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八青年”到“佳士” ——歡呼“90”後的崛起(新四軍老戰士 古正華)

九十高齡的古正華先生是抗日戰爭中著名的中共新四軍老戰士,從青少年時期迄今始終堅持馬克思主義的信念,未改其志。廣東讀書會事件與佳士工人的抗爭爆發後,他喜見湧現的社會主義新生力量,挺身而出呼籲奔走,竭力支持左翼青年與覺醒的工人。這篇文章敘述了他與廣東讀書會事件“八青年”張雲帆、顧佳悅等人的晤談,呈現了中國社會主義革命的老幹與新枝相結合的可喜狀況,也表達了他對中共走資後大陸社會、經濟、思想變化的認識與分析,非常值得一讀。──編者

未來的歷史學家們在寫2018年共產主義運動史時,“八青年”和“佳士”事件定會佔據重要一頁。它的特點是,青年學生運動和工人運動相結合;“90″後的一代站在革命的最前列。這是我親歷了兩起事件後得到的認識。
春節剛過,有幾位大學生到我家。他們與我素不相識,只是在網路上讀過我寫的文章,認為我這個老兵,能為受壓迫的勞動者鼓與呼。
他們是流亡者,有人還被公安在網上追逃。他們談了在廣州一所校園裡的經歷:他們八個人和校園工人一起學毛澤東思想、唱紅歌、跳廣場舞、講革命故事,收集工人生活狀況的材料,被番禹警方突然抓捕,罪名是“非法經營”。在審訊中沒有查到任何“經營"行為,就改為“擾亂社會秩序”。四個人逃脫後,被網上通緝,四個人“取保候審”。這就是後來引起全國關注的“八青年”事件。他們向我這個老兵、老共產黨員、老革命求教:“我們到底犯了什麼罪?”
我聽了他們的敘述,然後回答說:“你們不是刑事犯,是政治犯。番禹警方為什麼抓你們,因為你們宣傳毛澤東思想。武漢的工農兵,每年在毛澤東忌日和誕辰開紀念會時,員警都如臨大敵。
在一些社會著名人士的帶動下,組成了對“八青年”事件的關注團,幾千人簽名,要求解除對“八青年”的刑事處理。他們獲得了自由。
不久,“八青年"陸續來武漢,我和他們像經歷了一場共同戰鬥的戰友,相互擁抱。“八青年”的領頭人是最後一批來的,他自我介紹說:“我叫張雲帆”。這位人高馬大的小夥子,似乎要展現他的力量,用力地緊握我的手,我也用力地反握他的手,告訴他,我“老兵不老",並立即抽出手來,捏緊了拳頭,向他的胸膛狠狠地一擊。這是在戰爭年代養成的習慣,每到一場戰爭勝利結束,戰友們會師,不是握手,不是擁抱,而是向對方胸膛猛擊一拳,意思是:“你小子真行啊!”雲帆不是軍人,但他把胸一挺,接受這一拳,不動不搖,臉上微微一笑,似乎向我挑戰:“再來一下!”。我一米八的個子,雲帆比我還高兩公分,塊頭比我橫實得多。我說;讀過你的文章,以為你是一位“白衣秀士”,哪知是一位“關東大俠”。你們這一夥梁山好漢是打不倒的。

不久就收到他們辦的一份雜誌一一《時代先鋒》。封面設計一掃市場華麗之風,通紅的旗幟中央,一尊毛澤東的木刻頭像。是依據斯諾在延安為毛主席拍攝的那張頭戴八角紅星帽的照片而創作的。木刻,是紅軍時代廣為流行的藝術手段,我一接到《時代先鋒》就立即感到,他們是繼承並發揚著革命傳統,是毛澤東思想的回歸,這必然和現代占統治地位的主流思潮相碰撞。在黨的十六大上,就明確提出中國共產黨應當“由革命黨向執政黨的轉變”。怎樣轉?“共產黨應當是領導市場經濟的黨”。什麼是市場經濟?“我們不再用階級和階級鬥爭的眼光來看世界,不再用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區別來看世界,不再用所有制的區分來看世界”。
2018年的紅五月,是馬克思誕辰200周年,《時代先鋒》第二期(五月號)幾乎是紀念專刊。《卷首語》的題目是:“戰鬥的馬克思,才是真正的馬克思”。這是一篇向主流思潮的挑戰書:
“2018年5月5日,馬克思200周年誕辰紀念日,馬克思紀念館開始鋪滿鮮花,特製的雕像也擦得閃閃發亮,宏偉的殿堂裡,西裝革履的肉食者也來了,拿出連篇累牘的講話, 誇耀馬克思的功績”。
“所要宣傳的只有一件事,戰鬥終結了,革命遠去了”。
“可是戰鬥才是馬克思的靈魂,沒有了戰鬥精神,裝飾精美的書籍不過是一紙死亡通知書,冠以馬克思之名的學院則是埋葬思想的墳墓”。
有些研究馬克思主義的專家學者覺得這些話講過了頭,是“憤青”之詞。我讀了之後,覺得一針見血。“告別革命”、“革命終結"這些詞語也已是一些中國化了的馬克思主義者的常用語。
今年五月五日,北京舉行了兩次大的紀念活動,一次是黨中央召開的,一次是由北京大學主辦的世界馬克思主義者大會(第二屆)。大會由北京大學光華學院的老院長厲以寧先生主持。他是改革開放的精英人物。光華學院肯定不講馬克思主義,厲以寧先生何時成為一個大馬克思主義者我不知道,我熟知他是國企改制中股份制的設計者和推行者,他的“學位”名就是“厲股份”,和吳敬璉先生的“學位”名是“吳市場"並列,還有一位曹思源先生,在國企改制中主張國企破產消失,人稱“曹破產”,此人早就移居美國,吳敬璉先生前幾年也逐漸淡出江湖,唯獨厲以寧先生,以國師身份成為大馬克思主義者。
不知是什麼原因,由這位大師主持的國際會議,很少後續報導,世界各地的馬克思主義者是怎樣紀念馬克思的,是怎樣評價中國化了的馬克思主義?只是在幾篇悼念著名的馬克思主義學家薩米爾.阿明的文章中講了他在這次大會上與坐在他身邊的林毅夫的一次談話:
“我很熱愛中國,中國朋友們不要幼雅,就算變成資本主義國家,西方也不會放過中國的”。
為什麼好多篇悼念阿明的文章都寫上這一次談話,因為它意味深長,僅一句話,點中了“把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了的改革家的要害。林毅夫,北京大學新結構經濟研究院院長,曾擔任世界銀行高級副行長(行長佐利克是美國前副國務卿),我們不知道他何時成為一個馬克思主義者的。他的新結構經濟學的主要內容是“比較優勢”論,帝國主義的比較優勢是高科技,高端產業,中國的比較優勢是“血汗工廠”勞動密集型的低端產業。這算不算馬克思主義。
這和厲以寧的“名言”有些相類似。厲以寧說:“12億農民和下崗工人是中國巨大財富,沒有他們的辛苦,哪有少數人的享樂,他們的存在和維持現在狀況是很有必要的”。
《時代先鋒》說這些“西裝革履的肉食者",他們紀念馬克思的陳詞濫調,就是要埋葬馬克思。一點也不過份。
同在北大的未名湖畔,有一位22歲的小丫頭,她是“八青年”之一的顧佳悅,在與“馬學會"的同學們談怎樣才算信仰馬克思時,與未名湖畔的那位國師級的“大馬克思主義者"厲以寧院長的名言截然相反,她說:
“你們有誰是因為馬克思是一門科學才選擇信仰它嗎?一個真心的馬克思主義者不會因馬克思主義是一門科學而相信它的,而是因為看到了勞動者的苦難。馬克思主義可以讓勞動人民從苦難中解放出來,這應該是我們選擇馬克思主義的全部理由”。
小佳悅是身體力行,在即將取得臨床醫學博士學位之時,她放棄了手術刀,要去找一把能解剖中國社會的手術刀,她出現在聲援佳士工人維權鬥爭的第一線。
青年馬克思主義者顧佳悅在實踐“馬克思主義可以讓勞動人民從苦難中解放出來”的鬥爭中被抓捕,失蹤了。與她在同一個校園裡的“大馬克思主義者"、光華學校的老院長厲以寧先生則以犧牲三千萬下崗工人,換取少數人的幸福享受而名聲大噪,戴上改革開放40年百位傑出人物的光環。

《時代先鋒》在“戰鬥的馬克思,才是真正的馬克思”一文中寫的“冠以馬克思之名的學院,則是埋葬思想的墳墓”不是活生生的現實嗎?
可歎的是,厲以寧教授,國之重器;顧佳悅博士,階下之囚。這真是“黃鐘毀棄,瓦釜雷鳴;讒人高張,賢士無名”。
佳士事件,不是一次隅然、孤立的事件,它是資本主義發展的必然,特別是2008年以來的世界經濟危機,加重了對勞動者的剝削和掠奪,這必然引起勞動者的反抗,青年學生必然參加進勞動者反抗的行列,因為他們大部分也將成為勞動大軍。
為什麼是“90”後這一代的崛起,這也是矛盾的積累,發展到尖銳化的結果。我們且從“農民工”的狀況來分析:
第一代農民工是在實行“大包乾”後,小生產者的“萬元戶”之夢逐一幻滅而形成,用小崗村人的話來說是“一年跨過溫飽線,十年難進富裕門”。後來是二十年,再後來是三十年也難進富裕門,只能依靠外出打工來尋求生計,他們背井離鄉,拋妻別子,拿最低工資,做最下賤的勞動,當時,我曾讀到一則新聞,一位韓國的女老闆,要兩百多農民工跪在她的腳下訓話,國家統計局老局長李成瑞寫了一首長詩一一《萬人斷指歎》。但農民仍然忍辱負重地“孔雀東南飛”,他們一聲歎息:“比在家種地強”。
第二代農民工,有較高的文化知識,又有了一定的組織性,可以承包低端工程,他們開始擠進城市,希望跳出農門。在城市的低賤地位,邊緣化的生活,逆來順受,他們不滿“農民工”這個稱呼,自稱是“新工人",我曾讀到“新工人”寫的一本自傳體的書一一《我是范雨素》,是第二代農民工的自白。
第三代農民工,即“九0″後出生農村進入城市的工人,他們除了出身地外,和農村、農業沒有什麼關聯,他們沒種過地,也沒養過豬,他們一成年後就進入城市,在這裡學手藝、掙工錢、戀愛“租間小屋作新房”,結婚、生子。他們在工廠打工,掙工資,再也不是“這比在家種地強”或者是“省吃儉用,帶回農村蓋新房”,而是幻想著能夠在城市邊沿買一套小房。他們的遭遇是,老闆們對他們的超經濟剝削,他們迷惑不解的是:當他們和老闆發生衝突,為什麼一些政府官員,總是和老闆站在一起,而不是站到工人一邊,共產黨不是無產階級的先鋒隊嗎?他們開始研究馬克思,研究毛澤東,比一些共產黨的官員、幹部,研究得更認真,更深刻,更經用。他們唱“國際歌”,唱“咱們工人有力量",唱“紅色娘子軍”,唱“毛主席派人來”,唱“紅軍想念毛澤東”……這讓前來鎮壓他們的員警也莫知所措。
改革開放以來,青年大學生的思潮也經歷了三代人的變遷。前不久,網上有一篇關於北大、清華學生意識形態的調查報告,說他們接受的一直是西方新自由主義的意識形態。我是不以為然的。意識形態可以受外界的影響,但終究還是立足本土,立足國情,這裡不可能詳細述評,只拿幾起重大事件為代表進行分析:第一起事件,是改革開放後的天安門事件,學生隊伍拉起的橫幅是“小平,您好!”若干年後發生了第二次天安門事件,學生隊伍拉起的橫幅是“好你小平!"最近一起的“八青年”事件,他們辦的《時代先鋒》的封面是“跟著毛澤東”。
“90″後的工人和學生終於戰鬥在一起。
在佳士事件“8.24”清場後,我得以會見一些佳士維權的工友和聲援團的學生。在一次聚會上,我驚訝地發現,他們的衣著,他們的話語,他們的舉止,實難分清誰是工人?誰是學生?在論述佳士事件時,他們引經據典,《共產黨宣言》、《資本論》、《反杜林論》、《國家與革命》、《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論人民民主專政》、《實踐論》、《矛盾論》……。我好似置身於一場學術討論會,實際上,我感受到的,是一場場實實在在的政治集會。
這裡我講一位佳士女工維權的故事。在“清場”的同時,“新華社”、“環球時報”、“北京日報”等中央媒體都發了關於佳士事件的述評文章,一致指責維權的工人是受“境外勢力”煽動,破壞法治。新華社的文章一開頭就“揭露”佳士工人要求組建工會的領頭人余浚聰(文章中將名字中間的“浚"字用“某"字代替不知何意)是一個好打架而被工廠除名的人,這就把整個事件定性為“尋釁滋事"。恰好在清場後的採訪中,我遇到了余浚聰的妻子黃蘭鳳,她出生在廣西邊遠山區,十五歲就來深圳打工,她小小的個子圓圓的臉,二十出頭了,還滿身稚氣。她聽說我是一個老新聞工作者就問我:“大記者能扯謊嗎”?我知道她指的是新華社的文章,我實在不好回答。她說:余浚聰從來不打架,佳士工人要求組建工會時,他被老闆雇來的黑社會的人打了,他是挨打的,怎麼變成好打架?這算不算造謠?我仍然不好回答。她從包包裡拿出一篇列印文章,說,我是針對新華社寫的,讓人們知道真實的余浚聰是個怎樣的人。我一看題目《我的丈夫余浚聰——那個帶頭唱“國際歌”的人》
我一氣把文章讀完,文筆流暢,主題集中:余浚聰從小愛唱歌,打工後,特別愛唱國際歌,他把國際歌抄在他隨身攜帶的小本子上,自己唱,教別人唱,隨時唱,當工人受到壓迫時他鼓動大家唱:
“是誰創造了人類世界,是我們勞動群眾”
當工友們一起被抓進派出所時,他在派出所門前領唱:
“舊世界,打得落花流水,奴隸們起來,起來!”
員警們急了,對他們大聲吼叫:“反動歌曲,不許唱”。戴著鐐銬的“奴隸們”聽到員警這等驚惶失態下的胡言亂語,不禁哈哈大笑。
她在文章的結尾,深情地懷念獄中的丈夫:
“浚聰啊,父母們總讓咱們回家,要我們退一步
海闊天空,可你總是唱:
“從工廠退到工地
從機器退到鏍絲釘
從工號退到名字
我們再能退到哪裡!?”

“我們只不過要回對我們的扣款、罰款。
要回我們的勞動所得"。
“我們今天站在這裡,不是因為我們工人,而是 站在我們對面的員警。你們從不為工人說話,只為老闆說話”。
“我們在你們面前,就像螞蟻一樣,可以隨便被你們踩死!”
“我黃蘭鳳今天也要站在這裡,也是因為你們。一切欠我們的 我們都要討回來,為了我的丈夫,勇敢的余浚聰,也為了普天之下的勞動者”。
坐在我身旁的這位嬌小,柔弱的女孩,一下子成了英姿颯爽的‘紅色娘子軍’。
她掏出手機,打開螢幕,一個雙眉緊皺望著遠方的帥哥出現了,她驕傲地說:“這就是我的浚聰”。接著一段段的視頻,浚聰在唱歌,浚聰在演說……看著、聽著,她熱淚盈眶,喃喃地說:“浚聰會回來的,他一定會回來的!”她一下子變得柔情若水。
我把這篇文章,立即發給曾在新華社工作過的老友,在題頭的空白處,我寫了幾個字:
“我們應該羞恥!”
“八青年”和“佳士”事件,一直被嚴密地封鎖,但歷史決不會被人為地任意扭揑,我堅信毛主席在1962年八屆十中全會上講的一段話:
“如果我們的兒子一代搞修正主義,走向反面,雖然名為社會主義,實際上為資本主義,我們的孫子肯定會起來反對的,推翻他們的老子”。
孫子們已經起來了!
狗年小雪
於荊卅古城紫荊村
轉載自:
佳士工人聲援團官網https://jiashigrsyt.github.io/jlhj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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