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世界知識份子的擔憂──陳映真于杜邦設廠問題座談會發言 (綠色小組影像紀錄 范綱塏整理)

1986年3月,臺灣彰化縣鹿港鎮,一場為時近一年的環境運動,在這個歷史悠久的小鎮上,波瀾壯闊的開展。

運動肇因於美商杜邦化學公司即將於鄰近的彰濱工業區設廠開發,此舉可能產生的環境破壞,以及可能對鹿港小鎮的產業、生活影響,令民眾憂心。民眾在地方鄉紳李棟樑、粘錫麟、施文炳、郭繁男等人的帶領與團結下,展開對政府的請願與抗爭。映真先生也派《人間》雜誌記者到鹿港進行長時間採訪報導,製作專題「激流中的倒影」,將事件的始末詳細刊載於《人間》雜誌第十期。

1987年2月9日,彰化縣公害防治協會,與杜邦公司、經濟部,以及各界學者專家,舉辦「杜邦公司設廠問題座談會」,各界學者、官員與杜邦公司負責人,在本座談會上針對杜邦公司的設立,提出了多方面的觀點。先生也出席了這次的座談會,並對於設廠一事,站在經濟發展「社會代價」與「人文代價」的角度,發表觀點。整個座談會的紀錄,也由臺灣運動團體「綠色小組」全程記錄了下來。

2016年3月,反杜邦運動卅周年,青年范綱塏在當年運動參與人的帶領下,重新回到歷史現場,採訪參與人對於「反杜邦運動」的回憶與觀點;也重新翻閱綠色小組影像與歷史材料,抄錄整理座談會上各界人士的發言,將其編輯成《巨浪的起點──鹿港反杜邦運動30周年紀錄文集》,對此運動做重新的梳理、完善其面貌。

以下,是先生當天的發言紀錄,環境劇烈變化與人為開發日益飆升的今日,先生言說仍令人深省。

今天非常榮幸,也是我第一次公開參加有關杜邦公司在臺灣設廠,引起各種關切問題的討論會。剛才幾位可敬的演講員,就各類問題,已做了相當深入、中立的講話。我就關於經濟發展,所付出的社會代價的問題說明。我接著夏鑄九教授的意見,來談「跨國性的公司」,對「發展中國家」的公害,兩者間的關聯。特別是從臺灣的立場上,試著思考這個問題。(註1)

臺灣的經濟位置與國際分工關係

臺灣,就前面幾位所講,六○年代後採取進口替代工業發展的策略,大量開發「加工出口區」,在這種經濟政策下,對於成長、富裕、並把它當作一種「國政大計」。結果廿年來,就如夏教授所說:八○年代,我們已經充分、明顯的,在我們的帳本上呈現了一筆「帳」,就是所謂「社會的代價」:人間、環境自然、文化精神方面遭到破壞的代價。這跟臺灣在國際分工的結構上,存在著密切的關連。從發展策略來說,這幾乎是一種宿命。臺灣工業在整個國際分工中,是一個「大轉包工業」的一部分。這個大轉包,還發展到國內更小的轉包。

有一點我和夏教授的意見小有出入,就是在三重埔、板橋的地下的、不合法的轉包公司,其實很早就進行著小規模,可是總的濃度和緊張度,遠遠不亞於大工廠的污染構造。由於這些小的轉包工業,無力來付出防治公害的投資。這樣的公害就更形嚴重。這種情況,我想在遼闊的第三世界地區,都是一樣,在「大轉包」跟「小轉包」的情況下,污染,就差不多形成一種宿命。

在政治上的關係。在五○年代之後,世界被劃分成兩個大的陣營。臺灣是在自由世界的陣營,自由世界有幾個「老大哥」,我們又跟「老大哥」的關係特別好。很多國外輸入的工廠,不只是一種民間的企業關係,還有政治上,或明顯或不明顯的「老大哥」關係。這個老大哥關係,就多了一層麻煩。比方說我們的核能電廠,我們一定要買美國的核能電廠機組。雖然聽說法國的核能電廠,價格遠遠便宜,在技術上也更好,因為法國人口居住的密度大,所以必須發展出更安全的核能電廠,可是我們還是必須和老大哥買。這是我們的國營企業,和外國企業之間的「合作關係」。這層關係,使他們親家再加上親家,所以在污染或是安全的問題上,難以要求。

跨國企業的雙重標準

除此以外,更重要的,是所謂先進國家,或是跨國性企業「雙重標準」的問題。比方說,我們在1985(1984)年,矚目的印度博帕爾(Bhopal)的美國聯合碳化物(Union Carbide)農藥工廠,造成大概兩千人到一萬人的死亡。奇怪的是死亡人數迄今無法確定,這本身就說明了很多故事:到底死幾個人,一算就知道。可是工廠、地方政府、印度政府、民間反公害團體……等等所估計的數字,盡不相同,莫衷一是。但是現在可以確定:有兩萬人雖未身亡,但肺部已受到嚴重的傷害。另外還有比兩萬人更多的民眾,受到終身的,或者暫時的「殘害」。這麼大的案件,說明了什麼事情?後來有專門的學者研究,發表一篇論文探究這種「雙重標準」。(註2)

什麼叫做「雙重標準」?聯合碳化公司在美國西維吉尼亞(West Virginia) 有一個廠,設計、興建、行政管理、及生產安全方面,都有嚴格的制度與操作程式,相比之下,在印度這個工廠,完全不只是「不合格」,而且相當懸殊。這篇論文從工廠設計本身就發現,跟美國工廠相比,印度這間生產這類嚴重污染、毒害的農藥工廠,出現非常多,而且驚人的漏洞。裡面缺少安全設施、警戒的措施。人員的訓練、設備、編制及合格性、警報的系統、有沒有能力、或經過何種訓練來操持整個安全方面的工作。以及母公司對子公司定期的安全輔導,這些,都不夠!後來他們發覺1982年時,工廠有很多機器都不用。什麼機器呢?就是警戒安全,或者是安全標準設施,有些是沒有,有些是損壞,有些是員額不足、編制不足,或者是高層管理人員,對於這種事情,明顯的、無可逃避的疏失。這些問題,在這篇報告裡,都寫得非常淋漓盡致。今天,我們涉及到非常細密的工廠安全問題,就不再這裡重複。

此外工廠和地區的關係也發生很大的問題。這麼世界數一數二的先進工廠,他在和社區的溝通上,非常不夠。直到發生那麼大的災害時,印度人民還不知道這家公司在生產什麼東西?對社區會產生什麼樣的影響?聯合碳化公司也缺少告知的作用,萬一發生事故,有什麼樣的警戒系統、急難救助的演習,都沒有告知。這些在母公司的要求,是絕對嚴格的。後來發現,他們節省了很多安全警告的裝置,對於危險的警戒,居然是用工人的生理反應來測知,報告指出,這麼大的災變,前幾個月,已經有非常明顯的徵兆,只要按照母公司的管制來做的話,是絕對、應當可以防止的。

第三世界環保資訊的不足

另外暴露的問題是:印度當地法律系統的不備。對污染氣體、廢水的排放,標準不一,合格的執行官員不夠;當地的菁英階級、跟政府環保官員、跟聯合碳化公司「你兄我弟」,關係密切。這種關係,《人間》雜誌在採訪臺灣各地區的公害的時候,都感到是一種似曾相識的故事,這個是一個相當複雜的關係。更嚴重的是他們沒有律師、沒有檢察官,像波帕爾那個地方,有八、九年沒有一個檢察官。一個訴訟可能長達五、六年之久。況且比臺灣遠遠還要落後的第三世界國家人民,想都沒有想過要提出告訴。

我現在不是針對杜邦公司的問題,而是說我們有一整本、汗牛充棟的,世界有良心的社會科學家,透過很多資料告訴我們:在第三世界國家的公害問題,有絕大部分,是來自所謂跨國企業造成的。這種造成,並非出於沒有辦法、不知道、沒有知識、沒有設備。這篇論文的結論有一句很動人心魄的一句話,它說:

「資本所知道的,是對於利潤永遠不能飽足的饑餓感,所以它很難抵擋、抵制,能節省在防治公害支出的這個引誘,來增加它的利潤。」

像聯合碳化公司另一個災難的原因,是它為了響應母公司的能源節省政策,就廢置了一些安全措施,裁減了必要的安全管理,來達成母公司對子公司,要求節省能源,從而縮短成本支出,來增加剩餘價值或利潤。在這樣的構圖下,再配合第三世界和跨國公司母公司的政治關係,再加上當地衛生立法、環境立法的極度的落後,以及當地環保意識的極度的低落,當地菁英分子不以自己國家利益為重,而以跟外國人勾結來取得自己的利益為重,在這樣的氛圍下,聯合碳化物公司很難提出良心來。最近,我們也採訪了中金公司(中國金屬化學),那是一個日本資本占75%的二氧化鈦廠,據我們實地的瞭解,整個地方的民意代表、反公害人士,到後來都被「搓搓去」了(按:閩南俗語,指暗室協商妥協)。這樣的故事非常之多,使我們感到心靈非常的沉重。這並非政府或是環保官員的問題,是整個經濟結構所種下的巨大癥結。

反跨國污染而非反新興建設

最後我要報告的是:國際上有很多文獻告訴我們,杜邦在防治污染方面有很高的評價,但在我讀到的論文中,也有研究報告指出,杜邦公司在生產現場和生產過程當中的危害問題,和聯合碳化公司一樣,是被列名的。另外我覺得鹿港這個地方,對於一個影子的杜邦公司,為什麼它還沒有來,就拚成這樣?我想有兩個原因。第一個原因,四十年來,在臺灣經濟發展過程中,有太多的支票沒有兌現,在整個公害防治的整個成績單上,是一片紅字,所以政府新的答應與承諾,民眾已經沒有辦法相信。一但設廠,到時候陳情、遊行什麼都沒有用,這是臺灣反公害的故事,也是今天自力救濟迭生的原因。

第二,老百姓在每當一個新廠成立時,無不高興的舞獅、舞龍、放鞭炮……我們相信過工廠這樣的承諾:它絕對乾淨、能增加我們的就業機會、給予技術的轉移、增進國際間的友好關係。我參加過很多外國公司的周年紀念,他們的總經理所講的,和去年杜邦公司總經理說的內容毫無二致。他說:

「我們很驕傲能夠來到臺灣設廠,而且我們很驕傲,我們其他外國公司、或者杜邦公司,和臺灣的經濟一到成長;我們很驕傲雖然美國和中華民國斷絕外交關係,可是我們用民間的方式,更進一步的證明了中美之間人民的友好是多麼的堅定,在斷交那一年我們不但沒有撤退,而且增加了投資。而今天,我們要跟你們做好的鄰居。」

這種外交辭令,我讀的很多。

第三,為什麼口口聲聲宣稱有良好防治污染技術的杜邦公司還不能達成設廠,很多人認為這是杜邦的冤枉。可是就好像我們對臺灣四十年來工業的污染不能相信一樣,臺灣的很多外商公司,在臺灣以及全世界的表現,特別是它的「雙重標準」,使我們無法放心。如果今天杜邦公司受到冤枉,他應該用比較瞭解的心情來面對這個事情。實在不是因為對杜邦特別過不去,而是長年來,臺灣人民對外國廠商,在臺灣設廠以後,好像就業機會也沒有增加、好像技術轉移也沒有得到太大的轉移,好像污染也並沒有解決。像這樣積累的結果,老百姓有理由不怎麼敢相信,杜邦公司的新的承諾。

另一點。我們讓社區的老百姓體認到,我們對於外國公司絕對沒有特別的敵意。剛剛杜邦公司的陳慶國先生說,杜邦公司願意來臺灣做一個好的鄰居,這是一個很好的點子。或許我們願意為了祖國的經濟發展,願意忍受污染,可是條件是我們全國人民同意。我想比較不平等的契約也好、或者比較暫時可以忍受的污染,有些第三世界國家會做這樣的選擇,可是如果不是這樣,那我們和世界上其他地區的人民一樣,歡迎任何外國先進的國家,來到我們的國家,和我們設廠做鄰居,真正的對提升技術、生活和經濟有所幫助,可是問題在於要誠懇。你願意做一個好客人,我們也做一個好的主人。

前陣子,杜邦耗費鉅資,數連幾天在報紙上刊登巨幅廣告,有個廣告,可能是設計者的傑作,叫「早安二氧化鈦」。這對一般的人可能有點效果,但對稍有知識的人是不太好的。我們反對的絕不是二氧化鈦,它本身無毒,大家都知道,問題是它的生產過程,以及生產過程的管理的問題。陳先生(杜邦公司臺灣總經理)等等可能會說明,關於二氧化鈦在美國的生產是多麼備受讚譽。可是我們真的很擔心,一但你們設廠以後,我們有我們的問題,例如我們的法律可能不備,我們的環保官員條件可能還不夠,老百姓對於技術上問題的認識,是一種「天書」,造成的是一種科技的傲慢和獨裁。

另外有一事,我不曉得我是不是應該在這裡說?那麼我想說的比較保留一點:根據確實的資料瞭解,為了要說服地方反對人士,杜邦公司人員曾做過某種承諾,企圖把採購外包給某些特定物件,我想這是杜邦公司所不允許的承諾,這樣的事情的發生,讓人不放心。希望杜邦當局有所改善,我相信你們只要有一個誠心,大家為了公司、為了地區,也為了祖國,找出一個好的方式,說不定我們有一個路可以走也說不定。

補充發言:

(按:在陳慶國經理回應學者專家的評論,表示杜邦設廠的態度,並非如先生所言的「雙重標準」,會認真的處理在台設廠的一切環保專案,先生針對陳經理的回應,作了以下發言。)

上個月,我們曾到中國金屬化學公司做採訪,見過日本人的主管、中國人的主管,恰如陳經理所說,除了總經理關彰以外,全部都是地地道道的臺北金山人。可是,請大家注意!一個污染的發生,由於員工必須要依賴公司來生存,所以儘管他是當地居民,但對反對污染的在地同胞採取非常激烈的反對態度。因為金山老百姓忍受不了中金公司的污染,經過多次交涉無法解決的情況下,他們在工廠門口搭帳篷,阻止一年兩次的原料輸入,時間長達一個月之久,可是反對、恐嚇、辱駡、出手打人的,正是中金公司的當地員工。所以叫我們去向一個污染工廠的員工說這個廠不好,來證明這個廠汙不污染,這兩者沒有必然的關係。

陳經理請求我們參觀杜邦目前已在台的兩個工廠,老實說看不出名堂,因為污染問題牽涉到很複雜的技術問題,老百姓只能就所接觸的切身之痛去感受的程度,關於長期的、複雜的污染問題,並非老百姓能力所及,再者,我們還沒有環保法律、法官、法院來管這些事,我們的政府基本上是成長崇拜的政策,整個臺灣的輿論、知識份子、菁英階級一般是傾向工業發展而不是它的相反,在這樣的氣氛裡,環保工作人員處於非常大的劣勢。所以今天不是一方面信誓旦旦的問題,而是我們沒有條件來促其實現。歷史告訴我們,所有的污染都是由反對跟居民運動來促使立法形成,在這方面尚有很大的缺點,所以我們的不安和不信任,務必請陳經理加以考慮。至於有很多被裁汰的員工很想等著重新加入杜邦行列,這不能在實際上證明貴公司的污染防治的好壞,因為他需要那個工作。而且老實說不待前去參觀,我一定知道杜邦的工作環境比三重埔或板橋來的乾淨,但這是兩回事。

不久前,我讀了篇報告是關於技術轉移跟第三世界環境問題,報告提出在巴西造成公害的名單裡,除了當地工廠嚴重污染外,跨國公司中,貴公司-杜邦也榜上有名。所有造成公害的跨國企業,老實說其技術管理各方面毫無一問都是一流的。但在其他落伍的地區執行時,就會產生問題。譬如說政治,美國民主政治值得我們欽羨,但他在外交國際政策上就發生了「雙重標準」,同此理,它的企業管理也是一樣。剛才陳經理提到杜邦二氧化鈦將採用專利的低污染生產過程,可是低污染的過程還要考慮人為的部分,譬如核電廠絕對安全、乾淨,可是問題出在它的管理方面。工廠的設計、建築管理或各高階層在比較腐化的環境鬆懈下來,而發生災難,那是已經是呼天不應了。希望杜邦不要解釋成我對你的挑戰,而是第三世界知識份子的擔憂。

註1:關於夏鑄九詳細發言,可參見《巨浪的起點》一書頁241-243。同時反杜邦運動時期的宣傳刊物《鄉情》雜誌,在1987年3月號頁8-9亦有刊登夏鑄九發言全文。

註2:博帕爾農藥廠氣體外泄事件,發生於1984年12月3日淩晨,印度中央邦博帕爾市。事件肇因於工廠儲存化學物質「異氰酸甲酯」的儲存槽遭水滲入,使槽內壓力不平衡而發生氣體外泄,擴散至城鎮上空。此一事件是近代世界中相當重大的工安意外,2006年印度官方統計,共有5萬餘人受傷,3萬餘人身體造成局部或永久殘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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