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達賴喇嘛二哥嘉樂頓珠自傳《葛倫堡的麵條商》(羅星)

2015年初,達賴喇嘛在印度加爾各答大學發表"世界和平人性觀"的演講中語出驚人,說:「從社會經濟學角度看,我是一名馬克思主義者……我至今仍是馬克思主義者」。這幾天,他接受台灣網路媒體《上報》專訪,又重彈此調,並表明他不贊成台獨,也不主張西藏獨立,只求自治。達賴這個立場反覆多變的政治和尚的話,自然當不得真。他對馬克思主義的理解極其膚淺,根本不懂馬克思主義的精髓所在,其實只是從佛教的「眾生平等」觀與所謂救苦救難的慈悲觀,去附會馬克思主義,反對貧富懸殊,贊成平均分配財富,這與馬克思主義的基本觀點實則相去甚遠。證諸他在西藏當權時就是殘酷剝削西藏農奴的最大農奴主,他搞藏獨也就是為了要維護農奴主階級的利益,他從未為剝削壓迫農奴謝罪,此時卻大談什麼平等、均富,足見純為欺世盜名之言。至於他從西藏獨立的立場退到自治,則是因為美國主子已看出藏獨不足以成事,沒有什麼利用價值,毫不憐惜地把藏獨走狗踢到一邊,達賴只好認清政治現實,放棄藏獨的主張。但實際上,藏獨運動並未完全停歇,與台獨也仍時通聲氣。達賴喇嘛的二哥嘉樂頓珠曾是藏獨運動的要角,2015年4月出版了回憶錄《葛倫堡的麵條商》,悔恨交加地回顧藏獨被美國帝國主義玩弄利用的過程,痛悔當年不該輕信美國的謊言,致遭悲慘的後果,可謂藏獨頭目沉痛的懺悔錄。這篇長文以評論嘉樂頓珠回憶錄的內容為引子,運用豐富的史料,深入敘述了達賴的家族史與藏獨運動的來龍去脈,頗有助於認識達賴及藏獨運動的真面目,值得一讀。──編者

「我這一生,唯一悔恨的一件事就是與中情局的關係。 起初,我真的相信美國人會帮助我們的獨立戰爭,但是最後我認識到,事情並非如此單純,由於我的一廂情願使我被誤導了。 中情局的目的根本就不是西藏獨立,而且我不認為美國人真的想帮助我們,他們只是想製造麻煩,并利用藏人來製造中國和印度之間的誤解與不和。 最後他們終於成功了,1962年的中印邊境戰爭就是一場悲劇。…………我們與中情局的合作,促成了西藏文化的徹底毀滅,這個事實帶給我劇烈的痛苦,許多年來像鬼魅般糾纏著我,壓在我良心上。 我無法從心中去除這些事,我有罪。 這是我巨大的悔恨。 」──嘉樂頓珠

「在社會現象領域,沒有哪種方法比胡亂抽出一些個別事實和玩弄實例更普遍、更站不住腳的了。 挑選任何例子是毫不費勁的,但這沒有任何意義,或者有純粹消極的意義,因為問題完全在於,每一個別情況都有其具體的歷史環境。 如果從事實的整體上、從它們的聯繫中去掌握事實,那麼,事實不僅是「頑強的東西」,而且是絕對確鑿的證據。 如果不是從整體上、不是從聯繫中去掌握事實,如果事實是零碎的和隨意挑出來的,那麼它們就只能是一種兒戲,或者連兒戲也不如。」──列寧《統計學與社會學》
前言

2015年4月,舊西藏貴族的頭面人物,達賴的二哥嘉樂頓珠 (Gyalo Thundup)出版了回憶錄《葛倫堡的麵條商》(The Noodle Maker of Kalimbong)(簡稱本書),在書中敘述了藏獨被美國與中情局 (CIA) 利用與背棄的經過,並表達了對與美國合作的後悔以及對被出賣的怨恨,因而引起廣泛關注。

本書大致以年代先後的序列敘事,內容繁複而雜亂、充滿謊言與矛盾。 共同作者石文安(Anne F. Thurston)是一位頗具爭議性的學者,她曾經參加偽造謗書《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的團隊,堅決反華、反共、反毛,對中國問題有高度興趣卻不精通中文,狂熱支援藏獨從未親自在西藏作過田野調查,也從不仔細查閱美、英、印度等國與中國政府的檔案。 石文安可以說是美國學術界反華勢力的重要戰將,她的中文程度與對中華文化的理解不但遠不及美國學術界其他許多所謂的「中國通」,甚至也比不上嘉樂頓珠,她之所以能夠在艱深的「中國研究」學術領域竊據一席之地,主要還是依賴她的極右政治立場即所謂的「政治正確」(Political Correctness)。
石文安在寫作本書的過程中,常在未廣泛深入瞭解各方說法及查閱各種資料的情況下,就急切地提出她自己主觀臆測的反華論點,例如:嘉樂頓珠認為西方勢力確實介入西藏一系列的暴動以及1989年天安門事件,但石文安卻完全否認這種看法。 她在本書中常選擇性地引述藏獨的意見或觀點,多次、大篇幅地引用達賴、拉莫才仁(Lahmo Tsering)等藏獨頭面人物的回憶錄或書籍中的內容,但卻頗少參考基於調查研究及第一手資料寫成的嚴謹學術文獻,例如:石文安雖然把著名的藏學專家梅·戈爾斯坦(Melvyn C. Goldstein)的7本著作聊備一格地列在參考書目中,卻只在第十一章引用了梅•戈爾斯坦書中,班禪(Panchen)於1949年十一國慶表示支持中央政府的賀電。 再加上過去石文安參與偽造謗書《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的陰霾,所以本書內容的公正性、正確性、一致性與完整性頗受學術界質疑,用石文安自己所喜歡引用的典故「羅生門」(Rashomon)來比喻本書自身,本書是否就是一樁類似「羅生門」的案例?
由於本書從開頭介紹(Introduction)、前言(Preface)起,就不斷地預設立場、先下結論,形同政治宣傳品,並非基於調查研究或各方資料、再作總結的嚴謹學術著作,所以閱讀本書時也就不免從頭開始就觸及立場、觀點與認識問題,必須不斷地釐清混亂、檢查疑點、發掘矛盾。 嘉樂頓珠之所以選擇石文安作為協助他寫自傳的共同作者,是否也反映了嘉樂頓珠自己的保守立場?

嘉樂頓珠基於封建農奴主的階級立場與貴族脫離人民群眾的局限經驗,必然有許多過於簡單化、偏頗、錯誤的觀點。 而石文安在共同寫作的過程中,也常更進一步地、直接或間接地把自己更保守的觀點加在嘉樂頓珠的敘事上。 例如石文安夥同嘉樂頓珠經常引用西方與藏獨不實的偽造資料與反共陳腔濫調,批評西藏百萬農奴熱烈支援的土地改革與民主改革。 嘉樂頓珠本身在反共、反華、親帝的世界觀影響下,當然不可能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而是有許多隱瞞與撒謊。 例如:嘉樂頓珠強調達賴不知道藏獨與中情局的合作關係,所謂「活佛」豈會不知真象? 石文安在介紹中即指明嘉樂頓珠與達賴分別反映了藏獨的兩個面相,其實他們是一體兩面、分工合作的兄弟加同志,分別扮黑白臉,共同演雙簧戲,以和平偽裝來掩飾暴力叛亂。 而在後語 (Afterword)中石文安卻又引述拉莫才仁、達賴的回憶錄,證實達賴對對於中情局支援藏獨武裝叛亂,不但知情,而且鼓勵。 嘉樂頓珠的謊言豈不就是政治宣傳壓過真理的反面教材?

嘉樂頓珠为石文安與嘉樂頓珠對於其他許多事情的看法也並不一致,關於這些分岐,石文安在後語中著墨不少。 例如:嘉樂頓珠父親祁卻才仁(Choekyong Tsering)的死因(本書第7、9章),擦絨·達桑占堆 (Tsarong Dazang Dradul)的財務醜聞(本書22章),對班禪的評價(本書27章)等。 更值得注意的是:石文安一再指出嘉樂頓珠和拉莫才仁、達賴的回憶錄之間存在著很多差異,例如:嘉樂頓珠曾於1951-1952年回到西藏,他回憶當時對於改革舊西藏社會充滿期待(本書13章),但拉莫才仁卻說嘉樂頓珠自始就是鐵杆藏獨, 當時就已經決心進行藏獨叛亂。 還有關於五十年代初嘉樂頓珠與美國的聯繫,雙方說法也不盡相同。 石文安認為這些都是所謂「羅生門」。 雖然保守觀點涵蓋全書、但石文安在個別事件上,還是指出了一些「羅生門」,從分析這些矛盾中,歷史的真相逐漸清晰,西方所建構的「達賴神話」徹底破產,石文安在本書的介紹中所推崇的達賴價值觀即「愛、溫柔、憐憫、容忍」(Love、Tenderness、Compassion、Tolerance)也顯現出虛偽甚至陰森、恐怖的真面目。
本書最有趣而且較有研究價值之處就是嘉樂頓珠與石文安之間的矛盾。嘉樂頓珠雖然因为坚持贵族立场,论述膚淺而不公正,但叙事却偶尔是坦诚而且带着有限的反思的。例如:文革結束後,大陸中央政府的統戰工作更多地注重上層階級,因而與藏獨曾經進行過長期的對話與談判(1979-1994)(本書26-33章),但最後以失敗告終,嘉樂頓珠對藏獨流亡政權的幼稚、無知、無能與傲慢頗為不滿,並且進行了有限的反思,引用嘉樂頓珠自己的話:「誰應該為當前的情況負責? 我認為錯在我方,我們應該先與對方商議。 我們是否表現了過度的刻薄與製造了不必要的衝突? 我們是否也應該努力瞭解對方的心態? 否則我們永遠會有麻煩。 」

毛澤東(右)與達賴(左)親切握手

美國与藏獨
「小小寰球,有幾個蒼蠅碰壁。

嗡嗡叫,幾聲悽厲,幾聲抽泣。

螞蟻緣槐誇大國,蚍蜉撼樹談何易。

正西風落葉下長安,飛鳴鏑。

多少事,從來急;

天地轉,光陰迫。

一萬年太久,只爭朝夕。

四海翻騰雲水怒,五洲震盪風雷激。

要掃除一切害人蟲,全無敵。」──

毛澤東《滿江紅·和郭沫若同志》

中華民國時期,嘉樂頓珠曾經於1946年跟隨「西藏慶賀盟國勝利代表團」(也包含著「國民大會西藏代表團」),經印度抵達南京。嘉樂頓珠隨即進入政治大學學習,並于1948年與漢族女同學朱丹結婚,朱丹是國民黨將軍、蒙藏委員會委員朱緩光的女兒。 1949年4月底解放軍佔領南京左右,嘉樂頓珠夫妻從上海飛往英國殖民地香港,並於5月飛往印度。 他們是當時還是持中華民國護照的中華民國國民(Tsepon Shakabpa的所謂「西藏護照」被過度誇大。1949年以前,沒有任何國家承認過西藏獨立)。 1949年10月1日年新中國成立,建都北京。(本書第8章末日期錯誤)

解放前,西藏地方政權即噶廈(Kashag)的親英派(獨派)勢力上升,與親漢派(親中央派或親國民黨派)的鬥爭非常尖銳。 西藏嘉樂頓珠父親祁卻才仁在政治上親漢,支持前攝政熱振活佛 (Reting Regent),曾經極力勸阻熱振不要辭職,而為當時的攝政達紮·阿旺松繞(Taktra Rinpoch)所忌,1947年4月祁卻才仁在拉薩家中突然神秘去世,有疑似中毒徵狀,嘉樂頓珠母親德吉才仁 (Diki Tsering )與兄弟姐妹們皆認為是被毒殺。 次月1947年5月,達紮派遣藏軍圍攻熱振寺,雙方爆發激烈武裝衝突,死傷枕籍,熱振活佛被捕並被囚禁于布達拉宮夏欽角監獄 , 系獄3天后就神秘圓寂,社會大眾普遍認為是被虐殺並毒殺。攝政達紮隨後以噶廈的名義急召在南京的嘉樂頓珠回拉薩,但信使(Thubten Samphel)卻私下警告嘉樂頓珠情勢險惡,切莫落入陷阱,隨後又有3次召回嘉樂頓珠回藏的企圖皆被嘉樂頓珠所拒。(本書第7章)

嘉樂頓珠1949年5月從上海經香港飛抵印度後,嘉樂頓珠的小舅父(母親的小弟)到葛倫堡會見嘉樂頓珠,詳盡說明「熱振事件」的經過,並说明如果嘉樂頓珠回拉萨將會危及達賴及其家族包括嘉樂頓珠本身的安全。 當時達賴地位岌岌可危,謠傳可能将被噶廈罷黜,嘉樂頓珠又聯絡不到拉薩的家人親友,其焦虑可想而知。 嘉樂頓珠回憶:「這些權力鬥爭極度野蠻殘酷,西藏統治者無法無天、多行不義。 即使我在葛倫堡,也常聽到逮捕、謀殺、抄家的消息,親近熱振活佛與我家的人們受困,我感覺無能為力,我不願回到如此險惡的環境,因而進退兩難,滯留印度。 」(本書第9章)

從1949年5月至1950年春的嘉樂頓珠滯留印度期間,由於他是達賴二哥的身份,嘉樂頓珠成為轉信的中介。 當時美國、印度、新中國都急於聯絡西藏噶廈政府。 但是嘉樂頓珠透過Thubten Sangbo設立在葛倫堡的電報台,以電報的方式发發送給噶廈的五則通信,均無回應。 其中美國政府一則與印度政府二則,都各呈送秘信給噶廈,表達願意提供援助,帮助噶廈對抗共產黨;而人民解放軍總司令朱德也透過嘉樂頓珠的岳父朱緩光轉信 (二則)給噶廈,表示願意和平解決西藏問題,希望噶廈能組團來北京談判。 然而於1949年7月8日突然發生「驅漢事件 」,噶廈突然決定驅逐國民政府蒙藏委員會拉薩辦事處所有人員,國民黨與共產党都表示反對,西藏情勢愈發混沌不明,盛傳解放軍即將進軍西藏。 當印度尼赫魯政府第三度送信給噶廈而沒有回應後,嘉樂頓珠决定親自前往北京聯絡中央政府。 (本書第7章)

嘉樂頓珠說:「我前往中國的計畫是不顧一切的行動,那是夢想、願望,我祇是懷著希望向前飛奔。現在回顧以往,我不知道當時我到底做了些什麼,但是我真的認為中國能够幫助落後的西藏。」(本書第10章) 當時拉薩親友失聯,嘉樂頓珠知道達賴處境艰难,但无法瞭解详情。嘉樂頓珠內心深處是否懷著向中央政府求援的意願? 就像熱振的部屬益西楚臣等尋求解放軍幫助一樣。
歷史的發展常常是曲折的。親英的達紮下臺,親漢的達賴上臺,但到1959年達賴卻因反對民主改革而叛逃,嘉樂頓珠與達賴先後由親漢轉為親帝,達賴集團遂轉化為藏獨的領導中心。 西藏封建農奴制的崩潰使得歷史呈現飛趯式地發展,對立面迅速轉換,立場瞬息改變,常有大趯進或大趯退的戲劇化場景。 達賴與嘉樂頓珠的父親當初因為支援親漢的熱振活佛而被害,嘉樂頓珠、達賴與達紮集團之間存在著殺父之仇,但後來為了所謂藏獨大局(政治利益),嘉樂頓珠與達賴放下了父仇,又與宿敵達紮餘黨如夏格巴(Wangchuk Deden Shakabpa)等和解(本書15章)。 這段歷史對藏獨、嘉樂頓珠與達賴而言是尷尬的,因此嘉樂頓珠對解放回大陸的動機祗是大而化之、輕描淡寫地簡單總結為「希望中國幫助落後的西藏」。 達賴集團在西藏歷史的進程中連續大趯退,由改革而反改革,由反帝而親帝,主要的原因就是跟隨部分頑固封建農奴主「反民主改革,反社會主義」的立場,沒有順應歷史潮流而繼續進步。。

杜繼平在《統獨左右問題的上下求索》文中指出:「台獨史觀右派的代表作王育德的《苦悶的臺灣》與左派的代表作史明的《臺灣人四百年史》都是主觀唯心論的產物,都是先有獨立的念頭,再回頭去史料堆中剪裁拼湊,建構出符合台獨立場的歴史敘述。 」又說:「正如考茨基批判某些政客出於政治動機玩弄歴史時所說的:『第一、他們也許會企圖完全依照現在的模樣以鑄造「以往」,第二、他們也許會力求依照目前他們目前的政策需要以觀察「以往」。 』」藏獨偽造歴史的手段也和台獨類似,也是為了目前的政策需要而曲解、偽造歴史。 本書可以說是藏獨宣傳品,其中大量的敘事都是以今釋古。 超過半世紀的歴史變遷後,西藏農奴制已經消滅,分佈於印度、歐美等地的達賴集團上層許多已經從舊封建農奴主轉化為新資產階級(印度仍然存在著半封建制),同時藏獨也企圖拉攏改開後西藏的新生藏族資產階級,藏獨的階級基礎也相應地逐漸由封建農奴主階級轉化為資產階級,因此藏獨也必須重新偽造歴史、建構新的資產階級藏獨理論。

杜繼平在《做一個理直氣壯的左翼統一派》文中透過批判何六九的三篇左獨文章,詳實地闡述了九十年代中期部分臺獨派系的臺獨理論從「血緣論民族主義」轉化為「公民民族主義」的發展過程,並且科學地以辯證唯物主義與歷史唯物主義徹底分析了馬克斯主義與民族主義、愛國主義的辨證關係。杜繼平在《跳蚤「左派」的滿紙荒唐言-評陳芳明的所謂左翼臺灣史觀》一文中更是透徹地批判了陳芳明基於史明《臺灣人四百年史》的偽臺獨文學史與臺灣史。藏獨理論的內容與發展過程與臺獨理論不同,但也同樣類似病毒進化般地繼續發展以適應新形勢,已經逐漸從封建農奴主的藏獨理論轉化為資產階級藏獨理論。 「老藏獨」不懂也不敢運用的概念如「民主」、「人權」、「自由」、「平等」、「博愛」等,已經在「新藏獨」的論述中大量出現,然而過去藏獨頑固維護封建農奴制的歷史卻鐵證如山,以致有些藏獨企圖從根本上否定封建農奴制的存在,謊言越編越大。
嘉樂頓珠在石文安的「幫助回憶」下,總是「忘卻」過去堅持封建農奴主立場反對民主改革的歴史事實,而開始以資產階級民主派自居,並且常運用西方保守派或自由派的論調來評古論今。其實中國共產黨領導的西藏民主改革正是具有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性質的、以西藏無產階級為主體並聯合其他西藏人民的新民主主義革命,被當時代表反動封建農奴主的藏獨堅決反對甚至發動武裝叛亂對抗。藏獨是西藏人民的壓迫者、加害者,但是當前藏獨不止否認過去對抗民主改革、反對解放農奴的立場,更曲扭、顛倒西藏曆史,儼然以被壓迫者、被加害者的保護者自居,道貌岸然地如此代言:「西藏歴史上根本不存在封建農奴制,近現代西藏社會的基本與主要矛盾就是藏漢民族矛盾,藏獨領導藏族反抗漢族壓迫。 」石文安基本上就是如此「引導」 嘉樂頓珠來回憶,而嘉樂頓珠卻常常有意無意講了些實話,或透露了些真相,以致引起石文安不滿,石文安在本書的後語中所提及的與嘉樂頓珠的矛盾,大多起因於嘉樂頓珠不願過度偽造歴史不夠反共反華,以致石文安失望之餘遂自行論證或引用其他史料來「揭發」 嘉樂頓珠「昨是而今非」 、「是非不分」等,並將嘉樂頓珠的「有問題」的敘述分為三類,即「證據不足」、「推理錯誤」、以及「與其他文獻不一致」。 石文安居然比嘉樂頓珠這個正牌「藏獨」更「藏獨」,這大概是嘉樂頓珠始料未及的。 嘉樂頓珠除了後悔與美國合作搞藏獨外,有沒有後悔與美國學者合作共寫回憶錄呢?

次年1950年3月,噶廈與中央政府談判的代表團才珊珊來遲,代表團先與嘉樂頓珠聯繫,然後開始與中國駐印度大使袁仲賢談判。 當時嘉樂頓珠對談判不抱希望,對新中國滿懷期待,想回大陸發展,遂與妻女離開了印度。

當時在大陸,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新中國成立,農奴主集團已經無法偏安一隅,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歷史洪流猛烈衝擊著西藏,然而以攝政達紮為首的保守買辦農奴主集團卻負隅頑抗。 前往拉薩勸和的青海代表團於聶榮宗境被扣,想往拉薩勸和卻受阻於昌都的格達活佛也被害。 在印度的噶廈談判代表團與袁仲賢談判失敗後,解放軍即發動昌都戰役(1950年10月7日至11月8日)擊敗藏軍後,昌都總管阿沛·阿旺晉美投降。 藏軍戰敗後,逃到亞東的噶廈內部的改革派趁勢發動政變,支援達賴喇嘛親政,攝政達紮被迫辭職。 1951年2月,新上臺的達賴喇嘛任命阿沛·阿旺晉美為首席代全權代表,帶領西藏代表團赴北京全權處理和中央人民政府談判事宜, 1951年5月23日,西藏代表團在北京與中央政府簽訂了《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關於和平解放西藏辦法的協定》簡稱《十七條協定》 (本書11章)。

話說西藏解放前的1934年,以藏軍總司令龍廈為首的噶廈改革派「吉求貢吞」(即「求幸福者同盟」)就曾經試圖進行改革,但卻失敗,龍廈被捕,被判剜去雙目,永久監禁。 龍廈親漢(所謂龍廈反漢親英的說法不實,系栽贓手段),主張三民主義,三民主義本質上是發展資本主義的綱領,在當時舊西藏的封建農奴制下是進步思想。 但是當時龍廈改革的訴求非常溫和,尚未達到三民主義的高度,並沒有立即主張改變西藏的封建農奴制以發展資本主義,更未提出解放農奴的訴求,只是希望能在舊體制內逐步改良,首先組織民眾大會反映民意,並且改善噶倫選舉制度,這種改革本質上是不觸動貴族根本利益的改良運動,但已不見容於保守勢力。

1950年4月嘉樂頓珠皆妻女離開印度飛抵菲律賓馬尼拉後,本來計畫經由與澳門回大陸,但馬尼拉的葡萄牙大使館拒發去澳門的簽證,他們一時被困在馬尼拉,臺灣中央社的一個記者將嘉樂頓珠介紹給當時國民黨駐菲律賓的代表沈建,沈建建議嘉樂頓珠去臺灣見蔣介石,他們只好去了臺灣。 蔣介石夫婦熱烈歡迎嘉樂頓珠,但由於擔心嘉樂頓珠回大陸,一直未核准他的出境證,嘉樂頓珠只好透過在臺灣認識的美國友人寫信給美國總統杜魯門,而得以離開臺灣先前往美國(本書12章)。 這是嘉樂頓珠回大陸前第一次欠下的美國援助之情。

1951年10月嘉樂頓珠先飛往美國華盛頓,和大哥土登晉美諾布(Thubten Jigme Norbu,他與達賴共同的大哥)會面。 當時土登晉美諾布在「美國自由亞洲委員會」(American Committee for Free Asia)邀請下,已經居留在華盛頓郊區Fairfax,Virginia的一個農莊裡數月,相伴的有司機、助理以及一對從前在四川藏區活動的傳教士夫婦,主要的接待者是 Robert Ekvall,他曾經隨傳教士父母在安多(Amdo)地區生活多年, 熟悉嘉樂頓珠的母語安多方言。 在華盛頓和嘉樂頓珠接頭的多半是國務院官員,國務院提供了嘉樂頓珠4年的史丹福大學獎學金。 因此嘉樂頓珠搭乘火車前往旧金山,先和「美國自由亞洲委員會」旧金山辦事處的主任艾維(James Ivy)見了面,又參觀了附近的史丹福大學。 後來嘉樂頓珠才知道,這個以後改名為「亞洲基金會」(Asia Foundation)的組織實際上是剛成立不久的中情局(CIA)的一個附屬機構。(本書12章)

嘉樂頓珠後來決定回大陆而不上史丹福大學。(本書12章)由嘉樂頓珠這躺美國行,可以看出中情局牽線、部局的精密、仔細、深入,以及具有前瞻性,懷着遠見,而不求立即回報。 嘉樂頓珠回大陸前在美国初次與中情局外圍組織的接觸互動,是不是後来他政治立場轉變的重要原因之一呢?

嘉樂頓珠於1951年底先從美國飛回了印度,然後經由陸路越过西藏、錫金邊界返回拉薩。當時西藏的政局非常尖銳複雜,達紮餘党仍然掌握部分實权,许多保守的封建農奴主反對《十七條協定》,優心忡忡地注視大陸其它地區正在進行的民主改革,更害怕未來在西藏必然將實行的民主改革。 《十七條協定》第十一條明確規定:「有關西藏的各項改革事宜,中央不加強迫;西藏地方政府應自動進行改革,人民提出改革要求時,得採取與西藏領導人員協商的方法解決之」。第十一條蘊含著未來實行民主改革的必然性,也就是說民主改革必然要進行,封建農奴制一定要廢除,但希望能以和平漸進的方式、經由協商來進行。 然而後來歷史的發展卻證明:西藏當時的階級矛盾屬於無法調和的對抗性矛盾;保守貴族敵視未來的民主改革,而百萬農奴卻對農奴解放與土地改革的期待却日益高漲。 嘉樂頓珠會站在那一邊呢?

嘉樂頓珠本來希望能夠在西藏推行類似國民黨在臺灣實施的土地改革,以「減租,公地放領,耕者有其田」三步的漸進土地改革,來調和階級矛盾,避免農奴鬧革命,向資本主義過渡,並鼓勵舊貴族轉化為新資產階級。 達賴也初步贊成嘉樂頓珠的想法,然而後來嘉樂頓珠和達紮集團餘黨保守的噶廈部長魯康娃(Lukhangwa)與羅桑紮西(Lobsang Tashi)商談時卻遭受強烈反對。 天真、浮躁且具有貴族意識的嘉樂頓珠沒有能力在錯縱複雜的政局中开创新局面,反而受到保守貴族的影響而被说服,放棄改革理想,由親漢轉向親帝,認同以「反對漢族壓迫」為包裝的反民主改革逆流,積極參與魯康娃和羅桑紮西所主導的「人民議會」(People’s Council)活動。(本書13章)當時保守的封建農奴貴族主要以民族仇恨、封建迷信來煽動、迷惑、裹脅部分落后的群眾,還不懂资产阶级的「自由、民主、人權」口号。 西藏和平解放初期,還沒有進行民主改革,舊贵族仍然主导噶廈,封建農奴制尚未廢除,百萬農奴還沒有解放,對百萬農奴而言,「共產黨」與「解放軍」才是代表「自由、民主、人權」的力量。

西藏和平解放,是達賴地位的轉危為安、達紮集團失勢的主要因素,共產黨挽救了達賴的政治地位,達賴深有感恩之心。 這也是嘉樂頓珠本來對新中國存有好感、並期待共產黨帮助西藏改革的主要原因。 然而,嘉樂頓珠1951-1952年在西藏從「親漢/改革」轉變為「藏獨/反動」的心路歷程為何? 嘉樂頓珠自傳語焉不詳、欲蓋彌彰,但以階級觀點來分析,脈絡就非常清晰了。 達紮集團代表保守反動的親帝封建農奴主集團,反映了殖民地封建農奴制經濟基礎,而噶廈內的改革派代表著開明貴族的力量,属於封建農奴主的自救運动,但其改革仍然屬於舊民主主義的範疇,由於西藏資本主義尚未發展,资产阶级还没有形成,因此西藏噶廈改革運動的階段尚未超过清朝时內地舊民主主義革命时期的地主阶级自救運动「洋務運動」的階段,還未到達舊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的反映民族資本主義經濟初步發展的「變法維新」的程度,沒有提出發展資本主義及建立資產階級民主的綱領。 但解放前內地新民主主义革命已星火燎原,革命的熊熊烈火豈能不蔓延至西藏,平措旺傑的「西藏共產主義運動」、格達活佛擔任副主席的「中華蘇維埃中央博巴自治政府」等星星之火,反映了革命力量已滲透西藏社会,預示了不久將來的西藏新民主主義革命。解放後西藏農奴社會孤立中國西南一隅,不斷被內地新民主主義浪潮猛烈衝擊,革命因素在西藏社會內部不停增長。量變產生質變,因此西藏的民主改革,不可能停留在舊民主主義、舊三民主義的程度,必然會實行新民主主義,新三民主義,然而新民主主義又是通向更未來的社會主義過渡階段。噶廈內的改革派願意與西藏人民共同走在一起多遠呢?

嘉樂頓珠的轉變反映了噶廈改革派的動搖性及不徹底性,噶廈改革派的政治理念僅處於舊民主主義、舊三民主義的層次,嘉樂頓珠的底線是臺灣五十年代的土地改革。臺灣土地改革是在白色恐怖的基礎上實施的,即實施戒嚴法,先清除左派勢力,再由上而下進行資本主義改造,其目的是鞏固反共親帝的威權體制,阻斷通向社會主義的道路。而西藏新民主主義時期的民主改革和臺灣土地改革的本質相反。 新民主主義反封建的民主改革並非是為了鞏固資本主義,而是要為將來過渡到社會主義作準備。 因此在廢除封建農奴制、解放農奴的關頭,改革派產生分化,一部份原本開明的貴族開始走向反面,結合頑固維護封建農奴制的舊勢力,反對民主改革,與其說他們害怕即將到來的西藏新民主改革,不如說他們更畏懼未來的西藏社會主義革命吧!
嘉樂頓珠所推崇的臺灣土地改革,類似日本、南韓的土地改革,這種在帝國主義監控下的土地改革,僅有進步成份祇是「結束地主的土地所有制、確立農民的土地所有制」雖然取得農民支持,並在臺灣與南韓促進了資本主義原始積累,但卻抑制了左翼農民運動、強化了反共威權體制,這種土地改革和新民主主義的內涵完全對立。 換句話說,保守貴族們與嘉樂頓珠並非不懂新民主主義,但卻是站在反改革、反共的立場上來理解的。 嘉樂頓珠的所謂改革是為了保護貴族利益,止於資本主義,反對「從新民主主義過渡到社會主義」,嘉樂頓珠後來知道臺灣土地改革模式在西藏行不通,便退回維護封建農奴制的反動立場,結合過去的政敵達紮集團餘黨,與百萬農奴為主的西藏人民對抗。嘉樂頓珠說:「他們(註:指當時西藏共產黨與解放軍領導)表示如果我支持他們消滅反對派即所謂『反動貴族』的努力,他們也會在政治甚至軍事上支持我。他們也希望我能促使達賴喇嘛合作。他們的真正目的是消滅西藏政治菁英。」(本書13章)。魯康娃與羅桑紮西反動立場倒是始終如一,自始就鐵了心維護舊制度、舊勢力,老謀深算,肆機而動,並且引導幼嫩的嘉樂頓珠走上反共反華親帝的反革命道路。魯康娃與羅桑紮下臺後,嘉樂頓珠決定出逃印度。
1952年、中央政府希望嘉樂頓珠率西藏青年代表團進京、參加中國青年代表大會、然後加入中國青年代表團出席維也納的世界青年大會、但嘉樂頓珠卻透過印度駐拉薩領事 S.N. Sinha, 聯絡印度總理尼赫魯 (Niheru),然後找藉口離開拉薩、取道山南偷渡印度 (本書14章)、這正是後來達賴出走印度的路線。回到印度後, 嘉樂頓珠再次寫信給杜魯門要求美國説明藏獨, 同時也寫了一封類似的信給蔣介石。嘉樂頓珠回憶: 「我的妻子幫助我給美國總統杜魯門寫了一封信, 描述了西藏的政治狀況、西藏人民的苦難和達賴喇嘛的困境。我希望美國施以援手那是一封很短的信, 只有兩三頁長。那時我們沒有要求過武器或者軍事援助, 儘管當時在西藏已經出現了武力反抗。我們希望美國能夠運用它的影響力, 勸說中國從西藏撤出他們的軍隊。那時候在很多人眼裡, 美國是如此強大, 無所不能。 」(本書15章) 嘉樂頓珠從未收到杜魯門回信, 向美國提出的要求當時也未得到任何回應。嘉樂頓珠已經體認到: 「親美」比 「親英」更有 「前途」, 解放前達紮集團的親英政策已經 「跟不上形勢」, 因此積極開始推動親美政策。嘉樂頓珠儼然將成為藏獨與美國之間的主要仲介, 藏獨的新的 「親美」 領導班子也隱約地開始孕育, 等到達賴出逃後就基本形成。不過後來在60年代,嘉樂頓珠透過居住在葛倫堡的英國學者 Marco Pallis (嘉樂頓珠認為疑似間諜) 引介,去英國倫敦會晤了MI6局長,試圖尋求援助,但被以「英國力量不足,已經退出蘇伊士運河以東」之理由婉拒。(本書18章)。
杜魯門雖然未回信。但後來於1954年,中情局開始第一次透過土登晉美諾布與嘉樂頓珠取得了聯繫。 嘉樂頓珠回憶:「我的哥哥土登晉美諾布安排了我與中情局的第一次正式會面,他當時居住在日本的一個喇嘛廟,1954年中情局與他聯絡,要求他把我介紹給中情局在印度的一些官員。 當時身份不明的美國人經常到大吉嶺和噶倫堡來探訪我,想要知道西藏的情況,並對我表示美國對西藏的關切。 但是他們從未提供任何實際援助,他們往往使用假名。 尼赫魯曾經說過葛倫堡是一個間諜窩 ( Den of Spies ),我所見過的美國人裡肯定有一些來自中情局。 」隨後在土登晉美諾布的引見下,嘉樂頓珠去加爾各達會見了中情局站長泰瑞女士(Miss Terry),交談中泰瑞也提起嘉樂頓珠給杜魯門寫信的事。(本書18章)

嘉樂頓珠回憶: 「但直到1956年霍斯金斯接替(John Hoskins)站長職位後,中情局的援助才開始落實,當時西藏的反抗運動已經擴大,中情局打算訓練一些自由戰士 (Freedom Fighter),成為無線電發報員和遊擊隊員,霍斯金斯希望我介紹一些西藏戰士給他,我樂於從命。 」(本書18章)從此中情局開始全面支援藏獨武裝叛亂。 美國曾經要求達賴公開向美國求援但被拒絕,中情局也並未因此而停止對藏獨的支援。

由於二十世紀五十年代美國和印度關係緊張,中情局在印度邊城西裡古麗以南的東巴基斯坦境內(現在的孟加拉國)的一個廢舊機場上設立轉運站,受訓人員由此轉飛到塞班島 (Sai Pan)、美國本土柯羅拉多州的 Camp Hale、尼泊爾木斯塘等地的訓練基地。 受過訓練的特務隨即被中情局安排的飛機空投西藏特定地點,隨之空投的還有用於聯絡的可隨身攜帶的無線電臺以及其他必要的武器裝備。 無線電臺傳回的消息經由中情局在印度的機構轉送華盛頓,成為美國瞭解西藏情形的最重要管道。 1959年3月,達賴在拉薩動亂前夕匆促決定外逃,這個消息正是由中情局所訓練的特務使用無線電臺通知華盛頓以及新德里。(本書21章)

嘉樂頓珠強調:「與中情局的一切合作都不曾告知達賴喇嘛,達賴喇嘛從未參與西藏的武裝鬥爭,或任何有關中情局的決定,美國政府也從未從他那裡得到任何請求。 達賴喇嘛的宗教訓練禁止他允許使用暴力,他仍然形式上在十七條協定的約束下與中國人合作。 」不過石文安卻指出:達賴對於中情局支援藏獨武裝叛亂,不但知情,而且鼓勵。

藏獨叛軍給美國的不僅是有關於西藏內部情形的消息。 1961年,藏獨叛軍在西藏西部通往新疆的公路上伏擊了一輛解放軍卡車,截獲了一批解放軍內部的活動公報。 這些文件提及了當時蔓延全國的大饑荒、饑荒中軍隊及普通人面臨的巨大困難、解放軍內部矛盾、解放軍與藏族民兵之間的矛盾以及當時中國與蘇聯之間日益激化的矛盾。 據嘉樂頓珠回憶,一部分報告當中還包含中國領導人對美國與臺灣的估計。 嘉樂頓珠說:「然而,我們卻從未保存這些檔。 它們立刻被送往華盛頓中情局總部,我所保有的唯一一份文件是關於達賴喇嘛逃亡時被殺的藏人人數。 」(本書21章)

1962年中印邊界戰爭爆發、中印關係惡化以後,印度開始與美國一起參與訓練藏獨叛軍的行動中,嘉樂頓珠推斷:「印度是為了下一次再與中國爆發戰爭做準備」。 這使得接受訓練的藏獨叛軍數量驟然從數十人增加到數千人。 1964年印度情報部局、藏獨流亡政府和中情局還曾共同組建過一個情報辦公室。 這個機構的所有情報都來自藏獨叛軍定期伏擊軍車、監聽西藏境內的電話、電報和廣播所收集的資訊,而分析得到的情報則由三方共用。 然而儘管藏獨付出了如此之多,但來自中情局的援助並不充分。」(本書21章)

嘉樂頓珠回憶: 「西藏反抗運動的過程中,共有8支經過中情局訓練的隊伍被空投到反抗力量強的地區,大部分都會隨後再空投武器、彈藥、無線電和其他軍用裝備的,但中情局所提供的武器裝備比起中國無窮盡的武器供應,就像海洋中的一滴水。 中情局供應根本從未足夠過,我的助理拉莫才仁曾經對所有的供應,包括槍支、子彈、手榴彈、無線電等,作了一份詳細的統計報告。 山南地區兩萬五千戰士只獲得了大約七百支槍,安多地區的五千戰士大約獲得了五六百支步步槍,有個地區的兩千戰士大約只獲得了兩百至四百支步槍 。 大多數槍支老舊而過時,是二次大戰的剩餘裝備,或繳獲的中國武器,所有中情局供應的裝備都不是美國產,他們不想留下美國涉入西藏事件的任何證據。從軍事觀點來看,西藏抵抗軍不可能有勝算。

我仍然相信,如果中情局給我們足夠的武器,反抗運動是有可能獲得機會的。 如果我明白中情局的支援有多麼少, 我就不會送那些年輕人去訓練。 毛澤東不是唯一欺騙了西藏人的人,中情局也同樣。 」(本書21章)
從西藏民主改革的歷史就可瞭解嘉樂頓珠的所謂「毛澤東欺騙西藏人」其實根本就是藏獨反誣中央政府的彌天大謊。《十七條協定》第十一條明確規定 「西藏地方政府應自動進行改革、人民提出改革要求時、得採取與西藏領導人員協商的方法解決之。」但是保守貴族控制的噶廈根本無誠意進行改革, 不願意推動解放農奴、土地改革以順應歴史潮流。保守貴族在廣大農奴期待的改革政策上毫無作為, 坐視甚至支持少數反動封建農奴主組織、發動、擴大叛亂, 直到1959年藏獨悍然撕毀《十七條協定》、發動全面武裝叛亂後, 民主改革才與平叛鬥爭同步進行, 西藏的新民主主義革命才在百萬解放農奴的支持下進入第二階段的民主改革。歷史的發展清楚地說明: 其實是達賴集團抗拒民主改革、欺騙西藏人民,。

嘉樂頓珠總結與中情局的合作關係:
我這一生,唯一悔恨的一件事就是與中情局的關係。 起初,我真的相信美國人會帮助我們的獨立戰爭,但是最後我認識到,事情並非如此單純,由於我的一廂情願使我被誤導了。 中情局的目的根本就不是西藏獨立,而且我不認為美國人真的想帮助我們,他們只是想製造麻煩,并利用藏人來製造中國和印度之間的誤解與不和。 最後他們終於成功了,1962年的中印邊境戰爭就是一場悲劇。

1959年西藏人起來反抗是因為他們被中國人壓迫,他們怨恨中國人試圖摧毀他們的傳統生活方式。 他們起來戰鬥是因為憤怒與絕望,他們並沒有真正相信他們能夠驅逐中國人,他們並未想過後果,很多人從來不認為他們能夠勝利。 當時我們絕望地需要援助,因而認為中情局能夠帮助我們。

我們與中情局的合作激怒了中國人,給了他們藉口發動針對反抗軍與西藏人民大規模的報復,成千上萬的西藏人因此被殺。

我與中情局的關係,沈重地壓迫著我的良知,我已經保持了幾十年的沉默,但是現在我必須說出真相。 我們與中情局的合作是錯誤的,我們不應該接收中情局的微量援助。 如果我們沒有與中情局合作,如果我們不要中情局只願意給予的不充足援助,中國人就沒有理由殺掉那麽多西藏人,我們與中情局的合作,導致了太多無辜者的死亡。 中國人不僅殺死我們的人民,也試圖扼殺我們的文化。 我們與中情局的合作,促成了西藏文化的徹底毀滅,這個事實帶給我劇烈的痛苦,許多年來像鬼魅般糾纏著我,壓在我良心上。 我無法從心中去除這些事,我有罪。 這是我巨大的悔恨。 」(本書34章)
嘉樂頓珠的所謂「傳統生活方式」就是封建農奴制下的生活方式,而所謂「摧毀傳統生活方式」豈不就是改變封建農奴制下的生活方式,如果不「摧毀傳統生活方式」,土地改革如何進行?農奴怎麼得到解放? 除了頑固封建農奴主與少數受到欺騙或裹脅的群眾外,絕大多數農奴都仇恨在所謂「傳統生活方式」下被奴役、被壓迫、被剝削,渴望翻身解放,建立新的生活方式。

嘉樂頓珠的所謂「扼殺我們的文化」更是頑固封建農奴主的偏見。西藏文化在封建農奴制下暮氣沉沉、無法全面發展,雖然在人民尤其是廣大勞動人民千百年來的奮鬥下,積壘了美麗豐富的文化遺產,但其中也包含了大量封建糟糠,文化成為農奴主的專利、人民的枷鎖。 不破不立,祗有打破農奴制,西藏文化才會復興,才能吐故創新、開花結果、蓬勃發展。

藏獨是否被美國與中情局欺騙與出賣? 答案當然是絕對完全肯定的「是」。 其實美國從頭一開始就出賣了藏獨。 美國早已評估過藏獨成功的可能性微乎其微,所以美國援助藏獨的真正目的並非真正要支援西藏獨立。 而是如嘉樂頓珠後來所領悟出來的: 「美國要在中國內部製造動亂,並且挑撥印度與中國的關係。 」反觀臺灣,臺獨其實也早就已經被美國出賣。 美國早已評估過臺獨成功的可能性微乎其微,美國之所以援助臺獨的真正目的並非真正要支援臺灣獨立,而是要在中國內部製造動亂,鼓動兩岸人民對抗,並且挑撥中國與日本及其他周邊國家的關係。

程早霞在《美國中央情報局與中國西藏》一文中引述嘉樂頓珠的話: 「美國總統艾森豪曾經派人來說, 達賴喇嘛若能逃出西藏, 他們一定會支援西藏的獨立運動, 會支援達賴到爭取到獨立的那一天為止。美國曾說他們在軍事、金錢上都會支援, 這點美國人答應過很多次, 1950、1951年答應過, 1958年又答應過, 說絕對會在經濟、軍事上支援, 會一直支援到西藏獨立、達賴喇嘛返回西藏時止。」然而這些承諾都是沒有記錄的口頭傳話, 所以只是私下的、權宜的、無約束力的個人表態, 並非美國政府的外交聲明或正式簽定的協定、條約。

梅·戈爾斯坦 (梅爾文·道格拉斯) 在其著作《西藏現代史, 卷2, 暴風雨前的平靜》第5章「美國的干預」中, 清楚地指出美國政府對美援的立場。他說: 1951 年5月29日, 美國駐印度新德里大使館的一等秘書弗雷澤·威爾金斯 (弗雷澤) 與夏格巴 (旺楚克 Deden Shakabpa) 在加爾各答進行了會談, 夏格巴告訴威爾金斯他是達賴派來的, 想確認美國到底能夠為西藏提供什麼樣的具體説明。夏格巴提出了六個具體的問題, 其中第四個問題是: “如果達賴喇嘛離開西藏後, 當時機成熟到能夠組織藏人反抗中共入侵時, 美國願意提供貸款和軍事援助嗎?艾奇遜指示亨德森如此答覆:" 美國準備視西藏內部政治、軍事情勢發展的情況而提供有限的軍事援助, 包括輕型武器, 而且援助的可行性還要看印度的態度。美國的援助要視西藏內部抵抗的情況而定, 只有西藏自己能夠抵抗時, 美國才能提供有效援助。如果西藏內部抵抗力量徹底崩潰, 外部世界提供的支援是徒勞的。西藏政府反對侵略的強硬態度會激勵世界支援其立場, 反之, 西藏的投降會伴隨著其他地方失去對它的興趣。但是如果西藏從一開始就堅持抵抗, 將會有助於印度政府態度的改變。西藏人最近是否就提供武器及允許經由印度運送 (武器) 與印度進行了接觸如果是, 結果如何?梅·戈爾斯坦的敘述來自美國國家檔案局 (美國國家檔案館) 的國務院電報紀錄。由國務院檔案可以看出: 美國社會的核心哲學思想是實用主義, 提供美援的動機是利益考量, 美國政府本身就是跨國壟斷資本的代理。因此美援就像跨國企業的企劃案, 以美國統治集團即壟斷資本的利益為指標, 基於投資報酬率來計畫、實行、評估。因此美國援助藏獨也必然會時時考量西藏內部、周圍及整體國際環境的發展, 評估援助的績效怎樣?付出與收回的比例如何?值不值得繼續投資?當前美國對臺獨的援助也是如此, 臺獨祗不過是美國跨國資本討價還價的籌碼。杜繼平在《從世界體系的觀點看臺獨運動的過去與未來》文中論及「孫立人事件」的段落即指出:「美國隨時會因其國家利益犧牲它的棋子」、「『出賣』在美國的歷史記錄中不是什麼新鮮事!」

風雲詭譎, 爾虞我詐。美國不願公開援助藏獨, 藏獨也不願公開地接受美國援助(本書18章)。美國與藏獨的軍事合作一直祕密進行。雖然後來因為保密不周, 而變為 「公開的祕密」,更因為近年來美國援助藏獨的前中情局及軍事人員的回憶大量公諸於眾, 以及藏獨頭面人物包括嘉樂頓珠回憶錄陸續問世, 美國與藏獨的軍事合作已經被證明是歷史事實。

西藏封建農奴制度的地契、文書被燒毀,數百萬農奴獲得翻身解放

民主改革與平叛
「別夢依稀咒逝川,故園三十二年前。

紅旗卷起農奴戟,黑手高懸霸主鞭。

為有犧牲多壯志,敢教日月換新天。

喜看稻菽千重浪,遍地英雄下夕煙。」──
毛澤東《七律·到韶山》

美國軍事援助藏獨叛亂的效果究竟如何呢?

嘉樂頓珠承認:「反抗軍在組織上所面對的困難是巨大的,雖然戰士們受過中情局的遊擊戰訓練,但訓練時的類比情景與西藏境內真正的戰爭大不相同。 當時西藏社會秩序混亂,大批民眾逃難,盜匪蜂起,解放軍到處撲滅盜匪、重建秩序。 」(本書21章)如嘉樂頓珠所言,藏獨叛軍的行徑是否類似盜匪呢?

嘉樂頓珠又說:「解放軍有廣泛的情報網與良好的通訊能力,能夠避免被突擊,又可以透過空中偵察,進行協調作戰。 而我方通訊能力不足,戰士們分散各地,協調不足,無法互相配合,所以必須時時處於備戰狀態,疲憊不堪。 」、「反抗軍雖然有時受到保護,但有時又被群眾報告給解放軍。 」嘉樂頓珠又談到叛軍食物匱乏:「偷取食物會被當地群眾獵殺。 」解放軍廣泛情報網的建立必須依靠人民,為什麽那麽多藏族群眾願意提供情報給解放軍,而叛軍卻卻無法建立情報網,而被分割孤立呢?為什麽叛軍無法從當地群眾得到糧食接濟呢?藏族群眾支援平叛,而叛軍卻陷入人民群眾的汪洋大海。 為什麽西藏人民不支援藏獨? 嘉樂頓珠解釋說:「因為對方善於宣傳。 」然而原因僅僅如此嗎? 難道藏獨沒有進行宣傳? 為什麽藏族群眾願意聽信解放軍的宣傳? 為什麽藏族群眾願意支援解放軍平叛?因為叛軍屬於西藏人民的對立面,叛軍是封建農奴主的還鄉團,違反以翻身農奴為主的廣大藏族群眾的根本利益。 毛澤東在《關心群眾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一文中指出:「真正的銅牆鐵壁是什麼? 是群眾,是千百萬真心實意地擁護革命的群眾。 這是真正的銅牆鐵壁,什麼力量也打不破的,完全打不破的。 反革命打不破我們,我們卻要打破反革命。 在革命政府的周圍團結起千百萬群眾來,發展我們的革命戰爭,我們就能消滅一切反革命,我們就能奪取全中國。 」

克勞塞維茲在《戰爭論》中指出:「戰争是政治的繼續。」毛主席在《論持久戰》中進一步分析:「『戰爭是政治的繼續』,在這點上說,戰爭就是政治,戰爭本身就是政治性質的行動,從古以來沒有不帶政治性的戰爭。」、「但是戰爭有其特殊性,在這點上說,戰爭不即等於一般的政治。 『戰爭是政治的特殊手段的繼續』。」、 「政治發展到一定的階段,再也不能照舊前進,於是爆發了戰爭,用以掃除政治道路上的障礙。」、「障礙既除,政治的目的達到,戰爭結束。 障礙沒有掃除得乾淨,戰爭仍須繼續進行,以求貫徹。」、「因此可以說,政治是不流血的戰爭,戰爭是流血的政治。」民主改革 (1959-1965) 是當時西藏的主要政治鬥爭,而平叛戰爭是民主改革的延續,也是西藏整體階級鬥爭的最高形式,反映了西藏人民與農奴主階級之間矛盾的激化。
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築、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的矛盾運動推動西藏歷史發展。 西藏的社會制度從九世紀晚期到十三世紀經過數百年的演變,從吐蕃時期的奴隸制發展為政教合一的封建農奴制,而形成領主莊園制度的農奴社會。 梅·戈爾斯坦在《西藏現代史(1913-1551)-喇嘛王國的覆滅》書中指出:「在西藏,社會和政府奠基於宗教目標與行為淩駕一切的價值系統之上。 」、「宗教的權力和特權及大寺院在阻撓進步方面發揮了主要作用。 」、「宗教和寺院集團是西藏社會進步的沉重桎梏」、「正是由於全民族信教和宗教首領執掌政教大權這一因素,導致西藏喪失了適應不斷變化的環境和形勢的能力。」
白皮書《西藏民主改革50年》指出:「西藏封建農奴制發展至二十世紀已經日趨沒落,生產關係已經嚴重阻礙生產力的發展,上層建築變成經濟基礎的桎梏。 西藏封建農奴制在解放前已經瀕臨崩潰,社會發展停滯不前,矛盾重重、危機四伏。 封建農奴制度的殘酷壓迫和剝削,嚴重窒息了社會的生機和活力,使得西藏長期處於停滯狀態。」並具體指出生產關係限制生產力發展的現象: 「直到二十世紀中葉,西藏社會仍然處於極度封閉落後的狀態,現代工商業和現代科技、教育、文化、衛生事業幾乎是空白,農業生產長期採用原始的耕作方式,牧業生產基本採取自然遊牧方式,農牧品種單一退化,勞動工具得不到改進,生產力水準和整個社會的發展水準極其低下。」也敘述了階級矛盾激化的現象: 「廣大農奴饑寒交迫,生存維艱,因饑寒貧病而死者不計其數。 拉薩、日喀則、昌都、那曲等城鎮中,乞丐成群,到處可見滿街要飯的老人、婦女和兒童。 農奴反抗封建農奴主的階級鬥爭日益激化,廣大農奴為擺脫絕境不斷發動請願、逃亡、抗租、抗差和武裝反抗。」劉洪記,次仁央宗的《西藏城市居民: 拉薩魯固居民的調查報告》也証實了舊西藏人民極端嚴重的貧困現象。 曾經擔任舊西藏噶倫的阿沛·阿旺晉美更指出:「大家均認為照老樣子下去,用不了多久,農奴死光了,貴族也活不成,整個社會就得毀滅。」
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 1950年10月7至11月8日,解放軍進行昌都戰役擊敗藏軍。 1951年5月23日,以阿沛·阿旺晉美為首的西藏代表團與中央政府在北京簽訂了《十七條協定》(《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關於和平解放西藏辦法的協定》),完成了西藏和平解放,中國新民主義主革命在西藏取得勝利。
西藏新民主主義革命是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組成部份,然而有其特殊性,和中國內地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進程不同。 西藏新民主主義革命是分為兩步走的,先反帝,再反封。 從和平解放到民主改革前是西藏新民主主義革命的第一階段, 社會的基本矛盾雖然也是農奴階級和農奴主階級的矛盾,但主要矛盾卻是西藏人民與帝國主義的矛盾。 陰法唐指出 : 「1950年,中共中央和毛澤東主席命令人民解放軍進軍西藏、解放昌都和爭取到的西藏全區和平解放,標誌著西藏民主革命的開始。 如同全國一樣, 西藏民主革命的任務也是反帝反封建兩個方面。 但在西藏進行的新民主主義革命卻是分為兩步走的。 因帝國主義對西藏的侵略, 攫取去許多特權, 且利用挑撥離間, 培養親帝分裂分子,破壞西藏與祖國的關係和西藏內部的團結,包括上層統治階級在內的西藏人民都深受其害,西藏從解放軍進藏到平息叛亂和進行民主改革前, 社會的基本矛盾雖然也是農奴階級和農奴主階級的矛盾,但主要矛盾卻是西藏人民 (包括不含親帝分裂分子在內的農奴主) 與帝國主義的矛盾。 驅逐帝國主義侵略勢力出西藏,一切對外事宜由中央人民政府統一處理,反對親帝分裂主義,就成為那時民主革命的主要任務。 因此西藏民主革命的第一步是,先反帝,暫不反封,首先把西藏從帝國主義侵略奴役下解放出來;第二步才是反封,爭取西藏農奴的階級解放,但也是待第一步任務基本完成而又條件成熟時再進行,將他們從封建農奴制度的桎梏下解放出來。 因此,就其性質來說,西藏的民主改革實際上是民主革命的第二步,仍屬新民主主義革命。 」1959年買辦封建農奴主集團發動全面叛亂後,西藏的新民主主義革命才進入民主改革、反封建與平叛的第二階段。

根據《毛澤東關於西藏民主改革的認識與決策》敘述:

西藏和平解放之初,由於當時的歷史和現實條件的制約,《十七條協定》不可能馬上全部實行。 西藏人民雖然從帝國主義的桎梏裡解放出來,但廣大農奴尚未完全從封建農奴制下完全解放,雖然受到內地新民主主義革命成功的鼓勵,越來越多的農奴開始覺醒,但尚未完全組織起來,農奴主的統治雖然動搖,但舊思想、舊習慣依然影響部分落後群眾。 因此中央人民政府並未立刻推動民主改革,也沒有馬上廢除農奴制度,而是希望能夠爭取到開明貴族的共同合作,有步驟、有計劃、和平漸進地逐步終止農奴制、解放農奴、進行土地改革。 《十七條協定》(1951年5月23日)簽訂當天下午,毛澤東在與進軍西藏的十八軍軍長張國華談話時指出:「在西藏考慮任何問題,首先要想到民族和宗教問題這兩件事,一切工作必須慎重穩進。 」1952年4月6日,毛主席在《關於西藏工作的方針》中指出:「西藏至少在兩三年內不能實行減租,不能實行土改。 」他還就執行《十七條協定》問題強調: 「當時沒有全部實行協定的物質基礎、群眾基礎和上層基礎,勉強實行,害多利少。 」他指出:「只做生產、貿易、修路、醫藥、統戰(團結多數,耐心教育)等好事,以爭取群眾,等候時機成熟,再談全部實行協定的問題。 」(《毛澤東西藏工作文選》這就是說要等待時機,時間拖得愈久,實行協定的理由就愈多,同時積極創造條件為實行協定作準備。
根據《西藏工作文獻選編(1949~2005)》敘述:
1956年西藏自治區籌委會成立之際,全國社會主義改造即將基本完成,鄰近西藏的幾個省的少數民族地區已開始或準備改革。 西藏工委也認為,當時西藏已經進入一個可能進行和必須著手進行民主改革的新階段,並提出要在昌都和日喀則地區重點試行民主改革。 對此,中央於1956年9月4日指示西藏工委:「西藏實行改革的條件還沒有成熟,我們的準備工作也絕不是一兩年內能夠做好的。 因此,實行民主改革,肯定不會是第一個五年計劃期內的事,也可能不是第二個五年計劃期內的事,甚至還可能要推遲到第三個五年計劃期內去。 」這是中共中央第一次提出西藏民主改革可能不在第二個五年計劃時期進行,也就是說西藏民主改革至少在1962年以前(即指示提出的六年內)不進行,為此後確定西藏「六年不改」方針奠定了思想認識基礎。 同時,中共中央也指出,「等待不是消極的,相反的必須積極地進行工作。 從現在開始到進行改革這個期間,必須抓緊上層統一戰線、培養藏族幹部、發展黨員和團員、扶助群眾生產、盡可能地改善群眾生活(包括減輕某些負擔)和逐步使自治區政權民主化等項重要環節,努力作出成績,以便為改革做好準備條件。 」
根據《毛澤東西藏工作文選》敘述:
西藏和平解放以來, 分裂勢力的騷亂就一直不斷, 武裝叛亂從局部蔓延, 至1959年3月10日全面爆發, 使得西藏 “六年不改" 方針不能再繼續執行下去。毛主席在確定西藏 “六年不改" 方針的同時, 已估計到了改革的另一種可能性。毛主席指出: 「如果受外國指揮的反革命分子不通過協商而一定要通過反叛和戰爭破壞十七條協定, 把西藏情況打爛, 那就有可能激起勞動人民起來推翻封建制度, 建立人民民主的西藏。」西藏發生全面武裝叛亂時, 正在武漢的毛主席於3月12日指出:「 照此形勢發展下去, 西藏問題有被迫 (這種 “被迫" 是很好的) 早日解決的可能。」
1959年5月8日《人民日報》首版刊登拉薩7日電:

大標題為:「摧毀反動的黑暗的野蠻的農奴制度,建立民主的幸福的社會主義新西藏,西藏百萬農牧民迫切要求民主改革」

文中說:「一九五六年七月二十六日,拉薩北部地方有六十五個農民聯名寫信給達賴喇嘛,急切的要求民主改革,信中說:

『我們都是種地的農民,比任何人更焦急地盼望實行改革,真不知用什麼話來形容心裡的高興。我們擁護改革,並且要求越快越好。』 」
根據《十七條協定》第十一條 「西藏地方政府應自動進行改革、人民提出改革要求時、得採取與西藏領導人員協商的方法解決之。」保守貴族控制的噶廈根本不願自動進行改革,現在人民提出改革要求了,怎麼辦?

1956年農民上書要求實行民主改革、廢除農奴制度的事件,標誌著部分進步農民的政治覺悟與組織程度已經上昇至質變點,雖然仍然還有群眾尚未覺醒或尚未完全覺醒,但在共產黨的教育、組織與領導下,農奴階級的整體的政治力量正在逐步積累,民主改革的動力即將超越質變點,西藏人民進行新民主義主革命的客觀條件與主觀意志正在強化。1959年反動派發動全面武装叛亂時農奴階級的整體政治力量已經足以對抗保守貴族。
民主改革與平叛是西藏新民主主義革命的第二階段,農奴階級和農奴主階級的矛盾上昇為主要矛盾,主要矛盾就是基本矛盾。當時西藏階級鬥爭分為兩大陣營:無產階級領導的西藏人民,其中包括愛國的進步貴族,西藏人民的對立面是以保守農奴主為主的反動派。民主改革是西藏人民在共產黨領導下對抗農奴主階級的階級鬥爭,西藏無產階級即農奴階級是領導階級。 而中國共產黨西藏工作委員會所領導的西藏黨組織,包括藏族共產黨員與藏族幹部,是西藏無產階級的先鋒隊,領導西藏人民包括愛國的進步貴族進行民主改革。 當時頑固封建農奴主集團已經在帝國主義的支援下全面發動武裝叛亂,因此民主改革與平叛同時進行,平叛到那裡就民主改革到那裡,民主改革到那裡就平叛到那裡。 民主改革與平叛是在廣大的翻身農奴支援下進行的,既反映農奴階級和農奴主階級的矛盾,又反映了西藏人民與帝國主義的矛盾,以阿沛·阿旺晉美等為代表的進步貴族加入西藏人民陣營,強化了反封反帝統一戰線,而1959年反動派發動全面武装叛亂並挾帶達賴出逃印度(本書19章)後, 達賴集團成為藏獨領導班子的主要組成部分。
藏獨屬於西藏人民的對立面。西藏平叛戰爭 (1959-1962) 與一切革命政權的平叛戰爭的性質相同、是一場革命戰爭、人民戰爭、也是一場尖銳、錯縱複雜的階級鬥爭、反帝鬥爭、西藏人民在共產黨的領導下組織起來、全力解放軍平叛、解放軍在以廣大廣大翻身農奴的西藏人民支援下、與美國中情局支援的舊貴族主反動武裝進行艱苦的武裝鬥爭而取得勝利。西藏民主改革 (1959-1965) 後, 封建農奴制度消滅, 百萬農奴解放。
新民主主義社會是半封建半殖民社會通往社會主義社會的過渡階段。杜繼平在《統獨左右問題的上下求索》文中指出:「新民主主義革命是屬於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性質,新民主主義社會只是個過渡階段,而新民主主義的經濟也仍在市場經濟的基礎上運行。 」、「新民主主義經濟正如列寧晚年所實行的『新經濟』政策,都是社會主義經濟因素與資本主義經濟因素並存,兩者處於既聯合又鬥爭的狀態。 」、「要使新民主主義順利過渡到社會主義,政治上,要有堅強的無產階級領導,經濟上,國家要掌握經濟命脈,在工業、商業、金融、交通各個方面佔據制高點,並取得農民支援,鞏固工農聯盟,否則資產階級不可能輕易就範。 中共在五十年代能快速推動對農業、手工業、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在短短七年內完成從新民主主義社會到社會主義社會的過渡,理由在此。 」毛主席指出:「人民民主專政需要工人階級的領導,因為只有工人階級最有遠見,大公無私,最富於革命的徹底性。 整個革命歷史證明,沒有工人階級的領導,革命就要失敗,有了工人階級的領導,革命就勝利了。 」
1965年西藏自治區成立, 標誌了西藏新民主義主革命完成, 西藏革命的發展也趕上內地的革命進程, 開始進入社會主義建設與社會主義革命階段 (1965-1976)。然而西藏新民主主義革命有其特殊性。1951年和平解放前的西藏社會尚未發展至半封建(半資本主義)社會,係帶著奴隸制殘餘的封建農奴制,工人階級尚未形成。更受帝國主義(尤其是英屬印度)牽制,雖然名義上屬於中華民國,但國民政府控制力量薄弱。因此西藏新民主主義革命分為兩個階段,先反帝,再反封,由西藏人民在內地工人階級的領導與協助下完成。其實解放前的中國雖然基本上屬於半封建半殖民社會,但有些地區尚未發展至半資本主義(半封建制),例如西南許多少數民族的封建制(帶著較少資本主義成分),凉山彞族奴隸制,鄂溫克、鄂倫春、獨龍、怒、傈僳、佤、崩龍、布朗、哈尼族的原始公社等。這些漢族的兄弟民族,經過民主改革走社會主義道路的歷程各不相同。
文革期間雖然少部分地區(如丁青縣、邊壩縣 、尼木縣 、南木林縣)的反動派抵抗人民公社化與公有制, 因而發生小規模「再叛」事件。拉薩也發生「造總」與「大指聯」之間的小規模武鬥。但西藏自治區政治、經濟、文化迅速發展,人民生活水平持續提高,西藏工人階級也隨著工業化而初步形成。
1975年9月9日《人民日報》社論《社會主義的新西藏在前進-慶祝西藏自治區成立十周年》敘述:

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空前普及,百萬翻身農奴的社會主義覺悟大大提高。 農牧業區實現人民公社化,做到了糧食自給,畜牧業不斷發展。 工業建立了二百五十多個中小型企業。 新建公路縱橫千里,汽車通達百分之九十七的縣。 文教衛生事業有很大發展。 近二十萬學生進入大、中、小各級各類學校。 一個適合農牧區特點的醫療衛生網初步形成。 人民生活不斷改善,藏族人口不斷增加。 大批民族幹部茁壯成長,參加了各級領導班子。 百萬翻身農奴真正站了起來,當家作主,無產階級專政不斷鞏固。

柳鯤鵬指出: 「毛主席時代, 1959年到1976年, 消滅了西藏的剝削階級, 勞動人民翻身做主人。此時民族關係最好, 官員也最清廉, 西藏與內地聯繫最緊密。在毛澤東思想的號召下, 歷史上首次解決了無人進藏的問題, 被救國救民 “洗腦" 的人進入西藏參加新中國建設。毛主席被藏族民眾供奉為神, 今天也不例外。」

臺灣與藏

「鐘山風雨起蒼黃,百萬雄師過大江。

虎踞龍盤今勝昔,天翻地覆慨而慷。

宜將剩勇追窮寇,不可沽名學霸王。

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間正道是滄桑。」──
毛澤東《七律·人民解放軍佔領南京》
達賴的全稱是「十四世達赖 – 丹增嘉措」, 1935年出生在青海省同仁縣, 1937年在熱振活佛攝政時被選為十三世達賴-圖登嘉措的轉世靈童。達賴與嘉樂頓珠的父親祁卻才仁支持熱振活佛, 屬於親漢派, 即傾向國民黨中央政府的政治力量。熱振活佛派遣嘉樂頓珠去南京學習, 意圖培養嘉樂頓珠成為西藏與國民黨中央政府溝通的人才。後來以攝政達扎為首的親英派得勢, 祁卻才仁與熱振先後被害, 達賴的政治地位與人身安全皆瀕臨危殆。

解放軍進藏、西藏和平解放後, 達扎下臺、達賴親政。達赖對共產黨的解救心存感激,對毛澤東更是充滿愛戴之情,曾經撰写《毛主席頌 – 實語祈禱無壞常樂贊文》。回溯解放前身處險境的經歷,達賴當年對毛主席的感恩、尊敬與崇拜的確是真誠的。
嘉樂頓珠曾經是國民黨員嗎?或許。熱振活佛曾經當選為國民黨中央候補委員, 並且因此而引起親英派不滿。嘉樂頓珠曾經就讀國民黨黨校「中央政治學校」(後來改組為「國立政治大學」) , 求學期間和蔣介石來往密切,深得蔣氏夫婦喜愛。本來嘉樂頓珠、達賴及其家族解放前皆傾向國民黨, 和平解放後又對共產黨有好感。但是隨著保守貴族控制的噶廈與西藏人民的矛盾逐漸深化,嘉樂頓珠出逃印度後又積極從事藏獨叛亂活動,達賴家族的政治立場遂逐漸向藏獨傾斜。
杜繼平在《做一個理直氣壯的左翼統一派》指出:「一九五○年代以後的西藏獨立運動,其起源是達賴喇嘛為首的統治階級不願放棄神權統治與殘酷的封建農奴制,不惜充當美、英帝國主義的反共、反華工具,這與國民黨為維護地主、大資產階級的利益,而依附在美國帝國主義之下反共如出一轍,這已是廣為人知的事實。 」
國民黨與藏獨存在著共同的反共立場, 因此國民黨曾經大力支援藏獨叛亂, 但是後來卻因為蔣介石堅持「中華民族主義」立場,而與藏獨的關係破裂。《蔣介石與達賴集團交往始末》簡略描述了國民黨與藏獨的分合,副標題為「為共同 『反共』走到一起,因 『藏獨』問題分道揚鑣 」。文章也指出:由於國民黨曾經支持過藏獨, 印度和臺灣情報機構自此建立了密切的聯繫。嘉樂頓珠作為中間人的角色雖然早就結束, 但是臺灣和印度的情報合作一直持續至今, 儘管它們已經沒有外交關係。
嘉樂頓珠與大陸中央政府談判失敗後, 於1991年才再度訪臺, 當時兩蔣已經過世, 嘉樂頓珠與李登輝會晤, 互相吹捧、相談甚歡。堅持「藏獨」的貴族遺老與鼓吹「兩國論」的大皇民彼此惺惺相惜, 促成了達賴1993年訪臺。嘉樂頓珠說: 「我們與臺灣的關係, 尤其是與民進黨的關係, 持續良好, 民進黨領袖蔡英文曾邀請達賴第三度訪台。民進黨公開支持台獨與藏獨」(本書23章) 臺獨藏獨從此合流。。

感想
「馬克思主義者是反對聯邦制和分權制的,原因得簡單,資本主義為了自己的發展總是要求有一個盡可能大盡可能集中的國家。 在其他條件相同的情況下,覺悟的無產階級總是堅持建立更大的國家。 它總是反對中世紀的部落制度,總是歡迎各個大地域在經濟上盡可能達到緊密的團結,因為只有在這樣的地域上,無產階級才能廣泛地展開反對資產階級的鬥爭。
資本主義生產力的廣泛而迅速的發展,要求有廣闊的、聯合為國家的統一地域,只有在這樣的地域裡,資產者階級,- 和它在一起的還有它的死對頭 – 無產者階級才能分別團結起來,消滅一切老舊的、中世紀的、等級的。 狹隘地方性的、小民族的、宗教信仰的以及其他等等的界限。」──列寧《關於民族問題的批評意見》

新中國是單一制的統一的多民族國家,實行人民民主專政。 對於西藏解放後的發展前途問題,《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以下簡稱《共同綱領》)中對民族政策問題做了明確規定,指出各少數民族聚居的地區應實行民族區域自治,各少數民族均有發展其語言文字、保持或改革其風俗習慣及宗教信仰的自由。 《共同綱領》清楚地指出:各少數民族除了保持其語言文字、風俗習慣與宗教信仰之外,更必須重視「發展」其語言文字以及「改革」其風俗習慣與宗教信仰。 語言文字本來就是持續發展的,風俗習慣與宗教信仰也非永恆不變。

民族問題的實質是階級問題。 無論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人民民主專政時期」或「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時期」,階級、階級矛盾與階級鬥爭都客觀存在,否定階級鬥爭的「階級鬥爭熄滅論」本身就是針對人民、針對無產階級的意識形態領域階級鬥爭,「階級鬥爭熄滅論」意圖在階級矛盾為主要矛盾的時期,以次要矛盾混淆主要矛盾,不講階級鬥爭,祗片面強調民族矛盾,並以保護民族文化為名,提倡宗教迷信,藉以打擊革命意識形態,復辟資本主義。 堅持「民族問題的實質是階級問題」絕不是簡單地否定民族矛盾的存在,而是要以解決階級矛盾帶動民族矛盾的解決,解決基本矛盾帶動主要矛盾的解決,解決主要矛盾帶動次要矛盾的解決,反而辯證地更能夠客觀地、全面地、深入地面對民族矛盾、解決民族矛盾。 (註:主次,「基本」其實也是辯證關係,「基本矛盾」就是較長期、更廣義的主要矛盾)
汪暉在《當代中國歷史巨變中的臺灣問題》文中指出 :「1949年後, 中共以民族平等為原則推行民族區域自治。西藏政治結構、宗教結構很清楚, 而且解放西藏是由上而下, 完全從外面進去。1950年解放軍進藏, 沒有觸動西藏社會的政治、經濟和宗教結構, 毛澤東對達賴喇嘛、班禪喇嘛說是給他們 “幫忙", 結果1959年爆發了危機。只是在平叛的過程中, 農會才組織起來, 事實上, 只有讓普通農民或農奴通過土地改革加入新的社會進程, 新中國的認同才能真正建立起來。從政治的角度說, 中國大陸土地改革的暴力性程度高, 這是20世紀革命與反革命之間鬥爭的特點, 但是它在創造政治能動性方面要成功得多, 即通過翻身政治, 創造出新的政治主體, 政治認同跟隨著土改過程而轉變。創生新的政治主體並不一定需要暴力, 但對暴力的反思卻不應遮蓋政治創生的歷史。可以肯定地說: 在1980年代以前, 由於土地改革, 中共政權由上至下地推動了一個由下而上的運動, 兩者匯合重構了西藏社會, 奠定了共產黨統治的合法性。西藏土改過程中, 有政策失誤, 也有因幹部水準和作風所導致的嚴重問題, 但在1980年代末期之前, 這些問題並未動搖藏人對於新中國的政治認同。 」
胡耀邦的一系列錯誤政策正是西藏、新疆分裂勢力猖獗的根源, 70年代時的新疆、西藏基本上是安定的,80年代初胡耀邦提出一系列政策後便急劇動盪。 雖然後來得到部分糾正,但已已經動搖社會主義根基、破壞國家民族認同,造成深遠的惡劣影響。 嘉樂頓珠曾經提到:「統戰部的幹部批評胡耀衝動」 (本書29章) 。但是嘉樂頓珠當然不可能以科學的、進步的觀點分析西藏局勢。
杜繼平在《統獨左右問題的上下求索》文中指出:馬克斯與恩格斯對民族問題的看法主要可歸納為以下三點:

一、根據歷史唯物論的觀點,認為在人類歷史發展的進程中,資本主義相對於封建社會是進步的,也是社會主義得以滋長成形的母胎。

二、只要有民族壓迫存在,則被壓迫民族的社會革命即難以進行,因為工人階級必須先在本國內組成一個階級,以本國為鬥爭的戰場。

三、對民族獨立運動的支持不是無條件的,必須對民族獨立客觀上是否有利於無產階級的世界革命來決定對民族獨立運動的態度。

我們站在馬克思主義的觀點與立場,從藏獨運動的歷史應可看出,帝國主義支持的台獨、藏獨、疆獨、港獨都是反動勢力企圖分割勞動人民的陰謀,違背了臺灣人民、西藏人民、新疆人民、香港人民、全中國人民以及全球人民整體的、長遠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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