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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期(2008年1月)從卡斯楚跟布希的南北對話看活化燃油的未來

從卡斯楚跟布希的南北對話看活化燃油的未來  (大觀系列一﹕人類之能源使用及油峰現象)

 

李良

 

二○○七年三月二十九日, 古巴革命英雄和領導者, 無產階級正義的代言人費特爾卡斯楚, 因北方(代表歐盟及美加澳日等國)國家無節制的開發農業燃油(Agro-fuel, 即產自農業作物的所謂活化燃油, Bio-fuel)一事, 在機關報 Granma 上發表了一篇社論, 向那剛跟巴西簽訂以農作物提煉乙醇(Ethanol)協約, 世界資產階級既得利益集團的頭頭之一喬治布希放了一炮, 明言如果不加節制, 將會有三十億人類因飢饉而死,

為佔地球人口大多數的南方(包括第三世界跟未開發及開發中國家)人民請命. 其聲鏗鏘,正氣懍然
依稀還可看出費特爾當年為了古巴人民的解放事業, 率領一百古巴好漢夜襲哈凡那港, 雄姿英發氣吞萬里如虎的情景. 費特爾卡斯楚今日廉頗雖老, 而寶刀實仍未老也!

 

費特爾卡斯楚喬治布希的空中交鋒情節跟後續發展, 因時間和篇幅關係不在此詳述, 有心的朋友自可查查新聞. 現在只在這把環繞於這個題目的因果拉雜地談談, 並以源自農業產品如玉米, 甘蔗, 大豆, 和其它作物如薯類, 甜菜, 棕櫚等的活化燃油為主; 一位在俄亥俄州大執教的老友, 熱衷於用非農業產品麻風子樹 (Jatropha) 製作活化燃油, 問題多多, 將另作討論, 不在本文範圍之內,

 

我這兒將 Bio-fuel 譯成活化燃油, 是相對於石化燃油(Fossil-fuel,
即石油)一詞而來. Bio-fuel 目前流行的譯名是生物燃油生質燃油, 我都認為有失信達雅的原則. 讀者若有異議, 則請隨意, 只要知道是怎麼回事就成.

 

目前有關活化燃油的研發和活化燃油工業的建立, 可說是有如雨後春筍. 一時蔚為大觀, 儼然二十一世紀人類工業進化史的主流. 幾乎所有北方世界有關國家都參與其中, 開發中國家如中國, 印度, 印尼, 馬來西亞, 泰國, 巴西, 巴拉圭, 海地, 墨西哥等等等等, 都紛紛跳入, 為人作嫁, 甘附驥尾. 

 

人們如此地熱衷於活化燃油, 原因不外有三:

 

. 活化燃油豐盛而可以再生, 而且綠色而潔淨; 無論從生產的程序或技術的層面上看, 都可保證它的永續性, 有如蘇東坡的名句  是造物者之無盡藏也!

 

. 由於一的那種清純形象, 因此, 北方世界的工業界和政客, 世界銀行, 聯合國, 甚至聯合國裡的國際氣像變化諮議小組, 都異口同聲地認為使用源自玉米, 甘蔗,
大豆, 和其它作物如薯類, 甜菜, 棕櫚等的活化燃油, 由於上述農作物生長過成中吸取大氣裡的二氧化碳, 相對地來說, 不但可以減輕由於使用
石化燃油而生出的溫室效應, 從而舒減氣像變化的壓力, 也可為油峰(Peak
Oil
)之後的燃油短缺問題, 提供了一個合理而可行的過渡. 於是,
懷有不同動機的團體, 竟都產生了相同的結論.

 

. 以資本主義為主導的市場經濟, 每隔一段時間, 就要推出一種高投資,
高回收, 資本集中卻又高度勞力密集的獨佔性工業. 如由紡織工業, 汽車工業, 半導體和計算機工業, 網路工業, 到方今跟生物科技息息相關的活化燃油工業. 資本主義仰賴市場經濟的陣地得以存活,
但其宿命就是重複事物盛極而衰的周期. 不久前網路工業股票價格的天堂與地獄, 就是市場經濟的最好寫照. 可如果沒有每隔一段時間的推陳出新, 市場經濟就無所施其技, 資本主義就難以活命. 但資本主義跟市場經濟有它的阿契利斯的腳後跟, 就是資源跟環境的極限 (
冰凍英國跟資本主義的宿命!大觀系列四:人類及其命運, 李良書簡二零零五年十一月四日之二), 因此, 於有如造物者之無盡藏的活化燃油工業. 市場經濟一眾混混們豈有不加以蠶食鯨吞之理?

 

我們不是不應該發展活化燃油, 可目前活化燃油發展的論點, 其實是建立於一種似是而非的詭論上. 活化燃油的推手們, 只給我們描繪了一幅美麗的圖畫, 卻迴避了與日俱增的南北食物的供求跟能源分配的不平等可能導致的災難, 這就是老英雄費特爾卡斯楚給了小喬治布希當頭一棒的原因.

 

問題的關鍵是, 活化燃油的發展, 是個有關整個人類生活大觀上的系統工程問題, 不是一個只須解決局部能源短缺或改善局部環境的頭痛醫頭問題. 它牽涉到整個人類的土地, 食物, 資源, 人口等的政治和經濟的交錯關係. 現在北方國度對活化燃油工業發展的鼓吹, 並沒有觸到它將引起有關它對人類食物跟能源的深層影響. 因此無法為它可能帶來的負面影響加以理性解決. 不是凡抓到老鼠的都是好貓, 要看它抓到老鼠的過程跟結果, 更不能摸著石頭過河.

 

北方的工業化國家, 早已設定了活化燃油的進度. 歐盟諸國在二零一零年的指標是, 包括乙醇(Ethanol)活性柴油(Bio-diesel)在內,

活化燃油要佔交通用燃油的百分之六; 二零二零年前, 要達到百分之十. 美國則要在短期內年產活化燃油三百五十億加侖, 佔年消耗量的百分之十二. 可是, 羊毛出在羊身上! 這些生殖活性原料來生產活化燃油的羊兒們, 到底在那兒呢?

上述北方工業化國家設定的目標, 大大的超過了它們本身的農業作業能力. 照那種目標來進行, 歐洲將要用上它農業用地的百分之七十, 美國呢? 就要賠上全國玉米和大豆年生產量的總和. 所以如在原地生產, 北方工業化國家裡的農地就要全體報消. 於是這些參與國際經濟合作跟發展組織 (Organization of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國家的腦筋, 就動到南方的頭上來了.

 

在過去短短的三年裡, 投資於建立活化燃油公司的原始資金就增加了八倍. 大利之所在, 資助研發活化燃油的私資也是蜂湧如潮. 而在市場經濟的運作之下, 為著活化燃油工業的發展, 資本跟權力的集中既迅速而又極端.
大型石油業, 汽車業, 以及基因工程業等公司, 以合作名義, 巧妙的躲過了政府反壟斷法的監督, 把食品跟活化燃油的研發, 製造, 包裝, 以及運送批發等一系列過程都包辦了, 變成了一個巨大的新興利益團體.

 

為了利益所在, 這個巨大的新興利益團體, 無不宣傳著活化燃油對環境是怎樣的友好, 怎樣的可再生, 怎樣的促進農村發展,
還有, 怎樣的可以降低地球暖化跟氣像變化的危機. 是這樣的嗎?

 

由於活化燃油公司巨大的市場獨佔性以及各國政府形同虛設的所謂監督, 就讓我們來探究一下這類的詭論.

 

環保天使? 

 

活化燃油果然是清潔跟綠色的嗎? 表面上看, 活化燃油的原料是植物性的, 它們生長期間, 由於光合作用, 把空氣中的溫室效應氣體如二氧化碳吸收了; 另一方面, 活化燃油燃燒時雖也舒出二氧化碳, 可一吸一放, 兩相抵消. 雖然總的來說, 減少的二氧化碳的排放是有限的, 但不似石化燃油把遠古以來內藏的碳, 都全體的於燃燒時作單方面的散發. 從這來看, 活化燃油果然是清潔跟綠色的, 無誤.

 

可是, 如果我們從活化燃油的生命周期系統而大觀地來看, 事實就不會是這樣的了. 因為我們首先要清出用來種植活化燃油原料用的土地, 包括去林時的燃燒, 整土養殖, 跟這過程裡原藏在土壤裡碳的釋出, 加上大量使用氮肥跟除虫劑, 因而引起有毒氮化物的污染. 曾有人估計, 製成一噸以棕櫚為原料的活化燃油, 會產生三十三噸的二氧化碳, 石化燃油的提煉, 要高出十倍; 清除熱帶雨林來種植甘蔗製造乙醇, 生出的溫室氣體, 要教石化燃油的提煉, 高出百分之五十! 而有毒氮化物的污染引起好一部份的墨西哥灣變成死水, 也不是新鮮事了.

 

這個巨大的新興利益團體, 認為開發活化燃油不會去林化; 他們說, 活化燃油的原料是種植在環境上棄置之地, 不但不會有害於環保, 還會有利於水土保持. 這根本是個神話, 就拿巴西而論, 為了要種植活化燃油的原料, 它重新劃定沿著大西洋岸 名叫Cerrado Pantanal 的森林地帶兩億英畝的乾熱帶森林, 草原, 和沼澤地為棄置地. 可那兒卻是印第安原住民跟以農為生的農莊和牧場, 是個本就自足的多元生態系統. 巴西政府這麼一來, 它們就跟那早已被去林化的阿馬蓀河流域的農地沒甚兩樣. 在巴西, 目前年產百分之四十的大豆被用來做活化燃油的原料, 代價是每年毀了三十萬英畝阿馬蓀河流域的雨林. 而在非洲, 類似的情況正將出現. 前所提到的用非農業作物麻風子來製活化燃油, 中國就揚言要清出一個英國大小的棄置地來種植麻風子樹, 而且已正式實行; 在雲南一地, 就毀了以萬畝計的原始森林. 我看著痛心, 可 生產活化燃油以供世界工廠之用, 不正是鄧小平摸著石頭過河的經濟發展藍圖的演譯嗎?

 

變相的大型奴工種植場

 

另外, 有關南方世界人民經濟上的影響呢?

 

在雨量跟陽光兩相充足的熱帶地區, 每百畝以家庭式經營的農耕地, 可提供三十五個工作機會. 可用來種棕櫚和甘蔗的話, 則只有十個; 種大豆呢, 就只有半個了. 不但使落後而貧苦地區的僱用機會減少, 而且都是低到不堪的工資. 於是, 這個巨大的新興利益團體所控制的大型活化燃油的原料種植場, 也就必然地變成了一種變相的大型奴工營, 就跟當年帝國主義的東西印度公司經營的農場, 或美國早年以黑奴為主的棉花和煙草種植場沒甚麼兩樣.

 

因為所須土地跟市場的廣泛, 這個巨大的新興利益團體在資本主義的市場運作之下, 將會吸收跟消化了現存所有的製作活化燃油的小型資本跟農莊, 跟現在的石油公司一樣, 成為一個超巨大的養殖怪物. 他們將獨佔壟斷了包括育種, 進出口買賣, 製造, 跟有關的服務業. 小型資本跟農莊將在市場跟種地兩方面全被肅清. 在這個巨大的新興利益團體運作之下, 南巴西, 北阿根庭, 整個的巴拉圭, 以及東波利維亞, 整個約佔五千萬畝的土地, 早已無聲無息的被轉換成了一個土廣奴多的大豆共和國(Republic of Soy).

 

未來的大飢荒?

 

活化燃油原料的價格, 因供求的市場關系將必然上漲, 而農產食品跟活化燃油的原料作物也在土地跟資源上互相競爭, 於是兩者互為因果, 價格均會節節上漲.
據報載, 過去一年間棕櫚油的價格飛漲, 今年夏天, 意大利通心粉價格將上昇百分之二十, 麵包跟牛奶? 早就漲了!

 

眾所周知, 美國是世界玉米和大豆作為人畜食物的主要供應國, 不要說全部了, 只一小部分移作活化燃油的原料, 我們吃的麵包, 喝的牛奶, 盤裡的牛羊豬雞鴨肉, 它們的價格都會節節上漲. 而大量種植用來製造活化燃油的原料, 還會相對地引起肥料跟用水的緊張.

 

要知, 這世界上屬所謂南方的貧困國家佔大多數, 那些地區的人們為了購買充飢的食物, 要化掉他們年均收入百分之五十到八十. 要理解那些地區窮人們的匱乏, 只需舉一個小例子; 如我們用淨水每沖一次馬桶, 那水量就足夠他們一人一日的用度!

 

根據國際食品政策研究所的調查, 日常食物的價格, 保守的估計, 將在二零一零年前漲 百分之三十; 在二零二零年前, 漲幅會超過百分之一百. 在北方國度裡, 即使一漲到此, 人民還可東挪西挖, 將就過活; 可南方窮國家裡的人民, 本就已化掉他們年均收入百分之五十到八十來裹腹. 食品漲價的結果, 就意味著在二零二零年前, 南方人民日進的熱量將要起碼減少一半, 勢將引起史無前例的末日型的大規模飢荒. 殘酷的是, 北方國度對這未來的南方世界人民滅種式的大飢荒, 只會抽手旁觀, 有如當年發生在非洲盧安達的大屠殺.

 

小結

 

方今的形勢是, 北方國度為解決自身的能源跟環保上的危機, 要發展活化燃油工業. 可 一方面要保存己方的農地, 另方面就看上了南方世界的沃地, 雨水, 和陽光. 於是新帝國主義者就有了一個新的使命, 就是要把發展活化燃油工業的代價跟可能導致的災難, 轉嫁到南方人民身上, 這是決不允許的.
而老英雄費特爾卡斯楚為此奮起攘臂高呼, 提醒世人, 這就是他值得我們尊敬的地方.

 

當今之世, 能源(油峰)跟環保(地球暖化)已是走到圖窮匕見的境地, 我們無處可以躲避. 真正一勞永逸的處理, 是澈底檢討當今那衍生於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 重新整理出一個以節約能源為主的社會制度跟行為模式. 可面對著那已飽受市場經濟意識型態所洗腦和夾持的社會大眾, 這真是談何容易? 那佔世界人口三分之一強的中國和印度, 不正都追逐在那早已不可收拾的市場經濟屁股之後, 幹著那買櫝還珠的勾當, 迫不及待地走上自我毀滅之途嗎?

 

發展活化燃油一途, 以因應目前困於既定經濟模式的北方國度裡人類所需, 也已如脫弦之箭. 在這個活化燃油工業的巨大的新興利益團體還沒有完全定形之前, 怎樣加以節制, 降低它可能帶來的禍害,
以迎合全人類的生存需要, 或許是南北雙方之間最須要的對話吧! 要知, 如我從前一篇文裡所說,
窮人死光之後, 就要輪到富人了. 富人不過拖多幾年而已!

 

幾千年前中國的智者呼喊著﹕

 

故人不獨親其親, 不獨子其子!

 

幾千年後古巴的勇者費特爾卡斯楚高呼﹕

 

救救世界上的窮人和弱者!

 

想來都是殊途而同歸的吧!

50期(2007年12月)新自由主義和階級權力的復辟(一) 大衛 • 哈維(David Harvey)

新自由主義和階級權力的復辟(一) 大衛哈維(David Harvey 李度文譯

 

摘要: 本文首先從歷史的角度描述了新自由主義的代表形式。1960 代末,資本積累的危機造成凱恩斯主義的破產。資產階級力圖以新自由主義的改革來重獲階級統治權。此即:按新自由主義的原則重新改造政府結構,對抗工會權力,向有礙於競爭彈性的所有社會結合的方式進攻,取消社會福利措施或使之倒退, 把公共企業私有化,創造有利於企業的環境以促進國際貿易、大量引進外國投資。新自由主義表明了統治精英建立起對抗工人和社會反抗的階級權力。結果,新自由主義讓統治精英得以恢復階級權力,在刺激經濟增長上卻乏善可陳。新自由主義當道之日,資本積累更帶有剝奪的特點。也就是新自由主義的主要成就是財富的再分配而不是生產新的財富。新自由主義有許多內在的衝突,如個人自由與專制傾向之間的衝突,誘人的口惠而實不至的衝突。因此新自由主義在自身內部產生廣泛的反對文化。被主流社會用來應對這些內在矛盾的新保守主義,看來僅是剝除了新自由主義想隱身其中的威權主義的惟幕。最後文章分析應對這些衝突的不同方案,並指出對新自由主義的抗擊複雜多樣、無處不在。但一般說來,階級戰鬥是關鍵,自由的要求則是核心。

 

布希總統再三重申美國送給了伊拉克人民自由這份珍貴的禮物。「自由,他說,「是全能的上帝給全世界每個人的禮物,「我們是地球上最強大的力量,有促進自由擴展的義務。」(註1政府和軍方反覆提說先制侵入伊拉克的非凡成就已使伊拉克自由,這套官方的禮讚,美國媒體與之唱和者甚眾,許多輿論看來也認為這是繼續支持戰爭的有說服力的說法,雖然官方開戰的理由(如:薩達姆與拉登有關聯,存在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及直接危及美國的安全)已被察覺站不住腳。然而, 自由的字義多詭。如多年前·阿諾德(Matthew Arnold所言:自由是匹良駒,但看騎往何處。(註2)那麼,給這麼慷慨饋贈自由之馬的伊拉克人民被期望騎前往何處呢?

2003919美國詳答了這個問題,當天伊拉克「臨時聯合管理委員會」(Coalition
Provisional Authority
的首腦保羅·布雷默(Paul Bremer發佈了四條指令,其中包括:公共企業的全部私有化,外國公司有權利掌握伊拉克公司的所有權,外資利潤可全部匯出外資可控制伊拉克銀行,外國公司的國民待遇,以及取消幾乎所有的貿易壁壘 (註3 這些指令適用於所有的經濟領域,包括:公共服務、媒體、製造業、服務業、交通、金融和建築業。只有石油豁免(推測是由於它的特殊地位以及作為特由美國控制的武器在地緣政治上的重要性)。不消說,這些指令也觸及勞動市場。禁止罷工,組織工會的權利受到限制。還強加了美國保守派早就夢寐以求的高度累退的統一稅率。如克萊因(Naomi
Klein
所指出的,這些指令違反了日內瓦和海牙公約,這些公約規定佔領勢力必須保衛被佔領國家的財產而無權出售。(註4)再者,把倫敦《經濟學家》雜誌所稱的資本主義夢想 強加在伊拉克頭上,招致很大的抵制。甚至由美國指派在伊拉克「臨時聯合管理委員會」任職的臨時貿易部長,也抨擊強加的自由市場基本教義,稱之為不顧歷史的謬誤邏輯(註5如克萊因也已指出的,伊拉克也許再兩年便可建立的直選民主政體幾乎肯定會拒絕自由市場的改革,美國抵制伊拉克的直接選舉即是想要在民選政府產生之前,與由它指派、奉命唯謹的臨時政府一起把自由市場的改革牢牢固定住,這點幾乎可以肯定。布雷默的指令如由佔領勢力強加,可能會被判定為非法,如經臨時政府(即使非由選舉產生)認可的話,則在國際法下也可被視為合法。20046月底接掌政權的臨時政府雖據稱具有主權,卻只有認可現存法律的權力。它不能修改現存法律或再訂新法(雖則臨時政府人員也不可能根本偏離布雷默的指令)。依伊拉克的條件爭取伊拉克的選舉自由並建立民主制度的鬥爭,與保護伊拉克資產不受外國掠奪者侵佔的鬥爭顯然是一致的。

一、轉向新自由主義

美國顯然想以主力部隊在伊拉克強加一個徹底的新自由主義國家機器,其基本任務就是促進有利於資本積累的條件。布雷默所勾勒的那類措施,根據新自由主義理論,是創造財富從而改善全民福祉的必要且充分條件。政治自由和市場與貿易自由的融合長期以來都是新自由主義政策的基本要義,並已多年主導美國對世界其他國家的立場。例如,在9.11一周年之際,布希總統在《紐約時報》中聲稱,「我們將運用我們具有無與倫比的力量和影響的地位,建立一種有序和開放的國際環境,許多國家能從中滋長進步和自由。一個不斷增加自由的和平世界符合美國的長期利益,表現美國經久的理想,並團結美國的盟邦…我們在壓迫、憎恨和貧窮被民主、發展、自由市場和自由貿易的希望取代的地方,謀求公正的和平」,自由市場和自由貿易「已證明能讓整個社會脫離貧窮」。他總結說,今天,「人類手中掌握了使自由戰勝它所有的長年宿敵的機會。美國樂於挑起領導這一偉大使命的責任。」同樣的論調出現在不久後出版的《國防戰略報告》序言中。(註6正是這種被解釋為自由市場和自由貿易的“自由”要強加於伊拉克和全世界。

第一次組成新自由主義政府的大實驗是1973年皮切特(Pinochet在智利發動“小型911政變之後進行的,這距布雷默在伊拉克宣佈建立新自由主義體制大約30年,在此回顧一下,不無裨益。這次推翻·阿連德(Salvador Allende的民選左派社會民主主義政府的政變,有美國中央情報局(CIA)的強大後援和美國國務卿季辛吉(Henry Kissinger)的支持。它用暴力鎮壓了所有的社會運動和左派政治組織,瓦解了所有形式的人民組織(如窮困住宅區的社區健康中心)。勞動市場從管制或制度性的限制(例如工會權力)中 “自由化”了。但到了1973年,先前拉丁美洲國家試圖復興經濟而盛行的進口替代政策,在1964年軍事政變後的巴西雖有些成效,此時卻已聲名掃地。在世界經濟處於嚴重衰退的情況下,另闢蹊徑的要求就明白提出來了。一群信奉當時在芝加哥大學任教的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
)理論,因而被稱為“芝加哥小兔崽”( “the Chicago boys”)的美國經濟學家,給召去幫助重建智利的經濟。他們按照自由市場的路線,把公共資產私有化,開放自然資 源給私人勘採,促進外國直接投資和自由貿易。外國公司從智利分公司匯回利潤的權利獲得了保障。出口導向的增長受到勝過進口替代的偏好。唯一還留給政府經營的 部門是關鍵資源─銅(頗類乎伊拉克的石油)。智利的經濟增長率、資本積累隨之復振,外資的投資報酬率也上揚,這為其後撒切 爾夫人主政的英國和雷根當家的美國轉向更加開放的新自由主義政策提供了可資仿效的證據。在世界體系的外圍國家實行的參殘酷實驗成為中心國家形成政策的範例,這並不是第一次(如今非常類似於在伊拉克實驗的統一稅率已有建議提出來了)。(註7

然而,智利的實驗顯示,經濟增長的利益並沒有好好分配。國家與其統治精英連同外國投資者受惠良多,而人民一般處境不佳。這些經久連續不斷出現的新自由主義政策的後果,已足可視為是整個規劃的結構組成部份。達姆尼爾和李維(Dumenil and Levy)甚至認為新自由主義從一開始就是個讓人口中最富裕階層重掌階級權力的謀劃。在評論美國最高收入的1%人口是怎麼獲利時,他們寫道:

「二戰前,這些家庭的收入得到總收入的16%。戰爭期間這一比例急遽下降,1960年代縮減至8%,就此停滯了30年沒有變動。1980年代中期,這個數字突然躥升,到20世紀末已達15%。觀察總體財富,趨勢也大致雷同(註8

其他資料顯示,收入最高的0.1%人口在國民收入中的份額從1978年的2%增加到1999年的超6%。幾乎可以肯定的是,隨著布希政府的減稅政策現在開始生效,財富向社會上層集中仍持續快速進行。達姆尼爾和李維也注意到,「1970年代的結構危機,由於利率鮮能高過通貨膨脹率,公司發放的紅利低,股市低迷,在那些年中進一步侵蝕了最富裕階層的收入和財富」。1970年代不僅有全球滯脹危機的特徵,這也是社會上層階級的權力受到最嚴重威脅的時期。他們繼續論證說,新自由主義便是針對這一威脅而興起。(註9

 

但要證實階級權力復辟回朝這個論點,就得查證出一組特定的階級力量聚集在轉向新自由主義政策的背後,因為無論英國還是美國都不可能訴諸像智利那種暴力而須靠建構共識。我們必須回到1970年代這關鍵的十年,以瞭解這是怎麼做到的。

歐洲的社會民主政府和奠定美國資本與勞動的社會協定基礎的凱恩斯主義,在19501960年代的高增長時期暢行無礙。在大部份的發達資本主義國家,財富再分配的政綱、對資本自由流動的控制、公共支出和福利國家的建立,與較高的資本積累率和足夠的盈利攜手並進。但到了1960年代末,不論是國際還是國內經濟,這種好景不再。1973年,甚至在阿拉伯以色列戰爭和0PEC石油禁運之前,本來一直規範國際經濟關係的布雷頓森林體系就瓦解了。一場嚴重的資本積累危機的跡象到處顯而易見,開啟了一個全球滯脹和許多國家財政危機的階段(英國在1975-6年須靠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資助才脫出困境,紐約市同年也技術性破產,而政府支出的縮減則幾乎處處可見)。凱恩斯主義的妥協對策顯然失效,不再能讓資本積累與社會民主政綱協調一致了。(註10(待續)

 

‧大衛哈維(David Harvey)英國著名的馬克思主義學者,現為美國紐約市立大學傑出教授。著有The Condition of Postmodernity (1989)〔有中譯本〕,The
New Imperialism
(2003)Paris, Capital of Modernity (2003) 〔有中譯本〕,A
Brief History of Neoliberalism
(2005)Spaces of Global Capitalism: Towards a
Theory of Uneven Geographical Development (2006)
The Limits to Capital New Edition (2006)等書。

 

 

:活動廣告:2007兩岸思潮論壇

:2007岸思潮論壇

  時間:20071110下午1點至5

 地點:師大綜合大樓509國際會議廳(臺北市和平東路一段129-1號)

  主辦單位:夏潮聯合會.世新社發所.人間出版社.人間學社.跨界文教基金會.辜金良文教基 金會.台灣社會科學研究會

  第一場:(1點至3)

 主持人:黃德北(世新大學社會發展研究所所長)

 主講人:賀照田(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所教授.東海大學社會學系客座教授)

  :從中國近現代史的基本主題看1940年代國共鬥爭的成敗

 講評人:杜繼平(《批判與再造》總編輯)

 第二場:(3點至5)

 主持人:呂正惠(淡江大學中文系主任)

 主講人:趙稀方(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所教授.成功大學台文所客座教授)

  :後殖民批判

講評人: 陳巨擘(政大出版社總編輯 譯有《後殖民主義歷史的引導》)

 

47期(2007年9月)資本主義在扼殺民主 羅伯特•賴克

資本主義在扼殺民主

羅伯特·賴克

新華網專稿:美國《外交政策》雙月刊9/10月號發表文章,題目是“資本主義是怎樣扼殺民主的”,作者是美國前勞工部長、加利福利尼亞大學伯克利分校公共政策教授羅伯特·賴克。文章認為,資本主義和民主不再像以前那樣齊頭並進,兩者開始分道揚鑣。資本主義在世界範圍內茁壯成長,而民主卻脆弱無力,無法解決資本主義發展帶來的社會問題。原因在於以盈利為目的的公司具備了越來越大的政治影響力,並取代了民主制訂生活規則。文章摘要如下。

    資本主義成長 

 長期以來我們一直以為,資本主義和民主是密切相關的兩大思想支柱,它們能給全世界帶來前所未有的繁榮與自由。

 普遍看法是,只要資本主義和民主的其中之一蓬勃發展,另一個必然會緊隨其後。然而如今它們的命運開始分道揚鑣。資本主義在茁壯成長,民主卻難以為繼。從俄羅斯到墨西哥,許多在經濟上取得成功的國家只是名義上實行民主制。它們遇到了近年來也困擾著美國民主制的那些難題,致使各大公司和精英階層倚仗迅猛發展的經濟,削弱政府體察民情的能力。

 當然,民主的意義不僅僅在於自由公正的選舉。這種體制所要實現的是公民齊心協力推動公益。雖然自由市場給許多人帶來了前所未有的繁榮,卻也帶來了收入和財富分配日益不均、工作崗位沒有保障和全球變暖等問題。民主的初衷是讓公民以建設性方式解決這些問題。然而沒有哪個民主國家有效地控制了資本主義的消極副作用。

 資本主義的作用是做大經濟蛋糕,僅此而已。雖然資本主義變得十分迎合人們作為個體消費者的需要,民主卻在艱難地行使其基本職能,即:申述並捍衛公益、幫助社會實現增長與平等。在最佳狀態下,民主能讓公民集體討論應如何切分蛋糕和決定哪些規則適用於私有財物、哪些適用於公共財物。如今這些任務逐漸被交給了市場。現在急需的是劃分全球資本主義和民主之間的界限———一面是經濟遊戲,另一面是如何為它制訂規則。假如說資本主義的目的是允許公司盡情參與到市場之中,那麼民主的任務就是阻止由這些經濟實體來制訂我們的生活規則。

 民主脆弱無力 

 在美國,關於經濟變化的討論往往發生在兩個極端的陣營之間:一派想讓市場不受阻礙地主宰一切;另一派想保護就業崗位和維繫社會的本來面貌。在爭論中,消費者和投資者幾乎總是獲勝。

 這並不局限於美國。歐洲最近的公司調整浪潮動搖了這個大陸致力於就業保障和社會福利的一貫信念,這讓歐洲人爭論不休,焦點是他們是否主張在國內外社會代價日益上升的情況下謀求全球資本主義帶來的私利。以汽車工業為例。2001年,戴姆勒—克萊斯勒公司虧損嚴重,原因是歐洲的汽車買主拋棄該公司轉向汽車售價較低的競爭對手,為此公司將全球員工裁減了2.6萬人。如今,歐洲消費者和投資者的狀況越來越好,但工作沒有保障和不平等現象日益加劇,就連為制止市場不公正現象而建立的社會民主國家也不例外。面對這種變化,歐洲的民主國家表現得麻木不仁,公民表達反抗情緒的唯一途徑是通過大規模抵制和罷工。

 在日本,許多公司廢除終生聘用制、裁減員工和關閉虧損生產線。曾經以“全民皆中產階級的社會”而自豪的日本開始暴露出明顯的收入懸殊。跟世界上許多自由國家一樣,日本的民主脆弱得無力應對自由市場釀成的諸多社會苦果。

 公司制訂規則 

 民主國家的公民有能力改變遊戲規則,然而我們逐漸把責任交給了私營部門———公司以及它們的遊說隊伍和公關專家。但它們本身並沒有責任解決不平等問題或保護環境。我們忘了它們只保證盈利。

 為什麼資本主義取得成功而民主式微?民主日漸衰弱主要是因為各公司日益激烈地爭奪全球消費者和投資者,於是把越來越多的錢用於遊說、公關乃至賄賂和回扣,設法出臺使它們在與對手的競爭中處於優勢地位的法律法規。結果形成一場爭奪政治影響力的競賽,它淹沒了普通公民的聲音。

 公司逐漸制訂它們自己的規則,同時被委以某種社會責任或道義。然而資本主義的目的是為消費者和投資者謀利,沒有人授權公司主管人員在盈利的同時兼顧公益。民主的職責本應是代表公眾劃分這種界限。

 說得明白一點吧:民主的目的是實現我們以個人之力所無法實現的目標。但假如公司利用政治來加強或維護它們的競爭地位,或者貌似肩負起它們實際上沒有能力或權力去履行的社會責任,那麼民主就不可能完成這一任務。那樣一來,社會就無法兼顧促進經濟增長和消除社會難題。 (編輯劉瑞常)轉載自新華網http://big5.xinhuanet.com

補白

恩格斯對資本主義民主的批判

「公社一開始想必就認識到,工人階級一旦取得統治權,就不能繼續運用舊的國家機器來進行管理;工人階級為了不致失去剛剛爭得的統治,一方面應當剷除全部舊的、一直被利用來反對工人階級的壓迫機器,另一方面還應當保證本身能夠防範自己的代表和官吏,即宣佈他們毫無例外地可以隨時撤換。以往國家的特徵是什麼呢?社會為了維護共同的利益,最初通過簡單的分工建立了一些特殊的機關。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這些機關——為首的是國家政權——為了追求自己的特殊利益,從社會的公僕變成了社會的主人。這樣的例子不但在世襲君主國內可以看到,而且在民主共和國內也同樣可以看到。正是在美國,同在任何其他國家中相比,“政治家們”都構成國民中一個更為特殊的更加富有權勢的部分。在這個國家裏,輪流執政的兩大政黨中的每一個政黨,又是由這樣一些人操縱的,這些人把政治變成一種生意,拿聯邦國會和各州議會的議席來投機牟利,或是以替本黨鼓動為生,在本黨勝利後取得職位作為報酬。大家知道,美國人在最近30年來千方百計地想要擺脫這種已難忍受的桎梏,可是卻在這個腐敗的泥沼中越陷越深。正是在美國,我們可以最清楚地看到,本來只應為社會充當工具的國家政權怎樣脫離社會而獨立化。那裏沒有王朝,沒有貴族,除了監視印第安人的少數士兵之外沒有常備軍,不存在擁有固定職位或享有年金的官僚。然而我們在那裏卻看到兩大幫政治投機家,他們輪流執掌政權,以最骯髒的手段用之於最骯髒的目的,而國民卻無力對付這兩大政客集團,這些人表面上是替國民服務,實際上卻是對國民進行統治和掠奪。」───恩格斯:马克思《法兰西内战》导言

44期(2007年6月)把紅臉唱到底——毛主義在印度的前世今生 郭宇寬

自鄧小平當權後中共背離了毛澤東思想的路線,一步步走上資本主義道路,但在地球南方的不少原第三世界國家的政治力量始終視毛澤東思想為他們的革命寶庫與精神支柱,印度的毛派便是其中之一。由於多種原因,我們鮮見對世界各地毛派運動較為深入的報導。去年大陸的郭宇寬先生到印度對印度毛派的思想與實踐作了調查採訪,我們雖不同意郭先生在文中的個人觀點,但認為這篇報導實事求是地描述了印度的毛派運動,沒有反共八股令人作嘔的臭味,很有助於讀者了解印度毛派的實際情況,爰予全文刊出。──編者

把紅臉唱到底

——毛主義在印度的前世今生 郭宇寬

“因為那些資產階級有他們的上帝,他們信仰他們的上帝,同時剝削我們,所以我們要有我們的上帝,而毛就是我們印度革命者的上帝,毛選就是我們的聖經,我們相信這一定是上天的安排,就如同釋迦牟尼誕生在印度,他的思想卻在中國發揚光大。毛澤東誕生在中國,也許今天中國人不再那樣崇拜他了,但對我們印度的勞苦大眾來說,唯有毛的光輝思想使我們看到了光明,我們就是把他當作自己的救星。” 

 

在中國早已悄然拋棄毛時代的意識形態之後,在世界特別是南亞政治格局中依然有一股暗流湧動,依然以毛澤東思想作為自己的指導和旗幟,以暴力革命為手段,以推翻現政權建立他們所理解的社會主義為目標。很多人以為這不過是一小撮極端分子癡人說夢,但在不久前尼泊爾的政治動盪中,尼共毛派武裝卻讓人重新認識了這支不可小視的力量,儘管早已被美國政府定義為恐怖組織和全球反恐打擊的對象,卻絲毫沒有影響他們在國內民眾心目中的號召力,在農村包圍城市的戰略指引下他們實際控制的地區已經超過了70%的尼泊爾國土,未來奪取國家政權似乎並不是一個遙遠的目標。

如果尼泊爾這個小國的政權更替尚不足以引起國際社會的憂慮,那麼更令人關注的是尼泊爾的毛份子力量不過是近年來浮出水面的冰山一角,一個跨越尼泊爾,巴基斯坦,孟加拉,印度,斯里蘭卡等南亞國家的毛份子相互支持的紅色走廊(red corridor)已經愈發清晰,而在這一紅色走廊中,從某種意義上來講其實最重要的是印度,印度毛份子在南亞毛份子中有老大哥的地位,在尼泊爾1996年毛份子才走上武裝革命的道路,而印度毛份子在毛的旗幟下已經堅持了差不多四十年的武裝鬥爭,一直是南亞其他地區毛份子的鼓舞者和支持者。在20016月成立南亞毛份子黨派組織聯合行動委員會(CCOMPOSA)發佈的的聯合聲明裏,14個發起組織中,6個是來自印度的。而在印度國內毛份子的力量也愈發顯得不容小視,064月印度總理Manmohan Singh在一次關於毛份子問題的重要講話中稱毛份子武裝為當前“印度國內安全和印度生活方式的最大威脅”(the greatest threat or challenge to Indias internal security)並且可能顛覆印度文明民主的生活方式(civilised and democratic way of life,;國大党領導人索尼婭甘地也譴責某種力量在試圖“共產主義化印度的外交政策”(‘communalising Indias foreign policy)。

在印度這個僅次於中國的世界第二人口大國,迅速崛起的經濟體,假如在未來國內政治力量對比中發生像尼泊爾那樣的變化,其對國際格局產生的影響無疑都將是震撼性的,大概要讓印度商人和外國投資者一想到種可能就要毛骨悚然。這使我對於印度毛份子力量產生了強烈的好奇心,06年末我赴印度展開了調研,我的研究和採訪主要圍繞以下幾個方面問題:

一、他們為什麼堅持選擇毛的旗幟?

二、他們究竟要做什麼?如果他們掌了權會做什麼?他們是恐怖分子麼?他們是“紅色魔鬼”麼?他們的會不會成為下一個紅色高棉?

三、誰會支持他們?誰會保護他們?他們的力量來自何方?

四、在一個已經建立了比較完善的民主政體的國家,激進主義力量對印度社會產生了什麼樣的影響,未來他們有可能成功麼?

邂逅“毛份子“與“毛份子同情者”

在印度毛份子又稱納薩爾運動分子,根據法國解放報的06418報導,毛份子的行動和實際控制地區達到“印度國土的40%及人口的35%;根據印度員警機關的估計,各派別(如the peoples warPW,maoist communist centre MCC,peoples
guerrilla army
PGA 等互不隸屬但是結成聯盟並相互支持的組織)的毛份子總共在全國僅核心幹部(hardcore cadre)就有9300名,他們的武裝擁有約6500支正規武器和大量自製武器;官方公佈的統計資料從20002004年平均每年毛份子發動的武裝襲擊事件在1500起左右,造成的死亡約500人。

從這些資料看毛份子在印度確實無處不在,但筆者在印度卻發現這種資訊很容易被誤讀, “行動和實際控制”的含義很難確定,和尼泊爾不同,在印度毛份子雖然在叢林地區有很多訓練營地,但並沒有在一個行政區建立自己的根據地,在毛份子力量較為強大的地方,也基本上是政府統治白天,毛份子統治黑夜,他們的網路遍佈全國,只是有些地方實力較為強大,有些地方較為弱小而已。至於印度毛份子具體有多少,我更是懷疑官方資料的準確性,連毛份子自己恐怕都給不出準確的資料,因為很難界定什麼是核心幹部。而且由於各毛份子派別組織形式和成員認定方式有所不同,又互不隸屬,甚至沒有比較準確的資料來表示印度的毛份子總數究竟有多少。在印度如果說崇拜毛澤東的人,全國有幾億,我決不會吃驚,不過我從毛份子口中聽說在全印度毛份子武裝的專職戰鬥人員大約不到一萬人。

由於在印度毛份子是被政府打擊的目標,被歸類為恐怖分子,所以即使核心骨幹在公開場合也不會承認自己是毛份子,他們作為地下黨,如果要搞活動和宣傳的話都用一個“黨名”,以各種隱蔽的形式出現,改頭換面為工會幹部,農會組織者,學生組織領袖,左翼新聞記者等身份,幕後操縱很多活動,當有一起暗殺發生, 比如03年用炸彈襲擊Andhra
Pradesh
省省長chandrababu naidu之後,還有2000年刺殺前內務部長A. Madhava Reddy後都會有傳單標語宣佈毛份子對此事負責,但在員警和公眾面前每一個具體的人都是“毛份子同情者”。

由於毛份子武裝在印度搞了大量爆炸,暗殺一類的“革命行動”,是被政府通緝的目標,再加上他們的精神導師來自中國,所以在印度作為一個中國人採訪毛份子也是非常敏感的事情,有幾種事可能發生,一,一個中國人在印度和毛份子接觸會讓員警當局感到敏感,也許會被懷疑是軍火販子,而被傳訊。二,給被採訪對象帶來麻煩,如果一個毛份子身份被披露,被眾多破不了案的刺殺綁架搞得焦頭爛額的員警,就會找上門來審訊此人,希望獲得情報。

我此次採訪的主要協助者是一位印度的大學教授,我們在一次在美國的純學術研討會上認識,由於都對社會公正問題比較感興趣,聊著聊著他就聊到了革命問題,他極為認同在印度搞武裝革命,並且對中國的文化大革命極為讚賞。這讓我非常吃驚,並激發了進一步的興趣,他跟我講了很多印度革命者的故事,那些故事仿佛發生在中國的昨天,但卻發生在印度的今天。後來我才知道這位教授自己從學生時代就秘密加入了毛份子的週邊組織,後來長期扮演印度某省毛份子武裝和政府之間的聯絡人(communicator)的角色。

通過這位教授和他的朋友,我得以接觸到了一些“毛份子的同情者”,其中有工人農民這樣的底層群眾,但骨幹人物都是一些左翼知識份子,我曾見到一位公開身份是某商業媒體編輯的“毛份子同情者”。他原本是一個大學生,讀了毛選以後,就加入了大學裏毛份子的組織,大學沒畢業就跑到叢林裏去參加了遊擊隊,他輕鬆地告訴我他曾經參加過6次刺殺地主的行動,都成功了。他們殺了地主以後,地主剩下的家人通常會逃到城裏避難,於是他們就把地主的土地分給貧苦農民,大多數情況下,地主的家人不敢吭聲。他解釋這是以紅色恐怖來回擊白色恐怖。不過他自己在一次行動的籌備過程中不幸被捕,員警把他帶到叢林裏準備秘密處決他,幸虧他的同志們及時把消息捅給了媒體,在媒體的干預下,員警不得不把他帶去接受法庭審訊。那些被害地主的家屬大多不敢出庭指認他,而那些分了田地的農民更不會指認他,很多“毛份子同情者”對他聲援,結果在法庭上由於證據不足,他在法庭上大義懍然地否定所有指控,最後被宣判無罪。他描述自己現在的工作是走出叢林在另一條戰線上和資產階級戰鬥。還有一個私立中學校長,告訴我他不會承認自己是毛份子,但他會利用他的課堂傳播毛澤東的革命思想。甚至還有一位大學教授,喝醉了告訴我,現在他的職業身份是大學教授,但一旦為了革命需要,他獻出自己的生命也在所不惜。

所以後來我放棄了去搞清楚,誰是毛份子,誰是“毛份子同情者”。我的採訪是非常謹慎低調的進行的,大多數時間我以瞭解印度社會的名義,到處逛逛,和各階層的人顯得無意的隨便聊聊他們對於毛份子的看法。但反諷的是,一些“毛份子同情者”和我說起“革命行動”來,一個個很是自豪,激動處嗓門就放大了,甚至一次在一個餐館,幾個人敲著桌子唱起了“革命歌曲”,店主知趣地避到了一邊,我都害怕是不是被別人聽見,會造成誤會。

和所有這些人的接觸獲得的資訊與公開的文獻資料相互印證,使我可以對印度毛份子革命的狀況作一個基本的判斷。

 

他們為什麼選擇毛的旗幟?

我曾多次詢問哪些堅定的毛份子有沒有聽說過,2005年中國駐印度大使孫玉璽的公開表態:“我們不清楚這些武裝組織為何盜用中國領袖毛澤東的名字;而且我們也不喜歡這樣。他們要這樣稱呼自己,我們也沒有辦法;但中國與他們從來沒有任何關係,中國境內也沒有任何組織或團體與他們有任何聯繫。”他們的反應普遍非常不屑:“那有什麼奇怪,現在中國是走資派當權。”

 他們舉起毛的旗幟要從中國輸出革命的年代說起,共產主義運動在印度的萌芽幾乎和中國同時在上世紀初就開始了,在印度爭取民族獨立的鬥爭中,共產黨也是一隻活躍的政治力量,但不同的是中國共產黨通過暴力奪權,建立了無產階級專政,而印度走上了議會政治的道路,但議會民主並不能解決全部社會問題,貧富差距,種姓歧視,官員腐敗等依然困擾著印度社會,很多社會底層民眾有一種強烈的不公平感乃至絕望感。

而這時候中國成為了對印度充滿感召力的磁石,一個被投射了理想主義光芒的烏托邦。一位年紀比較大的老人告訴我,他那時還參加過一些以戲班子,演出隊名義組織的毛澤東思想宣傳隊。這些毛澤東思想宣傳隊通常會在田間地頭舉行文藝表演,當把農民召集到一起以後,他們就會用類似說書的形式講毛主席領導下的中國革命故事,在他們的描述中,中國原本和印度一樣甚至更加貧窮落後,但在毛主席的領導下,中國人民推翻來三座大山,建立了自由平等富強的社會主義國家,中國農民今天生活非常幸福,這個神話對於不瞭解中國近現代歷史的印度農民來說會有很大的感染力。

19658月,以國防部長林彪的名義發表的“人民戰爭勝利萬歲”更是給印度革命者打了一針強心劑,是中共60年代初重要的世界革命指導性檔,其內容即為後來“輸出革命”的主要內容。我在印度見到一些毛份子能大段的背誦該文的內容,令人瞠目。該文以紀念抗戰勝利20周年的名義,總結了毛澤東的“武裝鬥爭”、“人民戰爭”、“農村包圍城市”、“統一戰線”、“党的領導”等一系列“中國革命的取勝法寶”,加上“帝國主義和一切反動派都是紙老虎”的論斷,為當時推動“世界革命”提出了一套系統的戰略。這套革命理論給印度的革命者極大的鼓舞啟發,他們驚喜地發現,印度和中國都有“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傳統,都以農業人口佔大多數,革命在中國能取得成功,在印度為什麼不能?

1966,印共()西孟加拉邦委員會內,以查魯.馬宗達為首的一派由於對黨中央的路線不滿,秘密成立了“印度共產黨毛澤東主義中心”組織。在毛澤東思想的武裝下,1967年,以馬祖達為代表的革命家領導下,他們在西孟加拉邦以盛產大吉嶺茶著名的的納薩爾巴里村起義,這被看成印度人民戰爭的一個轉捩點。那並不是第一次造反,確是第一次被中國共產黨公開支持的造反,《人民日報》緊接著就發表社論,歡呼那是“印度的春雷”,讓他們至今都興奮不已。這場起義雖然不久即被撲滅,但它的“星星之火”卻傳播到了更廣大的地區,同年11月各地的革命者彙聚加爾各答召開秘密會議成立了全印革命協調委員會(AICCR)。他們相信只有依靠暴力革命才能建立起一個“新印度”,不過和中國共產黨不一樣的是,他們似乎比較忽略統一戰線的鬥爭策略,在革命還沒勝利他們就急不可待地亮出了“興無滅資”的底牌。“納薩爾運動”的第一次代表大會上,馬祖達宣佈:“任何反對這場消滅鄉村敵人的戰役的人都不和我們站在一起”。他為革命暴力辯護的理論是“階級仇恨”。馬祖達說,“當用階級敵人的血來書寫口號,把階級敵人的頭掛在他的屋頂上的時候,這就是人民的階級仇恨的表達。遊擊隊員對敵人是如此仇深似海,以至於不但把他們的頭砍下來,而且從他們的屋頂上踢下去。”馬祖達甚至比中國的革命者更加激烈地宣稱:“一個雙手沒有沾滿階級敵人鮮血的人不能被稱為是一個共產主義者。”而有趣的是很多像馬祖達這樣的革命家都是出生最高的種姓婆羅門,甚至是非常富裕的資產階級或者地主家庭。

也許是因為他們這種革命理論的極端性,使他們很難在一個地區徹底站穩腳跟,在我和毛份子交流的過程中,我多次聽到他們說,“我們總有一天會有一個自己的‘葉南’”,我已開始沒有反應過來,後來才明白他們說的是延安。但幾十年來即使在一些毛份子勢力強大的地方,也基本是“員警統治白天,毛份子統治夜晚”。同時這些革命者自身也在不斷分裂之中,其中中國的影響是非常巨大的,可以說中國革命一感冒,印度革命者就要打噴嚏,1971年林彪墜機給了印度毛份子當頭一棒,很多人茫然了,因為他們把林彪當作了毛澤東軍事理論的繼承發揚者;1972年,毛澤東與“美帝國主義的頭子”尼克森握手言歡,又導致了毛份子的大分裂;1977年中國粉碎四人幫,結束文化大革命,更是讓很多人心灰意冷,心目中無產階級革命的聖地落入修正主義者之手,如同耶路撒冷淪陷一樣讓人五內俱焚。

很多人因此出於失望或者反省,走出了叢林,放棄了了革命道路,其中一些人投身議會政治,而那些堅持下來的革命者在更加艱難的環境下鬥爭,並且更加執著。除了農村包圍城市的武裝鬥爭,最近幾年毛份子們的鬥爭重點從土地改革和工會運動,擴大到了反對全球化,反對國有企業的私有化,及反對種姓制度,這樣有助於擴大他們的支持面。當一個失業的工人,一個破產的農民或一個無法養家糊口的手工業者,對生活感到絕望的時候,也許一個身邊的熟人就會和他談心:“為什麼有些人這麼富裕,而你這麼貧窮,不是因為你不努力,不是因為你不夠聰明,而是因為這個萬惡的社會制度,為什麼不和我們一起把它砸個稀巴爛。”

可以確信的是只要一個社會的不公平感和被剝奪感存在,毛理論就能夠找到根植的土壤,而毛的旗幟就會繼續飄揚,就像我曾經問一個毛份子:你們為什麼要把毛澤東當作神一樣敬拜麼?他回答:因為那些資產階級有他們的上帝,他們信仰他們的上帝,同時剝削我們,所以我們要有我們的上帝,而毛就是我們印度革命者的上帝,毛選就是我們的聖經,我們相信這一定是上天的安排,就如同釋迦牟尼誕生在印度,他的思想卻在中國發揚光大。毛澤東誕生在中國,也許今天中國人不再那樣崇拜他了,但對我們印度的勞苦大眾來說,唯有毛的光輝思想使我們看到了光明,我們就是把他當作自己的救星。

 

他們為什麼唾棄選舉?

通常的觀點,毛份子的政治主張諸如社會平等,土地改革,更好的窮人福利,為包括共產黨(CPICPM)在內的大多數黨派所贊同,至少不反對,不同的是其他政黨的共識是需要用漸進的議會政治的道路來實現社會改良,而毛派公開宣稱議會政治是骯髒的,用暴力革命來打碎現有政治體制是唯一的出路。

難道以共產主義為指導思想的政黨就無法在通過選舉參與政治麼?答案顯然不是這樣。即使共產黨中的左派(CPM)都有過非常好的選舉成績。比如在在擁有8000萬人口的西孟加拉邦(West Bengal)共產黨(CPM)從1977年開始通過選舉成為執政黨,0611月剛結束的地方議會選舉中,CPM更是贏得了約37%的相對多數選票,以超過其他政黨的優勢大獲全勝獲得了175個席位。印共在喀拉拉(Kerala)邦早在1957年就在選舉獲勝,成立了世界上第一個民主選舉產生的地方紅色政權。左翼組織在國會中也有62席,是國大黨及其聯盟和印度人民黨及其聯盟分別擁有223席和187席之後的第三大政治力量,雖然沒有參加內閣,但確是國大黨和人民黨都不得不爭取的關鍵力量。

而各地毛份子雖然一貫抨擊議會政治,也有過試圖參與議會政治的努力,政府也非常歡迎他們參加議會選舉,而不要搞武裝鬥爭。比如在1985年有幾個毛份子派別參加了省議會選舉,在八個省,共推出130個候選人,但最後非常遺憾的只得到了2個席位。之後也有過很多次這樣的嘗試,甚至在1990年,毛份子的一個派別印度人民前線(IPF)獲得了印度國會的一個席位,當然同時它也暫時放棄了原來的武裝鬥爭,轉而“在議會進行階級鬥爭”。

但總的來說也許是出於吃不到葡萄說葡萄酸的心態,毛份子的主流派系越來越表示出對選舉政治的鄙視,如果問他們為什麼曾經參加選舉而又落選,他們會解釋之所以參加只是為了進一步暴露資產階級議會政治的虛偽性。

不過毛份子堅持那些在選舉中贏得席位的政黨,都是靠賄選這樣的骯髒手段,即使共產黨也不例外,而毛份子們的落選恰恰顯示出他們的崇高。我相信他們講的並非完全沒有道理,和中國一樣,印度也有比較深厚的腐敗文化,賄選更是非常普遍,很多農民都向我證明在選舉期間會有不少政黨的助選人員拿酒,食品,收音機等物品來和他們換選票,他們也很樂於接受這些。再加上根據2001年的印度全國普查,有34.5
%
的印度人是完全不會讀寫的文盲,更使得的選舉容易被當地有經濟勢力者操縱。

很難說清他們是因為堅持暴力革命而無法在選舉中成功,或是因為他們無法在選舉中獲得成功,而變得更加傾向暴力革命。我和一位那位公開身份是報社編輯的毛份子的對話,他在毛份子中被稱作為“理論家”,也許能比較全面的解釋他們的邏輯。

問:你們為什麼不考慮通過選舉來參與政治?也一樣可以為窮人爭取權益。

答:那沒用,參加選舉就意味著腐敗,意味著和資產階級同流合污,就像現在的印度共產黨,它已經背叛了革命理想,我們相信毛主席的教導,‘槍桿子裏出政權’,只有武裝鬥爭才能為人民大眾贏得權力,真正的權力。

問:什麼是真正的權力?

答:就是人民大眾可以說了算的權力。

問:不通過選舉,代議制,怎麼來代表人民大眾的真實意願呢?

答:我們當然有民主,不過不是資產階級那一套,我們要搞無產階級專政的民主,那才是屬於人民大眾的民主,乾淨的民主。

問:為什麼建立了革命政權就不會有腐敗麼?有一句格言叫絕對的權力產生絕對的腐敗,你大概也聽說過。

答:理論上是這樣,不過我們的革命政權不會,就像毛主席建立的人民政府一樣。

問:為什麼?

答:這很簡單,有個別資產階級分子混進革命隊伍會搞腐敗,而毛主席自己把全部生命都獻給了受壓迫的人民,他雖然有絕對的權力但他自己決沒有一點腐敗。

當時他眼中閃爍著不容置疑的光芒。

 

毛份子要幹什麼?

有一個問題讓我非常感興趣,就是假如這些毛份子真的掌握了政權,敢叫日月換新天起來,會是什麼樣子。儘管有很多歷史經驗表明,即使革命政黨當權後,也可能背棄原來的原教旨主義態度,採取較為實用主義的政策。不過在一個有約四十萬人口的煤炭工業城市Godavari Khani,我瞭解到一些有趣的故事,可以反映出他們大致的社會治理理念。這裏由於大量的礦工家庭,工會勢力非常強大,曾經是納薩爾運動的重鎮,該地現在還有一些諸如人民廣場,列寧大街一樣的地名顯示出革命特徵,今天的礦工中依然有納薩爾運動的週邊組織和骨幹人員。

最初毛份子領導工人為了更好的勞動權益進行罷工鬥爭,在1980年舉行了一次持續56天的大罷工,並迫使廠方讓步,這是當地工人的首次勝利,為毛份子贏得了威信。

在領導工人取得了罷工勝利之後,毛份子們意圖在該地區的向腐朽的生活方式開刀,也許是工作壓力大的緣故,當地很多礦工都有酗酒的壞毛病,一下工就愛到酒館花天酒地,糟蹋錢不說,酩酊大醉回家還打老婆。毛份子的措施非常簡單,禁止礦工喝酒,有違反規定者,將召開批鬥會,並用鞭撻等方式使他們記住教訓。同時毛份子還宣佈,在該地區賣酒為“非法”,責令當地的酒館在限定時期內改行關門,賣酒比喝酒罪行嚴重的多,被視為“毒害工人階級”,如果超過限定時期仍然膽敢在礦區賣酒者,將被槍斃。誰都知道,毛份子可不是開玩笑的,也沒人敢拿自己腦袋開玩笑,幾天之內礦區一個賣酒的地方都沒有了,也再沒有人喝酒了。從效果上來看,礦工們無處消磨時間,一下工早早就回家了,還能夠帶更多的工錢回家,家庭也更和睦了。看到自己的丈夫被管教了,礦工的妻子們也開始擁護毛份子。不過當後來員警重新獲得了該地區的實際控制權後,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荷槍實彈保護酒館重新開張,並保護酒鬼們進去喝酒,如今該地區又恢復了常態,不過毛份子需要向政府示威時,酒館是一個比較主要的襲擊目標。

毛份子還有一個充滿想像力的大手筆,由於該地區大多數都是礦工家庭,產業單一,農副產品都需要從其他地方運過來。一些小販就把價格抬得比較高,雖然不是高很多,但是給本不富裕的礦工家庭增加了負擔,群眾意見比較集中,於是毛份子調查了周邊地區的物價後,張貼告示,給從柴米油鹽到禽蛋魚蔬都規定了“標準價格”,宣佈從今往後,如果有商販超過標準價格販賣貨物,將被宣判為奸商,加以懲處。這一套做法在整個80年代都非常奏效,我詢問一個毛份子,為什麼不辦個平價商店之類的,用經濟手段來調節物價,他不屑地說,那是資產階級的做法。

而毛份子最有威懾力的行動是放在打擊資產階級上,在上世紀八十年代中期該地區曾有兩個大礦的經理先後被刺殺,一個現在公開身份是工人的“前毛份子”認為,當時他們是很講道理,那兩個經理都以對待工人苛刻著稱,比如講工人覺得不舒服要請假,他們就不允許,或者要脅要扣工資。於是毛份子首先客氣地和他講道理,告訴他這樣是不對的,如果他仍然不改正;毛份子將警告他在限定時期內必須改正;到時候如果工人群眾對他的態度仍不滿意;這樣毛份子就已經仁至義盡了,他們將宣佈此人為“階級敵人”,宣判其死刑,並派出特別行動小組來執行。政府方面經常譴責毛份子“濫殺無辜”,不過我可以感覺到在一些底層群眾中間,毛份子被當作除暴揚善的英雄。為了證明自己的隊伍是大公無私的英雄,而不是出於私仇的暴徒,我聽到海德拉巴的幾個毛份子告訴我曾有一個該省的革命同志,自己殺了他的親哥哥,因為他哥哥是個為富不仁的大地主,並把他哥哥的土地分給了窮人,不管這個故事有沒有誇張的成分,他們對這種大義滅親行為的態度都頗讓我吃驚。

我曾採訪了Godavari Khani一個主要礦業公司的總經理veera reddy,當我詢問他對毛份子的看法時,他的回答比較謹慎:毛份子有一些做法我不贊成,但他們推廣了平等的思想是很好的,過去印度礦工見到經理要叫“老爺”,現在大家都認同人是平等的。我問他,你現在還不害怕毛份子?他說,自己不怎麼怕,因為他和工人關係不錯,不過他補充,在有毛份子活動的地方,經理們都比較小心,會覺得有隻眼睛在盯著自己。他同時抱怨,我們現在這些工人每天能真正工作3個小時就很不錯了,隨便遲到早退,你也不敢批評他們,更不可能開除他們,是典型的大鍋飯。目前該地礦工的工資水準在每月250美元的水準,一個人工作就可以養活全家。

由於印度的農民是不用繳稅,而且享受政府補貼的,所以毛份子也要小心地不增加群眾負擔。他們通過一些被官方視為違法的手段籌措革命經費,除了在農村地區打土豪分浮財以外,還會綁架一些大地主和其他他們認為為富不仁的人來要求贖金,他們甚至承認他們“偶爾”也通過販運大麻一類毒品來籌措資金,不過那是為了崇高的事業。而他們最主要的籌款對象是承包商,大概是建築承包商和當地政府之間往往有不可見人的交易,所以承包商通常是容易的籌款目標,在接到毛份子的通牒後大多會破財消災,息事寧人。我在印度遇到中國某工程隊的管理人員,據說他們也曾遭到打著毛份子旗號的劫匪,他們事先通知工程隊雇傭的當地保安,某日某時要來工地拉鋼材,不得阻攔和報警,那些保安都很乖。不過這些讓官方十分頭疼的事情,特別在底層群眾中並沒有什麼反感,我遇到不少工人,農民都覺得毛份子這樣做很好,有人這樣對我評價“如果毛份子問誰要錢,他一定是活該。”

對於官方和西方國際社會把毛份子當作恐怖組織看待,很多人是不贊同的,因為印度毛派雖然製造了很多刺殺和炸彈爆炸事件,但都是以政府官員,員警當局,大地主等“階級敵人”作為襲擊目標,從來沒有針對民用建築和公共場所。而且有毛份子還向我解釋,他們和紅色高棉不同,參加和退出都是自願的,只要不向員警洩露組織機密,即使退黨並且公開表示不同意毛份子的主張,也不會被當作叛徒。

 

毛份子向何處去?

我在印度的瞭解使我感覺政府依靠武力打擊是不可能消滅毛份子的,除了前面提到毛份子擁有的群眾基礎以外,印度法律體系的嚴謹和低效也是一個重要原因。

由於對於證據的強調,要證明一個人犯罪非常困難,印度沒有思想罪或者言論煽動罪,要證明一個毛份子殺過人更加困難,除非當場抓獲,或者在其據點連人帶槍抓獲,否則員警很難做什麼,一個毛份子只要不帶武器和紅寶書,走出叢林,宣佈自己是一個“毛份子同情者”,員警就拿他沒辦法,一旦政府的打擊減弱,他又可以重新拿起槍開展武裝鬥爭。員警對於毛份子非常絕望,所以很多員警假如有可能的話就不會把毛份子帶上法庭受審,很通常的做法是在抓捕現場就將毛份子擊斃,彙報說毛份子負隅頑抗,或者把毛份子帶到郊外槍斃,偽造現場說毛份子要逃跑。有一個在德里毛份子告訴我,全國一年中被員警秘密處決的毛份子有上千人,一個海德拉巴的毛份子告訴我,僅在該省去年毛份子就有超過220個被殺,這個數字大概包括在戰鬥中被誤殺的平民,而根據人權組織的報告在過去的16個月中有211個毛份子被捕後被秘密處死。也許統計管道不同,我無從核實這個資料的可靠性,不過可以確信的是,殺戮和鎮壓反倒刺激了一些毛份子“唯有犧牲多壯志”的激情,很多毛份子懷著為革命同志討還血債的仇恨,把員警作為報復的目標,而這又更加刺激了員警對毛份子的圍剿,冤冤相報,沒完沒了。

在海德拉巴(Hyderabad)省,0410月在國大黨當選後在一批左翼知識份子的撮合下,政府伸出橄欖枝表示願意和毛份子談判,毛份子們之所以接受談判的邀請,很大程度上是受重慶談判的故事的影響,也想利用這次談判,在政治上佔據主動,和談期間,雙方都宣佈停火,政府要求毛份子放下武器,既往不咎,甚至可以考慮邀請其參加聯合政府;02Andhra
Pradesh
省和毛份子也舉行過類似的談判,但最後都以談判破裂,雙方重新開戰為結局。因為毛份子提出的條件最主要兩條,一是,審判曾經秘密處決毛份子的員警,為革命同志報仇;二是,實行土改,把地主的土地分給農民,這兩個條件顯然政府無法滿足。

包括毛份子們自己也不知道,他們的革命鬥爭何時能取得勝利,或者說應該向何處發展,有時來自尼泊爾或者委內瑞拉的消息會讓他們感到振奮,不過更多的時候他們處在被邊緣化的悲憤和焦慮之中,他們所能做的只有“把革命堅持到底”。但同時他們仍然有一種希望在支撐著他們,一是寄希望於國際形勢的變化,他們的核心人物都非常愛讀喬姆斯基的著作,那些資訊使他們相信,國際帝國主義勢力已近是強弩之末,多行不義必自斃;二是寄希望一個天才領袖的出現,帶領他們經過“長征”通向最後勝利,因為他們知道中國的革命也曾經經歷過漫長的低谷,曾有一個毛份子告訴我說:我們的革命現在非常艱難,目前勝利的希望很渺茫,但我們還是會堅持下去,一定會有一個天才的革命家領導我們走向最後的勝利。我問:什麼樣的天才革命家?他認真地說:那個人應該就是毛在印度的轉世靈童(incanation)。我開玩笑說:“不巧呀,毛的轉世靈童現在在北朝鮮。”他瞪了我一眼:“我們還會等待他的下一個轉世。”

 

寬容激進也是維護民主

通常人們提到印度,會聯想起簞食瓢飲的甘地,高貴的非暴力運動,神秘的冥想和清心寡欲的素食主義,在這樣一個國家可以有人高舉暴力革命的旗幟四十年之久似乎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

實際這是一種美麗的誤會,早在甘地的年代,他的非暴力宣導就並非政治舞臺上唯一一種聲音。在今天的很多印度人心目中巴加.辛( Bhagar
singh
)是更加偉大的民族解放英雄,他公開走和甘地不同的抗爭道路,比如往議會丟炸彈,來表現對被英國人操縱的議會政治的不滿,最後被捕犧牲。在很多人看來,甘地不過是一個下山摘桃子的人,如果沒有大量像巴加.辛這樣的革命志士,告訴當權者不要不顧及人民的怒火,“人民生氣了,後果很嚴重”,殖民主義者根本不會屑於和甘地這樣乾枯的老頭子坐到一張談判桌前。

很多歷史資料也證明了在很多方面甘地其實是一個保守的原教旨主義者。而印度教帶給印度社會的一個重要副作用就是種姓制度,甘地更多的時候,不願意激怒印度教的保守勢力,宣揚一種相互妥協的觀點,比如不同種姓“不一樣但是平等”,“人的五個手指頭都不一樣長短,功能也不同,但沒有高下之分。”這種觀念是意圖調和種姓之間的矛盾,但卻不能使低種姓的知識份子滿意。而安貝德卡博士(Ambedkar)就是甘地最激烈的抨擊者,這位來自達里茲(dalits,所有種姓中最底下的賤民)的傑出人物,在英殖民地時代享受了最好的教育,獲得了英國和美國的博士學位,而他對於甘地在種姓方面的保守態度怒不可遏。乃至於甚至表示過,假如不能讓低種姓享有平等權益,他情願讓英國人繼續統治下去也不希望印度教徒統治這個國家。他帶領低種姓的群眾沖進過去只有高種姓者才能進入的神廟,到過去只有高種姓者才能飲用的水源去取水,為此一度造成了很多地方的騷亂。還有更激進的力量乾脆組織了諸如達里茲黑豹黨一類的團體。但這些人的堅持卻使得印度的上層社會不得不傾聽來自弱勢族群的聲音,最後促成了給與低種姓階層在教育和就業等領域的一系列優惠保障政策。而安貝德卡博士的努力也最後贏得了印度主流社會的尊重,他在印度獨立後被任命為憲法起草委員會的主席,今天被稱作印度的憲法之父,幾乎在印度的每一個村莊都能看到他的塑像。

在印度這種對激進主義的同情乃至支持,並不僅僅是一種社會底層的情感。在主流知識份子中,也不乏毛份子的支持者,比如我採訪了德里大學發展中國家研究中心的主任莫漢蒂(manoranjan mohanty)教授,他在任何場合都不會放棄為毛份子辯護的機會,把他們稱作“推進社會進步的一支積極力量”。而在奧斯馬尼亞大學(osmania university,為公立大學有五十多萬學生),一次和二十幾個社會學專業的教授及博士生的小規模座談中,我作完演講,提問階段,我聽見不止一個人表示印度現在就缺一次文化大革命。我很吃驚,就問他們有多少人持這種觀點,沒料到所有的人都舉起手來。我問他們,為什麼他們這麼喜歡文化大革命,他們回答文革才能帶來平等。我向他們解釋,和馬丁路德金追求的平等不一樣,其實文革中人和人的關係並不平等,在政治上扶植起工農階層來鎮壓原來的上層社會人士,順帶打倒所有政敵和潛在異見者,實際上是創造了一種新的不平等,並樹立自己的絕對權力,而且工人農民通過文革在生活上並沒有獲得實際的好處,國家經濟經過文革處在崩潰的邊緣,除了“毛主席”一個壽終正寢的大贏家,人民受到的傷害至今都沒有完全恢復。我進一步解釋這意味著在印度如果來一次中國式的文革的話,婆羅門都得淪為賤民,大學教授和你們這些博士得去掃馬路,他們聽了面面相覷,有一個人大概覺得我是胡說八道甚至臉漲得通紅,拂袖而去。我又接著問:你們還有多少人認為印度應該來一次文化大革命。仍然有十幾個人舉起手來,其中有一位是社會學系系主任,還有一位博士生後來我知道他自己就是婆羅門。也許社會學專業的學者比較左傾(我說的左傾是國際語境下的,不是中國特色的那些所謂左派)一些,但仍然給我很大的震撼。讓我想起那句格言,把它改一下“一個人的毒藥,對另一個人是美食。”(one mans poison is another mans meat.)後來我知道毛份子在這所學校號召力挺大,還有類似共青團的學生組織。

不僅在理想化的知識份子中間,在印度政府高層也同樣有一種對激進主義者的同情情緒。在印度我感到非常有趣地發現,儘管在毛份子眼裏國大黨之流,都是資產階級分子,共產黨也是修正主義分子,甚至有人向我控訴,共產黨當權的地方鎮壓毛份子比國大黨還要積極,徹底走上了反動道路,比如他們的領袖查魯馬宗達就是1972年在共產黨執政加爾各答被捕並死在獄中的。但政治家們通常對毛份子用比較包容的心態,比如當重要毛份子被捕的時候,很多地方政治家會呼籲公正審判,確保其人身安全等;甚至把毛份子視為同盟軍,比如印共(馬派)海德拉巴省的省委書記B. V. Raghavulu先生,他是一位彬彬有禮的學者,在我採訪他時,他表示雖然共產黨對毛份子的激進做法並不贊成,但是他們的存在對於推進土地改革和社會公正也確實有積極的一面。不管是否心口如一,提倡用更多用寬容的態度瓦解感化毛份子,而不是用光用鐵腕打擊,也是印度政壇的主流意見。比如06年初會議上總理曼莫汗·辛格在提醒毛份子對於國家安全的威脅的同時提出了一個“兩條腿走路”的對策。除了採用有效的員警行動;還要使他們減少被剝奪和被拋棄的心情。例如進行一種寬鬆的招安和復興工作,並且在受毛份子控制的地區實施各種農村建設和改革計畫。如實行農村就業保證計畫,緩解農村高利貸盤剝,制止基層官員員警對農民的侵擾等等。甚至一位前任員警總監prakash singh,他和毛份子鬥了一輩子,退休後卻寫了很多文章,呼籲社會理解毛份子,呼籲政府把著眼點放在解決社會矛盾,而不是軍事打擊上。

 恰恰是這些寬容明智的政策制定者,使我不相信民主和憲政已經根深蒂固的印度社會會爆發一場中國式的文化大革命或者武裝革命,但那些喧囂的革命呼聲,卻在給社會敲響警鐘,讓養尊處優的既得利益者,不要過於被惰性麻痹,盡力去滿足社會變革的願望,緩和社會矛盾,因為如果不這樣做,假如情緒被長久積壓,無法釋放,最後爆發出來會更糟。在去印度之前,我一直把激進主義思潮當作一種社會發展中的非建設性力量,對於革命宣傳我是反感的,而在印度的觀察,讓我固有的觀念有了一些變化,也許在一個有足夠包容力的憲政框架下,適當的激進主義同樣有一些建設性的作用,就好像為了達成一個社會進步的目的,既需要有人唱白臉,也需要人唱紅臉一樣。

從某種意義上講,我想正是那些革命力量的長期存在,和明智的領導者的不斷妥協改革,才使得印度這個和中國一樣人口多,底子薄的東方大國,不會徹底走上暴力革命的道路

後記:

此文是我2006年的作品,那是在我遭受打擊的低谷,這不是第一次,也許也不會是最後一次,創痛卻不可與人言,訪舊半為鬼,多病故人疏。更重要的是我看不清楚這個社會的未來,也不能說服自己,我以往堅守和付出的是否有價值,甚至是否有方向性的錯誤,我是不是自己所不喜歡的那個人群中最大的一個傻逼。

在印度的調研,和我的多次獨行一樣,也是我解答內心困惑的一次長征。儘管我在媒體的人脈大概比很多人都廣,但此文在中國依然無處發表,我給了北京一家非常有歷史關懷的雜誌,準備發了,最後審稿的編委會某個大約在文革中創鉅痛深的老爺子拍案大怒:居然宣揚毛澤東這個邪神世界上還有市場,絕不能讓這個謬種流傳!又投給南方一家週報,總編說:對毛澤東路線有反思,又涉及國際關係,我們不敢發;再投給香港一家雜誌,總編說:我們讀者對這種宏大問題沒這麼多興趣,能不能摘三千字發?

他們都沒讀懂我的文章,因為他們沒有我所懷的困惑,不過從哲學上講被誤讀恰是人生的常態。我自己隨隨便便寫的稿子,供不應求,稿酬頗高,還欠了一屁股文債,最嘔心瀝血的作品多是貼血本貢獻給互聯網了,只要中國的大環境沒改善到一定程度,我自己當總編輯大概也是一樣。

但所有工作最後的意義是為了自己內心的安寧,當那些文字思考的碎片像蚊子一樣在你腦海裏嗡嗡作響,催促你讓它們浮出水面,即使你無憑無恃,你也可以像子彈一樣往前衝,筋疲力盡後,你享有平靜和自由。

感謝各位師友,我已得救。◎

40期(2007年2月):也談人性、惡和文革 〔 陽和平 〕

也談人性、惡和文革

陽和平

前言:去年十月,正當我表姐卡瑪製作的六四紀錄片《天安門》和文革紀錄片《八九點鐘的太陽》在臺灣轟動一時期間,臺灣朋友們寫信要我就《中國時報》記者對卡瑪的採訪談一下我的觀點。我寫東西本來就慢,加上時間不足,待我十一月初把稿子寄給《中國時報》時,不知是舊聞了,還是不符合報社的胃口,一直未發表,因此轉交《批判與再造》讀者一閱。

 

貴報近期發表了一篇記者採訪我表姐卡瑪(Carma Hinton)的報導。我想就文中對文革和毛澤東的評價以及卡瑪的六四紀錄片和文革紀錄片提出一些個人的看法。

 

我的背景和卡瑪很相似,都是“生在新中國,長在紅旗下”的“外國人”。受我舅舅(卡瑪之父)韓丁(Bill
Hinton
)的影響,我從事養牛業的父親陽早(Sid Engst) 和從事過美國原子彈研製的母親寒春 (Joan Hinton) 先後於46年和48年到達中國,而後49年于延安結的婚。我的名字陽和平是宋慶齡在52年北京召開的世界和平理事會上給即將出生的我起的。

 

我母親對她所熱愛的核子物理研究變成了美國毀滅日本廣島人民的工具極其憤恨。她毅然離開美國奔往延安,另找人生的意義。我是在西安的一家國營農場長大的。我父親負責農場的奶牛養殖,我母親應用它的物理學知識改良農具,設計牛場。環境雖然比他們在美國時艱苦的多,但他們的創業生活有意義。我爸爸常說他們是為活而食,不是為食而活。

 

卡瑪比我大三歲。我小時崇拜她,敬佩她。文革初期,十四歲的我還和她一起到山西的陽泉煤礦串聯。她那時是我的啟蒙人。我們那幫學生們在礦裏“煽風點火”,幫著礦工中的造反派反抗礦領導,和保皇派工人辯論。我們也幹了一些過激的事,如一起闖入一位礦領導的家,搜尋他為了整造反派工人而搞的“黑材料”。

 

我這個文革的“過來人”,經過多年的反思,不太同意貴報記者採訪中使用缺乏客觀標準的諸如“惡”、“人性”、和“公正”等等的概念和觀點來指責文革和毛澤東,希望借此機會使貴報的讀者看到一些與主流思潮不同的觀點和看法。

 

我在中美兩國先後當了近二十年的工人。雖然我爾後上完大學,攻博士,任教,成了知識份子的一員,但我仍然擺脫不了以工農百姓的角度來觀世的立場。

 

我在中國當工人的五年裏,認識的工人中間痛恨文革的不多,而認為只有像文革那樣的群眾運動才能對付官僚腐敗的卻不少。文革期間,工廠裏當幹部的搞腐敗可不容易,一旦被群眾發現了,一張大字報貼出來,這官就不好做了。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是文革的特點。這是民主,還是惡?

 

什麼是“惡”?中國傳統文化只許“上”犯“下”的惡,把“上”欺騙、壓榨、掠奪“下”的惡認為是天經地義的。中國歷史上也有數不清的“下”犯“上”的農民暴動,但是只有文革是中國有史以來第一次基本上是以非暴力的形式進行的大規模的“下”犯“上”的(也實質上是民主的)搏鬥。

 

雖然工農群眾在這場搏鬥中目前暫時失敗了,但它的意義遠遠不是勝者們及其獨斷的宣傳機構喧嚷描述的那樣。文革對廣大工農群眾來說是一場他們能如何真正的當家作主的鬥爭。他們一邊受著傳統文化的約束,一邊摸索著徹底解放自己的道路。而那些社會上層人物(走資派),“精英”們卻在文革期間時而直接鎮壓群眾,時而挑動群眾鬥群眾,時而把革命推向極端,想方設法維護自己的特權地位。工農百姓被其推入“弱勢群體”是這場搏鬥後來的結果。

 

毛澤東要想搞掉自己的對手還不容易?憑他的權力和威望,根本用不著發動文革。那些把文革這場激烈的階級搏鬥簡化為中共上層的人事糾紛是否有些眼光短淺?

 

1974年我到美國後當工人的近十五年裏,體會了西方資本主義下的民主與中國毛澤東時代民主的根本區別。在毛澤東時代,我們工廠裏的工人有民主管理和監督企業領導的權利。我們有鐵飯碗,不怕幹部,敢提意見,幹活很少有偷懶的,生產年年超額完成計畫。在美國,我們工人對老闆有意見,只有辭職另找活路的權利,無權過問企業的管理。老闆在,裝著賣命,老闆不在磨洋工,哪有民主權利?

 

我不容易接受貴報採訪中提出的以人性的觀點看文革的主張。離開階級的利害衝突和它所反映的思想意識形態上的鬥爭去抽象地談人性是否不現實?人性沒有階級性嗎?美國自稱是講人性的,可對伊拉克人它講的是什麼人性?據說鄧小平對他兒女們很有人情,但對北京市民六四時的人性在哪里呢?抽象地談人性更像是文人的空想。

 

人性是要講的,但也要愛恨分明。我在中美兩國所感觸到的工農百姓之間的相互體諒、幫助、寬容比文人們的幻想要實在得多。用“無人性”來指責誹謗工農百姓對當政者濫用職權的憎恨和反抗公道嗎?

 

文革離得我們越遠,中國在資本主義道路上走的越徹底,工農反抗中國官僚買辦資本的鬥爭越激烈,文革和毛澤東在中國老百姓中就越有影響力,因而為資本服務的御用文人們就越要努力攻擊文革和毛澤東。在這場遠沒有完結的激烈的階級搏鬥中,我們能作為“客觀”的旁觀者,對當權者的殘暴和工農百姓及學生的“民主意識缺失”(作者在六四紀錄片中表現出的責難)各打五十大板嗎?在這兩大階級兩大勢力的激烈搏鬥中,抽象的公正是沒有的。

 

六四的坦克摧毀了我們很多人對中國當局的幻想。二三十年來眼看著工農百姓的處境日益惡化,目睹著建立在以血汗工廠為基礎的、掠奪公共財產為私有的、以武力維護少數人榮華富貴的社會現實,又教育了我們很多人。這段歷史反而證實了毛澤東所發起的文革是反惡霸老爺的,是維護工農百姓公正利益的一場意義深遠的搏鬥。說到底,那些當初的走資派,當今的太子党惡霸們為了維護自己家族的烏紗帽不惜動手殺人的人,才是要對文革武鬥負責的人。文革,就其本質來講是一場提倡同以往統治階級以武治人的做法相反的一場以理服人的“文鬥”。從這種意義上來講,它倒是一場真正的工農百姓為自己利益而奮鬥的講人性的搏鬥。

 

中國歷史以往是成者為王,敗者為寇。但文革的失敗是暫時的。它為將來的工農群眾的解放運動提供了豐富的經驗教訓。終有一天,它的歷史地位會有一個從工農百姓的角度來看是公正的評價。◎

毛澤東論社會主義民主

這裡講到蘇聯勞動者享受的各種權利時,沒有講勞動者管理國家、管理軍隊、管理各種企業、管理文化教育的權利。實際上,這是社會主義制度下勞動者最大的權利,最根本的權利。沒有這種權利,勞動者的工作權、休息權、受教育權等等權利,就沒有保證。

社會主義民主的問題,首先就是勞動者有沒有權利來克服各種敵對勢力和它們的影響的問題。像報紙刊物、廣播、電影這類東西,掌握在誰手裡,由誰來發議論,都是屬於權利的問題。如果這些東西由右傾機會主義分子這些少數人來掌握,那麼絕大多數迫切要求大躍進的人,在這些方面的權利就被剝奪了。如果電影掌握在右派份子手裏,人民又怎麼能夠在電影方面實現自已的權利呢?人民內部有各種派別,有黨派性。一切國家機關、一切部隊、一切企業、一切文化教育事業掌握在那派手裏,對於保證人民權利問題,關係極大。掌握在馬克思列寧主義者手裏,絕大多數人民的權利就有保證了;掌握在右傾機會主義分子或者右派分子手裏,它們就有可能變質,人民的權利就不能保證。總之,人民自已必須管理上層建築,不管理上層建築是不行的。我們不能夠把人民的權利問題,了解為國家只由一部份人管理,人民在這些人管理下享受勞動、教育、社會保險等等權利。──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下冊談話(195912月)

34期:工人自組工廠當家做主 鄭怡雯

工人自組工廠

當家做主 

—薩爾瓦多Just Garments工廠的啟示

■鄭怡雯

你想上廁所就去上廁所,你想喝水就可以喝水……」在《Producing
Just Garments
*片中,工人以素樸的語言,在鏡頭前說著Just Garments和其他工廠的不同。Just Garments,這是個約有百來位工人的薩爾瓦多成衣廠,打從踏進這工廠大門的第一步起,即可感受到這裡和此地其他工廠間截然不同的氛圍。放眼望去,這裡沒有警備森嚴的高牆和高壓的勞動管理,取而代之是安全乾淨的工作環境、完善的抽風系統、每台縫紉機旁配著符合人體工學的座椅。這是一個工人們自主營運的工廠,合作與信任不是只在生產線上,他們努力守護著這個得來不易的家園。

建立工人自主經營管理的工廠

Just Garments的前身是台南企業在薩爾瓦多的成衣廠。2000年薩爾瓦多大地震發生後,當時台南企業資方卻強制工人不許離廠回家探望家人,諸如此類不近人情的管理令工人的不滿積累日多,終於著手組織自主工會。到了2002年,加入薩爾瓦多紡織工人協會(STIT)的人數超過法定門檻,他們提出了勞資集體協商,台南企業資方卻隨即宣布關廠。於是STIT找上了薩國工運組織CEAL尋求關廠後的對策,他們聯繫在美國反血汗工廠的團體,在美國發起抵制南企代工的品牌商產品,台灣的「關注全球化資訊中心(FOG)」和南企在印尼、柬埔寨廠的工人先後也加入這個國際勞工大連線的抗議行動中,柬國工會甚至表示,他們不會接受南企把薩爾瓦多的訂單生產轉移到柬埔寨來。最後美國品牌商在一波波的壓力下,紛紛要求南企妥善處理在薩國的關廠爭議,逼使南企資方上桌談判。結果南企同意在薩國開設一個新廠,而這個廠的董事會雖然由工會與南企各推一人組成,但廠內的實際營運則交由工會主導。因此在20034Just Garments成立時,台南企業已與該廠經營無干,一個由工人自主經營管理的工廠就此誕生。〈編按:關於該廠抗爭的詳情,請參閱20064月本刊第30期的《用跨國工運對抗資本的全球化》〉

這是一個新希望的開始,但也是各種打擊紛至沓來的另個開端。打從Just
Garment
成立那天起,薩國政府就開始阻撓原台南企業的機器設備運送到新的工廠,其他的廠商也不甘願見到,更別提支持協助這麼一個擁有較佳勞動條件的工廠,而之前答應會下訂單給Just Garments的品牌商並沒有遵守原先的承諾。這些背信的品牌商如Lands
End
GAP最後以捐款給Just Garments的方式,來彌補對工人造成的傷害和損失。工人們除將這筆捐款用於購買機器設備和纖維原料,使Just Garments得以度過初期營運的階段外,他們也將用這筆款項購買更多的股份,因此現在工人們已經掌握該廠大多數的股份。但是在品牌商不願下單的情況下,Just Garments開始向薩國其他工廠尋求外包的訂單,然而這些訂單僅夠支付工人的工資,不足以支應經常性的支出,工廠債務積累一日復一日。

可能成為國際反血汗運動的新里程碑

在債務壓力下,Just Garments亟欲尋覓其他出路。鑒於抗爭期間得到國際間的團結支持,該廠決定將市場鎖定在美國、加拿大和歐洲等著重道德意識的消費者市場。Just Garments瞄準這個市場,陸續從 No Sweat ApparelCRISPAZ 和喬治城大學等團體接單生產。

在留美期間,我先後於不同的會議場合,兩次遇見Just Garments的法人代表Gilberto Garcia。過去他是CEAL的工運組織者,而今為了Just Garments的生存,在國際成衣消費市場尋找可能的利基。他談到以Just
Garments
脆弱的經濟條件,要處理多種不同要求的小批量生產訂單確實有困難,相形之下,大批量生產有利於降低纖維等原料成本,因此Just Garments目前正在推行一個試用計畫(Beta Test),在這個計畫中,除將以大規模的T恤生產為主要模式外,也同時推行自有品牌來取代對外包訂單的依賴。總部位於華盛頓的SEAC
International
Just Garments在這個計畫中的合作夥伴,除了提供財務協助和原材料外,SEAC也將成為Just Garments成衣在美國的專門經銷商,負責將該廠輸出的貨櫃成衣銷售出去,初期仍將以大學校園為主要市場。而Just Garments每月將生產一貨櫃約44000件的T恤,SEAC則以每件0.65美元支付給J廠,這樣的金額估計可以涵蓋所有的營運支出,工人薪水也將可以比之前(最低工資多5%左右)增加20%,並逐步達成生存工資(living wage)的目標。

這個計畫正在起步,Just Garments仍然生存危機四伏,儘管壓力龐大難關重重,Just Garments廠仍不斷探索著可能的出路,至今該廠的工人仍不放棄這樣的信念:一個能帶給工人尊嚴的工廠,也可以有經得起競爭的生存能力。這樣的夢想如得以成真,攸關的不只是這廠百來位工人的福祉,正如Gilberto所說,這也將為中美洲加工出口區的工人鬥爭樹下範例,更是國際反血汗運動的新里程碑。

「另一個世界是可能的!」這不光是一個口號,也不是遙遙無期的未來式,Just
Garments
工人的奮鬥歷程,正是務實地摸索、創造可能的起點之一。

*Producing Just Garments by Javier Armas, 2006


《批判與再造》簡化字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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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判與再造》1~55期

《批判與再造》全五十五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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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原貼在http://blog.xuite.net/g1.p2/critique的舊刊選文將彙整至復刊的網站,以便讀者閱覽。
三、本刊文章歡迎轉載,但請註明出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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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判與再造》稿約

《批判與再造》旨在提供一個用左翼觀點曠觀寰宇、立足本地的公共論壇。我們歡迎引介世界思潮、評析國際與中國兩岸政治經濟形勢及社會文化現象、回顧反思世界社會主義運動歷史的文章,與反映社會現實的文學創作。同時也期望不同觀點之間開誠布公的論辯,以有助於釐清觀念、深化認識,促成左翼力量的團結進步。因此,我們衷誠盼望各方朋友來稿,充實《批判與再造》的內容,推動台灣左翼以至世界左翼聲勢的再興,抑止人類處境的進一步惡化。

 我們的徵稿原則如下:

一.文字請力求簡潔扼要,一般評論以5,000字以內為宜。

二.理論文章字數不限。

三.論辯文章務必觀點明確、邏輯嚴謹,秉持實事求是,「持之有故,言之成理」的原則,切忌曲解論辯對手原意,或迴避論題,言不及義。

四.我們充分尊重所有來稿的觀點,但有時視編務需要,須在不損及作者本意下,酌情刪改。如不願刪改者,請註明。

五.本刊因經費所限,無法提供稿酬,敬請見諒。

 來稿請寄critra99@yahoo.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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