巴基斯坦,孟加拉,印度,斯里蘭卡等南亞國家的毛份子相互支持的紅色走廊(red corridor)已經愈發清晰,而在這一紅色走廊中,從某種意義上來講其實最重要的是印度,印度毛份子在南亞毛份子中有老大哥的地位,在尼泊爾1996年毛份子才走上武裝革命的道路,而印度毛份子在毛的旗幟下已經堅持了差不多四十年的武裝鬥爭,一直是南亞其他地區毛份子的鼓舞者和支持者。在20016月成立南亞毛份子黨派組織聯合行動委員會(CCOMPOSA)發佈的的聯合聲明裏,14個發起組織中,6個是來自印度的。而在印度國內毛份子的力量也愈發顯得不容小視,064月印度總理Manmohan Singh在一次關於毛份子問題的重要講話中稱毛份子武裝為當前“印度國內安全和印度生活方式的最大威脅”(the greatest threat or challenge to Indias internal security)並且可能顛覆印度文明民主的生活方式(civilised and democratic way of life,;國大党領導人索尼婭甘地也譴責某種力量在試圖“共產主義化印度的外交政策”(‘communalising Indias foreign policy)。

在印度這個僅次於中國的世界第二人口大國,迅速崛起的經濟體,假如在未來國內政治力量對比中發生像尼泊爾那樣的變化,其對國際格局產生的影響無疑都將是震撼性的,大概要讓印度商人和外國投資者一想到種可能就要毛骨悚然。這使我對於印度毛份子力量產生了強烈的好奇心,06年末我赴印度展開了調研,我的研究和採訪主要圍繞以下幾個方面問題:

一、他們為什麼堅持選擇毛的旗幟?

二、他們究竟要做什麼?如果他們掌了權會做什麼?他們是恐怖分子麼?他們是“紅色魔鬼”麼?他們的會不會成為下一個紅色高棉?

三、誰會支持他們?誰會保護他們?他們的力量來自何方?

四、在一個已經建立了比較完善的民主政體的國家,激進主義力量對印度社會產生了什麼樣的影響,未來他們有可能成功麼?

邂逅“毛份子“與“毛份子同情者”

在印度毛份子又稱納薩爾運動分子,根據法國解放報的06418報導,毛份子的行動和實際控制地區達到“印度國土的40%及人口的35%;根據印度員警機關的估計,各派別(如the peoples warPW,maoist communist centre MCC,peoples
guerrilla army
PGA 等互不隸屬但是結成聯盟並相互支持的組織)的毛份子總共在全國僅核心幹部(hardcore cadre)就有9300名,他們的武裝擁有約6500支正規武器和大量自製武器;官方公佈的統計資料從20002004年平均每年毛份子發動的武裝襲擊事件在1500起左右,造成的死亡約500人。

從這些資料看毛份子在印度確實無處不在,但筆者在印度卻發現這種資訊很容易被誤讀, “行動和實際控制”的含義很難確定,和尼泊爾不同,在印度毛份子雖然在叢林地區有很多訓練營地,但並沒有在一個行政區建立自己的根據地,在毛份子力量較為強大的地方,也基本上是政府統治白天,毛份子統治黑夜,他們的網路遍佈全國,只是有些地方實力較為強大,有些地方較為弱小而已。至於印度毛份子具體有多少,我更是懷疑官方資料的準確性,連毛份子自己恐怕都給不出準確的資料,因為很難界定什麼是核心幹部。而且由於各毛份子派別組織形式和成員認定方式有所不同,又互不隸屬,甚至沒有比較準確的資料來表示印度的毛份子總數究竟有多少。在印度如果說崇拜毛澤東的人,全國有幾億,我決不會吃驚,不過我從毛份子口中聽說在全印度毛份子武裝的專職戰鬥人員大約不到一萬人。

由於在印度毛份子是被政府打擊的目標,被歸類為恐怖分子,所以即使核心骨幹在公開場合也不會承認自己是毛份子,他們作為地下黨,如果要搞活動和宣傳的話都用一個“黨名”,以各種隱蔽的形式出現,改頭換面為工會幹部,農會組織者,學生組織領袖,左翼新聞記者等身份,幕後操縱很多活動,當有一起暗殺發生, 比如03年用炸彈襲擊Andhra
Pradesh
省省長chandrababu naidu之後,還有2000年刺殺前內務部長A. Madhava Reddy後都會有傳單標語宣佈毛份子對此事負責,但在員警和公眾面前每一個具體的人都是“毛份子同情者”。

由於毛份子武裝在印度搞了大量爆炸,暗殺一類的“革命行動”,是被政府通緝的目標,再加上他們的精神導師來自中國,所以在印度作為一個中國人採訪毛份子也是非常敏感的事情,有幾種事可能發生,一,一個中國人在印度和毛份子接觸會讓員警當局感到敏感,也許會被懷疑是軍火販子,而被傳訊。二,給被採訪對象帶來麻煩,如果一個毛份子身份被披露,被眾多破不了案的刺殺綁架搞得焦頭爛額的員警,就會找上門來審訊此人,希望獲得情報。

我此次採訪的主要協助者是一位印度的大學教授,我們在一次在美國的純學術研討會上認識,由於都對社會公正問題比較感興趣,聊著聊著他就聊到了革命問題,他極為認同在印度搞武裝革命,並且對中國的文化大革命極為讚賞。這讓我非常吃驚,並激發了進一步的興趣,他跟我講了很多印度革命者的故事,那些故事仿佛發生在中國的昨天,但卻發生在印度的今天。後來我才知道這位教授自己從學生時代就秘密加入了毛份子的週邊組織,後來長期扮演印度某省毛份子武裝和政府之間的聯絡人(communicator)的角色。

通過這位教授和他的朋友,我得以接觸到了一些“毛份子的同情者”,其中有工人農民這樣的底層群眾,但骨幹人物都是一些左翼知識份子,我曾見到一位公開身份是某商業媒體編輯的“毛份子同情者”。他原本是一個大學生,讀了毛選以後,就加入了大學裏毛份子的組織,大學沒畢業就跑到叢林裏去參加了遊擊隊,他輕鬆地告訴我他曾經參加過6次刺殺地主的行動,都成功了。他們殺了地主以後,地主剩下的家人通常會逃到城裏避難,於是他們就把地主的土地分給貧苦農民,大多數情況下,地主的家人不敢吭聲。他解釋這是以紅色恐怖來回擊白色恐怖。不過他自己在一次行動的籌備過程中不幸被捕,員警把他帶到叢林裏準備秘密處決他,幸虧他的同志們及時把消息捅給了媒體,在媒體的干預下,員警不得不把他帶去接受法庭審訊。那些被害地主的家屬大多不敢出庭指認他,而那些分了田地的農民更不會指認他,很多“毛份子同情者”對他聲援,結果在法庭上由於證據不足,他在法庭上大義懍然地否定所有指控,最後被宣判無罪。他描述自己現在的工作是走出叢林在另一條戰線上和資產階級戰鬥。還有一個私立中學校長,告訴我他不會承認自己是毛份子,但他會利用他的課堂傳播毛澤東的革命思想。甚至還有一位大學教授,喝醉了告訴我,現在他的職業身份是大學教授,但一旦為了革命需要,他獻出自己的生命也在所不惜。

所以後來我放棄了去搞清楚,誰是毛份子,誰是“毛份子同情者”。我的採訪是非常謹慎低調的進行的,大多數時間我以瞭解印度社會的名義,到處逛逛,和各階層的人顯得無意的隨便聊聊他們對於毛份子的看法。但反諷的是,一些“毛份子同情者”和我說起“革命行動”來,一個個很是自豪,激動處嗓門就放大了,甚至一次在一個餐館,幾個人敲著桌子唱起了“革命歌曲”,店主知趣地避到了一邊,我都害怕是不是被別人聽見,會造成誤會。

和所有這些人的接觸獲得的資訊與公開的文獻資料相互印證,使我可以對印度毛份子革命的狀況作一個基本的判斷。

 

他們為什麼選擇毛的旗幟?

我曾多次詢問哪些堅定的毛份子有沒有聽說過,2005年中國駐印度大使孫玉璽的公開表態:“我們不清楚這些武裝組織為何盜用中國領袖毛澤東的名字;而且我們也不喜歡這樣。他們要這樣稱呼自己,我們也沒有辦法;但中國與他們從來沒有任何關係,中國境內也沒有任何組織或團體與他們有任何聯繫。”他們的反應普遍非常不屑:“那有什麼奇怪,現在中國是走資派當權。”

 他們舉起毛的旗幟要從中國輸出革命的年代說起,共產主義運動在印度的萌芽幾乎和中國同時在上世紀初就開始了,在印度爭取民族獨立的鬥爭中,共產黨也是一隻活躍的政治力量,但不同的是中國共產黨通過暴力奪權,建立了無產階級專政,而印度走上了議會政治的道路,但議會民主並不能解決全部社會問題,貧富差距,種姓歧視,官員腐敗等依然困擾著印度社會,很多社會底層民眾有一種強烈的不公平感乃至絕望感。

而這時候中國成為了對印度充滿感召力的磁石,一個被投射了理想主義光芒的烏托邦。一位年紀比較大的老人告訴我,他那時還參加過一些以戲班子,演出隊名義組織的毛澤東思想宣傳隊。這些毛澤東思想宣傳隊通常會在田間地頭舉行文藝表演,當把農民召集到一起以後,他們就會用類似說書的形式講毛主席領導下的中國革命故事,在他們的描述中,中國原本和印度一樣甚至更加貧窮落後,但在毛主席的領導下,中國人民推翻來三座大山,建立了自由平等富強的社會主義國家,中國農民今天生活非常幸福,這個神話對於不瞭解中國近現代歷史的印度農民來說會有很大的感染力。

19658月,以國防部長林彪的名義發表的“人民戰爭勝利萬歲”更是給印度革命者打了一針強心劑,是中共60年代初重要的世界革命指導性檔,其內容即為後來“輸出革命”的主要內容。我在印度見到一些毛份子能大段的背誦該文的內容,令人瞠目。該文以紀念抗戰勝利20周年的名義,總結了毛澤東的“武裝鬥爭”、“人民戰爭”、“農村包圍城市”、“統一戰線”、“党的領導”等一系列“中國革命的取勝法寶”,加上“帝國主義和一切反動派都是紙老虎”的論斷,為當時推動“世界革命”提出了一套系統的戰略。這套革命理論給印度的革命者極大的鼓舞啟發,他們驚喜地發現,印度和中國都有“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傳統,都以農業人口佔大多數,革命在中國能取得成功,在印度為什麼不能?

1966,印共()西孟加拉邦委員會內,以查魯.馬宗達為首的一派由於對黨中央的路線不滿,秘密成立了“印度共產黨毛澤東主義中心”組織。在毛澤東思想的武裝下,1967年,以馬祖達為代表的革命家領導下,他們在西孟加拉邦以盛產大吉嶺茶著名的的納薩爾巴里村起義,這被看成印度人民戰爭的一個轉捩點。那並不是第一次造反,確是第一次被中國共產黨公開支持的造反,《人民日報》緊接著就發表社論,歡呼那是“印度的春雷”,讓他們至今都興奮不已。這場起義雖然不久即被撲滅,但它的“星星之火”卻傳播到了更廣大的地區,同年11月各地的革命者彙聚加爾各答召開秘密會議成立了全印革命協調委員會(AICCR)。他們相信只有依靠暴力革命才能建立起一個“新印度”,不過和中國共產黨不一樣的是,他們似乎比較忽略統一戰線的鬥爭策略,在革命還沒勝利他們就急不可待地亮出了“興無滅資”的底牌。“納薩爾運動”的第一次代表大會上,馬祖達宣佈:“任何反對這場消滅鄉村敵人的戰役的人都不和我們站在一起”。他為革命暴力辯護的理論是“階級仇恨”。馬祖達說,“當用階級敵人的血來書寫口號,把階級敵人的頭掛在他的屋頂上的時候,這就是人民的階級仇恨的表達。遊擊隊員對敵人是如此仇深似海,以至於不但把他們的頭砍下來,而且從他們的屋頂上踢下去。”馬祖達甚至比中國的革命者更加激烈地宣稱:“一個雙手沒有沾滿階級敵人鮮血的人不能被稱為是一個共產主義者。”而有趣的是很多像馬祖達這樣的革命家都是出生最高的種姓婆羅門,甚至是非常富裕的資產階級或者地主家庭。

也許是因為他們這種革命理論的極端性,使他們很難在一個地區徹底站穩腳跟,在我和毛份子交流的過程中,我多次聽到他們說,“我們總有一天會有一個自己的‘葉南’”,我已開始沒有反應過來,後來才明白他們說的是延安。但幾十年來即使在一些毛份子勢力強大的地方,也基本是“員警統治白天,毛份子統治夜晚”。同時這些革命者自身也在不斷分裂之中,其中中國的影響是非常巨大的,可以說中國革命一感冒,印度革命者就要打噴嚏,1971年林彪墜機給了印度毛份子當頭一棒,很多人茫然了,因為他們把林彪當作了毛澤東軍事理論的繼承發揚者;1972年,毛澤東與“美帝國主義的頭子”尼克森握手言歡,又導致了毛份子的大分裂;1977年中國粉碎四人幫,結束文化大革命,更是讓很多人心灰意冷,心目中無產階級革命的聖地落入修正主義者之手,如同耶路撒冷淪陷一樣讓人五內俱焚。

很多人因此出於失望或者反省,走出了叢林,放棄了了革命道路,其中一些人投身議會政治,而那些堅持下來的革命者在更加艱難的環境下鬥爭,並且更加執著。除了農村包圍城市的武裝鬥爭,最近幾年毛份子們的鬥爭重點從土地改革和工會運動,擴大到了反對全球化,反對國有企業的私有化,及反對種姓制度,這樣有助於擴大他們的支持面。當一個失業的工人,一個破產的農民或一個無法養家糊口的手工業者,對生活感到絕望的時候,也許一個身邊的熟人就會和他談心:“為什麼有些人這麼富裕,而你這麼貧窮,不是因為你不努力,不是因為你不夠聰明,而是因為這個萬惡的社會制度,為什麼不和我們一起把它砸個稀巴爛。”

可以確信的是只要一個社會的不公平感和被剝奪感存在,毛理論就能夠找到根植的土壤,而毛的旗幟就會繼續飄揚,就像我曾經問一個毛份子:你們為什麼要把毛澤東當作神一樣敬拜麼?他回答:因為那些資產階級有他們的上帝,他們信仰他們的上帝,同時剝削我們,所以我們要有我們的上帝,而毛就是我們印度革命者的上帝,毛選就是我們的聖經,我們相信這一定是上天的安排,就如同釋迦牟尼誕生在印度,他的思想卻在中國發揚光大。毛澤東誕生在中國,也許今天中國人不再那樣崇拜他了,但對我們印度的勞苦大眾來說,唯有毛的光輝思想使我們看到了光明,我們就是把他當作自己的救星。

 

他們為什麼唾棄選舉?

通常的觀點,毛份子的政治主張諸如社會平等,土地改革,更好的窮人福利,為包括共產黨(CPICPM)在內的大多數黨派所贊同,至少不反對,不同的是其他政黨的共識是需要用漸進的議會政治的道路來實現社會改良,而毛派公開宣稱議會政治是骯髒的,用暴力革命來打碎現有政治體制是唯一的出路。

難道以共產主義為指導思想的政黨就無法在通過選舉參與政治麼?答案顯然不是這樣。即使共產黨中的左派(CPM)都有過非常好的選舉成績。比如在在擁有8000萬人口的西孟加拉邦(West Bengal)共產黨(CPM)從1977年開始通過選舉成為執政黨,0611月剛結束的地方議會選舉中,CPM更是贏得了約37%的相對多數選票,以超過其他政黨的優勢大獲全勝獲得了175個席位。印共在喀拉拉(Kerala)邦早在1957年就在選舉獲勝,成立了世界上第一個民主選舉產生的地方紅色政權。左翼組織在國會中也有62席,是國大黨及其聯盟和印度人民黨及其聯盟分別擁有223席和187席之後的第三大政治力量,雖然沒有參加內閣,但確是國大黨和人民黨都不得不爭取的關鍵力量。

而各地毛份子雖然一貫抨擊議會政治,也有過試圖參與議會政治的努力,政府也非常歡迎他們參加議會選舉,而不要搞武裝鬥爭。比如在1985年有幾個毛份子派別參加了省議會選舉,在八個省,共推出130個候選人,但最後非常遺憾的只得到了2個席位。之後也有過很多次這樣的嘗試,甚至在1990年,毛份子的一個派別印度人民前線(IPF)獲得了印度國會的一個席位,當然同時它也暫時放棄了原來的武裝鬥爭,轉而“在議會進行階級鬥爭”。

但總的來說也許是出於吃不到葡萄說葡萄酸的心態,毛份子的主流派系越來越表示出對選舉政治的鄙視,如果問他們為什麼曾經參加選舉而又落選,他們會解釋之所以參加只是為了進一步暴露資產階級議會政治的虛偽性。

不過毛份子堅持那些在選舉中贏得席位的政黨,都是靠賄選這樣的骯髒手段,即使共產黨也不例外,而毛份子們的落選恰恰顯示出他們的崇高。我相信他們講的並非完全沒有道理,和中國一樣,印度也有比較深厚的腐敗文化,賄選更是非常普遍,很多農民都向我證明在選舉期間會有不少政黨的助選人員拿酒,食品,收音機等物品來和他們換選票,他們也很樂於接受這些。再加上根據2001年的印度全國普查,有34.5
%
的印度人是完全不會讀寫的文盲,更使得的選舉容易被當地有經濟勢力者操縱。

很難說清他們是因為堅持暴力革命而無法在選舉中成功,或是因為他們無法在選舉中獲得成功,而變得更加傾向暴力革命。我和一位那位公開身份是報社編輯的毛份子的對話,他在毛份子中被稱作為“理論家”,也許能比較全面的解釋他們的邏輯。

問:你們為什麼不考慮通過選舉來參與政治?也一樣可以為窮人爭取權益。

答:那沒用,參加選舉就意味著腐敗,意味著和資產階級同流合污,就像現在的印度共產黨,它已經背叛了革命理想,我們相信毛主席的教導,‘槍桿子裏出政權’,只有武裝鬥爭才能為人民大眾贏得權力,真正的權力。

問:什麼是真正的權力?

答:就是人民大眾可以說了算的權力。

問:不通過選舉,代議制,怎麼來代表人民大眾的真實意願呢?

答:我們當然有民主,不過不是資產階級那一套,我們要搞無產階級專政的民主,那才是屬於人民大眾的民主,乾淨的民主。

問:為什麼建立了革命政權就不會有腐敗麼?有一句格言叫絕對的權力產生絕對的腐敗,你大概也聽說過。

答:理論上是這樣,不過我們的革命政權不會,就像毛主席建立的人民政府一樣。

問:為什麼?

答:這很簡單,有個別資產階級分子混進革命隊伍會搞腐敗,而毛主席自己把全部生命都獻給了受壓迫的人民,他雖然有絕對的權力但他自己決沒有一點腐敗。

當時他眼中閃爍著不容置疑的光芒。

 

毛份子要幹什麼?

有一個問題讓我非常感興趣,就是假如這些毛份子真的掌握了政權,敢叫日月換新天起來,會是什麼樣子。儘管有很多歷史經驗表明,即使革命政黨當權後,也可能背棄原來的原教旨主義態度,採取較為實用主義的政策。不過在一個有約四十萬人口的煤炭工業城市Godavari Khani,我瞭解到一些有趣的故事,可以反映出他們大致的社會治理理念。這裏由於大量的礦工家庭,工會勢力非常強大,曾經是納薩爾運動的重鎮,該地現在還有一些諸如人民廣場,列寧大街一樣的地名顯示出革命特徵,今天的礦工中依然有納薩爾運動的週邊組織和骨幹人員。

最初毛份子領導工人為了更好的勞動權益進行罷工鬥爭,在1980年舉行了一次持續56天的大罷工,並迫使廠方讓步,這是當地工人的首次勝利,為毛份子贏得了威信。

在領導工人取得了罷工勝利之後,毛份子們意圖在該地區的向腐朽的生活方式開刀,也許是工作壓力大的緣故,當地很多礦工都有酗酒的壞毛病,一下工就愛到酒館花天酒地,糟蹋錢不說,酩酊大醉回家還打老婆。毛份子的措施非常簡單,禁止礦工喝酒,有違反規定者,將召開批鬥會,並用鞭撻等方式使他們記住教訓。同時毛份子還宣佈,在該地區賣酒為“非法”,責令當地的酒館在限定時期內改行關門,賣酒比喝酒罪行嚴重的多,被視為“毒害工人階級”,如果超過限定時期仍然膽敢在礦區賣酒者,將被槍斃。誰都知道,毛份子可不是開玩笑的,也沒人敢拿自己腦袋開玩笑,幾天之內礦區一個賣酒的地方都沒有了,也再沒有人喝酒了。從效果上來看,礦工們無處消磨時間,一下工早早就回家了,還能夠帶更多的工錢回家,家庭也更和睦了。看到自己的丈夫被管教了,礦工的妻子們也開始擁護毛份子。不過當後來員警重新獲得了該地區的實際控制權後,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荷槍實彈保護酒館重新開張,並保護酒鬼們進去喝酒,如今該地區又恢復了常態,不過毛份子需要向政府示威時,酒館是一個比較主要的襲擊目標。

毛份子還有一個充滿想像力的大手筆,由於該地區大多數都是礦工家庭,產業單一,農副產品都需要從其他地方運過來。一些小販就把價格抬得比較高,雖然不是高很多,但是給本不富裕的礦工家庭增加了負擔,群眾意見比較集中,於是毛份子調查了周邊地區的物價後,張貼告示,給從柴米油鹽到禽蛋魚蔬都規定了“標準價格”,宣佈從今往後,如果有商販超過標準價格販賣貨物,將被宣判為奸商,加以懲處。這一套做法在整個80年代都非常奏效,我詢問一個毛份子,為什麼不辦個平價商店之類的,用經濟手段來調節物價,他不屑地說,那是資產階級的做法。

而毛份子最有威懾力的行動是放在打擊資產階級上,在上世紀八十年代中期該地區曾有兩個大礦的經理先後被刺殺,一個現在公開身份是工人的“前毛份子”認為,當時他們是很講道理,那兩個經理都以對待工人苛刻著稱,比如講工人覺得不舒服要請假,他們就不允許,或者要脅要扣工資。於是毛份子首先客氣地和他講道理,告訴他這樣是不對的,如果他仍然不改正;毛份子將警告他在限定時期內必須改正;到時候如果工人群眾對他的態度仍不滿意;這樣毛份子就已經仁至義盡了,他們將宣佈此人為“階級敵人”,宣判其死刑,並派出特別行動小組來執行。政府方面經常譴責毛份子“濫殺無辜”,不過我可以感覺到在一些底層群眾中間,毛份子被當作除暴揚善的英雄。為了證明自己的隊伍是大公無私的英雄,而不是出於私仇的暴徒,我聽到海德拉巴的幾個毛份子告訴我曾有一個該省的革命同志,自己殺了他的親哥哥,因為他哥哥是個為富不仁的大地主,並把他哥哥的土地分給了窮人,不管這個故事有沒有誇張的成分,他們對這種大義滅親行為的態度都頗讓我吃驚。

我曾採訪了Godavari Khani一個主要礦業公司的總經理veera reddy,當我詢問他對毛份子的看法時,他的回答比較謹慎:毛份子有一些做法我不贊成,但他們推廣了平等的思想是很好的,過去印度礦工見到經理要叫“老爺”,現在大家都認同人是平等的。我問他,你現在還不害怕毛份子?他說,自己不怎麼怕,因為他和工人關係不錯,不過他補充,在有毛份子活動的地方,經理們都比較小心,會覺得有隻眼睛在盯著自己。他同時抱怨,我們現在這些工人每天能真正工作3個小時就很不錯了,隨便遲到早退,你也不敢批評他們,更不可能開除他們,是典型的大鍋飯。目前該地礦工的工資水準在每月250美元的水準,一個人工作就可以養活全家。

由於印度的農民是不用繳稅,而且享受政府補貼的,所以毛份子也要小心地不增加群眾負擔。他們通過一些被官方視為違法的手段籌措革命經費,除了在農村地區打土豪分浮財以外,還會綁架一些大地主和其他他們認為為富不仁的人來要求贖金,他們甚至承認他們“偶爾”也通過販運大麻一類毒品來籌措資金,不過那是為了崇高的事業。而他們最主要的籌款對象是承包商,大概是建築承包商和當地政府之間往往有不可見人的交易,所以承包商通常是容易的籌款目標,在接到毛份子的通牒後大多會破財消災,息事寧人。我在印度遇到中國某工程隊的管理人員,據說他們也曾遭到打著毛份子旗號的劫匪,他們事先通知工程隊雇傭的當地保安,某日某時要來工地拉鋼材,不得阻攔和報警,那些保安都很乖。不過這些讓官方十分頭疼的事情,特別在底層群眾中並沒有什麼反感,我遇到不少工人,農民都覺得毛份子這樣做很好,有人這樣對我評價“如果毛份子問誰要錢,他一定是活該。”

對於官方和西方國際社會把毛份子當作恐怖組織看待,很多人是不贊同的,因為印度毛派雖然製造了很多刺殺和炸彈爆炸事件,但都是以政府官員,員警當局,大地主等“階級敵人”作為襲擊目標,從來沒有針對民用建築和公共場所。而且有毛份子還向我解釋,他們和紅色高棉不同,參加和退出都是自願的,只要不向員警洩露組織機密,即使退黨並且公開表示不同意毛份子的主張,也不會被當作叛徒。

 

毛份子向何處去?

我在印度的瞭解使我感覺政府依靠武力打擊是不可能消滅毛份子的,除了前面提到毛份子擁有的群眾基礎以外,印度法律體系的嚴謹和低效也是一個重要原因。

由於對於證據的強調,要證明一個人犯罪非常困難,印度沒有思想罪或者言論煽動罪,要證明一個毛份子殺過人更加困難,除非當場抓獲,或者在其據點連人帶槍抓獲,否則員警很難做什麼,一個毛份子只要不帶武器和紅寶書,走出叢林,宣佈自己是一個“毛份子同情者”,員警就拿他沒辦法,一旦政府的打擊減弱,他又可以重新拿起槍開展武裝鬥爭。員警對於毛份子非常絕望,所以很多員警假如有可能的話就不會把毛份子帶上法庭受審,很通常的做法是在抓捕現場就將毛份子擊斃,彙報說毛份子負隅頑抗,或者把毛份子帶到郊外槍斃,偽造現場說毛份子要逃跑。有一個在德里毛份子告訴我,全國一年中被員警秘密處決的毛份子有上千人,一個海德拉巴的毛份子告訴我,僅在該省去年毛份子就有超過220個被殺,這個數字大概包括在戰鬥中被誤殺的平民,而根據人權組織的報告在過去的16個月中有211個毛份子被捕後被秘密處死。也許統計管道不同,我無從核實這個資料的可靠性,不過可以確信的是,殺戮和鎮壓反倒刺激了一些毛份子“唯有犧牲多壯志”的激情,很多毛份子懷著為革命同志討還血債的仇恨,把員警作為報復的目標,而這又更加刺激了員警對毛份子的圍剿,冤冤相報,沒完沒了。

在海德拉巴(Hyderabad)省,0410月在國大黨當選後在一批左翼知識份子的撮合下,政府伸出橄欖枝表示願意和毛份子談判,毛份子們之所以接受談判的邀請,很大程度上是受重慶談判的故事的影響,也想利用這次談判,在政治上佔據主動,和談期間,雙方都宣佈停火,政府要求毛份子放下武器,既往不咎,甚至可以考慮邀請其參加聯合政府;02Andhra
Pradesh
省和毛份子也舉行過類似的談判,但最後都以談判破裂,雙方重新開戰為結局。因為毛份子提出的條件最主要兩條,一是,審判曾經秘密處決毛份子的員警,為革命同志報仇;二是,實行土改,把地主的土地分給農民,這兩個條件顯然政府無法滿足。

包括毛份子們自己也不知道,他們的革命鬥爭何時能取得勝利,或者說應該向何處發展,有時來自尼泊爾或者委內瑞拉的消息會讓他們感到振奮,不過更多的時候他們處在被邊緣化的悲憤和焦慮之中,他們所能做的只有“把革命堅持到底”。但同時他們仍然有一種希望在支撐著他們,一是寄希望於國際形勢的變化,他們的核心人物都非常愛讀喬姆斯基的著作,那些資訊使他們相信,國際帝國主義勢力已近是強弩之末,多行不義必自斃;二是寄希望一個天才領袖的出現,帶領他們經過“長征”通向最後勝利,因為他們知道中國的革命也曾經經歷過漫長的低谷,曾有一個毛份子告訴我說:我們的革命現在非常艱難,目前勝利的希望很渺茫,但我們還是會堅持下去,一定會有一個天才的革命家領導我們走向最後的勝利。我問:什麼樣的天才革命家?他認真地說:那個人應該就是毛在印度的轉世靈童(incanation)。我開玩笑說:“不巧呀,毛的轉世靈童現在在北朝鮮。”他瞪了我一眼:“我們還會等待他的下一個轉世。”

 

寬容激進也是維護民主

通常人們提到印度,會聯想起簞食瓢飲的甘地,高貴的非暴力運動,神秘的冥想和清心寡欲的素食主義,在這樣一個國家可以有人高舉暴力革命的旗幟四十年之久似乎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

實際這是一種美麗的誤會,早在甘地的年代,他的非暴力宣導就並非政治舞臺上唯一一種聲音。在今天的很多印度人心目中巴加.辛( Bhagar
singh
)是更加偉大的民族解放英雄,他公開走和甘地不同的抗爭道路,比如往議會丟炸彈,來表現對被英國人操縱的議會政治的不滿,最後被捕犧牲。在很多人看來,甘地不過是一個下山摘桃子的人,如果沒有大量像巴加.辛這樣的革命志士,告訴當權者不要不顧及人民的怒火,“人民生氣了,後果很嚴重”,殖民主義者根本不會屑於和甘地這樣乾枯的老頭子坐到一張談判桌前。

很多歷史資料也證明了在很多方面甘地其實是一個保守的原教旨主義者。而印度教帶給印度社會的一個重要副作用就是種姓制度,甘地更多的時候,不願意激怒印度教的保守勢力,宣揚一種相互妥協的觀點,比如不同種姓“不一樣但是平等”,“人的五個手指頭都不一樣長短,功能也不同,但沒有高下之分。”這種觀念是意圖調和種姓之間的矛盾,但卻不能使低種姓的知識份子滿意。而安貝德卡博士(Ambedkar)就是甘地最激烈的抨擊者,這位來自達里茲(dalits,所有種姓中最底下的賤民)的傑出人物,在英殖民地時代享受了最好的教育,獲得了英國和美國的博士學位,而他對於甘地在種姓方面的保守態度怒不可遏。乃至於甚至表示過,假如不能讓低種姓享有平等權益,他情願讓英國人繼續統治下去也不希望印度教徒統治這個國家。他帶領低種姓的群眾沖進過去只有高種姓者才能進入的神廟,到過去只有高種姓者才能飲用的水源去取水,為此一度造成了很多地方的騷亂。還有更激進的力量乾脆組織了諸如達里茲黑豹黨一類的團體。但這些人的堅持卻使得印度的上層社會不得不傾聽來自弱勢族群的聲音,最後促成了給與低種姓階層在教育和就業等領域的一系列優惠保障政策。而安貝德卡博士的努力也最後贏得了印度主流社會的尊重,他在印度獨立後被任命為憲法起草委員會的主席,今天被稱作印度的憲法之父,幾乎在印度的每一個村莊都能看到他的塑像。

在印度這種對激進主義的同情乃至支持,並不僅僅是一種社會底層的情感。在主流知識份子中,也不乏毛份子的支持者,比如我採訪了德里大學發展中國家研究中心的主任莫漢蒂(manoranjan mohanty)教授,他在任何場合都不會放棄為毛份子辯護的機會,把他們稱作“推進社會進步的一支積極力量”。而在奧斯馬尼亞大學(osmania university,為公立大學有五十多萬學生),一次和二十幾個社會學專業的教授及博士生的小規模座談中,我作完演講,提問階段,我聽見不止一個人表示印度現在就缺一次文化大革命。我很吃驚,就問他們有多少人持這種觀點,沒料到所有的人都舉起手來。我問他們,為什麼他們這麼喜歡文化大革命,他們回答文革才能帶來平等。我向他們解釋,和馬丁路德金追求的平等不一樣,其實文革中人和人的關係並不平等,在政治上扶植起工農階層來鎮壓原來的上層社會人士,順帶打倒所有政敵和潛在異見者,實際上是創造了一種新的不平等,並樹立自己的絕對權力,而且工人農民通過文革在生活上並沒有獲得實際的好處,國家經濟經過文革處在崩潰的邊緣,除了“毛主席”一個壽終正寢的大贏家,人民受到的傷害至今都沒有完全恢復。我進一步解釋這意味著在印度如果來一次中國式的文革的話,婆羅門都得淪為賤民,大學教授和你們這些博士得去掃馬路,他們聽了面面相覷,有一個人大概覺得我是胡說八道甚至臉漲得通紅,拂袖而去。我又接著問:你們還有多少人認為印度應該來一次文化大革命。仍然有十幾個人舉起手來,其中有一位是社會學系系主任,還有一位博士生後來我知道他自己就是婆羅門。也許社會學專業的學者比較左傾(我說的左傾是國際語境下的,不是中國特色的那些所謂左派)一些,但仍然給我很大的震撼。讓我想起那句格言,把它改一下“一個人的毒藥,對另一個人是美食。”(one mans poison is another mans meat.)後來我知道毛份子在這所學校號召力挺大,還有類似共青團的學生組織。

不僅在理想化的知識份子中間,在印度政府高層也同樣有一種對激進主義者的同情情緒。在印度我感到非常有趣地發現,儘管在毛份子眼裏國大黨之流,都是資產階級分子,共產黨也是修正主義分子,甚至有人向我控訴,共產黨當權的地方鎮壓毛份子比國大黨還要積極,徹底走上了反動道路,比如他們的領袖查魯馬宗達就是1972年在共產黨執政加爾各答被捕並死在獄中的。但政治家們通常對毛份子用比較包容的心態,比如當重要毛份子被捕的時候,很多地方政治家會呼籲公正審判,確保其人身安全等;甚至把毛份子視為同盟軍,比如印共(馬派)海德拉巴省的省委書記B. V. Raghavulu先生,他是一位彬彬有禮的學者,在我採訪他時,他表示雖然共產黨對毛份子的激進做法並不贊成,但是他們的存在對於推進土地改革和社會公正也確實有積極的一面。不管是否心口如一,提倡用更多用寬容的態度瓦解感化毛份子,而不是用光用鐵腕打擊,也是印度政壇的主流意見。比如06年初會議上總理曼莫汗·辛格在提醒毛份子對於國家安全的威脅的同時提出了一個“兩條腿走路”的對策。除了採用有效的員警行動;還要使他們減少被剝奪和被拋棄的心情。例如進行一種寬鬆的招安和復興工作,並且在受毛份子控制的地區實施各種農村建設和改革計畫。如實行農村就業保證計畫,緩解農村高利貸盤剝,制止基層官員員警對農民的侵擾等等。甚至一位前任員警總監prakash singh,他和毛份子鬥了一輩子,退休後卻寫了很多文章,呼籲社會理解毛份子,呼籲政府把著眼點放在解決社會矛盾,而不是軍事打擊上。

 恰恰是這些寬容明智的政策制定者,使我不相信民主和憲政已經根深蒂固的印度社會會爆發一場中國式的文化大革命或者武裝革命,但那些喧囂的革命呼聲,卻在給社會敲響警鐘,讓養尊處優的既得利益者,不要過於被惰性麻痹,盡力去滿足社會變革的願望,緩和社會矛盾,因為如果不這樣做,假如情緒被長久積壓,無法釋放,最後爆發出來會更糟。在去印度之前,我一直把激進主義思潮當作一種社會發展中的非建設性力量,對於革命宣傳我是反感的,而在印度的觀察,讓我固有的觀念有了一些變化,也許在一個有足夠包容力的憲政框架下,適當的激進主義同樣有一些建設性的作用,就好像為了達成一個社會進步的目的,既需要有人唱白臉,也需要人唱紅臉一樣。

從某種意義上講,我想正是那些革命力量的長期存在,和明智的領導者的不斷妥協改革,才使得印度這個和中國一樣人口多,底子薄的東方大國,不會徹底走上暴力革命的道路

後記:

此文是我2006年的作品,那是在我遭受打擊的低谷,這不是第一次,也許也不會是最後一次,創痛卻不可與人言,訪舊半為鬼,多病故人疏。更重要的是我看不清楚這個社會的未來,也不能說服自己,我以往堅守和付出的是否有價值,甚至是否有方向性的錯誤,我是不是自己所不喜歡的那個人群中最大的一個傻逼。

在印度的調研,和我的多次獨行一樣,也是我解答內心困惑的一次長征。儘管我在媒體的人脈大概比很多人都廣,但此文在中國依然無處發表,我給了北京一家非常有歷史關懷的雜誌,準備發了,最後審稿的編委會某個大約在文革中創鉅痛深的老爺子拍案大怒:居然宣揚毛澤東這個邪神世界上還有市場,絕不能讓這個謬種流傳!又投給南方一家週報,總編說:對毛澤東路線有反思,又涉及國際關係,我們不敢發;再投給香港一家雜誌,總編說:我們讀者對這種宏大問題沒這麼多興趣,能不能摘三千字發?

他們都沒讀懂我的文章,因為他們沒有我所懷的困惑,不過從哲學上講被誤讀恰是人生的常態。我自己隨隨便便寫的稿子,供不應求,稿酬頗高,還欠了一屁股文債,最嘔心瀝血的作品多是貼血本貢獻給互聯網了,只要中國的大環境沒改善到一定程度,我自己當總編輯大概也是一樣。

但所有工作最後的意義是為了自己內心的安寧,當那些文字思考的碎片像蚊子一樣在你腦海裏嗡嗡作響,催促你讓它們浮出水面,即使你無憑無恃,你也可以像子彈一樣往前衝,筋疲力盡後,你享有平靜和自由。

感謝各位師友,我已得救。◎

40期(2007年2月):也談人性、惡和文革 〔 陽和平 〕

也談人性、惡和文革

陽和平

前言:去年十月,正當我表姐卡瑪製作的六四紀錄片《天安門》和文革紀錄片《八九點鐘的太陽》在臺灣轟動一時期間,臺灣朋友們寫信要我就《中國時報》記者對卡瑪的採訪談一下我的觀點。我寫東西本來就慢,加上時間不足,待我十一月初把稿子寄給《中國時報》時,不知是舊聞了,還是不符合報社的胃口,一直未發表,因此轉交《批判與再造》讀者一閱。

 

貴報近期發表了一篇記者採訪我表姐卡瑪(Carma Hinton)的報導。我想就文中對文革和毛澤東的評價以及卡瑪的六四紀錄片和文革紀錄片提出一些個人的看法。

 

我的背景和卡瑪很相似,都是“生在新中國,長在紅旗下”的“外國人”。受我舅舅(卡瑪之父)韓丁(Bill
Hinton
)的影響,我從事養牛業的父親陽早(Sid Engst) 和從事過美國原子彈研製的母親寒春 (Joan Hinton) 先後於46年和48年到達中國,而後49年于延安結的婚。我的名字陽和平是宋慶齡在52年北京召開的世界和平理事會上給即將出生的我起的。

 

我母親對她所熱愛的核子物理研究變成了美國毀滅日本廣島人民的工具極其憤恨。她毅然離開美國奔往延安,另找人生的意義。我是在西安的一家國營農場長大的。我父親負責農場的奶牛養殖,我母親應用它的物理學知識改良農具,設計牛場。環境雖然比他們在美國時艱苦的多,但他們的創業生活有意義。我爸爸常說他們是為活而食,不是為食而活。

 

卡瑪比我大三歲。我小時崇拜她,敬佩她。文革初期,十四歲的我還和她一起到山西的陽泉煤礦串聯。她那時是我的啟蒙人。我們那幫學生們在礦裏“煽風點火”,幫著礦工中的造反派反抗礦領導,和保皇派工人辯論。我們也幹了一些過激的事,如一起闖入一位礦領導的家,搜尋他為了整造反派工人而搞的“黑材料”。

 

我這個文革的“過來人”,經過多年的反思,不太同意貴報記者採訪中使用缺乏客觀標準的諸如“惡”、“人性”、和“公正”等等的概念和觀點來指責文革和毛澤東,希望借此機會使貴報的讀者看到一些與主流思潮不同的觀點和看法。

 

我在中美兩國先後當了近二十年的工人。雖然我爾後上完大學,攻博士,任教,成了知識份子的一員,但我仍然擺脫不了以工農百姓的角度來觀世的立場。

 

我在中國當工人的五年裏,認識的工人中間痛恨文革的不多,而認為只有像文革那樣的群眾運動才能對付官僚腐敗的卻不少。文革期間,工廠裏當幹部的搞腐敗可不容易,一旦被群眾發現了,一張大字報貼出來,這官就不好做了。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是文革的特點。這是民主,還是惡?

 

什麼是“惡”?中國傳統文化只許“上”犯“下”的惡,把“上”欺騙、壓榨、掠奪“下”的惡認為是天經地義的。中國歷史上也有數不清的“下”犯“上”的農民暴動,但是只有文革是中國有史以來第一次基本上是以非暴力的形式進行的大規模的“下”犯“上”的(也實質上是民主的)搏鬥。

 

雖然工農群眾在這場搏鬥中目前暫時失敗了,但它的意義遠遠不是勝者們及其獨斷的宣傳機構喧嚷描述的那樣。文革對廣大工農群眾來說是一場他們能如何真正的當家作主的鬥爭。他們一邊受著傳統文化的約束,一邊摸索著徹底解放自己的道路。而那些社會上層人物(走資派),“精英”們卻在文革期間時而直接鎮壓群眾,時而挑動群眾鬥群眾,時而把革命推向極端,想方設法維護自己的特權地位。工農百姓被其推入“弱勢群體”是這場搏鬥後來的結果。

 

毛澤東要想搞掉自己的對手還不容易?憑他的權力和威望,根本用不著發動文革。那些把文革這場激烈的階級搏鬥簡化為中共上層的人事糾紛是否有些眼光短淺?

 

1974年我到美國後當工人的近十五年裏,體會了西方資本主義下的民主與中國毛澤東時代民主的根本區別。在毛澤東時代,我們工廠裏的工人有民主管理和監督企業領導的權利。我們有鐵飯碗,不怕幹部,敢提意見,幹活很少有偷懶的,生產年年超額完成計畫。在美國,我們工人對老闆有意見,只有辭職另找活路的權利,無權過問企業的管理。老闆在,裝著賣命,老闆不在磨洋工,哪有民主權利?

 

我不容易接受貴報採訪中提出的以人性的觀點看文革的主張。離開階級的利害衝突和它所反映的思想意識形態上的鬥爭去抽象地談人性是否不現實?人性沒有階級性嗎?美國自稱是講人性的,可對伊拉克人它講的是什麼人性?據說鄧小平對他兒女們很有人情,但對北京市民六四時的人性在哪里呢?抽象地談人性更像是文人的空想。

 

人性是要講的,但也要愛恨分明。我在中美兩國所感觸到的工農百姓之間的相互體諒、幫助、寬容比文人們的幻想要實在得多。用“無人性”來指責誹謗工農百姓對當政者濫用職權的憎恨和反抗公道嗎?

 

文革離得我們越遠,中國在資本主義道路上走的越徹底,工農反抗中國官僚買辦資本的鬥爭越激烈,文革和毛澤東在中國老百姓中就越有影響力,因而為資本服務的御用文人們就越要努力攻擊文革和毛澤東。在這場遠沒有完結的激烈的階級搏鬥中,我們能作為“客觀”的旁觀者,對當權者的殘暴和工農百姓及學生的“民主意識缺失”(作者在六四紀錄片中表現出的責難)各打五十大板嗎?在這兩大階級兩大勢力的激烈搏鬥中,抽象的公正是沒有的。

 

六四的坦克摧毀了我們很多人對中國當局的幻想。二三十年來眼看著工農百姓的處境日益惡化,目睹著建立在以血汗工廠為基礎的、掠奪公共財產為私有的、以武力維護少數人榮華富貴的社會現實,又教育了我們很多人。這段歷史反而證實了毛澤東所發起的文革是反惡霸老爺的,是維護工農百姓公正利益的一場意義深遠的搏鬥。說到底,那些當初的走資派,當今的太子党惡霸們為了維護自己家族的烏紗帽不惜動手殺人的人,才是要對文革武鬥負責的人。文革,就其本質來講是一場提倡同以往統治階級以武治人的做法相反的一場以理服人的“文鬥”。從這種意義上來講,它倒是一場真正的工農百姓為自己利益而奮鬥的講人性的搏鬥。

 

中國歷史以往是成者為王,敗者為寇。但文革的失敗是暫時的。它為將來的工農群眾的解放運動提供了豐富的經驗教訓。終有一天,它的歷史地位會有一個從工農百姓的角度來看是公正的評價。◎

毛澤東論社會主義民主

這裡講到蘇聯勞動者享受的各種權利時,沒有講勞動者管理國家、管理軍隊、管理各種企業、管理文化教育的權利。實際上,這是社會主義制度下勞動者最大的權利,最根本的權利。沒有這種權利,勞動者的工作權、休息權、受教育權等等權利,就沒有保證。

社會主義民主的問題,首先就是勞動者有沒有權利來克服各種敵對勢力和它們的影響的問題。像報紙刊物、廣播、電影這類東西,掌握在誰手裡,由誰來發議論,都是屬於權利的問題。如果這些東西由右傾機會主義分子這些少數人來掌握,那麼絕大多數迫切要求大躍進的人,在這些方面的權利就被剝奪了。如果電影掌握在右派份子手裏,人民又怎麼能夠在電影方面實現自已的權利呢?人民內部有各種派別,有黨派性。一切國家機關、一切部隊、一切企業、一切文化教育事業掌握在那派手裏,對於保證人民權利問題,關係極大。掌握在馬克思列寧主義者手裏,絕大多數人民的權利就有保證了;掌握在右傾機會主義分子或者右派分子手裏,它們就有可能變質,人民的權利就不能保證。總之,人民自已必須管理上層建築,不管理上層建築是不行的。我們不能夠把人民的權利問題,了解為國家只由一部份人管理,人民在這些人管理下享受勞動、教育、社會保險等等權利。──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下冊談話(195912月)

34期:工人自組工廠當家做主 鄭怡雯

工人自組工廠

當家做主 

—薩爾瓦多Just Garments工廠的啟示

■鄭怡雯

你想上廁所就去上廁所,你想喝水就可以喝水……」在《Producing
Just Garments
*片中,工人以素樸的語言,在鏡頭前說著Just Garments和其他工廠的不同。Just Garments,這是個約有百來位工人的薩爾瓦多成衣廠,打從踏進這工廠大門的第一步起,即可感受到這裡和此地其他工廠間截然不同的氛圍。放眼望去,這裡沒有警備森嚴的高牆和高壓的勞動管理,取而代之是安全乾淨的工作環境、完善的抽風系統、每台縫紉機旁配著符合人體工學的座椅。這是一個工人們自主營運的工廠,合作與信任不是只在生產線上,他們努力守護著這個得來不易的家園。

建立工人自主經營管理的工廠

Just Garments的前身是台南企業在薩爾瓦多的成衣廠。2000年薩爾瓦多大地震發生後,當時台南企業資方卻強制工人不許離廠回家探望家人,諸如此類不近人情的管理令工人的不滿積累日多,終於著手組織自主工會。到了2002年,加入薩爾瓦多紡織工人協會(STIT)的人數超過法定門檻,他們提出了勞資集體協商,台南企業資方卻隨即宣布關廠。於是STIT找上了薩國工運組織CEAL尋求關廠後的對策,他們聯繫在美國反血汗工廠的團體,在美國發起抵制南企代工的品牌商產品,台灣的「關注全球化資訊中心(FOG)」和南企在印尼、柬埔寨廠的工人先後也加入這個國際勞工大連線的抗議行動中,柬國工會甚至表示,他們不會接受南企把薩爾瓦多的訂單生產轉移到柬埔寨來。最後美國品牌商在一波波的壓力下,紛紛要求南企妥善處理在薩國的關廠爭議,逼使南企資方上桌談判。結果南企同意在薩國開設一個新廠,而這個廠的董事會雖然由工會與南企各推一人組成,但廠內的實際營運則交由工會主導。因此在20034Just Garments成立時,台南企業已與該廠經營無干,一個由工人自主經營管理的工廠就此誕生。〈編按:關於該廠抗爭的詳情,請參閱20064月本刊第30期的《用跨國工運對抗資本的全球化》〉

這是一個新希望的開始,但也是各種打擊紛至沓來的另個開端。打從Just
Garment
成立那天起,薩國政府就開始阻撓原台南企業的機器設備運送到新的工廠,其他的廠商也不甘願見到,更別提支持協助這麼一個擁有較佳勞動條件的工廠,而之前答應會下訂單給Just Garments的品牌商並沒有遵守原先的承諾。這些背信的品牌商如Lands
End
GAP最後以捐款給Just Garments的方式,來彌補對工人造成的傷害和損失。工人們除將這筆捐款用於購買機器設備和纖維原料,使Just Garments得以度過初期營運的階段外,他們也將用這筆款項購買更多的股份,因此現在工人們已經掌握該廠大多數的股份。但是在品牌商不願下單的情況下,Just Garments開始向薩國其他工廠尋求外包的訂單,然而這些訂單僅夠支付工人的工資,不足以支應經常性的支出,工廠債務積累一日復一日。

可能成為國際反血汗運動的新里程碑

在債務壓力下,Just Garments亟欲尋覓其他出路。鑒於抗爭期間得到國際間的團結支持,該廠決定將市場鎖定在美國、加拿大和歐洲等著重道德意識的消費者市場。Just Garments瞄準這個市場,陸續從 No Sweat ApparelCRISPAZ 和喬治城大學等團體接單生產。

在留美期間,我先後於不同的會議場合,兩次遇見Just Garments的法人代表Gilberto Garcia。過去他是CEAL的工運組織者,而今為了Just Garments的生存,在國際成衣消費市場尋找可能的利基。他談到以Just
Garments
脆弱的經濟條件,要處理多種不同要求的小批量生產訂單確實有困難,相形之下,大批量生產有利於降低纖維等原料成本,因此Just Garments目前正在推行一個試用計畫(Beta Test),在這個計畫中,除將以大規模的T恤生產為主要模式外,也同時推行自有品牌來取代對外包訂單的依賴。總部位於華盛頓的SEAC
International
Just Garments在這個計畫中的合作夥伴,除了提供財務協助和原材料外,SEAC也將成為Just Garments成衣在美國的專門經銷商,負責將該廠輸出的貨櫃成衣銷售出去,初期仍將以大學校園為主要市場。而Just Garments每月將生產一貨櫃約44000件的T恤,SEAC則以每件0.65美元支付給J廠,這樣的金額估計可以涵蓋所有的營運支出,工人薪水也將可以比之前(最低工資多5%左右)增加20%,並逐步達成生存工資(living wage)的目標。

這個計畫正在起步,Just Garments仍然生存危機四伏,儘管壓力龐大難關重重,Just Garments廠仍不斷探索著可能的出路,至今該廠的工人仍不放棄這樣的信念:一個能帶給工人尊嚴的工廠,也可以有經得起競爭的生存能力。這樣的夢想如得以成真,攸關的不只是這廠百來位工人的福祉,正如Gilberto所說,這也將為中美洲加工出口區的工人鬥爭樹下範例,更是國際反血汗運動的新里程碑。

「另一個世界是可能的!」這不光是一個口號,也不是遙遙無期的未來式,Just
Garments
工人的奮鬥歷程,正是務實地摸索、創造可能的起點之一。

*Producing Just Garments by Javier Armas, 2006

本刊文章歡迎轉載,但請註明出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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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部

30期:土地就是原因、土地就是生命【陳瑤華】

 

土地就是原因、土地就是生命(註一)

■陳瑤華

 

20051025的晚上,CATLU工會的領袖Ricado
Ramos
和十幾位工會的成員正在慶祝將近一年的罷工即將獲得最後勝利的時候,子彈打到他的腦門,Ric當場死亡。同伴們追出去,希望能當場抓到兇手,不過兇手在相當距離之外開槍,早已不見蹤影。

消息26日傳到台灣,我的眼淚無法停止,彷彿被重重打了一記。八月中旬離開Hacienda Luisita的時候,Ric還和我們一起召開記者會,控訴Tarlac地區Luisita莊園的老闆和地主Cojuangco家族,以及菲律賓國家警察及軍隊,以暴力鎮壓和屠殺當地示威罷工的農民和勞工。有好幾天,我和其他參與人權調查的各國成員,待在Ric擔任村長的辦公室,召集曾經參與罷工行動中受傷的工人,一起釐清20041116當天在罷工地點發生的血腥鎮壓行動,以及瞭解事件發生之後,工人及十個村子的村民們,如何受到湧入當地駐紮的軍人和警察監視、武力威脅和騷擾。短短兩個多月,在罷工行動即將接近尾聲,補償金和復工條件都快要談妥的情況下,Ric已經不在了。我們怎麼可能會忘記這位村長和工會領袖,曾經在暴力鎮壓事件的前一刻,以無比勇氣宣告正義一定會勝利?

 

資本全球化造成農工生計無著、流離失所

罷工的理由再簡單不過了,誰能靠一週9.5披索(台幣不到六塊錢)的工資度日呢?大老闆和地主Cojuangco 家族隨便買一匹馬就好幾億,人怎麼會比不上一匹馬的價值呢?失去了世代居住的土地,換回來沒有用的股票,工人們不就等於死路一條嗎?工廠附近開始興建大規模的高科技園區,日本三洋公司已經掛牌進駐,全球化的浪潮一波接一波臨到。沒有土地,失去工作、勞力必須外移,屈就其他國家最低薪資的工作。為了在外移的國家賺取一口飯吃,必須忍受家園荒廢、子女沒人教養的痛苦,照顧輸入國家庭的老弱成員、承擔危險、沈重的勞力工作。全球化自由市場正對過去養活國家和人民的農工展開生吞活剝的整肅行動,她們的辛酸血淚,坐享其成的地主、政府、跨國大老闆,以及那些佔盡全球化便宜的國家和人民,從何得知?

發生在Hacienda Luisita農人和工人們身上的故事,只是無數類似事件的縮影。不同的地方,在於她們無比的勇氣和毅力,在糖廠一號大門的罷工據點,掛上所有抗爭被殺伙伴的照片,誓言為這些伙伴爭得應有的正義。20041116七位伙伴被殺,其中一人的屍體還被掛在一號大門上。17日哀悼死者、撫慰家人、救助倖存者。18日大家扶老攜幼,回到一號大門的罷工據點,堅持到底。儘管在罷工據點一天吃不到兩餐飯,必須忍受寒冷與飢餓。儘管工廠保全人員經常和警方一起來「關切」、「瞭解狀況」。2005814-18日,我們在罷工據點生活的那幾天,就曾看到保全人員和警察好幾度來訪,「詢問」我們來訪的動機。18日召開記者會時,軍用的直昇機在空中盤旋不去。我們離開後,卡車載著軍隊的士兵隨後就開到罷工據點。村民們聽到消息,也都跑到罷工據點去抗議,才化解一場危機。

 

軍警血腥鎮壓罷工民眾

軍警以「新人民軍叛亂」一筆帶過Hacienda Luisita的血腥鎮壓事件,不知道的人,還會信以為真。在罷工地點被步槍子彈打到腳骨、背及手骨的人,只要秀出傷口,再多疑的人也只能啞口無聲。那些傷口只有一個解釋:在轉身逃跑時,背後被射擊的證據。有些正面的挫傷,也都是防禦性的傷口,顯示曾經遭到嚴重毆打和攻擊。受傷很嚴重的Rex一拐一拐地走進來,兩眼還是充滿驚愕和惶恐。他腿部兩處中彈時,跪倒在地不能動彈,卻仍被毆打拖行。他曾哀求對方饒他一命,卻被更為猛烈的棍棒、槍托襲擊,幾乎當場死亡。Florida 看到陌生人有些害羞,她不好意思地掀開自己的背部,露出五公分左右的子彈穿透傷,還是餘悸猶存,因為如果不是她背上的背包,她可能已經沒命。Emelita和一百多人一起在罷工地點被軍警拘捕,她當時懷孕六個月,他們不但不讓她在拘留地點上廁所,而且強制她要交出其他人的名字。十三歲的Luigi最討厭軍人和警察,因為他們很兇殘,向他及他更小的表弟妹們丟催淚瓦斯。好幾個禮拜她們都胸口疼痛,咳嗽不止,而且晚上惡夢連連。

血腥鎮壓事件過後,Hacienda Luisita十個村子的村民都被便衣的軍警嚴密監控。曾經參與罷工的工人更是不得安寧。Felix這個六十三歲的工會元老,更是一刻都不能安寧。先是在三月收到「你會死」的威脅字條,四月、五月不是有人放話要殺他,就是有人在門口開槍。Felix只好住到罷工據點,一個禮拜偷偷溜回家看家人一次,以免連累他們。我從來沒有受到死亡虎視眈眈的恐懼,也不知道那像甚麼(也許蘇建和和他的朋友可以告訴我),但當Felix謝謝我們願意從台灣來和他們在一起時,我突然很恐懼。想到半夜有槍聲,想到有人想要置他於死地。

 

為甚麼台灣人沒辦法善待移工?

在玉蜀黍田遇到一位農作班的「班長」,她抱著年幼的小孩,告訴我她的弟弟正高興等著要去台灣工作,希望還可以聯絡。我把家裡的電話給她,卻懷著更多的忐忑不安,擔心她的家人會在台灣被惡劣對待。為甚麼曾經經歷過恐怖統治的台灣人民,沒辦法同情幾乎處於同樣處境的菲律賓村民?「人生而自由,平等享有權利」,包括台灣人,也包括菲律賓、泰國、越南、西藏、印度、緬甸、印尼和中國人。歧視任何一個亞洲的窮人,就是歧視亞洲人,就是歧視人。只要有人還活在恐怖統治中而心懷恐懼,其他人也都不能倖免。這樣的事,歐洲人在經過納粹發動戰爭、屠殺猶太人,一定可以懂。美國人在種族的劇烈衝突也一定可以理解。那麼,為甚麼盧安達人還是被屠殺?南斯拉夫還是有屠城般的種族血洗?菲律賓的朋友們仍因爭取人權與尊嚴而性命不保?為甚麼以友善、好客聞名的台灣人,也沒辦法善待移工呢?

在交出調查報告後,我們一行人在馬尼拉街頭示威抗議,希望菲律賓的政府還給被迫害的人一個正義。來自十七個不同國家的人民,各自拿著自己國家的牌子走上街頭,高喊著永不屈服的口號。在那樣的時刻,我們的心中怎麼會有藍、綠?就像我寫這個稿子的同時,菲律賓的工會朋友們正在馬尼拉香港的辦事處為反全球化被拘捕的台灣人、韓國人及中國人抗議,要求他們無罪釋放!香港的移工團體,也都群起為被捕的人上街頭抗議。種族、性別、階級和物種,都曾經限制我們對個人的尊重,但也因為我們曾經犯錯,自食苦果,我們更應該償還她們應有的尊重。一定要學會相互容忍和尊重,否則未來的世界不會更好。

200511月,Hacienda Luisita的罷工行動已經正式結束,工會及工人都獲得些許的賠償,部分土地也會歸還給農民,一切似乎即將恢復平靜。在慶祝勝利之餘,工人們沒忘記每一個為此犧牲的朋友們。只是國會相關的調查竟然沒道理地中斷,也沒有還原事實的真相。也許我不該寄望菲律賓的政府揭露真相,而是全世界捍衛人權的團體和市民社會。和她們相比,我們的工作真是太微不足道!◎

 

 

註一:摘自紀錄片「Sa Ngalan ng Tubo」(製糖季)中一首菲律賓工人的歌謠。

 

 

轉載自〈人權通訊〉第五期

30期:菲律賓政權非法逮捕、暗殺異議份子【金寶瑜譯】

菲律賓的艾若育政權自21世紀以來,藉反恐怖行動之名,大肆鎮壓逮捕勞工、農民、婦女、學生、人權等社會運動的領導幹部,甚至派遣槍手製造恐怖謀殺,企圖藉此抑制反抗勢力的不斷擴大。今年224艾若育宣佈菲律賓進入「緊急狀態」,逮捕了以73歲高齡的「五一工聯」(KMU)前主席Crispin Beltron為首的5位國會議員,以「反叛罪」加以起訴。東吳大學張佛泉人權研究中心、人權學程為聲援菲律賓被迫害的人權鬥士特發起連署,各聲援團體並於331齊聚馬尼拉經濟文化辦事處,遞交請願信。我們刊出菲律賓朋友寄來的控訴信函,並轉載東吳大學人權學程的陳瑤華教授的文章,期望更多人能了解菲律賓的現況,共同支持菲律賓對抗右翼反動政權的正義行動。【編者】

 

 

 

菲律賓政權非法逮捕、暗殺異議份子

——來自菲律賓的控訴

 

著■朱麗∕譯■金寶瑜

 

梅茵:

 

謝謝你的來信。

自從我去年年底寫信給你後,菲律賓的政治情況就越加惡劣了。政治的逮捕和謀殺一直沒有停過。在過去僅僅七天之內,又有三個人被謀殺。從我們發出的通訊中,你已經知道阿若柔總統在二月二十四日用1017法令宣佈全國進入「緊急狀況」。藉此來逮捕由三個政黨(Bayan Muna, Anak Pawis Gabriela) 合法選出來的五個國會代表(即Batasan 5)。我們敬愛的Crispin Beltron Ka Bel(前KMU的主席)是被逮捕的五人之一(註一)。這五個代表被以「反叛罪」起訴,上週已經開庭審判。菲律賓軍方和司法部誣告他們要與菲律賓共產黨和軍隊中的反叛份子聯合起來趕阿若柔下台。這完全是莫須有的罪名。

如你所知,菲律賓的「反顛覆法」(Anti-Subversion Law)早在Ramos總統時就已經解除了。所以即使是共產黨員也不能被逮捕或拘留。在逮捕這五個國會議員時,軍方連逮捕證都沒有,這完全是違法的。

另外,政府要逮捕的黑名單上的新名字一直在增加。我們的朋友中(包括我自己)已經有更多的人被列入了黑名單,黑名單上的人還沒有被起訴。

我們雖上了黑名單,但完全不能和被恐怖籠罩著的農村相比。他們的領袖的生命隨時都受到威脅。常常都是被一個或兩個騎摩托車的槍手射殺而身亡。上星期我們正在去給一個被謀殺的工會領袖弔喪時,傳來一個農民被謀害的消息,他身中十四顆子彈,所幸被救活,但是他的妻子和五歲的兒子都喪命。據說他認出了其中的一個凶手。

另外,上週一(三月二十日)早上,一個年僅二十歲的「菲律賓學生聯盟」領袖Chris Hugo也被騎摩托車的殺手襲擊而死。阿若柔的最大罪行之一就是用剷除像Chris這樣的年輕領袖,要我們的下一代不再有人出來反抗,但是我們的年輕人不會因她的暴力威脅而低頭,她是不可能成功的。

每一次從簡訊傳來又有人被摩托車搶手殺害的噩耗,我的心裡總是充滿了悲痛和憤怒。特別是在夜深人靜的晚上,簡訊傳來的噩耗使人更加難受。我們的心中無比的悲傷和氣忿,因為在過去幾個月中我們經常(幾乎每天)都去祭弔我們的同志。

一個Karapatan人權組織的負責人告訴我,從今年初到三月,被謀殺的已有四十五人,這還不包括很多沒有公開報導的案子。政府如此大規模的政治謀殺,嚴重違反了基本人權。

我們所敬愛的Ka Bel至今仍然被監禁在菲律賓國家警察醫院中。他在三月二日被逮捕後,因為血壓急速升高而轉到這個最嚴密監管的醫院裡。他早就應該釋放了。如今在醫院裡,他每夜都睡不好覺。又有誰能在被敵人監視的警察醫院裡睡得好呢?他的血壓很不穩定,上週有次開庭時,曾上升到180120。去年七月他曾經微度中風,所以他真要很小心才行。他同時還要忍受風濕和痛風的折磨。明天早上開庭時我會見到他,我會告訴他你對他的慰問。他收到很多海外關心他的朋有的信,他受到很大的鼓舞但同時也會感傷。

Ka Bel的妻子Rosario也是個勇敢的鬥士。在馬可仕的戒嚴法下,Ka Bel被捕下獄。之後,他在妻子的協助下逃離到鄉間。士兵來到他們家,把她拖到他們房前的院子中,以協助逃犯的罪名將她定罪。她早就預料到軍方會如此對待她,但她卻毫不畏懼。現今她又上陣了。她每天去醫院給Ka Bel送吃的和傳遞消息。如果守衛不許訪客進去看Ka Bel,她就勇敢地跟他們爭吵。雖然她的年紀大了,又患有嚴重的風濕和痛風,使她腫痛,但是那裡需要她,她就去那裡——開大會、去法庭,到處奔走。

菲律賓今天的情況和當年實行戒嚴法時同樣糟,或許更有甚之。我們的許多朋友都不能公開自由走動。在黑名單上的人的行動受到限制。菲律賓政府將我們定了極為荒誕的罪,還謀害合法民間群眾組織的領袖。因為我們我領導人在政治上越來越有影響力,政府就用各種方法來詆毀他們,將他們逮捕下獄,僱歹徒暗殺他們,希望把我們都趕入地下。但是我們不會被嚇倒,雖然這麼多領導人遇難,但是群眾組織還是完整的,毫不動搖的。大家進進出出都非常小心,但是我們的組織工作,我們的群眾集體抗爭還是照常。走遍全國都看到這種精神,這就是我們的力量所在。

我們知道在世界各地,已經有十起由當地的菲律賓移住勞工和我們的朋友在菲律賓大使館前示威抗議:在英國、台灣、日本、南韓、荷蘭、比利時、娜威、瑞士、加拿大和美國(舊金山和紐約)各地都有活動。海外這樣的支持使我們內心充滿了喜悅。

團體和個人寫給我們的信(請寄附本給Ka BelBatasan 5),不但會給我們帶來鼓舞,而且這邊的媒體也會將海外對我們的支持報導出來給大眾看。

就像過去在馬可仕當權的黑暗日子裡一樣,我們需要你們的支持和solidarity

謝謝你的關心和支持!我會保持聯絡。

 

朱麗

 

 

註一:KMU是一個步的工運組織。

28期:對「台灣併發症」(Taiwan syndrome)的反思【周健】

 

對「台灣併發症」(Taiwan syndrome)的反思

■周健(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系副教授)

 

夜郎國的草民,猶如「七月半的鴨子」——不知死活。每個時代均會有一群居心叵測的政客,制定意識形態的遊戲規則,以便創造另一個「夢幻島」,而與政敵大打出手。政治人物不是天使,但要防範變成魔鬼,因各種形式的政治均以悲劇告終。暴政必亡,仁政亦必亡,其因在遲早會被暴政所取代,「仁者無敵」並非帝國主義侵略擴張的圭臬。

二十世紀的黑死病——電視,所產生的低級文化病毒,使人成為植物人。離開電視,重獲新生。

國文差、英文爛、數學死、自然破、社會遜,在速食文化充斥的教育體制下,成績不如人就代表你是個廢物。而成績優異者,通常是一群自私自利的K書蟲,放牛班(後段班)比升學班(前段班)更洋溢濃郁的人情味。

「松柏老而健,芝蘭清且香」,讓則廣闊,少則豐富。在國編本的淫威之下成長的學子,腦中除卻分數一無他物,如隨處覓食的饑餓雄獅,任意吞噬獵物,最後變成高學歷、低能力的稻草人。

七八年級生對演藝人員的私生活如數家珍,砸下大筆銀子瘋狂採購紀念品,種種奇特的行徑猶如中邪,卻無法描繪台灣在世界的正確位置。全身穿戴名牌服飾,亦掩飾不住內心的虛空及焦慮。人若喪失一些崇高的理想。則易感覺度日如年。生命無價,但所能確實掌握者甚鮮。

包裝精美如自我膨脹的氣球,往往一戳即破,虛有其表的高等教育,除去美輪美奐的硬體設施,實質上的改變有限,即使掛上「國立宇宙大學」的招牌,亦無助於競爭力的提昇。

昔日作為「天下第一院」的文學院,如今已沒落成裝飾性的系所。許多學子身上(包括資優生)窺見嶄新的「三位一體」(trinity——知識天才、生活白痴、道德淪喪,成為無思想的機器人,此乃操短線追求現世報的教育所造成的惡果。目睹追求吃喝玩樂,對知識的不感興趣,如豆腐渣的大學生,台灣的遠景焉在?

如果視貞潔為資產,婚姻豈不是一種交易。愛情可增進市容美觀,因約會者皆會打扮得亮麗光鮮。親子問題永無徹底的解決之道,可供依此維生的教育專家作誇大的詮譯。家庭乃「講情」而非「說理」之處,中國人的人際關係乃由血親而衍生——「一表三千里」,但在高度工業化的社會脈絡中,家庭已沒落成空殼子,每個成員皆各有其生活圈兒,貌合神離、漠不關心,家暴及離婚案作頻仍,自屬意料之中。

古波斯人視稅吏為天下第一惡人,畏懼彼等造訪,總覺有所虧欠。今日的貪官污吏,何嘗不是稅吏的化身?律師已變形為「法律猿人」,為政治服務五體投地,視正義、公平為兒童式的道德,根本不適用於爾虞我詐的成人世界。

Better late than never.」知識分子的冷漠間接助長擅權者的胡作非為。學而優則仕,但仕而優則不學,視知識分子的諍言為書生之見,不知自己已面目全非。

民意代表在議會及媒體上義正辭嚴、唱作俱佳,越來越像職業演員,下班以後,看似劍拔弩張、水火不容的敵對議員,卻會一起花天酒地,凡此種種不過是演給選民觀看的一場鬧劇。

「流水深處坦,博學音不昂」(西夏諺語),一知半解常比無知更會鑄成大錯。不學有術者一旦當權,乃災難之始,只有九品官的能耐卻出任一品大員的職位。其結果不言而喻。

不論人是非,只看花開落。「法律是遠離激情的理性。」(亞理斯多德名言),創造風格,建立典範。「沒有更好,不要改變。」(美國諺語),選前夢相隨,選後淚相垂。

亞細亞的孤兒+國際棄嬰,台灣已成「化外」之地,醉生夢死的島民何時才能覺醒?◎

 

 

 

周先生這篇來文對台灣的怪亂之象,頗多感時憂世的悲憤之言,很能道出台灣社會不少人的心境。但我們覺得文中透露的意味不免消極了些,故願以魯迅先生在1934年國事蜩螗、民不堪命之際寫的《無題》一詩相贈:

萬家墨面沒蒿萊,敢有歌吟動地哀

心事浩茫連廣宇,於無聲處聽驚雷

嚴寒之後,往往是春雷初動的驚蟄。我們期望周先生以及與周先生有同樣感觸的人,能與全世界追求社會正義的慷慨之士,共同化為穿破罩頂烏雲、蕭瑟寒風的聲聲驚雷,鼓之以雷霆,奮之以風雨,共創一個萬民齊歡,歌遏行雲的新時代,以體現生命的真正價值。【編者】

28期:毛澤東對西方文化政治的影響【ANDREW ROSS】(鄭洛譯)

 

毛澤東對西方文化政治的影響

 MAO ZEDONG’S IMPACT ON CULTURAL
POLITICS IN THE WEST

 

著■ANDREW ROSS(美國紐約大學美國研究教授)∕譯■鄭洛∕校譯■吳一慶

 

 

摘要

在中國,人們對於毛澤東遺產的保存和記憶是帶有選擇性的,尤其是對「晚年的毛澤東」——他被官方定性為「錯誤地」發動了文化大革命。在西方,我們記得毛的思想對冷戰時期左派和1968年這一代人令人激動的衝擊,但是我們很少理解其對1970年代以來文化政治格局的影響。70年代以來西方左右翼之間的文化鬥爭(Cultural Wars)開展得轟轟烈烈,有著一系列引人注目的運動和事件。本文將通過考察歷史的案例,嘗試描繪毛澤東對教育改革、文化和社區的社會運動以及立法變遷的潛在影響。毛的教誨,如自我批評、青年造反、提高覺悟,在西方有著比中國更長久且深遠的發展。目前仍在進行的一系列左派辯論,諸如提倡文化正義還是社會正義更為優先的問題,其實亦帶有毛澤東思想的色彩。本文的結論是毛澤東思想的輸出,無論在文化大革命中還是在文化戰爭中,對於我們如何全面理解文化與政治的關係的變化有著重大貢獻。

 

在中國大陸,每過10年,在偉大舵手誕辰紀念日都會爆發一陣毛澤東熱。中國領導人舉辦紀念活動蘊釀出毛澤東熱,然後又小心翼翼加以控制防範,以防其擴展太大而不可收拾。1993年,民眾藉慶祝毛澤東百年誕辰大肆購買印有毛澤東肖像的消費品,包括打火機、錶面以及鑰匙圈。有些商品具有公開嘲諷的意味。毛的肖像充斥世俗的劣品市場,瓦解了其偉大人格對一般民眾的魅力。權延赤寫的暢銷書,書名就是「走下神壇」的毛澤東。那些在毛時代長大的人們正面臨令人迷惑的社會變遷,毛的百年誕辰則是他們表達對五十年代社會和諧與國家穩定的懷念的大好機會。重溫新生社會主義國家的榮光(或對長輩而言,社會解放本身的艱辛過程),讓人可以略過毛晚年熱衷於糾正錯誤的運動這一棘手問題。

 

不研究文化大革命

就不可能正確對待中國革命歷史

儘管時間一晃已十來年,但如何認識晚年毛澤東仍是一個極富於爭議的問題。比如,對於文化大革命(官方定性為主席的「錯誤」)的獨立研究仍舊或多或少屬於政治禁區。毫無疑問的是,這有助於讓人們把眼光望向未來,把心思放在照耀中國前程、如氣球般日益增大的GDP統計數字。但這一道禁令對於國民心理有很不利的影響。只要這個議題被視為禁忌,中國就不可能正確對待其革命歷史,亦或是現代化。下鄉知青(被送到農村接受農民再教育的知識市民和紅衛兵學生)用誇張的修辭語言要求討回他們的青春——或要求從年齡中「扣除十歲」是一回事,而把整個十年從中國人民的歷史中刪去則是完全另外一回事。

2003/2004年冬,毛澤東一百一十周年誕辰紀念有了似乎更富於人情味的焦點。一大批傳記與電視紀錄片將毛澤東描繪為家中凡人或是內心充滿掙扎的領袖(至少在官方看來,毛僅有七分正確,毛對史達林的評價是七分功三分過,中國目前的統治者為了方便也依樣畫葫蘆,把毛的功過三七開)。一首饒舌歌(rap songs)的作者試圖把毛澤東的教誨傳達給年輕人。在今天胡亂盲目消費文化氛圍下,這是一項很困難的工作,特別是因為這首歌提倡毛的「兩要」,原意是要保持「謙虛謹慎,艱苦奮鬥」。中共中央黨史出版社出版了四卷本的以毛澤東思想為基礎的企業管理和商戰教程,這充分體現了商業文化在中共黨內的普遍影響。這套書吸取了毛在哲學,政治,軍事策略上的著作思想,為如何管理商業專案,簽訂協約,調動員工積極性和扶持新公司獻策獻計。

另一方面,胡錦濤上台後,實行稍加重視人民利益的政策,普遍認為當前領導階層之所以熱衷於紀念毛澤東的誕辰,是胡錦濤有意藉此更加顯示他有別於前任的主席江澤民。一些沒有變節的毛主義者則趁此大好時機要求將毛澤東誕辰定為國家紀念日。他們所建立的」毛澤東旗幟」網站(http://www.maoflag.net)吸引了眾多的人流,公開宣稱「高高舉起毛澤東這面偉大旗幟,為建設一個真正獨立、安全、統一、民主、文明、富強的社會主義中國而盡自己一份力量」。 我休假到中國待的一年期間,平常幾乎看不到毛澤東的信息,卻在網路上突然爆發出如此超乎常態的熱烈關注。

200312月末,我受邀在武漢召開的毛澤東紀念會上演講。武漢是毛73歲時暢遊長江之地,毛在這裡有一處居所。當時,我對於中國年輕一代對文革的瞭解之少而感到震動,當然,我對此並不覺得非常吃驚。聽眾中有些是來自武漢地區高校的研究生,當我問及武漢720事件(這次造反派與當權派的衝突對文化大革命的走向起了重大影響)的時候,他們坦承對於此事毫無所知。毫無疑問,官方阻攔人民對於那騷動年代的記憶應對青年人的知識缺口付大部分責任,但中國當前的政治與社會氣氛亦無助於歷史記憶的復原和充實。

 

「毛澤東思想」為何在文革後

仍深深影響 西方學術文化界?

今日,民眾支持中國的現代化政策與文革領袖們斥為「經濟主義」的物質欲望和需求密切相關。這個官方名為「小康社會」的目標之能廣被接受,靠的是社會主義不必等同於匱乏與貧窮的想法。這種想法與當年激勵學生成立紅衛兵把地方黨幹部趕下臺和效法他們的工人造反組織的政治精神,有天壤之別。由經濟主義驅動的社會與由政治掛帥的社會,其間的差異可概括在鄧小平於1978年給中國人民提出的「新政」;你可以有經濟自由,但任何其他形式的自由則免談。今天政府最熱衷的工作便是定期發佈外國直接投資或是貿易數額的增長,這就使毛澤東下令造反的浪漫詩情不能不激發一些青年人的心靈。

青年人激發的熱情將把中國未來導向何方?這不是本文所要討論的問題。自1989年天安門事件之後,中國的統治者花了很大力氣儘量削弱學生與工人之間的聯繫。這種聯繫對於現有的統治格局具有潛在的威脅。我也不想效西方的左翼東方主義者們(Orientalists)之所為,令人厭煩地為浪漫理想化的共產主義消逝而感傷不已。相反,我將集中討論毛澤東思想的輸出,特別是毛思想對西方社會思潮與教育的影響。因為「毛主義」一辭包含了至少跨越三個不同歷史時代的政策與傾向——延安時代的具有鋼鐵般紀律的共產黨先鋒隊,國家社會主義的英雄時代,與文化大革命運動時期——在此我不能一一闡述每一時期毛對西方的影響。我將著重討論毛澤東的思想創新對廣義的文化政治的影響。

儘管「毛澤東思想」在中國仍是大學必修課程,但大部分毛所提倡的政治、經濟、文化政策在今天的中國是無法想像的。今天中國的發展方向,與50-60年代毛主義鼎盛時期所堅持的共產主義信仰、獨立自主發展經濟、蔑視市場力量截然相反。在西方,我們亦鮮少知道毛思想對於我們政治文化的影響。

十多年前,在我經手主編的一套叢書中,一位在美國大學教書的華裔影視學者周蕾(Rey Chow)提出了一個令人深思的批評觀點。她指出,在全世界,文革至今只有在美國文學與文化批評界中生機勃勃。文革中周蕾女士在香港長大,曾親眼見到屍體不時從中國內陸飄浮至珠江口。她很難以理解在美國學院批評家中竟然存在文革紅衛兵式的思想習慣和方式。這些包括對一切西方事物未經思考即反射式的懷疑,道德指控的本能,以及堅信唯有受害者才能說真話。(註一)我仔細思考了這些問題,覺得周蕾的批評或許是有道理的,但未見得是因為她所引用的那些理由。中國的文化大革命之所以在西方人文學術界受到歡迎,原因並不只是因為西方學者對於文革真實面貌的無知。下面我將說明原因。

沒有人會否認西方當年所接觸到的毛澤東思想是以高度理想化的面貌出現的。事實上,我們所理解的毛主義與中國所經驗到的不斷變化的毛主義有著非常大的不同,尤其在農村集體化運動、大躍進與文革方面。因此,瞭解接受毛主義的時代背景和歷史條件有時比瞭解其主義體系本身的說服力和邏輯性更來得重要。在19501960年代的西方社會,頗不乏理由認為,只要駕御得法,這陣東風可成為一股掃除資本主義社會結構性腐敗的偉大力量。在某種程度上,他們賦予新中國的活力僅僅是馬克思有關「亞細亞生產方式」概念的反面。在這一概念的想像中,一個死氣沉沉、生產力低下的「亞細亞社會」從俄羅斯東岸一直延伸到阿拉伯海的封建體制。現有的歷史研究證據表明,一直到19世紀,中國繁榮昌盛,城市化和技術水準都很高,這很難不讓人下結論說,所謂靜止的「亞細亞生產方式」其實是馬克思主義所有基本概念中最富有歐洲中心主義色彩(Eurocentric)、最可笑的一個。馬克思認為亞細亞生產方式長年昏睡不醒,西方的中國專家則認為,中國經毛澤東「喚醒」後,生機勃發,無可限量,兩者所見截然不同,其實只是同一種東方主義(Orientalism 思維相反的表述方式而已。

儘管如此,要不是在1960年代末的文革進程中一波方平一波又起,反復循環地發生造反和鎮壓的派系鬥爭,讓西方那些真想追隨毛澤東路線的人摸不清實際情況,毛獨特新穎的思想對他們的吸引力,本應該快速退潮了。

把毛的吸引力濃縮於年輕一代人所喜聞樂見的媒體意象中則要相對容易得多。在貝托魯其(Bertolucci)〈譯按:義大利著名導演,有「末代皇帝」等作品 〉最近導演了一部 「夢想者」(The Dreamers),用苦中帶樂的方式讚頌19685月的反叛運動,電影裡的一位主角說毛澤東是一個把中國當作大舞臺來上演一齣波瀾壯闊的歷史劇的天才導演。哇!導演讓我們自己來判斷這部電影究竟是他對這位主角的天真幼稚所發的嚴峻評論,還是反映1968年西方社會氛圍的令人亢奮的樣本。

不論如何,貝托魯奇的回顧反思情緒在今日相當普遍。今天大家通常認為,西方青年對毛澤東、格瓦拉以及胡志明之類的第三世界領袖偶像的著迷只是一時的喜好罷了,與第一代崇拜搖滾明星的人同調。那麼,在毛澤東熱的最高潮過去了30年之後,像周蕾所說的毛澤東的精神仍主導西方文學與文化批評家的心理,這又究竟為何呢?這難道僅僅是塞義德(Edward Said)所稱的「理論旅行」(traveling theory)〈即一些思想在某個特定的歷史環境中發芽成長,但隨著時間的流逝,卻在另一個新環境中獲得了完全不同的意義〉的另一個例子嗎?或者,我們能從過去幾十年來對政治和文化的關係的認知中,學到一些更經久的教訓?

 

「毛澤東思想」

影響西方人文學術界的歷史背景

讓我們先來回顧一下歷史背景。1960年代初,毛澤東與莫斯科決裂,大略反映了他逐漸把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這在世界的許多地方受到讚揚,認為這是把共產主義理想從史達林體制死氣沈沉的官僚統治中拯救出來的大好機會。毛澤東愛走基層民眾路線,熱衷發動民眾繼續革命,亦被視為明顯不同於蘇聯依賴由科技精英指導的都市工業化道路。毛澤東會對中國共產黨的同志們說「我是中國土產的哲學家,你們都是外國哲學家」,尤其對莫斯科妄自尊大自以為在馬克思列寧主義發展上的各方面都是權威,更會這麼說。他的這種思想傾向深獲西方那些反對其自身社會由好戰的的專家官僚嚴密管控的人們歡迎。同時,毛強調自力更生,力主區域平衡發展,提倡來自農民生活中的「有機專家 organic
experts
)」,這與當時新興獨立的第三世界國家力圖不僅擺脫舊有的殖民霸權,也要破除冷戰架構下美蘇主控的體制,正相合拍。毛主義對第三世界左派的影響最為持久。但是,對西方工業社會那些正尋找取代冷戰的生死鬥爭的異議者,中國社會主義的另類發展模式與他們自己另擇發展道路的追求不謀而合。

在西方,毛澤東反蘇聯的形象日益受歡迎,這主要是因為他終身信奉矛盾。外國人以為毛想固守田園式的社會,其實不然,他從未停止鼓勵發展斯達漢諾夫式(Stakhanovite)生產力與快速工業化(他疾呼:我們必須兩條腿走路)。他也從未忽視那些通商口岸(例如上海),但卻同時力促其他內陸地區的城市化以共享發展的利益。他虔信農村大眾的革命潛能,同時又堅持列寧主義的政黨中央集權。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正是在他偏離自身信念,與黨的官僚體制對抗而激發文化大革命之時,樹立了在異國的偶像地位。

逸離蘇聯的經濟模式使毛澤東贏得外國人士的讚美,幾年後他轉而關注文化則真正點亮了全世界的燈塔。1949年中國戰勝封建主義與帝國主義,1950年代將資本主義企業國有化,深刻改變了中國的經濟基礎結構。但毛堅持認為經濟變革是遠遠不夠的。舊體制的思想殘餘仍存在社會的許多部門——被剝奪的地主、資本家,小農、買辦、流氓、官僚、教師及從民國遺留下來的職員和專業人士。毛認為最大的威脅來自於「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他們許多人在政府,工業界和其他國家機關佔居高位。總而言之,中國的大多數人仍舊傾向依照革命前的舊意識形態與思想方式來打造新中國。所以,決定中國革命方向的殊死戰可能會發生在意識形態領域內,將在那些對下一代人的成長具有影響力的人們中展開。

從理論上說,這場鬥爭可以有許多戰鬥方式,毛澤東選擇了特別震動人心、激起年輕人熱情的途徑——炮打司令部!他宣稱,真正的進步必須以公開的批評作為條件,必須打倒和取代那些佔據黨內、教育界及文化界高位、對年輕人施行反動教育的那些人。我們今天回頭來看,當時這些學生——當中許多僅是中學的青春少女——接受毛的指示的熱情是相當驚人的。在一個盲目服從老師的文化中,質疑師長的權威、甚至對其施予體罰,這大大的違反了原有的社會習俗。相形之下,同時期西方年輕人的激進主義則是比較謹慎的(儘管有許多令人驚異的新形式),因為他們大可從波西米亞式(Bohemian)的異議傳統汲取經驗。

 

「毛澤東思想」對西方的重要影響

儘管如此,文革的範例給了西方學生將目光轉向學校權威與課程設置的額外理由(當然這不是唯一的理由)。炮打司令部以及課程的政治化成為大學校園運動的日程,結果是鼓舞了一連串延續至今的改革浪潮。同時,毛澤東的文化革命概念的理論內涵和新興的西方馬克思主義的影響亦相輔相成,最明顯者如法蘭克福學派的教誨。毛批評蘇維埃經濟模式的目的雖與西方激進思界不同,但亦獲得那些長期質疑正統馬克思主義的機械經濟決定論的思想家的回應。有些西方馬克思主義者超越傳統的經濟基礎——上層建築的僵硬決定論,發展出對權力與抵抗更縝密更複雜的分析,毛澤東強調文化的重要性,與他們有如同聲相應。儘管發生的理由和背景全然不同,在西方激進學界,文化與媒體機構——即阿爾都塞(Althusser)著名的意識形態國家機器(Ideological State Apparatuses),成為爭論與衝突的目標。

對毛而言,轉向文化完全是策略性的手段。面對走資派暗地助長資本主義復辟,發動文化大革命保衛中國共產黨取得政權後的革命果實是完全必要的。人們期待立竿見影的成果,經此形成新型的社會主義品格、社會習俗以及日常生活作風。至於在西方,向文化的轉向則處於完全不同的歷史環境。它召喚對抗那些確保民眾同意社會和國家中的掌權者統治的機構。在中國,毛主義的運動由超越國家權力的最高魅力型領袖所發動,對國家和官僚政治的堅固堡壘發起攻擊。西方青年爆發的異議運動則是由一群將接掌國家權力卻不屑於社會既定工作的年輕人所促成。這兩種環境上的差異或許可以部分地幫助我們理解文化政治後來在中國以及在西方所展現出來的差異。

除了對權威的攻擊之外,毛澤東思想的許多方面在西方也受到廣泛歡迎。例如「自我批評」就成為白人對自身特權的反省,進而快速擴大引用至個人對自身階級、性別與性向特權身分的反省。這甚至成為一種慣例,演說者在演說前先為自身可能因此種身分特權而受到限制的觀點而致歉。漸漸地,自我批評成為大眾心理療法與自助(self-help)當中重要的懺悔儀式,由此可見其已深入主流生活。同樣,文革對青年運動的注重,亦與所謂的嬰兒潮一代(baby boomers,即二戰後出生的一代)的代際政治(generational politics)產生共鳴。對年輕人而言,反叛成為一種「權利」。雖然它今日可能在對商業品牌的選擇中更為重要,但這一潮流仍很有生命力,也再次證明其對主流的影響力。在中國農村推動的「憶苦思甜」運動中所常用的提高覺悟方式,對第二波女權運動(second-wave feminism)有重大的影響力,從此其影響亦擴展到其他社會運動。而成為提升弱勢階級自尊的有效方法。總之,這些以及其他毛思想的原則在西方有著比在中國更長久與更有成效的發展。

至於毛澤東本人,你可以從他身上幾種不同的引人之處選擇。對西方知識份子而言,毛吸引人之處在他應付時事的善於謀劃。毛制訂策略的原則不是直接引用馬克思主義的經典,生搬硬套到所有事物上。這是一套富有創造性的策略原則,目的是打敗相繼而至的不同敵人(殖民主義者、蔣介石國民黨、日本佔領軍、蘇聯霸權以及中國共產黨內的走資派),這套原則出自一位從戰場上獲得軍事戰略家聲譽的詩人、哲學家。對中國作家與藝術家而言,亦正是毛的實踐精神部分地防止了把毛式美學完全變成「為人民服務」的僵硬教條。這種情形,在毛著名的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被奉為國家文化政策之後,尤其在他的妻子江青積極推廣樣板藝術形式(如樣板戲)之時,是很有可能發生的。

對外人來說(甚至對很多中國人自己來說),如何理解此類實踐的具體中國環境不是一件那麼容易的事情。鮮有人可以完全瞭解「兩條路線的鬥爭」的複雜性,這是毛主義的政治核心,也是理解路線變化的關鍵。「兩條路線的鬥爭」這個辭通常被毛用來描繪黨內階級鬥爭的表現,亦即走社會主義道路者與走資本主義道路者的持久鬥爭。由於長期受到辨證法的影響,毛澤東的理論常常被刻意拿來解釋或強調表面上的二元對立或矛盾。

以早期的延安時代為例,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區分了解放區與國統區的文化政策。這主要是是一個策略上的區分,而非提供給士紳文人「為人民與革命服務」的普遍指導方針(後來魯迅評論道,「為革命服務的作家就像是一個人兩腳踩在兩隻船上」,即一隻是「革命」,一隻是「文學」(註二)。更較為人知的例子是毛澤東的矛盾論,最早(1930年代末)是為了適應黨內政策由國共對抗轉向國共合作抗日。在1956年的赫魯雪夫報告之後,這個理論出於對蘇聯的敵意升高,又重新解釋,最後導致中蘇分裂。從1957年的反右運動開始(此運動打擊了「百花齊放」中「背叛」毛的知識份子),乃至到文革之末,這一理論都用來證明發動全國運動以解決「人民內部矛盾」是正確的。因此辨證唯物法的核心論述——毛總結為「一分為二」——越來越只用來區分忠誠的人與走資本主義復辟道路的人。

 

西方左派對待毛主義的態度各有不同

除了一些宗派團體戮力理解並捍衛毛式教義內涵的每一次變動外,大部分西方的詮釋者比較喜歡根據自身的需要來靈活理解和闡述毛澤東思想。西方對待毛主義的態度也並不一致。例如在我出生並成長的英國,托洛斯基主義在學生與工人的政治先鋒中有更大的影響力。在法國,廣大的左翼深受毛主義的影響,一些組織例如「革命萬歲」(Vive la Revolution)和「無產階級左派」(Gauche Proletarienne),其宗旨則是典型的反對任何威權、反對官僚,其實或許與中國事務全然無關。從根本而言,盧梭、普魯東和索列爾(Georges Sorel)(註三)的思想遺產決定了法國對毛思想的接受方式。

與此相反的是,美國的一些毛派團體例如激進勞工黨 Progressive
Labor Party
),革命共產黨(
Revolutionary Communist Party
)以及馬列共產黨(Communist Party ML))則相當強調道德和等級。他們的組織基本上是列寧主義式的,他們的爭論往往反映或折射出中國的政治派別鬥爭。法國的毛派較受無政府主義與自由主義傳統影響,因而接受文化激進主義。美國的毛派則常常與處於萌芽期的社會和文化運動相左——如反主流文化運動 counterculture)、女權主義、同性戀運動、與種族分離主義等等。美國毛派人士往往向他們所認為的無產階級的文化保守主義看齊,所以他們的服飾打扮、行為方式和宣傳模式皆與此一致。對毛主義的許多更富創見的解釋其實主要來自少數族群的民族主義者,例如黑豹黨(the Black Panther)以及亞裔、拉美裔以及印地安原住民。在「內部殖民地」(internal colonialism)理論的指導之下,他們認為黑色,黃色和紅色美國人實質上是不發達殖民地的居民,與第三世界人民相似。他們選擇性的運用和發展毛澤東思想,例如自力更生,「為人民服務」,文化建設,以及對抗行動等等。

 

毛主義對美國教育、學術、文化與社會運動的影響

在美國,這些民族主義團體有著明顯的分散化和以社區為組織基礎的傾向。這意味著新毛主義為人民服務的觀點已滲透到社會之中,已被本土化,不再只是精英知識份子或先鋒隊專有的。這樣的思想擴散,其影響比中產階級出身的幹部到工廠當組織者,更為深遠,尤其那些工廠組織者往往如同中國文革中下鄉或去工廠的城市知青對其努力感到挫折。在美國這一實踐主要為大學生民主社會協會(Students for a Democratic Society)(註四)學生所採納。正如在中國,其中一個最主要的目標是為了打破腦力勞動與體力勞動的區分。但在美國,這個理論在經濟快速變遷的汪洋大海中擱淺。1970年代早期,發達西方社會進入了一個走向後工業生產形式的長時期結構調整時期。製造業生產逐步下降,非物質形態的附加價值勞動則越益重要。因此,傳統的工人自我認同受到侵蝕,無法再宣稱自身為邁向更美好社會的發動機。中國要到1990年代「鐵飯碗」被打破之後,類似的情況才發生。但在中國,工人群體及其利益對國家政策有相對比較強勁的影響力。

在教育領域則是另一番情況。大多因為文革中斷了一整代人的教育與學習,毛被認為是反教育,就像他現在被認為反知識份子一樣。這兩種看法都不準確。文革開始後兩年,大學重新開放,教育制度的變革開始了,一切都在變化,從學校管理到教科書、課程準備,以及招收工人農民入學等等。總而言之,這些變革是在實踐中進行的,而非僅是受抽象理論的指導。在西方,儘管沒有建立起工人大學,但中等和高等教育的改革致力於使課程與教學方法盡可能的大眾化,更可理解,更實際,更符合社會弱勢群體的需求。毛的教育思想與杜威和Paolo Freire(註五)是同條共貫的。

更重要的是整個一代的左翼運動積極分子進入大學教職的行列。和那些進入工廠的幹部相比,更多學生運動的積極分子進入了專業工作的行列,選擇1970年代初期稱為「體制內長征」(the long march through the institutions)的道路。他們下決心進入「上層建築的專業工作」——例如教育、法律和藝術等那些對於重塑國家和民族文化最為重要的領域。

正是在這些人文學科領域——尤其是在其中最精英的地方——新毛澤東主義的脈搏持續跳動逾三十年,在文革熱潮早已退去之後依然不衰。在這個圈子內,法國知識份子諸如薩特(Sartre)、阿爾都塞( Althusser)、羅蘭.巴特(Barthes)和傅科(Foucault)等享有巨大影響。這些思想家的思想成長曾深受毛主義的影響。他們的思想對美國的文化批評界有著深遠的影響。當年在美國,許多人把法式的毛主義口號和教誨視為神聖律令。回顧起來,這種現象在今日已難以令人置信。

與此同時,新毛澤東主義的影響逐漸滲入社區生活,開始以代表大眾要求文化認同的面目出現,涵括種族、族群、女權主義、同性戀及環境保護運動等各方面。這些社會運動各有各的訴求,但又互相聯繫,可謂是百花齊怒放。這些運動對立法的影響並非立竿見影,而通常須歷經數十年的司法訴訟。但它們在教育界的變革卻有著直接的影響。文化批評家以及歷史學者站在鬥爭的前線,努力修改各類教科書,提倡新的文化認同觀念。最終結果是大大翻修了構成國家文化核心的半官方準則。在多元文化論者大幅改寫了歷史書籍中的白人男性精英觀點後,一些新興的批評學派,如酷兒批評(queer criticism)、生態批評與後殖民批評等等,也加入戰鬥陣容。教科書為了跟上不斷更新的的認同典範而一次又一次的修改。這個過程遠遠沒有結束,在某些未顯示的方面,已體現毛澤東思想中「不斷革命」論的精神。就如同我先前舉過的西方的大部分例子,影響它們發展的有幾種思想,毛主義只是其中的一系,但我要說的是,毛主義的重要性卻一直受到忽視。就最低限度而言,這些批評家的主將自認為他們所作的這些「上層建築」的改革是激進的、甚至革命性的,本質上,這就有著很明顯的新毛澤東主義熱情的痕跡。

 

美國新保守派

發動「文化戰爭」攻擊進步思潮

並不是每個人都將這些變化視為進步的,事實上,有些人將此視為破壞力量,聯想起文化大革命中的的黑暗面。這樣的反挫不只來自右翼,也來自左翼。自1980年代晚期開始,美國新保守主義者發動了所謂的「文化戰爭」(Culture Wars),直至90年代中期,左右翼在文化問題上的爭端吸引了全國極大的政治關注。在有關國民道德的辯論中,美國的「文化戰爭」為其他國家的保守主義者們提供了一個可效法的模式。爭論最初係針對學校該教授何種教科書,但很快地擴展到社會和文化生活的每個角落,挑起對「少數族裔優待計畫」(affirmative action)、性騷擾、同性戀權利以及各種工作場所歧視的爭辯。這樣,衝突從通常處於非政府領域的文化政治問題,逐漸擴展到我稱之為文化正義(Cultural Justice)的範圍。在這些方面,爭取承認公民權的鬥爭需要有國家行動的介入。

因為左翼文化改革者對主流歷史觀念的修正方便煽情報紙的炒作,因此改革者粗糙的漫畫式形象在媒體中廣為流傳。新保守派分子將 「政治正確」(political correctness 重新定義的策略奏效〈編按:美國多元文化運動主張尊重多民族的語言文化,反對西方白人男性中心,要求不得使用歧視婦女、有色人種的措辭,謂之「政治正確」,但保守派刻意扭曲其意旨,攻擊「政治正確」論有違言論自由,具極權思想,更把「政治正確」搞成譏嘲的貶詞〉。連某些左派人士也發言反對保守派所說的「政治正確」。他們大部分是某一代的白人男性,認為自己過去左派主將的身分被剝奪或取代。就像保守派的文化戰將一樣,他們始終懷戀著從前的年代——在那個時代,政治目標清楚,而群眾基礎亦大致穩定〈這其實大部分不實在〉。這些左翼老將斥責今日年輕人僅有短視的政治熱情。在他們寫的某些逸聞掌故中,要求改革的學生被形容成像當今的紅衛兵,懷著自以為正確的狂熱,激動地追擊犯了政治不正確的罪孽的倒楣老師。

如果我們能撇開這些是是非非暫且不論,這中間的確有非常嚴肅的問題值得左派深思。對文化改革的熱情是否真的分散了本來可以用來變革社會和經濟不平等的精力?或者說,文化變革是否是社會經濟變革的必要條件?那些持否定意見的人士認為,由於「上層建築」的變革並不紮根於經濟基礎之土壤,因而不足以改變廣大無產階級的生存狀態。此外,他們認為文化更多的是導致人們的分裂而非導向團結。另一陣營的擁護者則堅持認為社會與文化認同是在收入、醫療、教育、自由結社、宗教自由、住房與工作上獲得平等機會的條件。從這一觀點出發,文化自尊是言論、集會與社會良心自由等基本人權的必要補充。許多人認為獲得社會承認的權利與獲得社會薪資幾乎同等重要。

 

文革的目的在創造「社會主義新人」

無論你我的立場為何(我傾向後者——雖然我認為不可能,至少也是浪費時間,去區分這些政治的差異),整場辯論都可得見毛主義的味道。在完全不同的環境下,中國的文革批評者也做出類似的批評——文化不能當飯吃,而文革的擁護者則堅持革命不能被貶低到追求增加薪資或物質利益的經濟主義。有人回顧文革甚至還認為文革走得不夠遠,認為毛澤東過早的收住了革命風暴的韁繩(這一觀點對現在的某些讀者來說可能無法理解,因為許多人在文革派系鬥爭中喪生)。儘管在文革中毛將中國的知識份子作為打擊對象,但作家與文化批評家在事件的進展中仍扮演了極為重要的角色。雖然西方的知識份子在文化戰爭中不至於像中國知識份子那樣有生命危險,但文化工作者與管理者亦嘗到第一線的痛苦、甚至殘酷的反控。

這些日子來,已慣於把保守派運用文化戰爭的策略看成右派如何挪用左派政治策略的一個例證。換言之,新右派把握了葛蘭西有關文化霸權(hegemony)理論的精義,掌握主動權,奪回失去的陣地。在這種情況下,右派的文化戰將實則是真正的毛派,他們是政治上的功利主義者,狡猾的利用文化議題以達到自身利益。畢竟,難道毛澤東不正是利用文化來發動一場不久即失控的整風運動,以重新奪回黨中央的至高無上的權力?

這一說法乍看似有說服力,然其分析的論證依據是假設毛澤東將文化視為工具,即毛將文化視為權力遊戲的載體。對那些念念不忘文革褻瀆文物和機構與迫害妨礙文革的文化工作者的人們而言,看不出毛澤東對文化的觀點與納粹主義有何不同。但是,文革所指稱的「文化」主要並不是指書本或藝術家,它與改造人的主體性更有關聯。培育新的社會人格和心態的努力取決於是否能徹底清除自身內部的資產階級思想。在這方面,毛的先輩是如葛蘭西這樣的思想家。葛蘭西提出社會主義的目標是創造「新人」。與毛同時代的格瓦拉也提出類似的「社會主義新人」的概念。

 

西方可以充分運用毛主義的遺產

如果正如本文所力圖證明的那樣,西方左翼文化政治的道路的確受毛主義宏偉的抱負影響,它卻只能在一個備受限制的環境下始終謹慎將事。但令人可喜的是,整個社會變革和改造規劃的精神不僅保留下來,更延伸到清除資產階級思想以外的新領域,如廢除家長父權和異性戀霸權,以及白人中心主義等等。除了那些由基督教原旨教義派所驅動的人(那種也許才是最純潔的認同政治形式), 右派的文化鬥士並沒有可堪與毛主義比擬的藍圖,他們最主要是受反動的精神驅動。

我之所以提出前述的觀點,並不是說我們可以或應該把西方文化戰爭的環境和中國的文革直接加以比較。這種比較是毫無意義的。但是,中國的文革對西方的文化政治的確有著實質性的影響,可悲的是這種影響常常被忽視不見。全面研究理解文革對中國的學者有極大的價值,對於中國學者來說,文革年代還是一個禁區,有待來日檔案解密之後,才能充分探究。

這樣看來,思考中國的文革如何進入世界思潮,改變我們對文化事務的社會政治意義的思考,這遠比將其視為中國共產黨的黨內爭執來得有意義多了。從某種意義上說,文革對世界政治文化情勢的影響以地下潛行的方式持續著,儘管在其原誕生地中國,它的聲音已相當微弱。今日中國的官方觀點認為有關文化政治的爭辯已不再重要(特別是在1980年代的「文化熱」消退之後)。大體而言,文革被中國主流話語視為純粹是一個對外封閉的國家內部的產物,當今的全球化之風早把它吹得無影無蹤。今天的中國知識份子很可能難以理解西方對文化政治的熱烈辯論竟然會與毛澤東有關。但是在中國成為西方衣櫃中衣物的主要出口商之前,毛澤東主義就已經先出口到世界人們的心靈衣櫃。相較於中國的武漢,今日在西方我們卻擁有更多空間可能充分運用毛主義的遺產。◎

 

註一:Rey Chow, Writing Diaspora: Tactices of Intervention in
Contemporary Cultural Studies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3
.

註二:魯迅的原文是,「有些『革命文學者』的本身裡,還藏著容易犯到的病根。『革命』和『文學』,若繼若續,好像兩隻靠近的船,一隻是『革命』,一隻是『文學』,而作者的每一隻腳就站在每一隻船上面。當環境較好的時候,作者就在革命這一隻船上踏得重一點,分明是革命者,待到革命一被壓迫,則在文學的船上踏得重一點,他變了不過是文學家了」(見《上海文藝之一瞥》),校譯者注。

註三:Georges Sorel 1847-1922),法國社會理論家,主張工團主義、無政府主義、和暴力哲學,校譯者注。

註四:Students for a Democratic Society SDS),60年代末70年代初美國新左派運動和民權運動中最重要的左翼學生團體,校譯者注。

註五:Paolo Freire 1921-1997),巴西教育思想家和社會實踐家,其「被壓迫者的教育學」(Pedagogy of the Oppressed)一書對西方新左翼運動有很大影響,校譯者注。

 

譯自:《Cultural Politics2005年第一卷第一期

讀者來函:推動形成一個廣泛的熱心社會主義事業的群體

 

推動形成一個廣泛的熱心社會主義事業的群體

 

 

編者諸公:

 

我是貴刊及其前身《左翼》的忠實讀者。對於兩年前您們揭櫫的創刊宗旨衷心贊同。這些年來從《批判與再造》中學到不少知識,諸如,資本主義的內在矛盾、帝國主義的窮凶極惡和社會主義的理論以及它在一些發展中國家的有益實踐等等。《批判與再造》已成為我每個月裡一道極為重要的精神食糧。願借此機會向您們致敬並致謝。

在兩岸問題的討論方面,我支持您們選登一些大陸作者對於中國的社會主義狀況所提出的批判性的意見。我認為這種聲音是難能可貴的,應該廣為弘揚。另外,大陸政府在實踐社會主義當中也有一些不錯的表現。譬如,它儘管加入了許多國際組織、而且被戴上「世界大國」的高帽子,但它始終牢牢地站在反對帝國主義侵略、維護發展中國家利益的立場;最近幾年更明確提出建設和諧社會的理念、一步步地彌補前些年快速發展經濟所造成的缺失。這些事實和發展都值得報導,因為臺灣的讀者群未必能從主流媒體上獲得這些資訊。

現說到正題。我十分贊成本期(25)「編輯室報告」提出開闢讀者投書與短評的欄目的構想。我相信一定有許多讀大學和中學的朋友,同我一樣,對社會主義理論所知不多,但對它的理想懷著憧憬;另一方面,對於社會的現實又感到很困惑。他們一定會歡迎有這樣一個論壇來自由自在地探討問題。您們能不能組織幾位對社會主義較有認識的先進朋友平易地同我們這些一般讀者在欄目上交流討論呢?如果條件許可,將來還可以借一間教室、不定期地舉辦些座談會,三、五個人不算少,十幾二十個人不算多。逐漸地,以雜誌為紐帶形成一個廣泛的熱心社會主義事業的群體。這樣的前景多麼令人鼓舞呢?

 

美國一讀者 敬上

25期:悼念啟事

悼念啟事

 

著名的旅日經濟學者、東京經濟大學名譽教授劉進慶先生〈1931-2005〉,不幸於1023日因白血病病逝日本東京,享年74歲。劉教授長年從事台灣經濟與台灣經濟史的研究,聲譽卓著,《台灣戰後經濟分析》一書尤為台灣經濟研究的經典之作,晚年戮力於促進兩岸統一,不曾稍息,惜乎天不假年。我們對這位出色的進步學者遽爾凋零,謹致深切沉痛的悼念。

 

《批判與再造》雜誌同仁

25期:編輯室報告

編輯室報告

兩年前,我們在《批判與再造》的發刊詞說:「 對二十世紀末葉社會主義實踐的挫敗﹐有人灰心喪氣﹐變節轉向﹐有人徬徨困惑﹐不知所向。但我們並不悲觀失志﹐陷於消極頹唐﹐我們深諳無平不陂﹐無往不復的歷史辯證法﹐只要資本主義無法克服的內在矛盾日益深化﹐社會主義的力量就必然煥發其強勁的生命力。不過﹐我們也不是盲目樂觀的歷史循環論者﹐深知必須實事求是﹐認真總結一百多年來社會主義運動在理論與實踐上的成就與失誤﹐理性而務實地面對當前與往後將至的現實難題﹐以期通過批判﹑探索﹐再造社會主義的盛況。…因此﹐我們決定創辦《批判與再造》﹐對全球資本主義的政治﹑經濟﹑結構及其意識型態展開全面的批判﹐並關注台灣與大陸的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問題﹐期能為探索社會主義的出路﹐盡尺寸之功﹐為集結左翼力量鋪墊堅實的基礎。」。依照這樣的宗旨,兩年來我們在人力、財力俱極不足的條件下,幸賴海內外朋友的熱心支持,得以持續出刊,邁入第三個年頭。在這兩年中,世界局勢的變化一如我們在發刊詞中的分析,隨著資本全球化的擴展與帝國主義氣焰的高漲,各國的社會經濟矛盾正在加深,資本主義的邪惡本質日益顯露,馬克思主義對資本主義的批判分析也更加得到印證。兩年來,我們力求反映這樣的現實,並反思社會主義的實踐經驗,以重振社會主義信念。

回顧這兩年的內容,讀者可以發現,我們刊載的文章以批判資本全球化、帝國主義,探討社會主義前途者居多,在中國兩岸的問題上,評析大陸形勢,討論中國社會主義的歷史與前景的篇幅明顯大於對台灣政治、經濟的評論,這並非我們刻意安排的結果。固然,為確立朝向社會主義的方向,有必要對社會主義的理論與實踐深加探討,尤其在左翼理論的基礎極其貧弱的台灣更是如此,而台灣無法自外於整個中國未來的發展,特別是以中國幅員之遼闊、人口之眾多以及革命後對世界人類產生的舉足輕重的影響,未來中國的走向仍是左右世界局勢的主要力量之一,我們當然應高度關注中國社會主義的前途。不過,立足於台灣,對切身的政治、經濟、社會問題自不可忽視。所可憾者,由於台灣左翼理論的基礎薄弱,能從左翼觀點作出深度分析的寫手不多,許多重要議題,我們常有邀不到作者的苦惱,每有朋友認為我們刊載的文章水平較高而怯於動筆,這就造成本刊評析台灣現實的文章比率偏低,與台灣聯繫不夠緊密的情況。因此,我們打算開闢讀者投書與短評的欄目,供各方朋友發抒感想、評論,希望能增加反映台灣局勢的意見,更加貼近台灣的現實。日後還希望讀者不吝執筆,舉凡對本刊文章的觀點、台灣以至世界問題的看法都可貢獻,一同參與耕耘本刊這片園地。

我們堅信,社會主義的道路雖然曲折艱辛,但只要追求社會平等與人類長存的信念不死,社會主義终將成為大多數人選擇的方向。我們願在這漫長的歴程中,發揮一些承先啟後的作用,也期望更多的朋友來參與這一富有意義的工作,積極提供支持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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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判與再造》稿約

《批判與再造》旨在提供一個用左翼觀點曠觀寰宇、立足本地的公共論壇。我們歡迎引介世界思潮、評析國際與中國兩岸政治經濟形勢及社會文化現象、回顧反思世界社會主義運動歷史的文章,與反映社會現實的文學創作。同時也期望不同觀點之間開誠布公的論辯,以有助於釐清觀念、深化認識,促成左翼力量的團結進步。因此,我們衷誠盼望各方朋友來稿,充實《批判與再造》的內容,推動台灣左翼以至世界左翼聲勢的再興,抑止人類處境的進一步惡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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