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佳士左翼青年的批判與期許 之四(郭佳)

你們幹出了「第三個北大」給北大馬會同學

抗爭中的馬會同學們,

作為十年前進入北大讀大學的校友和以左翼為政治、知識和革命認同的學生,我支持馬會對校方和菁英學生的抗爭,支持馬會同學在與工人的連結中幹出改造自身與社會的知識、情感與行動資源,在實踐中幹出常為新的「北大精神」。

昨天,一位多年力行公益的北大同學終於因為關心一件最切身的公共事務,依法申請信息公開,而被深夜約談,以致母親精神崩潰,自己失去自由,我們這些匿名者,敬佩岳同學具名上書的勇氣,更欽慕他臨事不懼的正氣,而有司諸公你們究竟在怕什麽?岳同學最怕的是,對不起百廿年前的五四先輩,毀了精神上的校慶,而你們最怕的是『出亂子』毀了政績上的校慶,我們於是想問,這到底是誰和誰的鬥爭?這是『兩個北大』之間的鬥爭。──湖底群魂

(「聲援勇士岳昕」大字報,圖片來自網路)

去年四月份貼在三角地的這幾張大字報,我們都快要能背下來了。岳昕同學被帶回家和這張大字報出現(又消失)之後的幾天,校友們的聯名信和各方自詡開明的論述中,都在重述「兩個北大的鬥爭」和「北大精神」,校友們也紛紛以「#NotMyAnniversary」來跟校慶對著幹。「北大精神」似乎被「湖底群魂」召喚出來了。

而隨著馬會被阻撓註冊、被改組、被暴力打壓的一系列事件中,校方和新馬會以「北大精神」集合成一個合法、乖馴、緊跟時代的「北大學生該有的樣子」來批判馬會;而馬會則調動有關懷的、革命的「北大精神傳統」來批判校方和新馬會的官僚主義。

在這些對著幹的論述中似乎都有「兩個北大」──一個是為政績而限制學生言論與人身自由、對學生威脅與施壓、閉眼不聞社會的官僚北大;一個是繼承自由精神和社會關懷之「北大精神」的北大。但在我看來,「兩個北大」的論述混淆了不少政治經濟和文化政治問題,這裡實際上有著「三個北大」:官方的北大、菁英學生的北大,和左翼行動派學生的北大──馬會同學以北大自由和包容、民主和科學、抗爭和革命的歷史為資源,與今天的北大抗爭,在今天實踐中幹出自己的「北大精神」,而這也是左翼學生將既得利益共享給民眾、逐步瓦解這一製造不平等知識與文化資本結構的第一步。

在這裡,我將自己看作聲援團成員,想以思想討論而非策略討論的方式跟各位仔細談論:我為何反對這一系列對峙與論述中官方的、菁英學生的這「兩個北大」都有的「北大學生」光環、「大學生」光環和對「北大精神/傳統」的本質或原真性(authenticity)的執著;而馬會的論述也多少共享著這些問題,我們只有戳破這些光環和執著才能更看清「兩個北大」背後的政治、經濟和文化結構,繼續走下去。我們要做的是打破前兩個北大的招牌,讓那些以北大為經濟與權力依憑的官僚和學者,讓那些只以北大作為文化資本的菁英學生,失去這個既得利益的堡壘;馬會的行動和論述中又有著我心目中「第三個北大」的潛能,你們可以以北大歷史為資源在今天幹出新的北大。

一、第一個北大:官方的北大

我們在成長過程和北大校內聽到的官方校史敘事是大致差不多的。校方在建校100年時書寫的校史,強調北大的前身京師大學堂是由清政府創辦的第一所國立綜合性大學,更特別強調它是全國最高的教育行政機關這一政府背景。除了學校對於中國近現代教育體制和學術領域的革新與進步之外,談的大多是北大自20世紀初的各式學生運動和被特別聚焦、強調的屬於中共革命歷史的反抗運動──從1903年京師大學堂學生抗議沙俄侵占東北,到陳獨秀帶來《新青年》後北大學生發起五四抗議並總罷課、李大釗組織馬克思主義社團並教授馬克思主義思想、1920年北大師生成為共產黨北京支部的大多數、1926年北大學生抗議日本炮擊大沽口、1927年北大師生與國民黨展開復校鬥爭、1935年北大學生向國民黨提出民主與「反對內戰」要求並展開民間抗日宣傳,再到西南聯大的壯舉、1946年北大師生發起「抗暴運動」、1947年首先喊出「反飢餓反內戰」、1948年展開各種反對國民黨政治迫害的抗爭、1949年北大教師拒絕隨國民黨遷台。

正是透過這些我們算是熟悉的師生進步運動,校史中強調北大是「新文化運動的中心」、「五四運動的發祥地」、「傳播和研究馬克思主義的中心」、「在建黨初期有重要貢獻」,緊貼中共歷史敘事中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重點線索。然而有趣的是,校史書寫中自新中國成立後,對北大貢獻的表述就跟政治進步性再也沒了關係,反倒是校園內的政治活動皆表述為學校進步的障礙。比如,「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北京大學是重災區。北大曾被加上『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頑固堡壘』等各種莫須有的罪名,大批幹部和教師被打成『黑幫分子』、『走資派』、『反動學術權威』,受到殘酷迫害」;「四人幫鼓吹『讀書無用論』,北大同全國一樣被迫停課,停止招生達四年之久,在人才培養方面造成了無可挽回的巨大損失」;文革後期四人幫批判周恩來重啟的基本理論教學研究,「儘管如此,忠誠於人民教育事業的廣大教職員工,在極端困難的條件下,仍然努力工作,在某些研究領域取得了一些成績」。

20世紀前半期北大師生反封建、反帝、反資、反專制政權的幾十年具體鬥爭積累出「北大精神」──比如大家朗朗上口的愛國主義、兼容並包、民主科學、自由、追求真理等等。官方校史書寫正是把這些「精神」直接套到已經有一百餘年歷史的北大身上,但是這一套用只是為了證成一種「本來如是」(authentic)的「北大精神」,而沒有顧及變動的歷史構造。譬如,在校史書寫中,在新中國後能夠套得進去那些「精神」的除了學術研究成績外,只有1993年拆除南墻這一件事:「針對有人指責北大此舉是學術傳統的淪喪的批評,當時北大主辦房地產開發工作的黨委副書記任彥申指出:推墻之舉是北大正在『更新觀念』的結果。北大此舉的背景是在小平南巡講話發表壹年後,中國市場經濟的大潮正方興未艾。北大人正是把握住時代的脈搏,在全國高校中率先投身市場經濟的大潮。」校史書寫不僅炫耀北大率先搞校辦企業並在全國校企收入中佔據大頭,更以此來證明在當代「開風氣之先」的「北大精神」。

校史書寫到了改革開放時期,各種學術研究、校園建設的成就卓越皆被表述為「解放思想」、走在改革開放的前列,更將百年校慶後正式成為北大戰略的「創建世界一流大學」論述成新時期「北大精神」的集大成者──培養創造性人才、認識未知世界、推動科技成果轉化為生產力、搭建民族文化與世界文明的交流。關於北大政治──書寫中被表述為黨建和思想政治工作──的進步,除了保證黨對學校的正確領導,就只有「豐富的社團活動」、運動會、一二九歌詠比賽、十佳教師評選了。

這樣的校史書寫和「北大精神」表述,是校方和國家官方對北大的共識;這樣的書寫和表述不僅呈現了校方在政治上緊貼國家,更曝露了校方自詡在改革開放的唯經濟主義下面追求經濟利益是無比成功、無比進取和緊跟改革開放歷史步伐的。顯然,北大校方不只是一個官僚集團,更是一個「政治-經濟-文化」集團;對這個集團而言,「北大精神」不過是正當化自己繼續在眾集團中掌握最多權力與經濟利益的說辭。那麼,今天校方對馬會的打壓和打擊馬會時的「北大精神」說法只是在這個集團體制中延續了其一貫的行事邏輯。

二、第二個北大:菁英的北大

  1. 「本來如是」、不證自明的的「北大精神」表述

當校方把1993年拆南墻和2001年重建南墻表述為緊跟改革開放的開創之舉,在北大學生記憶中的卻是:2003年重拆南墻時頑強抗議的釘子戶照相館、在照相館懸樑自盡的流浪漢,以及為了蓋樓而拆掉東門外的胡同和小店,再到進校門查驗證件而把學校變成一個安全、穩定、繁榮的碉堡。這些為了維護集團利益的校方動作,在學生心目中是對校園自由的壓制和北大傳統的泯滅。這些抗議校方的論述自有學生們非常豐富和多面的身體經驗基礎,也關乎我們作為學生的切身關懷和利益;但調動的終究是「本來如是」的「北大精神」。

這種對當下校方不滿而調動「本來如是」的「北大精神」話語,不僅產生於一般北大學生的精神構造,也被一般公眾和論者所共享。比如,在「兩個北大」大字報出現之後,一位校友評論說:「把崇尚自由精神的大學變成官衙門,把學生當維穩對象,把校園當洗腦陣地。」而在自由派論者的說法則是:「岳昕、樊立勤、李沈簡等部分北大人的抗爭,顯示早期的北大精神仍然有不屈和難以熄滅的生命力」;「為了好好保存北大精神、乃至這個社會的獨立精神,為了限制權力擴張、以及維護公民的合法言論,需要全社會共同推動的事情仍然很多。」但是,在這些論述中,「北大精神」的內涵為何、為何「自由」成為「北大精神」、為何當下要堅守「北大精神」等問題都一概不需論述,似乎暗示讀者理應都懂。

(北大拆除南墻時天光照相館懸掛的布條,圖片來自網路)

於是,在我看來這一種在抗議學校時調動的「北大精神」是仿佛不言自明、理應如此的,因此是抽象的、屬於菁英知識分子和菁英學生的──是「第二個北大」。他們口中的北大「自由」是建立在作為菁英學生理應在一個與外部社會不同的「潔淨」校園中享受自由,而北大正因為在所有大學中最「高」也就最應該「自由」。他們心目中的菁英知識分子和菁英學生是有異於當權者的清流,沒看到的是這個屬於大學校園的「自由」是建立在大學生作為社會經濟、文化的既得利益者的基礎上,也沒看到屬於北大的「自由」不是因為北大作為大學、作為「最高學府」而來,而是建立在20世紀初師生反抗運動的具體積累之上。

這種菁英學生(以及菁英知識分子)在談論當下北大時調動的抽象「北大精神」,實則跟前面論及的官方校史用抽象「北大精神」套用不同歷史的做法大同小異,皆認為過去的「北大精神」在今天也理應存在,而且他們心目中有一個「北大精神」原本應如是的正統模樣(就是原真性)。只不過今天菁英學生在論證「北大精神」時除了提蔡元培、李大釗,也提被批「反動人口論」時拒不改口的馬寅初、堅持批判大躍進而被槍決的林昭和六四,更以寫詩奉承江青、毛澤東的馮友蘭以及跟北大沒什麼關係的媚權的郭沫若和吹捧大躍進不實數據的錢學森為反例。但這些論述在我看來,既沒說明這些人的做法為何是「北大精神」、他們為何有「北大精神」,也沒說明他們有「北大精神」跟今天我們應該有「北大精神」有何關聯,所以只是起到了持續北大光環和北大學生光環的作用罷了。

  1. 菁英學生的「自由」:作為光環與文化資本的北大

其實在1989年之後到近幾年的馬會行動之間,仍有一些小波的學生行動和個體學生的抗爭。除了幾次反日、反美的民族主義運動和2007年反對拆三角地、2013到2014年反對拆靜園草坪和六院外,這些學生行動基本上都有頗濃的自由主義氣息。從「九十年代」社團抗議軍訓制與組織五四紀念活動、「新青年學會」推動校內民主自由,到2000年紀念被姦殺的北大女生、組織邀請自由派學者和運動者交流的「草坪沙龍」、2004年對校方關閉「一塌糊塗」BBS的抗議,以及幾乎每年都有學生私下發起紀念六四,基本上都受到校方程度不一的打壓和監控。對校園內辦社團、辦刊物、辦沙龍和合法紀念活動的打壓,自然是校方對學生自由和校園民主的惡劣破壞;對校園空間的守護,自是基於學生對北大生活與學習空間的親密身體感的珍惜。

(2000年北大學生在校內紀念邱慶楓並抗議校方,圖片來自網路)

去年四月岳昕實名發起要求校方公開對沈陽事件的處理文件和會議紀錄,受到頗多學生的支持和響應,除了緣於對性侵的關切外,更有對校園民主和程序正義作為訴求。這一事件受到的學生關切和前述大大小小的自由派學生行動的共通之處在於,首先,大多將政治關切局限於校園之內,而少數對社會表露關切者,多以菁英學生的知識位置「體察」貧弱;其次,以「公民」位置將「校園民主」和「社會政治民主」自動連結起來時,以為無需論述兩者的關聯和差異(比如校園內的「公民」內涵是什麼、在社會民主低落時為何校園應有民主)。

這些學生行動調動自由主義語言時表露的抽象和落差,與前文所述他們調動「北大精神」論述時的問題構造頗相似──沒有返身檢視菁英學生的既得利益,沒有看到這些論述的潛台詞即是「因為這裡有北大光環,所以應該比較自由」;他們更沒有自覺地看到正是因為自己有脫離於外部社會的學生光環才有時間、知識、文化資本和政治資本來「自由」地談、「自由」地學、「自由」地不滿,而他們期許北大能更有「自由」,也不過是因為這裡有相對於其他大學的「最高學府」、有相對於社會的「潔淨校園」的北大光環罷了。

所以,在我看來相較於校方的「北大精神」論述,這種菁英學生的「北大精神」論述是更廣泛被一般學生、知識分子和民眾所共享的,更應該被深入檢視。

由校方強制改組的新馬會幹部,被原馬會批判是為政治利益而貼近官僚主義。雖然新馬會是自上而下的官僚作為,但我認為新馬會幹部不只是官僚的棋子,同樣是菁英學生在認真地調動「北大精神」。在新馬會致邱占萱等原馬會同學的兩封信中,新馬會除了批判原馬會在校園尋釁滋事、違反校規、不理老師和家長關切、開歷史倒車、損害學校名譽外,更把結尾落在強調北大人應以實際行動承擔時代重任、傷害了燕園的大多數人就是傷害了這個「溫暖的家」。新馬會的信中批評馬會「尋釁滋事」比起校方的打壓當然荒謬、批評馬會「利用北大包容精神」更是諷刺,但我們應該讀出信中強調的「北大學子應有的形象」、「保持校園一份安寧」,正正滲透著菁英學生那種將社會與校園隔離的高人一等的北大想象,更是透露了要謹守北大這個文化資本。這裡顯示的是,第一種北大和第二種北大可以輕易合流的情感基礎。

相似地,北大法學院退休教授鞏獻田給馬會的信中提到「您和馬學會的同學本來應該是維護北大校園秩序、維護社會穩定和國家安全的一支重要力量」,這跟新馬會維護北大光環的意味相同。作為若干年前馬會的指導老師,他不得不以馬克思主義的形象和語言說道:「你們被世界著名大學、祖國最高學府——北京大學錄取,作為北大學子,應該感到自豪和驕傲。你們是青年中的佼佼者……關心國家大事,關心政治,關心勞動人民的疾苦,同情弱勢群體,憎恨剝削和壓迫。你們是信仰馬克思主義真理和擁護社會主義道路的」,但是「在校讀書與參加社會實踐之間,一定掌握一個度,不可過度,過度就是錯誤」。也就是告訴馬會學生要乖乖讀書,不可以浪費得來不易的北大光環,作為北大人理應有關心國家和社會的「北大精神」,但這個「北大精神」應該有個度──關心社會和社會實踐不可以過度,這才是菁英學生應該有的「關心社會」的樣子。

我不認為新馬會或是包括鞏獻田在內的菁英知識分子不認同自由、兼容並包等「北大精神」,但他們同樣認同保護這個有眾所周知的「北大精神」的校園,才能穿戴著「北大精神」的光環承擔時代重任──也就是以菁英之姿實現成功,這個時代的中國賦予他們的任務就是關切自己的文化資本和生涯,以擔任黨和國家及其經濟體中要職的方式「承擔時代重任」。

三、拆解「北大精神」

  1. 在經過李大釗像時意淫北大

(北大俄文樓前的李大釗像,圖片來自網路)

官方的、菁英學生的這兩個北大在調動「北大精神」時的共通問題,即是用過去的「北大精神」來講現在,卻不講清楚現在的北大是什麼,仿佛過去有「北大精神」那麼現在就理應也有──仿佛蔡元培留下的「兼容並包,思想自由」真是火炬般的「北大精神」,被代代相傳下來。而我想強調的則是,事實上沒有他們心中和口中這種本來應如是的、正統的、不證自明的「北大精神」,這個「北大精神」頂多是火種而不是燃燒的火炬。

不妨從北大學生日常在校園中的感覺說起。我在2008年進入北大國際關係學院讀本科時,作為一個政治化的青年懷抱的期待是可以學到比中學要豐富得多的知識、訓練自己自由思考的能力,以及終於可以自由地與拼命探索新生活、思想、情感方式的同齡人碰撞了。但是,初入大學的第一個學期我就表現了對國際政治學科的知識構造和知識氣氛的極大反彈。首先,自是因為國際政治學科跟我革命想像中「政治感」和「政治知識」幾乎毫不相關;其次,學科知識本身和教學是相當封閉的,它要告訴我的是既有的歷史敘事和既有的國際關係理論,恰恰澆熄了我的學習和對話動力;再次,不論是理論辯論、老師對理論與歷史的剖析還是同學的回應,給我的感受是這些對話的訴求是初生的「中國模式」論、這些對話的視野只局限於中國和美國以及兩者間的高下,不見其他。

直至現在,北大及其大學教育在我的感受和思考中都是相當失敗的──不只是失敗的教育、學習和知識,也是失敗的生活、思考環境。我周遭絕大部分同學的日常生活是上課、讀書、打遊戲或看綜藝節目,我並非對後兩者有任何批評(這絕對不是趣味低俗或沒有追求的表現,我也看嘛),而是意圖呈現他們的經驗和感受資源幾乎完全是從家庭、學校和主流媒體獲得。我並不認為他們中的大多數人是有學習動力的,大部分同學甚至不知道「學問」為何物;而其中少數積極思考者的思考很難被辨識出對於既有歷史敘事和既有理論的偏離與活力,思考狀態是高度去政治化的;就算是極少數有政治意識或對知識有熱情者,要麼是自己悶頭讀書,要麼拿知識出來是為了在辯論中駁倒別人。終究,我認為他們絕大多數便是錢理群口中「精緻的利己主義者」,在家庭出身和學校體制藩籬內部、軌道之上成長和學習,對未來既抽象又具體的計畫、目標即是「好的發展」──換一種說法便是,從小城鎮來的要留在北京,從大城市來的要趕快出國。

在這樣的知識和生活狀態的助力下,我選擇退守到文青的小圈子。我花了那時期一半的精力在北大劇社,而劇社是彼時唯一推動我學習的助力,也是高度自娛和菁英的文青抱團取暖之地。我的另一半精力花在跟一群從不同大學的朋友合辦一份以搖滾樂為主題的學生刊物。自己在大學期間所專注的事情既是作為學習動力和自我改造,又是逃避北大知識、生活和同學的方式。即便是在這些勤於思考、不在藩籬之內的親密夥伴之間,我在思想上仍是非常孤獨的──我指的不是世界觀、美學等,而是革命想像,具體地講也包含知識和社會的關係、作為既得利益的菁英學生的我們應該做些什麼等。

我幾乎完全不認為在北大期間,我能從老師和同學身上、從日常校園生活中感覺到「北大精神/傳統」的意思。我想大部分同學應該跟我一樣,只有在經過西門草坪的西南聯大紀念碑、化學樓後的三一八烈士紀念碑、俄文樓前的李大釗像、未名湖畔的蔡元培像和斯諾墓時,才能切身但模糊地感覺到北大的歷史,也因此以為自己就這樣沾上了「北大精神」。這就好像生活在香港中文大學新亞書院的學生,每天都會經過唐君毅銅像,就以為自己沾上了唐君毅、錢穆諸先生心目中「新亞精神」的儒家式人文關懷、關愛他人及社會的「仁心」。這些在我眼中不只是荒謬,更是自欺欺人和自利。既然我們在今天北大的日常生活和學習中並不能感覺到、看到「北大精神」,再拿北大歷史中的自由和包容、民主和科學、抗爭和革命來說事兒,就不免是把「北大精神」當作正統的傳統、當作光環緊抓著不放而已。

  1. 如何丟掉我們在不公平遊戲裡的餡餅?

與其拿過去說事兒,我們更該落實的是把現在的北大講清楚。首先應該認真提問的是,「北大精神/傳統」為什麼在今天不見了?「北大精神」並非像菁英知識分子論述中那般,在20世界前半期興盛、在1989年再次爆發;這兩者間並非兩點一線的連結,兩者間的歷史是糾纏、曲折的,兩者的質地更有歷史性的差異和互通。1989年的學運並非突然爆發,北大鑲嵌在80年代中國社會開明、包容、具現代訴求和進步主義質地的社會氛圍和知識構造中;這一時期校園內的政治氛圍頗濃厚,涉及政治生活和國家前途的講座和討論會受到更熱烈的反響,從1985年開始北大就有大大小小的學潮。90年代北大氛圍的劇變,與學運的慘烈和官方的壓制密切相聯;壓抑、散漫和犬儒成為學生的精神狀態,知識分子下海成了他們加入市場經濟大潮的開端。當然,20世紀初和1989年並非尋回「北大精神」的兩個孤立的點,90年代至今校園內仍有每隔幾年便會冒出的小波學生行動。

然而90年代起,在中國社會的政治、經濟、文化和精神的時代性構造下,北大校方為了貼合國家政治經濟需要,開始行政化和官僚化建設,各個層級機構的官本位使得學術研究更加親近有政治和經濟收益的方向。國家、社會和北大之間協力助長出「作為政治-經濟-文化集團的北大」這個各自利益最大化的形式──北大要發展的是「產學研」結合、「面向國民經濟戰場」的科研,要培養的是「有市場頭腦的科學家」和「有科學頭腦的企業家」。也就是說,北大為國家政治經濟體制正當性生產出某些自由派、左派和保守派知識,為社會生產出資本主義下成功模樣的菁英,當然也為北大這個集團和校領導自身利益攫取來自國家與社會的政治、經濟、文化資本。當然,這樣的利益共同體是中國高等教育體制下學校的共通樣貌,北大只不過是其中最具光環的佼佼者。除了學生在成長中的家庭、社會教育影響外,北大教育的工具化造就出的自然是我們今天看到的菁英學生──不論三十年來菁英的社會上升空間如何高低起伏,他們終究是戴著「北大精神」光環的精緻的利己主義者。

(2018年中共中央表彰為改革開放做出傑出貢獻的個人,其中有十一名北大校友,包括百度CEO李彥宏,圖片來自網路)

進一步應該提問的是,北大這所學校到底為身為學生的我們提供了些什麼?如果我們作為學生,珍惜自己切身生活於其中四年或是更久的這個學校,這是一種可貴而真實的、基於共同生活經驗與感受的愛鄉主義情感,就像我們珍惜和愛護我們生長於其中的社區和地域──這種愛鄉主義區別於大而無當的、本質主義的民族主義(nationalism),也是我心目中「愛北大」的意涵。那麼我們對北大歷史的了解就很難是一種緊抓著歷史、近乎本質化的傳統主義,而是以與造就了這個學校的歷史與傳統為思想和情感資源,來檢視和批判學校現在的樣貌,並以重新「發明」傳統作為學校在知識和行動上進步的動力。

如果我們不是為了抓著北大精神和北大學生的光環作為文化資本,這意味著我們必須反思自己身上光環,但它並不是決意丟掉就可以丟掉的,它在我們身上已經扎根太深。我們得看到北大提供給我們的不是抽象的「北大精神」,而恰恰是北大光環,包括高度優越的教學環境、教師資源、學術資源和文化資本。也就是說,當菁英學生說北大學生更應該關切社會,他們心目中的原因是「能力越大,責任越大」。但我認為「能力越大,責任越大」的想法只是讓能力背後的既得利益構造隱而不現,而是在實踐「責任」的過程中,把「能力」固化成資本的累積──持續戴著「能力大」的光環。

所以,我們強調北大學生更應該關切社會、進入人民,不是因為「能力越大,責任越大」,而是因為我們的「北大學生」身分是建立在我們目前已有資源是高度既得利益化的結構上。我們已有的看起來更大的「能力」是在當下中國高度擠壓、高度不平等的政治、經濟、文化──特別是高等教育──結構下長出來的,或者說是時代給的餡餅吧。說是「餡餅」並不是要抹殺我們在成長和學習過程中的努力,而是我們是這個本就極端不公平的遊戲裡的贏家,而輸家則是因為地域差異、教育資源差異、家庭階級差異、文化資本差異等構造,成了跟隨父母漂流在大城市念隨時可能消失的打工子弟學校的小孩、十幾歲就輟學混社會的小孩、考不上大學進入工廠流水線的年輕人、從普通大學畢業後打一份沒什麼上升空間的工的年輕人……

佳士聲援團關於大學生支持工人的論述中提到,學生支持工人除了社會批判、革命理念的原因,更有「學生未來會成為僱傭勞動者」、「工人的子女也會是學生」這樣的原因;但,他們的社會批判和分析對於教育體制、知識的檢討尚有政治經濟上的欠缺,而這些欠缺也是我在前文的分析中想要補足的。作為一個左翼知識青年,我們在這個不公平遊戲裡的所得,應該共享給其他人,這種「共享」並非施捨,而是可以逐步瓦解這一製造不平等知識與文化資本的結構。同時,我們也不應賤視自己的知識和知識分子位置,這些我們付出勞動獲得的知識,只要共享給民眾就有了再生產的力量。

四、第三個北大:馬會的道路

  1. 馬會的「北大精神」執著

當十年前在北大時,印象中馬會是一個坐在屋子裡「讀死書」的社團,或是偶有同學有個體的行動。但記得兩三年前因為研究的關係,回北大參加一個馬會組織的活動,同學們邀來不少工友大哥大姐,那是我第一次經驗到在二教教室裡跟這麼多人一起嗑瓜子的場景。觀察近幾年的馬會行動,我非常欣喜和敬佩馬會成為了同學們在生活中思考和實踐政治的空間,更成為了大家一定程度上可以共享政治與行動的社群。不論在知識還是情感上,我更認為馬會走出了不同於官方、菁英學生的「兩個北大」的「第三個北大」道路。

馬會在行動上走出了第三條道路,但在思考和論述上還有跟「兩個北大」纏繞的地方和不少可以開拓的空間。首先,當馬會以「北大精神」批判北大官方和新馬會是官僚主義時,洞察力和說服力並不足。正如我們在談論校方的段落所呈現的,校方不只是緊貼國家的官僚主義,還是「政治-經濟-文化」集團,需要我們做的不只是更深入的政治經濟和文化政治的剖析,而且是對不同歷史時期各種構造下北大的體制演進做歷史化的剖析。但馬會自九月開始面對校方壓制社團的狀況開始,對校方的批判就只是集中在官僚主義上,也將問題聚焦在校領導的政績取向上,而沒有更透徹地解釋和批判北大現實狀況:

難道團委內部從上到下,沒有一股清流,沒有人講一句道理麽?懷著無限疑問,我搜索了這些老師同學們的履歷,想要從中找到原因。我發現,王逸鳴:北京大學山西招生組組長。田定方:山西大學附屬中學。王昱博:山西運城人。……

但是,露餡的H某Z已經式微,踩在馬會身上尚未身敗名裂(也不遠了)的王昱博則平步青雲,現任北京大學學生團體部副部長(百度如是說),並且赫然掛職鹿會的團支書。想必,這衝在前頭幹臟事的報酬是十分優渥的。……

團學系統就像層層嵌套的科層官場。臟活累活黑活兒,都讓這些體系下層的人去做。……而學生幹部系統內也是照樣的官樣兒……久而久之,曾經不情願、感到抵觸的普通團委學生,也漸漸被同化為是非不分,唯上級馬首是瞻的小跟班了。

從引文可以讀到,馬會在批判新馬會學生幹部時,也有過度聚焦於官僚制度和政治關係的取向。這種直指官僚主義和政績取向的批判語言,比較容易獲得關注政治程序正義和民主權利的學生的同情,但並不能更透徹地解釋和批判北大現實狀況;這個「政治-經濟-文化」集團的構造並非換個沒有官僚作風的領導就行了,校領導的政績背後至少牽動的是北大政治、經濟、文化資本,這是我們應該揭露和剖析的結構面貌。因此我認為在〈三評北大黨委,他們是如何背棄馬克思主義的(中)〉這篇文章中對於校方作為資方苛待校內工友的剖析,就要比其他檄文更具說服力和批判力道。同時,這種批判學生幹部的語言自然可以曝露出校內的政治關係,但也把學生幹部簡化為被政治利益吸引和洗腦的個體。正如在談論菁英學生的段落所提到的,學生幹部懷抱的也是菁英學生的「北大精神」光環,他們是菁英學生意識形態的極端展現;而這種光環不僅是被一般菁英學生和知識分子共享的,也是我們的行動路線所必須剖析的。

其次,馬會在論述上其實跟官方、菁英學生的「兩個北大」一定程度上共享著對「北大精神」原真性的執著,以及仍然穿戴著「北大學生」光環。在抗議11月初便衣警察在北大校園綁架參與聲援團的北大畢業生時,馬會和其他聲援團成員指出:「在蔡元培校長塑像的注視下,這片純淨的校園卻遭到了史無前例的衝擊」,「他們為什麽膽敢在北大這中國最斯文之地這樣悍然使用暴力淩虐北大學生?! 我們對此十分震驚……北大應是法治昌明之地!光明之地!決容不得黑暗!」這種對北大的「乾淨」想像固然有強大的召喚力,但召喚出的是菁英學生對校園區隔於社會的幻象;當社會民主低落、國家暴力滲透生活時,若不是我們的既得利益和光環,校園憑什麼理應不同,北大又憑什麼應該是「法治昌明之地」?

 

(北大馬會學生抗議校方強制改組社團,圖片來自網路)

此外,在批判校方打壓社團時馬會和聲援團同學也調動了「北大精神/傳統」:

歷代北大人營造的進步形象與氛圍,也彌補不了北京大學黨委今日之作為——作為中國的最高學府,縱容校內毆打、綁架進步學生的暴行,用誹謗造謠的方式抹黑服務工農的青年,將馬列毛書籍視作洪水猛獸……試問今日之北大領導,有何顏面面對未名湖畔的李大釗先生的塑像,面對曾經從北大走出的、為勞苦大眾犧牲一切的馬列主義戰士!

與一般菁英學生和知識分子不同的是,馬會回溯的「北大精神」是包括李大釗在內的中共革命歷史。這種以20世紀初的北大對照現在的說法,自然可以呈現口中念著馬克思主義的校方的荒謬,但同樣肯認了一個具有原真性/本質的「北大精神」──同樣感歎著「可憐的是作為精神文化傳統的北大」!就算「北京大學作為中國馬克思主義思潮的發源地,誕生了如李大釗、毛澤東等馬列主義的學習者、傳播者與踐行者」,如果大家明知歷史條件極大程度地改變了,還以這種「過去有,現在就應該有」的方式來批判?我們在「拆解北大精神」時強調,這種訴求「北大精神」的論述不只是缺乏說服力,也加固了「北大精神」的光環,跟菁英學生調動自由、包容的「北大精神」來加固北大學生的文化資本有頗相近的思考路徑;只不過馬會同學調動「北大精神」的方式更具體、更歷史些,不是以抽象的名詞來指涉「北大精神」。

在批判校方的同時,馬會同學也在論證關切社會、與工人連結的正當性:「北大同學們面對老邁昏聵的北洋軍閥喊出:外爭國權,內懲國賊……今天北大同學再一次走在了潮頭:走入社會黑暗處,和廣大工人階級站在一起。一代又一代的北大同學把青春獻給了新中國。完全可以說,新中國的榮光就是北大的榮光!……新中國,正青春!新北大,正青春!」但是,這種調動歷史論證今天的方法顯然只能給「北大精神」的光環添磚加瓦,雖然跟菁英學生的思想和行動方向不同,但在維護一個自己心目中「正統」北大的思路上是同構的。「北大精神」論述也伴隨著「青春」與「大學生」光環──「北洋軍閥有什麽了不起,國民黨反動派又有什麽了不起呢?他們都被埋到糞坑裡去了。也許還會有新的蛆蟲集結,然而他們的結局終歸是在那裡。青春無敵有什麽秘密嗎?那就是人民的支持與同情。」這種「青春無敵」的年齡主義(ageism)語調更加強了「大學生」光環,在這個「大學生」光環下面,既得利益又隱而不現了。進一步說,馬會和聲援團同學的文章大多以這種新民主主義革命語言寫成,它自有批判的力道,但未免因為不能更好地捕捉當下資本主義社會的生活和生產樣貌,而缺乏解釋力和召喚力。

  1. 幹出常為新的北大

這裡批評了不少馬會論述跟「前兩個北大」所共享的問題,我的批評方式並不是從行動策略的角度來提議,而比較是從思想和情感的角度來探討。但馬會在行動上確實走出了「第三個北大」的道路,我認為「第三個北大」是左翼行動派學生的北大。你們透過校內工友調查揭露校方作為資方的政治經濟特質,也透過與工友連結為他們提供現實的幫助、為自己開啟改造的實踐;你們支持工人對經濟、政治權利損害的抗爭,以行動卸下菁英光環開啟今天學生和工人連結的新浪潮;你們透過合法手段多次向校方提出關於校政的訴求,校方的百般壓制曝露了自己的惡劣,而你們堅持不懈的抗爭正在保守的校園開拓出一塊行動的空間──你們以北大自由和包容、民主和科學、抗爭和革命的歷史為資源,與今天的北大抗爭,在今天實踐中幹出自己的「北大精神」,而這大概也是魯迅心目中「常為新」的北大。

(同學們參與佳士工人聲援團,圖片來自紐約時報中文網)

這一幕在北京大學上演,是北大的悲哀。但是悲哀中隱藏著不屈的憤怒,孕育著新生的希望。……我們反對這個背離工農群眾、反馬克思主義的北京大學,我們追求的是發揚五四精神、服務工農群眾、追求社會進步的北京大學!

這段引文正透露著馬會同學與我相近的「北大行動觀」,希望大家能看出這裡所說的「發揚」是衝破對「北大精神」原真性的執著,但並非無所依憑、從零開始,而是重新「發明」傳統──也就是將這個火種以自己的方式引燃,而非像菁英學生的想象中那般接過一個燃燒著的叫作「北大精神」的火炬。我想,面對中共革命歷史精神傳統的態度也應是如此,我們應以此為歷史資源,打開自己去學習新的批判理論和實踐經驗。

馬會同學在不少地方談到過對自身既得利益的反思,在今天突破這一既得利益構造的方式不是「昏庸顢頇的舊官僚在玷汗北大,北大的同學們在為北大恢復榮光」;縱使我們珍惜這個切身生活的校園,但要改變它就不惜以批判來打碎它的招牌光環,因為這個招牌光環只是供那些官僚和學者以它謀取政治、經濟利益,只供那些菁英學生拿它作為文化資本。更重要的是,這個幹出新北大的過程,是我們將既得利益共享給民眾、逐步瓦解這一製造不平等知識與文化資本結構的第一步。

或許當北大人自己粉碎了北大耀眼的招牌,才是「北大政治-經濟-文化集團」的末日,才是解放知識的起點。

 

In solidarity,

郭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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