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chive for the '台灣焦點' Category

做好社區防疫,不只為了防堵新冠病毒( 陳美霞)

https://www.coolloud.org.tw/node/94335

日方越界捕我漁船 政府護漁不力向日哈腰(釣魚台教育協會新聞稿)

釣魚台教育協會曾於3月7日發出聲明,嚴重抗議日本水產廳公務船驅趕我蘇澳籍東半球28號漁船。事發至今,政府不僅沒有堅持主權立場,更發出消息將懲處漁民。我們要求政府對外向日本侵門踏戶、執法過當的惡行,發出更進一步抗議,維護我國尊嚴!對內則應捍衛漁民生存權益,取消對東半球28號漁船的懲處!這種「打自己家小孩給別人看」的手段,既喪權辱國又欺負漁民。政府若不硬起來,我們將發動民間社會保護漁民的行動,保衛漁民生存權益!捍衛我國尊嚴!

我們要嚴正強調,釣魚台列嶼為我國領土,週邊海域為我國經濟海域,退一步說,就算日本片面聲稱該海域為他們的經濟海域,也應視作爭議性海域,我方怎能接受日方認為「我方越界」的片面說詞,且竟同意日方執法的正當性?我們從來沒有為了漁權而放棄主權,東半球28號漁船繞行釣魚台海域,只是我們的漁船行經自己的領土,展現釣魚台海域為我漁民傳統漁場與經濟海域的事實。

尤其3月4日日本水產廳公務船在我國領海發現東半球28號漁船,竟然再次追捕,此惡行更是侵門踏戶,追到家門口來,完全無視我國主權,欺人太甚!依國際法《海洋法公約》第一百一十一條,〈緊追權〉只適用於「船隻進入內水、群島水域、領海或毗連區內時開始,而且只有追逐未曾中斷,才可在領海或毗連區外繼續進行」。但我政府官員,從駐日代表謝長廷到漁業署長黃鴻燕,竟不斷聲明此次事件為「別人(日本)的厝,他(日本)的所在」。令人不禁質疑,謝長廷、黃鴻燕到底是哪國的官員?遇到此次台日爭議,竟完全站在日本的角度、日本的立場。

根據漁業署的消息,3月3日東半球28號漁船未經申請許可進入台日協議海域作業,違反我國相關法規。然而政府對日本抗議只做做樣子,對自己的漁民,卻擬懲處收回漁業證照及吊扣船員證一年以下或罰鍰。漁業證照、船員證都是靠海吃飯的漁民在海上作業的重要依據,漁民的執照被吊扣有多久,就表示漁民將有多久無法出海作業,等同剝奪漁民生存的權利!政府對日本簡單表態,對漁民卻丟出剝奪生存權利的懲處,這不擺明「打自己家小孩(漁民)給別人(日本)看」?

我們再次強調,釣魚台列嶼為我國領土,週邊海域為我經濟海域,釣魚台海域不該存有200海浬經濟海域之爭議。我們要求政府加強抗議日方侵門踏戶、執法過當的惡行,更該積極表態在擁有釣魚台主權下,釣魚台海域為我方經濟海域之事實。並免除東半球28號漁船漁民之懲處,保護漁民作業與生存權益!如果政府持續積弱不振、吃裡扒外,我們只好挺身而出,發動民間社會的力量,捍衛我國領土,保護漁民的生存權利!捍衛我國尊嚴!

海行動聯盟迎接南海護土勇士歸來新聞稿

南海行動聯盟今日(7月31日)早上前往屏東鹽埔港迎接南海護土歸來的漁民,向這些護土勇士致上最高敬意與謝意。保釣先驅林孝信遺孀、也是聯盟創立人之一的成功大學公衛所陳美霞教授在隨後召開的記者會上提出「要主權、要尊嚴、要團結」的呼籲,她希望政府要捍衛南海的主權,不要再隨美國外交起舞,以維護國家基本尊嚴,她更呼籲全民應該不分黨派團結起來維護南海權益,並大聲疾呼,政府不可以對太平島歸來的勇士秋後算帳,不要再犯下1970年代保釣運動時對保釣留學生迫害的錯誤。農運詩人詹澈也在記者會上朗誦新詩「給你們樹與土」,肯定護土漁民的壯舉。

7月20日前往太平島進行「保祖產、護主權」宣示行動的船隊於今天順利返航,早上十點抵達屏東鹽埔漁港,參加南海行動聯盟的台灣釣魚台光復會、中華保釣協會、台灣農民聯盟、全國教師工會總聯合會、勞動人權協會與中華全球華人琉球之友會等社運團體與老保釣、學者專家與社會人士都在碼頭熱烈迎接船隊歸來。 繼續閱讀 ‘海行動聯盟迎接南海護土勇士歸來新聞稿’

舊文重刊:從《臺灣論》風波剖視臺灣分離主義的奴才意識 (杜繼平)

小林善紀的《臺灣論》扭曲臺灣歷史﹐為日本殖民統治臺灣正當化的無恥讕言﹐激起了臺灣學術文化界的有識之士﹑婦女團體與在野黨派的大加撻伐。而台獨派的知識份子﹑政治人物與團體則極力聲援小林與其台獨盟友金美齡﹑許文龍等人﹐雙方激烈的鏖戰﹐在臺灣喧騰數月之久﹐始漸平息。在這次風波中﹐自李登輝以降的臺灣分離主義者﹐以被殖民者的身份卻站在殖民者立場﹐歌頌日本殖民統治﹐諂媚日本帝國主義主子﹐充分暴露他們毫無自尊﹑自覺的奴顏與媚骨。對臺灣分離主義者的奴才意識﹐不論是為爭取臺灣人的尊嚴或遏止日本右翼的進一步倡狂囂張﹐避免軍國主義的惡靈復蘇重生﹐都必須深加剖析﹐嚴予批判。 繼續閱讀 ‘舊文重刊:從《臺灣論》風波剖視臺灣分離主義的奴才意識 (杜繼平)’

舊文重刊:從世界體系的觀點看台獨運動的過去與未來(杜繼平)

二戰後的「台灣獨立」的運動萌芽於四○年代後期﹐茁長於八○年代﹐至九○年代初期達于極盛﹐但自九二年後遭遇發展的瓶頸﹐此後即由盛轉衰﹐前景黯淡。

「台灣獨立」運動的發展與世界政治經濟結構的變動密切相關。單由台灣本身﹐絕對無法洞悉其始末與底蘊。故本文采用華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的世界體系﹙world-system﹚理論的方法論與觀點﹐加以剖析﹐期能提供較為全面的認識。

一﹑

華勒斯坦主張要從「整體」﹙totality﹚掌握人類社會﹐才能透徹地認識社會的現實﹙reality﹚﹐而要掌握社會的整體﹐唯有運用「歷史的社會科學」﹙historical social science﹚的方法。所謂「歷史的社會科學」即認為歷史與社會科學不該分割開來﹐而應相互融合成一個有同一研究主題的學科。而且社會科學內部也不可機械地劃分為互不相干的政治學﹑社會學﹑經濟學等學科﹐他指出﹕

「‘政治經濟學’這個詞就告訴我們﹐我們假定了﹕要對真實的世界做出有意義的分析﹐就不能把它分離為政治的﹑經濟的﹑社會的三個﹙或更多的﹚範疇﹐再以不同的方法﹐在互不相涉的範圍內研究﹙即使這種分離僅是暫時的﹚。經濟是植根在既有制度環境中﹔政治是社會經濟勢力的表現﹔而「社會的」結構則是政治經濟壓力下的結果。」﹙Kaplan ed. 1978: 7﹚

世界體系理論還強調﹐研究現代世界應該以世界體系這個整體為分析單位﹐而不是以國家為單位。華勒斯坦説﹕

「各民族國家並非竹呇自分離﹑平行發展的社會﹐而是構成一個整體並反映那個整體的組成部分。……要了解一個特定國家內部的階級矛盾與政治鬥爭﹐我們必須首先把這個國家放在世界經濟的整體結構內。」﹙wallerstein 1979: 53﹚

再者﹐華勒斯坦還主張﹐世界體系由中心﹙core﹚—半外圍﹙semi-periphery﹚—外圍﹙periphery﹚﹐三層結構所構成。中心國家在資本﹑技術﹑金融﹑國家力量上都佔有優勢﹐它們借著剝削外圍﹑半外圍而壯大﹐處於中間的半外圍則一方面受到中心國家的剝削﹐一方面剝削外圍﹐使世界體系免於兩極化﹐有助於穩定世界體系。﹙Wallerstein 1979: 69﹚更重要的是﹐各國在這三層結構中的位置並非凝固不動。中心國家可能下墜至半外圍而外圍可以晉身半外圍﹐半外圍也有希望躍升為中心國。﹙Wallerstein 1979: 76-89﹚

本文將運用上述的方法與觀點剖析台獨運動的發展過程並預估其前景。 繼續閱讀 ‘舊文重刊:從世界體系的觀點看台獨運動的過去與未來(杜繼平)’

臺灣民主的反思 (黄德北 世新大學社會發展研究所教授)

一、前言

1990年代以來臺灣政治出現民主化的轉型,先是舉行立法院(國會)全面改選,其後又在1996年實施總統直選,2000年更出現政黨輪替的政治變天以及2008年的第二次政黨輪替,如果按照已故的美國保守派主流政治學者Samuel P. Huntington(1991)的說法,出現兩次政黨輪替後的社會代表完成「民主鞏固」(democratic consolidation),這意味著臺灣民主發展的程度已經達到很高的水準。臺灣的民主表現也成為海內外許多華人稱羨的對象,咸認這是華人民主政治的典範及其他華人政權未來政治發展的主要參考對象。

但如果我們將臺灣民主放在一個比較政治發展的脈絡下來觀察,我們就會發現臺灣民主還存在許多問題,臺灣民主模式更絕不應該成為未來華人社會政治發展的典範。本文希望從一個批判的角度來探討臺灣民主化的發展過程,指出其存在的問題與侷限,並據此分析資本主義民主所存在的問題。臺灣民主發展的侷限一方面有臺灣自身的問題,同時也是資本主義代議民主所普遍存在的問題,因此我們也希望透過臺灣民主發展的分析,進而探討資本主義代議民主的發展與問題,本文第二節是對資本主義代議民主發展所做的歷史性回顧,第三節則針對1949年以後到臺灣民主化前的臺灣政治背景進行分析,第四節介紹臺灣民主化的過程及其出現的問題,第五節探討臺灣左翼在臺灣民主化過程的角色與主張,第六節提出小結與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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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民族主義、民主與自決:評Perry Anderson的<南中國海上的藍與綠>(上) (杜繼平)

培里‧安德森(Perry Anderson)為何在2004年突發興致寫了<南中國海上的藍與绿>?我們不得而知。但不論就其分析或判斷來看,這都是篇不很高明的文章。培里曾寫過Passages from Antitquity與Lineages of the Absolutist State這類出色的著作,這回卻犯了大忌,在沒有深入研究之前就率爾對他所不熟悉的問题發表議論,完全喪失他平素治學嚴謹的態度。由於這不是一篇正式的學術論文,培里沒有註明所用資料的來源,但從內容來看,我推測他所根據者是有關台灣歷史與所謂台灣民族主義的二、三手英文材料,外加一些耳食之言,因此造成他在事實的認知與分析上都有不少錯誤,加以他對北京與華盛頓的對台政策及中美關係所知有限,這就不能不使他這篇文章的立論與判斷失之淺薄。 繼續閱讀 ‘台灣民族主義、民主與自決:評Perry Anderson的<南中國海上的藍與綠>(上) (杜繼平)’

33期〔2006年7月〕豎子主政,人民遭殃 〔李文吉 〕

豎子主政,人民遭殃

──有關罷免陳水扁的報導攝影觀察

攝影/撰文■李文吉

前言

「我就選上了啊,不然你要怎樣!」這是陳水扁的名言,在電視上說話的口氣,就像地痞流氓吃飽閒閒等打架的無賴語句。好像台灣島上沒人能拿他怎麼樣,事實上,從駙馬爺趙建銘的台開案爆發至今,這兩個月來,儘管民代爆料、媒體圍攻、眾多call-in名嘴奚落、泛藍民眾在酷日雷雨中靜坐抗議、綠營民代急著劃清界限,民調支持度剩下百分之十,陳水扁還是穩做他的「少數總統」,沒人能拿他怎麼樣。在這次他說的「政治大地震」中,在立法院群賢樓前被日晒雨林的泛藍群眾還是老弱婦孺居多,政客口口聲聲的台灣人民,讓人難過的是學界和學生沒多少人站出來,多數的中產階級也不見蹤影。誰能代表二千三百萬人?為什麼罷免陳水扁會讓學界、學生、乃至於廣大中產階級左右為難,不敢站出來?歷史邏輯很簡單:

因為國民黨專制腐敗,被人民唾棄,所以民進黨上台,泛藍要罷免陳水扁,支持罷扁,等於支持國民黨,所以不便支持。

所以常見的泛綠群眾的回答邏輯:國民黨貪污腐敗就可以,民進黨貪污腐敗就不可以?

然後,然後,反國民黨的也反共產黨,用對岸的辭語罵對方搞政治鬥爭,搞分化,搞…。不只市井小民如此,許多學生如此,許多學者也如此。

吉米.卡特說的吧:「他(某個第三世界的總統)是王八蛋,但他聽話。」

「陳水扁是王八蛋,但他是我們選出來的總統。」這就是台灣人的悲哀邏輯。

從意氣風發的「黨外」時代,到今日貪婪無恥的民進黨,二十年間,搞革命的梁山好漢墮落為穿金戴玉的地痞無賴!這是歷代封建王朝也難得一見的難堪。這已不只是士大夫之恥,是島上所有人民慣壞的,人民之恥,巨大的國恥。

註:慨言「士大夫之恥,是謂國恥」者為 清初大儒顧炎武。顧炎武於「恥」不僅有言,更見之於行。他拒絕康熙十七年博學鴻詞科的徵召,他不接受撫養成人後成為新朝顯貴的外甥徐氏兄弟的奉養,他寧願坐牢也不向投清的錢謙益低頭……特別是對居高位者,他提出要注重恥的要求,認為「士大夫之恥,國恥也」,這無疑是一聲當頭棒喝,對當前的反腐倡廉,仍有一定的借鑒意義。◎

豎子主政,人民遭殃──有關罷免陳水扁的報導攝影觀察(攝影/撰文■李文吉)

前言

「我就選上了啊,不然你要怎樣!」這是陳水扁的名言,在電視上說話的口氣,就像地痞流氓吃飽閒閒等打架的無賴語句。好像台灣島上沒人能拿他怎麼樣,事實上,從駙馬爺趙建銘的台開案爆發至今,這兩個月來,儘管民代爆料、媒體圍攻、眾多call-in名嘴奚落、泛藍民眾在酷日雷雨中靜坐抗議、綠營民代急著劃清界限,民調支持度剩下百分之十,陳水扁還是穩做他的「少數總統」,沒人能拿他怎麼樣。在這次他說的「政治大地震」中,在立法院群賢樓前被日晒雨林的泛藍群眾還是老弱婦孺居多,政客口口聲聲的台灣人民,讓人難過的是學界和學生沒多少人站出來,多數的中產階級也不見蹤影。誰能代表二千三百萬人?為什麼罷免陳水扁會讓學界、學生、乃至於廣大中產階級左右為難,不敢站出來?歷史邏輯很簡單: 繼續閱讀 ‘豎子主政,人民遭殃──有關罷免陳水扁的報導攝影觀察(攝影/撰文■李文吉)’

31期:為什麼教改強化了台灣社會的階級複製?(下)【張戥】

30期:為什麼教改強化了台灣社會的階級複製?(中)【張戥】

29期:為什麼教改強化了台灣社會的階級複製?(上)【張戥】

 

為什麼教改強化了台灣社會的階級複製?(上張戥

階級複製或說階級再生產(reproduction of class)的概念一直在政治、經濟、文化、教育上受到廣泛的討論,馬克斯曾說:「每一種社會生產過程,都同時也是再生產的過程」。近幾十年來,特別有許多學者專門研究這種,在教育制度裡,藉著精心安排的機制,產生階級複製的現象。葛蘭西(Gramsci, 1971)首先識破說,意識形態的霸權維繫著強勢階級的宰制,政府的學制都是階級結構,以便製造有機的知識份子(organic intellectual),作為促成資產階級文化霸權的代理人(p.3-12);伯恩斯坦(Bernstein, 1977)提出符碼理論(code theory)說,要能區分工人階級受到侷限的符碼和中產階級精緻講究的符碼,也要細究社會階級、家庭及語義架構的複製(reproduction of the structure of meaning)之間的關係。他接著努力將宏觀的權力階級關係和微觀的學校教育過程結合,結果發現工人階級小孩的談話符碼與中產階級小孩的談話符碼之間有很大差異,而這差異透過再脈絡化(recontextualising),反映在勞動力的社會分工上,也反映在家庭裡、社會中的階級與權力的關係上(引自Apple, 1982, p.304-352)。

布歐日和金提斯(Bowles & Gintis, 1976)則認為社會生產關係的再生產要靠意識的再生產(reproduction
of consciousness
),而意識在經濟體系裡再生產,是由一系列制度促成的,其中包括家庭和教育體系,他們並且提出符應原則(correspondence principle)說,教育體系的階層制與勞力市場的階層制存在著相對應的關係(p.47 & p.126-131),他們下結論說,教育體系透過這種對應關係,再生產了經濟的不平等,扭曲了個人的發展(p.48);莫理森(Morrison, 1995)在分析哈伯瑪斯的知識社會學時說,伯恩斯坦力言,學校該學什麼知識是由有權的社會菁英決定的,而哈伯瑪斯則表示,學校的知識——哈格里夫日(Hargreaves)稱之為霸權學術課程——只提供技術性的、封閉性的趣味,不提供解放性的趣味,從而促成社會現狀——一個不平等的社會——的複製(p.186)。

布迪厄(Bourdieu)(1973)另外提出文化資本(cultural capital)的概念,認為文化也是一種資產,只有識得其符碼的人,才能理解及擁有該項文化資本,它在社會不平等的複製中,發揮很重要的作用(p.73),他和帕塞隆(Bourdieu & Passeron, 1991)繼續申論說,有權勢的人,往往盡量利用他們的行為慣性(habitus)〔它是一種認知架構,吾人藉之周旋於社會,筆者註〕,佔盡符號暴力(symbolic violence)的便宜,在一向有利於他們的場域(fields)中獲取更多的權勢;依邱天助(1998)闡釋,這種強勢宰制的行為慣性,體現在學校裡,就成了理所當然的文化資本形式,使學校成了社會複製的最佳過濾器,而教育系統以其中立的外貌,卻在複製原有的社會階級結構(p.231-232),例如他們(1990)說,考試成了最靈驗的工具,方便進行灌輸強勢文化及其價值觀的功業,他們套一句馬克斯的話說,「考試只不過是官僚的知識洗禮」(p.141-142)。這與阿圖塞(Althusser, 1971)所說,學校是主要的國家意識形態機器,有異曲同工之妙。

不過,工人階級也不是任由宰割、毫無抵抗,威禮斯(Willis, 1977)研究來自工人家庭的十二個少年,發現他們有自己的對抗文化(counterculture),以拒斥隱藏於課程中的、官方的那些標籤、意義和價值觀,因而使文化複製的機制失效,可是正因為拒絕融入主宰的文化、卻淪為邊緣化,實際上反而強化了階級複製(p.171-183)。季胡斯(Giroux, 1985)批評說,凡課程都是政治性的,學校是為了複製美國生活中一般的價值觀而設,抗拒複製的概念無法適切描述或分析有助益的環境,其實人類機構在其中是可以相當自主地掙脫霸權文化的控制,因此他主張,抗拒複製應該放在政治運動中,或真實政治行動的情境中來討論,應該瞭解如何利用批判的語言(language of critique)、可以不受宰制的語言(language of
possibility
),自我反思、自我賦權及解放社會,要走出複製理論,去發展一個批判性的課程。激進教育學派(radical pedagogy)也提議,分析社會複製與文化複製,應該同時分析社會文化的產生與公共領域中反對勢力的歷史沿革之間的關係,以及它與批判運動的浮現之間的關係,這些運動正是為了提供條件,給那些有積極性的、有建設性的改造型知識份子(transformative intellectual)〔意指其思想是解放的、批判的,筆者註〕(Aronowitz
, 1993:126-130
)。

在台灣,十二年教改以前,也不乏學者研究教育機構裡的階級複製,他們的討論多半放在父母的社會經濟地位、教育水平與學生學業成績之間的正向關係;有些則是指出傳統的因素,如父母對孩子升學的期待,也就是許宏儒(2004)所說,由科舉制度衍生出來的士大夫觀念,所謂「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是屬於漢人的行為慣性,即使弱勢家庭的父母,也願接受並迎合主流文化的教育,寧可縮衣節食,堅送孩子去補習,只為了學到主流的文化資本,以通過聯考,進入上層階級(p.185-187);他引用杰尼(Geny, 2000:2)的研究以資佐證,認為「缺乏文化資本的孩子,能在學校教育中成功,是因為父母甘願投資,並認同學校的要求」,但這還是在台灣的學費遠比西方便宜,而台灣又沒有品質優良、收費昂貴的貴族學校的條件下形成的(同上,p.187-189)。當補習費加上學費已經昂貴到弱勢父母前胸貼後背都無法支撐下去的時候,當比較便宜的公立學校的招生制度明顯極不利於弱勢學生時,他們僅餘的那一點漢人的行為慣性,就無法再發揮吸收文化資本,加入上層階級的功能了,而這正是我們十二年教改所加速邁進的方向。

本文旨在觀察自1994年以後,台灣的高等教育資源供應所產生的前面學者們提到的社會不公平現象,不過要在一個更大範圍的脈絡中來討論,包括政治的、經濟的、文化的以及意識形態的來龍去脈,以便解釋原有的社會階級在十二年的教改當中,如何被加強複製,並顯現在高等教育的各種層面上。

一、走樣的環境,變調的教改

1994年至今,從表面上看,台灣教改好像是一個島內孤立事件,所提出的訴求無非是,打破過去國民黨威權時代的禁忌,要求教育從政府的控制中鬆綁、釋權、交棒給廣大人民,要求保障教育體系裡的多元、自治、與民主,賦予老師教學上自主的能力和創造的空間,開放給家長自由選擇的權利,去除一言堂、獨家攬得教科書編輯與出版,廣建高中、大學,提供更多的升學機會,舒解學生讀書、考試的壓力,減少班級人數,配備寬裕的、e化的學習環境,發展終身教育,營造學習型社會,鼓勵活到老、學到老,提升全民競爭力,最後還要打造國際一流的大學。好像只要舊政權不再專制壟斷,只要我們自己努力改革,《禮運篇》的大同世界自然水到渠成,又好像這改革與外界毫不相干,完全是自力更生、自強不息的,更好像忘了強調一個問題,就是錢從那裡來?錢又到那裡去?似乎資金不是大問題。

其實這十二年教改,既不是個別偶發的、也不是自動自發的事件,更不是簡單的政黨輪替的結果,它一方面外在受到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衝擊,一方面內部受到新興資產階級與小資產階級爭取權、利的進逼,哪兒有利潤,哪兒就得改革,所以資金才是大問題,只要追蹤錢何去何從,就可以把整個假像給拆穿,只要不斷追問,鬆綁以後誰獲利?釋權以後誰攬權?以何種方式獲利攬權?發達到什麼程度?多元入學對誰最有利?誰進入最理想的學校?課程改革有沒有新的意識霸權取代舊的意識霸權?誰接手教科書的編輯與出版?是不是完全專業的編輯?是不是完全自由的市場?誰負責設立新的高中、大學?品質如何?財務結構又如何?誰在廣開終身教育和EMBA的課程?收費如何?課程內容如何?諸如此類,那麼教改的圖像就會漸漸由模糊而變成清晰,對教改種種的紛擾,也就會了然於心。現在我們先來看看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衝擊。

(一)新自由主義的浪潮來勢洶洶

新自由主義的興起肇始於1970年代的石油危機,當時各民族國家經濟的繁榮、社會的安全及發展的機會,全籠罩在一片疑雲之下,福特主義的量產方式不再能支持工人家庭的生計,新科技的革新加上運輸成本的降低,讓西歐、北美的多國公司能將生產轉移到有利競爭的新興工業化國家,形成了布朗與勞德(Brown & Lauder, 1996:2)所說的資本、職業、及技術的「全球大賣場」(global
auction
),從而打破了各國的民族經濟。它對各民族政權的影響,根據黑歐德等人(Held et al.,1999)分析,有三派說法:(一)極端全球主義者(hyperglobalists)認為,全球化促成貨暢其流,聚攏了人類的活動,卻免不了打破國界,削弱民族國家政府的作用(同上,p.3-5);(二)懷疑論者(skeptics)認為,全球化不但沒有削弱民族國家的政府,反而被利用來增強權力,以管制經濟交流活動,不過有引起文明衝突之虞,尤其在西方國家壟斷管理之下(同上,p.6-7);(三)轉型論者(transformationalists)認為,全球化是驅動政治、經濟、社會、文化變革的力量,但會導致全球階層化,犧牲了弱國的經濟,民族國家的政府仍保有執法權力,可是得因應來自國際強權的壓力(同上,p.8-9);總之,三派都認為全球化對民族國家各個層面有一定的影響。

對歐美國家的資本家而言,一方面受制於國內的福利政策、上漲的工資及工會的力量,一方面受誘於資本能「進出」國界、跨國公司的興起及電子通訊的革新,便更加擁抱自由競爭的市場原則,在國內推動刪減社會福利,和反工會立法,因而造成貧富懸殊及非大學畢業生的收入減少(Murnane & Levy, 1988),令失業率增加,並深深波及弱勢兒童的教育(Halsey&Young,
1991
),在國外則設法去除貿易障礙,並將同一套意識形態推動到他國。到1980年代中期,蘇聯的土崩瓦解和東歐的共產政權相繼倒台,英國及紐西蘭首先推動私有化政策(Pitelis et al. 1993),帶動這些國家跟進,採取「震撼療法」(shock
therapy
),打開市場,並將國營企業私有化,以解救岌岌可危的經濟(Byocko, 1995),從而掀起了強大的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浪潮,布朗等人(Brown et al. 1997)便指出,這浪潮反映到教育層面上,除了使教師職務被無產階級化以外,在民族經濟遭到瓦解之餘,連帶也破壞了教育機會均等和社會流動的理想(p.7)。

二)中共走資,兩岸同成新自由主義的俘虜

最近中共國台辦與中台辦針對陳水扁決意廢統,聯名發表譴責的聲明中,罕見地正式提到,兩岸同胞已經結成實實在在的「命運共同體」,提法的確中肯真切,其實何止十幾年,盱衡歷史,兩岸命運從來就是很難切割的。遠的不談,從鄭成功戰敗,退守台灣;到清朝戰敗,割讓台灣;到大陸抗戰,台民抗日;到蔣介石戰敗,退守台灣;台灣簡直無役不與。政治經濟的變化,也是密切相關,國共內戰,大陸經濟惡化,台灣也跟著惡性通貨膨脹,用劉進慶(1993)的話說,不得不捲入與大陸同一命運的浪潮中(p.31);中共進行土改,國府只得推出三七五減租、耕者有其田(同上,p.286);中共搞文化大革命,國府搞文化復興運動;大陸實行共產主義,教育免費,工農階級優先,國府也讓小學教育在1964年達到95%的普及率,國中升學率到1980年達到97%,並堅守聯考的公平性,讓三級貧戶能考上台大、當上律師、最後還選上總統。

如今中共搞改革開放,要讓少數人先富起來,我們看到了大陸經濟朝向資本主義急速前進,經哈特藍司伯格與博凱特(Hart-Landsberg & Burkett, 2004)的分析,已經呈現了幾乎所有的資本主義症候群,像失業率高攀、經濟不穩定、貧富懸殊、剝削加深、健康與教育惡化、財政赤字暴增、通貨膨脹、物價上漲、外債累積、加速私有化以及工農抗爭問題等等(見《批判與再造》第101112期的連載譯文)。台灣這次當然也不會例外,李登輝政府和陳水扁政府,正好趁此機會,順勢擺脫「共產主義夢魘」,今後不再有後顧之憂,不再有來自對岸堅守平等原則的壓力,其表現在教育政策上,放手大搞階級複製,也就肆無忌憚了;如果說兩岸同胞的「命運共同體」,是這般的福禍與共的話,倒還真是諷刺。>> 待續

27期:台灣民族主義、民主與自決【杜繼平】

台灣民族主義、民主與自決Perry
Anderson
的<南中國海上的藍與綠>(上)
杜繼平

培里‧安德森(Perry Anderson)為何在2004年突發興致寫了<南中國海上的藍與绿>?我們不得而知。但不論就其分析或判斷來看,這都是篇不很高明的文章。培里曾寫過Passages from AntitquityLineages of the Absolutist State這類出色的著作,這回卻犯了大忌,在沒有深入研究之前就率爾對他所不熟悉的問题發

表議論,完全喪失他平素治學嚴謹的態度。由於這不是一篇正式的學術論文,培里沒有註明所用資料的來源,但從內容來看,我推測他所根據者是有關台灣歷史與所謂台灣民族主義的二、三手英文材料,外加一些耳食之言,因此造成他在事實的認知與分析上都有不少錯誤,加以他對北京與華盛頓的對台政策及中美關係所知有限,這就不能不使他這篇文章的立論與判斷失之淺薄。

 

培里文章的重點有五:一、他認為台灣人民正在形成明確以台灣為本位的國族認同,並將其歸為他的兄長班乃迪克(Benedict
Anderson
所提出的海外移民社會脫離母國的類型;二、指出台灣本位的國族認同在上述類型中的特殊之處;認為台灣分離派是依據民主的政治原則而不是訴諸言語、族裔或文化來建構國族,並探討台灣分離派想用公投自決來達到獨立的目的所遭遇到的實際困難;四、分析兩岸與中美關係,認為北京對台用武的說詞不過是虛張聲勢的嚇,在美國保護台灣的承諾下,北京既無能力也無決心冒與美國直接對抗的危險,實行武力統一,而美國在一個中國原則與《台灣關係法》的雙重制約下,也只能力求維持台海現狀,因此兩岸長期維持不統不獨的僵局,北京與華盛頓既對此僵局皆束手無策,就只有台灣民族主義是生機盎然可以推動事態變化的力量,故台灣分離派即便利用公投宣布獨立,北京仍將坐視,不敢採取重大的報復手段,打破僵局;五、最後,培里討論了兩個可能使兩岸將持的現狀脫軌的意外,一是綠營過於急切粗暴地推動「閩南化」,加深島內的〝族群〞分裂與兩極對立,二是按照目前狀態看來極不可能的情況下,北京突然態度轉硬,以象徵性的軍事行動向美國施壓,讓台灣接受「一國兩制」的安排。

一、史實糾謬

 在評論培里的分析與論點之前,我要先指出文中除譯者已糾正的兩個錯誤之外,還存在的幾個基本事實的謬誤:一、他說國民黨實行35年的戒嚴,實則台灣的戒嚴時期是1948.5.31987.7.15,達38年;二、他誤信台獨派捏造的政治宣傳,將吳淑珍的單純車禍說成是國明黨故意行兇;三、誤算大陸與台灣人口的比例為5001,實則大陸人口若以13億計,約為台灣的60倍;四、蔣經國過世是1988113而不是他所說的1987年。這些無關宏旨的小錯誤,只反映了培里對台灣與兩岸關係的生疏、隔膜。但另一些歷史事實的謬誤則嚴重影響了他對所謂台灣民族主義的分析與論證。  

 培里在同意他的兄長班乃迪克(Benedict
Anderson
)將台灣民族主義歸類為「海外移民型(creole type)」之餘,還提出台灣民族主義不同於其他海外移民型民族主義的四個特點。他認為,日本併吞台灣,使台灣與祖國分離後固然實行了專制的殖民統治,卻不同於它侵略大陸時的大肆屠戮、破壞,而讓台灣的經濟、教育有所發展,從而使台灣與大陸有了截然不同的經歷,迄今仍為台灣生活的基本要素,構成了第一個特點。他說:「日本帝國主義在台灣建立了較有秩序、和平、卓著成效的統治體制:雖與所有歐洲殖民政權一樣專制,但所統治的是一個更為“落後”的農業社會,終究沒有在朝鮮或滿州那麼嚴酷,而且造就了優於中華民國所有地區的經濟與教育發展。只是到了太平洋戰爭末期,才有大批人飽受困苦,而在此期間許多台灣人自願加入皇軍,忠心耿耿,效死疆場。」培里在這裡要說的是,日本的殖民統治雖專制,卻也促進了台灣的發展,令不少台灣人感恩戴德,誓死效忠,因此日本在台灣的殖民統治不單只有罪惡這一面,它還有功,其意義不只一端,功過曖昧難分(ambiguity),台灣在日據時期的這段經歷完全不同於大陸的日本佔領區。培里的這個觀點我們知之甚稔,並不陌生。這其實就是日本右派與台獨派經常鼓吹的「日本是台灣近(現)代化的奠基者」、「日本殖民台灣有功」的論調,我相信培里的論據也是取自台灣分離派的歷史敘述。但是事實根據何在?日本對台灣的殖民統治比在朝鮮溫和嗎?我們先引述兩段材料來檢證一下:

 台灣的經濟制度已與日本同化,又其教育亦採同化政策,只有政治則放棄了 “日本延長主義”。

蓋在經濟與教育,同化是日本及日本人的利益;擁護這種利益的武器,則在政治的不同化,即專制政治制度的維持。在這地方存在著台灣政治機構之帝國主義的意義。而以台灣的情形,比較朝鮮,則在財政上,朝鮮每年尚須國庫補助,反之,台灣早已財政獨立;又在經濟上,比較朝鮮,則台灣不論就資本家企業的發達或住民的富裕來說,都是勝過多多的;又在教育上,住民初等教育的普及程度,朝鮮為人口的千分之一九點六,台灣則為千分之五八點六(一九二五年三月末):懂得日本語的原住者,朝鮮為人口的千分之二一•七,台灣則為千分之二八•六(一九二0年):即教育程度也是台灣高過朝鮮。至於政治的情形,則台灣比朝鮮差了。即總督為陸軍武官時,乃有軍隊指揮之權;這種官制,台灣有,朝鮮無。地方制度上的選舉制度,朝鮮有,台灣無。官吏特別任用範圍,朝鮮廣,台灣狹;在朝鮮,從朝鮮人的總督府局長開始,還有許多行政長官是朝鮮人;此外,還有朝鮮人的推事檢察官,其權限自一九二0年起,完全與日本人的推事檢察官相同;至在台灣,台灣人的地方理事官只有三人,司法官完全沒有。台灣有保甲制度,朝鮮沒有;朝鮮有數家朝鮮人發行的朝鮮語報紙,台灣沒有一家台灣人發行的日報。不論是統治的制度、原住者的官吏任用、言論的自由,顯然都是台灣的政治情形比較朝鮮尤為專制。台灣完全沒有政治的自由,甚至其萌芽胚種都難發現。財政經濟豐富,教育比較進步,但政治專制的程度特別高。這看來雖是奇怪的事實,但因專制的警察政治,其本身是使台灣財政經濟得有顯著的帝國主義的發展之一主因,故在台灣,牢固的帝國主義的實力及其傳統,不易容納台灣人的政治自由的要求。又,朝鮮原為獨立國,台灣則為清朝的一省;朝鮮是在國際交通路口,受世界輿論的監視,台灣的地位則否;凡此,想來都為台灣與朝鮮的政治情形不同的原因。要之,台灣人的政治情形,所以說是“超過朝鮮,比起朝鮮尤苛”,是因日本帝國主義在台灣的勢力,不論歷史的或現實的,都比在朝鮮來的強固。」(矢內原忠雄 1985167-168

「更根本的問題是中央集權色彩濃厚的台灣總督政治,對於民意完全隔膜。一九二年,田總督雖曾設置“台灣總督府評議會”這一組織,但並沒有給以絲毫權限,這只是“御用紳士”的所謂“儀禮的集會”而已。台灣的“議會設置運動”,以林獻堂、蔡培火諸氏為中心,備受彈壓;自一九二一年第四十四屆日本帝國議會至一九三四年第六十五屆日本帝國會議,前後凡十五次,提出請願,始獲通過。過程之難,情況之慘,也是各文明國各殖民地所罕見的。這樣獨特的官治行政制度,結果所致,自然造成了“由日本人獨佔官吏”這一極端偏狹的人事任用方法。這一情形,不但為各國殖民地所無,及同屬日本殖民地的朝鮮,亦遠勝過台灣。就戰爭結束之時而論,台灣人在一六七名“敕任官”中祇有一名,而此一名僅有的“敕任官”,還是與行政無關的醫學博士杜聰明。“奏任官”為兩千一百二十名中的二十九名;絕大部分都是技術人員。“判任官”為兩萬一千一百九十八名中的三千七百二十六名,也祇為總數的百分之十四。這就是說:台灣人被任何行政部門所排擠。這正是“勇猛果敢”的日本人之唯我獨尊、亦為我獨善之道。……這樣的行政制度,首先造成統治民族與被統治民族的明顯對立。日本的統治目標雖然是同化政策,雖然是皇民化政策,但是這類政策本身,即在日本人與台灣人之間劃成了明顯的民族鴻溝。即行使統治權的,都是日本人;台灣人在任何情形之下,都是服從日本人的。被統治的台灣人一旦有了這一認識,積極者革命反抗,消極者陽奉陰違,大多數人則不得以屈服於權力之下;另一方面,日本人則以統治民族自負,對台灣人抱著優越感。因此,各種統治政策的推行,都不能獲得被統治者的衷心合作,除恃力強行外,別無他道。在此情形之下,警察權之被全面利用於擁護政權,勢所必然。故在台灣各種經濟政策的實施,常是露骨地利用警察;而警察也認為這是他們的天職。(鹽見俊二 1985123-124

矢內原忠雄一針見血地指出,日本在台灣發展經濟與教育是有利於日本,而專制統治則是推動經濟與教育發展的武器,台灣的經濟得以有所發展,靠的就是嚴酷的警察統治。矢內原忠雄比較了朝鮮與台灣同在日本殖民統治下的不同政治遭遇,結論是日本對台灣的政治壓制比朝鮮尤為苛酷。鹽見俊二(按:鹽見是日據時代在台灣的財經專家)更指出,台灣請求設置議會的「過程之難,情況之慘,也是各文明國各殖民地所罕見的」,而由日本人獨佔官吏「不但為各國殖民地所無,即同屬日本殖民地的朝鮮,亦遠勝於台灣」。處在這種境遇下,台灣人「積極者革命反抗,消極者陽奉陰違,大多數人不得已屈服於權力之下」。矢內與鹽見根據事實而來的論述徹底駁斥了培里所謂日本對台灣的殖民統治沒有對朝鮮那麼嚴酷的說法。

那麼,日據時期台灣經濟與教育的發展又對台灣人具有什麼意義呢?日本「工業日本、農業台灣」的殖民地經濟政策的目的在於榨取台灣農業的剩餘,提供日本物廉價美的米、糖,以降低工資,促進資本的積累,加速日本的工業化。但日本右派與台獨派卻津津樂道日據時期台灣人民的生活水平有所提高,歌頌日本殖民統治的「德政」,對此日本學者西野英禮有這樣的評析:

「日本統治時代,日本人曾經使台灣人的生活水準提高了這種說法,通常是出於一些人的假定:如果沒有殖民地化,台灣就沒有發展;即有了發展,也不會有很大發展,這種說法是多麼地獨斷。這是以台灣被佔領為殖民地當時的台灣住民之生活水準為基準,來衡量殖民地結果的生活水準。這也是只以絕對的生活水準為問題,不以相對性的當作問題。因此,這種情形是由於支配關係,台灣人民在本質上的苦痛,在意識上就被遠遠地隔開了;而對殖民地者的日本所加予台灣的恩惠方面,在意識上格外地加強了。殖民地的結果,也有善的,也有惡的這種曖昧的見解,留在意識裏幫助了日本殖民者。關於台灣住民的生活水準也提高了的事情,是配合日本隨時在進步的高級的生產技術,為了使榨取關係能夠更圓滑地進行以增進自己的利益而說出來的,實際上,日本人只不過是支給生活上,最起碼的必須條件之最低限度而已,其實日本人是在掠奪其勞動力剝削其當然應得的代價。然而,這些卻被當作在實行日本統治的恩惠,所以至今仍有“日本恩惠”的錯覺之習性,遺留在一部份的日本人及台灣人的腦海裡。(西野英禮 19851961

西野英禮這篇論文寫於1961年,但他指責「殖民地的結果,也有善的,也有惡的,這種曖昧的見解,留在意識裡幫助了日本殖民者」,卻好像是針對培里而發。

對日本在台灣發展教育的動機與後果,西野英禮也很透闢地指出:

「其次所謂“開發台灣”這句話裏,不能不特別指出來討論的室友關於日本在台灣的制度的確立。這是日本人在開發意識之中,認為也是日本人開發的,內心最為誇耀的事情。固然對於這個意義的檢討,將會觸及開發意識之中最重要的部分。

從教育制度確立的動機看來,與一般開發事業的動機沒有什麼分別。唯有日本人不能當的下級官吏,要從住民中來選任,這才是日本人在台灣實施教育的真正目的。

所以,問題在於教育的普及是否真正為了台灣人民的利益。台灣殖民化以前,台灣和大陸一樣,是書房式的教育。到了日本人的統治,有了學校,使比較多的人能夠進入學校。表面上看來,都是為了住民的利益,這就變成殖民者的功勞了。

但是在學校裡只教日本語,母國語文就被禁止了。在學校說一句母國話要罰金一錢。這種滑稽,而且是殘酷的罰則也都設立了!這種教育上的強制與差別,若要舉私人刊行的作品來作證,則有前引小泉信三的文章。其中這麼說:“本島人要保持對岸的語言和習慣,在今日對他們沒有什麼利益,恐怕更要使他們子孫的地位增加困難。……然而使用本島話及隨著因使用本島話而懷著思想祖國及懷念祖國的感情,那麼他們在政治上就不能不受到不利的處置”。底上這段文章可以說是典型的說明。

學校以外的流通語也是日本語,因此台灣人只有在家庭或同胞之間使用母國話,暗中使用母國話只是為了抵抗感之寄託。

受了這些強制與束縛的結果,留給台灣人民的是重大的傷害。由支配者給與的語言,被支配者若是使用,則變為奴隸的語言。語言不單是表現的工具,也是思惟的工具。當作社會語言的日本話語當作血所流通的母國話之分開使用,是使思想或思考分裂成奴隸性與人性的兩者,而致使格格不入。輕視母國話的風潮,是日本統治時代的延長,然而至今還存在於台灣人之中,台灣人的學者也為此感嘆。這是當然的!藉著教育制度的確立或同化教育的美名的所謂“教育”是使在日本統治時期長成而被剝奪以母國語表現的台灣人,現在無法用母國語來寫文章,只能寫日本語。台灣的新文化就在胎兒時的情形被絞殺了。由於日本人的教育,台灣人民的精神負擔與被破壞的情形很大,是無可比喻的;企圖使台灣人忘掉民族性的白癡化教育的弊害,不知自此之後還要使台灣民眾的痛苦再挨幾十年?我以為在日本的台灣殖民地化之中,最受誇耀的教育制度的確立,不就對於原住民最為野蠻的行為嗎?我以為這是比任何血腥的彈壓,還要來的野蠻!‧‧‧‧‧‧‧‧‧殖民地化的結果,不可以說是惡的也有,善的也有。看起來只有善的,但其善在結構上可以產生巨大的惡,這就是殖民地制度。(西野英禮 19851961

  西野英禮痛切指陳,最受誇耀的日本殖民教育制度,其實是「企圖使台灣人忘掉民族性的白痴化教育」,是「對於〈台灣〉住民最野蠻的行為」,「比任何血腥的彈壓,還要來得野蠻」!。但是,這樣的洞見,培里完全付諸闕如,他只是毫無批判地襲取日本右派與台獨派的謬論。西野英禮的洞見正是近二十年來致力清理殖民主義遺毒的後殖民主義的主旋律。後殖民主義先驅法農〈Frantz Fanon〉曾深刻地指出:

 

「壓迫者並不力圖讓自己相信被壓迫民族及其文化在客觀上不存在,而是盡其所能地想方設法要被殖民者承認業已化成其本能的行為模式的本國文化是劣等的文化,要被殖民者認為他的『民族』是不真實的,最終更要被殖民者自認連他自己的生理結構也是混雜不清、滿是缺陷的。」(Fanon 1966190)

 

「殖民主義不會只滿足於統治被支配社會的現在與未來。殖民主義不會僅是緊緊掌握一個民族,徹底挖空當地人的腦袋,就甘心罷手。殖民主義還會依據邪惡的邏輯,把魔掌伸向被壓迫人民的歷史,加以扭曲、變形乃至摧毀。……殖民時期的特徵就是殖民者力圖使被殖民者疏遠本身的文化,看看殖民者的所作所為就可知道他們幹得十分徹底,殖民統治所希望做到的,實際上就是要當地人相信殖民主義是為照亮身陷黑暗的他們而來的。殖民主義者有意造成的效果是,讓當地人以為,要是殖民者離開,他們馬上就會重新淪入粗野、墮落、野蠻的狀態。……在這樣的情況下,……凡是拿起武器捍衛本民族存在的價值,凡是要拿出證據證實本民族存在的價值,願意坦露胸懷研究本身歷史的殖民地知識份子,就必須剖析他的人民的心靈。」(Fanon 1966170-171)

 

 日本帝國主義在台灣發展殖民教育的目的正是法農所說的:「徹底挖空當地人的腦袋,……把魔掌伸向被壓迫人民的歷史,加以扭曲、變形乃至摧毀……使被殖民者疏遠本身的文化,……」。日本的同化教育,特別是1930年代的皇民化教育的重點,就在醜詆中國的歷史、文化,頌揚日本的崇高、偉大,力圖讓台灣漢人鄙視乃至忘卻自己的民族傳統與身分,在自卑的心理下,仰望、崇拜日本文化,從而以晉身為「皇民」為榮,以具備「日本精神」為傲。這種奴化教育在1930年代成長的台灣青少年(也就是李登輝這一代)的心靈上產生了一定的影響。這種被奴化的思維通過親日派台獨王育德等人的影響,構成了台灣分離意識的一個要素。(註1)培里說「許多台灣人自願加入皇軍,忠心耿耿,效死疆場」,這所謂「自願」參軍,其實一部分是「皇民化」教育的效果,一部分則是鹽見俊二所說的「大部分人不得已屈服於權力之下」。

 

 培里又說,在日本殖民統治下,台灣的經濟和教育發展「優於所有中華民國地區」,也一樣不合事實。中國大陸自民國建立後,歷經袁氏稱帝、軍閥混戰、日帝入侵、國共內戰,兵連禍結,政局長期動盪不安,復有歐美帝國主義的經濟剝削,經濟建設受到嚴重影響,進步遲緩,而日據時期的台灣在日本帝國的卵翼下,未遭大規模戰亂,確有利於經濟發展,但在「工業日本、農業台灣」的殖民地經濟政策下,台灣工商業並不發達,仍屬農業社會。培里忘了:一、資本主義的發展本來就是不平衡的,在一國以至世界的不同地區與部門之間會形成資源不均等的配置,二、中國地域極為遼闊,不同區域因歷史、地理、資源等因素在發展程度上本就有極大的差異。說日據時期台灣的經濟、教育優於整個大陸〈包括上海、南京、北京等通都大邑〉是缺乏常識的說法。這裡引一段「上海幫」的資本家遠東紡織企業創辦人徐有庠的回憶以見其概:

 

〈民國〉三十八年五月……從十里洋場的上海突然來到台灣,第一個感覺是太荒涼。嚴格說,這種印象並不準確。因為,上海很早就闢為中國對外通商港埠,而且,長期作為西方國家租界地,現代化得早,洋化的程度也很深;這樣比較,當然不公平。習慣了那裡的繁華與熱鬧,突然間來到台灣,難免覺得好像缺少了什麼。

 事實上,如果拿台灣和我們的家鄉海門或啟東之類的江南城鎮比較,台灣又顯得不錯。這裡有便利的鐵路,有完整的水利系統,有普遍的電力網,有有效的農會組織,有嚴密的戶政制度,這些,都構成台灣後來發展的重要條件。

 由於日本長期的佔領,台灣在經濟上還維持著殖民地經濟的色彩,基本上是農重於工,集中生產供日本本土使用的物資。因此,工業方面僅有極簡單的加工業。我記得,遠東針織廠開工之前,要採購一些剪刀,結果,找遍了台北市,就找不到銳利而經久的剪刀,最後,還得從香港採買。 (徐有庠 199499-100)

 

以上我之所以不憚詞費,又大幅徵引史料,糾正培里的錯誤,主要是培里從台獨派照單接受的觀點,謬種流傳多年,在台灣有相當的市場,不少人盲從其後,以訛傳訛,造成認識上的混亂,有必要加以釐清。但這並不是本文評論的重點。

   二、 方法批判

 培里對所謂台灣民族主義的分析,歷史知識的貧乏還在其次,要害在於方法的錯誤。培里在《君主專制國家的系譜》(Lineages of the Absolutist State)的序言裏,批評許多馬克思主義的著作把抽象的普遍模式與具體的地區個案打成互不相涉的兩橛,也就是在普遍與特殊、必然與偶然之間挖下了難以跨越的鴻溝,因而他力求彌合這道鴻溝,既顧及〝純粹〞的結構模式,又研究〝駁雜不純〞的具體、特殊的歷史變體,以恢復歷史唯物論在歷史領域該有的解釋威力(Anderson 19871974﹞:78)。在形式上,培里按照他結合普遍模式與具體實際歷史的方式,既把台灣民族主義歸類為「海外移民型」,又指出其獨有的特點。然而,實質上他違反了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即:必須先全面研究特殊、具體的事物,建立起普遍的規律、模式,才能再反過來將普遍的規律、模式運用到具體事物的解釋上。培里的兄長班乃迪克在《想像的共同體中》中,把民族主義分類成三種典型模式:以美洲殖民地的獨立革命為代表的「海外移民型」民族主義(creole nationnlism) 以歐洲十八、十九世紀的民族國家為代表的「語言民族主義」(linguistic
nationnlism)
以及十九世紀沙俄政權為代表的「官方推動的民族主義」(official
nationnlism)
,而尤其強調「海外移民型」民族主義為濫觴。班乃迪克認為,日後世界其他地區的民族主義基本上是仿造、組合這三種民族主義模式發展起來的,也就是說,參照這三種由美洲與歐洲起源的基本模式就可很恰當地解釋後來在亞、非洲澎湃洶湧的民族主義浪潮。培里本身並未對世界各地的民族主義作全面的了解,也沒有深入研究台灣的歷史與統獨之爭,便想當然耳地把班乃迪克的分類當成普遍適用於全球的模式,套用在對台灣分離主義的分析上,遂造成了根本的錯誤。

   美國獨立革命時已形成想像的政治共同體嗎?

 班乃迪克不同於許多由自由主義立場貶斥民族主義的著作,另闢蹊徑探討了民族主義的起源與傳布,使他在民族主義的研究上自成一說,佔有一席之地,但《想像的共同體》一書的不少論證卻是問題重重的,絕稱不上台灣出版商所誇張宣傳的所謂「經典鉅作」(2)。就以他刻意強調為民族主義起源的美洲「海外移民型」民族主義來說,就缺乏站得住腳的歷史根據。且不談拉丁美洲的獨立革命運動,美國獨立革命之際,北美十三洲殖民地的人民並沒有如班乃迪克所想像的那樣,把彼此想像成休戚與共的政治共同體,甚至在獨立建國後的數十年中,也沒有形成鞏固的國族認同。正如美國歷史學家艾波比(Joyce Appleby)所說:「美國革命並沒有創造出一個民族,更別提團結一致的人民。(Appleby et.al.
1994
96)
 艾波比還指出,美國人的國族認同是直到1790年代中期之後,靠一些愛國的史家編造美國歷史神話,把追求自由、平等、民主說成是美國人從移民到革命建國的動力,才逐漸形成的。事實上,要求獨立的革命運動是少數精英發動的,並沒有獲得多數人的支持。當時教育普及率不高,大多數人受財產資格的限制,不具投票權,難以直接表達意志,甚至在地主、商人、富農及律師等專業人士的有產階級之間,對是否需要搞獨立革命的意見也極其分歧,整個社會嚴重分裂,用美國史學家卡爾曼等人的話說就是:「美國的革命是場雙重的鬥爭,既是反對帝國的權威,影響國際權力均勢的叛亂,又是愛國與忠皇兩黨或兩派的對抗。(Carman et.al.1967194)雙方的衝突極為尖銳,「忠皇派不像革命黨人那樣具有組織與進擊心,而愛國派卻對他們發動比對抗英國更加兇猛無情的戰鬥。在衝突的過程中,大量的忠皇派人士投入英軍或自己組織英王授命的軍事團體。……那些沒有受到英軍直接保護的忠皇份子處境極其悲慘。早在獨立宣言簽署之前,每一個殖民地的革命委員會就警告忠皇派人士不得異議,沒收他們的武器,強迫他們支持抵制對英貿易的協會。隨著双方鬥爭的進展,革命黨人眼見一些忠皇人士顯然不會為威脅所迫而支持愛國派的目標,遂採取更激烈的手段。凡拒絕宣示效忠革命者皆不准享有公民權,不能投票、擔任公職或受法庭保護。在許多情況下,他們還不得自由擇業或獲取、處置財產。他們沒有言論自由,不准旅行或與英軍貿易。在這些禁制的法令多無法奏效時,比較熱衷於支持英國的人則遭放逐。(Carman et.al 1967199)一場不具全民共同意志、社會內部極度分裂對立的革命,民心士氣自然渙散不堪,當時各州願受召入伍者寡,兵源嚴重不足,勉強入伍者亦復散漫怠惰,只顧私利,且時有逃亡之意。革命軍總司令華盛頓極為憤慨地指責說:「對公共利益這麼漠不關心,德行如此之差,投機倒把,使盡各種下流技倆謀取這樣那樣的利益的風氣如此之盛,………實我生平所未見,祈求上帝別讓我再遭遇這種景況,全軍瀰漫這樣卑劣、自私自利的精神,來日若有慘敗,我一點兒都不會訝異。(引自Carman et.al 1967203)這樣的烏合之眾,要想戰勝英軍當然是不可能的,美國獨立戰爭最終獲勝,其實主要是拜法國派遣陸軍、海軍參戰挫敗英軍所賜〈3

 

 上面引述的這些美國革命史料,不但可用來證明班乃迪克認為美國的獨立革命是由於當時北美十三州人民已具備禍福相倚的手足之情,形成政治共同體的民族意識,是沒有事實根據的,對當前台灣因統獨之爭而產生的國族認同分裂,社會內部尖銳對立的亂象,也頗有借鑑意義。

 東西方的民族主義有重要差異嗎?

 班乃迪克在《想像的共同體》的第二版序言中,雖然很謹慎地說:「我對西歐與〈美洲〉新世界的知識仍相當膚淺」,「我的分析能否令人信服地應用於全世界,尚屬未定。」(Anderson 1991XV)但實際上,他2000年在台北的演講卻很武斷地公然宣稱東西方的民族主義並無重要的差異,把台灣、新加坡都劃為所謂「海外移民型民族主義」的類型,並反駁東西方民族主義有重要差異的論點,進一歩強調他在《想像的共同體》中的分類模式(Anderson 2001)

 班乃迪克沒有對世界各地區的民族主義做過紮實而全面的研究,即提出海外移民、語言與官方三種民族主義的基本模式,並貿然認為日後產生的民族主義皆是模仿、修改、改進這三種基本模式,以不同方式加以揉合組成的(Anderson 1991140)。對此印度著名的反殖民主義學者恰太吉(Partha Chatterjee)深表不能苟同:

 西方的大眾傳媒極其無知地把民族主義說成是奇特的異物。安德森所代表的理論傾向與之相反,試圖把民族主義現象視為近代世界全史的一部份。

我反對安德森的論點有個最重要的理由。如果世界其他地區的民族主義必須從歐洲與美洲巳備好的某些“模範”形式中取材,選擇它們的想像共同體,它們還留有什麼想像的餘地?這看來就像是歷史已注定,身處後殖民世界的我們就只能永遠充當現代特性的消費者。歷史僅有的兩個真正主體―歐洲與美洲,不僅已代我們編好了通過殖民來啟蒙與剝削的劇本,連我們反對殖民的抗爭與後殖民時期的苦難也得照他們的劇本演出。甚至我們的想像力也必須永遠處於被殖民的狀態。

我反對安德森的論點一點也不是感情用事。我反對是因為安德森的論點無法與反抗殖民的民族主義的證據吻合。亞洲與非洲民族主義最有力也最有創造性的成果並不是靠與近代西方傳佈的民族社會“模範”形式一致得來的,恰恰相反,是因為與其不同(按:黑體字為原文所有)而有的。忽視了這一點,怎麼可能不把反殖民的民族主義的經驗貶低成滑稽可笑的漫畫呢?」(Chatterjee 1996)(4

培里直接根據班乃迪克缺乏堅實基礎的分類方式與論證,用「海外移民型」民族主義的模式來分析所謂的台灣民族主義,進而評論兩岸關係,焉有不流於膚淺、錯亂之理?

三、台灣民族主義巳蔚為主流?

 培里與班乃迪克一樣認為台灣民族主義蔚為台灣主流,勢不可擋,「一種明確和台灣國族認同正在凝聚成形中」,根據是2000年與2004年的兩次總統大選,陳水扁的得票大幅上升,以及民調統計數字所顯示的,只認為自己是台灣人的已達40%以上,這完全是皮相之見。何謂民族與民族主義?在紛雜不一,尚乏定論的各種定義中,我們且用班乃迪克的說法來檢證一下培里(以及班乃迪克)的判斷。在《想像的共同體》中,班乃迪克用純主觀意志來界定民族與民族主義,即一群人只要他們相互想像成同屬一個共同體,形成手足般的深厚情誼,並願為共同體的主權而甘冒鋒鏑,萬死不辭,就構成一個民族,具備民族主義的情操(Anderson 1991:5-7)。如果國族認同可以依照得票率來測度,那麼去年底的立委選舉有四成左右的選民放棄投票,泛綠的得票數較總統大選大幅下滑二百多萬票,泛藍以及具反獨立場的無黨籍立委則取得立院席次的絕對多數,不過短短九個月的時間,在未發生重大事故下,台灣選民的投票行為竟可有如此巨大的變化,那麼得票率能說明什麼?意味台灣民族主義陡然下墜嗎?深厚、堅定的台灣國族意識、情感又在那裡?台灣投票行尚且如此,真要到必須為建國而戰時,不要說台灣多數民眾,即連長期支持泛綠的選民,會悍不畏死,挺身浴血奮戰,毀家紓難,表現出所謂台灣民族主義的情操嗎?
至於用民調統計數字來測度台灣民族主義,就更難以準確了。除了技術上的樣本選擇問題之外,主要是台灣民眾的政治認知水平普遍不高,通常易受政治領袖、政黨、媒體的誘導、影響,對比較抽象或複雜的概念並無明辨的能力,碰到必須在短時間內回答的電話或問卷調查,往往憑直覺或感情作答。「中國人」可以是歷史文化意義上的概念,也可以是指涉國籍的政治概念,在兩蔣時期,以中華民國為中國正統,因而一般的認知上中華民國國民即是政治涵義的中國人,但自李登輝主政後,漸放棄中華民國的正統定位,把「中國」、「中國人」的稱號搞成對岸的專利。陳水扁當政後更變本加厲,一些分離派媒體也大加配合。「台灣」、「台灣人」本是地域、省籍的概念,但在分離主義者多年刻意偷換概念,極力宣下被賦予了「台灣國」、「台灣國人」的政治涵意,造成許多人認知上的混淆。若說代表地方意與地域情感的「台灣(本位)意識」、「台灣人意識」在這樣的政治操作下逐年有所提高,或可成立。但要說,自認是「台灣人」的都已具備堅定的台灣民族主義意識,肯為台灣國效死而弗去,則是過度的跳躍推論。且舉一個實例,去年中在授課的大學課堂曾作過一次關於兩岸關係的調查,有自認是台灣人的學生卻認為兩岸應該統一,也有自認是中國人的學生則認為台灣應獨立。像這種認知上的混亂,其實並非特例。以台灣民眾的政治的水平之低下,從政治上來說可謂民智未開,論語所言:「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用來概括形容台灣的政治氣候,仍很恰當。許多民眾缺乏足夠的政治判斷力,往往跟著政治領袖、政黨的言論、政見隨之俯仰,或者如股市股民般,易受消息面影響而改變投資決定,這就是施啟揚那句:「民意如流水」的現象屢屢在台灣發生的緣由,流動不居這才是台灣民眾意識真正的主流狀態。台灣這種流動不居的主流民意,反映出來的就是所謂「維持現狀」論。對簡單、明確的統、獨與維持現狀三種選項,多次民調顯示了六成以上的民眾選擇「維持現狀」,這中間當然還有等待時機再統一或獨立的區別,但都共同表現了這樣的心理:一、對中共的一黨專政仍有疑慮,二、不願冒兩岸發生戰爭,危及生命、財產的風險。

培里用投票率與含意不明確的民調統計來判定台灣民族主義凝聚成形,實乃不明就裡的浮薄之見。其實,果真台灣民族主義已是台灣主流,陳水扁這次的總統大選大可穩操勝券,根本犯不著玩法弄權,搞公投綁大選與槍擊詐術的卑劣伎倆(5)。

  四、獨立與民主的矛盾

 

 培里根據班乃迪克的《想像的共同體》說:「海外移民型民族主義並不必在語言或族裔上與本國故土有重大的差異。反之,新生的國族認同是由地域與歷史來標誌的:地理的距離與殖民的體制造成不同於本國的文化與自我意識,由此而形成集體的認同,構成獨立國家的基礎。」培里把台灣類比於原為英國殖民地的加拿大、紐西蘭、澳大利亞等國,認為所謂的台灣民族主義也屬海外移民型:「就血緣與語言而論,他們是華人,就如同紐西蘭人是不列顛人一樣。但地理的分隔與歷史的經驗經久已使一個移民社會具有了自身的國族認同。」培里又強調台灣民族主義的國族認同是以民主為基礎,而非族裔、語言、文化。

  台灣分離主義與海外移民型民族主義無共通之處

 我們先不談班乃迪克所分類的「海外移民型」民族主義缺乏堅實的歷史事實基礎,即使按照班乃迪克的定義,台灣分離主義與海外移民型民族主義也無共通之處。培里與班乃迪克對台灣的歷史與政治現實並無深入的了解,因而只能把從美洲歷史抽象概括出來的未必正確的概念類型,生搬硬套在台灣上。台灣的分離主義運動不是以語言、族裔為基礎嗎?民主真是台灣分離主義的核心價值嗎?那麼今天台灣極其嚴重的所謂「族群對立」,社會高度分裂,又是怎麼來的?如果「民主」真是台灣分離主義的核心價值,民進黨政權何以會視憲法總綱如無物?何以敢為在總統大選獲利而肆意曲解公投法,搞出公投綁大選的卑劣把戲?何以會鬧出行政部門公然對立法院決議成立的「真相調查委員會」行使「抵抗權」的笑話?這都是任何一個真正具備憲政民主法治精神的政權所不會做,也不敢為的違憲亂法之舉,而民進黨政權俱優為之。而從攸關台灣前途的統獨爭議到重大的公共政策,在民進黨主政下,又何嘗進行過全面、廣泛而理性的辯論?反之,我們所看到的是獨斷專行,毫無證據的「賣台」、「政變」等嚴重的政治指控,漫無節制的肆意人身攻擊與栽贓、誣陷。這是真把「民主」當成核心價值所應有的作為嗎?

 

 從族裔上看,台灣的漢人不論是閩南、客家或外省都是漢族,而就語言而論,閩南語、客家語與作為國語的北京話也都是中國原有的地方語言,但以閩南人為主體的台灣分離運動卻從一開始就宣傳「台灣人」是不同於中國人的「台灣民族」,把國民黨政權視為外來的中國殖民政權,又把國民黨、外省人、中國人三者劃上等號,而北京國語則成了壓迫「台灣話」的中國話。於是,本應沒有根本矛盾的族裔與語言卻成了具有重大差異的對立根據。台灣分離主義雖然也打著「民主」的旗號,但其根本的動力則是以閩南沙文主義為核心的台灣民族建國意識,所謂「民主」不過是用來內而奪權建國,外而爭取國際同情支持的工具、手段。台灣分離主義運動數十年來,宣傳鼓動的主調就是通過曲解「二二八」事變,把「二二八」說成是外來的中國政權屠殺台灣人的「國殤」,又把國民黨的高壓統治扭曲成外省人、中國人壓迫台灣人的殖民統治,煽動台灣人反國民黨政權、反中國與中國人的情緒,大肆鼓吹「台灣人意識」,高喊「台灣人出頭天」,挑動省籍矛盾,以獲取政治資本。這種奪權策略背後的邏輯其實很簡單:閩南人既佔台灣人口的百分之七十以上,只要一方面標榜追求「民主」,一方面以閩南語為「國語」,直接訴諸閩南人的情緒,製造出閩南人的「台灣民族」意識,那麼依照民主政治「多數統治」的原則,便可通過普選取得多數選票,順理成章地取得政權,再以所謂「主權在民」〈人民主權〉的名義,實行公民自決,達到台灣建國的最後目的。但這套策略並沒有完全奏效。原因是:在國民黨統治下,統治階級不都是外省人,有一大批台籍人士被納入了統治集團中。在國民黨用高度集權的國家機器發展經濟,使台灣獲得長期經濟增長的過程中,亦培植了大量的台籍資產階級,也就是說,在國民黨執政期內,獲利者不論在數量上或比例上台籍人士都遠過於外省籍人士。日本殖民統治時期,日本人是統治民族,徹底壟斷了政治、經濟利益,台灣人則是被統治民族,在政治、經濟、教育、就業各方面都受到高度的壓迫、剝削與歧視,兩者涇渭分明,判然二分。國民黨政權的統治與此有絕大的不同。台灣分離主義者擴大省籍矛盾,將之上綱為虛構的「民族矛盾」,用來劃分敵我,根本不符台灣社會的現實,自然無法以此獲得絕大多數閩南人的支持,加以運動中充斥著閩南沙文主義的氣息,不僅外省人,連客家人與原住民也深表不滿(這觀諸客家人聚居的桃園、新竹、苗栗與原住民聚居的花蓮、台東始終是支持泛藍的民眾居多數便可明白),加以北京不斷宣告若台灣正式實行與中國脫離的舉措,必將以武力統一,許多台灣民眾唯恐引發戰禍,對民進黨的台獨主張也深抱疑慮,致使民進黨長期未能突破發展的瓶頸以獲得台灣多數民眾的支持。1996年彭明敏代表民進黨參選總統,高喊「台灣人的尊嚴」,旗幟鮮明地標舉台獨立場,卻遭慘敗,激起民進黨內一些新生代要求重新檢討用省籍矛盾動員群眾獲取選舉利益的做法,並質疑「大福佬沙文主義」、「台獨法西斯」的作風。其後並出現「公民民族主義」〈civic nationalism〉論,主張所有台灣住民不論省籍、身分都具有平等的公民政治權力,力圖用「民主」、「自由」、「人權」的價值取代前此具有濃厚族裔民族主義〈ethnic nationalism〉特點的「台灣民族」論。「公民民族主義」的論述雖然有利於民進黨以「民主」、「改革」的姿態,爭取省籍觀念比較淡薄又受到自由主義觀念影響的知識份子及青年的支持,但實際上並沒有主導台灣分離勢力的政治操作方式。一到重要選舉,擬似族裔的省籍與國族認同問題必被台灣分離主義者拿來充當最有效的動員工具,造成台灣社會內部的尖銳對立與緊張不安。之所以如此,除了因訴諸不用理性思維的地域意識與情感在激發支持情緒上極為省事、有效,還因為即使要建立民主國家,單憑抽象的「自由」、「民主」、「人權」價值觀並不足以構成充分要件,必須要有歷史、語言、文化的認同作為凝聚人心,形成政治共同體的基礎。用哈伯馬斯〈J.Habermas〉的話來說就是:「公民身份是用雙重符碼拼寫成的,它不僅是用公民權利界定的法律身份,而且還是用文化界定的共同體的成員。」〈Habermas 1996285-286〉(6因而強調擬似族裔的「台灣人意識」,力圖區隔「中國人」與「台灣人」,積極推動在歷史、文化上「去中國化」一直是台灣分離運動的著力所在。這就不能不造成客觀上本無族裔差別的台灣漢族內部以及分離派閩南人與原住民之間產生尖銳的「族群」對立(7)。在「台灣人」建國的最高目標下,所謂「民主」、「人權」其實已被置於次要的工具性地位。

  台灣分離勢力未能全面推動族裔沙文主義,是不能也,非不為也

 2004年的總統大選之爭所以會如此激烈,兩岸關係之所以瀕臨戰爭一觸即發的危境,都與此有關,正如王文光對2004年大選的分析所言:

 

台灣分離勢力多年來一直力圖建構一個與中國、中國人對立的台灣國族認同,其手法是曲解台灣歷史、虛構台灣人四百年來歷史的神話,透過選舉與政治集會訴諸台籍人士的直覺感情,大肆混淆「台灣」與「台灣國」、「台灣人」與「台灣國人」的概念區別,利用台籍人士對台灣鄉土的情感,將之轉化為政治性的台灣國族認同,並以「本土化」之名將「中華民國」混同於「台灣國」,力圖除台灣居民原有的中國認同,而為了便於贏得選舉掌握政治權力,每至選舉必以煽動省籍情結,強化省籍矛盾與國族認同分歧為主要手段,把不支持台灣建國者打為「不愛台灣」、「出賣台灣」的非我族類,於是台灣內部的國族認同分歧日益嚴重,對立之勢日益惡化。由於台灣分離勢力深恐中國大陸經濟、軍事實力增強,兩岸經濟文化交流持續加深,將不利於分離建國,於是訂出2008年制憲建國的時間表,視這次總統大選為攸關台獨成敗的關鍵之戰,卻因選情不利,終於圖窮匕見,卸下戴了多年的民主假面具,演出一幕幕明目張膽的反民主醜劇。」〈王文光 2004

 

培里既不了解台灣的政治實情,生搬硬套班乃迪克「海外移民型」的模式來解釋所謂的台灣民族主義,分析上當然難免錯亂。培里在分析中一方面提到了台灣民族主義不同於典型的的海外移民型民族主義的幾個特點,如:要求獨立卻完全依賴一個外國的強權,使用閩南語(台灣話)來形成有別於中國的台灣認同感,在公務、教育或文化上推動「台灣化」與「去中國化」。這些特點其實都已說明所謂台灣民族主義根本不符合班乃迪克所定義的「海外移民型」民族主義。作為美國獨立主體的盎格魯撒克遜人在革命建國之際並沒有刻意另創一種區別於英語的語言,沒有宣稱自己是「美國民族」,沒有搞「去英國化」,也沒有完全受一個外國強權支配。但培里既昧於台灣的政治現實,又蔽於套用班乃迪克很成問題的模式,卻把上述特點置於次要地位,而突出民主在台灣國族認同上的首要作用,認為與「海外移民型」民族主義並無不合。培里說民進黨想用「民主」團結台灣人心,並爭取國際支持,故出於策略上的考量,沒有全面推動「本土化」、「去中國化」,讓妄自尊大的族裔沙文主義(ethnic
jingoism)
在民進黨的全套戲碼中擔綱演出,這也是受到誤導的判斷。可用來證明這點的最新例證就是,2004年總統大選造成台灣社會內部高度分裂,民進黨在各界交相指責其操作省籍意識,擴大「族群」對立,撕裂台灣社會下,於2004926在第11屆黨員代表大會通過等同於黨綱的《族群多元、國家一體決議文》。在這篇違背史實、邏輯不通的決議文中,標榜要超越「省籍意識」,以「公民意識」作為建立國家認同的基礎。但不旋踵,由陳水扁掛帥指揮的2004年底立委大選中,民進黨視這篇決議文的主張如敝屣,挑動省籍矛盾的惡習依然未改,致使立委選舉後,立場絕不偏藍的「外省台灣人協會」召開記者會痛切懇求民進黨不要再刻意操作省籍對立,以獲取政治利益。然則,「民主」云乎哉?(8)其實,民進黨之所以尚未全面進行「本土化」、「台灣(閩南)化」、「去中國化」,是不能也,非不為也。「不能」是因為立法院的多數還掌握在反獨勢力手中,無法突破強大的抵制力量。2004年底的立委選舉,泛綠之所以卯足了勁衝刺,目的就在全面掌握立法與行政大權,以便放手大搞「本土化」、「去中國化」的「正名」、「制憲」。然而,事與願違,立委選舉受到重挫,建國大業被迫推遲。

  五、民主自決論的謬誤

培里認為台灣民族認同的論述主要不是強調語言、族裔、文化的差異,而是以政治上的民主為立論依據,「台灣獨立的權利來自民主的成就,大陸顯然尚未實現民主。這樣的要求既能統合明確深愛民主的島內居民,又可號召世界輿論支持台灣獨立」。台灣分離主義真正的動力不是民主,以及光憑民主不足以建構國族,也無法統合台灣人心,這在上述的分析中已有所論列,剩下的一個很重要,也很值得深入探討的問題就是國際社會會因為台灣實行民主制度就支持台灣從中國分離嗎?

台灣分離主義長期來用民主包裝與中國分離的訴求:獨立是為了民主,要民主就必須獨立,而通過公民投票,實行自決獨立就是體現民主的原則。自冷戰結束,1990年初東歐、蘇聯的共黨政權相繼垮台,全世界掀起所謂第三波「民主化」的浪潮,原有的蘇聯、南斯拉夫聯邦、捷克也紛紛裂解。美國保守派學者福山(F.Fukuyama)揚言自由經濟、民主政治已大獲全勝的「歷史終結」論風行一時。台灣分離主義者自然也隨之歡欣鼓舞,高唱「民主、自由、人權的普世價值」,大肆宣傳「我們站在歷史正確的這一邊」,「世界站在我們這一邊」,力圖結成「民主─自由」的國際連線,支持台灣的分離運動。這些關於民主、自決的自欺欺人的論調,半是緣於對國際政治、國際法與自由主義理論的膚淺認知,半是出於政治宣傳的需要。除了對台灣島內產生了一些迷惑人心的作用外,卻沒在國際上得到什麼有力的支持。

關於自決、獨立或分離的問題,培里從國際政治的角度比較實際地分析了台灣通過自決從中國分離的可能性,結論是「從民族國家的立場來說,與大多數人口並無族裔差別的原有省份想要獨立就是分離。迄今沒有一個民族國家允許這種事。更何況,實際上國際間有反對承認這種分裂的協定,許多國家深恐承認分裂的先例一開,本身可能就會首先受害。」培里有關這些問題的分析與判斷頗有見地,惜乎未能從理論上進一步闡明。

多年來,台灣分離主美者皆高唱以公民投票,住民自決,完成獨立建國的論調,其藍本其實來自1940年代末的美國對台政策。1949年初,當中共在中國大陸以摧枯拉朽之勢擊潰國民黨軍隊,國民政府節節敗退,台灣也將不保之際,美國對蔣介石政權喪失信心,唯恐台灣、澎湖落入中共手中,成為中、蘇共的軍事基地,遂圖謀利用台獨運動,控制台灣。美國國家安全會議在1949119提出的對台方案中指出:「美國不能忽視台灣人民,及彼等因國府治理不當和壓迫,而強烈反對國府統治的心理。台人之不滿使得中共有機滲透、利用;美國應有準備,如果符合美國國家利益,即應利用台灣自主運動。」194931的國家安全會議375號文件、194969美國國務院遠東司長巴特沃思致國家安全委員會的備忘錄與1949623國務院政策計劃處主任喬治.肯楠(George
Kennan)
向國務卿提出的《台灣意見書》,都主張將台灣問題提交聯合,或由美國佔領,再舉行公民投票,決定台灣前途。此後,台灣分離運動即忠實地執行美國這一反中國的對台政策。〈待續〉

 

 

 

表單的頂端

註釋

 

1國民黨政權遷台後與日本右翼政權同在美國庇護下,結成親密的反共盟友,自然不可能徹底清算日本軍國主義的餘孽,在島內亦復優容日據時期的台灣御用紳士,台灣的皇民化思想遺毒因而也就不可能徹底肅清,成了台灣分離主義親日勢力發展的溫床。值得注意的是,王育德之流的親日系分離派所謂的「日本是台灣現代化的奠基者」的論調,正迎合了日本極右派的「日本殖民有功」論,使在亞太地區到處受到唾罵的日本極右派卻在台灣喜出望外地找到全世界唯一的「知音」。日本極右派既得到這批自失尊嚴、自甘卑賤的台灣奴才的背書,意氣自然更為囂張,更為振振有辭地大彈其「大東亞戰爭肯定論」。這實際上是在為日本軍國主義的幽靈招魂。有關這些問題,請參閱拙著〈從《台灣論》風波剖視台灣分離主義的奴才意識〉,收於《階級、民族與統獨爭議》(2002375-401)

 

2時報出版公司在中譯本的封底把Neal
Ascherson
對該書的評語〝a brilliant little book〞,譯為「一本殊為難得的經典好書」,在英國人眼中的〝little book〞,到 了台灣卻被奉戴冠冕,身價暴漲成「經典好書」,這麼荒唐離譜的刻意曲譯,不是出於商業利益,就是盲目崇拜的心理作祟。

 

3關於美洲殖民地發起獨立革命的原因及其過程,請參閱(Carrman et.al 1967,第67)。

4班乃迪克不僅對印度反殖民的民族主義的認識有誤,他尤其是個中國史盲,他在《想像的共同體》和〈西方民族主義與東方民族主義〉中涉及中國的部分,幾乎無不錯得離譜。因本文評論的重點不是班乃迪克,故此處不予細論。

5培里的文章開頭便用不算短的篇幅來描述、分析槍擊案,說來说去,卻未有定論。其實,不用細究槍擊是否自導自演這類技術性問題。光憑陳水扁與保安單位對槍擊現場與事後的處置方法、態度便可確認其中有詐。古今中外沒有元首真遭刺殺而不立即封鎖現場,緊急緝凶,雷厲風行地徹查刺客,並嚴懲有誓死護衛之責的隨扈者。從整個槍擊案來看,陳水扁身為總統的性命,竟被視如草芥,受重視的程度,還不如一遭砍殺的普通路人,天下寧有此等不合情理的怪事!民進黨為抹除槍擊案的政治色彩,始終堅持此案是一單純的刑事案件,但刑事警察局卻遲遲無法查出真兇,在各方的強大壓力下,檢察署與刑事警察局竟於2005年3月7日聯合召開記者會宣稱槍擊案兇手為已畏罪自殺的陳義雄,企圖以死無對證的把戲,遮掩天下人耳目,成了中外媒體訕笑的拙劣謊言。不唯一般人難以置信,就連當事人之ㄧ的呂秀蓮也不能接受,認為有栽贓無辜之嫌,強調應繼續偵辦,不可就此草草結案。剩下的問題便是,陳水扁為何懼怕全面深入調查真相?個中玄機豈不昭然若揭?

6對台灣分離主義較詳細的批判性分析及民族主義與民主的關係的闡述,請參閱拙著〈做一個理直氣壯的左翼統一派〉,收於《階級、民族與統獨爭議》。只有理解這一點,才能明白何以不少具有自由主義思想的人也反對台灣與中國分離。

7 培里在分析台灣的「族群」對立的原因時,也犯了錯誤。一、他說外省人主要講國語,其實第一代外省人來自中國各省份,講的是南腔北調的各省方言,而不是國語。第二代外省人在台灣同樣接受國語教育,絕大部分也已不會說他們父母的「母語」。最能說明語言問題的是,蔣介石、蔣經國是浙江人,但蔣家的第三、四代使用的也不是浙江話,而是國語了。外省人第二代,除了北京人,在台灣也都不能在學校、正式場合使用父母親的語言,這與台灣人並無二致。二、培里認為南綠北藍的現象部分是因工業化發展程度不同,造成南北差距,因而也有階級的成份,這是站不住腳的說法。北部的桃、竹、苗地區(尤其是苗栗)會比高雄市、台南市的工業化、都市化程度更高嗎?東部的發展比南部還落後得多,為何花蓮、台東也是泛藍天下?原住民又為什麼要如培里所說,害怕綠營而投給藍營?這不都證明台灣分離勢力閩南族裔沙文主義的排斥作用嗎? 

8 值得注意的是,每當民進黨違背所請「公民民族主義」的基本精神,仍大肆操縱省籍矛盾之際,卻鮮見曾主張要以「公民意識」取代「省籍意識」的黨員或親綠的知識份子發出強烈的譴責聲浪加以糾正,而像沈富雄這種敢於冒泛綠之大不韙,公開要求泛綠陣營不可以「愛台灣」之名,任意質疑、攻擊競爭對手為「賣台」、「中共同路人」的人,卻慘遭圍剿,被泛綠選民遺棄,在這屆立委選舉中落選。台灣分離主義到底是以「民主」、「公民意識」為主軸,或是以省籍、「族裔」為基礎,豈不彰彰明甚?

 

 

 

 

第七期:參加四月學運的心得〔汪震亞〕

參加四月學運的心得

■汪震亞

 

我雖沒有投票權,卻一樣關心政治

成熟的民主形式,應是由下而上,而非由上而下,否則就是民粹,四月學運就是一群對現狀不滿的大學生,以理性而非暴力的手段,改造這個社會,力量很小,精神卻很偉大,自從開始絕食當天,我十分受到感動,想立刻加入靜坐學生行列,當然我也可以選擇家裡,研讀一些就讀大學之前的書籍,多背幾個英文單字,關掉電視,假裝什麼也沒發生,但我認為,自己的未來要靠自己掌握,現在社會上發生的一切,都要我們這一代承擔未來的後果,身為高中生,無法行使投票權,意見往往不被當作民意看待,如果選擇保持沈默,只能讓別人決定自己的未來。因此我要藉此向社會表示:我雖沒有投票權,卻一樣關心政治,不默默地承擔一切,我要盡一己之力,為這個社會以及我的人生,爭取美好的未來。

各位大學生為了社會的安定與和諧,將個人利益拋諸腦後,不顧可能影響學業的情況下,絕食絕水,尚不能打動掌握權力的人,此時陳先生和某附中學長無動於絕食學生命在旦夕,一再拖延,不肯正面回應五大訴求,企圖舉辦全國學生會議,稀釋靜坐學生的意見,並贏得博納雅言的美名,卻連自己請來的學生,也以敷衍的態度應付,實問虛答,也難怪社會評價不高,幸好靜坐學生沒有參加,否則又要受政客愚弄,我當下做了一個決定:如果沒有升學的壓力,我一定要前去中正紀念堂參加靜坐,以表達對他們的支持,以及對於掌權者的傲慢態度的不滿。

四月十五日放榜,我考上台灣大學,就前往中正紀念堂。根據這幾天媒體的報導,靜坐學生已不再絕食,一切生活需求都有義工代勞,舉凡清潔場地、維持秩序這些本因由學生親自來做的事,也統統推給義工,不必親自動手,學生只要像溫室的花朵一般坐在帳棚內,聊天消磨時間,言論完全受到幹部把持,充滿個人英雄主義色彩,萬一被認為意見不同,甚至會被打出場外。乍聽之下,到中正紀念堂靜坐似乎是毫無意義的活動,但是這段敘述和我之前所聽到的說法不同,因此我對這段敘述頗懷疑,所以並沒有改變我親自參與的念頭。

 

歡迎泛綠學生參加靜坐

乍到中正紀念堂,我仍然受媒體影響,擔心被誤解為綠色學生,說話異常小心,甚至幾乎不太與別人接觸,只有大學生們不厭其煩地為我解說四月學運的訴求,我才漸漸融入其中。其實現場也不乏支持民進黨的學生,也有民進黨的選民,絕不是像媒體說得那樣,不容許立場不同的人進入,我們一直強調,歡迎泛綠學生參加靜坐,也歡迎泛綠選民晚上來中正紀念堂逛逛,畢竟這不是政黨造勢活動。當晚,我正想去廁所,才知道在這裡,晚上不能單獨去廁所,因為曾經有學生「夜路遇襲」,必須由義工陪同,但是在媒體上,卻從未發現相關報導,這件事令我感到相當震撼,台灣十多年來的民主,竟然到了如此地步,以平息政治衝突為主要訴求之一的活動,卻受到不同意見的人如此對待,真是一大諷刺。

這幾天晚上,除了靜坐學生和邀請的教授上台演說之外,還公開徵求民眾的發言,和媒體上所描述的「一言堂式的個人崇拜」完全不同,事實上,學生內部的決議,都是經過在場所有學生的討論,每個學生有同等的發言權,只要有意見都可以提出來,不論先來後到,有無參加絕食,都沒有差別,幹部也沒有明顯高於其他人的地位,只是工作量比其他人大,沒有如外界所說的事務獨裁權。有時候我還會懷疑,一個長期抗爭的團體,怎麼這麼多天來,都沒有發展出完整的領導組織,其實在四月十二日發現陳先生連自己請來的學生都已敷衍的態度應付,不願正面回應他們的訴求,感到對政客的失望之前,他們從來沒有打算長期抗爭,因此直到十五日,整個組織架構都還在摸索當中顯得亂無章法(當然這也是廣受各大媒體嘲笑之處),過了幾天才慢慢成形,因為這次學運純粹由學生領導,沒有幕後黑手操控,缺乏技術指導,才會如此。

 

四月學運相較野百合更是處處唯艱

四月學運之所以延續到今,除了依靠各位大學生們不顧自身利益,為公理、正義、民主、和諧奮鬥外,還要靠許多對現狀不滿的民眾熱心地為我們提供物資,或是擔任義工維持現場秩序,但是外界誤以為我們是泛
政客利用的棋子,這些民眾的幫助也「理所當然」是泛藍陣營所提供,但如果親身參與,就可以知道,其實四月學運的處境比十四年前野百合艱難得多,野百合整個活動所需的物資,許多都是由民主進步黨提供,這些學運前輩們無需為後勤問題費心,但是十四年後的今天,由於這個社會已經習慣於「只問立場,不問是非」的思考模式,以我們「可能與某些政黨勾結」為由,拒絕接受我們的訴求,為破除謠言,證實我們的確代表社會上的中道力量,我們不得不婉拒政黨的奧援,一切物資都由社會人士贊助,我們從未受任何一個特定政黨利用。

經過這四天的參與使我發現媒體所報導的內容和實際情形真的有非常大的差別,學生們不僅必須操心後勤問題,還得小心不能和特定陣營太過密切,相對於從前野百合可以向民進黨請求物資支援,這次學運的確有很多困難,尤其還必須隨時注意自己的行為,因為記者通常只記錄他們想報導的,會根據他們肉眼所能看到的一切,加上自己豐富的想像力,撰寫新聞稿,難免只知其一,不知其二,這點我們可以諒解,我們只能盡量避免瓜田李下的行為。

許多人質疑我們在選舉結果揭曉之後才舉辦這場學運,可能是「不想見到民進黨總統連任」,在時機上十分敏感,令人懷疑,其實這個時間點抓得很好,因為政客為了選舉進行操弄,使得台灣社會嚴重撕裂,而執政黨不但不能扮演調和的工作,反而從執政之初,直到現在,只著眼於政黨選舉利益,忽視中華民國永續發展,針對這一點,我們必須有中道的力量,促使檯面上的政治人物反省自己的言行,倘若我們在三月二十日之前舉辦,可能有意圖為特定候選人造勢之嫌;如果等五月二十日之後才來做,又可能牽涉立委大選,所以才在四月開始,以便表明我們與選舉無關,只是普通的由民間自發之學生運動。

 

四月學運的訴求

四月學運訴求非常簡單,不外乎是追求真相、族群融合、社會安定,但外界常認為這些訴求和泛藍陣營「不謀而合」(可能和泛藍最近要求立即司法驗票、獨立檢察官偵槍擊案有關),不斷為我們扣帽子,說我們是「泛藍政客的打手」,我覺得這種推論有些偏頗,首先我們尋求真相,只是為了還藍一個公道,還綠一個清白,贏的人贏得心安,輸的人輸得心服,藉以緩和這個社會上的不安與衝突,如果陳先生是以光明正大的手段取得勝利,查明真相正好可以為他鞏固政權,何樂而不為呢?我們相信這個政權的正當性,希望陳先生能成立專案小組調查槍擊案,並以公正的方式證明自己是合法的總統當選人,以平息社會的紛擾。詎料這麼一個對陳先生有利的訴求,卻未能獲得正面回應,只是一再迴避,甚至企圖把這個學運抹藍,認為調查真相是在幫助泛藍陣營,把這次學運污名化為政治鬥爭的一環;許多媒體也認為我們這項訴求「明顯偏向泛藍」,可能受泛藍操作,模糊四月學運的真正本質,這些媒體與政客的作為令我十分不解:為何大家都一口咬定「真相」一定對泛藍有利呢?其實泛綠陣營不必一聽「真相」就全身神經緊繃,「要真相」是為了平息爭論,不是為了翻盤。

此外,許多人誤以為這次學運只是因為支持的候選人沒有當選,才臨時舉辦,如果有親自參與,而非只是聽媒體的二手傳播的人,就會知道在四月學運的五大訴求中,並沒有提到「翻盤」、「下台」等攻擊性字眼,也沒有特別偏愛特定政黨,只要認同真相,以及追求和諧的人,不論其成分藍綠,我們都非常歡迎,我們的宗旨不是為了政治目的,而是為了文化目的。台灣社會之所以會因為選舉而撕裂,就是因為台灣空有民主制度,卻缺乏民主文化,歐美國家即使出現雙方候選人勢均力敵的情況,也很少發生民眾因為支持對象不同而產生衝突,但是在台灣,說話必須異常小心,以免被「另一邊人」看出破綻而暴力相向,鑑於這種社會型態,我們希望使大家瞭解民主的真諦,不論支持一號還是二號,對我們賴以生存的土地的感情都是一樣的,不必為了一時的選舉,使台灣經驗成為民主鬧劇。因此,我們既沒有企圖使總統大選結果翻盤,也不打算影響立委選戰。

 

歡迎加入,我們共同為民主發聲

如果現在看到這篇文章的人,想為安定社會盡一己之力,歡迎你為我們捐獻物資,但我們拒收現金,需要的物資寫在靜坐區前的白板上,或是下班後來參加我們安排的晚會,聽一聽我們的主張,回去後把它告訴所有你認識的人;如果你認同我們的主張,卻礙於居家離台北太遠,或忙於學業及工作,無法親自前來中正紀念堂,也歡迎你們多利用網際網路或BBS發表支持我們的言論,或是向各大報讀者投書欄投稿,聲援四月學運;如果你是

第六期:教育市場化,肥了哪些人?(下)〔張戥〕

 

教育市場化,肥了哪些人?(下)

 

 

 

三、升學壓力不減反增,造就了補習班的第二春

本來教改是為了紓解學生的升學壓力,寧可讓此壓力延伸到考研究所的階段,也不要叫國、高中學生在青少年時期,就面對殘酷的升學競爭。然而,結果不但青少年的升學壓力沒解除,反讓此壓力一面向上延伸到研究所的階段,一面還向下延伸到國小,甚至學齡前,從而造就了各類補習班的蓬勃發展。

 

1)國中生請假到補習班「朝七晚十」

從今年二月教育部所提供的資料顯示,全台灣補習班總數有11,990家,是十年前總數(1,900家)的6倍多,其中文理補習班已超過5,000家,約十年前的9倍,外語補習班增加7倍,連技藝補習班也增加了3倍半多。台北市政府主計處也針對台北市國中生統計發現,國中生補習率為63%,平均每週6.6小時。而遠見雜誌2003年所作「全國教改大調查」則顯示,那些沒補習的,有48%是中低收入家庭子女,沒錢繳補習費。

由聯合報民調中心所作民意調查發現,高達81%的國中生曾參加補習,其中有86%從國一就開始補習,為了讓升學的道路更順暢,還有16%的國中生特別去補習才藝課程,18%去當義工或做其他社會服務工作,平均每位國中生睡眠時間為7小時,國三生則只有6.5小時。(聯合, 2002.04.14

不但補習盛行,而且還補到日夜顛倒、本末倒置,台北市議員王浩調查發現,國三學生為了因應多元入學方案,出現「國三假」風潮,相當多的家長利用醫生證明、親自到校請假等手法,讓學生請假不上課,前往補習班「朝七晚十」或在家K書,有一位國三學生一學年曠課高達一千節,校方提出的曠課原因竟然是「不明」;另一位學生一開學就請一個半月假,請假原因直書「準備學力測驗」!(中時晚報, 2002.04.30)一位沈姓國三學生家長表示,他女兒班上有時超過一半學生請假,班上鬧空城計。這些請假的國三生,多半是到補習班「隨班附讀」,即和重考的國四生一起接受密集的複習功課及模擬考。(聯合, 2002.04.14

 

2)高中生集體到補習班報到

高中生也不惶多讓,聯合報記者張錦弘指出,2002年實施大學多元入學方案,因為考試及招生方式都改變,很多明星高中學生求好心切,擠向補習班求個心安,補習班也樂得重金利誘,將來可以有活廣告。他們以全班集體報名則減收學費的方式,招攬生意,更有人設下十萬元獎金,頒發給報名人數最多的班級。北一女三年級就有一班獲獎,該班46位學生有31位報名此家補習班,其他同學沒補習的不到5人。(聯合, 2002.06.12)也有補習班讓學生憑學校成績單領獎學金,台南女中有一名學生連續三次段考都第一名,就領了八千多元的獎學金;也有補習老師購買價值六萬多元的電腦當摸彩品,只要學生小考100分就可參加摸彩。(聯合, 2003.04.07)一名建中高三學生說,班上40人,沒有補習的不到5人,現在教科書版本那麼多,學校頂多教一兩個版本,補習班老師會綜合各家版本,重點整理得好好的,複習功課有效率,讀起來也較安心。(聯合, 2003.04.11

這些菁英學生況且如此,
一般程度的學生不補行嗎?其實,補習班設獎金也不是什麼不惜血本,羊毛出在別隻羊的身上!他們用菁英學生的在校成績和考試錄取率,大肆廣告吸引一般學生來跟進,至於這些學生的補習效果(用教菁英學生的教法,來教一般程度的學生,效果當然不好!),就不是他們所關心的重點了,換言之,他們用從一般學生身上賺到的錢,來補貼所發出去的獎金。

另外,參加補習還有一項附加價值就是,目前多元入學的管道複雜繁瑣,申請或甄試的規定紛亂如麻,家長與學生在一片茫然之餘,只好依賴補習班的特殊服務,代填志願、代選科系、代替報名等,別無選擇,其服務費用有的補習班會自行吸收,有的補習班則利用家長的無知,巧立名目,藉機撈本,例如,包遊覽車集體參加考試等等。

 

3)研究所是補習班賺錢的新天堂。

據教育部統計,從20002002年,國內研究生人數增加約38,000人,成長45%。記者林志成等人估計,報考研究所的人數現在已高達13萬人,僅錄取35千人,錄取率不到三成。(中國時報,2003.11.03)於是升研究所的補習班就成了補習界的一枝獨秀,其補習人數由十年前的3萬多人激增到現在的7萬多人。(聯合, 2003.04.10)由Career 書籍館透過網路民調所做的「研究所報考熱度調查」發現,一、尚未具備研究所學位者,高達90%目前或未來有唸研究所的打算;二、考研究所是因為升遷遇瓶頸,或自感學歷不夠;三、70%選擇補習準備考試;四、大學生提前到大二開始準備,至少想報考5間研究所;五、80%要先唸研究所,再入社會工作;六、50%認為,念一個研究所還不夠;七、電機資訊與商管所人氣最高。

現在升大學的錄取率已經達到100%了,正如前教育部長吳京所預見,讓每個人都有大學文憑時,文憑就自然無用了。但不知他有沒有想到,在這麼短的時間裡,人們已經更往上追逐碩士文憑了,小至大二的學生,老至壯年的社會人士,全都蜂擁到補習班來充電。報載目前市場行情,補習一科的費用是六千到一萬,一個人可能補一到三科,每年市場規模達好幾千萬,甚至上億。大碩補習班董事長邱昌其說,去年非常不景氣,但升研究所的補習班的整體業績仍成長510%,真是難能可貴。(中國時報,2003.02.09

記者楊欣怡報導,這類補習班有兩樣特色,其一就是,老師多半由大學教授兼差。國內知名的升研究所補習班大碩集團,旗下共擁有300名教師,其中三分之二的老師,同時在公私立大學擔任助理教授、副授教、或教授,有些甚至是系主任或院長等重量級學者,其餘三分之一則是博士候選人。其二就是,這些兼差教授的收入都很高,大約都是在學校任教的2倍,例如副教授本薪7萬,在補習班可賺到14萬,教授本薪10萬,其外快可賺到20萬。為了怕被批評不務正業,多半行事低調,不用真名。(中時晚報,2003.12.27

楊欣怡另外又報導,某國立大學法律教授指出,國內補習文化猖獗,大學教授要負最大責任,因為許多出題的教授均與補習班形成共犯結構,學生不去補習,根本考不上。補習班為了招生,會極力拉攏出題教授,例如幫他出書、辦研討會、請吃飯等,雙方建立出題默契,補習班猜題便神準,學生非得補習,才能拿到資料,補習班因而聲名大噪。(中時晚報,2003.04.06

 

4)學才藝不怕累死在起跑點上。

再來看看小學兒童的補習狀況,兒童福利聯盟於日前公佈「台灣都會地區兒童家庭生活狀況調查報告」,針對台北市、台中市、高雄市五、六年級的學生調查發現,幾乎每個兒童都有學才藝,學一至兩種才藝者約佔46%67%,但有9位學童同時學習10項以上的才藝,台北市有53%的學童同時學習三項以上的才藝。英語是最熱門的補習項目,有76%的兒童補英文,其次是珠算(心算)及數學。 兒童福利聯盟執行長王育敏表示,由此看來,才藝還是以「智育」為主,應該說是補習。希望不要為了培養多才多藝的孩子,而剝奪了孩子休閒和遊戲的權利。筆者倒認為,這與多元入學方案是息息相關的,家長為了讓孩子在面臨甄試時,能夠有多一點的才藝及專長表現,多一些獎狀呈審,只好得從小多學一點。

今週刊86期劉萍的文章「教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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