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佳士左翼青年的批判與期許 之二(郭佳)

知識-情感-生活-精神的交纏:佳士青年的左翼養成攻略

郭佳

佳士工運的力量與聲勢,很大程度上來自於運動中的工人-學生聯合;占據佳士工人聲援團主力位置的左翼大學生們爆發了極具衝擊力且持久的能量,更呈現了一個高度堅定堅硬的、以「新民主主義革命」為語言、精神和知識,同時強調階級的原真性(authenticity)、以階級正義為歷史進步論之依據的馬克思主義者毛主義者的左翼樣貌。在關於佳士工運的報導與討論──尤其是西方媒體──中,左翼學生的行動進展和形狀總是獲得更多的關注,這些關注背後實則是對當下中國青年知識分子中左翼思潮的興起的敏銳觸覺。

一、怎麼談這些「從石頭裡爆出來的左翼」?

我們支持佳士工人組建工會,支持學生與工人連結起來尋找革命的路徑、在摸索中幹革命。但我們不滿足於外媒嘖嘖稱奇地讚歎「中國青年左翼從石頭裡爆出來」的口吻;我們也並不認為單純地看到底層工人的苦況就能必定能喚起左翼覺醒(試問哪個年代的工人不苦?哪個年代的工人不被壓迫?);我們更不認為光看書光靠腦袋就能成為左翼;最後,我們不認為佳士的左翼青年是異例,是寶貴的個人覺醒而已。這篇文章是我們以與佳士左翼青年相認的情感,嘗試以同為中國青年左翼自身的經驗與觀察,去理解青年左翼崛起的條件(特別是文化及歷史)。作為同一天空甚至是同一年代下的青年左翼,理解我們的歷史、文化、情感及思想土壤帶給我們的資源、動力與敏感性,才可以理解如何可以繼續滋養及壯大同輩,並繼續走下去。

在此,我們以佳士工運來談論左翼青年在中國的養成與狀態,並非意在忽視工人的行動位置或再為學生套上多一層光環,而是為這一波似乎突起的左翼青年鋪展出一個中國的脈絡。透過呈現運動中左翼青年的立體樣貌、初步釐清他們為什麼長成左翼(而不是自由派)、解釋他們如何長成這樣的左翼,我們認為深入地檢視在佳士運動中的青年知識分子的左傾化,可以透視出此歷史關節點上中國政治、經濟、文化及情感狀況。

「成為左翼主體」是一個在知識、情感、生活、精神狀態高度纏繞下的主體樣貌。在這一「佳士聲援團學生怎樣變左」的關切及動力下,我們從菁英學生在當下中國大陸的知識、情感、生活、精神狀態四方面入手,談論他們在此狀況下為何左傾;然後,我們試圖批判地檢視及描畫出如何成為佳士左翼青年般「一個高度堅定堅硬的、以『新民主主義革命』為語言、精神和知識,同時強調階級的原真性、以階級正義為歷史進步論之依據的馬克思主義者毛主義者的左翼」的養成地圖。這樣的近身剖析之所以展開,緣於我作為一個在北京生長、既有無政府主義也有毛主義作為知識和精神養分及認同的北京大學畢業生;縱使我與佳士學生進入大學的時間相距十年,但與他們仍有頗為貼近的同時代性的知識-情感-生活-精神歷程,當然,我也必須嘗試把握屬於他們身上所呈現的時代狀況及時代性格的改變。

二、佳士左翼學生的「中國感」:成為左翼前

  1. 「看到」中國

就是這樣的一個中產家庭,花了18年的時間,只想把我培養成為一個精致的利己主義者,要我無視絕望弒子的楊改蘭、病疾等死的塵肺病工人、被打壓的佳仕建會工人……要我無視因被校方或老師壓迫而自殺的高岩、楊寶德、陶崇園、王雪明……他們活在城市中產的『盛世』裡閉目塞聽自我陶醉,還不允許他們的女兒睜開眼睛直面滿目的『螻蟻』!然而,這個社會每天都會上演的不公平已使我目不忍視,我早已決定要與顛倒黑白的現實勢不兩立,為弱勢群體吶喊,為被壓迫者奔走!(〈南京大學胡弘菲:走上第五食堂台階演講之前,我被「囚禁」在家46天 〉,「佳士工人聲援團官網」,10月19日)

我在開始政治啟蒙的2003年左右,看到的中國是九〇年代國有企業大規模改制、重組、產權轉移下,大規模下崗的樣貌;同時,農民工問題、貧富分化、貪污腐敗開始成為電視、報紙和主流文化評論中常見的議題。而在十年後開始政治啟蒙的佳士聲援團左翼學生,看到的中國則是農民工各方面權益高度受損、貪污腐敗益發惡劣、社會高速變動與高度擠壓下呈現的更尖銳與更多樣的矛盾,與此並行的是中國經濟的全球地位飆高又伴隨著風險、國家高調提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與「一帶一路」議程。如果說我透過所看到的中國而勾勒出的「中國感」是下崗工人所處的階級矛盾、農民工開始成為社會問題、官僚主義的惡劣,那麼佳士學生的當下「中國感」則是農民工問題已經階級矛盾化,官僚主義與人民的聲音(也可以稱「民主」)勢不兩立,且社會中叢生的政治、經濟與文化矛盾與資本主義掛鉤。

「看到」中國社會的狀況並不等於能自然地開啟政治化的過程,「看到」的外在客觀世界還得與(歷史化的結構下的)生活經驗、情感經驗、知識共同串聯,才能生出政治化。譬如我的政治感之所以勢必會以某種方式連結到中國,是起源於看到《我愛搖滾樂》雜誌上的「看圖說話」欄目中出現的小販攤上的西瓜被城管全部砸爛的照片、那些住屋者望向被強拆的住家的背影照片,這幾乎決定了我對當時中國社會及政治的認識──那些貧富分化、權力濫用之下痛苦深重的人雖然並不是在作為中產小孩的我周遭的,卻是社會的大多數。彼時我將當時對中國的認識表述為「糟糕」,現在看來這一「糟糕」有其具體的內容──它之所以「糟糕」並非由於「自然的」、不證自明的正義感,而是我基於無政府主義朋克的、混雜著一些共產主義和自由主義要素的政治感而調動的感受和判斷,是情感與知識互動的結果。搖滾樂改變了我與社會結構運轉跟時代性社會變動之間的互動方式──讓我的政治感萌生,意識到社會結構、社會變動與我相連,對中國社會現實有一種「糟糕」的感受、判斷(而非讓我真的「進入」任何更具體、更真實的社會)。

  1. 出身與校園:生活中所經驗的中國

現在看來,作為物質條件的階級出身與生活對於當今中國菁英學生政治化的作用並不顯著。我們看到佳士聲援團比較活躍的學生中,有農民或農民工家庭背景的並不多,更有不少學生在「自白書」中特別提到自己的中產家庭。這一狀況在我看來自然與近十年中國名牌大學學生來源中農村學生比例一再下降有關,更緣於在今天中國,要「看到」遍地開花且極其激烈的社會矛盾並且有所感覺實在太容易(或者說要迴避實在太難)。「出身」對於青年學生的差別更多地作用於「看到」中國的方法,那是因為不同階級的生活還是迥異的,而這會導致政治與情感相串聯的路徑有所不同──除卻共同曝露於高度擠壓的社會圖景,農民/農民工的小孩有更多身體經驗,中產小孩則有更多來自學校教育知識堡壘之外的自由閱讀資源(在〈一個北大既得利益者的自述〉中,佳士聲援團成員岳昕特別提到自己的政治啟蒙來自中學的學校教育和課外閱讀,比如自由派媒體《南方週末》)。除了作為中產小孩外,岳昕另有一個優越條件是身處北京;北京因為高考錄取率永遠是全國第一(也就意味著難度最低)且教育資源充沛,學校教育就勢必寬鬆,縱使是堡壘狀的學校教育知識也要輕盈和豐富多了。

在「看到」中國和知識之外,菁英青少年的生活狀態也會跟情感-精神串聯,影響其政治化。我揣想,相比起身在北京的岳昕,大多數進入名牌大學的菁英學生在中學時期就沒有這麼悠哉了,就算不像在一些高考形勢最嚴峻的省份那樣學生要打著點滴上課、在校園被軍事化管理,也是受困於學校知識、老師和家人管教的窠臼;而包括相對悠哉的岳昕在內,中國教育體制下的青少年的生活終歸是高度同質的苦悶與無聊──即便是少數思想活躍者,身體也是被馴服的。在青少年沉悶的思想和身體經驗下,或是帶著這些經驗的慣性進入大學後,這些菁英學生又擁有了比底層青年少的生活迫切性、比底層青年多的思想資源和探索選擇的空間,於是開始訴求一個「徹底」的改變就成了精神狀態上難受又興奮的反彈。對於那些已經政治化了的青少年,「徹底的改變」也是政治化的;既然訴求徹底的改變,那麼一切被「看到」的「糟糕」的東西都該被改變──不論是腐敗、不民主、強迫民族主義、貧富差距、勞動壓迫、農民工權益,還是傳統「糟粕」、道德「淪喪」、價值「偏頗」、趣味「低俗」。於是,在這個「徹底改變」的政治想像下,就要尋找出路了。

二、尋找革命的線索:成為左翼時

  1. 自由派這座必經的大山

別人常常追問的是:「為什麼佳士青年長成了左派,而不是自由派?」我從來沒法做一個有說服力的回答。但我意識到更適切及更基礎的提問反而是:「同時代青年的自由主義養成是如何?」因為在政治化菁英學生大多成為自由派的當代中國,包括佳士青年在內的中國左翼青年大多經歷了從自由派到左派的變化,剖析這個塑造了自由派主流的政治感,是作為解釋「塑造出左派的政治感是什麼」的基礎。 這裡的「同時代青年」指的是跟我類似的,中產家庭出身、經歷菁英學校、在青少年時代有所「政治自覺」的青年知識分子;「同時代青年」實際上是我的一種模糊的感覺,是非常狹隘的,卻很難界定。我認為「同時代青年」的「自覺」的開始是對於當下(彼時)中國社會的一個籠統感受。這些感受力和感受經驗確實需要一些契機、條件,但至少有同時代性的條件。

在這些中國社會感受的基礎之上,十幾歲的青少年的中國社會評論資源基本上來自於──我們三、四十歲的老師、初具影響力的並成熟於九〇年代的主流和非主流文化評論人(比如樂評人、影評人)、剛剛開始以博客形式登場且初具「公共知識分子」名號的論者。而這些生產和傳達的也就是廣義自由主義的,以及可以說是反共的(至少一定是戲謔共產黨、共產主義、左派的)評論、評判和思想。這也從旁契合了,縱使我的無政府主義∕共產主義革命想像那麼具籠罩性,我至今能記得的思想讀本只有秦暉、于建嶸、賀衛方、章詒和與《中國農民調查》。這些資源帶給我們的是:社會的知識快速擴展──比如大致知道了法制、專制、司法、自由主義這些在日常生活之外的範疇、概念;關於社會現實的認識不斷具體化──比如知道了小崗村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中國有土地所有權問題、反右和文革中某些「右派」的遭遇。而這些仍然模糊的知識、情感,是可以輕易地被我們代入彼時已經對我們而言比較清晰的「自由主義」體系、口號,因而足以讓我們有「自由主義者」的自我認定;當然,這些模糊的知識、情感,也可以輕易代入我的那一套革命想像。我想這一以自由主義作為政治啟蒙開啟時期的重要資源的歷程,是我和成長於2000年之後的佳士學生的共同經驗。

有趣的是,縱使「徹底」(radical)在中國之外是左派的情感和理路專利,但在體制混搭的中國,各式自由派、各式保守派和各式左派都可以把自己的政治議程(agenda)論述成對中國「徹底改變」的理路。但自由派和保守派對中國的「徹底改變」畢竟是小修小補、對很多東西還是忍了下去──自由派覺得勞動壓迫得忍,保守派覺得傳統價值的拘束得忍;而那些「看到」了中國又不能「將就」、不能把問題吞到肚子裡的政治化青少年要的就是更加「徹底」的政治想像。

  1. 作為原生資源的中共革命知識大海

面對生長在中國大陸之外的朋友,經常要破費唇舌的是解釋在大陸長成左派是要跨過非常多坎坷的──比如學校和官方話語中僵化的馬克思主義、社會和知識氛圍中跟大陸之外幾乎同樣強勢的自由主義。但如果從這種身為左派的吐苦水狀況中抽離一點,從外部來觀看,中國大陸仍然提供了更多長成左派的條件。相較於香港和台灣從冷戰到後冷戰格局下所延續著的反共的、去革命的、去社會主義中國歷史的學校知識及其歷史觀、世界觀,大陸學校教育中的社會主義不是如我曾經以為的那樣只能成為讓青少年嫌惡政治、嫌惡社會主義、嫌惡革命的助力。縱使大陸學校知識中的社會主義是高度去政治化的、絕非「活的」社會主義政治,但至少部分地提供了中共革命歷史、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的知識,以及塑造了一種理想主義的、「政治不只是現實政治(real politics)」、「主體不一定是個體」的「政治感」。大陸青少年跟世界大多數地方的同時代人一樣被社會氛圍、知識氛圍訓練出用一雙「資本主義的眼睛」來看世界,但當餘光掠過的世界圖象讓他們不能再將就而得尋找新的眼睛來探索出路時,學校教育中的社會主義就是備用知識庫裡的資源,雖然結滿了蜘蛛網,但是已經初步完備的、自成一體的、可以隨時被調動出來。

潘毅在談及佳士學生的左傾化時提到,他們在尋找中國出路時勢必會參照社會主義中國的歷史(見〈專訪潘毅談佳士工運:以「社會主義」摸索如何跨越「資本主義」〉,「端傳媒」,2018年9月7日)。在這種同時代青年的自由主義養成之下,如果更加細緻地探究,在我看來,中國提供給他們的不只前文提及的社會主義歷史知識、社會主義政治感,更有以不同路徑提供的社會主義美學和感覺──比如歷史感、中國感和世界感。而這些知識與感覺也不只由學校知識、歷史知識直接提供,每個人自有其他想像出路的線索。在此或許可以以剖解我自己在政治化初期,探尋「徹底改變」出路的四條線索──朋克政治、家庭歷史、家庭空間中的美學及其與知識的串聯──來為未來剖析作為同時代菁英青年的佳士學生將左派、共產主義、毛主義想像為「徹底改變」的出路的線索作一參照。

  1. 知識以外的中國左翼線索

回看我想像革命出路的第一條線索是朋克音樂、文化和政治。雖然朋克形塑了我初生的政治感、無政府主義對我有那麼強大的吸引,但或許因為無政府主義的政治行動情景都是在千里之外的陌生國家,以致於對我來說更像是一個看得到、摸不到的美夢;又因為在與搖滾樂相聯的政治行動敘述中「左派」畢竟是常出現的、不太具體的名詞,而「左派」在我以九〇年代成長環境為基礎輔以初初閱讀到的抽象政治字彙的認知狀況下,畢竟會自然地指涉著「共產主義」。大約正是因為這種政治感、思想資源以及對中國社會現實的「糟糕」感受,我在十四歲的彼時認定自己是一個無政府主義者∕共產主義者(斜線的意思是,我當時並不真的將兩者區分開),認定中國人民在水深火熱之中,於是認定了我的理想是「拯救人民」。

第二條線索是在姥姥、姥爺的鋼鐵工人身分和工人階級符碼影響下,讓我對於工人美學特別接近並依此想像革命;同理,來自爺爺、奶奶的陝北革命根據地符號,讓我對於某一種新中國革命歷史敘事和美學──很難僅描述為根據地美學或毛美學──特別容易接近。記得十四或十五歲起貼在臥室牆上寫著「大海航行靠舵手」的海報至今還在,我也曾經把那些讓我熱血沸騰的口號寫在床頭,就像「紅星照我去戰鬥」。而爺爺奶奶關於黃土高坡故鄉的論述,甚至戶籍制度下的「籍貫」填表,都從兒時那時便形塑著我對於作為「故鄉」的陝北的認知。十二歲的夏天第一次踏上陝北的黃土高坡的「故鄉」經驗、爺爺奶奶的故鄉論述以及學校知識中關於陝北與革命根據地的論述在我腦袋裡默默醞釀,讓我需要一個關於革命的想像歸宿時自覺地把黃土地認作革命想像的「故鄉」。

第三條線索是北京。北京之為革命想像線索,不只是因為成長在北京有一種「自然」的身處政治中心、常常經過各式紅墻而有著政治跟自己貼近、相關的感受,也因為一種有美學質地的北京想像。這種奇妙的北京情結便在我那個執著於政治激情、執著於煽動性藝術和知識的青年腦袋裡萌生,我的北京情結雖然充滿泡沫一樣的北京幻象,卻又跟各式中共革命歷史講述串聯起來。這一北京想像同時是身體的,政治啟蒙的十三、四歲不斷看到在我家附近的中南海紅墻外、位在新皇城根的國務院信訪辦大門外的上訪人拉著布條、被警察、武警趕上一台大車;這些視覺衝擊跟關於社會的知識快速擴展、關於社會現實的認識不斷具體化疊加起來,給我的是遠比照片更深重的關於中國社會的「糟糕」感受。

  1. 為什麼在今天成為左翼?

西方主流媒體對佳士學生的提問──「為什麼近五、六年左翼思想在中國菁英青年中興起?」──是一個值得追問的真問題。左翼運動不是沒有過小高潮,譬如全球反WTO以及2011年的佔領華爾街,都曾經讓人有過左翼潮回歸的興奮。但這在中國大陸(和香港)的影響還是有限的,畢竟中國大陸沒有像美國或歐洲那樣在金融危機後一蹶不振,因此急需尋找左翼理論的解釋。中國大陸反倒是在世界金融危機中透過強化國企投資及投資基建等方法突圍而出。因此,中國大陸的左翼青年並沒有搭上西方因著國際金融危機而激發的左翼思潮回歸的順風車。中國大陸左翼青年的崛起有不一樣的脈絡。

進入大學是一個政治化青年的生活、知識資源開闊的重要契機,當我在全球左翼復甦的2008年進入北京大學,拼命尋找左翼思想資源與同志的動力卻被尋找的失敗一再壓倒──我沒能認識任何同輩的左翼同志,能認識的左翼人士只有在電腦熒幕後面看新聞、寫文章指點江山的中老年男性老左派。然而可以清晰感覺到的是,大約從2012年起,我的經驗範圍之內開始出現頗多在傳閱和生產左翼知識的青年學生,他們大多是閱讀和調動左翼知識的文化研究學生、藝術批評學生、社會學學生和介入性別運動及工運的學生。在我的觀察中這一波左翼思想在青年學生中的興起確有其時代性的線索可循。

一是,農民工在中國的狀況進入了新的歷史階段。與土地緊密連結的第一代農民工已經在老年返鄉,第二代農民工被土地羈絆又心向城市,在這個「半無產階級化」時期的農民工所面對的政治、經濟壓迫與文化、精神挑戰,使得當下幾乎所有尖銳的社會問題都跟農民工狀況脫不了關係。二是,既然「看到」中國社會並試圖尋找出路,便不可能不去思考農民工問題,那麼知識界關於農民工文化的討論就起了作用。大約自2005年起,潘毅、沈原等學者開始提出「把階級帶回農民工分析的中心」、「農民工的半無產階級化」,左翼論述在農民工研究領域開始有了位置;而在近五、六年愈發顯現出的是,中國從「世界工廠」到「產業升級」中農民工的新境況、勞動爭議與罷工的激增、第二代農民工中更年輕一代的情感結構變化和他們在政治、經濟與文化上的新樣貌,在在使得左翼知識關於農民工階級化的論述更具解釋力和召喚力(相較之下,自由派的論述在這些新問題上沒有任何解釋力)。三是,網絡媒體和自媒體平台的驟然發達,讓青年學生獲取知識的管道可以輕易地遠遠逾越出學校知識堡壘。四是,中國經濟發展的結構性問題及高校擴招使得青年學生對經濟、文化及階級上升的想像空間限縮,而菁英學生亦共處於這一時代性的情感結構中。最後必須承認,我們沒有足夠的資訊去理解佳士學生具體的組織方法,也不認為公開討論別人的組織方法在此刻是恰當的行為。

 

三、他們長成了什麼樣的左翼?──成為左翼後

  1. 牢牢抓住的救命稻草

為什麽廣東警方要用這種卑劣的手段來抹黑夢雨、抹黑佳士工人運動呢?一方面是他們急於邀功請賞,去當好強權和資本的家奴;另一方面,這根本上是由於廣東警方早已站在了人民群眾與社會主義的對立面,他們的思想已經和當年國統區為權貴賣命的走狗警察沒有什麽分別。……

他們究竟是社會主義國裡『為人民服務』的公安部門,還是國統區裡反馬克思主義、迫害人民群眾的秘密警察呢?!

當廣東警方把罪惡的雙手伸向人民群眾的時候,只會帶來更強烈的反抗,引得自己更快地滅亡──李元柱的發聲反抗,就是最好的證明。他們想污蔑沈夢雨、污蔑聲援團、污蔑佳士工人運動的目的絕不會達到,他們想給工人和學生定性判罪的用心絕不會得逞,他們騎在人民頭上作威作福的好日子終究要被人民埋葬!(〈廣式執法:派出所還是國統區?〉,「佳士工人聲援團官網」,11月24日)

在我們的觀察中,佳士學生呈現出一個高度堅定堅硬的、以新民主主義革命為語言、強調階級的原真性(authenticity)、以階級正義為歷史進步論之依據的馬克思主義者毛主義者的左翼樣貌。而他們之所以長成這樣的左翼,與他們探索出路中的知識、精神資源及精神狀態──孤獨、苦大仇深、堅定──緊密相聯。

在高速變動、高度擠壓、以高度精緻利己為人格訴求的資本主義中國社會中,做一個有政治理想的青年已經夠困難和孤獨了。在當下學校和官方僵化且言行不一的社會主義教育下成長,嫌惡政治、嫌惡馬克思主義、嫌惡社會主義、嫌惡革命是再正常不過了。如果說在這樣的教育下,青年叛逆地成為自由主義者是合理的,那麼成為馬克思主義者這一「再叛逆」則是很難被同時代人所理解的;於是在這種既自知被認為「不合理」又自認掌握了歷史變動之真理的情感構造下,這些左翼菁英學生往往是高度孤獨的,而當孤獨地面對著矛盾尖銳的當下中國社會,他們又勢必是苦大仇深的。

他們在政治化、左傾後的這種孤獨又苦大仇深的精神狀況下,繼續尋求著革命出路,如若可以盡快探索到出路,那麼自身便可以盡快地穩固下來以對抗纏繞的孤獨與苦大仇深。在這一尋求過程中,最順暢、最輕便和迅捷的資源便是已經在備用資源庫中的學校教育所提供的中共革命歷史、社會主義中國及馬克思主義知識,於是牢牢地抓住這些資源就成了左翼學生最快解決政治困惑、自身精神狀態困擾的辦法。他們在左傾化後所穩固的作為革命出路的知識當然不止學校教育中的知識,但在我看來,他們拓展革命出路知識的方式是以學校知識為沉重的錨──在此之上讀更多的馬克思主義經典、讀中共革命歷史、讀社會主義中共歷史。

而學校社會主義知識著重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中共革命歷史、對新中國歷史缺乏討論、對文革幾句話帶過、將新中國歷史截然二分為改革開放前後等等局限,皆在他們的運動論述、語言中曝露出來──他們調動的是將「敵人」比喻成國民黨、軍閥並將學生被壓迫狀況類比為五四時期左翼學生等新民主主義時期鬥爭語言,對官僚主義高度批判但作為毛派無法調動文革鬥爭語言……思想資源的高度局限性不只造成論述語言與歷史觀的錯位,更重要的是在馬克思主義經典、中共知識及當代議題化知識之外罕有其他左翼理論涉獵(在我的觀察中,非文學批評、社會學或文化研究學科的學生,幾乎不會接觸西方馬克思主義、文化研究及其他當代左翼理論),使得他們大多只是在調動百年前的革命語言與論述來試圖解釋當下,實則不能準確捕捉當下資本主義經濟和生活的狀態。相較於中國大陸的政治化青年可以從備用資料庫便捷提取和抓住中共及馬克思主義知識而造成的知識局限,香港和台灣的政治化青年如若把所見與各式政治情感串聯出左傾化並且跨過了反共的知識和情感構造,開始尋求革命出路資源的他們沒有任何備用資料庫可以依憑、可以便捷地抓住,而是幾乎要從零開始──這也讓他們更容易在一張白紙上開拓,或許也因此他們的知識更具有當下的時間感和身體感。

  1. 圍爐取暖時的相互加固

左翼的精神狀態與知識狀態是高度相互影響及纏繞的,這也是毛澤東高度強調革命者靈魂深處的改造,以及西方批判理論以主體狀態作為革命依歸的原因。在當下中國大陸成為左派的孤獨與苦大仇深的情感構造,使得左翼學生對既有左翼知識緊抓不放,而被緊緊抓住的中共革命歷史及知識所推崇的精神和生活狀況是鬥爭、艱苦樸素、堅定與犧牲,這些被推崇的精神與生活特質成為正在力求改造自身的左翼學生所訴求的;這些特質在鬥爭、堅定的革命激勵之外也與他們本就孤獨、苦大仇深的精神和高度同質的身體經驗相加乘,極大地限縮了他們對階級解放之外的生活、身體及情感這些革命的重要組成的探索。

參照來看,香港、台灣的左翼學生所探尋的左翼思想資源大多具有六〇年代及其後的新社會運動性格,更透過當代性格強調階級解放是與當代資本主義社會生活、主體精神的改造相互串聯的革命進程,其中異質的身體(生活)經驗具有重要解放意義。如若以中國大陸另一批以文青為主要特質的左翼學生為參照,文青左翼學生是以非學校、非官方的異質資源開啟「看到」中國的政治啟蒙時刻,因此在日後對於革命途徑的想像是多樣的、鬆散的,也因此容易在被想像為革命途徑的文化場域裡透過生活來安頓自身的左翼沉重感,於是少了堅定和孤獨、多了輕鬆。

以我的左翼啟蒙參照,在最初的政治啟蒙時刻最牽動和極大程度上形塑了我的是朋克。最初最打動我的朋克特質是鼓吹製造混亂、推翻一切──不論是一天抽兩包菸、從天亮喝醉到天黑、推崇性快感,還是加入無政府主義運動並打砸必要打砸的公共財產。這些特質不僅對於年少的我是刺激的,更因為對於這些特質之下的朋克政治行動歷史、其間沮喪和醉酒的具體故事的閱讀、情感,我萌生出最初的政治感。於是我每天騎著腳踏車上學時耳機裡充滿中國朋克樂團的〈我們決不妥協〉、〈革命萬歲〉之類,在路過塗鴉著無政府主義標誌與「叛逆是為了自由」的圍牆時激動一番,拼命幻想著自己以一個朋克的外表在街頭砸爛銀行、砸爛政府大樓然後讓所有人自己管理自己。

以搖滾樂開啟的左翼啟蒙是一個關於主體狀態和生活的美學經驗,更開啟了異質生活經驗,這些精神與情感經驗與日後左翼知識串聯起來。我們在政治啟蒙的知識和精神資源是相對異質且強烈的,這決定了我們對革命路線和革命圖景的想像──我們認為革命是主體狀態與世界境況在相互串聯中持續改造的進程。

當然,我們在佳士學生的身體和論述中最直接看到的是精神和思想的高度堅定堅硬。這些令我們驚訝和欽佩的堅定,來自中共革命歷史的氣質、歷史進步論下的自信、在校園內外實踐的逐步積累與左翼學生同志的團結。堅定自有因不容動搖而具有難以溝通特質,但之於身處當下中國社會氛圍、知識氛圍的左翼學生,之於佳士抗爭的大多數運動場景,是適切且應該堅守的。然而從前文對左翼學生情感構造的剖析看來,堅定堅硬與孤獨、苦大仇深實為一體兩面,但願他們的堅定/堅硬與孤獨、苦大仇深可以交纏互動而非相互加固,這樣才能在他們繼續探尋革命的歷程中打開一個並不穩固、不限縮的自身精神、生活、情感和知識狀態,從而開啟探尋更廣闊革命動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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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批判與再造》因經費所限,復刊後將以電子版為主,印刷版則改以叢刊方式,選輯電子版文章,不定時出書。我們殷切期望支持本刊的朋友捐款贊助, 我們的出版品除在市面銷售,也將寄贈給贊助戶。捐款請寄:兆豐國際商業銀行南台北分行 戶名:張星戈 帳號:03010296140。捐款戶請以電子郵件告知地址與聯繫方式(電郵信箱、電話或手機)。
二、原貼在http://blog.xuite.net/g1.p2/critique的舊刊選文將彙整至復刊的網站,以便讀者閱覽。
三、本刊文章歡迎轉載,但請註明出處。
四、復刊信息請廣為傳佈。

《批判與再造》稿約

《批判與再造》旨在提供一個用左翼觀點曠觀寰宇、立足本地的公共論壇。我們歡迎引介世界思潮、評析國際與中國兩岸政治經濟形勢及社會文化現象、回顧反思世界社會主義運動歷史的文章,與反映社會現實的文學創作。同時也期望不同觀點之間開誠布公的論辯,以有助於釐清觀念、深化認識,促成左翼力量的團結進步。因此,我們衷誠盼望各方朋友來稿,充實《批判與再造》的內容,推動台灣左翼以至世界左翼聲勢的再興,抑止人類處境的進一步惡化。

 我們的徵稿原則如下:

一.文字請力求簡潔扼要,一般評論以5,000字以內為宜。

二.理論文章字數不限。

三.論辯文章務必觀點明確、邏輯嚴謹,秉持實事求是,「持之有故,言之成理」的原則,切忌曲解論辯對手原意,或迴避論題,言不及義。

四.我們充分尊重所有來稿的觀點,但有時視編務需要,須在不損及作者本意下,酌情刪改。如不願刪改者,請註明。

五.本刊因經費所限,無法提供稿酬,敬請見諒。

 來稿請寄critra99@yahoo.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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